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超克 by apcs

導讀雙重超克陳光興

Introduction

Double Overcoming Kuan-Hsing CHEN

超克「現代」：台社後

殖民讀本

1. 2008 年 7 月，因為參加文化研究國際學會年會的因緣際會，花了近 30 個小時的旅途，來到了心儀已久的加勒比海的牙買加。過去對牙買加的認識都是來自書本的知識，很多是透過閱讀 Stuart Hall 的分析來理解 Rastafarianism、Reggae （雷鬼）、Bob Marley……，一旦把身體放入這個空間，過去所有的認知就被相對化了，許多沒有的感覺慢慢變得真實起來。在跟與會的友人交談中才體會，加勒比海是被當成一個整體來想像，最大島古巴，次大的是海地，牙買加是第三大島，而從首都 Kingston 到附近前英屬殖民地 West Indies 主要構成的 Trinidad 與 Barbados 要飛行五個小時。其他的小島林立，如西班牙語系的波多黎各、法農的故鄉法屬馬丁尼克（Martinique）；總括一句，加勒比海地區是整個歐美殖民主義的縮影。但是複雜的是，這個地區是人種極為混合的地帶，是亞洲與非洲的交會點，非洲的奴隸與印度人及華人在此共存。戰後，形成加勒比海邦聯的欲求四起，但是跟其他地區一樣，前

殖民帝國勢力從中作梗，被殖民者之

間也缺乏統合的力量，所以終告失敗。像牙買加這樣原先的奴隸社會，在 1962 年獨立建國，然而當家作主並不意味著從此脫離苦海，今天兩百多萬的人口，平均所得每年 2000 美金（台灣的 10%），失業率高達 10% 以上，社會充斥著貧窮與暴力。外國人到當地不斷被告知哪些地方不能去，Kingston downtown 到處都是無業游民，單身在街上走，心裡毛毛的，觸目驚心，擔心隨時出事，所以相機也不是很敢拿出來，怕成為出狀況的媒介；或許該這麼說，到 Kingston 得有心理準備得面對出狀況，否則就沒有貼近社會真實。會議的第二天晚上，在地的會議組織者很貼心地請來鼓隊做音樂表演，三個團體呈現了三代人的風貌。最令人感動的是最後出場的樂團，成員大都是 6、70 歲以上的老手，看到他們就像看到歷史的出場，老人們邊唱邊說，讓我們體會牙買加自創的宗教 Rasta 是如何在生活極為艱難的奴隸社會中產生，成為人們心靈的寄託，對於回到非洲大陸衣索比亞的思鄉想像，又如何必然會跟 Reggae 與政治結合為一體，講唱就是在「傳教」，明白地譴責白人的壓迫，給大家繼續活下去的力量。看了他們的表演，心情其實很激動，幾次都差點落淚，亞洲的崛起不能只是與強權競爭，而是要如何持續與艱苦的第三世界歷史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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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加勒比海地區為歷史的參照點，東亞區域又會浮現什麼樣的風貌呢？加勒比海來自亞、非、歐洲、拉美各地，長期形成人種的複雜混合，這使得東亞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區塊，顯得極為單一，特別是像韓國、日本、台灣這樣的地方。文化與歷史的長久與穩定是東亞的特色、利基，也是包袱，我們可以以歷史文化悠久為傲，但是不能蔑視以 diaspora、奴隸與苦力為構成的地區，所具有的開放性與創造力，畢竟 Bob Marley 在音樂上的世界性影響無法與牙買加的多元混聲分離。超克現代性不僅是要超克第三世界的人們對於自身的矮化，要超克世界殖民史所帶來的暴力與歧視，更是要積極地建立起這些在歷史進程中受苦地區的連帶。

2. 「現代問題」與「殖民問題」，在批判的學術思想圈，從原先曖昧不明的分離狀態逐漸合流，這個趨勢並不來自於理論內在邏輯的必然性，而是面對世界歷史的動力之所在時，無法迴避的必要接合。特別是在迫使兩造動力合而為一的第三世界地區，對於「現代」的欲求與「殖民」的夢魘幾乎是不可分割、一體兩面的基本精神狀態，「殖民」之所以能夠在前

殖民地運作，並不僅僅是以暴力

機器（武力、資本）為前提，而是以現代性之名召喚、動員被殖民主體的積極認可，即便是反殖民運動也是在追逐現代的力道中進行。因此這兩種相互滲透而又矛盾的龐大趨力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制約了我們主體性的形成。在所謂後殖民的世界中，「現代」作為意識形態、價值、慾望與實踐所帶來的暴力、壓迫與歧視，越發清楚的不斷出現，迫使我們必須面對。反思當前的思想困境，「超克殖民」必然意味著「超克現代」。在分析的層次上，作為歷史、時間座標範疇的「現代」（如古代、近代、現代、當代）也逐漸受到質疑。進化論的分類方式，以現在為基準去丈量過去，把當下視作最為優秀文明的最高點，也慢慢不攻自破。於是暴露出來的正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不要忘了，英文 modern 的另一個中文翻譯即是「摩登」），它相對於過去聲稱自己的優越性。對於古人來說，他們的時代是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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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嗎？如果不是，又要如何讓他們定位自己的時間關係？總之，當歐陸的進化論時間意識，在被在地化與相對化的同時，超克現代也必然意味著超克殖民主義的世界觀。本讀本試圖從帝國主義世界史、戰後經濟、性

別運動、學術思想的論爭

等視角出發，收錄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為出版基地及亞洲各地的重要研究，企圖使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形成區域性的相互參照，藉以深入東亞社會內在的肌理去推進尚未完成的超克現代的去殖民運動。以上的認識主要來自於重新閱讀與整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過去 20 年中所出版的相關文章，台社同仁的思想上承襲前人對於現代性追求的基本精神，承襲了反帝與反封建的基本立場，而內部的差異在於如何看待「現代」與「殖民」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與位置，特別是在認識論上如何看待當前知識結構。但是無論如何，讀本所收錄的文章體現了不同層次的複雜問題，期待讀者能夠藉著閱讀，深化思辨與討論的方向。

3. 呂正惠的〈現代主義在台灣〉出版於解嚴後一年的 1988 年，這也是《台社》第一年出刊，在此初露曙光的政治語境下，他相當大膽與宏觀地處理了何以台灣 50、60 年代現代主義的文學得以如此盛行的原因。這篇地標性論文的核心論點是，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切斷了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反帝為基礎的中國民族主義；同時，戰後急遽的現代化，使得知識分子無法適應異化的都市社會，產生痛苦與疏離的心理狀況。這些主、客觀的歷史條件，是西方現代主義得以出現與大行其道的土壤，在文壇取得了 20 年的霸權。從 20 年後的今天來看，呂正惠的文章相當銳利與精準，它的重要性是敢於掌握解嚴初期的契機，從左翼觀點解釋台灣以文學為代表的廣泛知識界，是如何陷入現代＝西化＝新＝進步＝反傳統……的陷阱，脫離了面對社會現實的能力；呂文的積極面則在於試圖與五四新文學的左翼因子重新縫合，可以說是在文學批評界以鮮明的現實主義對現代主義霸權的反撲，同時在結尾把台灣的總體處境開始定位於第三世界，以突破知識的困境。雖然很可惜地，呂氏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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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主義主體姿態在《台社》日後並沒有形成鮮明的知識路線，但是確實開啟了對「現代」的狹隘與單一性的質疑。殖民地對於現代的追逐，最具普遍性的表現就是以民族主義為動員形式的「獨立建國」運動，目的在於脫離殖民地的命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在此過程中，為了建構民族的內聚力與同一性，重構歷史就成為最重要的現代工程。沈松僑 1997 年發表的重要論文，〈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不僅是在思想史領域的介入，也是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解迷」，讓讀者清楚地看到，台灣戰後（教科書）的歷史知識並不是五千年來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清末以降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動力中，國族歷史打造的結果，至今不過只有百年的歷史，卻如此深入人心，規定了民族的主體意識。沈文的分析以魯迅 1903 年的詩句為起、終點——「我以我血薦軒轅」，當然是要與魯迅的批判傳承重新連繫，但同時也在指出就連魯迅這樣具有高度反思能力的批判分子，也是被包裹在國族主義的熱情當中，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在參與軒轅（黃帝）神話的構築。以黃帝為策略接合媒介，沈氏透過具有高度影響力的人物，如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宋教仁、劉師培、章炳麟、陳天華、鄒容、嚴復等不同立場的代表性言論，勾勒了那個時代迫切的政治氛圍裡所設下的認識論極致，共同打造了中華民族的理論基礎。重讀沈文 90 年代末期的書寫，頗有驚心動魄之感，那時正是台灣民族主義高漲之際，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在大陸復興的時代，正如作者所說的，民族主義沒有本質，得看作用主體是如何接合時勢，該文可以被當成是為台灣「去中國化」的運動服務，也可以被認為是對民族主義神話建構的提醒，要知識分子不要再次一頭熱，被包裹在新國族打造熱情當中。無論如何，這篇文章長期的貢獻，正在於讓我們更為後設、更為冷靜地面對國族主義的情感。夏鑄九的〈理論化殖民建築與城市：台灣的殖民現代性營造〉與瞿宛文的〈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是台社成員分別從城市建築與經濟發展的場域，重新評價日本殖民主義對台灣的影響。夏文的主要發現是，殖民地時期的現代性營造，因為沒有主體建構的過程，體現在建築型式、城市規劃便帶有很明顯的橫向直接移植傾向。瞿文則指出，對於殖民經濟一味的肯定或否定，都是在簡化問題，無法解釋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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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是在「評價」日據時代，不如說兩篇文章都是企圖以反思的方式在面對過去。值得討論的是，這兩篇文章都出版於 2000 年以後，這似乎意味著新的歷史契機正在出現，迫使批判的知識圈必須重新地認識過去，才能更為貼切地解釋歷史，掌握當下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兩篇文章都以韓國如何處理日據時代為參照，反射出台灣的官方、民間、學界至今還沒有找到批判的方式，在主體性的層次上去「問題化」自身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在此意義下，韓國，乃至於東亞，確實是面折射鏡，讓我看到自身的處境。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台社有意識地在發展與亞洲的關係，透過與鄰近地區的互動，希望能夠打開自閉的格局，把台灣放入東亞的歷史動力場域中來理解，期待產生新的知識視野。在這樣的想法下，我們陸續出版了來自東亞地區的論文。任佑卿的論文〈殖民地女性與民族

國家想像〉，是一篇相當有開創性的

論文，處理的是如何看待殖民地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係，是一組尚未被充分討論又極具爭議性的問題。藉由與日本著名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對話，任佑卿提醒不要從批判歐洲中心主義將自身經驗普遍化的陷阱，滑入日本中心主義，因為在殖民地時期的日本女性與朝鮮的經驗命運是全然不同的，朝鮮女性只有民族沒有國家，並沒有經過編入國民化的過程，與日本女性積極參與帝國戰爭全然不同，因此以性別認同超越民族主義的普遍主義式的呼籲，並未貼近真實的歷史狀況。以親日協作的女性為分析焦點，她拉出了極其複雜的精神狀態，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歷史主體是如何在美、日兩個帝國主義的想像中掙扎。她最後指出，當前盛行的後殖民論述大都以西方殖民地經驗為依據，其實無法用來關注東亞的歷史經驗，因而提議與中、港、台、日等地的女性殖民經驗進行比較研究，形成東亞視角。任佑卿的論文深入歷史肌理，一方面直接撞擊女性主義如何面對殖民地的理論與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又質疑後殖民論述的化約性，她提出的問題意識反映出，在當前走向區域整合的大勢中，過去區域內沒有經過細緻反思的各個歷史層次問題，此刻必然重返，我們期待有更多比較研究可以充分展開，回到歷史的內部來討論，才可能超脫過往以政治與理論立場為前提籠罩現實世界的限制，將知識向前推進。鄭鴻生的〈旗袍、洋裝與台灣衫：台灣服飾的百年影像〉，以家族史為縱深，以服飾為分析的場域，追溯過去一個世紀的變化中，「改朝換代」與現代性

導讀

的糾葛關係，是如何展現在性別主體的身上。他細膩的分析讓我們看到歷史過程往往是衝突矛盾的：日本殖民政權帶來了具有現代性象徵意義的「洋裝」，雖然對於代表傳統的「唐裝」採取開放的態度，卻對新中國改良的「旗袍」這個同樣具有現代性意味的服飾無法容忍，因而女性在公共空間身穿旗袍被視為挑釁意味濃厚的行為；然而，年長一輩的女性無法適應洋裝，就變造唐裝為「台灣衫」，以「前清遺老」的身形活了一生。換句話說，服飾分隔了存在同一物質空間的兩代人。相對於新一代女性透過服飾所展現的身體解放，男性在改朝換代時面臨更為嚴峻的變裝易容，學生制服與成人西裝幾乎成為唯一的形象，鄭鴻生認為這象徵了對於新朝的臣服，主要在於男性是權力關係的承載者，因而受到比女性更大的衝擊。因此，長久以來，從清到日據，再到國府，男性制服文化所體現的是外表看來有尊嚴，但是又蘊含了對新政權臣服的權力關係：「服裝對我們而言只是蔽體保暖之物，只要把這尷尬的身體包住就行，最好不要引起任何注意。」鄭鴻生所揭示的，除了以現代性為前導的殖民主義及其反動的民族主義體制下的性別有別，同時是「改朝換代」對於祖母一代「前朝遺老」的排除、歧視與壓迫性。這是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區，極為普遍而又棘手的問題，如何將現代性問題化，複雜地、細緻地、誠實地面對歷史，是當前思想界的核心問題。李丁讚的〈「邊緣帝國」：香港、好萊塢和（殖民）日本三地電影對台灣擴張之比較研究〉，在 90 年代發表時產生許多爭議，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他把香港電影工業的向外擴張視為一種新的「邊緣帝國主義」的表現。李文的對話對象是陳光興的〈帝國之眼〉（1994）與丘延亮的〈次東方主義與次帝國主義的困境〉（1995）。這兩篇文章指出台灣 1993 年「南向政策」的爭議所凸顯出的，是複製了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邏輯，而李文則主張正在浮現的區域性、邊緣帝國，並不是像舊帝國主義以強加的方式與殖民地產生關係，而是以「蛻讓」的邏輯與外銷地連結。他分別從電影工業的結構以及電影文本的層次，對照好萊塢與日據殖民地時期的表現，來論證兩者之間明顯的差異：香港電影的生產為了配合放映地的需要，不但拍攝前就與當地溝通，拍攝後也剪輯不同的版本；在文本的呈現上也充分尊重異文化，不是在輸出自身偏好的意識形態，而是把自己融入他者。這篇文章出版於 1996 年，回頭來看，過去的十餘年間發生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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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香港的運作形式對好萊塢造成了影響，後者的身段較以前更加柔軟，同時也開始大量吸入歐美以外的演員、導演，甚至投入資金在各地拍片。同時香港當時在區域中的優勢也隨著像新興電影工業國南韓、泰國的崛起，以及印度 Bollywood 的外銷，不再氣勢如虹。不論香港電影工業這個邊緣帝國是否真在式微當中，李文的討論捕捉到了 90 年代區域性文化工業變動的真實狀況，也讓我們持續思索帝國慾望的轉化邏輯。 90 年代中期以後，為了推動與亞洲地區知識界的互動，我個人當時負責的清大亞太

文化研究室，集結了台社與文化研究學會，以系列活動的形式安

排了諸多的演講與討論會，本書收集的一些論文是在那個脈絡中積累的產物，如趙惠淨、酒井直樹、孫歌、Partha Chatterjee 以及冨山一郎。直到 90 年代中期，亞洲內部的互動主要還是透過以美國為中心的中介，出版更是如此，過去十年間情勢起了滿大的變化，區域內的各種活動以加速度的力道產生。台社也不例外，後來也重新自我定位，以華文作為國際溝通語言，以東亞為主要操作空間，甚至更進一步地改組了編委會，邀請來自大陸、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英、美等地能夠以中文操作的重要學者加入，藉此國際化。回顧台社過去二十年的歷史，這是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從以美國為主要思想資源向亞洲轉移。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語言的障礙、翻譯人才的不足，都是要慢慢克服的問題。冨山一郎的〈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島民」差異的學術分析〉，就是在 90 年代中期訪台時，我們為了能夠了解他的基本研究方向，而翻譯了一篇他的英文論文。戰後日本批判圈對於過去歷史的反思基本上是內斂式的，不直接與前殖民地發生關係，部分的原因在於冷戰在東亞區域的效應，像朝鮮、台灣沒有被重新討論的空間。隨著 80 年代末期以後全球冷戰的鬆動，日本帝國主義問題被以更為具體的問題（諸如慰問婦）重新提出。冨山的研究可以說是這一波反思日本帝國主義的產物。與其他左翼思想濃厚的學者不同，冨山自 80 年代起就致力於沖繩的研究，而且早就將沖繩定位為殖民地問題來思考，所發展出來的社會史研究至今還有深遠的影響。這篇論文是他對沖繩研究的延伸，是 1914 年日本占領德屬馬里安納（Mariana Islands）、帛琉（Palau）、加羅林（Caroline Islands）、馬紹爾（Marshall Islands）等群島（當時稱為南洋群島）後，所謂的熱帶

導讀

科學如何對待島上居民，也就是重新檢視日本殖民主義與學術生產之間的合作關係。冨山透過細讀民族誌、醫學報告、人口調查、政策研究等當時的學術研究，發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與科學研究、殖民政策緊密結合。如果說冨山的文章是在重新挖掘殖民時代的知識狀況，趙惠淨這篇 90 年代後期的論文則是在處理後殖民時代的殖民地歷史效應。〈建構與解構 90 年代南韓的「韓國性」〉是女性主義對於國族認同運動的介入，不同以往女性主義慣常地對（以父權體制為基礎的）國族主義的批鬥與外在式的否定，趙惠淨以 90 年代南韓興起的自我再發現運動為分析對象，追溯了朝鮮半島的近代史，指出這一波對於韓國性的追求其實根植於未被充分面對、多重複雜的殖民史當中。分析中得到的重要體會是，所有被吸入現代化歷程的國家，都難以忽略國族打造的階段，而韓國現在正要進入「現代」，此刻的關鍵在於建構而非解構韓國性；換句話說，後殖民女性主義與其高高的站在戰場外面，應該要積極創造敘述，丟開過去本質主義的歷史理解，從生活中的內部找到語言，才能夠從中重新獲得自信。南韓 90 年代的自我發現運動與台灣 90 年代的本土化運動的同時上場，讓我們不能不去面對、解釋相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地區這場遲來的文化運動，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語境中發生的，而這兩地的共通性又是以政治為主導的，而不是文化性的反思。閱讀趙惠淨的文章，讓我們反省到，缺乏第三世界意識、不具反帝色彩的台灣獨立運動，之所以能夠輕易吞噬了本土化運動的能量，是否正因為進步的思想界沒有能夠全力積極介入、扭轉國族打造的工程走向，所造成的結果。相較日本殖民主義已經離開了半個世紀以上的韓國與台灣，香港至今才脫離英國十年之久，羅永生的〈解讀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變遷〉，需要更大的勇氣，更為保持批判距離又能深入其中地面對自身的矛盾。在我的閱讀中，羅永生以「臥底」來描繪 80 年代以降港人的處境，夾在殖民主英國與可預知的未來（九七）回歸中國的動態歷史過程中，隨著情勢的變化，情緒結構也跟著調整，乃至於「臥底」在電影中的呈現都產生了不同的形態與意義，這正是港片與民眾心情相接合之處。同時我們認識到，香港九七前的殖民統治是相對薄弱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不是台灣日據時代的狀況，香港人有最為自主的空間與存在的主體性，羅永生以「勾結式的殖民主義」來描繪這組關係。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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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所謂後殖民研究中這是一篇極為重要的論文，它的意義不僅是表現香港知識人真誠面對自身社會的艱難處境，同時精準掌握了香港人在殖民體制下的精神狀態；同時，在歷史內部操作，讓我們看到流行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消費與逃避，而正在於體現、組織、召喚民眾的感情困境，如何以「臥底」的方式存活於殖民體制當中。而相對於香港「臥底」的基本模態，台灣與南韓，相對於戰前日本、戰後美國的存在關係與性質又該如何勾勒？如果說閱讀前面幾篇文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位於東亞的日本、南韓、香港、台灣等地，在 90 年代以後才剛剛開始有條件來面對過去的殖民主義問題，那麼處於東亞核心位置的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是當下最為迫切的「轉軌」問題：從社會主義體制朝全球資本主義轉向；因此，雖然殖民問題不是中國大陸知識界思考問題的主要框架，但是把中國的動向放入以世界史為軌跡的全球化動力來思考，殖民帝國主義史就必然會成為討論問題的核心範圍。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在整個 90 年代中，最廣為流通且最具爭議性的一篇文章，該文砲火全開，對當時的各種思想傾向都進行了批判，爾後並開啟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的思想論戰。在思想界，汪暉以 80 年代「封建 vs. 現代」轉向 90 年代市場意識形態，來框架基本的變化，但是他敏銳地指出，其實連繫起前後兩個時期的思想核心是對於現代性問題理解的爭霸戰，不同的立場將對方以封建來定位（如社會主義是封建的，市場是現代的）。出版近十年後重讀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貢獻絕不只是在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實踐視為中國現代性追逐的路線，而是引發更為長期性歷史思考的必要性，亦即，汪暉後來試圖用長、短二十世紀重新討論中國革命與世界史的關係。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中國內部而言，社會主義時代到底承接了什麼樣的社會整體？社會主義的實踐在 30 年間所造成的變化到底又使得歷史的基體成為什麼樣的性質？改革開放的 20 年是在前面的問題下進行的，沒有釐清這些問題就無法精準地看到近 20 年的變化，乃至於對於整體變化的評價。對外，把中國的變動放入亞洲區域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動向來看，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區域性主體性的強化所帶來的穩定與和平，還是權力關係調整中造成了衝突與不安？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層次上，是否意味著資源的均衡分配會造福貧窮地區，還是持續西方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路線？這些問題還有待關心中國與世界大勢的學術思想界

導讀

在未來能夠有更為充分的研究與討論。接下來三篇相互關照的文章，集中在台灣近十年來具有高度社會爭議的性工作問題，作者是中央性

別研究室團隊，同時是台社的主要成員，她們的問

題意識把將性與現代性連結起來。90 年代後期崛起的台北市公娼運動，對於台灣社會造成了長遠的影響。以往娼妓被視為前現代的封建殘餘物，應該趕快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才能表現出進步國家不再歧視與剝削女性的現代形象。公娼運動的持續抗爭，以性工作自我正名，改變了我們對於現代性的簡單看法，教育了、扭轉了整個「現代」社會對於性的偏見。何春蕤的〈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基本上是在與反性

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們對

話，通過相當豐富的田野訪談，反駁了女性主義的主觀推論。她的論述策略是將各種形式的性工作（檳榔西施、油壓按摩、公娼、人體模特兒等），視為現代服務業「專業」的一種，將不被看到的積極能動力挖掘出來，藉此來消除人們對於性工作的歧視。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這樣的研究是很難做的，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能夠建立起信任關係，「對談」中所不斷浮現的精彩而有生命力的說法，或許是何春蕤長年與被歧視主體站在一起的結果。這篇文章所體現的正是何春蕤再次積極介入性的企圖心，我個人認為這篇文章會是研究台灣性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相對於何春蕤對於當下的關切，丁乃非的〈看

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

中的婢妾身形〉，則是呈現了現代意識形態中所承載（以為已經過去看不見）的歷史。透過細讀文學、電影、人類學文本，她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現代女性主義對於性工作與家傭的鄙視到底來自何處？她找到的答案是：在性工作者與家傭的身上，我們看到表面上看不見的、被認為是「前現代的」婢妾身影，過去婢妾所承受的卑賤性其實是歧視性工作與家傭的現代思想資源，這兩組主體看似處於兩個時代，但是透過一條沒有切斷的小徑卻可勾連起來。丁乃非早先鑽研《金瓶梅》，對明代社會及家庭內部的性關係有深入的理解，這是她能夠在當代社會看到過去疊影的主要資源。她的文章從性關係的角度切入，現代性的整體構成，是無法與（先前的）歷史斷裂開來理解的，其實現代性所體現的正是過去的因子不斷地有機更新、再生，以不同的形式成為現代生活整體的一部分；現代主義分子（如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獨立建國分子等）急切地將過去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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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餘孽」切除，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這些都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事實證明，現代化的暴力工程沒有辦法甩開一切，甚至依然存在於現代化本身的血液當中，在特定的時刻就會被召喚出來，以現代之名行壓迫之實。這篇論文發人深省，提醒有資源、有能力進入公民社會的菁英主體，不要輕易地鄙視、打壓看來落後、不夠體面的弱勢主體，這些歧視本身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結果。台灣公娼運動出現的思想意含，正在於讓我們徹底反思現代性的整體暴力。丁乃非將現代性理解為既斷裂又連續，以之解釋何以存在於當前的女性主義動用的卻是舊有的思想資源的說法，在甯應斌的〈性工作與現代性〉一文中，繼續深化。甯文的核心論證在於性工作因為現代性而產生了跟古代「賣淫」全然不同的斷裂關係，與所有的勞工與服務業的工作邏輯是一致的，但是反性論者並沒有發現現代工作的整體變化，還是以過往的賣淫意識形態來理解性工作；換句話說，現代性意味著歷史社會在總體的層面上發生了結構性的巨變，在此變化中，工作作為其中的環節也發生了轉變，工作主體的自我意識、自控能力與勞動的關係也跟著轉變，但是反性論者沿襲舊有的成見不願意將性工作視為勞動。甯應斌用他深厚的分析哲學功底，極其細膩的論證，推翻兩種基本論調：（1）賣淫是封建、父權社會的不平等的殘留，（2）賣淫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下將人商品化的惡質面。他從更為寬廣的脈絡找尋現代性的動力之所在，特別是衍生出來的（自我）管理技術，讓我們看到性工作的實踐方式已經脫離了上述的指控，同時指出，突出性工作與一般勞動的差異性的說法，所反應的只是論者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缺乏理解，而以跨歷史的僵硬道德觀面對負責的現代生活。整體而言，中央性

別研究室的團隊，不管在台灣內部、華文世界或是更

為寬廣的國際空間中，都以其豐沛的論述能力，產生台灣學術思想界少有的影響力，她們的原創力成為世界範圍內思考性問題的共同資源。例如，首爾清涼里（較台北華西街更亮麗的紅燈區）反拆除運動中，進步女性團體就與台北公娼團體結盟，中央性

別成員的論述，是她們相當主要的參照。這樣的相互參照

不僅意味著東亞區域內部互動的形成，也意味著在地的戰鬥所生產出的具有原創性的思考，總是會溢出原先想像的邊界，成為別人艱苦鬥爭中的助力。讀本最後的部分集中在學術思想「內在」的批判、知識生產方式的反思與新的資源與另類可能性的開發。酒井直樹的〈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

導讀

主義的問題〉，寫成於 1980 年代末期，在美國學院內正處於後現代主義思潮鼎盛、後殖民主義方興未艾的時刻，藉此時機酒井介入了美國批判學界的核心地帶，對 80 年代以降歐陸批判理論已然形成的霸權，進行了相當有威力的批判。酒井的提問是：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關係到底是什麼？酒井的貢獻正是把這組關係徹底的歷史化，發現這組關係的形成與帝國主義的興起是一體兩面的，就像現代性與殖民性無法脫鉤是一樣的。以歐洲經驗、價值與思想為代表的西方被視為是普遍的，其他與其相左的都是特殊的，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方與其他」（west and the rest）的東方主義公式，因而追求普遍性、貶抑特殊性成為追求知識與真理的基本姿態。酒井更進一步的論證，這樣的關係不僅是西方本身的想像，而是通過帝國主義史，普遍地被第三世界的知識社群所接受。其效應就在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形成了相互為用的共謀關係，藉以消弭、壓制內部的差異，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生關係是最為明顯的例子。酒井處理這個問題的解構策略，就是在瓦解想像的一體性，就像西方作為一個整體其實純屬想像，就像東方也從來就沒有統合性一樣。20 年後重讀酒井的批判性介入，可以感受到理論霸權是較為鬆動，但是對於理論是什麼的認識還是沒有脫離歐洲中心主義的理解，同時普遍主義還是經常被第三世界的學術思想界拿來當警察，質疑對手的論述過於特殊。在知識生產面臨廣泛的危機時，讓不同的歷史經驗能夠大鳴大放，或許是思想解放的重要途徑；暫時擱置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評價框架，承認知識的準備還不足，聲稱普遍性都是一種冒險，或許反倒還有可能慢慢走向普遍主義的大同世界。丘延亮的〈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讀與再評價〉，延續了酒井直樹對美國學界東方主義批判的問題，同時也直接連繫到前面所提及的冨山一郎「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的討論，把焦距放在台灣人類學的前身——日本殖民地時期人類學家對於台灣的研究。丘文的基本動力是在反思台灣戰後人類學，他發現台灣人類學沒有批判意識地承襲了日本人類學在殖民主義前提下所進行的台灣研究；換句話說，由於缺乏去殖民的過程作為中介，而未能在知識的多重操作層次上，揪出學術研究與殖民體制之間的共謀關係，導致台灣人類學不但認同也同時複製了殖民人類學。雖然丘文直接批判的是人類學，但是其所提供的反思內涵觸及了整體的學術生產。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在第三世界成為現代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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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克「現代」：台社後

殖民讀本

化工程的重要環節，但是最為基本的學科分類、分析語彙、理論架構、研究方法等等，卻都搬自於前

殖民帝國主義的知識生產體系，加以變造、本土化，

形成殖民地瓦解後自我殖民的狀態。問題的嚴重效應不僅在於學術主體性的淪喪，同時轉借來的知識結構沒有辦法貼近地解釋歷史社會的真實矛盾，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再次回到酒井所拉出的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命題，繼續強化殖民主義的知識結構。這些整體的嚴重問題，並沒有因為所謂後殖民典範的移轉在學界引起充分的辯論，學術體制於是被學官與政府官僚體制綁架。在警覺知識生產過度依賴歐美的同時，另類思想資源的開展成為迫切的工作，其中轉向亞洲是極其「自然的」，但是這樣的轉向必須以高度的反思意識為前提，才不至於落入脫離歷史之空想的陷阱。孫歌的〈亞洲意味著什麼？〉這篇重要的論文，以日本思想史為操作的場域，把「亞洲」放入動態的歷史過程中來重新檢視。她發現，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亞洲」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是抽象的實體，與歐洲

西方對立；是具體的地理空間；是物質空間，也是想像的

符號；是一種心情與感情氛圍；是統一的文明，也是不具統合性的次區域；是一個被征服、統治的地帶，也是建構認同的方法。孫歌所揭示的亞洲概念的複雜性與豐富性，可以說是在中文的知識界中轉向亞洲，進行認識論層次的準備工作，透過日本知識史，讓我們看到其中的問題與問題意識。這篇文章發表於 1999 年，十年之後再次閱讀會發現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主流知識界，雖然結構上依然依賴北美洲，但也逐漸開始向亞洲開放，只是互動中所產生的問題還沒有到達在認識論上可以進行反思的地步。日本因為歷史、地理因素，必須長期面對亞洲大陸，近代以後對於以亞洲作為思想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積累足以借鏡的豐厚資源。我個人認為，與亞洲長期接觸的人，隔一段時間回來重讀孫歌的文章，或許會有不同的體會。帕薩．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的〈論後殖民民主中的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選自 2000 年出版的《發現政治社會》一書，該書是查特基教授訪台期間系列演講與討論的集結。在 1990 年代後期，查特基發表了一系列環繞著「政治社會」的文章，藉著這個分析概念來解釋印度晚近出現的一些「政治」抗爭現象，如違建拆遷戶、宗教葬禮等。他發現這些群體基本上外在於所謂的「公民社會」，抗爭時得與這些中產階級市民團體以及國家（中央或是地方政府）進行

導讀

鬥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撐開的三角地帶（國家、公民社會、抗爭社區團體），他稱為政治社會，而這個過程就是「民主協商」。從多個案例中，他提出的理論命題是：殖民時期的民主的動力在於殖民菁英所盤據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鬥爭，而後殖民社會的特質則是，民主推進的動力在於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如果我們把 2000 年查特基教授的來訪，視為東亞與南亞相遇的一次契機，我們一則發現查特基教授以 Subaltern Studies 為基地，根植於印度社會現實長期累積的思考，因而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理論命題；二則，所謂後殖民世界的歷史經驗有許多的類似性，在相互的對照中，或許能夠發現各地民主的潛在動力與形式，而這樣的再發現需要提煉根植於在地社會現實的分析概念，如在中文語境中的「民間」與「公民社會」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有可能發展成為理解東亞社會的分析語彙。事實上，位於東亞核心地帶的中國大陸，與印度在南亞的位置極為類似，均作為大國，又以農民為絕大多數的人口，彼此之間的相互參照是極為必要的。透過相互參照，面對自己社會的真實狀況，相信能夠逐漸提出更多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與理論命題。最後這篇〈亞洲作為方法〉是本書編者思考現代性問題、扭轉主流後殖民論述方向，以及實際習作亞際知識互動的階段性報告，收錄於此，與讀者分享。重新整理、閱讀、編輯台社過去 20 年來，在以現代性問題為前導的後

殖

民研究的領域中所發表的相關論文，我們不難發現單篇文章的問題意識、切入點或有不同，但是彼此之間又相互關連、相互呼應，所反應的是當代的思想紛爭都是根植於近代歷史巨變中的產物。溝口雄三教授在《中國的衝擊》（《中国の衝擊》，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 年）一書中如此陳述，清末以降，數千年來建立起來的中國王朝體制的崩解，是何等的大事，它需要幾百年來重新調適；換句話說，雖然地震已經結束，但是至今還處於餘震當中，重建工作還在進行。從這樣的歷史視角來看，所有的現代問題都是相互關連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現代化、文化認同、階級政治、性別差異、種族歧視，乃至於較為近期的全球化論述等等，都沒有辦法孤立起來理解。期待這本讀本也能夠有如此的閱讀效果：不論從哪篇文章開始讀起，都能發現與其他文章之間的勾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