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 二零二一年副刊第一回《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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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室 文 / 劉 建 希

七月的編輯室,發生了許多事情。 從《蘋果》高層被搜捕、資金被凍結,走到正式停止運作只需短短數天便可知,在這個時代下寫字,多少要 有種「做得一本得一本」的心態。

有人建議學苑從此走上一條較低調、遠離敏感議題的道路,替這狹小的編輯室延壽幾年。但若我們只保住了 學苑的軀殼,書寫的再不是心中的想法,又有何意義?學苑是忠於自己的文字的地方。歷代學苑編輯或持不 同,甚至是相反的見解,惟其文字始終體現著對自由的嚮往、對批判精神的堅持以及獨立自主的編採權。學 苑不曾以立場不同為恥,亦未曾因外界壓力而噤聲。以往如是,今後亦然。

「即使有朝一日(學苑)真的消失了,關心社會、對國家、對身處的城市有情愫和責任心的年青人,必然滿 腔熱血,會找到自己的園地;找不到的話,就用雙手開墾,就用腳走出來,再次重建。」——《學苑六十》 在無力的時代,繼續寫作、繼續出版。這是我們的回應。


文 / 劉 璇

現實與虛幻的交錯:

動畫中的城市記憶 意大利著名建築師阿道.羅西(Aldo Rossi)於《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中將城市內的 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視為城市的靈魂。城市中集體記憶的軌跡(locus),記載了城 市過去的同時,亦影響著城市未來及公民與城市的關係。而在動畫中創作者可完全地控制創作中

所展示元素的質感,擺脫了真人實景電影中固有的現實索引指標(indexical qualities),令其 成為一個特殊的記憶載體,以同為城市內一員的創作者的視角,帶領觀眾重新感知城市變化的痕 跡。動畫是一個以想像記錄和保存城市記憶的媒介。 |動畫難以界限的本質 世界上的第一部動畫於1900年代出現。最早期的動畫以結合「速寫(lightning sketches)」及 停格動畫(stop motion)的形式製作。當時的動畫有兩項主要的特點,分別為比當時電影快的

畫面呈現和切換速度,及以繪圖作為製作的基礎性質(fundamental flatness)。而電影研究學 者Donald Crafton於《Before Mickey》一書中指出早期的動畫不同於一般電影,作品中大多都

帶有創作者強烈的自我呈現(self-figuration),例如J. Stuart Blackton和Emile Cohl便常於作

品中以「藝術家之手(hand of the artist)」的方式突顯自身作為創作者的身分。早期的動畫與

其時以寫實為主的電影有極大的差異,因而被視為超脫現實的藝術表現方式。部份學者甚至定義 動畫為前衛藝術(avant-garde art),並形容動畫為一個「充滿變化、顛倒而只短暫地存在的 世界(a universe of transformation, overturning and provisionality)。」

及至1930年代,動畫製作技術逐漸成熟,華特.迪士尼工作室開始製作「以現實為基礎」的動 畫,務求製作出最真實的作品。《雪姑七友》、《小鹿斑比》等動畫的成功改變了不少人對動畫

的認知,同時亦開啟了動畫界中一個爭辯多年的問題——動畫的本質到底是在於繪畫出現實,抑 或在於創造一個超脫現實的世界?電影評論家Otis Ferguson便指華特.迪士尼工作室作品中的

寫實令動畫不再是只能被仰望的抽象藝術,而是更貼近觀眾,讓觀眾有更深的代入感的藝術, 並提出動畫界未來應以寫實為動畫新的美學標準。然而,此轉變引起不少學者質疑。劇作家William Kozlenko指,動畫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為唯一完全自由,可以不受現實限制的電影形式,故

擔心此轉變將摧毀動畫的本質。寫實主義電影研究學者Siegfried Kracauer評論《小飛象》時亦 強烈批評華特.迪士尼工作室的動畫製作方向,指「動畫不應描繪一個能以攝影更好地展現的現 實」。學界的大力抨擊並未影響大眾對於愈趨真實的動畫的喜愛,亦未曾令動畫製作技術發展的 速度減緩,動畫不再如早期作品般完全地超脫現實,因此動畫與真人實景電影之間的分野亦逐漸 模糊。

有關動畫本質的爭辯至今仍未有清晰的答案。隨動畫的發展,動畫紀錄 片、動畫與真人實景混合的電影等的動畫分類出現,動畫空間(anima-

tion space)與現實的區隔愈發模糊,兩者的關係更形密切。動畫難以完 全抽離現實,但所呈現的質感卻又不同於真人實景電影。動畫的本質到底 應為以現實為基礎的說故事方式,抑或為超脫現實的前衛藝術?觀乎動畫

自身的複雜性,的確難以得出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但在其複雜性下卻構 成了一個現實與虛幻交錯的空間。《再見螢火蟲》中漫天戰火下,清太與 節子葬下為他們帶來光明後死亡的螢火蟲、《千與千尋》中千尋的父母因 貪念成為兩頭滿口油漬的豬、《秒速五厘米》中櫻花散落的火車軌上,迴 盪著那段帶點遺憾的回憶。動畫那近乎真實又帶點虛幻的特質,為觀眾帶 來不同於真人和實景的浪漫,構成了其獨特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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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城市——動畫中的記憶紋路 動畫空間是以創作者的想像為藍本而建構介乎於現實和虛幻的空間,當中隱含著創作者對於現實的演繹。動畫創作者會從日常生活中 提取部份文化特徵和符號信息,再加以個人的解讀和價值判斷,於動畫中以各種超現實的方式,如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強烈的美術風

格等方式向觀眾傳遞一種象徵性意義及價值(symbolic meaning and value)。加上,動畫完全不受現實因素的限制,使其可完全 地依照創作者自身的解讀演繹一段故事。由此,動畫所記錄的記憶帶著創作者鮮明的記憶紋路,而這些紋路反映了一個特定時期的城 市生活及空間。觀眾可跟隨這些紋路,以創作者的視角,重新感知一樣事物、一段故事、一種文化和一個城市。

香港動畫家江記(江康泉)及其團隊的作品《離騷幻覺》「汨羅篇」、「刺秦篇」及「序」三篇均以香港的城市作故事的背景舞台。

動畫中以會帶來強烈視覺衝擊的色調(江於一個訪談中稱其為​​「紙紮色」)、獨特的畫風、碎片化的敘事結構等方式,展現了香港 不同的城市符號,如舊利舞臺、油麻地戲院、街道、文武廟和戲棚等。然而,同樣為城市符號,不同於《麥嘜》系列電影中的親切 和熟悉,《離騷幻覺》中的符號所呈現的是一種若隱若現的距離感。馬路上在一群身穿旗袍、舊式西裝的人中有一個人失去意識, 倒下了。但身邊的行人未曾停下腳步,一旁正在挑選「新臉龐」的女人頭也未有回,舊街道上的小販與主角的對話間透露著的是冷

漠和不關心,「嘩,又有人在街上突然壞掉了,肯定是沒錢升級吧。」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大都會與精神生

活〉一文中指出大都會(metropolis)的生活為人們帶來生活知覺上的過度刺激,因而都市人漸發展出「辨識力遲鈍」及「漠不關心 (blasé attitude)」的特質,都市人難以儲備情感來關心他人的生活,甚至會拒絕探索和發展個人性格的精神核心。而在《離騷幻 覺》中,創作者利用本應承載溫情、親切的城市符號與都市人的冷漠所形成的強烈對比,向觀眾展現了現代城市間所瀰漫著的漠不關

圖 片 來 源 :

《離騷幻覺》宣傳圖片

心。

而於「汨羅篇」中,故事以屈原乘搭上由紅磡開往汨羅江的蒸汽火車為主軸。動畫中蒸汽火車由外形到內部的設計均以八十年代香港 軍綠色柴油火車為藍本,並結合了江自身當年對火車的記憶。江於一個訪談中曾指「汨羅篇」對蒸汽火車的描繪源於兒時乘搭柴油火 車時的經歷——一次在由旺角到羅湖的車程中讀著《百年孤寂》時,發現身邊的環境改變,並與書中的故事情景融合。江借屈原於火 車上穿越未來和過去的情節向觀眾展示自己當時所經歷現實與虛幻交錯的奇幻感覺。觀眾由此可藉江於動畫中所留下的種種記憶紋 路,重新感知和解讀這些香港的城市記憶符號。

動畫中各種城市的記憶符號在創作者的重新演繹下,被賦予了生命。街道、建築、廣告牌、霓虹燈等城市符號,於動畫中與創作者的

記憶結合、調和,形塑出一個「虛構」的記憶場所(Lieux de mémoire)。其承載了現實中由種種城市意象(image of the city),

包括路徑(path)、邊界(edge)、地標(landmark)等,所構成的城市信息之餘,亦展示了創作者自身對於城市的記憶及認知。 觀眾通過對於這些記憶符號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便能拼湊出真實的城市生活、文化縮影及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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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來 源 : 《離騷幻覺》 「序」 影片截圖

|後記

城市記憶(urban memory)塑造了城市的精神和文化,傳遞著城市的歷史和特徵,令城市由一個純粹的物理空間,成為一個包含著 內在意義的地方。城市會隨時間的推移逐漸老化,並浮現各種問題,因而城市的更新和改變是不可避免的。於《The City of Collec-

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一書中,M. Christine Boyer表示在城市不斷發展的過程 中,我們作為公民應盡力保存和記錄下城市信息的轉變。如此一來,城市的精神、傳統、歷史、文化意義方能得以保存,令我們的城 市不至淪為失喪生命的空殼。而動畫抽象地記錄下城市的記憶,並以想像引起記憶的共鳴,保存了城市記憶的連續性。惟以動畫記錄 香港並非輕易之事。

2019年8月,久違地有本地動畫於香港戲院上映。《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大追捕》經兩年時間製作而成,成本約一千三百萬,對於一部九十

分鐘的動畫長片來說,已是低成本的製作。然而電影終以三百五十萬的票房慘淡收場,對於投資者而言,無疑又是一次本地動畫電影

圖片來源:

《離騷幻覺》 「汨羅篇」 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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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失利的「教訓」。香港製作的動畫電影自《麥兜故事》至今的二十年間只有不足十部。投資者追求創新,但更害怕未知。即使每 年都有不少香港動畫人推出優秀的動畫作品,但仍只有有成功先例的《麥嘜》方能給予投資者投放資源的信心。

2017年,石家俊、黃俊朗及黃梓瑩製作的動畫記錄片《暗房夜空》,獲第五十四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獎。2018年3月尾,江記及其

團隊於推出《離騷幻覺》的先導片後,發起眾籌,以八百萬為目標,希望可製作《離騷幻覺》的八十分鐘長片,但最終只籌得一百六

十萬,並製作了十六分鐘的《離騷幻覺》「序」。2019年,吳啓忠執導的動畫短片《世外》雖引起了大眾的討論及關注,但因缺乏 投資者,其長篇動畫製作計劃遲遲未能開始。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從來都不是一個有利自由創作的地方,加上關注動畫行業的人 少之又少,即使偶爾因一些作品而獲大眾的關注,亦只是曇花一現。香港做動畫前路茫茫,令這些動畫人堅持留下的只是那尚未燃盡 的熱血。

大追捕》劇照

《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 圖片來源:

《暗房夜空》預告片截圖 圖片來源:

《世外》影片截圖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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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視

請 我們在虐兒案中的

: 痛 責任 成長很

文/鄧蔚藍

2018年,五歲女童Z死於敗血病。在她逝世的前一天,生父以「玩飛高高」為名將她拋上天花板逾十八次,發出七、八下碰撞聲,兄

長目睹她的下體流出黑色血汁。女童不斷哭言「唔好」,但她的生父轉為捉住她的四肢搖晃,並稱此為「扮超人」的遊戲。法醫在她 身上發現五十八處新傷、七十五處舊傷,傷患遍佈頭部、四肢、腹部,部份傷口更出現潰瘍及膿腫;其八歲兄長的頭部、胸部等部位 有六十處新舊傷患,包括血腫、皮膚壞死等。

五個月以來,其生父與繼母以藤條、衣架、拖鞋虐打她,拒絕給予食物,又經常綁起她的雙手,要求她跪下。其間,同居的繼外婆袖 手旁觀,沒有阻止夫婦,亦沒有帶兄妹二人去接受治療;女童的幼稚園老師早於事件開端,即2017年9月時,已發現女童臉部腫脹,

有傷痕及瘀青,更多次缺課,但校方僅口頭要求繼母停止體罰。事件在繼母於12月為女童辦理退學後再無人跟進;男童的卓姓班主

任因男童與繼母的說辭有出入,而憑「我直覺係噉」認為男童在說謊。在呈堂的微信對話中,繼母向卓老師表示男童數日沒有梳洗, 卓回答「好彩我仲未聞到臭味」——我們向兄妹二人展示了一個怎樣的世界?兒童的疼痛、苦難是否就不值得成年人的善意及上心?

/ 茶 檬 檸 株 一 / 說 以 可 不 「可 」 ? 田 華 阿 畝 一 / 打 蘇 糕 雪 頓 一 一雙大力水手/

今天人人似乎再次覺醒,哀嘆香港的兒童保護網處處落後,但其實早於1978年,當身體多處骨折、頭髮被扯下的十歲女童黎淑美走 進觀塘警署時,香港社會就已意識到保護孩子的重要性,但除了惋惜、痛心,我們大眾又做過甚麼?本文故旨在探討若保障兒童的制 度無能,社會可如何阻止虐兒行為。

逃避悲痛不是辦法,我們必須直視自己的責任。

〈可不可以說〉西西

|虐兒個案數字的一隅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2020年新修訂的《保護兒童免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虐待兒童」指利用與兒童之間權力差異的

特殊地位,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傷。普遍的虐待分為四大類:一、身體虐待; 二、性侵犯;三、疏忽照顧;四、心理虐待。一宗案件中或涉及多種傷害,施虐者可為家庭內、外的人,如老師、托兒所照顧者等。

有見社署所公佈的2020年虐兒個案中,身體虐待佔約四成,父母施虐的案件佔接近六成,故父母作為施虐者的身體虐待個案將為本 文討論重點。

社署的報告中可見2002年的虐待個案為520宗,及後的數字不斷上升,2016年至2019年間虐待兒童個案由892宗再升至1006

宗。2020年的數字貌似回落至940宗,惟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指回落的原因實為疫情下學校停課,令教師更難辨識虐兒個 案。研究虐兒多年的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陳高凌表示,每年實際上能夠落入社署記錄、被處理的嚴重虐兒個案只有百分之 二。換言之,以2020年的數字粗略估計,其餘的九成八,即四萬多宗虐兒個案甚至不入公眾的眼裏。 |「香港政府非常重視兒童福祉」 五歲女童的案件揭露了虐童案件通報制度長久以來的漏洞,及後社署修訂指引,釐清諮詢、通報和轉介的定義,但政府的覺悟就僅止 於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僅表示「會研究」幼稚園「一校一社工」的安排,又言各幼稚園的學生比例不同,統一的安排會使資

源運用不合比例。惟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社會服務協調主任吳健文在三年前已提出可安排至少一 名半職的社工駐於 二百五十人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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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幼稚園,以解決資源分配問題。同時,法律改革委員會目前正就「沒有保護罪」準備最終建議,但「沒有保護罪」背後所需的強 制舉報系統,如老師培訓、分流系統並不在研究之中。

要知道舉報、通報無法防止兒童被虐。若要保護兒童,就必須制定全面的保護政策。早於2005年,香港二十間與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相關的非政府機構於遞交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報告中要求港府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以獨立身分監察兒童權利及設立完整的兒童 保護體系,如安排預防虐兒及救援等各方的分工。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同年敦促港府設立該委員會,惟政府的回應僅為「讓有關政 策局及部門相互協調政策及措施,以確保兒童的最大利益獲得充分考慮」。八年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重提設立委員會一事,但

政府的回應隻字依舊,並以一個無相關功能的「兒童權利論壇」推搪。2018年,兒童事務委員會終在眾望中成立,但委員會卻非如 國際標準般獨立於政府,主席由政務司司長(今即李家超)擔任,而非專責的兒童事務專員。委員會上任三年內亦毫無兒童保護政策 上的改革。

政府多年來強調「重視兒童福祉」,但民間建議無一獲接納。防止虐待兒童會2005年起呼籲禁止體罰,民間團體多年來倡議強制性 舉報虐兒事件、設立嚴重個案檢討機制以找出漏洞、監察被虐兒童日後的狀況。到2021年,非政府機構兒童權利委員會繼續就禁止 體罰、成立兒童死亡個案調查機制、設立法定兒童事務專員公署等措施奔波,卻依然無果。甚至早於1987年的防止虐待兒童多元專 業會議上已有香港應仿效昆士蘭設立中央兒童數據資料庫的討論。2019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方在網誌上表示資料庫需用上 大量時間和人力,指會「展開研究」。資深兒童權利倡議者雷張慎佳批評羅的「好難」論調只為表示「有排等又唔知做唔做」,並指 基建工程也又貴又複雜,質疑羅為何不同樣向大眾訴苦。如今,羅又以「好難」回應幼稚園「一校一社工」政策,但短期內實施大規 模國家安全教育、取締通識課對政府而言就輕而易舉。係呀,唔通香港政府扮吓關心兒童又要同你講?

在等待政府緩緩改革政策的多年間,一名七歲女童在2015年遭家人長期虐待,以致營養不良,成為植物人;2016年,二十六歲的父 親嫌未足月的女嬰哭泣聲吵鬧,掌摑及搖晃女嬰,女嬰成為植物人;2021年,有父親以電蚊拍擊打男童,有母親向兩男童的頭部淋 下熱水——《兒童權利公約》中清楚列明,兒童該享有生存、受保護、發展及參與權,《公約》自1994年起適用於香港。但在兒童權 利委員會的查詢下,發現政府仍未提交原應在2019年3月提交的《兒童權利公約》執行情況的報告。及後政府於2020年方就報告大綱 諮詢持份者,報告至今仍未遞交。如果大人能好好遵守諾言,小朋友軟綿綿的手手腳腳能不那麼痛,你說多好呢。

圖片來源:五歲女童Z生前畫作 08


|「稚子無辜」——我們知道如何尊重兒童嗎? 美國心理學家Urie Bronfenbrenner曾提出生態模式(ecological model),相信人並非「真空」於世界,其行為深受環境的影響。 而社會的價值、理想、法律等文化產物構成外層的宏觀系統(macrosystem),影響著其餘三組與家庭、社區環境相關的內圍生態系

統。2017年,一名父親扭著兒子的耳朵,迫令其於人來人往的街道跪行,但此舉未有違法。縱使目前缺乏政府政策及完善法律,但 我們仍能從生態模式的其他層面入手,改變家庭中的虐兒行為。例如,香港社會的「價值」及「理想」如何解讀兒童權利、定義「虐 兒」,決定了家長對虐兒行為的包容度。前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防止虐待兒童會顧問麥列菲菲教授曾表示,每一種文化有「特異」 的虐待準則。即使極大多數香港父母均認為虐待兒童不合理,但在香港文化中,用藤條打兒童至流血等的虐待行為僅會被定義為較嚴 厲的育兒方法。故此,文化群體的成員有責任重新審視虐兒的標準及反思兒童權利,改變自身文化。

在迫幼子跪行的個案中,該名父親回應記者時指,兒子屢次說謊故以此方法管教他,並表示「養不教父之過,生得就要教好佢」; 在五歲女童因虐待而死的個案中,其父母於庭上求情指自己只是過於想教好孩子,並非出於惡意。女童在被虐打的時候哭喊著「唔

好」,但為甚麼父母沒有聽到?種種事件均反映出香港育兒文化充斥著家長主義(paternalism),部份成人一直認定自己有權決定 何謂最符合兒童的利益的事,並將自己的意願凌駕於兒童的聲音之上。此文化特性不僅出現於虐兒事件,於強迫兒童補習、上興趣 班,又或以「唔聽話咪打囉」為由體罰兒童等事上亦可見一斑。家長主義亦容許了權威發酵成虐兒行為,如父母會套用自認為「最

好」的管教方式,或將情緒發洩於弱勢的兒童身上。然則,家長主義中「我是為兒童著想」的前設多為家長有較多的知識(knowledge)、經驗(discourse)、判斷力(reason);兒童就必定缺乏能力(incompetent)、不理智(irrational)、脆弱(vulner-

able)及依賴父母(dependent),故社會認定成人所做的決定比兒童好。誠然,「兒童與成年人的能力一樣」的說法有失實之 處,但兒童理應獲得與其他成人同等的地位以及尊重。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於其著作《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提出思考如何尊重兒童應以孩子的視角出

發。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兒童總不喜歡被指似個小朋友。因為成人一直教導他們高大的東西如大城市、高樹總比矮小的事物重

要, 而兒童的需要、快樂、悲傷,只會被視作小小而不重要的事情,他們只是一個「小小人(mini human)」、「小朋友」。成人

一邊灌輸「要崇拜成人」的觀念,一邊依靠優勢控制兒童。我們知道兒童也會感到無力(powerless)嗎?若我們尊重兒童,為甚麼 他們不喜歡親戚的擁抱時要被斥責?為甚麼就因為他們有不想吃飯的時候又要被斥責?為甚麼要求兒童常常感恩成年人?為甚麼成 年人對兒童往往只有因不符合期望而生的憤怒?因為在成人的眼裏,兒童在成為成人之前還依賴父母,所以被界定為「屬於未來的

人」,他們現在的所思所想並不重要(less-valued)。甚或有人會認為小朋友不該有人的自由,認為小朋友不可信、必須被控制 等,直覺認為小朋友只會「講大話」。就例如我們常稱他們為「未來的棟樑」,那麼,現在的他們是甚麼?現在的他們就不被需要, 不是棟樑嗎?

圖片來源:台灣世界展望會 09


兒童屬於現在,也屬於過去。他們有難忘的記憶,會記得爸爸媽媽帶過他去踢足球,會有自己的反思;他們亦有感受,有生命,有痛 苦。被藤條打很痛,會流淚。兒童只不過是與成年人思考、做事方法不同的人,為何我們不能視兒童為成人世界的外來者,而必須視 他們為脆弱、無能、不合格的成人?他們不熟悉成人的語言、規則與傳統,甚或很容易被一隻蝴蝶分心,但依然有其喜好和厭惡,有 自己的邏輯。因此,柯札克倡議成人要尊重兒童貧乏的知識、他們獲取知識的努力、他們的淚水、他們的擁有物以及他們的個人空

間。既然我們不能隨便剝奪成人的積蓄,又憑甚麼任意扔掉兒童小心翼翼、珍而重之的小石頭?柯札克亦於《如何愛孩子》中提出兒

童有「活在今天的權利(right to the present day)」以及「成為兒童的權利(right to be what a child is)」。兒童有權要求別人 重視他看似可笑的願望、憂傷及疑問,尊重他的猶豫及秘密,尊重他作為與我們一樣的人。

歸根到底,我們不擁有兒童,兒童屬於兒童自己。試想像自己再次成為兒童,我們必感到疑惑:成年人自己說著成年人方能作最好的 決定,不是很傲慢嗎?又為甚麼「兒童權利」是由成年人定義而不是兒童自己?我們應歸還兒童他們活在今天的權利與自由,但必定 有人問到這是否容許兒童發脾氣要求父母買玩具,容許兒童飲酒等等。《兒童權利公約》中,成人依然有權站在兒童的利益的角度為 他們作決定,故擁有一定的凌駕性。實際上,兒童的成長無法完全脫離家長,故到底要如何平衡家長的權威與兒童的看法仍有待討

論。但在庭上屢屢出現的「我本意是為他好」言論告訴我們,至少我們現今對兒童的尊重肯定不夠。而我們必須反思自己的價值觀, 方能改變造就虐兒行為的文化。父母亦應知道,沒有人天生就懂得育兒。

|後:麻煩善用你的悲憤 一單虐兒悲劇發生後,某某老師會走出來哭訴自己無能,回憶起與孩子相處的點滴;幼時被虐待過的父母會哭喊自己不是有心虐打孩 子。此時民眾又會轉向關心傷心的成人、傷心的自己。但當成年人的疼痛、絕望遠遠比不上那些去世的孩子,我們憑甚麼只悲鳴而無 作為?傷心過後,事情不了了之。一年如是,十年如是,三十年如是。

借用柯扎克的一句話:當你放下這篇文章,開始整理自己對孩子的想法時,這篇文的目的就達成了。我們作為成年人,沒有給予孩子

/ 人 大 是 就 層 兩 / 路 細 是 「巴士長大了/一層的巴士 」 了 巴 老 是 就 / 層 十 到 長 巴士長大了/如果它

一個更好的世界,就該自省。請抓緊你的憤怒:無數個孩子的血淚不該只觸動到你刹那的憐憫,還有無數對孩子的眼睛正等待你的注 視。明明你自己也走過這條成長苦旅。

六歲的宇衡 〈長大的詩〉

圖片來源:Deacon Lui 10


大人們, 我還記得小時候的 文/陳泳欣

情緒不當對待(emotional maltreatment)為一種損害兒童情緒發展及自我價值 的行為模式,大致分為情緒虐待和情緒忽視。生活中不少事例都可被視為情緒不當 對待,簡單如父母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再吵就揼你出街」、「生舊叉燒都好過生 你」,其實都是情緒不當對待的一種。我們對這些隱晦的暴力習以為常,皆因社會 對於情緒健康的關注度甚低。對於表達情緒的羞恥和對情緒健康的不重視助長了這 種不當對待。兒童的地位更往往在親子關係中被矮化,自視為權威的父母以管教之 名對孩子進行情緒攻擊,缺乏話語權的孩子無法對他們苛刻的言語作出反抗,只能 選擇承受。父母或許會掩蓋或選擇性遺忘自己製造的傷害,但孩子不會。筆者欲討 論的就是這些傷害如何存在於兒童日後的生活之中。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父母的傷害之所以對孩子影響深遠,是因為親子關係是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的第一課,亦是他們成長的基礎。在親子關係中連結起父

母和孩子的是「依附」。這個概念以往並沒有被廣泛討論,因上世紀的育兒方針是以行為主義(Behaviorism)為本,以「利害」來 解釋親子之間的互動,故孩童依附母親純粹是為了索取食物來滿足生存需要。行為主義學家約翰・華生(John

Watson)提倡漠視

孩童的情感需求,更揚言父母不應因聽見其哭喊聲而去擁抱或者安撫他們,變相被孩童所「控制」。他聲稱:「母親的愛是危險的工 具。」在心理學被行為主義主宰的當時,情感需求因為無法量化而在育兒過程中被忽視,因此,愛也往往被視為只是徒有形式而空洞 的舉動。心理學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對這種主張提出質疑,他問道:「愛的本質是甚麼?」孩童對母親的依賴僅為滿足

口腹之欲嗎?我們在親子關係中真正索取的到底是甚麼?哈洛對恒河猴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幼猴被迫從母親的懷抱裏分離,然後讓其 從實驗所提供的兩個母親代替品之間作出選擇:一個是可提供溫暖觸感和擁抱的絨布猴子;另一個則是一個可提供奶水,但硬邦邦的 鐵絲盒子。是次實驗結果與行為主義學說的觀點大相逕庭:幼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絨布猴子,依偎在它身上,並表現出依戀。哈洛 從是次實驗中得出的結論是嬰兒對照顧者(caregiver)的愛體現在依附之上。嬰兒對照顧者具有情感連結(emotional

bonding)

及身體接觸(physical contact)的渴求,並由此建立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出於本能,嬰兒會向照顧者表達對於「安 全感」的需求,而此需求可從兩方面體現出:在遇到危險時,嬰兒會以哭喊喚起照顧者的注意,以此尋求保護。如果照顧者此時敏

銳地察覺到嬰兒的需求並提供安撫,便能成為嬰兒的「避風港」(safe haven)。而當沒有外來威脅時,若照顧者表現出與嬰兒同在 (available),則能成為其安全堡壘(secure base),令嬰兒可以放心地向外探索世界。常說「生仔應該考牌」,是因為許多照顧 者未能認清自己身為照顧者的責任,而這種不稱職又往往決定了兒童會否肯定自己的價值,以及是否認為自己值得被愛。遭到情感不 當對待的孩童缺乏來自家人的愛護和支持,故無法發展出健全的心理,無法擁有如常人一樣對情緒的感知和處理能力,好比一種情感 上的缺陷,使他們在成長的路上總是磕磕碰碰。童年時經歷的創傷如同根莖的蛀蟲,雖不致命,卻隱隱在腐蝕著這幼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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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照 童年時期的情感創傷尤其值得關注,是因為孩童在面對來自至親的傷害時更為無助。哈洛之後將上述實驗升級,在絨布猴子身上安裝 機關,使其噴出氣流或水柱,攻擊幼猴。幼猴受攻擊後即使顯得受驚,但仍會再次投入到絨布母猴的懷抱之中。在幼猴的行為中所展 現的愛是如此頑強,甚至可說是「義無反顧」。尋求父母的依附是稚嫩的孩童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本領。他們還未有能力辨別是非對 錯,還未學懂發出求救的呼喊,還未學懂辯駁無理的教訓,便已被迫屈服於父母的權威之下。我們怎可要求孩子以弱小的身軀抵擋成 年人的蠻橫?這些小小的人兒還遠遠未長大到可以自立的年紀,再不安、再恐懼也只能緊握媽媽的手。他們是如此地信任照顧者,然 而總有人忘記了自己對稚嫩的孩子的責任,把無力反抗的他們當成自己的附屬品,肆意向其發泄自己的情緒。我們是要這些孩子如何 成長?

兒科醫生娜汀・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發現,心理層面的創傷不單影響孩童的精神健康,還會帶來生理上難以逆轉的改

變。其於《深井效應》一書中提出了童年負面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這個概念,其中涵括了近十種童年負面經驗 的處境,如身體虐待、性侵犯、情感虐待等等。童年負面經歷會造成兒童壓力調節機制的失調,影響兒童對情緒的控制及對外間事物

的理解。杏仁核(amygdala)會因此過度活化而壓抑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甚至使其受損。大腦無法客觀而理

性地分析外界訊息,往往誤將接收到的資訊當作威脅,因此啟動「戰或逃(fight-or-flight)」的狀態,並產生過度緊張的情緒,像 敏感而脆弱的刺蝟般,以攻擊他人的姿態保護自己。簡單的一句問候可能已足以觸動他們的神經,令他們誤以為自己被攻擊,並作出 過激的反應來還擊。旁人或會輕描淡寫地說:「你該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事實上,當這些孩子的大腦受損,錯誤的行為或思維模 式便如編寫好的程式般不斷重複運行,而這並非僅靠所謂「意志力」可以被改寫。不接納他們偶爾失控的情緒,不願仔細探問這些孩 子對外界事物的詮釋和行為背後的動機,又不願幫助他們處理藏在不受控的情緒管理背後的傷痛,無異於在孩子的傷口上撒鹽。

情感傷害的影響還會體現於孩子成年後的人際關係之上。當照顧者無法穩定而持續地回應兒童的需求,如在其哭鬧時不給予有規 律的回應,只偶爾關注及安撫正在哭泣的兒童,在其餘時間卻又不理睬,會對其造成心理創傷。這些經驗影響孩子成長後與他人的 交際模式,更可能造成「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而不安全依附可大致分為「焦慮型依附(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逃避型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以及「混亂型依附(disoriented attachment)」。焦慮型依附者由 此對自己建立起負面認知,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故在愈是親密的關係之中,愈會表露出需要被愛,卻又擔心對方的愛不能排解 自己的焦慮,對伴侶予取予求。至於逃避型依附者則建立出一套相反的逃避模式:抗拒表達自己的需求,拒絕探索和追求親密,極度 追求自我獨立,以此避免在親密關係中被忽略或受到傷害的經歷重現。最後的混亂型依附者則是以上兩者的混合體:自我價值低,渴 望親密關係的同時又害怕受傷,行為與實際慾望不一。

不安全依附模式的本質是對自我價值的不確定,和對伴侶的不信任,而這種不自洽和彆扭令他們無法清晰地表達對愛的需求。例如極 端的焦慮型依附者或因不安而常常表達出過激的情緒,以過度控制的方式來避免伴侶的離去;極端逃避型依附者為了避免在關係中受 傷而在關係中表現得不投入,對伴侶施予冷暴力,漠視其情感需求。這些不安全依附者的行為就恰如他們不稱職的照顧者一樣,不穩 定、不支持、不可及,使其伴侶經歷恍如他們在童年時所建立的不安全依附,亦令他們感受到一樣的情感傷害。縱使這些行為是出於 尋求伴侶的關注和愛,但這種表達方式最後造成的就只有更多的不安全感,令他們無法建立起長久而穩定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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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依附除了體現在親密關係外,亦同樣出現於不安全依附者長大後建立的親子關係之中。除了「代理母親」之外,哈洛欲知道這 些幼猴會如何對待自己的小孩,故利用被剝奪母愛的幼猴進行另外一個實驗。他發現實驗中的雌性猴子難以建立親密關係,即使到了 成熟期也不懂得與公猴交配,也不接受求歡。在人為受孕,並產下下一代後,他們也無法飾演好媽媽這個角色,無法如普通母猴般給 予子女擁抱和撫摸,反而對他們置之不理,甚至會傷害及虐待自己的骨肉。由此可見,童年創傷所形成的是一個困局,一個在世世代 代之間相傳的傷口。不被善待的他們治癒自己的路途尚且障礙重重,要他們學習保護身邊人就更是困難。

童年負面經驗這種由血肉至親造成的傷口是最難癒合,亦最難察覺。無論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創傷都不會在肉體上留下確切的傷

痕,所以這些不致命的影響便被輕易地忽略。加之父母與孩子天然的權力差距,更令受傷的孩子難以對父母的打擊或傷害進行反擊。 而社會上對「孝義」的推崇,「棒下出孝子」、「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等論調更是令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被強行合理化。那麼,暴露 這樣血肉模糊的傷疤出來,又可以有甚麼良方可治呢?誰也無法回到過去,替補缺席的父母,彌補曾經的自己。但,既然這些問題仍 會纏繞今日長大成人的我們,就仍然有探討的價值。痛苦需要被挖掘,被解釋,被賦予正當的原因。唯有被察覺,嘗試改變根深蒂固 卻錯誤的方程式,才能解開這些「死結」。如果尋找來自父母的道歉似乎不可及,那麼只有自己才能教會內裏的小孩何之為愛。「重 新撫育」的概念提倡自我母育和自我父育。自我母育負責提供自我憐憫,即接受失敗與痛苦是人生中必經的部份,戒掉逃避的壞習

慣。下一步便是不再責備受傷的自己,反而要給予自己無條件的正向關懷,包容並接納自己,與內在小孩重新對話,以此平衡面對挫 敗時的負面感受,避免沉溺於失敗的經驗之中。而自我父育則擔當起為自己的權利發聲、保護自己的角色,及治療因照顧者缺席而造 成的傷口。照顧者的不當行為會帶來創傷,而自我父育便是與過去的自己對話,撫平曾經歷的懼怕、哀傷,由自己充當自己的保護

者。自我父育的其中一個練習,是想像自己回到童年,與受傷的自己溝通。「我必定不會讓你再啞忍暴力。如果有人再打你,我會還 手,我會替你報警,我可以保護好你。」這樣的過程可使當事人直面對往事的恐懼與羞恥,克服無助感。

自然,治療自己的路漫漫,但這並不是逃避的藉口。如果踏上改變的路太困難,那麼至少嘗試接受自己的千瘡百孔。醜陋的裂縫,是 種子萌芽的地方。

圖片來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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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Deborah Blum.(2004).Love at Goon Park: Harry Harlow and the Science of Affection. Nadine Burke Harris.(2018).The Deepest Well: Heal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Pete Walker.(2020).Complex PTSD: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Jeremy Holmes. (1993). John Bowlby and Attachment Theory. 留佩萱(2016)。《ACE研究:受了傷的童年告訴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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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

二零二一年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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