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by a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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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兩韓思想兩岸白樂晴「分斷體制」論形成的軌跡

陳光興

沒有真理可以被稱為真正的真理，除非能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白樂晴（Paik, 2005: 19）

前言知識生產往往有具體的契機，但是常常為了種種原因最後抹去了動態過程的痕跡。本文首先交代兩個寫作的直接脈絡。為了準備白樂晴教授 2008 年 5 月下旬的訪台，筆者開了一學期研究所的課程—「白樂晴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學論」，與研究生每週一起閱讀討論我們能夠收集到白先生的英文以及中譯的著作。因為他以文學為操作場域，我們又不能完全憑空想像，所以閱讀之前還讀了最具民族文學代表性的小說家黃皙暎早期的作品與近期的《客人》。

五月初特別請來那時還任教中正大學、現在轉到政治大學台文所的崔

本文最早發表於台社 20 週年會議—超克當前知識困境，2008 年 9 月 27 至 28 日，於台北世新大學，爾後出版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期，2009。為了本書出版，略做改動。

所閱讀黃氏早期的小說包括：〈纖纖玉手〉、〈森浦之路〉、〈韓氏年代記〉、〈客地〉。見黃皙暎（1988）。另外，也推薦讀者閱讀有中譯本的《悠悠家園》，台北：印刻，2002。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末順教授來替我們「補習」，爬梳了韓國長期發展文藝理論的譜系與政治思想的光譜，讓我們對於白先生所處的「戰局」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篇文字是我一學期來與同學們一起跟翻譯文字鬥爭的結果，也算是對白先生部分文字閱讀的初步心得報告。第二個脈絡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幾位同仁，為了在台社 20 週年會議中，提出對兩岸問題的看法，所組成的討論小組。事情的背景得拉回到 1980 年代末，回頭來看，幾乎是在台海兩岸重新開啟互動關係的同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於 1988 年創刊。一般而言，那時候屬於我這一代的左翼進步分子要不就是糾結在如何看待文革，要不就是陷入社會主義祖國開始「走資」的哀怨悲憤當中，或是正忙於投入參與島內風起雲湧的社會／政治運動，對大陸戰後形成的根本歷史處境很難有內在性的理解。十年之後，兩岸關係已經開始成為台灣社會面對的主要問題之際，1997 年夏天台社第一次組團訪問北京、上海，那是台社作為一個團體開始思考兩岸問題的起點，後來可能因為沒有迫切性，問題也就一直擱在那兒，沒有進一步共同思考。開始逼迫台社得認真面對兩岸問題的是 2000 年以後政黨輪替的陳水扁政權，當他以挑釁的方式惡化兩岸關係來操弄台灣社會矛盾、升高台海危機，我們無法繼續閃躲，得正視問題的嚴重性。但是要如何超越以國家體制為中心、以政黨政治所主導的既有想像框架來思想兩岸問題，一直是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新的貼近歷史現實的分析性看法，所有發言不過是在繼續複製簡單的統獨框架，流於立場上的表態而已。直到 2008 年年初，台社同仁知道白樂晴教授將於 5 月間訪台，為 3

崔教授畢業於釜山大學，在台灣政治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攻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後來才知道她寫了不少文章在台灣發表，評介韓國思想與文學狀況。有關討論參見崔末順（2004，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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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夠理解他的思想，也為台社 20 週年會議做準備，大家開始一起閱讀了白教授相關的中文譯作及英文著作。讓人意外的是，所有參與讀書會的同仁都為白教授厚實的思想所觸動，特別是他的「分斷體制論」，直覺上似乎更接近於我們想要打開的思想空間（在台灣的語境 4

當中，陳映真先生最先使用分斷一詞，在此援用此翻譯）。長期從事理論工作，我們當然知道韓半島的狀況與兩岸關係有很大的差距，也同意白教授提出分斷體制是針對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南北韓問題，不能 5

胡亂套用，但是這並不意味韓半島的經驗不能參照，不能提供給我們思想上的啟發與刺激。最後，在 20 週年會議上的分組報告，以「超克分斷體制」來定調，是一種團隊的嘗試，從不同的視角與層次開始試著碰觸兩岸問題。我們對於白樂晴教授有高度的敬意，不能工具性地理解他的思想，因而本文的任務是試圖在能力範圍內，把「分斷體制論」放回白教授思想的整體變化過程中來理解，也才能排除斷章取義的疑慮，爾後也才有基礎思考他對韓半島的分析會在看待兩岸關係上有什麼啟發。白樂晴的分斷體制論不是社會理論式地系統化的建構，而是與他的文學觀、世界觀、第三世界論等，形成相互有機的連結。本文試圖在第一節中鋪陳他早期的思想背景與根基，第二節追溯分斷思想逐步浮現的動力，第三節集中在分斷體制論內涵的討論，第四節則拉出對於兩岸問題參照的初步思考。

陳映真於 1989 年赴南韓採訪報導，《人間》雜誌於同年 6 月號以「打倒獨裁」為專號題目，以近 60 頁的篇幅出版了陳氏對韓國民主運動的現地報告，其中也採訪了白樂晴先生。陳先生在當期頭篇發行人的話中，提及「民族分斷敵對」（陳映真，1989：8）

白樂晴教授來台訪問期間，在不同的場合中都提到他對以分斷體制來討論兩岸問題有很多疑慮。他的演講、討論與訪談，還在整理出版當中，其中白先生在東亞批判會議的基調演講，「東亞和解的路障：兩韓的情況及其區域性的意涵」，及陳宜中與陳光興的回應，參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 期 9 月號，2008。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在進入第一節的討論前得先做一些必要的說明。首先，因為筆者本身沒有能力用韓文閱讀他的各種重要著作，不可能對白先生近半個世紀的著作有通盤的理解，只能從閱讀他出版的英文單篇文章與少數的中文翻譯著作中，片面的去體會、去捕捉他的分斷體制論的形成軌跡。另一方面，由於中文思想界對於韓國的整體認識還不夠，更為整體的介紹還是得依賴韓國學者的知識，這個部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曾經在白先生 2008 年 5 月訪台前，於 3 月號 69 期出版了「白樂晴小專輯」，其中包括首爾西江大學著名學者李旭淵（2008）教授以及台灣政治大學崔末順（2008）教授的文章，分別評介了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與分斷體制論在韓國思想運動界所處的位置，涵蓋不同政治立場對於他的批判與挑戰；除此之外，12 月號 72 期也出版了年輕一代學者成均館大學柳浚弼（2008）教授具有深度批判性的文章，因此本文不做重複的討論，敬請中文讀者參考這些閱讀資源。第二，讀者會想要知道白樂晴的思想在韓國內部如何被定位，這裡只能初步點出的是，以白樂晴為代表的《創作與批評》論述團體（包括前後主編崔元植與白永瑞等），在南韓的進步勢力中，因為 40 年來一直重視民族問題，特別是 90 年代以後以超克分斷體制為主要的理 6

論與政治思考框架，因此被視為左派民族主義；然而，貼標籤的方式當然無法揭示政治過程的複雜豐富性，耐心的讀者會慢慢發現白樂晴先生及其同志的思想中其實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第三世界主義與批判的東亞區域主義底色。筆者跟這幾位《創批》核心成員交往中，深知他們絕對不是閉塞的韓國民族主義者，用白先生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所推動的運動方向是民族的，但不是民族主義的（Paik, 6

本討論受惠於崔末順教授 2008 年 5 月 2 日於新竹清大亞太研究室演講時，所提供的韓文影印資料，「2007 年韓國知識人理念分布圖」，以民族主義光譜為縱軸、左右光譜為橫軸，創批集團的三個代表性人物，被放入左派民族主義的區塊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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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a: 556）。我個人是這樣理解的：白樂晴生於 1938 年，成長時歷經二次世界大戰、脫離日本殖民、韓戰，爾後目睹南北韓的分裂，親身活在軍事獨裁統治之下。對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帝、反封建是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涵，如何從殖民地、戰亂、貧困中走出來，朝向現代社會與民主國家邁進，取得民族統一、獨立的尊嚴，是共同分享的心情與企求。擴大來說，這是戰前出生、戰後成長的「第三世界」進步分子共通的精神狀態。要公允地了解那一代人，必須以此為前提，用當下知識狀況的理論正確與政治正確的姿態來面對那個時代，是無法內在地去體會他們的生命根柢。就像在台灣，年輕一代今天很難理解比白先生早一年出生的陳映真何以會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一旦把他們放回那個時代來看，民族情感是相當自然的，爾後要他們順應「時代潮流」拋去根本的養成，那才是無情的要求，問題在我們不在他們。與眾不同的是，白先生在過去半個世紀當中，不斷地回應時代的變動，不媚俗的持續更新他的思想內涵，針對新的情勢調整論述的方向，繼續貼近歷史的現實，這種韌性的堅持最終是要受到最高的評價。

一、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想像 1966 年《創作與批評》創刊（簡稱《創批》），由當時只有 28 歲的漢 8

城大學英文系講師白樂晴擔任首期主編。在過去的 40 多年間，《創 7

白樂晴本人對民族問題有自覺的緊張感，在不同的脈絡中他都有意識的進行區分。參見 “The idea of a Korean national literature then and now” 一文。他認為問題不在辨識民族主義的真假，而是如何對民族主義採取複雜的態度，才能建立起民族的、非民族主義的運動（a national yet nonnationalist movement）（Paik, 1993a: 556）。

整理不同資料，可以簡單的這樣來描繪：《創批》1966 年創刊時由文友出版社發行，1967 年由一潮閣發行，1969 年開始獨立發行，此時白樂晴再次赴美完成博士學位，發行人是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批》這份立足民間的刊物不僅是南韓民族文學開展的主要戰場，與大時代的民主運動同步，也逐步發展成一個獨立出版社。《創批》在過去 40 餘年間，不斷以創新來跟上時代的快速變化，作為季刊能夠有超過 1 萬 5,000 份的龐大讀者群，足以說明他在思想界的重要性，對於有參與獨立刊物經驗、特別是對東亞及國際出版市場有些認識的人來說，《創批》堪稱世界思想界的奇蹟，值得深入研究；我個人的理解是，這與白先生本身的實踐能力有關，他不僅在思想層次上天馬行空，難得地是他能夠將想法落實。本文以《創批》作為起點，是要將白樂晴思想的民間獨立性格擺在前景。白先生雖然長期任教於漢城大學英文系，但是他主要的社會／政治關切大都是在《創批》這個基地上形成與完成的。學院是他的棲身之地，《創批》是他的主要認同、思想工作的空間：作為專業的英美文學研究者，D. H. 勞倫斯專家，他有他獨特的立場與成就，開展了有原創性的學術路線，訓練了不 9

少學生，但是他在學院之外的時間，精力與思考是放在《創批》的寫作、編輯、經營與組織工作上。這或許也是那一代人特有的能量，同時能把不同的事都做好。從他出版為數有限但是卻是高質量的英文文辛東門，主任編輯是廉武雄。1972 年白先生完成論文後返國，回復編輯人職位。1974 年以創作與批評為名成立圖書出版社。1970 年代，《創批》及其出版之圖書多次遭到當局查禁，三位主要編輯，白樂晴（1974）、廉武雄、金潤洙的教授職位都受到學校解職的命運，直到 1980 年才復職。1980 年《創批》遭到當局廢刊處分，但是用「韓國文學的新階段」系列，以書代刊持續發行；1985 年出版社被取消註冊。1988 年《創批》復刊，由白樂晴任主編。1990 年代中期起，由崔元植教授任主編，2005 年起由白永瑞教授接任主編。至今，《創批》以季刊形式出版，發行量約 15,000-20,000 本，出版的書籍約 1,500 種。有關《創批》的簡史，可參照 Kim（2001）。 9

有關白教授對於他專業的近期反思，參見他於 2008 年 5 月 23 日於台北清大月涵堂的公開演講，“Towards a planetary approach to western literary canons”。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參見白樂晴（1998），《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分裂體制下韓國的視角》，金正浩、鄭仁甲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特別是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以主體姿態理解西方經典小說〉（1982），〈小說《苔絲》的現實性〉（1982），〈再論勞倫斯的典型性〉（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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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來判斷，如果處於「國泰民安」的時代，白教授會是國際一流的文學研究者，憑他的思想濃度、寬廣的視野，也會是世界頂尖的知識分子，與伊曼努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10

Bourdieu）、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這些人平起平坐，但是在很早期起他就做了選擇，扎根於韓半島，以韓文書寫，把他的生命投入他所熱愛的家園。處於 1960 年代的威權時代，在高壓統治下，思想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於是透過文學創作與評論來推展、散播批判思維就變成是主要介入現實的方式。在此意義下，南韓的狀況與台灣 60、70 年代的「鄉土文學」是有共通性的，不同的是以白樂晴為代表的陣營，是以「民族文學」為大旗來撐起思想的戰場。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特別是在台灣的現實中，民族是一個麻煩的字眼，但是放在當時韓國的語境中，「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是一個很自然的稱謂，意味著韓民族的文學。那麼準確地說，什麼是民族文學？在 1974 年出版的〈為了確立民族文學之概念〉這篇重要文章中，白樂晴開門見山提出他的戰略思考。當時南韓正在掀起一波有關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學討論的浪潮，國家機器投入大量的經費想要帶動復古、發揚國粹（類似於台灣的 1960 年代反共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或是 1990 年代由國家動員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站在對立面的白樂晴很敏銳地認為不能因此而把民族文學拱手送給國家，而是要介入提出不同的路線。他認為民族文學的立足點在於：「它是民族的主體生存和其多數成員的福利受到嚴重的威脅時的危機意識產物，而且面對民族危機的這種正確態度，正好成為決定國民文學本身健康發展的主要

白先生在不同脈絡中與這些人對話。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原因」（1998：211），他緊接著寫到：「如此理解的民族文學概念具有徹底的歷史特徵」（1998：211），也就是在面對當下的歷史處境，因此不會是去歷史的國粹主義。用當代的語彙來理解，民族文學不該是以本質主義的方式來認識，不是 5 千年來永恆不變的，或是從當下回收過去所有的經典文學放入同一個平台當中，而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當民族出現了危機，民族文學的任務就是以在現實中面對、克服危機為前提。這裡所謂「民族危機」的「徹底的歷史特徵」，其實就包括了日帝入侵以來的危機，以及眼前直接看到的就是當下南北韓分裂 11

的民族現實。躲開分裂這個或許太過敏感的字眼，他引用經濟學家的說法類比民族與「國民」的差異，也就是說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國民經濟相對於民族主體是次級概念，民族是整體，停留在國民層次不適當，「只固執純經濟概念，是對民族經濟自主性的嚴峻威脅的忽視，同樣，無視『民族文學』概念，也會造成對民族生存和尊嚴的現實性挑戰的後果」（1998：212），換句話說，單單用「南韓」的國民經濟體作為分析單位，是片面的，不能掌握以韓半島為範圍的整個民族危機—這是筆者可以讀懂的翻譯文字中比較早的片刻，在白樂晴思想的深處早已醞釀著「分斷體制」的草圖。

按照白樂晴對於民族文學的認識是要面對民族的危機，那麼對於文學創作的要求就必然是要貼近民眾生活，方法上也就會親近於所謂現實主義，這些都在這篇早期的文章已經提及，日後成為申論的重點。文中討論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認為指向民族危機的文學 11 「分斷」是白先生在此時期就開始使用的語彙。至少在 1975 年出版的〈民族文學的現階段〉中就出現了，中譯本雖然譯成分裂，但是譯者加註說明：「所有文章中的原文為分斷」（1998：6）。 12

白樂晴在 2008 年 5 月訪台的第一場演講，精準地區分了民族文學與國民文學，後者是以國民國家為單位，如分斷後的南北韓有其各自的國民文學，而民族文學所指稱的是整個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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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不能也不會淪為政治工具，反倒是貼近現實的文學會具有高度的「先進性」。為什麼這麼說？在分析的層次上，白樂晴賦予民族文學的反殖民任務直接聯繫到他對於西方文學的理解，他認為像卡夫卡與卡繆之類的名作家，其實沒法對殖民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如果他們不顧一切對自身所處國度的帝國主義行徑提出直接的質疑，就會被孤立起來，與自己社會的民眾脫離關係，也就造成了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停留在表面和枝節上」（1998：222）。相對而言，「同民眾共呼吸，批判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成為我們傳統中最有價值部分的萬海韓龍云那樣的韓國詩人，即使在極端的痛苦之中，也處在多麼幸福的位置啊」（1998：222）。他的意思是說，作為被殖民者的痛苦歷史經驗是相當真實的，但是沒有被殖民的位置來體會這樣的經驗，沒有同胞的支撐來分享、體會這樣的痛楚，西方的名作家們很難能觸動問題的核心，在此意義下，日據時代的韓國詩人有廣大的苦難同胞分享其文學中所抒發的痛楚，其實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他進一步認為光是對帝國主義批判是無法成為先進的世界文學，「因為有意義的批判不只是同強大的外來的勢力的鬥爭，更是同自己本身的鬥爭。它需要有高度的知識和情感方面的鍛鍊，以便在自己民族內部有意無意地識別出迎合殖民統治的勢力並加以批判，進而在自身心靈深處，能夠區分和戰勝封建精神和買辦意識」（1998：223）。換句話說，民族文學要具有深厚的自省反思意識，反封建是要克服民族自我中心的保守性，反帝、反買辦是要確立主體意識，這樣的雙重任務是極為困難的，與「殖民現代性」的召喚相互矛盾，亦即，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驗來理解，在返古的傳統主義與徹底反傳統的全盤西化兩極之間，要能建立批判的主體性其實是如臨深淵，已經形成的基礎不足，只能踩在薄冰上前進，但是也只有維持這樣的張力，才能重建主體性，也才能確立民族文學的先進性。在此前提下，韓國的民族文學其實正是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現代文學的同義詞，它形成的契機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同時也是對抗民族內部貴族階級的封建守舊，所以民族文學不能是那些以貴族為主體、脫離民眾生活留下來的作品。同時，民族文學也不能變成逃避政治現實，躲到過去的鄉愁當中，他用強烈的語氣指出：「真正的民族文學與任何感傷的或政治策略性的復古主義勢不兩立，它也絕不能流為國粹主義」（1998：244）。白樂晴長期堅定反對國粹派的立場，又同時反對買辦式的全盤西化，是以建立韓民族現代主體性為本，在這點上似乎是與五四以降的魯迅傳統相通的，這也就指向了「背腹兩面受敵」的第三世界共同經驗。特別要指出的是，白氏所謂民族文學的先進性問題，不是關閉在韓國內部來認知的，在 1974 年〈如何看待現代文學〉一文中，他進一步把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聯繫起來，並且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學的先鋒性。他追溯了 20 世紀西方文學的文學與批評，認為 D. H. 勞倫斯是西方文學危機最終的表現，此後沒有出路，而第三世界文學因為不被這整個系譜所制約，所產生的文學反而超越那些局限。他以智利的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為例，認為西歐文學陷入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兩難，而拉美的超現實主義沒有這些包袱，貼近社會現實與群眾；同樣的美國黑人文學也開出了新的路徑，甚至創造轉化了美國文學。亦即，主體位置歷史經驗的不同，提供了突破僵局的可能性：「由處於西方局外的人去體驗、認識和擺脫它也許會容易得多。換言之，同多數大眾一同，作為具體的歷史事實遭受過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豈不是可以不犧牲對自己社會日常現實的關心，也不犧牲同自己國家民眾的連帶意識，以便超越西方文學局限性的作品嗎？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全世界文學的真正先鋒，其原因正在這裡」（1998： 249）。因此，白樂晴的思想中，第三世界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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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觀的歷史處境促成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學的先鋒位置。但是這充其量也只是潛在的可能，他提醒我們：「後進國應培養自己的能力，以便主體地適應以西歐為中心的先進產業社會之世界支配性，在這種適應過程的深層，隱藏著後進國容易自告奮勇地被編入先進國地一般性統治體制之中的危險」（1998：249；強調是筆者所加）。白樂晴在這裡的提醒暗示的是一種複雜的心情，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務實的態度，我們一方面為了追求基本的生存必須「適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所設下的結構與遊戲規則（「超英趕美」），但是同時又必須要有主體意識的去「超克」這個體制本身的限制，目的正是在尋找世界的新方向。「適應……超克」爾後構成白樂晴思想方法上的核心，這是在主體位置的思想，是韓國也是第三世界的，是在整體世界戰略位置上的思考，或許這也正是激進派對白氏批判的重點，因為「適應」意味著接受現實，而非徹底否定與推翻。白樂晴對於第三世界的認同是長期的，一直到近期的著作中他還 13

是用第三世界來定位韓國。他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資源來自何方？在檢閱白先生出版的文獻中，筆者認為可能來自於幾個方向。一個是 50 年代第三世界主義以降的批判思考風潮，包括 60、70 年代在國際學界影響甚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論。第二個資源來自於他的文學訓練與閱讀，他曾經提及他大概是 1960 年代最早在韓國教授美國黑人 14

文學的人，這些文學與西歐文學有本質上的差異。第三是韓國本身的殖民地經驗；雖然後殖民主義到 80、90 年代才在美國學院登場，他卻早在 1969 年就發表過〈康拉德文學與殖民地主義〉，在共同的歷史經驗中脫離殖民地，其間的連帶，很難找到比第三世界更好的座 13

參見Paik, Nak-chung, “Notions of the Third World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2008年5月台灣演講文。

2008 年 5 月 23 日演講後的餐會中提及。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標、定位與認同。在 1974 年的這篇〈如何看待現代文學〉近結尾處，法農的〈民族文化論〉是他極為推崇的精神資源，他說：「所謂從殖民地狀態中逃脫出來，不是單純的政治、軍事問題，而是意味著克服殖民地統治下的極端非人性和歧視性的人性文化的再生過程。對於沉浸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中的知識分子來說，它將成為不陷入單純的復古主義與原始主義，而是重新找回民眾連帶性的艱難工作。它只有冷靜地認識殖民統治當事人現代西歐社會的歷史特徵，並積極參加民眾的反殖民鬥爭，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成就。這必然會成為不僅為殖民地知識分子自身，也為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全人類而創造新的歷史的結果」（1998：252）。對他而言，法農的意義不僅在於對殖民主義的分析，也不僅是他個人的政治參與，「他為主體生存而進行的第三世界鬥爭正是創造人類新歷史的主要課題的主張，僅對韓國文學也不能不帶來極大教誨與鼓勵」（1998：252）。從他對法農的態度中可以發現白氏基本的想法，特別是回到 1970 年代還是處於相當閉塞的思想狀況 15

中，第三世界的想像與連帶就成為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正是第三世界作為象徵與想像的資源，同時內在也外在的存在，使得對於民 16

族的認識找到了更為寬廣的格局，跳脫了民族主義的關閉性。（相對於南韓，台灣戰後的批判圈幾乎沒有第三世界的意識及座標，原因何在？與後來發展出關閉性的民族主義是否關聯？這些是值得研究與深究的課題。）如果說以上是白樂晴思想在 1970 年代所浮現的基本輪廓，那麼在 1980 年代期間，他部分的工作是放在文學理論的清理上，基本上

白樂晴其他有關第三世界的討論還包括：〈韓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1978 年演講）、〈第三世界文學與民眾文學〉（1979）、〈看第三世界文學的眼睛〉（1982）等。

在這個基本立場上，陳映真與白樂晴是相通的，可以看到陳氏在台灣當代思想界的特殊之處。詳見陳光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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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來自不同立場的挑戰以及回應新的歷史條件去深化民族文學論。1985 年的〈現代主義續論〉，是透過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論辯，為現實主義文學在第三世界或是韓國的當前現實意義進行辯護。1986 年的〈作品、實踐與真理—為提高民族文學論的科學性與實踐性而工作〉，論辯民族文學不能因為民族運動與民眾運動的現實性而丟棄藝術性與科學性。同年，1986 年的〈民族文學的民眾性與藝術性〉，基本上是與 80 年代興起左翼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話，強調民族文學本來就是民眾文學，同時堅持不能因為服務於階級運動而不顧文學本身的藝術性。1990 年的〈民族文學論與現實主義論〉逆水行舟，再次主張第三世界的現實主義才是最先進的文學，以此立場拒斥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也同時因應新的情勢，開始接觸到北韓時，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進行反思。除了理論工作外，白樂晴持續進行的文學評論工作，包括了歐美文學的討論，以及韓國 17

本身的民族文學。這個部分有關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的討論，筆者受限於知識能力不足，無法充分理解，還有待中文學界專攻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同仁能夠細心處理。對這一節的討論做一個小結。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是以面對民族危機為前提，也就是日本殖民主義以降到戰後的南北韓分斷為對象，這與世界各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精神一致，具有強烈的第三世界連帶意識，這些在 70 年代就已經形成的思想成為他根本的骨幹。

有關文學評論的部分，請參照白樂晴（1998），《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分裂體制下韓國的視角》第三部分，重要篇章如〈以主體姿態理解西方經典小說〉、〈禪詩與現實主義〉等。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二、面對「分斷」：突破知識限制的契機白樂晴思想上的一大特點就是與時代的同步性，他的分斷體制論也是在大時代的運動中逐步形成。嚴格的說，他對於分斷體制的討論到了 90 年代才因歷史契機的逐漸出現而較為集中，之前零星的論述大都散布在不同的語境中，要從這些不同的脈絡中才能掌握到分斷體制問題意識的根本關切。在不同的文脈中，白樂晴都明白地表示將分斷體制理論化不該是他的任務，他的分工專長是文學，該有更具知識基礎的人（社會科 18

學、歷史、哲學）去完成，但是總是等待了半天比他更有知識準備的人都沒有出來呼應，只好自己硬著頭皮繼續談。這個現象看來沒什麼太大的意義，但是其實反映的正是知識狀況出了問題：南韓的學術思想界被既有的（移植來的）知識方式綁住，面對韓半島的現實問題，無法積極的提出根植於在地經驗的歷史解釋（台灣的知識狀況更是如次）。在此意義下，白樂晴的分斷體制論蘊含著突破知識限制的創造力。擴大範圍來說，南韓知識狀況的限制也是第三世界學術發展上共同的問題：當（移植來的）學術思想方式沒有辦法有效解析自己社會的現實問題時，往往就會將所面對的問題視為不具有普遍意義，就這樣輕易的跳過了，或是認為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知識問題，因而喪失了突破既有知識格局的契機。我個人認為這是當前知識困境的核心問題，在台灣尤其嚴重。在我掌握的文字當中，1975 年的〈民族文學的現階段〉已經提出了分斷的概念，基本上是在呼應歷史學家姜萬吉提及「分裂時代的史學」，轉放在民族文學的語境中，而白樂晴對於問題的根本認識卻是

參見 1988 年的〈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1998：108）；或是（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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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當時的語境下，「恢復民主、實現國土統一」是韓民族歷史所面臨的新階段（1998：6）。雖然在分析中他閱讀了像黃皙暎的重要小說〈韓氏年代記〉（1972），以南北韓分隔所造成的個人生命的失落為主題，但是白樂晴主要的問題意識放在恢復民主的問題上，認為這是 1970 年代民族文學的基調。作為開啟分斷體制論思想的背景，主要的契機出現在對於韓國社會構成的辯論當中，表現在 1985 年的〈民眾、民族文學的新階段〉，這篇文章是 1975 年上述的這篇文章出版之後，面臨新局勢的一次立場更新。從文章的題目大概可以嗅出，這一波的挑戰來自於 1980 年代達到高峰的民眾運動。在南韓當時的語境中，由於政治情勢使然，階級運動的字眼是禁忌、不能使用，會被立即抹紅，也就用民眾運動來取代，簡單的說，70 至 80 年代民眾運動有強烈左翼階級運動的色彩。在 1970 年代當民眾一詞開始被使用時，白氏對於這個曖昧不明的指稱有質疑（1998：63），但是到了 80 年代中期，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使民眾運動能夠與民族運動結合在一起。正是在釐清民眾與階級兩個概念的不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些端倪。白樂晴反駁的對象是鄭昌烈，後者的〈民眾的民族主義〉一文將民眾視為被統治階級，從這個角度來追溯朝鮮王朝，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到現代過程中意識的變化。白氏認為民眾是複雜的構成，不能被化約為被統治階級，他提出的問題是：殖民時代與分斷時代，與一般資本主義社會有什麼差異？在鄭氏的思考中，資本主義先進社會中，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是相互對應的，構成社會結構的整體，但是在殖民地社會中，上下不對應，因此在人類史上是獨特的。白先生不能同意的是以理論模型來理解現實，以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為標準丈量殖民地，他認為這是「公式主義的誤謬」（1998：67）。關鍵在於：要如何在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連結中分析整體的社會形構，才能夠釐清階級位置？在此前提下，民眾、階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級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再放入戰後的分斷狀況中又要如何從民族整體來討論兩個社會？請讀者放慢腳步再次閱讀上述的幾個問題，其實是相當難回答的，如果我們簡單的用馬克思主義上下層的模型集中討論兩韓的下層結構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兩個社會擺在一起時要如何描繪？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分析的知識問題，也暗示了分析後的策略思考：「無庸說，在我們現有的歷史出發點上，這個聯合體的存在同民族統一的大業有直接的關係，而統一大業本身，也只有通過階級和階層不同生活的理解，才能夠完整地發揮現實的力量。那麼，如今我們應該從哪裡去尋找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這種力量，並且使它壯大起來的生活邏輯？」（1998：68）。正是在與馬派基本分析架構進行對話的時候，凸顯了批判圈知識的限制。這麼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作為一種面對西歐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分析工具，根本上是以「一國」為分析範圍，不僅無法面對殖民地的複雜狀況，也無法處理非歐陸的「現代」社會，如戰後韓國社會存在的賤民階層，要如何從階級分析來解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可以用分析工業社會為主要參照的馬克思主義來直接套用嗎？最為關鍵的當然是一旦把兩個分割的社會要放在一個分析架構當中，要如何進行分析？特別是這兩個分割社會千年以來是一體，一個世紀的變化就沒法進行整體分析了嗎？總之，如果前提是要面對理解真實的社會現實，而不是以現成的理論來套用，那麼很顯然地碰到了知識上的障礙。（同樣的挑戰直接衝擊的該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界，要如何對兩岸從一體到日據分離，到國共分斷，進行歷史的、整體的分析？）對於現實鍥而不捨的張力在 1988 年〈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中更為激化。這裡，讀者必須注意的是：1987 年的 6 月抗爭沒有能夠直接推翻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但卻換到更多自由民主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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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使得兩韓議題可以更被公開討論，是在這個新的脈絡下，民族文學與民族統一運動進入了場景的前台，與先前緊縮高壓的政治狀況不同，話也越說越清楚。這篇文章的對話對象仍然是階級運動者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白樂晴從民族文學論這一邊提問：「因為常說現代韓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這一命題，但究竟怎麼樣解釋分裂這一點總是不能釋然的緣故」（1998： 108）。亦即，在論爭民族分裂問題是否是韓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時，帶出了一連串的理論問題：南北韓的分裂可以用「兩國關係」來看待嗎？分裂是內部矛盾？還是內部與外部矛盾的複合體？同時要如何理解整體社會結構？在分裂狀況下，有可能走向高層次的民主化與民族的自主嗎？是在這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中，白樂晴開始被迫集中在對分裂問題的整理與釐清。對照二次戰後不同「部分國家」的經驗，他將南北韓定位為：通過分裂，成為各自屬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類型（1998： 113）。參照來看，東西德的經驗沒有韓半島先前的殖民地歷史（這點極為關鍵，德國與日本都是殖民者，但是戰敗後，日本沒有分裂，是將殖民地交還），台灣與中國大陸規模相差太大（後詳），這使得韓半島的經驗成為非常特殊。他認為極為迫切的知識任務是要去釐清：「基於新的矛盾的分裂，是如何被南與北各自相異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而再生，並貢獻於它們矛盾的再生」（1998：113），這句翻譯文字不容易懂，得耐心咀嚼，雖然分斷體制的理論概念此時還沒有完全成形，但是作為主要的成分，分斷體制造成矛盾的自我再生產的功能（特別是對各自的內部矛盾、相互的外部矛盾、整體的外部矛盾），已經被敏銳的提出，要找到適當的分析概念來統合相關問題成為日後的思考方向。換句話說，這篇文章體現的是比較清楚地在思想的方法上，韓半島應該作為整體來分析已經出現，但是要如何不以「兩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國論」而以整體來分析兩個已經相當不同的社會？他本人知道其中知識的難度與挑戰的嚴峻，但是不能逃避責任（正如同我們在台灣要思考兩岸問題，但是又對戰後大陸缺乏內在性的充分認識）。下面這句話可以反映他的基本心情：很多人會說，「單是研究南韓社會已經是難以勝任，再加之動輒逮捕，資料殆盡，而同時要搞自由議論受到極度限制的北韓研究，難度可想而知，但不搞則不成啊！」（1998： 114）。也就是在這樣的知識動力下，分斷體制的理論化工作被提上議 19

程。

以上這篇〈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是 1988 年發表的，在一年以後出版的〈統一運動與文學〉中，「分斷體制」儼然已經成為白樂晴論述中的關鍵字。有了分斷體制的分析語彙，他逐步開始把問題定位的更為清楚：分斷體制的根本矛盾不在於南北韓政治體制之間，而是「南北韓民眾與分斷體制之間的矛盾」（1998：21），這個關鍵的認識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位置，是站在兩韓民眾的視角揭示矛盾，也暗示了超克分斷體制的主體必然會是兩韓民眾。他再次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運動論者對話，因為社會科學家們認為社會科學原理中沒有分斷或是統一的概念，所以認為克服分斷體制的運動排除在科學的思考之外，他認為這樣的講法是因為「尚未觸及到我們生活的分斷時代，分斷社會具體現實的原因」（1998：121）。也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他對於文學的閱讀多了一對專注的眼睛，例如前面提及重要作家黃皙暎的〈韓氏年代記〉，白氏於 1970 年的閱讀重點在「恢復民主」，不在分斷問題，但是到了 1989 年這篇文章，黃皙暎的新作《武器的陰影》，一本描述韓國人如何被編入越戰的小說，他已經開始藉此機會

在這個方法論的討論中，白樂晴先生以韓半島為整體思考的方法論，與本文所屬的超克分斷體制的這幾篇文章中，趙剛稱之為作為方法論意義下的中國人，意義極為類似。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對照南北韓分斷與南北越的基本差異：越戰是反殖民運動的延續，是將外來勢力趕出的民族解放鬥爭，而韓國的狀況則是，外來勢力的介入是造成分斷的原因，但是並不直接控制國家機器；在白樂晴的視野中，藉由書寫越戰，黃皙暎把反美、反帝問題帶入超克分斷體制運動的議程。這篇文章的另外一個重要進展，就是將北韓（以及延邊朝鮮族）的文學納入了民族文學的視野，雖然字裡行間這樣新的接觸難免顯現有些隔閡之感，不如他對南韓民族文學的認識來得信心滿滿，但是這樣努力去理解北韓文學狀況的企圖本身，就是在知識實踐上去克服分斷體制。下面這句結尾的期許可以看到白先生當時內心決心已定：「在史無前例的僵化而充滿殺氣的分斷中，南北各自卻創造出令世界震驚的奇蹟的情況下，欲克服這個前所未聞的分斷體制，我們的統一運動如不是與眾不同的創造性的運動，則難以成功」（1998： 153）。白先生知道前途坎坷，但是還是得挺起腰桿，繼續前進。在本節結束前，做一個小結。本節想要呈現的是從 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後期，「分斷」是如何有機的存在於白樂晴思想的背景，慢慢的被迫走到前台來。筆者沒有能力全面的掌握時代大環境的客觀變化，也無法充分傳達思想主體在變動中白先生（乃至於南韓社會）精神上的起伏，但是在整理與閱讀中深深體會到白先生不是那種閉門造車、抽象思考的理論家，而是參與到社會脈動，與時代共同呼吸，同時執著於知識論辯的人，沒有論爭，沒有跟緊時代的結構性變化，也就沒有他充滿生命力的思想。白樂晴在此時已經將 70 年代恢復民主為優先的認識向前推進，理解到 80 年代後期歷經八七革命失敗後發現南韓民主運動的限制與前景，沒有辦法與兩韓分斷問題分開來討論，將分斷與民主擺在同樣高度的位置是他對思想運動方向的調整，這正是他最具原創性的地方，卻也是最被批判的部分。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三、分斷體制及其超克論在以上追溯形成軌跡的基礎下，討論分斷體制論的時間比較成熟了，說「比較」的主要原因是筆者本身語言能力的限制，白樂晴 1994 年的《分斷體制變革學習之路》與 1998 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動搖的分斷體制》，兩本韓文著作都沒有完整中譯或英譯，據我所知，後面這本書英譯還在翻譯當中，預定由首爾大學與加州大學共同出版，只有兩三章有英文本，中譯也只有第一章，因而以下的討論是相當片面的，只能從既有的翻譯資源中管窺，期待以後英文版問世後可以再修訂。 1990 年代期間，白樂晴在不同的文章裡開始企圖釐清「分斷體制論」的內涵，其中包括幾篇重要的英文論文，分別發表在 New Left 20

Review,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以及 Interventions。在 “South Korea: Unific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1993b）一文中，他很具體地指出分斷體制的形成，成為兩韓政治領導人相互利用，藉以強化自身威權統治的藉口。在李承晚政權時期，除了「進軍收復北方」外，根本上禁止談論統一。爾後，民間呼聲強大，使得朴正熙必須跟金日成簽訂 1972 年的聯合公報，卻又被朴正熙利用來鞏固他的地位，變成終身的大統領，同時金日成也藉此機會修訂社會主義憲法，強化權力；兩邊都是以怕被對方吞噬為群眾的心理機制，藉以複製自身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同樣的例子是，1989 年盧泰愚以進入「國家安全階段」為由，大肆逮捕異議反對分子，這樣的場景在台灣戰後相當熟悉，威權體制以反共的國家安全之名，可以任意剷除異己，或是為了防禦共匪赤化入侵，所以必須鞏固領導中心，云云。簡單的說，分

參照 Paik (1993a, 1993b, 1996, 1998, 2000)。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斷體制的存在是打擊民主力量崛起的最佳武器，所以強化分斷的事實是南北兩邊政權不須協商的共識。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分斷體制不是突然一天從天而降，有其歷史過程，白樂晴是透過參照越南及德國的經驗來闡述韓國的歷史背景。他認為越南的分斷源自美國透過戰爭手段，強勢取代法國作為殖民主的地位，所以越戰是反殖民運動的延續，美國輸了，南北越統一。而德國所反映的是全球冷戰結構的在地分斷，一旦冷戰的一方失勢，分斷於是快速解體，強勢的西德統一弱勢的東德。他認為冷戰雖然在韓半島的分斷上產生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主要的動力是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方案，早在冷戰之前，而確立分斷的里程碑是韓戰，北韓受到中蘇共產陣營的強力支持，南韓則有美日資本主義集團為後盾，在此之後，兩邊具有高度敵意、不同性質的國家結構所形塑的社會，慢慢出現有系統的差異，體現在「民族、集團間、半島內」（national, inter-bloc, intra-peninsular）的衝突當中（1993a：78），並且與社會內部矛盾，如階級與性別，交織在一起，如分斷體制中的軍事對抗與父權體制的強化交錯，又如南韓反共國策造成對於以工人運動為代表的民主力量強勢鎮壓。正因為如此，白樂晴看到了民主運動必須以超克分斷為前提（1993a：79）。〈為了克服「分斷體制」運動的「日常化」〉是把問題說得相當清楚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在 1997 年 10 月韓國研究國際會議中發表的論文。白樂晴帶有猶豫的心情被迫將分斷體制圖像化，這個以描繪現實的理論，由三個層次所構成的動態關係相互牽制而形成：世界體系、分斷體制與南北兩個社會體系。由兩韓社會體系所組成，分斷體制是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三者都不是關閉系統，三者彼此之間存在不同的特定關係，隨著不同的歷史情勢而有改變（2005：24）。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作為一種社會體系，所對應的是它的次級體系的南韓社會，由不同的資本主義機構所構成，它本身不是自足的，運作必須與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上層的世界體系掛鉤。較有爭議的會是北韓，白認為北韓的社會主義體系不但不獨立於而且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透過後者的上（inter-state system），層結構 —現代國際體系或可譯為「列國體系」連結起來。換句話說，在白氏的世界觀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全球整體的下層結構，國家機器所組成的關係網絡（如聯合國組織）是上層結構。關鍵在於，白氏認為北韓跟南韓一樣，都不是「自我完成的體系」（self-complete system），不能簡化的說是由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社會機構所構成，然而橫跨兩個社會、籠罩整體韓半島的分斷體制結構，有形無形中產生了龐大的作用力，在各自的內部與兩者之間，動員了衝突、對立與敵意，效果上複製與鞏固了分斷體制本身。白氏進一步的指出，兩韓的社會參與到世界體系的特定方式與條件不是自主的，直接關乎分斷體制的中介，分斷體制的張力越強，世界體系得以對兩韓施展權力的空間越大。如果把他的說法用兩岸經驗來理解，特別是放在 inter-state 的世界體系層次，大大小小的國家機器因為分斷而有機可趁，因為可以在兩邊的惡性競爭中獲利，兩岸關係越是惡劣，越是如此。因此，他這麼說：「沒有『分斷體制』的概念作為中間的詞項，南北各自體系的運作沒法被適切的解釋。這不僅僅只是認識論的問題；這也是『實踐』（praxis）的問題，因為在韓半島上，任何有力的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它與超克分斷體制的任務分開，不論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各自範圍內尋求在統一或是改善關係，抑或是大規模的對世界體系進行改革或是革命性的變革」（2005：26）。換句話說，分斷體制是分析概念，透過它我們得以看清部分的與整體的動力場域，同時認清了這樣的事實，它必然也就成為一定要超克的對象，消除分斷體制韓民族才能取得公平的主體位置。但是同時在字裡行間，我們也清楚地得到了訊息，對白樂晴而言，超克分斷體制不僅是韓半島內部問題，也是對世界體系進行變革，必須由韓半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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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突破的任務，這將是超克運動更為重要的貢獻之所在。前面已經提及「國家安全」是如何被用來打擊民主、維持政權、強化軍事力量，同時也就在生產分斷體制本身。放在韓半島的語境中，因為慘烈的韓戰經驗，因為相對於兩岸的台海區隔，兩韓是緊密連在一起，國家安全不全然是意識形態的假問題，這是分斷體制得以形成的重要物質與精神基礎，造成很特殊的現象：兩邊的強硬派相互仇恨又相互配合，形成極為微妙的共生關係，共同維護分斷的現實。與此同時存在的尷尬狀況就是強大的韓民族主義，會容許承擔外來勢力介入的指責，特別是美國軍事力量在所謂冷戰結束後仍然遍布南韓國土。成為各方角力的六方會談，更說明了分斷體制的強大，一方面讓各種外在勢力得以進入，一方面又要藉此來弱化分斷中兩韓的對立強度，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性張力表露無遺。那麼要如何超克分斷體制這個半世紀以來形成的龐然大物？白樂晴首先的提醒是，雖然分斷體制論設定了基本的兩造，一方受惠於分斷體制，另一方的兩韓民眾是受害者，但是不能因而跳到支持民粹立場，把兩個政權當成敵人，就像兩邊與各自民眾之間的利益是分歧的一樣，「國家」（state）作為政治力量衝撞的場域，兩邊政權的利益也大不相同。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者必須要在不同的狀況之中，看清楚動力場域的局勢，站在民眾利益的觀點來推進。白樂晴用的隱喻是：這是一個多元方程式，其中有兩個國家與一組民眾，這組民眾同時是一也是二（2005：29）。這個方程式裡同時包括了世界體系的作用力，所以在局譜中不能夠忽視強國的力量，像美、中、日、蘇，必須充分了解它們自身與彼此之間的利益與差異。他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從戰後起對韓半島就一直有最大的影響力，但是同時兩韓如果統一，對美國而言又是最不受威脅的，只要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因此超克運動無須對於美國過度的醜化，要把它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當成客觀因素，納入動力場域進行分析。如果說民眾是超克分斷的運動主體，白樂晴清楚地認知困難的程度，不僅現況是南北民眾因分斷而相互不理解，而且在未來當統一運動融入生活的層次，差異也會非常大。這裡他似乎仰仗了樸素的樂觀主義：「分斷體制論所設想的是兩韓民眾會在統一的共同目標上結盟，如此將擴大他們在生活上的主導權，雖然兩邊的民眾會在各自立即的需要上以不同的方案進行內在的改革或是變革。因此，他們開始的工作是不同的，但是他們的運動終究將匯聚成一股力量，中期目標在超克分斷體制，長期目標在改變世界體系，因為他們短期的不同方案基本上來自於同一個世界體系的運作，同時由橫跨韓半島的分斷體制所中介」（2005：31-32）。就跟所有對社會理論家未來的預測一樣，這是白樂晴分斷體制論最被質疑的地方。兩岸民眾互動已經近 20 年，分歧還是相當深，雖然在各自存活的社會中批判自己的政府，但是對自己所在政權的相信力遠遠大於對方，要如何形成雙方民 21

眾的越界結盟確實是難的問題。有關這部分的問題，白先生寄望透過具體的危機，如北韓的糧食短缺，南韓民眾積極援助，來促進彼此的合作。就像四川地震，台灣民間的主動捐助，這些都是重新建立彼此信任的契機。超克分斷體制無法逃避的問題是對於國家結構的想像，包括如何看待既存的兩個國家機器。白樂晴認為作為維繫分斷體制的要角，兩個國家體制終究是要超克的對象，但是從民眾的視角來看，超克運動不可能支持以戰爭方式一國征服另外一國，而是必須憑藉民眾運動的不斷強化才能超越兩個政權各自的利益。由於和平共存是先決條件，他認為以「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的鬆散形式所構成的邦聯或

這些問題在筆者課堂上，與研究生的討論中，都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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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聯合」（confederation）是務實的想像，事實上這樣的方向在 1991 年的兩韓聯合公報，與 2000 年的兩金會談後的共同宣言中，都在往這個方向走（Paik, 2005: 33-34）。顯然 confederation 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之後該如何走，白認為走一步算一步，無須事先設定，但是未來必須要創造新形式的「聯合政府」（federal state），它的存在是要回應民眾的需求，贏取民眾的支持，也才可能結束分斷。在這篇文章的後記中，他回到文學批評家的位置，用隱喻的方式來描繪兩韓的關係：

如果我們採用一對夫妻的隱喻，那麼「（再）統一」（reunification）不必要被視為兩個年輕人第一次的結合，而是一對老夫妻因為爭吵而長期分離之後的再次結合，他們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或許也有其他的愛情關係，但是到最後嘗試重新建立關係，因為他們終於遲遲地體會到這樣繼續的分居下去不切實際。（2005：71）

這個豐富的隱喻中可以拉出不同層次的分析，婚外情的對象可以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當初的爭吵是年少輕狂各持己見，但是關鍵在於是否兩邊都是緣未盡情未了，在感情的層次上希望復合，如果確實如此，那就不會只是在理性與利益層面的精算，是否需要儀式上的再婚都已經不是重點，甚至離婚後的再次同居都是可以用很彈性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白先生在 2004 年的一場演講中表達的很深刻：我建議改變我們對統一的概念，丟掉單一型國民國家這一「完全統一」的固定概念。在南北雙方確定在聯合制與處於較低階段的 22

感謝本文評審之一指出，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將 confederation 譯為邦聯，但是白樂晴所屬的創批集團，對 confederation 更近於複合國家的想法，同屬創批的白永瑞教授有更進一步的思考，參見白永瑞（2008）。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聯邦制之間能夠找出了這樣一個點來實現了南北間的首次統合的時候，我們需要一種能夠進入「第一階段統一」實現的新思路。換言之，首先我們應該放下什麼是統一，何時統一的問題，轉而從多方面入手，和平地促進南北的交流和實質上的統合。如果，有那麼一天，南北雙方突然商量說「哦，原來已經統一的差不多了，我們一起向世人宣告統一吧」，這才能稱得上是我們自己特有的統一。

簡單的說，白樂晴認為統一的過程該是漸進、共存，不是德國或是越南模式，由一邊合併另一邊，而是在民間的自由往來中化解敵意，走向和解，這樣的統一是實質的，本身的互動就是在創造新的統一形式，不是在學理上先發明準確的政治體制，而是有機的形成合於雙方的互動機制。將統一議題放回超克分斷體制的問題意識來看，白樂晴一再提醒超克分斷體制的意義遠遠超出民族統一的意涵：「韓半島的統一不能被認知為民族的再統一而已，而是在剷除作為世界體系關鍵的次級構成的分斷體制」（Paik, 2000: 73）。換句話說，摧毀分斷體制的目標與內涵，遠遠大於一般對於統一運動的理解。作為務實的唯物主義者，白樂晴不會忘掉經濟問題，他認為要能夠超克分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維持南韓在全球經濟的競爭力，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但是他注意到，南韓戰後快速經濟發展的因素，如低工資、高工時等（也包括伴隨而來對美國的政治與軍事的依賴）已經過去，消除分斷體制的重要性就是在強化競爭力。同時，拆除分斷體制必然會是在韓半島的範圍內，建立更好的社會，放在世界的範圍內也會是走向改革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一大步。這個部分他不

參見白樂晴（2004），〈六一五時代的韓半島與東北亞和平〉（中文譯稿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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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停在喊口號上，其實有很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分斷體制的存在使得北韓無法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法使南韓實行真正的自由民主，雖然兩邊都聲稱自己是，其實與真實之間距離很大；在此同時，必須要認識到所謂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都已經暴露了很大的問題，必須要在統合的過程中去思索另類的、適於韓半島的民主形式與經濟機制（2005：74-75）。所以超克分斷體制也必然意味著超克對於既有自由、民主、市場、社會主義等的想像，分斷社會間的差異在不斷互動、交融中必須能夠產生新的形式與邏輯，這才是白樂晴認為韓民族對於世界最有貢獻的可能之所在。白樂晴很清楚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不能光靠理論家的空想，整篇文章的後半部是在跟階級、環境與性別三大社會運動對話，把這些運動的關切與分斷體制的問題意識連結在一起，企圖遊說他們將超克分斷問題納入運動的藍圖，能夠推動民眾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積極參與。我們很難判斷個別的運動團體，是否會接受他的遊說，個個團體有其自身關切的優先性，除非有內外因素的壓力大到要進步力量聯手才能克服危機，否則分斷運動很難找到廣泛、深刻的施力點。以上試圖在白樂晴的思考脈絡中理解分斷體制論，現在用我自己的語言去概括。兩韓分斷體制的誕生是歷史的產物，有其形成的過程，立即的過程是以韓戰為分水嶺的東亞冷戰結構的形成，但是如果我們把過程拉長，把冷戰當成是全球殖民帝國主義的延伸，在東亞戰後由美國取代日本殖民帝國的霸權位置，藉由東西冷戰對立的機會進 24

入東亞，這是一個而不是兩個過程，那麼分斷體制的長期過程必須追溯到日本對韓半島的殖民開始，不能切割開來理解；更直接地說，沒有封建體制的腐敗，碰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內外兩種條件的交

詳細的論證，參見陳光興（2006）。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錯，後來民族分斷的可能性會相對減低：日本殖民韓半島 40 年，使得韓民族喪失主體權力，造成二戰後日本撤出時，正當民族開始有條件自我重建又沒有實力，美蘇兩大集團才有機可趁。因此，超克分斷體制必然意味著重新清理封建王朝體制、戰前殖民主義與面對戰後新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歷史關係。在世界史的籠罩下，韓半島分斷體制所組裝的三層運轉結構是相互穿透、牽制、嚇阻、搭配：世界體系（包括資本主義系統與國際體系）權力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分斷體制本身的權力平衡（如社會主義陣營在 80 年代末期的倒台，造成蘇聯的力道減弱，相對而言中國在韓半島的影響力上升；日本在 70 年代、中國在 90 年代以後的崛起，也都會變化美國的結盟關係）；作為社會體系核心構成，兩韓國家機器（包括軍事對峙、國安體系、思想意識形態教育等）內部的變化，如南韓的政黨更替、北韓領導班子的取代，南韓經濟力量的增加等，也直接關係到分斷體制的穩定性與平衡關係。雖然分斷體制本身是變動的，與世界體系與兩韓社會體系的關係也是變動的，但是在結構的層次上，已經形成了相對自主、自我再生產的機制。把話說得更清楚些，因為分斷體制的存在，兩韓社會的自主性與主體性，在東亞區域乃至於世界政經體制中，是相當有限的，相對於非分斷社會，它必須更依靠外力，或是讓外力有更多可趁之機，也就必須承擔主權的不完整所帶來的民族尊嚴受損（如美軍基地駐紮國內），南韓有世界上最大的反美運動，但是也可能是最對美國化主動開放的地區，對於美式現代性的追逐反過頭來歧視北韓社會的落伍，這些矛盾的表現正是分斷的結果。如果說分斷體制是長時期的形成，它的效應深入人心，那麼超克分斷的運動必然不能只是在看得見的體制層次進行消解，白樂晴呼籲要將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日常生活化，就是要在社會主體性的層次操作，更何況運動的主體就是民眾本身。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四、思想兩岸本文一開始就強調，白先生本人認為分斷體制的概念是在掌握南北韓的分裂狀況，對於其他地方如台灣與中國大陸並不適用，南北韓兩地體積大致相當、實力大致均衡，而兩岸規模差距甚大，接近於「部分國家」（1998：113），進一步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看來，台灣所代表的與其是如朝鮮半島上的分斷，不如更是中國在 1949 年隨著蔣介石軍隊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因而統一（中國大陸）之後，一項還未解決的事務。因此，這當然不是一種由大約對等的對抗雙方，所構成的真實分斷」（2008：212）。白先生提出兩岸的不對等性的論點確實是重點，提醒我們在看待兩岸問題時要堅持平等對待，但是不要太大頭病，妄想台灣的體積與地圖可以隨時放大縮小。但是兩岸關係又不屬於 partition 的類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兩個案例是雙方同意分離，相互承認，以各自的身分進入 inter-state 體系，而二戰後國共彼此都拒絕分離，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而自己是代表全中國，但是同時正是因為實力與體積的龐大差異、長期的分治，特別是在 inter-state 的競爭上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提供給不同的國際勢力見縫插針的機會；到了民進黨政權期間，國共之間的「共識」顯然不存在，分離主義的移動方向，卻使得冷戰鬆動後已經弱化的「親美反共」重獲生機，強化兩岸之間的對抗。這整套長期形成的機制要用什麼比分斷體制更精準的理論概念來描繪？如同白先生所言，任何地方的歷史經驗說到後來都是特殊的，無法用簡單的理論類型來完整的解釋，關鍵在於相互的參照中是否能夠使問題浮現得更清楚，產出更具生產性的知識。那麼，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以韓半島為對象，對思想兩岸問題可以起有什麼樣的參照作用？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分斷體制論在方法論上最為關鍵的原則就是要以兩韓在韓半島所形成的整體狀態為分析的立足點，因此在討論兩岸問題時要關注各自的狀態、兩造的關係，以及整體的歷史過程。這個思想的方法有其分析上的重要性，因為它貼近於真實的歷史過程，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它也預設了分析者必須對兩邊的歷史狀況與變化有充分的研究與 25

認識，特別是能在歷史的實質關係中聯繫起來，目前來看知識準備不夠，確實很難做到，以下的討論基本上還是建立在對台灣的認識多於對大陸的理解，乃至於想像。兩岸的分斷歷史較韓半島來得更久，如果兩韓是以 1953 年韓戰結束為切割點，那麼兩岸分隔則是以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台灣的割讓為起點，比南北韓長了近 60 年，至今超過一個世紀，時間的長遠差別意味著主體意識上的距離感更為疏離；兩韓以看不見的北緯 38 度線相隔，台灣海峽卻是物質性的隔離，空間與時間的加成作用，使得兩岸的分斷更為深厚，也更為複雜，不利於重新整合。雖然兩韓與兩岸都必須追溯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但是兩韓的日據經驗基本相同，而兩岸則有全然不同的經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大陸從來沒有受過日本統治，面臨的是列強割據的半殖民地命運，歷史經驗的不同造就的不只是日後島內的族群衝突，更成為兩 26

岸難以相互理解的藩籬。白樂晴指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統治，相對於對台灣，是相當慘烈的，造成的民族統一的動力也就相對強烈；對照來看，相對溫和的統治使得台灣沒有需要快速統一（白樂晴， 2008），但是，南京大屠殺在大陸的人民記憶中卻又構成重大的中日之間民族仇恨。換句話說，戰前不同的歷史經驗，乃至於認知的差 25

參見瞿宛文，〈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台社 20 週年論文，是在方法上將戰前中國與戰後台灣聯繫起來的具體實踐。

詳細的討論，參見陳光興（2006），第三章。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距，成為兩岸分斷日後得以深化的重要前身，這在兩韓基本上不存在。戰後雖然南韓與台灣一樣，在冷戰對抗中，90 年代之前沒有開啟討論日本殖民主義的空間，而在大陸與北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現代史最重要的民族問題。這裡浮現的差異意味著：知識上，兩岸想要超克分斷，戰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八年抗戰的經驗必須重新整理，不能輕易跳過。更具體的說，大陸的現代史觀如果將重點擺在八年抗戰，不是甲午戰爭，台灣的史觀因為已經分隔而去除對八年抗爭的理解，這樣兩造對歷史理解的分斷會持續分化。同樣的問題存在於「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問題，不同的是南韓在 1980 年光州事件後已經逐步形成的共識是，南北韓的分斷與美國在全球冷戰結構的霸權位置直接相關，而台灣戰後從未形成大規模的文化思想運動，挑 27

戰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統治期間，美國帝國主義介入的正當性問題。

擴大來說，在知識上超越兩岸既有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史觀是關 28

鍵。這個史觀不僅需要以整體的現代中國的歷史變動為背景，同時必須在方法上把兩岸分斷放入世界史與區域史的動力場域中來解析，才能不陷入台灣中心主義與中國中心主義的窠臼。如果說大格局史觀的重建是超克兩岸分斷的前提，那麼在台灣的語境中可以看到客觀條件使得問題格外的困難與艱鉅。誠如論者指出，不僅兩岸之間存在著台灣獨立問題，這是兩韓沒有的，同時，「台灣的民族主義／民族文學，除了日據作家和少數例外，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不明顯的，與左派的歷史淵源也不深，因此很難從整個東亞、或是亞洲格局來思考兩岸問題，沒有這個寬廣的架構與視野，兩岸恩怨情仇很難消解。只有把百年來台灣的苦難擺在帝國與殖民的脈 27

參見陳光興（2006），第四章。

這個部分基本上還在起步，台社同仁瞿宛文、鄭鴻生、趙剛在 20 週年會議的文章，都嘗試有所突破。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絡中，台灣民族主義者才能看到中國的苦難，才能比較同情地看待中 29

國，也才能夢想未來、建構未來。這種史觀在台灣極度缺乏」。的確如此，在大的思想與生存環境長期是普遍的「親美反共」，要如何建立具有進步意義的反帝的世界史觀？還別說這樣的史觀要能夠深入人心，才有可能突破既有的歷史認識，從當下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絕對的悲觀主義也是與事實有落差的，雖然台灣的反帝思想傳統較南韓來得薄弱許多，然而香火也卻從來沒有完全斷過；像台社這樣的批判性學術思想團體，必須要能夠自我鞭策，扛起責任，縱使我們充分體認困難的程度，也要面對問題。與史觀直接相連的是分斷體制在兩岸之間的歷史形構要如何展開研究？問題不在於分斷體制的概念是否適用於兩岸，問題的前提在於兩岸之間至少在戰後的國共分治狀況中，是否確實形成了有系統的運作機制所構成的對立體系，在各自社會的內部、兩個統治機器之間、 inter-state 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層次上產生效果？這是值得辯論的問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算在所有的層次上操作的特定性都不會與韓半島的邏輯一致，那麼這樣的歷史研究必須展開，或許在過程中會提煉出較「分斷體制」更為貼近兩岸真實狀況的分析概念，換句話說，如果有人提出更具歷史解釋力的概念，我們沒有一定要堅持使用分斷體制的概念。我個人目前的想法是，不僅僅白樂晴所提到南北韓分斷體制的各種作用大致都能在兩岸問題上看到對位，同時回顧台灣在戰後形成的親美反共的威權政體與社會與大陸形成的親蘇反蔣政權，都無法離開兩岸的分斷現實來解釋，這些長期塑造的社會人格效力持續存在，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高度不信任與疏離，並沒有因為台灣所謂民主化而解除，這些深入社會身體肌理的歷史效應遠

引自本文初稿評審意見，2009 年 1 月。評審人說得非常中肯，很有見地，在此整段引用。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遠超出國家體制能夠控制的範圍中。特別是在 inter-state 的層次上，兩岸在國際舞台的競爭上，從戰後至今從未停止，所謂的金錢外交或是行賄外交，是兩岸共同的機制。2008 年曝光的巴布亞紐幾內亞行賄建交弊案，以及陳水扁的濫用祕密外交經費等，都是明顯的案例；如果把兩岸對抗性最強的軍事預算納入考量，分斷的圖像會更為清晰。換句話說，如果有類似分斷體制的分析概念出現，可以把各種機制與力道統合在一起，讓我們會更為清楚地看到分斷的運轉邏輯，也就更容易辨識出誰在這個體制中得利與受害，也才可能找到超克分斷運動的主體與結盟對象。簡單的說，我個人認為分斷對兩岸問題是具有分析性、解釋性與運動性的概念。毋庸置疑，白樂晴超克分斷體制論的前提來自於推動韓半島的民族統一，直接關聯到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這在韓半島不是問題，在中國大陸或許也不是問題，但是台灣的語境中一定會招來疑慮，甚至引發（感情上的）統獨論爭，雖然統獨問題本來就是分斷體制的後果，當然是要被超克的對象。再次使用評論者的話來說，「兩岸與兩韓另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台灣內部有藍綠問題，而藍被綠認為是中國的代理人。換句話說，在台灣，兩岸問題與藍綠問題是一個共構的狀態，解決任何一個問題必須以解決另一個問題為前提。也就是 30

說，兩層次的問題必須同時解決」。那麼暫時將問題集中在最具爭議與焦慮的問題：分斷體制的分析與超克的討論在兩岸問題上是否必然就指向統一？我個人的體會是超克分斷體制運動的內涵，遠遠大於過去理解的統一運動，也就不能簡化成統一運動，例如，它包含了社會內部的去軍事化、去法西斯化，對於民間自由往來與流動權利的爭取，也包括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挑戰。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閃

再次引用同一評審人的意見，將問題釐清得更為精準。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躲統獨問題，但是要強調的是不能將統獨孤立來討論，要放在包括社會權利與超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語境中來辯論，這也會使既有的統獨問題具有更高的視野，亦即，辯論的前提都必須充分認知與論證，統一與獨立都需要當成是過程，不能在此結束，而需要被視為走向社會自主、去帝國與消解資本主義剝削的一步。同時，如果前提在於是否承認分斷體制的存在與對其超克，因為受害者為兩岸民眾，那麼不論持統獨立場都應該不能否認其必要性。換句話說，白樂晴的分斷體制論一旦進入分析的層次，放在兩岸的語境中，不必然是設了統 31

一的目的論，就算是朝向統一的方向也是為了民眾之間的和解，是超克分斷的形式與手段，而不是終極目標。亦即，統獨問題要從絕對化走向相對化，要從神聖化走向歷史現實化。把超克分斷體制論等同於統一論，或是認為它在白樂晴對兩韓的論述預設了主觀期待韓半島的統一，在兩岸的語境就也必然如此，這種論調不僅是化約主義，也是本質主義的推論，是在窄化問題，以慣有的國家主義思考方式迴避整體共構結構的各種問題。在不同的脈絡中筆者曾經提出，兩岸問題當然關乎民族情感，但是不只是，必須要放在亞洲區域整合的前景來 32

想像，亞洲能走向獨立自主才能推進區域和平與世界權力的均衡。

我們充分理解統獨問題很難辯論，因為在台灣的長期政治動員中基本上已經深化成道德問題，更是深層的情感問題。但是作為批判性的知識分子，縱使在壓力下，我們有必要冷靜面對問題。我個人長期往來於亞洲各地，深刻的感受到，除了日本的右翼，幾乎沒有地方支持台灣獨立，無論是否會引發戰端，台灣要把自己孤立在自己所屬的地理環境當中嗎？這樣的情勢有利於民眾嗎？熟悉 inter-state 體系 31

更為深入的論證，參見卡維波（2009），〈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社 20 週年會議論文。

參見陳光興（2006），第五章。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運轉邏輯的人都會知道，就算是台灣要以加入聯合國的方式取得獨立的身分，沒有中國政府的支持，這是不可能的，縱使如此，要往這個方向走的前提也在於與中國大陸能夠和解，爭取其民眾與官方的 33

支持。過去十幾年從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權推動的加入聯合國運動，變成是凱子外交，花下大筆金錢來滿足內部心理需求，不僅是在愚民，效果上更是在強化分斷體制下兩岸的競爭與敵對，從超克分斷的視野來看，這一個政治走向證明是錯誤的，是自欺欺人的歧路。那麼反過來說，維持現狀是否是最合理的方向？任何維持現狀都是接受既有的格局，不尋求改變，也就是讓問題延續，受害的還是民眾。白樂晴看到南北韓的分斷已經在動搖之中，相對而言兩岸民間從 80 年代起開始互動，而南北韓的互動十餘年後的今天也還沒有正式的展開，近來兩岸的分斷更是快速地被鬆動，2008 年的兩岸直航標示出分斷體制已經在動搖當中，因此維持現狀不會是超克運動的戰略選擇，站在民間的立場要如何更為積極的提出行動方案才能使運動向前推進，例如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要讓兩岸民眾充分認識到，如果把相互對抗的國防、軍事、情治、祕密外交等龐大經費投入民生經濟與社會福利，兩岸社會與民眾生活該會有更大的改善，同時也是在逐步弱化分斷體制所依賴的力道。如果超克運動的主體是民眾，而民眾不是抽象的理論位置，而有其在地歷史的屬性，這裡就必然會聯繫到所謂「民族問題」。值得探究的是，對照韓國來看，白樂晴使用民族一詞不是有那麼大的爭議，指稱的就是韓半島歷史上孕育出來的韓國人，民族所暗示的不是一個平面的國籍，而是一個有歷史縱深的主體群，但是放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語境，問題就變得極為複雜。當白先生在台灣演講時用民族文學

詳細的論證，參見卡維波，〈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社 20 週年會議論文。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一詞時，必須開始意識到「民族文學」在中國大陸會是意味著少數民族的文學，他使用的民族文學大致會等同於「中國文學」或是「台灣文學」，這裡反映的一方面是在現代民族國家框架下，中國多民族所構成的事實，一般會用「中華民族」來統合漢族及其他所有少數民族，同時又立刻意識到這些都不是相當精準的說法，例如漢人本來就是在 34

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與其他民族的混合。換句話說，民族一詞的出現是現代世界史的產物，放在第三世界、東亞、中國的語境中，都無法與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史脫鉤，「民族」解放運動指涉的就是被殖民的主體以建立民族國家的形式，掙脫帝國主義的枷鎖。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雖然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反殖民運動，很多在獨立建國之後，在國家內部轉化成族群民族主義，成為奪取政權的動員策略，也因此讓思想界與知識界對民族主義有高度的警覺性，甚至對於思考民族問題怯步。在台灣的戰後歷史裡，我們先被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國粹式教條弄得很反感，爾後被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民族主義帶來族群衝突的災禍，深深不以為然，這些負面歷史經驗讓我們為民族主義所制約，甚至更進一步離開民族的主體位置與其對抗， 35

這是趙剛稱之為「沒有歷史的主體」，用白樂晴先生的表達方式，會說我們因為情緒性的反感，把「民族」拱手讓給政治體制。於是，我們變成喪失民族身分的「世界人」，很符合流行時尚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要能超克分斷體制的第一步，就是要超克我們自身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反感，充分認知其存在的歷史必要性及必須承擔的後續負面效應，重新找回中國人這個具有歷史縱深的後國

34 35

有關這個部分，參見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社 20 週年會議論文。參見趙剛，〈超克分斷體制下的歷史與主體：從學習做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中國人開始〉，台社 20 週年會議論文。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族的主體位置，這個位置不是一個被理想化、道德化的位置，是要對過去的歷史概括承受，也是再將「中國人」問題化，重新思考我們是什麼，這個需要不斷追問的老問題，我們至少得重新連上魯迅在 1920 年代對這個問題所開展出來的現代批判思想傳統，才能豐富化這個問題意識的深度。我們高度自覺中國人身分認同的選擇，是在回應過去十餘年來台獨運動與民進黨去中國化運動所造成的衝突矛盾。作為出生、成長、工作、生活在台灣的我們，我們認同建構台灣身分認同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我們自身的知識、情感也都深深地參與在本土化運動的浪潮當中，與民主化運動更是同步成長。我們雖然高度質疑台灣政黨政治層次民主發展的方向，同時卻也相當自豪於台灣在華人世界中建立起極具自主性的社會力量，與具有高度活力的民間主體意識。我們不能同意的是將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對立起來，逼你選邊，我們認為把台灣人排除在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外是反歷史的，如果將歷史縱深拉長，台灣現代與當代歷史的形成脫離了中國是無法解釋的。當任何政治運動為了鞏固自己開始對異己的文化身分認同進行攻擊的時候，它就暴露了自身的排他性，紅衫軍運動的部分動力正是在抗拒身分認同繼續被踐踏。同時，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選擇不只是台灣內部的問題，也是在回應無法迴避的兩岸關係，在回歸歷史的進程中，為兩岸民間的超克分斷運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乃至於是為未來的區域性整合鋪路。成長於台灣的人，至少是在 1970 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培養出來一種「自給自足」的生存方式，優勢在於自主性很強，缺點在於坐井觀天，自以為是，喪失跳出自己替互動對象著想的能力，把台灣主體意識扭曲的理解成我想要怎樣就怎樣，否則就是沒有主體性，甚

參見陳宜中，〈關於兩岸和平發展的幾點政治思考〉，台社 20 週年會議論文。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至被指責是賣台集團。這種普遍瀰漫的意識，對於台灣社會極為不利。如果我們有心要超克兩岸分斷，就得練習去認識大陸的實際狀況，看到異狀的人、事、現象不要快速的用台灣內部慣有的方式去下判斷，或許從深入理解對岸狀況中可以反饋回來更為理解我們自身的處境。我們要強調，民間交流有助於但是不等於兩岸民眾的和解。近來（2008 年）發生的像三鹿奶粉這種經濟交流，很容易又被炒作成「中國落後」，事實上台灣也有病死豬和各種黑心東西，兩岸人民都不喜歡碰上黑心食品。所以說，人民和解或民眾和解，與泛泛的民間交流還是不同的，擴大交流可為和解提供契機，但本身未必導向和解，因此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必須成為更積極的民眾和解運動，從民眾和解的角度，可對政權與國家做出更多批評。這裡，我們得接受白樂晴的忠告，分斷體制下的政府不是必然的惡，它們所處的結構性位置決定了它們的限制，超克分斷運動要以民眾為主體，但是運動的主體性清楚，應該要與國家機器持續互動。他曾經這麼坦白的說：

提出這樣的方案（譯註，即超克分斷體制），是知識分子、藝術家與運動分子的任務。至於政策制定者（狹義的來理解），只要他們能夠在致力於恢復經濟上表現出誠意與專業，那就夠了。政治領導人呢，我們會對他們刮目相看，如果他們會記得去強調─假設他們會持續去落實─「民主」與「市場經濟」同等重要，特別是如果他們對於兩韓的和解與統一也能有願景。但是，真實的狀況是，這不是他

她個人的願望，而是什麼會讓一個政治領導人，未來

包括韓國人的無數人們，採取「行動」（move，譯註：或是「被感動」），很明顯得看我們超克分斷體制的實踐能夠走得多深，以及這個計畫落實到民眾的生活當中能夠走得多廣。（Paik, 2005: 8）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白先生說這些話的脈絡是在南韓 1997 年金融風暴的氣氛當中，那時候他應該無法想像兩金高峰會談會在 2000 年戲劇性地出發，更應該沒法預測他自己會走向前台，變成為落實兩韓六一五共同宣言的民間首席代表，猜想白先生心裡必然是五味雜陳，心想該有比自己更適當的人去做，就像當初認為分斷體制的理論該有比他更為熟悉社會科學知識的人來提出一樣，這回又得硬著頭皮，冒著被批判圈說他與政府走得太近的指責，站上火線成為超克分斷運動的前鋒。雖然本文主要是在思想層次進行討論，如何在操作層面提出具體超克分斷的行動方案並非本文的重點，也不是筆者在現階段有足夠能力做的，這裡只能提出初步的想法。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立足民間，以民眾為運動的主體，這樣的基本立場與筆者 80 年代末期起至今所屬「人民民主派」所開展出來的立場是相互呼應的。人民民主派不是無政府主義，所以不會忽視政府／國家存在的重要性，但是也當然不會認為把兩岸和解的責任全部推給國家，特別是在南韓與台灣這樣歷經所謂民主轉型的各種僵局，對於政黨政治所體現的一黨之私有高度的警戒心。因此，如何擴大兩岸民間實質互動關係，從而制約官方的負面干預與阻擾力量，是現階段務實的方向；例如兩岸直航是關鍵的突破，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便利，也加速了民間的相互認識，如果再次政權更替後政策倒退，必然會遭來強烈的民怨，因而會制約政權採取行動的正當性。落實來說，兩岸之間除了像海基、海協官方機構與國共平台的政黨對口外，民進黨必須冷靜調整大方向，在全球局勢走向的思考下發展務實的大陸政策，開展與對岸的官方互動機制，才能與國民黨形成積極的競爭關係，否則一直扮演負面的扯後腿角色，充其量只能是不斷的踩煞車，而沒有脫離主觀主義的積極行動方案，對政黨本身與台灣政治發展都是不利的。至於以複合國家、邦聯、一國兩制或是其他更具創意的形式，來想像政治體制層次上的和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解方案，則有待歷史運動中透過辯論、協商、妥協的民主機制才能形成，這個部分學有專精的政治思想學者或許能夠提供對於不同歷史經驗的分析，但是基本形式很難預先設定。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兩岸之間沒有政黨與官方之外的民間公共論壇機制，類似於南北韓之間已經存在的「落實六一五共同宣言」的民間平台，對各個層次的問題進行相互討論。相對於兩韓民間交流仍屬於初階段，兩岸民間的互動早已展開，至今累積了 20 年的經驗，在不同的生活面中進入台灣社會，也比較有條件開始「由下往上」的在各領域中開始形成公開的討論，逐步依不同團體與議題的關切形成民間公共論壇，乃至於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兩岸民間論壇，反映廣泛的民眾意見。總之，從擴大互動的經驗中，能夠有意識的在下一階段中推向公共討論是目前民間可以看到的方向。白樂晴的超克論一再強調要把和解計畫融入日常生活當中，才能形成大規模的運動，樂觀地說，兩岸日常生活的和解運動正在形成，關鍵在於如何在論述上對已然發生中的接觸賦予意義，讓民眾更為自覺地認識到自身就是超克運動的主體，更為積極的去認識社區裡大陸新娘來台前的經驗，更具善意的去體會電視上農民工在大陸都市中求生存的困境，與政治人物挑起仇恨情緒保持距離，這些走向都是在灌溉和解的土壤。最後，說點真實的感受。透過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思想兩岸問題，讓我個人感到最為汗顏的是，台海兩邊龐大的知識人口，至今沒有個人與團體能夠提出類似「分斷體制」的分析架構，還別說在超克方案中拉高層次，將區域和平與克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納入思想的議程，顯現的是當代台灣與大陸的思想界遠遠沒有 20 世紀前半知識分子那樣的胸襟與眼界。超克分斷體制是一個政治計畫，也是一個知識方案，它站在民間的位置看問題，超前於傳統的以國家體制為方向

│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的政治思考，它的出現讓我們看到兩岸問題至今是如何被窄化於國家主義的框架當中，其實沒有盡到批判性知識分子該盡的知識責任。有了這樣一個分析架構作為思想的依據，行動者不會落後於政治體制與政黨政治，有了清楚的分析知道分斷體制如何自我再生產，有了清楚目的在推倒分斷體制，我們知道什麼時候要支持國家機器，什麼時候要反對，例如我們樂見兩岸外交休兵，我們樂見大陸方面拔除沿海飛彈，我們反對台灣媒體污名化大陸來台遊客、我們反對官方愚昧的不承認大陸的學歷。過去在兩岸問題上，沒有知識性的政治方案，我們只能跟著政治情勢走，永遠落後在情勢之後，有了超克分斷體制的視野，我們可以有更為積極的立足點，成為運動的主體。這是超克分斷體制論最大的啟發。期待台灣批判圈的朋友與大陸思想界的同仁，在未來能夠一起關注共同的歷史問題，從超克知識的分斷體制做起。參考書目白永瑞（2008），〈東亞論述與近代適應與超克的雙重課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 期，頁 225-274。白樂晴（1998），《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分裂體制下韓國的視角》，金正浩、鄭仁甲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 ― （2008），〈東亞和解的障礙：兩韓問題及其區域性的意涵〉，《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 期，頁 201-213。卡維波（2009），〈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期，頁 223-228。李旭淵（2008），〈白樂晴與韓國之民族文學及分斷體制克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9 期，頁 229-238。柳浚弼（2008），〈韓國知識界東亞論述現況試探：以創作與批評社團的分裂體制論與東亞論述為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2 期，頁 309-324。崔末順（2004），〈光復後韓國文學的發展面貌〉，《當代》，201 期，頁 4-21。 ― （2006），〈韓國的現代性經驗與全球化時代的挑戰〉，《當代》，226 期，頁 90107。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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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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