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by apcs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

林麗雲主訪︱陳瑩恩整理

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時間

地點

2015 年 12 月 1 日

新店花園新城詹澈宅

一、我的父親與大哥林麗雲（以下簡稱「林」）｜你是 1954 年在彰化溪州出生，後來在八七水災前後，搬到台東，與公共事務較有關係的，是你提到鄉土文學論戰給你的影響，那是你在當兵的時候。在此之前，你有沒有透過閱讀或其他活動而受到社會意識的啟蒙？

詹澈（以下簡稱「詹」）｜我是在彰化出生。我們家有客家血統，是後來跟大陸的族譜一對才知道的，接上三千年的詹氏家族史。後來我們家族到台灣後，住在彰化，只有幾戶是客家人，幾乎全部都是閩南人，所以我們的客家傳統，就逐漸閩南化，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在清朝政府曾有一段時間限制客家人來台，只要你講客家話，就不能到台灣來，例如清朝末年有一段時間孫中山等講客家話的人就不能過來，就在那時候我們學閩南話，那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NSC 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林麗雲；訪談參與人：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劉雅芳、陳瑩恩、郭佳、林正慧；影像記錄：陳瑩恩。

大概是我曾祖父那一代，我的曾祖父詹番薯是被暗殺的，我一首寫給祖父與曾祖父的敘事詩提到這一段。應是在八七水災的前兩年，我父親就先過去台東了，我們也接著舉家搬遷到台東。八七水災之前，我們想要回來彰化，但剛好遇到水災，因此就回不來了，因為我們家的祖產都被大水沖掉了，水田的界線都沒有了，得要重新開墾，我父親因而就放棄了祖父給他的那一份祖產。自此我們就一直待在台東，那時候在台東很辛苦。早期移居到台東去的大概有兩大梯次：一梯次是明鄭時代，有一群移民過來台灣台南的，後來的一群所居之地屬台中州（包括中彰投，沒有分縣），這一群過去台東後，在河谷平原占到了最好的地，那是最早移居的一群；第二群是八七水災之後過去台東的，我父親算是這一批，過去台東後，好的地都已經被占走了，雖然還有一些不好的地可以使用。當時在台東，工作很不好找，當地的人口結構主要是原住民，總共七個族，還有一大群退伍老兵在榮家與知本農場和其他一些農場。我父親當過日本兵，他那一段日本兵的故事是很精彩的。我父親告訴我，他在念小學時就有分成台灣人與日本人，台灣人被視作為二等國民，受教育的學校也與日本人不一樣。他當兵的時候，也分成台灣兵與日本兵，台灣兵同樣被視為二等兵，飲食很匱乏，我父親那一個班大概有十二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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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位是原住民，有一個人總是吃不飽，所以有一次他多比別人多盛了一碗飯，捏成飯糰藏在鋼盔裡面，後來排隊踏步，飯糰從鋼盔裡掉下來，被日本兵的班長抓到，當場被打得很慘，這個台灣兵快要死了，我父親看不下去─他在溪州時學過非常嚴格的國術訓練，所以他功夫非常好，當時他出手去擋那個日本兵班長，那個日本班長被我父親打倒。在那個場合，這個日本班長很沒有面子。我的父親告訴他，如果你是武士道的話，你脫下軍服我們私下解決，這個日本班長說：「那最好！」因為他有空手道與柔道的訓練，他就說晚上八點在哪裡碰面，當場就轟動了。當晚八點，我父親與那個日本班長在某個地方決鬥，那個班長雖然會柔道與空手道，但是這兩種都是從國術發展出來的，比如柔道是國術擒拿術的一種。而我父親的師父是從唐山過來台灣的，那是在西螺最早的唐山師父，也是南少林與詠春一脈，功夫很厲害，經歷過非常嚴格的訓練，因此當時我父親是打贏了那個日本班長，他也服輸。可以說我父親對於日本人的認識是很清楚的。二次大戰結束我父親從日本軍中退下來，去糖廠幫忙照顧甘蔗園，因為有人會偷甘蔗，我父親有基本的本領來對付小偷，每天就巡邏甘蔗園過日子，也幫農會看倉庫。那時候還有二十六家的糖廠，現在剩下兩家，而且都是樣板型的，做一些黑糖而非外銷，糖業基本上是沒落了，這跟菸業與酒業沒落的時間段差不多，是在 1985 年左右，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前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時代，資本主義全球化更深廣的時代，對台灣小農與初級加工產業衝擊很大。另外，很多從日本兵退下來的都參與過二二八，我父親那時候在彰化，去埔里會經過一個火車的隧道口，看到十五、六個退役的台灣人日本兵在埔里隧道口，用石頭和木材擋火車，火車被迫停下來後，這群人拿武士刀上去，一個一個抓人用台語問：你住哪裡？你什麼名字？如果不會用台語講的就是「外省仔」，這些人就會被叫出來跪在鐵路邊。那群台灣人日本兵就在那裡爭執，有人說直接在現場把人砍掉，有人說不要。我父親那時候看到覺得很不對，當中有人是客家人、有人是原住民，不能說因為他不會講台語就是外省人。爭執到後來沒有結果，大家解散說不要幹了，以前確實有人當場被殺害。這是說當時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那都是沒有文字記載的。

因為我父親負責看守甘蔗園，因此常常與流氓和小偷發生衝突，結下一些仇恨，後來我們家自己開麵店，經常有人要來找碴。我父親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前途，工作也沒有發展性，因此想要搬到東部試試。當時有不少朋友到東部去，他們跟我父親說那裡有廣大的天地可以發展，有很多地可以用。我父親一去，發現其實沒有什麼地，有很大的山坡地，說可以用繩子去拉，拉多少就可以拿多少。我父親當時覺得開墾山地要有成本，要有本錢去開發。我父親是白手，沒有什麼資本在身上，去到台東一開始是做林班，負責預防山老鼠，我們是後來才種西瓜。那裡大部分是相思樹，可以用來做木炭，只要林班同意了，就可以砍伐相思樹做火炭，那是上等的材料。我有很深刻的記憶，就是一到夏天，相思樹長滿了花，整片林子都是黃的，還有整片的蟬聲，樹林和燒木炭的煙與這片黃花的顏色交叉，那個意象讓我非常深刻。我父親後來在那裡又跟在地人與老兵結仇，因為原住民、老兵、山老鼠都有自己的地盤，我父親覺得在那裡做林班也不是辦法，因此下山，找到一個同鄉去幫他拉牛車，這使得我對於呂赫若的小說〈牛車〉與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是非常感同身受的。那時候的牛車叫做獸運，有獸運公會，因為當時的東部沒有汽車，所有的搬運都需要用牛車。我父親幫人家趕牛車載砂石、載米與糖等等，很多東西都載。大概過了兩、三年，我父親自己買了一台牛車和一隻牛，之後慢慢引進有引擎的貨運三輪車。又過了三年，我父親有了兩台牛車，他早上三、四點就需要起來餵牛，我小學時候就要幫忙餵牛，餵到六點，牛車出門載貨。過了幾年，我們把兩台牛車賣掉，換了一台機器三輪車，後來這種三輪車發展成拼裝車，就是沒有牌照的野雞貨車，它的引擎是買自越戰淘汰下來的美國軍車的便宜引擎，方向盤或其他零件則有不同的來源，大多是日本、美國、德國的機械零件拼湊起來的卡車，它沒有卡車的殼，露天的外型非常簡單，但是很有力量。拼裝車對於台灣農村的建設是真的有功勞。我父親與我大哥一起開拼裝車，比如那時候南橫（從台南甲仙、玉井到台東）正在開發，那一段路的懸崖峭壁是所有卡車都不敢上去的，卡車上去也無法轉彎，只有我哥和他的一個朋友開著兩台拼裝車運載砂石，因為拼裝車只有卡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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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長，但是馬力和卡車是相同的，所以需要膽識和技術才能駕駛。可以說，如果沒有他們兩個，南橫的工期可能無法如期完成，特別是遇到下雨天，地上變成爛泥地。我常跟著我大哥的拼裝車，載著從溪裡撿來的大石頭，當載重而爬不上去時，我就趕快拿一塊石頭擋住後頭的輪子避免繼續向下滑動。寒暑假一到，我幾乎每天跟著我大哥出去，坐在拼裝車上，所以我常常做這個事情，有幾次還差點被輪子夾到手。從這裡你可以看到做南橫公路是很艱辛的，我們是這樣參與其中的。我有兩次印象深刻的撿石頭經驗，一次跟我大哥參與南橫的開發，另外一次是台東的志航空軍基地。我寫過一篇文章和一首詩是關於志航基地的開發，是國共內戰後台灣又被美國納入東西方冷戰架構圍堵中國大陸，在太平洋一邊增強軍事基地，準備迎接美國的 F104 戰機，基地跑道的石頭很多是我撿的。現在回想起來，那裡頭不少的石頭是藍寶石，因為我們都是在卑南溪撿的石頭，那裡的石頭很多是從都蘭山下來的，都蘭山有太陽石、麥飯石、藍寶石……等等七種石頭。舉一個例子，我父親後來種西瓜，種西瓜需要挖一個水池，是很淺的地下水池，我父親有一個朋友叫和平─我以他寫過一篇〈和平的春天〉，和平平時很喜歡打麻將、打四色牌，他也跟我父親種西瓜。有一天我們要去挖水池，他請原住民用怪手去挖水池，平常他都會在旁邊看，但是那天他去打四色牌，那個原住民自己挖水池，發現一個怪怪的石頭，就把它帶回家，給人家看這個石頭，那個寶石販看出來這是藍寶石，他跟那位原住民說：「這個石頭很好看，整理之後就是藝術品，我用十萬塊跟你買。」原住民一聽覺得不得了，一顆石頭可以賣到十萬塊，當然好！那個原住民只知道這個石頭很特殊，其實他不曉得那就是一個很大的藍寶石。後來我聽說這個石頭轉到最後的價碼，是一千五百萬。我懷疑我們那時候撿到志航基地的很多石頭都是寶石。還有一個笑話，不，是真的事情，以前當過台東縣長的黃順興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那時候他當縣長時曾到都蘭山下的一個原住民部落，他們養豬是用石頭圍起來，而不是用木頭，他們是養山豬，黃順興有一次帶日本的朋友走訪部落，那個日本朋友看得懂寶石，他看到圍成豬圈的一塊石頭，就跟黃順興講：「這個石頭很漂亮，我很喜歡，你

能不能請這個原住民把石頭賣給我？」原住民說：「縣長來呀，我這個石頭送給你，我再去搬一個就好了！」這個日本朋友不敢講清楚，但又覺得過意不去，於是說：「這個搬運工程我還是出點錢吧。」黃順興之後才輾轉聽到這個石頭賣了很多錢，黃順興也看不懂。都蘭山下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情，因為原住民大多不懂得看寶石，懂的人就撿到好東西，我因為跟我大哥的拼裝車所以也碰過類似的事。後來我們沒有繼續在開拼裝車改種西瓜，是因為我大哥開拼裝車發生車禍，過世了。那天剛好颱風做大水，大水過後，海邊會堆一、兩層樓高的漂流木，一般人不太會撿那個，因為沒有價值，但是所有開拼裝車的眼睛都很亮，要在當中找櫸木、檜木、楠木。這些都是可用的木材，是林班在山上砍好並做記號，但是木頭隨著水一流下來，記號就不見了，林班還是要去找回來，林班說那是他的就是他的，你先撿到之後能怎麼樣，所以就會發生衝突。原住民比較聰明，他們是晚上出去拿，我曾經看到一個直徑五十公分的檜木，非常漂亮，顯然那是林班的木頭，因為有一頭比較整齊，是用鋸子鋸過的。那塊木頭如果賣到十萬塊台幣就不得了了，因為一甲農地就差不多二十萬，那是大概在 1968 年到 1970 年左右。那兩、三個原住民拿到這塊木頭就埋在河邊的沙裡面，過了大概半年，他們才慢慢去挖。也有人把木頭藏在山谷裡面，藏了不少，然後順著山谷水流慢慢運出來，我父親都知道，因為我父親在林班做過工，跟他們都熟。我父親跟我大哥的做法則是先跟林班談好：你認為是你的木頭，我們拿搬運費就好，如果不是你的木頭，就是屬於我的。這期間也有黑道，他們在林班之前就來拿木頭了，他們會插旗子說木頭是他們的，人都還會帶武士刀。原住民會怕這些黑道的，但是我父親從小混出來的，他不會怕黑道，因此就跟他們理論，後來是黑道的妥協，有一區留給我父親找木頭。那時候我大哥是白天晚上都去載木材，載給林班的木材，以及載回來自己賣的。我們在這樣一個禮拜就賺了不少錢，我們在山腳下用磚蓋的房子大部分經費就是那時候一個月不斷載木材賺來的錢。因為賺到那筆錢，在最後的幾天，又下起大雨，就想說要再去載木頭，因為做大水會把木頭沖走，但是車子沒有油了，我大哥開車出去加油，在半路上撞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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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局的大客車去世了。不要說是迷信，我為什麼會認為看不見的事情或聽不到的話也是存在人世的，是因為我大哥發生車禍當時，我在屏東農專念書，我有編兩種校刊，一種是雜誌型的《南風》季刊，一種是半張報紙大的雙週刊，當時很忙，常常熬夜也常常翹課，但我沒有過像那天那麼累，我上課上到一半就沒辦法坐在教室裡面，因為一坐下來就打瞌睡，我從來沒有這樣過。當時我想說既然這樣，那就翹課回家睡覺，騎腳踏車回到自己的租屋，走到桌邊，就趴著桌上睡著了。我就夢見我大哥，他背對著我，要我跟他走一段山路，走到一半我看到吊橋，也看到有人在釣魚，魚

哩啪啦被釣上

來，走過橋之後，我看到彩虹，然後我大哥就不見了。當時我覺得奇怪，我大哥在夢中不見後我就醒過來，十五分鐘後，有個電報到了（那時我租屋的地方沒有電話），說我大哥去了。當時我真是震撼，全身起疙瘩，後來才知道我大哥是正面發生車禍，臉部受傷嚴重，所以在夢中他是背對著我。之後我去查周公解夢圖，上面寫夢到人家釣魚就表示兄弟有難。對於這些沒有辦法被解釋的事情，我自己經歷過幾次。大哥車禍去世之後，我父親的個性和心情整個沉悶，他本來是個鐵漢，但是我大哥去了之後，他哭了，他最大的助手就這樣去了，我父親後來決定不開拼裝車，就把拼裝車賣掉，開始在卑南溪種西瓜。我發展出一些抗爭意識與這件事有關。我大哥撞到的是公路局的車，我們當時有想到賠償的問題，但是我們在法律上是無能為力的，因為拼裝車沒有牌照，只被允許在農村跑，也不被允許進入公路和市區，所以我大哥那時算是違法。這些都先不要談，我就想，我們為南橫與志航基地的建設付出勞力，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拼裝車，工程是無法如期做起來的，可是現在發生我大哥的車禍，一毛錢都沒有，當時我就覺得這之間一定有問題，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去講這個事情。我父親當時覺得就算了，但是我說我們想辦法要求賠償吧，我們爭執了很久。後來我父親說不要開拼裝車了，我們就去溪底種西瓜，在台東種西瓜有好處，因為產期比屏東還早一個禮拜，屏東的西瓜產期已經算是很早的了，所以我們只要能夠種起來，達到八成的產收率，一定會賺錢，因為剛出來的價格是最好的。如果西螺的西瓜一出來是一斤十塊，那

台東的西瓜出來一定是一斤十五塊，這個五塊錢的價差就很多了。我們後來搬到更好的房子就是因為種西瓜賺的錢。

二、種西瓜的日子種西瓜，讓我想到農會的小額貸款。我們賣掉拼裝車，種西瓜的錢還不夠，因為當時剛買房子，沒有錢，而種西瓜是需要本錢的。但種西瓜有個好處，就是四個月即可回收，我父親就看到這點；我父親從溪州搬到台東，他對於當地西瓜的產價很清楚，從產季來看，我們台東產出的西瓜一定比西螺有好的價錢。可是一開始種西瓜的錢從哪裡來呢？當時農會總幹事是我們那個村的，我們住在卑南溪大橋的大橋村，裡面一半是阿美族人，我父親去找這個總幹事。因為我們找到的是公有河埔新生地，我們沒有辦法取得河川地的所有權，因此很難向農會與銀行申請貸款，當時的農地很難貸款，因為不好買賣，所以很難過戶，幾乎沒有一個銀行願意借錢給農地貸款，農民只有向農會借錢。這就是事實，銀行很不願意借錢給農民，都是向農會貸款。這個農會總幹事說農會貸款也需要抵押，你們這個沒有所有權的河川地怎麼能夠抵押呢？他就想到一個辦法，因為農會有針對農民的特殊狀況而開設信用貸款，額度不高，比如你生產的成本是二十萬，農會可以貸給你十五萬，大約是七成的資本額。可是農會是等你西瓜種下去而且作物活起來了，才把錢給你，你不能跟我說你要拿錢去種西瓜，但是錢拿了卻沒有種，反倒先跑掉了。因此，我們剛開始是去撿石頭和人工挑水種西瓜，用自己的人工整地。後來我們比較聰明，引一個長水道到西瓜園裡，但是這個水道很麻煩，只要風一吹，就很容易被風沙給堵住。當時我們是種下去之後才去貸款，總共貸了十萬，是農會總幹事讓我們申請小額的信用貸款，條件是要我們向農會買農藥與肥料，他可以給你欠農藥與肥料錢，等你收成後再還他。從小額貸款這方面來看，農會在農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很少人講，也沒什麼人知道。我對於農會的感受這麼深，就是因為我們第一次種西瓜的錢是農會小額貸款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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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月之後，我們是真的賺了。一開始種下去，有位我父親的同鄉在旁邊教他，種西瓜並不是很簡單，因為西瓜有「潔癖」，它一定要乾淨的地。卑南溪每兩年就會做一次大水，泥沙會鋪蓋過去，就成了一片新的地，所以種出來的西瓜特別好吃。我們台東的西瓜的皮非常薄，刀子切一半就裂開來了，相較西螺的西瓜，皮是很厚的。因為地是很乾淨的，所以農民不用噴什麼農藥，也不用做太多的處理，大概一百一十五天後就可以順利收成了，賣的價錢也不錯，我們因此賺了一筆。後來因為上游越來越多人在噴農藥與施化肥，影響地的品質，之後我們種西瓜都要接蒲仔頭（扁蒲），會比較抗病，可以抵抗蔓割病。後來連蒲仔頭都撐不住了，就接金瓜（南瓜），現在全台灣的西瓜大部分都是接南瓜的頭，這樣才有辦法抵抗疫病、蔓割病，可是會讓種出來的西瓜的皮很厚，不太好吃，跟以前種出來的差很多。我們大概種了二十年的西瓜，也一直換地，是農民的遊牧民族，與養蜂的差不多。剛開始都是向原住民買地，因為沒有人可以擁有河川地，誰先占到誰就贏，又不能用拳頭打架，只能談價錢。當時大水淹過來的時候，水深大概會是兩個人高，甚至於一、兩層樓。慢慢退到一個人高之後，原住民就下去了，他們拿著一塊木頭推著推著，就下水去了，然後拿著幾根很長的、綁著旗子的竹竿，一根一根往下插，插出一個範圍，水一退後，旗子都還留著，旗面上面寫他的姓名，表示這塊地都是他的。他們就賣這個地，自己也會種，剛開始是交換條件，我給你地，但是你與我一起種西瓜，因為原住民不會種西瓜。有三位原住民朋友我很熟，剛開始每一次都是我們向他們買地，他們也一起種西瓜，後來賺了不少錢，比我們賺的還多。當時候我還在屏東農專念書，寒暑假都在西瓜園。

三、屏東農專與文學啟蒙現在來說我為什麼會念屏東農專。小學的時候，我是第三名畢業的，保送初中（我們是初中的最後一屆，當時還有保送制度，後來改制為國中），初中好像是念到第六或第七名畢業，那時新設五專職業專科學校，大部分窮

人家的子弟為了能有一技之長早日為家人增加收入，都選擇先考上五專。考了三個學校，一個是台東師專，一個是高雄工專，一個是屏東農專，我有考上台東師專與屏東農專，但是沒有考上高雄工專，因為我們東部的師資還是輸西部的，人家有好老師補習，我們都沒有。當時就在考慮要念台東師專或者屏東農專，因為當時候念師範的都是女生，加上老師的薪水非常低，一個月才兩千塊。我父親那時候想我們種西瓜，從曾祖父到我父親都是務農的，而且屏東農專在當時是很好的學校，連續三次高考的狀元就來自於屏東農專農藝科，畢業之後也可以教書，我們村子裡的總幹事就建議我父親讓我去念屏東農專。我在屏東農專是住宿舍，有很多故事，比如我在宿舍遇過一件事情。當時我當宿舍長，大概住了一百六十幾位同學，有教官在管，過著軍隊式的生活：早上六點吹口哨叫我們起床，接著開始做體操、跑步，再去上課，我們也一起在宿舍裡吃飯。在屏東的人口結構裡，我們的學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老兵的後代，有三分之一是從高雄來念的，有三分之一是在地人，住在宿舍裡就發生這樣的事情，就是從高雄來的同學多是都市小孩，說實在是很混的，半夜不睡覺而溜出去玩，我當宿舍長所以要管他們，這是第一個事情。再來是因為宿舍床位不夠，所以一、二年級學生可以住宿舍，有的三、四年級就得搬出去，屏東有一條勝利路，全部都是眷村，裡頭有好幾位是住在我們這裡的同學，高雄裡頭有一、兩個黑道的小孩，來這邊念書，什麼都不聽，學校的椰子有時候也被他們偷光光，有時候想起來是蠻有意思的。因為我當宿舍長要管理他們，所以就和他們起衝突，加上大部分的教官都是外省人，勝利路眷村來的同學就挺我、挺教官，當中有一個宿舍的學生，我們叫他「蒙古仔」，是一個高頭大馬的蒙古人，讀獸醫的學生，他很會幫母牛接生，尤其是母牛、馬、豬難產時幫忙接生，這個有它的技術和過程，主要是要敢，遇到狀況的時候要會處理，比如有時狀況危急，要把手伸進母牛肚子裡接生。那時我們一群學生打起來，蒙古仔就出來了，他就打贏了高雄那一票學生，回去後，高雄的學生找父親調黑道的來，這個問題就大了，教官也沒有辦法處理，就算報警他們也還是來。後來是我跟我大哥講，他找了他一個在高雄混的師兄弟，在高雄車站附近跑野雞車（沒有掛牌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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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車），專門跑高雄台東的路線，因為那時候台東沒有什麼公車，有一種金馬快車而已，大部分是坐野雞車去台東的，他們的生意非常好，因此你在高雄車站跑野雞車一定要跟黑道打招呼，不然是不可能做的。當時我大哥找他幫忙出來講，就把這件事化解掉了。我在學生時代就遇到幾次這樣的事情。我在屏東農專也開始編校刊、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我第一首詩是去成功嶺寫的（那時候大專院校男生畢業前都要上成功嶺受軍訓兩個月），那過程非常的嚴格，簡直像是魔鬼營一樣，一下車是用爬的到操場集合。隔了一個禮拜，我們吃午餐的時候碰到蔣經國（當時他是行政院長）來看我們，後面跟著好幾個星星的將官，走著走著，就走到我這桌，蔣經國摸我的頭說：「吃得怎麼樣呀？」，第二天晚上輪到我站崗，一看到天上，也好多星星，我就寫了的兩種星星的感想與對照，詩的題名是〈星的對望〉。但是我對於文學的興趣其實是更早的，是我在初中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要負責升旗、降旗、晚點名，有一次我們中午翹課，去我們學校附近的土地廟看布袋戲，演《怪俠紅黑巾》，非常好看哪！我們看到忘記回學校，兩點是上課時間，我們看到兩點半還在看，本來沒有要回來，是因為下雨，才想到上課了，一群人沿著小田埂衝回學校。跑到一半，我在一旁的河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就聯想到「雨中的倒影」，回來上課後當然是被老師罰站，後來作文課我就寫了〈雨中的倒影〉。隔了兩天，老師把我寫的那篇東西抄在黑板上，說這是全校最好的一篇散文詩，那是我第一次寫文章。當時小學考初中是要補習的，我晚上也去補習（最後是因為前三名被保送），補得頭昏腦脹，早就忘記寫文章的事情，但是那一篇讓我印象深刻，因為被老師抄在黑板上。屏東農專寫的〈星的對望〉是我的第二篇作品。我到屏東農專後，會去一家舊書攤逛，看一些奇怪的書，最早接觸到的是有關道教與神怪的書，還有廟裡的詩，我找到道教的書有很多詩，再來讀到徐志摩的詩，那時候新詩只能讀到徐志摩，其他什麼都看不到。某一天，我們的校刊《南風》發下來了，我在裡頭讀到吳晟的詩，吳晟是當時屏東農專南風社的主編，剛畢業一年，作品還會發表在《南風》。除了吳晟的詩，我也在校刊上讀到現代詩，開始想投投看我的作品，於是一天我就把寫好的〈星

的對望〉，用信封投到南風社的信箱，那時候的主編林高興也是我們農藝科的，他看到了我的作品就來找我，他問我怎麼寫的，我跟他說事情的原委，他說我這個不簡單，因為蔣經國摸到我的頭所以寫出這樣的詩，所以我應該要寫到蔣經國。但是我沒有寫，當時如果我寫了也許就不太一樣了。我們《南風》在全國大專院校校刊的評比是第三名，算是很好的，那位主編最後說可以發表我的詩，也鼓勵我繼續寫。我們校刊南風社都會交接，每年交接後也會聚會，吳晟、任凱濤、林高興，再來是我當主編。有一年我們請吳晟與任凱濤回來辦研討會，以及校刊社聚會，老主編都聚會一起，當時我讀到了吳晟的〈店仔頭〉，內容描述一群農民在店仔頭罵三字經、怨嘆，我覺得這個詩不錯，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寫詩，同時我也讀到鄭愁予的詩與好幾個詩人的作品，那時候我開始接觸到現代詩。除了吳晟的詩可以反映社會狀況外，我覺得其他的詩好像都不太是這樣的風格。我想要把我的經歷寫成詩─包括我們家種西瓜，以及我大哥的事情，還有我們家附近土地廟，有個老兵福州仔「兵仔陳」（閩南語）在看管那間土地廟，他跟我講過好多故事，我就想要以他和他跟我說的故事來寫詩或者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而我們農村裡裡外外也很多故事，又比如我有一位小學同學是老兵和阿美族生的小孩，長得非常漂亮，我對她印象很深刻，後來她升六年級時就不見了，我們很奇怪她怎麼不見了，後來問了才知道她去風月場所賺錢了，因為她母親身體有點殘了。那時候老兵的老婆都是很奇怪的，大多是買來的。我們小學校後面有一條河，旁邊有堤防，通到貓山，我們快下課的時候就會看到一群老兵在排隊散步，大概五、六百人，裡頭有些是斷腿的、斷手的、耳聾的（還拿收音機在聽）、眼瞎的、嘴歪的，都是老兵。他們大部分都是住在榮民之家，很多人經過抗日戰爭，又經過國共內戰導致身體殘缺，也不少人是後來中風的、生病的，來台東的老兵，有人是在知本農場的開發隊、墾荒隊，他們有被分配房子，老弱殘兵的則住在榮民之家。這些老兵有很多故事，很多人是用兩萬、三萬塊買一個原住民當老婆，也有人的老婆是從人家家裡有狀況的娶過來。我寫過一首詩是關於其中一位老兵的故事─〈她不是啞巴〉，裡頭寫這個老兵的老婆是啞巴，但另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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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言，她不是啞巴。我想要從我的生活經歷來寫詩，但是無法用現代詩來表達出來，那時候我不知道怎麼才好，也還沒好好讀過好的敘事詩，大部分是那種短短的看不懂的現代詩。其實我很徬徨、猶疑，後來我們有位已畢業的主編任凱濤寄了一疊文章來，登在《南風》，是美國民謠歌手 Joan Baez、Bob Dylan 以及美國六○年代反越戰的一大群民歌手，他把這些歌詞翻成中文，又有一位同學拿了原版唱片來放，我一聽就震撼了，當時感受到歌詞裡反戰意識是非常強烈的，歌詞也非常的憂傷、優美，這對我影響很大。當時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用這樣敘事的方式來寫詩，於是開始依照這些歌詞形式來寫敘事詩，大概寫了五篇。寫完之後，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詩，任凱濤他們一看就說這是敘事詩，「雖然不像詩，但裡面有詩意，也有種抗爭的精神，可以登！」因此我的很多敘事詩開始在校刊登出。之後我認識吳晟，才開始大概知道整個詩壇的狀況。全國大專院校每兩年會辦一次研習營，我那時候代表南風社被派去參加（大概是 1974、1975 年），我在那裡認識了瘂弦。當時研習營會有表演節目，我自己寫個小劇本然後去演，瘂弦看了之後，說我很有表演天分，他也看了我在校刊的作品，並說：「你在演電影和寫詩之間，我還是建議你寫詩。」我現在還記得這句話。我會寫詩早期吳晟的鼓勵以及瘂弦的那句話是有影響的。當時瘂弦已經在詩壇有名聲。在我畢業前半年（1976 年），我們校刊有個寫散文的屏東人，叫作李男，他跟羅青很好，羅青也是寫詩的。李男跟羅青要編《草根》詩刊，李男有很多文章發表在我們校刊。當時候我們對校外作家是有供稿費的，我與他就領了不少稿費，有時在印刷廠撿字打工有工錢，所以就跟我父親說不用寄生活費了。我領到的第一筆稿費是寫詩來的，我拿這筆錢去菜市場買裡頭最漂亮的蘋果，然後在屏東的街上啃─當時就像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一般人真的沒有蘋果吃，那是最高享受。剩下的錢，我就拿去買音響，當時除了學費夠了之外，我還花錢去買了一台音響聽 Bob Dylan 和 Joan Baez，我也聽台灣民謠，像《陳三五娘》、《白兔記》等我就常聽。那時候李男與羅青，還有張香華要編《草根》，他邀我參加，我就去了。

之後李男帶我去台北跟他們開會，這是第一次接觸詩壇的經驗。當時吳晟與羅青審美觀有差異的，羅青寫過一首〈水稻之歌〉的詩，裡頭有種娛樂意味，吳晟不滿羅青這樣寫水稻與農村。因為羅青本身就不懂農村，他只能把農村的景色用田園式、白話兒歌式的寫法。吳晟與羅青的詩觀、價值觀、生活背景都不一樣，但他們兩人的詩都被選入國中與高中的國文課本裡當教材。而我會加入草根我主要是因為李男的關係，也覺得「草根」這兩個字很好，所以發表了很多東西在那裡。早期的草根因省錢封面內頁很簡單，也開始刊登大陸三○與四○年代的詩，在當時是開風氣之先，大部分是新月派與學院派的詩，第十期以後就改版改編了，不久就停刊了。 1976 年是我編校刊的最後一年，那年我快畢業了。畢業後，1977 年 1 月就去當兵了，頭三個月是在龍潭的幹部訓練中心，我被分到魔鬼營，那種訓練的苦是無法想像的。三個月後分部隊，我們那個連有一百二十幾個人，只有兩人可以不用去金門，大家抽籤決定，我一抽，抽到其中一個不用去金門的籤，可是大家去金門了，自己覺得幸運與孤單。他們去金門的其實非常好命，沒什麼事，我們這兩個留在台灣的，是所有當兵裡頭最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整我，因為我在編校刊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因為我當時也當宿舍長，我發現每天吃的餐都一樣，應該有問題，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在校刊批評這個狀況，教官看了之後非常不高興，就說要我不要當宿舍長了，他說：「宿舍有問題直接跟他講，寫成文章幹什麼呢！」之後我就沒有當宿舍長了。這個教官把我記得很清楚。每個人在學校畢業後都會去考軍官，我們班上的男生大部分都考上，只有我沒考，其實不是沒有考上，而是我不能考，因為考軍官一定要拿到八十分以上的操行成績，所有的同學都跟教官講好了，拿到八十分去考軍官，只有我一個人拿到 79.9 分。後來我去當步兵，從二等兵幹起，我們兩人被分配到重兵器野戰步兵師步兵營步兵連步兵班的尖兵班，那是所有的步兵裡頭最苦的，我們經過一次師對抗，那是在八月最熱的時候，我們從桃園走到嘉義，走了八天，衣服都不能換，走到農村裡頭的巷道，農戶都說我們臭烘烘的。旅對抗是冬天最冷的時候，大概在農曆十二月底，從桃園翻過北迴的九彎十八拐，我們沿著旁邊的山路走到宜蘭，整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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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半時迷路，因為大霧，我們營長呼天叫地也找不到路出去，後來我們拜託烏來的兩位泰雅族人帶路，才帶出去。但到宜蘭的時候是懸崖峭壁，所以我們是用繩子吊下去的。我們那個是乞丐兵啊，睡過墳墓、雞舍等等。

四、與左派的相識日子是這樣苦，我們前半年都沒有放假，直到師對抗後才放了一個禮拜的假。因為我編過校刊，對文學還是有興趣，所以我趁著放假去台北逛書店，看到一個舊書攤的一張海報，說耕莘文教院要放映電影《再見阿郎》，是改編自陳映真的小說，因為我當時沒有看過小說改編的電影，於是我就去看了。去到那邊，現在知道的黨外與左派的朋友都在那兒，因為是陳映真的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當時是很轟動的。當時我看到電影的感觸是，整部電影用台語講的只有三字經。電影結束之後，現場有研討會，大家都在發表言論，當時我正好在舊書攤看到魯迅批判國罵的文章，放映後研討時我就現買現用，大家都不認識我，那時我只是編過校刊的小詩人。我舉手發言，先說魯迅有一篇文章提到國罵，然後說這部電影的故事很好，可是我的印象裡，只有三字經是用台語發音。其實魯迅講的國罵不是三字經，但是那時候不懂，就是現買現賣，然後我又說農村的國罵不是像電影這樣子的，當時王拓也在場，他就說：「你就來罵看看！」我說：「農村的國罵有三個字、五個字、六個字、七個字的，我今天就罵到四個字的就好！」我罵了之後，他們就在那邊笑。結束之後，施善繼、蔣勳、林華洲就來跟我說：「你提到魯迅的書，但是你沒有懂，魯迅的書是非常好的。」開完會後大家去吃飯，施善繼從香港拿到一本大陸的中國詩選，用聖經紙印的兩冊書，他跟我說：「這種詩你應該要看一看。」他就影印一部分給我看。我看了裡頭的詩，是三○年代、四○年代的大陸詩人，比如艾青寫抗日的詩簡直讓我震撼，我馬上被感動。艾青寫的農村是很貼近我的生活經驗的。吳晟也寫農村，可是當時吳晟的詩並沒有明顯的抗爭意味，語言意象也不一樣，比較是靜態的、平面的、怨嘆的、哀怨但不敢出手的，比較是水稻

文化的、儒家的、溫文的東西。所以一看到艾青的詩，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我就決定要寫這種東西。那時候我已經在校刊發表不少敘事詩了，例如〈阿火伯的故事〉與〈阿菊的故事〉，但是那些詩其實都還不成熟。後來有人讀到我的〈阿菊的故事〉，說我其實也不是那麼差，只是和三○、四○年代的大陸詩人在不一樣的時代背景。後來慢慢與蘇慶黎認識，並認識和陳映真親近的左派人士，他們才真正開啟我一些思想與台灣在國際冷戰架構下的宏觀歷史，也認真和我談一些事情。那時候陳映真應該是剛從獄中出來不到一年。我在當兵前後，他們陸陸續續開始編《夏潮》，我看到《夏潮》，就帶回去部隊，藏在防毒面具裡，出部隊訓練，就趁著休息時間閱讀，站衛兵的時候也看，大概為期一年的時間。那一整年我看了《夏潮》、《仙人掌》還有很多黨外雜誌，在閱讀過程中慢慢受到影響，接著在 1977 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我們在 1975 或 1976 年編《草根》，碰到關傑明與唐文標參與的，也在《龍族》詩刊的新詩論戰，論戰的文章我都讀過，當時我就覺得我在農村寫的敘事詩就是唐文標、關傑明要的，就是《龍族》詩刊要的呀！我那時候把我的詩寄給《龍族》詩刊，那時候施善繼、林煥彰、陳芳明都在，詩寄去後都沒有消息，後來我就沒有再寄了。新詩論戰後，就是鄉土文學論戰，我比較認真地看了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此時我也能看到一些大陸左翼作家的身世歷程，因而開始看了抗日、國共內戰的東西。林華洲後來編的《新詩三十年》裡的作品有一些國共內戰的歷史，以及施善繼或林華洲給我的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這本斯諾訪問毛澤東的書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同時我也讀了魯迅的小說，最早讀到的是〈故鄉〉，我對於這篇有很深的感受，也讀了〈阿 Q 正傳〉與《野草》。詩的部分，還是艾青的詩最震撼我，他有好幾篇是寫農村，還有臧克家與田間的詩，當時就感覺到這是與台灣現代詩完全不同風格的作品，也在想為什麼台灣讀不到這樣的詩。當時我覺得台灣應該有這樣的詩，白話詩的敘事詩不應該不見了，應該有繼承，因此我想要把它繼承起來。其實台灣有敘事詩，但那是古典式的、學院式的，長度也是一百行、兩百行，它的語言都不是口語式的，不像是艾青的詩是我可以讀懂的、可以被打動的，台灣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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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式的詩，沒有辦法因為它的文字而感覺它描述的生活能打動我。我自己也回頭去看古典的敘事詩，像是〈孔雀東南飛〉等古詩與《詩經》，《詩經》與中國的古詩很多都是關於生活的呀，唐朝以後的唐詩三百首以後才失去了這些東西，三○、四○年代的詩很大一部分也是關於生活的。我怎麼把這個傳承接起來？我是從詩的歷史裡頭去考慮，因此開始寫這樣的詩。

五、從《夏潮》到《春風》 1977 年夏天我退伍。退伍後不久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我先當兩個月的保險推銷員和賣書，覺得不是辦法，因為不是我要的生活，後來蘇慶黎說我可以到《夏潮》，我就進去夏潮做助理編輯，所以大概 1978 年到 1979 年我都在《夏潮》，大概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白天在《夏潮》做助理編輯沒有薪水，是去學習編輯。當時她們（蘇慶黎、陳婉真、呂秀蓮）在台大附近合開一家自助式燴飯餐廳「伙伴谷」，我晚上就去那裡打工賺些錢。當時我在《夏潮》一段時間，也與王拓有來往，後來王拓去選國大代表。王拓因為知道我能夠上台演講，當時後我也發表不少詩作在《草根》詩刊、瘂弦的《幼獅文藝》、《中外文學》、《聯合報》，不少人知道我寫詩，所以王拓叫我去助選、助講，那段時間我有參加很多的黨外活動，最常參加的是呂秀蓮的募款餐會、陳鼓應與陳婉真的募款餐會等等，我也常常在募款餐會上台演講。 1979 年 6 月我到基隆去幫王拓競選國大代表，在那裡待了大概三個月，我一面編《夏潮》、一面在基隆跑。後兩個月我住在基隆，因為那裡有很多的碼頭漁工，我就在碼頭講《勞動基準法》、講二二八的歷史。我也幫忙負責文宣的胡鴻仁發傳單，到處跑，陳國祥、蘇嘉全那時候也在，他們當時還沒進《中國時報》。我記得蘇嘉全在那裡待過一個月，印象中我有和他談過。後來因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國大代表選舉被中止，因為我們一直在講二二八，因此選舉結束後就有風聲說要抓人，當時還是在戒嚴時期（那時還沒有發生美麗島事件）。其實在選舉快結束的前三個禮拜，我父親專門跑基隆一趟，他並沒有跟我講。住在基隆一個姓孫的舅舅家，我父親跟我舅舅有聯

絡，聽說我在基隆幫王拓助選，他很緊張，就趕快跑上來基隆找我，跟我舅舅在一個晚上聽我演講二二八，他聽了發抖，就要我一定要趕快回台東，不然一定會被抓。王拓當時說社會風氣有在改變，不會抓人，後來因為選舉被終止，才說要抓人，我就到處跑。我跑到台北市，大部分時間是躲在電影院裡頭。後來沒有真的抓人，但是有跟蹤，我有一次要回台東，經過花蓮的陳黎的家，因為他也寫詩，所以我認識他，我在他家住了一個晚上，他說真的要抓我早就被抓了。隔天，陳黎就被有關單位詢問，後來他說：「那天你在我家睡一個晚上，早就被查的一清二楚，」因為他們把狀況問得一清二楚。選舉終止不久，王拓辦了《春風》雜誌，那時候的主要參與者是王拓、黃順興、蘇慶黎、陳映真四人，他們因我還沒有案底，就推我為發行人去申請雜誌比較沒問題。據聞《春風》的一部分經費是由王拓籌措，李作成、鄭泰安也有資助。當時我們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將黨外人士的名字掛為《春風》的社務委員，比如姚嘉文、康寧祥等，本來是沒有要掛名的，後來討論的結果是可以互相保護，因此就掛上去了，因為當時還在戒嚴，同時王拓、蘇慶黎在當時還是弱勢的。我在創刊號寫了一首詩─〈春風〉。《春風》有刊物方向，當時的黨外雜誌包括《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比較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政治理念的宣導，甚至於是台灣意識的宣導，傾向於中小企業、中產階級的右派思想，他們對於工人、農民、經濟與平等問題基本上沒有討論。在這個情況下，《春風》的出刊是希望能多寫一些工人、農民等低下階層民眾的生活。第一期是印出來了，第一期出來後雜誌就被查禁。禁掉不久，第二期繼續出刊，再次被查禁。之後我們就去辦《鼓聲》，主要參與者有陳鼓應與陳映真，編務由我負責，經費是由社長李作成負責。《鼓聲》出了一期之後也馬上被禁掉。禁掉之後，我就想說要怎麼辦，之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其實在《鼓聲》停止的時候，《美麗島》雜誌已經在各縣市籌辦分社，我那時候已經回去台東了，但是還沒在農會上班。施明德找我負責在台東的《美麗島》分社，那時候大家都是黨外，都是民主運動，沒有在分統獨，我跟一個鐘錶行的李先生與一位長老教會的牧師一起搞在台東的分社，當時都做好《美麗島》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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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和旗子了。不久之後，美麗島事件爆發。美麗島事件是 12 月 10 號，我們是預定 12 月 20 號正式成立，隨後美麗島事件爆發，開始抓人，有兩三人跑到台東，施明德後來也有到台東，我們協助安排他們藏身。我要回去台東之前和三個人談過，就是黃順興、陳映真、王拓。黃順興告訴我，說我要選擇從政或者寫作，因為這兩者會衝突，假如我真的從政，那就沒有時間寫作了，然後他也跟我說如果要寫作，就好好寫農民。因為黃順興當過台東縣長，他說如果我要回去台東從政，就先去選縣議員，到時候他會陪著我一戶一戶的拜訪，這樣在他的老班底為基礎，再努力一點應該就可以當上縣議員，那時候的縣議員只有一個黨外，其他全部都是國民黨的。但是他跟我說要想清楚是否選擇從政之路，其實我們家真的是經濟很困窘，要參選連基本經費都有問題，參政的想法不強。陳映真跟我說，如果從政治與文學來看，就像魯迅的文學，有時候文學的影響力是比政治深遠的，而陳映真覺得我是可以寫東西的人，雖然文字技巧與文學涵養等各方面仍然不足，說我還可以再把文字用的更好。王拓則問我為什麼想回台東，我說我在台北的一、兩年，在呂秀蓮、陳鼓應等人的募款餐會有不少次的演講經驗，但我總是覺得自己很空、不踏實。我說我們辦《春風》，講勞工、農民、勞動，我想要回去台東，把這些東西好好地整理一番，我想再多看一些書。黃順興說我的想法是正常的，就像是農民還是想吃自己種的菜、水果，因為他了解作物的習性、他了解土地的狀況，所以黃順興跟我說：「你就回去吧！」王拓說：「那你就當作自己是在城市失敗的農村青年，回去吧！」其實我那時候會想要回去台東，是已經感覺到自己缺少什麼東西，也想要整理自己，因此我就回去了。當然也是因為選舉結束了，《鼓聲》也被查禁，我回去台東後，因為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也被禁掉了。沒辦法辦雜誌了之後，我就跟我父親種西瓜。

六、進入農會美麗島事件後的某一天，那時我跟我父親種西瓜種了快三個月，我們兩

個坐在西瓜寮前面的石頭上，聊了很久。我父親跟我說，當初你去念屏東農專，就有講說念完書後要幫忙賺錢，不然念那麼多書要幹嘛？他問我是不是永遠要跟他在這裡種西瓜，如果一生都在這邊種西瓜，那當初為什麼要去念書？那時候我沒有辦法跟他講清楚，我後來寫一首詩是〈冬天的咳嗽〉，寫到我沒辦法向我父親講清楚。那個時候我已經讀了《西行漫記》，裡頭描述共產黨的理念，知道他們有幾個「觀」─世界觀、國際觀、勞動價值觀、組織觀等，不是說我要做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認為勞動價值觀是很好的理念。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工人、農民，大陸已經有工農為基礎的革命成功了，但是在台灣，卻好像沒有人替工農說話，包括詩壇，都沒有人寫他們的生活，我認為這是一個空白。我想要補這個空白、想要寫工農的生活。我跟我父親說我就是缺少勞動價值的體驗，而我在黨外雜誌裡也沒有看到農民的勞動價值觀，因此我想自己經歷勞動的過程，我想用勞動的經驗去體驗文學與哲學，這會是深刻的，這是我想種西瓜的原因。陳映真和黃順興有聽懂我的想法，但是我父親是聽不懂我說的這些，我也沒辦法好好跟他說，所以我們沉默許久，講到最後是兩個人在那裡流淚。我父親覺得我沒出息。我曾兩次看見我父親哭，一次是我大哥去的時候，一次是我母親去了，之後再也沒有看過我父親哭，但是我們兩個談這件事情，他竟然流淚了。我父親把所有的希望寄在我這邊，因為我大哥是高中畢業、我二哥是小學畢業，只有我讀到大專。我二哥當兵回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後來去開計程車（本來要開卡車，但是我父親不讓他開，因為我大哥開拼裝車車禍去世的陰影還在），但是我父親一直不知道我要幹什麼，他也很傷心。他後來希望我不要在西瓜園，因為種西瓜不是長久之計，那是賺天公錢，假如發生一次水災，我們的西瓜園要三年才能夠完全恢復、才可能賺回本，如果賺到一次，大概可以維持兩年。我父親說這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也不適合我做，我父親也知道我寫文章，也聽過我演講，因此他認為我不適合種西瓜，他說我可以做更好的事情。我父親說同村的農會總幹事和我們家很好，也是我屏東農專的學長，他說要去跟他講講，看可不可以讓我去農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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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沒有答應他，我父親先去跟他講了。這個總幹事一聽，說可以，便請我去農會找他。當時我對農會還是有點成見的，聽過農會是派系把持的，我自己去問一些農民，他們說這個總幹事和其他的農會總幹事是不一樣的，他們說這個總幹事來接農會的時候，是台東鎮農會虧損後，與卑南鄉農會合併的（當時農會如果經營不善，是採取合併，而不是陳水扁要讓財團接收農會信用部的做法）。剛合併的時候總虧損額是三千萬台幣，連員工薪水都發不出來，但是這個農會總幹事接任兩年後，盈餘二千萬台幣。我就很好奇農會怎麼可以盈餘，就去問。一般的農會推廣股只有四個人，股長、農事、四健、家政，大部分的農會推廣股是有多少錢辦多少活動，大部分的活動也都僅止於形式上的，比如組織農民開會，沒有真正做到組織工作，也沒有做生產過程、產銷運銷的管理。結果我去問了之後，知道這個農會推廣股有八個人，辦理農事、四健、家政的人還要兼辦洋菇的收購，當初我們會把洋菇加工成罐頭，其實是要支援越戰前後的美軍部隊，因此價格很好。很多農會是要農民自己處理好然後送到農會，這個農會是要推廣股的人員開卡車到農戶家，比如十戶農民將農作集中到一個地方，我們開車去那邊收購。我一聽，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就有意願去推廣股，之後我就進了農會。第一天在農會的工作，是去清豬糞，因為從 1978 年到 1984 年，發生四次養豬農民虧損成本，在那個情況下，母豬如果懷孕就很麻煩，生小豬的話農民要養，但是養一頭賠一頭，有的農民就把母豬殺掉。我們農會有一個獸醫，他專門辦理農民養豬的醫療與保險，養豬的農民要繳交很低的保險費，農會會提供一點補助，豬隻生病的話可以幫你醫治，豬隻死亡的話可以賠你一點錢，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幫農民把豬銷出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農會總幹事開辦十年的低利或無息貸款給農民，因為養豬已經沒有辦法維持農戶的生活了，並且由農會全部收購小豬與懷孕的母豬，之後就集中到一個地方，由農會人員養。當時我是剛進去的菜鳥，所以被安排到每天進豬圈清豬糞，還要把裡頭的豬糞清出來當肥料，我們是自己製造堆肥的。我們把豬養大後，會賣出去。當時候肉攤賣一斤豬肉大概三十塊，但是活豬已經降到一斤十塊以下，肉販還是賣一斤三十塊，甚至三十五塊，這不對呀！消費者與生

產者都虧到，說白點就是中間的肉販集合起來壟斷。因此我們農會就去申請販賣豬肉的牌，我們就自己賣豬肉。因此我們除了清豬糞之外，還要殺豬，早上三點到五點，要把豬肉整理好。我不敢殺，所以就在旁邊，殺豬的那個我們都叫他「忠山仔」，他都拿著一根木棍用力敲豬的額頭，豬就倒了，就開始宰豬放血。整隻豬先燙過，把毛拔掉，然後要「拔骨」，就是把骨頭與肉分開，我那時候訓練到二十五分鐘完成這個工作，最快的人是十八分鐘。殺完之後，我們要把豬肉切割成不同部分，比如腿肉、里脊肉、腰內肉、鼠蹊肉等等，分成一籃一籃。台東的鄉下都沒有市場，民眾一個禮拜出來一次，會買一大堆菜，有原住民買豬肉回去醃，我們就乾脆載到他們家裡去賣。我那候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是沒有假日的，因為我們常常要跑山上，我們推廣股的沒有適合的車爬坡，所以我就騎野狼一二五，載一個裝滿豬肉的籃子，我分配到深山裡的一個阿美族部落，我都一大早騎車一個小時到都蘭山裡的利吉村（那時沒有利吉橋，大部分是阿美族人，我先請那個村長用阿美族語廣播，說農會有便宜的豬肉，跟他說如果幫我廣播，就給你優待，我那時候就給他我們預備的碎肉。他幫我廣播，我就非常輕鬆，不必挨家挨戶的賣，我一到他們就來了，他們不必出去外面買，而且我載到那邊的豬肉又好又比外面的便宜，所以那時候我賣豬肉賣得很快。半年之後，殺豬的商人就過來警告了，拿一把殺豬刀威脅：「我們是殺豬的，殺人是輕鬆的。」我們把豬農找過來，問他們覺得我們農會要不要繼續殺豬，如果豬農覺得農會要繼續殺豬，我們就去跟這些商人談判，但是人要比他們多。後來是賣豬肉的商人妥協了，以後他們必須要問農會來訂豬價，農會在這裡起了槓桿的功能，讓豬肉價能維持平衡，使農民不會虧損，消費者也不會買到不合理價格的豬肉。我們那時候有做到這樣。之後我去辦釋迦的共同運銷，也是用槓桿作用原理來保住農民的生產成本，就是不管中間商怎麼操作，我們一定要保住成本價格，你才能買到釋迦。那時候豬肉商和我們妥協，確認豬農養豬能達到成本價格之後，農會就沒有養豬了。從 1980 年開始，台灣走往自由經濟開放的過程。從我在農會的推廣股，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經過我手中的總共有二十種作物，從這二十種作物的產銷狀況就可以看到自由經濟對於台灣農村的影響。我後來就把作物種植的時間排出來，一開始種某種作物不行了，所以趕緊再來推廣另外一種作物，就像賭博一樣，我們搞到最後在推廣絲瓜絡、洛神花、甜菊，推廣這些都是為了讓農民能夠在貧瘠甚至沒水的農地繼續種作維持生計。這是我剛進去農會不久的狀況。其實我剛要進去農會的前一個月，情治單位帶著一大疊我從在學校編校刊時就開始的紀錄，又帶到當兵的再到黨外運動的資料，去找農會總幹事，問總幹事說：「你不知道他是誰嗎？」總幹事回說：「每天在農村，我怎麼會不知道他是誰。他是我的學弟啊！而且是我們同村的，他父親跟我很好，我要照顧他。而且他是讀農的，來我們農會這邊最好，我們農會沒有三個是大專畢業以上的，他是難得願意回鄉來服務的知識青年。」情治單位的人員就要總幹事看我的資料。隔天，情治人員又來了，總幹事跟他說：「我很清楚我這個學弟，他爸爸跟我講了他的個性，你如果現在不讓他在農會，你要知道現在黨外運動是沸沸騰騰的，你如果放這隻野馬出去，國民黨在台東一定不會好。他如果在我這邊好好為農民做事，他會安定下來。」情治人員就說：「你保證？你做得到嗎？」總幹事說他做得到。我是後來才知道這件事，總幹事沒有跟我說，他是跟我父親說。情治單位後來還派了兩個人來農會推廣股，每天回報，這也是我之後才知道的，總幹事也不知道，是這兩個人自己跟我說的，他們說：「我們每天都在為農民做事，都是做對的事，要我報告什麼呢？」我就說：「我教你，你就去把報紙登過的內容拿來用，說我講了這些東西。因為報紙都登過了，講這些就沒關係，你用這個回報，不會傷害到你，也不會傷害到我。」他就說好，就拿報紙登過的農業與勞工相關的報導去報告，就這樣交差。我是 1980 年春天進去台東地區農會，禮拜六日就和我父親種西瓜。在農會的工作蠻辛苦的，除了一開始清豬糞、殺豬，我們還有養牛。農會鼓勵農民養牛是 1979 年的事情，因為台東的山谷有很多荒地，我們就種草養牛，我們還推廣很多種牧草，如狼尾草與盤古拉草，我們自己割、自己烘乾，冬天的時候會用到，然後給農民，我很清楚怎麼烘乾。農會跟農民有打契約，我

們農會幫他們買飼料，因為大家統購飼料會便宜，可以買到一公斤四塊半或四塊錢，但是如果農民單獨去買，則是一公斤五塊錢，統購飼料可以讓農民節省生產成本。好不容易養到兩年長成肉牛，可以販賣了，但是那時候又要進口牛肉了！這樣的打擊，讓農民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所以牛就被放在山裡跑，有的牛到處踩田，有時候還在路上看到牛，這個不是辦法。後來是由農會辦理十年貸款，將農民養的牛全部收購，我們推廣股與供銷部的變成放牛的小孩，大概十二個農會員工，一個人負責養五十隻左右的牛。我們養到可以賣的就賣出，到那一批全部賣完，就結束了。

七、知本農場與老兵根據當時的農民廳統計，全台灣推廣股人員最多的是我們農會，達到十六人，當時真的做太多事情了。我寫過一篇文章是知本農場的故事，那都是老兵開墾的，台灣人後來去那裡炒地皮。那時候因為沒有作物可以推廣，因為很多水果都因為自由經濟而死了，像是梨子、柑橘。當時我們打算在知本農場推廣百香果，因為發現歐洲有進口百香果原汁，價格非常好。那時候我們跟台大園藝系的鄭正勇老師合作，分析我們的土質以及學習嫁接種苗。開始推廣百香果後，前三年是我們拿苗給農民種植。我們推廣股的男人都會開貨車進山，進到比泰源監獄還深的山裡頭育苗，因為百香果在埔里的時候帶有一種病毒，需要進深山育苗，在苗發芽時避免感染病毒。育好苗了之後，再載出來給農民。第一年大概推廣了二十公頃，後來到了一百公頃，價格非常好。百香果是很野性的，它的環境適應力很好，只是後來病毒又出來了，可能是因為有農民自己育苗，因為不懂育苗的利害關係，而且貪小便宜，弄到外地的苗種。因為跟廠商合約的量需要兩百公頃，我們現在推廣了一百公頃，推廣一百公頃給農民，農會自己要再種一百公頃，以保障品質與產量。但是地要從哪裡來？我們就去知本農場租地，老兵開墾的地大概有一千五百公頃。我們向知本農場租了一百公頃的地，我們像開墾的工人一樣撿石頭，在砂礫地上鋪土挖坑種苗。其中五公頃後來又用來作水稻育苗中心的機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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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作業，全部都是用機器，苗出來是白色的，我們要把苗放在太陽下，讓苗變成綠色的，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綠化，變成綠色的苗才可以拿去插秧。綠化的工作需要人工，一箱一箱的去擺育苗箱，我們推廣股的都在那邊排箱子，剛開始時我們大概六個月沒有假日，就像勞改營。除了這個育苗中心，我們也自己種百香果，種之前要自己挖地，因為那片地有些石頭，要把石頭挖出來。因為種百香果需要棚子，我們便自己搭。那一百公頃，我們很辛苦地搞了一年，早上六點半到知本農場，每天都在搬石頭、挖地、種百香果、育苗。因為這段時間在知本農場，我又有機會跟裡面的老兵混，聽到裡頭很多故事，比如說兩個老兵窮到共買一個智障的老婆。後來因為要開通花蓮到高雄的南迴鐵路（那時候只有南迴公路），在知本也會設一個車站，還要設一個大學，這個消息一出來，就有人準備要炒地皮了。其實在開發未定案之前，縣長與立法委員就知道了，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怎麼那麼多人對沒有所有權的老兵的農地如此有興趣？那時候開始有人要買農地，而且出價都不錯，比平常的價格多兩成。那時候老榮民是因為戰士授田證而分配到地，兩年之後就可以拿到地的所有權，他就可以買賣地了。在拿到戰士授田證之前，每個老榮民都有一塊五分地，他們是沒有地的所有權，但是可以租出去。當時有人要買地，老榮民還沒拿到土地所有權，他們就叫老榮民寫切結書，再到律師那兒去公證，要老榮民拿到土地所有權後，過戶給買方。老榮民賣地得到的錢，有人去娶老婆，有人存起來（那時候銀行的利息還有百分之七），有人在開放探親後，拿著這筆錢到了大陸分給親戚。過了二年之後（大概是 1985、1986 年），我才知道原來是因為知本車站要蓋在這裡，地皮被炒到十倍，這些把地賣掉的老兵真是捶心肝，但是已經簽切結書，而且在律師前面公證了，所以也沒辦法。我在知本農場就看到所謂的自由經濟。而這些配合炒地皮的人，也有藍綠的政治人物與政商關係。

林｜請問你到台東地區農會上班，還有跟《夏潮》系統的聯繫嗎？

詹｜有！陳映真來過台東三次，有兩次是去泰源監獄看他那間牢房，施善繼、林華洲也一起來。那時候我也寫一些詩，發表在《夏潮》與黨外雜誌。我的長敘事詩，比如〈打直你的腰桿〉、〈請你息怒〉，都是詩刊不用的，一方面是不敢用，一方面是認為這些敘事詩沒有藝術性，不夠現代派的詩風，所以我就投到黨外雜誌發表，我的詩集《土地請站起來說話》與《手的歷史》有百分之八十的作品是刊載在《夏潮》與黨外雜誌的，像是《八十年代》、《暖流》、《大地生活》、《關懷》、《前進》、《深耕》等。我有時候也會去台北吃飯、開會，和《夏潮》的朋友都有保持聯絡，尤其是跟施善繼、林華洲、蔣勳，那時候蔣勳在編《雄獅美術》，我在那裡也發表不少作品。後來《夏潮》復刊，也刊登了幾篇我的詩。當時候民進黨還沒有成立，大家都是黨外，有一家人的感覺。後來農運起來。

八、進入農運我會參加農運，有幾個很關鍵的因素，一個是我大哥開拼裝車發生車禍的事情，第二個跟我母親有關。我母親生前罹患肝癌，開刀需要四十萬，那時候的一甲地也差不多四、五十萬，也就是一個農民開一次刀就得賣一甲地，可是軍公教都有保險，他們收入好又穩定，不像農民負擔這麼重。這讓我覺得政府對農民很不公平，那時候我時常在想農民保險這個問題。再來是我在農會推廣股的經驗，常常推廣一項作物，大概過了兩、三年之後就完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進口農產品的原因。我們只是反映問題，也沒有用，那時候農會的員工沒有勞保，農會員工的勞保與農民的農保是我那時候要爭取的。到了 1987 年解嚴，一二○八我看到農民運動起來了，運動訴求包括禁止外國（主要是美國）農產品進口、農民保險、肥料減價等，往後有 1988 年三一六、四二六農民到台北遊行，到了五二○有開放農民自由買賣土地的訴求。因為當時候農地是限制買賣的，那麼政府應該給農民基本的福利或保障，不然你不准農民買賣土地，又要他們種水稻，這樣很難生活，講起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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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沒有道理的。當時我是這樣的想法，並不知道農地開放自由買賣以後又開放可以亂蓋農宅的後果。農民聯盟並沒有提出農地開放自由買賣的訴求，那是農權總會提出的，他們是自由主義的，當時我們（指農民聯盟）並不贊成這個訴求。農民聯盟的主要訴求是禁止外國水果的進口以及農保。

陳瑩恩（以下簡稱「陳」）｜ 1987 年山城農權會成立，最早的主席是胡壽鐘（後來改名為胡譽鐘），可不可以請您談談他？

詹｜胡壽鐘是最早發起山城農權會的人，他第一個召開農權會議，那時候林豐喜還是台中縣許榮淑的黨外幹部，還待在豐原。胡壽鐘的父親給他留了兩公頃的梨子園，他自己在梨山種梨子，那時候梨子大量進口，他與許多梨農虧本虧得很厲害。他也辦過救國團的活動，也辦過登山隊，他知道怎麼組織事情，比較有想法，算是農村的知識青年。一開始他想說怎麼禁止外國水果進口，那時候他看到新聞出來了，便去印傳單，上面寫農民如何因為外國水果進口而血本無歸，也寫農民要為自己站起來講話，印好之後，就挨家挨戶發給種水果的農民，尤其是種梨子的農民，然後告訴他們有興趣的話，哪一天在他家討論。他本來是一個人，不知道怎麼反抗，當這張傳單一出去，反應非常強烈，大家打電話到他家。當初他以為只有五、六十人會來，當天卻有快三百個梨農在他家裡。後來決定要組織農權會來抗爭，不只是東勢，還有新社、石岡，很多農民都來，開了幾次會，選出了幾十個幹部。當開始規畫要怎麼操作，以及法律規範的了解，胡壽鐘當時也想可能需要政治人物在背後依靠，於是胡壽鐘和林豐喜就搭上了，他們兩個本來就很熟。林豐喜開始介入，這時候等於美麗島系介入進去了。在 1987 年的一二○八、1988 年的三一六與四二六，林豐喜是分割很清楚的，行動現場沒有出現政黨的旗子、沒有政治人物，當初大家有這樣的共識。民進黨當時樂觀其成，說出事之後可以幫忙，因為他們知道那時候農民反對就是在反對國民黨，對他們而言是沒有損失的。其實當時候民進黨內部已經在分派系，在奪權了。

九、五二○事件前、後的運動發展 1987 年一二○八前後，山城農權會成立，最早是陳秀賢來台東找我。我是在編《夏潮》時認識陳秀賢，陳秀賢也曾經在裡頭，當時我有時候上台北會睡他那裡。陳秀賢在一二○八結束後來台東找我，林豐喜也有來，陳秀賢把我介紹給林豐喜，然後開始談規畫三一六行動，以及要在東部成立農權會，我就說好。那時候我還在農會，我說我都同意你們禁止農產品進口與農保的訴求，可是農會還是保守的，還是國民黨掌控之下的戒嚴心態，所以要他們最好是約在禮拜六、日，我上去找他們。我跟他們說，剛開始我們可以出動一台遊覽車上去（四十個人），陳秀賢說好，我們人不用多，然後他把一面農權會旗子插在我家門口，整個村就報上去了。總幹事問我那是什麼，我跟他說這是要爭取一些訴求，他沒講話，但是默認。我也跟一位農會代表說這是好事，他也默認，但是他跟我上去了。三一六那天，我們就發動一台遊覽車的農民上去。林豐喜那時候還跟我說，東部要成立農權會，請我當農民聯盟副主席，並在三一六行動時當副總指揮，我有答應他。三一六時，我在第二台指揮車上，抗爭現場有青年學生朗誦我的詩〈土地請站起來說話〉。三一六規畫的還不錯，總共動員到一萬多人，一下子就這樣很不容易。三一六結束之後，我們又規畫接下來的組織工作。三一六運動結束之後，我們的很多訴求都有爭取到，包括政府禁止一部分的外國水果進口，農保也進入討論，我們想為農民在產銷方面做一些事。我說我們農會已經在產銷方面做得不錯了，包括百香果、養豬、養牛等等，他們就說只有看到我們這個農會在做事，全台灣的農會大部分沒有在做事，大部分是在搞派系、搞選舉。當時候林豐喜提出成立合作社，依各種作物別為合作社的單位，把產銷的環節結合起來。我們已經談到這個部分了。四二六我們又上去，開了拖拉機和搬運車上台北街頭，行動要結束的時候，雲林的林國華當場宣布：「五二○還要再辦。」雖然當時還沒有正式成立農民聯盟，可是各地農權會已經在組織化的過程了，東西南北部的負責人也出來了，各縣市也都有負責人，我們也一起開過會了，這個已經算是組織了。這個組織開過會的決定，不能隨意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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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動決議就必須召開會議。林國華說我們這個組織沒有理事、監事，說我們只是各縣市負責人、召集人而已的非正式組織。我們雖然不是登記的人民團體，不需要理事、監事，但大家都是共識凝聚起來做事情的，農民也在裡面，當然是組織。在這個前提下，你要在四二六當天要宣布後續的行動，必須要先跟大家開會討論，才能決定是否要辦五二○。林國華並沒有這樣做，他說雲林農權會自己負責這場行動，其實那時候應是新潮流已經介入了，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自立門戶。他們要搞五二○，朱高正就先說過五二○一定會發生事情，一個原因是因為雲林農權會的組織很散，再來是他們的群眾運動經驗不足，第三個，一半以上的參與者不會是農民。再加上林國華的個性是具有暴力性的，他本身就是比較英雄主義的人，他就是要搞到新聞媒體都把行動和他的名字報出來，新潮流那時候也是要走這個路線。新潮流會有這個動作，一方面是他們看到農運正在起來，而且看到我們這些左派的介入了─陳秀賢、我、林純美都進去了，這個狀況跟工運是一樣的。

林｜當時新潮流在找依靠勢力時，怎麼會找上雲林農權會的林國華？

詹｜這個我不清楚，可能是跟民進黨有關係，因為當時林豐喜已經是民進黨許榮淑在台中縣的幹部了，林國華當時也是民進黨的幹部，可能那時候民進黨內部已經有規畫，那時候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可能就已經介入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而已。

林｜民進黨在 1986 年成立，三一六與四二六行動是在 1988 年，新潮流系看到農運起來，所以想要接這個勢，也看到左派在農運裡頭，我想提個假設性的問題：請問新潮流系與在農運的左派有什麼緊張關係？

詹｜這之中有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我們的主要口號是反對美國水果進口，我們很明確的是帶有反美性質的團體，這樣的話可能會影響到台灣與美國的關

係，新潮流系內部當時是主張台獨的，是與當時的美國的意識形態一致的，當然要介入。我們看到農權總會在五二○主張包括農地自由買賣、農保、肥料制度，就是不談反對美國水果進口這個訴求。這是我們事後釐清的。新潮流系與雲林農權會的秘密操作，我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們跟美國在台協會有什麼樣的協議。

林｜林國華在四二六時宣布五二○再來，其他農權會的反應是什麼？

詹｜我們不持反對立場，但是我們不積極動員，也不領導，如果出事情我們不負責。五二○當天，我是晚一點才從台東趕上去，我們大部分人在旁邊看，一半以上的參與者都不是農民，而是台北市市民與遊民，他們都在前方，農民是後來因警察以亂棍打人才接上去幹的。為農民爭權益是好事，但不能利用農民鬧事爭權。

林｜除了雲林農權會之外，還有哪些農權會是五二○的主事者？

陳｜戴振耀嗎？

詹｜主要是雲林的人如李江海他們。戴振耀那時候是高雄橋仔頭的。還有一部分是林豐喜那裡去的，因為他們是為了農民，既然有這個行動所以就參加了，沒有特別分新潮流系還是美麗島系。

林｜可不可以講一下五二○的現場狀況？

詹｜當時是因為老農民要小便，沒有地方可以去，警察說有流動廁所，農民說太遠了，就找了這個理由在亂。之後有談判，我們當然沒有介入其中，朱高正有介入。他們把立法院的牌子拆下來，警察的臉就變了，現場就開始打人。那裡留了一個缺口讓我們走，我們走過那個缺口，隊伍又轉往忠孝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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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從忠孝東路往車站，再到延平北路，整群的農民由東往西一直跑，到最後被包圍，然後被警方用水噴，再把人抬走。還有人用石頭砸人，不知道石頭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也不清楚石頭是不是預藏的。其實你不可能在台北市的忠孝東路找到那麼多石頭，而且那些石頭都很大的，把鎮暴部隊的鋼盔打到凹下去的，沒有戴鋼盔的，被打到流血，還有骨頭都斷了。圓石頭還好，如果你是從砂石場拿到那種稜稜角角就更恐怖了。我不清楚石頭是哪裡來的，問題是石頭和棍子怎麼來的。是不是預謀，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就是把五二○弄成流血事件。

林｜他們為什麼要將五二○弄成這麼大的事件，意圖與預期效果是什麼？

詹｜一個是創造歷史，一個是為了奪權。如果今天五二○沒有流血，他們可能會在台灣的政治史上留名嗎？不會的，他們很清楚這個狀況，因為三一六的人數已超過一萬人，形勢比較強。奪權這個部分，就是他們要從農民聯盟手上奪取農民運動的發言權。農民聯盟的農權會大部分是親近許信良、許榮淑等美麗島系的，新潮流系的認為他們在農運中沒有發言權，而且農運組織太大、太重要的，變成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搞到最後農民運動沒辦法發展。朱高正在《重現台灣史》雜誌做的五二○事件專題中，把五二○定位為一場鬧劇，因為領導者、指揮者、造勢者幾乎都不是農民，指揮的人也沒辦法控制現場，要在運動中當英雄，並不困難，因為媒體傳播非常快，一夕間可以傳到全世界，像是 2002 年那場遊行有十幾萬人，當初有講好，如果阿扁沒有退一步，我們要當英雄是很簡單的，只要三千個人衝進總統府就好了，都編好黑旗軍、紅旗軍了，後面只要再上來一萬人，對上六千名鎮暴部隊，就一定是政變了。

林｜五二○之後，各地農權會有針對這個事情進行討論嗎？

詹｜有過檢討，最後的發展是農權總會與農民聯盟自己走自己的，算是分裂

的。那個現場我很清楚，是在豐原的一個活動中心發生的，那是在 1988 年的 6 月 28 日。當初選定六二八這一天正式成立農民聯盟，是有經過開會的，因為日據時代的農民組合是在六二八成立的，我們要跟日據時代的農民組合結合，讓我們的運動與組織有一個歷史縱深，希望能連通當時農民運動的精神與思想。林國華他們對於這個就不高興了，因為農民組合是抗日的左派，是日本時代農民運動的主流。他們不要這個日期，但是廖莫白（廖永來的筆名）他們那天還是來了。開會的前一天，我們就知道他們要來鬧場了，林豐喜、胡壽鐘、徐華棋他們已經預知會有狀況，我是不知道這個狀況，因為我們台東的幹部是在前一天晚上開兩台車過來。開會開到一半，有人要我去樓下喝果汁，說我們從台東遠來，不要介入，也怕我們如果加進去，可能會無法收拾。我去樓下喝果汁，樓上傳來椅子、桌子摔來摔去的聲音，打到流血。就這樣正式分裂，雲林農權會自行成立雲林農權總會。農民聯盟在五二○之後正式成立，討論出後續的組織工作是做產銷合作社，也不介入農權總會的組織。合作社沒有做起來，因為成立合作社不是簡單的事情，要有資本。因為五二○的流血衝突，農民回來之後都很害怕，再來因為林國華與林豐喜都去當立委了，大家覺得有人替我們講話就好了。第三個，農權運動提出的訴求，比如農保與農地問題，李登輝都有處理。第四個，那時候開始在炒農地自由買賣，台灣的農村也開始在玩六合彩。第五個，李登輝政權下的本土意識起來了，包括農民運動都是幫了李登輝的忙，在對付郝柏村。

林｜當時候把農地自由買賣作為運動訴求的理由是什麼？

詹｜因為當時農民無法自由買賣土地，農產品的價格又不好，農民的生活有困難。其實是不用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只要政府開放低利融資與相關的專案計畫，比如農業生產專業區、保證價格，幫助農民解決生活生產問題，這樣就好了。我也不是說農地自由買賣不對，而應該是要有較為周全、全面性的國土規畫，才能開始推動農地自由買賣。當初就是沒有這樣做，結果農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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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亂賣，賣到現在宜蘭都在種房子。

陳｜可不可以這樣說，當初農盟的一個運動策略失誤，是沒有針對土地問題提出主張，所以由雲林農權會主導了土地政策的發展？

詹｜農權總會（即雲林農權會）主張農地自由買賣，他們是透過抗爭來推動，政府後來有答應，但是政府在事後沒有好好規畫國土專業區。1990 年農業發展條例一修改，就把農地管制全部放手。農盟的運動訴求主要是針對禁止外國水果進口與農民保險，以及產銷、肥料制度，基本上沒有涉及到農地問題的運動訴求。當時我們比較有社會主義的想法，對於農地自由買賣是持保守態度的。

十、鄉土文學論戰作為左翼思想資源林｜剛才你有提到鄉土文學論戰對於你的影響，可以講一下這場論戰對於你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參與農運的影響是什麼？

詹｜鄉土文學論戰對我很有影響。一開始是文學論戰，後來陳映真的理論裡加入了左翼的思想，也就是以政治經濟學的，唯物史觀的角度來討論文學，看到文學、藝術、文化是建築在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基礎上，我才知道原來台灣是冷戰架構與國共內戰之下，日本、台灣、菲律賓構成這條美國圍堵大陸的防線，台灣是作為其中一個棋子，我那時候才搞清楚這點，包括為什麼我們要進口美國水果，以及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到後來台灣退出聯合國，幾乎形成對美日的全面依賴，都是這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也就是國共內戰將台灣轉化為冷戰架構下的一個棋子。鄉土文學論戰時，我知道一些理論，因為陳映真的理論已經很清晰的有這個認識了，但當時我對於這個政治認識還沒那麼清晰，對於勞動價值觀的認識也不是那麼具體。鄉土文學論戰及陸續有的相關論述，讓我比較知道以唯物史觀的觀點來看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價

值觀問題，同時我也讀到托爾斯泰的藝術論。我比較傾向左翼思想的文學觀是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鄉土文學論戰給我的左翼啟蒙，也是有影響到我參與農運的動力。第一個，農民是社會基層的弱勢，當時候已經有想到要為農民的權力、為土地的公平正義出來抗爭，尤其是農民保險─那是因為我母親生病的親身體驗，看到農民沒有保險，而軍公教有健康保險的差異，我認識到這是階級問題。以及我大哥開拼裝車發生車禍的事，讓我看到我們為南橫付出那麼多，人死了卻還是無法在這個體制下有所賠償，就會質疑這是什麼體制。以前的這些經歷與想法，一直累積、連結，到後來我參與農運。

林｜在農運起來的這個期間，也是工黨（1987 年成立）與勞動黨（1988 年成立）的成立期間。當時你跟這塊有關聯嗎？

詹｜我和這塊沒有關聯，只聽到過蘇慶黎有介入。

十一、五二○之後的農民聯盟林｜五二○之後，農盟與雲林農權會分裂，農盟這邊繼續進行的實踐除了產銷之外，還有哪些？以及農盟與高雄工作室的合作關係是什麼？

詹｜發展產銷合作社之外，我們也繼續做農民教育的工作，有一個工作室，並辦理學生的農村生活營，組織農村巡迴工作隊下鄉。學生來到農村，一村一村走，也有表演行動劇，跟農民說明台灣農業的狀況與農運發展，他們（指小呆，林正慧）都很清楚。這些學生去的農村，後來很多都變成「綠」（民進黨）的。

林｜你在參與農運的過程中，有沒有跟夏潮系統討論或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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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主要是陳秀賢，學生來農村之後，陳秀賢他們也會來。

林｜當時農盟如何討論說找學生來做農村教育這件事情？學生農村工作隊的安排，農盟有什麼樣的分工？

詹｜農村巡迴工作隊是農盟一起負責，有分東西南北部，到東部下鄉的學生就會到我那邊。

林｜在籌辦農村工作隊的過程中，農盟與高雄工作室的組織關係是什麼？又是怎麼和學生聯繫起來的？

詹｜我一直在東部，我不是很清楚具體的組織過程，但是學生工作隊的組織工作和高雄工作室是有關係。當初是陳秀賢與林豐喜告訴我，他們有一批學生要到農村辦學生營，要跟農民談問題、要與農民學習。我說可以呀，學生來我就帶著他們走，幫他們安排行程。

林｜小呆會不會更為清楚，關於學生如何和高雄工作室、農盟組織一起，進行農村下鄉工作隊。可不可以請你補充一下？

林正慧（以下簡稱「慧」）｜志翔（黃志翔）因為在《南方》的關係，所以他本來就與學生團體有比較多的聯繫，小蔡（蔡建仁）是跟工黨與勞動黨有聯繫關係，秀賢是負責與農民的聯繫。我們工作室有這樣的分工，在這個基礎上把學生組織起來。五二○之後，秀賢覺得要有一群學生到農村，給農民「收驚」、打氣，因為很多農民在五二○之後確實被驚嚇到、退縮了，學生是比較中性的力量，到農村可能可以產生鼓勵農民的效用。另外，是詹澈剛才提到農盟想要推動合作社，因此當時學生會去一個村一個村演講，把當地農村的問題挖出來，並企圖嘗試這樣的集會來形成組織關係。台東的部分，是秀賢找到詹澈，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據點，由各地農權幹部支援，比如南投、

屏東等等。至於學生這方面，因為當時有急需要認識社會的動力，所以不是說學生去農村教育農民，而是學生到農村學習。當時也因為學運社團逐漸起來，所以需要有組訓學生的場域。實際狀況是不同群體、組織的互相支援。

陳｜想跟詹澈大哥確認一下：您說當時是林豐喜與陳秀賢來找你，看能否支援學生農村工作隊在東部的行程。您了解林豐喜與陳秀賢怎麼形成聯繫關係的嗎？

詹｜林豐喜是農盟主席，馮老師（馮清春）是南部的副主席（屏東），我是東部的副主席（台東），黃邦政是北部副主席（新竹芎林），胡譽鐘是中部副主席（台中東勢），陳秀賢是農盟的總幹事，蔡建仁或許是發言人。陳秀賢與蔡建仁有大概的分工，一人（蔡建仁）對內、一人（陳秀賢）對外，蔡建仁主要負責理論工作，陳秀賢負責演講台等對外工作，因為他的演講很有煽動力，他的台語講得非常輪轉，我到現在都覺得台語演講能夠比他好的不多。

陳｜那時候不是有很多客家庄農民參與進農運？

詹｜客家庄主要是林豐喜、胡譽鐘的山城那邊。離開了台中，一部分在新竹與屏東，大部分參與農運的都是閩南系，加上很多客庄農民也聽閩南語的，比如在市場交易大部分是用閩南語的。

慧｜農盟的秘書處是設在社運工作室，所以秀賢與豐喜是有這樣的組織關係。當時的工作人員包括秀賢、志翔、小蔡、我四人。這是在 1988 年到 1989 年之間的事情。農盟差不多為期兩年，後來我們開始弄後勁溪、台南漁權會。當時學生工作隊下鄉之前，因為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農村是陌生的，所以我們在工作隊之前先組織農村生活營，就會請各地的農權幹部來生活營上課，比如當時我們請詹澈老師來為學生介紹台東的農業生產狀況、農民結構、面臨的農業問題，然後學生把詹澈老師講的東西做成大字報，作為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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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巡迴演講的材料。

詹｜學生下鄉前，各地農權幹部一定要先向學生說明當地農村的狀況，下鄉之後，農權幹部就作為村的對口。因為當時我還在農會上班，所以沒有辦法一直陪學生，所以我就找一個農民當對口。農民聯盟的幹部分布在各鄉鎮，在台東的並不多，我們那時候大概只有十個。我們帶學生去的村，大部分是我們農會代表或小組長的村，但是那時不會講，他們覺得這是在幫農民的有意義的事。我們的農會總幹事後來被做記號，列成黑名單，與我是有關係的。

陳｜當時候的營隊看起來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是要進入農村做組織工作？

詹、慧｜對！

詹｜那根旗子就在農村飄來飄去，就是一個斗笠三個箭頭那一面旗子（指農民聯盟的旗子）。

慧｜那時候，每個晚上就一個廟口一個廟口的舉辦演講與討論會。

詹｜想起來，那時候精神真好。我開著我父親那台小卡車，載學生們到處亂跑。

慧｜我們在詹澈他們家吃住了一個夏天！我們也要跟著農民下地，他們種釋迦，我們就去學習農作。

十二、2002 年「一一二三與農共生」大遊行林｜農盟的運作是到什麼時候停止？

詹｜ 1990 年到 1997 年，農盟都還再陸續運作，都是小規模或地方性的運

動。其實，2002 年的「與農共生」是有前面的脈絡可循的。1984 年，台灣跟美國簽了食米協定，米開始禁止外銷，只能做加工，也是那時候開始推動水稻休耕。從清朝到日據時代，台灣米的外銷是非常大宗的，占外匯很大的比例，因為台灣的米非常好吃，濁水溪的西螺米在當時是全世界一流的米。美國為什麼不讓台灣米外銷呢？因為它說如果你不外銷米，我就跟你買多少比例的工業產品，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1985 年，台灣和美國簽訂菸酒協定。當時美濃一大片是種植菸葉，彰化那裡種一大片葡萄，要做酒的。菸與酒都有跟公賣局打契約的，後來和美國簽菸酒協定後，我們大量進口美國的菸酒，台灣的菸農就這樣倒了，所以農民沒辦法再種菸葉維生了，葡萄農也是這樣倒成一片。1988 年，當時要 GATT 之前，台灣要付給美國「頭期款」，因此美國的火雞肉、水果、玉米、大豆、小麥、麵粉大量進口台灣。我們那時候在台灣中部種玉米的農民，一公斤賣十二塊才達成本價，美國的玉米進口到高雄港口，一公斤賣四塊錢，這樣在台灣種玉米是一定倒的。我記得我那時候還在農會推廣股，將近一千公頃的玉米田，在兩年內縮減到兩百公頃，速度之快。農民是很現實的，種的作物沒辦法賺錢，他就不種了。美國進口到台灣的很多都是大宗物資 ─黃豆、小麥、玉米都是。這是 1988 年到 1990 年的狀況。到了 1990 年，台灣簽了 GATT，這意味著此後的五年到十年，很多種農產品進口到台灣都是零關稅的，那對於台灣農業是很大的打擊，因為我們沒有競爭力。我剛才舉例的美國進口玉米，那還是有關稅的，如果是零關稅的話，一公斤是三塊錢。1990 年加入 GATT 後，台灣的農業政策是「零成長」。因為 GATT 的規範力不大，在 1995 年，台灣準備加入 WTO ─ 那是全世界的貿易組織組織起來，目標是對付大陸，而要逼大陸開放，首先就先逼台灣開放。台灣是這樣的一步棋。到了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改，農地自由買賣全面開放，農舍開始一棟棟地蓋起來。在農業發展條例修訂之前，五公頃以上的農地才可以變更地目，自由買賣，而且規定五年內不能再買賣，所以門檻蠻高的。農業發展條例將五公頃修改為零點二五公頃，就可以過戶，同時也放寬買地與蓋農舍的身分，不是農民也可以買農地、蓋農舍。剛開始農民很高興，因為賣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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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拿到錢。板橋、新莊這些台北市郊地區有了很多田僑仔（閩南語發音為 ts’an’-kiau’-a`，指因買賣土地而致富的農民），那一帶的農會很有錢，很多理監事都是田僑仔，他們當時賣一分地就可以賺到幾千萬，那是 2000 年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之後的狀況。2002 年的 1 月 1 日，台灣正式加入 WTO。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陳水扁為了與大陸同一天加入 WTO ─面子問題，於是請美國幫忙，雙方幾乎沒有談判，台灣答應美國開出來的所有條件，包括開始進口美國米。1984 年的食米協定，只是限制台灣米外銷，WTO 之後，美國的米進來了，同時限制台灣不能外銷，只能做加工成為飼料，且規定美國進口的米一定要上市，不能加工做飼料。美國也逼日本這樣做，日本很多中間商很聰明，他們把美國米與日本米擺在一起賣，然後清楚註明產地，民眾會選擇買日本米而不是美國米。是後來美國逼他們混合賣，也逼我們台灣這樣做。這就是自由主義的霸權，不是民主。 2002 年，台灣不只面臨農業問題，因為加入 WTO 而有幾個總體性的問題。第一個是智慧產權問題，學生不能再去影印店複印原文書，這個說白了就是資本主義的知識霸權。第二個是金融，用世界銀行的標準來規範台灣的農村金融，台灣的商業銀行都要照世界銀行的標準走，逾期放款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只要一超過，政府就會把你整頓、接收。陳水扁認為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會都是國民黨的，因此他提出第一次金融改革，沒有配套措施的手段卻是要消滅農會。商業金融在台灣面對美國為首的全球化時得要改革、合併，但卻與陳水扁後來二次金改圖利的事情有關。農村金融有其特殊性，在當時情況下必須專案處理。陳水扁的金融改革是從我們農會開始。商業銀行一般有三個月的還款緩衝期，可是借款七年後到期，三個月沒有繳利息的話，銀行會催收，六個月沒繳利息，銀行就會查封，再來就拍賣。可是農村怎麼可以用商業金融的方式搞呢？我們那時候種西瓜是在農會貸款，我們沒有抵押權，我要還錢得等到西瓜收成後，西瓜四個月就可以收，很快的，如果我是種釋迦的農民，得四年才能收成，那我這四年怎麼辦？農民要去打工，有工可做就有收入，沒工可做就慘了。因此農會借錢給你，它會等你收成，比如你種釋迦，我給你

七年時間。釋迦是八月收成，十月結束，如果開花期遇到颱風，吹到一點焚風就沒辦法授粉、結果了。因為你的貨款會進到農會裡，農會可以看你的收入，就會知道你今年虧錢了，會讓你慢一點還款，加上農地價值有限，農會是半公益法人，也難收買過戶農民的土地，逾期放款當然會比銀行多。但是銀行根本不知道這些狀況。有時候一年遇到颱風，得等上三年才有辦法有利潤，不然農戶的生計都是透支的。再來是農地買賣很困難，而且農民借錢也非常困難，沒有多少銀行願意借錢給農民。上面這兩個原因，使得農會的逾期放款常會超過百分之五，有的農會會超過百分之十，陳水扁看到這點，只要逾期還款超過百分之五，他就叫公有銀行甚至是財團銀行來接收你的農會信用部。如果農會虧損，以前是合併，比如台東鎮農會虧損，就與卑南鄉農會合併，因為卑南鄉有盈餘，如果好好經營，農會會恢復的。陳水扁不要合併，他透過接收農會信用部來消滅農會，他估算之後，看到逾期放款的農會超過六成，他就要全部接收，轉給財團銀行。至於怎麼接收呢？比如農民有一甲地，他去農會借兩百萬，現在這個農會的逾期放款超過百分之十，所以陳水扁叫財團銀行來接收農會信用部，一併接收信用部的債權，財團去看農民的一甲地不值兩百萬。陳水扁說沒關係，因為立法院通過金融重建基金，總共一千五百億，從當中補貼一百萬給銀行，銀行說好，就把農會信用部接收了，債權也接過去了。銀行拿那塊地債權去拍賣，賣了三百萬，我跟你說，聽說那時候不少銀行老闆都在晚上去吳淑珍家排隊，大家都要這個好康的。第二件事，七股農會有一台賓士車以兩百萬購入，會計帳要在七年內折舊完，等於這部車子在七年後就沒有帳了，帳面上是零。但是七年後，這台賓士拿去外面還可賣到八十萬，但會計帳會是零。財團銀行來接農會信用部，是按照會計帳來接的，他可以拿一塊錢就過帳了。銀行接收車之後，拿去拍賣，賺到八十萬。陳水扁的父親陳松根，在台南官田養鴨的窮困人家，陳水扁念書時無法負擔學費，是農會獎學金支持他的。很多農會都有辦理獎學金，提供給農村子弟、會員子弟兩千或三千元，當時只要有一千元就不得了了。我們那時候把陳水扁領農會獎學金的收據拿出來，登在報紙上，你現在要賣農會，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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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當初你讀小學、中學是拿農會獎學金的。 2002 年金融改革的問題就是因為政黨考量匆促行事沒有配套措施的錯誤。較為先進的國家，比如德國，是將農業金融與商業金融分開的，因此當時我們要求成立農業金融法與農業金庫。那時候的規定包括：鄉鎮農會的金融不能夠經營股票、基金，農會的員工不能夠參與選舉，若要參與選舉則要先辭職，當時候很多人要我選舉，但是依照規定我得先辭職，可以說農會員工是二等國民。要成立農業金庫，讓鄉鎮農會能夠投資它，讓農業金庫可以經營國際貨幣、國際金融，就是基金、股票，今年（2015 年）農會金庫才開始准於經營外幣，其中一個是人民幣。銀行可轉投資基金等。所以每年年終獎金領最多的都是金融業。銀行都可以用這個來賺錢，但是農會都不行，所以今年爭取農會可以多元經營，包括經營外幣。此外，農村的很多小額貸款項目都要靠農會。以台南的南化農會來說，它在山上，那裡有五個村，農會有一個分部在那裡，這個分部負責辦理農保、小額貸款、賣肥料和農藥，當這個農會被銀行接收後，分部被取消。銀行是以賺錢為目的，不可能去山裡面辦農保、賣肥料農藥。而且農會法規定信用部總盈餘的百分之六十二是要給推廣股與供銷部，這個部分就是回饋給農民的，銀行是不可能做到的。農會推廣部的經費在農村有很多用途，比如支付農產品的包裝費用、運費、宣傳費、肥料費甚至社區建設等等。陳水扁他們操作媒體，抹黑農會，當時我看不下去，認為農村金融絕對不能這樣搞。遊行之前，我去 TVBS 李濤的 2100 節目，也去各電視台與電台和幾位民進黨立委辯論。當時已經有三十六家的農會信用部被接收了，我們開始小型的抗議，有一、兩千人到立法院抗議。我前前後後上節目和民進黨的三個立委辯論幾次，他們到最後沒話可講。我跟他們說：「你說農會黑金，你現在是執政黨，你在一個月內抓給我看，看有哪些農會總幹事貪汙、逾期貸款、超貸、冒貸。」他們都安靜了。2002 年遊行之後，有一批農會總幹事都是年輕、有理想的，大概占全台灣農會總幹事的六成，我跟他們談過，看到他們都很認真做共同運銷，比如南化農會、玉井農會的芒果就做得很好，還有我們台東地區農會做釋迦的共同運銷也達到共同計價的最高成果，雲林虎尾等

地的農會的花生油一直都是貨真價實的，鹿谷與阿里山農會的茶業品質評鑑與共同運銷都作非常好。這些年輕的農會總幹事都很認真在做，你不能隨便否定他們。我也問民進黨農村的小額貸款，你要怎麼處理？他們說由郵局來貸款，當時郵局不能貸款、放款，只能夠存款，農民沒有地方可以借錢，怎麼有資金生產與生活？自從我在 TVBS 辯論之後，大眾才搞清楚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後來我們發動 2002 與農共生的行動。一開始，陳水扁與呂秀蓮說搞群眾運動是他們民進黨的專利，我說：「你是專家，但哪有專利？」他們都說遊行不會超過一萬人。我之後還找過邱義仁，雖然五二○之後他是農權總會的，但我跟他說：「我們農民聯盟那時候說要搞產銷，你現在要搞，要劃分專業區等等。」我跟他談過兩次，其中一次是張富忠跟我去。我也跟邱義仁說農村金融不同於一般商業金融，不能亂搞。他們都聽不進去，而且聽不懂，因為邱義仁和羅文嘉滿腦子都已在想錢的事了。因為我們農會總幹事知道我參與過農運，他說：「我們現在要用到你了，現在更知道你進來農會是對的！現在開始帶我們抗爭吧！」在 2002 之前，我帶了三場到立法院抗爭。之後我們開始策畫三個月，各縣市派一個代表到農訓協會，我們住在那邊，台東縣由我代表，後來成立一個辦公室，我被推選當主任。我當主任後，開始規畫行動的行前工作，包括擬定訴求、設計標誌與文宣，最有利的就是我們找到陳水扁的父親陳松根在官田農會領獎學金的收據，那時我找在《中國時報》的楊渡幫忙文宣與登報。我們也開了遊行專用的帳戶，正式員工一人繳一千元、臨時員工一人繳五百元、農會理監事一人繳三千元，全部三百多家農會集起來，總共三千多萬。我們用這些基金刊登訊息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每天刊登半版。我們為了阻擋陳水扁施壓給遊覽車公司，我交代所有的農會總幹事，要訂遊覽車時，先給四千元的訂金給他們，且要簽約，如果違約沒出車的話，就要還我們一萬二。我們每個農會都要到各村開兩次會，總共三百多個農會，六千多個村子，總共開了一萬多場的會。遊行前一個月的統計，共有一千台遊覽車（就是五萬人），後來我們繼續在電視辯論，激起更多農民的憤怒，遊行前十天再統計，總共有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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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遊覽車，很多縣市已經租不到遊覽車了。陳水扁開始不太放心，因為他知道五二○時只有六千人，但場面已經那樣了，他便叫情治單位去調查，後來他才知道已經有兩千台遊覽車了，算一算大概九萬人。陳水扁調查到狀況後，馬上要談判了，陳水扁宣布全面退讓，先解除三十六家農會的接收案，再來解除農會信用部逾期放款的限制，第三是願意成立農業金融法，第四是成立農業金庫，最後則附帶到一些農業問題。退讓之後，陳水扁要我們不要遊行了，陳水扁也找李登輝（李登輝執政的時候，與農會的關係非常好，現在還有二十幾家農會是聽李登輝的。很多黑道的派系跟李登輝的關係很好，用來對付郝柏村這些人，整個黑金也是李登輝帶進來的），李登輝跟陳水扁拍胸脯，說不會有遊行，所以李登輝到現在還是很氣我。陳水扁還找王拓跟我談，我跟王拓說，遊行會和平落幕，但是不可能不遊行的。當時李登輝找我們去談，因為我是辦公室主任。當初我找農訓協會台大農業推廣系畢業的四位同仁成立五人小組，我們規畫所有的分工，包括動員、文宣、錄影帶。李登輝也找過這四個台大畢業的同仁談，他們後來跟我說李登輝施壓說不要遊行了。所以我去找農會總幹事開會。有農會總幹事說：「如果不遊行，我就不幹農會總幹事了，因為遊覽車都簽了，我們也去農村開會了，每個農民都同意了，農村婦女都點胭脂準備要上來台北了，不遊行的話，我現在回去會被打死！」最後決議要遊行，農會總幹事要推派一位總指揮。我跟他們說：「總指揮就是要去登記遊行路線，要為遊行狀況負全責的人。」結果沒人敢，是台北縣農會總幹事林錦宏說：「你去啦，」我說：「好，我去登記，當遊行總指揮，現場我要控制，你們要走在我的指揮車前面。」我又說：「為了預防鎮暴部隊，我們至少要訓練三千個衝鋒隊，南部的編為紅旗軍、北部的編為黑旗軍，我們也要對這三千個人講習。」因為陳水扁後來讓步，所以我們決定不要衝了。當初本來已經準備好兩大卡車的番茄、兩大卡車的臭雞蛋，還準備雞和豬，那時候已經準備上街丟東西和放雞豬，規畫現場由黑旗軍先衝，然後後面紅旗軍農民跟著衝。我們還從台北縣調了二十台小台的搬運車來，讓他們走在隊伍前面，擋住後面大貨車載的演講台。陳水扁退讓之後，面對激動的

農民，我們有點麻煩，就談了幾個遊行的基本原則與規畫，第一是和平落幕。那時候我們要衝的風聲被傳出去。有個朋友來跟我說，如果你們衝進去，衝破六千個鎮暴部隊，進入總統府降旗，這就是政變了，到時候軍隊一定會出來。我跟他說軍隊會分兩邊，百分之三十會支持我們。他說這就是政變，你知道後果會是什麼嗎？當時候大陸對台政策有一個說法，如果台灣出現以下狀況，大陸就派解放軍到台灣來，第一是台灣宣布法理台獨，第二是外國軍隊進入台灣，第三是內亂，處於政變的無政府狀態。我想想，這個事情不得了，我就跟幾個農會總幹事說要和平落幕，主要也因為陳水扁退讓了。如果陳水扁沒有退讓，我只好當英雄。後來很多人跟我說：「哎呀，那時如果衝也許兩岸就統一了，你為什麼不幹呢？」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和平，因為兩岸問題雖然很複雜並不是沒辦法解決，我們都知道一旦發生戰爭是很嚴重的，打完之後肯定變成廢墟，一百年都恢復不了。我也評估過當時美國加上日本的海空軍力，大陸很難贏的。不過我認為美日應該不會介入，因為當時的大方向是要與大陸和談，即使美日不介入或介入，台灣在戰爭後還是會變成廢墟，而且傷痕很難恢復。那時候有這些內幕，我們那時候都評估過，我後來對大型運動現場不能造成暴力，就是來自於這個戒心。2006 年紅衫軍，施明德來找我當副總指揮，那時候人更多，圍城的時候，內部也開好幾次會。簡錫堦主張要衝，他們都已經講好了，要從總統府後面的門衝進去，但是我在會議中跟施明德講，我在 2002 年農民大遊行時遇到要不要衝的問題，那時是十幾萬人，現在會超過五十萬人，你施明德可以選擇當英雄，但是後果是什麼，你有辦法承擔得起嗎？後來是和平結束。說回來 2002 年的農民大遊行。在遊行前四天，李登輝還私下找所有農會總幹事到農訓協會二樓開會，就是要跟他們決議不要遊行。當天我跟五人小組討論，計畫在農會總幹事於報到處簽到後，我們立刻引導他們到一個小廣場，我們把那裡布置成階梯式的空間，也通知了媒體。李登輝說十點要開會，我們請他們八點半報到。九點半之後，差不多七成的總幹事都到了，我們請他們簽到後，就說只要二十分鐘來呼口號：「風雨無阻，打死不退！」旗子都舉起來了。九點半，媒體準時到，他們一架好機器，我們就開始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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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表明要遊行，中午就上電視了。媒體一拍完，農會總幹事說還要去李登輝那邊開會，李登輝就說不用開了。陳水扁那時候氣李登輝，就是因為他沒有擋下來遊行，其實是因為我們把他拐了啦，那二十分鐘決定一切。媒體出來後，農民都看到了，農會總幹事回去沒得解釋，一定要遊行。當天遊覽車上來，我們在車上放錄影帶，教育農民怎麼和媒體說話，要喊什麼口號、唱什麼歌。之前在村子的開會都有講過，但是當天還是要再叮嚀一下。我們當時候編了很多歌，像是〈天黑黑〉等都是我修改歌詞給農民唱的。我要再講的是，2002 年的農民大遊行會發生，是在 WTO 架構下有前面整個犧牲農業的脈絡，那不只是農村金融問題而已，當時的農產品價格是整體下降三成的。因此當年遊行不只是因為農會的問題，不合理的農產品價格讓農民同樣感到憤怒。我們籌辦遊行時是不知道當天會有這麼多人，我自己估計是三萬人，是後來越來越多人訂遊覽車要上來遊行。遊行當日還有很多車子坐不下，很多村子還留了一、二十個沒坐上遊覽車的。當天上來台北的遊覽車有兩千台，一共是九萬人，還有宜蘭、台北、桃園、新竹等自己開車過來的農民，台北市政府統計當天總共十二萬人，七成以上是真正的農民，有一半以上的人在中正紀念堂塞住。光是遊覽車進來台北市，以及他們怎麼開回去，我們跟交通大隊討論了一個禮拜，遊行前一天我們通知所有農會總幹事，你們農會的遊覽車從哪個高速公路的出口進來台北市，我們都事先分配，不然進不來。我們還要規畫遊覽車進來台北市後，在哪下車、在哪停車、在哪等人，以及從哪個出口回去。我們規畫得非常清楚，所以當天下午四點半結束，五點半之後都淨空了。因為農會有組織，所以才有辦法規畫得這麼細，我們也將農民編組，三十個人為一組，一組推一個負責人。

陳瑞樺｜請問詹老師如何評估 2002 年與農共生運動的成果與後續影響？吳音寧在《江湖在哪裡？》寫到這場運動，說這是農會的遊行，不是農民的遊行。您在《天黑黑嘜落雨》一書中，也說一一二三前面幾場的行動，在性質上是農會的遊行，所以被批評得不到支持。我們怎麼看到一一二三最後得到的運動成果，以及後續產生的影響？

詹｜遊行七成以上都是用遊覽車到各農村載的純樸農民，其影響與功能第一個是我們農村金融穩定下來，這個很重要。到了 2007 年、2008 年的世界金融風暴，農村金融的穩定對台灣金融的穩定，是有產生作用的。那時候我們才看出來這點。第二個，許多農會在那次運動後發生質變，很多農會總幹事覺悟到：農會不是靠信用部才能生存，必須靠供銷、推廣、農產運銷，因此很多農會把工作重點轉為做這些事情，這對農民來說是很好的。第三個，農會執行政府的政策，比如農保、公糧收購等等做得很多。第四個，農會信用部賺的百分之六十二的錢照樣回到農民身上，而且監督機制更為嚴格。第五個，你去查一下所有農會的理事，八成以上基本上一定是農民，代表也一樣，只是他們在地方政治選舉時屬於不同派系而已。監事的話，其中有一個可以不是農民。再加上要做農會總幹事，限制是非常嚴格的，農會法對於農會總幹事的規範是很嚴格的，比當鄉長還嚴格。農會當然有黑金、有派系，但哪個組織沒有派系？銀行的黑金在陳水扁時代更可怕，是農會的好幾倍，民進黨也有四、五個派系。農會有時候與地方的鄉長是不同派系的，那是因為選舉造成的，地方派系問題是整體文化結構與政治結構的問題，不是農會的問題。況且，我們怎麼說那些去銀行貸款好幾億的特權階級？農會那麼多，沒有特權嗎？當然也會有，說白了，給我父親貸款就是利用信貸的特權，因為我父親在河川地種西瓜，他沒有土地所有權，農會總幹事是用信用貸款，我們可以在那個貸款項目貸十二萬，農會總幹事讓我們貸十五萬，給我們多貸了三萬，因為實際上需要，這是特權，但是這是小額貸款。我們可以說這不符合公平正義嗎？ 2002 年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產品價值平均降了三成，這是一個一一二三與農共生有這麼多農民參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會信用部也是一個原因，因為農會信用部關係到農民，有的農民是因為自己的農會被銀行接收，像是台南南化農會在山上的分部就被關掉了，他沒辦法辦理農保、沒辦法買農藥與肥料。除了農產品價格之外，農會跟農民的利益是切身相關的。一一二三遊行現場大部分都是農民，從錄影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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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個一般性的說法是，地方性的農漁會是地方派系的小金庫，是他們資金調度的金庫。這是普遍現象嗎？

詹｜是有這個現象，但是這個資金調度是合法的，地方派系也需要抵押來調度資金。但是他們會使用特權，比如你們兩個人都有一甲地，我可以借你兩百五十萬，但是我只借他兩百萬，這也不是超貸，如果我借你五百萬就是超貸，超貸是不行的。我決定借給你多少錢，是我的權力─這就是特權，因為利益分配不均，有的地方就有農民不服。要資金隨意調度是很困難的，因金融檢查是很頻繁與嚴格的，真的違法會很快被發現。

陳瑞樺｜如果說台灣加入 WTO，激發了農民的情緒，使得一一二三有這麼大規模的動員，一一二三也達成了一些運動效果，比如農業金庫的成立、農會信用部的金融整頓。台灣加入 WTO 後，台灣農民遭遇到的問題與情緒，全國農漁民自救會好像沒有再管這件事了？

詹｜後來因為農漁會自救會的經費都還給捐款的員工，那三十六家被銀行接收的農會有陸陸續續地歸還，自救會就在農會總幹事與會長白添枝的決定下解散了。現在差不多有三十五家慢慢恢復到以前的營運狀況，還有一家還在努力。台灣加入 WTO 而造成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問題，給農民帶來的情緒，農漁會自救會不是沒有想辦法，比如我們跟大陸的供銷總社簽完契約後，主要就是透過農會與合作社來購買農民的農產品，再銷往大陸。當然我們不一定可以看到很好的成果，可是我認為大陸是一個市場，問題在於我們銷的過程、銷的方法怎麼做而已。我們台東的釋迦有特殊條件，因為台灣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釋迦在台東，如果我們好好掌握，就可以跟行口談價格。但是如果是大面積的農作物，就得有另一套方法，就是專業區的方式，比如我們那邊有十二個集貨場，其中有一個集貨場的農產品是專門銷往大陸，因為他們的單位重量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他們用市斤（十兩），我們用台斤（十六兩），所以要另外處理包裝問題。我認為這樣做，也是為農民在打一條通路，但是剛

開始這是民進黨反對的事情，民進黨在農村操作反宣傳，說這是統戰。說實在的，有大陸人來台灣買香蕉，我聽到高雄那邊的農民在講：「那是要賣給豬吃的，隨便裝裝就好了。」大陸的商人也很難過，三分之一的香蕉去到大陸是爛掉的，但是他們一樣吞下去，照貨付價。他為什麼對我們那們好，「是統戰哪！」一句話這樣全部否定掉。所以我跟大陸建議，你們叫商人過來，用市場經濟的方式買農產品，按照市場機制走，不要用政策採購，不然就有人說那是統戰。就像台東的釋迦，我們知道兩成五都是銷到大陸去，有的農民不知道那是銷到大陸的，有人還被告知是被銷到日本。你經過市場機制來買這百分之二十五的釋迦，成本的保證價格還是在那裡，量一銷出去，價格就起來，量一回來，價格就下降，這是一定的。在台灣加入 WTO 之後，我們是這樣操作，不是說完全沒有作為。

陳｜詹老師我想再多問一個問題。您說八○年代時，有左派進入農運作組織工作，比如陳秀賢與您自己。那麼到了 2002 年的一一二三，除了您之外，有什麼左派組織或者個人進入農漁會遊行的組織動員工作嗎？

詹｜有，勞權會有參與遊行現場的規畫，部落工作隊有來現場表演，黑手那卡西也有來，那是我去邀請他們的，不是協辦單位。

林｜那麼老同學或夏潮聯合會的人有參加嗎？或者中華基金會？

詹｜他們沒有。因為我沒找他們，但在事後有提供一些發展的建議。中華基金會是後來成立的。

十三、台灣鐵牛隊與第三次土地改革的理想林｜請問你哪一年離開農會？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詹｜ 2003 年。為什麼呢？第一是農會的壓力很大，因為陳水扁秋後算帳，他雖然全面退讓，通過了我們開出的條件，但是他的暗步很多，比如我們農會申請的專案被撤銷、推廣計畫被撤銷、信用部被查帳。第二個是農會經過整頓後，有獎勵退休機制，農會鼓勵員工退休。那時候有太多的農會員工，我那時候就申請獎勵，那不叫退休，而是優惠資遣，因為我還可以在農會工作五到十年，我等於是提早離開。資遣的好處是，我們拿到資遣證明，以後去找工作或者申請東西，還有這樣一個證件。當時我去策畫遊行時，是農會特准我留職停薪，我那時候跟他們說再延一年，但是他們根據農會人事法，不能再延。那時農漁會自救會辦公室的三千萬資金，還有一千兩百萬的餘額，用這個作為農漁會自救會的經營資金，我繼續在那裡當主任，一個月給薪四萬，目標就是把那三十六家農會從銀行那裡拿回來。這樣一弄，就兩、三年了，後來自救會募的剩餘資金又還給農漁會員工，農漁會辦公室沒錢了，解散了，農會那裡我也回不去了。那時候我在想還能做什麼。民國四十一年（1952 年），台灣第一次土地改革，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以後，家族的地一代一代的分配下去，土地零碎化，務農人口也老化，這些耕地怎麼辦？嚴格講起來，農業發展條例是第二次土地改革，農地零細化，且開放自由買賣、自由過戶、自由蓋農宅，這是完全的自由化，我認為應該要有第三次土地改革。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內容，我想這次的土改應該要包括：農地如何整合、老農如何退休，如果生產糧食這件事情如聯合國所承認，是一件神聖的工作，那麼生產糧食的農民就擁有基本的保障，政府不能只是保證水稻價格。同時，政府應該要將水稻的保證價格提高，因為當時估計的成本是低於實際成本的，當初估的成本價是一公斤十八塊，實際上已經是二十一塊了。我去嘉義找稻農自救會、去宜蘭找水稻育苗協會，組織「台灣鐵牛隊」，我們提出來的口號就是第三次土地改革，第二個口號是糧食生產要有基本保障。當時我們總共有六個訴求，其中包括台灣水果外銷到大陸，「兩岸三通，水果當先鋒」，因為我們已經很難外銷水果到美國了，只能夠進口他們

的水果，我們的釋迦、梨子出口到美國後因路途遙遠果心都黑掉了，大陸這麼近，我們的船開過去只需要五個小時，大陸人口也這麼多，我們為什麼不要這麼大的市場？我跟農民講，他們也說要試試看，於是開始在三通政策中談判水果外銷大陸。那時候我找連戰談，我問他是否同意第三次土地改革，他說同意，我又問他是否處理農產品外銷大陸，他說他們智庫會來處理。我跟他說，我們台灣鐵牛隊要全島巡迴，宣導這幾個訴求，我也跟他說我不是你黨部的人。談清楚後，台灣鐵牛隊就開始巡迴了，主要是由我、許能通的侄兒許崑峰（嘉義稻農自救會發言人）、宜蘭水稻育苗協會總幹事陳章楠，還有彰化的。我們提出來第三次土地改革的方法，第一個是年輕農民的土地能夠整合，再來是老年農民有退休機制，這些訴求後來被放進馬英九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連戰那時候沒有選上總統，我也沒辦法跟陳水扁談，我去跟馬英九談第三次土地改革，他說人家聽到「第三次土地改革」會怕，會聯想到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以為要革命，他說是不是可以改個名字。他們內部研究後，改成「小地主大佃農」，但裡頭的內容並沒有完全符合我的理想。我那時候的理想是，農會成立農地銀行，農民可以直接在裡面交換農地，老農將土地登記在農會，要土地的青年農民也來農會登記，三分地、五分地等加加總總，就有幾甲地；當有青年農民要來經營三公頃的農地，農會要給你無息貸款、低率貸款，農委會給你補助機器；老農退下來，要拿農地租金，這個價格一定要高於水稻的成本價，比如稻作一期作四萬五，一年兩期共九萬，老農租地的價格至少會達到這個價錢。老農如果有價值兩百萬的五分地，可以跟農會設定給款的金額，比如一個月農會給老農三萬元，讓老農退休後還有生活保障，他除了可以拿到土地租金，還可以拿到農會的這筆錢，加上農保、老農津貼，老農家庭基本生活就有保障了。可是「小地主大佃農」沒有實行徹底，沒有做到農地放款。

林｜小地主大佃農推行的狀況怎麼樣呢？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詹｜還不錯，現在將近有一萬個年輕農民。台灣農村陣線一直鼓勵小農，他們不贊成大農，我說老農都做不了了，老農要怎麼做小農？老農的下一代也不一定會務農，那塊地怎麼辦？休耕也不是辦法，全世界只有台灣有休耕補助，要農民不要種田，然後政府給你錢，這樣不對，不符合農村文化與價值觀，農村文化會因此解體，勞動價值觀也會隨之崩解。

林｜聽起來，「小地主大佃農」是透過政府的力量，將老農的地集中，然後轉給年輕農民承租農地來種作。

詹｜政府政策鼓勵，沒有強迫也沒有主動參與，我算過，如果一個年輕農民要有縣政府課長的收入（一個月四到五萬），他需要有六公頃的水稻生產，而且是風調雨順，這六公頃要怎麼來呢？就是要這些老農拿出來，然後年輕農民給老農租金，政府提供低利貸款給年輕農民買機械。我也贊成小農文化，但現實很難操作。

林｜有人在推「半農半Ｘ」，一邊耕地，一邊拿相機、電腦記錄，或做設計。

詹｜那個不實際，成效很有限，就像是「漂鳥計畫」，讓退休的公務員回去務農，實際上多半是回去玩，很難真的靠此收入生活。我們如果在六十歲退休，回去農村還想務農嗎？首先你要有勞力與體力，再來你要有農耕方面的知識，不然你怎麼種作物？我認為要鼓勵年輕人，特別是農科學校畢業的到農村務農。

十四、農產共同運銷的嘗試林｜我想問一個比較好玩的事：台東的釋迦為什麼那麼好吃？

詹｜對，我要講那段。我當農會推廣股長的時候，要辦台東釋迦的共同運

銷，因為我在辦蝴蝶蘭與梨子的共同運銷時，蝴蝶蘭只有三個產銷班，當時有位日本客戶來找我，說一個月後給他一萬支切花，每支十二朵的白花，還說花瓣的厚度要多少。我在三個蝴蝶蘭產銷班找，只找到五百朵，當時我就想：如果我把全台東縣的蝴蝶蘭農民組織起來，一個月後應該就有一萬支蘭花。從這裡我開始規畫共同運銷，如果我們要外銷農產品，一定要共同運銷，而且要有一定的規格標準。那時候我們推廣台東釋迦，中間商已經在殺價、要壟斷了，農民賺到的錢開始不敷成本。有一天我跟農民談，說農會的目標就是外銷到大陸，每個農民都跟我說這是天方夜譚，因為那時候兩岸還沒三通，他們說不用想要銷到大陸，只要能幫我們銷出去就好了。我說：「好，但即使不是銷大陸，我們也要辦共同運銷。」我分析給農民聽。剛開始找到在深山裡的斑鳩村，裡頭大概有二十個農民，村子裡有一個斑鳩國小，校園裡有一個不用的車棚，我們農會跟校長借這個車棚，說要辦這二十個農民的共同運銷，我們要在這裡共同分級、共同包裝、共同銷售、共同計價。校長說好，說農民裡頭多是家長會的，都是好農民。他們同意之後，我們找農機人員改良了一台分級機，那是從蘋果與梨子的分級機改良為釋迦分級機。我們分了五級：十六兩、十四兩、十二兩、十兩、八兩。之後，我們直接找台北果菜批發市場的行口談（而不是找中間商談），我們問他：「如果我這箱釋迦都一樣大，沒有軟、爛、被蟲咬的，你可以比中間商多給多少錢？」他說：「一箱我給你多十塊錢！」他說中間商給他的，上面都是好的、大粒的，箱子底部有一半都是小的、爛的、蟲咬的，他說他買這種不合算，如果我能給他保證，他就甘願給我們一箱多十塊錢收購，我們就寫契約，我還跟他說：「我寄過去的價錢有百分之十的伸縮空間，你要給我訂價。」行口說：「怎麼有這樣的？」我說可以試試看，我說我們每天寄給你的，會用傳真說明寄了幾箱幾斤，你要把那天賣出去一斤多少錢，馬上傳真給我們。他說沒人這樣做的，我說我們是農會，我跟你保證貨源沒問題。第一次去還是出問題，還是包裝到小粒的啞巴的（太早採而不會軟的），我還跟行口賭釋迦會不會軟，賭了三次。第二個問題是有沒有蟲，因為釋迦成熟後，香味就出來，果蠅就來了，只要它叮到釋迦，就下卵在果肉裡，你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只能在外表看到一個小洞、甚至看不出來，但是你賣出去，釋迦軟了，一打開就全部是蟲，只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所以我跟農民說要認真地用放大鏡看，後來是一看就知道了。第三個問題是釋迦的外表不一，如果都同樣大的釋迦，有的顏色比較漂亮，如果我們賣同樣的價格，怎麼合理？這件事也被爭執一段時間。後來我跟貨運公司講：「農民自己寄一箱到台北果菜市場，需要七十塊的運費，今天我們農會會越做越大，現在只有二十二個農民，以後會到一千個農民，我們現在先合作，現在二十二個農民的運費，你幫我從七十塊減到五十五塊；再來你不用一箱箱的收這二十二個農民的貨，你找農會就好了，你也不用一戶戶收運費，我一次給你。」後來真的從七十塊降到五十塊，之後我們還降到四十五塊，農民當然要加入。至於紙箱的部分，農民自己做紙箱要一箱三十五塊，我就跟做紙箱的工廠說：「我全部給你做，你幫我降一箱二十七塊。我們以後的量會越來越大。我們農會幫你收紙箱錢，你不用一戶戶收錢。」那些商人覺得這樣划得來，因為他們有時候去農民家收款，還不一定收到的，如果農民哪一季收成不好，他還可能跟你欠款。因為我們提供了這兩個誘因，農民覺得合算，雖然釋迦的外表品質不一，農民還是願意一起算錢，因為我們把釋迦共同銷到台北果菜市場，大部分拿到的價錢比一般釋迦農多，而且保證了農民的果款一定在七至十天匯入他在農會的帳戶，行口欠款了，我門農會也按契約先墊果款給農民。農民有了信心，因為他們以前賣給中間商或自己寄給行口，常常收不到錢或價格與數量被吞吃的事。我們這樣做了一期，第二年有五個村加進來，弄了兩個集貨場，我們的集貨場是統一計價。產銷班要開始時，每個農民先交三千元做班基金。我跟他們說，我們自己班的工作自己做，如果你九點以前到集貨場，做到十二點半，我們不需要請工人，我依照農民的性別、年齡和體力分配工作；如果你是下午一點到的，就做到下午四點，五點出貨。這叫互換工，中餐一起在集貨場吃麵，午餐錢都是從基金出的，我們去遊玩或者買東西，也都是從基金出。這是一個班的運作，如果這個集貨場有三個班，又另有場規。同樣也要收集基金來經營集貨場，用來請人維修與清潔，以及三個班在場內吃午飯的

錢，還有很多項雜支。後來我們兩百五十坪的場，總共發展到十二間集貨場，總共四十個班。我是這樣搞起來的，所有果菜批發市場的行口商都認識我，我找他們來農會開會簽約。開完會後，每個人開本票（就是你給我的押金，我可以拿到現金），依自己要的貨量來訂，每人給五十萬到一百萬本票。除了給我們本票之外，還要拿出三十萬至五十萬的現金存在農會，來扣貨款。我還去問，如果有行口商在賭六合彩的，有可能跑路的（有的行口就是一個人，一張桌子和一支電話而已），我有很多農民自己寄貨給行口，第一期、第二期拿到很好的價錢，第三期寄了很多貨去，結果行口不見了。我跟這些有在賭的行口說，你拿房子來押到農會，這樣你就跑不了了，他們也願意，因為我能保證他的貨源是好的充足的。全台灣的共同運銷只有我們農會做到共同計價，而且所有過程與細節都公開化，沒有模糊與利益勾結的弊端，才能在短期內達成共同運銷的成果，這是農委會自己承認，他們也難於做到的。1993 年到 1998 年之間，我就做這件事，一直到 2003 年我離開農會，共同運銷都還有繼續進行。

十五、兩岸三通，水果當先鋒林｜ 2003 年你離開農會，除了台灣鐵牛隊之外，還有做什麼事情嗎，比如在兩岸之間的交流？

詹｜有。連戰的智庫後來找我去，主要針對第三次土地改革與農產品銷大陸的事情。2004 年 11 月，許信良找我，希望我找幾個農會幹部跟大陸談農產品銷大陸的事情。後來我幫他找了好幾位縣農會的總幹事，當時許信良找不到人去大陸談這件事的，沒有人要理他，因為他沒有團體。找到之後，我跟許信良去中南海，賈慶林他們有出來接見，那時候已經通過了五項台灣農產品進大陸免稅，媒體之後也報導了，那是台灣第一次與大陸談農產品（主要是水果）銷大陸的事情。可能是這件事催化了連戰的破冰之旅。連戰是在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2005 年 5 月破冰，去了大陸。2005 年 8 月，我與陳武雄（後來的農委會主委）代表智庫去跟大陸的供銷總社談，我們兩個與大陸的供銷總部簽約，一開始是八項農產品免稅進大陸。我們去了大陸，像是上海，他們很多人沒吃過釋迦、芭樂，不知道怎麼吃，鬧了好多笑話。我們的目標主要是先在大城市推廣，再進入二級城市，接著再進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六個歐亞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它們是北方國家，沒有熱帶與亞熱帶的水果，所以台灣的水果到那裡一定有很大的銷路，只要銷給百分之十的人口就好了，目標針對在上層結構，我們可以賣貴一點，這樣台灣是可以賺到錢的。說實在的，如果大陸有很多人要吃台灣的水果，台灣的供給量是不夠的。那時候我在台東做共同運銷，槓桿原理就是這個樣子：我跟所有行口都簽合約，有個共同的價格，所有的中間商來跟農民買釋迦，一定要先問農會買多少，那個價格都是成本價加兩成，因此中間商就沒轍。台東有三千多甲，我們有一千甲做到共同運銷，另外兩千甲是其他鄉鎮的農民，我們管不到，可是這些農民遇到中間商跟他們買貨，他們知道我們農會農民的釋迦賣多少錢，所以中間商的開價就不會低於那個價錢。今天台灣外銷到大陸的釋迦量占了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五，這些量都是保證價格賣出的，都是成本的兩成，所以大陸只要向台灣買了這百分之二十五，台灣的農民就不會虧本了。長久以來，我在媒體講這件事。蔡英文來過台東，農民跟蔡英文說：「如果這百分之二十五的釋迦沒辦法銷去大陸，我們就會崩盤，我們的成本就會在價格以下，你怎麼辦？」蔡英文不敢回答。槓桿原理就是你有一個基本價格在那裡，我們在台灣收成之後，把一定的比例用保證價賣到大陸，大陸的市場這麼大，為什麼我們不要？農民的果款都由農會負責保證在一星期內匯到農民帳戶內，農民的運費與包裝等材費也由果款中直接扣取，行口與農民都很放心，省下很多時間做其他事。現在台東釋迦的產值一年達到二十億台幣以上。這是我們目前做共同運銷、農村金融的成果。

詹澈簡歷 1954

生於彰化縣溪州鄉

1956

全家遷居至台東，從事林班、牛車、西瓜種植等

1972

考入屏東農專農藝科，期間開始從事創作，參與校刊《南風》的編輯工作並結識吳晟

1975-1976

與詩人李男、羅青一同創辦《草根》詩刊，在《草根》上發表〈身世篇〉等作品

1976

獲第二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出版詩集《有翅膀的歌聲》（台北：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1977

從屏東農專畢業後於龍潭幹部培訓中心魔鬼營隊當兵

1977-1979

退伍後進入《夏潮》任助理編輯

1979

6 月起於基隆幫助王拓競選國大代表；9 月，編輯《鼓聲》，一期後被禁；11 月，被王拓創辦的《春風》雜誌，推舉為發行人，兩期後被禁

1980

進入台東地區農會工作，任農會推廣股長；幫助父親種植西瓜

1983

於知本農場工作，結識農場工作老兵；出版第一本詩集《土地，請站起來說話》（台北：遠流）

1984

與楊渡、李疾、鍾喬等創辦《春風》詩刊

1986

出版詩集《手的歷史》（台北：錦德）

1988

與林豐喜、胡壽鐘、戴振耀、林國華等人一起發動三一六、四二六、五二○事件，擔任東區負責人及台灣農民聯盟副主席

1995

出版詩文合集《這手拿的那手掉了》（台東：台東縣立文化中心）、詩集《海岸燈火》（北京：團結出版社）

1996 1998 2002

出版《西瓜寮詩輯》（台北：元尊文化），憑該書獲第五屆陳秀喜詩獎〈勇士舞〉一詩入選 1997 年度詩選，並獲 1997 年度詩人獎發動「一一二三與農共生」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擔任遊行總指揮；出版《詹澈短詩集》（香港：銀河）

2002-2003

任台灣農漁會自救會辦公室主任

2003

出版《海浪和河流的隊伍》（台北：二魚文化）、《天黑黑嘜落雨：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擔任台東縣政府專員；組織台灣鐵牛隊任總隊長；擔任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發起人之一、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第一案軍購案辯論會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八）｜以陳映真為線索荷鋤握筆心憂憂：農運詩人詹澈訪談

反方代表；出版《小蘭嶼和小藍鯨》、《海哭的聲音》（台北：九歌） 2005

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當選國大代表；出版《詹澈詩選》（北京：台海出版社）；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於長春舉辦詹澈、藍博洲作品研討會

2006

擔任百萬人民反貪腐紅衫軍倒扁運動副總指揮；擔任台灣蔬果過剩採購機制工作小組成員，與國民黨智庫政務委員；陳武雄至北京國台辦與供銷總社簽訂採購備忘錄

2007

出版《綠島外獄書》（台北：秀威）；策畫出版《田殤：台灣的農地悲歌》（台北：台灣鐵牛隊）

2008

（台北：秀威）；獲中國文藝協出版《餘燼再生─綠島外獄書續篇》會文藝獎章

2009

任財團法人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專員；與詩人司童（羅曉莉）結婚

2010

出版《詹澈詩精選集》（台北：新地）；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兩岸關係與區域發展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2011

任財團法人台灣區蠶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任台灣藝文作家協會理事長、《時代評論》雜誌總編輯、《新地文學季刊》副總編輯

2012

組織台灣斗笠陣；出版《下棋與下田》（台北：人間）

2013

擔任行政院雲嘉南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2015

辭行政院雲嘉南服務中心副執行長；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

2018

出版《發酵》（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台北：秀威）；參加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灣文學所舉辦詹澈作品《發酵》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