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東亞批判刊物的軌跡 by apcs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九期│ 2012 年 12 月│ 223-240 頁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軌跡陳光興 *

The Path of East Asian Critical Journals Conference by Kuan-Hsing CHEN

服務單位：交通大學社文所通訊住址：300 台灣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1001 號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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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第八十九期 2012 年 12 月

主辦會議《創批》（Changbi）的同仁交付給我一個艱難的任務，在這次會議的第一個場次「東亞連帶實踐的方法」中負責討論具體的連帶方法，想了很久，為了避免空談，也為了避免失焦，決定以 2006 年啟動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為討論的主軸，或許會有助於與會者，特別是第一次參加的朋友，在會議一開始的時候，一起回顧過去的軌跡，看看發展出什麼樣的實踐方法。當然，除了「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之外有許多不同的實踐，為了讓大家有些其他計畫存在的相對感，在進入主題前，先跟大家簡單的報告一些我個人一九九○年代開始至今，曾經參與過、或是觀察到的幾個東亞連帶的實踐。過去的二十年間，其實變化很大，是該看看前面走過了些什麼樣的路，因為準備的時間極其有限，收集資料也不足，只能提出些初步的想法，期待有心人慢慢做研究。這些年來，也許是不再年輕，發現圈子裡的朋友總是悶著頭向前衝，很少停下來回看到底做了些什麼，出了什麼問題，是不是該調整方向了，「向前走、回頭看」或許是個方法，不斷把當下實踐的迫切性，能夠有意識的放在過去走過的軌跡中來理解。更準確的說，以下的發言是站在過去參與東亞連帶實踐中組織工作者的位置，進行初步的整理，算是與我個人非常佩服的前輩崔元植先生在同一場搭配上的分工，他會理論性地探究「東亞國際主義」，而我來負責回看具體連帶的軌跡。東亞戰後，因為冷戰，因為各種形式的分斷，要能形成有組織、有系統的連帶其實是相當困難的，1978 年中國大陸宣布了「改革開放」的走向，開始鬆動了東亞冷戰對峙的格局，但是得到一九八○年代末期全球冷戰結構開始逐步解體，才提供了九○年代以後越界連帶的新契機。然而，九○年代契機的出現前，並不意味著二戰後沒有民間連帶的實踐，只是很多活動是在各地內部展開。許多人都知道，在亞洲的批判圈、運動圈中備受尊重的武藤一羊（1931-）先生，從一九七○年代起就開時遊走於亞洲各地，進行連結的工作，在日本的內部參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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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不同的民間機構與團體，如 AMPO 雜誌、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學校，至今還活躍於共同創辦的 People’s Plan Study Group （PPSG）1，出版季刊與專書介入社會。一九八○年代末期，他發起 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 的大規模連帶，提出「跨界參與式民主」的運動方向，核心思想在於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直接連帶，與國家保持相對的自主關係。武藤先生的工作橫跨思想、運動與教育，縱跨五、六十年，是東亞戰後連帶運動的開創性人物，以他為線索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會是重要的工作。我個人參與的第一個亞洲連帶的國際組織是在九○年代初加入的 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ARENA），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八○年代初期，主要的推手來自於南亞（印度）的積極份子，創辦時組織的負責人是 Lawrence Surendra，祕書處曾經在馬尼拉、香港，後來搬到首爾聖公會大學。這個組織的成員主要是以個人身分參與的運動份子與批判性學者，知識與運動構成的張力是這個組織具有生產性的動力。四十年間，ARENA 辦了許多活動，出版了很多報告，因為是歷史悠久的團體，在國際上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在一個層次上，「區域」與「在地」構成第二個長期存在的張力，作為區域性國際團體，它必需在世界範圍內發言（如 911 事件後的反戰運動），但是它的組成基本上是參與其中、散佈各地的個人，如何與在地連結，持續成為努力的方向。然而各地條件有很大的差異（如 ARENA 曾經試圖在各地建立另類學校），而橫跨南亞、東南亞、東北亞各地的成員，很難同步配合。即便如此，ARENA 的優勢在於它有很強的運動性，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10 月份就連結了亞洲各地的行動團體，成立了「亞洲和平聯盟」（APA），很快速對局勢變化做出區域性的反應。整體而言，ARENA 的存在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雖然近十來年喪失活力，它過去的活動成

參見 http://www.jca.apc.org/pps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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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實踐的方法仍然需要被認真整理。 1997 年起，來自南韓、日本、琉球、台灣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團體，共同主辦了六次「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2，主要的推手包括徐勝、杉原達、陳映真等，會議的目的在於清理冷戰體制下國家暴力造成長遠的歷史問題，同時跨越社會的區隔，使得運動團體能夠開始越界學習各地的狀況，發現東亞現代史的共通關連。在組織上，是由「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形成共同的執行委員會統籌整體，各地成立祕書處（事務局）負責推動在地的參與，在形式上除了由各地報告各自面對的重要問題外，並透過現場參訪、證言會、追悼會等動態活動，促進與會者能夠身入其境的學習。1997 年在台北之後，1998 年在濟州島，1999 年在那霸，2000 年在光州，2002 年在京都與韓國麗水先後舉行。我個人參與了第一次在台北的會議，觀察到前所未見的會議運作方式，組織者以高度的意志力，在民間團體缺乏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將所有的論文經過各地祕書處在會議開始前都翻譯成韓、日、中三種語言，會議的發言與討論也是即席同步翻譯成這三種語言，這是一般學術會議不可能做到的。六年的六次會議下來，除了各類型的活動外，累積了上百篇的論文，這些經驗與資產也是有系統的研究整理。十年後來看，「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是東亞左翼民間運動團體少有的大規模的相互合作、學習與跨越藩籬的實踐，是「思想東亞」初期的體現。時間上也是在九○年代中期開始的「中日知識共同體」計畫，是由頗受敬重的溝口雄三（1932-2010）教授與孫歌共同推動的，自 1995 年起經過兩年的準備於 1997 年召開第一次會議，之後由日本交流會連續支持了六年的活動 3。這個計畫的重要性是在中日的思想界搭起了一個互動的嘗試，參與的人員很廣泛，包括學者、記者、編輯、運動份子 2

參見曾健民（2011），特別是 528-533 頁。

參見孫歌（2002），溝口雄三、孫歌（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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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試圖在對話中觸碰相當有衝擊性的議題，如民族主義問題、日中兩國對於戰爭不同的歷史記憶、南京大屠殺、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事件等。雖然是以會議的形式進行，但是組織者非常有意識的要打破一般宣讀論文的形式，希望能創造新的方式深入問題，也因此不斷在學習與嘗試中尋找更好的方式，把這次討論的不足在下一次的聚會中繼續面對；雖然議題持續的變換，組織者堅持的是在動態的過程中讓大家能夠認識各自的問題，也能看到相互之間的問題。「知識共同體」計畫有很強的地標意義，打開了戰後中日之間相當廣泛的知識互動關係，雖然已經結束了十年，至今還是很被重視。我個人認為「知識共同體」計畫最具貢獻的是組織者在實踐過程中提煉知識連帶的「方法論」，在文化之間尋找互動的可能性。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計畫是以出版刊物為核心，目標清楚單純，於 1998 年開始運作至今，因為文化研究的跨領域性質，同時對社會實踐的開放性，所以雖然以英文為媒介，但是出版的內容保留了東亞地區現代文化與思想性書寫的形式。組織上，除了編輯委員遍佈南亞、東南亞與東北亞各地外，最初為組稿於 1998 年在台北召開的會議，後來形成了雙年會，陸續在福岡、印度班加羅爾、首爾、上海、東京、孟加拉達卡、新加坡等地召開。2005 年成立了學會，試圖將集結範圍擴大，使得年輕的學人可以在亞洲能夠透過雙年會的空間能碰面。2010 年成立了亞際文化研究的機構聯合會，祕書處設在韓國聖公會大學，串連了近二十個學術機構，以暑期班為空間，發展共同課程、編輯讀本，期待研究生能夠在未來形成跨國研究團隊，產生出不同於以往的知識內容與方式，能夠貼近於各地自身的歷史社會。第一次的暑期班 2010 年在聖公會舉辦，第二次 2012 年由班加羅爾的「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主辦。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雖然說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為主的界面，但是編輯部曾先後設在新竹清大與交大的亞太文化研究室，活在中文世界中，我們不可能只是在從事英文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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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去十幾年研究室陸續投入了不少精力進行其他界面的組織工作，包括串連亞洲地區以華文為媒介的知識社群，也試圖連結兩岸四地想法接近的思想界友人；我們創辦了「思想、歷史與文化講座」，將亞洲重量級思想者帶到台灣與學術思想界對話；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策劃、整理、翻譯、出版了一些中文的書籍。兩年前 2010 年開始啟動的「從西天到中土」計畫，是藉著上海雙年展，以印度作為方法，透過藝術家與思想者，將印度歷史、社會帶入中國大陸，期待能夠開啟中、印兩地相互參照的契機。計畫主要的推手是張頌仁與高士明，我個人參與負責規劃「印中社會思想對話」的部分，因為是以藝術策展的形式來進行，邀請來的七位印裔重要思想者於當年 10 至 12 月間的週末早上，陸續在上海美術館進行專題演講，下午則由大陸、港、台地區思想界的份子進行回應與討論；活動期間出版了八本講者代表作的譯本，演講與討論的整理正在出版中。2011 年的進行形式是以影展的形式為媒介推進社會思想對話，邀請印度重要的電影史與理論家 Ashish Rajadhyaksha 擔任策展人，經過八個月的準備，完成了 36 部電影的艱鉅翻譯工作，出版了一本印度重要電影理論家的讀本，電影三種主要類型包括紀錄片、實驗電影與故事

劇情

片，2011 年 11 月 25 日起至 12 月 25 日止，陸續在北京、上海、廣州、昆明四個城市展開，其中包括多場社會思想論壇，2012 年上半年也於香港與新竹放映，開創出多個城市巡迴進行影展的形式。這個目前還在持續進行中的計畫，在大陸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定的迴響，我們也試圖嘗試將對話的範圍打開，從印中到亞洲思想界的對話，目前規劃再次與上海雙年展合作，2012 年 10 月展開。以上的回顧或許有助讓我們看到「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相對關係位置與不同的實踐方式，其實不同的計畫之間參與的人員有部份的重疊，彼此之間也有相互呼應的關係。 2006 年《創批》在創刊四十週年慶的時候，由主編白永瑞教授發起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軌跡

主辦了「東亞的連帶與雜誌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6 月 9-10 日在首爾舉行，記憶中活動第一天是在市民團體經常使用的公共空間 Press Center，第二天是在延世大學，與會代表參加的刊物除了《創批》以外，還有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民間》（廣州）、《台灣社會研究》（台北）、《世界》（東京）、《現代思想》（東京）、《IMPACTION》（東京）、《返風》（沖繩）、《前夜》（東京）、《讀書》（北京）、《女

性理論》（首爾）、《市民與

世界》（首爾）、《黃海文化》（首爾），總共十三種刊物 4。會議的主旨清楚指出，東亞區域內互動已經在各個層次展開，問題也層出不窮，但是對正在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的未來走向卻沒有共識，所以《創批》提出「作為連帶的東亞」，是企圖對「未來的共同目標為媒介的、在連帶意識中可以想像和體現出來的」區域性共識，進行討論（白永瑞，2006： 221）。很明顯的，以雜誌作為連結點，是因為這些應邀參加的刊物在各自所處的社會密切的接合，能夠產生延展的作用，發揮知識的功能，更具體的說，如何把「促進東亞共同體建構的『戰略性知識人』廣泛聯合起來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2006：225）。在這樣的前提下，大會在準備期間對參加會議的編輯們提出一項要求，除了介紹自己刊物形成的歷史條件之外，也希望能夠在發表的文章中回答一些問題，包括東亞和平與各地改革的關連、其中韓國能扮演什麼角色、和平的障礙在哪、刊物能起哪些作用，特別是各自所處的社會中如何理解「進步」的意涵。規劃與主持會議的白永瑞，在會後的檢討中發現各地對「進步」的理解差異很大，對「進步」反省的層次、動力與契機都不同，如果沒法進入彼此的語境與背景，大家表面上用了同樣的語彙，其實只是在抽象的層次上想像，並沒有能夠真正達到相互的理解。回頭來看，會議的組織者提出的連帶方法之一，是透過基本語彙的差異來開始進入不同社會內在的肌理。同樣的，也是 4

這裡討論的資料來自《台灣社會研究》2006 年九月號，除了白永瑞的編案外，出版了八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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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具體的碰撞中發現自身認識的侷限，例如東亞地區一般對沖繩歷史缺乏理解，《返風》主編岡本由希子發言時，被介紹為來自日本，引來她的提問：「沖繩人是日本人嗎？」這才使當場在座的聽者意識到沖繩與日本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不能將東亞簡單的理解為中、日、韓三國關係。白永瑞認為這次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與會者在「東亞聯合中認識共同體形成之重要性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2006：222），並且有意願克服困難持續形成對話關係。放在 2006 年至今的軌跡中來看，這次的會議是參與刊物編輯人之間初步的接觸，開始對彼此的刊物有了初步的理解，也透過會中的碰撞與交往，建立起來一定程度的友誼，奠下了後來的基礎。在白永瑞學長繼續的推動下，《台灣社會研究》趁創刊二十週年的時機，同時搭配了白樂晴先生訪問台灣的行程，接辦了第二次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於 2008 年 5 月 24-25 日在台北世新大學召開，參與的刊物有《創批》、《歷史批評》（首爾）、《現代思想》、《IMPACTION》、《返風》、《南風窗》（廣州）、《讀書》（北京）、《台灣社會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九個刊物。這次會議以「和解的路障」為題的基本認識是，東亞如果要能夠形成區域性的統合，必需共同面對現代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和解，在 2006 年的會議過程中已經清楚出現的三大爭議焦點包括兩韓、兩岸與沖繩，因此這次會議的定位是東亞批判刊物同仁相互教育，對各地問題提出「內部」的分析，也能對「外部」問題提出各地不同的理解，試圖打開各自自我中心的理解，看到差異，才能慢慢形成區域整體的視角 5。這次會議的組織方法上開始有意識的思考，在思想性的聚會中， 5

有關會議的文章與討論，參見《台灣社會研究》2008 年九月號（71 期）與十二月號（72 期），會議組織者的後記，參見陳光興（2008）。完整議程，參見：http://cc.shu.edu. tw/~ictss/activity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軌跡

對話與討論更為重要，所以在形式上減少文章發表的篇數，除了白樂晴先生的基調演講外，每場 2-3 篇發表，設置每篇的評論人帶動討論。相較於 2006 年的首爾會議，這次有了進一步的推進，具體的表現在白樂晴先生針對南北韓狀況提出的「超克分斷體制論」成為理解兩岸問題的核心參照，同時白永瑞（2008）在會議中提出「複合國家」概念也成為熱烈討論的焦點。我個人認為在知識上這是一個新的突破，韓國思想界戰後發展出來面對韓半島困境的理論論述，在此刻成為東亞內部的思想資源，不僅兩位白先生在會中與台灣、大陸的思想者能夠直接對話，這次會議之後繼續在台灣與大陸知識界發酵 6，如此具有實質意義的知識討論在東亞地區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最為直接的成果。另外的重要成果則是沖繩問題開始受到與會者的重視，鳥山淳（2008）、池上善彥（2008）、富山一郎（2008）的文章都是針對沖繩進行分析，對於中文世界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學習過程，特別是對台灣思想界來說，原來重要卻是陌生的存在我們身邊的沖繩問題，開始進入了想像的視野，甚至有與會者開始以沖繩與日本本土的複雜關係，來參照、理解兩岸的歷史糾結。在這兩點的意義下，建立有機的參照關係，是建立東亞連帶的方法之一。 2010 年 11 月 26-28 日，第三次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在二次戰後東亞分斷最前線的金門島召開。選擇金門開會是希望與會者能夠進入歷史的現場，但是因為不是任何參與刊物的「地盤」，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在事務工作上，包括規劃不同的行動路線到達金門，等等，這些雖看來是不足為道的小事，卻是知識生產的物質基礎，需要被正視。這次參與的刊物有《熱風學術》、《創批》、《現代思想》、《IMPACTION》、 6

《台灣社會研究》二十週年會議，2008 年 9 月 27-28 日在台北舉行，主題場是以「超克分斷體制」進行，除六篇論文外，也請來大陸著名思想者王曉明回應，參見《台灣社會研究》74 期，2009 年六月號。白池雲也針對《台灣社會研究》的討論進行回應，參見 Baik（2010）。孫歌（2011a）對白樂晴與白永瑞相關議題的討論，後來也在大陸重要思想刊物《開放時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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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風》、《台灣社會研究》（台北）、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南風窗》與《讀書》受邀與會，但是最後沒法成行）。我們先前組成了籌備小組 2 月時一起去了一趟金門，與當地的朋友們碰面，商談合作的可能 7；5 月時又在沖繩聚集，決定了會議的內容 8。因為很難得能到金門，所以安排了會前半天的參訪活動，會議的展開也是在不同的空間進行，包括金門朱子祠、金門大學、陳景蘭洋樓、金門國家公園等。這次會議以「冷戰的歷史文化」為題是承襲上一次會議的體認，要能夠排除路障走向和解，面對共同走過的冷戰歷史過程所長期塑造的深層文化，是一條路徑，金門直到九○年代都是反共前哨，沖繩至今是美軍軍事基地的要塞，韓半島 38 度線也還是分斷的軍事地標，當地的人如何度過半個世紀？又造成了哪些長遠的後遺症？是當初會議擺在金門的主要設想。除了安排當地的李福井與洪德舜兩位先生針對金門歷史與近況進行報告外，這次會議請來了沖繩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新崎盛暉先生擔任開場的基調演講（來金門前我們請他分別在新竹與台北進行了兩場公開的對談），同時請來了白樂晴先生與第一次與會的錢理群先生。白永瑞在開幕時指出，三位元老級思想者一起出場，是東亞思想界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按照過去經驗的積累，兩天會議主要是由上述三位先生與池上善彥主講，搭配了各個刊物代表擔任回應人帶動討論，這樣的方式造成了深入的對話，會後許多與會者認為這是幾年來討論最有品質的會議。除此之外，原本計畫能夠更大規模的以紀錄片影展的方式與金門當地的居民有更多互動關係，但是最後沒法落

在金門籍導演董振良的安排下，我們拜見了許多朋友，包括最後出席會議發言的民間金門史研究者李福井、社會組織工作者洪德舜、文化工作者楊婉苓，那時金門大學的江柏煒院長在國外，所以沒見到，但是最後活動是靠他搞定很多事。一起去金門的籌備小組成員包括，若林千代、李南周、池上善彥與陳光興，以及後來負責會議祕書處工作的蘇淑芬與林家瑄。

2010 年 5 月間，沖繩大學召開了新崎盛暉先生《沖繩現代史》韓文、中文譯本出版的討論會，除了 2 月一同參訪金門的籌備小組成員外，白永瑞特別趕來參加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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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只能在兩天會議的夜晚放映了各地帶來的紀錄片，分享了不同語境中的場景，帶動了些許身歷其境的討論 9。經過了三次的積累，對參與組織工作的同仁來說，這次會議最大的成果應該是看到了東亞思想界雛形的出現，雖然不斷有新的參與者，但是幾次都參加了的同仁構成了支撐起整個動力場域的隱形網絡，大家對彼此的思路有了一定的認識，不會在表面層次來理解對方的發言，形成了相互之間更為立體的對話關係。另一個具體發展是各個刊物的組織者，在會議最後共同發起開始推動「亞洲現代思想」計畫，試圖深化既有的合作關係，能夠開始一起做一些事，決定下一年六月間在上海做進一步的討論。經過半年的準備，2011 年 6 月 17-18 日，我們在上海大學樂乎樓，以「亞洲現代思想計畫討論會：2011 年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上海工作坊」為名，召開了兩天會議與半天工作討論，參與的刊物包括：《創批》、《台灣社會研究》、《現代思想》、《返風》、《熱風學術》、《現代中文學刊》（上海）、《IMPACTION》、《民間評論》（吉隆坡）、《圓切線》（新加坡）、《區域：亞洲研究論叢》（北京）與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因為希望啟動更為長期的合作，也邀來了各地研究機構的代表：延世大學國學研究中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亞太

文化研究

室）、沖繩大學地域研究所、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東京外國語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研究院、華東師範大學當代中國文學與資料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發展部，以及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這是東亞批判刊物會議首次把各地的民間刊物與學術機構連結起來。 9

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言，請參見《台灣社會研究》，81 期，2011 年三月號，特別是孫歌（2011b）會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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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在推動共同的合作方案，但是不可能直接進入工作層次的討論，必須以思想內涵為媒介，所以主導會議規劃《熱風學術》的主編王曉明提出以討論各地的思想狀況及其困境為主題，才能從中找到亞洲現代思想計畫的基本問題意識。相較於以往，這次會議有意識的邀請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地區的刊物參加，雖然不斷有新朋友的加入，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已經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主講者與回應人大都已經彼此認識，就算是新夥伴也大都在其他場合中碰到過，所以兩天的討論直接切入而且不迴避問題，所以提出了許多相當尖銳的議題，非常熱烈，包括東亞格局中的大小國問題、殖民主義長期尚未清理的知識責任問題等 10。或許是第一次在大陸召開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原因，中國的思想學術界成為許多外來與會者的對話對象，在會場中與聽眾之間形成莫名的張力。會後我們開了半天的組織工作會議，決議日後繼續由《創批》負責推進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以此為基礎來結合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的網絡與「西天中土」計畫的同仁，共同成立一個國際性的民間組織（暫時命名為亞際書院 Inter-Asia School），在香港登記註冊，來協調、推展亞洲現代思想計畫。詳細的計畫內容與開展方式（包括資料庫的長期建立、翻譯、出版、研究、教學等），已於 2012 年 6 月底在首爾召開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後討論定案。經過一年的準備，2012 年 6 月 29-30 日的兩天會議，由《創批》主辦，在延世大學召開，參與的刊物有《台灣社會研究》、《現代思想》、《返風》、《熱風學術》、《IMPACTION》、《民間評論》、《圓切線》、《區域：亞洲研究論叢》與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開放時代》（廣州）、《文藝理論與批評》（北京）、《世界》（東京），以及《綠色評論》、《黃海文化》（首爾）等十八種刊物。這次會議以「處於 2012 年的東亞，尋找

相關的主題發言與總結討論，收錄於《人間思想》，1 期，2012 年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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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發展模式」為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2011 年 311 地震的核能外洩危機，捲動著日本內部社會與政治大規模的變化、北韓領導班子更換、台灣經過總統選舉、中國大陸將在 10 月換屆，南韓也將在年底大選；整體而言，2012 年是東亞局勢大幅變動的一年。會議的主旨中進一步提到，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結構性的作用，「引發人們對尋求能夠取代江河日下的西歐中心秩序、體系、價值的新方案的思索」，因而「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近代體系進行反思、進而謀求新方案的任務迫在眉睫」，這是東亞思想界該扛起的責任，「只有克服我們內心有意或無意識的西歐中心主義思想，不斷努力以主體的視角去面對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使之問題化、理論化，才能夠超越陳舊的知識結構，開拓出一條新的知識創新之路」。崔元植先生開場的基調論文「東亞國際主義的理想與現實—國際與『民際』」，提出了以民間交流來跨越國家機器主導「國際」關係的限制，也就是以東亞市民的想像，同時是「一國公民」又是「國家間公民」的雙重身分，克服國家主義的屏障，超越過去的國際主義、世界主義，走向「東亞國際主義」。這個提案在各個場次中受到回應與挑戰，與會者對「民際」的想法有贊成也有反對，批評一方認為有美化「民際」的可能，例如羅永生以香港回歸至今十五年的經驗為例，說明香港市民與大陸移民、遊客之間「民際」的互動，產生了緊張的衝突與矛盾，甚至開始出現本土主義的動向，質疑了「民際」理想化的想像。會議召開的同時，正值東京 20 萬人包圍首相官邸的大遊行，主辦者透過網絡高科技，讓會議現場直接能看到遊行現場，感受到民間運動的能量，「3．11 以後」論文的報告人、前《現代思想》主編池上善彥興奮的指出，日本的市民一九六○年代後沈睡了五十年，現在人們醒過來了；這意味著日本政府所主導僵硬的東亞國際關係，透過「民際」確實有鬆動與轉化的可能。除此之外，崔先生論文中闡釋的東亞國際主義，無可避免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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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國際主義與小國國際主義」的問題，引發了來自沖繩、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等地與會朋友的反思，對來自所謂小地方的人而言，所謂東亞在會場中散佈著濃厚的中、日、韓三大國的味道，而在大國崛起的同時，小地方之間的連帶顯得格外重要。就像前兩次會議中沖繩的出現那樣，所謂小地方的主體性已然在歷史過程中形成，是不容漠視的，生活在大國空間的批判份子需要更細緻的思考、面對多重周邊主體的存在。負責組織會議的白永瑞認為這是此次會議意料之外的重大收穫，崔元植先生也對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表示將有助於深化他提出的理論。會議結束的晚餐中，白永瑞與若林千代宣布下次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將在 2013 年 6 月底於沖繩召開，《返風》負責籌辦。會後，7 月 1 日在《創批》的細橋研究所開了一整天的會議，除了與會者分別對各地正在進行的工作進行說明外，宣布正式成立亞際書院，並起開始正式啟動「亞洲現代思想計畫」，將在香港、上海、北京、杭州、新竹、首爾、沖繩、東京、新加坡等地，時機成熟時設置計畫辦公室。計畫初期的核心工作包括，建立網頁連結各地刊物與機構，建立長期數碼資料庫（digital archive），舉辦年度亞洲現代思想講座。爾後將逐步展開的工作有：組織會議、論壇、工作坊、演講、展演等動態活動；出版書籍、刊物，除互譯為亞洲語言外，規劃英文出版；將推動的研究工作，也包含暑期班形式的教育工作。會中也通過推動十月在上海的亞洲思想界的對話。以上很簡單的回顧了 2006 年到現在已經開過四次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這次又回到了首爾，因為還在運動當中，沒法總結，只能提出幾點體會在此跟大家分享。與其他計畫對照來看，「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特性之一，在於是構築一個以在地刊物為連結點的思想網絡。熟悉東亞地區刊物歷史的人都知道，刊物的意涵不僅在於透過出版介入社會，更為關鍵的是環繞著刊物集結了知識人構成的批判圈，刊物之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軌跡

間的連帶因而有潛在輻射性的作用，將各地的知識圈串連在一起。六年來，我們的連帶目前尚處於初階段，還在建立合作的默契與互信，能否產生更廣泛的作用，還有待觀察。值得關注的是，如果把同時在發生的另一個合作計畫 —東亞出版社之間的連帶 11—放在一起來看，似乎意味著區域性的知識生產有正在整合的趨勢。「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另一個特性，是它慢慢摸索出來一些較為有能動性的互動方式，參與幾次會議的朋友們有不少是學院中人，也都熟悉專業學術的國際交流的方式，經常枯燥乏味、流於形式，被學院體制的規則綁死（如發表論文才能申請經費補助）。相對而言，參與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刊物基本都坐落在民間，不靠學術體制生存，沒有太多包袱，所以有很大的彈性去嘗試更具生產性的連帶方式。只是，少了機構的支撐，很多合作很難常態化，例如原先構想刊物之間可以互換每期的目錄，讓讀者能夠知道不同地方的思想性刊物都在關心些什麼，實踐中卻不容易落實，所以需要創造條件來協調與深化合作。越界的合作是極其困難的，參與到對話空間的人難免會帶著自身對自己所處社會的理解去認識其他人來自的國度，也就很自然的會造成誤解、錯位與落差。作為組織者，為了讓連帶能夠平順的進行，似乎都被迫要培養出一些能力，學習不要任意下判斷，得把自以為是的政治正確收起來，不僅要穿透表面進入別人的社會，還得能充分理解合作對象在他們社會中的多重位置，乃至於具體的工作狀況，才能比較準確地看到彼此之間的極限與可能，也才能互給空間，做出務實的期待與判斷。合作不是空談，在組織會議的時候，我們必須判斷把來自不同地方的講者放在同一場次，他們彼此之間能否構成對話關係，還是會相互抵消，這些都意味著對於講者及其身後所處的社會得有充分的認識，靠著越界團隊的充分合作與體諒才能完成。 11

我的理解是包括創批、台北聯經、東京岩波、北京三聯等的出版人合作計畫，已經進行了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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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第八十九期 2012 年 12 月

過去六年的合作，我們發現到各地有各地已經形成的「開會文化」，細節如會議是否提供聽眾免費午餐便當與會議資料，還別說複雜的語言翻譯問題，各地狀況都不同，當地負責的團體能力也有差異，我們學習到充分尊重在地合作刊物在實際運作中所做的決定。我個人比較深的感受是，許多國際的交流有所謂「代表性」問題，這在東亞（或亞洲）的脈絡中似乎不是那麼重要，原因在於大部分的知識人基本沒有跟東亞地區對話的動力，也就不會願意參與到這個過程。參與聚會的人大都有意願對話，也就不會聲稱代表了自己居住的國度，只是一個參與到在地知識過程的人加入到連帶的實踐中；一旦進入這個對話空間，也得培養把自己「相對化」的能力，才可能進入別人的語境。久而久之，連帶的網絡本身構成了「互為內部，也互為外部」的契機，我們對合作夥伴的處境有了內在的理解，也就開始對自身的處境有了不同的理解。其實，內部的理解可以是相當偏狹的，因為長期的摩擦與碰撞，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往往會為了個人或是所屬的團體當下的行為與決定，一筆勾消過去長時期的積累；而外部的人不會這樣從一點看待，因此可以避免掉不必要的情緒與表態式的偏見。我個人認為東亞連帶實踐出現了這個難能可貴的契機，可以更為超脫的看待極為壓縮的當下現實，對人、事、團體能夠有更公允、開放的對待方式，構成「既為內部又為外部」的機制。最後說點心裡的話，以上所有提到東亞連帶的實踐，無論是在團體、刊物或是機構的層面上，其實都是靠著其中少數個別的組織工作者的動力才會繼續前進，我們自身所屬的團體大都處於被動支援的位置，你不動，事情不會轉。因為上面提到「既內部又外部」的原因，所以在自己的內部，其實基本上是長期處於非常孤單的狀況，內部的同志沒法全部體會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有時候甚至認為你不過是在搞政治正確，沒有實質意義。亞洲實在太侷限了，到了後來外部一起工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軌跡

作的朋友總是彼此心心相惜，才成為一同前進的動力。我自己一直在掙扎，很多慢慢形成的想法不是理論的推演，而是在逐漸遊走東亞各地的「相對化」過程中觀察、體會出來的，原來內部親密的朋友們沒有經歷同樣的身體感，只能抽象的理解，慢慢就會造成你自己跟同志們之間看待事情的落差。這種感覺不好，但是已經走上了「不歸路」，很難回頭。這些話從來沒跟內部與外部的朋友們說過，也不知道大家怎麼想，今天有點像是在「出櫃」，是感念很多在場的朋友們十幾二十年來的相挺，這或許是沒法說清楚卻又真實的「東亞連帶實踐的方法」。

2012 年 6 月 1 日初稿於新竹寶山；7 月 29 日修訂參考書目中文部分白永瑞（2008），〈東亞論述與「近代適應和近代克服」的雙重課題〉，《台灣社會研究》， 71 期，255-274 頁。 —（2006），〈編案：關於形成東亞認識共同體的呼籲—記「東亞的連帶與雜誌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台灣社會研究》，63 期，219-226 頁。白樂晴（2008），〈東亞和解的路障：兩韓的情況及其區域性意涵〉，林家瑄譯，《台灣社會研究》，71 期，201-215 頁。池上善彥（2008），〈走進沖繩的條件〉，孫軍悅譯，《台灣社會研究》，72 期，183-190 頁。鳥山淳（2008），〈籠罩沖繩的「結構性歧視」〉，易平譯，《台灣社會研究》，72 期，175182 頁。孫歌（2011a），〈橫向思考的東亞圖景：評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與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的歷史與實踐》〉，《開放時代》，6 期，142-158 頁。 —（2011b），〈民眾視角與民眾的連帶〉，《台灣社會研究》，81 期，395-409 頁。 —（2002），〈跨文化知識狀況的思考〉，《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3-28 頁。富山一郎（2008），〈土著與流亡的邂逅：近代沖繩史與廣域經濟〉，林盈萱、魏仙芳譯，《台灣社會研究》，72 期，175-182 頁。陳光興（2008），〈相知相習：記「二○○八東亞批判刊物會議」〉，《台灣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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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第八十九期 2012 年 12 月

72 期，213-227 頁；韓譯版見《創批》，141 期，2008 年九月號。曾健民（2011），〈試談「九○年代的陳映真」〉，陳光興、蘇淑芬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下冊），台北：台社，499-534 頁。溝口雄三、孫歌（2002），〈關於知識共同體〉，《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343-372 頁。西文部分 Baik, Jiwoon (2010) “East Asia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 A Critical Reading of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of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1(4): 59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