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激進前的六○年代成長史：鄭鴻生訪談 by apcs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四）：以陳映真為線索

陳光興、林麗雲主訪︱郭佳、陳瑩恩整理

走向激進前的六○年代成長史鄭鴻生訪談

時間 ────────────────

地點 ──────────────────

2015 年 2 月 25 日

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一、出身我是台南人，但在台北出生。那時父親在台灣銀行總行工作，我 1951 年初春生於愛國西路的台銀宿舍。我們家在 1952 年底搬回台南，主要是因為母親想回台南開辦縫紉補習班，父親就申請調回台灣銀行的台南分行。回到台 1

南，住到府前路的台銀宿舍，母親完成開補習班的心願；不到一年又借錢在檨仔林老巷弄裡媽祖廟旁買了一棟平房，作為洋裁教室兼住家。台銀宿舍在孔子廟東側，而檨仔林則在西側，「檨仔」就是芒果的閩南語，前清時期這個地方應該有個芒果林，後來幾經變遷就沒有了。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洋裁學生逐年增加，也為職業婦女增設了夜間班。為了容納更多學生，1960 年春天家裡將原來的平房改建成三樓洋房，將一樓全部作為教室。從此，檨仔林巷弄鄰居的老舊平房接二連三陸續改建樓房，直到我 1975 年出國時都沒斷過。這是我有記憶後的成長所在，我哥哥現 *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NSC 103-2410 -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陳光興、林麗雲；訪談參與人：陳光興、林麗雲、蘇淑芬、劉雅芳、陳瑩恩、陳筱茵、林家瑄；影像記錄：劉雅芳；攝影：劉雅芳。

鄭鴻生（2010）《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台北：印刻。

在還住在那裡。一九五○年代，台南城裡的居民多已是小家庭了，而我父母小時候卻還住在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大家族裡，我父親那一邊是在祖父年輕時分了家，母親那邊也是在外祖父年輕時分家。在台灣像台南那樣的城市裡，大多在日據時期的一九二○年代分家—那是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波，是經濟與家族組織變動很大的時代。雖然分了家，原來的大家族各家之間還是很親密，家族又互相聯姻，例如我母親施家的大姑嫁到陸家，生了兒子娶了賴家女兒，而賴家則娶了我母親施家的堂妹當媳婦。於是在城裡就有很多遠近親戚，經常往來。我想整個台灣的漢人社會都有類似的情況。

二、小學時光我 1957 年上永福國校，走路不到十分鐘。那裡校地不廣，原是清代的台灣兵備道署，唐景崧北上升任台灣布政使與巡撫之前，先在這兒待過幾年，我外曾祖還留下他贈的一幅字帖；1893 年胡鐵花就任台東知州之前，帶著家眷，包括兩歲的兒子胡適，也在這兒待過。我記得小時候校園裡已不見任何兵備道的痕跡，但有一棟胡適的故居或是故址的紀念館之類的。永福是台南市初中聯考升學率最高的國校，競爭對手是赤崁樓旁的成功國校。小學五、六年級為了準備初中聯考，過的日子就是城裡小學的那種所謂的惡補生活。學校上的課全是為了聯考而安排，幾乎只有國語和算術兩科，這是因為當時教育主管為了體恤考生，初中聯考只考這兩科。放學回家吃過晚飯之後，還要到某某同學的家裡去補習，老師還是我們的級任老師，而同班同學也大半都去了。補習完後回到家就可以上床睡覺了，隔天一早起床又是同樣的一天。這樣的教學模式在當時的教育當局與報刊媒體看來是所謂的「惡性補習」，但學校、老師和家長是不會這樣看的。這是學校、老師和家長共同策畫，並且得到台南家長熱心參與的結果，完全不在教育當局的管控中。課後的補習也絕對不怕找不到空間，不能用學校教室，因為督學會來查，但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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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家長爭著提供家裡的空間或空屋子作為補習教室。這幾乎是傳統科舉之途望子成龍的延續，只是現在多了望女成鳳，永福國校的女生考試不輸男生，升學率也最高。因為國校是學區制，家長的參與度很高。比如家長會要求老師對其子弟嚴格管教甚至體罰，所謂「不打不成器」嘛！又因為戰後嬰兒潮帶來學生人數爆增，教室不敷使用，低年級只能上半天課，市政府又沒經費。於是由家長會出面向家長樂捐籌款，將原來的木造平房改建成三層樓的鋼筋水泥教室，因此我五年級時終於能在美輪美奐的新教室上課。而家長有能力出錢為學校蓋新教室，也顯示台灣經濟在一九五○、六○年代之交的成長態勢。

三、民族意識小學五、六年級也是個逐漸開竅的年紀，我記得有個同學家裡有《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些章回小說，這是一般人家不會有的。他的名字裡有個「澧」字，想來祖父應該是傳統讀書人。他把《三國演義》借給我看，開啟了我讀章回小說的一段時光，讀了《三國演義》後，接著自己去買《水滸傳》、《西遊記》與《東周列國誌》等來讀，在那準備聯考的緊張生活中，這無疑給了我一扇透氣的窗口。這些章回小說除了讓我透點氣外，應該也在形塑我的身分意識上起作用吧！ 1949 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開始全面在中小學校實施民族精神教育。這類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時候就已陸續出現在小學課本上，即使零零碎碎，效果還是蠻大的。我記得六、七歲時，一個下著大雨的日子，水溝不通，尚未鋪上柏油的巷子滿是泥濘，我和鄰居幾個頑皮小孩在雨中玩起大禹治水的遊戲；「大禹治水」是我們從學校的不知什麼課上剛學到的故事。然而我要到 1963 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後才真正開始上中國歷史與地理課。原因是前面提到的為了初中聯考，我們在五、六年級時只上國語和算術兩科。因此對很多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而言，升上初中才是完整的中華民族教育的開始。在這之前，有關中華民族的東西在課本上是零零碎碎的，而課外的章回小說與檨仔

林媽祖廟的廟會野台戲倒是比較能與民族精神掛鉤。《三國演義》裡的關雲長與檨仔林的另一座小廟關帝廳裡的關公是同一個人，《西遊記》裡的齊天大聖與廟埕布袋戲裡的孫悟空是同一隻猴子。這些是小時候中國人意識形成的一個現實基礎，都是我們自己的故事，也是可以跟我不識字的祖母溝通的東西。此外，國語片尤其是香港的古裝片在身分意識上也起了不小作用。我父母週末會去看電影，對我母親而言，那是一星期日夜工作下來的少數娛樂，父母經常是看週末晚場；有時也會帶我們小孩去看，當然就看白天的了。他們大多看好萊塢和日本片，我們也跟著看了不少。但有一次讓我印象深刻，我跟去看的竟是一部國語片—李翰祥執導的《貂蟬》。這可能是父母看的第一部國語片，當然也是我的第一部。我清楚記得趙雷飾演的呂布揮舞一把方天畫戟，刺殺董卓的那個驚心動魄的場景。那應該是 1958 年我小一的時候，而那也是李翰祥拍攝的第一部古裝黃梅調電影，可能也是保守的台南人欣賞國語片的第一部。李翰祥接著拍了《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等黃梅調電影，更是轟動，香港的國語片就成了台南市民的喜好。這些電影如此容易融入台南的環境也很自然，那些角色原本就已存在生活周遭，在歌仔戲與布袋戲裡、在電台的閩南語說書節目裡、在廟宇的神龕上，差別只在於方言不同，但無礙於你去認識到講的是同一個歷史故事。

1963 年上了初中，一切課程正常化，是完整的中華民族教育的開始。中國歷史從黃帝開始，接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講下來。中國地理則從有著三十五省—還包括外蒙古—的一張地圖講起。這張中國地圖以其形似而被暱稱為一葉秋海棠，而不是一隻老母雞。然而這張地圖上面的鐵路線縱橫不過數條，稀稀疏疏。可以說，這張地圖是被凝固在 1949 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卻是我們學生用以認識中國地理的基礎。我還記得，少年時候看著中國地圖上稀疏的鐵路線，比較著歐美日等國密集的鐵路網，曾經就在這張秋海棠式的大地圖上，想像著從這城市到那城市連起一條條的新路線來。那

鄭鴻生（2005）〈當落難王爺遇見流離中國〉，《印刻文學生活誌》2005 年八月號，台北：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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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鐵路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設，詹天佑是耳熟能詳的民族英雄。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灣少年的共同記憶。國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對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影響是如此重大，對這世代以後的人生表現處處露出痕跡。當然這樣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當年受過這種教育影響的我們這代人，後來有不少卻走上了台灣分離主義之路。然而不管如何，對活在當年庸俗、自利、謹小慎微的庶民社會中的台灣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確是生命成長的第一個啟蒙力量，是超越利己小我，追求利他大我的一個很給力的教育。當然在不同時代，少年的大我啟蒙可能會來自不同的歷史與社會動力（例如基督教會或階級教育），對不少台灣戰後新生代而言，中華民族精神教育是從小我到大我，自我提升的第一個力量。這個力量成了 1971 年保釣運動的一大動力。然而這樣的民族教育有個明顯的缺漏，那時兩岸是劍拔弩張，互相對

立，我們學到的中國歷史與地理是在海峽對岸那個觸摸不到的「神州大陸」。這個觸摸不到的感覺，這種對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例如，就在那玩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約是念小一的 1958 年春天，學校有次舉行防空演習 —當敵機來襲時，學生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時擔任小排長，除了負責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課桌同學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學時將這排同學整隊帶出校門解散回家。演習在上午舉行，我只聽到老師宣布敵機來襲了，大家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為敵人真的來襲，就糊里糊塗把這排同學整隊帶出學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其中有幾個同學住得遠，還有大半時間可以玩耍，我就把他們帶回家玩彈珠，看漫畫書，以為這就是敵人來襲時我們小學生該做的事。就在看漫畫書、玩彈珠的時候，我們竟也爭論起敵人是否真的攻來了，因為我們也注意到街頭巷尾的大人們一無動靜。記得幾個小鬼頭還在為金門、馬祖防禦堅強，敵人是否過得了那一關而爭辯。接著就是老師發現防空演習的結果是弄丟了一整排同學，趕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帶回學校，繼續上課。關於兩岸還有印象深刻的一次。那時春節過年時台南公園會有很多遊戲小攤位，有一次我來到一個射擊遊戲的攤子，標靶竟是所謂的「匪酋」。我記得其中我認得朱、毛、周等幾個人，這是各種反共標語都會提到的，但是這裡竟然多了一個叫藍蘋的女生，立在那裡也當標靶。我那時納悶匪酋還有女的？當然後來才知道此人是誰。兩岸的隔絕與對立在那幼年時刻就以如此方式銘刻於心。

四、語言與身分小學時期，班上絕大多數是台南人，都講台南口音的閩南語。相對於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國語，我們講的自然就叫「台灣話」；相對於外省人，我們就是「台灣人」。這個「台灣」之名對台南人而言有個具體的歷史來歷，它原是平埔族的地名的漢譯，在整個清朝時期台南這地方原來就叫台灣府，閩南語在這裡形成了「漳泉混」的口音。台灣府直到晚清 1885 年台灣建省，並將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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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台北之後，才改稱台南府。所以台南人會自稱台灣人，講的是台灣話，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外省人從小就零星零星地出現在周遭生活中，鄰居有棟房子租給在大馬路上開鐘錶店的外省人家，不過那家的幼年子弟跟我們玩在一起時也講閩南語。永福國校原先唯有的一個外省胖老師，總是喜歡操著蹩腳的閩南語和其他老師攀談，直到五年級時才有一個外省女老師調到我們學校。而班上總會有一兩個外省小孩，但不突出，大半會講閩南語，是住在城裡的，而不是住郊區眷村的。三、四年級時有個玩在一起的同學講的閩南語跟我們沒差別，後來才知道他是外省小孩。另外就是週末假日聚集在戲院門口操著濃厚鄉音的「老兵」（其實那時他們都還是壯年，並不老），以及在附近街角與菜市場賣起「外省麵」的麵攤主人。但是小學五年級時突然轉來了一批理平頭的外省小孩，都是從南師附小（省立台南師範附屬小學，現改稱台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轉學過來的。那是因為當時南師附小的教學按表操課，也沒課後補習，聯考升學率不高，這些轉學生的家長顯然也為小孩的升學著急。如此我們班上一下子轉進來八、九個，這些小孩大多是來自眷村的外省家庭，也有亞航工程師的子弟，不會講閩南語，是那時我大量接觸到的第一批外省同學。我不清楚當時外省社區發生了什麼時代性的變化，會在一九六○年代初那個節點上紛紛把小孩轉到城裡來。聽不懂閩南語的外省小孩上課沒問題，因為老師還是用國語上課。老師中有一些較年輕的，曾在師範學校受到很好的訓練，講很標準的國語。這個「標準」是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所定下的國音標準，正是如今與大陸標準普通話口音有些差別的源頭。永福國校的這些年輕老師講「英雄」就是「ㄧㄥㄒㄩㄥ ˊ」，「生病」就是「ㄕㄥㄅㄧㄥ ˋ」，「英」與「病」兩字都以很清楚的「ㄥ」收尾。我想後來台灣人講國語「ㄣ」「ㄥ」不分或許是因為國民黨這個江浙人主導的政權，吳語裡面「ㄧㄣ」「ㄧㄥ」是不太分的。閩南語沒這個問題，「ㄧㄣ」「ㄧㄥ」分得特別清楚。我們的老師也有一些是日據時代過來的，國語就不太標準了。老師們閒談時就講閩南語，再加上一些日語和國

語的現代詞彙。我們可以聽到標準國語的另一場合就是前面提到的電影院裡的香港國語片，當然也有台灣自製的國語片，但那是後來的事了。因此台南的這個小學除了老師在課堂上的教課外，是個閩南語的環境。但是有一天老師突然宣布我們從現在開始要說國語，說方言要處罰。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大家的反應是好好玩，然後就亂成一團了。因為平常沒有講國語的習慣，從頭講到尾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變成一種嬉鬧遊戲，大家互相抓對方不講國語的把柄。抓來抓去，結果並沒有處罰，也不可能處罰，因為這是從校長以降，連老師自己都講不好的。我印象很深刻，講方言要處罰這件事在那準備聯考的緊張氣氛下，變成一件很好玩的事，變成一場鬧劇。如此搞了一兩天就無疾而終了，顯然校方只是在應付教育當局某個官僚的餿主意。後來聽到很多我的同輩怨恨當年不講國語被處罰，但卻沒聽到來自台南城裡的人提過，或許台南人自主性較高，對上面政策的抗壓性較強。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差異是從小就在家裡和鄰里的環境中意識到的，而「客家人」則出現較晚。小時候沒聽過客家人，直到我堂姐嫁給一個客家人，他是台南亞航的技術人員，來到我們家卻講閩南語，聽不出差別。後來再遇到客家人是因為我媽的縫紉補習班來了客家人學生。一九六○年代初，隨著經濟的發展，台灣農村有了很大的變化—大概是第一個繁榮期吧，很多農村年輕婦女想要學技藝，不想種田，就來到城裡尋找機會；那一時期加工出口區也開始了，就有不少人來當女工，還有一些來學洋裁。於是為了開始湧來的農村學生，我們家把頂樓的房間空出來當宿舍。那幾年就有了來自屏東客家莊的女生，聚在一起說客家話。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客家話，也才有了較清楚的客家人「聲影」。這些客家姑娘顯然聽得懂閩南語，因為我母親只能用閩南語上課。住在城裡的台南人講的話是如此的同質，而且自稱講的是「台灣話」，所以講「客家話」的人並不被包含在「台灣人」這個範疇裡面，而是「客家人」。台南城裡由於長期缺乏講客家話的人口，所以那時並沒有像台灣其他地方用來與客家話

客家人對比的福佬話

福佬人的稱呼，這種稱呼是直到我到台

北讀大學才聽到。所以台南那時在同一個中國人的大範疇下就有著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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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人的自我身分）、外省人與客家人。原住民是幾乎不存在的範疇，即使中學時有大量的同學從台南與高雄農村地帶來到台南求學，其中應有平埔族後裔，但也都是「台灣人」，因為他們講的都是「台灣話」，雖然帶著農村口音。台南的這種語言的同質性掩蓋了不少東西，後來我才知道台南城裡有不少福州人後裔，包括我們的一戶鄰居，而潮州人後裔也掩沒在這個「漳泉混」閩南口音中。這裡說明一下「漳泉混」。在當時兩岸分斷的體制下，教育當局為了加強台灣人的國家意識，我記得五、六年級時還要求每個學生填寫祖籍。我瞄了班上的那張調查表，發現大部分填的是兩個地方—福建晉江與福建龍溪，分別代表泉州與漳州。這個調查應該不精確，但也反應了台南城人口組成的大概。台南的閩南語口音就是由泉州與漳州這兩種口音混合而成，就是有些音發泉州腔，有些音則發漳州腔。因此台南口音不像其他地方偏泉州（鹿港、艨舺、三峽）或漳州（士林、霧峰、宜蘭），而是兩種混合而成，這應該與其長期作為全台首府有關。

五、初中的啟蒙時光 1963 年我升上初中，就讀台南市立中學。那時的中學教育體制叫做「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應該是在為幾年後九年國教的國民中學做準備。台南市不只一家市立中學，還有市女中、延平、金城、南寧等市立初中，我們這家卻獨占了台南之名，原來它是光復之初設立的唯一市立中學，初中、高中兼備，就像那時的省立中學那樣。這所光復之後台南市自行設立的市立中學，原來位於孔子廟西側的海東書院舊址。海東書院被日本殖民政府拆了，蓋了台南神社外苑和武德殿。光復之後，台南市政府就在外苑（主要是庭園）設立了這所市立中學，但武德殿沒拆，留下來當禮堂。這一處正是我們住的檨仔林地段，因此台南市中的校長宿舍就設在其老巷弄裡的媽祖廟附近。後來因為校地不夠大，就在西南邊城郊空軍眷區水交社的旁邊找到一塊更大的土地，把台南市中遷過去。

為了上學，我學會了腳踏車。每天一早騎上腳踏車，沿著永福路南下，會先經過台南監獄，那堵長長的高牆總是給我不小的壓迫感。過了這堵陰鬱的高牆不久就到了健康路，轉而西下卻是個寬敞的下坡路，很舒服地不用踩踏，滑行而下。這所日據時期蓋的監獄如今已經遷走，改建成大型購物商圈的台南新天地。但在那張有名的老照片上還是可以見識到它的高牆，即是與 1915 年噍吧哖事件有關的一張照片。在照片上被俘的抗日志士在某日清晨，戴著腳鐐手銬與頭罩在這所監獄的高牆邊列隊，準備被日本警察押往法庭受審。將近五十年後，我上初中的日子天天騎過這段路。我們那位住在檨仔林的老校長也天天經過這個路段，不過他是坐在公家的三輪車上。我上台南市中時，學校正在廣闊的校地上大興土木，原來還在舊教室上課，一個學期後就搬到新樓去了，整個校園讓人覺得氣象一新。在我求學過程中，最愉快的經驗就在這裡，我後來的很多觀念也在這個時候形成。求學環境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從小學五、六年級為了準備聯考沒日沒夜地寫作業、考測驗的日子，突然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所有的課程全部按表操課，不是只有國文、數學，還有英文、理化、歷史、地理、音樂、美術、體育、工藝等等，一下子求知的環境變得豐富多了。而且不是只由一位級任老師包辦所有課程，而是由多個老師分別授課。這個改變確實讓你自覺到從懵懂小孩到青澀少年的變化，你開始被當成一個較有自主性的小大人，確實開啟了一條追求自我成長之路。此外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老校長，名叫謝新周，聽說是福州人。他辦學就是按照教育部規定的課程按表操課，上午四堂課，下午兩堂或三堂，降旗典禮之後四點左右太陽還很高的時候我們就放學了。沒有太多功課的壓力，我也不會像其他同學一樣去補習，所以時間很多，可以做很多事。周校長還曾在放學後組織各種體育班，如籃球班、足球班、田徑班等讓學生自由參加。他是屬於大陸渡台的開明自由派，將學校的氣氛搞得十分自在舒暢。雖然三年之後就是高中聯考，其他的初中從一年級開始就在為此準備，搞補習、能力分班，只有我們學校到了初三還是悠哉悠哉，只有到了最後關頭才在降旗典禮之後加了一堂複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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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長對老師也很好，我沒有聽過任何老師抱怨他。初中影響我很大的一個老師跟我講過回高中母校找工作的事：他從師範大學畢業，回到台南市中找工作，上午校長口頭答應給他工作，當天下午他就收到聘書—意思是校長馬上辦妥聘任手續，不容他有送禮的時間。有這麼一個唯才是用的廉潔校長，又有這麼一種開明的辦學態度，自然校內老師就臥虎藏龍了。我們初二、初三的國文老師名叫徐熙，留著花白鬍子，穿著素樸的唐裝，還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他上到古文與詩詞時，總喜歡吟唱，還要同學跟著他一起唱，整個人就是一種古人風貌。他還喜畫水墨，畢業時當場揮毫畫了一幅墨蘭送給我。還有一位教了我們三年數學的老師林龍飛，台南本地人，總是帶著憤世嫉俗的笑容說著嘲諷世俗的冷笑話，但數學教得很好，單靠這個我們班在高中聯考的升學率是全校之冠。剛提到的那個師範大學畢業、年輕有為的老師叫李洪倫，廣東梅縣人，我們現在還有聯繫，他還住在台南。初一時他剛來台南市中教書，教我們國文，初二時他去服兵役（那時只當一年兵），初三時再回校教我們公民課— 他公民訓育學系畢業的本行。他雖不是國文系畢業的，但有豐富的國學與社會科學知識，上課時不太按課本走。初一時教我們白居易的〈長恨歌〉，他可以從頭背到尾，讓我們這些剛上初中的小毛頭聽得目瞪口呆；又教我們王勃的〈滕王閣序〉，興奮地講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讓全班同學一起沉浸在詩詞之美的意境中。這些都是不在課本上的教材。初三的公民課，他會講到一堆課本上沒有的，比如什麼叫「托辣斯」（Trust，壟斷），還有橫的托辣斯和縱的托辣斯的區別等等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他大大提升了我們這些青澀少年的視野。畢業後我還從他那裡借到《阿 Q 正傳》，是鋼筆手抄本。他也推薦我讀一些書，比如陳之藩的那兩本散文集《旅美小簡》與《在春風裡》，以及蔣夢麟的《西潮》等書，其中《西潮》對我影響很大。當過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後來從事農村土地改革，來台後是農復會主委，在台灣的農村土地改革上擔任重要的角色。《西潮》雖然是比較從五四現代化派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但因為他自己從小讀過傳統學堂，有著比較厚實的文化根基，書上所呈現的這

個歷史巨變的細節，不是教科書上可以讀到的，也不是後來殷海光、李敖等人的東西可以涵蓋的。但後來我還是被殷海光、李敖等人吸引過去了。可以說初中生活不僅讓我在身心上有著開始長大的感覺，也是思想世界的一個啟蒙時期，我開始讀很多課外書。

六、政治意識上了初中有了餘暇，我就開始讀報紙。我們家一直有訂報紙，父親沒有固定看哪一家的，記得訂過《公論報》（黨外李萬居辦的）、《聯合報》（我和母親都讀過連載的瓊瑤小說）、《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與《中華日報》（國民黨辦的台南地方報），讀了報就開始會在晚餐桌上發表意見。我在幾篇文章裡提到過 1963 年的周鴻慶事件讓我感到與父親的代間差異，就是跟讀報 3

有關的。而父親那時的沉默不語也讓我印象深刻，後來我在其他地方就用 4

「失語的一代」來形容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我父親那一代人，就是起於當時的那個感覺。父親雖然不談政治，但從他訂報讀報的習慣也帶出一種無言的政治氣氛。他其實是關心的，我還曾從他的衣櫃深處找出幾本《自由中國》。台南人是很有政治意識的，一九五○、六○年代的台南市長就是由國民黨與黨外人士輪流做莊。在城裡街上，一年到頭熱鬧的事只有兩種，一種是廟會，另一種就是幾年一次的地方選舉。台南的黨外人士一向活躍，每到選舉他們的聲音總是最大，除了市長外，民代（市議員與省議員）也總會當選幾個，所以台南人的政治意識就一直被如此培養著。然而這並非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對立，因為國民黨的候選人也幾乎全是台南在地人，而且不乏仕紳尊貴之家出身者。在這種選舉氣氛下長大，不免很早就會關注政治與社會，每到選舉熱 3

鄭鴻生（2013）〈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文化縱橫》2013 年十月號，北京：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鄭鴻生（2007）〈台灣人的國語經驗〉，《思想》第 7 期〈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台北：聯經。

鄭鴻生（2012）《尋找大範男孩》，台北：印刻。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四）：以陳映真為線索走向激進前的六○年代成長史：鄭鴻生訪談

潮，同學間都會談起。接著我讀起柏楊社會評論的東西。會對這個感興趣大概來自偶然經驗，我母親在我小五時給我的一個生日禮物，是一本附上注音符號的《林肯傳》。那時東方出版社出了一套偉人傳的兒童讀物，華盛頓、拿破崙、林肯、愛迪生都有，這個給了我一個很高的追求標竿。於是那時章回小說和偉人傳記是混在一起讀的。我是初中時開始讀柏楊的東西，他那些精彩的評論短文主要登在《自立晚報》，我家沒訂，讀的是已經編輯成書出版的，記得每一本書名都很好玩，像《高山滾鼓集》、《聞過則怒集》等等。這些雜文集談的都是當時的社會現象，拿周遭生活的事情來評論，講得很尖銳，又特別善用一些詞彙，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偏激，卻讓我學到很多。比如他一再指責中國是「醬缸文化」，後來成為人們記得他的標誌之一。又比如他竟然調侃地稱警察叫「三作牌」，就是傳統的「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師」之謂，是儒家對長官如何治理百姓的要求；於是一本書裡到處是三作牌，我原來還搞不清楚在說什麼。還有他批評外省商人「海派」，說他們總是虛張聲勢，卻做不成什麼生意，反而台灣商人勤儉務實，能把生意做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對比，也第一次讀到「海派」這個詞，帶著負面意義出現，後來才知道「海派」其實是說人行事豪爽，還有點稱讚的意思呢。還有一個用詞如今想來不免欷歔，柏楊經常用「西崽」一詞來罵當時他認為是搬弄西方概念來批評自己的社會與人民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在文章裡就跟用三作牌這詞一樣東批一句西崽、西罵一句西崽的；當時我學到的西方觀念不多，但也覺得他罵得好，然而後來我也不免開始學習起一堆西方觀念來了。柏楊是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批中國傳統文化，卻又罵那些西化派；他批警察權力太大，外省商人浮誇，卻在救國團工作，是國民黨自己人，又為不明原因忤逆當道。當然那也是個充滿矛盾的時代，卻是我開始人格成長，擴展眼界的青澀少年時期。除了柏楊的書外，我還讀了不少雜書，裡面就有美國新聞處的今日世界社出版的東西。家裡有一陣子還有印刷精美的《今日世界》這本雜誌（免費贈

閱嗎？），是除了報紙之外觀看世界的一個窗口，當時當然沒有自覺到是個美國的窗口。我又從表哥家借來當時較普及的文學作品與雜誌，像《藍與黑》、《文壇》雜誌，從文學中去認識到大陸一九三○、四○年代被允許在台灣呈現的那一面。在這些雜書中，印象最深的卻是一套《第三帝國興亡史》，這種政治的、戰爭的、歷史的書讓我讀得津津有味。這些書主要是在附近一家「經緯書局」買的，像碰到一個寶庫。在這之前，那些偉人傳記則是在另一家也不遠的「台南書局」買的，這家書局主要賣文具、參考書與兒童讀物。經緯書局就在我家巷口的大馬路中正路上，一個狹長深入的店面，兩邊牆面、桌面放滿了書，中間狹窄通道只要各站一個人就得側身而過。但對我而言那些書可夠豐富了，從初中開始直到上大學，我沒事就經常流連其中，總是能夠挖到一些好書。我的政治知識、社會知識，甚至性知識，很多是從這書店的雜書中尋得。這書店是幾個外省人開的，店面包括樓上兩層起居空間（就是後來所謂透天厝）是向我們一個姻親家租的。

七、國語作為論述語言經營經緯書局的是住在附近為數不多的外省人，像前面提到的在大馬路上開鐘錶行的俞姓鄰居，深居簡出的謝校長，還有巷弄裡我們家對面後來住進來的中正路上一戶人家的外省女婿一家人。對面另一戶李姓鄰居是個歌唱家族，幾個女兒都愛唱歌，其中一個嫁給後來成名的作曲家黃敏，黃敏那時在家裡開設歌唱教室，到了週末就歌聲不斷；另一個女兒參加軍中康樂隊，帶回來一個斯文的外省女婿；還有一個嫁給外省軍官，生了個女兒，到了週末就會看到來探望妻女的這個軍官。在檨仔林的這個老社區，外省人不多，但卻以十分貼近生活的方式出現在周遭。而雖然小五時開始有一些外省同學，也要到上了高中我才開始結交外省朋友。台南城內外省人家如此稀少，課堂之外的國語與大陸各種鄉音也就不多，客家話在街頭巷尾更是絕無僅有—只從我家縫紉班的客家學生聽到，台南口音的閩南語是這裡唯一的強勢語言。上了初中之後，學生大部分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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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人，只是因為來了不少外縣市同學—台南縣與高雄縣的，相較於外省同學的國語，如今在閩南語的台南口音之外多了城外的、農村鄉鎮地帶的口音，但重要的是大家互相還是只講閩南語。我有一次心血來潮想學講國語，沒講兩句就引來同學揶揄說「鄭某某現在都在講國語耶」。這句話除了「鄭某某」三個字用國語外，當然用閩南語說出。很奇妙的是，當我們戰後新生代在小學一年級課堂上，第一次被老師用國語叫出名字之後，我們就這樣連名帶姓以國語彼此稱呼了，直到現在已是花甲之年還是不改，當然綽號與暱稱除外。這樣的閩南語環境就一直延續到高中，而高中的外省同學也沒增多。所以從小學到高中，占絕大多數的本省同學都是用閩南語交談的，然後隨著學到的現代抽象概念越來越多，則慢慢加入這些國語詞彙。雖然日常生活與同學互動的語言主要是閩南語，但讀起書來卻是要用國語的。不僅用現代白話中文寫的東西非用國語讀不行，中國傳統詩詞與古文也只能用國語來讀，因為沒人教你用典雅閩南語來讀，不只學校不教，受日本教育的父母自己也不會。於是國語就自然成了我們這些戰後新生代的思考與論述語言，對於府城青少年而言，這主要就是從閱讀大量的一九六○年代出版的、以現代白話中文書寫的各種圖書，學習而來。對我而言，國語成為面對面交談的語言，是上了大學以後的事。

八、從國家到個人憑著閱讀來學習一種論述語言，除了語言之外主要還是學習到論述內容本身。柏楊的著作、其他歷史或政治的書籍，甚至今日世界社的出版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小學教育所確立的民族精神並不衝突，都有個深藏核心的國家觀念。當時國家觀念這東西是個進步的思想，落後地區之所以落後，原因之一就是人民缺乏國家觀念，這樣的論述不僅是各種報刊雜誌與圖書的基

鄭鴻生（2007）〈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思想》第 7 期，台北：聯經。

調，也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那代人的基本觀念，日本是以整個國家的強盛與進步讓他們屈服的，因此社會要能進步就是老百姓要有國家觀念。這是上一代人對於現代化的基本認知，我小時候經常聽到家族鄰里長輩談起看不慣的落後現象，就會評論說「沒有國家觀念」。台南市的前五任市長，不分黨內外，都是日據時期高等教育出身的仕紳，都是這個追求進步的國家觀念的典型。國家、進步與現代化在那時是三位一體的觀念。這對台灣的戰後新生代影響很大，在言論逐漸鬆綁的一九六○年代，我們這些較有政治意識的同學，因為地方選舉的黨外候選人以及柏楊、《自由中國》等言論的影響，開始會批評國民黨，批評政府，但不批評國家。像高中時期，有同學組織「丹心會」，要「恢復漢唐雄風」，就是這麼的一個表現；而大學時代 1971 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也是在這樣的認識下爆發的。但這是個轉折期，在一九六○年代的思想鬆綁與出版榮景中，《自由中國》系譜的人馬也放手一搏。殷海光提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推崇海耶克；李敖提倡個性解放，大抓渡台學者的歷史把柄，鼓動五四以來的青年崇拜；還有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美國「民主自由」經典。這對我們戰後新生代是個從國家這個大我脫身的大啟示，然而並非退回孩童的小我，而是進到一種個體觀念的世界，對於身心兩者皆爆發式地成長的叛逆期青少年而言，這似乎是時代的默契，也帶來激進思想的萌芽。以個人作為政治與社會上的主體單位，以個人作為哲學認識論與倫理學的存有單元，這種西方啟蒙思想的核心在一九六○年代終於來到了台灣。

隨著年齡的成長，我就在發現李敖、殷海光的興奮中升上高中。初中時的朋友大半是一起玩耍的，其中有些還是我自己沒膽子去混、會被警察局少年組追著打的那種少年幫派。知性較早熟的我那時在班上找不到可以交流知識的同伴，都是自己一個人看書作夢，到了高中卻突然發現了不少。台南一中當時的教育模式並不令人愉快，為了大學聯考，從高一入學開始就能力分班，而且還不只數學一科，英文也分；此外還有軍訓制度。但是這些難受卻

鄭鴻生（2007）〈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思想》第 5 期，台北：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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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了知性之交的同學而得到補償，而且這些知交還形成上下屆的聯繫關係，其中不少人就聚集在「南一中青年社」裡，還會去尋求校際聯盟，與台北建中青年社同學南北串聯。校刊成了這些人大言不慚、高談闊論的空間，而那樣的空間是在一九五○年代開始的民族精神與國家觀念的第一次啟蒙，與一九六○年代的民主自由與個性解放的第二次啟蒙，兩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雖然台南一中的這些文藝青年大半都是本省人，平常言談也都講閩南語，但隨著閱讀書籍而吸收的國語詞彙，尤其是各種抽象理論概念，在討論問題中就不斷增多國語詞彙了。當時的出版物真有一種爆發的現象，除了一九三○、四○年代的大陸作品大量被翻印之外，也開始有不少翻譯作品出現。今日世界社的就不用提了，志文出版社算是異軍突起，介紹新潮的西方思想。於是這時候各色各樣的「主義」開始吸引我們這些知性早熟的文藝青年，這些大半是以西方個人為主體的理念，取代了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的國家觀念，如今成了我們這些知青所追求的新的「進步」思想。所有這些都是以現代白話中文作為其思想的語言載體，作為我們戰後新生代尋求自我實現的語言工具。這個所謂的國語也就成了台灣此後新世代的新母語了。

九、眾聲喧嘩除了閱讀的文字與論述的語言外，青少年還更多地從接觸影音媒體形塑自己的世界。在電視尚未開辦的那個年代，廣播電台是很重要的娛樂與資訊來源，收音機在台南城裡幾乎是家家戶戶必有的設備。小時候我們家聽的都是閩南語電台。中廣台南台有一個節目叫「點心攤」，大約是每天晚上吃完飯後的七點開播，主持人林菁天南地北談各種生活與社會趣聞與要聞，用語文雅，口不出惡言，是台南人的最愛。我哥哥喜歡上西洋古典音樂之後，也找到中廣台南台的一位用閩南語介紹西洋古典音樂的節目，我也天天跟著聽；左鄰右舍則不時傳出文夏、洪一峰、紀露霞的流行歌，以及閩南語的說書。從大街小巷傳出的廣播聲音，不管是談話性的還是音樂台都是閩南語發

聲，直到有一天我父母突然聽起了國語廣播劇，每次節目開始時拉得很長的「崔－小－萍－導－演」的播報聲特別令人難忘。國語廣播與歌唱進入府城社區大約是一九六○年代初年，那時 33 轉黑膠唱片正隨著新式立體音響電唱機的上市而開始大量產製。有一天家裡就添了一台電唱收音機，再有一天父親竟帶回家一張美黛的國語流行歌《意難忘》專輯。《意難忘》這張 33 轉唱片是台灣流行音樂的大事，在那逐漸豐裕的日子據說賣了上百萬張，是台灣流行歌謠用唱片形式進入一般家庭的開始，開啟了新一代偶像歌星的時代，並啟動了蓬勃的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不僅如此，那也是國語流行歌進入一般本省家庭的先聲，尤其進到了台南府城的老社區。 33 轉唱片不僅促成國語流行歌的蓬勃發展，也是各種音樂得以在台灣風行的重要媒介。除了國台語流行歌外，西洋熱門音樂、日本歌謠、西方古典音樂都藉著唱片的大量翻製，與新式電唱機的上市，成了一般人容易接觸到的東西。於是開始有了唱片行這個新行業，每條大街、每個鬧市都會有一家。那時的街頭巷尾真是眾聲喧嘩，即使家裡沒唱機、收音機，生活中也會隨時聽到各種歌聲。

七○至八○年代在美台灣左派刊物《台灣人民》、《台灣思潮》，及九 ○ 年代許登源、金寶瑜以「台灣左派理論研究所」為名合編的《台灣左派理論學習資料選輯》。（鄭鴻生提供）

鄭鴻生（2010）〈從美黛到蕭斯塔科維奇〉，《印刻文學生活誌》2010 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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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沒有網路與手機，家裡裝電話的都不多，電視開辦沒多久，不吸引年輕人。對於當時文藝青少年而言，除了看電影（由此而有了侯孝賢、楊德昌、李安等導演）、聽廣播、買西洋古典與熱門音樂唱片之外，自認為較有意義的課外活動還是閱讀與談論—閱讀、討論、面對面地爭辯，再到書店找書，如此就夠忙了。台南的閱讀風氣算是不錯的，在那出版鼎盛的時期，一家「南一書局」在靠近台南一中的東門附近擴大經營，除了參考書外也擺了很多人文與社會科學圖書。寬敞的店面，兩三層樓的藏書，不只是台南第一，而且號稱比台北重慶南路上的任何一家書店都大，確實那時台灣的出版品夠多而能充塞南一書局的書架。 8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就進入了拙作《青春之歌》走向激進的時期了。

鄭鴻生簡歷 1951.2.5

出生於台北市愛國西路台灣銀行宿舍，父親當時服務於台銀總行，父母皆台灣台南人。

1952 年底

因父親調回台銀台南分行而隨父母遷回台南。

1953 春

母親開設縫紉補習班。

1953.10

父母在檨仔林老城區購置一棟平房作為洋裁教室兼住家。

1955 秋

上台南市立第一幼稚園。

1957 秋

上小學—永福國校。

1963 秋

上初中—台南市立中學。

1966 秋

上高中—省立台南一中。

1968 春

加入謝史朗、邱義仁等組織的讀書會，並結識「南一中青年社」同學，如林載爵、林瑞明等人。

1969 秋

上台灣大學，先讀社會學系。

1970 春

加入錢永祥擔任主編的台大刊物社團—大學論壇社。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聯經。

1970 秋

轉台大哲學系。

1971 春

台大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大學論壇社是發動社團之一。隨後台大校園發生校園民主與社會關懷運動。

1972 秋

接辦畢業生聯誼會會刊《畢聯會訊》，年底台大發生「民族主義論戰」，該刊成為論戰的主要場域之一。

1973.2

台大哲學系老師與同學及相關友人被情治單位逮捕偵訊，是延續兩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之開端。

1973.6

台大哲學系畢業。

1973.10

服兵役入伍受訓。

1974.4

分發至綠島指揮部。

1975.8

退伍。

1975.8

赴美國留學。先讀哲學，一年後轉學電腦。

1980

開始在加州舊金山南灣區一家電腦網路公司上班，當程式設計師。

1980.9

與瞿宛文結婚。

1984.4

轉到芝加哥工作，同時讀電腦碩士學位。羈留美國期間結識許登源、金寶瑜、林孝信、蔡建仁等海外保釣與左派運動者。

1988.10

回台灣，到資訊工業策進會工作，負責大型資訊系統網路的規畫與設計。同時參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的活動。

1995.10

與瞿宛文遊學澳大利亞雪梨一年，回台後從事寫作。

主要著作 1999

《揚帆吧！雪梨》，台北：聯經。

2001

《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2002

《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台北：允晨。

2005

《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台北：印刻。

2006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北：台社。

2010

《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台北：印刻。

2012

《尋找大範男孩》，台北：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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