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by apcs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二）：以陳映真為線索

陳光興、林麗雲主訪︱郭佳、林麗雲整理

「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時間 ──────────────── 地點 ───────────────── 2015 年 1 月 21 日

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青少年時期在台灣的成長經驗林麗雲（以下簡稱「林」）︱談談兒時至小學時期的成長經驗。

葉芸芸（以下簡稱「葉」）︱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幾個月，我出生在空襲中的台北大龍峒，父母親都是鹿港人。父親在老子《道德經》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給我找到一個與他當時心境貼切的名字，另外又給我一個「光復」的小名。成長過程中記憶最鮮明的是我的妹妹，她比我小三歲，是唐氏症患者。她過世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阿青〉，對我的家族生活有比較多的描述。唐氏症的孩子對於一個家庭是很大的負擔。青青生命中的最初幾年，家中大人，特別是媽媽和外婆幾乎以全部的精力在照顧。記憶中有一位穿著白袍的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NSC 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陳光興、林麗雲；訪談參與人：陳光興、林麗雲、陳素香、蘇淑芬、陳瑩恩、劉雅芳；影像記錄：陳素香。

黃小兒科醫師，經常坐著三輪車來家裡出診。當時我們住在一個有大院子的日式房子，爸爸在院子裡種了很多花和果樹。大人們無暇管我，我曾經因為胡亂吃了院子裡掉在地上的芭樂、蓮霧而生病。直到上幼稚園之前，我幾乎沒有玩伴，可能媽媽覺得我太孤僻了，送我去學芭蕾舞。當時有位鹿港同鄉辜雅棽在台中創辦了第一家芭蕾舞學校，她是辜顯榮的弟弟的女兒，也就是辜振甫的堂妹。我那時就愛上了芭蕾舞。小學期間，每個星期有兩三個下午，我自己走路去上芭蕾舞課，途中經過台中省立醫院。大約 1955 年左右，有陣子突然出現很多傷兵（可能是大陳島撤退下來的傷兵？），他們穿著藍色的睡衣在街上閒逛。有回經過時，我突然感覺小腿處一股溫熱，原來是個傷兵蹲在我後面裝狗叫。我嚇得拔腿就跑，回頭看到那穿著藍色睡衣的身影。我心有餘悸，往後只好繞路走小巷子，這是白色恐怖年代成長過程中的記憶。另有一次，上完芭蕾舞課走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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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路上，好像是雙十國慶之前，經過省黨部時，看到一名穿綠色制服的阿兵哥在門口搭牌樓結彩，我一直抬頭看著他，結果摔到大水溝裡。水溝很大、水流很急，我一下子就被沖走，還好那位阿兵哥立刻跳進水溝把我救起來。一前一後，一個嚇我、一個救我，想想好像可以一筆勾銷，只是從此以後，我對制服總有一種奇怪的感受。進幼稚園（台中師範附小）開學的第一天，老師問我叫什麼名字，我竟然哇哇大哭，因為小時候沒有玩伴，很少跟外面的人講話。後來妹妹也來上學，我已經是高年級，妹妹的平衡感不太好，行動遲鈍，課業當然也跟不上，我看到她受同學取笑、欺負，卻不知道該如何自處？那年代並不存在特殊教育（醫學上對唐氏症也所知不多），青青能進小學，因為校長（張錫卿）是爸爸的朋友，老師（何蓁蓁）又是爸爸朋友何集璧的女兒（何集璧跟父親是地方自治聯盟的同志，二二八事件中，他的弟弟何集淮是二七部隊的成員，後來和謝雪紅等人到大陸，到大陸後改名為何建人）。回想起來，小學期間我是被保護得很好的。記得一、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教「說話課」，這位女老師是東北人，給我印象深刻，她穿旗袍的樣子優雅，很不一樣的「大陸風格」，大方樸素。

林︱國中到大學時期的成長經驗呢？

葉︱初中聯考，考上台中女中分校，學校在郊區潭子，須搭火車通學。媽媽不放心，讓我轉到可以走路上學的市一中。中學功課不好，成績每況愈下，後來爸爸把我送到淡江中學，以前叫純德女中，在淡水。第一次離家住校對我衝擊蠻大，剛開始每到晚自習時間就哭，想家。當然過了一陣子也就好了，同時也發現了自由，變得比較獨立。高二插班回台中女中，還是因為爸爸請託安排，我想自己應該是考不上的。初中聯考前，爸爸就不讓我上芭蕾舞課了，一方面是要準備升學考試，另一方面可能爸媽有點緊張。當初送我去學芭蕾舞，大約沒有想到我會那麼投入，他們無法想像跳舞可以作為一個女人的志業吧？那是我生平第一個重

大打擊，當時我一心一意只想要跳舞。很多年一直留著一雙芭蕾舞鞋（已經太小穿不下了），大學時候也選修現代舞課，來美國以後也上過一些即興編舞的課，後來學瑜珈和太極拳。這十多年來，一年要搭十多趟飛機往返於紐約和台灣，我想瑜珈和太極拳對我的體力和身心平衡是很有幫助的。小時候我睡在爸爸的書房裡，四周環繞著書，其中有座書櫃有毛玻璃門並上了鎖，這座書櫃很吸引我。大概是小學三、四年級，我就會打開書櫃找書看，郁達夫的《沉淪》、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和《塔裡的女人》，當然看不懂。後來，爸爸讓我先讀冰心的《寄小讀者》。書櫃裡都是三○年代的文學，印象比較深刻的有魯迅的《吶喊》和《阿 Q 正傳》、老舍的《駱駝祥子》和《老張的哲學》、巴金的《家》系列、林語堂的《京華煙雲》，還有一本美國記者史諾的《戰時蘇聯遊記》。大學時我還把家裡的書偷偷地借給朋友，周夢蝶也向我借過周作人的書。這批書和父親保存的日據下、光復初期的資料已經都捐給了清華大學，遺憾的是，有一套完整的《南音》雜誌，卻不記得是哪位學界朋友借走而遺失了。暑假期間，爸爸教我和弟弟讀古文，有時媽媽和立生（莊遂性先生的小兒子）也參加，讀的是父親最喜歡的《左傳》。年前母親辭世，整理她的遺物，發現她早年用毛筆小楷抄寫的〈赤壁賦〉、〈琵琶行〉等很多古典詩詞，顯然父親對母親的漢文學習是很用心的，父親還教姐姐蓁蓁作詩，我猜想是因為母親和蓁姐是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受教育的緣故。母親常感慨一輩子都在學國語，她是彰化女中第二屆畢業生，是日據下受完整教育的第一代。雖然母語是閩南話，但是上學以後，在學校只可以說日語，不准說母語。光復之後她又要學另一種「國語」—中文。我寫過兩篇白色恐怖年代的回憶：〈陽春麵攤子〉和〈素心蘭與玫瑰〉。從小感覺到，爸媽對底層的人有同情心，也很照顧。爸爸在彰化銀行曾經前後推薦了兩個工友，都是市場裡菜販的小孩，他們小學畢業當完兵後，找不到工作。小學的時候，我家圍牆外搭了一排違章建築，大門口還擺個麵攤子，爸爸對麵攤子特別憤怒，幾次交涉要他們撤走。很久以後才想通，那些人是監視的特務或線民吧？我想爸爸心裡明白，但他什麼也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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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見到蘇慶黎，我們曾經聊到彼此的父親。我的父親從日據時期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活躍人物，經歷了光復和二二八之後的絕望，他只能退守到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在寫日記的欲望都要壓制的歲月，也只能種花了，或許唐氏症妹妹的出生對父親也是一種救贖？讓他專注地照顧一個無辜的小生命。他是個很不典型的台灣爸爸，做很多家事，泡茶、買菜、種花、整理院子、燒洗澡水。我們常開玩笑，爸爸出差大家都不洗澡了，因為我們都不會燒洗澡水。年紀大了，才能想像、理解爸爸的心境，雖然在白色恐怖的時代長大，可是我很幸運，家裡很和諧，這是最幸福的事。大學是非常挫折的經驗。沒好好讀書，或許是沒碰上好老師，或許學校所提供的不能讓我得到滿足。本來考上文化大學新聞系，雖然有興趣，可是因為系上與國民黨《中央日報》系統近似從屬的關係讓我反感。後來我竟然回家跟爸爸說不念了，好像自己在對抗什麼？實在很幼稚。媽媽很擔心，爸爸卻很放縱，沒說什麼。後來兩年考上實踐家專的服裝設計系，還是不想讀，媽媽讓我去念，我才很委屈、勉強地入學。對服裝設計並不是完全沒有興趣，可是除了美學的課程外，其他學科對我不具挑戰。我時常翹課跑到明星咖啡屋，在周夢蝶的書攤看書，那時看紀德的《新糧》、《地糧》，還有《文季》、《歐洲通訊》，認識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家和搞音樂、搞藝術的。六○年代，台中東海大學的徐復觀、陳兼善、梁容若、孫克寬等幾位大陸籍教授，跟我的父親、林培英（櫟社詩人林幼春的兒子）、藍運登等本省籍文化人有一個固定的聚會，參與者共十二人，每個月輪流做東，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這個聚會（後來孫克寬稱之為「中台雅集」）也是件大事。印象深刻的事還有楊逵出獄從綠島回來，第一次到我們家來，我們小孩躲在客廳後面看他。小時候也跟爸爸去霧峰林家、清水楊家，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女士和楊肇嘉的夫人是上一代大戶人家的閨秀，給我印象深刻。此外也會去東海花園看楊逵，去東海大學宿舍看徐復觀。印象更深的是葉陶，楊逵還在綠島時，她常到家裡來賣花、賣菸，不管賣什麼媽媽都會買，也常留她在家吃飯，爸媽都稱呼她「陶姐」。葉陶跟我媽是兩個完全不同典型的女性，葉陶男性化，翹著腳坐著抽菸，粗線條，而我媽媽是優雅的淑女。很小我就知道有政治犯這

回事，知道他們被關在火燒島。後來跟楊逵一起買東海花園土地的合股人要退出，他來找爸爸商量，需要一筆錢買下合股人的部分。那時我在念大學，爸爸已經退休，其實沒有餘力幫忙的。爸爸還是找了豐原客運董事長郭頂順，郭頂順是基督徒，雖然跟楊逵沒什麼交情，還是很熱心拿出十萬，爸爸到銀行再借了十萬，把這份土地的股權買下來。父親和郭先生完全是為了幫助楊逵，並不是土地投資。我的先生陳文典是陳兼善的學生，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的，我們 1971 年結婚，當時他在東海大學當助教。

七○年代的後保釣美國校園林︱你們哪一年到美國呢？當時保釣末期的校園氣氛如何？

葉︱ 1971 年文典到波士頓的東北大學讀海洋生物，後來轉到耶魯大學生物系，博士論文是研究胚胎細胞。最初他沒有獎學金，所以爸爸給我們一筆錢，初期生活就靠我打工，一個月幾百塊美金過生活。我靠實踐家專學的手藝，在服裝店打工。此外，還在哈佛大學博物館的標本室工作，在充滿福馬林味道的地下室，很特別的工作經驗。海洋研究所在波士頓東北角的一個小島（Nahant）上，早年島上住的大略是有錢人家、他們的傭人和漁民，羅斯福總統也有個別墅在島上。有時候大戶人家需要打掃房子，我也去當臨時工。我還在海洋研究所學會暗房技術、電子顯微鏡切片等實驗室工作。七○年代初期美國各大學校園，中國同學的保釣運動已是尾聲。各種認識新中國的活動，不只是中國同學的關心，美國同學延續著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活動，來自南美洲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甚至於西班牙等獨裁政權國家的同學，還有印度、伊朗等地區的同學也都各自有他們的關懷與訴求。訪問過大陸的同學，帶著幻燈片、書籍來跟大家分享。文典有幾個東海的同學很早就訪問大陸，生物系的趙寧、經濟系的徐松沅、外文系的廖秋忠，後來趙寧去了巴西，在亞馬遜河大學執教，徐松沅到大陸創業定居，廖秋忠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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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就回大陸服務。1974 年，父親來美國住了一個暑假，文典的教授暑假到外地大學教課，我們就住在教授海邊的房子。當時波士頓有個康橋書屋（主要負責人都是哈佛的香港同學，名字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有黃賢。），父親買了一堆書，那個暑假他就坐在面對著大海的窗前，讀著《毛澤東選集》、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魯迅《偽自由書》、《淮風月談》、史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和《漫長的革命》、《白求恩的道路》、洪若詩《旅華十五年》、韓丁《翻身》、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金陵春夢》，還有香港的《七十年代》、《明報》、《抖擻》、《大公報》等報刊。我想，那個暑假的閱讀經驗（特別是一些有關大陸的深度報導，比如美國專欄作家 Alsop 的〈總結中國之行〉、日本駐北京記者柴日穗的〈周恩來的時代〉、趙浩生的〈大陸訪問歸來答客難〉，還有王浩、侯榕生等人的報導），稍稍滿足了父親多年來在知識訊息上的飢渴，讓他非常興奮。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灣島上，他渴望了解大陸與外界的世界，唯一的管道只有日本報紙。二二八之後，父親和遂性伯（莊垂勝）都離開省立台中圖書館，遂性伯退隱萬斗六農場，父親轉到彰化銀行工作，任秘書室（兼

人事室）主任和董事會主任秘書，他的一個主要工作是撰寫《彰化銀行史》。當時彰化銀行有訂閱外國報紙的許可，父親能夠閱讀《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並且還有剪報的習慣，我猜想他很可能是銀行裡最後一個看這兩份報紙的人。中日建交時，日本報紙關於中國的報導很多，父親給我看了《白毛女》芭蕾舞劇在日本演出的照片，還有穿著藍色衣服直髮素顏的大陸女性，父親以讚賞的口吻說，女人可以這樣穿著，很樸素也很有尊嚴。 1974 年在美國得到的資訊，給父親很大安慰，當然他也看過很多有關中國的負面報導。離開美國回台灣之前，父親寫過兩封信給林莊生（莊垂勝先生的兒子），信中談論他對大陸的看法，以及對台灣之將來的思考（這兩封信也都收入父親全集）。基本上，他認為中國大陸是有希望的，雖然問題還很多，而台灣唯一的出路是和大陸人民共命運，否則是充當帝國主義的馬前卒。 1974 年暑假我們到耶魯大學，保釣風潮已過，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同鄉會都是鬆散的組織。當時校園活動的主題是認識新中國，有的校園還有保釣延續下來的刊物。當時還沒有大陸學生，只有港台學生和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僑生。老保釣在各校園都頗為低調，從照顧同學生活開始。七○年代的耶魯大學有進步的校園氛圍，還有合作社（CO-OP），這是六○年代嬉皮實踐生活的產物，最蓬勃時全美有幾千個，現在只有幾十個。參加的社員都分攤工作、參與勞動，比如貨品的分裝、標價、上架。週末我們就帶著孩子去合作社做義工，同時買菜，東西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這種理念當然很好，也經常有演講和其他活動，合作社的地點特別選擇在黑人社區，但是黑人卻不一定能夠認同。也有些黑人開著豪華汽車，音響喇叭很大，打扮時尚誇張。校園裡的人樸素，也沒什麼錢，黑人要買可樂、速食、糖果，而合作社正是反對這些大企業的垃圾食品，如何吸引社區參加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和問題。

陳光興（以下簡稱「陳」）︱合作社可以是任何形式，比如賣果汁的小店，只要是共同經營。我們 1986 年至 1988 年到柏克萊，幾個人會弄「飯 pool」，週末相互交換自己煮的飯，回去可以吃一個禮拜。這個形式在台灣比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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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CO-OP 在日本很蓬勃，主要力量是家庭主婦。美國最近十幾年出現的 CSA（即社區支持的農業），有些是七○年代破產的小農重整旗鼓，採用會員形式，在社區裡籌措生產與運轉資金，並且在銷售管道上跟 CO-OP 結合，甚至於和教育體系配合。這個新草根運動很讓人鼓舞，提供一些有理想的年輕人一條實踐的路途。

從陳明忠事件到《台灣雜誌》林︱請妳談談從陳明忠事件到《台灣雜誌》的過程。

葉︱在耶魯期間（1976 至 1979 年），我們既是台灣同鄉會成員，又參加中國同學會，這兩個會壁壘分明，簡單說就是用語言來區分。我曾經擔任同鄉會幹事，辦了一些演講和座談，有談日據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有洪銘水（徐復觀的學生，當時在紐約大學任教）談台灣文學，有謝里法談台灣美術史等等。後來因為陳明忠事件開始辦《台灣雜誌》，其中關鍵人物是胡鑫麟，他是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眼科醫生，與許強同案（台灣省工委台大醫學院案）入獄，在綠島十五年。我們常送他一些書和刊物，有時他到我家跟保釣的朋友見面。他那時曾經要求一個老保釣朋友幫他帶信，說他要恢復五○年代的黨籍。他好不容易拿到出境證離開台灣，兩個女兒和兒子都在耶魯大學附近，但當時他很苦悶，太太還在台灣，很多年後國民黨才允許她出國。關於陳明忠事件，當時我先生在實驗室裡聽到美國電台廣播，台灣展開一場大逮捕，後來看到紐約中文報紙 —《星島日報》—的報導，得知這個消息是國際特赦協會的梅心怡（Lynn Miles）帶來美國的。胡鑫麟看到被捕名單很緊張，他說陳明忠是綠島難友的中心人物，是資訊傳達和串聯大家的人。被捕名單都是綠島出來的前政治犯，而且牽涉到賣日文書的三省堂書店，我的父親也常在那裡買書，我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當時一些老保釣朋友籌錢準備在《紐約時報》登廣告營救，胡鑫麟說我們可以像打游擊一樣發一個刊物。於是就出了《動盪的台灣》，主要的文章是胡鑫麟寫的，另一些是陳其

南寫的。另外有黃于燕夫婦幫忙負責經費和聯繫老保釣，當時我們不敢暴露胡鑫麟和陳其南。《動盪的台灣》是由花俊雄在紐約發行的，他主持的《台聲月刊》辦了近十年，統一的旗幟鮮明。

林︱妳剛才提的老保釣有誰？當時有哪些刊物呢？

葉︱老保釣在耶魯有一份手抄刊物叫《新港》。參與的同學有劉鐵柱、鄭培凱、徐祁蓮、徐綽、林國炯、夏鑄九、陳光宇、李乃信、陳婉淑、毛仁漪、林源浩、倪慧如、鄒寧遠、黃于燕、張豐君、陳品儀、陳得貴、曾亮，還有香港同學如李兆良、關慧中、崔少明、葉鳳新，新加坡同學劉貽章、陳安國等。當時美國校園的保釣刊物已經不多，可能還有：紐約州立大學 Buffalo 校區的《水牛》、灣區柏克萊的《柏城青苗》、《芝加哥通訊》等等。到了批林批孔，開始時我們還有一兩次讀書會學習，不久大家就都像洩氣的皮球。那些文件的宣傳文字固然讓大家覺得可笑，接下來的四人幫事件，大家就更加困惑了。老保釣去中國大陸還是文革時期，會被安排去參觀大慶油田和人民公社這類的樣板點，當你對社會主義有所認識，對平等、公義有所嚮往，並且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時，那些樣板點確實讓人激動、感動。但是到了批林批孔，特別是林彪事件發生後，大家就有很多疑惑；到了四人幫事件，大部分的人就只想回去過自己的日子了；至於到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有的朋友就有非常激烈的反應。

陳︱那種心情好像是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激起那麼高亢和強烈的期許，民進黨也沒有，而共產黨有，而且是世界範圍內，那麼它幻滅時的失望是特別強烈的。

葉︱確實是世界範圍的，在耶魯校園搞介紹新中國活動的，有印度、伊朗的同學，也有美國左派同學。那時我在耶魯大學的托兒所工作，有一對家長夫婦都是教授，他們帶我去參加他們辦的演講，從中國訪問回來的報告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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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這種情形在當時確實是世界性的，對文化大革命—一種人類改造工程—的嚮往。

陳︱妳對陳其南這個人和他的軌跡的認識是什麼？從那個時候的語境和後來的軌跡來看，對妳來說是有跡可循的嗎？

葉︱陳其南是張光直的學生，他早年做的事情是值得肯定的。他是最早一批去蘭嶼當老師的，他和太太都很樸素，我最早對原住民問題關注也是受他的啟發。早期他研究日本的社區組織與發展並介紹回台灣，現在他還在宜蘭做地方史的蒐集。據說李登輝很欣賞他的文章，這對他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耶魯的重要經驗，還有張光直對我的影響。他的父親張我軍跟我父親是好朋友，戰後張我軍從北平回到台灣以後不很得志，很早就過世。張光直因為在建中時涉入四六事件，申請出國時，好像我爸爸和洪炎秋請了楊肇嘉（曾任民政廳長）等幾位台籍大老當保證人。在耶魯時期張光直對我很照顧，也是他指導我去東亞圖書館找資料，於是我開始在美國的東亞圖書館尋找台灣史資料，日據下、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年代…… 當時《台灣雜誌》需要自己手寫製版、貼版，然後送到紐約印刷，印刷廠老闆是陳憲中（政大新聞系畢業），他後來也是《台灣與世界》重要的贊助人。《新港》的朋友很幫忙，跑印刷廠、找資料、出點子……比如，我們刊登過的黃榮燦的二二八木刻作品《恐怖的檢查》，最初是在一部（大陸出版的）木刻集裡發現的，後來去追尋黃榮燦這個人和事蹟。除了蘇新給我的線索，還在紐約華埠找到麥非和秦松兩位認識黃榮燦的畫家，他們都是戰後初期就到台灣的。另外我們挖掘出雷石榆、樓憲、王思翔、周夢江、田野、丁名楠等一些戰後初期曾經在台灣文化界活躍的人士，在八○年代是個突破，這些人脈多半是老保釣朋友提供的線索。

林︱同鄉會這些人對保釣和陳明忠事件的反應？

葉︱同鄉會的活躍分子多半省籍意識強，大部分是反共的，對中國大陸和認識新中國沒太多興趣。像是保留著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徹底洗腦的狀態，沒有意願了解中國大陸的變化，許多外省籍的也是這樣的。一般涉及左翼政治犯的事同鄉會比較冷淡，陳明忠因為和台獨聯盟組織部長李界木是連襟，所以有得到比較多的關切。雖然分屬台灣同鄉會和中國同學會，大多數人私下還是有交往的，但是壁壘分明的狀況後來越嚴重，特別是高雄事件、林義雄家血案之後，黨外運動很明顯已經搭上美國關係，與國會議員掛鈎了。

《台灣與世界》及海外台灣左翼的社會網絡林︱請妳談談《台灣與世界》雜誌的創辦與發展過程。

葉︱《動盪的台灣》之後，大家都覺得雜誌應該繼續辦下去。於此同時，對於大陸的狀況和發展也已經不再那麼確定了，事實上是很困惑的吧。當時台灣的黨外運動崛起，文學上也出現了黃春明、楊青矗、宋澤萊等的鄉土小說，我很早就自覺對台灣歷史認識的欠缺，因此覺得辦一份關懷台灣民主運動的雜誌，也可藉此機會整理台灣的歷史、文學，探討原住民、環境等各種社會議題。《台灣雜誌》開辦初時，《新港》也結束了，老保釣的朋友轉來支援我們。那時我感覺對於祖國大陸的想像雖然有幻滅和失望，但是我也很慶幸還有台灣這部分實際工作的寄託，讓我心理上感到踏實，我的失望似乎沒有其他一些朋友那麼不可收拾。 1979 年夏天我們搬到聖地牙哥，蔡建仁跟李義雄（顏朝明）等幾位很快就來找我，他們要辦理論性的《台灣思潮》，但也鼓吹我們把《台灣雜誌》擴大到商業化發行。後來高雄事件發生，同鄉會非常活躍，台獨的氣勢很盛。在東部的朋友也都覺得很有必要辦一份面向台灣的雜誌，各方面因素在這個時間點上促成了《台灣與世界》。那時陳鼓應在柏克萊，介紹了江南和戴國煇，戴國煇當時也算是個鼓吹者，他答應闢一個二二八的專欄，江南承諾要寫吳國禎、龍雲等國民黨人物。那時我還年輕不知自己要跳下火坑，當然更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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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後來會被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暗殺。

林︱你在文章裡有提到，在美期間有訂閱《夏潮》雜誌，讀得很激動，你們的雜誌跟《夏潮》的關係是什麼？

葉︱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記得是夏鑄九暑假回台灣發現《夏潮》並帶回美國的，我們看了很興奮並立即訂閱。1976 年，我回過台灣一趟，爸爸跟我說李南衡和蘇慶黎曾找他邀稿，所以我知道《夏潮》是蘇慶黎辦的。當時大家都很小心，我也不敢找他們，因為戒嚴時期有出入境管制，必須確定拿到警備總部的出境證才能出國，因此大家都戰戰兢兢。《台灣雜誌》談不上組織，很鬆散。陳其南離開耶魯去柏克萊寫論文，沒多久倪慧如夫婦從芝加哥過來，對台灣問題既熟悉也關心，所以很快就進入編務。之後一直是我跟倪慧如兩家人負責雜務，稿源從各地方來。辦雜誌要籌印刷費，這部分主要靠老保釣，其中黃于燕和花俊雄捐很多，我不太清楚印刷費用多少，因為是黃于燕夫婦在打點。他總是說：「你不用管，雜誌編好交給我就行了。」但是他從沒有介入過我們的編輯方向。《台灣與世界》時期，則是以募股的方式籌款，一股每年五百塊美金，也有賣廣告。只有一個專職管業務和發行的人，其他編輯和打字都是兼職的，最早的總編輯是王耀南（《中報》編輯），陳玉璽和陳國坤也是我們的重要作者，後來幾位編輯是黃樹仁、崔少明和夏沛然，打字的是《華僑日報》的葉鳳新。陳憲中在他的印刷廠給我們一個辦公室，在紐約 soho 區旁邊，以前是批發賣肉的廠房。當時《台灣與世界》每期發行一千五至兩千份，其實撐得很辛苦。結束《台灣與世界》有兩個因素：一是民進黨成立，關懷台灣民主運動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二是財政上的困難。夏威夷大學來的陳玉璽和王耀南加入工作行列後，雜誌內容才開始有專業的編輯策畫，還有負責管理和經營的朱立創總經理（以周勵春之名，後來他留在法拉盛做社區工作）。早期《台灣雜誌》的方向，集中在台灣民主運動和台灣史，《台灣與世界》時期增加了第三世界、環保、文學、社會運動等面向，

這個時間點剛好碰上鄉土文學論戰、高雄事件和台灣意識論戰。轉載台灣的文章一直存在，那些文章提供我們理解台灣時事的一個窗口，這其實也是我們和《夏潮》僅有的關係。《台灣與世界》直接參與台灣意識的論戰，最早的論戰文章之一便是我請戴國煇和陳映真在愛荷華的對談，後來還有社會學界的蕭新煌和李哲夫等人的對談。《夏潮論壇》也轉載了這些對談，我們經常互相轉載文章，直接投稿的文章比較少。影響較大的是《夏潮》雜誌中關於環境、第三世界、台灣史方面的議題。另一個機遇是，《夏潮》的作者林俊義有兩年在美國，他寫了一些環保的文章，包括我請他專訪獲諾貝爾獎的李遠哲的文章。

陳︱第三世界的思路是六○年代來的嗎？其實中國也代表了一個第三世界的路線。

葉︱六○、七○年代美國校園裡的進步氣氛是包含認識第三世界這個部分的，從認識新中國到中非關係的發展都是屬於第三世界的範疇，還有反越戰也是第三世界的議題。

林︱釐清組織關係：在美國有台獨傾向的人集中在台灣同鄉會，至於統一左派（後來似乎也統左分離了）的則有《台灣思潮》那群人，以及以林孝信為中心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後兩者在政治屬性上跟你們有何區別呢？

葉︱《台灣思潮》的內容偏向左翼理論，他們可能有較為嚴密的組織，有清楚的想法，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是老保釣承續下來的團體，是一個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的社群網絡。至於《台灣與世界》，沒有具體的組織，完全是以雜誌為平台。我們的稿源比較多方面，有像江南、蕭新煌這樣路數完全相異的作者，有老一輩國民黨像朱養民這樣的作者，有社會主義台獨的洪哲勝，也有來自香港的崔少明寫第三世界或是歐美流行文化評論。

陳︱妳提到的陳鼓應、戴國煇、蔡建仁、林孝信、許登源這些人都有動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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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從《台灣雜誌》到《台灣與世界》時期你們彼此之間有沒有聯動的呼應？

葉︱《台灣思潮》有清楚的自我期許和任務；林孝信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是將保釣運動與台灣民主運動人士連結起來的重要平台；《台灣與世界》則比較沒有強調特定的政治立場，是海內外作者交流的平台。雖然沒有組織關係，但呼應是存在的，大家有點默契，分擔不同的工作。1987 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就是《台灣與世界》、《台灣思潮》和「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三方合辦的。

陳︱在紐約的一些討論和聚會是在許登源家發生，跟你們有連帶嗎？

葉︱比較沒有。老實講我們那時月刊撐得很辛苦了，稿源、編輯工作已經很繁重，沒有太多餘力參與其他的活動。

陳︱妳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訪問，這需要龐大的動力，不是嗎？

葉︱《台灣與世界》正式發刊時我們已經搬回東部，我先生在華府的喬治城大學醫學院任教。世界台灣同鄉會每年在不同地方開會，我通常會跟總經理周勵春（朱立創）去參加，在同鄉會場上擺攤子、賣雜誌。順便去採訪來參加的名人，比如鍾肇政、彭明敏、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等等，我必須自己錄音、謄稿，發稿之前還必須將訪問稿傳真給對方修訂。

陳︱似乎妳跟美國的獨派團體從來沒有發生過衝突，妳對這些北美的台灣人社群怎麼看？比如對台獨左翼（如洪哲勝）的看法？

葉︱比較有接觸的是台獨左派洪哲勝，他在《台灣與世界》寫過文章，總編王耀南和邱文宗跟他都有來往。每年世界台灣同鄉會的夏令營，我們去擺攤賣雜誌，總會有人要問我們的統獨立場。我一向強調雜誌不是政治組織。蔡

同榮用閩南話對我說：「妳的北京話講得很好。」鍾肇政問我：「《台灣與世界》到底是什麼派，統一、獨立還是騎牆派？」我不喜歡這種簡單劃分立場的對話，因為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與溝通，但我也不喜歡正面衝突，這種場面女性比較容易淡化處理吧。高雄事件之後，聖地牙哥的同鄉跟黨外有密切關係，他們長期照顧林義雄和許信良的家屬。我跟他們有比較長的合作經驗，最早是擔任幹事，高雄事件之後，台灣人權會要出版一本資料性的書，找我幫忙主編。我回東部創辦《台灣與世界》，聖地牙哥的同鄉也有人支持，認了一股。後來我籌措父親全集的出版經費，同鄉會還買了幾十套。

林︱陳玉璽和《中報》的部分呢？

葉︱陳玉璽原來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因為左傾參加反戰運動，在台灣政府要求下，他被東京移民局拘留並強制送回台灣，這是 1968 年的一件大事，當時我還在台灣，記得有從東京來的人到家裡來告訴父親這件事。在日本友人和東西文化中心同學的奔走營救之下，陳玉璽被減刑為三年，後來回到夏威夷完成博士學位。1982 年陳玉璽任美洲《中報》總編輯，太太在聯合國工作。《中報》老闆是傅朝樞，曾經在台灣從夏曉華手中接掌中部的《台灣日報》，後來轉香港、紐約創辦《中報》。陳玉璽不只是《台灣與世界》的重要作者，他其實是催生《台灣與世界》的關鍵人物，因為總編輯王耀南和負責業務的朱立創都是他在夏威夷大學的同學，是他極力推薦的。

陳︱戴國煇與《台灣與世界》或妳的關係呢？

葉︱他是我的老師。我沒有正規學院訓練的基礎，在進行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史料整理的過程中，得到戴國煇老師很多指導，他有日本學術界細心與嚴謹的風格，非常有耐心，曾經一條一條地指出我文章的漏洞。可能因為《台灣與世界》與他的理念一致，他認為可以在幕後做一些事，因此在各方面，都熱情地協助，給予我們很多的資源。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二）：以陳映真為線索「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戴國煇是陳鼓應介紹我認識的，《台灣與世界》籌備期間，我曾到灣區找陳鼓應，那時戴國煇剛好在柏克萊客座。陳鼓應也提供稿源和人脈，他寫過不少有關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案件，包括許壽裳、雷震、李政道的母親等等。後來我才知道，戴國煇跟我父親有過甚密的合作，六○年代後期，戴國煇就有幾個日本學生（松本正義、河原功、若林正丈），輪流到台灣找我父親、吳濁流和楊逵等，送來書籍資料。還有一位是華裔的周小姐，曾經在我父親的書桌上把日據時期的《新民報》拍攝成微卷，帶回日本。1974 年父親從美國回台灣前，在日本停留了兩個月，找到林獻堂留在日本的日記（林獻堂逝世之後一直由林以德夫人保管），父親把這些日記交給戴國煇，並由他的學生分批帶回台灣。父親本來計畫要做林獻堂日記的解讀與註釋，但這是龐大的計畫，需要很多資源與後援，當時台灣沒有這種條件。父親過世後，母親把林獻堂的日記全部交還給林家的後代。

陳︱陳映真去美國是 1983 年，楊逵是 1982 年，說說他們跟妳的關係。葉︱楊逵並不是由愛荷華大學寫作班正式邀請的，而是我們透過詩人王渝請聶華苓特別邀請的，旅費由我們負責籌措。那時朋友們有一種急迫感，覺得楊逵年紀很大了，也認為國民黨應該有可能放他出境。楊逵在愛荷華大學期間住在呂嘉行和譚嘉的家裡，他們夫婦都是《台灣與世界》的作者，在美國的行程大部分是雜誌安排的。

陳︱那場對談後，陳映真和戴國煇有了深厚的情誼，戴國煇離世時，陳映真也寫文章追念。那次對談妳是不是在場？有什麼記憶嗎？

葉︱陳映真和戴國煇在愛荷華的第一次見面和對談（1983 年 9 月）是我安排的，對談錄音由我整理成文字稿。那是令人難忘的相聚，呂嘉行和譚嘉照顧我們的生活，還有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的熱情接待。他們兩人確是相見恨晚，他們關於白色恐怖年代的經歷與感受比我們這些晚輩要深沉太多了。印

象最深刻的是，戴國煇告訴陳映真，在四六事件中他有幾個同學犧牲了，而他卻活下來了，那種內疚長期壓抑在他心底。類似這種很深層的問題，我覺得他們甚至於不需要借助語言文字，即能互相了解和共鳴。陳映真是有思想深度的知識分子，思想和視野都有豐富性和複雜性。他是個人格獨特的人，非常細緻真誠，對別人關心，可是自己是有潔癖的，到最後都是他自己承擔，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忙。比如他和麗娜送過一隻小鳥給我媽媽，他甚至能體貼一個老人家的寂寞。蘇慶黎第一次去美國之前，《夏潮》的歡送會那晚，剛好我在台灣，也參加了。我能感受到蘇慶黎要離開台灣的那種落寞的心情，陳映真很用心地希望能給她溫暖和肯定。最後他還把我拉到一邊跟我說，希望我在美國找一些朋友幫助她，因為蘇慶黎去美國有很多狀況需要調適，從鬧哄哄的辦雜誌、搞運動轉進獨自一人進行思考的學院，肯定有很多的寂寞。我原本以為像陳先生這種做大事情的人，個性應該是大而化之，他會注意到這些細節，讓我驚訝。但仔細想，其實他那種觀察入微的敏銳不都表現在他的小說創作裡了嗎 ? 陳︱那是 1984 年，當時妳沒有碰到入境的問題嗎？葉︱擔起《台灣與世界》發行人之後，我的入境簽證就一直有問題，到機場入境通關時都要多等一下，等我的護照被拿去影印。人還沒回到台灣，管區警察局就已經有人去拜訪我媽媽。我先生的家裡也是一樣，他的父親在竹山鎮公所工作，那些年我給家人造成一些困擾。

陳︱陳映真牽出很多關係，跟他的人格特質有關，很多人受他吸引，因為他有真誠。我猜想妳的兩個雜誌歷時十幾年也跟妳自己的一些特質有關，也有家裡背景的關係，為了做事應該也會發展出跟人相處的方法？

葉︱也許我原本不是自信心很強的人，比較隨和，願意聽人家講話，沒有稜角。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二）：以陳映真為線索「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後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經驗林︱本省籍的小孩即使受到左翼和新中國的啟蒙，但因他們的根在台灣，其中有成長的記憶、有親族友朋的情感，對於新中國的嚮往會不會與懷抱祖國情懷者以及憧憬新中國的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一樣呢？

葉︱人道主義、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和民族主義對我而言具有同樣的分量。我的父親出身於沒落的地主家庭，他的自傳中提到，九歲時父親、祖父、祖母在短短幾個月間相繼過世，家產、房子也被他的兩個叔父典當殆盡。父親說因為家庭衰敗得早，所以他沒有機會變成少爺，這個命運救了他。我以為，他跟台灣其他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對底層的關懷、對公平社會的嚮往，對男女問題等都抱持比較進步的態度和看法。我對威權政治非常敏感，二二八事件中失蹤的陳炘、王添燈、林糊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我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人與故事。戰後父親跟丘念台的交往頗為密切，丘念台可能是他最為尊敬的人。

林︱一個政治性的問題：林孝信他們對台灣民主發展關注比較多，《台灣思潮》是要回台搞革命，你們是大範圍的對台灣的關注。從保釣事件呼喚出來的那些人，從國民黨意識形態到對新中國的嚮往，伴隨著世界浪潮（學生運動、文革、毛澤東熱），那種對新中國的嚮往卻因批林批孔、四人幫、六四等事件而發生巨大的變化，劉大任也是其中一位。另外，蔡建仁他們為何選擇回台灣搞革命的其中一種說法是，台灣的解放不應被動等待祖國的解放，而是先尋求自身的解放。這裡想問的是，蔡建仁他們回台做的解放工作，林孝信他們支援台灣民主化運動，之間有無相同或相異之處呢？

陳︱或者說，妳自己的狀態是什麼，嚮往新中國，但經過批林批孔、四人幫、六四，心情上的轉化呢？

林︱民族主義可能是台灣民族主義也可能是中國民族主義，妳怎麼想？怎麼看待不同力量對台灣的作用？

葉︱也許民族主義因素比較重，那是因為我確信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惡是殖民帝國主義。父親對我的影響特別大，爸爸很少在家裡講日文，平時他只說閩南話，在日據時期，堅持漢文化其實是一種對殖民統治的反抗。但是，父親那一代人並不存在什麼台灣民族主義，漢文化代表的是父祖之國。看待批林批孔、四人幫、六四事件，失望當然有，但是沒有造成那麼大的落差和干擾。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因為共產黨雖然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但是建設一個國家卻不是那麼容易的，右翼的力量也仍然存在，顯然是經濟發展上沒法支撐才會有反右傾，文革則是共產黨已經出現官僚問題，當然也存在權力鬥爭與路線的問題，這些波折都有它複雜的客觀因素。六四事件也有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將西方民主自由視為普世價值的理解上的誤會。我對六四的反應沒有那麼強烈，因為我看人世間的事物就像鐘擺，左右來回擺動，而不是停止在中間不動的。從歷史發展的大局勢來看，幾百年來的歐洲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把世界搞成這樣的弱肉強食、不公不義，我覺得根源在殖民帝國主義。三十年改革開放，很令人感慨，經濟成長的代價很大。1988 年我在北京訪問黃順興，當時他已經做了很多環境汙染問題的調查報告。急速工業化帶來的問題很早就出現了，不只環境還有人文社會的各種問題，可是看見了也無可奈何，只是遺憾，中國不能避免台灣或其他國家走過的曲折道路和付出的代價。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古巴，在美國的經濟封鎖下，發展出一條有自主性的獨特道路。但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全球狂歡的時代，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經驗的重要象徵，古巴雖然受到世界的敬重，古巴人民卻不免還是自己要走一程資本主義體驗的吧？如果古巴人民做這樣的選擇，我們也只能祝福。我深有疑惑，人類是否能夠在重複發生的經驗中積累智慧？第一次到大陸是 1981 年，也就是蘇新過世那年。八月分採訪他，十一月他就過世了。那次去純粹只為了採訪他，訪談文章已收進《蘇新回憶錄》。當時他有肺氣腫，說沒幾句話就氣喘，幾年前還做了胃切除手術，吃東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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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心。因為很早就對日據下的左翼運動史感興趣，一直在尋找這段歷史的人物，但促成我到北京採訪蘇新的卻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離開耶魯大學後，我們搬到南加州聖地牙哥，和作家李黎是鄰居，她是蘇慶黎高雄女中的同學。當時她寫了一篇文章敘述在大陸見到蘇新的經過，登在《七十年代》，引起我想要採訪蘇新的興趣。我先是透過李黎寫信給蘇新，很快得到他的回信，並且說他認識我的父親。後來，我到史丹佛、柏克萊找資料，偶然認識了陳星吟。當時她的父親陳逸松已經在大陸，星吟熱心幫忙聯繫，安排我去北京採訪蘇新。陳逸松是日據時期台灣一位進步律師，留學東京時期陳逸松和蘇新過從密切，後來成為共產黨員的蘇新和蕭來福返台發展，陳逸松安排他們到宜蘭的礦坑當礦工。陳逸松和我的父親也是很久的朋友，兩人都是 1946 年台灣光復致敬團的成員，後來他以無黨籍身分競選台北市長失敗。陳逸松 1973 年經日本、美國，再轉巴黎到北京，曾經擔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1982 年夏天，我在波士頓採訪他成稿〈山水亭舊事〉，收入《證言 2．28》。在北京停留一個月，住在友誼賓館，每天早上我跟蘇新談一兩個小時。那一次去大陸沒到什麼地方，每天都在等第二天的採訪。當時也不知道哪個單位接待的？去哪裡都有人陪，後來我猜想可能是鄧穎超辦公室。蘇新到大陸最早是在周恩來辦公室（是蘇新在香港的領導夏衍推薦的），掌管民主黨派人士資料。1984 年再去，見到鄧穎超，那次主要採訪僅存的日據時期的台共黨員—上海林田烈和天津詹以昌，王萬得在我到北京之前剛剛過世，我參加了告別式。1988 年再次去，帶著八十歲高齡的母親，從北京、呼和浩特、上海、蘇州、杭州、福州、漳州、泉州、廈門到鼓浪嶼，做台胞的口述歷史採訪，對象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各種原因偶然留在大陸的台灣人。其中，在內蒙採訪的謝慧君有比較特別的淵源，她的父親謝廉清和我父親曾在《台灣新民報》共事，她的母親陳鳳則是我母親在彰化女高的同學，她在五○年代自願支援邊疆到內蒙。第一次去大陸時文革結束不久，各方面比較不方便，吃飯還要糧票。有一個假日，我自己搭公車去人山人海的北海公園，蘇宏（蘇新的兒子）來跟我碰頭領我回家，蘇宏的妹妹明芳也在，特別記得他們的母親，因為那天早上

買到一條活的鯉魚而很高興。吃過晚飯後，我自己搭公車回去，回到友誼賓館正好下了一場大雨，大廳裡擠滿了各國外賓，看著渾身濕透的我（一個中國人）被守衛擋下來，說什麼也不相信我是住在賓館裡的客人，還好我身上帶著護照。另一次，去一個朋友的親戚家，帶一箱舊衣服給他們的小孩，那是胡同裡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他們來友誼賓館找我，很小心、很興奮地跟我說，這是很大的變化，在過去是不能想像的，過去他們肯定不敢來找我，更不用說請我到他家去做客。那時也沒什麼餐廳，每頓飯都在友誼賓館的餐廳，只有一次某個領導請我去吃了北京烤鴨，還參觀了四季青公社，跟社員一起包韭菜餃子。一般人對外面來的人很好奇，可是也有種警戒。最享受的是晚上去看戲，從《穆桂英掛帥》到《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大多是文革樣板戲。

一個台灣「局外人」的安頓陳︱《台灣與世界》結束後做的事是否與之前有延續關係呢？回頭看那幾份刊物，妳的概括性的看法和結束的心情？

葉︱雜誌結束是客觀情勢改變的結果，兒子跟先生比較開心吧。但個人總是需要有所寄託，繼續要有關注，剛好戴國煇找我回來寫《愛憎二．二八》，其實我只寫了其中一章，戴先生為了栽培後進讓我一起掛名。另外都是延續性的工作，先編了《台灣與世界》選集：《當代人物談台灣問題》、《兩岸接觸與比較》、《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前途》等三本和《證言 2．28》，都由人間出版社出版。後面再編王思翔、周夢江合寫的《台灣舊事》，由時報出版。接下來十多年，整理爸爸的遺稿和一屋子的書和歷史資料，當時單純地想先編輯出版全集，再捐出資料，卻沒想到全集出版有那麼大的困難。經過台灣意識論戰，台灣史成為一門顯學之後，出版界對於史料豐富的這一套書卻很冷淡。後來中時出了一本《台灣人物群像》，因為吳繼文與郝明義離職而沒有繼續下去。最後，是藍博洲幫忙介紹台中的晨星出版社，我也得到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資助，全集的出版才落實。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二）：以陳映真為線索「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陳︱一些重要的訪問，對當時的狀態是重要的紀錄和反應，妳重新整理過嗎？妳一直自稱是局外人，對我們來講反而因為局外所以妳的位置不太一樣，在北美有一個空間和距離可以有一個不太被台灣政治狀況捲進去的位置，也有可以做的事。而且那又不是完全的外在，沒有脫離過台灣，劉大任有類似的狀況，他就認為自己的讀者是在台灣，因為他的心境沒脫離過台灣。

葉︱我個人覺得歸屬感是很必要的，當年父親鼓勵我出國，多少是他自己對國民黨的痛恨，是一種政治狀態底下的反應，他用「放生」兩個字送我出國。長時期我感覺自己是沒有歸屬的，好像斷了線，總覺得在汪洋大海中靠不了岸，我們是離散流浪的一代，很多朋友早年出國時，都認為自己再也不回來了，那的確是一種割裂。辦雜誌之後，雖然跟台灣的聯繫緊密了，但在心底下，台灣還是等同國民黨，讓我有很深的排斥，不願意認同它，是有這樣的一種拉扯。後來在美國看到非洲裔探討失根的問題，六○年代民權運動他們也有回歸非洲尋根的思潮，我才意識到這失根的狀況，或許不是一代人可以解決的。因此才能夠比較平靜地去面對，整理爸爸的遺稿和台灣歷史資料，也是安頓自己身心的一種方式吧。

陳︱ 2003 年全集出完，十幾年來的依託是什麼？葉︱那時我的母親已經九十五歲，生活上需要照顧，我只有更頻繁地回來。以前回來，不太需要落實到生活的層面，總是像個客人。後面十多年，我和哥哥在美國，弟弟在大陸，輪流回來照顧媽媽。因為要照顧媽媽，我必須在生活層面與台灣社會重新建立起網絡，我需要一個能處理生活上的種種問題的支援網絡，買菜做飯的、打掃清潔的、陪伴的、洗頭的等等。我用心經營這個跟生活密切連結的網絡，也讓我對台灣的認識有現實的基礎：平常百姓人家的日常生活。當然，書寫還是最重要的寄託，長期所關注的日據下、戰後初期的書寫，2006 年結集成《餘生猶懷一寸心》，由印刻出版。

（以下是訪問稿修過程中，訪問者增補的一個提問）

林︱如今妳是如何看待兩岸的關係，而妳又是如何將自己安頓其中呢？尤其是在妳母親過世後的情境下。近年的寫作與之前的思想工作有何關聯呢？或是希望另闢蹊徑尋找新的實踐道途呢？

葉︱母親過世，我有很大的失落感。被時代放生的我，因為她的長壽，才有機會重新跟母親的土地建立連結，心靈上有了歸宿，這是母親留給我的最大祝福。但是，過去十多年，每年五至六趟往返在紐約與台灣之間，這種不斷移動與切換的生活狀態，對於維持身心平衡是很大的挑戰。因而我特別嚮往晴耕雨讀的日子，渴望過一種簡樸而從容的貼近自然的生活。多年前我完成父親全集的出版，就把他的藏書與資料也都捐贈了，當時我以為自己把該做的事都做了。但是，我卻越來越迫切感到深入學習歷史的必要，記得以前戴國煇總是強調歷史的可恕不可忘，後來我才理解原來遺忘幾乎是勢在必行的，而且掩飾、扭曲甚至竄改都會發生。我感到慚愧的是，長期忽視了和台灣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沖繩和朝鮮半島的歷史，這種無知其實與傲慢無異。當我從自身出發思考歷史文化的傳承延續，總是對過去有太多的無知，對未來則充滿了未知，一切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我想需要更謙卑、更包容地去追尋、探索、學習，也只有這樣安頓自己了。回顧近年的書寫，似乎已經有這種心境的浮現，比如，整理白色恐怖年代自己的成長經驗的書寫，追問「糖」與歐亞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回歸自然的生活札記則是另一種嘗試…… 至於如何看待兩岸關係，作為一個生活在異國的華人，我是個局外人，但父祖之國還是關懷所在。希望祖國強盛受尊重，但也希望盛世的祖國不要成為帝國主義，更需要為人類的和平做出大貢獻。當然我更惦記自己所從出的台灣，時時為她祝福，希望她勇敢地面對自己，清理過去受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歷史扭曲，年輕一代有獨立自主的思考和寬闊的視野，闊步邁向未來。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二）：以陳映真為線索「局外人」的離散與安頓：葉芸芸訪談

葉芸芸簡歷與著述 1945

出生於台灣省台北市大龍峒，父母親均為鹿港人。

1973 至今

旅居美國。長期關注台灣現代史：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

1978-1983

主編以台灣留美學生為讀者對象的雙月刊《台灣雜誌》。

1981 夏

第一次到北京，採訪蘇新。

1983-1987

創辦在紐約發行的中文月刊《台灣與世界》。

1988 秋

赴大陸（北京、內蒙、上海、蘇州、杭州、福州、漳州、泉州、廈

1988

編《當代人物談台灣問題》，台北：人間。

門、鼓浪嶼）採訪各地台胞。編《兩岸接觸與比較》，台北：人間。編《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前途》，台北：人間。 1990

編《證言 2．28》，台北：人間。

1991

與戴國煇合著《愛憎二．二八》，台北：遠流。獲《中國時報》1991

2000-2003

編《葉榮鐘全集》（共 12 集），台中：晨星。整理父親葉榮鐘遺稿，完

年度十大好書獎。成《葉榮鐘全集》的編輯與出版，獲國家文藝基金會補助。整理葉榮鐘手稿、歷史資料、藏書與字畫，捐贈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 2006

著《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印刻。入圍行政院金鼎獎。

2007

〈阿青〉，《印刻文學生活誌》三月號。

2009

〈加拉帕戈斯群島印象〉，《印刻文學生活誌》二月號。

〈屋脊上有茶館〉，《印刻文學生活誌》四月號。〈阿伊達〉，《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 2009.8.26

〈陽春麵攤子〉，《中國時報》。

2009.8.27

〈素心蘭與玫瑰〉，《中國時報》。

2010 至今 2015

在《兩岸犇報》撰寫專欄《局外人札記》。與呂正惠、黃琪椿合編《葉榮鐘選集文學卷》，台北：人間。與徐振國合編《葉榮鐘選集政經卷》，台北：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