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與台大哲學系事件 by apcs

當代史

陳鼓應記錄、口述

保釣運動與台大哲學系事件

一 1972 年 12 月 4 目晚上七點，由大學論壇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在台大森林館，參加的有陳裕清（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王文興、陳鼓應、王曉波。在本次座談會上陳、王的發言，是引發日後台大哲學系事件導火線。當局利用寒假期間（自 1973 年 2 月 12 日至 16 日）逮捕保釣運動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等。接著 2 月 17 日晚上，先後逮捕台大哲學系副教授、講師—陳鼓應、王曉波，二十四小時釋放。以此為由，於學期結束，陳鼓應遭到解聘，香港報紙稱為「陳鼓應事件」。這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的第一個階段發生的情事。被稱為「特務系主任」並自稱奉上級命令「整頓」哲學系的代理主任孫智燊副教授說：「這個系自從陳鼓應和王曉波出了紕漏之後，震驚朝野，震驚中央，震驚國際。國際上對他們的資料，我這裡全部都有。你們也可以拿回去看看（交下傳閱）。國際上甚至把他們的案子說成是『二一八』事件，扭曲為政府迫害學生的舉動。」此事件之後，不僅言論復歸沉寂，各校進一步加強控制，控制的方法有三項：（1）審稿從嚴，（2）殺雞儆猴，被記過的學生增多，（3）加強安全措施。現在將所謂的「二一八」事件發生情況記述如下： 1973 年 2 月 12 目，從這天開始，陸續逮捕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這個事情我在 15 日晚上才得知，有個學生來告訴我，我如感晴天霹雷，當天晚上和曉波等在張俊宏家，楊庸一、束元連、鄭鴻生同學們受此突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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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意外事情莫不神色張惶。錢、黃等都是他們的好朋友，每個人都覺得有被捲進去的可能。當時其中有一個人這麼說「一定有什麼證據，否則不至於……」他說這話也許是自我安慰，也許是安慰大家，但我很不同意這個觀點，這觀點在一般人心中還很盛行，多少案件不是製造出來的！雷震是一個反共的人，柏楊也是……獨裁政治集長期的統治經驗及宣傳技巧，並利用恐懼的心理，把他們所作所為的每件事都合理化。今天我們在坐的每個人都可能被捕，出來的人每個都可以配給一個令人聽來將信將疑的罪名，但證據呢？我們沒有搞什麼組織，也沒有違反什麼國策，但你們看吧，有一天我也會進去，你們在坐的人每一個人也都可能進去，然後他們會給你一個很充分的「證據」，而人們便認為這就是合法的。「亂世的人還不如太平時節的狗。」這晚我們談的很晚，憤怒卻又是那麼的無助。第二天，將近二十多個學生聚到台大哲學系我研究室隔壁的辦公室來，大家討論如何對策，但我們仍然想不出什麼辦法。除了向上面請求「開恩」之外，沒有任何法子。第二條路子是不能跟他們講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給我們講理的機會；你不能和他們講法，因為法在他們手上，法律本身不會說話，他們僱了一大批專家替他們說話。中國走了幾十年「民主政治」的路子，依然落得如此地步，發生事情唯一的路子便是走關係，求法外開恩，而我們這群人又沒有任何關係。這個社會依然是少數特權掌控，他們可以超越法律的制裁，他們武力在握，法律就在他們手上，他們自己可以暢所欲為，用法律整肅異己。十點多鐘，大家就散了，我們十來個人在台大文學院門口等鄭鴻生，因為昨晚大家分手時，說好今天九時碰面的，鴻生說「如果超過九點我沒來，那就是被捕了。」大家等到十一點多鐘，還不見鴻生來，我們心裡都很焦急，終於來了，他氣急地告訴我們說宋秩銘（淡江工專）被捕了！大家分手時再約好明天九時再在文學院門口見面，如果沒有來，那就是被捕了。第二天見面，又傳說郭譽孚（師大案）被捕了，在學生們的圈子裡，氣氛越來越緊張，捕人的消息急速地在校園裡傳播開來，平時稍微關心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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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感到人人自危，尤其是社團活動的負責人。近午時大家又相約明天見面，又一而再地相約，如果…… 大家聚在一起，也拿不出什麼對抗的法子，只是像一群小雞，互相傳遞一點好不容易探聽到的可憐的消息。 17 日晚上六時許，鴻生等來找我，說成大又抓了一批。他們剛坐下，就見邱立本坐了摩托車急急忙忙趕過來說王曉波被抓了。曉波被抓，我判斷立刻就要來捕我了，我要珊珊叫後門的馮浩彬等幾個香港僑生趕快到書房來，將侯外廬編著的六大冊《中國思想通史》和馮友蘭的哲學論著趕快從後門帶走，藏在他們住處。隨後，我急忙到巷口打電活告訴楊國樞和張俊宏。這時我已留意到有人在盯梢，巷子四周布滿了計程車。我打完電話回家，就見到三個彪形大漢衝進我家，我在後面問說：「你們找誰？」回說：「找陳鼓應。」我說：「我就是。」「我早就知道你們要來。」我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他們卻一臉驚異的神色看著我：「哦？」抓人的事，是很機密的，從他們的表情上，看出他們以為有人將他們的機密走露消息給我。他們說：「警總保安處約談。」我要他們拿傳票給我看，他們掏出一張「涉嫌叛亂」的逮捕令，晃了一下，又收了回去，我堅持要那張逮捕令，他們說這無論如何要交回去，並表示這是依法行事。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張「密令」，逮捕令的文號是菊詢第 192 號（珊珊機警地轉身帶進裡屋抄下了）。珊珊看到用「涉嫌叛亂」之名拘我，勃然大怒：「你們是強盜集團！」中國老百姓總是那樣地善良溫順特務平日闖門抓人，總是氣勢洶洶的被抓的人家總是低聲哀求，這回想不到反被珊珊怒斥一頓，個個都呆住了，場面顯得極為尷尬。這天是元宵節欣欣冰冰兄妹倆提著燈籠在巷口空地高高興興地和一群鄰居小朋友玩耍，回家時，看到這個情景嚇呆了。我叮囑珊珊好好照顧孩子，拿起一件外衣，順手在書架上取下一本書，就像辦家家酒式地跟他們走了。我平時最嚮往的就是烈士型的人，像魏晉時的嵇康、明代的李卓吾和當代的陳獨秀，以及我熟知的長輩雷震。我一直有意寫一篇政治罪犯高貴論的文章。我走時，他們要留下一個人，但珊珊堅持要他離開我們家，他們表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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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情要辦，四十分鐘後，第二批人馬十餘人湧來，把門口的巷子都擠得滿滿的，為首的拿出搜索狀，持著搜字第 0166 號函件，以「叛亂嫌疑」罪名，入宅進行搜查。入宅進行搜查，搜索的重點是在我的書房，書架上的每一本書、書桌裡的一紙一片進行了緊密的翻查工作。翻箱倒櫃地搜索了兩個鐘頭，事實上並無所獲。他們帶走了我五年的日記，和三十幾萬字有關莊子譯註的文稿，其中他們沒收了我一篇〈做食人的艱苦〉的底稿，這事使我遺憾至今（這稿是我和曉波到南部鄉間所收集的有關農村實況的許多資料）。當他們搜書時，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把我小孩看的《飛天超空人》也要帶走，珊珊看見，不禁大聲喊叫：「哎呀，這是我兒子看的童話故事啊，我兒子字都不認識幾個，就有思想問題嗎？」經我內人這麼一叫，他怪不好意思地「哦哦」兩聲，趕緊把書放回架上，他們同夥來的人看了，也忍不住「撲哧」笑了出來。過了一會，他們之中的另一個又把女作家張曉風寫的《武陵人》劇本收下，這是一本宣傳天國之夢的傳教作品，當時正在上演，傳頌一時。過了一會，小築嫂看見，對珊珊說：「你看他們連《武陵人》都要拿去」。珊珊使了個眼色說：「不要講不要講，讓他們帶回去，出他們的醜。」搜書時我已被帶走，這些趣事回來後珊珊告訴我的。搜查隊到半夜才走，走時警告我家人，別把事情說出去。珊珊才不聽這一套，她整夜未眠，夜裡三點想上台北，看到巷口布滿了計程車，她又回家，熬到清晨，坐上計程車跑遍台北市，把我被捕的事告訴每個朋友。

二我被押上車，直駛台北博愛路的警備總部保安處（簡稱警總），愛國東路的終點就是總部的大門。平時朋友們常半開玩笑地說，愛國的終點就到了警總。在政治犯中大家都明白，絕大部分的人只是犯了「愛國未遂案」罷了。保安處的門口站了兩排衛兵，莫約十餘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進門時他們做一個動作，「哢啦」一聲的聲響，我就進了另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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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門口空曠場看過去的一座樓房，整座樓房燈光輝煌，後來我知道他們是專為審我們的案子而加夜班的。我被帶到客廳稍坐接著有一位林參謀帶著我經過一個通道進入一扇大鐵門，門上插著一根根粗壯的大鐵條（事後我們每個進去過的人在回憶時提起過那扇鐵門）鐵門「砰」的一聲關上，進入了台灣的「鐵幕」。所有人間正常的情理以及正常關係全被隔斷，此刻，不僅「人身自由」的感覺完全消失，而你所踏進的是人類最荒謬的世界—只有赤裸裸的權力。數不清的同胞生命就在這赤裸裸的世界裡被撕毀。在那裡，人間溫暖、社會正義、愛國熱誠，人間是非全被一一剝落：在那裡，人民一再呼籲的言論自由、一再祈求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基本人權的保障都被砸得粉碎：在那裡，官方人士與新儒家口中念在的「仁心」「誠意」全都了無遺痕。事實上整個台灣，對我們一般人民而言，就是一個水牢，我們只是進入了水牢中的鐵幕而已，水牢中布置了許多花花草草，就給外人來台留下了「美麗」而「自由」的景象，每天新聞所播載的便是一群「高等華人」在機場獻花、宴席歡聚的鏡頭，這繁榮華奢掩蓋著農工被壓榨的淒苦與愛國志士遭殺戮的血淚。

三我被帶到鐵門內的一間五個榻榻米的偵訊室，讓我獨自坐著等候。十分鐘過後，進來一個將軍，後面跟著一個隨從，裝出一副威風凜凜的神態，「哼！在看書，等一會要訊問你，要從實地說，否則我要把你扣下。」說「扣下」時，還做了一個手勢，說完話還「哼哈」了一聲，就掉頭走了。這就是京戲裡所謂造場布置氣氛吧，然而他那一副過分做作的樣子，反到給我一種滑里滑稽的感覺。人不可貌相，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吳彰炯，直到那時我還懵懂地以為警總傳我，不過是為了《大學》雜誌撰文和提倡保釣運動的緣故，所以我心裡毫無所忌，吳處長走後，我繼續看唐甄的《潛書》（大陸出版的《中國哲學資料彙編》翻版書）。五分鐘過後，進來四個人，就像武打影片中的打手，緩步逼近我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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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首一個高大個對我打量了一番，而後各自搬了椅子坐下。後來我才知道那大個是偵訊組組長陳霖沛，他和另一個羅先生為主，面對著我而坐，其他兩個陪坐兩側的人，每兩個小時換一次班，看來他們較資淺，旁坐壓陣，並可學習經驗。陪著的其中有一個人，抱了一堆卷宗，跑出跑進。起初嚇了我一跳，有關我的記載資料，竟然像一部大著作那樣多。我心想，這堆資料要是能給我發表出來，那真有趣。兩位主審官沉默了片刻，氣氛凝重，其中一位兇狠地說：「我們早就要找你了。」「看《大學》雜誌來到我們這兒的人太多了，你曉不曉得？」我驚奇地看了他一眼，他手指著我說：「你知道許多秘密。」而主審官陳組長揮舞著手指重重指向地面，一口四川腔狠狠地說：「當年李敖就跪在這兒。」（我下意識覺得這些人都瘋了，我根本不相信這種事，他們只是這樣說來嚇唬我。後來我被釋放後教育部長蔣彥士的乾兒子沈君山就對中央研究院的朋友文崇一、胡佛等說：「陳鼓應被抓進去，就像李敖那樣在警總下跪。」這狀莫須有的事後來又出現在李敖的筆下，說成陳鼓應在警總下跪。我每次跟朋友們說起這狀事，大家都哈哈大笑。）（很久以後，2014 年 12 月 26 日，與曉波閒談，也問起了當年警總對他的訊問情況，曉波說偵訊者威嚇他說：「別像你媽那樣，子彈穿過胸膛，可不好受。」）下馬威後，正式開始詢問。陳組長問：「你知道我們找你來是為了什麼？」我回說：「不知道。」「你想想看。」「大概是為了民族主義座談會的事吧？」他不吭氣，把話題一轉：「你認識陳雪梨嗎？」「我不認識。」「不認識？你去美國的時候沒有和她聯繫？」她的名字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回說：「沒見過。」陳組長帶著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隨後要我合作，講實話，凡是發生的事不可隱瞞，否則對我沒有好處云云。陳組長又問：「陳雪梨在台大外文系念過書，你怎麼會不認識？」「很難說外文系學生也選我的課也許教過她也許沒有學生這麼多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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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個記得」，我回說。並且請他把陳同學的事情做一個說明。「好吧！我告訴你，她是替共產黨工作的留美學生，你的學生錢永祥、黃道琳、盧正邦都接受她的指示，在台進行的活動你知道嗎？」這話一說，使我恍然大悟，這時我才明白，錢永祥、盧正邦等同學原來是因為這樣而被捕的。我心裡想他們要做政治栽贓了，像雷震先生這樣堅決反共的人，居然以「通匪諜」之名判他十年徒刑，這是公式化的罪名，要抓誰要判誰，只要把「通匪」的罪名扣在他身上就行了，不需要什麼證據，他們自然會給你找一個證據—有時還編得很動聽呢。我立刻感覺到這事不能含糊，必須說個明白：「別的地方我不知道，美國那裡的情形我是略知道一點，留學生左傾的氣氛很濃厚，這是事實，但是左傾並不等於他就是共產黨。美國的 CIA（中央情報局）和 FBI（調查局）太厲害了，任何團體組織的活動他們很快就弄得一清二楚，就目前來說，共產黨很難在美國活動得了的。」他們並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世界任何的暴動都是「共匪」搞出來的；美國已經被共匪滲透利用了，陳雪梨既然是左傾分子，那就是共匪的同路人。「陳雪梨是受共匪支配來向台灣滲透的；你那幾個學生不簡單。問題十分嚴重。」陳組長依然這麼說。這時我堅決地表示：「陳雪梨我根本不認識，她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你們的資料應該清楚這一點。」我說了這話之後他們不再追問陳雪梨的事，但依然認為學生們的問題十分嚴重。陳組長告訴我：「我們已經有充分的證據，陳雪梨有一封信，指示他們要分頭進行，不要太暴露。你要不相信，我可以把信給你看。」說著，他叫旁邊一個人把信找出來給我看。（但這人去了很久，不見回來。我們被放出來以後，警總的另一個文教組組長陳敬忠，也說要把這信給我看，但始終也只是說說，不拿出來。後來學生告訴我，這封信的大意是說，知識分子來自於社會，受社會供養，要有贖罪的心願，為社會服務，但不要太出風頭。信中用了一些留美學生慣用的術語，特務們因此如獲至寶，就把它當作破獲了一個重大的匪諜案件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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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雪梨的事並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陳組長就問我訪美的詳細經過，見了哪些留學生，哪些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他逼得很緊，官方、黨方和特務機關認定我從美國回台是負責搞統一運動的。陳組長一再地問：「還有什麼人？」，「不，不是這些人，你還見了什麼更重要的人，你自己心裡明白……」我當時猜想他們還可能懷疑我見過中共駐聯合國的代表呢！但我在美國確實沒有從事什麼活動，所以我一直回答的很從容。他們對於我在紐約參加「自由人」主辦的座談會特別關心，反覆追問，要我詳細地描述座談會的經過，問我為什麼和右派起衝突，在這點上他們一再地查問，他們竟然反覆地追問了十幾次之多，最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次座談會的題目是「中共應否和談」，而他們懷疑我回台的目的是搞和平統一運動，他們以為我參加的是一個左派的會議，於是便聯想到我和「中共同路人」策畫「和談」的問題了。我恍然地猜到他們有趣的判斷，我忍不住高聲說：「《自由人》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呀，座談會就是他們主辦的，不是左派主辦的。難道連國民黨機關報舉辦的活動我都不能參加嗎？在美國這樣的天地我這一點點自由總有吧。」這麼一說，他們才停止追問。

五陳組長忽然問我：「你聽過陳省身訪問大陸的錄音帶嗎？」「陳省身是世界一流的數學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錄音帶從哪裡來的？」「張俊宏從美國帶來的。」「張俊宏是什麼人？他為什麼要帶錄音帶？」「他在中央黨部四組做事，他是個堅決反共的人，也許是為了研究問題起見吧。」「你在哪裡放錄音帶，還有誰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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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宏的答錄機壞了，所以我就把錄音帶帶回家，我正在聽的時候，有學生來找，就一起聽了。」「聽完之後你們還談些什麼？」「沒有談什麼，因為時間太晚了，聽完就走了。」「你聽的動機是什麼？」「我在大陸出生的，很關心我的鄉土人民，如此而已，哪裡有什麼動機。」「錄音帶的內容是什麼？」我想了很久想不起來。（後來有關單位造謠，說我在教室裡播放錄音帶給學生聽，並以此為藉口說我傳播，犯了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坐在中間的另一個人插嘴問我：「你為什麼這麼痛恨國民黨，口口聲聲『刮民黨』、『刮民黨』？」（我分不清楚他的口音是『國民黨』還是『刮民黨』）他又說：「你在演講時常口口聲聲地說『特別來賓』，諷刺治安人員。」我笑笑說：「國民黨常說『自由』，我這點批評總應該允許的吧？」他又說：「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是很危險的！」看他樣子，似乎也無意在這個論點上多談，以是就下了這樣一個不輕不重的一個評語。陳組長接著說：「大陸的丟掉，就是因為太自由了。共產黨利用自由無孔不入，大搞學生運動，你們還小，不知道他們的厲害。像北平沈崇的事件，就是共產黨一手造出來的。」於是陳組長有關沈崇事件的詳細情形，以及從前大陸「反飢餓」的學運的經過。他的結論很明顯的就是：學生運動把「政府」搞垮了。（這論點和《中央日報》一連串地發表針對我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說法一樣，事實上我所講的「開放學生運動」……）談的比問的多，看他們也沒有問出個什麼名堂來，讓我感到很例外。但時間太長，我也累了，我估計已經是淩晨兩、三點了，我就問說：「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沒想到陳組長說：「剛才只是交換意見，現在有幾個問題給你，你把它們寫清楚。」他們就提了這十來個問題：（1）你對釣魚台運動的立場（2）你對學生運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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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主義座談會的情況（4）你對統一運動的觀點（5）你訪美的經過（6）有關陳省身教授訪問大陸的演講錄音帶（7）你對元首選舉的看法（8）你的政治態度和立場（9）你和雷震交往的經過（10）你對國際局勢的看法這十來個問題，對我來說都只是校園生活中常常議論的內容，這些和他們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我毫不相干。於是我便順手從容地寫完，交給他們。幾個人拿走我寫好的內容，關上鐵門走了。

六地下囚室的窗口，已經透出一絲亮光。我躺在小床上，很睏，迷迷糊糊不能人睡，剎時想念家人，想念珊珊和兒女欣欣、冰冰，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樣了。東想西想，又想到家裡書架上書叢裡夾著一張照片，那是馮友蘭的孫女（馮有蘭是殷海光先生在西南聯大的老師）。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尼克森到訪北京，興起中美學界互相參訪的熱潮，我的學生 Chad Hansen（陳漢生，時為台大哲學系留學生）剛要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執教，他參訪北京，在北京大學校園附近遇到馮先生的孫女兒，所以拍照紀念。他邀了十來個朋友到他家裡，放幻燈片讓大家觀賞他的旅行。馮友蘭孫女的照片一放出來，她穿著中山裝，健康圓潤的臉，大家都說：「哇！好可愛！」所以他洗了一張，送給我做留念。現在一想起來，好緊張，如果特務搜到，可能會認為是個匪幹。想到這裡，我馬上驚醒，就到旁邊抽水馬桶，用裡面的水洗臉，又口渴，也喝了幾口水。不久，有個看守班長開門進來，他的職責是看顧受訓人的動靜，他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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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坐久了也覺得無聊，就不時地找我聊天，我想他也是可憐，我被關，他要看著我，等於他也是坐牢。聊了些什麼忘記了，但有其中一句令我印象特別深刻，他邊說邊做手勢：「我們警總是權力最大的機構，要抓誰就抓誰！」伴隨著拖長調的前半句「要抓誰……」，右手向空中狠狠一抓，握緊拳頭收攏，緊跟著後面鏗鏘有力的半句「就抓誰！」五指再次向空中一抓一握一收，強調的動作神情霸氣十足。等到班長走後，我一直無法人眠，也不知時間過去多久，我打了個盹，推測已是過了午後。又過了很久，守衛匆匆進來說：「台大閻校長來看你，請清理一下，帶你上樓。」走在過道上，在一個拐角處迎面碰到也被守衛帶著的曉波。看到曉波兩耳朵通紅（若干年後跟曉波談起這個細節，他說其實他看到我的耳朵也是通紅，大概是地下室缺氧的緣故吧）。外面被帶著同往一處走，卻不是走昨天關進來的路線，而是另一條路，然後上樓梯，通向另一幢樓。我們被領進一間會客室，看見警總王副司令和台大校長閻振興已在屋子裡，後頭有三兩個官員站成一排。靠近副總司令座位旁邊有張桌子，上面擺滿了二、三十本從學生處搜來的禁書，這些書我根本從沒見過。桌子正中央還擺了一部厚厚的「憲法」。副總司令說：「看匪書是要判七年徒刑的。」（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的規定。）我當時心想：這一大桌子上的書都和我沒有關係，當時頂多把我書房裡的一套《自由中國》搜走。閻校長說我太太和曉波太太早上到學校辦公室說情，所以他本著幫助台大教師的職責來警總求情對我們寬大處理，校長支支吾吾地說了幾句應酬語，笑笑地看著我，等我表示意見，我剎時意識到他們在演雙簧，我不吭氣，瞪著看閻校長不作聲，最後閻校長打了圓場，就把我們帶回家。閻校長送王曉波回汀州街，接著也把我送回景美住所。學期結束後，就把我解聘，原來這是他們黨政高層人士早就策畫好了的，只是我們這群參與保釣運動的師生料所未及的事。接著一年後台大哲學系的整肅黨繼續進行，十三名教師遭到解聘，導致了史無前例的政治迫害學術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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