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2011 拷貝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四期│ 2011 年 9 月│頁 137-241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50 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 * （以本文紀念溝口雄三教授） 陳光興 **

Chen Yingzhen’s Third World

On the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Leftists of the 1950s

by Kuan-Hsing CHEN

關鍵字：陳映真、第三世界、左翼分子、精神狀況、50 年代 Keywords: Chen Yingzhen, Third World, leftist, mental conditions, 1950s 收稿日期：2010 年 10 月 11 日；接受日期：2010 年 12 月 31 日。 Received: October 11, 2010; in revised form: December 31, 2010. *

本文寫作期間遇上溝口雄三教授 2010 年 7 月離世之際，以此文記念他長期在思想上 的啟發與精神上的支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極為精準細緻的修改意見。寫作過程 中，丘延亮、鍾喬、淺井基文先生提供了重要資訊，賀照田、鄭鴻生、趙剛、丁乃 非耐心的提問與指教，感懷於心。感謝瞿宛文、孫歌、黃琪椿、林思晴、張煉紅、 韓少功的對話與鼓勵。2010 年 9 月台社學會上，陳映真那場幾位年輕朋友的分享， 特別是張立本的真情演出，非常受用。交大社文所 2010 年文概課上，謝謝同學們的 回饋，特別是陳幼唐銳利的批評，使論文有了更清晰的定位，或許較能與年輕的讀 者們聯繫起來；謝謝 2011 年 4 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朋友們（程凱、何浩）的熱情回應 以及 6 月在同濟大學的討論。最後感謝阮芸妍細心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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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通訊地址：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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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細讀陳映真自 1960 年起至 1994 年，有關 50 年代左翼分 子的五個重要文學文本，試圖追溯地下黨人及其家屬在當時投身社會 主義運動與失敗後的精神風貌，並初步的勾勒那一代左翼分子的心靈 史的結構。主要的發現是：陳映真在書寫中承繼了 50 年代左翼的思想 情感，其重要性不僅僅在台灣內部搭起了與過去銜接的橋樑，同時連 接回中國大陸、聯繫到第三世界，持續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精神。 要如何持續挖掘、搶救、研究、書寫台灣戰後左翼歷史，是學術思想 界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the life and/or afterlife of the leftists in the 1950s Taiwan, through close readings of five key texts of Chen Yingzhen’s five novels, written from 1960 to 1994. The result is a preliminary picture of the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of the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leftists from that era. The major discovery is that through writing practices, Chen Yingzhen inherits the thought and sentiment of the 1950s generation. Its contribution goes far beyond bridging the crucial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Taiwan into establishing critical connec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he Third Word, especially in the upholding the socialist spirit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How to continue to recover, rescue, research and writing the postwar leftist history in Taiwan is a real challenge to the critical intellectual circle of thought.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世界全變了，可是我國沒什麼變，人們則像彈片一樣被拆散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一切都達成了。對於錢齷齪和自私的本能更讓人 厚顏無恥。不只是朋友，連家人、父母兄弟之間，財物都變成最 重要親疏的標準了。如果突然變窮，或是喪失了物質基礎，就怎 麼樣也沒辦法了。這樣下去的話，有一天一定會很慘。陷入了惰 性的大眾，失去了理想主義只一味追求快樂的年輕人；政治是偽 善與機會主義變成無法抗拒的目的，輿論的露骨造作與歪曲使大 眾墮落，這應該是過去暴力性支配的傷口吧。在自由長久被限制 的社會中，害怕創造的力量或是精神上的豐盛，會厭惡變革。路 還很長，你還在自己的位置，可是所有的價值觀都被搞得亂七八 糟，首先取得權力的人還是一樣擁有強大的力量。 但我卻很愛這裡，為這裡感到驕傲。我跟完成了這麼多事的人活 在同一個時代。在這些破爛堆中找出寶石，可以再度編織出發光 的新衣。 …… 我有一次批判我朋友說，我們在那個時代誰都不愛，我們都不懂 愛的方法，絕望地叫喊著。但是到了最近我打算修正這些話。在 地上不管什麼時候，人都會相愛。在世上每個時代顯露的面貌都 不同。就像在溪中被洗磨的石頭，看著在日常生活中受折磨的朋 友們，我希望他們不要沈溺在悔恨中。我尊重留在他們心中的人 生深度，用更成熟的愛來看往日與期待未來。

黃 暎《悠悠家園》 ，頁 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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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複雜的歷史雲煙，留待後人清理、總結、評說和繼 承」 2010 年春天，部分是為了延續些許的香火，持續擴散亞洲思想資 源，部分是自私的為了準備寫〈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的第二篇 1，繼續「參 照研究」的路線 2，開設了「分斷文學：陳映真與黃

暎」的課程，跟研究

生一起交叉閱讀兩位作家從 60 年代至今的作品，嘗試在參照中能出現 不同的提問。對學生而言，要深入陳映真的文本已經不是很容易，要 進入黃

暎的文學

世界也就更難，不只是對韓國戰後社會的陌生，

特別是透過翻譯閱讀文學作品，即便是譯筆好，還是有些隔膜失落之 感，試想陳映真如果被譯成韓文，還能咀嚼他那種長句慢讀的韻味 嗎？但是，我們還是感激譯者極為細膩的努力，讓沒法閱讀韓文的我 們能有機會跨入文學想像世界的庭院。一直到了學期後半，讀完《悠悠 家園》，同學們才深受感動的說寫得太好了，佩服佩服，不但文學性 強，一個男作家居然有能力以日記體的第一人稱敘事方式書寫女性歷 史生命的長篇小說。 我自己與《悠悠家園》的情感相遇，是在故事最後的結尾，黃

暎

透過女主人公韓允姬陳述了極為感人的一段文字（引在本文的開頭） ， 非常精準地揭示了第三世界走過殖民、冷戰、分斷、威權時代的左翼 分子相通的主體精神狀態。 韓允姬出身落魄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殖民時期留日時受到左翼 思想影響，戰後在反共政權下為了求得一家人的生存，託了有點權勢 的親戚才得以寫下悔過書表示「轉向」，但苟且偷生的一輩子卻是鬱鬱 而終，靠著堅毅的母親把她跟妹妹靜姬帶大。允姬因而從小就被這條 1

參見陳光興（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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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比較有意識的開始進行相互參照的知識方式，特別是南韓與台灣之間，參見 陳光興（2006, 2009） 。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左翼的線索牽引著，父女情深，卻又對父親長年藉酒澆愁的自溺感到 厭煩。1980 年光州事件爆發，已經在偏遠的野尖山開始任小學美術老 師的允姬，在進步圈朋友的請託下，暫時收留了逃亡中的左翼運動分 子吳賢宇，兩人在三個月間發生了孤立、淡薄而又濃烈的愛情。醉心 社會主義的賢宇當然得走回革命之路，後來被捕入獄，判刑終身監 禁。生下私生女銀波交給妹妹養育後，允姬為了脫離揮之不去的羈 絆，尋找自己的人生，於是遠走柏林，繼續學習繪畫。此時，見證了 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的歷史時刻。在柏林巧遇來此進修的科學家 李熙珠，兩人異地相知相惜，熙珠運動圈外人的人文思想重新點燃允 姬的生命微光，無奈熙珠意外車禍身亡。90 年代初，瀰漫在悲情中， 允姬在長期愛慕她的左翼後輩宋榮泰的邀約下，旅經蘇聯大陸、西伯 利亞回到韓國。病死前，允姬留下了這段文字，而故事中最後閱讀了 這封近乎無法投遞的遺書的，是金大中上台後、假釋出獄回到野尖山 尋找允姬遺留身影的吳賢宇，兩人已經無緣重逢，只能在作家編織的 幻象中與女兒銀波相見。 文首引文大約寫於 2000 年前後。漫長的全球冷戰體制逐步鬆動、 世界左翼運動消聲匿跡、親美反共的威權體制逐漸喪失力道、資本主 義橫行等，在面臨多重變化的歷史轉折中，黃

暎用這段文字，透過

韓允姬這長成於革命家庭、從旁參與輔助的角色，總結了戰後半個世 紀的左翼分子在韓國推動民主化運動的歷史心情，我們可以如是理 解：是，革命失敗了，改革的路途遙遠，橫行社會的資本主義雖然讓 人厚顏無恥地追求享樂，但這又何嘗不是在用痲痹的物質生活來弭平 一個世紀來人們一次又一次的傷口？冷戰建立起來的清楚的、對立的 價值觀，至今在政權移轉的過程中似乎被搞亂了，但是我們曾經走 過，全心投入，這是難以忽視、跳過、抹去的事實。雖然這個糜爛的 社會可以被視為一灘遺留的廢墟，但是我們沒有逃走， 「卻很愛這裡， 為這裡感到驕傲」。這種近似於愛國主義的心情，並不是認同整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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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例如我們極度反感政客的偽善，但是以「跟完成了這麼多事的 人活在同一個時代」感到榮耀，我們認同一起打拼的這些人，大家一起 努力過，這種打拼與努力就是對這個地方愛的表現。我們輸了，但是 很驕傲我們盡了力，也自豪於這個社會走出了威權體制的枷鎖，通過 反抗我們不再需要繼續背負「順民」的指責。我們完成的不多，更不滿 於民主深度的不足，但是也不能不認識到自身參與、開創，使得今天 能夠出現民間散放的活力。這個社會雖然就像是個破爛垃圾堆一樣， 卻也藏有寶石，等待我們把它重新擦亮，拼貼起來，找到新的希望。 每次讀到黃

暎的這兩句話，「但我卻很愛這裡，為這裡感到驕

傲。我跟完成了這麼多事的人活在同一個時代」心裡都悸動不已，我 想，參與到社會政治變動過程的左翼朋友，都很容易分享韓允姬真誠 的感受，但是無法找到準確的語言、也沒有勇氣拋開左翼運動沒法推 進的自恨，停下腳步告訴自己跟朋友：我們失敗了，但是沒有白活， 我們深愛著一起鬥爭的朋友，深愛著這個社會，但又不能述說。該是 放下身段充分表達情感的時候了，否則同志一個個走了，而我們還沈 沒在失敗主義的忿恨中，沒法以同志之外的朋友身分真情相送 3。 走過上個世紀的人們經歷了太多苦難，特別是左翼的前輩們，在 分斷體制中，受到無情的鎮壓，株連家人，除了在風中哭泣後咬牙前 進，也只能絕望地叫喊；那個時代的革命分子，一個比一個硬，丟棄 了溫情主義是為了能夠頑強地跟體制搏鬥，「我們在那個時代誰都不 愛，我們都不懂愛的方法」，今天看來那或許就是那個時代所顯露的愛 的面貌。台灣的 80 年代沒有經過組織化的大規模左翼運動，當然也沒 有武裝鬥爭，陳映真 1993 年〈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對 40、50 年 代台共的總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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暎對南韓的體會：

陣營裡的同志王菲林、吳其諺，乃至於前輩錢新祖，先後因癌症英年早逝，我的朋 友吳永毅曾經說，左派是同志，但是應該要練習做朋友。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 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 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 嚴厲的自我懲罰中煎熬半生，堅持不肯寬恕自己。有一些人，徹 底貪生變節，以同志的鮮血，換取利祿，而猶怡然自得。 那是一個崇高、驕傲、壯烈、純粹和英雄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 猶疑、失敗、悔恨、怯弱和變節的時代。 而受到獨特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所制約的、這祖國寶島繼日帝下台 灣共產黨潰滅以來的第二波無產階級運動的落幕，當紅星在七古 林山區沈落，多少複雜的歷史雲煙，留待後人清理、總結、評說 和繼承。 （陳映真，2001d：261-262；強調為筆者所加）

陳映真說的很精確，那確實是一個純粹的時代，戰後大批的熱血 青年都奮不顧身的投入革命行列，人們必須秉持著高傲乃至於自以為 是的態度，以及英雄主義式的情懷，才能挺住政權的迫害，敵人的譏 諷，與家人的不解，而悲壯的身後又隱藏著內心深處的懦弱、遲疑， 乃至於大失敗來臨時的悔恨、背叛與出賣。台灣 50 年代以後不再出 現、也沒有條件出現韓國 80 年代廣大的左翼運動，我們只能憑藉陳映 真的「繼承」來體會《悠悠家園》中的地下革命分子。關鍵是對於左翼歷 史的過去，要如何清理、總結，才能繼承？很難，就像黃

暎看到的

那樣，運動遠離了，前輩們還繼續在自我折磨與煎熬，不甘心讓歷史 成為過去，「就像在溪中被洗磨的石頭」一樣，歷史進程像水嘩啦嘩啦 的流去，被不斷沖刷的異議分子還挺在那兒死守著鬥爭的崗位，無法 釋懷於大勢已去，必須找到其他方式才能繼續轉進。我們雖然希望前 輩們「不要沈溺在悔恨中」 ，但是我們同時得高度「尊重留在他們心中 的人生深度」，他們所歷練的生命深度與厚度是歷史的資產，我們只能 衷心期盼他們能「用更成熟的愛來看往日與期待未來」 ，而我們這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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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做的、能做的是：清理、總結、評說和繼承那段複雜的歷史雲煙， 在歷史洪流中學習、前進。

以上述的心情為前提，這篇文章再次以陳映真的的文學為中心， 在他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下，追溯 50 年代的左翼分子及其關係人（父 母、弟妹、情人、子女） ，如何走過半個世紀的歷史 。分析對象包括 最 早 期 的〈鄉 村 的 教 師〉 （1960）， 中 期 的〈鈴 璫 花〉 （1983） 、 〈山 路〉 （1983）、〈趙南棟〉 （1987）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1993） ，其中 尤其關注作家與他書寫的對象在流動歷史中的關係，例如：他如何在 書寫中承繼前人、觀看後輩，在時代的限制中透過對象表達思想，藉 由書寫連結落單的同路人。 陳映真自 70 年代《夏潮》與 80 年代《人間》時代起，就開始逐步推 動有系統的記錄、整理、研究、書寫、翻譯、編輯、出版台灣左翼戰 前與戰後的歷史。除了一直到最近期都還是由他掛名負責的人間出版 社與人間叢刊，比他年輕一輩的工作夥伴如曾健民、藍博洲，都有相 當的成果。要認真仔細清理與他相關的工作是極為龐雜的，這篇文章 只能小規模的開始理解他自己的書寫，集中在筆者閱讀時感受較深的 部份文字。期待有更好歷史研究訓練的朋友，能夠更大範圍的整理出 以陳映真為界面的左翼歷史。 本文把分析焦點擺在左翼「心．情」 ，是受到韓允姬

黃

暎的啟

發，試圖在情感層次挖掘前輩們的種種情懷與心境，包括對大家熟悉 的民族、國家、社會，乃至於人類，也包括尚未充分開發的親情、愛 情、同志情誼。我暗自希望左翼的朋友彼此對待的基調能夠是惺惺相 惜，用錢理群先生的說法是「揚善抑惡」 ，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相互提 攜、相互批判，繼續走那條沒有盡頭的山路或後街。說得更清楚些， 筆者是站在 1950 年代才出生的晚輩立場，企圖去理解前輩左翼分子的 精神狀況，透過細讀來挖掘隱藏、掩埋在歷史土壤中的火種，傳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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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晚的青年世代，迫切感在於：我這一代人若不做考古的工作，初 步地拉起微弱的譜系，接下來的年輕學子恐怕更難以體會 50 年代前輩 的心情，如此一來，不僅火種會滅，死火難以再溫，作家當初在暗室 中所保存破碎的歷史檔案，都將再度遭到泯滅、埋藏，讓左翼歷史流 失在人們的生命世界中。

「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 1960 年 8 月，在〈鄉村的教師〉發表於《筆匯》的時候，陳映真還是 大三、大四的學生，今天看來他絕對是早熟。 1960 年是一個轉折的年代，在 50 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撲殺後，左翼 的思想、組織、行動的可能性都已經清除乾淨，老同志們不是歸西就 是在獄中，倖存者也得自我消音。這個思想荒蕪的年代提供了存在主 義、邏輯實證論、現代主義能夠成長的溫床，人們用迂迴也較為安全 的方式進行思想。但是這些傾向顯然沒法抓住正在萌生強烈社會關懷 意識的青年陳映真們的心，他們耳聞、眼見身邊不時的有老師、親友 遭到逮捕，雖然懵懵懂懂還不能完整的分析出致命的根本原因，大環 境中說不清楚的曖昧緊張，制約了這批早熟青年對於另類知識的渴求。 讓我們放慢腳步，以陳映真 1993 年在〈後街〉中的自述，試著進入 青年作家的內心世界與其鑲嵌的大環境。1957 年在淡水小鎮開始大量 閱讀來自父親書架或是牯嶺街舊書攤挖掘到的文學寶藏，包括廚川白 村、魯迅、巴金、老舍、茅盾，也同時開始以日文、英文、中文接觸 到左翼思想，艾思奇、斯諾、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處於 50 年代白 色恐怖時代的餘威當中，可以想見閱讀這些與肅殺體制格格不入的書 籍必然緊張刺激而又心懷恐懼，擔心被家人朋友知道自己的內心深處 已經開始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越發清晰內在孤單的左轉，而又沒有 外在出口，會是相當緊繃的精神狀態，此刻， 《筆匯》的存在，與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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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始提供平台造就了一個台灣當代的大作家，不如說是拯救了一個 熱火焚身的年輕人，書寫成為內心噴發的自救之道。陳映真這樣回顧 這個正在形成的左翼青年：

他開始在創作過程中，一寸寸推開了他潛意識深鎖的庫房，從中 尋找千萬套瑰麗、奇幻而又神祕、詭異的戲服，去化粧他激烈的 青春、夢想和憤怒、以及更其激進的孤獨和焦慮，在他一篇又一 篇的故事中，以豐潤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慾。（陳 映真，2001a：18）

如何把激進化的思想所帶來的亢奮，通過文學形式去抹粉包裝自己處 於孤立狀態中的幻想與幻滅後的憤怒與焦躁，進入未曾開發的禁地釋 放奔放的情慾與癡狂，於是成為青春作家的出路。然而他從頭就知道 文壇提供他的是解除鬱悶的空間，但並沒法在感念的溼潤中找到思想 上的同志，始終與包圍住自己的大社會、朋友圈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 鴻溝。這個基本的孤寂精神狀態一直到 60 年代中期他慢慢有了自己的 「讀書小圈」 （陳映真，2001a：20）才開始轉變，也直到入獄後才真正 的找到了可以皈依的（共黨）同志們。在正在邁向「資本主義」的社會中 存活，沒有組織、行動的左派，是不成立的。他進一步闡述精神上的 困境：

他從夢想中的遍地紅旗和現實中的恐懼和絕望間巨大的矛盾，塑 造了一些總是還抱著曖昧的理想，卻終至紛紛挫傷自戕而至崩萎 的人物，避開了他自己最深的內在嚴重的絕望和自毀。（陳映真， 2001a：18） 〈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無疑是在遍地紅旗的夢想與撲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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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現實對立中的產物，藉著康雄、吳錦翔的粉墨登場，曲折地掩 埋、隱露胸中的祕密，康雄藉由與中年婦人的戀情崩解了安那其的烏 托邦，就跟吳錦翔割腕流出的那灘鮮紅的血液一樣，救回了走向自毀 道路的青年作家； 〈故鄉〉的主人翁最後無家可歸的吶喊，對蛻變中找 不到隊伍的左翼青年，起的是同樣救命的作用。有了文學為媒介，置 換了現實中的不可能：

而於是他變得喜悅開朗了。自我封閉的藩籬快速地撤除。他更能 錮守他思想的隱密，同時又能喜悅地享受著因《筆匯》而逐漸開闊 起來的動人的友情和文藝的網絡。文學創作像一場及時的、豐沛 的雨水，使他因意識形態的烈日劇烈的炙烤而瀕於乾裂的心智， 得到了浸潤，使他既能保持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知識與原理的信 從，又能對人類心靈最幽微複雜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噴發而出的 創造與審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驚詫與喜悅……（陳 映真，2001a：18-19）

是，他開始喜悅起來，1960 年是變化的關鍵，那年後期的作品，就算 是名為〈死者〉，往生也變得魯迅式的光鮮亮麗，整個喪事不僅熱鬧而 且生氣十足；〈祖父和傘〉悲戚的死亡主調中，卻也脫離了沈溺在傷痛 的滅頂逆流，台車跑在閃爍的電光中像是銀蛇那樣的生氣盎然，祖父 的傘在奔馳中翻成了動人的花朵。一直到 1964 年的早期代表作〈將軍 族〉，在沈重的悲情中，小瘦丫頭與三角臉的殉情裡一樣可以承載著歡 樂、閃光與看來滑稽的尊嚴。 服膺歷史唯物論的禁忌與透過文學創作尋求解脫，兩者之間的運 動性辯證，於是構成了早期陳映真的書寫，也定調了他從此深信文學 生產有其相對自主性、生命主體難以名狀的複雜性，不能受制於知識 與理論，服務於思想與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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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一整年，是左翼青年陳映真極為關鍵的一年，其中的動 態變化來自他進入小小的文壇後所受到心靈的滋潤，反映在這年最後 的兩篇小說：〈死者〉與〈祖父和傘〉，混雜了之前的幽暗與逐漸出現的 開朗；1960 年也是陳進入社會的一年，從沒沒無聞的大學生向青年作 家的身分移轉，慢慢開始受到如青年導師葉嘉瑩、姚一葦等人的滋養 與關愛 4。

在以上的背景下，〈鄉村的教師〉是理解以青年陳映真為代表的那 個時代左翼青年的思想內容與精神狀態，極為重要的一把鑰匙，必須 停格細讀，慢慢咀嚼。 故事起點所描繪的場景是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國家大事座落在 大湖山區的小村裡的政治氣氛：

光復之於這樣一個樸拙的山村裡，也有其幾分興奮的。村人熱心 地歡聚著，在林厝的廣場，著實地演過兩天的社戲。那種撼人的 幽古的銅鑼聲，五十餘年來首次響徹了整個山村。這樣的薄薄的 激情，竟而遮掩了一向十分喜歡誇張死失的悲哀的村人們，因此 他們更能夠如此平靜而精細地撕著自己的希望 —（陳映真， 2001b：31-32） 雖然天高皇帝遠，偏遠山區的村民還是感染到脫離殖民地的興奮，50 年異族統治的鬱悶，現在被屬於自己的社戲所帶來的廣場上儀式性的 喜氣，以及響徹雲霄的鑼鼓喧天慢慢掃去，此時難以抑制的歡喜暫時 壓過了早已養成的悲情習性，開始打開心房說出隱藏起來的期盼，猜 4

準確的說，根據陳映真本人的記憶，1959 年底完成的〈我的弟弟康雄〉 ，曾經受到淡 江國文系年輕老師葉嘉瑩的朱批與期許。見〈四十五年前的朱批〉 （陳映真，200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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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著那五個當兵還沒歸來子弟們的命運，但也都沒直說，看來他們或 許早已葬身異地。這份告別日據的空氣居然綿延了長達一年，然而， 「一切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陳映真，2001b：32） ，人們繼續回到跟勞 苦生活搏鬥的日子裡，村子重新復歸貧乏與無趣。 是在回歸寂靜的餘波中，被徵召至南洋從軍的鄉村青年吳錦翔， 在日軍戰敗投降一年後，奇蹟式地回到了只剩下寡母根福嫂的殘破家 中，這個黑瘦、滿臉鬍渣、表情生硬的倖存者的歸來，於是引起了已 經平靜下來的大湖村又一波小小的騷動。作家沒有交代他晚歸的原 因，字裡行間我們可以判斷日軍宣布投降時，吳錦翔所屬的部隊正陷 入山區沼澤地帶，他那時想盡辦法自求生存，出山後發現日本帝國已 經倒塌，才輾轉回到台灣。離家五年的他，對鄉親們開口的第一句 話， 就 是「太 平 了」 （陳 映 真，2001b：33）。 他 很 得 意 戰 爭 終 於 結 束 了，自己能全身而退，但被老人問到是否見到同村的健次時，他露出 了極為惶恐的眼色，搪塞了幾句，說是途經巴丹時就已經跟其他人分 手，後來被送到婆羅洲去（日語發音：Borneo） ，焦點於是移轉，人們 感佩於日軍居然到了那麼遙遠的地方。似乎察覺到村民還是無邪地糾 纏在日本殖民者的落日餘暉當中，吳錦翔不自在的繼續重複： 「太平 了」。不忍之餘，作家只能用他後來常用的手法以景表意：

然而戰爭終於過去了。夜包圍著雨霽的山林。月亮照在樹葉上、 樹枝上，閃耀著。而山村又一度閃爍著熱帶的南方的傳奇了。他 們時興地以帶有重濁土音的日語說著 Borneo，而且首肯著。（陳映 真，2001b：34）

是，這段開場的篇章寫得極其隱諱而糾纏，很多事情顯然想說又不能 直說。戰爭結束，但是沒有雨過天青，家園還是為暗夜的雨、濕氣所 籠罩；月光雖然出現，在樹林中閃爍，而吳錦翔的歸來帶來的不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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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戰亂、殖民的契機，而是人們對南方傳奇的遐想，帶著台灣腔的日 語發音說著嚮往看到能遠征婆羅洲的皇軍。這是 1960 年，遠在知識上 的後殖民主義提供反思的分析武器之前，作家就已經意識到戰後台灣 人與日本的複雜歷史關係。用現在的語言來說：要如何理解村民們首 肯於日本遠征南洋的景仰？就算是光復了，要如何開始清理 50 年的台 日殖民關係 5 ？吳錦翔要如何面對自己被迫服務於日本帝國的軍國主 義？這兒，已經埋下吳最後沒有出路的伏筆。 跟隨這條文本提供的線索，以下的思路從台灣、日本、中國與世 界的關係的角度展開，這是陳映真第一個反思台日殖民關係與回歸祖 國的文本，擺在農村的場域中進行剖析，到了 1965 年的〈兀自照耀著 的太陽〉，則更進一步聚焦在中上階層、留日醫生家庭，書寫他們戰後 回歸在精神上的失落與戀舊。 出身佃農家庭的小知識分子吳錦翔，回家後就接下山村小學的教 職。母親根福嫂還是早出晚歸辛苦的忙著農事、趕集擺攤、經營生 計，照顧復得的寶貝兒子，卻也沒法抑制心裡的沾沾自喜，四處逢人 便含蓄的、滿足的炫耀著她家錦翔終於脫離了幹粗活的命運，在小小 的山村中光耀門庭。接掌這個只有二十來個孩子的學校，帶給他最大 的作用是重新喚醒被五年戰爭消滅殆盡的理想與熱情：

忽然所有他在戰爭以前的情熱都甦醒了過來。而且經過了五年的 戰爭，這些少年的信仰，甚至都載著彷彿更具深沈的面貌，悠悠 的轉醒了。由於讀書，少年的他曾經祕密的參加過抗日活動；由 於讀書，由於他的出身貧困的佃農，對於這些勞動者，他有著深 的感情和親切的同情。而且也由於他的讀書和活動，銳眼的日本 5

準確地說，根據陳映真本人的記憶，1959 年年底完成的〈我的弟弟康雄〉 ，曾經受到 淡 江 國 文 系 年 輕 老 師 葉 嘉 瑩 的 朱 批 與 期 許。 見〈四 十 五 年 前 的 朱 批〉 （陳 映 真， 200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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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憲便特意把他徵召到火線的婆羅洲去。 「而我終於回來了。」他 自 語 著， 笑 了 起 來， 搬 著 指 頭 咯 吱 咯 吱 地 響 著。（陳 映 真， 2001b：35） 在國民黨統治的 60 年代，左是被禁絕的，而反日該是被鼓勵的，作家 似乎有意識的在用抗日來交換鄉村教師的左翼情懷。 「讀書」顯然是件 重要事，短短幾行中提了三次，問題是讀了什麼書，這些書成為錦翔 理想主義的思想資源，談思想內容會越過紅線，就只能談出身背景， 談對勞動階級的認同。因為他的思想傾向，殖民官特別關照，把他送 上前線，以免這個潛在的抗日分子留在家製造問題。現在他不只是終 於回來了，反而因戰爭的歷練，使得他年少時的信仰更為深沈了。他 笑了，再次搬起他思想時慣性發出聲響的手指，沒有死在南洋，該好 好做些事吧。於是，南洋的魔鬼森林、死屍的臭味、曝晒的豔陽，都 可以釋懷地藏入記憶庫房中，取而代之的是：

在他裡面，有一種他平生初次的對於祖國的情熱。 「這是個發展的 機會呀。」他自語地說著，從小學的大而明亮的窗口望著對面的山 坡：那些梯子一般的水田；那些一任坡上的太陽烘烤著褐黑色的 背脊的農民們；那些窗下山腳的破敗但仍不失其生命的農家。四 月的風，糅和著初夏的熱，忽忽地從窗子吹進來，又從背後的窗 子吹了出去。一切都好轉的，他無聲地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國 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 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陳映真，2001b：36）

在這段重要的文字中，作家首次書寫他所認識到的光復初期知識分子 普遍的心情：脫離殖民地之後燃起的是對祖國的嚮往，是一個重建破 敗家園的機會，山川依舊，此刻連小學的窗子都變得跟心情一樣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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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亮，充滿著希望；除去了殖民官的異族壓迫， 「這是我們自己的國 家，自己的同胞」 （陳映真，2001b：36），不再有理由阻礙變革的推 進，一旦太平了，具有高度生命力的農民們都會恢復新的活力，這是 社會發展的大好時機（甚至是推進左翼社會變革的新契機） 。確立了改 革的思想後，錦翔開始全力投入教學工作，期待這些他認同、屬於、 尊敬的農民子弟們能夠有一天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一個月後，離家 五年的他，發現自己已然重新屬於這個山村。雖然他左翼分子燒起的 熱情並沒有能夠立即喚起孩子們的生氣，他還是說服自己，戰爭結 束，脫離殖民地，回歸祖國，世界總會變好的，山風中的陽光充滿了 希望。 當然，這是 1946 年的心情，爾後，即便是「自己的國家，自己的 同胞」，官憲的壓迫後來證明將會一樣猛烈，一切跟異族統治沒太大改 變，這是教師割腕的另一個原因吧，期望越深失望越大。 次年的二二八事件與正在起來的共產革命（作家沒有用這些個語 詞，而是以「省內的騷動和中國的動亂」來表述），再度帶來躁動，這 是島內知識分子被迫思考中國問題的時刻，外在的事件當然也攪拌了 教師內心的疑惑：

他努力地讀過國內的文學；第一次他開始不用現存的弊端和問題 看他的祖國。過去，他曾用心地思索著中國的愚而不安的本質， 如今，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而且由 於這個理由，他對於自己之為一個中國人感到不可說明的親切 了。（陳映真，2001b：37）

與其說是吳錦翔倒不如說是陳映真，在此時已經形成與眾不同的看待 中國的方法，閱讀五四新文學與 30 年代以降的左翼文學，提供了一個 看待現代中國的知識縱深，而不會立即以眼前的變化，遽下判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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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鍵的是，對吳錦翔

陳映真而言，作為中國人，必須概括承受祖

國所表現出的愚昧與不安，中國不是一個理念，是一個要誠實直面的 歷史複合體，充斥著多面性的矛盾：

他整日閱讀著「像一葉秋海棠」的中國地圖；讀著每一條河流，每 一座山岳，每一個都市的名字。他彷彿看見在渾濁而浩蕩的江河 的舢舨，宿著龍和留著白鬍子神仙的神祕山巒；石板路的都市， 掛滿了優秀的正楷寫成的招牌的城市；病窮而骯髒的、安命而且 愚 的、 倨 傲 而 和 善 的、 容 忍 但 又 執 著 的 中 國 人。（陳 映 真， 2001b：38） 如果說這是作家透過前輩吳錦翔對於民族情懷的真情流露，很顯然他 眼中住了白鬍子老頭的神仙中國，但，同時是問題重重的，不是只能 讚揚不能批評的，正是因為經過 50 年的殖民統治後重回祖國懷抱，所 激盪出深厚的民族情感，知識人不能自欺欺人的掩蓋問題，必須同時 看到神仙國度中真實存在的貧窮、髒亂、愚昧、傲慢與固執。23 歲的 陳映真所形成看待民族問題的方法論，最後非常痛苦的堅持了一生 6， 在此意義上，他的民族主義自始至終不是封閉式的教條。更重要的 是，陳開啟了 1945 年以後的台籍知識分子如何重新在精神層次上面對 中國的討論，這顯然不是一個自明的過程，到今天為止都需要有更多 的研究，才能充分把握所謂「重回祖國懷抱」在當時到底意味著什麼？ 接踵而來的戰亂與白色恐怖，乃至於衝突中所搬出的簡單的民族大 義，跳過了去殖民歷程中該有的反思與整理，後患至今未解。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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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93 年，56 歲的陳映真還繼續堅持對中國的兩面性看法： 「對於大陸改革開放 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 內部與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 （陳映真，2001a：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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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映真留下來一筆當時沒法清還的債務，等待我們重新償還。 在第一次對祖國產生熱烈情感的吳錦翔那裡，我們看到了第三世 界民族認同中巨大的哀戚：

在這樣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沒有像村人一般有著省籍的芥蒂，但 在這樣的感情中，除了血緣的親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曖昧 的悲哀了。這樣的中國人！他想像著過去和現在國內的動亂，又 彷彿看見了民國初年那些穿著俄國軍服的革命軍官；那些穿戴著 像是紙糊的軍衣軍帽的士兵們；那些烽火；那些頹圮；連這樣的 動亂便都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了。（陳映真，2001b：38）

在對民族內部矛盾概括承受的認識下，作家首次以擦邊球的方式透露 了他對敏感的省籍問題的基本看法：與封閉在村子裡的人們不同，認 識到悲哀的民族歷史處境使他能夠跨越狹隘的省籍意識。 「這樣的中國 人！」所指涉的或許包括後文出現在畫面中衣衫襤褸、發出體臭的外省 兵，在戰敗的動盪中逃難來台，吳錦翔因為身陷南洋叢林的落魄經 驗，很容易體會兵敗的慘狀，而他的大悲哀來自於眼前場景所勾起的 歷史意識：民國初年，得穿著俄國軍備、靠著外力才得以前進的中 國，到現在還是一樣，軍容殘破，烽火綿延，至今的 30 年間兵戎不 斷，更糟的是，依然拉扯在外國勢力之間，民族內部相互殘殺。 讓我上綱一點來詮釋：1960 年的陳映真藉著書寫 1947 年的狀況， 已經充分理解到國共鬥爭是二十世紀前期的延續，後來他到了 1990 年 代用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雙重結構的分析語言來概括，但是 30 年前的 此時已經清晰地對局勢萌生了「民族分斷」大悲哀的看法。他從頭至尾 都清楚知道自己與右翼國民黨體制格格不入，也不斷承受著白色恐怖 的鎮壓，但是他還是把它當成民族內部矛盾來看待，也就從來不仇視 所謂的外省人，反而是最早對外省人同情關注的作家，1961 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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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衰老的眼淚〉裡，康先生與本省下女阿金之間無法成就的戀情，就已 經成為書寫的主體對象，一直到 2001 年〈忠孝公園〉那個逃不過良心而 自戕的特務馬正濤，40 年間，陳一直是同情地理解、對待歷史悲劇中 的外省人 7，因為那是分斷的產物。 陳映真透過吳錦翔所表達的悲哀是雙重的，一個是民族處於長期 動亂的悲哀，另一個致命的則是左翼困獸之鬥的悲哀：

這是一個悲哀，雖其是矇矓而曖昧的─中國式的─悲哀，然而始 終是一個悲哀的；因為他的知識變成了一種藝術，他的思索變成 了一種美學，他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文學，而他的愛國情熱，卻只 不過是一種家族的、（中國式的！）血緣的感情罷了。 （陳映真， 2001b：38） 這段簡單而又曖昧的文字中，一方面表達了吳錦翔對 1947 年民族積弱 的無力感，二方面在思想層面上質疑了只是基於家族血緣那樣簡單的 民族熱情的正當性，三方面偷渡了陳映真 1960 年所處的政治環境與他 對現實局勢的分析：大悲哀就在於左翼在台灣 60 年代毫無用武之地， 左翼思想只能是空想主義，沒有革命隊伍的依託，社會主義信仰只能 淪為美學、藝術與文學，這樣無法實踐的玄想左翼就是： 「幼稚病！他 無聲地喊著」 （陳映真，2001b：38）。對他而言，這確實是極度地悲 哀，連這樣的認識都無人可以分享，只能一人無聲的吶喊。這種孤立 無援絕望的心情，就是前面提及他 1993 年在〈後街〉中所想要表達的： 遍地紅旗與現實之間無法跨過的大矛盾。但是作家想得很深，對於自 己身上的「幼稚病」都不肯放過，譏笑自己的幼稚病都已經只是文學， 空想社會主義也不過是個人英雄主義罷了。除非能夠找到其他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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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斷體制下的外省人，是陳映真一個主要的子題，需要另外一篇文章認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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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路，否則這樣冷酷的認識會是走上黃泉路的一站。 一種出路是發思古之幽情。1949 年下半，吳錦翔細心觀察著開始 撤退來台狼狽的外省兵們，「他彷彿從他們看見了數百十年來的中國的 兵火了。兵眾的那種無可如何的現世的表情，他是能一張張的讀出而 且了解的。這樣古老而且奇怪的中國呀，他自說著。走到鄉村道上， 感到一種中國的懶散」 （陳映真，2001b：39）。錦翔不只把破敗的兵戎 開始美學化，更進一步提起畫筆，把自己的生活周遭也塗上美麗的顏 料：明月高掛、夕陽餘暉，綠油油的稻秧在晚風中搖曳。沈醉在自己 調色盤編織起來的夢境當中，吳錦翔其實是在求救，希望跳過現在， 把美好的過去用時光隧道連接起來以便直通未來：

自這桃紅的夕靄中，又無端地使他想起中國的七層寶塔。於是他 又看見地圖上的中國了。冥冥裡，他忽然覺到改革這麼一個年 老、懶惰卻又倨傲的中國的無比的困難來。他想像著有一天中國 人都挺著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設著自己的情形，竟覺得滑稽到忍 不住要冒瀆地笑出聲來了。 （陳映真，2001b：39-40）

這是吳錦翔靠思古幽情繼續活下去的努力，但是他知道改革困難，自 己的處境又使不上力，只能冥想走進七層寶塔的佛寺中，祈求上蒼， 讓中國人可以站起來，挺直腰身，建設自己的家園。這個讓他滑稽發 笑的幻象其實凝結了心底的期盼與悲哀的極致，他深知靠著懷古是沒 法造成中國人挺直腰身的。作家透過吳錦翔的自嘲清楚地對（當時的） 讀者傳達了這個訊息。 26 歲返鄉，此時 1950 年已經過了 30 歲的吳錦翔，在思想沒有出路 後，開始自甘墮落，從一個自詡改革的左翼青年，倒退成一個「懶惰的 有良心的人」 （陳映真，2001b：40）。他還是努力地照顧著貧苦的學生 們，但是開始有了小資式的生活情調，讀讀日文雜誌，看看電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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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小酒，然而遮掩不住的是酒後莫名的哭泣，像個無辜的小孩那樣， 作家對這些變化的解釋極為簡潔：「是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 遺跡」 （陳映真，2001b：40）。這句話才是關鍵，請大家往下看。 吳錦翔的酒後落淚，後來成為村裡的醜聞。場景是這樣的：他第 一個受徵召入伍學生的家人請他喝送行酒，幾杯土米酒下肚，酒客都 在燈影下照出紅紅的臉，那隻老狗興奮地趴在桌下大口大口啃著分到 的骨頭，狂飲的吳老師喝高了，放鬆地說了真話，突然告訴大家自己 在婆羅洲吃過人肉，同袍之間為了活命，彼此殺了吃（也許還包括前面 提及的同鄉健次），肉很鹹，還冒泡，更可怕的是他連人心都吃過，拳 頭大的心切成一條條，放在便當盒裡拿到火上烤，心跳起來，一尺多 高！酒客們當然聽呆了。此時，吳老師失控，摔了筷子對披上紅色緞 帶要上戰場的學生咆哮，問他吃過人肉嗎？然後就跟小孩一樣哭了起 來。這段高潮戲中，作家當然是延續了「人吃人」的文學傳統，調動了 吳錦翔在南洋吃了同志的慘痛記憶，但是更隱晦的是讓讀者看到，雖 說太平了，一切沒變，青年學生還是得跟日據時代那樣，批上緞帶受 召當兵，更大悲戚的是，這次上戰場得對付著自己的同胞，這是吳老 師對著學生吼叫的原因。但是能怪孩子嗎？發火其實指向自己沒法改 變民族自相殘殺的現實，只能自己大哭吧！ 酒醒後，進入畫面的是鑼鼓歡送隊，跟著穿著花花綠綠喜氣洋洋 的（天真的）家人們，吳錦翔於是「感到一陣空虛，無意義地獨自笑了 起來。鑼鼓的聲音逐漸遠去，但那銅鑼的聲音仍舊震到人心裡面」 （陳 映真，2001b：43）。別人歡喜地送走報國青年，他處於完全沒有人可 以理解的心境，虛無至極，鼓聲的餘音穿刺著心中的痛處。到這裡， 他大概心意已定，原來打算把改革的社會責任傳授給學生們，最後學 生還是得被送上戰場打自己的同胞，這樣繼續做老師還有什麼意義？ 不如歸去。 吳老師吃人的故事當然快速在無聊的山村中散播開來，上課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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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用死屍一般的眼光盯著他。他不住地冒著汗」 （陳映真，2001b： 44） 。於是，原本就很瘦小的錦翔越發消瘦。兩個多月後，根福嫂在房 裡發現愛子不告而別歸西了！「左右伸張的瘦手下，都流著一大灘的 血。割破靜脈的傷口，倒是十分乾淨的。白色而有些透明的，那種切 得不規則的肌肉，有些像新鮮的旗魚肉。眼睛張著。門牙緊緊地咬著 下嘴唇，襯著錯雜的鬍髭、頭髮和眉毛。無血液的白蠟一般的臉上， 都顯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深深懷疑的顏色」 （陳映真，2001b：44-45） 。在 康雄之後，作家再次冷靜地觀望著自戕的左翼青年，切割的細膩刀法 與後來的小說中常常出現的魚眼讓人毛骨悚然，咬緊門牙的嘴唇似乎 是在忍痛，奇怪的是失血的白蠟色臉孔卻透露出不解的疑惑，像是離 開人世都還有著莫大的疑惑。寡母坐在兒子身旁，一語不發，時而觸 摸著割開的傷口，時而看著血灘上飛舞著金頭蒼蠅。中午時分，根福 嫂才回過神來開始嚎啕大哭，年輕村民對此悲鳴的晦氣心存不悅，老 人們欲語還休保持緘默。「那天夜裡有極好的月光，極好的星光，以及 極好的山風。但人們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提早關門了」 （陳映真，2001b： 45） 。雖然命還不錯，來送行的是最美好的星月山風，還是得擔心吳老 師散去的魂魄來串門子吧！ 吳錦翔的死因當然可以歸諸酒後失言，洩漏祕密後承受不了小村 中人們異樣的眼光，這只是導火線或是作家的障眼法，關鍵還是在於 「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到底意味著什麼？作家沒有展開也不能 訴說的是，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撲殺行動已經登場，落單的左翼青年活 在當下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投案入獄，一是退一步求生存，至少 作個有良心的人，但是卻又沒法抹去心中的鬱悶，只能藉酒澆愁— 對岸社會主義的大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而此岸卻在分斷中只能淪為 空想，對現實是這樣的認識，生存理想的幻滅是何等的大崩解。我猜 想 60 年代落單的左傾讀者們，讀到這裡─「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 大概不少人顫動失聲，無法自已；也正是在這兒，作家發揮了凝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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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把散落四方的同路人在心神上糾集在一起，像是單線連絡一 樣，分別與「陳映真」的代號發生關係 8。成長在 70、80 年代的我這一代 人，可以理解但是沒法充分體會左翼前輩二、三十年來的憋悶，他們 是如何扭曲自己、委屈求全，以求留下些香火，在僅存的限制空間 下，他們把「知識變成了藝術」 ，他們把「思索變成了一種美學」 ，他們 把「社會主義變成了文學」，以極其迂回的方式 —用前輩施淑老師 （2011）的說法—對外通風報信，在當時起了關鍵的、承先啟後的作 用 9，同時留下了重新認識左翼精神史的資產， 〈鄉村的教師〉是至為重 要的歷史文獻。 1960 年的台灣，相對於正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獨立運動，是沈悶 而孤寂的，但是或許接近於分斷體制正在形成的南韓。當時韓國的民 族文學是否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攪動著不甘的沈寂？是值得追問的 研究方向。 慢讀〈鄉村的教師〉讓我們發現的是文本所提供的雙重閱讀的可能 性，一方面浮現的是活在 1960 年的青年作家，如何開始思索著戰後初 期的台、日、大陸的三角關係，如何真誠地展現對於祖國的嚮往，同 時又清楚地意識到停留在血緣關係上的民族情感的侷限性。另一方 面，作家透過重述 1945 至 1950 年代初期，拉出一條與當下（1960）的 立體關係，相當清醒地認識到左翼政治在當前能夠開展的零星希望。 如果要在前輩吳錦翔那兒學到些什麼的話，那該不是一了百了，而是 如何把社會主義變成文學，棲身在藝術的場域中繼續累積，以美學為 媒介散播火種，等待時機。 這兩重閱讀所共享的是同一個歷史結構，就是 1895 年之後的兩岸 8

2009 年許多以陳映真創作 50 年為名的活動相繼舉辦，圈子裡的朋友非常訝異，居然 出現了這麼多陳映真的地下黨員。我估計陳先生本人其實清楚哪些人是粉絲，哪些 是隱藏起來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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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鄭鴻生（2010）的重要文章，該文討論六十年代陳映真的作用以及後來逐漸在文 化上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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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斷，到了 1950 年代二次深化，沒有殖民分斷的存在，吳錦翔無須對 祖國熱情地嚮往，沒有冷戰分斷體制下政權之間的你死我活，戰後左 翼在台灣無須扭曲求全。

「他會見了被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滅的歷史……」 1960 以後，左翼路上的陳映真在 1964 年碰上日本年輕外交官淺井 基文是一個轉折 10；在思想封鎖閉塞的年代裡，依靠著過去的舊書沒有 辦法建立起對當前世界的認識，淺井藉身分之便提供了一扇通往激進 知識的窗戶。陳映真在 1993 年的〈後街〉中表達了他的感念，尤其是在 互動中深深體會到左翼跨界的同志連帶 11， 這或許對他及參與 1965 年 開始的讀書會 12 的成員來說，都是在生命早期實踐中就已形成國際主義 世界觀的重要契機。有了讀書會當然解除了部份落單的孤寂感，但是 保守的政治現實並沒有因而不再讓人絕望，而思想上的逐漸與現世貼 近，似乎逼出了另一種心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66 年以後的作品， 「都明顯地脫卻了他個人的感傷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相對地增添了嘲 弄、諷刺和批判的顏色」 （陳映真，2001a：20-21） ，代表作該是〈唐倩 的喜劇〉，批判的矛頭清楚地指向已經形成崇歐風尚的思想界，而批判 的外在動力則來自文革初期的浪漫主義與國際反越戰運動。再走下 10

這部份的討論，資料來自於 2010 年 7 月 29 日與丘延亮的對話，他跟陳映真因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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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這樣陳述： 「他第一次生動地體會到，對於建立一個真正和平與進步地世界深

案子被捕入獄。 信不疑的善良的人們之間，真摯又嚴肅熱情的超國境的團結與友誼，是完全可能的」 （陳映真，2001a：20） 。這當然不是一個單向而是互動的關係，在 2011 年 2 月 8 日筆 者在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和平研究所的訪問中，淺井先生很坦誠地說，與陳映真的交 往改變他一輩子。 12

2010 年 7 月 30 日，就丘延亮的記憶，讀書會維持約三年，讀書內容至少包括以下： 「毛選、老三篇、新民主主義論；九評；魯迅全集；蘇金傘詩集；艾思奇《大眾哲 學》；普列哈諾夫；費爾巴哈；30 年代文學、巴金、老舍、田漢……；馬克思：霧月 十八、德意志意識型態、資本論……；易卜生；舊俄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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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回頭來看，就會「幼稚地走上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 （陳映真， 2001a：21），沒有條件，心有不甘，只能硬幹，投獄成為邏輯上必然 的結果。 1968 年入獄是又一次更為關鍵的轉折。當時他已經是成名的作 家，估計在獄中已經近 20 年的老同學 13 們對他是極其關愛，都想把武 功傳授給這個被判十年、遲早要出獄的年輕人，在眾人合力的加持 下，陳映真就算沒有被吸收也自願認同為精神黨人，終於推向一條與 過去聯繫起來的堅定的左翼道路。因為沒有讀到獄中時期思想與精神 氣質的轉變狀況的文字，以下再次引用〈後街〉這段經常被引誦的文 字，似乎能管窺作家那時與歷史相遇中的悸動，帶來終生承擔的深 情：

穿越時光的煙塵，他噙著熱淚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靈魂 的戰慄諦聽那逝去一代的風火雷電。獄中多少個不能成眠的夜 晚，他反反覆覆地想著，面對無法迴避的生死抉擇、每天清晨不 確定地等候絕命的點呼時，對於生，懷抱了最渴切的眷戀；對於 因義就死，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五○年代心懷一面 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 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對於他，再也不 是恐懼、神祕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 激昂的青春。他會見了早已為故鄉腐敗的經濟成長所遺忘的一整 個世代的人，並且經由這些倖存於荒陬、孤獨的流放之島的人 們、經由那於當時已仆死刑場二十年的人們的生史，他會見了被 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滅的歷史。 （陳映真，2001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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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進步圈中，老同學用來指稱 50 年代以後入獄的左翼分子，這群前輩在監禁中 沒浪費時間，相互學習，這群人被暱稱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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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高度濃縮、極具思想爆破力的文字，生產於 1993 年的解嚴後，是 認識陳映真左翼道路的關鍵，幾乎解釋了他出獄之後整體工作開展的 動力之所在。侷限在寫作計畫的層面來看，鈴璫花系列是具體的展 現，這段文字幾乎是〈山路〉、 〈趙南棟〉與〈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三篇創作的壓縮版。獄中，青年作家與左翼運動的歷史接上了頭，掉 著眼淚，跨越時空，以仰望的心情聆聽左翼前輩的激情故事。在〈趙南 棟〉那裡，我們看到革命黨人宋蓉萱、許月雲、林添福不無眷戀地等待 從容就義時刻的來到，那一代人的骨氣與勇氣作家看在眼裡，刻骨銘 心地承繼了先走一步的同志們的志業。在〈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那兒，我們看到飛躍在雨夜苗栗山區樹林中連絡黨人的徐慶蘭、黃逢 開、羅坤春，正是在他們生命的搏鬥中，作家承繼了打造紅色新中國 的熱情與韌性。〈山路〉則試圖殺出重圍，透過蔡千惠的大愛，讓在資 本經濟快速發展年代成長的李國木這一代人，重新記起逐漸被遺忘 的、50 年代遭撲殺的兄長李國坤與獄中 30 年的同志黃貞柏。如何留下 這段在台灣的紅色革命及被暴力摧毀的歷史，如何確保這段屬於左翼 的歷史不被消滅、湮滅與污衊，如何承繼前輩的精神與未完成的任 務，這些構成了陳映真 1970 年代至今的主要工作。今天來看，他做到 了！ 獄中七年的外在世界，除了正在高漲的文革運動，歐美四起的學 生運動，與亞洲地區的左翼地下武裝鬥爭之外 14，島內外保釣運動激動 的展開 15， 文化上的民歌運動蓄勢待發 16，文學上現代主義與民族文學 的論爭也悄然登場，囚禁在高牆之內的作家對外界的感受是： 「不知如 何 而 來 的 一 陣 春 風， 是 怎 樣 開 始 要 煽 動 星 星 之 火 ……」 （陳 映 真，

14

參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 7, No. 4, 2006, special issue on “The Asian

15

參見鄭鴻生（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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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張釗維（2003） 。

Sixties”.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2001a：23），他顯然蠢蠢欲動，只恨鎖在獄中無用武之地。 1975 年 7 月蔣公逝世，特赦出獄的陳映真九月底以許南村的筆名 寫完了復出社會（文壇）的告白書〈試論陳映真〉 。在這篇從自省出發展 望未來的文章裡，看到的是獄中七年停筆沈思的總結，隱約中承載了 左翼分析語彙的含量與姿態，該是 1965 年讀書會以來，與老同學相遇 後，在知識上的結晶，算是與早期鬱悶感傷的基調告別。許南村以市 鎮小知識分子的作家概括了過去的創作，又以 1965 年為分水嶺，1959 至 1961 的慘綠向 1961 到 1965 的青蒼的色調移轉；1965 年之後，感傷 主義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諷的色彩。對於這 個變化的過程，前面已經提出了解釋，不再重複。 〈試論陳映真〉需要被認真討論的是文中對未來的想法，依據的是 他對於現代史的理解。顯然，在 1975 年，陳就對省籍問題所牽動的統 獨問題有非常清楚的看法，他認為本省人具有分離意識的部份，來自 於帝國主義的運作，雖然沒有點名，但指稱的是戰前日帝與列強入 侵，戰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介入，阻絕了對歷史整體的正確認識。孤 立起來，從小市民簡單的角度來看待混亂與落後的中國，而沒有看到 中國正在走向「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地動天搖的過程中」 （陳映真， 1988：11），是產生分離意識的主因。這裡指出的歷史認識論的錯誤， 點到為止，沒有言明的是 1949 年中國共產黨的獨立建國，是歷史上驚 天動地的大事，卻被國共內戰與全球冷戰雙重體制下的史觀所遮蓋。 雪上加霜的是，大陸來的部份外省人承繼了他稱之為「前近代的大華夏 主義」 （陳映真，1988：11）的遺毒，激盪了分離主義的生長；今天來 讀，能夠指出大華夏主義的批判基礎，該是與陳所深信的第三世界論 有關，中國已經不是古人幻想的宇宙的中心，而是跟其他第三世界國 家一樣，試圖在殖民、戰亂中重新站起來。因此，他對「在台灣成長的 年輕一代新銳的、革命的中國文藝工作者」 （陳映真，1988：12）喊 話，要大家「克服和揚棄落後的大華夏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所殘留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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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意識、孤兒意識或棄兒意識，重新建立我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 體的地位，昂揚地前進」 （陳映真，1988：12）。對日據、美帝二者反 動卻又無力的古老大華夏主義，造成了喪失主體精神的哀怨自卑，把 問題往外指向帝國主義，對內指向封建落敗而使台灣被祖國丟棄，這 些顧影自憐的真實情結，阻擾了前進的力量，必須透過分析與自省才 能克服，重建批判的主體性。他以文藝工作者為對話對象，暗示的是 對於局勢的分析，亦即，左翼未來的工作只能在文化生產的場域中展 開：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人們總是在各種藝術作品中尋求他們生活 中最急切的諸問題的解答；尋求指導他們的人生的理念；尋求他 們在起而變革生活和世界時所能信賴和認同的人物底形象；尋求 經過各種藝術形式集中起來的民眾自身的願望和心聲。因而文藝 工作者就應該有自覺的自己批評的意識，謙抑謹慎，同一切願意 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貢獻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一道工作，一起 進步。（陳映真，1988：12）

與其說是對藝文工作者的期勉，倒不如說是許南村對陳映真的冀望。 獄中七年不但沒有讓青年陳映真閉門懺悔自己身上藏匿著左翼思想， 反倒是閉關修煉，出關後鬥志昂揚，增進的武功終於派上用場，想要 點燃星星之火的驅力躍然紙上。因此，1979 年 10 月再次被捕偵訊，是 可以想見的，後來 70 年代後半在《夏潮》 ，80 年代中期在《人間》 ，乃至 於 90 年代在《人間叢刊》的工作，可以說是依循著以上宣示的精神前 進。換個角度來看，與早期不同，70 年代中期出獄以後的陳映真不再 處於孤立狀態中的孤獨，也不再有時間孤單，活在左翼團體中，扮演 著思想界紅色旗手的角色—當然，這也許是進入不同種的孤獨。 在以上鋪陳的幾個脈絡中可以想見，出獄後的創作與以往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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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在於以堅定的思想為後盾、前導的規劃性甚強，1982 年 12 月出版 了華盛頓大樓系列後，1983 年 4 月、8 月就陸續在《文季》發表了〈鈴璫 花〉和〈山路〉。或許是因為規劃、執行《人間》雜誌的出刊，一般被視 為鈴璫花系列的第三篇〈趙南棟〉，到了 1987 年 6 月才問世。1987 年解 嚴後，思想管制逐步拔掉，陳投入政治運動，1988 年 4 月參與成立中 國統一聯盟，出任首任主席，同時全力投入《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 刊》，提供左翼思想理解、介入現實的分析武器，至 1993 年 7 月，共計 出版六卷，為台灣 90 年代以降的戰後台灣研究奠定了思想與理論的基 礎，影響甚巨。在暫時的喘息中，1993 年 9 月底完成了〈當紅星在七古 林山區沈落〉 ，1994 年 1 月正式出版。 如果把〈鈴璫花〉 （1983） 、〈山路〉 （1983） 、 〈趙南棟〉 （1987） ， 〈當 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1993）視為同一個系列的寫作計畫，讀者可 以很清晰地看到政治氣氛逐步鬆綁的軌跡，〈鈴璫花〉中的左翼分子高 東茂處於文本的周邊位置， 〈山路〉的主體是黨人的眷屬蔡千惠，1987 年解嚴之際，雖然情勢尚未明朗，〈趙南棟〉中左翼分子葉春美、趙慶 雲等人已經以主體姿態出場，以倖存者的角色追憶過去，到了 1993 年，革命行動者成為〈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的主體，對左翼歷史 的書寫就此可以毫不避諱，火力全開了。

「高東茂老師的那一雙倉惶的、憂愁的眼睛」 〈鄉村的教師〉在陳映真的小說世界中留下一個原型人物—年輕 的男老師，這個角色一直有著濃厚的作家本人的身影，透過他來觀看 世界，包括〈賀大哥〉 （1978）中的美籍青年賀大哥， 〈雲〉 （1980）的張 維傑，〈趙南棟〉 （1987）的趙爾平，而後來這些年輕老師中唯一左翼面 貌比較清晰的就是〈鈴璫花〉 （1983）中的高東茂。1960 年〈鄉村的教 師〉之後，到了 1983 年左翼分子才又陰魂不散地再次回到作家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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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高老師最後跟吳老師的結局一樣，只是這次是被當局槍斃的。 〈鄉村的教師〉的歷史場景座落在 1945 年到 1950 年代初期的山地農 村， 〈鈴璫花〉可以說是〈鄉村的教師〉的延續，起點是 1950 年，結尾落 到 1980 年初期，地點從山村搬到了小城鶯鎮。故事的韻調是透過敘述 者莊源助的視野，追念著幼時的好友、窮人家小孩曾益順，讀來與魯 迅在〈故鄉〉中寫的閏土有幾分神似。情節環繞著阿順與阿助孩子間的 玩耍世界展開，對於生活極其細膩的描寫讓讀者貼近 50 年代小鎮中的 點點滴滴：廢棄的磚窯廠，養著小蛇的破水缸，日人留下的彌勒佛 像，小女孩身邊的黑土狗，盤旋在空中慵懶的老鷹，相思林下長滿月 桃花的小山丘，光復後被塗掉部分文字的日軍征台紀念碑，通往外界 的火車道，偷摘花生米烤了果腹，私藏的石榴樹……，小說的生活環 境由這些童年細物構成，夾帶著正在轉變中的政治社會：中年級唱說 課的陳彩鸞老師，彈著風琴用她的閩南腔教學生唱著剛學來用普通話 發 音 的 愛 國 歌： 「太 陽 出 來 亮 晃 晃， 中 國 的 少 年 志 氣 強， 志 氣 強 唉……」 （陳映真，2001c：5），阿順踩著光亮的鐵軌，哼著〈台灣光復 歌〉 ，當然，作家也在愛國歌曲類中偷渡了阿順從高老師那兒學來的 〈救國軍歌〉17：「槍口對外，齊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陳 映真，2001c：16）。經查證，這是老共動員愛國群眾的歌曲。 高老師在整體敘事中一方面主體面貌不明，一方面又跟幽靈一樣 繪聲繪影地盤據著關鍵的位置，他的在場是透過阿順烘托出來的，連 逃學都會提起高老師會不高興的擔心。阿助比阿順稍微年輕，出生在 1937 年左右，家庭狀況相對可以。阿順大約是在 1935 年生長在窮苦的 佃農家庭，家裡窮，唸不起書，到了十歲還沒進小學。光復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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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百度百科，這首歌是 1935 年陳凝秋（塞克）在上海作詞，依據的是共產黨八一宣 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對照來看，歌詞與〈鈴璫花〉有些許出入： 「槍口對 外， 齊 步 向 前 進！ 不 傷 老 百 姓， 不 打 自 己 人！」參 見：http：//baike.baidu.com/ view/14604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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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的遠親放回來後跟阿順老爸說： 「現在是咱中國的時代，人人都要 讀書識字，建設中國什麼的……」 （陳映真，2001c：30） ，脫離殖民地 要學國語、為國服務的帽子一戴，這才進了小學。後來該是被二二八 捲入，這遠親就不見了，阿順的老爸看到唸書唸到被抓，不唸也罷： 「讀書做讀書人，做官有分，殺頭也有分，阿爸說了，我們還是戇牛， 戇戇的過日好些」 （陳映真，2001c：31） 。唸書是上升、是通往政治的 捷徑，好事壞事都可能，二二八肅殺地登場，老爸認為農民還是本分 點，就要阿順休學跟他去學種田。一年後，跟父親換帖的二甲高家的 兒子東茂從大陸回來了，在外面世面見得多，說服了阿爸再次把阿順 送進學校唸書。在阿順記憶中，這個高老師當初是被拉去當日本兵而 去到大陸，去了就投奔對方，替中國做事，雖然沒細說是做什麼事， 替誰做，隱約中對照後來故事情節的發展來看，高老師有可能是從大 陸那邊潛伏回台做工作的。對阿順而言，高老師所作所為都深深鼓勵 著他這樣的窮人家小孩；高老師不只反對放牛班與升學班的劃分，後 來強制分了，便自願做放牛班導師，還叫阿順當班長，讓他深深感受 到「莊里人，並不就是沒有路用的人」 （陳映真，2001c：31） 。後來老 師被抓走了，就「再沒人把放牛的當人看喲」 （陳映真，2001c：32） 。 跟吳錦翔一樣，高東茂對窮苦農民的孩子有強烈的親和力，不僅教他 們一些實在的生活技能，像打算盤、記帳，也教他們畫畫、唱歌陶冶 性情，還在校方反對的壓力下帶他們去窮學生家幫忙種地，整理衛生 環境，傳授耕作的知識。少不了的是灌輸了不少以前沒有的思想： 「分 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階級歧視；說窮人種糧食卻要餓肚子；說窮人蓋屋 子卻沒有房子住……。」 （陳映真，2001c：17）以上這些左傾的思想估 計是高老師後來被抓走的黑資料吧。 阿順跟阿助深厚的情誼，除了在溪邊坦誠相見，看到了有些青春 情動的小雞雞外，與筍龜有關。有錢人家小孩跟阿順訂購了夏天盛產 的昆蟲，筍龜，到放牛班找阿順，阿順交不出貨，產生爭執，被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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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謝醫生的兒子介傑推倒，要他還錢。此刻高老師進了教室，討錢的 人一哄而散，只剩下想替阿順解圍的阿助還呆站在那兒，糊裡糊塗地 被生氣的高老師狠狠打了一巴掌，腦子直冒金星，跌坐在地的阿順當 然很歉疚，怎麼會這樣。下午回家的路上，老師帶著阿順表達了誤解 的歉意，用他憂愁的眼神對阿助說： 「分班是……大人做的壞事」 ， 「老 師的錯，在於用一個壞事來反對另外一個壞事。啊，不懂吧？總之， 老師對不起你了」 （陳映真，2001c：19） 。動手打人對付有錢人的小 孩，當然不對，而沒有階級意識的阿助卻是很難理解為何無故挨了一 巴掌，但是老師放下身段的道歉，不僅讓阿助含淚釋懷，也讓阿順理 解到老師對他的呵護而下淚。老師接著說： 「我們都不要讓別人教你們 從 小 就 彼 此 分 別， 彼 此 仇 恨，」 「啊， 彼 此 ……」 （陳 映 真，2001c： 19） 。高老師教孩子們不要用出身背景的差別來分彼此，這也是他反對 分班的原因，分班會造成更大的階級分化，違反了有教無類的原則， 會讓家庭物質條件不好的同學更為弱勢。其實，阿助對阿順的羨慕， 正來自阿順豐富的生活知識與野孩子的興味：阿順帶他偷看小學教室 改成的禁區軍營；白頭翁的聒噪是受傷吐血的二叔不祥的徵兆；到哪 兒可以偷摘花生，摘完該怎麼烤，等等。現在經過這次高老師有心化 解誤會，不僅恢復而且更深化了兩人的情誼，這大概也是阿順特別對 高老師感念的地方吧。 寒假後開學，高老師不見了，阿順聽說是過年前的雨夜裡，吉普 車載來了三個人去家裡抓人，高老師撞破後窗飛出，奔逃藏匿在大湖 鄉間的稻田裡。這件事，阿順深鎖心中，深感迷惑不解，從此高老師 三個字成為大人提醒的禁忌。對於高老師的思念，於是只能化成隱喻 來出場，準確地描繪了左翼分子 50 年代的（不）存在方式： 翠綠色的小蝗蟲從我們走過的茅草床中，向著兩邊飛竄，在空中 留下劈劈拍拍的振翅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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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隻紅衣的！」阿順叫了起來。 一隻碩大無比的，湛綠色的蝗蟲，正從我們的眼前飛躍而起。粉 紅色的內翅，在陽光中變成一團明媚的粉紅色的彩球，悠然地飛 向遠遠的茅草地上。（陳映真，2001c：21）

阿順大概會激動地把那隻紅衣的蝗蟲幻化成高老師的替身，能夠展翅 向遠方自由的飛去，但這都只是童心的期盼，遮掩著作家的懊惱。 〈鈴璫花〉裡有一個奇怪的角色，滿口金牙的大個子外省人老金， 他一個人來到鶯鎮，沒人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工作，但是有錢有勢的人 都買他的帳，像鎮裡從上海回來的余義德不只把房租給了他心存厭惡 的外省人，連才 20 歲的大閨女都嫁給了老金。這位余先生是典型的親 日派，在上海替日本人做事，家住日本區，兒女只准講日語，現在日 本戰敗，發現站錯邊了，回台攀附了老金的關係，當上鎮裡的戶政課 長，開始用上海土腔大談三民主義建設中國。故事發展到最後，老金 大陸上的大太太跟女兒居然來台灣了，結果老余被遺棄的女兒上吊死 在「後壁山」，老金大概是託了關係才幫岳父調升農會總幹事，算是還 死債吧。作家沒有細說，一種閱讀方式是，老金是情治單位的象徵， 地方角頭都怕他三分，不義不德、賣女求榮的余義德先生，就是依靠 著國民黨惡勢力步步高昇。估計，高東茂被抓，老金大概脫不了關 係。作家在 1983 年沒法公開譴責威權體制的倒行逆施，只能嘻笑怒罵 地諷刺了抓耙仔老余跟殺千刀的老金。 破窗逃跑的高東茂，落得沒路可走，回到學校附近，藏匿在小山 丘上廢棄碉堡旁的山洞裡。逃課在山上玩耍的阿順與阿助，用力地拉 完野屎後，探險式地來到這個雜草叢生的碉堡，正要進洞，突然一個 人影快速奪門而出，阿順第一時間就認出來那是高老師，驚叫了一 聲，等他慢下腳步回過頭來，阿助還是不能確認， 「髒髒的長髮，深陷 的面頰，凌亂而濃黑的鬍鬚，因著消瘦和汙垢而更顯得巨大、散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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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的驚恐的，滿是血絲的眼睛」 （陳映真，2001c：44-45） 。這能是高 老師嗎？阿順沒法自持地開始低泣，痛心老師淪落到這樣不堪的地 步， 愣 在 一 邊 的 阿 助 才 慢 慢 看 出， 這「鬼 魂 一 般 的 人」 （陳 映 真， 2001c：45）的確是高老師。高東茂「開始以極度恐懼的神色，左右顧盼 著」 （陳映真，2001c：45），要他們二人躲進洞再說所發出的聲音，像 是「一個極其老衰的老人」 （陳映真，2001c：45） 。高老師彎腰入洞， 衣著破爛單薄，身上發出臭味：

他靠著比較陰暗的一面石壁，坐了下來。他幾次躲避了我們兩雙 疑惑、哀傷而又同情的眼睛，終於低下了頭。 「走吧。」他微弱地說： 「走吧。」他忽然驚醒似地抬起頭來，睜開 寓藏著無量數的懼怖和憂傷的眼睛，「不要告訴別人好嗎？不要告 訴任何人。」 （陳映真，2001c：45）

在這場師生不期而遇的場景中，雙方都沒說太多話，但是情緒激動， 不能自已。這個眼神中充滿著恐懼的鬼魂，已經失魂落魄，得躲在幽 暗處才能維繫最後的一點自尊，他已經沒有能力以老師的身分正視心 愛的學生。作為一個被追捕的逃犯，你要他跟學生說什麼，只能閃躲 著對他們發出同情的眼神。不只是無言以對，而是擔心連累了阿順跟 阿助，兩次發出的「走吧」 ，其實是那樣的無奈與不甘，在逃跑追捕的 情境下連多跟學生講幾句，都變成是奢侈品。突然驚覺他們出去後若 走漏消息，不僅自己陷入危機，也會株連他人，更不願意阿順把他敗 落的處境讓其他學生知道，高老師帶著充滿了恐怖與哀傷的眼神，懇 求他們保守祕密。離開山洞前，滿臉熱淚的阿順把身上僅有的財產， 一口袋的花生，留給了高老師，阿助也跟進掏出所有的花生，並且允 諾明天一早送飯來。第二天，兩人回到山洞時，發現高老師已經走 了，雖然不完全意外，阿順依然再次下淚，捨不得落難中的恩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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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個與高老師生離死別的場景中，阿順與阿助從此分道揚鑣：

阿順只是沈默地走著。我就這樣跟著他一前一後地走在清晨的大 漢溪埔上，看見他久久就抬一次手拭淚的背影。一直到我跟過了 那滿開著鈴璫花的花樹做籬笆的， 「客人仔蕃薯」的女人的家，不 知為了什麼，忽然覺得我不應該再這樣跟著阿順。讓他一個人 吧，我忽然對著自己說。我緩緩地立定了腳，在那欣然地開著粉 紅色的鈴璫花的籬笆下，目送著阿順一邊拭淚，一邊走遠了。（陳 映真，2001c：48）

這段延展性很強的濃縮文字中，透過與作家年齡相仿的阿助的眼睛， 高老師所彰顯的是整個 50 年代流亡、逃跑中左翼分子的形象：鬼魂一 樣，在驚嚇、懼怕、恐怖、憂傷中，藏匿在不見天日的洞穴；從老師 身上得到尊嚴的阿順們，除了不停地拭淚，其他無所可為。阿順後來 的發展方向不明確，但是最後在盛開著的粉紅色的鈴璫花籬下的分 別，他的含情遠去似乎暗示著他會是高老師路線的承襲者；或許，沒 有想到的會是後來考上台北的 C 中，在車站的告示牌上看到被紅筆劃 過的高東茂名字，最後考上大學工科的莊源助，他在碰上撲天蓋地的 反共宣傳文字時，就會喚醒「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懷」 ，遙想著高老師 那雙「倉惶的、憂愁的眼睛」 （陳映真，2001c：49） 。阿助如果後來沒 有直接參與左翼運動，至少也會在心中默默的支持社會的民主改革吧。 在追念 50 年代左翼處境的前提下，象徵意味極濃的「鈴璫花」 ，到 底該如何理解？

籬笆上開滿了一朵朵標緻的鈴璫花兒。五瓣往上捲起的、淡紅色 的花瓣，圍起一個嬰兒拳頭那麼大的鈴子。長長的花蕊，帶著淡 黃色的花粉，像個流蘇似地掛在下垂的花朵上，隨著風輕輕地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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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彷彿叫人聽見「叮呤，叮呤」的鈴聲。 （陳映真，2001c：2324） 左翼思想在 50 年代，就跟山上築成的鈴璫花叢一樣，飄逸地隨風 蕩漾，然而「叮呤，叮呤」聲音，是沒法聽到的，只能在心中敲響，相 互感應，聽到鈴聲的阿順，也只能隱忍著高老師召喚中的無奈，帶著 感念、怨恨而去。 「鈴璫花」素描了 50 年代左翼抑鬱苦悶的心．情。 1960 年的陳映真藉由吳錦翔投射了左翼無路可走的死境，部分原 因在於吳老師的熱情沒法喚醒學童的生氣，最後還用死屍的眼神回報 他的苦心，失去了對孩子們的希望，走不下去了。1983 年的大變化在 於陳（重新）發現了高東茂老師與曾益順同學之間的深情連帶，化身小 學老師的左翼分子還是在起作用，喚醒了阿順的社會意識，也身教了 阿助對反共文宣的疑惑。雖然高東茂丟了腦袋，曾益順卻含淚前進， 這時的陳映真是抱持著希望的，山路雖窄，還是得走下去。

「風聲鬆了，我會回來拿，你大哥說…… 」 〈鈴璫花〉出版四個月後，1983 年 8 月〈山路〉問世，並在 10 月獲得 時報小說推薦獎。故事直接牽扯到 50 年代政治犯及其家屬的主題居然 受到大報的肯定，連陳映真自己都有點驚訝 18，或許是因為高信疆主編 人間副刊持續突破了一些禁忌 19，或許是思想空間不斷在鬆綁當中，更 18

在〈後街〉中，陳映真這樣陳述：1983 年，「他發表了以 50 年代的反共肅清歷史為題 材 的 兩 個 短 篇 小 說〈鈴 璫 花〉和〈山 路〉 。 後 竟 獲 選 為 那 一 年 時 報 推 薦 小 說 獎」 （2001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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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疆先生 2009 年 5 月 5 日過世。有一種理解是，高先生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人 間副刊做了許多突破，觸犯了當局，所以在 1984 年被調到北美。直到今天，高先生 還被人們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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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該是蔡千惠的生命歷程感動了無數的讀者，文學的力道突破了 政治封鎖。 如果說〈鈴璫花〉刻劃的是 50 年代左翼分子就義前落難的狀況， 〈山路〉則記錄了家屬們是在什麼樣曲折的心情下，隨著大環境的變 化，走過了後來 30 年的日子。 蔡千惠是 1952 年落難的左翼分子李國坤的「未亡人」 ，1953 年，20 歲不到的她，順著通往礦場台車道邊彎曲的山路，自己找到鶯鎮山墺 中極其貧困的李家，開始過著未婚守寡的日子。30 年間，她含辛茹苦 無怨無悔地把自己奉獻給這個家，不只侍奉公婆，還極力爭取國坤的 弟弟國木繼續唸書的機會，讓國木終究能夠自主，有了自己的會計師 事務所，把赤貧的家從山裡搬到了台北東區。表面看來，這是一個相 對熟悉的故事，隨著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鄉下人如何通過教育向上流 動，脫離貧窮、步向小康，但是所謂成功的背後，政治受難者家屬到 底隱藏了什麼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楚？ 〈山路〉開始的場景該是 1983 年在台大醫院的特等病房，大醫師楊 教授帶著一群小醫生查房，向國木盤問著他的老大嫂千惠發病的過 程，換了幾家醫院都查不出病因，但是病人的身心卻快速地衰竭，而 國木跟妻子月香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故事的布局就是環繞著 該如何解釋蔡千惠突然喪失了原有的強韌生命力。 成長在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國木本能性地壓抑掉沒有跟醫生說 起的是：兩個月前的清晨，老大嫂讀了報紙後突然痛哭失聲，引來家 人非常不安，因為幾十年來苦日子都撐過來了，也沒看過大嫂這樣的 傷痛，看了報才知道原來是有四個叛亂犯被關了 30 年，獲得假釋出 獄，老大嫂說其中叫黃貞柏的就是國坤大哥的摯友。報上新聞讀到的 是政治宣傳： 「黃貞柏被送回桃鎮，和八十好幾的他的瞎了雙眼的母 親，相擁而哭。 『那是悔恨的淚水，也是新生的、喜悅的淚水。』 」 （陳 映真，2001d：58）。讀完報，國木放寬了點心，猜想大嫂是因這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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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引發了對大哥的思念，但是卻不知道黃貞柏的出獄撕開的是老大嫂 掩蓋了 30 年從未縫合的祕密傷口。這個祕密直到三個月後，大嫂衰竭 而死，國木整理遺物時發現了大嫂留下一封寫給黃貞柏的信（或謂遺 書） ，才重新認識到大嫂當初入門的真相，找到了足以解釋她最後枯萎 而死的原因。 蔡千惠的信裡談到了其實早在 1940 年後期她就已經跟黃貞柏論及 婚嫁，但是因為貞柏當時已涉入左翼運動，隨時可能喪命，於是要求 雙方家裡暫時擱置訂婚協議。半年後，因緣際會，貞柏把經常提起的 摯友國坤介紹給千惠認識。在這封深情的遺書中，她回憶到，能認識 這位國坤大哥，「感到一種惆悵的幸福的感覺」，爽朗的國坤則是「用他 那一對濃眉下的清澈的眼睛，親切地看著早已漲紅了臉的我」 （陳映 真，2001d：84），字裡行間，千惠如果不是暗戀也是欽慕著國坤。跟 國坤分手後，或許是怕人跟蹤，貞柏跟千惠走了一條通往桃鎮的山 路，山路上貞柏帶勁地訴說著跟國坤的工作，「講您們的理想；講著我 們中國的幸福和光明的遠景」 （陳映真，2001d：84） ，講著她尊敬的兩 個男人之間的國家大事，而一旁的千惠卻是情不自禁地沐浴在少女的 愛戀當中，「我整個的心都裝滿著國坤大哥的影子……」 （陳映真， 2001d：85）。回首來看，現在已經五十出頭的千惠，自知當時是對國 坤有著真情，但是並沒有削減對貞柏的承諾，只是已經超出了小我之 間的愛情：「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彎曲的山路，我堅決地知道，我要做 一個能叫您信賴，能為您和國坤大哥那樣的人，喫盡人間的苦難而不 稍悔的妻子」 （陳映真，2001d：85） 。走完山路，千惠心意已決，嫁給 了革命的大家庭，要讓貞柏、國坤沒有後顧之憂，就算是再苦也都不 會怨嘆 20。這部分解釋了千惠甘於去為喪子的李家吃苦，是早已有了心 20

讀者大概都會注意到，遺書中貞柏與國坤的名字幾乎都是形影不離的，似乎對千惠 來說，這兩個心愛的人早在革命的大傘下合為一體，在心裡上她同時「嫁給」了兩個 男人。我個人對左翼革命文學中如何處理愛情問題沒有研究，似乎值得繼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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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準備，特別是黃家家業豐厚，無後顧之憂。 遺書中同時揭露的內情是，她的二哥漢廷是貞柏與國坤的同志， 在他們被捕後也落網，而漢廷被抓卻是因為父母「看見了整個逮捕在當 時的桃鎮白茫茫地展開，而曾經在中國大陸體驗過恐怖的他們，竟而 暗地裡向他們接洽漢廷自首的條件」 （陳映真，2001d：85-86） ；這裡語 焉不詳的是千惠的父母是哪個時期在大陸經歷過類似的逮捕行動，我 們只能推論是國民黨在大陸清除共黨分子的鎮壓行動，唯一能夠確定 的是二哥的自首原來是為換取免罪，但最終沒能完全倖免。半年後， 蔡漢廷被放回，酒後，沒法逃過良心的自責，向疼愛的小妹說出了牽 連甚廣的逮捕行動。千惠對兄長出賣了同志的行徑，感到「近於絕望的 苦痛、羞恥和悲傷。我必需贖回我們家族的罪愆」 ， 「這就是當時經過 幾乎毀滅性的心靈的摧折之後的我的信念」 （陳映真，2001d：86） 。極 為疼愛自己的兄長背離了革命、背叛了自己深愛的同志國坤與貞柏， 千惠痛不欲生的羞愧與絕望是毀滅性的，必須靠著贖罪才能挽回繼續 活下去的人生。這就解釋了何以千惠在一年後得知國坤被槍決、貞柏 被判終生監禁後，強化了思想上早有的準備，替整個家族來到李家贖 罪。此刻的千惠決心「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活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 量，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 （陳映 真，2001d：87） ，如果說國坤跟貞柏是為了勞動階級的未來，透過把 自己交給革命、交給組織的方式而行動，那麼千惠則是在自身能夠把 握的範圍內，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給了李家。 千惠 1953 年夏天獨自一人來到李家的場景，就像是爭取到救贖的 再生之日那樣，在國木記憶中這是大嫂不斷重訪的最好時光。她總是 說，那天一大早搭火車從桃鎮來到鶯鎮，下了車不敢跟人問路，哪敢 問家裡有人被槍斃的那家住哪兒，特別是在「那慘白色的日子」 （陳映 真，2001d：61） ，鎮上誰家的人幾天不見，肯定就是被抓了。就是在 白色恐怖的大環境，家裡又有兄長被抓斃命的愁雲慘霧中，14 歲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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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坐在家門口觀看著後來他一輩子感念的大嫂如天使一般的從天而 降，救活這個正在瓦解中的家：

台車道的兩旁，儘是蒼鬱的相思樹林。一種黑色的、在兩片尾翅 上印著兩個鮮藍色圖印的蝴蝶，在林間穿梭般地飛舞著。他猶還 記得，少女蔡千惠一邊踩著台車軌道上的枕木，一邊又不時抬起 頭來，望著他家這一棟孤單的土角厝，望著一樣孤單地坐在冰涼 的木檻上的、少年的他的樣子。他們就這樣沈默地，毫不忌避地 相互凝望著。一大羣白頭在相思樹林的這裡和那裡聒噪著，間或 有下坡的台車，拖著「嗡嗡—格登、格登！—嗡嗡—格登、 格登！」的車聲，由遠而漸近，又由近而漸遠了。他，少年的，病 弱的李國木，就是那樣目不轉睛地看著伊跳開台車道，撿著一條 長滿了野蘆葦和牛遁草的小道，向他走來。 「請 問， 李 乞 食 …… 先 生， 他， 住 這 兒 嗎？」伊 說。（陳 映 真， 2001d：61-62） 這是作家出名的文學手法，景是脈絡也是情：相思林映襯了對國坤與 貞柏的思念，而思念又必然是滄茫鬱悶的，來到李家的路上，化作蝴 蝶的國坤展翅相迎，伴隨著千惠不可知的旅途，踏著台車枕木的千惠 看到的是即將在此安生立命的土厝。這個家因政治在鄰里間的孤立感 與少年國木的孤單共震，是在被社會孤立的狀態中，叔嫂兩人的目光 初遇，卻沒有陌生人之間的避諱，這種不忌諱卻引來那群剋人的白頭 翁的抗議與吵雜，搭配著台車來去與枕木撞擊間發出節奏的聲音，為 千惠的到來奏樂。那時身體虛弱的國木聚精會神的看著未來的大嫂， 跳離車道，選了一條坎坷的山路而來。經過一番解釋，說家人不同 意，但是她跟阿坤生前已經都有了約束，阿坤走了，希望阿爸阿母能 收留她，也就這樣，千惠含著歡喜感念的激動進了李家的門。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進了門，在山墺裡當礦工的阿爸，李乞食先生，對媳婦愛護倍 加。只是阿母因為喪子之痛，身體越來越差，得靠著千惠耐心服侍， 人病了，性情也變得躁怒，又不斷呼喚著死去的兒子，千惠也只能忍 辱跟著低泣。你想想，窮人家好容易把兒子送進了師範，最後得到的 是阿爸領回來的草繩打包的舊衣、球鞋和一隻破鋼筆，阿母看到遺物 回家，哭喊著兒子，還得被阿爸提醒要她小點聲，別被鄰居聽到，還 得手捂著嘴，原本身體就不好，這下子心裡的一點指望都沒了，身體 必然每況愈下。秋天，阿母走了，葬在鶯鎮的牛埔山公墓。 阿母去世後兩年，是為了讓阿木能夠唸書吧，千惠進了礦場做了 推煤車工人，綁上護臂與綁腿，戴上斗笠，頂著豔陽，耐著溼透衣衫 的汗水，跟其他女工一起拼了命地工作。 受到左翼思想洗禮的她，逮到機會，就避開監工的視線，把煤渣 倒出車外，讓窮人家小孩可以掃回家用，大嫂機會教育著陪她來工作 玩 耍 的 阿 木： 「同 樣 是 窮 人 …… 就 要 互 相 幫 助」 （陳 映 真，2001d： 80）。有時千惠還偷偷唱著從國坤那兒學來的日據時代工運分子教育群 眾的三字集：「故鄉人，勞動者……住破厝，壞門窗……三頓飯，蕃薯 簽。每頓菜，豆酺鹽……」 （陳映真，2001d：80） 。此刻，作家自然又 藉景生情，「太陽在柑仔園那一邊緩緩地往下沈落。大半個鶯鎮的天 空，都染成了金紅的顏色。風從相思樹林間吹來，迎來急速下坡的台 車，使伊的頭髮在風中昂揚地飄動著。」 （陳映真，2001d：80）疲勞的 工作場域驟然之間在勞動歌中被金紅色的夕陽所渲染，心情是高昂震 動的，教育不了群眾，至少把阿坤的精神傳遞給阿木。坐在快速滾動 的台車中的阿木，此刻看到的大嫂， 「伊的雙顋因為竟日的勞動而泛著 粉紅，伊的眼中發散著並不常見的、興奮的光芒」 （陳映真，2001d： 81），作家要傳達的不只是勞動之美，也是千惠身體中蘊藏的被壓抑的 思想在瞬間釋放出來，特有的光亮，力道中所儲存的能量正是她能夠 活下去的依託。她說，那時的阿坤正在改寫這條歌，因為已經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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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了，該有新的內容， 「後來，風聲緊了，你大哥他把稿子拿來 託我收藏。風聲鬆了，我會回來拿，你大哥說……」 （陳映真，2001d： 82） ，結果……。1983 年風聲鬆了點，作家才敢讓千惠說了這一段，而 1950 年代的風聲鶴唳使阿坤從此沒法回來取歌譜，改編的三字集的手 稿大概也只能流落到千惠心中的暗室。阿木想問又不敢問，只能「落入 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沈默裡」 （陳映真，2001d：82） ，白色恐怖受難 家裡的小孩成熟得早，少年時就知道得學習沈默，不去觸碰大人們的 傷口吧。傷痛波及的不只是阿母、阿爸、大嫂，這也是大哥死在刑場 的禁忌所帶來的連鎖效應：

幾十年來，大哥一直是阿爸、大嫂和他的渴念、恐懼和禁忌，彷 彿成了全家—甚至全社會的不堪觸撫的痛傷……而這隱隱的痛 傷，在不知不覺中，經過大嫂為了貧困、殘破的家庭的無我的獻 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驅迫著李國木「迴避政治」 、 「努力上 進」。使一個原是赤貧、破落的家庭的孩子的他，終於讀完了大 學。（陳映真，2001d：82-83）

這段極為簡短的文字壓縮了政治受難者家屬的長期處境：李國坤是家 人思念的對象，但是因為政治的禁忌，夾雜著說不清楚的怨恨與羞 恥，又怕影響到還不懂事的下一代，於是不能透過家庭的悼念儀式抒 發哀傷之情，而這個龐大的陰影又不時籠罩著全家。特別是，1950 年 代尾，礦場沒落，阿爸是第一批失業的工人，為了家計到台北當建築 臨時工，不慎從鷹架上摔了下來，就這樣走了，跟阿母一起埋在牛埔 山，從此千惠就當起家來。長期活在這樣壓抑的氛圍當中，大嫂為了 拯救這個殘破的家，無止境的犧牲奉獻於是就成了近乎聖化的推力， 自自然然的把國木推向只許成功的上進之路。作家沒有正面提出控 訴，但是已經把 50 年代的屠殺看成是整個社會不敢公開的傷口，平反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的訴求等於已經提上檯面。最讓人心痛的後遺症是，只能藉由遠離政 治，自我消音，按照黨國體制所規定的渠道才能換取脫離貧困、苟且 偷生，這其實是戰後左翼家屬的共同狀態，李國木只是這個狀態的化 身。但是，故事沒有結束，歷史是不斷變動的過程，風聲鬆了、警報 解除，李國木，乃至於女兒翠玉，或是被牽連的左翼後代們到底會採 取什麼態度與行動？是按照已經形成的軌跡回避政治？還是積極介 入？至少到 1987 年解嚴前，要選擇介入很困難，趙南棟是個例子，到 了 1989 年後的大世界已經全部改變了，全球快速右轉，左翼已然成為 過眼雲煙嗎？ 直到 1980 年代初期，根據大嫂的說法，是因為美麗島事件後，人 們開始不怕政治了，一家人才在阿爸阿母墳旁替李國坤豎起墓碑，埋 下保存了二十來年的遺物，「那時候，大嫂毋寧是以一種欣慰的眼神， 凝視著那荒山上的新的黑石墓碑罷」 （陳映真，2001d：70） ，千惠終於 完成了長年未了的心願，50 年代槍決的政治犯的衣冠塚重新出現在牛 埔山上的公墓。不僅如此，大嫂也把大哥的照片放大，掛在家中： 「修 剪得毫不精細的、50 年代的西裝頭，在台灣的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天空 下，堅毅地瞭望著遠處的，大哥的略長的臉，似乎充滿著對於他的未 來的無窮無盡的信心」 （陳映真，2001d：69-70） ，國坤雖然死不瞑目， 但是最起碼在小範圍內與家人重新見面了，眼神中依然是堅毅地瞭望 著未來，讓月香、翠玉看到他的英姿，而不必再閃爍其辭。 就像 1960 年作家對吳錦翔的哀悼那樣，透過書寫聯繫了地下同 志，蔡千惠讓李國坤能夠開始重見天日，估計〈山路〉極可能是第一波 公開廣為傳閱的文字，開始平撫無數受難者家屬的心靈，讓她

他們

50 年代先走一步的父母、兄姊能夠重新回到家裡，繼而在 90 年代形成 更大規模的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平反自救運動。 國坤的墓碑立了，葬在父母身邊，國木也成家立業了，生活好過 了，千惠算是完成了當初進李家時賦予自己的任務，但何以因貞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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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會突然間「完全失去生的意念」 （陳映真，2001d：77）？這樣的轉 折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苦出頭了，後半生該是安心過好日子的時候 了，不是嗎？用本文開始黃

暎的話來說，怎麼還是在自我折磨，沈

溺在過去的悔恨當中，不能用更寬容的愛來對待過去，迎向未來？ 國木跟月香都是這樣想的（大部分的讀者也都會是吧） ，終於熬出 頭了，該讓大嫂享點清福。千惠跟他們重複說了三次： 「我來你們家， 是為了喫苦的」 （陳映真，2001d：74），他們認真聽著卻也沒法理解逐 漸憔悴的大嫂到底想說什麼，心想現在日子好過難道不好嗎？而千惠 的回答是對自己提出了疑問： 「這樣，我們這樣子的生活，妥當嗎？」 （陳映真，2001d：74）這個對話當然沒法繼續，國木不可能追問病床上 低泣的大嫂，千惠也沒法對國木夫婦說清楚，來李家是為了吃苦，到 底意味著什麼，最後只能通過書寫來講清楚。 蔡千惠的遺書提供了完整的答案。她是藉著回顧過去來總結自己 沒法說出的心情：

貞柏桑：懷著這樣的想像中您對我應有的信賴，我走進了國坤大 哥的陰暗、貧窮、破敗的家門。我狠狠地勞動，像苛毒地虐待著 別人似地，役使著自己的肉體和精神。我進過礦坑，當過推煤車 的工人，當過煤棧間裝運煤塊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時候， 我就想著和國坤大哥同時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樣，被流放到據說 是一個寸草不生的離島，去承受永遠沒有終期的苦刑的人們。每 次，當我在洗浴時看見自己曾經像花朵一般年輕的身體，在日以 繼夜的重勞動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爛成一堆枯骨的，仆 倒在馬場町的國坤大哥，和在長期監禁中，為世人完全遺忘的， 兀 自 一 寸 寸 枯 老 下 去 的 您 們 的 體 魄， 而 心 甘 如 飴。 （陳 映 真， 2001d：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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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惠始終相信已經談起婚嫁的貞柏會支持她來李家贖罪的決定，而贖 罪的方式則是透過自虐般永無止境的工作，在礦坑裡、台車上、堆煤 間、破敗的家中，像是對待罪犯一樣壓迫著難以饒恕的自己。而支撐 她繼續前進的力量是被槍決與終身監禁的國坤與貞柏們，他們的犧 牲、受難與放逐必須要用她耗盡無法以等價來比擬的體力才能安心。 這個十八、九歲以後可能就不再有身體經驗的女性，是靠著強度的勞 動去驅走體內各種竄動的能量，自己花樣年華身體的褪色就跟國坤化 成的屍骨、貞柏獄中老去的靈魂那樣，有怨而無悔。 但是千惠的思想並沒有停在悲情當中，最為致命的是她沒有放棄 對於未來的執著，「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層，秘藏著一個您們時常 夢想過的夢。白日失神時，光只是想著您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 空裡飄揚，就禁不住使我熱淚滿眶，分不清是悲哀還是高興」 （陳映 真，2001d：88） 。此刻的蔡千惠拉出了內心深處的祕密，她早已承繼 了國坤、貞柏們插遍紅旗的夢想，而又無法在台灣鶯鎮落實，只有在 失神時分才能在幻象中出現，悲喜交織。坦白說，1960 年的陳映真意 識到遍地紅旗與現實間的落差，有了吳錦翔的割腕自戕，而獄中親身 與當年為了紅旗而與生死的人們相遇，被賦予託孤一般承繼的任務， 才能實感蔡千惠壓縮在心中的悲慟與希望。老前輩陳明忠先生在 2009 年「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開場，說了這段故事：在獄中，一個 臨刑前的獄友委託陳映真，請他在五星紅旗在台灣飄揚時，務必要到 墳前來告知，然後就從容就義了；陳映真在告訴陳明忠說這段往事的 時候，熱淚盈眶。 此刻的蔡千惠正是陳映真。 激動的心情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刑前的黨人前輩企盼的不只是祖 國的統一，而是在紅旗之下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堅持。1970 年代末 期，文革結束，官僚腐化依舊，同時又吹起來改革開放與資本世界重 新接軌的號角，此岸還處於戒嚴狀態中的地下同志如何看待新情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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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才能堅持理念繼續前進？ 1980 年代初期的蔡千惠的悲痛承載的 是疑惑與憂心忡忡：「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 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 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 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陳映真，2001d：88）放 長歷史來看，50 年代的同志為何而戰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死而無 憾，但是生者或是他們如果還活著，要如何面對 30 年後的社會主義運 動偏離航向？蔡千惠要如何在墳前向李國坤訴說大陸的變化？這些變 化是否對得起千千萬萬粉碎自己的同志？就算哪天紅旗飄飄，你要陳 映真在老同志墳前告訴他什麼？ 21 陳映真透過蔡千惠提出了死的、活的左翼分子至今都跨不過去的 難題。 貞柏出獄平安歸來帶回了千惠的歡欣，而接踵而至的馬上就是擔 憂，貞柏們早已被人們遺忘，他們能夠平順地重返這個隔絕 30 年後的 社會嗎？思緒一旦回到 30 年前後的變化，更是悲從中來因而滑入深刻 的自省：鄉下的土厝、破敗的家，那時病中的阿母「躺在那陰暗、潮 溼、瀰漫著從一隻大尿桶裡散發出來的尿味的房間」 （陳映真，2001d： 67） ，對應著 30 年後台北東區的房子、車子、冷氣、音響，悠閒舒服 的生活，天壤之別的差異讓千惠「感到刺心的羞恥」 （陳映真，2001d： 89） 。沒法放過自己的是，這樣的投降於資本主義的物質追求，不正是 自己教育國木遠離政治、力求上進的結果！這不是徹底背叛了「自苦、 折磨自己、不敢輕死以贖回我的可恥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 （陳映 真，2001d：89）！今天的一切物質的享受，建築在遺忘不能尋死以贖 家恥的初衷之上，是對承諾的叛離。最糟的是，浸泡在優渥的生活當 中， 「我竟也有七、八年間，完全遺忘了您和國坤大哥。我對於不知不 21

有關陳映真 80 年代以後如何面對社會主義危機的問題，請參考賀照田（2010）的重要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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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間深深地墮落了的自己，感到五體震顫的驚愕」 （陳映真，2001d： 89），這大概會是千惠最難以原諒自己的，過苦日子的時候，能夠撐下 去的動力就是在期待自己所有的努力，到了人生的最後，能夠在九泉 之下受到自己尊敬的人的肯定與讚許。她這樣表述： 「我甚至幻想著穿 著白衣，戴著紅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國坤大哥中間，彷彿要一道去接 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勞者的褒賞」 （陳映真，2001d：89） ，左右的貞柏與 國坤跟（魯迅筆下的）黑無常、白無常一樣陪伴兩側，受獎的千惠身著 白衣胸掛紅花，取代了信仰中保佑的神明的，是社會主義國度的主 人—勞動者，這是作家烏托邦的想像，期待未來地下的判官是以「為 人民服務」來評價人的一生。 千惠總結了自己的反省，解釋了何以失去活下去的信念：

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 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 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 了。（陳映真，2001d：90）

雖然討論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我無法抗拒地想把〈趙南棟〉中的葉春 美與蔡千惠併置，或許更能體會千惠放棄走下去的心情。她們兩人在 左翼陣營中的位置近似，大概都不是組織中人而是支持者，春美被關 了 25 年，出獄後的她突然跳進了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高潮點，活 下去主要動力在於找到獄友宋蓉萱托付給她的遺孤，最後她找到了趙 南棟，興致勃勃地拉著小芭樂繼續前進；而千惠不知道是運氣好還是 壞，她沒有離開過這個社會，伴隨著家人參與在歷史變動的過程中， 反思被商品社會所融化，如豬狗一般的活著的自己，她驚覺地發現過 去的苦日子卻是那樣的具有生命力，今天已喪失殆盡。是不是可以這 樣問：如果兩人換位，命運會是一樣的嗎？春美因為長期囚禁，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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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千惠「避開政治」 、「力求出世」 （陳映真，2001d：89） ，最後被資 本主義吞噬的悔恨，過去的努力都化為烏有，最後對自己的判決是「失 敗的一生」 （陳映真，2001d：90），甚至沒臉再見剛出獄的貞柏一面， 只能透過最後的遺書，避開以淚相迎中壓縮了 30 年的、說不清楚的一 切，才能拉開距離表達自己的心情。 其實作家提出的大問題可以局部地來理解，是針對蔡千惠的世 代，但是也是對他自己，甚至是對所有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有左翼認 同的人：抱持著左翼的理念，是否得在實踐中不僅要抗拒資本主義的 生活方式，也要能夠體現社會主義的精神？這個問題在 2010 年聽來有 些荒謬，但是在上個世紀後半曾經困擾著所有的左翼分子，在不同的 生活層次都會出現：反對私有財產制的人可以買房子、買車嗎？反對 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人還能享受物質生活、有小資品味嗎？問題可以 無限制地繼續問。於是，圈內人就在比誰活的比較政治正確，誰活的 比較清苦，誰是真

正左派，在實際看到的光譜中，只有清教徒的生

活方式才是被允許的，其他人都有罪。蔡千惠對最後十來年的自感「墮 落」 ，是左翼活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困境的寫照。 至於出獄的貞柏又是如何重新融入這個社會，我們只能等待〈趙南 棟〉的父親趙慶雲的出場，才能體會到「沒有我們的台辭」 （陳映真， 2001e：118）意味著什麼。千惠預見長路崎嶇漫漫，變化太大，不容易 適應，但是深知貞柏會繼續鬥爭，只能祝福他，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 （陳映真，2001d：90）。她知道自己不會見到貞柏最後一面，在生命結 束前，期望他能永遠都記著「當年在那一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少女」 （陳映真，2001d：90）。山路是曲折的，但是還是得走下去，看完遺書 的國木，淚流滿面，哽咽的告訴一頭霧水的妻子月香他不過是對老大 嫂的思念，而眼中看見的卻是掛在牆上的那張大哥的遺照，國坤在「晴 朗的天空下，在不知是台灣的什麼地方，瞭望著遠方……」 （陳映真， 2001d：91）。猜想作家自己對於未來的變化也沒底，最後那串長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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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節號，埋藏了希望、懷疑、無助、徬徨……。 相對於 1950 年代吳錦翔在〈鄉村的教師〉中找不到思想的出路而自 殺，〈鈴璫花〉的高東茂堅持實踐被體制逮捕槍決，蔡千惠在〈山路〉中 走了 30 年，最後發現沒能抗拒資本主義的侵蝕，背叛初衷，枯竭而 去；不僅如此，國坤的母親因喪子之痛抑鬱而終、父親李乞食一大把 年紀卻從建築工地的鷹架上摔死。在陳映真筆下死亡似乎是台灣左翼 的基本命運，當然最後又不免羈絆著魯迅式的垂死掙扎，葉春美寄望 於那個看來難以扶起的趙南棟，就跟李國坤的遺照瞭望著不知哪裡的 遠方一樣，前途茫茫。 文學的陳映真總是誠實的。但核心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未來，而是 把 50 年代落難、中斷的左翼的譜系建立起來，讓後來的人可以接上 線。〈趙南棟〉是關鍵。

「在她的故鄉中，成了異國之人……」 1987 年發表的〈趙南棟〉 ，寫的是 1984 年 9 月 7 日到 12 日，出獄十 年後的左翼分子趙慶雲在台北東區某大醫院病房中臨終前的五天，但 是場面涵蓋的卻是自 1930 年代起的半個世紀。按照作家過去寫作的風 格，把歷史時間座落在書寫的當下，〈趙南棟〉有可能 1984 年就開始寫 了，該是 1983 年 7 月完成的〈山路〉的續篇，但是沸騰變化中的政治局 勢開始騷動著伺機而動的有心人，陳映真做了下一步組織化的選擇， 開始籌備後來在 1985 年 11 月創刊的《人間雜誌》 ，以報導文學的方式介 入社會，試圖喚醒沈睡了 40 年的人們。辦過雜誌的人都知道，月刊是 千頭萬緒，採訪、編輯、發行、行政、廣告、財務，還別說溝通理 念、訓練人才、經營人脈、收帳討債，可以猜想，沒有強大的思想準 備支撐著，這是不可能做起來的。圈子裡有句話說，要害誰就要他去 辦雜誌。尤其是都快 50 歲了，還得披掛上陣，反映的是他背後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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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與決心。令人驚訝的是，在衝鋒陷陣的疆場上居然生下了影響 甚巨的〈趙南棟〉。根據 2001 年的〈陳映真寫作年表〉 ，1987 年 6 月，節 錄出來的〈趙爾平〉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同月完整版發表於 《人間雜誌》20 期，同時成書由人間出版社印行，到了 11 月就已經增訂 再版（陳映真，2001g：226-227） 。 如果說〈鈴璫花〉留下的只是逃跑中高東茂倉惶憂鬱的眼神， 〈山 路〉留下的是蔡千惠走過 30 年後給黃貞柏的遺書，那麼相對來說〈趙南 棟〉極具企圖心的把觸角打開，大手筆的縱貫三代，寫出了 50 年代獄 中從容就義的黨人，出獄後故鄉已成異國的同志，以及黨人身後無法 承接歷史重力的下一代。從 2010 年回看，〈趙南棟〉是戰後台灣左翼被 滅跡三十多年後正式宣告出櫃的歷史文獻，把掩埋掉幾乎發霉的歷史 重新攤在陽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以 1987 年 6 月為〈趙南棟〉最初的發表時間， 〈鈴 璫花〉系列的三篇小說都出版於戒嚴時代，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 宣布解嚴，結束了 38 年恐怖統治的歲月，但是並不意味著天地忽然變 色，人們第二天就開始肆無忌憚的說出心中要說的話，歷史是在延續 中翻過一頁，斷裂不是絕對的，六年之後的 1993 年，陳映真才完成了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不再閃閃躲躲，把黨人請到舞台的中央。 趙慶雲是貫穿 50 年歷史的主軸。福建人，生於 1909 年左右，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發動淞滬戰爭，他開始學習日語，決心要了 解強敵，同時在學生運動的場合裡，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宋蓉萱（1915 年生）。1944 年秋，趙爾平出生還沒滿月，宋蓉萱在福州被捕入獄；一 天後在福建長樂報館工作的趙慶雲也糊里糊塗的進了牢房，待了三百 天，進去才知道被懷疑跟共產黨的抗日組織有關，後來大概查不出 來，就被放了。1946 年末，他們一家人來到台灣，任職報社，結交了 大稻埕的林榮醫師，次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在廈門街報社的宿舍中保 護了林醫師；1950 年春天，在台北 C 中的教員宿舍家中，懷了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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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孕的宋蓉萱與趙慶雲同時被捕入獄，林榮一家成為那時才六歲大的 趙爾平與後來出生的趙南棟的養育恩人。1950 年末，趙南棟在南所的 女子牢房出生，在生命初期受到獄友們共同的呵護，因長得結實得像 個番石榴，大家暱稱他為小芭樂。大約是 1951 年春天，宋蓉萱被帶去 行刑，把兒子托付給年輕的獄友葉春美（1931 年次） ，從此照顧小芭樂 這件事成為春美生命的寄託。1975 年蔣介石去世，特赦政治犯，原判 終身監禁的趙慶雲與葉春美都出來了，關了 25 年的老趙此時已是年近 70 的老翁，春美也從妙齡少女變成年過 40 的中年婦人，兩人苦惱著要 如何重回這個陌生的家園。1984 年初秋，75 歲的趙慶雲在醫院的加護 病房裡的大夢中含淚帶笑而去，趙南棟沒能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面，躲 在停屍間外的牆邊，靠著吸強力膠挺住，勉強陪著老父走了死後的一 段，最後被尋尋覓覓的春美阿姨在醫院的牆邊發現，愉快的告訴早在 天國的宋大姊，終於找到了此時已經 32 歲的小芭樂，把他帶回了自己 石碇的老家。 有關當時 1987 年解嚴前還高度敏感的組織問題，作家處理的很隱 諱，老趙一直到死前的夢中都還是想從蓉萱那兒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共 產黨人，但是沒有得到直接的答案，整體來判斷，她很早就介入運 動，經驗豐富，膽識過人，極可能是黨人，老趙 1944 年在長樂被調查 該是因為懷疑她的組織關係。1950 年被槍殺的、葉春美的男友林慎 哲，後來步他後塵在獄中被送上刑場的宋蓉萱、許月雲、張錫命、林 添福等，都該是組織中人，活下來 1975 年放出來的葉春美、趙慶雲大 概不是黨人而是思想左傾，是因為身邊的人是共產黨而被牽連進去。 至於這些人到底幹了哪些事才被抓，1987 年還沒解嚴，不好寫，得等 到 1993 年的〈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輪廓才更清晰。 黃

暎 2000 年的《悠悠家園》花了很長的篇幅，深刻的描寫了獄中

的狀況，也許是 80 年代吧，多少得顧及點人權，相對來看台灣 50 年代 政治犯在牢裡狀況更為慘烈。懷孕中的宋蓉萱如是向姊妹們告白「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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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愚愛」：

「他們說我受過專門訓練，問不出口供。在地上，他們踢我，踹 我。我把身體蜷起來呢，兩手死命地護著肚子，只擔心他們踢壞 了我的孩子。他們踹我的頭，我的腿，我的背……哦，可只要不 踢著我的肚子，我似乎竟不覺得痛了……」 …… 被拔去指甲的時候，惦記著要用胸腔而不是用腹肌哀叫；被拴著 拇指吊起來的時候，儘力收著下腹……十幾天，幾套拷問下來， 因為使了太多的體力和精神去抵擋痛楚，去衛護懷中的、將生的 嬰 兒，「一 天 下 來， 往 往 都 癱 瘓 成 一 堆 溼 泥 似 的， 坐 都 無 法 坐 直……」宋大姊說。 （陳映真，2001e：106）

宋大姊能夠在酷刑中活下來，和其要保護腹中嬰兒的意志力有關，只 要能保住胎兒不受傷害，被踢被打都不覺得痛，拔了指甲那樣入骨的 暴痛還得強迫自己用胸部喊出疼痛，指甲留著鮮血被捆吊在空中痛不 欲生的時候還得努力收縮腹部，長期拷問對體力的耗損，回到押房， 整個人像灌了水的濕泥那樣癱在那兒：是這樣活下來的。我們無法猜 測葉春美日後會不會把這段告訴小芭樂，他要承受出生前在母親體 內，母親為了他的降臨，經歷這樣的痛楚，是何等的沈重，趙南棟後 來逃避家庭，主因正在於無法承受過去歷史加在他身上無比的重量。 酷刑的狀況其實比宋蓉萱的告白還來得惡劣，葉春美後來對病床上的 老趙說起的記憶是：

由兩個女班長攙扶著送到她的押房來時的宋大姊，兩條大腿都赭 紅、腫脹。用細銅絲綑成的帚鞭，不極用力的抽打囚人的大腿。 第二天，雙腿竟發炎腫脹。拷問的時候，審訊的人用手在炎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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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上捏、打，「眼淚、小便，全痛出來了。」葉春美說。 （陳映 真，2001e：107）

刑求的人顯然是以你死我活對待敵人的方式在逼供，拿出達成最大痛 苦的拷問技術抽打犯人。大腿發炎後傷口開始潰爛，發著高燒的宋大 姊，那時物質條件甚差的獄中又沒有基本人權觀念，當然不會送醫治 療，還是靠著做過護士的春美，要同窗獄友們去騙來些消炎錠，壓 碎，擠上牙膏，調成藥劑，敷在傷口，才把宋大姊的病情穩定下來。 我們無須把作家的描寫當成是控訴文學，但是在國共對決的時代 背景下，戰亂中人命不值錢，這樣的場景是歷史的事實。關切 50 年代 獄中實際狀況的目的，從今天來看，當然不該是在消費受苦人的傷 痛，而是正視歷史，這是左翼歷史不容抹去的一部分。在我個人的記 憶中，解嚴前在海外碰到被關過的黨外異議分子，那時他們都避諱談 到獄中的嚴刑拷問，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擔心年輕人聽了這些事會被 嚇到，而不敢投入反對運動。在南韓，直到今天其實也沒有具體的研 究，去追溯酷刑對於受難者造成當時肉體的傷害，在後來的精神上產 生長期的後遺症，受害者如此，加害者也難逃悔恨，但是我們的歷史 書寫都是截斷的，過去的好像就過了，在方法上沒有在歷史主體的層 次上拉長時間進行探究，這是研究戰後左翼歷史值得警惕的。我認為 〈趙南棟〉為什麼不命題為〈趙慶雲〉，就是作家試圖追問、解釋長期的 歷史效應，座落到下一代人身上，趙南棟後來會如何走下去 22。 與刑求相關的另一個禁忌的歷史場景，就是從押房中提領死囚送 上刑場。第一個被帶走的是宋蓉萱。作家給我們的印象是，事情大都 發生在清晨，如果打開獄門的身影多過兩人，有班長和憲兵，就是要 執行槍決了。門開了，點了宋蓉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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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 2000 年的〈夜霧〉觸及情治人員的部份，參見陳光興（2010：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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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梳梳頭，好吧？」 宋大姊沈靜地說。臉色逐漸泛成凝脂似地蒼白。她默默地對著一 堵沒有鏡子的牆壁，梳理著在三十八歲 23 上未免早白了些的，她 不失油光的長髮。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都落入某一種較諸死 亡猶為寂然的沈靜。麻子班長和王班長眈眈地凝視著宋大姊梳過 頭髮，看著她跪在牆角上的自己的舖位，替沈睡中的小芭樂拉上 小被。（陳映真，2001e：98）

葉春美在模糊的淚眼中，看見宋大姊給她一個母親最鄭重誠摯 的、託付的一瞥，走出了押房。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甬道上傳來 迫不及待的、上銬的金屬聲音。（陳映真，2001e：99）

在知道自己要離開人世前，就跟即將遠行一樣還是對自己得有些交 代，把頭髮梳理好，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也得見人。宋大姊臉色慢慢發 白，也許不是恐懼，而是告別人生的不捨，是那種虛脫的無力。最難 捨的當然是逃過了面對生離死別那時還無知的愛子，母親還不忘替小 芭樂拉上被子，別感冒了，跪在床舖上該是心中默默地道珍重吧，來 世再見了。啟程了，還是放不下心，得用眼神再次把南棟托付給目中 含著水光的春美。宋大姊沒有在姊妹前失聲，跟著麻子班長走出牢房 後，該是王班長或是執行的憲兵替她快速的扣上手銬、腳鐐，在鴉雀 無聲的死寂中，環扣鎖上敲擊的金屬聲顯得分外清脆。宋大姊就是這 樣離開的，此刻押房中的姊妹們大概都跟春美一樣，以胸中的苦痛， 替她送行，甚而準備著自己不久也將遠行。

當押房的門沈重地關上，葉春美全身無法自抑地顫抖起來。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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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作家可能是筆誤，算來宋蓉萱此時該是 3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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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流淚、飲泣，而終於怎麼也不能不抱著自己舖上的，用舊衣包 紮起來的枕頭，緊緊地咬著，吞下自己那掙扎著要從生命的最內 裡沖潰而出的慟哭。 一隻手輕輕地擱在葉春美的背上，溫柔地揑撫著。 「勇敢些。」 許月雲老師用日本話，悄悄地這麼說。 這時候，遠遠地從樓下男監傳來激亢的政治口號聲。接著一陣毆 打著肉體、鈍重的聲音，使口號驀然斷絕。 墳墓一般的沈默啊。葉春美抬起頭來，望著依舊漆黑的、窗外的 凌晨的天空。忽然也是從樓下男監傳來了緊繃的喉嚨唱出來的〈赤 旗〉。然後又一陣怒罵和毆打的聲音，猝然打斷了才開始不及三句 的日語歌辭。葉春美想起不曾嘶喊，靜靜走出押房的宋大姊，在 那生命至大的沈默的一瞥裡，向她極清楚不過地留下了她的這樣 遺言： —春 美， 小 芭 樂 子 的 事， 無 論 如 何， 就 拜 託 你 了 ……（陳 映 真，2001e：99-100）

葉春美在獄友中最年輕，涉案情節也最輕（跟陳映真當初在獄中一 樣），成為先行一步的前輩們託付的對象，而表面她承接的只是宋大姊 個人的託付，但是她那樣顫抖的慟哭中又來自心靈最深處的部份，喚 起的該是慎哲大哥早已先去，她自己已經失去了生命的依託的那樣的 悲楚。此刻，年齡稍長、歷練較豐富的黨人許月雲老師，以慣用的、 外省班長聽不懂的日語給予的安撫，其實傳遞的是革命團體的同志愛 與呵護。此刻，在天還沒亮，墳場一般黑暗的獄中，男同志們也伸出 頭來參與送葬的行列，打破死寂，以口號與戰歌〈赤旗〉為宋蓉萱及其 他上路的同志相送一程。雖然口號與歌聲都很短促的被暴力滅音，送 行的儀式沒法正常完成，但是也沒法阻擋同志們的凝聚、認同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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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在這個作家刻劃的場景中，葉春美對宋蓉萱的承諾，不是個人 的，而是日共〈赤旗〉歌 24 所象徵的含意， 「趙南棟」因此意味著黨人的 托付，意味著左翼香火的延續。 宋大姊先走一步的那天，葉春美打了報告要求獄方同意她接替母 職，當天晚上自動把舖位移到宋大姊原來的位置，從此承諾照顧小芭 樂的責任。兩三週後，那個臉上從不抹粉的江蘇班長把孩子抱走了， 引來獄友們的憤怒，就連穩重矜持的許月雲老師也憤怒失聲了。後 來，在爾平的回憶中，我們才知道，六歲大的他跟林榮夫婦一起去了 警總的軍事監獄，阿嬸心情沈重的用她「抖顫的雙手把弟弟接了過來」 （陳映真，2001e：142），開始細心地撫養著趙家兩兄弟。趙南棟離開 軍監的第二天，該是 1951 年十一月的清晨，許月雲被麻子班長點了 名，宋大姊是把頭髮梳理清楚，許老師則是背對著門，換上了乾淨的 外 套， 整 好 被 褥， 起 身 要 姊 妹 們「請 多 保 重。」 （陳 映 真，2001e： 127）。就像替宋大姊送行一樣，男監部分也傳來了聽不清楚的、憤怒 不平的口號。押房外的長廊上傳來了許月雲沈穩的、日語的〈赤旗之 歌〉25 的歌聲：

人民的旗幟 紅色的旗幟 包裹著戰士的屍體 東雲未曉 戰鬥早已開始 ……（陳映真，2001e：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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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林書楊先生紀念周合源先生時提起的赤旗歌，http：//www.haixiainf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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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 1889 年著名的赤旗之歌的日文與英文歌詞，請參考：http：//rasiel.web.infoseek.

SRM/37-5082.html。 co.jp/mil/redflag.htm。感謝池上善彥先生提供的資訊，2010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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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唱那首宋大姊走時男同志沒唱完就被打斷了的社會主義國際歌支 撐著許月雲走上刑場最終還是國際共運的力量，遍地紅旗的夢想，染 著同志屍首上的鮮血，拂曉之際，光明就在前面，戰鬥則在前仆後繼 的挺進。 許老師好走。 同樣慣用日語，後來向獄友們道別「請保重」 （陳映真，2001e： 187）的是音樂指揮家張錫命。張錫命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出生台南 地主家庭，在留學大阪專修音樂期間捲入左翼抗日運動，結果跑到抗 戰期間的大陸東北去尋找祖國的音樂，輾轉在杭州的音樂學校接觸到 俄國革命後的天才蕭斯塔科維奇的樂符，立志於創作勞動階級的曲 目。根據趙慶雲臨終前夢中的記憶，老張要寫〈三千里祖國〉的交響 曲，「描寫自己在尋找民族認同過程中覺醒、抗爭、尋訪、幻滅、再 起，以及在勝利的歷史足音前的赴死……」 （陳映真，2001e：185） 。我 個人沒有足夠的歷史知識瞭解張錫命這樣的台籍菁英在當時多不多， 從台灣跑到日本，又去了中國大陸尋找認同，大概也是困難多多與挫 折重重，最後在戰後又回到台灣，在自己的專業上企圖把民族困境與 民族音樂形式融入交響樂中，結果壯志未酬，還是先走一步。老張因 為知道自己的案情遲早得走人，所以每天一大早就整裝待發，自己沒 被點到，就跟要走的同志握別，然後繼續在筆記本上寫下腦中奔流的 某段樂章，或寫、或立，開始指揮：

他專注、無我地揮劃著指揮棒。一場暴風，一場海嘯；一場千仞 高山的崩頹；一場萬騎廝殺的沙場……在他時而若猛浪、時而若 震怒的指揮中轟然而來，使整個押房都肅穆地沈浸在英雄的、澎 湃的交響之中。 （陳映真，2001e：186）

張指揮這場超寫實的獄中音樂會，跟革命戰場上的大將軍一樣，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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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衝鋒陷陣的號令，要同志們無畏橫逆穿透狂風暴雨、跨越狂風巨 浪，衝垮刀山劍海，他手中的指揮棒大起大落，像是發怒的猛漢那 樣，千軍萬馬奔騰的樂章吞噬了沈靜的軍監。在獄中還是做著革命的 大夢。青年指揮家卻比已屆中年的老趙來得豁達，那時老趙還沒宣 判，活在生死之交感到相當焦慮，老張拍著老趙的肩膀跟他說： 「我等 待的只是死的時間」， 「請不必為自己的焦慮感到羞恥的」 （陳映真， 2001e：186）。感恩不捨的老趙，兩天後送走了張指揮，接收了他留下 來的遺產—兩罐煉乳。 1950 年 12 月，又是一個清晨，老趙非常敬重的兩位台籍思想者， 蔡宗義與林添福也終於被點到名。在他記憶中的蔡宗義是那種哲學思 考性強、學識淵博的人，對他分析韓戰的準確看法，記憶猶新。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老趙憑著他在重慶與福州接觸過美國人員，知道他 們多少同情中國走改革的道路，因而樂觀的推論，美軍基本上是民主 國家，所以介入台海軍事應該會減緩對政治犯的處決。老蔡意見不 同，他調動了戰後日本經驗的知識，指出 1945 年戰敗後，日本革新勢 力誤判，視美國為解放者，就連左翼分子都把日本未來的民主與和平 寄望於麥克阿瑟軍政府，不料 40 年代後期突然開始雷厲風行的打擊工 會與日共，違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則。因而老蔡對大局的判斷很悲觀， 認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意味著「歷史已經暫時改變了它的軌道了」 （陳映真，2001e：187）。當時局勢正在形成與變化當中，老蔡如果多 活幾年就會看到更為清晰的歷史動向，世界史的軌道已經走向全球冷 戰的格局，兩岸、兩韓、兩越、兩德從此分裂數十年，這當然是後見 之明，但是老蔡有根據的直覺判斷方向確實是正確的，美國雖然可能 同情 40 年代的中國改革，一旦進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全面性的對峙 時，第七艦隊入侵台海的任務很清楚的是在拉起圍堵北越、中國大 陸、北韓的防線。 跟蔡宗義一塊兒一邊下棋一邊討論韓戰的林添福醫師，出身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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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留學日本，為人樂天詼諧，不擺架子，有群眾魅力，在地方上是 深受愛戴的領袖人物。老趙的記憶中，老林該是因捲入張白哲案而入 獄，他跟案中大都是外省人一起受到嚴刑拷問但絕不屈從， 「以他們在 押房生活中的優秀風格，以他們赴死時的尊嚴和勇氣，安慰和鼓舞了 許許多多在押房中苦悶、懷疑、掙扎著的台灣籍年輕的黨人」 （陳映 真，2001e：190）。獄中涉案較深的老前輩們，有更深的歷練，更多的 組織訓練，早有必死的決心，才能面對死亡態度安然。這種不卑不亢 的人格表現，對胸中滿懷壯志未酬的不滿、憋悶、猶豫，在生死間徘 徊、掙扎、放不下的晚輩同志，確實是學習的榜樣，安定了他們焦躁 的內心，鼓勵他們相信自己所作所為，從容面對失去控制的生死抉 擇。對有幸能活下來的老趙們，看在眼裡，只能出獄後替前輩們的勇 氣留下見證。 值得停格細讀的一個場景，是經過幾天的長談，該是見識多的老 同志把看法經驗傳遞給下一代黨人之後，來自台中的一個年輕同志， 滿眼帶淚的對著老林表示了思想受到啟發後的謝意，說： 「一旦又找著 了中國，死而無憾」 ，老林用他慣用的戲謔咒罵了這個晚輩： 「你以 為，我是個神父嗎？」 （陳映真，2001e：190） 。這一小段對話作家沒有 多費篇幅，可以猜測的是二二八之後，沒有跟大陸接觸過的黨人，對 外省人來台灣形形色色的表現，連帶著對中國產生了很多不解的懷 疑，包括葉春美都跟宋大姊說過，最後見到林慎哲那一面時，慎哲大 哥跟她說過： 「本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不見了的祖國啊，又被我們找到 了。」 （陳映真，2001e：116）也就是老林這樣成熟的台籍黨人們有足 夠的智慧與知識去看穿現實，不因與國民黨一起來的外省人的作為就 對於整個民族喪失信心，再加上外省同志大都典型可佩，還別說 1949 年新中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祖國插遍紅旗，因而解決了 年輕同志們思想上的困境，重新找到了中國意味著什麼的意義。 老蔡、老林走的那天清晨，老林整好了服裝，不改他的幽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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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對老蔡有點不捨的說，老哥，你也要走，真有點可惜。老蔡拍拍 老林的肩膀，像是跟他說，都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別鬧了。對著滿 臉凝重送別的同志們，林添福爽朗的說：「嘿嗨，我走囉！」 （陳映 真，2001e：191）。赴死，像是要出門郊遊一樣，在被帶走的同志的行 列中，老林居然大聲以日語驚嘆的叫著，「哇！有月亮呢！」 （陳映 真，2001e：191）聽到老林欣喜中埋藏吶喊聲音的老趙們，大概都再難 以抵擋幽默中壓抑著的深沈的悲戚而從內心最裡處滴血。受到極致觸 動的老趙 34 年後在夢中與老林相遇時，這麼跟他說： 「幾十年來，倖 存下來的人們，還時常在押房裡討論，一個迎接死刑的人，看見了月 亮，猶能那樣的喜悅，到底不是癡人，便是大智」 （陳映真，2001e： 191）。足見林添福這個近於癡呆的智者的典型，永遠活在同志們的共 同記憶當中，左翼的後人們要如何學習承繼老林這種拒絕 ging（硬 撐） ，輕鬆面對的精神，這關到今天大家都還沒過。不只如此，作家還 外加了一筆：「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裡 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 （陳映真，2001e：191）大哉問，不只是激 起小小的浪花，快速散去，而是他們自己會如何回過頭來，在爾後的 變局中看待自己的過去，這是老趙到死前都沒法放過的問題。 宋蓉萱、許月雲、張錫命、蔡宗義、林添福陸續走了。葉春美出 獄後，1978 年終於在爾平家見到了趙慶雲，把宋大姊的信物，那張老 趙 30 年代照片，物歸原主。兩人都落了淚，老趙關心的是宋大姊是否 留下了什麼遺言，春美的記憶中只有她臨行前沈默的梳理著頭髮，沒 說什麼，同時心中對宋大姊的沈默做了這樣的總結： 「世紀的沈默啊， 不是喧囂地述說了千萬冊書所不能盡載的、最激盪的歷史、最熾烈的 夢 想、 最 苛 烈 的 青 春， 和 狂 飆 般 的 生 與 死 嗎？」 （陳 映 真，2001e： 105），是，那個無言沈默中其實燃燒著書寫不盡的生命故事，高亢、 激昂、熱火的青春與夢想，都以重力加速度的方式置生死於度外。也 許該再次回到陳映真 1993 年寫下的獄中一次一次看著前輩們勇敢赴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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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痛不忍，去體會他書寫的動力： 「面對無法迴避的生死抉擇、每天 清晨不確定地等候絕命的點呼時，對於生，懷抱了最渴切的眷戀；對 於因義就死，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50 年代心懷一面赤 旗……」 （陳映真，2001a：22）。每個人走的心情不同，宋大姊多少眷 戀著剛剛生出的小芭樂，許老師胸中的紅旗陪她因義就死，張指揮早 已準備好帶著他的交響樂一起上路，老蔡大概還想著韓戰對世界格局 的影響，老林則豁達的幽默而去，但是，無論是何種形式與強度，都 凸顯了那一個革命世代人特有的大氣、剛氣、勇氣。人是時代的產 物，大環境的改變使得往後的世代不可能（也許也不需要）再有那一代 人的氣質，而如何超克世代的差異去充分體會前人的處境與心境，能 在其中學到他們的精神，藉以照亮後來的暗路，確實是個大難題。後 來的世代往往會用自己的知識去問些問題：為啥要那樣悲壯，那樣堅 信紅旗，那樣正確？只有把歷史相對化的時候，我們才有條件鬆動自 身的自以為是吧。

黨人先走一步，留下來的同志熬過了獄中世界的年頭，要如何帶 著汙名回到社會？黃貞柏、葉春美、趙慶雲，面臨的是同樣的難題。 1975 年出獄時，葉春美已經 44 歲，故鄉石碇變化很大，最讓她難 以忍受的是：當初在半山腰那兒發了無數封信給住在八堵的慎哲大哥 的日據時代的郵局木屋，已經成了青灰色的水泥民房，她心有不甘的 總是覺得「是被誰惡戲地欺瞞了似地，感到怏然」 （陳映真，2001e： 117），人不在家，外人來搞惡作劇，結果鬧劇弄假成真，成了沒法還 原的失落：

在她不在的二十五個寒暑中，叫整個石碇山村改了樣，像是一個 邪惡的魔術師，把人們生命所繫的一條路、一片樹、一整條小街 仔頭完全改變了面貌，卻在人前面裝出一副毫不在乎、若無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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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四期 2011 年 9 月

的樣子。（陳映真，2001e：117）

跳過了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 15 年，此時的葉阿姨還活在記憶中的 25 年 前，沒法相信自己即便是在城市最外圍自己家鄉都被發展完全改了 樣。陪伴過去生命歷程中的草木、街景、人事，都被抹去、換色，但 是除了她離開了太久，其他人仍跟著這些變化同步生活，知道在變， 也沒法阻止，只能裝不在乎，好像啥事都沒發生一樣。春美對於家鄉 突變「滄海桑田」的感受，把它歸納成： 「在她的故鄉中，成了異國之 人……」 （陳映真，2001e：112）。與移居都市後再度回到鄉間的感覺有 些神似，但是更為極端，這個自己的家鄉已經是不同的國度了，自己 已經無法真的屬於，從此得永遠活在沒有歸屬感的異國當中。 老趙呢？他出獄時 66 歲，年紀更長，比葉阿姨還難適應，對過去 更不堪回首。1975 年出獄，到 1984 年住進醫院，十年了，老趙都沒法 跟最親的兒子說他獄中狀況，病房中，爾平跟葉阿姨抱怨老爸不肯 說，老趙承諾病好一定說，但是還是講了些心中的真話： 「其實，不是 我不說。整個世界，全變了。說那些過去的事，有誰聽，有幾個人聽 得懂哩？」 （陳映真，2001e：110）。老趙的感受大概只有葉春美們能真 的理解，石碇全變了，世界也變了，要說過去，得花些力氣從頭說 起，去掀開今天很難說清楚的瘡疤，事過境遷，很多事都沒法解釋， 那時候的事情的脈絡都已經被時光掏空了，只能閉嘴不說，或是只能 跟老人說。他的滄海桑田之感也跟春美一模一樣，是透過建築實體的 變化而來：他教過的 C 中，校地變大了，木房子變成水泥大樓。坐在 車上，除了那個紅色「永遠的總統府」 （陳映真，2001e：110）之外，進 入眼簾的雖是沒大變化的新公園裡面的博物館，但， 「耳邊卻響起了 1947 年 台 北 騷 動 的 鼓 聲 ……」 （陳 映 真，2001e：111） ，老趙年紀大 了，耳鳴中都承載著還是二二八的鼓噪之聲，沒法回到現在。於是， 他用了日本的童話故事，說漁夫去了海龍宮，回來後發現鬢毛已衰，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來表述「出獄後跳接到一段完全不同的歷史的苦惱」 （陳映真，2001e： 111）。從戰後到 50 年代入獄時，正是台灣還在灰燼滿天的混亂時光， 1970 年代是冷戰對峙的高潮期，高壓統治不僅製造了相對的穩定性因 而成為經濟成長的基本條件，也同時洗盡紅色思想，跳接到的歷史時 代中，左翼是空白的，失去了生存土壤的荒蕪之感該是老趙之所以沈 默無言的基本心情。 老趙其實把心情說的很透徹：如果還在牢裡，與世隔絕，他還可 以跟探監的兒子把事說清楚，但是「我出來了。這些年，我仔細看，也 仔細想過，那個時代，過去了。怎麼說，沒人懂的」 （陳映真，2001e： 119-120），沒錯，當那個時代已經被剷除，連社會記憶都不容許存 在，你說了就會被當成是在說教，就像是匯聚起來的洪流潰散出去沒 法重新收在一起那樣，難以讓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人們理解。老趙對 爾平只能總結式的告訴他：「那是個日本人年年進逼的歷史啊。我們生 活在那個歷史裡面吧，滿腦子，只知道搞抗日、搞愛國主義。我們這 一輩，一生的核心，就只有這。」 （陳映真，2001e：120）老趙其實說 出了那個時代人所分享的狀況，不分左右，老百姓、知識分子、政治 集團與政府被綁在一起，愛國抗日定義了整代人的生存，後來延伸地 制約了戰後的思想狀況；抗戰勝利，當民族存亡的危機解除後，愛國 抗日就跟反共抗俄一樣被高壓統治者動員成不具危機共識的政治口號 時，愛國主義的意義已經喪失了它的魅力，反而成為要被極端警惕的 伎倆，兩代人於是在民族、國家問題上產生了認識論的斷裂，你要老 趙怎麼跟抗日愛國不是生命核心的趙爾平說，更別說要說得讓更年輕 的趙南棟能有意願聽下去。 在醫院那次三角關係的對話中，老趙打了個比方，他問春美有沒 有演過戲，然後跟兒子說，因為抗戰時候的學生運動天天都演舞台 劇，有一次他在後台工作，不小心上了台，看到台下滿場觀眾，那場 戲演的很熱鬧，角色特多，但是他只能在旁邊看著，沒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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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整台戲裡，沒有我這個角兒，我也沒有半句辭兒，你懂 嗎？」他說，「關了將近三十年，回到社會上來，我想起那一台 戲。真像呢。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台 辭，叫我說些什麼哩？」 （陳映真，2001e：118）

老趙的表述很清楚，他們回到的社會正在演一齣都套好招的大戲，編 劇的、導戲的根本沒把你算進去，坐在台下能把戲看懂就不錯了，不 可能給你再次演出的機會，讓你說些不搭的話來破壞劇目。爾平不以 為如此，要老爸還是該說，不然「我們都陌生了」 （陳映真，2001e： 118）。跟小芭樂不同，這個大哥還有滿強的動力去理解自己孤寂時精 神依託了 25 年的父親，希望跟上一代人能夠在情感上連在一起。葉阿 姨看老趙被逼急了又沒法回應大兒子的誠意，跳出來接話，她對著爾 平說：

「我們，和你們，就像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說它不是真 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 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熱熱鬧鬧的生活。」葉春美說， 「在那些日子裡，懷著夢死去的人，像是你媽吧……反倒沒什麼問 題。活著的人，像是老趙，像是我吧，心心念念，想了幾十年， 就是想活著回來，和親人生活在一起。」 （陳映真，2001e：119）

葉阿姨的這段話很重要，把心境概括得非常到位，她比喻是活在看似 一個交叉在一起的兩個世界，兩邊對看，都有點假，但又真實存在， 回到的新世界似乎在逼她忘掉舊世界才能開始新生活，但是她的世界 不容許她輕易地離開那些懷著夢想離去的宋大姊們，過去的那些羈絆 與牽引是能活下去的動力之所在，丟了找回小芭樂的願望，就是丟去 對過去的承諾，那她還有什麼？她說得很坦白，宋大姊們走了，很幸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運無須面對突然接上電的新世界，不需要找到自己前進的位置，也不 必顧慮實踐中的革命是否背叛了它的允諾，活下來的老趙們，包括她 自己在內，熬了 25 年，發現接不上了，幾十年的心心念念都只是在孤 島獄中的想像而已。 試想，1989 年後一整波骨牌效應，社會主義國度的淪喪，對於那 一代的左翼分子，不分國籍，不分地區，那種心情會是如何的失落？ 老趙 1987 年先走一步，無須深化再次的苦痛，而活下來的葉春美們， 接棒的陳映真們，特別得面對身旁中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接軌， 又得如何反應、調適？ 回不去的家，回不去的社會，回不去的國度，回不去的世界，卻 也難以忘卻、拋棄社會主義的家鄉，作家的〈趙南棟〉是留下來的左翼 分子的悲歌。沒有先行者魯迅在前照路，大概很難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老趙、葉阿姨的這一代都是靠滿腦子的愛國主義活過來的，兄代 父職的趙爾平，又是靠什麼動力把弟弟拉拔大的？ 50 年代左翼分子的 後代的處境又是怎麼回事兒？ 趙爾平在〈趙南棟〉裡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作家花了很大的篇幅與 心力透過他去刻劃 25 年無父無母的下一代。他是在 1950 年父母被抓、 方才六歲時開始由林榮叔嬸扶養成人，1951 年初弟弟阿南在喪母後領 回林家。1964 年師專畢業，哥哥帶著弟弟含著淚跪別叔嬸，去羅東鄉 下的小學任教。1969 年他因為英文能力考上德國大藥廠，1971 年 27 歲 高升業務經理，結婚買房，1974 年再次升上行銷經理，換大車換大 房，搬入台北東區，1975 年雖然接回了父親，重建家園的夢到頭還是 一場空。 趙爾平比〈山路〉的李國木年輕個七、八歲，人生軌跡有些類似， 國木雖然出身窮，還有幸親眼送走母親，埋葬父親，成家立業，陪老 大嫂走完最後一程。爾平命好些，活在醫生林家，物質條件不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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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時六歲大的孩子已經懂了點事，父母被吉甫車帶走時，他想跟 去沒跟成，接下來知道的是「自己的母親以在這個社會上無法說出口的 方式死去；而自己的父親，則被囚羈在台灣東部的一個遙遠的小島 上，也許要到父親在那個島上死去，父親才可能從那個於他為極其奇 異的監獄中出來。」 （陳映真，2001e：133）如果是孤兒就算了，不必 承受社會的壓力，連母親怎麼死的，也哪兒都不能說，被關在火燒島 這件事更不能提的，要見到父親的機會可能就是得去替他收屍的時 候，你想想這樣的小孩的內心世界能光明美麗嗎？但是他從來沒有放 棄過父親也許哪天能回來的想法，25 年來，被關在那個奇島上的老 爸，一直是他「賴以活過來的『中心』」 （陳映真，2001e：134） 。有了中 心思想作寄託，雖然長期活在孤單當中，卻也少了幾分恐懼。接回了 弟弟，早熟的趙爾平就自動的扮演著小大人的角色，長相秀美的老弟 也很向著他，讓這個被依賴的老哥有了存在的價值，所以他從小最大 的志願不是當總統或是科學家，而是：「早日自立，成家立業帶著弟弟 長大」 （陳映真，2001e：142），大概只有政治受難者家庭才會長出這樣 的孩子吧。 正是為了能夠儘早獨立，又能夠替林家省點錢自己心裡好過些， 他去讀了吃公費的師專，20 歲就開始當家自立了。1964 年離開林家的 這段作家寫的簡短而動情，心中充滿感恩之情的兄弟兩人， 「雙雙跪在 林 榮 阿 叔 和 阿 嬸 的 跟 前， 涕 淚 滂 沱 地 磕 頭 謝 恩」 （陳 映 真，2001e： 145），告別收養他們兩人 15 年的再生父母，猜想林榮叔嬸也必然老淚 縱橫，一方面高興爾平終於開始長大成人，一方面又擔心兄弟倆的前 途茫茫。這是 1987 年作家寫下本省家庭帶大外省小孩的族群和解的故 事。到了羅東的小學，兩人住進了分配到的木製的日式小宿舍，當天 深夜，爾平寫信向孤島上的老爸報告：「 『我終於做到了：15 年前失散 的趙家，初步又撐起來了……』他寫道， 『這才是個開始呢，爸……』 」 （陳映真，2001e：145），猜想老趙收到信時，激動的淚珠與兒子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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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感恩的淚水會在紙上相遇，我們只能在一旁默默的祝福。是，爾平 初步重建了趙家，他很清楚這只是剛開始，天真地認為事情當然會往 好處走，但這種重建家園的強烈祈求是不容易落實的，先天不良後天 失調。老趙說過，他那一代人只有愛國主義，只有民族、國家，想的 是要讓下一代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結果落得國破家亡、家毀人 亡，太太死了，孩子沒法照顧。趙爾平這代沒有老爸老媽那一代人的 大志向，心心念念的只是把趙家能夠恢復成個家的樣子，把弟弟帶 大，能跟李國木一樣，成家立業，這就夠了。這是兩代人的差異之所 在。但是…… 重建家園是爾平「上進」的驅力之所在。所以，從來就不認為教小 學的工作可以翻身的他，早就抓住了一條釣鉤，自知死命地把英文念 好才能脫困，從初中開始猛 K 英文，成為出人頭地所下的賭注，後來 證明他務實的判斷確實改變了人生的軌跡。第一步的上升，是考進藥 廠做業務，帶著弟弟從鄉下搬進台北基隆路租來的小公寓。兩年後機 運來了，他嘩啦嘩啦的英文被香港派來的高層 Marston 先生看上，此刻 有了英文名字的 Edie[sic] 趙快速跳升業務經理，三年後，Marston 升為 遠東區領導時，他再次被提升負責行銷部，時年 30，可謂平步青雲。 但，事業太平順會讓人想更快能「上進」 ，利慾薰心的爾平開始跟藥廠 總經銷商 Ken 蔡聯手，勾結了總經理的秘書、蔡的情婦 Nancy，收賄賂 拿回扣，從此一步步「滑進了一個富裕、貪嗜、腐敗的世界」 （陳映 真，2001e：156），慾望與貪戀全方位的擴散開來。他開始還有點羞怯 的涉入歡場，演變成包二奶，心中沒有誠意，跟情婦也都是分分合 合，最後斷送了跟妻子秀蕙的婚姻關係。還別說被他怒見吸膠、跟男 人同床從此趕出家門的阿南弟了，沒等到老爸從監獄裡放出來，趙爾 平重建家園的美夢已經毀了！美夢不再，他還是得硬撐著身為長子、 大哥，要維繫著這個破碎的家的基本門面。趙爾平最後離開故事畫面 的場景，是在父親臨死前一晚，他對著病床上已經沒有生機的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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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拜託，再撐個兩天，我去南部把阿南找回來。到頭來，拉住這個 破家的還是他。 綜觀他的勵志軌跡中，靠著獄中父親信中不時的勉勵，師範時期 困頓的趙爾平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 「立業濟世，答恩報德」 （陳映 真，2001e：157），相對來看，如今，「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 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 崩解淨盡了」 （陳映真，2001e：157） 。關鍵在於他全力以赴的衝勁過 強、過快，沖昏了頭，還有什麼煞車的力氣回看小時候的自我期許 呢？雖說狀況不堪，沒能濟世救人，他還不至於丟掉良心，也沒喪失 自省的能力，想要報答恩情。1973 年，林榮一家移民美國，他不僅親 自開車送去機場，前一天還在豪華飯店訂下套間讓恩人全家進住，並 擺下宴席表達由衷的感激，舉杯：「養（育）的（人，恩）大於天……我 和阿南弟弟，代表爸爸媽媽敬您」 （陳映真，2001e：158） 。老媽走了， 老爸還在獄中，面對頭髮已經花白的林榮醫師，內心覺得很丟臉，不 再是大叔認識中上進的少年爾平，愧對養育之恩時，驟然發現： 「自己 心靈的腐化，其實是在自己滑入這『成功入世』的，貪欲而腐敗的生活 之後產生的性格吧。」 （陳映真，2001e：158）對於趙爾平的自責，我 們看不出作家的負面評斷，就像韓允姬的理解，貪戀、腐化是過去傷 口的延續，是歷史暴力的補償，又哪能苛責受難者的後代要有能力自 持，不過，我猜作家的內心在滴血。「成功入世」 、遠離政治，是趙爾 平與李國木共同的命運，左翼受難者家人難以偏離的航道。 我不想用慣用的左派語言以「資本主義」的大帽子概括趙爾平存在 的大環境，畢竟台灣在 70 年代中到 80 中期才剛剛進入所謂新富的生活 方式，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地區與後發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必 須細緻分疏，很難一概而論。對走過窮困、戰亂、白色恐怖的台灣、 南韓、新加坡……中國大陸，物質慾望的追求確實是一種快速的補 償。在跟故事中弟弟的第三個女友莫葳一同批評下一代人（像阿南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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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女友、莫葳的妹妹莫莉） ，說他們毫無顧慮追求慾望時，趙爾平總 結得好：「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 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份發達的官能帶著 過日子，哈……。」 （陳映真，2001e：177）相對於蔡千惠因為背離左 翼理念而有的罪惡感，趙爾平身上看不到左的思想，自省的基點似乎 是人文主義的，而兩人分享的卻是走過貧困、當初靠著心存理念前進 的那一代人共通的經驗，才有立足點對他們而言走了樣的社會進行反 思。 趙爾平對於困境的人文反思，部分地解釋了趙南棟是怎麼一回事。 小說雖然叫做〈趙南棟〉，但是主體性最模糊曖昧的也是趙南棟， 作家似乎不是很知道要怎麼處理他，在整體結構上，以葉春美、趙爾 平、趙慶雲、趙南棟作為分章標題的中篇小說中，主人翁趙南棟在結 尾出場，總共短短六頁，有關他的點點滴滴大都透過爾平哥的視角傳 遞出來，也許是年齡差太多，屬於完全不同的世代，作家不是很進入 趙南棟的內心世界，要內在地理解這個 1950 年代出生的主人翁不是很 容易。有趣的是，趙南棟的形象成為台灣跨越好幾代的讀者理解自己 所屬世代的鏡子 26。 1950 年次的趙南棟，先天就包袱沈重，在左翼女同志們的呵護下 出生，那時還在強褓之中，處於母親走了都沒有記憶的年齡；從小到 大最親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大哥爾平，一個是大叔林榮。阿南從小 就是美男胚子，濃眉大眼，紅唇白齒，有女兒般的俊美，個性安靜而 不羞澀，因此討得不分年齡女性的疼愛。小學時代就不時的騷動著校 園，初中畢業後更為迷人，眼神中「漾動著某種絲毫不知道心機的純粹 和溫柔」 （陳映真，2001e：143），發育後高T健美的身材，迷惑的不只 是年輕女孩，也變成師奶殺手。於是，總有無數的粉絲供養他，高檔 26

從作家描寫的生活經驗來看，我這個四年級生自認為是趙南棟這一代人，但是我的 七年級學生卻也這樣認為。參見陳幼唐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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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吉他、名錶、電玩、服飾、絲內褲、金項鍊，在他房裡散亂地 鋪了一地，像是擺地攤跳蚤市場那樣，也許東西來得太容易吧，看得 出來他並不拜金。除了愛吃愛穿愛玩不愛唸書，都二十出頭了還在不 同的專校中遊走，這家退學換到那家，每次都得靠著老哥出面才能擺 平沒學校念的問題。在大哥眼裡，這個不大上進的弟弟本性是善良 的，不混流氓，不偷不搶，大方不算計，不玩弄別人的感情，女朋友 常常在換，但也都真情相待，絕對不是愛情騙子，非常愛惜相處的那 段，只是控制不了自己，很快又會愛上下一個。 被大哥掃地出門那次，也不能完全怪他，是老哥那段時間狀況不 好，後來有點後悔但也找不回來了。這場戲，作家寫得非常經典。那 天爾平感冒提早中午回家，一進門就是撲鼻的強力膠味，探頭進老弟 的房間，呆住了：

一再仔細地凝視那黑暗的臥室裡的弟弟的床上，不論怎麼看，也 是兩個死屍一般沈睡著的，赤裸的男體。弟弟頸上，掛著沈重的 金項鍊，在暗室中發出沈沈的光亮。 那霎時間的趙爾平感到一陣動悸，忿怒和羞惡所造成的眩暈。他 「啪」地打開了弟弟臥室裡的電燈開關。臥室內一時燈火通明。他 看見弟弟半張著惺忪、錯愕，卻不失美俊的睡眼，倉惶地抓著被 單遮蓋自己的身體。 「混蛋！畜生！你們都滾！」趙爾平瘋狂也似地怒吼著， 「給我滾！ 滾— ！」 趙爾平用力把弟弟的房門關上，顛顛躓躓地上樓，和衣癱趴在他 的臥床上，一連發了幾天怎麼也退不下來的高燒。 就這樣，弟弟趙南棟悄悄地離開了他的家。 （陳映真，2001e：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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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帶人回家睡覺，抽煙喝酒吸膠是常態，只是這 次睡的是個男的，1970 年代初，社會普遍還沒有同性戀意識，慌掉的 是老哥，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得等到 80 年代碰到莫葳，兩人都喝多 了，說妹妹莫莉更厲害，搞雙性戀才甩了阿南，爾平才恍然大悟） ，加 上對於自己開始墮落產生的羞愧，投射到弟弟身上，才新仇舊恨藉著 感冒頭昏一次爆發，把弟弟趕出了門，結果連跟老婆都沒法說是怎麼 回事。被從小到大最親的大哥逐出家門，阿南心裡一定痛到不行，後 來還跟嫚麗說老哥疼他，只是自己沒出息，但是心裡最痛的該是爾平 吧，趕走了疼愛的弟弟，自己的依託垮了一半……。 離開家門的阿南，靠著他的美色要活命不難，遊走在美女之間。 他最早帶著吉他跑去高雄教人彈琴，跟風塵中人嫚麗同居，不久又跟 了俱樂部老闆曹秀英，天天打扮地很體面在那作櫃台經理。後來送曹 去機場碰上了空姊莫葳墜入情網，曹秀英又妒又恨，在法院告他吸毒 和侵佔財產，被判在龜山監獄關四年半。莫葳滿天飛來飛去，就找她 在雜誌社做編輯的妹妹莫莉幫忙去看他，鐵窗一裡一外就談起戀愛 了，出獄後住在莫莉那兒，沒多久她厭了，從小就看著自己老爸女人 換來換去，沒法愛人的她決定還是喜歡女生好些，就把他給攆走了。 第二次被掃地出門，被大哥趕走是自己沒出息，這次栽在最有把握的 事，以前他先走，這是第一次被人甩，可以想見阿南信心頓失，窮途 末路，落破到住在台北豬屠口廢社區的棄屋裡，滿身汗水汙垢都沒法 洗，狼狽不堪，最後還是被葉阿姨撿回家的。 在豐美果決的莫葳與趙爾平在機場不期而遇的對話中，他們試圖 以世代差異的方式理解跟著身體感覺走的下一代人，兩人的弟妹阿南 與小莉是靠感官過生活的，大姊說， 「身體要吃，他們吃；要穿，他們 就穿；要高興、快樂，不要憂愁，他們就去高興，去找樂子，就不要 憂愁……身體要 make love，and they make love……」 ，大哥跟著附和， 「他們有什麼欲求，就毫不，毫不以為羞恥地表現他們的欲求。他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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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眼睛，心意和行動，清楚明白地，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地說， 我要，我要！」。莫葳姊回話回得更露骨，經驗老練的自己當初在機場 碰到阿南是如何被征服的： 「他用他那雙眼睛 Oh, Christ，盯著你看， 你知道。溫柔，大膽，自私，充滿了慾望……他讓我發瘋了。……那 眼光，坦白而貪慾，單刀直入，告訴你，嗨，我要你……那麼純粹。」 （陳映真，2001e：176-178）用世代的眼光來看，阿南阿莉的這代人， 不再含蓄，不再虛假，誠實表達著自己的慾念，敢於積極採取行動去 追逐、去搶他們要的，這真是沒有什麼好覺得羞恥的，但是這只是對 現象的描繪，要如何解釋特別是像趙南棟這樣出身政治受難者家庭的 下一代呢？ 如果趙爾平活著的主要動力是重建趙家，那麼趙南棟活著的動力 又是什麼？從小黏在大哥身邊受到百般呵護，連父母都沒見過的他， 生命中有種說不出來的虛無感。作家沒有多說這種虛無來自何方，但 聰明伶俐的阿南很顯然跟老哥一樣，對成為社會禁忌的父母親的一 切，得承受著莫名的壓力，跟幽靈一樣環繞著自己的人生。小學、初 中，課上只要碰到「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媽媽」的作文題目，他就逃學 （陳映真，2001e：166）。逃，似乎是他存在的基本性質，造就了虛無 的氣質。父母親不明不白的故事，對他過於沈重，似乎不想懂，不想 深究，也就當然沒有承繼父母那代左翼過重的包袱。雖然有哥哥叔叔 的疼愛，但又沒法取代失去父母的沈痛的失落感，否則也就不必碰到 就逃課吧，逃是拒絕面對，因為沈重到無法面對。於是，惡性循環， 再加上老哥會讀書，他的事業成就與自己沒出息的一事無成是極端的 對比，更進一步加深了那種虛無的沈重感，所以他只能逃，逃不了被 強迫面對沈重時，就只能沈默以待。所以，真正構成虛無的趙南棟的 就是歷史，來自父母、來自兄長那些隱形的制約與塑造。趙南棟身上 複雜的虛無，讓他表面上看來充斥著富裕時代人們的膚淺，但是骨子 裡是左翼大失敗的結果，底色是紅的，只是脫落了思想的內涵，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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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體現在（像下面這個）關鍵時刻。 1975 年趙慶雲出獄了，趙爾平好容易找到了失散了四年的趙南 棟，要他回家見父親一面。阿南弟這次沒逃，遵守承諾回到被趕出去 的家裡，但從頭到尾在畫面上只聽他說了一個字，就是進家門時，叫 了一輩子第一次的，「爸」，老爸「嗯」了一聲，就在沙發上低頭抹淚， 老哥使了眼色要他坐在老爸旁邊，沈默了一會兒，仔細看著 25 年未曾 謀面已經長大成人的小兒子，老爸開口了： 「 『讓你們孤兒似地長大， 真對不起。』父親平靜地說，『政治上，讓你們有很多不便……』 」 （陳 映真，2001e：165） 。老趙大概準備了很久到底該跟南兒說啥，除了愧 疚於他們淪為孤兒以及因為自己的思想波及後人表達內心深處的歉意 外，真不知從何說起，而坐在對面的阿南保持了他一慣的沈默。擔心 沒有回應父親的抱歉會有些失禮，爾平趕快打破沈悶跟老爸說現在挺 好的，意思是要老爸不要心懷歉疚之意。接下來這個會面的場合就變 得無限的尷尬了：

阿南弟弟只是勉強掩飾著他在這完全陌生的父親之前的侷促，安 靜地坐著，聽著父親渙散、晦澀地又說著抗日；說著逃難；說著 他 們 的 母 親， 在 女 學 生 時 代， 就 參 加 了 上 海 租 界 裡 的 抗 日 遊 行…… 第二天，趙爾平打電話到俱樂部，問他為什麼昨天上桌吃飯，就 一直沈默無語。 「我不知道。」弟弟沮喪地說，「我覺得心慌。爸爸那種人，知道我 過的生活一定生氣。」 「……」 「我從小到大，我只覺得你親……」弟弟笨拙地說， 「還有，林榮大 叔。」 「胡說。」他並不生氣地說。（陳映真，2001e：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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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幼子，老趙的迫切感在想對他說，跟母親相關的過去的大背 景，想要解釋她為什麼會在南兒強褓時就離開了，他自己又為什麼沒 法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抗日、遊行、逃難……老趙只能支離破碎說 的這些事，大概南棟從小都聽老哥說了，只是得面對首次見到既熟悉 又陌生的父親，他不知道如何處理會面中的尷尬，再加上沒頭沒尾的 家庭歷史故事確實讓他難以體會，這些都不在他的生命經驗當中，所 以除了靜靜的聽，也接不上話，他逃了很久了，被迫面對，沒辦法， 只能保持已經養成的習慣：無言，連吃飯時都沒話說。當然，你要他 說什麼？要他講現在的工作、生活，這是他心底最擔心的事，所以心 很慌，被問到了卻不能說謊，那該如何掰？在他的認識中，這個滿腦 子救國救民的老爸不可能接受他現在的生活方式的，背離了父兄的期 待，又終於得面對，能不慌嗎？第二天被老哥追問何以沈默，他又說 錯了話，暴露了內心的祕密，林榮叔比老爸來得親多了，真正的父親 其實是這個養父。趙爾平當然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事最好別說出來， 所以老弟說破了，他也沒怪他，只是自覺失敗，還是沒把這個家兜起 來，本來好容易安排了思念兒子的老爸跟這個老想逃開的老弟見上面 了，算是了結了一樁心願，但是搞成這樣的冷，卻是在他預料之外的。 在整篇小說中，這是一家還活著的三個人唯一坐在一起的場景， 三個人三個狀況，雖然都活在當下，但承載著對過去極其不同的認 識，帶著過去來相認，其實是三條思路的相遇，有交叉的部分，而偏 離的居多，但又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結果。

在離開〈趙南棟〉之前，作家問了一個困難的問題：50 年代先走一 步的同志們，如果還活著，會如何看待 30、40、50 年後的變化？這不 是個純屬想像的問題，如前面論及，作為承繼者的陳映真要如何在墳 上向老同志報告後來的變動？要期待他們有什麼樣的反應？當他們搖 頭嘆氣，活著的承繼者又該如何訴說？簡單地說，喪失性命的他們今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天來看是值得的嗎？那一代人要如何評價現在？ 這個重要的思想問題是在趙慶雲臨終前的夢境中提出。在老趙的 病房中，不只宋蓉萱回來相伴，他最想見到的張錫命、蔡宗義和林添 福也都是來把他接走吧。老蔡跟老林這兩個最有知識智慧的獄友，從 1950 年開始還在下那個勝負未定的棋，「和歷史對奕了 40 年呢」 。放在 世界的格局中，至少是到 1987 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 勝敗確實不明（至今難說，雖然前者在這棋局中佔了優勢） 。老蔡開始 發動攻勢，將軍了，老林呻吟了一聲，把炮移開，老蔡說棋局跟歷史 一樣，有它的規律，但是變化多端，輸贏難測，說完再度進攻，老林 又發出悲痛之聲。對話由而展開：

「三十多年前，我並沒有能力預想到，今天的台灣。」蔡宗義忽然 沈緩地說，「歷史的時間，同個人的時間的差距，老趙，你應該有 具體的實感吧。」 「民族內部互相仇視，國家分斷，四十年了。」林添福朗聲說， 「羞 恥啊……」 「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裡唱過：安息吧，親愛的同志，別 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走的時候，老趙，你們也這樣唱，」蔡宗義 無限緬懷地說，「快四十年了。整整一個世代的我們，為之生，為 之死的中國，還是這麼令人深深地擔憂……」 病房裡忽然沈默起來了。（陳映真，2001e：192-193）

棋局當然是大局勢的隱喻，一路走來不斷變化。走了三十多年的蔡宗 義坦承當初沒法想到後來的台灣會是這樣，雖然沒有趙慶雲活著的感 覺，倒也能體會大歷史的時間與個人之間的差異，作為台灣人最痛心 的該是萬沒想到對峙不但就此持續下去，而且孳生出的台獨分離主 義，作家透過林添福用他在南韓借來的分析概念—分斷—描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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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權的分離伴隨而來的民族仇恨，對此他們毫無保留的認為這是 民族的恥辱，更沒想到一分就是 40 年，這確實是第一代脫離殖民地、 回歸祖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最深的傷痛。老蔡更是感慨於當時送先走的 同志，要他們好走，不要走在憂國憂民的情緒中，自己走時，活著的 同志們也給了同樣祝福，但是回頭來看，這整個以救亡圖存為基調的 世代，還是沒法釋懷於當下中國的狀況前，在地下都還得繼續擔心。 病房的氣氛於是低迷起來：

趙慶雲感覺到四十年的歷史的煙雲，在整個病房迴繞著，像高山 上的雲海，像北漠呼嘯的朔風…… 「超越了恐怖和怒恨，歌唱著人的解放、幸福的光明之夢，度過了 最兇殘的拷問，逼向死亡的，我輩一代的人間原點，」蔡宗義獨白 似地說著，而後忽然激憤地、戰慄地嘯吼起來： 「燃燒起來，在台 灣、在全中國、在全世界，高高地燒起來喲！」 （陳映真，2001e： 193） 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匯聚了 40 年的過往，這個凝重氣氛的流動包圍著老 趙臨終前的當下，作家沒有辦法只能用隱喻來陳述主觀的感受，不同 的歷史事件像是一片一片雲彩，飄聚在高山上，流動的速度強勁得像 是大漠中颼颼的狂風。老蔡總結了 50 年代同志們的心情：是依靠著人 類解放的夢想，才能在嚴厲的酷刑拷打中，克服恐懼、憤怒與仇恨， 守住自己的堅持，就算是最後走回人生終點也無所畏懼；關鍵是我們 的死要換來的是紅旗遍地，讓社會主義的運動能在人世間全面性地捲 動起來。老同志們看到當下的局面，還是沒有放棄對於未來的嚮往， 老蔡舞台劇式的獨白，終於引動了張指揮的熱力出場，演奏起他花了 40 年完成的勞動節交響曲最後高潮的大合唱，於是和聲與樂器的敲擊 撲天蓋地而來，把人們帶向情緒的最高點，老張與老趙都泣不成聲，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宋大姊、老蔡、老林也都「熱淚掛下他們冰冷了三十多年的臉頰上」 （陳映真，2001e：194），就像魯迅的死火一樣，冷卻 30 年的淚水又被 激情重新解凍，悼念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挫傷。

恍惚之際，趙慶雲感覺到有人在為他擦拭眼淚。他看到護士邱玉 梅張大了她那台灣曹族人民的，秀美的眼睛，凝望著他。他感到 激動過後的平安與祥和。他看到窗外的天空，清藍如靛，萬里如 洗。 「好清朗的天氣！」 趙慶雲對邱玉梅說。他於是感到疲憊了。他聽見邱玉梅急切地叫 喚著他： 「趙先生，趙先生！」今天，我說了，太多話了，他想， 不過，住院以來，可能從來沒有，這麼樣，舒暢過呢…… 他睡了。 （陳映真，2001e：194）

作家用歡喜的氣氛送走了老趙，在人生最後能夠見到自己心愛的人、 敬愛的同志，跟他們一起對未來抱持著信念與希望，這樣走不是人生 極樂嗎！？老趙心情暢快的走得安然平和，連窗外的天空都感覺是那 樣的晴朗，充滿了希望，然而活人的真實狀況是，病房窗外下著傾盆 大雨、幽暗不明，正哀悼著老趙的離開人世，對於未來是一遍黑暗的 懷疑。作家用心良苦，讓老趙好走，使老同志的死充滿了喜氣，不再 是 1960 年筆下吳錦翔自戕的苦痛，但是心底卻真實懷疑著漆黑的未 來，到頭來還是得誠實地面對前面的不明路，得遙遙無期地走下去。 陳映真以夢境請回往生的老同志，是種「不是辦法的辦法」 ，就像 黃

暎的《客人》以雷同的知識方式，用黃海道鬼巫術請回死去的同鄉

親人在幻影中重聚，達成當初互殺的心的和解。陳黃兩位都是用第三 隻眼創造的時空，來照亮、穿透肉眼無法體現的精神現實。 陳映真透過〈趙南棟〉寫出了歷史—左翼歷史—運轉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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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看似斷裂的歷史實際上是如何地將過去與現在（乃至於未來）聯 繫起來。無法相互理解的三代人，必須透過作家的視野，縫合了不同 的時空，才能說清楚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地下埋在一起相 通的坑道。於是〈趙南棟〉提供了一個理解歷史的理論模型，展現在前 面這段簡短的歷史性會面的高潮戲，不僅如此，他更進一步走出了長 遠以來對於歷史的理解與認識：先走一步的人看似離去，但是他們的 幽靈一直跟著活著的人們，在適當的時候就會現身，對身後的一切從 他們的觀點進行評價，借用了作家的第三隻眼來傳達腹語。他們沒有 因為一時的狂風暴雨而放棄仰望未來晴空中飄揚的紅旗，這面紅旗不 只意味著革命的到來，而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落實，是窮人翻身，民族 獨立，第三世界相互提攜的團結，帝國主義的敗亡，等等。我認為這 樣近乎宗教的信念支撐著承繼者陳映真們在前途茫茫中前進，不斷地 為先走的同志提出看似「老幹部」的問題 27，人們沒法理解的是他們為何 如此僵硬，如此不合時宜，背後其實是歷史的重量在逼問。

「沒有人相害。這條路是我自己走的……」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後簡稱為〈紅星〉 ）是最後一篇要聯繫 的線索，得先交代兩個背景。 1985 年創刊的《人間》 ，該是開始深入追究 50 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 的重要空間，但是就算到 1989 年停刊時已經解嚴，這個禁忌話題仍然 得盡量低調繞行 28。回頭翻閱《人間》，許多的研究報導工作還是展開 27

參見薛毅 2009 年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中，分析阿城、查建英、陳丹青對待 陳映真是如何產生了錯位，把陳映真與他們相遇時認真的提問，當成是老運動員、 老幹部在說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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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間》同仁鍾喬的記憶，負責人陳映真受到當局很大壓力，特別牽扯到左翼分 子思想與歷史的部份。2010 年 9 月 7 日電話訪談。換句話說，解嚴並不意味著政治控 制立刻拔除。侯孝賢也曾在 2009「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中談及，他跟朱天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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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例如 1987 年 21 期，〈人間民眾史〉欄目中出現了藍博洲的採訪報導 文學〈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秀琮的足跡〉；1987 年 37 期的三週年專 號〈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 40 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踪〉中，好 幾篇文章處理 50 年代，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馬嘯釗的〈40 年來的政治逮 捕與肅清〉，表列了重要政治案件及涉案逮捕名單；1989 年 39 期，鍾 喬（1989）在〈台灣客家：隱形的族群〉系列六撰寫了〈范天寒的兄弟 們〉。總之，50 年代以降的左翼民眾史是《人間》的一條主線，雖然不 能充分展開。 1987 年 10 月，剛解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主張 中國統一，由關了 34 年、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出任總會長。回頭來 看，這個組織成立的推力之一該是跟獨派在同年 8 月成立的台灣政治 受難者聯誼總會產生制衡關係。陳映真在這個組織介入多深，是否起 了思想路線的作用還有待研究，可以確定的是 1993 年 8 月 27 日，曾梅 蘭在六張犁公墓尋到兄長徐慶蘭在內的兩百零一個墓碑之後，互助會 積極投入，該是〈紅星〉寫作最立即的脈絡，到文章 9 月 30 日定稿為 止，四個月內，作家完成了資料收集、山區走訪、寫作的工作，心情 上的迫切感可以想見。 由於這篇報導文學的寫作時間已經脫離解嚴六年，政治禁忌基本 上已經不存在，剩下的是作家得如何面對老同志未合的傷口，訪談中 得避免二次傷害，如何面對社會長期養成的反共教育土壤，不至於過 度美化活著的黨人，又能真實呈現人們脆弱的一面，分寸的拿捏成為 寫作的主要顧慮。 從文章的標題可以體會，作家的目標是在呈現共黨同志被消滅乾 淨的最後這段過程，大致上是從 1949 年底中共台灣省工委會開始解 體，到 1953 年後半最後一批同志出來自首。但是跟他其他小說的書寫

見陳先生，想要拍〈山路〉 ，陳建議他們不要政治冒險，因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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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紅星〉是座落在寫作的當下，焦點之一在於活下來的同志如何 渡過過去的 40 年，怎麼看待自己的這一生。雖然是用報告文學的文體 來定位，作家的文采不減，看到他動情、投入很深。這其實是一篇不 好寫的文章，要在整體的大背景下具體而微，作家選擇從幾個關鍵的 人物下手，拉起組織關係的立體網絡。 1930 年生的曾梅蘭是苗栗銅鑼三座屋人 29，父親入贅徐家，家中是 佃農，但因土改前地主將地收回而陷入窮困，一家四兄弟以做農工維 生。二哥徐慶蘭參與地下活動在 1952 年春天被捕，而他也糊里糊塗地 被捲入無妄之災：村裡認識的人請他順便送信到銅鑼的一家醫院，院 長看了信後，把信退給他，他放在口袋中不小心洗了，拿出來烤乾， 信被燒了，情治人員說他煙滅證物，酷刑逼問，慘絕人寰。當然問不 出什麼，被送到青島東路看守所，繼續用刑，用細針刺入手指甲下的 肉， 「痛徹心肺，屎尿俱下」 （陳映真，2001f：209） ，針斷在指頭裡， 結果切去半個無名指，從此無法吹簫—他最拿手的樂器。雖然查無 罪證，在那個時代，連起訴書都不需要，就隨便判了十年。警總看守 所中，隔著押房與兄長目光相會，1952 年 8 月 7 日，看著二哥被死刑點 呼，痛不欲生。也是在獄中，他開始學普通話、學數學、學寫信、學 會了〈國際歌〉，也眼巴巴地看著教他學習的大學生小姜清晨被帶走， 他只能包在棉被裡嚎啕痛哭，用他的客家話暗罵： 「X 你媽」 （陳映真， 2001f：212）。1962 年假釋出獄，回到牽掛了十年的老家，消霉運的豬 腳麵線才吃了一半，長年為兩個一死一關的兒子憂愁的老父老母，就 吩咐他得找回二哥的屍骨。十年冤獄後回到社會，可以想見雇主都不 敢用做過政治牢的人，他好不容易靠著獄中的學習考上石油公司，馬 上就被解聘，還好跟老爸徐阿祥學過泥水匠的技術，於是 30 年來，他 一邊以做泥水工維生，一邊到處尋尋覓覓，託人打聽，連家也搬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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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梅蘭對於過去細緻的自述，請參見藍博洲（200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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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犁公墓附近，老哥托夢給他說是藏身竹叢下，最後老天有眼不負苦 心人，在撿骨的徐老頭奇蹟般的協助下，找到了散落在六張犁公墓雜 草叢中的兄長埋葬處，與二百零一條好漢的冤軀，用作家的話來說： 「石破天驚地證言了 50 年代肅共恐怖的、震動千萬人心靈、逼迫著人 們去再思那一頁暗黑的歷史的兩百多個墳塚」 （陳映真，2001f：218） 。 好漢們屍骨的出土不僅是左翼歷史的再發現，同時也改變了台灣 90 年 代以降的政治史：以二二八為中心的政治運動從此很難漠視、跳過 50 年代大規模對於左翼分子的屠殺，縱使至今反共的幽靈依然籠罩在台 灣的天空。這個發現意義最為重大的是深愛著二兄長的弟弟，終於完 成了一輩子父母交代的任務： 「1994 年 12 月 12 日，我和我兩個哥哥才 又把二哥的遺骨，葬在我爸和我媽墳頭預留的墳穴；終於圓滿了我爸 我媽生前的心願」 （藍博洲，2004d：214）。跟蔡千惠一樣，能夠把李 國坤重新安葬在父母身邊，讓爾後的忌日時能焚香遙祭，就是把抹去 的歷史在家族中歸位，我們得感謝上蒼給予了曾梅蘭還願的機會，也 讓掩埋的歷史重見天日。 作家把曾梅蘭 30 年來對於尋找二哥遺骨的堅持，解釋為客家農民 硬頸的特性，尤其是兄弟兩人從小相互的疼惜，種下深厚的情感。二 哥徐慶蘭生於 1924 年，念過日本時代的小學，那時就很照顧弟弟，小 學畢業做過地主家的長工，後來家裡佃來一塊地就學習農作，是村子 裡有名的大力士，插秧速度特快是第一名。二戰期間被日人抓去無償 勞動，他賣力幫老人們，備受村民愛戴。後來去新竹當日本海軍的廚 房兵，戰後作打油工人，是個講義氣重朋友的人，所以被地下黨看 上，透過小學同學羅坤春吸收入組織，對於左翼的信念來自於貧困生 活的鬥爭，受啟蒙後努力追求著解放窮人的知識。1950 年，省工委開 始遭到打擊，黨人紛紛潛入地下，阿慶蘭躲了三個月，警察來家裡找 他四五次都很客氣，純樸的父母不覺有詐，生氣地要他出面把話說清 楚，在四、五個警察包圍下跟著他們離開家門時，他忽然「噗通地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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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跪下，正襟三拜，口裡說：『阿爸阿媽，孩兒怕以後再沒機會孝順 您們了，請您們保重……』 」 （陳映真，2001f：223） 。他心裡有數回不 來了，心中掛念沒法盡孝，只能叩謝父母養育之恩。但他對被抓是無 怨無悔，到了獄中，梅蘭弟趁著漱洗時間衝到阿慶蘭第十四號押房， 問他是誰告密，弟弟出去要報仇，結果：

「我二哥說，沒有人相害。這條路是我自己走的……我說阿哥，這 怎辦？不怕，我哥說，我走，你要跟，要跟到底。我二十年後， 又是一條好漢。要勇敢。我阿哥說。」 （陳映真，2001f：234）

這個就是被捕後居然脫逃兩次，最後被判死刑的徐慶蘭震懾的氣概，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反正早死早超生，20 年後投胎轉世繼續革命之 路，於是敢於承擔自己選擇的道路，還要弟弟也繼續勇敢地跟上路 來，只是他萬萬沒法想到自己 1952 年 8 月 8 日走後，1962 年阿梅蘭放 出來時，早就大勢已去，不再有路能讓弟弟能跟上。 曾梅蘭出獄雖然沒路可跟，倒是明察暗訪，勾勒出二哥當初逃亡 的英勇事蹟。徐慶蘭剛離開家門就被銬上手銬，帶去銅鑼警察局問口 供，半夜被押上火車送往苗栗時，藉口上廁所，跳窗脫逃，翻山過 水，到了公館福基，以打零工的身分幫農民割稻，投宿在群眾賴福相 家中。1951 年 4 月，情治人員該是聞風而來，阿慶蘭本想拉開手榴彈 同歸於盡，又怕傷及無辜，遲疑之間再次落網，但員警還在搜索時， 就被這大力士崩斷手銬，在暗夜的大雨中奔向山區，游過急流，逃脫 了還隔岸示威要敵人有種過來，結果賴福相藏匿奸匪被判十年，徐慶 蘭兩次被捕後逃脫又無悔意，該是他最後判處死刑的原因。1952 年領 導羅坤春把他送去大湖鹹水坑與黃逢開會合，白天蒸香茅油，夜宿張 秀錦家的香蕉園。暗夜中，特務來襲，徐慶蘭在昏睡中被綑，黃逢開 逃跑山中，結果腿部中槍，兩人就此被捕，最後 1952 年 8 月 8 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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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被槍決，窩藏人犯的張秀錦被判十年。 作家援引李敖的資料說明，黃逢開是 1949 年 8 月加入銅鑼支部， 領導是廖天珠，1950 年 3 月潛入地下（陳映真，2001f：206） 。1926 年 生的老黃，是景色秀麗的三灣神桌山腳下三洽坑人 30，出身貧苦農家； 根據弟弟黃逢銀的講法，老哥愛唸書，口才好，小學年年拿第一，個 性耿直，講信用。黃逢銀說，1950 年 8、9 月間，情治人員來家搜捕， 老黃遁走，從此潛入地下，他自己被無辜捲入，被控知情不報，判罪 十年，兩兄弟一個被抓坐牢，一個逃亡在外，老爸憂鬱身亡，老媽整 天以淚洗面。出獄後，黃逢銀拼貼出一段故事：密告者劉登興受情治 人員威脅利誘，挾持了黃母，要她翻山越嶺去勸降老黃，保證一定不 會處死，結果母子相見：

「我哥說，不能降。他說，他逃亡了兩年，在七古林，他有多少羣 眾關係！」……「他出降，可得拖出多大一串人！這種事，他不 幹。」黃逢銀說， 「我哥對我媽說，他只有一死。這種事，他不 幹。別再來勸了。我哥說。」 （陳映真，2001f：258）

黃逢開面對老母的懇求，沒法遵命，心中的痛苦可以想見，但是他不 能出賣群眾跟同志，不僅是組織的命令得遵守紀律，作為一個講信 用、有道義的人，更是不能出賣朋友，所以只能違抗母命，狠下心 來，掉頭就走。 黃逢開的果決其實有深厚的思想基礎，作家引用了當時還活著的 黨人宋松財（1911-2003）31 的訪談來說明。宋老先生說，1949 年神桌山 讀書會時就認識了黃：「他比我小，但見識、思想、理論，都比我高」 （陳映真，2001f：253） ，算起來兩人差了 12 歲，但是老宋先生對這黃 30

參見藍博洲（2004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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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松財極為詳細的自述，請參見藍博洲（200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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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弟很佩服。他舉了個重要的例子，1951 年 4 月老黃奉命到鹹水坑開 發新據點，8 月在群眾劉登興家被出賣，情治人員來襲，他跟羅坤春分 別逃隱山中，跟老宋會面一起上了地形隱蔽的神桌山，兩人躲在山裡 談了一天一夜，老宋最記得的是：

「……黃逢開講，打內戰是同胞相殺，破壞自己國土，損失自己人 民田園財產。」……「黃逢開還說，我們的鬥爭啊，是要阻止內 戰，把國家統一起來……」 「黃逢開說，中國一定要強才行。一國 分成兩頭相打，最為可恥。」……「我們是為使窮人過上人的生 活，使中國富強，在鬥爭，黃逢開這樣講啦。」 （陳映真，2001f： 253-254） 〈趙南棟〉夢中出現死去的林添福、蔡宗義，跟宋松財記憶中的黃逢 開，似乎有著一致的共識：國家分裂、人民互打，是最叫人可恥的 事，內戰必須停止、國家必須統一、中國得站起來、窮人得翻身— 陳映真至今的堅持不過是延續著前輩的認識—老宋不僅豎起大拇指 表示對老黃的敬意，當時還留下了詩作， 〈三個月再憶逢開〉 。兩人分 手時，老黃告訴老宋，他得回鹹水坑，因為預支了香茅油廠的工資， 不能失信群眾，再危險也得回去，這就是黃逢開。 次年 4 月老黃終於被捕。到 8 月槍決期間，警方找來曾經領導過黃 逢開的彭南華去遊說他，希望他能跟當局合作，該是供出關係網絡 吧，結果，「黃逢開只是笑。他看來，很安靜。」 、 「他決定要死了…… 你一看就知道」 （陳映真，2001f：260） 。領導老彭是因為自首才被放出 來，還是什麼，作家沒有交代，但是老彭之後的幾十年來絕口不提往 事，可以想見當初為了應付場面得去面對部屬時心中的難受。尤其是 老黃的笑容裡大概難免藏刺吧，他這種硬漢對於領導來遊說他跟官方 配合交出關係，還能聽嗎？苟活不如一死，老黃的平靜是心意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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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自有評價吧。老領導說了一句，他不僅是熱血青年， 「聽說，臨刑 還高呼口號。是真的吧？」 （陳映真，2001f：259）該是真的，跟徐慶蘭 一樣，20 年後好漢一條。

黃、徐二人跟〈鈴璫花〉的高東茂一樣因為先走一步，沒有留下當 初在山中躲避追捕、重建組織、飛竄林中的記錄，地下黨基層幹部謝 其淡細說了這一段。生於 1929 年銅鑼的貧苦佃農家庭，老謝的父親早 逝，母親是童養媳又不識字，他小學畢業就去地主家當長工看牛，忍 受大人的羞辱，在隔壁大戶人家的少爺的同情下，晚上陪公子讀書， 多攝取了兩年知識。後來都是地下黨員、早先從日本工讀回來的兩個 叔叔，要他讀孫中山日文版的《三民主義》，該是那時起受到些啟蒙。 1950 年土改，很多地主立即收回土地，迫使佃農退耕，嘴臉惡劣，激 怒了老謝，耐心收集了證據，在法庭上擊敗地主，聲名大噪，被羅坤 春看上，吸收進窮人讀書會，開始學習解放的知識。 1949 年底，地下黨核心蔡孝乾被捕，組織快速崩解，韓戰開打加 速了逮捕的行動，兩代革命家庭的老謝只能拋妻棄子，逃亡於東勢、 卓蘭山區。服從共黨不拿一針一線的原則，逃亡中的他只能在蕃薯田 裡找小粒的吃；也是遵從組織的指示，他們以農工身分跟群眾生活在 一起，試圖推進工作。老謝很清楚地處理了黨人與群眾的關係：因為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使用一樣的語言，分享一樣的情感與命運，但 是比一般人有思想，有看法，很容易就取得群眾的信任。在山中逃亡 時，就是靠著群眾的疼惜，給你飯吃，給你衣服穿，還給你鹽巴補充 氣血，給你肥皂洗清身子維持健康，他們還會暗中通報陌生人來查 緝，老謝邊說邊掉淚，感念群眾的信賴。基層領導羅坤春用兩句話總 結：「我們的羣眾真好」 （陳映真，2001f：243） ， 「他們嘴裡不會說，但 把你當親人。不，比親人還親」 （陳映真，2001f：244） 。生命共同體情 感的建立，跨越了血緣的連帶，這樣的信任關係一直延續到作家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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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林山區參訪的 1993 年。 老謝記憶中，當初都是夜裡在山中竹林中行腳，又輕又快，沒有 任何騷動，白天就砍了竹子用葉子蓋擋雨棚，蒙頭大睡。山澗開滿的 野薑花，加上肥皂用來洗澡，一來求乾淨，二來掃除體味避免狂犬惡 吠。從一個據點到另一個，一走就是兩三天，碰上下雨，身體就濕著 三天。翻山下水，吃的只是蕃薯、草心、溪裡的魚蝦，營養不足，卻 不生病。黨人要碰頭也得找地勢利於眼觀四面的地方，老謝最後跟老 黃碰面決定出去自首就是在後龍溪清水坑的溪埔裡，這裡到處是大 石，草叢密佈，又有河流，便於脫身。1952 年那次的會面是半夜在山 裡的炭窰中，老黃分析給老謝聽：

路已經走完了。黨也徹底瓦解了。就義赴死，無濟於事。 「而這 時，你出來，不用供人、不用害人。不用你供，敵人全知道了。」 老黃說。 謝其淡最堅強的鬥志終於迅速瓦解。「我哭了。哭了整整一夜，老 黃也陪著流淚。」他說，「怎麼是這個下場？委屈啊。」 （陳映真， 2001f：249） 作家試圖讓後人理解何以部分黨人最後出來投案，那是什麼樣的心 情？被逼到死角沒路了，組織沒了，可以選擇繼續藏匿或是自戕，但 是都沒法挽回局勢。但是出去自首，得面臨著拷問中出賣同志道義上 的良心不安，活下來也沒法做人的，老黃的分析是高階領導都已經被 抓或是投案，基層黨人在整個大崩潰裡已經沒有背叛同志的顧慮了。 但是，同時這也意味著之前寄託的理念，也就此化為烏有，所有的努 力都將只是過眼雲煙，最好的青春投入其中都白費了，能夠不憋悶 嗎？接下來又得如何才能按捺一輩子的屈辱？ 徐慶蘭、黃逢開這樣的同志一起走了。但是活著的黨人同志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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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渡過殘餘的今生？我們看到了外圍分子蔡千惠、趙慶雲相繼凋零， 蔡春美找到了趙南棟，但是前途茫茫，地下黨人的境遇又是如何？ 彭南華絕口不提往事，但是也沒放過自己，那次老宋也在座的訪 談裡，他忍耐不住最後對作家說： 「這幾十年來，我最怕夜裡失眠…… 你想來想去。想著死的人死了。關的人關進去了」 （陳映真，2001f： 261），此刻的老彭把持不住流淚了。你想想，同志們死的死、關的 關，作為中層領導幹部因自首逃過一劫，如何能面對死的、活著被關 的同志？要如何面對夢魘中驚醒的自己？其實，生不如死。 根據彭南華（1911-1998）的自述 32，他在南庄出生，小學畢業搬去 三灣，曾在花蓮郵局、桃園機場工作，光復後任職三灣鄉公所，被當 地青年選為民間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二二八以後，透過江添進被 吸收入黨，他吸收了廖天珠，廖吸收了黃逢開後交給他領導。194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他一輩子最開心的一天。同年年底起組織開 始被破壞，江添進兩次派人傳話要他走，說三灣地區如果出事，他會 是第一個被槍斃的，當時他自己的考量是家中有兩個小孩子要養活， 不能被抓，於是開始潛入地下。在山裡跑得無路可走，組織據點全部 被破壞，最後找齊了十幾個有關係的同志，帶去竹南分局自首。 回顧過去，彭華南自認無顏見江東父老，是他動員了三灣一帶的 農民起來革命，結果失敗，害很多人丟了命，深感慚愧，出來後搬去 台北，沒臉再回三灣見鄉親。後來關了十幾、二十年的朋友出來，勸 他不要自責，大家沒有怪他，他才有勇氣重回三灣。最後，他對訪問 者說：

像我這種共產黨的逃兵、「自首」的人，對過去的歷史還有什麼好 談的呢？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也不能再當革命的先鋒隊了！要不

32

參照藍博洲（200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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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四期 2011 年 9 月

是為了想讓你們後生人對未來還有一個希望，我是不會和你談這 些不值一提的傷心往事的。 （藍博洲，2004b：116）

除了在蔡千惠那兒體會到她些許的生活狀態，其實沒有太多的資訊去 理解將近半個世紀中老彭們如何渡過夢魘的日子。我們可以想見在反 共高潮的 30 年中，他大概沒有勇氣去亮出他是共產黨的身分，為了保 護下一代也得盡量遮蓋想抹也抹不掉的過去，自己要找工作大概也很 難吧，還別說長期在情治單位的監控下活著，隨時得接受檢調的騷 擾。改革開放了，兩岸通了，他能挺直腰板跨過海峽去回到黨的懷抱 中嗎？會被黨重視的該是被關的硬骨頭們，對關得越久的同志越發虧 欠，林書揚、陳明忠這樣肢體受創但是問心無愧的前輩受到黨的重 視，在黨內或許還有些發言權，是可以猜想的。最後投案的這批同志 們心情實在複雜，傷心往事的疤痕永遠沒合過口，對自首的同志而 言，自己是逃兵，過去只是一場永遠的傷心往事。願意談，也只是「救 救孩子吧」的無奈。 老彭 1999 年走了，希望他地下有知，找到平靜，不要繼續沈浮在 悔恨的大海中。 羅坤春（1924-2002）是最後出來投案的黨人 33。生於銅鑼朝陽的農 家，跟〈紅星〉觸及的其他同志不同，因為從小愛唸書，中學畢業後， 有機會在東京工讀了五年，1945 年 4 月畢業後回台灣準備當兵，沒想 到兵單輾轉接到手時，日本已經要投降了。二二八發生後，他參與組 織自衛隊捲入牢獄之災六個月，出獄後在銅鑼鄉公所找到工作，在小 學同學、留學早稻田大學的曾永賢引薦下與陳福星（老洪）建立關係， 讓他讀了老毛的《新民主主義論》，被吸收入黨，成為小學同學徐慶蘭 的領導，推展農運。50 年初，上層組織開始被破壞，蔡孝乾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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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羅坤春的背景，這裡參考藍博洲（2003）的研究。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老羅以行走藥商身分開始潛入地下，接受他直屬領導陳福生等人重建 黨組織的任務，1951 年以在村裡搾油廠做工的方式，以「艱苦的勞動 建設基地、求生活、求發展」 （陳映真，2001f：221） ，推進重建工作。 不久老洪被捕，老羅開始跑路，領導著黃逢開與徐慶蘭遊走於大湖、 鹽水、七古林一帶，到了 1952 年 4 月，所有領導核心全部被捕，至此 組織宣告瓦解。失去上面組織領導無路可去的老羅，只能找尋下屬， 在鴨母坑險些被逮，為了不再牽連群眾，只能回家，結果老爸叫他別 走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後院挖了地洞，躲了一 年。1953 年 7 月出去投案的同志來家找他，告訴他組織全毀，大勢已 去，老羅最後出來自首，結束地下生活。 老羅第一次在銅鑼家中接受作家的訪問，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正面 陳述自己是共產黨，沒有任何好羞恥的。但是一提及舊部黃逢開、徐 慶蘭，穩重的老羅突然潰堤，不能自已，對作家表示失態的歉意。猜 想，跟彭南華一樣，羅坤春最為悔恨的就是吸收了像徐、黃這樣的優 秀青年，最後他們落得這樣的下場，自己卻還能坐在這接受訪問，心 中的內疚可想而知，對他們及家人抱歉萬分。作家沒有多問，但是對 著窗外的晴空，心中自語：「不，羅先生。即使嚎啕失聲，也不為失態 的。」 （陳映真，2001f：239）。十年牢獄的作家當然能知道肉身受困的 痛苦，但是身在獄外的心中大失敗的傷痛與對同志的歉疚，大概是更 難以自處的。 老羅回溯過去，韓戰爆發，美國封鎖台海，兩岸分隔，但是他們 沒有放棄，一方面是陳福生沒有傳達中央的指示，擅自發起組織重建 的命令，另一方面堅持在逆境中求生存，「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理想…… 窮人應該過好日子。舊社會要整個翻造過。中國要強大起來。帝國主 義再不能欺侮我們中國。」 （陳映真，2001f：248） 。老羅的信念今天讀 來會被說成是八股，是教條，是過時的理想，就像作家難以忍受民族 主義與義和團被留洋的知識分子污名化一樣。但是要追究推進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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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四期 2011 年 9 月

動力之所在，要歷史化主體無怨無悔投入就算是今天得被檢討的革命 運動時，我們還是得拋除自己身上、屬於這一代人的偏見，才有可能 內在的理解這些傻子前輩們曾經走過、也曾經擁有的信仰與力量。這 個最後出來的羅坤春同志是這樣總結自己的過去：

……但是這個革命失敗了；不但犧牲了很多同志，也有很多同志 及受牽連的人被抓去關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幾年。我雖然沒 有被抓去關；可我出來以後的生活，也受到種種的迫害；好不容 易找到工作了，沒多久人家就知道我的身分了；這樣，馬上又被 破 壞 掉。 最 後， 我 只 有 靠 自 己 做 小 工 或 小 生 意， 來 維 持 生 活。……現在，我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我沒走錯路呀！到現 在，我還是認為，當年我為了要革命而走的路哪有不對呢？我 想，我走的路應該是不會不對的！（藍博洲，2003：6）

相對於老彭全面性地往事不堪回首，老羅除了對同志犧牲、被關感到 不幸外，對於自己的過去基本上是釋懷的，雖然持續因為過去是共黨 分子影響到後來的生活，他對於自己一路走的雖然不是一般人認為的 康莊大道，但是沒有不對。彭羅兩人的心境差異頗大，是因為當初他 們所帶動、吸收、組織的人員多寡程度不同嗎？問題或許不只是在這 個層次，回到前面的問題，不同的同志對於自己的過去似乎關乎他們 對胸中的祖國今天表現的評價吧。

1993 年 9 月中，作家在謝其淡與羅坤春的陪同下，想要尋訪黃逢 開當初走過的蹤影，寫下了一段感佩的記錄，讓我們理解了何以最後 會是在苗栗山區藏匿，也是在這段文字中呈現的心境下，作家半個月 之內完成了這篇重要的報導。他們來到大湖、獅潭，進入作家眼簾的 是：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山勢詭奇而陡峻……層層疊疊，雄奇險峻。而在層疊有致的山與 山之間，有溪有澗，山上有一片又一片自日政時代以來的保安山 林，尤其是成片的桂竹密林，在極目之內，迎風婆娑。這樣的地 理環境，不但令人讚歎，即從游擊基地的觀點看，似乎也是十分 有利的地帶。我四處張望著這幽靜險峻的山區，想著，當年真有 一羣青年，以自己的青春為燃料，燃燒著對於解放和幸福最堅決 的信仰，在這山巒、保安林和溪澗中激動地竄奔的情景，一種歷 史風雲的某種不可思議的實感，一時在胸膺中潮湧不已。 （陳映 真，2001f：240）

再次以景寫心，當時的政治情勢跟山勢的峻險一樣，讓人懼怕但又是 英雄偉大的，甘於冒險犯難的勇氣迎風飛揚。讓作家讚嘆不已的不只 是地形利於戰鬥，而是這群把青春當柴火來燒的理想主義者，傻傻地 堅信著解放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無畏橫逆地跟無法逆轉的大勢繼續搏 鬥，那種癡狂的情懷今天無法想像，也已經不可能再度燃起，但是在 那個時空中卻是那麼的飽滿、自信與踏實，重回現場，帶給作家是胸 中熱血澎湃的悸動，深深地感染著他的讀者。

細讀〈紅星〉讓我個人學習甚多，坦白說是在心情激盪中寫作，對 於自己過去對左翼前輩受難歷史的無知，乃至於無動於衷，有深切的 愧疚，也讓我更深刻的體會環繞在陳映真四周的左統圈，及每次遊行 走在群眾隊伍中頭髮花白的老同學們，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先生的訪 談與一般報導文學不同，受訪者是同志，有冤要伸，對他也有充分的 信任，透過對前輩的訪問，他不只記錄、挖掘了歷史，也概括承繼了 老同志們的心境與願望，我相信他是在內心顫動中完成定稿的，很困 難，很沈重，也很飽滿。〈紅星〉只是個起點，開啟的問題比回答的 多，這是跟大政治難分難解的歷史篇章，分斷、反共、左右、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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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四期 2011 年 9 月

省籍問題糾結在一起，至今沒法清楚的梳理，不僅是國共雙方，就連 2000 年執政的民進黨，都沒有站在政府該站的位置，有誠意地、努力 地對歷史進行研究、翻案、平反、憑弔，對家屬被長期的汙名化、因 受歧視喪失被公平對待的權利表達歉意，對民眾交待不該被就此遺忘 的歷史。韓國盧武鉉政權很認真地推動了真相調查與和解委員會，任 命頗具公信力的聖公會大學社會系教授金東椿（Kim Dong-choon）為委 員長，在任內五年間致力於推動研究與平反的工作，值得參考 34，證明 政府有事可做，有沒有誠意是關鍵。共黨呢？許多送上刑場或是長期 囚禁的地下黨人都心繫著那張紅旗，他們是以共產黨人之名被捕，以 共匪之名連累無數的家屬，今天兩岸三通了，到底要以哪些方式對地 下黨人進行平撫才能跨越狹隘的政黨政治格局？是真要到紅旗插在台 灣才能以慎重的儀式向死去的黨人、活著的家屬致哀？我個人沒有答 案，心中清楚，問題複雜也困難重重。但共產黨如果連所謂自己人及 家屬的冤屈都沒法適切平撫，又如何能正視、乃至於反思自己曾經犯 下的錯誤，乃至於認真檢討 60 年的運動走向是否對得起在天上地下心 中自我摧殘的同志呢？民間呢？在政府體制之外的左翼同志該承擔什 麼樣的責任？至少可以在自己與團體的範圍內做到陳先生在〈紅星〉結 尾時留下的期待，去清理、研究左翼運動的遺產。 我個人覺得需要被進一步研究、也值得深究的是， 〈紅星〉在 1994 年 1 月於《聯合文學》正式出版後，所引發的效應，是否至少在小範圍 內做到了平反、撫平的作用？我猜想這篇文章在政治受難者群體中該 是被廣泛重視的，同志之間、家庭內部彼此的提攜、慰藉與回顧，或 許起的作用比政府、黨來得更為貼近與真實，雖然我猜想還活著那一 代前輩們成長的土壤會讓他們最期待來自紅色黨國公開的承認。作為 50 年代那一輩思想的傳人、作為左翼圈子的旗手，陳映真的訪問搭起 34

參見 Kim Dong-choon（2004, 2007），Kim Dong-choon and Mark Selden（2010） ，Gavan McCormack and Kim Dong-choon（2009） 。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了向社會伸冤的機會， 〈紅星〉的公諸於世就是把同志的心聲重新寫入 被湮滅的歷史。具體說，受訪的老同志羅坤春、宋松財、彭南華、黃 逢銀等等，後來陸續在 90 年代後期以來離開人世，所以訪問在長遠未 來的歷史中將留下他們的一些身影，但是當時〈紅星〉的發表，對他們 及家人是否有些自我安慰的催化作用？讓他們在人生最後的階段能夠 正視自己，能在鄉里中昂首，最後釋懷的離去？

「解放自己，解放台灣，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 〈紅星〉中的陳映真 1993 年 9 月中來到九分崠，溯後龍溪而上進入 清水坑山區，面對起伏的山脈與風中搖曳的茶色桂竹林，他寫了這一 段：「就是在這個苗栗山區，僅僅是四十年前，多少貧困農民優秀的兒 子，在心中沸騰著解放自己，解放台灣，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的 信 念， 忍 受 飢 寒 艱 險， 遊 走 於 山 區 的 地 下」 （陳 映 真，2001f：247248）。我想這個信念概括了 50 年代左翼分子的思想內容：追逐個人的 解放預設了大我整體的從壓迫中走出來，暗示著弱小民族的團結對抗 強權，只有世界的全面解放才能保證個體、社會與民族的解放。雖然 今天聽來有點老舊，有些誇大，有些逆耳，就像今天陳先生還依然堅 持民族主義、反帝、反封建一樣，而那樣的心胸、氣魄與視野在過去 60 年間已經磨損得幾乎蕩然無存，解放二字早已淪為過氣的笑柄，人 們小鼻子小眼睛地爭奪著自身的蠅頭小利，反映出這是個喪失信仰的 虛無年代；相對來看，革命時代的人們在艱苦中活得是那樣充實、幸 福、悲壯。我們無需感嘆生不逢時、忌妒那一代擁有敢於投入革命的 歷史條件，但是不能不去體會那段歷史中人的精神狀態，他們對於後 世帶來的長遠影響，依然制約著我們自身所處的狀況。對於他們批判 性地承繼，得建立在歷史變動的軌跡當中，而不是抽空的理論性評 價，非議、褒貶前人的認識何以不能超越時空，在那時候就能看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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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這樣的論調與知識方式不過是虛無時代的反射，對於推動歷史 的動力不具解釋力。 我想從幾個方面來收攏這篇已經過長的文章：文本、作家、組 織、左翼史、第三世界與方法。 本文處理的文本，從 1960 年〈鄉村的教師〉到 1993 年〈紅星〉 ，時 序上大約跨越了六十多年：趙慶雲與宋蓉萱在 1932 年一二八上海事件 的遊行隊伍中相會；張錫命留學日本加入反日革命行列，遠走東北、 杭州；1940 年初二戰中遠赴南洋叢林的吳錦翔；同一時期徵去大陸當 日本兵卻投靠中方、1948 年返台工作的高東茂；1952 年在七古林山區 中被捕就義的徐慶蘭、黃逢開，與 1953 年最後一個出山的羅坤春，接 上 40 年後於 1993 年發現兄長屍骨的曾梅蘭。跟著作家的足跡走過寫作 的 33 年間，我們發現的不是左翼歷史發展的片段被重新勾連起來，劃 成一條直線，而是作為 50 年代那一代運動中受難的人的思想、精神與 心情結構逐步浮現出來。 從左翼思想史的觀點來看，整體的本文分析做完後，我還是認為 〈鄉村的教師〉是極為重要的文獻，從 1960 年眺望、想像戰後台籍左傾 分子進入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期的思想困境，剛由殖民地獨立出來， 要清理過去又因開始進入冷戰而喪失條件，要重新聯繫到貧窮的紅色 祖國又已經進入兩岸割裂的初期，要展開思想的變革又被冷戰、分斷 所阻擾，放長歷史的眼光來看，吳錦翔對於現實的認識與判斷是正確 的，已經沒有左翼運動與思想的空間，大理想的崩壞把他推向死亡的 路上，而社會主義只能以文學的形式承載香火的認識，心有不甘但沒 有其他選擇，規定了作家未來的道路與出現在台灣當代史的身分與姿 勢。1983 年〈鈴璫花〉中的高東茂在 50 年代走了不同的路，試圖潛伏在 小學教師的崗位上推進思想運動，讓曾益順這樣的窮人家小孩能夠把 自己當人看，但是最後壯志未酬的結局是兩位老師共同分享的，沒有 其他運動條件的搭配，思想教育終將被剷除；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們的努力沒有長遠的效應，在曾益順與莊源助身上我們都能聞到老師 濃濃的影響，可以相信他們長大後不歧視窮人，對體制會有不同的眼 光與立場去評斷。作家透過 1983 年〈山路〉中的左翼遺孀蔡千惠，追究 了從 50 年代 40 年來處於高壓狀態下的受難者家屬，是如何被迫遠離政 治、力求出世，但是又被思想信念的養成所羈絆，物質生活意義下的 成功反擊回來，愧對於李國坤與黃貞柏的犧牲。千惠最後枯萎至死意 味著社會主義思想在台灣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路上的悖論：左傾分子一 方面依靠著左翼的信念活下來，一方面又因為這個信念在大環境中的 無法彰顯但又必須堅持，甚至以此來丈量自身的實踐。作家透過蔡千 惠的提問，是世界左翼共同的命運。延著這個路徑，1987 年的〈趙南 棟〉放大格局的縫合了三代人的精神狀況，在家族史的軸線中可以清晰 地看到宋蓉萱與趙慶雲所代表的左翼運動的潰敗，制約著趙爾平與趙 南棟兩代兄弟的生命軌跡。作家提出的思想問題是更為尖銳的：早知 今日何必當初，前輩們的頭顱、熱血該就這樣封存起來嗎？我們要如 何放在左翼運動的歷史中對他們做出交代？要如何從他們的眼中來看 待、檢討、評價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分子孕育的孩子趙南 棟未來的路會怎麼走下去？ 1993 年的〈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沈落〉 ，可 以看成是對 50 年代左翼分子昨日今生總結性的討論。先走一步的地下 黨人徐慶蘭、黃逢開，坦然赴義，無怨無悔；被捲入案情的曾梅蘭、 黃逢銀十年出來後，清苦地活得問心無愧；最難的是那批最後出來自 首的宋松財、謝其淡、彭南華、羅坤春等，依照他們當初在組織中的 位置越高悔恨越深，雖然沒有入獄，但是半個世界中在自己是匪諜的 陰影中喪失尊嚴的淒慘渡日。 50 年代在台灣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失敗，所有死去的、活著的同 志，對當初解放自己、解放台灣、解放中國、解放世界的理念沒有懷 疑，這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思想底座。台灣的革命被鎮壓了，後來也沒 有條件繼續運動，這一代人胸懷祖國，沒有放棄紅旗遍地，眼中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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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對岸建國後的一切動向，心情隨之起起伏伏，這是我這代晚輩至今 沒法充分理解，是藉由重訪陳映真 30 年的左翼同志書寫，在淚水中初 步體會到支撐前輩們思想共通的心境。坦白說，以往寫文章是為讀者 寫的，這篇文章的書寫過程真是在學習台灣戰後左翼運動史的歷程， 基本上是為自己寫的。我深深地體會到那一代左翼分子對於世界的基 本認識論必然會是黨

國家主義的，國共兩黨在當時成為無法取代的

歷史作用者，在推進國家

民族現代化的路線之爭中，他們站在共黨

這邊有歷史的必然性，認同反帝、建國、窮人翻身的運動路線，共黨 很自然成為他們積極參與的集體力量，以組織的形式與國民黨對決。 在激化的二元對抗結構中，被國民黨的統治機器無情的鎮壓了，死的 死，關的關，家屬親人抑鬱存活，政治上沒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他們 除了眼睛往共產中國看，心中藏著紅旗能有朝一日插在台灣鄉土的幻 想，還能有什麼選擇？這些前輩的心．情後來成為左統派精神上的物 質基礎，有它形成的歷史縱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50 年代左翼運動的解體，大規模群眾組織嚴 密紀律的運動方式在今天已經不可能，這個前提命定了台灣到解嚴前 左翼思想被擠壓出現的形式：60 年代小型讀書會，以文學、美術、音 樂為主要戰場的文化左派，都依然被消滅；70 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 （以及台大哲學系事件）堪稱戰後較大規模的思想文化運動，但也是曇 花一現，到了 70 年代中期《夏潮》以雜誌的面貌搭起思想的舞台，卻也 在 70 年代底被封殺；80 年代中《人間》雜誌以人道主義的形象介入社 會，一直到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創刊，都只能以出版刊物的 方式集結。87 年雖然解嚴，大大小小左翼團體逐漸湧現，但是在世界 史的格局來看，89 年東歐社會主義倒台，蘇聯解體，世界左翼運動重 挫，至今處於低潮狀態，再加上島內嚴重的統獨分化，因此也以政治 團體的面貌出現的組織化路線，如工黨（1987）、勞動黨（1989） ，並沒 有能夠成功地在台灣主流政黨政治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左翼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在台灣的歷史宿命。90 年代以後的左翼思想運動，光譜複雜，需要專 文討論，這裡只能簡單鋪陳。整體而言，50、60 年代連純粹思想的政 治空間都極端狹小，70 年代起至 80 年代末左翼運動也僅止於在思想的 空間中打轉，90 年代以後左統派的運動路線基本上延續了本文分析的 場景，遍地「紅旗」的想像成為運動的主要動力之所在，統一變成最根 本的議題。1984 年以《新潮流雜誌》集結的當時聲稱的台獨左派，早期 以社會民主為號召，以群眾路線為方法，但是隨著所謂選舉議會路線 的抬頭，新潮流成員逐步為體制所吸納，特別是 2000 年民進黨取得政 權，新潮流核心成員們盤據國家機器的關鍵戰略位置，最後在 2006 年 民進黨十二次全代會中宣布解散，獨左黨國派於是結束了。至於未進 入政治體制的民間左傾獨派，又是什麼樣的軌跡與心情？還需要繼續 在研究中找答案。 以本文處理的 50 年代地下黨的左翼運動為基準，其餘沒有歷史傳 承的左翼分子，不論在海內

外受到大陸文革、歐美新左思想的影

響，或是島內新生力量，大都以參與到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作為體現 思想的出路。從今天的立足點來看，相對於日共與左傾社會黨，以及 南韓進步勢力的逐步茁壯，左翼在台灣沒有成為主流政治中的座標， 影響、制約政黨與選舉層次的政治動向，在東北亞的語境中是相當特 殊的狀況，值得深究。但是，有些阿 Q 地坦白說，正是因為左翼在主 流政治力量中的薄弱，反而使得台灣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有著更大的 活動空間，在無父無母、沒有靠山、沒人指指點點的條件下，運動形 式更具彈性與活力，在古典階級運動沒法動員、操作的場域中發揮力 量。我個人的對話經驗中觀察到，例如：泰國、韓國左派對台灣工運 團體居然能夠沒有包袱地跟性工作者結合，表示尊敬，他們自身包袱 重沒有條件做到，所以很想學習台灣的狀況；台灣也成為同志運動的 集散地，性

別論述發達，在亞洲區域內產生積極的效應。這樣的例

子很多，今天台灣社會湧現的活力中，左翼的因子散布在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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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如何發揮左翼傳統薄弱的優勢，又能持續左翼力量與思想的擴 散，是同志們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時，沒有傳接 50 年代左翼分子的 「新左派」，要如何與左統派重新發生關係，也是跳不過去的問題。 值得指出的一個問題意識是：在本文的分析中，左統派的精神傳 承面貌大約清晰，突顯出的反倒是左統之外的左翼構成的歷史軌跡與 面貌都很模糊，大體而言我們這些無父無母的左翼分子世代大都從海 外回來，歐美與日本是大宗，而後在島內孳生繁衍，與原先的左統派 在台灣本土的土壤中孕育而生長的經驗相去甚遠，也很難承繼到 50 年 代左翼分子的精神與情感結構，也因而才會沒有歷史包袱地提出今天 看來缺乏風土的思想立場與運動方向，如人民民主論（與人民民主專政 毫無關連）35。左統派相對清楚的圖像，其實暴露了我們的精神危機：我 們從哪兒來？這樣的歷史問題如果沒法清楚的敘述，沒法知道我們往 哪兒去？釐清了自己成長的歷史軌跡，才能構築具有主體性的身分認 同，也才有條件跟左統派重新建立有機的連帶。在我個人的認識中， 當初 70、80 年代北美洲的三個據點裡，有些同志受到長期旅居紐約最 後返台的前輩許登源的滋養或是承繼了他的思想路線，雖然許先生已 於 2009 年先走一步 36，但是芝加哥與洛杉磯地區的核心組織者如林孝信 與蔡建仁都早已陸續返鄉，至今還在繼續鬥爭；口述歷史的工作亟需 展開，搶救失落中的歷史 37。 在本文的分析中，體會較為深刻的是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在台灣的 歷史土壤中所發揮潛在的龐大作用。從思想的觀點來回顧台灣戰後左 翼，因為高壓的政情，文學不得不以隱諱的方式夾帶思想、慾望與身 35

參見陳光興（2006）第五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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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台社 74 期「先行者」欄目，〈紀念左翼前輩許登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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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同仁在內部開始做些整理工作，除了由鄭鴻生、鄭村棋與丘延亮陸續在月會中

期（六月號），頁 501-504。 講述外，也曾在 2009 年邀請葉芸芸女士來社分享她的記憶看法。能否有系統地形成 戰後左翼口述歷史計畫，還無法確定。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體，擠壓出來的美學力量，卻在深層的地下渠道中串連出藏身社會幽 暗角落中偷偷落淚不能出聲的同路人們。早期的 1960 年代如此（ 〈鄉村 的教師〉對於理念大崩解的困頓） ，1980 年代更進一步地開始把壓抑的 歷史重新抬出討論的議程（展現在〈鈴璫花〉 ） ，說出不見天日的心聲、 對社會開始提出對九泉下的同志們進行平反的訴求（ 〈山路〉該是最早 對受難者家屬產生撫平作用的社會文件）。更重要的是對左翼的下一代 解釋著沒人訴說清楚的他們被污名化的父母，讓他們及家屬重新獲得 該有的尊嚴，同時又讓死去的、活著的同志能夠提出內心真誠的發 問：該如何評價今天社會主義的實踐？（閱讀了〈趙南棟〉的趙南棟與 趙爾平們，該釋懷於自己的境遇，地下有知的宋蓉萱、林添福、蔡宗 義們，或許也能感念於活著的作家替她

他們問了身後難以放過的疑

問）。1990 年代，被湮滅的歷史、被踐踏的同志，終於走向台前，陳述 著他們自己的故事、傷感、無奈與無怨無悔（猜想讀了〈當紅星在七古 林山區沈落〉還活著的黨人們，能夠讓傷口稍稍復合，最後可以含笑地 下）。最終，作家做到的是開始撰寫了戰後左翼的心靈史，讓落單的人 們能夠重新歸隊，讓沒有歷史的後輩們可以在心靈上進入歷史的軌 跡，找到歸屬，知道該如何擺放自身所處的關係位置。 走過陳映真初步勾勒出來的左翼精神史，我們開始有條件跟其他 第三世界的同志們互說一路上的經驗。1993 年〈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 沈落〉之後的陳映真，在這條通往、連結第三世界的道路上，在他自己 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做了更大的努力，透過第三世界文學的引介，通過 與東亞同志一起全心投入組織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的系列會議，把台 灣左翼的歷史連接回中國大陸、聯繫到第三世界。今天來看，可以說 他不負前輩寄託，不僅僅在台灣內部搭起了與過去銜接的橋樑，也延 續了 20、30 年代現代中國的批判傳承，同時透過實踐，持續世界革命 的精神，搭起與亞洲

第三世界左翼圈對話的起點。

第三世界左翼精神史是一塊荒蕪之地，有待慢慢開墾。特別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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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的左翼運動，從今天來看，是了解世界史後來發展的關鍵轉 折點，規定了各地過去 60 年來政治格局形成的方向，沒法釐清那個年 代就沒法了充分理解、解釋現在。台灣左翼的 50 年代沒法孤立起來理 解，直接關乎國共鬥爭中承載著背後世界大局中力量的拉扯，所以除 了國民黨的白色統治，我們必須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形成有更深的認 識，才能回歸到那個時代理解地下黨人心繫紅旗的內在土壤，也才能 理解亞洲區域、第三世界左翼力量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深情期待，何以 至今未了。 社會主義沒有結束，也不會結束，左翼要能繼續前進，必須回看 一路走來的軌跡，才能看清未來的方向。從戰後到 80 年代末，世界大 勢的右轉，今天來看既是危機又是契機，兩造對峙的冷戰的高峰期 間，回頭張望是奢侈，有精神病經驗的人大都知道，黑暗的低潮期是 回歸基本面的最佳時機，冷靜的回首過去的成就與錯誤變成是最底線 的要求。我個人期待鄰近左翼運動在戰後曾經發達的地區，如菲律 賓、日本、印尼、馬來西亞，還別說取得政權的越南、北韓與中國大 陸，能夠更深刻的進入我們彼此的視野，能夠透過不只是相互取暖的 過程中，認真地重新挖掘歷史實踐中各地的精神風貌。只是這個方向 工程浩大，困難度很高，摸著石頭過河都不容易。 結束前得回到本文在開始時提及在方法論的層次上，以左翼的 心．情為本文的關注的焦點。分析做完，朦朧中出現的圖像是：思想 的內容與形式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存在的前提是心境．情感的烘托與 支撐，論述只是結果，這個體會暗示著心．情是思想的動力，而心． 情的形成與出現是搭建在具體的歷史、社會、事件、行動多元力量相 互碰撞的基礎上。簡化的說，心．情絲縷般的中介、滲透、縫合了思 想與歷史社會。這樣的圖像暗示著，文本、論述、書寫所表現的思想 只是進入歷史的表層與媒介，要把握心．情才能掌握思想的動力之所 在，也才能開始深入歷史社會的肌理。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也因此，在大量口述與史料出土前，陳映真的文學提供給我們開 始構築左翼分子精神史的基石。由於筆者沒有史學的訓練，本文在方 法上只能有意識地閃開「歷史」與「文學」、 「真實」與「再現」的多組對 立關係，試圖透過作家筆下的人物進入（想像的但又貼近歷史的）心靈 世界；同時，本文的書寫過程也深深體會到：如果說文學本來就是歷 史構造的一部份，其實它也就不斷的擺盪在真實與再現之間，對現實 進行介入，產生積極作用，甚至於成為構成現實的動力，這樣的認識 是否也逼使我們重新思考上述牢不可破的對立區隔呢？ 同樣也是在方法的層次上，本文有意識地沒有理論先行，以概念 來主導、概括、總結整體的分析，藉以拉開批判距離、營造客觀化的 效果，反而是以心、情所構成的精神幅員去深入文本，我想這樣的選 擇是來自於分析對象本身的力道。分析做完，我們可以這麼說：精神 狀況是根植於歷史情境的，絲繭相連，無法化約成形式邏輯的理論概 念來理解，必須在抽絲剝繭中形成內在的解釋，拉開距離也就根本無 法進入了。至於分析最後是否到位，就跟文學文本的客觀性一樣，只 能看細心的讀者有沒有被說服來決定。

最後還是回到黃

暎的《悠悠家園》。韓允姬 1996 年左右臨終前，

尚有心力的時候給吳賢宇寫了一封信，最後的結尾的一句話是這麼說 的：「你在裡面，我在這外面度過了同一個世界。很多辛酸的時候，但 是我們跟這所有的日子都和解了。再見，親愛的」 （黃皙暎，2002： 510）。顯然，韓允姬比蔡千惠命好些，臨走前在自己裡面找到了平 靜，也期許著吳賢宇能夠在鐵窗裡的同一個世界中，跟過去所有的辛 酸找到和解，雖然沒法再見了，只能到地下、天上、來生再聚。 黃

暎沒有讓讀者看到吳賢宇閱讀韓允姬告別的心情，他找到了

和解嗎？忘卻了辛酸嗎？他還想說些什麼來回應允姬對他的期盼？離 開野尖山前的吳賢宇總結了他在獄中對於這個大時代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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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宣告落幕之後的是什麼呢？我在牢房裡花了幾年時間思 考一個時代終焉是什麼，想要掌握國家權力的企圖不是老舊了就 是變得不必要了。上一個世紀透過資本與物質的體制，批判性地 透過反體制觀點來看世界，在付諸實行的過程中被扭曲。搞不好 現在像倒塌大樓中的鋼筋一樣所留下的命題，才是最珍貴的。民 主主義跟集團民主原則，被確認為數百年以來最有生命力的遺 產。就像從失火的家中救出的生活用品一樣。有必要脫離黨跟工 會的摩擦，回到古典的方式，就像小孩玩的搶地盤遊戲，一步一 步地找回資本所留下的東西，再把領域擴大才行 38。 （黃皙暎， 2002：510-511） 吳賢宇出獄後的未來跟趙南棟一樣不可知，作家沒有繼續往下寫，但 是從上面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推測，這裡的分析提供了他未來的工作 方向，一方面該是在倒塌的大樓中去追問留下的遺產與問題，一方面 去重新找回沒有被資本主義吞沒的因子，然後連絡有志之士，一步步 繼續推動改革，擴大民主實踐的範圍，或許是從政治、經濟的操作空 間推向社會與文化的民間場域吧 39。換句話說，看來吳賢宇 黃 暎沒 有退出改革的隊伍，在出獄離開回到人世前，跟 1975 年出獄後的〈試 論陳映真〉一樣，在跟朋友們說明他未來人生的運動方向，無論是上海 譯本的繼續革命論，或是台北譯本的避開黨與工會的路線，都沒有撤 離戰鬥位置，選擇持續積極介入。

38

這裡引用的是陳寧寧版的翻譯，最後這句話不好懂，可以同時參考張健威、梁學薇 版的譯本：「對於國家權利，我們應該提出變化和改革的要求，聯合眾多無名人士組 成團體，一刻不停地索回被資本主義吞噬的東西，把革命的領域擴大到現實實質平 等的階段」 （《故園》，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年，頁 445）。

39

在趙剛對陳映真中期的小說〈雲〉的分析，主人公張維傑歷經 1980 年代成立自組工會 失敗的經驗，最後重新出發回到社會，可以看出陳映真也具有黃皙暎這一面極為類 似的心情。參見，趙剛（2011）。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作為第三世界作家，黃

暎與陳映真的作品中有許多值得對話的

交錯空間，他們代表了不同的政治路線、立場與實踐方式，但是他們 對於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的批判、對於社會主義政權的同情與認同，

對於祖國統一的殷切期盼，又有著高度的親近性，特別是半個世紀以 來分斷體制對人造成的壓迫、疏離、孤立、自毀的深刻描寫，值得進 一步對照分析，希望這個思想方向能夠在下一篇文章中展開。

（2010 年 9 月 23 日初稿於新竹寶山，發表於世新 9 月 25-6 日台社 學會會議；2011 年 6 月 11 日定稿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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