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萬隆地區參訪筆記 by apcs

視覺筆記｜ 20 15 萬隆印象

陳光興文．攝影

2015 萬隆地區參訪筆記

8 月 4 日離家出門，從泗水（Surabaya）到牙律（Garut）、萬隆（Bandung），現在 16 日坐在雅加達中心區的 Ibis 小旅店中，準備兩小時後回台。原來很擔心十幾天的旅途體力上會撐不下來，特別是年紀越長調適力減弱，每天幾乎是一早就開始的行程，大約是心情上的愉快消解了旅途奔波的疲勞，能夠親身感染到印尼人民運動此刻的熱力，讓人有種滿載而歸再次充電的感受，路得繼續走下去。 8 月 10 日，結束了在泗水召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雙年會中的萬隆六十年圓桌論壇，我們一行十人分別來自牙買加金斯敦（Jahlani Niaah）、班加羅爾（Ashish Rajadhyasha）、首爾（白元淡）、東京（池上善彥）、那霸（若林千代）、台北（陳瑩恩）、北京（郭佳）、新竹（林淑芬）、雅加達（Nila Ayu Utami）等，在老友 Hilmar Farid 與他年少時期至今一起工作的農運理論家運動家 Noer Rachman（Oji）的安排下，來到了萬隆地區。這次的參訪已經籌備了一段時間，希望藉著參加泗水會議的便利來推進亞洲各地「萬隆

第三

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動，重新挖掘「第三世界」在今天的意義。重訪萬隆能夠激盪出什麼樣新的可能性，是半年前在新加坡短暫的準備會中的初步想法，細節完全交給當地朋友們安排，在幾乎完全放空的情況下，只有走完全程才會慢慢出現參訪的整體輪廓。（圖 1）

感謝林家瑄的回應與協助，Nila Ayu Utami 提供相關資訊，以及張正、郭佳、陳瑩恩、林淑芬、劉雅芳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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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早上十點鐘，從萬隆機場提領行了李，來接我們的 Oji 讓大夥分別上了三、四台有些年歲的大型敞篷吉普車，勾起些二戰的記憶，第一個出乎意料的安排很快地讓大家興奮起來，看來是要展開翻山越嶺的旅途。出身萬隆的 Oji 在車上告訴我們，萬隆在過去十幾二十年間人口快速成長，從幾十萬人變成兩百萬人的城市，各地湧來大量旅客，週末成為新、馬地區與首都雅加達居民的休閒去處；在此同時，他留下伏筆地指出，印尼每分鐘就有一個農戶在消失中。在上高速公路前的休息站，同行的所有人做了初步的相互認識，方法是輪流把自己的舊識介紹給其他人，印尼朋友除了 Oji 與 Hilmar 外，還有現場進行紀錄的運動圈的長期紀實電影人 Yufik（Yuslam Fikri Anshari，2007 年曾在日本山形﹝Yamagata﹞影展獲獎），在文化圈很活躍的 Mirwan Andan，大學工科三年級的 Tito（Tirta Wening Rachman，他在旅途中承擔著吃重的翻譯工作），安排所有人生活起居的 Steni（Stenisia Steny）是電影協會的執行秘書。主事者也大致告知了未來四天活動的流程，第一天前往距離萬隆約兩小時車程的牙律地區（Garut），參觀農運組織與農村。兩個小時行程中的一個鐘頭，是在下了高速公路後流量相當大的雙線道上前進，道路兩旁向外延展出去就是農業地段，產業道路扮演著重要的連接作用，感覺上城鄉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密。中午過後來到牙律地區的農盟（Peasant Union, Serikat Petani Pasundan, SPP）秘書處，坐落在馬路旁邊，院子裡有兩棟平房，由負責組織工作十五年的 Yani（Yani Andre）出來接待。長期的組織工作讓她平易近人、信心十足，帶領著年輕幹部們做了簡單的報告，招呼大家隨地而坐一起便餐。（圖 2）聚會的空間不僅是 SPP 的秘書處，也是幹部學習中心，後棟是在學幹部的宿舍。包括 Yani 在內的年輕組織者大都畢業於農盟在農村中設立的中小學，畢業後有潛力的領導者被網羅到組織中繼續就學，學習農盟需要的知識，如農經、法律、社會、政治等。所以，我們第一站接觸到的是基層組織工作者，秘書處也是訓練中心，準備將幹部陸續帶入運動不同層次的工作。大約下午三點時分，從農盟秘書處出發繼續前往盟員組成的核心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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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運理論家 Noer Rachman（Oji）。

農盟在牙律地區的核心組織者 Yani A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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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牙律 Cilawu 區，名為 Sukamukti 的農村。路上，Oji 對農盟這方面的工作做了簡單的歷史脈絡說明。農盟在農村設立學校是 2000 年以後的事情，一方面是讓孩子們不需要天天長途跋涉往返學校，一方面當然是貼近農民生活，讓農盟跟生活緊密聯繫。不同的村子裡成立在地的委員會負責募集資源、協調空間、土地的使用。至今成立中小學十三所，一開始招收四十至五十名學生，後來減少到二十五人，目前一年整體大約二百名學生。教材除了官方規定的課程外，並針對特定村落、運動長期再生產需要，進行靈活調度；其中的教學重點之一在於培養農民少年的自信心，這也使得孩子們在這些學校的學習比一般學校更具效果。駐村的老師成為組織與村民之間的重要橋樑。大約下午三點半到達村中學校時，村子裡農盟的核心成員們已經在等待大家的到來，他們的熱情接待可以看出他們對 Oji、Yani 等人的信賴與尊重。大家再次席地而坐，農盟成員們對我們這批外人做了簡短的介紹，村子裡的年輕人們還眾聲紛紜地替我們每個人取了印尼名字，並由在場親和力很強的 Ulema（中譯為烏利馬，是有學養的穆斯林學者的意思），也是村中運動的領導人，很有權威地分別解釋了名字的意義。另外，在場的女學生們也做了很短的介紹，透露出她們期許自己能夠認真學習，繼續承接運動的目標，也表示她們跟駐村老師們的關係融洽，老師們教導了許多書本上沒法提供的生命意義。由於擔心時間不夠，很快會天黑，所以大家當場沒法多談。四點半左右，我們這些來訪者被分成四組，進入鄰近三個村落附近的種植區，在現場聽簡報。在大片的山林中，參與農盟鬥爭的村民告訴我們，許多的農墾區早在殖民時代就存在，獨立後土地收歸國有，因為貪腐與利益分贓，大量土地轉到墾殖（plantation）公司手中。在威權統治下，屬於附近農民所有的耕地極為有限，農民們生計不足但又敢怒不敢言。直到九○年代後期蘇哈托倒台，農盟把農民慢慢組織起來，以憲法規定無人使用之土地可以善加利用為由，盤據使用土地大約三十五公頃，並在經過研究規畫下，集體種植經濟作物。在現場看到的主要作物包括咖啡、稻米、菸草與草油（提煉成做成化妝品等），而有趣的是這些作物在同一塊土地上同時種植。由於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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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不在村民，他們和墾殖公司、政府之間的衝突不斷，而村民與農盟的情感也是在鬥爭中形成的。過程當中婦女扮演了吃重的角色，不僅參與種植、組織工作（特別是經營合作社），還得照顧家中的大小事務（參訪中我們看到她們調侃年輕男性要他們多做家事）；似乎運動過程中逐步在提升這個伊斯蘭社會構成中女性的地位。農盟不僅組織了合作社，突破中間商的壟斷，讓

Sukamukti 村莊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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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有更好的營收，同時也為青壯年創造了留在家裡的就業機會。農盟也開始在村裡設立辦公室推動組織工作，逐步就地設立學校，並透過農盟成員在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取得正式教學的認可證，而就地提供的教育服務更受村民認可，進一步強化了農盟存在的正當性。天色漸暗，回程中經過了兩個村子，我們這些來訪的人很難不感受到這些是生氣盎然的農村。幼童、青少年，乃至於聚在一起抬槓的中老年人臉上都流露著活力與笑容；村中住屋的建築風格有簡樸之美，每家的房舍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幾乎看不太到倒塌廢棄的部分，環境也都整齊素雅，顯然有足夠的物質條件維持基本的機能。搭配著夕陽餘暉的自然之美，讓人難免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覺。當然，這似乎過度美化了二十年來人民運動所帶來的成果，但是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集體的努力與奮鬥，這三個村子或許會是跟其他地方農村的當前刻板印象一樣：人口外流，只剩下老人小孩，生活物質條件差，村落陷入一片破落景觀。然而，土地使用與占用的「階級鬥爭」的成果能夠維持多久？耕地占領運動能否繼續擴大再生產？這些都是村民與組織要繼續面對的難題。（圖 3）在回到先前集合的木屋教室前的路上，我們經過農盟在村子裡的辦公室，幾位中年阿姨熱誠地邀我們進去坐坐。她們準備了簡單的食物，甜美的煮花生、蝦片、青菜、米飯，要我們當成飯前點心。靠在牆上的白板記錄著村中每戶人家分配到的耕作面積與種類，顯然農盟在村中的辦公室扮演著分配與協調的角色。如何產生各個層面公平的分配機制，包括土地、營收等等，想來都不是簡單的問題。回到學校稍作休息，晚餐慢慢端出，今晚的菜單是健康美食：炸豆腐、煎魚、大黃瓜、炒青菜、萵苣與米飯，還有每餐飯都有的蝦片。我自己最喜歡的長得肥大的萵苣，這次發現可以包所有的菜吃，包括米飯。這些食材大都是村民自己種的，包括飯後的咖啡（回想起來，村子裡的幾餐飯是整個印尼行美好的回憶）。Oji 告訴大家，「簡樸是所有事物的本質」，不僅日常生活，也包括村民學校的運作方式。晚間七點半，開始下一輪的聚會與討論，經由農盟 2003 年製作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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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還有 Yufik 在 2007 年完成的作品，帶我們回到過去。許多在畫面中出現的人物都在現場，當他們在影片中出現時，大家就會有些興奮地騷動，對觀看者而言，他們是在坐在身邊的電影明星。當初會把這些內容拍成影片的部分原因，是在溝通、軟化村子裡不同世代、立場之間的差異，特別是第二部電影以音樂為主調，試圖透過這樣的方式與老一代的村民溝通，建立一些共識。2003 年在村中建立學校，是村民共同的夢，入學的學生以「耕讀」的方式，一邊念書一邊在學校周遭學習農作。原來是歌手的 Ince 成為孩子們的老師，告訴我們他如何去消弭師生之間的差異與距離。生活慢慢改善了，村子裡的物質生活活絡起來，還有村民有機會去麥加朝聖，現在的計畫是建一所小醫院照顧附近的村民。對話中，我們看到早一代的學生慢慢完成學業回到村中，承接運動的責任，更為強烈的感受是宗教在過程中的正面力量，年輕開明的 Ulema 是村中的領袖，加入成為農盟組織的重要成員，但也同時是 Ulema 協會的成員，將不同的想法帶入，說服宗教界接受農盟的積極貢獻。在後來私下的對話中，Oji 也表示伊斯蘭的上層領袖也逐漸被說服去認識到，都市中的穆斯林已經慢慢失根，伊斯蘭的社會、群眾基礎在鄉間，也因此就必須對能改善農民生活的農運予以正面支持。夜晚，我們被分配到不同農盟成員的家中住宿，因為語言問題，兩位村民帶著我與 Tito 幫忙翻譯，來到村中的大戶人家，矮牆的院子矗立著兩層樓房。臨時叫醒了看來原本已經沉睡的男主人，在客廳裡，他很客氣地坐上主位接待著我們這群不速之客，替我們倒上茶水。Tito 說主人一家生活富裕，對農盟一直很支持，按照習俗會跟大家聊個十幾分鐘，再請村民們回家休息。我被引領上二樓的客房，在一樓盥洗後就跟主人道晚安，一天滿滿的行程，倒頭就睡著了。 8 月 11 日凌晨四點時分，村中的擴音器開始播放著誦經的聲音，看來是在催促人們起床誦經，讓我體驗到伊斯蘭深入印尼人民的生活作息當中。過去在南亞孟加拉達卡、黎巴嫩貝魯特、西非塞內加爾達卡都有類似經歷，但是這次感受更深。宗教如此在社會組織中起作用，這是生活在東北亞的人們很難深入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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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慢慢亮了，稍作梳洗，告別了已經起身的女主人，身體裡留下難以忘掉夜宿的感念。走在路上，友善的村民打著招呼，途中正好經過 Ulema 的家，他親切地指引著學校的方向。進入世俗生活的伊斯蘭與生活、社會組織、學術、政治、經濟生產構成什麼樣的有機關係，特別是其中潛在的解放性，會是接下來的功課。（圖 4）昨晚宣布今天集合的時間是早上七點，大家似乎都晚了些，來上課的同學們有些羞怯不好意思進到教室，在外面的空地聊天，屬於他們的空間被我們這些外來者占據了。猜想今天七點五十分才開始上課是遲了很多，男女同學分別席地坐在拼裝木桌的四周，導師 Ince 的晨間講話激勵著同學們的士氣，鼓勵她

他們努力學習，為了家人、村民、運動的延續打拼；農盟學校

作為運動再生產的一環這點，清晰可見。接下來的一小時裡，我們這些牙律地區以外的來訪者與同學們之間展開了輕鬆的對話與交流，來自牙買加的 Jahlani 與年輕孩子們的溝通能力是出乎意料的，他還留下功課要同學們回家找到加勒比海的位置；我們對學生面對外賓時表達出來的信心、自在與對運動的認知承諾，印象深刻。對話結束前，同學們贈送每一個客人一份禮物—兩只黃色鐵質小咖啡杯。禮輕情意重，帶著這個紀念品回家會讓我們回憶著村裡的一切。九點鐘在旁邊沒有門窗的開放木教室享用了豐富的早餐，告別了同學、老師與村裡的朋友們，我們再次跳上敞篷吉普前往道路崎嶇不平的山頂墾殖地。到了山頂的農地，不同年齡層的組織者簡報著與警察、軍隊、保全人員對峙的經驗。年輕的女性工作者慷慨激昂地訴說了她如何從村中學校成長而後投入運動的故事，恰巧在附近耕作的中年女性也加入了對話，身體、精神看來強悍的她，告訴我們雙方對峙時，女性的出現嚇走了不知所措的軍警，一旁的村民說她的英勇行徑早已成為美談，她有些羞怯的談話中不斷揮動著繼續抗爭的手臂。一行人告別了 Sukamukti 一帶的村落與墾殖區，中午時分回到了牙律農盟的秘書處。農盟學校的校友們、已經大學畢業或是還在就學的幹部，已經聚集在那兒等我們。他們簡單介紹的各自學習背景包括教育、批判法學、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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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裡農盟學校的學生。

參與抗爭廣受矚目的中年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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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濟、社會等，其中有些已經畢業成為各個層級農盟委員會的成員，主要工作在強化工會運動；有些在農盟學校當老師，部分工作重點在利用學校空間建立就業技能的課程，他們的共通處在於都出身農盟學校，再次體會到，農盟學校是最基層的幹部養成所。（圖 5）午餐後稍作休息，開始了比較正式的討論，由 Oji 比較有系統地報告了運動的來龍去脈，重點擺在西爪哇地區的鬥爭。1965 年清共大屠殺（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實際數字至今眾說紛紜），消弭了左翼力量，創造了印尼資本主義得以順利發展的條件。殖民時期壟斷的權力結構如今將土地改做資本主義的商業使用，部分由公司、財團接手，如礦產，而農業生產也漸漸由以維持農戶生存為目標轉向資本積累。過程中，在地農民也被整編到所謂綠色革命當中。在這段高壓統治的時期，沒有運動組織，只有零星的反威權統治的力量起起伏伏。1985 年起，學生運動開始「向下」走，走向鄉間，搶回土地，開始建立地下組織；到了 1995 年提出農業改革的訴求，組成青年與學生論壇。1998 年蘇哈托倒台，運動的條件開始出現。1998 至 2000 年間農盟成立，把各地零散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串連起來成為聯合會；2001 年發起「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訴求，來取得農民自主、互助的空間，農盟首次動員了上萬人的遊行，與體制發生衝突。農盟的組成分子以農村的領導人為主，扎根農村，在最草根的層次上打下基礎。至今近二十年的運動能夠延續的動力與意義在於反抗官方控制，正面進行土地的改革，參與運動的人共同的目標在於改變政府的政策與決定，透過團結與集體行動來改變世界。具體的成果在於將原來由資本掌握的墾殖地，搶奪回來，逐步改變成由一萬四千戶農家來導向進行耕種，大大改善了農民生計。透過多層次的合作連動，讓運動把握住具體變動的契機，而盟員與相關友好力量也借機盤據地方與各級政府的職位，乃至於中央政府農業顧問等，在不同層級形成相互呼應的力量。因為各樣成果與公信力的建立，農盟所發出的會員卡在地方上都會起作用，連警察也會買帳。其中的關鍵在於把不同層次運作的關係網絡能夠連接起來，互通有無，在正式、非正式渠道中產生作用，比如學者透過諮詢顧問的身分改變政策、介入政府的運作，但是這樣的學者可以同時能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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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律地區農盟的辦公室。

入基層，直接與農盟需求聯繫起來。學校與學習中心則扮演著輔助體系的功能，在思想、專業學習與人員再生產上發揮作用。只有打通了這些環節，Oji 說才可能做到「在沒有條件下創造歷史，而且可以持續推進」（Made history without the condition and will continue）。為了能夠讓運動持續自立地存活（self-sustaining），知識的更新是重要的，理論與分析書籍的出版、簡易手冊的製作，成為運動再生產的一部分（如 Reform agri aria 這本小冊子）；合作社的建立是經濟自主的手段；同時也需與各個政黨建立友善關係；重要的是在現實中體現出當農民有很好的遠景，讓人能夠回歸農村成為解放的主體，也讓農民家屬、親人能夠對運動有信心。（圖 6） Oji 總結地說，雖然印尼獨立（8 月 17 日）已經七十年，但是距離真正的獨立自主還有遙遠的路途要走；過去十五至二十年間動員起來的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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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持續它的能量，依然是問題。作為知識分子，要能在思想與行動中賦予運動分子正當性，相互配合，繼續滋養灌溉。 Oji 演講後進行了一小時的討論，與年輕的組織者形成對話，運動的領袖、農盟的秘書長 Agustiana 也加入討論，在炙熱的豔陽天底下，場面熱烈。在談話中，發現年輕一代的運動分子對萬隆（精神）的理解已經十分淡薄，當地的萬隆六十年慶典早已流於官方活動了。（圖 7-8）會談結束，秘書長邀請與會者一起去附近洗溫泉，讓我們經驗到印尼獨特的泡溫泉方式：將游泳池與泡湯合二為一。泡完湯，卸下一身的疲累與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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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村子裡的幹部在農盟學校聚集在牙律與農盟秘書長會談。

熱，傍晚五點半左右，一行人告別牙律的朋友們，前往萬隆。一路上車速很快，車流量也很大。短短一天半的參訪經驗非常豐富，很難一下子消化，農村各個層次的生活狀態，農盟有機的組織結構已然形成等等，帶給我們各自或多或少的衝擊。對於鄉村在當代世界的另類可能性，出現了些亮光，可以讓我們繼續學習、參照，但是條件不同，在地歷史軌跡差異很大，因此也難以複製。兩小時後抵達目的地，住在亞非博物館對面的連鎖旅店 Ibis。在附近的路邊攤吃了簡單晚餐後，就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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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隆路邊的流動攤販。

8 月 12 日早上約了八點集合。六點起床，在附近轉了一個小時。雖是一大早，由於是在市中心，公共交通捷運系統設施很少，周遭被川流不息的私家車、摩托車包圍，很難逃離汙染與噪音，與牙律的農村清晨形成強烈的對比。四周的居住環境差異很大，有錢人的大戶人家與雜居在一起的貧民毗鄰而居。不小心闖入擁擠狹窄的市民生活空間，人們也都含笑相待，對我這個外來者的入侵沒有太大的嫌棄。傳統市場是人們的生活中心點，與亞洲各地其他地方類似，蔬菜、水果、魚、肉、雜貨、小吃，大致被分門別類的集中在一起，老客人跟特定小販之間似乎早已建立起一定的共生關係，討價還價是儀式也是關係的延續。沿路正在準備營業中的路邊攤、小推車的流動攤販，構成了城市中主要的地景，似乎是人們謀生的一種重要方式。這樣的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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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間與求生形態，在東北亞的都市中已經慢慢被消滅殆盡，就算還有的話也得先取得證照。在這兒人們似乎還有些喘息的可能。（圖 9） 1955 年的萬隆會議還是留下了些遺產，除了博物館，中央廣場的入口大理石碑印刻著「Asia Afrika」的大字；四月剛剛開過的六十週年紀念會，也留下了散布各處的廣告看板，「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字樣半強迫地進入行人的視野，當然，有多少市民能夠了解「南－南合作」的話語，意味著五○年代從「第三世界」到八○年代以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幾十年間國際政治在結構上的巨大變化，還是得打上問號。上午八點多，亞非博物館的專業導覽人員引領我們做了一個小時的解說。雖然所有同行的朋友在來此以前就對萬隆會議有一定程度的閱讀，但現場圖文並茂的材料對當時歷史狀況的理解還是很有幫助，半小時的紀錄片也提供了更具歷史感的想像。館內除了保有當初會議的大廳（經過大幅翻修，如今作為提供外界舉辦公共聚會的場所）外，最為珍貴的是內設的圖書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收集了來自第三世界與世界各地跟萬隆會議相關的資料、書籍。同行的友人選了一些外面不容易找到的書籍，館方很慷慨地同意幫忙複製。參觀完畢，由 Hilmar 主導，與大家在館內會議室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討論。毋庸置疑的是，1955 年的會議在當時具有全球性的意義，與會的諸多國家領導人因歷經反殖民獨立運動，身上擁有龐大的群眾基礎，他們聚集在一起堅定了結束殖民主義的信念，直接間接導致後續一直到七○年代亞非國家的獨立（會議當時還沒有獨立的地區只能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從印尼當代史的觀點來看，萬隆會議其實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蘇卡諾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印尼獨立，但是其實所謂獨立的規模很小，脫殖民地的歷程是相當艱苦的長期奮戰。印尼當時對殖民主荷蘭在經濟上還一直支付著龐大的債務，而萬隆會議賦與了蘇卡諾強大的聲望，從此印尼開始甩脫了前殖民者之間沒完沒了的財政關係，在經濟上脫離荷蘭的牽制。萬隆會議是否在其它地區也有類似的效應？或者在其他各個層面發生了在地效應？這些問題還有待繼續追問。萬隆之後，以蘇卡諾為代表的強人政治在第三世界（特別是亞非地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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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同現象，威權體制與長期執政的現象至今缺乏解釋。此外，統治者與民眾階層的漸行漸遠，也在八○年代以後帶動了各地遠離政權、尋求更大自主空間的人民運動，這或許是萬隆的「國家主義」爾後喪失公信力，為人詬病的主因。六十年後重訪萬隆精神，世界局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冷戰鬆動，社會主義式微，金磚五國崛起。2015 年國家首腦再次聚集的意義轉移到經濟合作，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特別針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宣言，強烈宣誓要以色列退出 1967 年搶占的區域。佐科維的印尼「海洋軸心」政策、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等，都是從各自國家發展的角度提出對外合作的遠景，希望取得「雙贏」，這意味著從「世界革命」內縮至以民族國家內部發展為著眼的想像，兩者之間差異很大，所以回看過去六十年的變化，萬隆會議的效應之一在於鞏固了民族國家這個巨型結構的視野。中午，Hilmar 招待大家在附近的百年老店 Brags Permai 午餐。這家餐館在殖民時期不容許當地人進入，今天各樣人種川流不息，早已成為當地著名的旅遊勝地。餐後稍作休息後，來到當初蘇卡諾在三○年代被提告的殖民法庭 — Gedung Indonesia Menggugat（the Indonesia Accuses Building）現在成為萬隆市的公共空間，正在以複合字「Asiafrica! To Build the World a New」為題，展出藝術家們配合慶祝萬隆六十年所重新設計的歷史人物圖像，比如深受萬隆影響的重要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 年輕時期的形象就被繪製出來。或許是把我們這些外人來訪當成聚會的契機吧，Hilmar 與 Oji 聯繫了「印尼人民運動 1

聯盟」（為便於敘述，後文簡稱「印民聯」）的核心成員大約三十人，從印尼各地前來參與這次的活動，由副主席 Sapei Rusin 主持整天的活動。這個組織在 1999 年啟動，2003 年正式成為以會員為基礎的團體，主要構成是各種聯盟（union），包括工人、農民、女性、漁民、原住民、環境等，經過十多年來的擴大聯合，根據現任年輕主席 Sastro（Anwar Ma’ru）的說法，目前有大約七十

PERGERAKAN-Confederation of Indonesian People’s Movement。http://pergerakan.org/kpri/， 2015 年 9 月 7 日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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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的成員。如此一來，至今為止參訪的整體運動圖像就忽然更為清楚，在牙律地區參訪的農盟是印民聯的核心構成之一，反映出農運是更大運動中的一環，不同性質的運動內部已經進行長期的整合。在與一名原住民運動組織者私下的聊天中發現，他所屬的原住民運動主要基地在峇里、蘇門答臘與西加里曼丹，他認為印民聯之所以會形成，乃是對過去 NGO 組織脫離人民生活需求的反動，所以整體運動路線是直接與草根民眾發生關係。前一天 Oji 的報告是以農運為中心，在那個基礎上，今天看到了印民聯更大的組織結構，在當中，似乎不同性質的運動之間正在進行建立統籌協調的關係。或許正是因為社會力集結與擴展，類似像土地占領運動才能繼續與官方與資本對峙，如果要對這樣的運動做強制處理，權力集團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三點半左右，下一場會談開始，首先由 Oji 做了近一個小時的報告。他的核心論點是，印尼獨立前受制於蘇卡諾稱之為「殖民的詛咒」，臣服於外來資本，而今天殖民主義新形式的詛咒是一切以市場為中心，這樣的思路取得了霸權，獨立後人民取得的公民身分現在被變成市場公民（market citizen），事物的判準以是否具有市場價值（marketable）為依歸。而且這個動向不只在印尼內部展開，同時跨越國度向世界所有的角落進行滲透。從東南亞國協共同市場的呼聲，一直到 1987 年亞太經合協定，都在為所謂自由貿易的市場搶奪開路。面臨最大衝擊的莫過於農民階層，殖民詛咒再次赤裸裸地呈現，以搶奪土地為表現—這已然成為全球性的運動。失去土地，農民丟了工作，無法維持生計，特別是印尼這樣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鄉下地區居民人口還高達 45%。如何保衛土地不為強勢資本與跨國公司所奪取，成為印尼人民運動的共同核心問題。原住民的身分認同與土地不可分割，農民的生存亦不在話下，而農地的喪失更迫使民工流入城市尋求出路，廉價勞動力造成他們與城市工人之間的巨大矛盾，環境惡化，因此幾個看似不同性質的運動之間是相互連接的。學習如何有效占有土地、共同種植管理、透過合作社方式擺脫市場機制中的剝削、贏得民眾的共識，成為當前運動的首要目標。Oji 的談話受到印民聯成員熱烈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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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下午五點半，主人請來了兩位長期投入人民運動的歌手，Mukdi 與 John Tobing 為在場的與會者表演了動聽的歌曲。他們二位身經百戰，神色自然感人，邊講邊唱，唱腔多元又有他們各自的特色。據說他們都發行了很多深受歡迎的唱片，聲名遠播，但還是繼續服務於運動，他們的創作與印尼人民的民主運動共同成長。因為知道來訪的朋友們來自亞洲各地，他們還用不同的語言演唱。私底下交流時，也發現他們平易近人，有很多想法，希望未來能在亞洲創造機會，讓他們能跟不同地方的運動歌手與團體碰面切磋。在會場簡便而又豐富的晚餐與輕鬆自由的交流後，由 Mukdi 主導，帶領與會來自各地的朋友們集體創作歌曲，方法是由有話想說的人提供一句話，如在場的朋友 Ashish 提了 mukti mukti mukti（印地語「解放」連續三次，靈感或許來自與歌手 Mukdi 發音相近）。大家的想法被收集到會場播放簡報的大螢幕上，Oji 擔負彙整的編纂工作，聽取大家的意見再行修正，半小時內歌詞大致有了雛形，Mukdi 開始撥動琴弦來作曲，調整曲音的身體感受，最後完成了下面這首歌曲（當晚他回到工作室稍作配樂後，第二天早上就發給大家留作紀念）：

Life is treasure — revisiting Bandung spirit 2015 & mukti mukti （生命珍貴—2015 重訪萬隆精神與「解放、解放」）

We ha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We journey for Asia – Africa Dancing with the moonlight Meet new friends and family （我們孤獨了那麼久，我們為了亞－非而踏上旅途，在月光下跳舞，遇見新朋友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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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different but we are together Bandung spirit is in our hearts Touching soul is our mother land Our land is our life （我們並不相同，但我們在一起，萬隆精神在我們心中，動人的靈魂是我們的故鄉，土地是我們的生命。）

Spirit of Bandung is in our heart Mukti, Mukti, Mukti（* liberation） Life is treasure Mukti, Mukti, Mukti Life is treasure （萬隆精神在我們心中，解放、解放、解放；生命珍貴，解放、解放、解放。）

這首歌曲與大合照，讓我們留下印尼的人民運動的深刻印象。集體創作經驗是前所未有的收穫，也激發了更多需要深究的問題，例如各個路線的運動原來該有的各自動力與軌跡是什麼？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形成結盟？從六○年代至九○年代末期，這三十年間的沉潛或是準備如何進行？走到今天，印民聯與政黨政治、國家的關係為何？區域性、全球性的串聯又意味著什麼？晚上的月光很亮，送走了歌手們，告別了印民聯的朋友，今天又是滿載而歸，倒頭昏睡。 8 月 13 日早上八點集合出發，第一個行程是搭乘雙層巴士遊訪萬隆市區。到市區的時間早了，環繞公園四周的跳蚤市場成為遊覽的第一站，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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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新品，從手工藝品到手機，乃至於打獵氣槍，商品擺設得琳瑯滿目。一個小時的旅程由專業導遊解說，按照規畫的路線逐一講解，對城市重要建築與歷史有了大致的印象。坐在雙層車的高處一面觀看城市風貌，又要及時躲避樹枝與電線來襲，是特殊的經驗。只是導覽車必須緩慢前進才能同時說明，造成了原本已經擁擠的道路或多或少的堵塞，有些內疚。接下來的行程是在十一點半參觀咖啡豆老店 Koffie Aroma，這家店歷經五代華人的經營，是典型的家族事業，不煮咖啡只賣豆，店面外老是排著長龍。雖然從三○年代起至今遠近馳名（後來到雅加達的文人咖啡廳發現用的也是他們家的咖啡豆），販售儲存了五年、八年氣味濃烈的咖啡（以 Arabica 與 Robusta 兩種為主），但是店主拒絕成立分店，小規模經營。或許 Oji 是地頭蛇，跟店家有著長期的關係，老闆 Widyapratama 先生和他的女兒們很熱情地接待我們，引領大家參觀了店後的工廠，從晒乾咖啡豆、儲藏、烘培、製作，讓我們一些長期只知道喝咖啡的人多了些先前沒有的知識。在等待咖啡豆磨成粉好帶回家分送親友的時間，看到老闆娘在櫃台後主持大局，除了兩個女兒負責磨豆、包裝外，也有長期僱用的當地工人在後面的廠內做烘培、儲藏的工作。Oji 說，他跟老闆談，這個五代家族的工作應該寫成歷史。大夥兒滿載而歸離開時，女主人還親切地致謝，其實該是我們要謝謝她吧，能親看眼到、親身體會近百年歷史的軌跡在延續中前進，總是心存感激。午餐是在以乳製品著名的老店吃，下午終於有了些自由活動的時間，但是帶領參訪的主人還是繼續工作，利用空檔對我們一行人做了分別的錄影訪問，希望透過影像，能夠讓沒有機會參與的運動工作者分享學習到整體參訪的過程，猜想外人的觀點或許能夠提供些不同的視角與新的刺激。Yufik 帶領的小小媒體紀錄工作團隊，這次也讓我大開眼界，從頭跟到尾，對所有活動進行紀錄。他和他的徒弟跟我們打成一片，而他不只在工作也同時在參與、在思考，如何傳遞在千載難逢的機會中產生的體會，讓更多人可以分享，可以也受到感染。這其實難度很高，但是他臉上經常露出的光彩與笑容讓人充滿著信任與希望。早就跟 Andan 約好要一起喝一杯，現在有了空檔時間，他住在蘇拉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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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的望加錫市（Makassar，漢名錫江），他受 Hilmar 的邀約來一起幫忙接待工作。三十多歲的他，畢業於印尼大學，主修法國文學，在藝術與文化圈有些名氣，跟他雖然才認識半年，但是語言沒溝通障礙又談得來，可以說的事很多，認識他對理解印尼有很大的幫助。晚午時分，回到老店 Brags Permai，他點了著名的冰淇淋，兩人喝了一瓶白酒，Andan 目前的計畫是在望加錫建立一個多功能的文化空間，賣咖啡、辦講座、展覽、小型讀書討論會，成立一 2

個小圖書館，他說印尼有種講法叫做「膝蓋想法」，把夢想靠著雙腳到處跟人談，也許哪一天等積累夠了就不再是幻想，關係網絡早已慢慢埋下，可以具體落實。我想我能做的小小貢獻就是退休了把一些書送給他的圖書館，放在那兒會有意思得多。這個社會在往前走，很多事都還沒有定性，人們都有些要追逐的夢，Andan 也不例外，幾週前他的嬰兒呱呱落地，有了更多的生活壓力，但是他還是沒放棄在民間建立自主力量的想法，希望他能圓夢。晚餐是在萬隆的最後一頓，說好了由客人請客答謝主人的辛勞，最後選的是 1947 年開設的老餐館 Sejak。餐館一樓的空間和院子之間沒有隔間牆，是開放空間，我們被安排到戶外的長桌。晚間天氣涼爽，配上「融合」（fusion）風的創意料理，混合了印尼菜、中餐，還有餐館兼營的西式麵包店飄來的香氣，再加上歷史久又有很強的人文氣息，四周掛滿了工農階層與反殖民的大幅繪畫，感覺很好。在這個有文化厚度的空間裡謝謝主人，好像又多了些誠意。晚餐後，還有精力的年輕人們繼續續攤，沒力氣的就休息了。來參訪的朋友們在晚間已經開始陸續搭機離開，隔天 8 月 14 日早晨本來約好八點鐘，還沒有走的朋友能聚在一起繼續聊天，一起動腦看看未來能共同做些什麼，但或許是幾天下來的疲累，大家都起晚了，討論也就變得很自由，焦點在做些多語種的翻譯工作，能夠把印尼人民運動相關的研究成為境外更多人能夠參照的資源。

2015 年 9 月 3 日萬隆行的伙伴在台北南勢角的燦爛時光（東南亞移工書店）聚會時，書店主人張正說他至少碰到三個印尼在台移工，計畫賺了點錢回家開小書店，這股風潮似乎正在流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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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跟萬隆當地的朋友們道別，感謝他們認真的安排，在百忙中陪同我們四個整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Oji 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精力進行規畫聯繫、陪伴、主講，特別是把不同層次的組織結構攤開，讓我們這些外人能夠看到、參與對話，反應出一種高度的信任，我想一部分關乎他個人的理論傾向，他對葛蘭西的倚重來自於 Stuart Hall 所開啟重讀葛蘭西著作的特定方向，特別是能夠將階級與種族問題透過接合（articulation）理論重新思考，對他在印尼內部思考問題、運動時的幫助很大，所以他對我們這些跟文化研究相關的人還有各自先前工作的積累都有所理解與期待吧；同時，他與 Hilmar 或許都認為，印尼的人民運動走到今天，需要更為開闊地與外部想法相近的知識網絡形成串聯，提供更多思想與運動上的交流與養分，特別是能夠重新喚醒作為在地資產的萬隆精神，對於運動未來的開展該會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而一行來自不同國度、在 Inter-Asia 相關的網絡中工作了十幾二十年

10 萬隆火車站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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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們，是可以銜接的關係網絡。而對我們來說，四天中接觸的東西太多、太快，需要慢慢消化反芻。（圖 10）十點與 Oji 等人擁別互道珍重之後，我們一行六人向火車站慢慢移動，準備搭乘十一點前往雅加達的快車。大家對萬隆火車站都非常欣賞，空間的規畫像是一個公園，等車就像坐在有些年歲的花園裡一樣，歷史的陳跡紓解了趕車的緊張氣氛。帶著滿滿美好的記憶，準時上車跟萬隆說再見。三個小時的車程過得很快，火車帶我們走過了西爪哇鄉間的地景。 Ashish 感慨地說，窗外的景緻跟印度是那樣的親近，但是兩地對彼此文化與知識的認知卻又那樣的稀薄，這些農業大國之間真是該加快交流的腳步。他從 2000 年一開始就加入 Inter-Asia 刊物編委會的運作，十多年來也積極投入各個層面的工作，當初 2010 年正式成立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來推動亞際之間共同博士班與課程規畫，就是出自於他很有開創性的想法。過去這幾天的參訪，觸發他提出重新啟動編委會在 2010 年十週年會議時的決議，在刊物一年四期的正式出版之外，另外增刊一到兩期的網路版，可以更有創造力與彈性、自由，與時代及年輕人更為緊密地接軌。這個想法在過去五年內一直沒有落實，現在重提，我想或許可以運動為焦點，以過去四天豐富的參訪經驗相關的印尼農民

人民運動，作為未來產出網路版的試驗。這個想法在晚間

的聚會中，也得到 Hilmar 的支持。下午兩點到達了東南亞最大城市雅加達，住在市中心，很巧還是 Ibis 的連鎖店，在 Ashish 這個電影人的要求下，Andan 帶大家去 DVD 店購買印尼影片。晚間七點，Hilmar 約了雅加達電影界的導演與編劇朋友們，在旅店附近 Cikini 一帶的 Kedai Tjikni Café 聚餐。聽說這是雅加達的老街區，幾年前幾家有點歐式咖啡店與餐館在這陸續出現，販售著來自印尼各地的咖啡（包括 Aroma），人文氣息濃厚，構成了獨特的街景。跟我們聊天的女編劇說這是她常約了來談公事的地方，比在購物中心的咖啡店好多了，話才剛說完，動畫導演的朋友就把她拉去隔壁桌聊天了。跟我們同行的 Steni 在獨立電影協會工作，同時也在幫 Hilmar 忙，所以這些人她都認識，看來這個區已經成為文化人出沒的地帶。這個晚上的聊天中，我們對印尼電影工業的狀況多了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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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聽到了印度與香港電影試圖在印尼將影片本土化的動向。幾天奔波下來大家都累了，十點前我們跟 Hilmar 告別。他是印尼中生代重要的思想者暨運動家，許多禁忌歷史議題的打開與他相關。和他相識相知十多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這次若不是他的關係，參訪活動不可能看到這麼多外人看不到的東西；期許他能耐得住，繼續前進。也在這兒跟 Andan 與 Steni 說珍重再見了，感謝她們細膩的接待工作，讓五天行程順利圓滿，期待大家能夠保持聯繫，在未來繼續合作。 8 月 15 日星期六，一起參訪的朋友們剩下池上、若林，我們三人一起過了悠閒的一天。早上，我們回到了咖啡館區，坐了兩三個小時，嚴肅地整理著一些參訪的感受，下午在豔陽高照下去參觀了獨立紀念碑、國家博物館，晚上在旅店附近的餐館坐在戶外吃了點印尼餐。 8 月 16 日星期天，天氣晴。早餐時碰到池上，他今天晚上跟若林一起離開。多次跟他一起出訪，上次是六月去塞內加爾達卡，此時互相承諾要把參訪報告寫出來，就此告別，十一月那霸再見。前往機場的途中，碰上第二天印尼國慶零散的遊行隊伍，計程車堵車堵了好一陣子。到了機場，入關後坐定，告訴自己，十幾天的急行軍，活下來了。回家後收到 Oji 發給大家的信，邀請大家寫點短文分享心得，這篇參訪筆記也是對他與 Hilmar 的敬意與回饋。

* * * 這次參訪過程浮現出好些問題，其中的幾個不斷在腦中盤旋，最為明顯的當然是農地占領運動。我個人對於土地問題沒有任何研究與認識，印象中在過去的經驗裡看到的是農地正在大量流失的現象，這一波正在發生的是全球性資本以各種形式對於土地進行掠奪，在非洲大陸成為跨國資本對土地的 3

爭奪（scramble）；同時不論是出於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性因素或是國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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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2012),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形態的作用，「都市化」或是農村城鎮化成為主導型的思想、規畫與實踐。在 4

這樣的背景下，農民反抗的力量也大規模地出現在第三世界各地，印尼西爪哇的土地占有運動或許可以在同一個脈絡下來理解，當然也一定會有其歷史的特別性。重要的是，我們參訪的牙律地區的動向似乎逆轉了既有的印象，提供了另類思考的可能性：農運不僅有效地與資本及國家進行對抗，更在農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機構等層次運作，同時建立起相互呼應的輔助系統（工會組織、農民學校、合作社、產銷機制、研發出版，乃至於進入政黨、議會等），改變了農民的生計，創造了農民留在農村生活與工作的條件。像這樣能夠在幾乎所有相關的場域中建立陣地，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成就。當然，運動的危機在於土地長期安然使用的穩定性，一旦運動能量減弱，國家與資本的力量很可能藉機反撲，消滅已經取得的成果，因此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在特定時空中國家的（階級或是其它社會）屬性有利於運動時，運動強勁的力道能否把握契機轉化成更為建制化的成果，透過國家正當化、合法化農民為求生存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權利；而這樣的訴求是否能夠推廣，在國家、區域與全球的範圍內形成新的共識，是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農盟的實踐已經證明，只要能夠創造客觀條件，農民、農村、農業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業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別是在農民為主體的地區與國家又要更有前瞻性地思考。當然這個全球範圍內的鬥爭還在持續進行，得靠持久戰的能耐來畫出長久的願景。然而條件的創造不是挑空的，必須在既有社會生活的土壤中操作。這次參訪讓我們看到伊斯蘭產生了積極正面的作用，這股宗教力量不能過度上綱作為解釋的架構，但是也絕對不能被輕視。村民的作息為每日的宗教儀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181-203。本文中譯〈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關於新非洲爭奪戰的筆記〉，見本期「萬隆專號」，頁 117-136。 4

參見 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eds.), (2005), Reclaiming the Land: The Resurgence of Rural Mov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更寬範圍非洲面對的三農問題，參見 Sam Moyo (2008), African Land Questions, Agrarian Transitions and the Stat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Land Reforms, Dakar: CODES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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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連帶的生活細節所結構，運動組織必須在這個結構中操作、與之協調。 Ulema 在村子裡的積極領導及參與、紀錄片中以音樂來與不同世代進行溝通的場景、組織聚會的開始是舉行共通的簡短儀式等等，是在參訪現場可見的，特別是組織者與領導人的主體看來都是穆斯林族裔，身體中長年的養成已經成為運動的前提。如何能夠更為積極地辨識伊斯蘭在社會身體中的動能，如何取得宗教機構的認可與支持，會是成功的關鍵。印尼是世界上伊斯蘭人口最大的國度，九一一以後也當然受到強權勢力壓制的激化，歷史的來看，在印尼這個社會中宗教與政治是以什麼樣的特定關係，特別是她的存在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繼續研究。放在第三世界亞非拉的語境中思考問題，穆斯林人口該是最為龐大的，不僅在東南亞如此，南亞也有近三分之一龐大的人口，中亞、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當然更是核心地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除了南部非洲外，穆斯林也人口眾多。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東北亞的穆斯林人口稀少，可說是亞洲大陸唯一例外的區域，長期以來我們對伊斯蘭宗教信仰在穆斯林生活世界中起的作用缺乏體會，這次印尼行迫使我們認知到，有誠意要認識世界就必須找到以往關閉起來的眼睛，開始更敏感積極地認真學習宗教，特別是伊斯蘭，在當代世界中的重要位置。如果農盟與伊斯蘭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不是特殊的，那麼它的結盟團體印民聯大概也必須細膩地處理宗教的力量。這次參訪能夠與印民聯成員直接互動，讓我們很興奮地感受到印尼整體的人民運動正在起來，包括韓國的朋友白元淡、沖繩的朋友若林千代都說看了很感動，因為亞洲其它地區的人民運動都在走下坡，而印尼的狀況令人振奮，特別是組織的存在意味著工、農、女性、原住民、漁民環境等運動組織已經（至少開始）走在一起，也許等到它蓄積的能量能夠更大，它很可能跨出自己的國家帶動、支持其它地方的運動。當然，我們看到是現階段的結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夠聚合在一起的動力與軌跡，把握了結盟形成的歷史縱深，也才能看出來下一步它可能會怎麼走。估計佐科維新政權的上台，會對運動的擴大發展提供滋養的土壤，但是過去亞洲地區政權更替的經驗也難免讓人擔心，新政府是否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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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吸納、收編運動能量，造成日後運動的崩解，而印民聯又將如何回應？在政治關係上，它如何思考與其它政黨的關係？是要與政黨合作，還是要以既有的基礎自組政黨？它要堅持民眾路線，還是以執政為手段？它有可能在自身所處的歷史條件中創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嗎？印民聯的國際觀與世界觀是什麼？萬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對運動組織還具有任何積極意義嗎？問題可以繼續問下去。印民聯的核心成員與領導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頭，草根基層幹部也大都二十歲上下，還別說農民學校裡男男女女的孩子們。後繼有人，他們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期待他們步步為營、慢慢前進，在葛蘭西的意義下霸權的取得永遠是不穩定的，能在運動實踐中改變人們生活中的常識，是主要的決戰場。我們這些外來者能夠與印民聯之間產生共振，主要是帶著自身過去在各地活動的軌跡吧，大家沒有公開說，但是相信都立刻聞出印民聯濃濃左翼的底色。1965 年的清共大屠殺後，左翼從此成為印尼社會的政治禁忌，至今組織共產黨還是違憲的。過去五十年間，印民聯成員的前輩們如果還活著，就得長期沉潛，最多只能在文化崗位上繼續傳承、燃燒著火種，我們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狀態中匍匐前進。印民聯能夠在九○年代末期冒出水面，應該是七○、八○年代的逐步積累，也或多或少承繼了 1965 年以前解放人類的想像。把問題顛倒過來問：「1965 年，當時印共的力量龐大，是中共以外最強勁的左翼政黨，如果沒有當年的大屠殺，今天的印尼、東南亞乃至於亞洲區域會是什麼樣的格局？」前輩運動家武藤一羊先生今年八月在東京 5

討論萬隆會議時指出，1965 年是重大的分水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1965 年這個屠殺事件制約了印尼、整體區域政治（乃至於全球大局）接下來的走向，在這個意義上，1965 年沒有過去，而成為形成當下的關鍵部分，要了解現在的長相就沒法不了解 1965。但是印尼的人民運動能夠走到今天的地步卻同時發人深省，同樣的掃紅運動在亞洲各地展開，包括南韓、台灣、馬來西

武藤一羊先生 2015 年 7 月 31 日受亞際書院東京辦公室邀請，在明治大學以「從萬隆到德班：1950 ∼ 80 年代個人參與的跨國人民運動經驗」為題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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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相較之下，印尼左翼的清除最大規模、最為慘烈，這難道可以解釋它在五十年後今天的復甦？還是年輕的一代早已丟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裡承繼過去卻又能開放地面對現實？而相較於其它這些地方，台灣左翼的力量是最為薄弱的，這又該如何解釋？這難道跟大陸掛著共黨的旗幟無關？無論如何，這些地區沒有被打開的左翼歷史禁忌，看似孤立卻是相互關聯的，都脫離不了全球與區域冷戰的構造。一旦跨越民族國家的框架，人民運動要能夠越界連接，就必須重新開啟那段被封存起來共通的歷史，也才能充分解釋走到今天的關鍵轉折點；特別是從印尼內部的歷史軌跡來看，1955 年萬隆會議與 1965 年的大屠殺具有內在的延續性，六十年後重返萬隆必須清理、面對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們在區域史、世界史的意義。萬隆所遺留下的資產或是所謂萬隆精神，既不是、也不該是由左翼思想所壟斷的，1955 年的萬隆標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是以反殖民反帝為基地的國際主義精神，當時各地形成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色彩，兩者之間不相矛盾，在兩者擺盪的張力中存在著更為寬廣第三世界前

殖民

地之間團結的想像，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區隔。但是六十年後的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民族主義都萎縮到民族國家的內部，國際主義團結連帶的成分退位，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對世界發言。今天重訪萬隆，我們必須納入參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義（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義所指的不是非洲個別被殖民者切割出來的民族國家，而是深刻認識到民族國家是殖民者的發明，各自民族國家的獨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洲能夠團結起來，也就是民族主義沒有泛非洲主義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 6

為整體、要求獨立自主的訴求，也因此泛非主義不是簡單的區域主義，也同時是國際主義。如果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而且它還在人民運動中起著龐大的作用，那麼要如何重新打開民族主義既有的國際主義面向，重構「第三

有關泛非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討論，參見 Thandika Mkandawire (ed.) (2005), African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Politics, Languag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Dakar: CODESRIA Books, with London: Z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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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主義」（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亞非拉連帶為想像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乃至於重新點燃當時存在於其中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Third World socialism），是萬隆六十年帶給我們的召喚，藉此跨過以民族國家為本的民族主義，才可能打開各地內部難以克服的困境，走出更為寬廣的道路。

起稿於 2015 年 8 月 16 日雅加達，初稿於 8 月 26 日，修訂於 9 月 3 日，新竹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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