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學會《學會通訊》（第一期）（上） by HKU_chinsoc1920

中文學會九十週年專訪

蕭敬偉博士今

文／梁希同攝影／林旻軒版面／徐柏熙

年適逢中文學會九十周年，在這多事之秋，本閣有幸請來一九九四年上莊的蕭敬偉博士進行專訪。蕭敬偉博士為中文第四十九屆內閣韡翹閣主席，現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廿七年前，香港仍是英屬香港；過海隧道只得兩條；百周年校園還是一片山頭。時代流轉，日月不息，今日與廿七年前早己是差天共地。蕭敬偉博士將帶同學穿越廿七年，回到當年的香港大學，原來上莊、讀書、住「呵」、兼職等大學生活，早已現出雛型。今日，蕭敬偉博士將與大家一探今昔異同。

追想當年蕭敬偉博士當時會上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迎新營被上屆幹事說服。另外，那時大學生活十分自由，沒有分上下學期，很多科目橫跨整個學年。而最終令他決定上莊的因素並不是辛苦與否，而是他希望協助別人，透過上莊幫助師弟妹解決剛上大學的煩惱，例如是如何選科，以減少師弟妹的無助。就如當初他在迎新營一樣，師兄師姐解決他剛上大學的迷茫。而選擇中文學會的理由亦十分簡單。他只去了一個迎新營，就是中文學會的。大學選科時，他便想去港大讀中文。那時他修讀中文、中史和英文三科，大部分都與中文系關係密切，因此生了上中文學會莊的心。至於他為何會成為主席？這其實是莊友的「選擇」。當時主席一職是在大家推讓下決定的，看誰做決定時提出較多意見，就是誰做主席。為蕭博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文化周。因為那時大家要一起通宵工作。由於文化周與開放日同期舉行，準備時間十分不足，大家需通宵達旦地工作才能完成。而平時大家不用上課也會回來學校，一星期有五天都會回校，就像上中學般。當不用上課便到會房聚會。面對莊友意見不合的情況時，蕭博士認為大家有不同的生活，讀書、上莊、兼職，孰輕孰重各人盡不相同，例如當時有莊友因家境問題而放很多時間做兼職。可惜的是，當時自己不太懂得從他人角度出發，若多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明白莊友的難處，工作的過程便可以更順暢，關係也會更好。而面對莊友之間的衝突，蕭博士建議主席可做中間的橋樑，給一些意見。

莊務與學習當時比較幸福，大學並非行學分制，一年級的表現不影響最終成績。當你全心投入做一件事，成果一定較佳，但每人都只有二十四小時。既然要分散時間做莊務，定必會有影響，有得必有失。而他自認為自己的時間管理不太好，也不能做甚麼榜樣。例如在籌辦交流團的時候，當時電郵和手機均未發達，主要利用傳真與內地大學聯絡。當時全靠中文系的秘書馮小姐，一有消息就通知他，他再去本部大樓領傳真文件。因此經常在跟同學討論功課時收到通知，便往本部大樓趕。很多時候領完文件，功課也討論完了，花了很多時間在莊務上。

若真要說，那就是事前要有簡單的規劃，然後跟隨規劃做。大學是最後可以全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時光。工作的壓力遠較上學沉重，與同學上課聽書、一同討論、到圖書館找資料的時光，在工作後變得很奢侈。現在教書時也會回憶大學經歷，例如掌握了多少某門學科的知識，再思考同學的需要。大學課程與中學很不同，自學在大學很重要，不能只草草應付課業。讀書的時光很珍貴，不用顧慮太多其他事情。做功課時可認識更多，學習更多。在大學讀書珍貴在懂得如何獲取知識，如何可以有系統地自學。而現在作為做教師，在訂立功課時，也需學習，搜集資料時可以學習更多知識，增進自己，最終一定有所得着。

在大學時光深刻的事

他在二、三年級時沒有上莊便沒太多深刻的事。因為深刻的事大多與上莊有關，例如他其實很怕說話，但上莊時在很多場合也需要對外說話。又例如是三十小時的周年會員大會，他全場沒有打瞌睡，因而被上莊稱讚，但最後回家時在巴士上昏睡過去，過了站被車長叫醒。不過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何要在周年會員大會討論太多細節，也希望可以改這習慣，不太明白當中意義。

請珍惜大學的每分每秒

大學時間過得很快，雖然現在多一年，但時間仍很有限。上課時間只有十三、四個星期，大概只有。半年對於很多人而言，全心讀書的最後機會就是在大學，就算繼續進修，責任和壓力也會更大，例如是家人的期望和經濟考慮，不及本科時期可以無顧慮地專心學業。除了讀書以外，還有其他的經歷。大學很自由，沒有太多限制，每個人也可以選擇有不同的大學生活。在大學裏有很多獨特的體驗，例如住舍堂這些經歷非常難得，與堂友相處的時間比與家人相處還要久，體驗舍堂文化；亦可以去外國當交換生等，日後便不再會以大學生的身份擁有這些難得的機會和較輕鬆心態，所以要把握時間，珍惜每個可以學習的機會。大學時有很多機會做不同事，不是只有讀書。所有教導過蕭博士的老師都是他的恩師。單教授在上莊時認識，在碩士、博士論文都有指導

他。因學術研究，他們接觸的機會較多。單教授任教的科目他大多都有讀，例如是音韻學，因為內容較難，只有八、九個同學，大家上課的形式是圍圈看口型，師生關係也更密切。有很多當時有教導過他的教授現在仍有教書，例如許振興教授、馮錦榮博士和謝耀基博士，但大部分也接近退休年齡。因為上莊的緣故，他經常到中文系辦公室裏去，也認識到較多老師。

即使是遊戲也要認真

蕭博士經常跟同學開玩笑，就算玩也要認真，但也是要跟規矩的。他說自己是在城市大學授課的那幾年裹明白到這道理的的。曾有同學在課堂問卷反映他的教學變好了，因為他懂得開玩笑，幽默感給他加分了。蕭博士說自己剛成為老師，踏進教室時，只想着可以教好書，沒有多餘的心力去改善課堂氣氛，逐漸地遇到一些同學，睡覺打呼嚕的聲音比他講課的聲音還大，不單單是他感到吃力，同學也感到辛苦，部分同學甚至在上課時吃東西。蕭博士覺得同學要在課堂上吃飯，是因為他們過於辛苦，沒有時間吃飯，既然如此，何不讓課堂的氣氛輕鬆點，和同學開開玩笑，同學們也能更輕鬆地學習。蕭博士說在香港城市大學授課的幾年經歷改變了他的心態，他明白到不論在什麼環境、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認真，像是同學在處理論文的小細節時、處理引用資料時，會比較忽略些自己本來會的事情。蕭博士覺得若細微的地方都做好了，重大的事情也不會做得差。每每同學發電郵詢問問題時，蕭博士都會翻翻書，確定自己正確後再回答，生怕誤導了同學。再者若老師在講課因為時間關係而敷衍了事，在寫論文的時疏忽對待，待其作品刊登出去被指出有問題，後果便會很嚴重，因此蕭博士覺得態度問題是很重要的，做事時還是謹慎點好。

當代學生

蕭博士認為香港大學的同學大多都有禮貌，當然也遇到過對老師沒有禮貌的學生，但整體來說很少。相比起其他大學，香港大學的學生較為活潑，在表達和思考上比較靈活，亦有自己的見解。但蕭博士表示學生在電郵中較少介紹自己，只會提出問題，令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和誰說話。學生不告知身分，他也不知道如何稱呼對方，只是單純的一問一答，缺乏交流的感覺。蕭博士分享了一件以前發生的趣事，一位已經畢業的同學，發電郵詢問了他許多問題，花了許多心思回答後，同學卻沒有再回覆。在幾個月後，同學突然回覆蕭博士：「謝謝您的回答。」，但背後的原因卻是同學有新問題想請教。蕭博士認為單純回覆一句謝謝也是好的，起碼讓他知道同學收到了他的答覆，可惜「已讀不回」已變成現代學生的常態。蕭博士也曾遇到因經濟困難而不能繼續學習的學生，在他記憶中較深刻的有兩位。其中一位同學連一年級都沒讀完就退學了。另一位同學很聰明，但也是因為經濟問題不能繼續學業。以前考入大學較現在困難，卻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放棄學位，真的非常可惜。現在也有很多報紙報導學生兼職的情況，有些學生甚至為了賺錢，連學校基本的要求也應付不到，蕭博士認為其實很可悲。社會上有不同階層，學生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他們不上課、不學習的原因，有的是因為要工作，有的則是因為住舍堂而沒有時間。

語言研究與粵語的關係蕭博士認為學術研究是其中一項保存粵語的方法。從學術層面來講，他認為方言是熱門課題，語言學者會選擇關注和研究方言，在學理上容易解釋。從地區層面來講，生活在香港，從小便接觸粵語，研究粵語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蕭博士認為語言沒有高低之分。一門語言重要與否並非取決於其使用人數。他說道：「語言學當中也有一門是瀕臨語言學。」方言的瀕危在於能掌握那門語言的人少了。隨著那些僅存的人都逝世了，那種語言便從此銷聲匿跡。因此，一些學者希望去拯救瀕危語言，就如拯救瀕危動物一樣。在語言學家看來，每一種語言都是無可取代的，每種語言都有獨特的歷史，表意、語音結構、語法以及組成的方法。當人們知道的更多，便能對人類的瞭解加深。比較特別的現象是，不論是內地的學者或者外國的學者，他們都對粵語或廣州話很有興趣。日本人對於語法、語音問題都很有興趣，研究也很深入，從新聞報道可窺見一二。蕭博士認為一種語言的有趣之處是在於別人將這種語言與其母語比較。對於研究者來說，找出語言當中一些細微的變化，例如語氣、搭配、條件、限制、規律等，便是粵語的魅力。

普通話？還是廣東話？

普通話能否取代粵語在香港的地位？很多漢語課堂都會觸及這個問題，尤其是說到詞彙的來源。其實現代漢語的詞匯，方言詞也是其中一種來源。例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文化盛極一時，許多廣州話詞語也乘時北上，傳入普通話裏，為現代漢語詞匯增添養分。而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普通話在香港比三、四十年前更加普及，要學習普通話或者是講普通話，都要掌握它常用的詞彙，要知道語法結構，和廣州話的區別在哪裏，所以有一點很重要，語言都是活的，所以今天人們用的語言都是活的。活的意思是它會有變化，甚至是不斷變化，可能在不同層面，例如語音、詞彙，詞彙變得最快，有新事物就會有新詞彙，所以在古代漢語找不到手機、電腦等詞彙，這些是理所當然的。詞彙是我們拿來表達的工具，如果說一個人文章寫得好，某程度上也是因為他詞彙掌握得多，教一個小朋友寫文章，每篇都是一樣，如果能掌握更多的表達手段，表達出來的變化會比掌握詞彙少的人更多、豐富。鑑賞一篇文章的價值，寫得好不好，文采如何，和詞彙也是有關聯的。吸收更多的普通話詞彙，在表達方面可以用或者不用。如果談話時對方能明白，溝通面就會大很多。這些對於表達、理解和信息的接受，是有幫助的。普通話也曾經吸收過粵語的成分，粵語中也有外來詞，所以九十年代讀書的時候，我們喜歡去廣州、深圳買書，在羅湖那裏，有人會說「阿 sir 呢到唔俾停車」，香港都未必會這樣説，可能他們是在電影或者電視劇中學習的，當時在普通話中不是作為書面語。在普通話詞彙庫，也收入了巴士、的士等詞語。在普通話中寫今天我乘坐的士回校，沒有人會說你錯。

「活」的語言

每種語言都是無可取代。粵語是他的母語。隨著年齡增長，對語言也就認識更多，運用更多。在香港，粵語是第一語言，研究當中歷史也是自然的事。也有不少外國學者研究粵語。像是語氣、停頓都會影響表達。語言就像流行一樣會不斷改變。例如八十年代粵語歌。現在普通話是通用語，認識基本語法是不可避免，也可以找到與粵語的不同。語言都是「活」的，是不斷變化的。當有新事物，就會有新詞彙。更多的詞彙，可以改善表達。現在多是普通話的詞彙進入粵語，而在八十、九十年代則是粵語詞彙傳播入普通話。客觀去看，語言都是會變的，就好像語音、正音問題，有人會說要跟千年前的讀音標準，有這樣的呼聲、主張。有機構會做讀音的調查，有人則會反對這些主張，認為讀音不需要特意的改變。詞彙問題也是這樣。退一步講，沒人規定只能用一種形式去說話，再退一步，大家明白對方說什麼，其實就已經達到了說話的目的。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蕭博士信奉耶穌。聖經中有許多「金句」，提醒著基督徒。耶穌曾經說過「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很多基督教學校都將其作為教訓，是很好的提醒句子。其實在《論語》中也有不少這樣的句子，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似簡單，卻蘊藏著很多道理，給他不少的提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很容易理解。正如現在疫情當前，有人把口罩放在筷子桶上面。倘若記住這八個字，又怎會做出這樣的事？

向着標竿直跑

社會很複雜，在不同的工作環境、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地方都會遇見不同的人，不一定每個人都是正直的。而何為有用？並不是收入多、工作崗位高。社會這麼大，每個人對有用的定義都不同。社會上每個職業都維持其運作，人人皆有用。蕭博士以前曾經在一所傳統女校當代課老師。他認識一位很優秀的學生，公開試成績很好，但她對音樂很有興趣，所以在大學聯招時沒有報讀醫科、法律、工商管理一類收生門檻很高的學科，而選擇了主修音樂。她的幾位老師都覺得很可惜，認為這位同學的選擇無疑「浪費」了自己的好成績。然而每個人的志向也不同，對他人期望也不同，很難去做判斷。但是社會上有些人無所事事，忽視生產，他覺得甚是無奈。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會變成這樣。儘管忙碌的生活會很辛苦，但如果您讀了那麼多年書，社會對您又投入了那麼多資源，總是希望您會有所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