再／重思小王子：王大閎與他的現代、中國、建築
Rethinking the Little Prince: Dahong Wang and his Modern, Chinese (-ness), Architecture
張晉維 Chin-Wei Chang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巴雷特建築學院．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 Theory, The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王大閎，去了哪裡？
據說他有三個心願：譜一首好曲子、寫一本好 小說、蓋一棟好房子。最後的遺憾，是否始終 沒有落成的登陸月球紀念碑？征服地心引力的 企圖是驕傲，但王大閎的設計卻是謙卑。
要看見月亮必須先經過日落的沉潛，Le Corbusier 飛行家好友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筆下的小王子（原著《Le Petit Prince》出版於 1943）曾經在一天之內看了 四十四次，那豈不是悲傷的人才做的事情？
「我要的是現代的中國式建築」！最情鍾的登 月紀念碑早已束之高閣，王大閎卻在九零年代
末期受訪時仍擲地有聲地拋出這句話，讓筆 者起心動念提出有別於針對個別作品自證式
（self-referral）的形式主義討論，用他最念茲 在茲的三個關鍵詞──現代、中國、建築── 結合文本與經驗資料，提出建築史角度的發 問，做一點理論嘗試，深化對於現代建築（特 別是它的論述跟機構）移植台灣的認識。沒有
這層方法論上的干預，我們難以理解 Antoni Gaudí 或 Adolf Loos 提供了什麼關於現代性 （modernity）的知識光線，以至於 Manfredo Tafuri 和 Francesco Dal Co 訴求階級（class） 的歷史寫作所為何來。
現代 Modern
“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then interpretation was summoned, to reconcile the ancient texts to 'modern' demands.”--Susan Sontag, by which she added to Nietzsche's argument, in her essay “Against Interpretation,” 1964.
坊間對於王大閎的評論、訪談雖不匱乏，但重 複出版的窘況亦所在多有。作為對此現象的一 點基本反應，筆者願意從門檻較低、觸及率更 廣的紙質資料出發：聯合晚報 2018 年 5 月 30 日 A5 版稱王大閎為「台灣現代主義建築第一 人」；聯合報同日 A6 版稱國父紀念館為「台灣
第一棟中國現代建築」。諸如此類藝術史方法
上穿鑿附會的風格（Style，或說式樣）標籤， 「現代」在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時空 條件下需要更謹慎地解讀，然而普遍麻木不仁 的「藉口」就在中國時報同日 A16 版的報導中：
「王大閎……是最直接受到德國包浩斯訓練的 建築師」。大概受限於報章篇幅而無從展開， 抑或記者斷章取義了受訪者說法，光是一個東 海大學校園就足以撼動這些拘泥僵硬的名號：
林澍民、文理學院、貝聿銘（最後一位現代主 義建築大師？）不也是！被 Nikolaus Pevsner 大寫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歷 史地經由美國移植東亞、落足台灣，要害根本 不在於誰（的建築設計）是「現代」、而是如 何「成為現代」。
成長背景相似的 GSD 同窗王大閎與貝聿
銘兩人都非常清楚，建築終究是移植的 （transplanted）專業，華人沒有所謂的 （亦即「大寫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即使在西方它都是特定機構 ／制度（institution）的論述（discourse）建 構。其實他們都受到 Mies van der Rohe 更多 影響，但兩人必須待在 Harvard 而不是 IIT， 才能親炙在當時讓他們最有效「成為現代（to be Modern）」的人、事、（建築）物。這個 脈絡下，卸去形式與技術包袱的路思義教堂， 與他們同學 Philip Johnson 畢業前就在 GSD 附近蓋的一棟向 Mies 致敬的玻璃屋相提並 論，在本質（essence）上有何差異？要成為 現代不分你我，僅僅關乎提供前所未有的設計 措辭（design rhetoric）與空間經驗（spatial experience）：有機環境裡突圍的生硬量體、
合院形制中跳脫的曲線造型，用斷裂（break） 從舊的抽離成為新的（跟過去不一樣的），謂 之現代。
誠然，我們還是無法漠視他們的老師 Walter Gropius，但當年他帶到美國傳授給王大閎、 貝聿銘、Philip Johnson、Paul Rudolph 等
人的早已不是沿襲德國包浩斯早期 Vorkurs 課
程、或被 Klaus Herdeg 在《The Decorated Diagram: Harvard Architectu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auhaus Legacy（1985）》控 訴的「哈佛盒子（Harvard Box）」路線。戰 亂的經歷和在英國與 Maxwell Fry 合作、側重 社會的設計淬鍊，Paul Klee 口中那位高傲專制 的鍍銀王子（Silver Prince）跨越大西洋後，在
GSD 涉及地域／鄉土（regional/vernacular） 取向的教學方法砥礪了王大閎對於「現代的中 國式建築」的野心，絕不亞於貝聿銘畢業設計 上海藝術博物館的雄心ﾠ01。
注意！筆者這裡把上述人、事、物的順序倒述 係為突顯一個事實：Gropius 始終認為 Harvard 的教職（包括寫作出版）只是他實踐之餘的 副產品（by-product），但機構的力量無遠 弗屆，如今我們對葛氏教育家角色的推崇，甚 至超越建築師的身份，也神化了他對王大閎的
「現代化」，甚或「現代形式的包浩斯風格化 （Bauhaus stylisation of modern forms）」觀 點，舉凡報章雜誌上那些，或許他都始料未及。
中國 Chinese (-ness)
“I hope that I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building look Chinese!” --Dahong Wang, written in his letter to Walter Gropius, dated 29th August 1961.
中國第一代（必須說，現代意義上的）建築師 ──楊廷寶、梁思成、童寯等──多畢業自 美國，尤其是巴黎美術學院（Beaux-Arts）最 具代表性的「分校」賓州大學，連貝聿銘在 1935 年都「不免俗」先在那裡待了兩週才轉 學到 MIT。到 GSD（1941-1942）前在英國劍
橋大學念書（1936-1939）的王大閎則提供我 們對於「現代華人建築師（Modern Chinese Architect）」在客觀認識上的另一種凝視。
1949 年共產黨建國之前，留英建築師在中國 的教學與實踐上並未棄權，分別以聖約翰大學 （今上海同濟大學）和五聯建築師事務所（Five United Architects）為主要據點。1947 年回到 母國的王大閎定居上海，和正在聖約翰教書的 黃作燊（1942 年創辦中國第一個仿效包浩斯的 建築系）、陸謙受、鄭觀宣加上都市規劃（urban planning）背景的陳占祥組成五聯，雖不到三 年便因戰事解散，但在台灣還曾留下魏宅和漁 業辦公處兩個設計提案ﾠ02。
王大閎與他這些「成為現代」的嘗試歷歷在目， 身在其地球之旅最後一站土地上的我們，又豈 能自外於歷史的中心？
輾轉經由香港、落腳台灣，1953
年的建國南路自宅是王大閎在台北 開業（大洪建築師事務所）第一件 作品，隔年成功大學「今日建築研 究會」、金長銘的《今日建築》刊
登圖面ﾠ03。過了快十年，他把室 內照片飄洋過海寄給 Gropius 說 道：「我希望我已成功地讓房子
看起來是中國的！」有趣的是， 此話問世十五年前貝聿銘也曾對 Gropius 以文化差異提出挑戰，進 而完成上海藝術博物館的畢業設 計。試問：這兩位華人的現代建築 先驅，為何都在人生的轉捩點，向
（或說「透過」）Gropius 證明自
己足以現代（Modern）、也能夠
中國（Chinese）？他們真正要對
話的，不見得是 Gropius 本尊，而
是這位正宗 Bauhaus 首任校長為
經濟大蕭條後美國帶來的嶄新生產模式，背後所象 徵同樣能救贖紛亂中國的進步價值，旨在與戰後 的美利堅盛世進行接合（articulation），建築成
為最方便的形象工程與社會效果。這個意象化了 的意識形態（imaged ideology）烏托邦之發韌無
非是 Philip Johnson 和 Henry-Russell Hitchcock
在 1932 年於紐約 MoMA 的展覽「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和出
版《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甚或 Sigfried Giedion 在 1941 年的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集結 1938-1939 年的 GSD 講座）》。這樣的提法背後，其實
指涉了更加深刻的命題：他們都有意識地 要把兩個不同的世界，合而為一，邁向不 中不西、不卑不亢、另類的（alternative） 第三條路。
由 GSD 校友創辦、Gropius 領軍的建築
師合作社（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
／ TAC）於 1946 年接受基督教大學在華
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 UBCCC）委託，設
計上海華東大學（台中東海大學前身）， 已畢業的王大閎和貝聿銘成為倚重的 諮詢對象，彌補葛氏先天不足的中國性 （Chinese-ness）研究旨趣。
反觀收藏老子書籍也在赴美前見過李承
寬、對東方文化頗有涉獵的 Mies 可能比 Gropius 給了王、貝更多設計靈感：園 林、木構、合院等最生動的中國元素就成 為建構現代性經驗的材料，在台灣譬如東 海大學，我們開始有「接地氣」的現代建 築史可以書寫。然而，在貝聿銘領軍擘劃 的東海校園於五零年代動土之前，王大閎 的建國南路自宅落成在先，從貝氏紐約事 務所先後來台協助東海建校的張肇康、陳
其寬都曾是座上賓，他們分別（或集體） 在當時建築法制缺席的台灣，營造了什麼 樣中國式的（Chinese）現代建築地景？
被賦予在東海全區合法營造資格的貝、 張、陳以及從中協助的王大閎不受建築執 照審查約束，在當時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勢 （conjuncture）下，確實給了華人世界 一個反覆「成為現代」、演繹「現代中國 建築」的實驗場域。
建築 Architecture
“It is only shallow people who do not judge by appearance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is the visible, not the invisible.” --Oscar Wilde, in hi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 a book remastered by Dahong Wang via his 1977’s “ 杜連魁 .”
1953-1964 是王大閎剛來台創作能量最 豐沛的時期，頻頻提出他對中國現代住 宅的看法。當他自豪地將自宅照片郵寄
Gropius 時也正在進行故宮博物院的競 圖，摩拳擦掌準備兌現他「我要的是現代 的中國式建築」宣言（manifesto）背後 醞釀的真知灼見。以類型、構造與配置探 尋融合西方現代語彙與東方構築文化的意
圖，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中國建築師遍地 開花，就連王大閎知之甚詳的東海校園，
陳其寬也正展開建築系館（舊館）與藝術
中心的設計實驗，讓華人熟悉的空間趣味 與文化想像得以隱身在現代建築的抽象形 式之中，鎔鑄於石，迂迴表意。當年歐
洲雙曲拋物（Hyperbolic Paraboloid ／ HP）形態風行、Eero Saarinen 也帶著優 雅線條抵達美國大顯身手，王、陳的方案 不忘與時俱進，都採倒傘狀結構顛覆地指 涉中國建築的傳統屋頂，並包裹在 Mies 紀念性平面主導下的開放式空間體量。
不過檯面上「中國性」的建築實踐，被黃 寶瑜摘除故宮桂冠的王大閎有待 1965 國 父紀念館一役再度拿到首獎，方能落實， 然「中國官式烏紗帽」的符號隱喻，終 歸仍是抽離主體後、政治斡旋下的建築 「物（object，純粹作為客體、或說對
04 �聯��師事務�成員：陸�受（�右）� 王大�（�中）��作�（�左）�陳占�（� 左）����（�右）
象）」。回首東海大學，假設校園整體作 為一種知識菁英移植的「現代中國建築」
之文化折衷表現、空幻的精神出路，唯同 期完工的路思義教堂堪稱最沒有鄉愁、最 現代的一棟建築。所有固定的東西都煙消 雲散了！用 Marshall Berman 的話來說， 這就是現代性的經驗（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指引著空間的文化形 式（cultural form of space）的轉變，
也關係著空間的經驗方式（mode of experience）的轉變，它們在競爭現代
性（contesting modernity）；又，猶如
David Harvey 用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詮釋 Haussmann 男爵大改
造的巴黎，重點在於充分授權的拿破崙三 世，類似貝聿銘在東海扮演革新南京城市 與「民國建築」的角色。
可惜，從故宮博物院到國父紀念館，王大 閎沒有遇上能與他並肩貫徹「現代中國 建築」、 進步的（progressive）知音伯
樂。小女孩雖然掀起裙子來（友人對國父 紀念館的形容，王頗認同），但面對業 主在建築形式上象徵性霸權（symbolic hegemony）的磨難與妥協，讓他隨即
在 1966 遁入寫作的空門，改譯 Oscar Wilde 《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成為《杜連魁（1977）》， 寄情文學作為隱逸的出路。
俱往矣！如今與其似是而非地說王大閎的 貢獻是台灣現代建築，不如用一個「成 為現代」的計劃（“to-be-modern” project）來理解？當初為何在劍橋師從 他認為不見得是偉大建築家的 Gropius 而非在芝加哥追隨他最景仰的 Mies、 甫返祖國便加入其它留英建築師組成有 TAC 影子的五聯ﾠ04、偕同鳳後三在路思
義教堂營造過程的側翼支援、以及自地自 建或參與競圖的執業模式、甚或面對蔣中 正要他參考太和殿變更國父紀念館設計時 那般說是「推翻滿清」實則「撩撥威權」
的睿智。
爬梳後現代主義的攻擊砲火，倘若八
零年代 Tom Wolfe 的《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1981）》過於激進
（aggressive），則當代建築評論仍須七
零年代 Henri Lefebvre 基進的（radical）
《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1974 ）》
加持解秘（demythification）：空間不
（只）是設計的結果，而是歷史過程中
社會空間的實質生產、權力關係銘刻在 物理維度上的資源分配。Wolfe 所揶揄 從天而降的頭號白色上帝（White God
No.1）、「蒞臨」GSD 執教的 Gropius
早有自覺，初期的包浩斯做法與形式到了 美國，已經難以滿足一個重視產品包裝
形象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對於建築形式
的期待，不發言的零度建築下異化空間
（alienated space）的文化形式本身就
是值得精緻化的商品。
成為現代？一個暫時性的結論
To Be Modern? A Tentative
Conclusion 「我們幾乎有了〔現代〕建築師，卻忘了 在前面早就有過了王大閎」 夏鑄九，為
徐明松《永恆的建築詩人──王大閎》一 書撰序的結語，2007。
美利堅盛世（Pax Americana）在冷戰年
代的時空脈絡下，對政治上被稱為自由中 國（Free China）的寶島台灣、抑或是歐
洲航海殖民者們眼中的福爾摩沙挹注了龐 大的物質支持。有別於東海大學作為韓戰 爆發後美援背景下教育事業中最顯著的案 例，王大閎展開建築現代性上另一道獨特 的地景建構。整體來說，他們的實踐是上 世紀中葉國際強權維繫世界和平與政治秩 序情況下，盛世美利堅版本的現代建築論 述之再生產。
茲此，本文拉開分析性的距離，試圖 發問：王大閎「們」就現代建築的 競爭論述（contested discourse of modern architecture）在台灣之移植 （transplantation）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與歷史意義何在？一個「成為現代」 的計劃於焉浮現，作為理論假說，推 敲王大閎以及東海的貝、張、陳等人 之集體成就，自然在於該論述的制度 化與空間化（institutionalisation & spatialisation）。因此，我們的眼光必
須注視制度移植與空間構築的表意作用 （signification）；亦即，現代性的再 現（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
身處後建築的年代（the age of post-
architecture），我們走過後現代主義（方
法論上是後結構主義）的洗禮，必須試著 對歷史之蝕力挽狂瀾，才有面對移植現
代性的反身能力 (reflexive capability of transplanted modernity) 那麼一點可能 性。
重返全文開頭對於空泛稱謂的疑義，筆者
目前比較認同的王大閎名號是「建築詩
人」，然這無關大多評論者對於他個人生
平或建築形式的指指點點，光看房子的 theoryspeak 終究只是 archibabble ！彷 彿愛麗絲夢遊仙境之前姊姊在湖畔照本
宣科的呢喃碎語，固然留不住「最後的貴 族」王大閎，這裡沒有願意讓小王子馴服 （tame）的狐狸（業主）。王大閎大部 份（若非全部）公共建築的案子都有志難 伸，但抑鬱寡歡的他選擇在人類登陸月球 之前，提前設計（一開始沒有業主的）紀 念碑（1965-1969）ﾠ05。
莫非，就像小王子在第四顆星球 （Asteroid 328）遇見的商人提醒：「在
還沒有人想到之前先想到，就是你的 了！」王大閎把太陽的光芒讓給別人，或 許他有信心留下月亮？於是，寫了超過 半世紀的小說《Phantasmagoria（「幻 城」，王秋華譯，2013）》裡故事的 起點耐人尋味：「西元 3069 年，距人 類 1969 年首次在月球登陸，已有整整 一千一百年。『梅杜莎（Medusa）』，
這艘宏偉的遊艇，以驚人的速度穿越了 四百兆星球組成的天河，自地球駛向太 空。」
理性訓練促使他參透 Richard Dawkins
所謂「科學是現實的詩（science is the poetry of reality）」：我們有幸在達爾
文、牛頓、愛因斯坦之後用前所未有的視 野看待造物的堂奧，這件事本身怎能不令 人動容？目睹滿天繁星，誰不會感到詩情 畫意？王大閎之所以認為登月紀念碑比一
般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範疇的紀念
性建築更有意義，正因為它是為全人類所 建造。這是一個世界主義、四海一家的 （cosmopolitan）的濫觴，王大閎作品
的詩意往往來自這樣謙遜的初衷，《幻 城》裡地球沒有國家之分，戰爭也消失 了，經云「如來者無所來，亦無所去」的 真義，注定被西元 3069 年唯一的統治者
送入太空、踏上目的地成謎旅程的王大 閎，早已心領神會。
如此一來，回到建築，我們才有機會釋 明（decipher）主體性缺席下，建築形
式的創新（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al form）不過是與客體層次上的斷裂 （break）。王大閎始終明白，對我們來 說他作為一位「現代建築師（modern architect）」，根本上是藉由現代建 築及其論述移植台灣時，被賦予了制 度性支持的建築專業者（architectural professional）。
但是，現代建築師其現代性根源必須面對 難以掙脫的自我（self），這件看似神聖
王大閎在英國劍橋大學原先主修機械、 再轉建築，實證主義的（positivistic）
斗篷、實則國王新衣的致命吸引力。貝 聿銘可以放下所有東海建築名份，如今絕 口不提和恩師攜手合作的前身上海華東大 學，唯獨將路思義教堂的影像懸掛在辦公 室門口；另一頭，王大閎則有這麼一篇在 台灣三度出版的「雄心與野心──我的
同窗貝聿銘」短文：「事過多年，這件工 程不知為何最後竟落在 IM 手中。這事當 然使葛羅培斯極不愉快。」此外，他一律
選擇緘默。成為現代？自我實現的是創造
性破壞後不毛的建築荒原、還是東方自身 早熟的文化中，在反省與反觀之後，朝向
圓滿的無我（selfless）之境呢？實績碩
豐的張哲夫回台執業四十年出版專書，竟
以《建築無我（Selfless Architecture，
2017）》為題！寫在 Charles Jencks 用
Pruitt-Igoe 集合住宅的倒塌宣判現代建築
死刑的七零年代之前，Bernard Rudofsky
《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1964）》作為後現代建築破題的起手
式，原來，無我建築的出路，只有在社會 與政治同步創新的前提之下，再次回到人 本身，重建主體與客體的一致性。
創造性破壞是空間的過程，斷裂則是 文化上的表現。「無我」揚棄作者權 （authorship）之後所形構的大乘建築觀 （Mahayana architecture）宣示了現代 性的危機，在二十年前出版的《王大閎 作品集（蕭梅編，1997）》已有蛛絲馬
跡，畢竟能落實的設計終是多方利益折衝 （maneuver）下的產物，身經百戰的王 大閎對此當然是高度敏感的。
儘管如此，有鑑於登月紀念碑是他感到 最滿意、卻未能成真的建築，李宗哲於 2008 再版文選時改以《銀色的月球》命
名，向王大閎致上最崇高敬意。該書收
錄他 1985 一篇為追念錢思亮寫的「談死
亡」提及：「死亡不是滅亡，而僅是靈 拋離軀體時的一閃間。」話說回來，歷 歲逾百的王大閎 1974 就指稱外星系人在 四百年前來地球打過交道，禮尚往來， 說不定此刻他正像小王子在第六顆星球
（Asteroid 330）上追問著地理學家：「稍 縱即逝（ephemeral）是什麼意思？」也
許，他不知道自己一分鐘就是我們十年 功，但凡事王大閎總是能捷足先登的！李 乾朗訪談他時曾問：「您最滿意自己設計 的哪一棟建築？」王大閎答：「下一個設 計！」關鍵時刻，他必然會再度幫助我們 燃起燭火，指點江山，就像小王子遨遊浩 瀚銀河之際，依然惦記著 B-612 號小行 星上驕縱任性的玫瑰。
既然，他對我們仍有眷戀，不妨改寫夏鑄 九對朱濤《梁思成與他的時代（2014）》 的銳利評語做本文結，提擬王大閎對地 球子民的一點回應與期待，也收攏、檢 視筆者在本文希冀傳達的幾個提綱挈領 要點：「你們寫我與我的時代應該受到肯 定，這是必須要做的事的第一步，比起那 些空洞的緬懷和頌揚有意義得多了。這是 華人建築與城市的專業者走出自己的路的 必要一步，這是實踐上的必要一步，也是 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必要一步。然而，你們 始終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 心。1950 年代政治風向下的那些專業者 當然也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之處啊。 雖然，在實踐上的表現我自己確實也不滿 意，但是，你們無緣理解我可是真正有意 願要擺脫資產階級的現代史學的史觀與史 學方法，有意圖要擺脫五四之後的現代知 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偏見，有意圖要超越 西方現代建築的形式主義建構。這是我的 未竟之業。你們不理解我對政治與專業結 合的真誠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從你們 現在的語境與世界觀中曲解了我的用心 吧？」
王大閎繼續他未完成的宇宙旅行，只是剛 離開了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