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薈四十八 by 政大歷史史薈

ShiHui48th Forum i n Hi s tory ( forundergraduate)

編輯室札記

很快的，史薈又走過了一個年頭，又到了緊鑼密鼓準備出刊的初夏時節。經過一年的努力與眾人的齊力幫忙，讓史薈以完整的樣貌再度與讀者們見面。本期史薈有幸訪問三位老師──藍適齊老師、吳以義老師和松田康博老師，三位老師在訪談中與我們分享他們各自的求學過程、治學經歷與對歷史學的看法。每次參與訪談都有所感觸，每位老師的身上都有著不一樣的故事與經歷，透過訪談，我們不僅對老師有基本的認識，也瞭解到了更多觀看事物的方式；此外，本次亦收錄了史學論文獎得獎作品與兩篇優秀的史薈徵稿作品，使本期史薈無論在內容或篇幅上能夠更為豐富。最後，感謝一年來時常提供建議和幫助的寧珈學姊、在旁大力協助我的于庭、不辭辛勞地幫忙處理大小瑣事的思雲和慧筑，以及整個史薈編輯團隊，因為有你們的努力和付出，史薈才能順利走過四十八屆。另外也謝謝助教們的指導、學長姊的指教以及所有關心史薈的讀者們，讓史薈的每一個步伐能走得更穩當。希望這份刊物可以讓每一位打開它的人，都能得到些許的啟發與收穫。

新進教師──藍適齊老師訪問

史薈編輯小組

客座教師──吳以義老師訪問

史薈編輯小組

客座教師──松田康博老師訪問

史薈編輯小組

評吳晗，《朱元璋大傳》

林韋聿

權力的藝術史：書寫國立政治大學的蔣公銅像與水岸電梯

陳牧謙

評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蔡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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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史薈第 48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2015)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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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一）老師在大學時主修政治學，在什麼樣的契機下轉念歷史系？我原本念的是五專，讀臺北工專的礦冶科，後來改稱爲材料與資源工程系。在學期間開始考慮未來想去國外念書，就考了托福、申請學校，畢業後就到美國去念書。雖然我在五專的時候因爲興趣的關係，不愛念課堂上的書，但在參加學生社團方面還滿活躍的，特別是學校的辯論社（名爲【正言社】），也因此讀了許多人文社會領域的書。我在學期間的 80 年代後半，在臺灣是個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劇變時代，讓我開了眼界，也發展出興趣；所以到美國選擇讀政治系，希望未來有機會能改變臺灣社會。大學時代是在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讀書。當時雖然主修是政治學，但是美國的學制鼓勵選修外系的課。我很幸運的曾修過當時在該校任教的許倬雲教授開授的“Ancient China” （中國上古史）和 “Medieval China” （中國中古史）。許教授非常關心臺灣的民主化，常常發表相關文章，並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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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向政府建言的角色；這點給了我許多的啓發。同時，因為是小班上課，在課堂上有很多和許教授近距離討論的機會，讓我感覺到學歷史好有趣，它其實是一連串的故事，然後影響到我們現在的生活。相較於歷史學，政治學強調通則，期望用一個個通則來解釋種種現象。我對兩岸關係很有興趣，但在這種比較複雜的情況，政治學的解釋力就沒那麼強，頂多用領土和國際法來解釋，這種答案無法滿足我。若用歷史來解釋，就可以運用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解釋，後來知道那就是所謂的“historical context”，即歷史脈絡帶來的影響。上許老師的課為我開了一扇新的窗，讓我看到：原來有這樣的角度來看自己有興趣的問題。上他的每一節課都覺得如沐春風，覺得自己很幸運，居然在大學二年級就有機會跟這樣的大師上課。我會對學術有興趣，會覺得這是蠻值得追求的生活或是 career，最早應該是受到許老師的影響。我還記得在大學時，我上過各式各樣的課，從心理學、經濟學、音樂學到哲學都上過。特別有一門“Asian Art History”（亞洲藝術史）的課，這堂課因爲授課老師研究的興趣，主要在講印度藝術，焦點是 phallic worship，就是陽具崇拜。你會發現在學術討論當中，有很多新的觀點，在沒有上課之前，你看世界是平面的；上了課之後，你會發現世界上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向度。我覺得在美國讀大學時上了那麼多不同的課，對我來說有兩個很大的影響：第一，我發覺跨科系之間的對話，或是跨科系之間的學習其實是很有趣的；第二，我在 Pittsburgh 遇到的比較厲害的老師，湊巧都是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畢業的，包括許倬雲教授以及教亞洲藝術史的老師，這讓我想把芝加哥大學當作未來的目標。至於要念什麼學科呢？剛念完政治系，發現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問題還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如兩岸關係，因此我選擇攻讀國際關係。1994 年，我如願申請到了芝加哥大學，念國際關係的碩士。芝加哥大學非常強調跨學科的學習，所以我修了政治系、社會系等等的課；很巧的是，我覺得最有趣的課居然又是歷史系的課。當時，我跟著後來成為我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幾年之後，又成爲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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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的 Prasenjit Duara1上了兩個學期的課。就在 1993 年到 1995 年那段時間，他正在寫他的第二本書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2，中文翻譯叫作《從國族拯救歷史》3。他比較解構性地去看國族認同，看國族認同當中如何扭曲歷史，把歷史拿來為國族服務。上課時他讓我們讀那本書的初稿，讓我發現有一個可以回答我想問的問題的方法。我本來想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對臺灣這麼有興趣？為什麼中國沒事就要講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啊、血濃於水啊、神聖的統一國族大業啊。我覺得 Duara 的研究方向，其實剛好可以幫我去了解什麼叫中國國族主義，更重要的是，中國國族主義裡面怎樣去看臺灣的問題。所以我就跟他寫了我的碩士論文 ── 〈 Geo-body of an Imagined Community〉，用了當時最受到學界討論的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國族主義理論4。在碩士論文中主要談的是中國近現代對臺灣的地理想像，當然寫得非常地粗糙。可是在寫論文的過程當中，我發現做研究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雖然當時對學術研究有興趣，但因為家庭因素，1995 年念完碩士後就先回臺灣，待了一年。在這一年當中，我在立法院當了大約半年的國會助理。我觀察到由於國家政府體制太過龐大，有很多權力和資源的分配早已決定好了，很難做什麼改變。立法委員能做的只是喬一下小小的事情，提案要經過很長的程序，才有可能變成被討論的議案。我發現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以為當上立法委員，真的有可能對公共事務有所影響。其實就算有，這個過程也非常漫長，更重要的是過程中要維持自己的立法委員身份，因此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得為選舉做準備。被選上最重要的兩個條件就是人跟錢，要靠選民服務、上節目、跑紅白帖以維持曝光率，這並不是我想做的。反而，念博士班的選擇變得更吸引 1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1950─)，原籍印度，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學者。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歷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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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覺得念完碩士有這一小段的實務工作經驗，反而讓我更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麼。學術這條路，當然很辛苦，但我很清楚意識到這才是我想走的方向。所以我在擔任國會助理的那段期間，就同時申請美國學校的博士班。雖然念大學、碩士班就已經發覺到歷史學滿有趣的，不過當時還是一心想念政治學。 1996 年，我申請到了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班，還得到了全額獎學金。我在康乃爾大學遇到了好多很好的老師，除了 Anderson 之外，另一個是 Vivienne Shue5。她知道我的興趣是兩岸關係的歷史，所以三不五時就會問我：「現在上的這些課你喜不喜歡？」在當時，我更意識到政治學的解釋有時候真的無法滿足我想得到的答案——比方說提到臺灣問題時，政治學會覺得臺灣是個例外。但它是個發生的問題，怎麼能當作特例呢？後來我又找了一個歷史的題目來寫論文，老師坦白跟我說，如果我這麼想讀歷史學，她也很鼓勵我去做改變。她甚至還很坦白的跟我說，如果繼續念下去，我應該還是可以順利畢業；但是，未來我的工作就要教政治學，這是我想做的事情嗎？所以我讀了兩年，幾經考慮，在拿了政治學的碩士之後又重新申請學校。很幸運的，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給了我機會（還有獎學金），讓我回到芝加哥，再次拜 Duara 爲師，讀歷史學博士。（二）具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背景對於老師目前的研究有什麼助益？我覺得我一直對跨學科的研究很有興趣，可能是從大學的修課就開始受到影響，後來到芝加哥大學後更是如此。我的老師 Duara 的研究受人類學的影響很大，也受像 Foucault6這些結構、後結構主義學者的影響很大，這些其實都是文化研究或社會學的背景，我覺得自己不知不覺也受到影響。那其實是一個觀念，我們做歷史研究還是需要有豐富扎實的史料，只是可能在找問題、思考 5

現任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講座教授，主要研究領域為中國的政治社會，以及地方和國家間的權力關係。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國著名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評論家和社會理論家，被認為是後結構主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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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面，社會科學可以帶給我一些啟發或靈感，這些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跟著兩位老師上中國史，一個是 Duara，他是理論、概念很強的老師；另外一個是做思想史的老師，他叫 Guy Alitto7，是研究梁漱溟的。Alitto 和 Duara 這兩位老師剛好讓我有一個平衡，每一次我把一個章節寫完拿去給老師看的時候，Duara 就會跟我說一些概念上有趣的東西，並和我討論還有什麼有趣的思考方向，而 Alitto 就會跳過那些東西，對我說你寫的這個 1930 年代廈門報紙報導過的內容是最有趣的。我覺得兩位老師剛好一個一直把我往比較概念的方向推，另外一個一直把我拉回來，告訴我史料、材料、故事最重要，這個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福氣。如果一直在想那種很理論的東西，寫出來的東西就會比較像文學批評背景的老師在寫一個歷史的問題，那種史料、歷史的謹慎與細膩的程度和我們是差很多的。我覺得 Alitto 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不斷的提醒我要把材料找到、蒐集好、分析好、整理好，其實在那個過程中有很大的樂趣，用我自己的話形容，是 Alitto 讓我還有一腳一直踩在史料裡面。很好玩的是，Duara 的書歷史系的人看，但有更多其他的系（如人類學、政治學）的人也會看，如果歷史的研究有機會和其他學科做對話，效用會更大，所引發的討論、影響也會更大。不過這也是因為在他的研究裡面，有參考其他學科的研究，所以大家對話的空間會比較大。

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1975年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是當代最活躍、最有影響力的漢學家之一，在梁漱溟研究上堪稱第一人，現任芝加哥大學歷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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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有什麼看法？歷史學是否需要借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或研究方法？我覺得這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從社會科學我們可以得到比較不同、比較新的觀點，來幫助我們思考歷史的問題，反過來歷史學的研究也可以讓社會科學的研究比較充實，而且是符合實際狀況的。除了跟歷史學界的學者交流合作之外，我最近也有機會在跟政治學、社會學的老師們合作研究，很有趣的是，我的文章居然會刊在一本除了我以外，其他都是社會學或政治學背景的老師的書裡，例如去年出版的《戰爭與社會》8。這本書可以看到社會科學一直在追求的一個方向，他們過去一直都做現在、往前看，但他們其實也想知道: 現在的基礎在哪裡？如果沒有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情，基礎是很薄弱的。現在大家有更多的嘗試，我覺得彼此都有很多學習的空間。從純粹歷史的角度來說，可能會覺得那樣的文章很奇怪，或覺得他們回答問題的方式很奇怪；不過，我認爲從不同的學科的角度看事情，其實可以讓我們把事情看得更完整一點。過去我一直覺得政治學比較一針見血，或是可以很快的看到一個漂亮的答案，可是那個答案的背後又會讓你覺得有點虛虛的；歷史學的內容很豐富，但是有時看起來平鋪直敘就結束了。我覺得如果知識要有啟發，或是有對話的可能性，把兩者放在一起是很好的。歷史有非常豐富、有趣的故事，還要有一個會說故事的觀點、或是好的問題/問題意識，才會引發大家的興趣，當然，這是我自己粗淺的看法。至於歷史學研究要不要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我覺得不能說必要性，應該說歷史研究也有很多的研究方法，跟社會科學對話是可以參考的方向。比如說之前呂紹理老師寫的《展示臺灣》9，是近年來臺灣史重要的作品，它的問題意識與觀點相當程度上也受到其他學科的影響，例如文化人類學與 Foucault 對帝國/殖民地權力關係的分析，我覺得這其實是跨學科的研究帶來新的研究 8 9

汪宏倫編，《戰爭與社會：理論、歷史、主體經驗》(臺北：聯經，2014)。呂紹理，《展示臺灣》(臺北：麥田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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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或是我的老師 Duara 過去所做的研究，他把中國華北農村的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用一個比較理論性的架構來談10。我覺得不能說必要，但彼此有很多可以學習的空間。（四）歷史學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歷史學的目的還是在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究竟是怎麼形成的，或者說我們現在所關心的問題是怎麼產生的。我們現在當然會關心和自己目前切身相關的問題，可是我覺得這個答案從現在看找不到；如果你不了解過去的話，可能對現在狀況的了解都有所偏頗。我覺得看臺灣和中國就很明顯，臺灣目前的問題會這麼錯綜複雜，其實是因為過去的歷史發展真的有很多條線結合在一起，如果你把任何一條線忽略了，你就會覺得現在的狀況很奇怪；可是如果你每一條線都看到的話，就會比較能理解為什麼現在大家會有這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價值與認知，乃至於大家會想要追求不同的目標。如果不瞭解那個歷史背景，現在會覺得很奇怪；歷史不見得能給我們最好的答案，可是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有機會找到這個答案，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出現。過去我一直覺得兩岸關係這方面有很多的紛紛擾擾，你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有人這樣想。我們講最近的事情好了，有某位老先生說某位先生是皇民後代，我覺得我不會去作價值判斷他講的是對還是不對，或者是他講這樣應不應該；我會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從歷史學的角度想，為什麼這位老先生會這樣講；第二，為什麼這位老先生會有這樣的論述基礎，去講另一位先生是皇民後代。如果彼此相互理解，大家就比較不會發生衝突。因此，歷史可以讓我們比較謙卑，因為如果不了解歷史背景，很容易直接作價值判斷；如果了解，就比較能用理解的心來看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意見。 1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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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老師的研究專長（一）請問老師選擇以臺灣史、歷史記憶作為研究興趣的原因？是否與人生經歷或求學經歷有關？非常有關係。我最早到國外是念政治系，本來就對政治議題比較有興趣，但因為在大學到研究所階段都遇到很好的歷史老師，所以後來決定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個時候選擇歷史，可能與美國的史學環境有關係。我想研究的題目其實是想看臺灣跟中國的關係，在美國史學環境的脈絡下，通常會把它歸類在東亞史，而在東亞史之下，通常有兩個主要的區塊，一個是中國史，一個是日本史。我最早開始接觸的老師，跟我後來主要跟的老師，都是做中國近現代史。很有趣的是，我本來有興趣的題目其實是關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怎麼看臺灣；可是慢慢地我發覺，其實這是兩個方向的東西，除了看中國怎麼看待臺灣，也要看臺灣怎麼看待中國，或臺灣怎麼看待自己。那你說這是轉向嗎？其實我倒不覺得是轉向，應該說我後來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從中國近現代史慢慢定位成臺灣史，特別是你提到後來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關於歷史記憶的問題，因為我發現其實臺灣在這一塊有太多很有意義、但卻還沒有被發掘的問題，例如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我原來的研究興趣其實就是臺灣，只是本來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之下來看臺灣，後來在看歷史記憶這個問題時，比較專注看臺灣本身的歷史脈絡。因此，後來我把自己定位為做臺灣史的研究，跟這個研究興趣的擴展有關。至於最早我為什麼對中國跟臺灣的關係有興趣，其實跟我到美國時的一些經歷很有關係。記得大二的時候上了一門課叫做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國際政治經濟學），那是政治學裡面很重要的部分，主要在解釋政治跟經濟互相影響的結果。在 1980 到 90 年代的時候，政治經濟學在美國是研究主流，他們想瞭解發展中國家怎樣成為富有的國家，比如說亞洲四小龍，所謂的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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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s 或是 Four Tiger。在那堂課上，老師要求每一個學生期末做一份獨立的研究報告；我想做一個跟臺灣有關的題目，後來研究的是什麼因素促成臺灣在 1945 年戰後經濟的快速成長。在找資料的過程中，就想先找聯合國的統計資料。當時真的太天真了！卻發現聯合國的統計資料裡沒有臺灣。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很大的發現，原來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是不存在的。臺灣的統計數字既不在中國的統計之下，它也沒有自己獨立一個單位。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就讓我更想去了解為什麼或什麼因素導致臺灣陷入這樣子的處境。不過，本來關心的比較偏重當代的兩岸關係，純粹是政治外交的關係。可是後來發覺這只是結果，只是顯現出來的表象；真正深層的因素其實是歷史背景造成的。為什麼在中國的某些人、在臺灣的某些人、在臺灣的另外一些人，他們彼此之間對兩岸關係的想法或認知會不一樣？這些想法是什麼因素造成的？這些問題後來就成為我有興趣的題目。因此，上課的時候我會一直提有關身分認同、或者不同的經驗怎麼樣造成大家有不同的認識等等的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在美國求學時的經驗慢慢發展出來的。我在美國接觸到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在美國，每個大學都會有一個臺灣留學生組成的同學會。在 90 年代初的時候，很多同學會的名稱從原來的「中華民國同學會」更名為「臺灣同學會」，這個轉變雖然只是名稱上的改變，但其實背後代表的是大家對自己身份認同上的改變。當然這不是一夜之間造成的，其中也有很多的衝突。許多人對改變名稱的作法持反對意見，甚至有很多學校有兩個同學會，一個叫中華民國同學會，一個叫臺灣同學會。現在回過頭想，會發現那樣的改變、分裂和衝突其實是臺灣社會的縮影。到今天，臺灣社會都還在思考同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誰？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定位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如何定位我們跟外界的關係？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灣人早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初期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因此，這是我在研究方面仍在關心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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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問老師在研究臺灣史、歷史記憶時有沒有發現對哪些議題有興趣，目前的研究目標為何？最近比較有興趣的題目是從歷史記憶的延伸──歷史與消費。一方面思考的是，在臺灣歷史中的消費行爲。消費行爲反映了經濟、文化、政治的變化，以及跨國力量對臺灣社會發展的影響；目前研究的是，日治時期食物的移動對臺灣/日本雙邊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與形塑身份之間的關係。另外一方面，也想探討臺灣的歷史怎麼樣成為一個被消費的對象？有趣的是，這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的人對歷史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背後牽涉到龐大的經濟利益。舉例而言，像是現在的許多流行電玩、電視劇、電影、文創、以及懷舊旅遊景點，這些都是消費歷史（或者消費被建構的歷史記憶）；如果從消費歷史/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的了解分析它背後所追求的目標與動機。這是一個從歷史記憶延伸出來的主題，涵蓋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的題目。至於為何要選擇消費歷史，可能就跟另一方面的興趣有關係，就是「吃」。幾年前，我還在新加坡工作時，接受過 Discovery 頻道的採訪，參與名爲「Culinary Asia 飲食亞洲」的節目。當時節目的製作團隊是新加坡的公司，想要找一位研究臺灣的歷史學者，來談歷史如何影響臺灣的飲食。受訪之前，他們給了我一份很長的問題名單，希望我可以根據那些問題，解釋説明相關的時空背景。舉個例子來說，臺灣廣受歡迎的夜市小吃蚵仔煎並不是臺灣獨有的，在中國的福建廈門地區也有，還有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有類似的蠔煎。但是蠔煎絕對不是馬來西亞當地發明的，是中國移民從原鄉華南帶過去的；臺灣也是相同的背景。而華南會有這種食物，是因為位處沿海，所以就地取材。臺灣、廈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各地都有蚵仔煎，但各有特色；差別不在於蚵仔，而在於醬料。每個地方的醬料都不同，就是源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後來節目製作團隊來到臺灣採訪，訪問了一間臺北市寧夏夜市的知名蚵仔煎店，老闆也表示他們的醬料很特別，裡頭有加味噌；而為什麼臺灣的醬料裡頭會加味噌？這就跟日本殖民對臺灣所帶來的文化影響有關。由此可知，食物可反映出這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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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歷史。我當時就開始對這題目很有興趣，期待未來能夠繼續做下去。（三）請問老師從大學到現在做研究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一般做歷史研究都要花許多時間發掘資料，而我做近現代史，那就得常在檔案館找資料。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去臺灣的國史館、中國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日本東京的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以及澳洲的國家檔案館等地查找資料。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花很多時間在找幾十年前的史料，但是由於過去的檔案系統並不完善，常常你想從一份史料中找你想要的資料，結果最後看到的卻不是你想要找的東西；有點像大海撈針，但也沒那麼慘，因為還是有個方向性，就像在水坑撈魚苗，你以為你可以撈到魚苗，結果是撈到水草。聽起來雖然很挫折，但其實這是個很有趣的過程，因為會發現許多預想之外、更有趣的資料，以及可能去開啟的新題目。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研究，尤其是做檔案研究很大的收穫。有很多都是一開始我自己沒有想到的，像是最近在寫的題目就是有關（二次大戰之後受到盟國審判的）台籍戰犯的研究，特別是被澳洲審判的台籍戰犯。我在幾年前，居然都還沒聽説過有臺籍戰犯這個問題；而我也相信，臺灣到目前爲止沒有幾個歷史研究者曾經用過澳洲國家檔案館的檔案，這也是史料方面的一大發現。會發掘這個題目，是因爲我之前在新加坡教書的時候，聽到當地的人提及，在日本佔領東南亞期間，除了日本人自己對當地人很壞，還有另外一群人也很壞，就是臺灣人與朝鮮人；之後查找資料才發現，其實有不少臺灣人、朝鮮人在二戰期間，到東南亞爲日本軍方/官方服務。後來更發現，日本戰敗以後，許多日本軍人在東南亞各地受到戰犯審判，同時居然也有臺灣人與朝鮮人受到戰犯審判，甚至被處以極刑。我心想，怎麼會有這樣的故事，後來逐漸發現有蠻多的歷史資料可以用，才一步一步的發掘到這些新的題目。說到最大的挫折，做學術研究得接受自己投稿的文章被退稿的事。現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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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期刊都是將投稿文章送給相關領域的學者來做匿名審查，以評斷你的研究是否具有價值、有貢獻。之後，做審查的學者給期刊編輯意見，這文章是被接受、這文章需經修改再接受、或是這文章要退掉。被退稿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曾經有一篇研究關於臺灣與中國關係問題的英文文章，送給國外的一流期刊審查；第一個期刊回覆給了我兩個學者的審稿意見，一個是非常正面的，另一個卻是極端負面的（而且充滿意識形態的批評）。因為意見相差太大，編輯無法做決定，只好跟我說抱歉必須退稿。之後，我投了另外一個學術地位相當的期刊，還沒送審查就被退稿，編輯建議我可以改投另外一個期刊，因為他們對這樣的題目沒有興趣。第三個期刊聽起來跟我的研究非常符合，但寄出後馬上退稿，理由跟第二個期刊一模一樣。天啊，我被三個我自己覺得好的期刊退稿，這文章大概沒有希望了；這過程大概前後將近有兩年，因為你送進去要有一段時間才有結果。我後來決定再做最後一次嘗試，我覺得這篇文章應該有學術價值的，所以再投了一個期刊；投進去後，石沉大海，一年後突然就接到一封 email，編輯跟我說：你的文章我們還在審，可是還沒有結果，很難找到適合的人來審你的文章。我自己猜測，大概是我寫的是臺灣和中國之間國族主義認同的問題，牽涉稍有一點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們要找瞭解兩岸歷史的專家，又不想找意識形態很強的學者來審。又過了半年，編輯告訴我，終於接到了兩個學者的審查意見；可是編輯們認爲他們的意見不符期待，所以兩個編輯決定他們自己來審我的文章；這在學界應該是非常罕見的情況。他們審了之後告訴我，這篇文章非常有價值，給我很好的意見要我修改，最後順利刊登。而這個期刊，是在英語學界做中國研究最有地位、也是影響力最大的期刊（用比較通俗的學術語言來説，就是“I”的分數很高的期刊）。但你們相信嗎？這還不是我遇過最挫折的經驗（哈哈）！最挫折的是另外一篇寫臺灣戰爭記憶的英文文章，2008 年寫完之後投到我覺得是全世界最適合的期刊，果然那編輯非常有興趣，他跟我說很快的就會有結果出來。結果，一送審就等了一年多，兩個審查意見都是正面的，但是都要求要做非常大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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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還要加許多史料、再做更多的論述。審查意見幾乎就是要我再寫一篇論文，我怎麼改啊？但編輯很堅持要照著審查意見，否則無法接受。我記得我從 09 年下半年改到 10 年下半年，要改的東西很多，我手腳也很慢。第一次改完送回給期刊，編輯收到後送給第三位審查學者看，隔了半年多送回來，給我寫了好幾頁的意見，說這文章很好可是還是要再改；這次要求修改的幅度毫不低於前面兩個審查意見。我怎麽辦？繼續奮鬥，再照著他們的建議改。後來文章刊出來是 2014 年的 2 月，前後一共花了將近六年的時間；我後來跟一些學界的朋友分享這個經驗，很多人都説若換是他們遇到這樣的情況，早放棄了。我一開始送審查的文章大概三十頁不到，如果依照期刊的排版格式可能只有十八、九頁；最後刊出來的文章居然有將近六十頁。我自己看到最後的成品都有一點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寫這麼多、這麼好；幾位審查學者給的意見真的很好。所以，你說那過程是非常挫折的，一直被人家批評要求修改，但我覺得最後的收穫是可以讓你開心很久的，我真的很高興那篇文章可以改成這樣。如果沒有經過那些挫折的話，我覺得自己不會有這些進步。這是很大的挫折，但也得到很大的收穫。

三、異地經驗與對臺灣教學環境的看法（一）老師在美國度過大學與研究所生活，能否分享這階段的求學經驗？在美國上課，我一直都在學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表達自己。上課不光只是老師來講，學生參與也是上課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是學生的表達、各自表達意見之間的辯論，藉此相互學習。對我來說，一個在臺灣長大的學生，其實花了蠻多時間適應這樣的狀況。學生會覺得，我今天來上課，就是要來課堂上參與、討論、思考、和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這是我在美國課堂上最重要的發現。因此，我也鼓勵自己的學生可以這樣子做。畢業後到了職場上，你會不斷遇到需要表達自己的機會，在學校除了學課程內容之外，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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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同等重要的學習。在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lesson 就是，如果你不講話，你在班上就好像是不存在的人，對同學來說你不存在，對老師來說你也不存在。記得我在 Cornell 上政治學的時候，我的報告都寫得很好，可是期末成績不符自己的期望；我請教老師原因，她跟我說，你上課的時候參與度不夠。意思就是，今天學生的存在不是只有交報告、考試，你的存在是你在課堂上的表現。如果說課堂的表現可以被忽略的話，那大家就可以很靜態的上課，老師只要錄好音檔放給你們聽，聽完之後寫報告、考試，根本不用來課堂上。所以其實我還蠻反對用什麽錄影的方式進行教學，老師講話錄下來，學生有空自己上網去看，讓學生不需要在教室也可以上課。有些人以為這是一種很有彈性、有創意的上課方式，但我非常反對老師和學生沒有面對面坐在一起，因為我覺得只有這樣才是上課、才是一種有互動、有意義的學習方式。否則的話，大家就自己在家裡看書，或去圖書館念書就好了。（二）老師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過書，當地學術風氣、上課方式、學生與臺灣的大學有什麼差異？在學生的部分，美國學生比較習慣表達自己，所以你會看到學生表現出來的自信心是很高的。新加坡學生在這個方面沒有像美國學生一樣活躍、勇於表達，可是他們也表現得不錯，大多數也都蠻有自信的。我覺得這個跟你是不是習於表達非常有關係。我要先承認，我自己在臺灣的教學經驗還不算多（2012 年才回到臺灣任教），所以觀察的還很有限。但是根據我自己在臺灣的觀察，我覺得相比較之下，臺灣學生在自信心這方面比較欠缺。很可惜的是，如果你看學生的程度，臺灣學生、新加坡學生、美國學生絕對沒有高下；臺灣學生的程度、認真、以及累積的知識深度廣度，絕對不會比較差，可是我覺得在口頭表現上面，仍有進步的空間。所以我也希望在這方面能夠鼓勵、帶給學生一些幫助。當然，也許是大家過去學習的經驗、方式不一樣，所以養成的結果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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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但是最終都要到社會上跟別人競爭，如果在學校你沒有把這方面培養好，出社會以後就難有競爭優勢，更別說要到國際上去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競爭。這是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差別。學術風氣方面，我覺得只要是在好的學校，學術風氣都很強。臺灣的學術風氣非常強，絕對不輸國外。有些人可能會告訴你們國外的學習環境多好，我覺得倒不盡然。我一點都不覺得臺灣的學術風氣不如國外；那種學者對於追求知識的熱忱在臺灣是非常普遍的。我覺得，能否遇到可以對話的研究社群，對我來說反而是比較明顯的差別。在臺灣，不只是臺灣史，還有其他我有興趣的題目，我能得到和許多志同道合的學者們合作、對話的機會；在國外也有，可是相對來說臺灣的機會更多、更廣，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穫。（三）對於有許多臺灣教師至新加坡教學的趨勢，老師有什麼看法？一方面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生涯規劃與自己的選擇，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在國際學界，人的流動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都會找對自己最好的環境。至於說最好的環境怎麼定義，那就因人而異了。我覺得新加坡或香港有吸引力，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確提供很好的薪水；可是研究環境是否和薪水成正比，我倒覺得不一定，要看自己想要追求的研究環境是什麼樣子。另外一點我覺得，在某些方面或某些學科，可能新加坡的環境會比臺灣更為多元，也許更國際化，可能是因為他們有語言上的優勢，所以他們可以有各國的學者到那裡去交流。但我要強調的是，這種現象只有在某些學科而且是某方面，絕對不是全面的。我自己現在在臺灣，或過去幾年還沒回臺灣以前、有機會回臺灣參加學術研討會，因而有機會認識臺灣的學者們，我覺得在我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我看到臺灣的學者其實非常的積極，也相當的活躍，有很多對話的機會。這對我而言即是很好的研究環境。

政治大學史薈第 48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2015)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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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薈編輯小組

吳以義，上海復旦大學歷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碩士 (1981)，普林斯頓大學歷史學博士(1990)，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史及科學社會學博士後 (1991)。主要從事西洋和中國科學史研究。著有《庫恩》(1996)，《牛頓》(2000)，《海客述奇——中國人眼中的維多利亞科學》(2002)。另有論文數篇，多數已收於論文集《溪河溯源》(2008)。並在美大學長期教授《世界文明史》課程。吳以義教授在美國求學時期，博士生導師正是美國科學史大師查理斯• 格里斯皮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1918 － ) ，並受教於範式 (paradigms) 理論的開創者、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湯瑪斯 •庫恩 (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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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歷（一）老師直接進華東師範大學的碩士班選讀了科學史。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老師決定要專攻科學史這塊領域，是否和之前的生活經歷有關？其實也沒什麼太大關係。當時的情形是很滑稽的，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大家都去考大學。我想考大學的話我年紀太老，已經三十幾歲了，那就想直接考研究所算了。當時，也沒有確定考什麼研究所，因為我受的教育非常不完全，所以也沒有什麼一個非常特別的專業。可是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東看看、西看看，好像就是理科也看過一點、文科也看過一點，對科學史做起來是最合適的，所以我就覺得去讀科學史比較好，其實也未必啦！當時大家就馬馬虎虎去選，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種混亂情形是你們所無法想像的。例如：考研究所規定要考哪幾門課，規定出來後，有一門課是英語，我們總想有個指定參考書之類的。因為教育系統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毀壞了，報名是在區政府報，就去區政府問……我想大概是科員這種人吧。他坐在那邊，擺著幾張紙，寫著哪幾個學校可以考、那些學校考什麼東西的。我們就問他說：「那英語大概是考什麼東西呢？」結果這位仁兄愣了半天，說：「英語就是……英國人說的話阿，你怎麼聽不懂呢？」我們當時差不多昏過去，因為，結果完全沒有參考書的，英語就是……英語，很離譜的，呵呵。當時的情形和你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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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在文革後念完碩士再到美國留學，是在什麼樣的機遇下去美國、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遇到指導老師 Mr. Gillispie1還有庫恩2？後來，研究所讀完我留下來做老師，做了一個月，之後，我的指導教授就跟我說：「要準備到外國去留學。」因為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準備好，只有碩士學位沒有博士學位，所以要到外國去留學。我其實並不怎麼想到外國去留學，並沒有像很多人想像的，好像我很想到外國去。那時候年紀也不小了，三十五、六歲，這個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麼走法？他跟我提留學，我覺得蠻驚訝的，但他老說出國留學就出國留學吧！那時也不知道科學史有什麼學者，只知道我的指導教授 Gillispie，是做科學史當中的大牌，我就跟他寫了一封信，希望申請普林斯頓大學，那時候連打字機也沒有，是用手寫的。結果他很客氣，這個老先生回了我封信說：「申請大學不是這麼申請的，要向招生辦公室去申請，他已經把我的信轉給他們了，他們會跟你聯繫。」招生辦公室聯繫我後寄申請表，我就填了表格寄給他們，裡面一個有趣的事情是──到最後要交 35 塊美金的報名費，我沒有錢，我哪裡來 35 塊美金？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開放外匯，我哪裡去找到 35 塊美金？於是我說：「我沒有錢，但是你錄取我的話呢，我到學校用獎學金還你。」後來他們又來封信說不需要報名費了，這件事情大家覺得奇怪，因為普林斯頓是美國最有錢的學校，怎麼會拿 35 塊錢和你計較？怎麼想都覺得這是一件好好玩的事情。錄取到美國幾個月後，辦公室裡一個秘書說：「學校從決定錄取你到你來， 1

查理斯．格里斯皮(Charles C. Gillispie,1918－)，美國普林斯頓大學歷史學系教授，吳以義教授的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專長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著作包括：Science and Polity in France: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Years、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A Life in Exact Science, Science and Polity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湯瑪斯．庫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美國科學哲學家，成名作為 1962 年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對於哲學界、社會學界造成衝擊，許多科學哲學的名詞，如：不可共量性、科學革命、典範被廣泛使用，他所提出的科學哲學的歷史進路在 1970 年後受到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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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隔了七、八個月，我們經常講到你，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講到你。」我說：「我怎麼有這麼大的興趣讓你們講呢？」「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從共產黨國家來的人，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美國佬對中國大陸感想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我就問：「那你們看見我來看見的是什麼樣子？什麼情形呢？」他說：「我們看到一個資產階級，一個資本家，一個 Capitalist。」「我怎麼是 Capitalist 呢？這哪裡說得上來嘛！」「你來的時候是八月底，夏天嘛，穿了一套羊毛西裝和皮鞋、打一套絲的領帶，跑到我們系裡；你教授呢，穿了一件翻領汗衫、一條短褲、一雙涼鞋。你一走進來，我們以為來一個資本家，在美國只有商界才穿西裝打領帶，大學裡哪有人穿西裝打領帶？」就是這樣子。但是，Gillispie 對我影響非常之大，我應該這樣子總結：他沒有教我任何實際的東西，但是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他教的；他並沒有跟我講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情，我很難記得他跟我說：我該怎麼做或怎樣。但是，我的想法被他徹底改變了，像是做學問的風格、寫文章的寫法、做歷史的做法，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得益於他。他給我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做歷史的要態度平和，我們不是上帝，我們不做道德評價、價值評價，我們看事情的發展，是這樣子的一個觀念。（三）老師跟 Gillispie 教授交往過程有沒有一兩件深刻的事情能與我們分享？例如 Gillispie 他跟我講了李約瑟3，他對李約瑟基本上持批評態度，中國做科學史的對李約瑟講了很多，大陸和臺灣都主持了一套翻譯，臺灣翻譯是陳果夫或是陳立夫4，兩邊規格都很高。李約瑟是大陸科學院收的第一個外籍人 3

李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英國人，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學者，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國文學院院士、英中友誼協會會長。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他全面而有系統地闡述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歷史，研究注重古文獻、圖片與考古資料，也強調實地考察生產和生活傳統。應為陳立夫所主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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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但實際上，作為歷史學專業上來看，或是中國國學角度上來看，中國的學者是不接受的。例如他對於這些古籍的運用、解讀等等，中國學者並不接受。但是從外國科學史研究看來，科學史專家也不接受。不過它的好處就是：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讓大家注意到了，所以中國人就很高興說：「欸，中國古代這些東西，一個洋人，還是一個有名的洋人，去花了這麼大力氣，花了畢生精力去研究！」但你會看到，實際上他的研究寫了二十卷這麼長，等於像一部百科全書，蒐集很多資料。可是，你說他一定提出什麼完整的體系倒是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Gillispie 他有跟我講到這個李約瑟，像是對於李約瑟的讀法、批評，他一直認為中國的學問，一個外國學者來做應該是蠻困難的。不過他並不同意有些人，尤其我們學術界很喜歡批評別人、批評同行，把他罵的一文不值。中國、臺灣也是一樣，這種情形臺灣比西洋稍微好一點，西洋的書評基本上都是負面的、罵得很厲害。Gillispie 跟我說：「你要記得，你的學術成就是建立在建立多少，不是在於你摧毀了多少。」就是 How much you constructed，而不是 How much you destructed，在英語裡這是兩個很像的詞。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看別人的東西，是要看別人的東西裡到底有多少建設性，但我就問他：「如果我看到一篇文章，覺得他寫得不好，我也不同意，整個做法我都覺得一塌糊塗，那我也不能批評嗎？我也不應該批評嗎？我要怎麼樣保證我研究的質量，這個史學研究的質量才能不斷提高呢？」他給我一個很簡單的解決辦法，他說：「你寫一篇給別人看、給別人樹立榜樣，讓別人知道歷史學是這樣子做的。你用不著說，欸！你這樣做不對，用不著做。你寫一篇，寫出來後，如果大家覺得你好，大家會照你的樣子做，如果你確實不是最好，也可能到最後大家還是照他的做法而不是照你的做法。」著重點是 construction，不是 destruction，我想這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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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師你畢業之後就留在美國，您曾提過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您在美國，對此是否有些印象呢？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正好在美國，剛拿到博士學位。當時一下子就驚呆了，不知道怎麼辦好，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當時不像現在有這麼強的通訊手段，那時候打個電話到中國很貴，一分鐘要三塊多美金，所以跟國內的聯繫相當少，大部分人都寫信，而信件要十幾天才能送到，所以根本不了解國內的情形。一看到美國的電視大幅報導讓大家嚇壞了，導致大家都不敢回去了。而我的態度是：最好不要開槍。我是個絕對不關心政治的人，也不喜歡關心，但我的態度就是不要開槍，好好商量。我為什麼不關心政治呢？以一個純粹學歷史之人的觀點來看：我們有個傳統，但已經被打破了，所以也不能說了，就是：「不做本朝史、當代史和宮廷史。」這就是學歷史之人追尋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原則。因為本朝史有違礙，宮廷史沒有史料，當代史因為時間太近還看不出歷史影響，所以這三個對做歷史的人來說，不敢說不能做，但是很難。但是很不幸，現在公眾感興趣的就是這三個領域，本朝史、當代史、宮廷史。臺灣就講過這種話：說蔣公那時候有個外室，叫做陳潔如，在 90 年代很轟動。在美國，大家就喜歡聽：柯林頓有個女朋友。這種八卦大家最喜歡聽了。但你從專業的史學家說起來，這些東西都很難做了。所謂難做純粹是技術問題。做本朝史的話，臺灣的環境比較好，動不動就有人寫文章，把蔣介石罵的口血噴頭，也沒什麼太大關係，但是在大陸還是不喜歡這樣寫。至於宮廷史的研究也是個問題，因為當時的決策有太多事情絕對是不知道。我經常笑他們，最喜歡看的部分就是這種句法：「毛澤東開完會後走進一個小房間，林彪跟進去，然後回頭把門關好，毛澤東就悄悄對林彪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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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知道的？兩個人開完會把門關好，還悄悄的對林彪說。這怎麼會知道嘛！但是大家就很喜歡看這種文章啊，也沒辦法。所以我對這種「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政治性的事件興趣不大。也可能是因為做歷史後，不斷受到像 Glillispe 這種人的影響。洋人歷史學家和政論家分得很清楚，歷史學的教授很少接政論節目的邀請。這是西洋文化的一個特點，他們的學術是「出世」，我們的學術是「入世」，這一點很多人沒有了解到。中國傳統就強調：「學而優則仕。」你讀書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建立更加好的社會，造福人民。洋人不是，洋人讀書是為了追尋上帝，為了精神上的超脫，是完全不一樣的。關於這點，我還是受西洋傳統影響。對於現實的東西，看看熱鬧是有的，但我腦筋想都不想。這個發展是對還是錯我也不去考慮，看新聞就只是吃晚餐時圖個樂子，一邊看一邊忘記。那也只是因為沒什麼東西可看。

二、科學精神與治學方法（一）文革離我們這一代很遙遠，老師可否分享那個時候的經驗或是印象深刻的幾件事？現在講的文革有時候往往就只講了一個層面，實際上文革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文革一方面是共產黨之間內部的鬥爭的後果，但是另一方面很強烈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強烈抵制。這件事情我好像沒看過很多人講，文革那時所謂的破四舊，當然有些是所謂的迷信，比如說：臺灣路邊常放的那個土地公，可能一腳把祂踢掉，但還有很多西洋的。那時候你如果穿一個對襟棉襖，然後用這個枇杷鈕，沒有多大問題，哪怕你穿得比較光鮮都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但是破舊西裝就可能有問題了。另一方面，那個時候很多人說，讀外文肯定有問題，實際上，它裡面有一部份就體現了外來文化和中國文化的衝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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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一百五十年，或者現在說將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困擾著中國文化界，直到現在，說實在的，也不知怎麼辦才好。這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當時有很多層面，包括平常心裡不開心的人，藉這個機會大鬧一場。比如我在系裡一直得不到升等、一直升不到教授，而某某人，他的工作做得比我好，跟他比專業好像比不過他，但是，藉這個機會就挖出來說，這個人過去說過什麼反動言論等等，實際上裡面包含了個人的恩怨、一些共產黨之間的內鬥，也包含對外來文化的抵制。我覺得遺憾的是，如今對文革的一些研究，實在還有待加強，畢竟大陸學者實際上也不可能公開地、完全自由地做一些研究，受到限制也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外國學者對文革還是隔靴抓癢，他們不可能體會當時的情形。比如說文革，你說我回憶，很多講文革的講，當時到達人吃人的情形，實際上我覺得有點譁眾取寵，因為你說有沒有這種事情？我也不敢說一定沒有，但是有也是極度的案例啦。即便他講看到這種，也多是在遠及雲南的荒蠻之地。你不能想像好比說在臺北，你說再亂，不要說吃人，叫你吃隻蟲你也不肯吃呀！這個……也是比較片面啦。但是另外一方面，文革造成真正的心理創傷，實際上他們也真沒說出來。我覺得當時對於十八歲的我，最大的創傷就是：絕對的、絕對的絕望！完全看不到路，晚上睡覺的時候眼睛閉上，當時我真的只有這個想法，只希望明天能夠好一點，如此而已，看不到一點出路，看不到一點希望，大家就只是過一天算一天。外面的人很難想像過一天算一天這種心情，就覺得，欸今天又過了一天，到明天怎麼樣？我也不知道。明天又過了，今天又過了，日復一日，這就是一種內心極度壓抑的那種心情，我覺得也沒什麼人看到，哪怕小說什麼的也沒有充分的表達出來。（二）老師在〈賽先生姍姍來遲〉5一文裡有提到中國其實還沒有充分地接受科學的精神，關於這個方面…… 不僅是文革爆發，實際上，各種方面都反映出中國文化與科學精神距離非常遙遠。應該說，科學本身就是一個西洋場，很多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其實 5

吳以義，〈賽先生姍姍來遲〉，《科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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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沒什麼不願意承認的。你現在一定要加進道德觀念說：「欸，科學是好的呀、先進的，不是科學就不是先進。」是你自己先入為主的價值評價，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上次我好像在課堂上講到，嚴復寫過一首詩，說科學發明好多新武器，和野獸一樣殺了好多人，這有什麼好？其實未必要定調我們一定要有科學。但從另一方面看起來，科學精神確實是遠離中國文化。研究過這件事情的人也很少，因為，這件事情的特點是：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個特例，世界文化中有各種各樣的文明，好比說馬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很多很多文明，但是，像中國這樣傳承這麼多年的文明，五千年下來，卻鮮少和外界文明有重大溝通的例子很少。因此，中國文化傳統非常特殊，所以湯恩比6就說：「世界一共兩半，一半是中國，一半不是中國。」就是這麼回事，他說這個話的意思，有人解讀說我們中國文明多偉大，占了世界的一半。實際上他不是這個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說：「有兩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一種是 A，一種是非 A。那麼如果西洋是 A，中國就是非 A。」欸，你仔細想，這話倒蠻有道理的，實際上中國人的想法和洋人非常不一樣，根本無法溝通。很多人說「學貫中西」，知道中國，也知道西洋，但是西洋和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完全不一樣的。（三）老師，我們之前有看過其他的訪問，其中提及您的指導老師期待你成為「會讀書的人」，那麼，老師認為要如何評斷「會讀書的人」？我說，會讀書的人實際上有好幾層意思。第一：如我之前所說，讀書不是說一本書好或不好，這本書裡面的好處和壞處都有營養可以吸收。見賢思齊，見不肖內自省也。就算人家寫的不好，也不覺得他寫的不好，要把別人寫的東西品味出來，充分理解他想表達的東西。第二，你看書的時候往往是看到「字」，而非看到「書」，這樣是萬萬不行 6

阿諾爾得·約瑟·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國歷史學家，反對國家至上的觀念，主張文明才是歷史的單位，著有《歷史研究》十二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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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看到他表面的意思，但你要把它的味道品出來，這就非常不容易了。比如說，我經常看陳寅恪有一篇文章，叫做：「蓮花色尼7」，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他講的是讀了一段佛經，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在講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障礙。其實外來的東西傳入中國後一定變形。這時候你就會看到這篇文章的功力，他看到原來是什麼樣子，和後來變成怎麼樣，最後看到變形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篇文章很短，所以希望大家不妨去看看。出家因緣啊！你們去網上查看華文版的研究，這種跨文化研究的功力根本是一般人不可期求的，但我們要把這個味道讀出來。有時候去看不大容易成為樣板的東西，像「蓮花色尼」的樣板就太高了。學生哪裡能學得會呢？我曾經問過 Gillispie：「你心目中的樣版史學是什麼？」他的回答是：「吉朋8的中世紀史。」我又問：「那壞的典型史學呢？」這是私下的討論，當時是一對一的情境。當然也有一對二的情況，但一般都是一對一，這種學習環境在一般學校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也說一句，跟老師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針對很多國內的歷史學研究者，他說：「是傅柯9。」傅柯很有名吧！我們都認為它是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Gillispie 卻認為他是個壞的典型。我就問：「為什麼他是壞的典型呢？他是個很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因為他對史料做過度解釋，針對相關史料並沒有全部引用清楚。有時又對某些史料做過度放大，因為他自己的一個框架，用特定的史料去填補框架當中的空白。我才領悟讀書要這樣讀，不能無條件地跟著這個作者走，如果查他的書， 7

陳寅恪，〈蓮花色尼出家因緣跋〉，《清華學報》，第 7 卷第 1 期(國立清華大學，1931.06)，頁 39。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國史學家、政治家，在 1774 到 1782 年擔任英國國會議員，著有《羅馬帝國衰亡史》。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國哲學家、歷史學家，著有《古典時期瘋狂史》和《性史》，並曾在法蘭西公學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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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史料的用法是不對的，或是得不出他的結論，而這就是要避免的狀況。就是說，有多少史料，說多少話，這就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應當壓倒一切的要求。有很多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都讀過「燭影斧聲」，就是宋太祖、宋太宗的權力交接。說有天下大雪，太祖把太宗叫去了，房間內的狀況誰都沒看見，聲音也都沒有傳出來外面有人看到窗戶紙上好像有兩個人，兩個人好像在爭執，最後好像聽到太祖最後說：「好自為之。」這段故事非常有名，到網上一查就知道。宋代的傳位怎麼會「兄終弟及」？宋代的傳位怎麼會哥哥傳給弟弟，而不是傳給兒子？對宋代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宋代是這樣啊，北宋都不是太祖的子孫繼位，都是太宗的後代。那在中國的立場來看，根本就是篡奪嘛！怎麼會傳到叔叔那裡了？這麼奇怪的事情。太祖的小孩，什麼廷美啊，到最後都離奇死亡了。但這些東西是怎麼回事？你讀了之後，就覺得喔，原來很多思考餘地。就是說，你看了以後，會讀書就是把這些東西看過之後，慢慢會理解箇中奧妙。所以我上課時一直想跟學生強調，往往我們讀歷史學的人有個錯誤的看法，就覺得我們是要去解釋過去的事情。歷史不是解釋性，因為過去的事情太複雜了，我們無法解釋。大部分的因素都是不可知的，就像剛剛提的「燭影斧聲」，鬼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不是解釋性的，還有人更離譜了，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說讀了歷史後對將來會有全新的見解，把我們歷史學家都當作是算命的了。歷史學更不是一個預言性的。那究竟歷史學是做什麼的呢？很多學歷史的人問教歷史的人這個問題，結果對方解釋半天，學歷史的人會說：「說了這麼多，你們只是在講故事而已。」其實沒錯，我們是在說故事。但說故事的目的是什麼呢？實際上，歷史是傳授智慧。也就是說，過去的東西讀得多了，考慮問題就複雜了，看事情就平衡了，觀念也不至於過度激進，將具有更加平衡、深刻、透徹、綜合的觀念。所有這些東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傳遞智慧。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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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有許多經歷，知道許多事情，他考慮問題就會比較周全、豐富。一個小孩會比較激進，但到老了以後，他們看問題就會更加平衡，用一種更加均衡的態度來看，這樣看事情就會更加深刻。（四）老師您做的是科學史，對科學需要有多少的瞭解？做科學史需不需要接觸很多科學的理論？可以說要，也可以說不要，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做科學史的時候會知道科學內容，很多人以為，做科學史需要對科學理解很深刻，實際上未必，這裡面有幾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呢，就是說看你做什麼？做進化論，科學內容一般人都聽得懂，描述性的書不存在看不懂的問題；你做一些比較，包括地質學，仔細看一下也能看得懂，當然有大學畢業水準更好；然而，如果做現代物理學，當然會有問題，因為技術內容很多。但是從科學史專業看起來，實際上我們並不熱衷於做現代這些最前沿的科學，因為存在技術上的困難。也就是說，我們做科學史本身，並非復活古代科學。不是做古科學，是做科學史；是在做科學的發展，而非重複古代人的做法。說實在，牛頓當時做實驗的細節和數學工具和現在大不相同，如果要把這些東西再學一遍，一則沒有必要，二則相當的困難。我不敢說沒有可能，但在這個議題上，你做科學史，不一定非要找非常難的例子。我現在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一個老師叫做 Mahoney10，他已經去世了。那個時候，他對電腦非常感興趣，很想做軟體發展的歷史，然而具體實現後，碰到很大的困難。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時候，我說，研究科學史時，最大的難題在於科學和歷史的比例該怎麼擺。如果要做一個高深的科學內容，實際上非常困難。做到後來呢，你研究範圍再高深，科學家覺得這個東西不但小兒科，而且拾人牙慧；但一般讀者看起來，已經高深到沒法看了。非但兩邊 10

麥克．馬哈尼(Michael S. Mahoney, 1939－2008)，於普林斯頓大學任科學史教職直至去世，整合中世紀、近代科學發展和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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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討好，而且做不下去，他認為我這個說法他感同身受。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大家知道庫恩，庫恩一共寫過三本書，第三本書講量子論，大家評價非常不好。很多評論家說基本上失敗了，現在也沒什麼人提這本書了，但是他花了非常大的力量寫。他是知道這個問題的，就是說，他這個技術內容太深，但是對一個物理專業的人看來，這個技術內容還是小兒科。所以從科學史的角度看起來，我們做出來的東西，絕對不是說把自然科學的東西拿來，再加一點水，再揉一揉，變成稀一點，大家喝下去可以消化，絕對不是這種情形。我們講的事情是：學自然科學的人他們沒有考慮過且未知的事情。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萬有引力，你還記得平方反比，為什麼是平方反比？欸，他們都沒有想到，老師給我們公式，我們就接受就卯起來做題目啦，從來沒想過為什麼是平方反比，該怎麼證明是平方反比？他們沒想過這個事情。你把歷史翻開來看，喔！原來是這麼變過來，那麼變過來的。他們一聽便覺得大開眼界。我們不是重複古代科學家所做的那些具體的細節，而是從歷史的眼光看科學的發展。那這個例子上說起來呢，也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做並不要求太多技術細節的東西，生物學一直可以做到 1960 年代，應該沒有太大問題，1960 年代以後，講到分子生物學以後，可能專業知識就比較細緻；化學做到 1960 年代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天文學應該做到 1970、1980 年代都不會有太大問題；物理學可能做到 1920 年代，大概是歷史研究者力所能及，再做下去就比較專門了。看你自己，並非一定要找這棵樹，非要在這棵樹上吊死，那又何必？科學史只不過以科學研究的途徑啟發我們一些新的智慧，並不是說我們非回答某個問題不可。說某個定理怎麼想出來的，科學家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想出來的，他自己說我突然想到，那這個突然你想該怎麼辦？他就是突然想到的，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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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文化比較（一）老師，您畢業以後到美國的教育體系裡工作，跟他們的教育界或是教育概況有比較深的接觸，能否就這方面比較一下東西方，或是臺灣、中國和美國的差別？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當時一畢業，就受到六四的影響。第一個反應就是要辦綠卡，本來也沒打算一輩子留在美國，綠卡拿不拿無所謂，學個歷史也無所謂。拿綠卡首先要有工作，就是「工作綠卡」，但是找工作你必須要有綠卡，沒有綠卡怎麼找工作？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當時就想，教育局可以幫我找教職，好在紐約市立大學就是教育局轄下的公立大學，它沒有國立的。臺灣有國立。美國每個州的教育法規是不一樣的，那麼紐約市立大學就屬於紐約市政府教育局的一個環節。美國教育的做法和我們很不一樣，他們首先就是小孩要快樂，所以美國佬的中等教育，我們叫 secondary education，程度極差，大部分人的數學最多只能做到一元一次方程式之類的程度；英文的口語程度肯定比我們好，書寫肯定比我們差，寫下來都是錯。但是他們的錯誤再多，洋人都聽得懂；我們這個就算只錯一點，洋人都不知道你錯到哪裡去了。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美國的教育怎麼那麼爛，尤其市公立學校教育，優秀的學生在私立學校，有很多會讀書的人。但是我回頭一想，其實美國佬的想法，某種意義上好，某種意義上壞。說好，是完全配合社會的需要。社會哪需要這麼多大學畢業的人？真的不需要耶，天下都是哈佛畢業的！我說，這個教育怎麼這麼差，我的助手就跟我說：「Doctor Wu 啊，如果人人都是哈佛畢業的，那誰到加油站去加油呢？」這句話對我當時是醍醐灌頂，以這個社會來說，需要很多最基層的勞工，你何必要他去(上大學)。我們有一個錯誤，就是覺得做普通勞工的不如坐轎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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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國佬沒這個觀念，他崇尚自己選擇啊，你喜歡什麼就選擇什麼。我有一個同事，他的兒子高中也沒畢業，我跟他說這樣好像不大好吧！但這美國佬很高興啊，這孩子喜歡做什麼呢？他喜歡打爵士鼓。他就說他兒子是個 drummer，但是他實際上是個 dreamer，既是個 dreamer 又是個 drummer，過得很開心。他不是跟我們想像的那樣自我解嘲，說這小孩高中都沒畢業。結果他就參加一個七人組成的小樂隊，到處去巡迴；比方說現在桃園要辦個婚禮，就給他們打個電話，商量給多少錢，他們就開車去演奏，拿點錢。我就問了：「這樣子如何是好呢？」結果他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說：「He is happy.」他說至少他很開心啊，所以他們的想法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很多人就說美國是快樂教育啊，我們這個中學不應該弄得那麼辛苦啊，大專聯考課程都弄得很緊張啊，還有惡補啊！來臺灣我看到處掛有補習班的牌子，晚上還掛著大標語。我一到臺北就知道了，最好的是建中，第二名是師大附中啊，第三名，政大附中好像可以排到第三吧！女校是北一女啊！接下來還有景美啊、中山啊！同事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就回答「看廣告啊！」補習班廣告都有某某人考取某某學校的榜單，那排前面的就是好學校嘛！排後面的就是後段嘛！這種事情在美國是犯法的。所以你看，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談不上是什麼對比。大陸那邊也強調為學生減輕負擔啊，不要有很多的回家作業啊，上課要快樂教育啊。結果家長提意見說你這老師怎麼不教書？每天在學校裡面讓學生唱歌怎麼行啊？不過美國佬就是這樣上課啊，你說怎麼辦？大家考大學，學校老師不管你，爸爸媽媽還是盯著你說，要好好讀書啊。實際上這個文化差異是無可避免的，你要提議小孩不讀書，那這社會上還了得啦！就我剛說的那個，每天去打鼓，中學也不畢業了。你想，如果是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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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鄰居會怎麼樣？親戚會怎麼樣？你爸媽不跳樓才怪呢！但在美國這情形很頻繁啊，他喜歡啊！所以這整個文化結構不同，沒辦法。我想這個看法就是整個文化的傳統，就是這樣子。（二）老師在美國、中國和臺灣都有任教的經驗，可不可以請老師比較一下，在美國跟臺灣或在大陸有怎麼樣的差別？我說不大出來，因為非常不一樣。美國學生非常活潑，但是他們其實書讀得並不多，但是他們以一當十，讀一點就有很多看法，就是可以提出很多很高明的或者荒謬的問題，滔滔不絕。學生坐在底下上課，尤其研究所，腳翹在桌子上是很普通的，然後腳放桌上就講：「欸！那個不對不對不對。」教授就問學生：「那你說應該怎麼辦？」那個學生就自己上去，把教授的筆拿過來，讓他推理，推到後來，推不下去了，弄錯了，就跟那個教授說：「I’m sorry，我弄錯了。」教授就把他的擦掉，繼續講自己的，大家一點都不覺得那奇怪，就是上課很活躍，互動性比較好。他們很活潑，有想法以後他們就會提出來，教授也不會說你作夢，或覺得不同意怎麼樣的。但是臺灣的學生最不敢提意見，最老實；大陸學生呢，介於兩者之間。臺灣學生大概在中學裡就被老師給管怕了，很怕老師的様子。我剛到臺灣教書的時候，學生碰到我跟我叫一聲「老師好」，我嚇了一大跳，以為他找我什麼事，在美國誰會講你老師好？跟你「Hi」一聲就不錯了！所以態度很不一樣。但是他們很有想法，他們會跟老師討論說我這個想法怎麼樣，不存在一個 stupid question，只有 stupid not to question，只有笨到不會提問題，從來沒有一個笨的問題。任何一個事情，哪怕有學生提了，我覺得如果一個老師能夠借題發揮的話就好。上次我去東吳大學講課，一天到晚在講理性，你知道我上課最喜歡講理性怎麼樣。有個學生很有意思，他說：「老師我有一個小問題，就是你吃飯的時候想不想理性？」這個問題讓大家哄堂大笑，大家覺得這位仁兄夠蠢；事實上他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讓我想起以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哇！一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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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燒肉，好啊！好吃啊！大肥肉嘩啦嘩啦的都吃下去，你爸大概不會，你爺爺大概會，回去問問看。但是我說現在呢，一碗紅燒肉端上來，你一下逼我，唉呦！這個玩意兒，你們可能不會想，我就要想了！這個膽固醇啊，這個脂肪啊，這個今天熱量是不是太高啦？我說：「你看有沒有人想？」欸！有欸！所以說你的教育程度提高啊，諸如環境改變什麼的，你的理性什麼的會增加。然，我也覺得他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大家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很多人探討說，你看，年輕人十五歲談戀愛沒什麼理性，是熱戀的愛情；到了三十五歲談戀愛的時候你就考慮了，他賺的錢夠不夠啊？他家裡還有幾個兄弟啊？他什麼時候……好多問題都要考慮進去啊！年輕的時候考慮什麼？愛就是愛。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所以洋人真是做到沒有愚蠢的問題，只有愚蠢到不提問題，我想差別就是我們思想不活躍，沒有融會貫通。（三）還是想問一下教授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是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反動嗎？傳統文化是在文革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側面，就是說有點義和團的味道。只要有人穿比較西式的衣服，他們就去把它給剪掉；女生是全部不可以燙頭髮的，但是妳留辮子就沒有問題啊！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心態。你到旁邊舖子裡吃碗牛肉麵應該沒問題，但你喝咖啡，就有很多人會說這傢伙怎樣怎樣。像我有一個同事，後來被批判。他吃飯是用杓，不用筷子。他大概是大學畢業食堂裡吃慣了吧，杓方便，可以喝湯、可以舀菜、可以舀飯，他就帶了把杓，就被說得個洋派，脫離工農，因為大家都用筷子吃飯。可能批判的人也沒有想到過什麼中西文化。包括大陸和臺灣的人，文化傳統很強烈，從來不容易改過來，然後大家不自覺的在這個傳統當中繞不出去。哪怕有些人認為我們思想是很洋很洋了，還是繞不出去的。在這種情況底下，很難接受外來的東西。我們接受外來的東西其實很表面，最表面的就是我們都穿洋服。我如果穿一個長袍馬褂戴瓜皮小帽來上課，明天一早在政大我就出名了對不對？大家以為我瘋了！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印度的人就穿沙麗耶！仍舊穿他們的印度衣服耶。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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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就穿和服，我們沒有耶！不會說我回到家穿個長袍，沒這回事。長袍我要是想買一套還真不知道要到哪去買，你說在臺灣找個裁縫師做長袍，他不一定會做呢！但我們深層的東西，最最基本的幾個概念一點影子也沒有。舉個最典型的例子來說，individualism，這個字我們連中文翻譯都沒有，翻譯成「個人主義」。這個詞這樣翻譯完全翻譯錯了。個人主義是什麼？是自私自利，只管自己， individualism 不是這個意思。所以你去問一般的人，大家對 individualism 這個字這個觀念一點概念都沒有。但這觀念事實上是西洋文化的基礎：每個人是作為一個個體，但我們沒有這個概念。你怎麼叫做一個個體？這個人好啊，他對他的爸爸媽媽好，他是個孝子、他對學生好、他對老婆好，他工作認真對他老闆好，他老闆對他好。我們永遠是一個社會關係，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獨立的個人。亞當創造的時候是一個人沒有其他人耶，面對上帝啊。中國人沒有這個概念，我們不僅是沒有這個概念，是想都沒有想過。我跟很多人，比如說還讀過一點西洋書的人，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件事情，寡兒無女是不得了的事情耶。從來沒有說好像一種超脫的感覺，沒有。這些東西不知道再過幾年幾世才能夠傳過來。其實也不一定要傳過來，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看法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回事。（四）為什麼說個人主義是西洋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呢？這是很重要的。譬如說，西洋文化中，對我的愛憎，是沒有一個絕對標準的。比如說，法律上說的陪審團，陪審團個人投票，12 個人投票的關鍵就是 12 個獨立的個人判斷，而不是大家討論說這個對還是錯，不是，就「自己」作一個判斷。他討論檢方提供的犯罪事實可以採用還是不可以採用，絕對沒有說你的判斷是怎麼樣，沒有。所以，其實中西的差異太深刻了，一上來就是不一樣。包括我們沒有這個宗教傳統，很多方面很難轉過來。（五）您說中國文化對科學精神還是很遙遠？對，我們中國文化不大喜歡這種很嚴格的科學精神。觀察、假設、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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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什麼的。我們中國對神祕的東西很感興趣，神秘的東西在中國有強烈的生存力。就說我們臺灣吧，拜神啦，大家是真的很相信，你要他改變很難，你問他怎麼會相信？這個問題他不是回答不出來，是連問都沒問過，不存在這個問題，說我怎麼問下去。那時候我去紫南宮，陪我的這個導遊，一天才賺一千多塊錢，三千多塊買一個金箔作的房子，隨手就燒掉了。這個玩意兒三千塊肯定是騙人的吧，這個紙糊的哪要三千塊！他買了以後一點兒也沒有捨不得，旁邊一個大爐子，「轟」的一聲！就燒了。三千塊如果給我可以好好去吃一頓。不只他一個人燒，燒的人擠滿了，擠都擠不上去。不要說那有多少錢，但是我們很相信很相信，很難改過來。並不是說這個不好，其實從對維繫臺灣的社會價值這大角度來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倒過來從個體的意義，你拿三千塊的紙鈔去燒有點心痛吧。（六）可是在西方不是有些人對基督教和天主教很虔誠？少，只有相當一個比例。但是基督教在歐美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文化了。他一方面說我不信基督教，但他一方面作事又都全部是基督教。就好像我們中國人很多說我又不信佛教，但一方面又說冥冥之中自有報應啦、人在做天在看、下輩子來報答你啦，哪裡來的下輩子？基督教也沒有下輩子啊，下輩子是佛教概念。但你看一個宗教的理念、教條，已經慢慢地轉化成一個文化的意識。他不一定要上教堂，但他考慮問題的方式就是基督教的方式，中西方就是完全不一樣。（七）難道說像清朝發展考據學，不是具備科學精神？它沒有科學這個標準。中國講的是科學的標準跟西方講的是科學判斷的程序，中國主要在比較方法。所以中國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科學革命以後的科學方法，它沒有假說的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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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師來臺灣四個月了，對臺灣歷史系的學生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或是什麼建議可以給大家的？我跟學生接觸還真不多欸。我想大家是不是中學裡被老師管得太厲害了，好像不大活潑，不大敢跟老師說話什麼的，好像應該再活潑一點。我還有一條建議，就是說大家的外語能力比較不夠。你學中國史的話，你也必須學外語；你學西洋史的話，你更必須有一個和你專業有關的語言。外加，對你們說起來，你們這個年紀是學語言的關鍵期，到我這個年紀學語言那就鬧笑話了，今天學明天忘記。但對你們說起來，學語言，外加把一門語言學到精，就是這幾年的機會了，到了二十五歲、二十七八歲就大大打折扣了，三十五歲基本上就這麼回事了，三十五歲以後要再提高很困難很困難。我有時候看學生拿來的論文給我看的時候，好像大家使用外語文的情形還是比較少，其實很多東西你要看洋人的做法，看洋人看問題的角度。比方說中國史，日本人的中國史做得很好，我們其他就都沒有做到，或是沒有把他的營養吸收過來，這個我覺得可以貢獻給大家。外語不僅要學，而且要學好；不僅要學好，而且要學到精。這件事情不是說一年兩年可以解決，以十年為期，可能可以把英文學到達到一個可以用的標準。這個很不容易，但是我覺得大家有時間要趕快下決心，把能力提高，尤其你做西洋史、美國史你英語不行，或是你做中國史日語不行，應該都是比較大的問題。

政治大學史薈第 48 期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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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康博（MATSUDA, Yasuhiro），1988 年畢業於麗澤大學外國語學部中文系，1990 年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區域研究研究所碩士班，2003 年取得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任日本防衛廳（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情報學環教授。專長為亞洲政治外交史、東亞國際政治研究、中國與台灣的政治・對外關係・安全保障、兩岸關係、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

一、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當初學中文的動機和經驗？我生長在非常鄉下的地方，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因此我對外國有所憧憬。我有一個舅舅，聽說他要到美國念書，我很驚訝，竟然我有個親戚，在日本學好英文之後跑到外國去留學。那應該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據我媽媽說舅舅從很小的時候就很用功，他的英文不是特別補的，他是聽廣播的，就是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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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日本 NHK 的英語基礎，從 ABC 開始的。這讓我覺得，用這種方式到最後也可以到外國去留學，很不錯。所以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我就聽廣播學英語，那個時候連錄音機都沒有，所以早晚兩次聽英語的節目，覺得很有意思，都是外國的音，對我來講是很新鮮的，而且沒有人糾正我，完全是我跟收音機在對話。那時候我所聽到的英語童歌，到現在還記的很清楚。小時候的記憶中，沒有人強迫我學語言，我自己有興趣於是就開始了。上高中的時候，我參加英語的話劇團，連續參加三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當時我念千葉縣的私立高中，學費很貴，給了我父母很大的負擔，但是那邊的環境很好，老師裡面也有英國人，話劇團的老師也是英國人。連續三年都參加這個活動，基本上的會話都懂了、也會講，也矯正了我自己的發音等等。所以，對外語的興趣就是在這個時候擴大。那時候我在想，我要怎麼樣找出自己的出路，如果跟別人做一樣的事情，就沒飯吃啦，所以要做別的事情，像我對外文有興趣，那麼就選中文吧！我從小就對外國有興趣，英語也是聽廣播學來的，後來我也在美國留學，那麼會英文再懂中文的話，就是如虎添翼，當時的想法就是這麼單純。後來，我在東京大學是用英文授課，在政大是用中文授課，所以證明這個想法是對的。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日關係非常友好，日本人對中國人感到親切。所以我就對中國有興趣，這是個剛剛打開國門的巨大國家，很神祕啊。而且還有一個原因，我哥哥上高中念農業科學校，他們自己組織一個社團叫做「中農研」，就是中國農業研究會，在畢業之前到中國去考察農業，他回國就告訴我，中國人給他看的都是假的。他可是專業人士嘛，是實際上自己種田的，他識破了那些都是給外人看的樣板農場，他給我看很多照片，然後我對中國開始感興趣，那是我初二的時候。我對英語有興趣，對中文也有興趣，在這樣的狀況下就選擇就讀中文系。但是因為我高中成績不是很好，所以上麗澤大學中文系時下定決心東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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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進了中文系以後，大一大二時很努力學習，我學語言的時候，我先採訪成績比較好的學長，採訪了兩三個人怎麼學中文，把它記起來，回去的時候就照做，就錄音啊。那時候設備沒有這麼好的，只有很原始的錄音機，但這個錄音我聽了很多遍。我那個時候有 SONY 的 Walkman，在走路的時候也好，或是坐電車的時候都聽，跟著它念，然後又參加了話劇團，聽別人的台詞，就通通都記起來了，所以我的成績就好了，也越來越高興，因為中文系幾乎所有的課都跟中文有關。麗澤大學雖然規模很小但是很先進，那個時候麗澤大學跟淡江大學簽了一個協議，把整個麗澤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全部四十多位的學生喔，讓他們到淡江大學留學。因此我在淡水待了一個學期，四個半月。我剛到台灣的時候，用中文聊天大概維持不到一個小時，就講不下去了，有種快發燒的感覺。但過了四個半月，用中文生活，三天五天是不成問題的，在短短四個半月之內可以把自己訓練成這個樣子，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像這樣良性循環的學習過程：有興趣，開始投入，就有所成就。訓練語言的方法很多，這方面我是很厲害的，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首先要有興趣，覺得很有意思，然後交很多朋友，還有跟我太太在一起，她是台灣人，來台灣的時候常常看電視、看報紙，學了馬上用，這是一個好的循環。我常常會說錯話，所以請你們糾正一下。大概就這樣啦。

二、到政府機構工作的經驗跟學術上的交流有什麼特別的幫助嗎? 我覺得有。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博士導師，給我介紹了一個工作機會，那時候沒有網路，招聘的消息不太流通，老師就問我要不要去應徵。那是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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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算是防衛廳直屬的一個的研究單位。我很幸運的就考進去了。但是當時是 1992 年 4 月，所裡關於中國的研究需求並不多。 1994 年 5 月去香港，那時候有很多事情：比方說，93 年有第一次辜汪會談、94 年有「千島湖事件」1，兩岸關係有各種各樣的變化。95 年李登輝訪美，回台灣兩個禮拜以後，中國宣布要發射飛彈。因此我突然間忙了起來，我當時在第一線，就是駐香港日本總領事館。我每天都要做分析啦，那時候就感覺到這個工作很有意思！終於，我的專業，跟國際政治開始有會合、邂逅的感覺。很有意思，我在香港的經驗最多，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跟當地的專家們見面、討論問題，所以這個跟剛剛談到的語言也有關係。我講的都是跟國際政治、歷史有關係，那都是經過多年的交流學來的。這是我在政府裡面工作的第一個經驗。在 1996 年回到日本以後，整個世界都改變了，中國變成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了。1996 年又有飛彈危險、李登輝連任，兩岸關係都變得比較緊張。1999 年我拿到了人事辭令，就到防衛廳防衛政策課研究室裡面去。那個研究單位以前是沒有的，不存在的，那時候的防衛政策局的局長，秋山昌廣先生，後來當了事務次官，現在做東京財團的理事長。他一直都對我很友善，他非常有政策頭腦，也富有國際視野。防衛廳的官員只管法律與部隊，一般來講缺少國際視野，他們對外國的事情是不太了解的。防衛廳裡面缺少人才。後來才發現原來我們這一批人很閒，只做自己的研究，坦白講是這樣的狀況。因此我就被撈過去做一年，做有關防衛廳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在東京的防衛廳本部裡面工作的話，辛苦！每天都坐末班車回家，晚飯也是有津貼的。因為那是一個組織的工作，跟自己一個人寫論文不一樣，真的很麻煩，政府裡面的文件是經過各單位、各部門、各長官的審查與批准，才能夠

千島湖事件，1994年3月，乘有24名台灣籍旅客及6名中國籍船員與2為導遊的觀光船，遭縱火導致32人死亡。由於中國大陸官員處裡不當，造成兩岸交流活動幾乎全告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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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我是起草人也是召集人，每起草一個文件就要召集各單位有關的人士過來開會。陸上自衛隊的人提意見、海上自衛隊的人提意見、航空自衛隊的人提意見、防衛廳的內局文官也提意見，這是經各個單位在一起協調的。草稿寫完了之後請科長批准，再來是請審議官、局長、事務次官，然後經過整個防衛廳的參事官會議批准。那時候我或多或少參加這樣的會議，我坐在後面，聽事務次官怎麼說。這個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原來政府的運作是這樣，如果只做大學教授的話，應該不會有這種經驗。我自己研究政治，研究國際政治史，這時候我可以猜測一個政府裡面，或者軍隊裡面的組織上、制度上的限制是什麼，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那你們年輕的時候都應該有一個社會經驗，可能是公司的經驗，像我非常幸運，有這個機會。2000 年以後，森內閣倒了之後小泉內閣上來，後來就發生了 911 恐怖攻擊事件，轟動全世界，你們那時才國小，還記得吧？小泉內閣開始用內閣官房，後來有關一些日本的安全政策的法律就是經由內閣官房來制定的，這個時候剛好碰上橋本龍太郎自 1996 至 1998 年所推動的〈中央省廳等改革法〉於 2001 年生效。就像你們的行政院有一些單位改名了嘛，就像國科會改名科技部，合併啦、改名、改變功能啦，日本的內閣改革在 2001 年生效，橋本的行政改革很大的特點就是加強內閣的功能。以前的日本內閣是全體一致——現在也是全體一致——但是內閣大臣的權力很有限。例如總理大臣他的幕僚單位、內閣官房功能以前是只能協調而已，但是 2001 年以後內閣就可以提出法案了，所以小泉就決定不讓外務省，讓內閣官房來制定有關反恐的法律，那時候的內閣官房長官是福田康夫 2，我們的老長官，他的能力很夠，國會上答辯的能力很強。那時候內閣官房也需要人，所以就擴編。當時的內閣副長官補大森敬治先生曾經當過防衛研究所所長，他認為內閣裡面研究的人才不夠，去哪裡找呀！所以就請防衛研究所以前的部下過去。那個時候碰到 911，我的前任官員兩個禮拜都不回家，都住在內閣官房宿舍。所以我很怕，我怕去那邊萬一碰到恐怖攻擊，我該怎麼辦？我不能回家，我當場 2

福田康夫(1936－)，1990年初次當選日本眾議院議員，曾擔任森喜朗內閣與小泉純一郎內閣之官房長官。2012年從政界引退，現為博鰲論壇亞洲區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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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邊死掉也說不定，我那時候真的很怕！感覺好像全球都會受到恐怖襲擊一般，真的很想買防毒面具，因為 1995 年在東京地鐵也有發生過毒瓦斯事件。我就想：「為什麼這個時候我在防衛廳呢？」就是這個想法。在大學裡面教書就輕鬆多啦！結果我還是被撈過去做一年兩個月的官員了。現任的首相安倍晉三，他當時是內閣副長官，他想要成立國家安全會議，大森先生也對國安會感興趣，所以我就邀集防衛研究所的同仁，開始做比較研究。例如負責俄羅斯的人就研究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會議如何運作，那由我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那時候大陸還沒有成立國安委，但是可以研究類似的組織，當然台灣的國安會是由我來寫的，一共對八個國家作了比較研究。我在內閣所做的研究是直接跟法律、政策是有關係的，這個也很有意思啦！因為我在政府的單位工作過，我結合政府的政策方向、國際政治的轉變，能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我覺得很有意思。我經歷了外務省、防衛廳還有後來內閣官房三個地方工作的經驗，都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所以我也研究每個國家的安全政策、外交政策，或是他們的發言怎麼樣，我大概可以猜測他們的背景是怎麼樣？他們的約束是怎麼樣？這樣的訓練若只做大學教授大概是很難達到的。

三、對於歷史學研究如何寫文章，如何去架構，老師可否跟我們分享您的心得？我一開始學的是語言，學語言的過程當中，我把它當成在現實工作上使用的一個工具，所以我本來打算考外交官的考試，那要開始學一些學科，因為考試需要，像經濟學呀、法學呀……等等都要學。來台灣之後開始對社會科學方面感興趣，因為我那時候先去了大陸，第二年才來台灣就覺得兩個社會的差別實在太大了。因此，想要了解台灣跟大陸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想要做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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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的時候，我用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試圖把台灣描寫成一個類型。因為社會科學是用理論假設，然後來證明自己的假設是對的，所以它會捨棄很多細節的部份。不過來台灣很多次以後，就覺得丟掉的部分太可惜。而且用政治學的理論來了解台灣的狀況，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了，但都感覺不太對。因為我常常做 interview，剛開始的時候我不覺得這是 interview，只是一個聊天，跟老人家每次見面的時候就請教一些問題而已。對我來講最重要的人是陳在俊先生，他是國民黨的黨史會——現在是黨史館——黨史會的幹事，後來變成專門委員，也就是寫黨史方面的一個研究人員，他有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參加救國團的活動，做環島旅遊。我當時透過一位住在台灣的日本老人認識了陳先生。我跟陳在俊先生見面以後，他就把很多事情告訴了我，比如說日本跟中國是怎麼打起來，一般的、通俗的了解是如何地不對等等。他對日本也非常了解，也曾經在日本待過十年。他告訴我，要根據什麼樣的資料，要如何解讀政治人物的行為等等。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歷史學的方法論，我不是在課堂裡面學歷史學的，而在是台灣，透過跟一個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談，在現場學的，很有意思。還有戰後台灣的一些歷程，國民黨在統治台灣的時候做了什麼，跟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有什麼樣的隔閡、誤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想法是怎麼樣，運用這類的事情來做比較。他告訴我很多秘辛，在某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報紙上寫的不一樣的。後來我就去查證，真的是不一樣，實際上的檔案跟報紙上寫的完全不一樣。我就產生興趣，這麼多的事情都不為人知，當時我就覺得政治學者只是靠理論，隨便把對自己有利的事實隨便整理一下，就可以寫一篇論文，而且這個方法論你一輩子可以用，反覆的用，有一本書就可以教一輩子的書。但是科學的壞處是「想懶惰就可以懶惰」；歷史學的研究是，可以做的課題是無限制、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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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師可不可以談一下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在台灣一黨獨裁體制的成立》這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在這裡面的 interview 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陳在俊先生，他是唐縱 3的秘書，一個軍統局的幹部，可以說是領導階層中的主要幹部之一，也是黨國的元老之一。陳在俊跟隨唐縱一輩子，但是 1960 年以後陳先生就到日本去，在那邊待了十年，回來後又跟唐縱在一起。陳在俊就透過唐縱所看到的事情，來了解台灣的一些政治。他好像是 1948 年進入內政部，從那個時候起就一直跟隨著唐縱。陳在俊告訴我事情中，影響最大的是 1950 到 1952 年國民黨的「改造」。我在台灣找資料的時候，發現有很多書都稱讚因「改造」的成功，國民黨才能夠在台灣東山再起。馬若孟 4先生的書也是這樣寫的，我也不是那麼的反對。但是陳在俊說的一句話是：「其實國民黨在台灣的改造並沒有成功，國民黨的老問題還是沒有徹底的被改造，尤其是蔣經國成立了救國團的關係。」我當時聽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遇到的課題，到台灣來要重新再改造的時候，做了很多改革，譬如說推動「小組會議」，這個小組完全是流於形式，大陸的時代基本上沒有多少人過來開會，來到台灣以後也是差不多，國民黨用小組來增加凝聚力是一個神話。實際上 1950 年代在「改造」結束以後，我在黨的一些報刊上也看到小組開會沒有意義，流於形式，完全只是聽上面的指示，從下面的反饋幾乎沒有，完全是形式等等。這些批評幾乎是半公開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在表面的文章上寫的事情跟實際上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在研究歷史時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研究歷史最大的材料是書面的文字資料，但是很多都是偽造的，或者是為了保留面子而寫一些表面的話，實際上狀況並不 3

唐縱(1905－1981)，湖南省酃縣人。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內政部政務次長。馬若孟(Ramon H. Myers)，美國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專長為日本殖民與帝國主義、中國近代史、台灣史、亞洲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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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如果只是實際的運作與書面資料不同而已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是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最高領導人要什麼？那麼他的代理人要什麼？那被統治的人要什麼？這些人都在一條權力的 line 上。最高領導人要做一個指示給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再作解釋，然後根據自己的利益再給下面的人指示，結果到最後跟領導人的意圖完全不一樣了。下面的人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把報告呈給上面。上面的人做同樣的事，再把報告呈給上面。在經營一個國家的時候，獨裁的統治系統裡面，其實獨裁者變得很孤獨，因為國內聽不到反對的聲音，他可以說是被下面的人欺騙，很多狀況都是這樣子。其實很多寫給蔣介石看的報告是揣摩上意的，或者說是故意扭曲的，所以上面的人不知道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他下來考察的時候，大家都馬上弄一弄，都弄漂亮的給領導人看，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這樣的狀況弄清楚之後就覺得在 1980 年代到 90 年代，國民黨如何成功等等，這些論述很多都是有問題的。唐縱是蔣介石的幕僚，陳在俊也可說是蔣介石幕僚的幕僚。他認為蔣經國很多做法是破壞體制，那時候已經是 1990 年代初期了，是民主化剛剛開始的時代，是個一派批評蔣經國，另一派擁護蔣經國的時代。陳先生是在外省統治族群裡面批評蔣經國，這是一個單純的二分法裡面不會出現的，對不對？那個時候，我開始瞭解到外省族群裡面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想要貫徹的事情都被蔣經國破壞了，才會導致現在台灣這個狀況。那個時候做訪談的內容對我啟發很大，因此我的興趣就轉到 1950 年代，蔣介石剛到台灣，要推動很多改革，但實際上執行的是蔣經國，那蔣經國後來如何把它推翻、脫胎換骨，或者是扭曲等等的事情，就一一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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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師在訪談中有遇到失敗的經驗嗎？當然也有一些失敗的經驗，有一位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的潘振球 5先生，他是蔣經國很重要的幕僚。我訪問他的時候，他講的話跟書面上的完全一樣。那時候他還有一些職位，他應該是想要保留蔣經國的面子吧。我覺得他沒有說出真心話。但是還有一些是從失敗轉為成功的，研究台灣土地改革的時候，我訪問了前台灣省政府地政處處長余茂阱先生，他對土地改革非常清楚。第一次跟他做訪談時，一握手他就說：「我們中日兩國過去有不幸的戰爭啊，我希望以後日本秉持和平主義。」他就跟我說這個。喔！好嚴肅喔對不對？一點也不友好。和余先生的第一次訪談在敦化南路的土地改革紀念館裡面的中國地政研究所，第一次時什麼都問不出來，我得把當時的一些學術上的假設，例如當年土地改革怎麼作的，為什麼成功？成功因素是什麼？它的不足之處在哪裡？有一些學者有些批評，把這些觀點講給他聽。他就說：「那些學者懂什麼？為什麼他這樣講，你說明看看。」好恐怖喔，那時候我是博士班二年級的學生，我吱吱嘎嘎的就講了。他回說：「這都不對啦，根本就是外行人講的話。」我講述的是一位台大教授的學說，這位教授出了很多有關土地改革的書，卻當場被余先生否定，那時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跟他做了兩年的訪談，兩年後我做出了我自己的假設給他聽，因為土地改革從政治權力的角力戰來講是很特殊的。負責台灣土地改革的是中國地政學院 6，也就是後來政大地政系的畢業生來推動的，這跟你們有關係，政大本來就是國民黨的學校嘛，所以中華民國的地政專家幾乎全部都是政大出身的。政大是 CC 派 7的，CC 到台灣被冷落了， 5

潘振球(1918－)，江蘇省嘉定縣人，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中國地政學院，民國21年國民政府因應土地改革需要，於中央政治學校設「地政研究班」，後改制為「地政學院」，為政大地政系之前身。 CC派，為中央俱樂部組織(Central Club)之簡稱，是中國國民黨中的主要派系，領導人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1928年陳果夫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CC派於八年抗戰前聲勢達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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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台灣土地改革上卻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上被打壓的同時，他們的政策被採納，這是很有意思的政治過程。這時我查了一些資料感覺得到，陳誠跟 CC 關係非常不好，但是陳誠履行 CC 的政策，也就發現技術官僚的政治理念是一體的，雖然他們出身派別有所不同，但是在推動政策上他們卻是一致的。因此我就從農復會著手——這是美援機構——農復會和以 CC 派為主的地政技術官僚的合作和美國的奧援，美國所提出的要求他們有時也會駁回。有關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那美國專家所提出的要求台灣的技術官僚並沒有採納，這是技術官僚的一種主體性，台灣技術官僚主體性確實是存在過的。我就是從這個假設來判斷，這個人跟那個人雖然關係不好，但在政治上是否合作是不一定的。這樣的假設兩年後我拿給余茂阱看，余茂阱非常不高興，他聽到派系鬥爭就很不高興，然後對我說：「你的假設是對的」。因為他被問到的是他最不想被問的，他在以前的訪談當中絕對不會提到。但是他這次不得不說「對」。我覺得這是我最成功的訪問。我想人啊，面對真實的東西好像很難作假，被人家說對了的時候，雖然內心不願意，但也得認同了。我做很多訪談常面對很多這樣的狀況。簡單再講其他的案例，針對來台的五百多位第一屆立法委員，沒有人查過他們的派系背景，於是我就查了一下，結果我找到了一位國民黨派立法院的員工，裘作聖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黨部黨團工作。他對立法院裡面歷屆的立法委員每一個人的派系背景，全部都記下來了。這是很有意思的，做整理才知道原來反對派 CC 份子這麼多，所以當時的所謂黨政關係裡，對黨中央而言最麻煩的是：如何管控 CC 居多的立法院。這個問題現在也是一樣啊，馬總統根本就沒辦法管立法院嘛，「馬王之爭」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這些以後，我發現現在台灣的政治跟過去基本上是可以連接在一起的。地方政治的研究，也是剛剛講的方法就是靠 interview，譬如說陳儀的政府裡面本省人很少，一級主管裡面是沒有的，一級副主管裡面也只有幾位而已。這個研究是很多人都有研究。但是陳誠內閣是怎麼組成，陳誠下面的吳國國民黨撤台後陳氏兄弟之權為蔣介石下令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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楨的台灣省政府怎麼組成，那時候的省黨部怎麼樣，這些沒有人作，那我就一不作二不休，把全部的人事資料通通查了，遷台初期的中央政府官員幾乎都是外省人，地方政府也都是外省人。但是地方黨部，尤其是縣市黨部的委員，幾乎一半都是本省人，21 個縣市國民黨縣市黨部的委員，一半是「阿海」8，你覺得這是偶然嗎？不是偶然，這個規律在書面資料是看不到的，但列出來之後，大概有一百五十幾個人，每一個縣市黨部委員的背景全部都查過了以後，才知道一半是「阿海」；另一半是外省人，外省人也是來自五湖四海。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真的要反攻大陸，反攻以後推行戰地政務，恢復收回的土地也要建立黨部。政府這時候需要各地出身的官員，要繼續培養他們，算是給他們飯碗，意思是說在台灣的地方黨部的一些職位也要分配給他們，所以所有在縣市黨部的黨員都靠這個來吃飯。反攻大陸成功以後，他們可以馬上回去擔任大陸的各省的黨部的主任委員。國民黨在台灣的地方黨部是這樣設計的，如果全部的委員都是外省人的話，反攻大陸成功之後台灣的地方黨部都被掏空，所以一半一定要是台灣人。這是為了反攻大陸而設計的制度，不是為了統治台灣而設計的制度。其實這樣的觀點是 1980 年代以來，以本省籍作為主體的歷史學家比較欠缺的觀點，他們認為國民黨是來統治台灣的，要排除台灣人。但是其實國民黨是為了反攻大陸而一定要納入台灣人，這不是諷刺不然叫什麼？這個跟我們通常聽到的通俗的說法完全是不一樣的，這些都是一般的台灣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阿海」，指二戰後台灣人稱呼曾經居住於中國大陸，並且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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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師上課時提到川島真教授關於日華和日台的關係 9，您覺得這樣子的體系到現在還可以繼續使用嗎？像這些歷史或政治學術領域裡的理論能否適用於現實世界？這是以前沒有人提倡過的方法論。川島真教授所提倡的方法論，我覺得很有意思，甚至可以延伸應用到日本時代。日治時代的台灣社會上層是日本人，下層是台灣人，因此那時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也是雙重結構。台灣經過 1945 年到 1952 年七年的過渡期，跟日本作為外國關係建立了邦交，這個時候還是雙重關係。因為上面的統治階層是以前在大陸跟日本打過仗的對手，並不代表台灣的本土社會，本土社會以前是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國民黨 1945 年以前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所以它是完全分開的。後來這個分開的狀況慢慢沒有了，從李登輝總統的時代慢慢融為一體，現在這個界線越來越模糊了。但是為什麼現在是融為一體，社會出現很多變化，為了瞭解這一點，一定要強調以前是分開的，如果不提倡以前是分開的，那現在的變化是怎麼產生的？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為止，基本上日本跟台灣的關係是被壓抑的。其實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被壓抑的，我在課堂上也講過，在台灣宋慶齡也是被壓抑的，因為宋慶齡投共。現在這些可以講，很多事情都可以討論了，日本跟台灣的關係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我們在談台灣的主體性的時候，需要面對中國跟日本。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台灣人認為他們是異族，日本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權，所以台灣才會出現自己的主體。後來有一部分的人跑到大陸去，即祖國派，試圖靠祖國的力 9

日華/日台關係，意旨戰後日本結束在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經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有所延續。1949年12月中華民國遷移到台灣後，台灣內部的台灣社會與日本的關係；以及以國民黨為中心的中華民國政府或外省人與日本的關係，兩者的日台/日華關係形成了「日本與台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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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解放台灣。後來國民黨來了，剛開始的時候認為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但不久就覺得彼此不一樣，像是語言、習慣、文化上都不一樣，有地方差異，當然也有現代化程度的差異，那台灣的主體性又出來了，1950 年代以後更有一部分的人跑到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1945 年日本人離開的時候很乾脆，乾乾淨淨的，沒有發生任何的動亂，跟清朝軍隊離開台灣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不過後來遷到台灣的國民黨很差，這時候本省人就開始懷念日治時代，但以前根本就不怎麼喜歡日本，日本人走了多好啊。可是之後開始懷念日治時代，就對過去的記憶有所改變，有些日本人以為日本以前在殖民時代做過什麼好事，所以台灣人好像很感謝日本，這是很大的錯誤，完全不是如此。那是因為國民黨表現得太差的關係，心理產生了變化，把變化當作一種工具，因為他們想要抵抗國民黨，討厭國民黨、討厭外省人。外省人想法又不一樣，對外省人統治族群而言，日本是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國民黨永遠被本省人拿來跟過去的日本統治作比較，本省人不知不覺地把過去的日治時代美化了。所以這對國民黨來說，是一項很大的考驗。國民黨以前在大陸過很窮的生活、不夠現代化的生活，所以他們到台灣以後的表現也很差勁。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關係，一部份也是日本的責任，但是對台灣人來說那些事情都並非事關緊要。統治者很怕被拿來跟日本人比，那是很羞辱的事情，所以就說本省人長期受奴化教育，變成日本的皇民了。但是如果你們看 1950 年代國民黨的文獻紀錄，那種矛盾的心理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們統治台灣的時候，日本仍然是很危險的競爭對手，日本已經走了國民黨還得跟它競爭耶。而且現實的日本是反共陣營的盟友，所以蔣介石也好，張群也好，都是留日的，都表現出他們歡迎日本人的樣子。日本以前就是他們的戰爭對手，很多同仁、國軍將領都被日本人殺死了，但到了台灣又要跟日本亡靈競爭。蔣介石他自己也曾在日本留學過，日本哪些部份好，他也很清楚，對日本的愛憎是複雜的，這兩邊的隔閡是很深的。我作為一個住在國外的外國人，對兩邊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所以都可以自由地接觸，好像兩邊都願意告訴我他們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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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話，我想這很可能是我幸運的地方吧。日本跟中國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指標，主體性的指標。現在台灣快要沒有雙重結構了，但也並沒有完全消失，例如說所謂「釣魚台」的問題是中華民國的問題，那是在 1960 年代末跟中國大陸競爭的結果所出現的問題，到底哪一方才代表中國？這個問題還是不會消失；還有中華民國的憲法也好，外交關係也好，過去所累積的協議和談判紀錄全部都留下來，這個部份還是會持續的。

七、現在族群問題、認同問題愈來愈少。那教授最近有沒有在關注哪些議題？現在關注的很有意思的狀況是，台灣的「內在的中國」與「外在的中國」如何建立關係。中國有一句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法律上的講法。但我在這裡不是用法律的講法。你去中國大陸也找不到台灣啊。確實有時候在北京的街頭，有賣台灣檳榔，就會感覺到，「噢！這裡有台灣」，可是一般給人感覺不到中國大陸那邊有台灣的影響，所以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反而覺得中國才是台灣的一部份。在台灣，到處都有中國啊，例如，中國菜、中文、中華民國國旗等等。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卻充滿中華民國，所以中國才是台灣的一部份啊。那日治時代，說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這也是法律上的概念。可是那時候你到東京去，找不到台灣啊，你到北海道去，也找不到台灣啊。可是你到台灣，充滿日本：鐵路、糖廠、總統府，都是日本人蓋的，所以日本也是台灣的一部份。台灣把中國跟日本都吃下肚子裡面，已經消化掉了，台灣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中國是台灣的一部份，日本也是台灣的一部份。那現在內在的中國跟台灣是愈來愈趨同，中華民國跟台灣已經是差不多了，現在「台灣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聽的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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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了。以前聽了「台灣是中華民國」，很多人會生氣耶。「台灣是中華民國，什麼？台灣是台灣啊」，「中華民國是台灣」，也是會令很多人生氣。「中華民國是台灣」，那不是台獨一樣嗎？不是跟一中一台一樣嗎？但現在絕大部分的人都能夠接受。這就是內在的中國，把中國吃下肚子裡面的結果。外在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到 2008 年為止，內在的中國與外在的中國基本上是對立的，雖然有很多經貿關係，因為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政策，和平統一政策，和平發展戰略等等，就想拉攏台灣。台灣方面卻一直都像「戒急用忍」，一直都在想辦法擋大陸的影響。2008 年有了很大的改變，我不是說好或壞喔，是指改變。那麼在台灣的主體性來講，反彈愈來愈大，從 2008 年開始，「我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比率愈來愈高，現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突破 60%。但是，至少在媒體上看起來，國民黨跟共產黨已經變成朋友，在很多議題上開始共鳴。台灣內部的很多新聞的報導也是如此。現在在網路上，有時候一時很難分辨這是大陸發的還是台灣發的，愈來愈趨同，愈來愈像。我不是說好壞，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象，內在的中國跟外在的中國，也就是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互不排斥？跑到大陸的台商和台灣的陸客，以後對台灣主體性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是我目前關心的事，因為現在這個狀況是有史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八、老師有沒有在學術上遭遇重大的挫折？說真的，我在碩士時候幾乎沒受過訓練，所以我的碩士論文是很差的。進博士班以後真正自己要發表論文的時候，就碰到很多問題，到了博士班以後我才開始學政治學的理論。學一套理論就覺得的這個理論好，學另一套理論就覺得那個理論好，自己要寫論文的時候卻寫不出來。大概拖了四年，我博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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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時候還是寫不出來，真的很痛苦。當時我的導師叫我把碩士論文寫成一篇論文來發表，在研究所學生雜誌上發表，論文需要經過審查。審查結果並不是被退稿，但是要大幅度的修改。大幅度的修改我做不了，我自己覺得這篇論文不行，我就主動退稿。那時真的不知該如何是好，也不曉得寫些什麼。像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了五到七年，我就休學到香港去工作。在香港我總算寫了兩三篇論文，但是我沒有做過研討會的報告。1999 年，我在亞細亞政經學會的學術大會上作了一個有關台灣的文武關係的報告，非常不理想，我講的話台下沒有一個人聽的懂。我做報告的那 20 分鐘好像在虐待自己一樣。我自己愈講愈失去邏輯，那時才了解到做學術報告跟隨便聊天不一樣。但是沒有人告訴我，人家以為松田已經差不多老了，應該什麼都可以做了。通常如果你失敗，做錯了，也會有人過來安慰你說：「你做得還不錯啦，不要難過」。但是，那時有一個學長過來跟我說：「你失敗了，但是你可以改善，以後再努力看看」。會後有一個懇親會，就是大家都喝酒啦，吃飯啦。就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待了兩個小時，沒有人跟我講話，很痛苦，因為我做的報告很差。台下的聽眾都是一流的學者或研究生。雖然他們的學術水準是很高的，但對我的專業部分不是那麼了解的。對這樣的聽眾如何宣傳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技術，這個技術一定要把它學好，後來我做到了。誰都有第一次。我這個人比較笨，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到。我進了博士大概第四、五年的時候才寫了第一篇論文，後來休學，畢業的時候還寫不出論文，過了 13 年才提出論文。學術報告也是失敗、挫折。我可能是預知能力比較差一點，對這一點，我有自覺心。所以現在我要做新的事之前一定會事先做研究，參考一下別人的經驗。第一篇論文失敗，第一次學術報告也失敗，幾乎是徹底的失敗，這是很大的挫折。我好像第一次作的時候每次都做錯。這個經驗我每每講給年輕人聽，希望你們早一點了解以後會碰到的問題，我自己卻每次都摸著石頭過河，過河後才知道有這個問題，太晚了。聰明的人事先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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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笨的人是發生之後才知道以前該做什麼。但是人總會改進的，研究歷史也是為了掌握未來而做的，是不是？

九、請問老師想要給大學部學生什麼樣的建議？首先，儘量找個機會出國吧。出國的經驗非常難得，當接觸外國的語言，那時候你會發現你就是一個無力的人。你想要說也講不出話來，其實這樣跟對方交流，對方至少三、四成都是誤解你的意思。也會看到很多不同的習慣、不同的想法，以後就會做換位思考。出國以後換位思考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意思是說這是 random reflection。這樣的訓練到國外是比較好的，在國外比較容易受到衝擊。另一個是語言的學習，語言是越早學越好。長大後，說錯話比較害羞，年輕的時候就沒有關係。其次，要對各式各樣的人感興趣，要到現場去觀察。譬如學運也要去看，要不要參加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媒體是中間的媒介，透過媒體得到的消息一定跟現場的狀況不一樣。因為我經歷三個職場，我的經驗跟報紙上寫的都不一樣。例如在防衛廳發出的消息，我會思考和猜測這是什麼人在做的。當實際跟當事者見面的時候再問一下，馬上就可以瞭解它的背景。沒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跟別人交流都是白交流。有現場的經驗，就會想到很多問題。看媒體也會想到很多問題，我在日本看台灣媒體報導時就會有很多疑問，等下次到台灣的時候問一下就可以瞭解了。這樣，我的研究途徑跟傳統的歷史學者不太一樣，我常做訪談，至少有一百次以上吧。訪談的經驗對文獻的解讀也有幫助。我覺得人文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有現場的經驗在學術上也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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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史薈第48期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五月

評吳晗，《朱元璋大傳》 (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368 頁。)

史二林韋聿吳晗，浙江金華義烏人，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生於 1909 年，卒於 1969 年，為中國近代歷史學家，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專長為明史。亦曾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著有《朱元璋大傳》、《明史簡述》。文革期間因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備受迫害，亡於獄中。本書概述了朱元璋的一生，從其家世背景的淒涼落魄，到他因孤苦無依而進入皇覺寺，幾經猶豫後參加了紅軍反元的起義，並一路從小親兵因為表現傑出，而慢慢爬升到軍官，之後更晉升為元帥、丞相。再從吳國公、吳王，最後成為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明太祖。他成為皇帝以後，本書也一一敘述了他在位時的各項政事，包括大明帝國和明教的關係、土地制度、學校制度、軍事制度、行政制度、建都及國防的各種考量、行統治時的分化政策及統一政策。除了介紹明朝開國的各項制度外，本書也提及了朱元璋在位時所行的恐怖統治，有基於各種原因的大屠殺、文字上觸及禁忌的文字獄、為了偵查監視的綿密特務網，以及致力於抬升皇權的事蹟。最後介紹了朱元璋的家庭生活，簡單地介紹其正室馬皇后、眾多的皇子皇孫、朱元璋性格的養成及教養，並以朱元璋的晚年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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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詳細敘述了朱元璋的生平外，本書在提及和朱元璋相關的事物時，也每每將其來龍去脈概略敘述一番。是故，此書中亦可見明教的簡史、元末群雄割據圖。吳晗一共寫過四版的朱元璋傳，分別為 1944 年、1949 年、1955 年與 1965 年四個版本。各個版本因為各種條件，不得不再三修改內容及敘事手法，以至於先後出現了四種版本。而此書，經由四個版本的目錄對照，可知是 1949 年版的。 1 當初吳晗開始提筆寫作朱元璋傳，有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及發洩政治上的埋怨，而且是在戰亂時期中倉促寫成。另有一說，1944 年版的《朱元璋傳》有影射蔣介石的成分在 2，藉斥責朱元璋的恐怖統治來影射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除了對明代歷史進行扭曲的演繹，並將朱元璋描寫成一個多疑猜忌、殘暴嗜血的暴君，且在著作中，每每看見以道德來評價，反而忽略了正面的事蹟。 3一般來說，1949 版較為完整呈現作者實際的觀點，1955 版及 1965 版，都有受到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受到馬克思主義中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的影響。例如，1955 版及 1965 版中，在章節安排上，一來將章名改作「流浪青年」，二來將原作「逼上梁山」改作「紅軍起義」，在這些遣詞用字之中，即可看出端倪；在 1955 版及 1965 版中，作者賦予了紅軍造反的正當性，他們不叫作造反或是上梁山，他們被視為起義。這也可能跟馬克思主義學者將朱元璋認定為古代中國的階級革命者有關。此書基本上以朱元璋的角度出發，以大明帝國為正室來進行論述。前三章，按著時間軸，敘述了朱元璋的前半生，從放牛的小孩到後來的開國皇帝。後面兩章則是在描寫他在位的各種事蹟，不再以時間軸為主幹，轉以各種制度 1 2

吳晗，《朱元璋傳》(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5。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一吳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8:2(臺北，1997)，頁133-185。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9-12。

評吳晗，《朱元璋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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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面向來描述。末章，則回到朱元璋個人，從家庭生活、子孫以及個性，最後則寫他的晚年生涯。整體來說，此書對於朱元璋一生所述相當詳細，引證的史料也是相當多元，旁徵博引，自《明史》、《大明會典》到文人所留下的著作：《鑾坡集》、《天下郡國利病書》，堪見作者所花之心力。再者，作者也的確詳述了眾多關於朱元璋的生平，以及我們所想知道的細節。包含他的童年至他即位，和在位時各個面向的政策，書中所提及的諸多制度確實是我們所好奇的。雖說此書以大明為正統來論述，但此書以過於負面的筆法去描寫元代的統治，略有不客觀之嫌。「他（忽必烈）」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君主，為了積累更多財富，發動了長期的、廣泛的海洋侵略。」、「軍官們大都是世襲的公子哥兒，懂吃，懂喝，懂玩，會發脾氣，會克扣軍糧，會奴役虐待士兵，就是不懂和不會打仗。」、「為了鎮壓人民、掐住人民的脖子，元朝政府採了幾種惡毒的辦法……」。 4 除此之外，作者在描寫元末的起義時，也過度簡化了起義的情形，一味將之歸因於民族情緒，例如：「這兩件事（崖山之役、文天祥成仁取義）發揮了民族正氣，感動了也號召了全民族和後代子孫，使他們明白，祇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才有好日子過，才對得起先烈，才對得起民族。」、「……韃子一定得趕走，漢人、南人一定得翻身……」。5元末的起義並非單純的民族起義，尚有其他背景因素，例如天災人禍。「至正十一年……。時山東、河南、安徽一帶連年歉收，災害頻仍，民不聊生，民間徒增供應之累。而挑河民夫又備受克扣工食和鞭笞驅使之苦，怨聲載道。 6」相較而言，陶晉生的《中國近古史》 4 5 6

吳晗，《朱元璋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頁32-37。吳晗，《朱元璋大傳》，頁34-43。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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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較為客觀的立場解釋了元末的起義。因為蒙古人本身是遊牧社會，對於農業社會不太了解，因此農業沒有所謂政策可言。除了土地兼併和重稅（自南宋末年至元有增無減），豪強的剝削及政府的力役課差（修築京城、建造戰船、遠征日本），再加上元代的天災頻繁，使得百姓選擇起義。7雖然也有民族意識的推動，但僅僅是被列在最後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兩書在論述時立場的差異。作者在文中有提到：「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民族方面，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使漢族成為統治民族…… 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特權，沒有因為胡人的逐走而有所改變。」8、「現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 9元末時，許多農民反對既有政權，而地主階級為了保全自身利益選擇擁戴舊政權，當新政權得以維持其利益時，也會支持新政權。雖然朱元璋利用強迫遷徙及以各種藉口誅滅舊地主，但只不過是上層階級換了一批新人而已。對於農民而言，並沒有什麼差別。10然而，在《明朝十六帝》中，卻提及許多窮苦無地的農民因朱元璋的鼓勵開墾政策而受惠，晉身為自耕農階層，對明初生產的恢復具有相當意義。11呂士朋的《明代史》也提到了朱元璋獎勵墾荒，授予田地，遷徙無田農民至人口不稠密的地方，解決了戰後勞動力及人口土地的分配比例，並提升了自耕農比例。 12明初的土地可以分成皇室的皇莊、貴族持有的莊田、軍民商屯田、人民私有的民田。雖然有許多官僚地主，但因為積極墾荒及調整元代的土地，因此土地兼併相對緩和。半個世紀後兼併問題才開始嚴重起來。13陳捷先的《明清史》也提到了朱元璋的興農：墾荒者可以擁有荒地、土地舊的所有人不得再耕、法規限制土地的兼併、減輕繇役負 7

陶晉生，《中國近古史》(臺北：東華書局，1979)，頁221-223。吳晗，《朱元璋大傳》，頁152。 9 吳晗，《朱元璋大傳》，頁158。 10 吳晗，《朱元璋大傳》，頁153-158。 11 許大齡、王天有主編，《明朝十六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25-29。 12 呂士朋，《明代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頁36-37。 13 呂士朋，《明代史》，頁271。 8

評吳晗，《朱元璋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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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使得明初產生了許多自耕農。14從上述的敘述中，農民既然處在承平時期，又有相當的機會得以得到田來耕作，加上明代政府亦有水利工程的興築 15，而且相較於之前的重稅剝削，明初採取了寬賦省役的政策，可知從元末到明初，農民的狀況應該有顯著的改善。作者在皇權的一節中，談及朱元璋如何肅清貪官污吏。朱元璋提供了諸多管道給平民百姓，以讓他們反映貪官污吏。然而，「官僚政治的任何作為，都是紙面上的，文字上的，和實際情形全不符合。」、「儘管殺的人多，處的刑重，貪污的空氣還是照舊。」16。不過，在另外一本書中，對於朱元璋採取嚴刑峻法整治吏治，則是肯定其效果。「清官海瑞指出：『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 17』」或許，在吏治是否澄清這塊，尚待更多的資料以進行更詳細的考究。在朱元璋時，皇權達到巔峰，作者將之歸因於兩點：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及皇權的諸多約束的被摧毀。然而，在後續的細述中，「他的性格、權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沒有人敢拿法來約束，甚至勸告。」此言差矣！一般來說，在歷史研究上，我們不好將一個人的作為歸咎於個性使然，因為，很難解釋說甲乙之間何者的個性較為強烈。我們無法將個體的事情推之於全體。這部分的論述或許有不精確之嫌，也是有待商榷。關於士大夫地位下降，《明代史》中提到，自明太祖建國定制，便規定禮法，嚴格區分士庶，並尊重仕宦。18或許吳晗的說法有待商榷，但可能需要更多的佐證。關於皇權達到巔峰的論述，在余英時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提出 14 15 16 17 18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7-18。呂士朋，《明代史》，頁37。吳晗，《朱元璋大傳》，頁272-277。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41-45。呂士朋，《明代史》，頁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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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說法可以用來解釋何以說朱元璋的皇權極大。歷史上有三項事物足以限制皇權：儒家思想、君權既有的傳統以及官僚制度。然而，前兩者的效果有限，唯有官僚制度真的能夠發揮點作用。自古以來，相權往往在某個皇帝的私臣手上，之後隨著這個職務逐漸公家化，自行運作出客觀性，當皇帝覺得不符合「君尊臣卑」時，便會對制度進行調整，以符合需求。19原先這些權力至少還在一個其它人手上，當皇帝得以破壞既有的秩序，選擇收歸於己身，自然可以說這是一個皇權擴展的表現。再者，自朱元璋以後，皇權只有逐漸外放，而不再有如此大肆收回相權的行為，是故可以解釋此時是皇權極致的巔峰。另外，也有一說解釋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專制的強化是歸因於中國地主所有制和租佃制發展以及封建走向衰落的產物。宋元以來，地主土地所有制及租佃制的發展，使得地主對於土地和佃農的控制相對減弱。因此地主階級希望中央集權的強化，以確保對於生產力的掌控；再者，明代的強化是奠基於宋元的強化。 20 關於章節安排，第六章的四節其實可以拆開來，毋須併作一章，筆者認為可以將第四章更名為大皇帝時期之類的類似稱呼，而不用在全書的最後附上這章，顯得有些突兀。一般在談歷史人物時，比較少會特地去強調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該章的第三節教養和性格及第四節晚年的悲哀，嚴格說來也沒有很符合標題：家庭生活。與其唐突的拉出來作為一章，不如把這些敘述直接放在第四章，讓第四章直接敘述朱元璋的在位時期。另外，固然有時給予主旨外的補充有助於我們更趨於理解時代背景及其相關事物，但過度牽扯則有龐雜紊亂、偏離主旨之感。當初筆者在閱讀此書時，也曾因為一些和朱元璋不甚相關的細節所困擾，有些事情雖然可以跟朱元璋作連結，但乍看之下卻不太相干。比如說大元帝國崩潰的遠因追溯到宋代三百二 19 20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2001)，頁52-69。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頁33。

評吳晗，《朱元璋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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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統治也太遠了；元朝以駐軍、繳械、里甲來掌控社會秩序也過於細節。21 又例如述及彌勒教的種種，如果僅是為了點出陳友諒的出身，也鋪陳太遠了。22 是故，在題材選擇方面，或許可以嘗試更為精簡，更貼切朱元璋大傳這個主旨。避免提及過多沒有那麼重要的資訊，但基本上，還是肯定作者在寫作此書時，盡善盡美的用心。

21 22

吳晗，《朱元璋大傳》，頁31-33。吳晗，《朱元璋大傳》，頁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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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1.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2008。 2. 吳晗，《朱元璋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 3. 吳晗，《朱元璋傳》，香港：中華書局，2010。 4. 呂士朋，《明代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 5.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2001。 6. 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1990。 8. 陶晉生，《中國近古史》，臺北：東華書局，1979。 9. 許大齡、王天有主編，《明朝十六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10.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 11. 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一吳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 8:2(臺北，1997)，頁 133-185。

政治大學史薈第 48 期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五月

權力的藝術史：書寫國立政治大學的蔣公銅像與水岸電梯 * 史三陳牧謙

摘要本文主要企圖將藝術史方法應用於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歷史的書寫當中。就方法論而言，呼應當代藝術史學界如麥可．安．荷莉(Michael Ann Holly)對於「書寫」(writing)本身的反思，指出藝術史的書寫甚至勝過了藝術本身，對藝術的描寫形成了一種相互接續而下的「遊戲」。從此而論，書寫本身形成一種權力、（試圖）框架觀看的方法；而將這種方法論連結到校史寫作的連結點，是利用美國大學校園史作者保羅．維納伯．透納(Paul Venable Turner)所使用過的「神話建構」的理論，認為校園建築反映了當時（主事者）想要建構的校園神話(myth)。結合此兩種討論方式，本文首先考察對國立政治大學校方對中正圖書館內 *

本文修改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藝術史方法論期末報告，感謝朱靜華老師指導。兩位匿名審查人皆指出本文理論尚有不足之處、提供修改之方向等等，令筆者獲益良多，謹致謝忱。關於書院的討論，感謝游雅茜、金允凡提供意見及相關資訊。最後謝謝戴震、李定一在星期四下午的課後總陪我一同散步，從而醞釀了本文的諸多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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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坐像》的書寫，一併與銅像的形式分析交叉比對，重構銅像神話（置於中正圖書館的）情境，並與《國立政治大學校歌》和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之間的神話相較，突顯校園神話被建構的事實以及神話效力消長、並指出慣常論述的矛盾之處。第二節則跳到當代，利用神話建構的理論模型，討論《水岸電梯》和其情境（政大書院）的各種論述，並從經濟面和學生對此的反應，回頭檢視校方相關的各種書寫。本文除了在方法論的嘗試之外，選取兩個時代不同、情境不同的物件討論，目的在於突顯方法論上，除了造物本身之外，語言亦會隨背後的權力被生產：此並非指稱銅像和電梯的意義相同，而是希望突顯在看似不同時代的不同書寫背後，都共含有各自的某種權力創造書寫的過程。作者希望藉由特殊的方法論及特殊的主題，一方面拓展藝術史方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試圖讓歷史書寫與當代議題能有更深刻的互動，並非避諱、而是誠實地明示作者本身的立場，呼應／突顯方法論上所認定的、權力在書寫中運作的軌跡。關鍵字：藝術史方法、神話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歷史、蔣公銅像、水岸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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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牌的譬喻極為貼切，因為這些牌既缺乏深度、又有任意組合之嫌；當我試圖要描繪出攤開的這副牌時，發現對這些東西別無可能：就只是時空中散落在一平面上的物品罷了，它們不為彼此影響。紙牌的面值各異，然而真正至關重要的是每張牌在這短暫的片刻間彼此的關係：為了讓遊戲進行所創造的規則，令每張牌相互賦與了意義。 1 ——麥可‧安‧荷莉(Michael Ann Holly)，〈回寫李奧納多〉(“Writing Leonardo Backwards”) 

一、前言：藝術史——語言、造物與權力「藝術史」是個既怪異又迷人的學門。麥可．安．荷莉在討論為什麼藝術史學家孜孜不倦地要不斷書寫藝術作品時，指出藝術史似乎填補了藝術作品和觀者之間的空白。 2 這個學門雖然結合了語言和藝術兩種再現(representation) 的載體，卻非真實本身；語言可以描述藝術作品，但終究需要藝術品自身的存在，語言對藝術的描繪才有完整的意涵；藝術可以表達複雜的觀念、情感，但身為一種無法反身(reﬂexive)自我表述、自我詮釋的媒介，要談論藝術似乎仍然離不開語言。於是，處在藝術作品與觀看者之間的藝術史，究竟是填補了真實，還是僅僅創造出更多柏拉圖(Plato, 427-347 BCE)所輕鄙的幻影(shadow)？ 3

筆者譯自：Michael Ann Holly, “Writing Leonardo Backwards,” in Past Looking: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Im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3. M. A. Holly, “Writing Leonardo Backwards,” p. 112. 參見《理想國》(Πολιτεία)514a-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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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藝術和語言雙重再現的重重迷霧之外，「藝術史」還有一強烈內在矛盾是：「歷史學」歸根結底即研究變遷的一種意識，覺察到人世間的一切都在變動當中；4 而藝術的追求卻不然，不論是西方古典藝術所繫的永恆求贖，或是現代以降興起的反傳統、反脈絡、反目的各種藝術類型，又或是追求某種當下的、超脫的、純審美的，或是（號稱）與社會無關的表達等等──藝術品本身的存在正是缺乏時間和變遷、凝化一瞬為永恆，而如博物館或（古蹟）修護學的存在，也是在對抗變遷、企求維護藝術品的不變。以此，弔詭的是，當藝術史家考察越多的脈絡、越想填補作品和觀者之間的巨大空洞時，歷史的本質卻可能將讀者推得離藝術的追求越來越遠。不論藝術或語言是否是幻術、藝術史是填補空白、還是令罅隙越裂越大，麥可．安．荷莉將討論的焦點，帶到了這「膚淺的遊戲」本身：存在的並不只有藝術品，前有創作者，後又有藝評人和觀眾彼此交互影響。古典的藝術史多認為物件具有超越時空的美感的可能，然而荷莉說明，許多時候不但並非如此，反而是論述影響了觀看的方法——被遊戲規則（權力）打出（再現）的下一張紙牌（論述），會繼續這場遊戲。以此，虛幻的再現遊戲甚至比權力本身更為真實，論述和藝術品一般，亦為權力的再現，不但延續了權力的作用、更會框架觀看方式。誰攏斷了論述，誰就掌握了權力。也因此，本文的目標，就是繼續這最膚淺、卻又最深刻的遊戲。剖析政大的校園造物如何被書寫、如何被論述，便是剖析校園中權力的運作；瞭解造物和書寫造物的虛假，就是理解權力的現實。談藝術與書寫，校園似乎是個不錯的切入點：它有明確、單一的權力主體（以校長為首的行政部門），有代表權力主體的出版刊物（校史、校園新聞、校訊），有明確的「造物」（校園中設立的各種裝置、藝術品乃至校園本身的設計）。譬如保羅．維納伯．透納(Paul Venable Turner)在其對美國大學規畫史的 4

周樑楷，〈歷史意識是種思維的方法〉，《思想》，2(臺北，2006.02)，頁 12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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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便指出美國大學的建立潮流與美國獨立、為了建構新的國族、因應擴張的教育需求有密切的關聯；5 同時，大學在擴建時的各種設計，反應了它企圖建立／展現的「神話」(myth)。 6 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中亦指出，校園空間除了學習之外，亦可能與國家意識型態的展演有關。 7 校園設計、權力與論述話語之間的聯結已有諸多研究，然而，所有的造物，譬如蔣中正 (1887-1975)的銅像，難道都算得上是藝術嗎？黃猷欽在其研究孫文和蔣中正銅像的碩士論文中，第四章〈藝術或政治〉即在討論銅像究竟可否作為藝術品，亦或僅僅是政治宣傳的工具。 8 黃氏認為，偉人塑像游走在藝術和工具之間，應該以光譜的方式理解。9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標準、讓我們能指認一件作品為藝術呢？在黃氏的論文中，認為偉人塑像少被用藝術討論的原因，在於其從屬價值(subordinate value)過於明顯。這可說合於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所指出（提出）的：藝術與勞作／工藝品(Handwerk)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是為了錢而作、而不是為了想要「創造美」；相對而言，藝術應該是自由的、無拘束的，只為了藝術創作本身而存在。 10 康德的說法頗為符合古典的藝術想像，某種程度上也種下了現代藝術家似乎總要超然脫俗、餓地不成人形、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然而，在近數十年的研究當中，藝術史家

Paul Venable Turner, “Schools for a New Nation,” in Campus :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Mass. : MIT Press, 1984), pp. 53-88. 6 透納舉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為例，其新古典的風格反映古典語文教學的核心，企圖強調其有著深遠的傳統；位於視覺焦點的教堂明顯突出其宗教的保守性，四方型緊密的建築型式意在建立起緊密的書院(collegiate)，周遭崎嶇的地景則呼應了美式文化粗獷、大塊的性格。See P. V. Turner, Campus, p. 125. 7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2001)，頁 58。 8 黃猷欽，《製作孫逸仙、蔣介石──臺北各級公立學校內偉人塑像設置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1999)。 9 黃猷欽，《製作孫逸仙、蔣介石》，頁 106-07。 10 康德(Immanuel Kant)，鄧曉芒(譯)，《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臺北：聯經，2004)，頁 1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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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開始關注藝術背後經濟產製的過程，「正典」(canon)傑作背後也有許多「庸俗」的討價還價。 11 康德對（純）藝術的極高標準自然有相應的經典作品，但為了避免限縮甚至淘空了「藝術」兩字的內涵，藝術史學界的各種方法論，事實上都採取了相對寬鬆的定義。文藝復興三傑的作品仍然被視為是「藝術」，但藝術史家也承認那些作品背後一樣有其經濟活動存在。不過，這種定義藝術的方式還有別的問題：如果從創作時的目的來考察作品是否為藝術，需要假設作者的意圖為人所知；而承載作者意圖的媒介──毫不令人意外地──就是語言。這種認定固然突顯了藝術家的角色，卻也造成了任意性：是否藝術家本身指稱它是為藝術（而不是金錢）而創作時，它就是了？此命題是當今藝術史、藝術評論會不斷面臨、受到挑戰的問題；不過，本文所觸及的是問題的反面：一件製造者無意作為藝術品之物，可否以藝術史方法研究之？對此，藝術史學界其實早有前例：上古的藝術作品多為宗教相關，在先民的原始思維(primitive mind)中，這些意符(signiﬁer)和意旨(signiﬁed)是緊密聯結的，神像的目的是為了被敬拜所用，而不是藝術創作； 12 然而，我們今日在看待上古的神像時，顯然不會對其頂禮膜拜，而以藝術史方法研究之；13 又或者，古代許多物件很可能只是當時的飾品，但現今的藝術史家亦使用藝術史方法在研究；更別說今日的藝術史學界方興未艾的日常物質文化或視覺研究敞

譬如，強納森．卡茨．尼爾森(Jonathan Katz Nelson)與理察．澤克豪瑟(Richard Zeckhauser) 曾分析贊助人和藝術家之間的金錢往來，而艾芙琳．威爾許(Evelyn Welch)則研究文藝復興時代的消費行為。在近年的藝術史研究領域中，對物質文化、藝術的經濟活動等討論蓬勃發展。See Jonathan Katz Ne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The Patron’s Payoﬀ: Conspicuous

Commissions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so Evelyn Welch, Shopping in the Renaissance : consumer cultures in Italy 1400-1600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在臺灣的銅像相關討論中，譬如陳譽仁亦曾分析蒲添生的雕塑與國家贊助之間的關係：陳譽仁，〈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雕塑研究》5(2010.9)，頁 2-61。相關理論可見：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丁由(譯)，《原始思維》(La mentalité primitive)(臺北：臺灣商務，2001)。張純櫻，〈第五章符號轉化論〉，《藝術概論》(高雄：麗文文化，2009)，頁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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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大門。在上述情況中，研究物作為工藝品甚至日常器物的本質顯然不妨礙它今日被視為藝術品，最豈碼並不妨礙藝術史家以藝術史的方法研究。至少，以銅像作為藝術分析的標的而言，黃猷欽畢竟以此為論文拿到了學位。 14 本文希望以「書寫」的研究為核心，從「藝術品」如何被書寫、建立起一種特殊類型的政大校史：延續透納所謂「校園神話建構」的概念，利用藝術史方法將蔣中正銅像置於其建造的情境中，挖掘背後更為深刻的關聯；同時，本文亦希望能盡可能將此方法拓展到極致，因此亦將此其移用在當代建造的水岸電梯上，提供當代議題不同面向的、兼具歷史和藝術史考察思考方式，也期待這種校園歷史的書寫能激起討論：若藝術史真的能填補藝術品和觀眾之間的空白，則前提是它得讓觀眾願意閱讀才行。當然，就算現實生活中沒有人覺得蔣公銅像和水岸電梯是藝術，有個強大的理由支持這種分析的存在：因為得讓這「膚淺的遊戲」繼續下去。 15 既然語言作為定義規則最好的載體，在此，儘管學術論文為了講求客觀，因此作者鮮少現身，然而為了在形式上（藝術豈非形式！）呼應本文要討論的、政治大學不斷展現的權力，我──以權力施展、建構本文的主體──現在訂了一條遊戲規則：我要指定政治大學被裝置在這篇文章中，異議一概駁回。

或許，黃猷欽的探問實際上更像在回應臺灣社會環境中的「政治潔癖」(覺得政治是骯髒的，純潔的藝術家、學生、老師……絕對不可以染上這種「惡習」)，而不完全只是探問藝術史的問題。麥可‧安‧荷莉在〈回寫李奧納多〉一文中，其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等許多人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的討論譬喻為一張張紙牌，表面上荷莉自嘲看不出這些紙牌間有什麼關聯，實則諷刺各理論家各說各話、甚至與達文西根本沒有關聯；但另一方面，荷莉此文的一大半卻又在討論這些「沒什麼關聯」的事，仍然繼續了這「膚淺的遊戲」；而文章後半又指出畫者、書寫者、觀看者之間多重的看與被看的角色，呼應開頭指出這種「填補藝術家與觀者之間的空白」就是藝術史家孜孜不倦所做的事。見： Michael Ann Holly, “Writing Leonardo Backwards”。如此，其全文可解讀成兩個互相悖反、卻又互為表裡的敘述：許多藝術史的論述彼此之間毫無關聯，然而其共同的目的、共同依憑著能讓遊戲繼續的規則，卻又是最緊密的一種關聯──事實上，就連荷莉的批判的本身，便正好繼續了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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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蔣公坐像》（1977）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6 月 27 日）。

圖 2《哈佛銅像》（1884） Source: Alain Edouard, http://en.wikipedia.org/wiki/ File: BostonTrip-91.jpg. (CC BY-SA 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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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蔣公坐像》的眼神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6 月 30 日）。

圖 4《哈佛銅像》的眼神 Source: Magicpiano,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 John_Harvard_Statue_Books_Under_Chair.jp g. (CC BY-SA 3.0)

圖 5《哈佛銅像》椅腳下的細節 Source: Magicpiano,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 John_Harvard_Statue_right_side_of_head.jpg.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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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正圖書館平面造形中正圖書館為所謂「萬壽形」，仿傳統漢文化常見的壽字紋（圖 7），中央一口字形的天井、向外延伸出四角。本圖為示意圖，A 為圖書館入口，B 為中央天井。圖片來源：筆者自繪，參考：〈四：蛻變 (民國 60-70 年代)〉，《政治大學圖書館》，2009 年 8 月 18 日， 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339 &id=219&mm=1101。圖 7 傳統漢文化常見的壽字紋「壽」字所衍伸的紋飾形之一，為中央一方框向外突出四角。圖片來源：筆者自繪，參考自：曹杰，〈近現代蘇繡壽字裝飾研究〉（蘇州：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8），附圖。

二、蔣公銅像與校園神話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校園裝置中，兩尊蔣中正的塑像向來特別知名，其中《蔣公坐像》(1977)位於中正圖書館大廳（圖 1），而《蔣公騎馬像》(1987)則位於後門出口處。 16 隨著近年校園去除威權的浪潮，政大校園內亦不時掀起是否要

在本文所使用的史料(如《政大校刊》)及一般的稱呼中，多對兩尊蔣中正的銅像泛稱「蔣公銅像」，為茲區別，將中正圖書館的銅像稱為《蔣公坐像》，而後門之銅像依當時《政大校刊》的用法稍加減化，稱為《蔣公騎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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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銅像的討論。對於政大而言，蔣中正既為政大的永久名譽校長， 17 銅像去留對一些人而言是敏感的話題。不過，考量語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 18 「永久」不見得一定真的能千秋萬世、天長地久，「名譽」也不保證是芳名或是惡名，「永久名譽校長」這個字符和背後字義的連結並不需要什麼樣的理由，意符和意旨的二元性(Duality)在此充分展現，同樣的符號隨著時空的不同、語意的轉變、作者的意念等，可能會有天差地遠的指涉。

（一）中正圖書館《蔣公坐像》安置《蔣公銅像》的中正圖書館於 1976 年 7 月 1 日開工，1977 年 5 月 20 日於五十週年校慶時落成啟用；19 然而，決定設置《蔣公坐像》的想法，其實早於「中正圖書館」的存在： 20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中正逝世時，政大的學生代表聯合會（今學生會的前身）就在兩日內發起了捐款籌建銅像的活動，並

1927 年中央黨務學校成立、任命蔣中正為校長，1929 年改為中央政治學校，1946 年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1947 年蔣中正辭去校長後，受推舉為永久名譽校長。參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頁 541-559。

Arbitrariness: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a word-sign are not connected by necessity.” See William B. McGre- gor,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Y: Continuum, 2009), p. 11. 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頁 333。儘管興建圖書館的決議始於 1974 年 2 月的「籌建圖書館新館計劃小組」，但在之後的歷次校務會議中皆已「新建圖書館」稱呼。雖然 1975 年《政大校刊》轉載當時學生刊物《自強報》 4 月 22 日內容時，已顯示要將新建圖書館命名為「中正圖書館」，但在 1976 年 1 月的第 41 次校務會議中的決議，仍是將蔣中正之銅像放在「新建圖書館大廳內」，要直到 1976 年 6 月的第 42 次校務會議中，才正式出現「中正圖書館」之名。無論如何，圖書館是原本就決定興建，並不是因為蔣中正才建；而圖書館與蔣中正連結的意義，與蔣氏過世、銅像建造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見：〈肆、圖書館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次校務會議紀錄》 (1975.6.25)；〈主席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紀錄》(1976.1.20)；〈主席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紀錄》(1976.6.23)；〈敬悼總統蔣公之喪〉，《政大校刊》113(1975.5.20)，頁 40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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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校友會的支持。21 就連行政院都要到 5 月 15 日才發佈〈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內政部到 8 月 5 日發佈〈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黃猷欽曾指出，公立學校內的一波「塑像潮」是在蔣中正逝世後開始風起雲湧， 22 以這點而言，政大還真是「走在時代的尖端」。這座銅像的蔣中正身著中山裝、雙眼向前平視，表情面帶微笑、看似和善；然而其翹腳（兩腳交疊）而坐、雙肩聳立，左手捧書、右手則按在書上，整體肢體皆較為內縮、拘謹，線條較為冷硬。翹腳的姿勢在此充滿了曖昧性：一方面，翹二郎腿為較為生活化的姿勢，展現了「偉人」較為人性的一面，不見得符合官方所要賦與的「偉大」形象；然而在生活中，翹腳亦有「不禮貌」的意涵， 23 但當時又絕對不會有人批評已故元首的坐姿有礙觀瞻（事實上，黃猷欽的論文指出，這種坐姿和式樣業已成為一種典型）──一來《蔣公坐像》冷硬的曲線亦淡化了翹腳這個姿勢的「非正式性」；二來「禮貌」時常只是上對下的要求，當在上位者展現出其「不那麼禮貌」的舉動時，實際上也在展現他處在相對有權力的地位，有資格展現其不用那麼拘謹的舉動，而翹腳就正好是這種很常見的、表達權威的肢體語言。政大前校長吳思華（2006-2014 在任）曾言要將政大打造為東方哈佛，24 不知道他是否注曾意過，政大「創校校長」蔣中正的坐姿銅像，其實和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創校者（之一）約翰．哈佛(John Harvard,1607-38)的坐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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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比起臺大說要獻一架軍機報效國家來說，銅像或許遜色多了。見〈貳、訓導處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次校務會議紀錄》；〈政大發動捐款，恭塑蔣公銅像〉、〈追念故總統愛護培育之恩，臺大學生發起以行動表示敬意〉，《中央日報》，1975 年 4 月 9 日，第三版。黃猷欽，《製作孫逸仙、蔣介石》，頁 83-90。在臺灣的生活環境中，至今都還見得到類似的說法，譬如慈濟所出版的禮儀刊物：釋證嚴，《有禮真好》(臺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2007)，頁 36。在西方基督宗教的傳統中，亦有類似說法，如聖若翰．薩樂(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1651-1719)便激烈反對翹腳。 See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The Rules of Christian Decorum and Civility, trans. Richard Arnandez, ed. Gregory Wright (Romeoville, Ill. : Lasallian Publications, 1990), p. 38. 見第二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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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圖 2）適成一強烈的對映。《哈佛銅像》的哈佛身著 17 世紀常見的學院長袍，雙眼略為俯視，表情內斂但堅毅；雙足約略與肩同寬，左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右手按著擱在腿上的書籍，雙肩線條自然放鬆地向下，整體呈現從容、靜雅的樣態。在 1884 年《哈佛銅像》揭幕的典禮上，喬治．愛德華．艾利斯 (George Edward Ellis, 1814-94)如此描述這座銅像：「他從書中知性的對談暫歇，深沉靜默的雙眼望向永智的明空。」（圖 4） 25 除了其眼神呼應所要傳達的理念外，服飾的細節、椅腳下的書籍（圖 5），亦皆與之相互配合，相輔相成。

（二）建構校園神話儘管約翰．哈佛僅僅是創校者之一，且並未有留下影像傳世，雕像只是一想像之作；但以透納所討論的建構校園神話(mythmaking)而言，我們可以看出，哈佛大學的這尊銅像所企圖展現的，是對於學術的追求、對於典雅的學院風格的響往，提醒眾人學校的創建來自於約翰．哈佛牧師的圖書和金錢贊助，試圖召喚某種對於學校的歷史認同。雖然對於約翰．哈佛是否是真正的「創校者」、決定創校的年份以及雕像為想像之作等曾引起爭議，因此有對於銅像是否包含「三大謊言」的論辯，26 但整體上，《哈佛坐像》如實地展現、聯結了其所要表達的意涵，哈佛對於學問的追求、資助學校的成立，並不因為時空的轉變而有尷尬、格格不入之處。這尊銅像睿智、深沉的眼光，依然與該校對於學問的追求相互呼應。然而，《蔣公坐像》又企圖呈現什麼樣的意涵呢？根據政大校方的出版刊 25

“[…] he rests for a moment from his converse with wisdom on the printed page, and raises his contemplative eye to the spaces of all wisdom.” See George Edward Ellis, Memorial of John Harvard: The gift to Harvard university of Samuel James Bridge (Cambridge : J. Wilson and son, 1884), p. 17. Greene, Jerome Davis. “100 Dears of Solitude: John Harvard Finishes His First Century.” Harvard Crimson. December 11,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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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交付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鑄造《蔣公坐像》時，銅像鑄建委員會決定「採坐姿，手持書本，面露笑容，慈祥可親」； 27 時任總統嚴家淦在為中正圖書館及這尊銅像揭牌時，說政大新設的圖書館及銅像有「尊崇領袖與尊重師道的雙重意義」。 28 儘管蔣公手上持著書本，似乎要暗示他與教育的關聯，但銅像的形式風格究竟如何展現尊師重道的意涵？另一問題是，根據嚴家淦的講辭，唯一能看出蔣中正對政大比較實際的活動、作為，竟只在於「經常到校巡視」、「典禮時，必親臨訓示」。29 究竟作為政治大學的「創校校長」有何意義？蔣中正對政治大學的實際影響為何？若細究其實，「創校校長」指的是創校後的首任校長，然而創校卻並非蔣中正提議，而是丁惟汾／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 30 而實際校務的運作上，從一開始就是教育長、副教育長或代理教育長等人負責，直到 1949 年改為專任校長制，由顧毓秀出任校長後，「政大校長」才第一次真正運行校務。31 既然建校並不是蔣中正的創見，校務也並非蔣中正主持，蔣氏對政大的意義其實並不深刻。在蔣中正逝世前，政大有近五十年的時間可以紀念創校校長，且圖書館一開始也並沒有要叫「中正」圖書館，但設立銅像、將圖書館以蔣中正命名的時間點，恰好好就在蔣中正過世、塑像潮正要興起的時刻──為什麼所有「緬懷校長」的舉動，都逢迎著外在政治變化，而非蔣中正與政大之間其它的意義？蔣中正真的是因為身為「校長」而被紀念嗎？其實，蔣中正對於政大早期極為重要的印象，實際上是在語言（權力！）不斷地複誦之下所造成──是遊戲的

〈蔣公銅像籌建概況〉，《政大校刊》116(1976.3.20)，頁 4164。〈嚴總統主持本校首任校長總統蔣公銅像揭幕暨中正圖書館落成典禮訓辭〉，《政大校刊》， 122(1977.10.20)，頁 4344。 29 〈嚴總統主持本校首任校長總統蔣公銅像揭幕〉，《政大校刊》，頁 4344。 30 以此，紀念國民黨中常會說不定還合理些？根據政大校園新聞的報導，該建議為丁惟汾於 1917 年 5 月 5 日所提。羅皓恩，〈追思創校元老丁惟汾精神校長盼永續傳承〉，《校園新聞》(國立政治大學)，2014 年 5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9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news?id=536dcff01d41c83291000007。 31 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頁 8-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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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決定了紙牌的意義，與蔣中正本身和政大是否真的有什麼重要的聯繫無關。蔣中正這個符號對於校園真正的重要意義，最終恐怕只是一種校園神話。至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儘管政大所有與銅像相關的紀念活動都宣稱是「永懷校長」，但除了些空洞的言辭，蔣中正或銅像的任何層面都很難跟政大、跟教育真正的聯結在一起。不過，為什麼《蔣公坐像》有冰冷的線條、卻配上和煦的表情呢？事實上，神話的存在並不只有對象本身，它是一套符碼，有一連串的造物與環境配合。放置銅像的中正圖書館名字以蔣中正為名，在造形上採「萬壽型」的設計（見圖 6、圖 7）， 32 將形式和名稱一起看，實則與當時盛行的道路、學校名「介壽」（蔣介石萬壽）意義別無二致；而在這樣的空間中，《蔣公坐像》的作用是讓大家在重大紀念日時鞠躬敬拜。 33 在周俊宇對中華民國節慶的考察中，指出一下屬和領袖「上下交相賊」的模式：下屬必需欣喜地對領袖祝壽，而領袖必需假意謙讓、要求不可鋪張，以顯示自己的寬大、同時讓下屬干犯禁令為自己祝壽顯得像是發自內心、真心誠意；而下屬執意為領袖祝壽，便像是種政治上的「求愛行動」(courtship)。 34 在風雨飄搖的國喪之時，政大的銅像和圖書館命名，也似乎像是種向統治者輸誠的求愛行為：中古歐洲文學有所謂「廷臣之愛」(courtly love)之理想，以政大而言，圖書館就是展演愛的那座宮殿，而《蔣公坐像》既然是那高高在上的領袖的代表，則必需要有威嚴，因此線條必需剛硬，大小及高度需有崇高 (sublime)之感；當芸芸眾生於銅像下拜倒、向其鞠躬時，彷如中世紀廷臣向已

〈本館簡史：蛻變 (民國 60-70 年代)〉，《政治大學圖書館》，2009 年 8 月 1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339&id=219&mm=1101。 1977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冥誕，時任校長歐陽勛帶領各社團負則人和學生代表聯合會向《蔣公坐像》鞠躬致敬。參見圖片：《政大校刊》123(1977.12.20)，封底頁。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4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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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貴族女性追求的那種永不可得的、聖潔的愛情一般。然而，貴族女性又必需給與適當的回應，以撫慰英勇忠貞的騎士之心；銅像也必需在某種程度上圓滿這個故事。以此而言，《蔣公坐像》的表情可謂絕妙，它雖然溫柔地望向前方（圖 3），但看著的卻不是底下敬拜他的人，而是略為望向遠方；儘管他也像約翰．哈佛一樣望向了「永智的明空」，35 然而和煦的笑容又是如此令臣民感到安慰。銅像很「得體」地既維持了自身的威嚴，又溫暖地回應了臣民的訴求。其造形和意義是放在這樣的時空中被完滿，是空間、藝術的造物、語言還有人，一起構築了政大創校校長蔣公這個神話的所有元素。

（三）神話的盛衰與再建為什麼風起雲湧的蔣中正塑像潮反而在其逝世後才湧現？周俊宇的研究雖未直接談及塑像，然而，他對於蔣中正過世後其相關節慶仍持續被加強的過程，認為反映了蔣經國實際上是繞了彎，用鞏固、尊敬父親的傳統，間接地回頭證明自身的統治。 36 在上述的分析當中，將《蔣公坐像》擺在了整套神話下的儀式情境內，而之所以這樣的情境直接、立即地出現在蔣中正過世後，或許，某種程度可以視為政權更替時，需要維繫穩定，延續、表彰政治承認的舉措。隨著時代的改變，舊的神話可能逐漸褪去，但亦有新的校園神話會被建構、生產。在今日政治大學通常的討論中，年度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一般咸認為是政大人共同的回憶，而文化盃的指定曲為政大校歌，亦因此多數政大學生能琅琅上口。37 《政大校歌》的歌詞由於作於 1930 年，在當時黨國一體的時

35 36 37

不過這片明空現在被圖書館外高聳的商學院大樓擋住。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頁 489-90。雖然，可能許多人不會唱主旋律，而只會唱自己的聲部。〈文化盃政大人的回憶〉，《政大校訊》，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0010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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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背景下，歌詞中有所謂「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之語；此外，其核心在於「完成[革命建設]使命、擔負責任」，全文缺乏追求真理的冀求， 38 亦缺乏追求學術自由等人文精神在其中。儘管曾經有過要修改《校歌》的討論，但最後無疾而終； 39 《政大校歌》實際上就是聲音的銅像，持續地矗立在校園當裡。使《校歌》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化盃創立於 1968 年，最初的名稱為「文化盃系際歌唱比賽」，起初還有獨唱組與合唱組的分別，每學期一次。40 數屆後取消了獨唱組，並於 1970 年冬第五屆後改為一年一度的比賽，到 1979 年第十四屆時，名稱變更為「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 41 然而，《校歌》一開始就和文化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嗎？事實上，文化盃之所以名為「文化」，乃因當時推動「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之故，42 其中 1968 被訂定為「中華民國音樂年」， 43 政大亦配合這樣的政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開辦了歌唱比賽。44 然而，這個比賽也因為這樣的背景，一開始的內容（如第五屆文化盃）是「演唱中文藝術歌曲」，45 第七屆文化盃的資訊亦提到「限唱國語藝術歌曲與愛國歌曲」兩首，而未有提及《政大 38 39 40 41

除非我們認可三民主義是唯一的真理。〈第三案〉，《國立政治大學第 138 次校務會議紀錄》(2006.4.15)。〈貳、訓導處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十七次校務會議紀錄》(1969.1.29)。筆者遍查《政大校刊》第 66 期至第 157 期，直到第 129 期(1978)第十三屆文化盃以前，皆名為「歌唱」比賽，惟第七屆文化盃《政大校刊》中的標題寫「合唱比賽」、但內文亦寫歌唱比賽；直到第 134 期(1979)第十四屆始，才穩定稱為延續至今稱為「合唱」比賽。《政大校刊》 134(1979.12.12)，封底頁。相關研究可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 (1966-197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見：陳麗綺，〈中華民國音樂年 Music Year Festival, R.O.C.〉，《臺灣大百科全書》(網路)，2012 年 5 月 18 日修改，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213。見：〈舉辦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政大校刊》66(1968.12.12)：頁 1411-12；〈貳、訓導處工作報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本校分會〉，《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十七次校務會議紀錄》(1969.1.29)。見：〈訓導處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卅一次校務會議紀錄》(19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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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46──然而，第七屆文化盃的評審即有《政大校歌》作曲者李抱忱在列，47 若當年指定曲便已經有《校歌》，則何以作曲者親臨評比自己的作品這麼重大的亮點，《政大校刊》竟然可以隻字不提？即便當時《政大校歌》真的已經作為指定曲，顯然在當時的意識當中，《校歌》作為指定曲既無關緊要，也不值一提。筆者雖未檢索到確切的資訊說明何時文化盃才以《校歌》作為指定曲，亦不知何時開始有文化盃是「政大人的共同回憶」一說，但至此可以確定的是，《校歌》、文化盃和「共同回憶」等緊密聯結的「傳統」，其實也是後來才衍生出試圖建立某種「政大性」(NCCU-ness)的語彙。這類的語彙就和《蔣公坐像》一般，它其實並不是因為塑造的對向是蔣中正、或者是因為《校歌》歌詞帶有黨性而顯得空洞無物，而是因為設立銅像者、或是不斷強固這樣「傳統」的論述者，從來就沒有要為這樣的論述建立更為深刻的內涵──重點只在於這個說法本身能不斷地被重複，語言／權力就能夠產生作用。若將今日盛行的文化盃神話與 1970 年代的銅像神話一併觀看，可以對不同神話的盛衰有著更明顯的對比。在文化盃前十八屆時，筆者統計相關消息在《政大校刊》中所佔的篇幅（單位為 0.01 頁）如文後附表一所列。從最初幾屆的文化盃版面，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其在開辦的前幾屆尚能在《校刊》中得到一定版面，尤其冬季所舉辦者因為和五月的年度校慶錯開，通常會變成當期的亮點新聞，比較例外的是 1974 年至 1975 年（三月）的 111、112 期因為監察委員訪視及時任校長李元簇接受韓國授與榮譽政治學博士，因此似乎排擠了校內活動的報導。48 然而，自從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中正過世後，該年並沒有出現文化盃的報導，而接下來三年文化盃亦僅僅是塞在一小空間報導。這兩件事 46

47 48

誠然，或許《政大校歌》在當時可被列入國語藝術歌曲或愛國歌曲當中。〈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盛況空前〉，《政大校刊》96(1972.12.12)，頁 3597-98。〈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盛況空前〉，《政大校刊》96，頁 3597-98。〈國立政治大學六十三年度工作報告摘要〉，《政大校刊》111(1974.11.21)，頁 3991。李元簇，〈教育目的與人類理想及幸福〉，《政大校刊》112(1975.3.12)，頁 4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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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巧合，因為在蔣中正過世隔月的「紀念特刊」中便載明：「本屆校慶，適值國喪未久，慶祝活動不宜過份歡娛，節目應加注意。」 49 在文化盃尚被分入（不入流的？）康樂活動的年代，今日如此盛大的活動在當年卻因為政治局勢而必需銷聲匿跡。至此，我們可以發現，銅像神話和文化盃神話彼此都有各自的盛衰消長，隨權力的需要而有所變化，並沒有什麼「傳統、自古而然」的道理。50 那麼，神話是否有可能迴光反照呢？ 1986 年底，《政大青年》一學生刊物主張學生自治、教授治校，去除特別權力關係、並試圖擺脫外部政治因素對學術的控制，然而最終被處停刊一年處分；隨後年底至 1987 年間，一份批判校方甚猛的地下刊物《野火》繼之在校園間流傳。《蔣公坐像》自 1977 設置十年後，校園風氣已開始有要轉變之勢，如政大校史的作者彭明輝便將序章名為〈變遷的時代

轉型的校園〉。 51 然

而，在這樣鉅變的時代中，政大校方權力的反饋卻是──1987 年 5 月 20 日政大六十週年校慶時，新建《蔣公騎馬像》揭幕。 52 結果該年 7 月 15 日，中華民國便解嚴。曾幾何時，建造銅像已經不再是「走在時代前面」的象徵。

49 50

〈籌備本校四十八週年校慶〉，《政大校刊》113，頁 4048。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所謂「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概念在歷史學界耳熟能詳，不過在慣常的敘述、或是在校園文化的討論中，似乎較少從這個角度挖掘。彭明輝，《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政大野火編輯委員會，《野火戰線：給政大學生的一百封公開信》(臺北：前衛，1987)。本文未針對《蔣公騎馬像》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因為 (1) 《史薈》投稿字數限制；(2) 騎馬像所在位置為後門出入口，除了回山上宿舍的同學會(從背面／側面)經過外，人不潮不多，且不像中正圖書館之《蔣公坐像》曾被用於敬拜，本文所著重的物、空間、論述等交互作用在此並不強烈(豈碼方式不同)；(3) 如文中所述，《蔣公騎馬像》設於解嚴前不久，屬塑像潮之末期，既處在時空轉變的過程中，則難以用較為單一的模式分析，應另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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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水岸電梯》（2012）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7 月 1 日）。

圖 9 《水岸願景印記》捐助《水岸電梯》的個人或團體，便可在活字印刷造形的紀念碑上留名。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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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張碩尹校園塗鴉》留存此塗鴉位於風雨走廊近河堤的背側，為 2005 年張碩尹等發起之「上山打游擊」系列塗鴉，所繪者為蔣中正。當初大多塗鴉已被抹去，此塗鴉為少數留存之作。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4 月 22 日）

圖 11 《整修後的圖書館大廳》 2009 年經過裝修之後，中正圖書館大廳增設吧臺、桌椅，改成可以休憩、聊天的空間。圖片來源：筆者自攝（201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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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宗教地圖中的政大》 2014 年新落成的研究總中心當中，由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策劃了文山宗教地圖特展，在巨型的〈文山宗教地圖〉上羅列十數間文山區的廟宇，圖中央便為「國立政治大學」的標幟，由時任校長吳思華貼上。 53 圖片來源：金允凡攝（2014 年 8 月 12 日）。

見：章凱閎，〈走入研總一覽文山宗教文物地圖〉，《校園新聞》，2014 年 7 月 31 日，2014 年 8 月 18 日擷取，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3da3c1a1d41c823c6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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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岸電梯與東方哈佛在《蔣公坐像》（1977）設立了三十多年之後，臺灣的政治環境有著許多的改變，大學校園的風氣亦開放許多。多數人應當不會再用理解威權時代政大的方式來理解當今的政大；然而，從校園神話建構的角度而言，形塑校園神話的權力仍持續（或者說，永遠）存在，新的造物和書寫仍不斷產出，只是形式主題有所轉變。 2006 年，吳思華接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時，喊出了要讓政治大學成為「亞洲哈佛」的口號，並接下教育部的「創意學院計劃」，開始著手其對政治大學的建置。54 在 2009 年正式掛牌成立的政大書院可說是其對政治大學發展理想的具體表現：其希望在現有的學院科系之外，(1) 打造以住宿為核心的書院，主張「學習無所不在」；(2) 致力培通才；(3) 追求「平等的卓越」，希望最終所有大學部的學生都能接受書院教育。 55 陳木金在分析政大書院時，亦將政大書院與大學城的規劃聯結起來，並指出政大書院的核心：住宿學習、新生輔導、博雅創新、環境建設。 56 如此，可見在吳思華對大學的規劃中，企圖將校園硬體（大學城）和軟體（書院）結合的理想。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建構神話的物質和論述等元素業已齊備。

（一）打造新校園神話？

54 55

〈吳思華要讓政大成亞洲哈佛〉，《經濟日報》(2006.5.18)，A9。〈認識政大書院〉，《政大書院》，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 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4&id=70。陳木金，〈優質世界公民通識教育在大學實踐的芻議 -以政大書院推動為例〉，《「公民社會與國家教育政策與制度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頁 1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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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大學城的規劃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水岸電梯》的建設。（圖 8）為了連結政大的不同校區，以往校內以開設巡迴公車的方式幫助交通；不過自 2006 年起，行政團隊便規劃在河岸建立電梯，提出從河岸上山的構想、開闢新的上山方式。在 2007 年時，歷經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評估，校方決議興建《水岸電梯》，並希望它能成展現政大的「精神意象」； 57 之後於 2012 年 5 月完工，同年 12 月正式啟用。 58 《水岸電梯》又稱為「水岸絲路」，其外觀為灰色圓柱，由鋼骨結構和玻璃帷幕所組成，頂部突出為「王冠型」，以集合整個河岸的視覺亮點。59 事實上，從色彩的角度分析，《水岸電梯》的周遭，一是以藝文中心背面的米色為主，而景美溪河岸的顏色多為綠色，光是突兀的鐵灰色和玻璃帷幕本身就造成河岸邊很強烈的視覺衝擊，完全不需要一個突出的頂部便能吸引視覺的注意：在一自然色系為主的河岸邊豎立一座強烈現代工業風格的造物，充份地彰顯了人類的傲慢和對自然的生吞侵蝕；它展現了安置者強烈自我中心，忽視和環境對話、交流的特質──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水岸電梯》的確從來沒有要融入政大環境的意圖，作為政大試圖創造的新地標，它需要一個氣勢不凡的開場。當新生參加完新生訓練營、唱著營歌歌詞「來到了東方的哈佛」後，（此並非筆者出言諷刺，是真的有這首歌、這句歌詞，並在新生營隊中教唱） 60 若校園巡禮行經河岸，這幅圖像大概就完滿了整個「東方哈佛」神話的情境吧！在硬體的《水岸電梯》橫空出世之時，亦是吳思華推行的教育政策──書

〈第一案：「藝文中心水岸景觀 (電梯) 工程」案，〉，《國立政治大學第 95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會議紀錄》(2007.11.13)，頁 12-13。蕭郁蓉，林惟鈴，〈景美溪新地景水岸電梯啟用〉，《政大校訊》，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301140001。〈大學之道串聯校園〉，《總務處電子報創刊號》，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nccuga.nccu.edu.tw/~epaper/Untitled-2.html。〈超政簡介〉，《超政大學新生營》，2011 年 8 月 20 建立，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osa2.nccu.edu.tw/~activity/freshmen2011/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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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相關議題沸沸揚揚的時候。 61 政大書院下分有許多類型（博雅書院、X 書院、國際發展書院），不同部門的計劃分別取得了不同的成果。62 不過，政大書院最為人爭議的舉措之一，在於「新生書院」的設計：新生書院的特別目的在於「協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並開設相應課程。起初並無強制參加，但在 2011 年時，改成所有的新生都最少要修習書院所開設的通識課程 1 學分，否則無法畢業。63 由於時間安排和課程內容的爭議，加上強迫修習引起的反感，還有擠壓了學生原本社團活動的時間等等，64 令新生書院引起了不少反彈；65 最後，校方改回可自由選擇是否要修習書院課程，在 2013 度之後入學的學生終於重新獲得選擇的權力。 66 很類似地，同一時間建好的《水岸電梯》也引發不實用的批評，但學校仍執意建成，相關事項亦曾受監察委員調查。 67 在後殖民批評中，在討論西方對東方的宰制時，認為許多論述皆奠基於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系統：「根據西方思維，二元性從未是既差異但又平等的，

限於篇幅，本文未能詳述《水岸電梯》和政大書院之間的關聯，但事實上在吳思華等相關的規劃中，書院既強調學習環境的建構，理應活化校區，而水岸電梯確實是被放在這樣的架構當中。參見：吳思華，〈政大書院創世紀〉及陳木金、溫子欣、邱馨儀，〈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收於政大書院(編)，《在虛實之間學習：以政大書院為核心的高教實驗》(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62 事實上，除了曾經強迫學生參加的新生書院之外，其它主題書院採取自主報名的模式，往往能獲得不錯的風評。關於學生對主題書院的意見，可見：洪玉珊，《我國大學生參與書院教育滿意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63 〈提案九〉，《國立政治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2010.3.21)。 64 “jinnĳ66974”，〈[問題] 書院通識扼殺社團活動〉，《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1 年 10 月 12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s://www.ptt.cc/bbs/NCCU/M.1318360041.A.942.html。 65 譬如「政大抗議聯盟」的成立：〈抗議聯盟成立盼校方正視學生訴求〉，《政大之聲》，2012 年 11 月 9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vnccu.nccu.edu.tw/News/CommunityContent.aspx?id=3393。《政大抗議聯盟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ccustudentunion。 66 〈臨時動議二〉，《國立政治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2011.3.18)。 67 余騰芳，〈調查報告〉，第 1010800352 號，2013 年 4 月 12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調查報告/102/1020001601020830809 公布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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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總是存在著價值層級。」 68 東方哈佛在學習真正的哈佛、並企圖建立自己「書院」的相關論述時，事實上也頗有相關意味：雖然其號稱為了避免有菁英主義，宣佈其追求的是「平等的卓越」（於是有 2011 年強迫所有新生修習書院通識之舉），以為這樣就是展現教育機會的均等；但實際上，正好就是強迫所有新生都要修習書院通識的舉動，充分展現了「差異但不平等」這種二元對立論述的心理：非書院的、其它類型的、多元複雜的生命經驗是不被鼓勵的，是不博雅的，唯有透過新生書院必修，才能得到博雅的救贖，成為一位完滿的通才。政大書院執行長藍美華寫道：「既有思想能力，能想像人生的多樣性，又有生活能力，具備實踐多樣性人生的條件」，69 然而，新生書院強迫所有人都要修習其課程的想法，不就正好是對學生本身擁有的多元豐富生活最缺乏想像力的舉動嗎？但無論如何，神話建造者並不需要關心每個學生各自擁有多元生命經驗的事實，它必需把學生論述為同質的、不博雅的、不自由的、一致的，以此才能證成透過書院教育之後，學生能變成多元的、博雅的、自由的人，神話才能圓滿自己存在的意義。

（二）神話的經濟動能：贊助系統校園神話的建構與藝術作品一般，多少都需要經濟因素的支持：《蔣公坐像》和中正圖書館的興建本身就是大型的經濟活動，而《水岸電梯》的建造或是政大書院的施行，背後一樣也有其運作模式。《水岸電梯》落成時，最氣勢不凡者大概是其高達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的

68 69

裘安．夏普(Joanne P. Sharp)，司徒懿(譯)，《後殖民地理學》(臺北：韋伯文化，2012)，頁 26。〈創刊號──執行長的話〉，《政大書院電子報第一期》，2011 年 12 月 30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cid=377%3A2011-1 1-29-15-08-54&id=338%3A2011-12-29-09-58-11&Itemid=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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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費用。 70 校方決定向校友以小額募款的方式興建，一方面可以避免瓜分校內已經為數不多的財源，但以神話建構的經濟活動中，背後的另一層考量或許如政大募款的網頁所言：要「邀請政大人共同參與政大 100 願景建設」。71 透過校友的捐款方式，將《水岸電梯》形塑成「政大人共同的願景」：校方設立紀念物以鼓勵捐款者（圖 9），讓校友感覺自身對政大的貢獻，同時也讓學生感到「校友對《電梯》是支持的」，兩者相互增強，以此將《電梯》的存在合理化。儘管《水岸電梯》的神話建構實際上並不非常成功，因而陳憶寧在研究中給予政大校方一些改善的建議；但是陳憶寧所指出學校可以努力的部分，卻恰好反映了校園神話建構的過程： 72 學校組織也應該將水岸電梯形塑成與政大關聯性高，且具有歷史性像徵的建設，使公眾認同水岸電梯所帶來的不僅是便利性，更是美好社區的指標。《蔣公坐像》實際上也類似相似的神話產製，如第一節所提及，當時曾發動代聯會、校友會募款，使得銅像能獲取一種「政大人共同捐助」的印象，以此證成造物存在於校園之合理性：當後世想要移動、整建、變造、拆除時，即便不討論這些造物的內容，任何支持改變的論述都要面臨一種輕鬆的指責：當時這些造物是「學長姊」共同修建的，怎麼可以輕易地破壞傳統？然而，如本文一直不斷地強調，所有的校園神話都是被建構而成，「學長姊」共同的記憶其實也是論述自我重複所加強的印象。一旦「校友」、「學長姊」的論述成形，有些問題便幾乎難以探究：到底是哪些校友支持、表態的校友占多少比例？校友真的了解在校生的需求，還是只是聽到主事者的宣傳？捐款校友真的是成就 70

費用詳見：〈水岸電梯案說明〉，《校園新聞》，2012 年 6 月 1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news?id=50a76cfa17881c7fe8001097。《國立政治大學捐『政』網》，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donation.nccu.edu.tw/donate_item/project_entry.jsp?id=1397546541593-b8ea926f-8fee-4d1 6-a52b-e58904c55fa6。陳憶寧(計劃主持人)，〈本校水岸電梯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 101 學度第 1 學期成果報告》(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201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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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誰代表政大？），還是僅僅滿足了捐助者自己的想像？而較《蔣公銅像》有更嚴重的問題是：《水岸電梯》在尚未募款完成時便開始動工，並運用政治大學的校務基金代為墊付。 73 即便以大學城的角度而言《水岸電梯》能凝聚社區情感，但實際上它並不符合學生的需求及期待；然而，《水岸電梯》既然不是拿附近社區或政府的錢建造，而是政大（校友）出資，要填補這個缺口，便必需要不斷地強調它和學校、和學生的關聯，以此說服校友捐助。換句話說，這個神話變成非連結《水岸電梯》和學生的關聯性不可：在這個例子中，神話的經濟動力卻也成了壓力，如果承認《水岸電梯》儘管有其他優點、但對政大學生並無太大助益，便無法成功說服校友捐助；如不能成功說服校友捐助，已經砸錢的缺口，勢必令學校的財務雪上加霜。至此，我們可以看見，經濟的背景應當也是促使校方「一不做、二不休」的原因，一但開始了、就不能停止運轉這個神話。如硬體的《水岸電梯》一般，書院這座教育版本的、將「不博雅的學生」強迫修課、然後就可以提昇為「自主學習政大人」的電梯，其推動與反彈亦多少和經濟有關。政大書院既屬頂尖大學計畫的一環， 74 或許因為不支用校內財源，因此其強力推行並未受到教師、各行政部門太多反對；然而，在書院通識列為必修所造成學生不滿的隔年，書院辦公室還企圖成立書院處，逕行「法制化」，正式成為學校的單位、分享校內的財源，終致引起較大規模的反對。75 不論實體的《電梯》或教育的書院電梯，其成敗皆和經濟、財務的分配多少有些關聯，應當還能再發展更為深入的研究。但無論如何，這些耗資龐大的神話

73 74

〈水岸電梯案說明〉，《校園新聞》。第一期計畫(2006-10)：〈計畫簡介．優化教育品質〉，《國立政治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topu.nccu.edu.tw/First/docs/3.pdf。第二期計畫(2011-15)：〈計畫簡介．教學卓越計畫〉，《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topu.ncc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2。如時任書院執行藍美華自承，學生反映不佳、成效不如預期等等。藍美華，〈新生書院的理念與實踐〉，收於政大書院，《在虛實之間學習》。其餘見下一小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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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眾多話語所建造的論述，其實，就是在將政大打造成主事者心中的「藝術品」。

（三）觀眾／信仰者的抵抗與權力的轉化隨著言論自由以及社會風氣的開放，神話的建造也會面臨觀眾／信仰者較為公開的抗拒或戲謔；有些以較為激烈的方式展現，有些使用反諷的手段，有些或許純粹是為了有趣，有些則僅僅稍微打破既定的規則，但卻遭到嚴重的處份。 1998 年，應數系在第三十二屆文化盃系際比賽中，因為「擅改校歌歌詞與旋律」而遭到禁賽一年的處份；76 2005 年，張碩尹(Bbrother)等人發動「上山打游擊」活動，在校園內隨機處塗鴉，挑戰校園公共空間的論述。（圖 10）77 2012 年，曾有學生以戲謔的方式發啟「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展」，以反諷蔣中正在校園中的臨在。 78 2013 年因抗議《水岸電梯》，PTT BBS 政大版的時任版主「風神」陳韋辰(windgodvocx1)發起「讚美 76

水岸電梯徵文比賽」，羅

〈政大合唱賽評審先走挨批不尊重學生〉，《大學線上》，2013 年 12 月 1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www.uonline.nccu.edu.tw/index_content.asp?sn=1&an=17228。 Bbrother，《一起活在牆上！：一切從塗鴉開始，Bbrother 的新青年行動事件簿》(臺北：大雁文化，2008)，頁 42-75。2005 年時，「上山打游擊」的活動引起了軒然大波，立報對於學生各類型的反映有詳盡的報導：唐澄暐，〈上山打游擊反制學校不自由〉，《臺灣立報》，2005 年 10 月 14 日，2014 年 8 月 17 日檢索，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8373。然而，當年評論那些塗鴉很醜、或是不應該破壞公物的人大概沒有預料到，創作者之一張碩尹之後會從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畢業、拿到愛丁堡的創作新人獎──而政大許多師生在他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指責它很醜、破壞公物；但在他畢業成名之後，藝文中心又邀請他回來演講。作為培育高等教育人材的殿堂、主張學術自由的大學，是否該反思，到底是什麼樣勢利眼的大學，會在一個人成名前對他大加撻閥，成名後才有所改觀？(還是，我們該鼓勵這種「知錯能改」的態度？)當 2014 年政大慶祝復校六十年、再度邀請林懷民為駐校藝術家、企圖表示政大能孕育藝術人才時，更應該思索在許多方面的作為，是否恰好便在傷害、扼殺這所大學再培養出更多藝術家的可能。《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展》，2012 年 4 月 2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4154837589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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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耘則創作了同名歌曲《水岸電梯》，79 受到當時校內強烈觀注，連校方亦出面回覆相關活動；80 同年，政大學生議會辦理「校務議題辯論賽」，主題為「蔣公銅像應撤出政大校園」；81 2014 年，古振輝等於二二八紀念日在《蔣公坐像》的坐椅上噴漆「威權遺害歷史兇手」；82 還有些人試圖進入權力的場域，盡可能扭轉權力的結構：2012 年 11 月 24 日第 171 校務會議上，面對校方將書院納入正式編制的法制化提案，游雅茜等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廣發聲明表達學生意見，最終促成 172 次校務會議時作成決議，要求書院重整後再重新提案。83 各種形式或程度的抗暴／抗議／搞怪／破壞／無知／暴力（不同語彙的使用反映了使用者的立場）時常會引起討論。以銅像而言，有的關心的是相關抗議的手段， 84 有的著重銅像背後意旨（蔣中正）對政大的意義； 85 有的則認 79

陳韋辰(windgodvocx1)，〈[公告] 讚美水岸電梯徵文比賽〉，《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3 年 4 月 1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s://www.ptt.cc/bbs/NCCU/M.1366294723.A.10F.html。羅皓耘，《水岸電梯》(歌曲)，2013 年 4 月 21 日，2014 年 7 月 2 日檢索， http://tw.streetvoice.com/leodick/songs/190404/。〈戲看水岸電梯校長肯定學生創意〉，《校園新聞》，2013 年 4 月 25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www.nccu.edu.tw/news?id=517952c21d41c825f6000008。陳品丞，〈蔣公銅像應撤出校園〉，《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議會．議會新聞》，2013 年 5 月 23 日， 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cusp4u/news/jianggongtongxiangyingfouchechuzhengdashenglixin gsibian。〈228 反威權政大蔣公銅像遭噴漆〉，《風傳媒》，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61cb7e1f-a05f-11e3-bfbe-ef2804cba5a1/? uuid=61cb7e1f-a05f-11e3-bfbe-ef2804cba5a1。該文盡力表達學生的觀點、認為書院的法制化將瓜分校內的資源，且新生書院不應強迫列 1 學分必修，應分別暫緩／暫停施行，最後在會中以 24 票對 22 票的些微差距，通過將全案延至下次會議(22 票為同意書院法制化)。見游雅茜、張家閎等，《第 171 次呼喚：書院法制化提案之學生觀點統整資料》，2012 年 11 月 4 日。〈第十案(原第九案)〉、〈第十一案(原第十一，《國立政治大學第 171 次校務會議紀錄》(2012.12.24)。〈第三案〉、〈第四案〉，《國立政案)〉治大學第 172 次校務會議紀錄》(2013.1.18)。譬如，化名 “gostjoke” 者對於 2014 年古振輝噴漆時在 PTT 留言提到：「個人覺得不應該對學校做可能造成永久性破壞的處置」見：“gostjoke”，〈[校園] 反核就反核漆在地上是怎樣〉，《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4 年 5 月 9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99566110.A.F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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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是沒興趣討論，並不代表能夠貼上「思想鉗制」的標籤。 86 對於《水岸電梯》的討論方面，大多數集中在經費和實用性兩個層面， 87 如陳憶寧所總結：「學生們質疑將校務基金支付水岸建設是否會壓縮其它資源。」 88 儘管《蔣公銅像》和《水岸電梯》在學生社群間有諸多討論，但整體而言，似乎不常關聯兩者、未有觸及整體結構性的現象：《蔣公坐像》和《水岸電梯》看似時代不同、用途不同、資助者不同、建造者不同，但本質都是權力建構的神話，搭配一系列相應的符號不斷交織，形成綿密的論述網路。他們就是藝術作品，製造完成後，有無數的學者、「藝評人」、「鑑賞者」、新聞記者大量的生產書寫，而藝術品所擺放的政治情境、學校所施行的政策等，一方面幫助鞏固藝術品能夠「被欣賞」，另一方面藝術品又回頭增強其背後推行的政策所給予的印象。不論今天生活在校園中的學生喜歡或不喜歡政大這個藝術品被如此打造，多半這些意見不會被留存，官方檔案也少有紀錄，而學生最終也難以影響校方的決策。以書院法制化為例，雖然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在此事件中看似能有影響，但投票其實僅僅以兩票之差通過延期討論，而若書院的法制化若不涉及校內財源的重分配、不會擾動校內不同單位的權力競爭，或許在該次會議中書

如 “aĳ” 認為「可是別忘了，蔣中正是我們第一任校長，留他的銅像紀念是合理正當。」；“aĳ”，推文於 “hazel0093” ，〈[新聞] 政大蔣介石銅像被學生噴漆〉，《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s://www.ptt.cc/bbs/NCCU/M.1393554319.A.521.html。如“cccjamcccjam” 回覆道：「說真的，我根本就懶的理首任校長是誰，也不在乎以前是黨校[…] 單純的以身為政大學生為榮有錯嗎？不去改每一屆學長姐傳唱下來的校歌就是思想鉗制停滯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擁有這種邏輯的你們才是在實行所謂的思想暴力。」。見： “cccjamcccjam”，〈Re: [校園] 除了是黨校，還能是甚麼？〉，《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2 年 4 月 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s://www.ptt.cc/bbs/NCCU/M.1333523442.A.368.html。譬如 “PEANFISH” 便認為：「就目前政大的交通規劃來說無論我從政大哪一個門進來／ “走到河堤搭電梯” 都是一個相對遙遠的路程吧」。見：“PEANFISH”，〈Re: [校園] 水岸電梯說明案〉，《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2 年 6 月 1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39678537.A.1B9.html。陳憶寧，〈本校水岸電梯之研究〉，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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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制化就會順利通過也未可知。某種程度上，如 “gostjoke” 在網站上留言反對在校內噴漆抗議的理由，正好就表達了這種無奈的現實：「但是這種東西你今天會去噴他就是因為你知道這件事根本不大條／只是滿足你的個人心好像你覺得抗議到了一樣／實際上根本沒屁用」。 89 面對外界的壓力，權力有時候會有些「改變」。對於中正圖書館中《蔣公坐像》的爭議，2009 年時任校長吳思華決定在圖書館大廳增設沙發、桌椅，並在蔣公銅像周圍增設吧臺，以軟化圖書館大廳嚴肅的氣氛，雖未移除銅像，但化解部分對於銅像浪費空間的批評。（圖 11）90 而在面對學生對《水岸電梯》的反彈時，校長的反應則是在新聞稿中表示「肯定學生創意」，91 但在校務會議時，則表示雖然鼓勵大家多關注，但是上新聞「對學校名譽造成傷害」。92 某些人或許解讀校長不追究的作為是「開明大度」，不過，不論主事者表現何種姿態，真正的權力行使、決定什麼東西能建、如何建，其實都還是操之在主事者手中。在校務會議百餘位代表中學生僅有十二人，無論如何學生都很難撼動權力結構。以此，校長所表現的這種權力「軟化」的表現，其實更像是種「策略性的屈尊」(strategies of condescension)而非開放：93 在不會真正影響權力的地方退讓，以顯示自己的開明；但對於權力核心在乎的事物，並不見得會有真

89 90

“gostjoke”，〈[校園] 反核就反核漆在地上是怎樣〉。楊正義，〈國立政治大學在建工程說明．中正圖書館一樓大廳裝修工程〉，2009 年 2 月 12 日， 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nccuga.ncc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219_a792c962.doc&dir=archive&title=98-002 +中正圖書館一樓大廳裝修工程。另外參見：章衛(James Barras)，〈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下)〉， 2010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regie-barras.ch/wp/taon/2010/01/23/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下)/。 91 〈戲看水岸電梯校長肯定學生創意〉，《校園新聞》。 92 〈校務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國立政治大學第 173 次校務會議紀錄》 (2013.04.20)。 93 引自陳譽仁分析蔣中正對蒲添生所表現的寬懷大度時，使用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理論來說明，統治者在無關緊要的地方表現地開明，有助於獲取道德資本。陳譽仁，〈藝術的代價〉，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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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改變。94

四、結論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在其經典著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ein Versuch, 1860)中，將其第一章節名為〈視「國家」如同藝術品〉(Der Staat als Kunstwerk)，因為他認為，當時義大利許多的城邦將國家視為「一種精心規劃、有自覺意識的創造物」。 95 本文的分析實際上有兩種尺度(scale)：一種是討論單一的創造物如《蔣公銅像》和《水岸電梯》，而另一種尺度類似於布克哈特的視角，將大學視為一種精心規劃的藝術品，有實體展示造物的校園空間，各類形的活動輔助，加上不斷積累的論述，形成一強烈的神話系統彼此互相增強，將政大這個權力精心創作的藝術品各部分彼此鑲嵌、層層包裹。或許有的人會主張既然時過境遷，大家都能「理性思辯、獨立思考」，那麼不斷地討論改《校歌》或是移除銅像，似乎並非必要之舉。雖然這種論點帶有符號學(Semiotics)意符和意旨毫無關聯的意味──人可以不斷地唱著黨國時代的《校歌》、看著銅像等符號，然後宣稱我們並不相信其中的價值和內涵，我們相信的是政大所保留的這種傳統（表裡不一的傳統？）──不過，即便對當代公共議題的參與比談論過去較為重要，談論銅像一樣有重要的意義是，它 94

本文非著重經濟活動的發展、對於相關的分析淺嘗輒止，但事實上，蔣公銅像和水岸電梯對一些學生而言，仍然涉及其它經濟價值的判斷。譬如，2011 年曾修整《蔣公騎馬像》；《水岸電梯》建成後，營運仍然有電力成本要持續支出；在 2014 年暑假，中正圖書館為節能減碳而實施分區節電時，亦有人反映，為什麼圖書館主要提供閱覽的區域實施分區照明、但是《蔣公坐像》所在的休憩區並非圖書館主要存在目的，卻仍不關燈、提供照明。銅像和電梯的經濟問題，其實都是現在進行式。未來對於校園歷史、各單位權力互動或是經濟分配等問題有興趣的研究者，或許可以從相關角度切入討論。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花亦芬(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2007)，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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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是權力運作的歷史：透過第一節和第二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蔣公坐像》和《水岸電梯》儘管看似為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造物，彼此似乎毫無關聯；然而實際上，它們都是權力運作的產物。當這兩個「藝術品」生產完成時，彼此都有相應的活動、文化背景作為輔助，有其展演的物理空間，並且有對「藝術品」的相關理論開始生產，而藝術品、展演空間、文化活動、加上不斷重複的論述構成了一組龐大的、名為「政治大學」的作品──它是權力很有意識的、精心規劃的造物。誠然，我們可以不再談論銅像；然而，若對於權力運作產製「藝術」的過程毫無認識，便無法意識到相同的權力、結構的生產過程儘管模式不同，但仍持續運作運作至今，這種無意識亦進一步使人（更精確地說，使學生）在整個結構中，處於被動的角色。政大，其實就是一種權力的藝術品，在不同的時空其有不同的展現；而政大的歷史，也就是一套「論述藝術」的歷史。米錫爾．艾良德(Mircea Eliade, 1907-86)認為，儀式的意義在於用重複、用循環的事物，來消弭歷史、消弭變遷之感。 96 文化盃、蔣中正生辰紀念、新生書院等等儀式，其實也都在幫忙建立、維持、鞏固一種主事者所認定的「政大性」；加強對電梯的認同、教唱新生營歌歌詞「來到東方的哈佛」等等亦然。只要一屆、一屆的讓學生重複這樣的過程，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加強論述，最終傳統就很可能被如此信任，被如此相信，被後人以如此的方式記得。如同麥可．安．荷莉所言，紙牌間不必然要有什麼關聯；政大過去與政大的現在並不見得有什麼樣的意義聯結，然而，是遊戲規則──權力，指定了其間的關聯。政大的各種「傳統」，其實也就是不同時期建造的校園神話，如本文的分析，《銅像》、《校歌》與文化盃、蔣中正作為首任校長，乃至今日的電 96

轉引自：Peter Burke, “The carnival of Venice,” i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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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書院等等，其實都歷經了人為建構的過程：它們就像是各張紙牌，是因為權力指定了它和政大有關、權力論述它與政大有關，因而它最後被認為與政大產生了某種意義。只因為在不斷地論述、不斷地反覆操作論述這樣一層薄薄的意義上，它們和政大有了關聯。 97 即便清楚了《蔣公坐像》、《水岸電梯》以及一系列符碼建構的過程，既然這場論述遊戲如此虛幻，則為什麼本文也要加入這個缺乏深度的、虛幻的論述遊戲，在其中對抗這個龐大的神話系統？ 1987 年，政大《野火》雜誌及許多文宣、刊物、討論皆發聲控訴，希望 97

本文稱吳思華任內對政大的規劃為「神話」似乎不盡公平，且本節第三小節既然提及神話觀眾(學生)的抵抗，似乎表示這樣的「神話」其實不盡完備，性質上確實與《蔣公坐像》有所不同。不過，正是因為在面臨大量反彈下、校方竟然還能不屈不撓地繼續生產論述，其實回頭亦也證實了它雖然不成功、但本質上確實有意要打造一種校園神話體系。以書院為例，哈佛等美國大學的書院制度亦有其問題。1996 年亞歷克斯．杜克(Alex Duke) 便指出，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加州大學等企圖引入牛津劍橋的書院制，但結果皆未達到設立初衷，原因包括：規劃者僅依靠對津橋的少許理解和浪漫想像、英美教育體制和社會結構差異過大、津橋推行書院的原因是因為學生多自高中起便具有專才並參與專業學術社群(而美國卻多需至大學畢業)、學生人數過多無法落實、由研究生擔任輔導令工作無法深化等等，見：Alex Duke,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1-75；甄曉蘭、吳明錡亦將杜克的結論整理成七點，見：甄曉蘭、吳明錡，〈大學發展住宿學院的模式──國際經驗與臺灣現況的比較〉，收於政大書院，《在虛實之間學習》，頁 241。即便美國大學已有如此前車之鑑，但以政大新生書院在 2011 年的挫敗為例，卻幾乎坐實了杜克的批評。譬如，書院計劃辦公室執行長藍美華在文章中亦自承，新生書院的挫敗原因包括(1)資源有限無法細緻照顧所有新生；(2)計劃資金不穩定，無法吸引留任適當輔導人才；(3) 校園內多樣的跨系和社團活動等，令充滿好奇的新生因為時間管理問題，排斥形同必修的書院通識(見藍美華，〈新生書院的理念與實踐〉，頁 53)。此三點與杜克提出的學生人數過多、輔導無法深化和忽略社會結構差異等問題若合符節，且並非無法預見，但政大書院計劃辦公室仍執意向全校新生推行、於是受到大量反彈。既然有明確的前車之鑑卻重蹈覆轍，談論書院時盡談理想、在尚未準備完全便貿然推廣到所有新生，其實也符合本文所論：神話的建造者並不是真的要為其神話創造深刻的意義，其重點在於不斷覆誦、強化、以建構出一套神話系統。很可惜，若忽略近二十年以前美國的他山之石，光是不斷覆誦「場域」、「博雅」、「通才」等語彙，既然當代並非威權時代，神話崩解之速並不令人意外；從此角度而言，新生書院之所以會由必修黯然改成申請制，並非歷史之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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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更為民主化的校園。儘管當時眾聲喧華，最終卻只有蒐集成冊出版的《野火陣線》有較多留存的史料，多數「異」見早已亡佚；然而相對而言，校方的檔案卻有為數眾多的史料被編排、篩選、保存，在《野火陣線》之外，大多只能透過校方篩選留存的資料來認識政大的歷史。如麥可．安．荷莉曾指出，藝術史家似乎總是孜孜不倦地書寫，填補藝術品和「觀看」之間的空白。或許，書寫的理由，並不純粹出於對藝術的感動──另一項很重要的原因是，唯有書寫，才能讓自己的理論、以及自己觀看的歷史傳遞下去。因為，持續地書寫，是歷史唯一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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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表 1 第一至第十八屆文化盃在《政大校刊》中所佔版面篇幅年份屆數 1968 一 1969 二 1969 三 1970 四 1970 五 1971 六 1972 七 1973 八 1974 九 1975 十 1976 十一 1977 十二 1978 十三 1979 十四 1980 十五 1981 十六 1982 十七 1983 十八

校刊

頁數

66 70 73 77 81 88 96 105 111-12 115 119 123 129 134 141 147 152 157

1411-12 1497 1598 1868 2016 封面 3597-98 3872 4265 4404 4584 封底 4985 封底，6045 封底封底

出現位置〈舉辦文化盃系際歌唱比賽〉〈課外活動概況〉〈康樂性社團活動〉〈慶祝建校四十三週年校慶〉〈綜合性社團活動彙誌〉封面照片〈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盛況空〈比賽活動〉〈訓導處〉〈訓導處〉〈訓導處〉封底照片〈訓導處〉〈訓導處〉封底照片封底照片

版面 50 5 24 3 35 50 52 33 0 0 7 7 9 50 7 59 50 50

本表僅紀錄文化盃舉辦當期《政大校刊》的記載，其它期提到的、或由各系動態自行發佈的得獎訊息不計。1 單位「版面數」即 0.01 頁，為筆者方便對比所設計，其計算方法為：新聞出現行數 / 該頁總行數 × 100 （四捨五入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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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律算為半頁（即 50 個版面數）。

徵引書目（一）史料

1. 單冊刊物

(1)

政大野火編輯委員會，《野火戰線給政大學生的一百封公開信》，臺北：前衛，1987。

(2)

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89。

(3)

彭明輝，《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

(4)

Ellis, George Edward. Memorial of John Harvard: The Gift to Harvard University of Samuel James Bridge. Cambridge: J. Wilson and son, 1884. Scanned version produc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accessed June 29, 2014, https://openlibrary.org/books/OL7069397M/.

2. 連續出版刊物 (1)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教務會議紀錄》。 ________，〈臨時動議二〉，《國立政治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2011.3.18）。 ________，〈提案九〉，《國立政治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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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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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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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校務會議紀錄》。 ________，〈貳、訓導處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十七次校務會議紀錄》（1969.1.29）。 ________，〈訓導處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卅一次校務會議紀錄》（1971.1.20）。 ________，〈貳、訓導處工作報告〉、〈肆、圖書館工作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次校務會議紀錄》。（1975.6.25）。 ________，〈主席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紀錄》（1976.1.20）。 ________，〈主席報告〉，《國立政治大學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紀錄》（1976.6.23）。 ________，〈第三案〉，《國立政治大學第 138 次校務會議紀錄》（2006.4.15）。 ________，〈第十案（原第九案）〉、〈第十一案（原第十一案）〉，《國立政治大學第 171 次校務會議紀錄》（2012.12.24）。 ________，〈第三案〉、〈第四案〉，《國立政治大學第 172 次校務會議紀錄》（2013.1.18）。 ________，〈校務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國立政治大學第 173 次校務會議紀錄》（2013.4.20）。

(3)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會議紀錄》。 ________，〈第一案：「藝文中心水岸景觀 (電梯) 工程」案〉，《國立政治大學第 95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會議紀錄》（2007.11.13），頁 12-13。

(4)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國立政治大學秘書室，《政大校刊》。 ________，〈舉辦文化杯系際合唱比賽〉，《政大校刊》66（1968.12.12），頁 1411-12。 ________，〈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盛況空前〉，《政大校刊》96（1972.12.12），頁 3597-98。 ________，〈敬悼總統蔣公之喪〉，《政大校刊》113（1975.5.20），頁 4046-48。 ________，〈蔣公銅像籌建概況〉，《政大校刊》116（1976.3.20），頁 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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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________，〈嚴總統主持本校首任校長總統

蔣公銅像揭幕暨中正圖書館

落成典禮訓辭〉，《政大校刊》，122（1997.10.20），頁 4344。

3. 調查報告

(1)

余騰芳，〈調查報告〉，第1010800352號，2013年4月12日，2014年7月1日檢索，http://www.cy.gov.tw/ AP_ HOME/ Op_ Upload/ eDoc/調查報告/ 102/1020001601020830809 公布版.pdf。

4. 新聞類文章 (1)

《中央日報》。 ________，〈政大發動捐款，恭塑蔣公銅像〉，1975 年 4 月 9 日。 ________，〈追念

故總統愛護培育之恩，臺大學生發起以行動表示敬

意〉，1975 年 4 月 9 日。 (2)

《風傳媒》，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 ________，〈228 反威權政大蔣公銅像遭噴漆〉，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61cb7e1f-a05f-11e3bfbe-ef2804cba5a1/?uuid=61cb7e1f-a05f-11e3-bfbe-ef2804cba5a1。

(3)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線上》（網站），http://www.uonline.nccu.edu.tw/。 ________，〈政大合唱賽評審先走挨批不尊重學生〉，2013 年 12 月 1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uonline.nccu.edu.tw/index_content.asp?sn=1&an=17228。

．1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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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政大書院電子報》（網站）， 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catego ry&cid=370&Itemid=177。 ________，〈創刊號執行長的話〉，《政大書院電子報第一期》，2011 年 12 月 30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 &cid=377%3A2011-11-29-15-08-54&id=338%3A2011-12-29-09-58-11&Ite mid=225.

(5)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校訊》（網站）， http://info.nccu.edu.tw/epaper/index.php。 ________，〈文化盃政大人的回憶〉，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001070002。 ________，〈景美溪新地景水岸電梯啟用〉，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301140001。 11.10 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新聞》（網站），http://www.nccu.edu.tw/news。 ________，〈水岸電梯案說明〉，《校園新聞》，2012 年 6 月 1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news?id=50a76cfa17881c7fe8001097。 ________，〈戲看水岸電梯校長肯定學生創意〉，2013 年 4 月 25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news?id=517952c21d41c825f6000008。 ________，〈追思創校元老丁惟汾精神校長盼永續傳承〉，2014 年 5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9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news?id=536dcff01d41c83291000007。 ________，〈走入研總一覽文山宗教文物地圖〉，《校園新聞》，2014 年 7 月 31 日，2014 年 8 月 18 日檢索， http://www.nccu.edu.tw/mobile/news_content/53da3c1a1d41c823c6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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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5．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之聲》（網站），http://www.vnccu.nccu.edu.tw/。 ________，〈抗議聯盟成立盼校方正視學生訴求〉，2012 年 11 月 9 日， 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vnccu.nccu.edu.tw/News/CommunityContent.aspx?id=3393。

(7)

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電子報》（網站）， http://nccuga.nccu.edu.tw/epaper/pages.php?ID=epaper1。 ________，〈大學之道串聯校園〉，《總務處電子報創刊號》，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nccuga.nccu.edu.tw/~epaper/Untitled-2.html。

(8)

《經濟日報》。 ________，〈吳思華要讓政大成亞洲哈佛〉，2006 年 5 月 18 日。

(9)

《臺灣立報》（網站），http://www.lihpao.com/ 。 ________，〈上山打游擊反制學校不自由〉， 2005 年 10 月 14 日，2014 年 8 月 17 日檢索，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8373。

(10) Greene, Jerome Davis, “100 Dears of Solitude: John Harvard Finishes His First Century.” Harvard Crimson. December 11, 1934. Accessed June 29, 20134,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34/12/11/dont-quibble-sybll-ped-note-t he-crimson/.

5. 未刊文件 (1)

游雅茜、張家閎等，《第 171 次呼喚：書院法制化提案之學生觀點統整資料》，2012 年 11 月 4 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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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網站 (1)

“aĳ”，推文於 “hazel0093” ，〈[新聞] 政大蔣介石銅像被學生噴漆〉，《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93554319.A.521.html。

(2)

“cccjamcccjam”，〈Re: [校園] 除了是黨校，還能是甚麼？〉，《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2 年 4 月 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33523442.A.368.html。

(3)

“gostjoke”，〈[校園] 反核就反核漆在地上是怎樣〉，《批踢踢實業坊． NCCU》，2014 年 5 月 9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99566110.A.F6F.html。

(4)

“jinnĳ66974”，〈[問題] 書院通識扼殺社團活動〉，《批踢踢實業坊． NCCU》，2011 年 10 月 12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18360041.A.942.html。

(5)

“PEANFISH”，〈Re: [校園] 水岸電梯說明案〉，《批踢踢實業坊．NCCU》， 2012 年 6 月 14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39678537.A.1B9.html。

(6)

〈本館簡史：蛻變 (民國 60-70 年代)〉，《政治大學圖書館》，2009 年 8 月 1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www.lib.nccu.edu.tw/?m=1109&sn=339&id=219&mm=1101。

(7)

〈超政簡介〉，《超政大學新生營》，2011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osa2.nccu.edu.tw/~activity/freshmen2011/intro.htm。

(8)

陳品丞，〈蔣公銅像應撤出校園〉，《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議會．議會新聞》， 2013 年 5 月 2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cusp4u/news/jianggongtongxi-angyingfouchec huzhengdashenglixingsi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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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7．

陳韋辰（windgodvocx1），〈[公告] 讚美水岸電梯徵文比賽〉，《批踢踢實業坊．NCCU》。2013 年 4 月 18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ptt.cc/bbs/NCCU/M.1366294723.A.10F.html。

(10) 《國立政治大學捐『政』網》，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donation.nccu.edu.tw/donate_item/project_entry.jsp?id=139754654159 3-b8ea926f-8fee-4d16-a52b-e58904c55fa6。 (11) 《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topu.ncc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2。 (12) 《國立政治大學 -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topu.nccu.edu.tw/First/docs/3.pdf。 (13) 羅皓耘，《水岸電梯》（歌曲），2013 年 4 月 21 日，2014 年 7 月 2 日檢索， http://tw.streetvoice.com/leodick/songs/190404/。 (14) 〈認識政大書院〉，《政大書院》，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 http://college.n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s &cid=4&id=70。 (15) 《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展》，2012 年 4 月 2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41548375892782/。 (16) 《政大抗議聯盟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nccustudentunion。

（二）專書論文 1.

Bbrother，《一起活在牆上！：一切從塗鴉開始，Bbrother 的新青年行動事件簿》，臺北：大雁文化，2008。

政大書院編，《在虛實之間學習：以政大書院為核心的高教實驗》，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2001。

陳木金，〈優質世界公民通識教育在大學實踐的芻議 -以政大書院推動為例〉，收錄於《「公民社會與國家教育政策與制度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1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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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陳憶寧（計劃主持人），〈本校水岸電梯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 101 學度第 1 學期成果報告》，梁鈺杰、蘇宇庭（研究助理），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2012，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57217。

康德（Immanuel Kant）著，鄧曉芒（譯），《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臺北：聯經，2004。

張純櫻，〈第五章

裘安．夏普（Joanne P. Sharp）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理學》

符號轉化論〉，《藝術概論》，高雄：麗文文化，2009。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臺北：韋伯文化，2012。 9.

Burke, Peter. “The Carnival of Venice,” i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3-190.

10. Duke, Alex.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Holly, Michael Ann. “Writing Leonardo Backwards,” in Past Looking: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Im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McGregor, William B.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NY: Continuum, 2009. 13. Turner, Paul Venable. Campus: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Mass.: MIT Press, 1984. Online ed. http://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1520907.

（三）期刊文章 1.

周樑楷，〈歷史意識是種思維的方法〉，《思想》，02（2006.2），頁 125-162。

陳譽仁，〈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雕塑研究》，5（2010.9），頁 2-61。

（四）學位論文 1.

洪玉珊，〈我國大學生參與書院教育滿意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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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曹杰，〈近現代蘇繡壽字裝飾研究〉，蘇州：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黃猷欽，〈製作孫逸仙、蔣介石──北各級公立學校內偉人塑像設置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1999。

（五）網路資料 1.

陳麗綺，〈中華民國音樂年 Music Year Festival, R.O.C.〉，《臺灣大百科全書》（網路），2012 年 5 月 18 日修改，2014 年 6 月 30 日檢索，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213。

章衛，〈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上）〉，2010 年 1 月 10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regie-barras.ch/wp/taon/2010/01/23/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上）/。 ________，〈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中）〉，2010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regie-barras.ch/wp/taon/2010/01/23/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中）/。 ________，〈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下）〉，2010 年 1 月 23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檢索，http://regie-barras.ch/wp/taon/2010/01/23/總圖內的蔣介石塑像（下）/。

（六）工具資料 1.

《臺灣大百科全書》（網路），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政治大學史薈第48期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五月

評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441頁。)

史三蔡思雲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與羅友枝(Evelyn Rawski)《清代宮廷社會史》 1 、柯嬌燕 (Pamela K. Crossley)《歷史的透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和族性認同》2、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3，被譽為滿族研究「四書」4。目前僅前二書有中譯本，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分別於2009、2010年出版。作為拒絕「漢本位」史觀，強調滿文史料使用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派之重要著作，「四書」共鳴是以滿族為出發點看清朝統治，試圖推翻滿族「漢化論」以論證滿洲認同的強烈存在。就四本著作處理的歷史脈絡而言，僅路氏將滿族研究延伸到清覆後，並 1

Evelyn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蓋博堅(Kent Guy)，孫靜譯，〈誰是滿洲人：綜合書評〉，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七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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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1861－1928年之滿漢政治互動，且關注的是清末到辛亥革命中被放棄的清廷與被遺忘的旗人群體。本書問題意識建立在「誰是滿，誰是漢」—— 滿漢與旗民概念的混淆，由此探討清代旗人（族群）如何演變成今日滿族（民族）。除導論與結論，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為「隔離與不平等」，從旗民在政治、司法、經濟與文化論證「滿漢差異」持續存在並成為革命論調的現實基礎。第二章為「慈禧太后和『特權制度』」，探討慈禧在新政時如何逐步鬆綁旗制、稍平滿漢畛域，並敘述一般旗人積極投入改革。第三章為「載灃和『滿人權威』」，指出了載灃處理滿漢問題欠佳，但積極強化中央集權、皇權，加速了革命的發生。第四章為「辛亥革命」，敘述清皇室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人幾次斡旋後取得「退位優待條款」結束統治，而辛亥革命期間各駐防城市發生了程度不一的反滿暴行，旗人遭革命軍燒殺擄掠，或被逼自殺。第五章為「辛亥之後的皇室與旗人」，論述清皇室與新政府關係由善到惡，一般旗人在旗制完結後自力更生、被歧視或被迫同化，由軍事階層變成民族的過程。本書論點大致可歸納為二。一、不同歷史脈絡下，「滿」的內涵是有差異的：最初意指分佈東北的女真後裔。1635 年，皇太極將所有努爾哈赤時期統一的女真部落，統稱為「滿洲」。而「旗人」，是被編入清朝維持滿洲認同、作為軍事動員的八旗制度者，以滿人為多數，還包括蒙、漢及其他通古斯民族。 19 世紀末，清廷甲午戰爭戰敗，改革八旗制度的論調與尺度更加清晰，受到清廷特殊待遇的旗人，無論是八旗滿洲、蒙古與漢軍，統統被稱為「滿人」；相對地，旗制外的民人被稱作「漢人」。前者從多民族單一（漢）認同的中華民國政權，過渡到聲稱多民族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從族群演變到民族的過程，還被細分為滿族、達斡爾族、錫伯族、赫哲族、鄂溫克族與鄂倫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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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民族。 5二、「滿漢差異」持續存在且影響清末走勢：八旗制度的存在，意味著旗民差異，按旗制改革論調中「滿人=旗人」、「民人=漢人」的邏輯，滿漢差異即未消除。慈禧有限鬆綁旗制、載灃解決滿漢問題的無為，不僅使旗人生計惡化，還成為革命者反滿論調的現實基礎，旗人更在辛亥革命時，因外在文化特徵明顯而致命；由此亦反駁了芮瑪麗等人的滿族漢化說。又，清廷在彌合滿漢畛域失敗之餘，為了扭轉 19 世紀以來中央弱勢的局面，而加強集權、強化帝制，皇族參政日漸明顯，立憲、設置國會等政治改革步伐不夠快，導致清廷與知識分子漸行漸遠，促使革命成功。的確，本書以滿漢關係、滿族/旗人發展為切入點探討清末政局，這一視角是獨具匠心的，學術價值也受到中外學者高度肯定。筆者整體認同本書的學術價值，但認為尚有可延伸的空間。認同與建議補充之處，茲在以下提出。

針對「旗人」等同於「滿洲人」或「滿族」的觀點，都是本書作者、現今清史學界甚至中國現代族群識別所認同的概念。作者與現今清史學界觀點之差異，在於「旗人」等於「滿洲人」的形成時間。如正文所述，本書作者認為此說法到在19世紀末才出現，其觀點主要依循美國學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學者之學術脈絡。他們著眼的乃是「民族性」，即清末動盪促使八旗內部自我認同的增強，他們不同於民人/漢人的民族集體存亡意識，才因此逐漸清晰。相對的，19世紀末以前的「滿洲人」，僅指被編入「八旗滿洲」的旗人。而以現今清史學界觀點來說，「旗人=滿洲人」的說法，至少在清代就形成了。在清代民間社會早已流傳的「不分滿漢，但問旗民」說法。1980年代，王鍾翰以乾隆朝《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滿洲名臣傳》亦收入八旗蒙古、八旗漢軍與其他族裔旗人為例，論證「旗人」等同於「滿洲」的說法，最早可追溯至乾隆朝。葉高樹則認為，「旗人=滿洲人」的概念早已形成於關外時期。努爾哈赤初創八旗時，並不加以區分族群；自皇太極時代，基於八旗人數膨脹，對於八旗，以族群區分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但這三種旗籍，個別的族群成分也不是單一的（如八旗滿洲中也含有漢族與其他族群），甚至之後還可透過改旗、抬旗轉換旗籍。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將所有被其統治者，無論其族群來源，規定全部稱為「滿洲」。關外時期與順治、康熙年間，佛滿洲（舊滿洲）與伊徹滿洲（新滿洲）的區別，以各民族歸附與編入八旗的時間為準。因此，滿洲/滿族的定義未清楚限於女真族裔者，且自關外時期，統治者即把編入八旗系統者作為滿洲民族共同體的一分子，而編入作為政治制度的八旗制度的旗人，其身份的產生與改變（出旗、入旗、改旗、抬旗）又是人為的，不全然以族群為區分條件。見：葉高樹，〈「滿族漢化」在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臺北，2010)，頁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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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路氏不僅釐清了「滿」概念的演變，似乎也提示讀者作為被詮釋者的清代「滿人」與「旗人」並非「鐵板一塊」，有種族性更有階級性；更重要的是，引導了讀者認識清末旗人的社會生態。如前述，從滿族部落到國家的發展、舊滿洲(fe manju)與新滿洲(ice manju) 的形成，八旗對滿洲、蒙古與漢軍的主要分類可知內部種族性。而筆者所謂的「階級性」，表現在清中後期，雖身處於統治者的保護傘，日漸惡化的生計問題，使下層旗人與統治者漸行漸遠，命運殊途。清末統治者自顧不暇，忙於加強集權、皇權，應付列強、革命黨；對普通旗人，尤其是比駐京八旗更得不到中央援助的駐防八旗，有名無實的身份與身處貧困危機邊緣，激發了在現實生活中族群共同興亡的集體潛意識。 6如本書第二、三章，敘述統治者不願廢除八旗制度後，舉了荊州、綏遠等地為例，地方官員展開遷移並安置旗人於農地、自耕計劃、職業培訓甚至興辦教育，使旗人可自給自足或有一技之長。作者也花了一些篇幅介紹滿人創辦之報刊，如主張五族共和平等、廢除旗制、關心全民問題的《大同報》，作者在論述立憲、設置國會與呼籲消除滿漢畛域問題時，更是多次引述此報言論。還有兼具救國意識與女權主義、女性自強，得慈禧支持之《北京女報》。可見，並非所有旗人都繼續依賴「鐵桿莊稼老米樹」，反而努力掙脫旗籍的束縛，扭轉命運，甚至發出改革聲音引導大眾。雖然下層歷史(below history)的拼湊會有史料有限的困難，但筆者認為，作者應該在一般民間的滿漢/旗民互動上延伸討論，並進一步探討旗人對民人而言，是否是絕對封閉、排外的群體。這樣一來，在第二、三章對於一般旗人的書寫部分，才不會與第四章大篇幅描寫的反滿暴行，有連接不了的片面性。第二、本書集中在滿人統治者與漢革命者的衝擊與回應，但就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考察而言，作者也應該探討在朝漢族官僚與滿洲權貴、革命黨人間的 6

孫靜，〈滿族民族認同的歷史追尋——柯嬌燕滿族研究評介〉，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三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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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可惜除袁世凱與鐵良的軍事權力拉鋸戰外，作者未舉更多實例，而地方官民的滿漢互動更無提及。身為清朝臣子的漢族官僚，不少人也對滿漢差異感到反感，但不認同革命黨人破壞體制來平衡滿漢，如張之洞。在排滿熱下，清廷又必須提升中央集權，收回太平天國後日益作大的地方勢力，再歸給滿人（尤為宗室）；滿漢共治平衡打破後，載灃大量重用無實力的王公且用人「排漢」，無可避免地使得不少在朝漢族官僚漸漸疏遠。 7總之，滿漢相互排他的政治拉扯，並不局限在統治者與革命派的對話，這是作者應探討的。第三、作者應對「反滿」的溯源 8與演變，甚至「排漢」思想有更深入論述。對於反滿，作者在導言提及梁啟超引入「爭種族」思想，9在第一章略述了國家危機被歸罪於所有滿人，並從革命文學歸納出「滿人七宗罪」， 10但未對這兩處做詳細的連接。為什麼要反滿？若以羅友枝觀點審視，「（清朝）統治者目標不在建構單一民族認同，而允許多元文化在鬆散的人格化帝國中共存。近代意義的民族性不存在，同時國家也不想去創造這種民族性」，11為何清末滿人又會被強調狹隘的漢族優越、單一（漢）認同的革命者所針對呢？而清前期有什麼樣的「反滿」，統治者又如何面對？可以說，無論什麼時期的「反滿」，皆立基於漢中心思維上，滿人就是 7

楊猛，〈清末排滿浪潮下漢族官僚與革命黨關係論述〉，《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4.7(赤峰，2013.7)，頁23-24。 8 吳磊、徐永志，〈讀（美）路康樂著《滿與漢：晚期到民國初年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1928》〉，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78798/ ，2014年8月23日檢索。此文也指出路氏應對「排滿」思想之溯源有詳細解釋，筆者由此受啟發，進而指出路氏不只要對「反滿」，甚至「排漢」也要有更詳細之論述。 9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1。 10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1-17。 11 羅友枝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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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但19世紀末滿人除了是「異族」，更是「罪人」。清末備受爭議的「滿漢差異」，只是強化反滿的合理依據，「反滿」非到清末才空穴來風，且有隨時間改變的理由、內涵。在傳統華夷觀中，滿族是「異族」、相對於漢人的「他者」。而華夷觀是文化取向的，以是否接近中原文明中心作為區分條件，「夷」有接受漢化 (=同化)後變「華」的可能性。 12即使屢次面對建立在本質主義上的「異族」指控，滿人統治者總能以儒家價值自我辯解其統治中國的合理性，如雍正《大義覺迷錄》駁斥歧視滿族的論調， 13民間秘密團體（如天地會）也有具有排他性強的漢人原型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 14。然而，反滿思想的質變，發生在受列強瓜分危機下的19世紀，立基於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 15，強調適者生存的「種族知識」強化了滿漢族群差異的合理性。這股塑造現代中國國族認同的原動力， 16將黃種人與白種人視為對立的兩者。在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看來，滿雖是中國的一員，然其劣種應被優越的漢「合種」才能自保，進而強化黃種人以共同對抗白種人。 17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子——鄒容《革命軍》，以強化漢人自卑意識情節——受異族統治的集體受害記憶、受西方摧殘的失望，進而把滿人作為漢人受害的代罪者。 18是故，就如本書提及，慈 12

封波安，〈論20世紀初華夷觀向近代民族觀的轉變〉，《求索》，第7期(湖南，2011)，頁 244。 13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皇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3)，頁75。 14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皇朝》，頁186。 15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但作者在書中寫作「社會進化論」，而非「社會達爾文主義」。 16 沙培德(Peter Zarrow)著，侯艷陽、張仲民譯，〈梁啟超與晚期中國「種族」之概念化〉, 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頁72。 17 沙培德(Peter Zarrow)著，侯艷陽、張仲民譯，〈梁啟超與晚期中國「種族」之概念化〉，頁97。 18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7期(臺北，2012.5)，頁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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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載灃屢次聲明「清廷公平對待滿漢」被視作敷衍，不僅因制度上的滿漢差異未能解決，而滿賤漢貴的漢族優越觀強化，使清統治者的話語越來越無效。清帝國允許多民族認同存在，並未改變舊有華夷觀，只有遼闊版圖、統治多元民族，被視為理所當然。 19儘管民初新政府曾嚴禁歧視滿人，且孫中山等人有修正反滿的民族主義， 20但民族觀始終立於漢優越、漢中心的概念之上。此外，相對反滿的「排漢」觀念，作者僅舉了剛毅「寧願將帝國贈與『友邦』，而不贈與『家奴』」 21的言論。筆者認為，「反滿」與「排漢」是否有交集，或是相互衝擊回應，也是作者可探討的。第四，從辛亥反滿暴行、民初排滿歧視到現代滿族認同復興，作者提供讀者反思現代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進程。本書最令筆者矚目之處，乃是辛亥革命期間的反滿暴行， 22尤其是西安、太原、鎮江與南京經革命軍的燒殺擄掠，而旗人的外在差異（女子天足、口音、服裝）都成了致命的特徵。儘管筆者認同這部分「著力點在所謂漢人對滿人的『暴力』，卻沒有剖析掩藏於『暴力』表象背後的諸多因素」 23，但認為即使是理性的，背後必定存在著復仇傾向。「滿人七宗罪」含不正當、不合理性， 19

沙培德(Peter Zarrow)著，侯艷陽、張仲民譯，〈梁啟超與晚期中國「種族」之概念化〉，頁71。 20 封波安，〈論20世紀初華夷觀向近代民族觀的轉變〉，頁245。 21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89。 22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2-4。作者表明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多是以革命派人、地方菁英為主，而筆者以資料庫最早年份至本書(原文)問世年份(2000年)為條件，就「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索，結果未有以辛亥革命中的旗人群體為主之研究。 23 〈劉小萌教授專訪〉，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71 ，2014年8月2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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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將 17 世紀征服菁英屠殺暴行加罪於全體滿人、假想滿人一直對漢人懷有敵意， 24卻也成為 19 世紀革命派、不少知識分子的流行話語。透過將滿人作為對立的「他者」以強化漢族團結與共同意識，也是近代中國國族建構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革命後，從流血暴力變成尊嚴侵害。民國政府雖有約束排滿，但就如書中指出的，滿人仍受到不公的財產沒收、不等的國會議席分配、職業歧視甚至有軍人褻瀆清皇陵；下層滿人為了生存更要消除其文化特徵同化於漢人。或許滿族比起其他現代中國少數民族更加特殊，身份從征服者到少數民族，但其歷史進程中面對的漢民族主義衝擊，仍是我們考察其他少數民族之借鑒。作者認為共產黨比起國民黨更善待滿族，使得滿族自我認同提高，在 1950 到 1980 年代翻倍增長。這令筆者質疑，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下，漢族意識形態中的排他、自我優越意識，對於的其他少數民族的衝擊性難道就減低了嗎？再者，若僅以二手研究、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與田野報告來審視現代滿族發展，是否充分？這已超出本文考察範圍，但我們能以現代中國少數民族政策作為觀察範例。整體來說，本書史料運用相當豐富。重要官方檔案有《大清實錄》、《大清會典》、《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等，在描述辛亥革命反滿暴行時，參考了《辛亥革命史料》、《辛亥革命回憶錄》、《辛壬春秋》與《辛亥武昌首義記》等。敘述辛亥後滿族/旗人也參考了溥儀傳記、老舍回憶錄。外國人在中國回憶錄、英國外交檔案也是史料之一。另一特色，是本書運用了《大同報》、《東方雜誌》、《時報》與《北京女報》等報刊。裡頭的評論與報導雖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但至少可從中窺探一般芸芸眾生的生活面貌與意識形態。還有幾張圖像史料，如慈禧晚期剪辮易 24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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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爭辯時《時報》「辮子之作用」漫畫圖 25、諷刺皇族內閣成立的《東方雜誌》「政界之親貴」肖像組圖 26及反映辛亥時旗人為躲避殺生之禍的《時報》「旗人改裝圖」27等。以上例子之言論尺度似乎堪比現代，筆者不禁深思：作為傳統帝制（雖已逐步改革）的清廷，如何面對這些反調，又是否曾打壓報業言論與出版自由？若有，清末報刊又如何能發揮其傳播政治關懷與革新思想、號召百姓之作用？雖限於篇幅無法深入討論，但這確實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本書雖起名為「滿與漢」，但最終關懷的對象是滿族，儘管本文提出了上述對作者應就某些部分有深入討論的建議，但無損本書學術價值，尤其是對於清末民初的研究來說更是開拓了新視野。整體來說，作者尚未造成一面倒、書寫片面的過度詮釋(over interpretation)問題，反而喚醒了讀者關注並反思被書寫的「他者」。最後，從本書探討的「從旗人到滿族」的演變，反思滿族/旗人與八旗制度。筆者認同清末統治者處理旗務乏善可陳，使旗人陷入貧困甚至有生命危險。但換個角度想，清朝的八旗制度使歷經不同際遇的旗人與滿人「殊途同歸」，對現代滿族認同的形塑是經得起時代變遷、值得肯定的，這正又呼應了歐立德「滿族具有文化非連續性，卻有民族的連續性」28的觀點；而滿族認同的延續，也可說是戰勝了單一認同霸權的語境。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30。 26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99。 27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248-250。共3張圖。 28 蓋博堅(Kent Guy)，孫靜譯，〈誰是滿洲人：綜合書評〉，頁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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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一、專書 1.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等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Rhoads, Edward J. M.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2.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3.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皇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3。

二、論文 1.論文集論文 (1) 沙培德(Peter Zarrow)著，侯艷陽、張仲民譯，〈梁啟超與晚期中國「種族」之概念化〉，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八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68-102。 (2) 孫靜，〈滿族民族認同的歷史追尋——柯嬌燕滿族研究評介〉，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三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242-252。 (3) 蓋博堅(Kent Guy)著，孫靜譯，〈誰是滿洲人：綜合書評〉，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編，《清史譯叢（第七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24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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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論文 (1) 封波安，〈論 20 世紀初華夷觀向近代民族觀的轉變〉，《求索》，第 7 期(湖南，2011)，頁 244-246。 (2) 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歷史人類學學刊》，4:1(香港，2006.4)，頁 93-112。 (3) 楊猛，〈清末排滿浪潮下漢族官僚與革命黨關係論述〉，《赤峰學院學報 (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4.7(赤峰，2013.7)，頁 22-25。 (4)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7 期(臺北，2012.5)，頁 43-72。

三、網絡資料 1. 吳磊、徐永志，〈讀（美）路康樂著《滿與漢：晚期到民國初年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78798/ ， 2014年8月23日檢索。 2. 〈劉小萌教授專訪〉，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71 ，2014年8月23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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