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薈 50 by 政大歷史史薈

史薈五十目次 105 史學論文獎得獎作品郭力中 1

評藍詩玲，《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評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

金典 9

花臉的實務家──讀岡本隆司，《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林韋聿 15

史薈徵稿評選作品書評類：評歐立德，《乾隆帝》

黃瑜平 21

評蔡石山，《明代宦官》

吳昱萱 27

評杉山正名著；周俊宇譯著，《忽必烈的挑戰》

楊子逸 33

論文類：戰後吳鳳故事的再建構與推展──以官方為推動者為例(1945-1971)

林于庭 39

從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再論「二二八事件」

郭力中 65

特聘教師專訪陳复嘉老師訪問紀錄

史薈編輯小組 81

紀念專文史薈五十期回顧與展望

史薈編輯小組 97

編輯室札記初夏時分，映入眼簾是擎起整叢黛綠的槭楓，妝點溽熱漫溢的指南山麓。祈願親愛的讀者：翻開扉頁，能忘卻酷暑蒸騰的焦躁，平心靜氣地走進一段段記憶裡，看著歷史上的大小人物褪去華袍，裸裎地呈現身為「人」的喜樂與哀愁。今年欣逢《史薈》創刊第五十期，是背後堆疊了四十九本、一篇又一篇的故事才能在今天將此刊推送到手邊，今年的《史薈》，除了鋪排各種古今中外精彩的篇章外，也不忘回首我們共同邁開的足跡。期待能從本期企劃中，呈現這 46 年的因襲沿革。除此之外，本期收錄了陳复嘉老師訪問稿，帶著讀者進入老師人生的心路歷程與在政大的點滴回憶。另兩篇文章是編輯團隊耗盡心神的成果，吾人心中對整個編輯團隊的付出只有無盡的敬意與感謝。本期《史薈》依舊很盡責地扮演好政大歷史系學生創作發表的舞台，不論論文或書評都是作者們搜索枯腸薈萃的精華，期待讀者能從字裡行間有些許的進益，那便是對作者最寶貴的反饋和迴響。在季陶樓旁度過三年的歲月，翅螢規律地隨著季節在醉夢湖明滅，但有些氛圍卻不知不覺間消散著不復記憶。相較過去如同大家庭般的政大歷史，而今多數人在這裡除了修課外已對本系不作他想。這一年所感尤其深刻：參與本系運作的人越變越少，找尋到願意為了一件事同心戮力的快意也更形稀缺。在這樣的氛圍裡，操辦各種事物似乎都顯得力不從心。感覺一切都很正常，但慢慢地也失去了不少，當一切活動都是因循舊慣，那還能有什麼存續和發光發熱的價值呢？《史薈》作為國內極少數歷史系發行的大學部獨立刊物，背後的價值不言而喻。可維持規模走到今日，端賴眾人的支持和評正。期許走過五十期的《史薈》，能構築凝聚眾人的華瀚，更應為本系交流詰論的快意處，成為政大歷史的稷下之學。這一年的事務，端賴編輯團隊的全體合作，方幸付梓之日。由衷感謝于庭學姊的指導和支持；育賢、金典籌劃工作坊、改稿、撰稿的盡心與負責；子軒的脫線演出總令人抿嘴一笑，季楓、上傑的率真教人印象深刻，宜庭嚴謹的做事態度令我欽佩。而庭維、芷嫻也在這一年內給我諸多協助，展現兩年連續合作的好默契。最後，自然不會忘記副編子逸幽默風趣之外精明幹練的辦事態度，協助我實際操辦各色雜項，堪為吾之子房。能忍受我叨叨絮絮的讀者都值得感謝，就請您快快地翻開下一頁的大千世界，進入我們精心安排的內容吧!

政治大學史薈第 50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評藍詩玲，《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北市：八期出版社，2016；462 頁）

歷史三郭力中藍詩玲(Julia Lovell)於 1997 年赴南開大學學習中文與歷史，現職英國倫敦大學教授中國文學與中國近代史，授業之餘其亦為翻譯、作家。曾將張愛玲、魯迅等人的作品翻譯為英文。專長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本書英文書名: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談論鴉片戰爭如何影響到近代中國的形塑。作者呈現出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認知的差距、中國官方與民間展現對英不同態度、「鴉片」形象在近代如何轉變。從中英、官方與民間、滿人與漢人等等多元視角切入，以鴉片為主軸回答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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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續、過程和影響本書可略分兩部：關於鴉片戰爭如何開啟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近代史如何用鴉片、黃禍的概念型塑具體對抗的「他者」。作者從兩方角度紀錄這場戰爭，她用大量史料還原當時中英衝突，揭露這場戰爭的本質：對於中國而言，致使鴉片戰爭一敗塗地的原因是官方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本書中文版序言中或可適切地總結第七至十四章的紛緒：人民被殺、城鎮被毀時，指揮戰爭的中國官員卻藏起或丟掉英方需索條件的文書；他們面不改色地向皇帝撒謊，謊報戰事大捷，而事實上卻是慘敗；有幾位提督本該去督戰，卻因吸了鴉片而昏呆。……朝廷已花掉數千萬兩銀子，死了幾千人，皇帝還寫了含糊的詔書給他的前線官員，想知到英國到底在哪裡。1 藉此反映出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已深陷無法有效支配官僚機器的窘迫：官僚集體訛詐、官僚機器與平民階層的脫鉤、軍事與資訊傳遞的落後和遲迨都讓中國武裝在英軍攻勢土崩瓦解。另一方面英軍則在中方官員的誑騙中抱持對清帝國修正商貿環境的期待，然而卻因時斷時續的交涉中越加認知「天朝」對於商貿、外禍認知上的巨幅落差。英方始終不放棄對華以修正貿易條件換取休戰的提案，卻一次次採取更強大的侵略與破壞行為。第十五章中則交織敘寫貿易逆差、仇外情緒和整體官僚體系的僵化，最終引燃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描繪出的邪惡中國形象、野蠻的中國律法和不人道的施虐，成為在英輿論的焦點，藉以取得比十八年前更加荒謬的對華作戰正當性。

二、鴉片戰爭的認識討論鴉片戰爭的論著甚繁，不乏有各種角度切入的思維。藍詩玲的《鴉片戰爭》著力點則在「鴉片的形象」：本書的主體與章節安排無一不圍繞在鴉片的主題出發。大英帝國是很另類之視角：英國在鴉片戰爭前夕、爆發、交涉、結果，這是筆者以為研究鴉片戰爭的學者較少觸及的，若將鴉片戰爭的視角以「中國」和「英國」劃分，以茅海建所著《天朝的崩潰》2和本書互相參照方能略窺鴉片戰爭的梗概。《天朝的崩潰》用極大的篇幅鋪陳清帝國內部危機造成對外的潰敗，從軍事、經濟等各方向思索。而本書則以英國出發，從外交交涉、國內外輿論、商業需求回答鑄下鴉片戰爭的因子。筆者認為：本書最精彩之處除了在於作者如何演繹英帝國的對華方針與觀感，他對清帝國的定位，更讓筆者收穫良多。作者將清帝國「解構」成許多利益不同的群體，並非視為單一的政治體，與過往之論述尤有進益，若從個別利益論之，表面上國與國

藍詩玲，《鴉片戰爭

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北：八旗文化，2016)，28。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北京：三聯書局，2014)。

評藍詩玲，《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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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敗並不足以涵蓋紛雜的利益衝突和政治角力，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眾民和官憲的利益不同，是如何影響兩者對鴉片的態度，一昧以「毒品」的形象去描繪鴉片，就會忽略其在清帝國財賦收入的經濟地位，也會誤解放任走私的地方政府的深刻重要性。以英國角度觀察中國，將會發現表面統一的帝國，內含民族的衝突、沿海地區財源爭奪、上下級官員的認知差距，也就更能明白清帝國是如何輸掉這場戰爭；當然，在本書佔極大篇幅的「英國」也有多元的解構：殖民地行政官員和殖民地商人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帝國核心和邊陲的官員則有政治上的不同側重，執政政府與反對黨派從帝國名譽和道德自省的主張與激辯，和清帝國一樣，英國的對華政策亦是不同群體的角力所妥協的策略。不理解英國內部複雜的面貌，更不能更清晰的看待鴉片戰爭，從本書可以發現：以帝國主義侵略的單一視角看帶鴉片戰爭，會犯下過度化約歷史的弊病。本書恰能點醒這一盲點。當然，已經有諸般向度從滿漢衝突、國家思維差異、國際貿易的失衡、軍武科技落差、社會經濟崩潰來回答：究竟大清帝國如何輸掉鴉片戰爭？這些線索固然有助於吾人理解鴉片戰爭，但亦常犯下見樹不見林的弊端。筆者深思：鴉片戰爭固然以大清帝國的戰敗做收，但將鴉片戰爭以「中國近代史上百年恥辱的開端」論述不免狹隘，且充滿爭形象「再造」的痕跡。本書亦有提及這種以帝國主義侵略的史觀是如何成形的：二、三十年前，今日中國人所周知的「鴉片戰爭」事件，還只是中國漫長困苦十九世紀的一樁史實，更常納入「十九世紀的內憂外患」或「西人東漸」標題之下，夾在回亂及太平天國爆亂之間。……只是，一九二零年代出版的歷史著作裡出現一種新鮮的憤怒感。一九二零年代結束之際，中英衝突、琦英及伊里布草率簽定的第一個「不平等條約」變成現代歷史的轉折點，裡面充斥著帝國主義侵略……3 鴉片戰爭的論述，自清末以降，經過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的不斷重塑，其形象也呈現出與原貌不同的轉變，在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鴉片戰爭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被重塑為「現代歷史的轉折點」。筆者自思：今日主流的論點究竟是根據著鴉片戰爭的原貌評價，抑或是把鴉片戰爭放置在中國近代衰亡的脈絡去評價？這樣的評價方式又有怎樣的限制？

藍詩玲，《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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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近代史》4對於鴉片戰爭的評價來觀察：以該書而言，鴉片戰爭觸發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爆炸性事態」5，損失國家主權、外國軍艦在內陸的自由航行權、關稅自主權喪失、買辦階級的興起，這些幾近定論的說法誠屬有憑有據，然而筆者感興趣的是作者是在什麼樣的脈絡「書寫」鴉片戰爭的歷史影響？從上述內容觀察可發現其無一不為中國國勢衰微鋪路，但吾人思索鴉片戰爭所需探討的面向不僅只是它如何影響中國，「鴉片」做為主體的篇幅似乎在其後的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中消失。本書雖然篇幅上是以敘述英國為重，但在表達主體上則可見到作者以鴉片做為主線，鋪陳包含中英兩國相互影響的一段歷史。這種做法當然有其限制，例如本書中有過度解釋「鴉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力，也把「英國」的角色過度誇大。中國對於外國形象的認知與建構，除了鴉片之外還有許多層面：例如以英國做為代表的外國形象，就不僅只是鴉片，它同時也被中國塑造為他者，且需要利用器物革新的手段加以改造。但從一八四零至約莫一八九零以降的中國歷史，花在其上的篇幅卻幾近於無，藍詩玲選擇將焦點放在英國，探討英國如何將鴉片與黃禍形象連接在一起，隨後又以鴉片形象再回頭檢視一八九零年以降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然而這之間中國歷經從器物到思想的轉變，是筆者認為影響中國民族主義形塑的關鍵時期。這個時間區段也是中國歷經器物革新的努力最終失敗，知識分子吸收西學後轉而檢視中國政體、思維的變革。筆者認為：作者過度放大「鴉片」的形象，忽略了內在中國本身的變動，幾乎都用外來影響概括解釋。過度檢視英國的角色，則讓作者對於中國的認知上失焦：事實上中國關注外國的角度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朝向英國：同光新政初期中國仍將焦點放在英國與美國，如戈登與常勝軍，更有讚揚美國政體的想法，從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更可說明這些第一線接觸外國的南方知識份子對美國的讚譽6（暫且不論隨後太平天國的「粵匪」負面形象）。然而發展到一八七零、一八八零年代左右，中國對外在世界的目光則轉向歐洲大陸的普魯士（後德國）、法國之上，例如王韜之《普法戰記》，很明顯反映出中國的目光從海洋大國轉向歐陸新興強權。簡言之，中國的形象在這約莫五十年間一直轉變，但作者論述上依然把目光投射在英國，忽略其它外國對其之影響。就民族國家的建構而言，日本無疑更應當占有一 4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89。 6 「……花旗邦即米利堅，有金銀山，而招別邦人來采。別邦人有能者，冊立為官，邦長五年一任，限以俸祿，任滿則養尊虛優，各省再舉。有事各省總目公議，呈明決斷。取士、立官、補缺及議大事，則限月日，置一大櫃在中廷，令凡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於櫃內，以多人舉者為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為公也。其邦之跛盲聾啞鰥寡孤獨各有書院，教習各技。更有鰥寡孤獨之親友，甘心爭為善事者，願當眾立約保養。郭中無有乞丐之民，此是其..富足也。現有羅孝、卑治文、花蘭芷、高先生、晏先生、贊臣先生、寡先生與小弟相善也。……」 5

評藍詩玲，《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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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之地。然而作者把鴉片戰爭視為一本體，仍然是頗具特色的討論方式，也跳脫出把鴉片戰爭視為近代中國衰亡、帝國主義侵略的套路。本書中討論形象的再造亦頗具深意，勾勒出「黃禍」和「鴉片」的形象結合，從外國視角認知中國，更可以對照出中國形象的演變。然而，較具缺失之處就在於本書討論的英國角色是否對於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影響力仍有待商榷。

三、檢視「黃禍」的視角在本書中以一個篇章討論的「黃禍」，是筆者認為本書論述的轉捩點，在第十六章〈黃禍〉之前，作者以相當翔實的筆法書寫，甚至不免零碎層疊。而到了〈黃禍〉時，則利用當時英國的文學、通俗出版物來說明黃禍的形象建構。7而鴉片就在黃禍建構的大脈絡中由英國輸出毒品的道德撻伐，一變而為中國精神侵略英國的代表象徵。這樣的觀點令筆者尤為耳目一新，特別是侵略者透過鴉片的形象轉變成為受侵略者。作者用鴉片凸顯黃禍，則令觀點更具說服力，作者據此延伸出現代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畏懼」，筆者亦頗為認同。作者提出鴉片首先在英國轉為負面形象，爾後跟中國反撲的黃禍畏懼相結合，也是論述黃禍頗值深思之處。然而，用「黃禍」包裝「鴉片」，或拿「鴉片」闡述「黃禍」縱然令筆者耳目一新，但拿英國脈絡去處理中國對於鴉片的思維，卻讓筆者觀察到本書值得加以深思的「錯置」形象：在《病夫、黃禍與睡獅》8一書中提到三種建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象表現，分別為東亞病夫、黃禍和睡獅的形象。該書提及：「病夫」在西方的脈絡起初是指因為改革失利無力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家泛稱，且指涉對象最初為土耳其。「東亞病夫」成為外國論述上不曾出現的詞彙，是清末知識份子有感於國家危亡，特意「發明」出來的概念，且「病夫」所代表的群體，在西方的視角是指改革失敗的政府，但因為知識分子將國民的身體狀況視作國力強盛與否的指標，「東亞病夫」所指涉的對象，便由政府向下延伸到國民。病氣懨懨的清政府與中國人的形象結合，知識分子也因此把中國人描述成身體嬴弱的民族性，「鴉片」在這當中成為找尋病因的癥結點。換言之，在中國現代史上「鴉片」的形象確實如同第十七章〈舉國有疾〉所述產生變化，且朝著負面的觀感發展，與之相對的則是漸成大勢的「禁煙運動」以及民國以降強身健體的呼籲。

黃禍內裡有英人的道德內疚，華工對白人勞工職缺的爭奪，基於中國龐大的勞動力與生產力，遂而產生「黃禍」的陰謀論，認為中國縱然短時間不會以武力報復英國的侵略，但對英國的高尚的道德倫理、種族基因都在持續侵蝕消耗。而更以此衍生出「傅滿洲」這個黃種人的邪惡總合，鴉片不只打造出邪惡的黃種人形象，更廣布於英國文學作品中，是一種反道德的存在，更營造出文化對立的氛圍。 8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臺北：政大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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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脈絡很清楚的在十七章鋪演，但與十六章的「黃禍」承接，筆者認為作者並沒有掌握箇中變化：鴉片在英國確實和黃禍的形象有關，但在中國它卻是與「病夫」的概念結合，從鴉片戕害人心的觀感，在英國明顯是對中國報復的恐懼，但其同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解答國民孱弱的答案，用病夫來包裝中國的鴉片或許較為適切，但作者卻沒有考察到在中國「病夫」的負面論述，恰與鴉片契合。有負面形象的鴉片確實不適合用黃禍概括而論，因為在中國黃禍兼有正面負面的雙重意涵，黃禍在中國亦曾歷經形象的變化。在《病夫、黃禍與睡獅》一書中，提及最早的「黃禍」是以德皇命人繪製的「黃禍圖」成為具體的代表，但微妙的是黃禍在該圖中卻是「日本」而非「中國」（代表物為佛像而非孔子像），楊瑞松分析出：黃禍圖是西方世界因畏懼日本以先進的科技、文明、政體，因為族裔相近而控制龐大人口、物資的中國，進而對西方反撲的畏懼，「中國」之所以令人畏懼並非因其本身的動力而是其資源。這個說法與藍詩玲談到：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輸出華工掠奪白人工作機會，造成黃禍論興起也有若合符節之處：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但英國的「黃禍」卻不同於中國的「黃禍」。中國的「黃禍」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晚清知識分子將黃禍視為民族自豪感的保證，甚至許多人都談及白人把黑人、紅人消滅，但卻畏懼黃人，層層遞進提升民族優越感。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徹底理解西方對中國的畏懼何在，而是根據種族科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看法，重新詮釋了黃禍，因而「黃禍」在中國某種程度上反而是正面的意味。顯然作者在論述這方面時並沒有考察到楊瑞松老師所指出的這些面向。筆者認為：作者拿西方的「黃禍」投射到中國的「黃禍」，但若拿鴉片的形象建構卻是較吻合中國「病夫」的脈絡裡。因而，〈舉國有疾〉一章節中，作者談到「鴉片」、「禁煙」時是處在病夫的邏輯，而談到嚴復、種族科學卻又回到「黃禍」的概念上，但他對於黃禍的理解卻停留在西方式的想像，而忽略了中國本地的詮釋。這是以「鴉片」為主軸造成的形象錯置，也是東西方理解方式造成的差異。

四、結論大體而言，本書對於材料運用都頗為翔實，且旁徵博引，堪為緻密。且理解鴉片戰爭的視角新穎，又是側重英方，又有平衡觀點的價值，幫助讀者跳脫出傳統思維的套路很有幫助。本書體裁新穎之處在於：以鴉片為主體，來回答國族建構的問題，這是頗負新意的做法。但是作者在回答中國史的問題時，卻跳脫在近代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殊為可惜之處。鴉片從扉頁至封底都是全書重心：它是西方帝國主義最真實存在的象徵物，成為民族對外需要克服的它者，同時也是侵蝕民族生命力的反面代表。鴉片在中國同時扮演了對內與對外的障礙，在思想潮流推進下，「鴉片」被視為戕害國民身心的毒瘤，孱弱的病體也和衰敗的國運相互交錯、纏結。鴉片戰爭的歷史

評藍詩玲，《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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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成為往後國民黨、共產黨論述近代中國套路的起點，這種歷史遺緒也影響到往後中國愛國教育的歷史視角。本書從鴉片的形象檢討中國史觀上常出現的刻版論述，它也試圖以形象詮釋的手法來重構、回答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萌發問題，不過卻也忽略了形象詮釋會在不同時間、空間中衍變，雖然作者試圖探討，但仍有受到誤導之處。不過，無論是史料來源、章節結構、筆法和體裁都有它一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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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1. 藍詩玲，《鴉片戰爭

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北：八旗文化，2016。

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3.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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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史薈第50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評卜正民(Timothy Brook)，《掙扎的帝國── 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北：麥田出版社，2016；479 頁）

歷史二金典《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以下內文及註釋簡稱《掙扎的帝國》 ) 是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參與主編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叢書之元明史部分的學術專著。1本書涵納了政治、經濟、社會、氣候等多重視角，作者以一種宏觀的面向去敘述中國元明兩代的歷史。

「帝制中國史」叢書是由卜正民主編，將中國歷史上從秦到清的時期劃分為六段，由專精不同時代的歷史名家撰寫。其中秦漢、南北朝、唐代三冊由任教於史丹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陸威儀(Mark Edward Lewis)撰寫，其作品為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Qin and Han (2007), China between Empir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2009),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2009)；宋代部分由任教德國伍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Würzburg)的 Dieter Kuhn 撰寫，其作品為 The Age of Confusio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09)；卜正民撰寫元明部分，其作品為本書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2010)；清代部分則由任教約翰‧霍普金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羅威廉 (William Rowe)撰寫，其作品為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2009)。參考自李仁淵，〈重訪最後帝國：西方觀點下的清史新釋〉，收入羅威廉著，李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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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節架構卜正民曾任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等教職，現任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其研究專長為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等，是一位多產型的史家。2卜正民對歷史的觀察不僅嚴謹，資料蒐集甚多且廣，並能夠用簡易平順的語句把錯綜複雜的史事表達出來。不只如此，對廣大喜愛卜正民的讀者而言，他更像是一位相當會說故事的說書人，其在著作中擅長鋪陳不同的故事，將看似不相干且極為複雜的歷史圖像編織成一張清晰的歷史網絡。3換言之，卜正民要論述一個歷史現象或趨勢時，並非用一堆專有名詞來堆砌成篇，而是用一個人、物、或事的故事為切入點，利用個案來把當時的歷史給還原出來，最後又回到故事作結。如本書第九章〈南海〉，作者沒有開篇洋洋灑灑寫出許多歷史名詞或史事來論述明代的朝貢體系與海上貿易，而是以敘述一位因貪汙獲罪的蘇州銀匠管方洲4海外潛逃的故事為頭，來探討明代與海洋的關係：諸如海圖與海陸指南的出版、朝貢體系與民間走私貿易、進入全球貿易體系所帶來的白銀交易以及來華進行商業活動的歐洲人等等觀察點，認為明朝已進入當時的世界體系，並且走向海洋發展商貿，而非只是一個對於世界其他地方不感興趣的農耕帝國。5 全書總共分成十大章，分別為〈龍蹤〉、〈規模〉、〈九劫〉、〈大汗與皇帝〉、〈經濟與生態〉、〈家庭〉、〈信仰〉、〈物事〉、〈南海〉與〈崩潰〉。本書具有兩項較為新奇的特徵：第一是主題式的介紹，本書雖是「帝制中國史」系列叢書下元明兩朝斷代歷史的著作，但作者並非採取依時間向度從元朝創建至明朝滅亡依序敘述，而是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氣候等切入點來做專題式介紹，每個章節都有特別關注的論題。

2 其知名作品有《縱樂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方駿、王秀麗、羅天佑譯；台北：聯經出版，2004)、《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易》(黃中憲譯；台北：遠流出版，2009)、《塞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料貿易、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黃中憲譯；台北：聯經出版，2015)等。 3 參考自蔣竹山，〈評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新史學》，20：4(台北，2009.12)，頁 217。 4 關於管方洲的故事，可參考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台北：麥田出版，2016)，頁 345-348、 384-386。 5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351。

評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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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規模〉、〈大汗與皇帝〉兩章著重在政治史，敘述元明兩代維持帝國的行政制度與體系，以及元明兩代承上啟下的政治性格；6〈經濟與生態〉一章在敘述元明政權如何經營兼具農業、手工製造業和商業的混合經濟，以及交通運輸和城市經濟的興起，並談到經濟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現象與奢糜之風的盛行，最後藉由森林與野生虎的棲地為例來說明繁榮經濟造成生態環境的過度開發。〈家庭〉一章從講述家庭內的男女成員之社會地位及功能為始，逐步擴大到整個家庭的發展，最後得出元明家族世業之道：「一個富裕之家，想要保持長期的興旺，多半讓其子弟採取雙重投機的策略：一名子弟從商以建構家族的財富，另一個則致力於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7」〈信仰〉一章談到中國除了儒釋道三教體系外，在晚明又吸納來自西方的物理、天文、地理等等新知，在這樣不同思想匯合的時代，作者欲探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獨尊儒術、民間信仰、外來新知三者之間做出抉擇，及能否找出「異中求同」之道。在〈物事〉裡，作者以鄉居仕紳李日華的故事為切入點，並以書籍、家具、瓷器、書畫四種物事為代表，呈現當時晚明士人對於收藏品的精緻品味，並且帶動古董的消費市場。

二、自然災害與「龍蹤」第二個特點是作者在本書中提到了一個特別的現象：龍的現蹤。關於龍的主題在〈龍蹤〉一章有專門論述。作者蒐集了《元史》、《明史》的〈五行志〉8以及當時文人所撰寫的筆記類書等材料，把當時龍現身的事蹟一一記錄下來。先排除龍這種生物是否真實存在，作者在書中提到龍蹤在元明兩代可能的意義：時人對於極端異常氣候

6 元代的汗位繼承制度主要是「家族成員競爭繼承制」(tanistry)，源自於草原民族的習俗，藉由大汗諸子互相進行一場繼位之爭，最後勝出者由蒙古各部貴族議事大會「庫里爾台」(khuriltai)認可其繼任大汗的資格，然而此制度不同於中原民族的嫡長繼承制，由於手足自相殘殺使得政權過渡極不穩定，故又被稱為「血腥的家族成員繼承制」(bloody tanistry)。參考自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132。明朝取代元朝之後，儘管恢復漢人王朝舊制，但實際上明朝的政治體制承繼了蒙元，形成了混合大汗與皇帝傳統的統治模式。例如明代的專制政治一部分承接於蒙古的殘暴統治；明朝發生的「靖難之變」、「奪門之變」等等政變以及藩王叛變是繼承蒙元「家族成員競爭繼承制」的遺緒，過往由正統嫡長子繼任皇位的觀念被動搖，諸位皇兄弟為了搶奪繼任大統之資格而互相殘殺，唯有有能者且符合名分才有資格繼任大統。作者藉這些例子來推論出元明在政治體制方面實為一連貫的時代。參考自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134-135、141-145、150-160。 7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255。 8官方正史諸如《元史》、《明史》的〈五行志〉存在有關龍蹤的條目，被歸類於五行中的水類，稱「龍蛇之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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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宇宙天地秩序開始混亂的隱喻描述。9 另外，作者也引用了人類學家莎曼沙‧赫恩 (Samantha Hurn)的觀點：「召喚『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猛獸』，反映出『人們運用非人類的動物作為明確手段，或是作為人類活動隱喻的廣泛傾向』。10」得以確知元明兩代時人利用龍蹤現象來委婉地表達他們的想法：天子失德導致國家多災多難。作者在本書當中所鋪陳的一個大脈絡就是環境。對作者而言，環境是連繫元明、使其成為一完整的歷史斷代：「元朝與明朝可能同樣屬於一個單一時代的組成部分」的這個想法，則來自於一個完全沒有意料到的層面。……我在閱讀四種史料11的過程裡，開始注意到這些材料裡反覆提及的自然災害：饑荒、洪水、乾旱、龍捲風、蝗蟲、甚至龍現身釀災。當我收集這些材料出處，並且按照時間先後將它們排列順序之後，我發現這兩個朝代可以組成一個完整的時期。12 作者在〈九劫〉一章集結了許多貫穿元明兩代的氣候災異現象，諸如嚴寒、乾旱、洪水、蝗災、地震、疫疾、饑荒等，並從中歸納出元明兩代九次大劫難。13每種氣候災異都彼此相關聯，如久經乾旱後所降下的大雨將會引起一場嚴重的蝗蟲過境、乾旱和洪水破壞農作物收成導致災區出現嚴重大饑荒等等。極端氣候於是成為作者評斷明朝

9 在本書中提到：大多數的龍蹤會附帶一些極端的天候現象，如颳起強風、降下暴雨等等，而在《元史》與《明史》的〈五行志〉中，有關龍蹤的條目便把相關現象記載下來。如見《元史》卷 51〈五行二〉至元五年六月庚戍條「汀州長汀縣山蛟出，大雨驟至，平地湧水，深三丈餘，漂沒民居八百餘家，壞田二百餘頃。」參宋濂等著，《新校本元史並附編二種》(台北：鼎文書局，1977)，卷 51，〈五行二〉，頁 1099。又見《明史》卷 28〈五行一〉弘治九年六月庚辰條云：「宣府鎮南口墩驟雨火發，龍起刀鞘內。」弘治十八年五月辛卯條云：「日午，旋風大起，雲翳三殿，若有人騎龍入雲者。」萬曆十四年七月戊申條云：「舒城大雷雨，起蛟百五十八，跡如斧劈，山崩田陷，民溺死無算。是歲，建昌民樵于山，逢巨蛇，一角，六足如雞距，不噬不驚，或言此肥也。」參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並附編六種》(台北：鼎文書局，1982)，卷 28，〈五行一〉，頁 439-440。有關龍的起源，另有他說：「一類認為龍的原型是某種生物或幾種生物的組合，如：蛇、馬、蛇與馬的組合、蜥蜴、河馬、鱷魚、恐龍、松樹等；另一類認為龍的原型不是實際存在的動物，而是某種自然形象或多種藝術化的動物形象的疊加組合，如：雲、虹、閃電、合併了圖騰、物候代表形象的組合等。」引用自劉志雄、楊靜榮著，《龍的身世》(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2001)，頁 1-2。 10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36。 11 分別是官修正史、《明實錄》、地方官府記載各地民情事物的地方志，以及一般文集。 12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6。 13 當中元朝有三次劫難，分別是：元貞劫難(1295-1297)、泰定劫難(1324-1330)、至正劫難(1342-1345)。明朝有六次劫難，分別是：景泰劫難(1450-1455)、正德劫難(1516-1519)、嘉靖劫難(1544-1546)、第一次萬曆劫難(1586-1588)、第二次萬曆劫難(1615-1617)、崇禎劫難(1637-1643)。這九次劫難中歸納出的災異現象有龍蹤、乾旱、洪水、嚴寒、瘟疫、蝗害、地震等，其中尤以晚明崇禎劫難最為嚴重，是過往任何災年中最為悽慘的時期，眾多自然災害導致歷來最為嚴重的一場全國性的大饑荒。見《明通鑑》卷 87〈紀八十七〉崇禎十三年條：「是歲，兩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饑，人相食。詔免河北三府通賦，連發帑振濟，令『所在有司設法救荒，招徠流徙，撫按躬行州縣，定殿最以聞。』而災荒迭告，剿餉、練餉之徵如故，民皆瀕于死，所練兵又不足用。」參夏燮，《新校明通鑑》(台北：西南書局，1982)，卷 87，〈紀八十七〉，頁 3347-3348。又見《明史》卷 21〈五行三〉崇禎十三年條：「北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自淮而北至畿南，樹皮食盡，發瘞胔以食。十四年，南畿饑。……是歲，畿南、山東洊饑。德州斗米千錢，父子相食，行人斷絕。大盜滋矣。」參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並附編六種》，卷 21，〈五行三〉，頁 511-512。

評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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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的整體脈絡，在〈崩潰〉一章，作者認為要敘述明朝的滅亡必須從當時的環境背景作為前提。明朝末年正值元明兩代中最大的劫難「崇禎劫難」，各種自然災害席捲而來，對以農業為根基的明朝造成嚴重傷害，隨之而來的大規模饑荒導致各地民不聊生，再加上為抵禦東北的女真而增加的課稅，不堪負荷的人民便成為流寇四處劫掠，最後流寇在李自成的率領下攻陷北京，明朝隨即覆亡。最後作者在結論提到：「如果沒有將氣候對社會和國家、特別是國家所仰賴的經濟基礎───農業───帶來的壓力考慮在內，就無法完全了解這四個世紀的歷史。14」

三、全書評述不過依筆者所見，作者認為極端氣候是導致帝國崩潰的因素實待商榷。固然明朝的崩潰與當時的天災背景有一定關聯，但筆者認為作者對其他因素未多所著墨，若只特別專注在氣候因素不免偏頗。例如社會方面，明朝自萬曆年間始人民遭到官府和大地主的層層剝削，縉紳地主利用投獻、搶奪、購買等手段，佔據了大量田地，積聚了鉅額財富。15城市經濟受腐敗官府摧殘而衰退，田地也被大地主兼併，致使許多中下層農民苦不堪言，增添社會的動亂因素。16另外，明末官場黑暗，黨爭激烈，各級官吏皆為自身利益而遊走政治圈，對政敵互相攻訐，不以經世濟民為要義，唯損民以自利，朝政更加腐敗，如此發展皆使整個大明江山抵擋不住外部異族的入侵和內部流寇的侵蝕，最後走向崩潰一途。故環境變遷的確是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明朝自身的腐朽，其貪婪與失能是促使江山易主、改朝換代的直接因素，而極端氣候是間接因素，為亡國命運準備了舞台。儘管如此，本書仍不失為一本優質之切分時代斷面的元明史著作，尤其是作者認為元明屬於一個連貫的時代分期，其論點新穎，不僅為蒙元史和明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也讓我們得以用一更廣闊的視角去看待歷史。此外，作者再次運用其《維梅爾的帽子》裡的拿手說故事技巧，從浩瀚的史料中找出這些歷史人物並敘述他們的經歷，為讀者打開了一條進入大歷史脈絡的通路。最後，我們能從本書看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著帝國，而帝國為了維持生命而不停掙扎著。

14 卜正民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頁 425。 15 王天有、高壽仙著，《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北：三民書局，2008)，頁 404。 16 參考自傅衣凌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台北：雲龍出版社，1995)，頁 484-493。另外，明神宗自萬曆二十四年(1596 年)始派遣宦官充任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開礦徵商。然而，所謂礦監往往是妄指民間良田美宅之下有礦脈，肆意敲詐勒索；所謂稅使則是在全國重要的城鎮、關津、路口設置重重關卡，盤剝工商業者和城市居民。這一舉措促使城市經濟的衰敗，激化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矛盾。參考自許大齡、王天有主編，《明朝十六帝》(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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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 古書 1. (明)宋濂等著，《新校本元史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77。 2. (清)夏燮，《新校明通鑑》，台北：西南書局，1982。 3. (清)張廷玉等著，《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1982。

(二) 專書 1.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台北：三民書局，2008。 2. 許大齡、王天有主編，《明朝十六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 3.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 4. 劉志雄、楊靜榮，《龍的身世》，台北：商務印書館，2001。 5.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三) 期刊論文 1. 蔣竹山，〈評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新史學》，20：4，台北：2009.12。

政治大學史薈第50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花臉的實務家──讀岡本隆司，《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

（新北市：八旗出版社，2016；256 頁）

歷史四林韋聿

一、寫作緣起筆者在大學部上課時，老師曾在課堂上所言，中國近現代史中最難翻案的兩個人，一個是袁世凱，另一個則是汪兆銘。1915 年，袁世凱宣布稱帝；2016 年時，則由八旗文化出了《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在這一百年間，臺海兩岸對於袁世凱的認識還是受到革命史觀的影響，對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有許多刻板的印象。在革命史觀之下，袁世凱被認定為權力薰心的野心家；由於將孫文和蔣介石兩人視為正統，亦視南京臨時政府、廣州軍政府、國民政府等為正統；論述上強調袁世凱為人詬病的地方，並忽略了北京政府的作為。目前坊間的書仍有將袁世凱定調為竊國大盜或是背叛者的，固然有試圖重新評價袁世凱的書，但顯然力有未逮。1作者岡本隆司在此書的前言中也提到：中日雙方所認識的袁世凱一直脫離不了以往既有的框架、我們應該不為既有褒貶、評價的束縛得去解讀袁世凱的生涯及其意義。2

韓作在 1987 年出版的《袁世凱評傳》在導言當中提及孫文把中華民國的最高統治權力，交給了「竊國大盜」袁世凱；侯宜傑 2001 年出版的《百年家族──袁世凱》的封面上寫著：「他背叛了維新派、背叛了清廷；又復背叛了民國」。 2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臺北：八旗文化)，201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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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書架構全書共分五章，各自以〈朝鮮〉、〈崛起〉、〈北洋〉、〈革命〉、〈皇帝〉為旨，分述袁世凱生平。相較於以往書寫偏重的辛亥革命後，此書花在辛亥革命前的筆墨較多。第一章〈朝鮮〉從袁世凱的家族開始寫到甲午戰爭，第二章〈崛起〉提到了袁世凱甲午戰後自朝鮮歸來，之後就去了天津城郊進行小站練兵，並在戊戌政變中扮演關鍵角色。第三章〈北洋〉則是戊戌政變後，袁世凱逐漸受到慈禧太后重用，接替毓賢擔任山東巡撫，後來更接下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責大任，負責推行新政並訓練出新軍：北洋六鎮，坐穩大清帝國的第一把手。第四章〈革命〉則是先介紹了辛亥革命的時代背景。在革命醞釀的同時，新登基的宣統皇帝旁也在攝政王戴澧的操作下，不再重用袁世凱。第五章〈皇帝〉則先後敘述武昌起義以後，無力處理叛亂的大清再次起用了當初一手訓練出新軍的袁世凱，而後袁世凱的聲勢權力也水漲船高，不僅先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來更一度稱帝。然而，面對眾人的反對，袁世凱最後還是撤銷了帝制，並於該年過世。

三、全書評述誠如作者在後記當中所說：要理解一個充滿惡評的人物，必須將其立場還原至當時的脈絡中。3因此在書中作者也的確刻意去書寫了袁世凱的事蹟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及氛圍。關於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作者就從清國跟日本看待清國和朝鮮之間關係的歧見開始解釋。而在解釋雙方歧見的同時，也可以用比較具體的方式來看待袁世凱在這件事當中的立場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清國想將朝鮮維持在清國式屬國的地位：內政、外交自主，奉大清為上國；日本則是基於維持朝鮮半島的勢力平衡而認定朝鮮為獨立自主國，以防清國獨大。而袁世凱受李鴻章推薦擔任「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而對此職位的說明當中，也直接點名負責干涉朝鮮的內政與外交。袁世凱也的確忠實完成了李鴻章所交代的任務，他再三地呈現了上國和一般其他國家的差異。他乘轎子前往王宮、他以尊貴的態度輕視朝鮮國王、干涉朝鮮派遣常駐外交使節到海外各國，在各個面向上努力地製造了和清國為上國，並非其他等閒國家的現象。在東學黨之亂時，朝鮮面臨無力鎮壓叛亂，於是依循「壬午、甲申之先例」，請求清朝派遣援軍。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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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讓袁世凱及李鴻章長期和朝鮮對於屬國關係無法達成的共識(中)，在軍事保護權上有了共識。而日本則以清軍侵害了朝鮮的獨立自主為由，爆發了甲午戰爭。另外一個例子則是辛亥革命，書中也有稍微說明辛亥革命的脈絡：在當時期待進行改的不僅有革命派，也還有立憲派。，即便 1905 年時革命派成立了同盟會將各個組織合而為一，但是這個統一也僅停留在表面，內部還是有著矛盾，無法真正融合。革命派之中，對於如何執行革命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暗殺政府首腦，有人認為應該在南方發動組織性起義，建立根據並北伐，也有人認為以長江流域為據點，聯絡當地地方的秘密結社，進而發展革命。到了 1911 年，在清政府提出令人難以接受的皇族內閣名單後，對於立憲感到矛盾、失望的人群也將矛頭轉向大清國，轉而支持革命。內閣名單當中共有 13 人，其中包含了 8 位滿洲人，其中又有 5 人是皇族，漢人僅有徐世昌及盛宣懷等 4 位。4 而時代脈絡的呈現以外，作者也多少為袁世凱翻案，澄清一些子虛烏有的惡評或一知半解的誹謗。過去根據維新派的史料所定調的歷史，往往認為袁世凱的先是接近維新派，答應支持康有為發動政變，但事發之時，卻又臨陣倒戈，向慈禧太后密告維新派的計畫，導致了康有為等人的失敗。然而倘若和袁世凱的日記做對照，便能夠發現，雙方的說詞是有出入的，維新派對於袁世凱抱持著過度的期待，並賦予了太多的責任。關於光緒皇帝、梁啟超和康有為等人推動的戊戌變法，當時大多的官僚或多或少都有體認到需要變革，但是主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等人操之過急的作法，反而導致了這次變法的失敗。5 作者在戊戌變法的部分，針對為何慈禧會提前自頤和園回到紫禁城，以理由不明帶過，而作者也無法肯定袁世凱究竟是否有向慈禧太后密告。在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當中，茅海建指出慈禧太后之所以提早回去紫禁城是因為御史楊崇伊的奏摺，其中提到的光緒皇帝要在 9 月 20 日和伊藤博文見面，讓慈禧太后選擇提早回西苑。吳相湘在 1957 年便提出了此說。6而作者不確定慈禧太后對於戊戌變法的態度，在同一書中也有所回應，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間存在著特殊的權力關係，又分為兩種制度，分別為事前請示制度及事後報告制度。事後報告即軍機處每天將前一日的朱批、口喻、電旨連同事由一併上報給慈禧太后；事前請示則是光緒皇帝會利用和慈禧太后見面時，請示重大政策及高級官員的任用。7因此，基本上，慈禧太后是不反對變法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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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183-190。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109-114。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北京：三聯書店，2005)，頁 85。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頁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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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變法的情況是了解的。但是在不久前光緒皇帝才擅自罷黜了禮部六位官員的職務，為了確保和伊藤博文會面時光緒皇帝不會胡來，因此慈禧太后選擇提早回到紫禁城。8 1915 年時，袁世凱擔任大總統一職時，日本對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雙方交涉時，日本談判的行動相當的拙劣而失敗，中國則是在談判上展現了許多巧妙手法，例如透露交涉內容以製造國際輿論。9然而，在該年 5 月 7 日，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為了避免和日本開戰，還是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部分要求，並簽訂了《中日民四條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經過袁世凱政府的談判交涉，對中國權益的損失已經從原先《二十一條要求》縮減至《中日民四條約》，相較來說這已經是對當時中國外交來說相當不錯的成果了，畢竟日本都已經發出最後通牒，戰爭幾乎一觸即發。10然而，過去對袁世凱的認識每每停留在最粗淺的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忽視了袁世凱政府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關於誹謗，武昌起義後清政府意圖起用袁世凱鎮壓叛亂，他先是藉口足疾推辭，而後開了條件給清國，要求給予軍事全權、開設責任內閣、國會，並赦免政治犯，在清國答應全數條件以後才答應復出。作者指出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記述認為袁世凱之所以要求這些條件，是對戴澧的報復以及對立憲派、革命派的示好。奪軍權以報復，要求責任內閣和國會則是呼應立憲派的主張，赦免政治犯則是對革命派釋放善意。固然合理，但缺乏明確的根據。11

四、綜論與回顧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當中說過：「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書中討論到戊戌變法時提到目前一般的認知都是守舊派單方面扼殺了維新派，原因在於康有為當時一連串成功的宣傳。為了合理化改革，甚至還竄改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卻流傳下來成為了解當時的史料，因此後世的觀點大多和維新派一致。再者，現在的人已經習慣將改革、變法視為正當的觀點，並將反對者劃作反派；而且把自身的觀點及體制視為理所當然時，自然會認為採取反對立場的慈禧太后是錯的。12 雖然上述文字原文應該是以日本人為主體，但同樣的說法也是可以套用在現在的中華民國。而這部分的反思也可能夠回扣到作者想要還原時代脈絡的意圖。現今的許多理 8

張戎，《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太后》(台北：麥田出版，2014)，頁 222-243。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6-7 10 呂慎華，《袁世凱政府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臺中：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11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195。 12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114-1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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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思考往往都是奠基於現狀，而忽略了當時的語境；而也有許多事務會宥於現代的認識，而無法真正地去認識和理解。這本書的確對於認識袁世凱有一定的作用，但誠如作者在前言所說，此書側重辛亥革命以前的時期，筆者以為如果不將目光限縮在民國後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或是內部政爭上，或許還能夠多認識一點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例如袁世凱在不同職位時如何和其所組的內閣進行互動，又推動了哪些建設。否則，恐怕第一個想到的總是他未經參議院同意擅自進行善後大借款的印象。另外，作者在行文過程中，有時候會說明或解釋袁世凱的作為，但有些句子的筆法似乎有自我合理化的傾向或是過於文學性的描述出現在書中而有些違和。甲午戰爭戰敗後，袁世凱以母親生病為由辭去職務，該節最後，作者以「這樣看來，彷彿充滿挫折的年輕歲月與經驗，絕非沒有意義。軍事力與外交力，捲土重來成為袁世凱的新目標，這些都是旁人無法比擬的財產」作結。13 在宣統皇帝藉口袁世凱足疾讓他回家養傷，袁世凱隱居於養壽園，在敘述完袁世凱的田園生活後，作者做出解讀「也許我們應該把此時袁世凱的態度視為韜晦之際，他既不是對時局漠不關心、也不是失去了自信，只是當下為了保身，而只能先雌伏於村」。雖然有先用袁世凱所做的五言律詩為依據，但這部分的論證似乎還單薄了些。14 「由於掌握了軍力，當甲午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事變等重大事件發生時，他總是握有最關鍵的那一票，也總是被迫做出左右結局的重大決斷」。筆者以為袁世凱固然在這些事件當中都扮演關鍵的角色，但似乎也不至於被迫做出左右結局的決斷。歷史上的結果並非線性的因果，或許不該賦予一個人過重的責任。15 最後，本書的副標題源自北一輝對袁世凱的評價：「非世間評價之奸雄，僅是墮落的俗吏」，岡本隆司也認為袁世凱是典型的官僚，默默處理實務，為達目的在所不惜。16然而，在筆者看來，袁世凱的確在政務上有相當好的表現，不愧為北一輝及岡本隆司都認同的俗吏；但筆者認為袁世凱更具特色的地方是他和孫文一樣：被賦予太多的加工。，不過，和上了妝的孫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袁世凱則是個被畫花了臉的俗吏。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73。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179。 15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200。 16 岡本隆司著，李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吏與強人》，2016，頁 24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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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1. 呂慎華，《袁世凱政府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2. 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臺北：八旗文化)，2016。 3.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 4. 張戎，《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太后》，台北：麥田出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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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歐立德《乾隆帝》（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75 頁。）歷史四黃瑜平

一、作者暨譯者介紹作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 1959–），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與歷史系講座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是目前美國研究「新清史」的領軍人物，專長領域為西元 1600 年後的中國史、內亞史（尤精於中國與內亞關係與滿洲史）。在新清史研究中，他注重滿文文獻對於新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因此催生其重要作品：《滿洲之路：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1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但相較於新清史的開創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 2

極端的「滿洲中心論」論調，歐立德承認滿洲政權有漢化的現象，不過他仍依循著新清史的學術脈絡。3讀者可以從其發表的論文〈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當中，4瞥見他作為新清史研究專家的思維模式與主張並藉此了解本書中作者的學術脈絡。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為了有助於本書閱讀，尚參照其相關書評：劉世珣，〈評介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14（臺北。2010.06）：頁 177-192。 2 羅友枝的「滿州中心論」論述，可見於其針對何炳棣所提出著漢化主張的答辯文：羅友枝，〈再關清代—— 論清代在中國歷史上的意義〉，收入劉鳳雲、劉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 研究與爭鳴》（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8。 3 葉高樹，〈「參漢酌金」：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歷史學報》，36（臺北，2006.12），頁 162-163。 4 歐立德（Mark C. Elliott）著，華立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識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 4（北京，2002.11），頁 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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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者評價本書譯者之一的賈建飛曾撰寫過相關書評。5賈建飛本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改制為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要研究近代中國疆域史，對清朝與中亞的關係有所研究。，所以主要翻譯第六章「帝國的擴大」。也因此在評論此書時，有相當篇幅在探究歐立德筆下的清朝與內亞民族關係，這也正是新清史相當關鍵的學術關懷。同時，他也深入剖析此書與新清史的關聯性，指出歐立德想以乾隆皇帝作為案例說明新清史的「滿洲中心論」的動機。縱觀其文，賈建飛認為歐立德筆下的乾隆是一個多重矛盾形象的結合體，6而這肇因於滿洲君主的多元民族政策與統治上的需求。固然，賈建飛的書評描繪出新清史的架構，也將歐立德想呈現給讀者的乾隆予以更具體的描述。但相較之下，賈建飛缺少其他漢化觀點學者對於乾隆的描述，也較少提及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故筆者試以該部分切入，比較「新、舊清史」對於乾隆的描述的異同之處。

三、本書章節摘要歐立德創作本書的動機其一為西方對乾隆皇帝的陌生。中國人固然將其描述為中國史上重要的帝王之一，但西方對他的理解相當不足，長期以來僅康無為（Harold Kahn）有撰寫乾隆的專著。7其二是讓讀者了解 18 世紀的中國是如何適應全球歷史的演進。其三則是想將過去神格化的乾隆拉回地面，將乾隆視為一介凡人進行研究。本書總計有十個章節。第一章為「登基」，內容除了描述乾隆的少年時代外，也描述其登基前清朝的政局，描繪出乾隆在康熙、雍正皇帝共同確立下繼承大清皇帝的正當性。第二章為「當政」，也就是乾隆皇帝登基後所要面臨的種種問題：他接手的是一個富饒且廣袤的多元帝國。首先他不打破雍正朝所延續的人事，但卻對雍正朝的政策進行相當的變革，並帶來初步的成功。接著他鬥垮前朝重臣張廷玉，建立起自己的新世代。8

賈建飛，〈書評——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漢學研究》，29.1（臺北， 2001.03），頁 317-324。蓋作者是以英文本評論，故該文中部分譯名與本書有所差異。 6 賈建飛，〈書評——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頁 324。 7 Harold Kahn,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轉引自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vii；255。 8 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頁 45-46。

評歐立德，《乾隆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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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為「家庭、儀式和王朝統治」，作者呈現乾隆身為子、夫、父的樣貌。這也是乾隆作為多重角色矛盾的案例。第四章為「滿洲成功之困境」，也是作者想強調的部分，因為這涉及到乾隆作為滿洲君主面臨滿洲民族認同危機時所作出的努力。他以八旗制度、語言、歷史、薩滿信仰、勇士之道（滿洲軍事傳統）作為滿洲人的共同意識。9雖然最終還是因為種種因素而以失敗告終，但基本上滿洲人還是能維繫部分滿洲族群。這部分與漢化觀點學者的論點出現歧異，留待筆者稍後討論。第五章為「巡遊之治」，乾隆巡遊各地皆有其政治意義，而這些舉措可以看出乾隆是如何看待他的多元帝國。第六章為「帝國的擴大」，描述乾隆對外積極擴張的政策，以及他作為「尚武之王」（Warrior King）的形象。他對於新疆的積極作為使清朝勢力深入天山南、北路。但他並不稱此為「國家」的勝利，而是稱其為乾隆自己的勝利，以強調乾隆是承受天命的帝王。但他也體會到帝國本身的侷限，遂採取較為緩和的後續處置措施。第七章為「文化巨人」，描述深受漢人文化影響下的乾隆，形塑其儒家統治者的形象，同時也展現乾隆作為藝術家、文化捍衛者與文化專制主義者等矛盾的形象。第八章為「清代的中國與世界」，描述清朝的對外關係與朝貢體制。也藉由他對於西洋人的種種態度，反映他對西洋的觀點與看法，塑造出一個保守的帝王。第九章為「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描述乾隆盛世後漸漸浮現的危機。這包括對外戰爭的慘勝、人口與土地危機、權臣和珅與清朝官員貪污腐化和四處發生的叛亂等，而這些問題都在太上皇乾隆死後成為清朝大患。最後作者就乾隆現今的形象提出許多思考，並以「天之驕子，世之凡人」10作為乾隆最終的評價：「一個王朝，哪怕像大清王朝這樣成功，畢竟還是一個家庭的事務，而一個皇帝，哪怕像是乾隆這般富有雄心，畢竟也還只是一個凡人。」11

四、評論關於這本乾隆皇帝的著作，歐立德運用許多二手研究，甚至參照了部分漢化觀點 12 學者的論著（例如陳捷先的《乾隆寫真》）來建構乾隆。不過，歐立德也相當程度地

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頁 77-97。此處翻譯為「天之驕子，世之凡人」以呼應本書英文本副標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而賈建飛在其書評中翻譯成「天之驕子，世之英雄」。然而綜觀本書，歐立德之語義應當是前者，故本文採用前者譯法。詳見賈建飛，〈書評——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頁 319。 11 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頁 24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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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新清史的論著與滿文文獻。究其使用資料而論，似無偏向新清史或是「舊」清史，但從整體著作來看，仍能相當清晰地得出新清史的學術脈絡。首先是關於《乾隆帝》本身的敘述方式：歐立德以個別主題的方式個別闡述乾隆，讓各派學者依據不同的立場對乾隆進行描述。像是新清史學者會強調第四章中乾隆帝作為滿洲帝王強化滿洲民族意識的舉措；漢化觀點學者則會強調第五章中乾隆帝南巡曲阜、泰山與第七章中乾隆帝作為儒家帝王的形象；賈建飛以邊疆史研究的視角則會強調第六章中乾隆作為內亞共主的形象（這也正是新清史的重點），但乾隆帝的整體形象又是什麼？根據中國史學「蓋棺論定」的傳統，通常會有一個具體且清晰的歷史定位。像是在《清史稿》當中，乾隆的整體評價是前期勵精圖治、征服四方，但晚期倦勤，受到權臣操縱而晚節不保。13孟森對於乾隆與前期清朝皇帝的評價為人主聰明，以武拓地、以文治國，但因屠戮士大夫，風氣敗壞，亡國時居然無死節之臣。14這些描述近似於中國傳統史學的論點，而漢化學者諸如陳捷先在描述乾隆時，也或多或少為乾隆受到漢化的影響。這與歐立德的著作中多樣化的乾隆有著一定的歧異性。而本書背後所存在的新清史脈絡也是筆者想探究的問題。在本書第四章「滿洲成功之困境」中，究竟該如何詮釋乾隆皇帝建構滿洲意識與重整八旗的行為？這些舉措是成功的嗎？依據歐立德的說法，這是滿洲君主面臨八旗擴大與「滿洲同化」時延續滿洲的民族認同的方式。15但這與漢化觀點學者的論述有相當大的差別。清史研究學者管東貴在〈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一文中所闡述的滿洲漢化所形成的後果，與歐立德所謂延續滿洲的說法有所抵觸，16究竟是如何形成這樣的差異？筆者認為，除了傳統上從滿、漢視角觀察之外，也應該從官方、民間的視角進行考察。歐立德所描述的重建滿州意識是滿洲統治菁英的舉措，而管東貴則是觀察到滿洲低階成員的漢化現象。也因為滿洲人的認同危機，造成滿州統治集團開始進行一系列凝聚向心力的舉措。雖說如同管東貴所言，滿洲人的生活已逐步接近漢化，17不過歐立德所言滿洲社群的存在也是

歐立德在描述乾隆飲食時雖簡述其滿洲傳統，但其中仍隱隱透露出清帝入關後的漢化情形。該觀點正是傳統清史學派的主張，詳見：陳捷先，《乾隆寫真》（臺北：遠流出版，2002），頁 392-400。 13 原文：「論曰：高宗運際郅隆，勵精圖治，開疆拓宇，四征不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為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累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引自趙爾巽等著，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清史稿校註》(臺北：國史館，1986)，頁 542。 14 原文：「西陲拓地萬里，臣屬至蔥嶺以西，衛藏以外。國內太平，文治自然興起。而順、康、雍、乾四朝，人主聰明，實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製作可觀。自三代以來，帝王之尊榮安富，享國久長，未有盛於此時者也。而乃盈滿驕侈，斬刈士夫，造就奴虜，至亡國無死節之臣，嗚呼!」。引自孟森，《清史講義》（臺北：五南書局，2014），頁 388。 15 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頁 77-80。 16 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所集刊》，43.3（臺北，1971.11），頁 486-488。 17 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頁 48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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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的事實。18然而歐立德也承認這些舉措只是曇花一現，滿洲認同在逐步發展的漢化下漸漸地消失。

五、總結：縱觀此書，歐立德作為新清史的專家，詳述了乾隆皇帝的各種面貌。固然他規避了對於乾隆皇帝整體的評價，但從他的學術脈絡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想呈現乾隆皇帝作為一個多元民族帝國皇帝的種種作為與形象。這當然與將清朝視為中國傳統皇朝的傳統清史學者有極大的差異，但這是一個相當良好的差異，因為這能讓讀者用更多的角度審視這位中國史上頗具傳奇性的帝王。

歐立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隆帝》，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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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 中文史料 1.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頁542。

(二) 中文專書 1. 歐立德（Mark C. Elliot）著；青石譯，《乾隆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 陳捷先，《乾隆寫真》，臺北：遠流出版，2002。 3. 孟森，《清史講義》，臺北：五南書局，2014。

(三) 西文專書 1. Ellio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Kahn, Harold.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四) 中文期刊論文 1.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153-192。 2.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4（北京，2002.11），頁86-93。 3. 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43.3（臺北，1971.11），頁 445-488。

(五) 中文書評 1. 賈建飛，〈書評——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漢學研究》，29.1 （臺北，2001.03），頁317-324。 2. 劉世珣，〈評介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耘》，14（臺北，2010.06），頁17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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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山，《明代宦官》 (台北：聯經出版社，2011：352 頁)

歷史三吳昱萱作者蔡石山先生，現職為國立交通大學的講座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寫過多篇以明朝海上探險和華僑為主題的文章，著有《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等書。而《明代宦官》，作者明白以往的官方史料中對宦官多有偏見，因此全書採取批判的筆法，希望以客觀的立場描繪宦官的成就。《明代宦官》鎖定明朝朝廷核心的一大主題，探討了錯綜複雜的明朝政府內，宦官具有的各種功能1。本書分為十章，前言舉了相反的例子來表達一般大眾對宦官和文人的既定觀念。第二、三章講述宦官的起源及宦官機構的體制化。第四到末章則闡述宦官在明代扮演的各種角色，試圖打破大眾的刻板印象，宦官不只是次要附屬品，而是參與明代行政體系且影響帝國命脈的重要角色。筆者將側重於宦官的角色，即如何在宦官與他者的互動中，用客觀的態度來描寫明代宦官，再運用手邊資料對照，並做討論與思考。最後以筆者的角度，總結本書的評論。

一、宦官的供需自古以來，宦官的來源大致有兩種：一是戰爭的擄掠，二是得自籍沒罪人的家屬。在奴隸制社會中，將戰爭中的俘虜作為奴隸極為普遍，把擄來的幼童淨身為宦官者，

蔡石山，《明代宦官》(臺北：聯經出版社，2011)，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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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常有的事。直到明清時期依然是宦官的來源之一。把罪人的家屬沒而為奴，也是行之已久。在這些家屬中，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淨身，送進宮成了宦官2。此外，除了來自周邊國家和邊疆部落的進貢，中國本土還有數個供應宦官的來源。地方官員常受命提供特定數量的閹人給皇宮，但許多官員未經皇上授權自行將人閹割，並留作己用，因而受到懲罰3。在刑法典的濫用下，明朝晚期皇帝常無視洪武末年不再以閹割為刑罰的禁令，甚至許多享有特權的貴族和有錢地主也對自己雇用的人施以宮刑4。而自宮求職其實是違反明律的，但隨著社會、經濟情況惡化，無法透過科舉或花錢購買官職來躋身仕紳階層的老百姓，取得特權的唯一辦法就是入宮當宦官。因此，儘管皇帝下令嚴懲，然在 1516 年，人數超乎需求的自宮男子已成嚴重問題，使嘉靖帝甫登基就不得不緊縮開支。這就是宦官供過於求的問題。不過，筆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此書的 26-28 頁與作者在 36-41 頁說明閹人過多的情形有相互矛盾、交代不清之嫌。因作者提到只有皇帝使用閹人並非事實，明朝還有許多閹人受雇於貴族和分封的宗室，而隨著藩王數量增加，對宦官的需求也大到供不應求5。如此一來，跟宦官供過於求正好相反，兩段說法是否是作者忽略時代性的差異而造成的謬誤，抑或作者未能釐清史料，關於宦官供需的問題也許能有更深入的探討，以獲取更精確的研究。再者，明朝政府內部沒有施行閹割手術，但為了防止宦官偽裝成完全失去或完全被閹的情況，所有入宮的宦官都被仔細檢查過。此外，每四年還要再檢查，因為沒有去除乾淨會再長出來6。這段內容，作者沒有在書中提及，或許是作者在查找資料時忽略了，或是作者認為非必要而沒有討論，但筆者認為宦官入宮後受到的後續處理也是了解其職場生態的重要一環。

二、宦官的各種角色宦官的職務繁多，從軍事、情報蒐集、外交、海上活動到經濟推動等等，都可見宦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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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功義，《明代的宦官和宮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頁 2。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25。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27。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27-28。賀凱，《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 年(下卷)》(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20。

評蔡石山《明代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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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洪武帝對前諸王朝的宦官之患多有關切，在宮中立牌示警，威脅宦官若參與政務將被斬首，並堅決不讓他們識字，但從永樂帝開始便依靠宦官執行政府政令7。明朝的大多也指派宦官到各地擔任鎮守、守備，讓職業指揮官與統兵宦官一同帶兵。1439 年，正統帝任命宦官吳誠和曹吉祥為總兵官，命他們評定四川山區的叛亂，但曹吉祥野心太大，1461 年初秋突然發動兵變，因此不得善終8。這是大部分文官筆下描繪的「宦禍」，但若是以傳統刻板印象看待這群統兵宦官則有失偏頗，正德時期，太監張永統帥約三萬京營部隊平定安化王的叛亂，後來還協助扳倒獨攬朝政的宦官劉瑾9。從作者在本書中不斷利用如曹吉祥和張永這樣的正反例子來看，筆者認為非常切合作者寫作本書的動機，為了不讓讀者停留在宦官只有違法擅權的一面，作者用心找了不同史料舉證。不過，筆者在閱讀時覺得有些部分過於冗贅，例如作者在描述宦官任職軍官時，87 頁提到傭兵而做了介紹，但筆者認為這跟宦官無明顯直接的關係，是否有需要特別談論或許可以做進一步的思考。此外，作者也透過宦官與他者的互動來敘述。像是掌理朝貢業務的宦官，素質良莠不齊，而他們不當的行為，編修《明史》者未遺漏於筆下10；士大夫夏元吉帶頭抨擊宦官鄭和的遠航，指稱這類活動會拖垮財政11。在這些交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何以有此多數量之精明太監擔任機關的掌理者，但他們的成就和名聲往往被作惡多端的宦官，或排擠宦官的文官、史學家所掩蓋，作者將這些史料中發現的問題一一呈現於書上。值得一提的是，隆慶年間，一位極具文化素養的宦官嶄露頭角，此人名叫馮保，可以說是歷來主掌東廠的宦官中績效最佳且最有權勢者，他與慈聖皇太后關係甚佳，也與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合作密切12。馮保是在史書中難得一見宦官與文官的合作例子，因為對受儒家思想灌輸的官員階級來說，讓宦官執行宮外、涉及國家大事的使命，是一件令人憤慨的事13。因此，在明代常常能看到官員與宦官之間的衝突。諷刺的是，儘管馮保發揮了他的所有政治本事，依然遭到其他宦官以及外朝官員的猜忌和嫉妒，最後不得善終。再度應證了本書的主旨：宦官不論良莠，都只是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除了作者在書中提及的宦官與他者的交流之外，筆者在翻閱其他史料時也找到其他例子。熹宗時期，非東林黨人因為被排擠而人人自危，紛紛投依閹黨求存，並藉魏

賀凱，《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 年(下卷)》，頁 19。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83-86。 9 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92。 10 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198。 11 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218。 12 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133-134。 13 賀凱，《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 年》，頁 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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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賢的勢力打擊東林黨人14。說明就算官員再怎麼厭惡宦官，為了自身利益，他們仍願意投靠當時勢力龐大的宦官頭子。如此一來，在暗潮洶湧的政治權力爭鬥下，是否真的只有宦官是屬於腐敗的那一方？藉由手邊資料與本書相互對照，筆者認為宦官的行徑得到應有的關注後，以歧視的眼光看待宦官的其他官員也值得我們注意。

三、結論作者藉前言先舉了楊漣和魏忠賢兩個正好相反的例子，一個是儒教薰陶下潔身自好的士大夫，一個是靠著狡詐手法權傾一時的宦官，這似乎符合大眾的刻板印象，筆者認為作者便是要讓讀者透過此書，突破既定概念。作者的確也對宦官做了詳盡介紹，並徵引多方史料及專書，不僅使讀者更瞭解君主專制政體下宦官的職能，也發現不論是文人或宦官，其實都是明朝雙頭馬車體制、政治控制的附屬品。何謂雙頭馬車體制？即讓官員和宦官共同負責同項事務，也可以說，因為皇帝需要靠宦官掌握帝國裡的動態，宦官才會插手朝中任何事物，也是為了分化、削弱大臣的權力，防止任何群體威脅到君主專制的地位。因此，作者認為明朝皇帝才是唯一受惠者。再者，從作者描述各種宦官雖然是做不同職務，仍能看出為何明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離不開宦官，就是由於宦官早就成為體制的一部份。也許本書仍有些許缺失，例如作者為了介紹宦官任職的地方而為此作一大篇幅來敘述但往往脫離主題，筆者覺得此非必要且十分冗贅。不過，整體而言，作者開創了有別於以往研究明代宦官制度時，常以個別宦官帶來的衝擊著手，他認為應該從制度來探討。《明代宦官》：「明朝君主專制的本質，其實存在於已經成為體制一部份的宦官制度和隨宦官制度而來的雙頭馬車體制。以此角度而言，宦官只是這獨特體制的旗子和受害者。」15 總而言之，在明朝龐大的專制制度下，宦官不可或缺，卻也是在用不著時隨手可棄的東西，這顯示出其位置的脆弱性。藉由此書，以人性出發，筆者認為宦官因掌握權力而腐化，創造並維持這樣體制的明朝皇帝才是真正的根源，宦官不過是被以偏概全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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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凌，《明史新編》(臺北：昭明出版社，1999)，頁 452。蔡石山，《明代宦官》，頁 308。

評蔡石山《明代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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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1. 傅衣凌，《明史新編》，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 2. 賀凱，《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 溫功義，《明代的宦官和宮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4. 蔡石山，《明代宦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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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著，《忽必烈的挑戰》（新北市：八旗出版社，2014；251 頁）

歷史二楊子逸杉山正明（1952-），西元 1952 年生於日本靜岡縣，1974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他前後任教京都女子大學專任講師、副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副教授，並在 1995 年升等為教授。他專長於蒙古史、中亞游牧民族史。著有《游牧民的世界史》1、《忽必烈的挑戰》2、《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3、《顛覆世界史的蒙古》4……等等。

一、內文綜觀本書，作者大致上將全書分為三個篇章：首先是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作者一窺不同政權對蒙古印象的建構。舉凡中國歷史、俄國歷史、中亞伊朗歷史，似乎將蒙古族視為破壞文明的蠻族來處理；作者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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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游牧民的世界史》，新北市：遠足文化，2015。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烈的挑戰》，新北市：八旗出版社，2014。杉山正明著，烏蘭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遼西夏金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14。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北市：八旗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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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擺脫既有的「文明毀滅者」偏見，以客觀的證據去探討蒙古族擴張造成的破壞程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不贊同去極端美化長期飽受歧視的蒙古印象。他對馬可．孛羅 (Marco Polo 1254-1324)這位「旅行者」對蒙古政權的溢美之辭心存懷疑，亦不完全認同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5的過度宣傳。作者認為，當今史學研究對於蒙古時代意義的漠視與簡化是由於歷史教育中，「世界史」以西歐本位主義，過度強調了十五、十六世紀的跨時代性，使得學生建立起「西元十五世紀以前各文明圈皆為分散獨立」的史觀6。接著他談到了世界史的大轉向：作者在此處敘述以忽必烈為主角的一連串「邁向權力顛峰的旅程」。忽必烈的路途大致可以分為二大段：第一段路程（1251-1257）：他受兄長蒙哥的委託經營蒙古的東方以及南方，以金蓮川7作為基地，經略錯綜複雜的政治團體，包括南宋、後理國、鬼之國、大越國、西藏地區、占城國8等等，同時他也在經營領地的同時培養自己的「國際化」幕府9，舉凡畏兀兒族的廉希憲、女真族的趙炳趙良兄弟、漢族的劉秉忠、姚樞、穆斯林馬合木10…… 等等，他與執政團隊在華北就行政、文化、宗教、軍事等各方面展開合作。第二段路程（1257-1259）：忽必烈代替塔察兒11，成為了負責蒙古攻擊南宋的左翼軍團領袖。但於 1259 年 9 月中旬，行軍過汝南時，卻接到了蒙哥駕崩的訊息，一時間必須迅速決定軍隊班師抑或繼續進攻，而最終決定軍團繼續往卾州前進。此舉雖然並未達成預設的戰略目的，卻透過了這項行動，促使東方三王家在此後導向了忽必烈陣營，加強了他的政治勢力以及戰鬥力（三王家的兵團皆為精銳部隊），也為此後與阿里不哥之間的衝突埋下了伏筆12。

.「蒙古和平」是引用「羅馬和平」之概念而來，蒙古與羅馬在擴張帝國過程中採相似模式：加強境內治安與交通設施、促進貿易與商業行為、並且不斷從事征服其他民族去掠奪資源滿足自身。基本上，這個詞彙同時具有正反面的含意。見：張哲誠，〈關於蒙古和平之盛世的探討〉，《歷史月刊》，198 期（臺北： 2004.07），頁 12-14。 6 可見於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頁 313-341。 7 金蓮川大約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敦達號特鎮東北方 20 公里處，見：寶音德利格爾，〈金蓮川畔元上都〉，《人與生物圈》，5 期（北京：2003.07），頁 42-44。 8 占城國相當於今日的越南、大越國約在廣東、廣西區域、鬼之國約在貴州一帶，依附大理國。蒙古此時準備攻略南方的宋國，蒙哥汗計畫開展四條戰線，其中一條將會路經雲南，而忽必烈也受到指示，經營路線上將遭遇政權的關係。可見：Morris Rossabi，〈忽必烈汗的統治〉，收入《劍橋中國遼西夏金元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488- 492。 9 這項措舉造成了蒙哥汗的不滿，並在 1257 年對忽必烈領地的高級官員展開清洗，直到 1258 年後兩人才象徵性地基於現實需要而和好。見：Morris Rossabi，〈忽必烈汗的統治〉，頁 488- 492。 10 從成吉思汗起，蒙古統治者即積極啟用他族人才，其中色目理財派是最被重視的一群。相較於其他的蒙古王公，忽必烈尤其引進漢學者教育自己的子弟，以及參酌女真族的幕僚所給的對原金人統治的建議。 11 1257 年 9 月，塔察兒旗下的左翼軍團在包圍襄陽、樊城後輕易解除攻勢，違背蒙哥汗的戰略指示。 12 杉山正明，〈忽必烈政權與東方三王家：再論鄂州之役前後〉，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242- 251。

評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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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全書中最核心的部分—忽必烈的軍事與通商帝國：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的內鬥中取得上風後，開始面對自己最大的挑戰—創造一個沒有能作為直接範本的「新時代世界聯邦中心的新國家」13。面對這項挑戰，他的基本方針是結合遊牧民族的草原軍事力、中華地區既有的經濟基礎、以及穆斯林集團靈活的商業力量。忽必烈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力的優作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一方面又部分地導入中華帝國的行政模式，以中華世界做為財富的根源來管理然後，再利用穆斯林的商業網，創造出國家主導的超大型通商、流通。14 至於貫徹這些方針的具體策略則包括：營建首都圈，夏季於上都（開平）執政，冬季時則移動至中都（金朝故都），兩個單獨的「點」連結了草原世界與農耕世界，創造出了「面」的核心區域，並且表現了其作為雙元政治文化的立場；疏通運河，恢復原先的華北內陸水運網以及江南大運河，促進超大型物流循環，為降低商業行為中的運輸成本作了很大的改善；廣設驛站與公共道路，透過陸路連結歐亞世界，不但增 15 強了政府傳達政令的效率，也促使歐亞蒙古圈內部加快人員、物資流動的功能；廢除

過路稅，有效降低商業活動的成本，與此同時放寬地方財政作為補償，使得地方政府能夠活用稅收。這項政策使得不同地區的政府能夠更有彈性的施政，也兼顧了其統治族群的多元性；在泉州設置「市泊司」，特別的是，政府機關不只控管進出口貿易事務，也派遣色目官僚參與了資金借貸、監督造船等工作。綜觀全書，作者在忽必烈如何營造史無前例的帝國一事，花了最多的心力來著墨。第三部分的篇幅更占了全書的一半。顯然，作者所認為忽必烈面臨的最大挑戰，既非蒙哥汗所交代的經略南宋國和周邊勢力任務，亦非與阿里不哥之間的汗位之爭16，而是在毫無先例下建構起一個有別於蒙古族自成吉思汗以來的模式，去建構一個能夠有效經營龐大版圖的機制，以歐亞整體的規模去連結游牧世界、農耕世界與海洋世界。蒙古之後，中華地區的明清政權再也無法維繫這樣極大規模的世界，開啟或者關閉海疆

蒙古跨州帝國隨著各個領袖間彼此的關係而變化著。庫力臺確保了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員都能統治一塊領土，稱為烏魯斯（ulus），大汗則在整個帝國行使協調的權利。見：珍．波本克、弗雷德里克．庫伯，《世界帝國兩千年》（新北市：八旗出版社，2015），頁 150-151。 14 杉山正明，《忽必烈的挑戰》，頁 126。 15 道路不僅成為重要的貿易路線，也是傳遞訊息的高速公路。驛站則有多重功能，既能控制商人以抽稅，也能提供馬匹給養。兩者結合成為蒙古有利的跨洲行政管理、稅收、交易網路。見：珍．波本克、弗雷德里克．庫伯，《世界帝國兩千年》，頁 154-159。 16 就後見之明而言，內戰 4 年間，戰場一直處在漠北—阿里不哥的控制區，致使阿里不哥的基地不斷受到損耗，而忽必烈一方在將傷害縮小的同時，也源源不絕得到來自漠南富庶區域的人力、物力、財力支援，同時，切斷對漠北方面的補給也促使阿魯忽叛變。見：趙連穩，〈論忽必烈戰勝阿里不哥的原因〉，《北京聯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3 期（北京：北京聯合大學學報編輯部，2007.09），頁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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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封閉與外來政權的交流竟成了一個維持其天下觀的選擇之一17。除此之外，蒙古時代的彈性框架似乎也無法續存，而原本屬於蒙古圈的各個區域在此之後開展了一連串的分化與反對整合的衝突，這樣的現象甚至持續至今。筆者以為，作者跳脫出了基於蒙古族軍事實力而形成的既有刻板印象；換言之，忽必烈執政後面對的局勢與先前的當權者成吉思汗、蒙哥汗等人皆有相當大的不同；大元汗國的皇帝上位後，蒙古既有的軍團可能成為他的協助者，更有很大的機會轉變為他的挑戰者，而他與周邊汗國的關係更是如此—幅員廣大的蒙古世界對忽必烈而言，與其稱作遺產，不如稱作一項幾乎毫無頭緒的挑戰。蒙古帝國這家老字號「公司」在忽必烈的領導下，放棄了以往掠奪「員工」、近乎殺雞取卵的方式積累財富的方式，轉變成一間重視商業活動，以商業收入為主、降低交易成本、聘用不同種族的菁英為幹部、以財富而非暴力去安撫「分公司」領導者、並且廣建基礎建設，為商業活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吸引國內外資金投入的活潑企業。18 對作者而言，13、14 世紀的蒙古世界與 20 世紀有驚人的相似：國家政權以武力維持穩定，透過穩定的局勢發展商業，商業收入增加強化國家的財源，從而有更多能投注在基礎建設與國防上。以國家為單位的內部是如此運轉，而不同文明圈之間更是有了「國際化」的味道在。各個蒙古國家重視物質、現實等要素遠勝於對他者、異文化的排擠、攻擊。我認為作者的觀察確實有所道理：蒙古世界的制度富有彈性而不僵化，維持著多元的性質而不強求同一化、均質化；蒙古國家並未要求國民完全遵服一種意識形態，雖然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以元代收繼婚制度為例，漢人所遵從的儒家價值觀與蒙古族的草原傳統在法律上也有角力的空間19。例如，在蒙古的疆域裡頭，不問區域及政權，各式各樣的人種、語言、文化、宗教幾乎在未受國家限制的形式下，形成了一個並存、共生的狀況。可以說是「沒有意識形態的共生」。看在現在我們的眼裡，有點令人感覺到不可思議的區域紛爭、民族對立、宗教戰爭，那時其實很少。 20

明清時代，當朝貢與通商貿易兩者之間發生衝突時，淨空沿岸貿易圈居民居然成為一個普遍被採用的回應措施，不論是明洪武皇帝時期的防止海盜，抑或清康熙帝時期為防止台灣鄭家政權所實施的海禁遷界，都表現了蒙古後的中華政權對於維繫大規模交流經濟體的忽視。可見：卜正民，《掙扎的帝國》（台北：麥田出版，2016），頁 360-372。 18 .蒙古的統治範圍自此成為商圈，而伊朗系的穆斯林與突厥系的回鶻以「承包」方式接取徵稅、財務等業務，並與其他團體合夥，成為「斡脫」。可見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頁 306-310。 19 1271 年忽必烈曾強制要求漢人遵行收繼婚制，而中央政府的措施卻從原先的鼓勵實施轉為勸阻漢人行使收繼婚制度。可見：柳立言編著，《宋元時代的法律、思想和社會》（臺北：國立編譯館，2001），頁 407-411。 20 .杉山正明，《忽必烈的挑戰》，頁 227。

評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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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面對 1330 年代開始的蒙古境內開始產生的一連串混亂，作者對蒙古世界無法應對「地球規模天災」（長期的地震、洪水、疾病傳染）而相繼崩解分立一事，並未給出詳盡的論述，只交代了忽必烈與其策士的構想過於「早熟」，而支撐的技術力水準卻遠遠落後。除此之外，氣候對中華帝國歷朝的經濟基礎—農業而言，具有極大的壓力，然而作者在書中卻甚少對於他所提出的「中華經濟力」作出更清楚的描寫與論述21。在思考元帝國的興起，他強調的是施政團體的統制力、意志等來解釋忽必烈的早熟構想能夠步上軌道的論點似乎過於強調「個人因素」的重要性，也稍嫌不夠全面。除此之外，本書為作者赴美留學時所著，相較於一般歷史專書而言較為缺乏史料佐證，不免削弱了作者論述的力道。然而，筆者認為，本書的重要性並非在於對歷史事件的考證，而是在於作者跳脫既有意識形態的桎梏，對蒙元帝國提出的嶄新的構想。如同作者所說，現世人們對蒙古時代的想像多半僅停留在歐洲馬可．孛羅的激賞以及漢人本位主義下過時的文明偏見，加上曾受侵略國家政權對蒙古優勢時期的歷史作出帶有強烈民族情緒的詮釋。三個極端產物相互作用導致了人們對蒙古時代的想像如同陷入泥淖而極度僵化，產生了數不盡的誤解，也對之作出了不合適的歷史評價。綜觀作者個人的研究生涯與寫作脈絡，他一直試圖告訴大眾，「蒙古」這一個詞彙的涵義遠超過一個現代國家的定義；它是一個共同體，包容著分屬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蒙古的意義是不僅只在於大範圍擴張，它的宗教、文化寬容以及極大規模的貨幣經濟體系也深深影像了後世的中華王朝，甚至整個世界22。而忽必烈的王朝，也不該僅僅視為中華王朝脈絡的一部份，它既是與傳統中原漢政權有著不同的國家想像，所行使的統治方針也非同一框架下相互繼承。我認為，蒙古時代的極大規模的世界整合與蒙古圈中的彈性自由政策，對於現今的國際社會層出不窮的區域衝突上，也許能夠有所幫助與參考。在想像蒙古圈內多元族群的互動之時，不禁令人疑惑：現代的「地緣政治」一類研究若放在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圈來看，應該是全然的不適用與突兀的。但是，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上要在一次重新檢視今日世界與歐亞歷史時，蒙古時代及忽必烈國家所持有的意義，就大大地浮現出來。現在正該是回顧的時刻。23

在氣候變遷的大脈絡前提下，元與明各自經歷了社會、經濟面上一連串的變化與適應；耐人尋味的是，兩者的崩解有類似之處—皆與氣候造成的農業生產壓力有關。可惜的是，作者對於中國的農業層面著墨不多。相關氣候史對於元、明兩代的影響可見：卜正民，《掙扎的帝國》，（臺北市：麥田出版，2016），頁 423-428。 22 .「銀的使用」伴隨著忽必烈的統治成長擴大，成為蒙古世界中共通使用的價值標準。杉山正明認為，蒙古建築了極大規模的世界架構，使得十六世紀以後，明朝能夠平穩地接受南北美洲大陸的銀，而不致產生過大的動盪。可見：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頁 313-341。 23 .杉山正明，《忽必烈的挑戰》，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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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專書 1. 卜正民，《掙扎的帝國》，臺北市：麥田出版，2016。 2.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新北市：八旗出版社，2014。 3.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游牧民的世界史》，新北市：遠足文化，2015。 4.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北市：八旗出版社，2014。 5. 杉山正明著，烏蘭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14。 6. 柳立言編著，《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和社會》，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1。 7. 珍．波本克、弗雷德里克．庫伯，《世界帝國兩千年》，新北市：八旗出版社，2015。

（二）、單篇文章 1. Morris Rossabi，〈忽必烈汗的統治〉，收入《劍橋中國遼西夏金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483- 532。 2. 杉山正明，〈忽必烈政權與東方三王家：再論鄂州之役前後〉，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張哲誠，〈關於蒙古和平之盛世的探討〉，《歷史月刊》，198期（臺北：2004.07），頁12-18。 4. 趙連穩，〈論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的原因〉，《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 3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編輯部，2007.09），頁32-35。 5. 寶音德利格爾，〈金蓮川畔元上都〉，《人與生物圈》，5期（北京：2003.07），頁42-48。

政治大學史薈第 50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戰後吳鳳故事的再建構與推展── 以官方為推動者為例(1945-1971) 歷史四林于庭

摘要

本文探討「吳鳳故事」在戰後台灣重新建構與傳播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吳鳳故事最早於日治時期被文字化與歷史化，然而在政權轉換之際，吳鳳故事跨越政權的隔閡持續它的影響力，並且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支持與認同長達四十五年之久。本文將著重於探討官方政府在戰後台灣如何藉由「文化轉譯」的方式，大力地推廣吳鳳故事。本文將官方區分成「中央層級」與「地方層級」兩個討論層次，顯示兩者並非單一的團體，而是各自擁有相異目標與動能的推動者。戰後吳鳳故事被重新納入官方體系之中，最顯著的案例為教科書的編寫，雖然吳鳳故事情節大抵未變，然而吳鳳故事宣揚的內涵已經被重新書寫與再定義，從皇民精神轉變成儒家傳統的忠孝之道。除了強調書寫的延續之外，在戰後十年之內，陸陸續續有官員政要拜謁吳鳳廟，本文以蔣介石與賈景德為例，說明中央官員與地方互動的過程中傳達的政治訊號，以及吳鳳故事的正當化，替吳鳳故事的衍異與再創作奠定下關鍵的作用。相較於中央政府，嘉義縣地方政府是更貼近吳鳳故事的官方單位，也可以視為吳鳳故事的直接擁有者。因此，本文中將說明從戰後到 1970 年代，地方政府積極扮演吳鳳故事推展的角色，不停地想要以「滾雪球」式的方法累積出吳鳳故事作為地方文化資本的潛能，尤其是在 1966 年中華文化復興運動開展後，地方政府對吳鳳的論述又更加深化，企圖將吳鳳提昇到國族神話的地位，吳鳳也從單純的教育意義和文化資源，開始染上政治資本的色彩。吳鳳故事的建構絕非單純的頌讚中華文化精神的美好，其背後實際上具有文化資本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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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資本的累積作為動力，在這一連串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絕非以往所知的僵化不變，而是各有所需，且相互競合的過程。

關鍵字：吳鳳故事、文化轉譯、國族英雄、文化資源、政治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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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Feng story in Postwar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ities (1945-1971)

ABSTRACT The essay examines the roles of both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reconstructing and disseminating of Wu-Feng( 吳鳳 ) story in postwar Taiwan. Wu-Feng story was recorded and historicized b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s the regime changed in the early postwar era, the story was adapted and disseminated by KMT authority, maintaining its widespread influence in Taiwan for nearly forty-five years. The essay uses the idea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o explain the authority’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Wu-Feng story by in postwar Taiwan. This essay distinguishes the authorities into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spectively. This enables us to highlight the distinctions and competitions within the only official authority, and regard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ependent agents under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motiv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sue is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mitted the ‘kominka’ inspiration within the content and adapted Wu-Feng story to incorporate the received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national textbooks as educational materials. The second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society in Chiayi(嘉義).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after the war, many official figure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visit Wu-Feng temple. The paper takes Chiang Kai-shek(蔣介石) and Jia Jing-de(賈景德) as examples to explain h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nd ordinary citizens was established intentionally ,and how Wu-Feng story was justified and inscribed in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The third issue deal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which had continuously accumulated cultur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by enhanc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symbol of Wu-Feng. Especially after the st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1966, Wu-Feng story changed its significance from a purely didactic metaphor to a political symbol, and was further elevated as a national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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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the essay is to examine the motivating force urging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the narrative of Wu-Feng story, and to trace the process of Wu-Feng story’s evolution, in which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wed its own initiative in leading the discourse. The topic bring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coherence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Keywords: Wu-Feng story, Cultural Translation, National Hero, Cultural Resource, Political Capital

戰後吳鳳故事的再建構與推展──以官方為推動者為例(194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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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序幕：拋頭顱的吳郎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拚卻頭顱飛不返，社寮俎豆自千秋。1 詩人劉家謀在1855年(咸豐5年)提筆寫下的七言絕句以及其附文2，可以說是最早提及吳鳳故事的文獻資料，但是已經距離吳鳳真正生活的年代超過百年以上，究竟劉家謀筆下描述的吳鳳有幾分真實性，確實需要畫上個巨大的問號。而劉家謀想必也沒有預料到自己筆下的小人物──吳鳳，會在往後的數百年中，在台灣歷史的書卷上留下且無法抹去足跡。在劉家謀之後，大篇幅書寫吳鳳故事的還有倪贊元的《雲林縣採訪冊》 3

，除了這兩者之外，清領時期關於吳鳳的敘述可謂寥寥無幾，再加上史實與文獻相隔

百年之遠，更遑論能從清代的記載中發掘吳鳳的真實面貌了。然而，吳鳳故事在日治時期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不僅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 1912 年為吳鳳撰寫「阿里山蕃通事吳元輝碑」碑文4，讚揚吳鳳奉公守法、教化異族的精神，日本文人更將吳鳳故事添加許多想像的成分，渲染成符合殖民者政策所需要的理想形象，並熱切地為吳鳳作傳記。51914 年吳鳳故事被台灣總督府編纂入《公學校用國民讀本》，1917 年由日本文部省編入《第二種尋常小學讀本》，其作用如同我們所熟知的「莎韻之鐘」的故事，都是帶有殖民性質的教育政策。6在殖民者一層層的文字修飾之後，又是作傳，又是納入教材，讓充滿戲劇性質的吳鳳故事變得栩栩如生，普通的讀者自然是難以辨別故事內容的真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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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雜詠合刻(諸家)》(台北：臺灣銀行，1958)，頁 31-32。附文之全文為：沿山一帶有學習番語、貿易番地者，名日「番割」；生番以女妻之，常誘番出為民害。吳鳳，嘉義番仔潭人，為蒲羌林大社通事。十八社番，每欲殺阿豹厝兩鄉人，鳳為請緩期，密令兩鄉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殺鳳。鳳告家人曰：「吾寧一死以安兩鄉之人。」既死，社番每於薄暮見鳳披髮帶劍騎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誓不敢於中路殺人。南則於傀儡社，北則於王字頭，而中路無敢犯者。鳳墳在羌林社，社人春秋祀之。參見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雜詠合刻(諸家)》，頁 31-32。倪贊元，《雲林縣採訪冊》(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頁 179-180。碑文內容請參見：李亦園，〈傳說與課本〉，《國立編譯館館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北，1989.06)，頁 5。日治時期著名的吳鳳傳記當屬中田直久所，《殺身成仁通事吳鳳》(東京：博文館，1912)，此文前半部由日文寫成，後附有中文譯文(中文可參見李亦園，〈傳說與課本〉，頁 5-6)，以及三浦幸太郎，《靈は輝やく義人吳鳳》(嘉義：南瀛新社嘉義支局)，1931，第二版，頁 192。邱雅芳，〈越界的神話故事──吳鳳傳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程接過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4 卷(台北：2005.12)，頁 128。溫浩邦，《歷史的流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類學分析》(臺北：國立台灣大學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頁 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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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台灣歷史掀開嶄新的一頁，伴隨著統治政權的反轉與人口的劇烈流動而產生的文化碰撞與交融，同時在這段轉捩的期間拉扯出一個認知游移的中間地帶，在這個模糊的中間地帶之內，包含著新政權對舊殖民符號的抹煞，也存在著舊符號的再書寫與重新定義，甚至是被新政權吸納進而轉化為新國家建立的社會資本。比較文學學者劉禾(Lydia H. Liu)曾提出「跨語際實踐」( 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概念：當概念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說發生了「轉變」，不如說在後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了(再)創造。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已不是一種中性的、遠離政治及意識型態鬥爭和利益衝突的行為；相反，它成為了這類衝突的場所……這裡有對權威的引用和對權威的挑戰，對曖昧性的消解或對曖昧的創造，直到新詞或新意義在譯體語言中出現7 在劉禾的概念中，文化是具有流動性與混融性的，兩個文化的相遇絕不只有衝突與抵擋，這種「成王敗寇」的武斷封閉性，反之，各種的符號會在文化與文化之間交換，跨越文化的邊界進入到另外一個新的場域。但由於不同的文化之間在認知上，並不全然地共享普遍性，因此符號在移動的旅程中，便會隨著地域的不同而隨之發生質變。重點並不是符號的意涵究竟改變成什麼了，重點是什麼樣的脈絡下、什麼樣的知識與權力的架構下，使一個符號產生特定的新意。從日本統治的帝國論述中翻牆而過的吳鳳，踏入的是國民政府充斥著國族基調的環境，吳鳳是以什麼樣的形式被呈現呢？若從民族英雄系譜與國族歷史書寫的角度視之，歷史學者沈松僑研究近代中國國族符號的建構過程，強調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國族主義蓬勃發展的狀態中，知識分子的當急之務，一則要對外區別出「我者」與「他者」的差別；遂從歷史中挖掘出歷史人物並視之為「民族英雄」，運用過去來創造現實世界中的框架，以便替國族主義的論述效力。8 Paul Cohen 在《歷史三調》一書指出，建構歷史論述的人可不只是專業的史家，掌權的政治團體與社會大眾在建構歷史論述的過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於政治手段或輿論的方式引導論述的走向，甚至出現「由下而上」賦予歷史事件新意涵的情況，由於各家詮釋歷史的動機相異甚遠，「經歷─事件─神話」三種歷史意識之間也

劉禾(Lydia H. Liu)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的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 1900-1937)》(北京：三聯書店，2002)，頁 114-115。沈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僅史所集刊》，第 33 期(台北，2000.06)，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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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處於格格不入的狀態。9 符號化的歷史事件一方面作為特定意識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卻又是權力競爭的場域，自然就帶出歷史符號本質上「兩個極端」──表面意涵極度約化，背後建構過程卻極度紛雜──同時存在的狀況。當符號脫離最初的論述脈絡後，經歷挪用與再詮釋而成為公共集體記憶中的一部分時，往往忽視形象背後的歷史性，抹去事物本身的複雜性與特殊性。10國族神話的建構者並不是不知道歷史的複雜，但是他們和專業史家的目的不同，並無意於還原真實的歷史事件，反而是擷取片段的過去，加深與擴大片段的理解，引以為特定政治的、情感的……現實目的服務。11 反觀吳鳳故事在戰後台灣重建的過程，早就不是世紀初中國奮起抵禦外侮的年代了，民族主義的熱潮與政治環境也早已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而轉變，因此在本文中，想要探討的其中一個焦點是：如果歷史的符號化既不是為了辨別他者與我者，不是為了因為國族主義的風勢而雲湧，也不是為了在危機中點亮未來、鼓舞人心12，各方積極地投入吳鳳故事的再建構，其動機究竟又為何呢？ Ernest Renan 在“What is a nation? ”當中所說的 “A heroic past, great men, glory(by which I understand genuine glory), this is the social capital upon which one bases a national idea.”13在新政權建立之際，過去的英雄事蹟則轉變為國家穩固的社會資本。Ernest Renan 帶給讀者的提示，或許能解答吳鳳故事建構的動機。本文的時間軸以1945年為起點，若以1966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開展為界，在此之前吳鳳還停留在教育層次的書寫之內，如同中國傳統的「二十四孝」、「三俠五義」的教育性故事，然而在1966年蔣介石宣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國家所擁護的官方道德價值，有關於吳鳳故事的撰述開始朝向官方定版發展，將吳鳳納入「民族英雄的萬神廟」14之中，進而推向國家級的地位，從教育層次提升到政治資本的層次，躋身國族書寫的具體表徵。吳郎究竟為何人也？有關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吳鳳形象轉化的研究，1980年已降的數篇學術研究，如薛化元〈吳鳳史事探析與評價〉15與翁佳音〈吳鳳傳說沿革考〉16，

14 15 16

柯文(Paul A. Cohen)著，杜繼東譯，《歷史三調：作為事件、經歷和神話的義和團（中譯修訂版）》(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233-235。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論述想像》(台北：政大出版社， 2016)，頁 142-143。柯文(Paul A. Cohen)著，杜繼東譯，《歷史三調：作為事件、經歷和神話的義和團（中譯修訂版）》，頁 166-167。 Paul A. Cohen,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07.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Eley, Geoff and Suny, Ronald Grigor,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1-55. 沈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88。薛化元，〈吳鳳史事探析及評價〉，《臺灣風物》，第 32 卷第 4 期(台北，1982.12)，頁 65-81。翁佳音，〈吳鳳傳說沿革考〉，《台灣風物》，第 36 卷第 1 期(台北，1986.03)，頁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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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以1980年代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教科書的內容為主體，輔以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的史料為對比，考證國民小學教科書中誤導的內容；後者則主張現存的「吳鳳傳說」是在日治時期「合理化、歷史化」的觀點，因此增加可觀的篇幅討論日治時期吳鳳傳說相關撰述大量出現的背景，將吳鳳傳說的流傳與日治時期的山林資源與理蕃政策兩相對照，指出吳鳳故事從地方性的民間信仰轉變成國家認可的具備「皇民精神」的模範者，與日本在台灣中部的山林政策密切相關，並且指出日本人之所以熱衷於吳鳳傳說的採擷與考定，實為有助於殖民官僚推廣「殺身成仁」、「奉公無私」的皇國精神，翁氏也點出日治時期台灣沿山邊區社會中乃是日本人、漢人、原住民三方角力的勢力範圍，其中具有權力與空間競逐的複雜性，但並未再更仔細地敘述其中的細節。張玉法的〈吳鳳的歷史地位〉17則將吳鳳放置回清代歷史脈絡中，藉由說明自荷西時期至清領時期台灣的通事制度的演變，以及早期原住民馘首的傳統風俗，來駁斥吳鳳傳說中以符合吳鳳偉人化的形象為目的，而虛構現實情節與對於原住民風俗的誤解。以上三篇考證研究引領讀者回到吳鳳故事發生的歷史場景，包括清代台灣山區管理制度與原漢關係，並梳理了有關吳鳳事蹟的書寫沿革與相關一手史料，已清楚地說明了吳鳳故事乃是在日治時期被官方做為奉公愛國教育的教材，內容摻雜大量人為渲染的神話色彩。1980年代學界的投入與考證成果，最終為吳鳳故事的真實性敲下了喪鐘。至於戰後吳鳳故事在新政權下的延續，相關研究如：李亦園的〈傳說與課本──吳鳳傳說及其相關問題的人類學探討〉18其中以教科書的變動與吳鳳傳說之中以漢人中心論所憑空杜撰的教科書內容，對原住民風俗的誤解之處提出質疑。邱雅芳在〈越界的神話故事──吳鳳傳說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19一文中將視野擴大到戰後初期吳鳳故事跨越政權的細部過程，針對梁榮若早年留學日本並在日本初次聽聞吳鳳故事，其後於北平淪陷時期返回北平教書(1938-1948)，並於國共內戰時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事蹟做更詳盡的敘述。透過研究梁榮若這位「吳鳳傳說」中介者的角色，來填補政權交替之際國民政府教科書如何挪用吳鳳傳說的空白時期。其他的相關研究，如鄭螢憶的〈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臺灣吳鳳信仰的形成〉中從吳鳳的個案來理解清代臺灣沿山邊區社會中，漢番勢力的衝突與妥協以及兩方勢力的競逐中，吳鳳信仰所代表的漢人勢力，如何在相似的社會體系中被傳頌，其中所展現的是地方秩序的擴展與相互妥協的過程。溫浩邦的《歷史的流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類學分析》20、官鴻志的〈一座神像的崩解──

18 19

張玉法，〈吳鳳的歷史地位〉，《國立編譯館館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北，1989.06)，頁 23-47。李亦園，〈傳說與課本〉，《國立編譯館館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北，1989.06)，頁 01-22。邱雅芳，〈越界的神話故事──吳鳳傳說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程接過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4 卷(台北，2005.12)，頁 121-153。溫浩邦，《歷史的流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類學分析》(臺北：國立台灣大學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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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吳鳳論〉21、楊景文的《由歷史、地理、社會背景看吳鳳》22等等，因與本文撰寫的方向關聯性較小，也與既有研究重疊性較高，恕不在此多加論述。總體而言，既有的研究可簡略分為兩個面向，第一，1990年代以前的研究內容多為戰前吳鳳故事書寫的沿革，目的在釐清吳鳳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與真實性，主要的時間區段聚焦於1945年之前，提供吳鳳故事從清代至日治時期的形象轉變與相關各面向的研究成果。第二，1990年代以降的研究中，雖然時間區段多已延伸至戰後初期，書寫的內容卻轉為形象分析與文學性批判，援用的材料依舊局限於教科書的面向，多著力於理論性的描述，尚缺乏就大環境的結構來探討吳鳳故事之所以能深植台灣社會甚廣甚深的原因，亦無法從象徵、儀式等面向理解吳鳳故事傳播的特殊性；也鮮少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行動做一比較。因此，本文中試圖以戰後「吳鳳故事」的發展為觀察的主題，嘗試回答以下被忽略已久的問題：第一，「吳鳳」符號是如何在戰後新政權之下獲得它新的定義與地位？第二，官方作為吳鳳故事重新定義與建構的推動者，其目的為何？第三，官方是藉由何種方式成功向民間社會傳播吳鳳故事？為了要回答這些疑惑，不妨先將探討的對象限縮於以官方為推動者所建構的吳鳳故事，以更微觀角度觀察官方行動背後的動機。除此之外，會再將「官方」拆解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者，分別各用一個章節來談談兩者之間行動與觀點的異同。在第二部分中，先將重心放在戰後十年中以中央層級單位與政要人物為主導者推動的吳鳳故事，藉此審視吳鳳故事如何跨越政權的隔閡再度出現在國民政府的教科書中，並且轉化其意涵，成為普遍被接受儒家教義版本的吳鳳故事，以及中央官員的行動如何傳遞出政治正確的訊號，將吳鳳故事正當化，為吳鳳故事後續的傳播帶來正面的影響。第三部分中，將要把焦點轉移到地方政府的行動上，檢視地方政府為了推廣吳鳳故事，在實際的空間、書寫，以及慶祝活動上如何表現吳鳳與地方的關聯，藉以分析地方政府的動機。本文將大量地運用報章對於文中相關活動的介紹，尤其是以《中央日報》作為中央政府意識形態展現的材料；地方政府的資料主要使用嘉義文化局的出版品為主要分析對象，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整理的出版品為探討民間對於政府行動態度的材料。希望讀者從本文中理解到所謂的「官方」並非團結的單一團體，而是具有地方與中央的差別，在行動上，兩者時而合作、時而互不相干，然而比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推動吳鳳故事更加積極與持續，並且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啟後，更努力將吳鳳的地位推

官鴻志，〈一座神像的崩解──民眾的吳鳳論〉，《人間》，第 22 期(台北：人間雜誌出版社，1987.08)，頁 62-83。楊景文，《由歷史、地理、社會背景看吳鳳》(台北：前衛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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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國族英雄的敘事之中。最後一節則為結論，將回顧本文的核心問題，試圖提出解答。

二、中央層級推動的吳鳳故事戰後十年間吳鳳故事的既有研究大部分僅止於「形象」的探討，說明在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政府兩個相異文化脈絡的政權下，所營造出的吳鳳故事的差異，卻缺乏論述吳鳳故事為什麼能穿越語言的障礙與敵對政權的隔閡，得以持續在台灣社會中發揮影響力。因此筆者試圖描繪出戰後更清晰的時代面貌，釐清在政權轉捩之際，吳鳳故事之所以未被視為日本文化的遺毒遭到剷除，反而繼續流傳於台灣社會的關鍵原因。在閱讀後續內容前，必須強調這部分的焦點絕非要挖掘出吳鳳故事在戰後出現在文本中的「源頭」，吳鳳故事早已留存於曾經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人記憶之中23；也早已在中日戰爭之際，曾被小眾雜誌以中文的方式介紹到中國社會24。反之，筆者在爬梳相關史料與研究後，篩選出具有「後續影響力」的事件作為論述重點，冀求言簡意賅地掌握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十年之內(1949-1959)，以中央政府組織／官員為發動者，針對吳鳳形象的推廣所進行的實質作為，以及這些實質作為如何進一步產生影響力，成為吳鳳故事在台灣社會廣泛流傳的關鍵推手。

(一) 教科書中的吳鳳故事終戰之際，面對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台灣社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迫切地在台灣推動再中國化與去日本化的文化重建，其旨意不外乎「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25，並早在 1945 年 3 月發布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便針對教材的運用明確提出「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26。從上文引述的綱要中，清楚地點出兩項以台灣再中國化為目的的實務指導：不僅要重

吳鳳故事早於 1914 年即由臺灣總督府編入日據時期公學校教材《公學校國語讀本》(卷十一第二十四課)，轉引自：溫浩邦，《歷史的流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類學分析》，頁 28-29。梁盛志(梁容若)，〈記清漳州吳鳳傳〉，《中和月刊》，第 43 期(北京，1943.07)，頁 2-4。轉引自：邱雅芳，〈越界的神話故事──吳鳳傳說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程接過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4 卷(台北：2005.12)，頁 133。台灣調查委員會，〈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第一通則第 4 點。轉引自：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北：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頁 28。台灣調查委員會，〈台灣接管計畫綱要〉第八教育文化第 51 點。轉引自：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2007，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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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輯教科參考用書，還要確保這些重新編輯的教材中，必定廓除具有前殖民痕跡的內容。然而在教育的層次上，時代的政策卻直接反映於台灣教科書出版的困境，1945 至 1949 年間，仍處於復員狀態的台灣，鉛字印刷與再編輯等實質技術層面的困難，使得台灣教科書呈現紛亂與斷層的狀態，各種相異版本與參差不齊的教科書流通於市面，若以編纂者為區分，可大略分為中國學生通用的「國定本」、省教育廳(處)編印之「暫用本」、「代用本」和「審印本」，以及民間團體編輯的「代用課本」，各式各樣的教科書版本足可理解戰後初期台灣教材之混亂。27混亂的局面持續到 1949 年 6 月國立編譯館正式撥遷來台28，設置教科書編輯委員會統一編印教科書，市面上所使用的代用本、審定本、暫用本等過渡期使用的教科書才漸次消失，各方爭奪教材書寫權的爭鋒漸告停息，最終仍由政府緊握國家教材書寫唯一的掌控權。直到 1949 年由國立編譯館掌握教科書編輯工作的合法性之後，1950 年吳鳳故事又再度出現在教科書中，包括 1950-1971 年出版的高級小學《國語》第四冊、1969-1987 年《生活與倫理》第一冊，以及 1979-1987 年《社會》第三冊29。1950 年吳鳳故事被編輯委員選用為教科書中教育孩童的典範，其正式的決策過程並無存留相關檔案，但根據事後司琦30在 1987 年 5 月的發言可知，是司琦本人緣於「民國卅九年，看到『日本教材發展史』一書的附錄部分，提到吳鳳的故事，由於教材很富戲劇性，情節也很合理，因此列入教本中」。31由此推知，身為教科書編輯委員的司琦，是透過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教材此一管道，而得知日本殖民政權所營造的吳鳳故事。細究教科書再編輯的政策背景以及教材編輯委員的思考脈絡兩個面向，不難發現兩者具有強烈的矛盾性，明明是以移除日本文化為目標的編輯政策，竟然又將吳鳳故事編入其中。如何消弭其中的衝突與矛盾，這暗示著戰後教材的撰寫過程絕非直接「挪用」或是

何力友，〈戰後初期臺灣國民學校教科書初探──以國家圖書館編《臺灣光復初期出版品書目 (1945-1949)》為例〉，《國家圖書館館訊》，第 4 期(台北：國家圖書館，2006.11)，頁 19。國立編譯館於 1949 年 4 月於南京撤出，同年 6 月組設於台北市，館長為杭立武，內設自然科學編譯、人文科學編譯、教科書編輯三委員會。迄 1950 年 2 月，編譯館編制緊縮，館長由梁實秋繼任，三委員會改為三組，委員改為編纂。參見：國立編譯館，《國立編譯館概況》(台北：國立編譯館，1976)，頁 1。國立編譯館編，《國語課本(第四冊)》，高級小學臺灣版，台北：臺灣省政府教育廳，1950，第 17 課「吳鳳(一)」、第 18 課「吳鳳(二)」；國立編譯館編，《生活與倫理課本(第四冊)》(台北：臺灣省政府教育廳， 1969)，第 9 課「正義：捨生取義的吳鳳」；國立編譯館編，《社會課本(第三冊)》(台北：臺灣省政府教育廳，1979)，第 2 課「改革壞風俗」、第 4 課「鄉賢故事」。司琦(1920-? )，江蘇省鹽城縣人，國立暨南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美國范登堡大學畢保德師範學院碩士。曾任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副司長、教育部副司長、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專員，退休後任職於政治大學教育系。著有《九年國民教育》、《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等書。參見：司琦著，《兒童讀物介紹》(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3)，「作者介紹」。 1987 年 5 月 22 日，國立編譯館曾為「吳鳳」一課的存廢邀集學者共同討論，詳見：古碧玲，〈走出神話，重寫吳鳳傳〉，《時報週刊雜誌》，第 53 期(台北：時報週刊雜誌社，1987.06.08)，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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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翻譯」日治時期的教材內容。編委會將前殖民教育所塑造出的精神象徵進一步轉化成新教育典範的過程中，還加入一道「文化轉譯」的程序。本文中的「文化轉譯」，在此想要解釋的是「吳鳳」這一個象徵符號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具有「新─舊」兩層涵義同時交疊的模糊地帶，但這新的涵義與舊的涵義卻又是同時依附著「吳鳳」這個符號而存在。然而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與歷史情境的代換，最終新的符號涵義將會永久地將舊的涵義驅逐，而這一切的過程都在相同單一的符號之下進行，使得新、舊涵義代換的內在矛盾難以留下其痕跡。也就是說，在本文中討論的案例中，無論是日本殖民的皇民意識，或是國立編譯館倡導的儒家忠孝之道，兩者都是人為刻意附加於其中，並且也都是依附著「吳鳳」與吳鳳故事情節而存在。在戰後台灣政權交替斷裂的時刻，「吳鳳」這個符號連同其故事情節被保留了下來，但新的涵義逐漸將舊的涵義取代，使得吳鳳故事的本質產生質變。可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使得新的話語得以獲得更高的權力，來取代舊有的意義呢？又是什麼樣的情境才能逐一剔除社會中的舊有意義，讓新賦予的故事情節得以不著痕跡地覆蓋於其上呢？在以下的段落中將討論這些重要的問題。接續上一段所點出的教科書與教科書編委，吳鳳故事被納入教科書一事之所以能免於被視為日本思想的「遺毒」，最關鍵的原因來自吳鳳故事的文本並非直接挪用自日本教材的書寫，而是在語言的翻譯過程中同時進行了文化的轉譯。時任《國語日報》常務委員的梁容若32，曾在自己的文章〈嘉義吳鳳廟巡禮〉一文中提及：來台灣之後，重新蒐集關於吳鳳的紀事，三十八年二月寫成「仁聖吳鳳傳」，打 ‧‧‧‧‧ 算以我們的觀點，把吳元輝的故事教材化，代替日本小學國語讀本留下的扭曲印象。這篇文章承蒙六、七種中學課本採用，國定小學國語課本的「吳鳳篇」也是就我的文章刪節編入。33(標註為筆者所加) 若梁氏的說法無誤，他所透露的內容為 1950 年國語讀本中〈吳鳳〉一課編寫的脈絡補上重要的一塊拼圖。由此可推知早在國語教科書出版的前一年(1949)，梁氏就已經將日治時期所塑造的吳鳳故事用中文改寫，並且融入「我們的觀點」，將吳鳳故事原有的皇民意識大清洗，轉變成新政府可接受的典範。奠基於梁氏的基礎之上，才由教科書編委編入國語教科書中。就 1950 年「教科書中的吳鳳故事」此一事實，在前文中筆者嘗試從三個層次逐一的概述其背後曲折的淵源。首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要使台灣再度回到中國化

梁榮若(1904-1997)，字子美，河北省行唐縣人。畢業於北京高等師範國文系，1948 年 6 月來台佐魏建功籌辦「國語日報」，同年 7 月接掌國語日報總編輯。1951 年 7 月任派為台灣省國語推行委員會常務委員，其後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參見方祖燊，〈廿世紀平易中庸踏實的國學大師梁容若(子美)先生傳〉，《中國人物》，第 8 期(台北：1998 冬)，頁 324-343。收錄於：邱奕松，《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嘉義：信道印刷社，1968)，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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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懷抱，擬定了文化重建工作的目標，其中包括要重新編輯教科參考書之內容，必求掃除「奴化」思想、增強民族意識；其二，1949 年後承擔起教材編輯工作的國立編譯館，卻在 1950 年將前殖民政府所刻意塑造的吳鳳形象再次編入高級小學國語讀本中，而編輯委員對於吳鳳故事的理解管道與認知，僅是透過參考日治時期台灣教材而得知，並且覺得「具有戲劇性」且「合理」；其三，從更細微的角度來看，從決策到實際內容的撰寫過程，既使吳鳳故事被選入國語教材中，但文本的內容並非直接由日治時期的版本挪用，而是經過在語言與文化意涵上的轉譯，使之成為符合儒家文化範疇的典範，再由教科書編委會節選後，成為以供孩童閱讀的吳鳳故事。

(二) 受「認證」的吳鳳──以賈景德與蔣介石之尋訪嘉義為例除了教科書的編輯委員之外，在中央政府的官員之中，究竟吳鳳故事的流傳程度如何，這些政要又是透過何種管道直接／間接地接觸到吳鳳故事呢？倘若以嘉義縣的官方紀錄為例，得以發現許多的政要人物並非輾轉地透過媒體或書籍得知吳鳳故事，而是親臨吳鳳廟，聽聞當地人述說吳鳳故事。自 1949 年中央政府遷台的十年之內，陸續有具備中央政府官銜的政要人物弔祭吳鳳廟或為廟宇提頒匾額，如考試院長賈景德於 1950 年弔祭吳鳳廟，並撰寫「重修吳鳳廟碑」立石於廟宇；蔣介石則於 1951 年 10 月避壽於阿里山，期間「照地方長吏父老詢吳鳳遺事甚詳」34，於兩年後提頒「舍生取義」匾額；1956 年省主席嚴家淦題頒「仁者必勇」匾額；1957 年省主席周至柔巡視嘉義地方並「垂詢吳鳳軼事蒞廟弔祭」35。以上列舉的事件皆發生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十年之內，不可忽略台灣當時面臨的新局面，乃是「中國化的官方」與「日本化的民間」進行「再互動」的重要階段。很明顯地，這些政府高官要員巡視地方所停留的時間並不長，「政治宣示」的意味遠遠超過實質作為。以考試院長賈景德為例，因為曾經於 1950 年春天親自弔祭吳鳳廟，後受嘉義縣長林金生所邀約，請替吳鳳廟新建落成典禮撰寫「重修吳鳳廟碑」，成為第一位以中央官員身分在聽聞吳鳳事蹟之後，用自己的語言將消化過的吳鳳故事以文字的方式重新撰述，和上文所提及的梁容若轉譯吳鳳故事一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賈景德撰寫碑文一事與上段提到的教科書/梁容若再寫吳鳳故事都具備兩項特點：第一、具有「權威性」。賈景德作為國家考試院院長，是國家重要官員；至於教科書作為培養國民的重要工具，從普遍的理解而言，必定是足以代表國家精神的楷模。第二、都經過「文化轉譯」的過程，無論是教科書中梁容若的版本，抑或是賈景德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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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奕松，《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頁 90。邱奕松，《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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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是兩人將聽聞的吳鳳故事內化之後，再用國民政府可接受的儒家思想再呈現，而非直接將日治時期的版本單純地文字翻譯，而是已經消弭故事中所殘存的殖民痕跡。再以蔣介石避壽阿里山為例，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邱奕松的文章〈蔣總統與嘉義〉所述，1952 年 10 月 31 日，蔣介石召集嘉義縣長林金生、議員黃啟顯、縣黨部主委李仲平與地方耆老士紳若干人： ‧‧ 就席上垂詢吳鳳事蹟，並獲悉廟宇年久失修，於是面諭整修吳鳳廟，以表揚這 ‧‧‧‧‧‧‧‧‧‧‧‧‧‧‧‧‧‧ 位理蕃行善之仁人義士。而有兩年後破舊之吳鳳廟，變成莊嚴肅穆之台灣南部 ‧ ‧‧ 名利蔣公特別頒賜「舍生取義」取義匾額，充分表現蔣公褒忠取義之至善用意。 36 (標註為筆者附註) 跳脫從官方審視的觀點，從民間人士的手筆中，官員巡視地方所暗示的政治寓意不言而明。邱氏用「表揚」、「頒賜」的字詞來描述蔣介石與地方人士互動的過程，展現其中隱含的政治位置的高低、權力階級的彰顯。在這短短的過程中，「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被明確地劃定，這個動作也連接起新政權與地方互動的橋樑。而原屬於地方性質的吳鳳故事，在官方要員的「認證」之下，才能一掃「破舊」的過去，轉為「莊嚴肅穆」的嶄新樣貌。當然，當地方視蔣介石的巡禮為莊嚴肅穆的榮耀加冕，然而究竟從官方的角度而言，又對此事的見解為何？是否與地方的觀點一致？在下一部份中將會接續地討論。

(三) 吳鳳的「正當化」與「去脈絡化」回顧本章內容，將討論時間主要限縮於中央政府遷台後十年之內(1949-1959)，由中央政府組織或官員對吳鳳一事的實質當作分析的焦點。在第一段中以 1950 出版的國語教科書為例，分析戰後文化重建的政策脈絡與教科書再編輯的連結，以及真正主筆撰寫吳鳳一課的梁容若所扮演角色；第二段中以曾經親自拜訪嘉義的考試院長賈景德與蔣介石為例，探討兩人短暫拜訪地方的過程中，針對吳鳳故事與民間人士的互動與後續的影響。奠基於既有研究之上，本章試圖從吳鳳形象後續在台灣社會流傳的角度分析，跳脫從官方記述為單一探討的對象的侷限，以「後續影響性」為切入的視角分析以上事件的本質。第一，吳鳳形象的「正當化」。戰後初期政治風向的轉變令人難以捉摸，繼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思想控制，隨意的言論都有可能成為受牢獄之災的原

邱奕松，〈蔣總統與嘉義〉，收入：嘉義縣政府編，《嘉義文獻》，第八期(嘉義：1977.01.3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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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樣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小說家施明正37，在出獄後只能在其賴以維生的推拿中心裡面「恭敬地掛上統治者的相片」，藉此來躲避特務的壓迫。38也就是說，在政治高壓之下，要能夠證明自身存在的正當性，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取得當權者的「認證」，能夠被政治當權者所認可的事物，就可以獲得政治正確的免死金牌。同理可知，透過當權者的認可作為正當化的管道，就以教科書收錄〈吳鳳〉為課文內容一事作為探討，由於 1949 年之後，所有編輯教科書的工作全權由國立編譯館所推出的國定本為唯一的標準，也就代表著國定本中的內容，普遍而言被視為由國家所認定，且足以作為參考的精神典範。此外，就賈景德與蔣介石親身到嘉義聽聞吳鳳故事、提頒匾額一事，更是直截了當地昭告世人，曾經為日本政府所塑造的皇民精神的象徵，如今已經成為新政權所接納的模範故事。透過教科書與官員政要的行動將吳鳳故事正當化，在風聲鶴唳的高壓統治的時代氛圍中對後續吳鳳形象的推廣帶來積極的影響，這些事件傳達出的政治訊號準確地提示著台灣社會，未來任何以吳鳳為主題的調墨弄筆都將被視為己方陣地的一部分而受到官方的承認，等於大大鼓勵了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繼續就吳鳳為主題，衍伸出更多元的相關紀念活動與藝文作品。第二，吳鳳形象的「去脈絡化」。檢視針對戰後吳鳳記憶延續為主題的既有研究中，大多數仍停留在「形象演變」與「文本分析」，惟有邱雅芳的研究〈越界的神話故事──吳鳳傳說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39中關注了梁容若在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之際，作為吳鳳故事承繼過程的關鍵地位。然而相當可惜的是，囿於研究時間段落的限制，邱雅芳針對此事件提出的結論仍停留在「文本形象」的探討，邱氏認為「『吳鳳傳說』之所以能夠受到不同政權的青睞，就在於它的理性色彩，並且區隔文明人與野蠻人的界線」40，未能從吳鳳形象於戰後傳播的觀點分析這段歷史過程的重要性。從閱聽者的角度來探討，事實上當梁容若與賈景德透過「文化轉譯」的過程將吳鳳再次介紹給第一次聽聞吳鳳故事的閱讀者時，在無形中已經做出「遺忘與切割」，「吳鳳」符號的一脈相承，然而其本質卻在新涵義與舊涵義之間作了明確的轉換。普通的閱讀者在接觸到以儒家傳統意識所呈現的吳鳳故事時，並不會主動去挖掘這段故

施明正(1935-1988)，本名施明秀，台灣畫家、詩人與小說家，1961 年因「亞細亞聯盟」案被關，在獄中開始寫作，投稿「台灣文藝」，1981 年獲吳濁流文學獎佳作，於 1988 年因聲援其弟施明德絕食而亡。參考：林瑞明編，《施明正集》(台北：前衛出版社，1997)，「施明正簡介」。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論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收入於：林瑞明編，《施明正集》，頁 317-334。轉引自：侯坤宏，〈臺灣白色恐怖論析〉，《國史館學術集刊》，第 12 期(台北：2007.06)，頁 164。邱雅芳，〈越界的神話故事──吳鳳傳說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4 卷(台北：2005.12)，頁 121-153。邱雅芳，〈越界的神話故事──吳鳳傳說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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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來龍去脈，更不太可能發現吳鳳的被賦予正統地位的源頭乃是來自於日本政府刻意的政治操作，而是將吳鳳故事單純視為起源於清領台灣的背景之下發生的故事，具有中華文化中一脈相承的連結系統。這種透過「文化轉譯」的實際行動所造成的「去脈絡化」──去除日本政權政治性操作的脈絡──的過程，容易使後續以吳鳳為主題的使用者與普通的閱聽者更能接受吳鳳故事的內容。相反地，這也預知了 1970 年代末打破吳鳳神話的質疑之聲將來自以學界為主的力量。

三、地方政府與吳鳳的推廣：地方文化資本的建構前一章闡述了中央政府在吳鳳形象流傳過程中，藉由點狀式的行動，扮演正當化與去脈絡化的角色，使得吳鳳得以繼續存在於台灣社會當中，但光憑教科書中的吳鳳故事、吳鳳廟神龕上的神像，依舊無法全面地解釋吳鳳為何在戰後四十多年中深植於台灣社會，並且普遍地被社會各階層所認識的原因。與中央政府相比，嘉義地方政府實際上是更貼近吳鳳故事的官方代表，早在 1947 年，嘉義市市長宓汝卓就曾經兩次提請省政府將吳鳳殉職日訂為全國公務員節，並且在市中心建置吳鳳康樂區(今嘉義中正公園)，同時以嘉義縣文獻委員會為力量，重新蒐集並展示吳鳳相關的文物展覽，更在 1968 年的吳鳳兩百年紀念以及 1971 年的全省運動會文史展覽中不遺餘力地宣傳吳鳳事蹟，足以顯現出地方自主性與能動性，同時說明在戰後四十多年間，地方政府實際上扮演著強化吳鳳故事深度與廣度的重要推手。

(二) 地方與中央的相異觀點首先必須意識到重要的一點，即便地方的官方組織與中央的官方組織時常被視為是一團結的整體，為了相同的國家政策而攜手合作，然而事實上，一個國家之內必定只存有單一且至高的中央政府，卻同時有數個地方政府的存在，地方政府必須同時意識到與它相同等級地位的各個地方政府的存在事實與競爭狀態。除此之外，地方與中央也未必抱持著一致的觀點，反而是保持著時而合作、時而分離的關係。 1946 年 9 月 24 日，嘉義市市長宓汝卓41率領嘉義市各界代表親赴吳鳳廟謁祭，並且在一系列的吳鳳紀念中，在嘉義市中心闢建「吳鳳康樂區」(今嘉義中正公園)，由省參議員劉傳來42擔任康樂區建設委員代表，區內設有吳鳳紀念館、圖書館、博物館、民

宓汝卓，生卒年不詳，浙江慈谿人，曾任臺灣省嘉義市政府市長。參見：漢珍臺灣當代人物(1946-1990) 檢索系統。劉傳來(1900-1985)，台灣嘉義人，畢業於台北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曾擔任國民大會第一屆國代代表、台灣省參議員、嘉義市議會參議員。參見：漢珍臺灣當代人物(1946-1990)檢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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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教育館等文教設施，更將吳鳳康樂區列入「新嘉義八景」之中的「康樂暮鼓」。43隔年宓汝卓更是嘗試將吳鳳的地位由地方層次提升到中央層次，提請省政府將吳鳳殉職日訂為「臺灣省公務員節」。44然而省政府卻以「查此事屬地方性不宜用為全國性節日，可由地方紀念」為由，拒絕了嘉義市的建議，不放棄的嘉義市長宓汝卓則再次以〈再呈省府請以吳鳳殉職日為臺灣公務節呈文〉，再次建議省政府，卻依舊不了了之。45 1947 年第一次由地方政府為主導所推動的吳鳳形象宣傳，雖然在由下而上的過程遭遇到挫折，卻已足以顯示吳鳳對於嘉義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政府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更由此可知，早在中央政府遷台之前，地方政府就已經著手於吳鳳形象的推廣，並以實際的行動表現出由下而上的能動性，也由中央與地方對吳鳳形象的重要程度的差異，間接證明了吳鳳形象的推廣絕非由中央為主導者而形成的由上而下的政策性宣傳。中央與地方對於吳鳳形象塑造的重視程度相差甚遠，另一例顯示在蔣介石數次親訪吳鳳廟的行程記錄。在《嘉義文獻》第六期中詳述蔣介石親臨嘉義的數次行程，其中有兩次行程與吳鳳廟有關，第一次於民國 40 年 10 月 30 日，蔣介石避壽於阿里山期間，親自「就席上垂詢吳鳳事跡」面諭修建吳鳳廟，並頒賜「舍生取義」匾額46；第二次於民國 48 年 3 月 19 日，蔣介石由蔣經國與三位孫兒偕同蒞臨吳鳳廟。蔣介石「一進大殿就脫帽，獻上一束鮮花，放置於神案上」在賈景德所撰寫的碑文前「向隨行之孫兒講述碑文內容及吳鳳忠於職責」，文中甚至記述到蔣介石與吳鳳廟管理員羅明智詢問興建情況與指示妥善管理一事，詳盡地記錄了蔣介石的行動。47 相反地，從《中央日報》中的報導中卻對於蔣介石的行程報導完全相反。《中央日報》在民國 40 年 10 月 31 日蔣介石避壽阿里山當天的報導中，以〈總統今日六五華誕萬民歡騰簽名祝壽〉48為報紙第一版最醒目的標題，當日三軍將士、各地華僑代表、各地市民均熱烈為蔣介石舉辦園遊會、晚會等活動慶生，卻唯獨隻字不提蔣介石真正的動向。民國 48 年 3 月 19 日，第二次蔣介石在弔祭吳鳳廟的行程在《中央日報》中也未見隻字片語，僅能從報導中得知 3 月 17 日蔣介石還在圓山大飯店招待來華訪問的約旦王胡笙，替來華八天訪問的約旦王送行。49此後從 18 日至 20 日之間，蔣介石的行程完全未見諸於《中央日報》，直到 3 月 21 日蔣介石才又再度出現在台北為何應欽祝壽，兩人還偕同至淡水打高爾夫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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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然、賴子清，〈學海網珊──嘉義市新八景〉，《嘉義文縣》，創刊號(嘉義：1961.10.10)，頁 92。吳鳳康樂區建設委員會編，《台灣偉人吳鳳傳》(嘉義：蘭記印刷，1947)，頁 9 吳鳳康樂區建設委員會編，《台灣偉人吳鳳傳》，頁 10 邱奕松，〈蔣總統與嘉義〉，收入：嘉義縣政府編，《嘉義文獻》，第八期(嘉義：1977.01.31)，頁 5。邱奕松，〈蔣總統與嘉義〉，收入：嘉義縣政府編，《嘉義文獻》，第八期(嘉義：1977.01.31)，頁 6。〈總統今日六五華誕萬民歡騰簽名祝壽〉，《中央日報》(台北)，1951 年 10 月 31 日，1 版。〈約王昨談反共問題強調應採去堅強立場〉，《中央日報》(台北)，1959 年 3 月 17 日，1 版。〈何應欽昨度華誕總統曾親往致賀〉，《中央日報》(台北)，1959 年 3 月 22 日，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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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文獻》第六期中以〈蔣總統與嘉義〉為主題，彙整了蔣介石來台後數次實地尋訪嘉義地區，與當地官員、鄉紳互動的內容，細膩地描述蔣介石的行動過程，甚至訪問當時曾與蔣介石互動的地方人士。然而，一旦嘗試從中央觀點的紀錄拼湊出蔣介石拜訪吳鳳廟的來龍去脈，卻令人意外地發現，代表中央意志的《中央日報》對於蔣介石親臨嘉義的相關內容竟然是毫無報導、全不在意。在本段中，回顧了 1947 年嘉義縣縣長宓汝卓提請將吳鳳殉職日訂為台灣省公務員節卻被省政府駁回一事，也討論了蔣介石在民國 40 年、民國 48 年兩次拜訪嘉義的過程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記錄中的差異，已經很明顯地顯露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吳鳳形象重視的差異程度。因此，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疑惑是：嘉義地方政府形塑吳鳳形象的動機為何？又是透過哪些方式對外推廣吳鳳故事？

(三) 吳鳳二百周年紀念(1968) 雖然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務員節一事遭遇挫折，但並不代表就此中斷建構吳鳳形象的過程，相反地，地方政府以蒐集史料、設置展覽、推廣相關活動的方式強化吳鳳形象的歷史深度。嘉義政府在每年的吳鳳殉職日都會特別舉辦祭典，在 1968 年，吳鳳殉職兩百周年紀念中，嘉義政府特別設立「吳鳳二百周年籌備委員會」，擴大舉辦吳鳳紀念活動。早在前一年，就由獅子會吳鳳分會(嘉義分會)捐贈吳鳳公「騎馬英姿銅像」於嘉義火車站前廣場，並邀請省主席黃杰主持揭幕儀式。在嘉義縣內舉辦的紀念活動如：印發吳鳳歌由各級學校教唱、舉辦全省性國語比賽、舉辦吳鳳遊藝會、舉辦吳鳳杯網球賽、呈請中央規定吳鳳成仁日為公務員節、發行吳鳳史蹟專刊等。負責編輯《吳鳳成仁二百年紀念專輯》的邱奕松，曾任嘉義龍眼國校(小)校長(民國 54 年至 59 年)，也是著名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在這本紀念專輯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開頭的序言，序言分別由縣長黃老達、議長張文正、嘉義縣國民黨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嘉雄所撰寫，有趣的是，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將吳鳳事蹟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連結在一起。黃老達寫道：「爰有特輯之印行，斯亦復興中華文化之一端耳！」51；張文正則說：「我們紀念吳鳳先生，最好的辦法，實莫如一致努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52；陳嘉雄也說：「吳鳳之事蹟，皆我中華文化之昇華表現，宣揚吳鳳，及復興中華文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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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奕松編著，《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頁 1。邱奕松編著，《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頁 2。邱奕松編著，《吳鳳成仁二百年紀念專輯》，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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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11 月 12 日，在國父誕辰紀念日上，蔣介石宣布啟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強調中華民國的道統與強調國父思想，一時間內全國蔚為風潮，將各式各樣的活動皆冠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名號。地方政府的權威除了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之外，同時也要有文化上的正當性最為後盾，當「中華文化」被最高的政治權威訂為衡量文化優劣的秤錘時，建立自身的文化深度與中華文化的形象，實則有助於在一片中華文化的風潮中凸顯自身的文化正當性，並且藉此將文化資源轉換為政治資本。對於嘉義地方政府而言，1968 年的吳鳳紀念活動讓嘉義政府抓住了一次機會，表彰自身符合官方認證文化的正當性。在邱奕松所編的《吳鳳成仁二百年紀念專輯》中所收錄的內容，除了常見的吳鳳傳記、吳鳳異說的各家版本流變之外，更附有吳鳳世系表，列出吳氏十一代以來的家族族譜；並且收錄自清朝以來吟詠吳鳳的詩作共 42 首。然而在這些文章與詩作中吟詠吳鳳的內容幾乎大同小異，不外乎歌頌吳鳳教化番人與犧牲生命的可貴，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創新，只是不斷地「滾雪球式」地想要累積出吳鳳故事的厚度，期爭取更高深的歷史資源。有趣的是，嘉義縣政府建構「吳鳳」的方式，可以嘗試著和其他中華民族英雄的建構方式作一對話，如沈松僑所指出的：「在晚清國族主義知識分子的筆下，他們(岳飛、鄭成功諸人)，卻都被奉上『民族主義偉人』的堂皇稱號，他們整個生命的意義，也都在『為民族而流血』的讚頌聲中，被化約成一個單一的目標」54，不論是岳飛還是鄭成功，他們的生命與歷史史料都豐富到國族主義知識分子必須「化繁為簡」地擷取他們想要的那一小部分，作為國族書寫的一塊拼圖。然而，全然相反地，反觀吳鳳故事的建構，我們不難注意到吳鳳故事的史料本來就付之闕如，又難以有更深入的學術突破。面對無法提升吳鳳故事「質」的豐富性，這一點逼迫地方政府在建構吳鳳的論述時，不得不「化簡為繁」，透過舉辦各式當代的活動與鼓勵書寫頌揚，用「滾雪球」的方式以「量」取勝，一面行銷吳鳳故事，同時一面藉由各種活動來累積吳鳳故事的真實性。如同 Pierre Nora 談及節慶、儀式所言：「正是因為其化身變形的能力，其意義不斷地死灰復燃，而其枝節以令人無法預見的方式蔓延發展。」55即便都是極為空洞且重複的內容，但嘉義縣政府卻緊抓著吳鳳形象不放，很明顯地，吳鳳形象成為地方政府挖掘歷史的一口活泉，憑藉著「踵事增華所成立的中國『民族英雄』系譜，……，可以被當作是凝聚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的重要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56對嘉義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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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105。皮耶‧諾哈(Pierre Nora)編，戴麗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台北：行人文化實驗室，2012)，頁 28。沈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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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吳鳳」就是這個象徵資本，透過吳鳳的符號就可以源源不絕地創造、衍異出屬於地方重要的文化資源。

(四) 全省運動會暨歷史文物展覽會(1971) 倘若將 1968 年舉辦的吳鳳二百周年紀念活動視為以嘉義地方為主的活動，那麼 1971 年這次所舉辦全省運動會文史導覽可謂是首次以地方政府為主導者，大力將吳鳳形象向全省推廣的活動。台灣省運動會從 1946 年開始，於每年的 10 月底至 11 月初舉辦，每年均由各縣市輪流主辦。嘉義縣在 1971 年首度主辦全省運動會，並將會期訂於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之間，除了武場上的競賽之外，嘉義縣政府特別指示嘉義縣文獻委員會假縣立圖書館舉辦「嘉義縣歷史文物展覽會」(以下簡稱文物展)，並且將開幕的時間訂於 10 月 25 日，同時又得以慶祝建國 60 年。在眾多的歷史文物中，有些是重點介紹，如曾任台灣提督的王保祿；有些是民間的私家收藏，如翁同龢、林朝英等人的書畫筆墨，但其中以「義人吳鳳，介紹得最為詳細，共分二十二主題，包括吳鳳簡介、像、廟、紀念碑、吳鳳故宅、清嘉義知縣匾、吳鳳後裔照片、墓園等」57。吳鳳形象同時也在這次的嘉義縣文物展中被定位為嘉義歷史文化的代理人，在文物展會場(縣立圖書館)外豎立了巨大的吳鳳朱衣白馬像(圖一)，展覽會紀念章(圖二)同樣也以吳鳳朱衣白馬為設計。參觀會上除了嘉義縣縣長黃老達、議長張文正之外，也邀請了省政府主席陳大慶、教育廳廳長潘振球、縣黨部主任高宗仁等人出席。有別於吳鳳二百周年紀念會，嘉義縣政府藉由全省運動會與建國六十周年的名義舉辦文物展，宣傳的對象已經從嘉義縣擴大到全省。

〈配合省運在嘉義市舉行嘉文獻會定光復節舉辦歷史文物展覽〉，《中央日報》(台北)，1971 年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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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71 年嘉義縣歷史文物展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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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971 年文物展覽會之紀念章。

位於嘉義縣立圖書館，館外設有巨大吳鳳朱衣白馬像。

此次文物展的展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天，根據《師友》中的報導：「此一為期十天的展覽，極為成功，據統計至少吸引了廿萬人，平均每天有一萬餘人前往參觀」58，雖然筆者對內容引述的統計人數抱持懷疑，但從《商工日報》的報導〈嘉縣文物展揭幕首日參觀者逾萬人展覽會場裝飾美侖美奐〉59，以及《中華日報》的報導〈嘉縣歷史文物展覽極具參觀價值昨日揭幕觀眾非常擁擠〉60，可見此次文物展確實吸引了民眾熱烈的反應與關注。 1971 年為期十天的文物展結束後，於 1974 年 9 月，嘉義縣政府將吳鳳廟東廂闢為吳鳳陳列室；西廂闢為會客室，61展示吳鳳史料與山胞器物，將短期性的文物展覽會轉變為永久性的史蹟陳列室，希望「遊客與景仰人士參觀後對吳鳳公整個生平事蹟能留有深刻印象，不至於空空然」62。對地方政府而言，究竟這一次浩大的文物展覽背後的動機為何呢？根據嘉義縣文物展展會委員會所撰寫的〈展出意旨〉中，開頭就說明：本縣為台灣文化發祥地，亦為國人開拓台灣之丕基，史蹟文物豐富，惟多珍藏於各階層或民間，迄未始聚一堂，一表我嘉邑歷史之燦爛。……特舉辦此項歷史文物展覽……宏揚本縣地方歷史文物，介紹鄉土文化善良風俗，闡揚地方賢哲對國家鄉里之功德建樹以及特例卓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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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清全，〈一項意義深遠的展覽──嘉義縣歷史文物展覽會簡介〉，《師友》，第 53 期(台中，1972.11)，頁 9-10 〈嘉縣文物展揭幕首日參觀者逾萬人展覽會場裝飾美侖美奐〉，《商工日報》(台北)，1971 年 10 月 26 日。轉載自：嘉義縣政府編印，《嘉義文獻──嘉義縣文史專輯》(嘉義：羅印務館，1976)，頁 238。〈嘉縣歷史文物展覽極具參觀價值昨日揭幕觀眾非常擁擠〉，《中華日報》(台北)，1971 年 10 月 26 日，轉載自：嘉義縣政府編印，《嘉義文獻──嘉義縣文史專輯》(嘉義：羅印務館，1976)，頁 239。林家駒，〈吳鳳公史跡陳列室設置紀要〉，《嘉義文獻》，第 5 期(嘉義，1964.12)，頁 24。林家駒，〈吳鳳公史跡陳列室設置紀要〉，頁 28。嘉義縣政府編印，〈展出意旨〉，《嘉義文獻──嘉義縣文史專輯》，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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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句話中文物展覽會委員就發下豪語，認定「嘉義為台灣文化發祥地」具有豐富的歷史資源，因此才要舉辦文化展覽會向外界展示嘉義史蹟之璀璨。殊不知，事實並不如文物展委員會所說的因果分明，嘉義縣政府自從 1946 年宓汝卓設置吳鳳康樂區並呈請訂定公務員節，到 1953 年設立嘉義縣文獻委員會開始推動的蒐集史料、書寫歷史、建置紀念空間、舉辦展覽等文化活動，實際上就是運用「滾雪球式」的方法，累積出地方本身的歷史資源。因此，嘉義縣政府的行動與目的正好與展出意旨中的說明完全相反，舉辦文物展覽會的目的在於藉由「展示」，令外界相信嘉義文化之深之廣，進而形塑嘉義為文化之都的形象。

(五) 政治符號與文化資本回顧自 1946 年起由嘉義縣長宓汝卓開始著手的吳鳳紀念活動，嘉義縣政府從戰後就積極地投入吳鳳形象的推廣，然而當 1947 年想要進一步把吳鳳的地位提昇到全國性的層次時，卻遭到省政府的駁回，由此可見中央與地方對於形塑特定民族英雄的看法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從《嘉義文獻》與《中央日報》中針對蔣介石兩度親訪嘉義的行程記錄中可以再度佐證，《嘉義文獻》中提到蔣介石拜訪嘉義的行程，可謂是知無不言；反觀《中央日報》對同樣的內容，卻是隻字不提。再看 1968 年的吳鳳二百周年紀念，此次的活動看似盛大，然而細究其中內容，不難發現二百周年紀念活動是典型的運用「滾雪球式」的方法累積出歷史感的例證，以《吳鳳成仁二百年紀念專輯》為例，內容廣泛蒐集各家文章詩詞，但內容缺乏創新與突破，當然更遑論學術上研究，甚至從當今的後見之明可知，其中許多歌頌吳鳳的內容都僅是後人的虛構之詞。研究中華民國節慶的學者周俊宇則指出「節日雖保有特定歷史記憶，但這個記憶如何解釋、運用，與現實的政治需要作連結，則存在著權力者任意發揮的空間。」64，這些貌似最容易被忽視的日常環節，卻是官方最容易掌控且展示其意識形態的舞台，也令社會大眾在無形中擁抱了官方的歷史詮釋。嘉義縣政府推動的吳鳳遊藝會、吳鳳網球杯、吳鳳國語比賽等，再度證明紀念活動本身「量」大於「質」的操作手法。從宣傳的層面來看，1971 年的文史展覽中，雖然文物的質量皆有所提升，但依舊是憑藉著全省運動會與建國六十年紀念的風潮推展人氣，比較 1968 年局限於嘉義縣的地方性紀念，1971 年的文史展覽成功地將吳鳳形象提升到全省的地位。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嘉義縣政府願意投注龐大的時間與經費在經營一位「屬於地方的歷史偉人」呢？回歸到 1946 年至 1971 年的政治氛圍，戰後台灣面臨的情勢

周俊宇，〈光輝雙十的歷史〉《國史館館刊》，第 30 期(台北：國史館，2011.12)，頁 17。

戰後吳鳳故事的再建構與推展──以官方為推動者為例(194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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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政權的轉移，同時是新舊文化換軌的時刻，文化的選擇與政治的立場被畫上等號，越是能證明具備中華文化的性質，就越能建立與政治權力核心的聯繫，尤其在 1966 年蔣介石宣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各種官方與私人活動都主動為自己冠上中華文化的頭銜。然而單憑口號與文字的宣示已經不足以證明自身的文化正統，嘉義政府不斷緊抓著吳鳳故事，除了每年固定的紀念儀式之外，一次又一次地舉辦活動、推廣吳鳳的方式累積嘉義的文化資本，主張嘉義政府的文化正統性。也在此時，「吳鳳」故事從教育的性質，一躍進入政治的層級，被置入國族系譜的重要位置。

四、結論保羅‧柯恩(Paul A. Cohen)在其著作《歷史與大眾記憶》65(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之中提到，國家在面臨危機時，是製造英雄故事的特殊時機，如同蔣介石統治台灣時出現的勾踐臥薪嘗膽故事、二戰時俄國的亞歷山大‧諾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的英雄宣傳。然而有趣的是，是否在國家相對承平的時段中，就不會有國家英雄的書寫出現呢？如果這些民族英雄的出現不是為了拯救國人、團結國家，英雄故事存在是奠定在什麼樣需求之上？本篇以吳鳳故事為考察對象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吳鳳故事是如何不著痕跡地跨越兩個相異政權，並且改變其內涵而成為我們現今熟知的儒家版本的吳鳳故事。第二，地方政府作為吳鳳故事最積極的推動者，其背後的目的為何？第三、官方如何成功地將吳鳳故事傳播至社會大眾？從官方為推動者的考察下，首先著眼於教科書的編寫過程，吳鳳故事之所以能重返戰後教科書，其過程其實相當的曲折。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布重新編寫教材並要求去除日本文化的行動開始，日本政權所大力推動的吳鳳故事理應從台灣社會中被抹去，卻意外地成為去日本化的漏網之魚。細究其故，本文的研究認為是在中文重新書寫的過程中，吳鳳故事的內涵經過了一次「文化轉譯」，相同的符號依舊存在，但內在訊息已經全然從皇民精神轉為儒家思想，使得「吳鳳」的象徵符號得以繼續以教科書為載體，成為吳鳳故事留存在戰後台灣社會的形式之一。除了書寫的形式之外，以蔣介石與賈景德拜訪吳鳳廟為例，得以發現這些擁護中華文化的官員政要們，不僅沒有對吳鳳故事持負面的態度，相反地，他們全然地以行動顯示對吳鳳故事的接納。考察這些中央官員與地方民間的互動，究竟中央官員喜愛吳鳳故事與否其實並非重點，真正重要的是這一連串的行動中所透露的政治訊號，為

Paul A. Cohen,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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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故事訂定下政治正確的標籤，以中央政治核心的身分給予吳鳳故事絕對的正當性，中央與地方也藉此建立起上下的隸屬關係。從象徵符號的流動為視角，在戰後文化重新建立秩序之際，「吳鳳」故事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曾經處於游移的地帶，也可能同時具備兩個以上的意義。在本篇中將「吳鳳」故事本身視為一個靜態的符號，而其中所要彰顯的價值觀卻是隨外在環境改變而相對動態的變動，最終在不改變其外表的前提下扭轉故事內涵，在無聲無息下完成「去脈絡化」與「正當化」，綜合以上所論及的各種因素，無論是有意或是無心，確實奠定下吳鳳故事在台灣流傳的基礎。如同 Ernest Renan 論及的核心，國家的建立必定有歷史書寫與創制，作為合理化國家奠基的社會資本66，相同的道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最大差別，乃是一個國家內必定有數個地方政府，並且各地方政府都自覺地產生競爭的狀態，為了要建立自身的重要性，必須從可回溯的歷史中累積文化資本。因此對於嘉義縣政府而言，吳鳳就成為了嘉義地方最具以潛力的文化象徵，從 1945 年開始，嘉義縣政府就透過空間的建置(吳鳳康樂區)、吳鳳的再書寫試圖形塑出吳鳳的重要性，甚至嘗試提議中央將吳鳳成仁日設為全國公務員節，最終卻被省議會駁回。從這一連串地方與中央的互動中，可見地方政府作為吳鳳故事最積極的推動者與地方的能動性。在 1968 年的吳鳳紀念日與 1971 年的全省運動會上，嘉義縣政府不斷透過「滾雪球」的方式，一面強調吳鳳的重要性、一面同時積累、建構吳鳳的重要性，這個動態層壘的過程，使得吳鳳的真實性得以被世人相信。尤其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始推動後，地方政府對吳鳳故事的論述又有所轉變，從教育的層次轉入政治符號的建構，進而由創造文化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創造嘉義縣本身的獨特性。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a Nation: a reader(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1996), pp.42-54.

戰後吳鳳故事的再建構與推展──以官方為推動者為例(194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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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資料 (一) 報紙、期刊 1.

《中央日報》，台北，1949-2006 年。

《嘉義文獻》，嘉義，1964-1984 年。

《商工日報》，台北，1965-1968 年。

《師友》，台北，1967-2016 年。

(二) 專書 1.

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小組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國民教育篇》，台中：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出版，1984。

邱奕松編著，《吳鳳成仁二百年紀念專輯》，嘉義：信道印刷社，1968。

吳鳳康樂區建設委員會編，《台灣偉人吳鳳傳》，嘉義：蘭記印刷，1947。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二)》(台北：成文出版社)，劉萬枝校訂排印本，1968。

胡台麗，《媳婦入門》，台北：時報文化，1987。

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研究小組編著，《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制度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88。

國立編譯館編，《國立編譯館概況》，台北：國立編譯館，1976。

皮耶．諾哈(Pierre Nora)，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

10. 楊牧，《吳鳳──四幕詩劇》，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79。 11. 楊景文，《由歷史、地理、社會背景看吳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 12. 劉禾(Lydia H. Liu)，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行程》，北京：三聯書局，2009。 13. Paul A. Cohen, 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 James W. Loewen,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07.

(三) 期刊論文 1.

江慶林，〈吳鳳史實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北，19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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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9-57。 2.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僅史所集刊》，第 33 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06)，頁 77。

李亦園，〈傳說與課本〉，《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北，1989.06)，頁 01-22。

邱雅芳，〈越界的神話故事──吳鳳傳說從日據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承接過程〉，《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4 期(台北：2005.12)，頁 121-153。

周俊宇，〈光輝雙十的歷史〉《國史館館刊》，第 30 期(台北：國史館，2011.12)，頁 1-51。

侯坤宏，〈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台北：2007.06)，頁 160-189。

洪有義，〈國小教師、學生對吳鳳故事編入教科書之態度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8 卷第 1 期(台北，1989.06)，頁 59-71。

翁佳音，〈吳鳳傳說沿革考〉，《台灣風物》，第 36 卷第 1 期(台北：1986.03)，頁 39-56。

鄭螢憶，〈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台灣吳鳳信仰與形成〉，《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2 卷第 2 期(嘉義：2014.10)，頁 51-84。

10. 張玉法，〈吳鳳的歷史地位〉，《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8 卷第一期(台北，1989.06)，頁 23-47。 11. 薛化元，〈吳鳳史事探析及評價〉，《臺灣風物》，第 32 卷第 4 期(台北：1982.12)，頁 65-81。 12.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a Nation: a reader,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1996, pp.42-54.

(四) 學位論文 1.

溫浩邦，〈歷史的流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類學分析〉，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五) 報章雜誌 1.

官鴻志，〈一座神像的崩解──民眾的吳鳳論〉，《人間》(台北)，1987 年，頁 62-83。

政治大學史薈第 50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從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再論「二二八事件」 歷史三郭力中

摘要

蔣渭川在行政長官治台初期，因其知識菁英形象，成為國民政府倚仗的政治人物，而其也扮演著下達政令上通民情的角色，這樣的政治定位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使蔣渭川成為各方勢力拉攏交結的對象。然而最終卻無法避免二二八事件後社會局勢進一步混亂和險峻，其人亦被迫出逃。吾人以為：蔣渭川在日治時期便開始經營人脈和民意基礎，接收台灣後更成為更醒目的公眾人物，藉由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的遭遇，可以略窺二二八事件前後本省籍政治菁英的立場和行動，如何與當權的行政長官公署互動。而這些本省籍菁英彼此因為經歷不同(因有無在抗戰時期參與國民政府可分為半山和阿海兩派)，在二二八事件初始而有更複雜深層的互動模式。以更廣泛的視角來思考: 本文基於蔣渭川扮演各方溝通的角色，因此欲以其在三月份出逃期間寫下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為研究主體，討論二二八事件下本省籍和外省籍政治人物的互動；「半山派」和「阿海派」的交詰；中國國民黨內各派系的暗中對抗。試圖跳脫二二八事件中「官逼民反」的論調，從蔣渭川留下的紀錄中分析事件爆發至國軍來台綏靖前夕的局勢變化，並以此視角切入二二八事件，試圖從「派系鬥爭」的角度切入二二八事件。關鍵詞：蔣渭川、二二八事件、派系鬥爭、半山派、阿海派



本文修改自 104 學年度下學期台灣史(二)之課堂報告，感謝匿名審查者給予寶貴意見，亦感謝藍適齊老師在本文修改時提點方向以及指正本文諸多疏誤，筆者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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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暨動機本篇主旨為研究二二八事件中的蔣渭川的「角色」，並以蔣渭川的角度探討「二二八事件」的面貌，希望透過不同角度能闡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定位。近日大談「轉型正義」的議題，透過「轉型正義」來究責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罪行風氣漸次盛行。諸人為研究二二八事件，各種檔案、電報資料、書信等材料也受到重視。然而以筆者的角度觀之，當今的二二八研究仍有諸多值得剖析：討論「二二八事件」，且能造成現今社會輿論之文章，多將國民政府(時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視為「屠夫」，並且將蔣中正冠以「威權遺害、歷史兇手、殺人魔王」的形象，1二二八事件也成為反對威權、貶抑蔣中正的歷史案例，也因此「二二八事件」的記憶逐漸被「反蔣、去蔣化」的輿論所引導。此間風氣無助於釐清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真相，而漸成操縱民情的渲染手段。以筆者所觀察，二二八事件可謂：戰後臺灣產業蕭條的民怨宣洩、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語言文化隔閡下的省籍衝突、反共目標下的肅清行動，是上述諸多因素才造成此一無可挽回之悲劇。絕非以單一條件所能詮釋的脈絡，筆者也反對將所有歷史責任全歸咎到主事者的道德低下，抑或者以今非古而不考量時代背景盲目冠以「威權、獨裁」的褒貶。此篇文論不擬強加褒貶、判定是非，但求重新檢視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下的十多天之間(2/28-3/10)的情勢變化、本島內部的權力爭奪，以及主政者對國家安全的判斷，是如何致使最終的悲劇？本文的基礎材料多數來自蔣渭川在逃亡途中留下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並且參酌同時代旁人的記錄、新聞報導、後人的研究而來，透過重新檢視蔣渭川留下的回憶錄來爬梳蔣渭川在二二八件中扮演的角色。其中，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 ─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啟發筆者甚重，筆者至少從該書中考察到三點有代表性的視角切入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本省籍菁英間的齟齬」2、「蔣介石對於臺灣情勢的判斷」，然而，本書討論蔣渭川的篇幅，多將蔣渭川的行動置於 CC 派3對抗陳儀的脈絡下鋪陳，較無助於筆者理解蔣渭川的個人立場，和其獨有的政治背

轉引自：http://www.setn.com/News.aspx?PageGroupID=6&NewsID=15095《三立新聞網》；〈政大蔣公銅像遭噴漆！民族系男大生：他是 228 事件元兇〉。(轉引時間：2016/09/01)。 http://udn.com/news/story/2/1837992《聯合新聞網》；〈蔣公銅像不算公物？潑漆寫「殺人魔王」不起訴〉。（引用時間：2016/09/01）。 2 時人常以有無在抗戰時期參與重慶國府的黨政工作歸類戰後臺籍政治菁英為「半山派」與「阿海派」。 3 中國國民黨內中央俱樂部組織(Central Club)之簡稱，以陳果夫、陳立夫為代表人物。

從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再論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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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一為其是蔣渭水胞弟，有廣泛的支持；二為其自我經營維持的政治立場，如「台灣政治建設協會」的各種行動就不完全依附中國國民黨以及其於外署組織的策動。)因此仍擬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蔣渭川的自述加以辨析，以此和陳著對話。本文首先介紹蔣渭川的形象、諸人對蔣渭川的評價，說明蔣渭川對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次敘蔣渭川建立的社會地位如何讓其成為二二八事件中各方派系都亟欲攏絡的對象，並以「衝突」的三角關係試圖重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蔣渭川與其政治勢力、陳儀和國民黨各派系，來理解二二八事件中對於社會秩序的控制概況，文末則討論在三月屠殺下的蔣渭川，如何面對殘局？他對此結局的預判和預防措施，並且略敘蔣介石對此情勢的判斷。雖為小文一篇，仍希望能對這塊領域之研究有所貢獻。

二、蔣渭川先生 1950 年 1 月 9 日中央日報刊載一則賀文：「慶祝蔣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榮任民政廳長、建設廳長、省府委員、省府委員。」然署名之刊登者非比尋常，一共二十一人。4其中絕大多數卻是早在兩年多前就已在「二二八事件」中亡故之士。此封賀文諷刺之意不言而喻，其中尤以蔣渭川位居爭議核心。就在吳國禎任命僅四十餘日，1950 年 1 月 20 日，蔣渭川、彭德就被撤換下台，黯然退場。社會大眾多記得蔣渭水之名，但對於其弟蔣渭川卻知之甚微。近幾年對於蔣渭水的評價幾全為正面，而蔣渭川卻始終不脫毀譽參半的歷史褒貶。5大多數提及蔣渭川的論著，多以其在二二八事件中下手。美國《對華白皮書》中提到台灣人領袖只見蔣渭川一人，6台北總領事致美國國務卿的一封電文〈蔣渭川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如此描述：在二二八事變的那個星期中，他確實非常的活躍，但是在事變的ㄧ年後，他卻能取得當地政府的了解與信任……他是一個具有強烈民族意識的人，他很得到國民黨與蔣介石總裁的瞭解。他絕不會允許台灣被託管或和中央政府分離而獨 4

李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北：自立晚報，1993)，頁 261-262。刊登之廿一人依序為：陳朝乾、林紫貴、許丙、陳欣［炘］、黃朝生、徐白光、林茂生、陳屋、李仁貴、林連宗、呂伯雄、林瑞拱、王添丁［灯］、施江南、宋斐如、李瑞漢、吳鴻棋、王育霖、白成枝、陳能通、徐春卿。 5 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台北：前衛，1996)，頁 371-376。該書末收錄〈蔣渭川家屬的立場與感想〉ㄧ文中，提及行政院出版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對蔣渭川的評價如下：「……蔣渭川亦藉此難得機會立功成名……」、「……王添燈在處委會中佔優勢，因此蔣渭水爭取學生……」、「（研究報告 P61）……許氏懇請蔣氏在三日之治安委員會推舉她出任治安組長並表示願接受蔣氏之指揮……(研究報告 P63)可見成立忠義服務隊事，早由官方安排好蔣渭川可能被運用，掩蓋其原始身分。」。該文還提及：「…… （史明於）《台灣人四百年史》中有『靠山』、『Ｃ‧Ｃ』、『不知恥辱的甘作敵人的間諜』、『陰謀瓦解台灣人的武裝鬪爭』等字眼侮辱了先父的記載。」 6 參考自：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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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這個神秘的人士其實一點都不神秘，從他的表現看來，他只是一個注重實際、誠實和有責任感的人。或許就是因為這些品格，讓他得到台灣當局的瞭解，並贏得許多中層或下層階級人民的愛戴。……他很可能被中央政府任命擔任重要的使命。所以，他的確值得我們注意。7 蔣渭川引起美方注意的應是他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當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行政長官陳儀（派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派省黨部組織處長徐白光）皆找上蔣渭川，8希望他能藉由仕紳的名望、政治建設協會常務幹事兼組織部長的能力協助平息暴亂，不僅如此，時蔣渭川任台北市商會理事長、省商聯會常務理事、同業公會理事，人脈廣闊加上名望卓著，種種都是蔣渭川能以一介平民身分成為各派官憲重視的宣傳人物。事實上，在「官民衝突」中，蔣渭川早有協助張慕陶處理「澀谷事件」之經驗，9當三月一日經過與政治建設協會四名同志商量之後，蔣渭川終以個人身分，答允黨政軍頻頻邀約，10以廣播、街頭演講等方式協助官方恢復秩序。在三月二日至五日，蔣渭川遵照官方意願下進行四次廣播；三月九日因申明反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立場又廣播了一次。蔣渭川代表官方立場，11又掌握政治建設協會的人脈資源，以及其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諸多人物不睦，許多後人評論多以此推斷蔣渭川受到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傾軋，致使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產生意見紛歧。又將蔣渭川與其胞兄比較，貶低其缺乏能力。「蔣渭川是『阿海』的頭目，可惜他沒有乃兄蔣渭水的才學與聲望」12更有甚者，意指蔣渭川藉二二八事件來進行派系鬥爭，13將蔣渭川形容為國民黨 CC 派成員，皆為不盡客觀的描述。14筆者認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雜緒甚繁，許多資料無益於真相之追求，又有諸般議論見樹不見林，不加參酌當時社會背景之探討。對蔣渭 7

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28-329。國務院文件之 4-1，該文轉譯自(China Poular Review)《中國論壇》，1949 年 10 月 16 日的文章。 8 參考自：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北：時報出版，1995)，頁 255。 9 1946 年 12 月 12 日：因日本政府歧視性對待在日台人、韓人，輿論多責駐日盟軍總部漠視之故，發生民眾包圍美國領事館一事，蔣渭川乃協調得已圓滿解決。 10 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7-8。書中收錄蔣渭川自撰《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提及：「……張憲兵團長第二次來函，敦促出面收拾破局，並說無論如何長官希望見面一商云云。近夕又接柯參謀長來函，邀我及時以行動收拾危局……」 11 縱然有諸多與行政長官公署合作的經驗，然而蔣渭川並非官方的代表人物，如陳翠蓮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一書中即提到：蔣渭川在擔任台北市商會理事長時(1946 年 12 月)就因為款項移交的問題與民政處產生齟齬，最後在檢察官勸說下寫悔過書了事，純為官方服務實際上並不客觀。 12 李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262。 13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56：「蘇新描述蔣渭川在『處委會』的活動說：『他每晚都與 CC 頭子密會後，翌日才出席處理委員會。他在處理委員會的任務是擴大『建設協會』的勢力……他一方面在整個 CC 的指揮下，極力爭取青年學生，尤其是過去曾經到過海外參加作戰的退伍軍人，作為打倒 CC 的政敵陳儀的工具。』」 14 《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一書中提及蔣渭川之所以有 CC 派色彩，係因出席全國商聯會時經楊肇嘉介紹而遠赴南京投入其組織。頁 243。

從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再論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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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批評未見公允。不過，基於開頭的賀文，可知蔣渭川的角色，確實要搭配著戰後臺籍青年的派系對立、國民黨內部的鬥爭來思索，方有較不偏頗之論述。筆者認為：蔣渭川之角色和「派系鬥爭」相關，但不應為「主動」而為「被動」之角色。實際上，國民黨內部派系糾葛早在陳儀治台初期就已存續，二二八事件或恐為鬥爭場域。臺灣省黨部李翼中具有 CC 派背景，15被陳果夫派任以制肘陳儀行政；而「孔宋集團」也有其運作痕跡：臺灣各機構的接收工作原擬由長官公署全權負責以便統一事權，但「資源委員會」不願放棄接手台灣工礦等重要企業……資源委員會……決定鋁、石油、金銅三項事業劃歸國營，亦即成為該會所屬事業，糖業、電力、紙業、肥料、水泥、機械六項成為國省合營事業，由於所占股份是國（資源委員會）六成、省（長官公署）四成，故管理權實際上也屬資委會……陳儀在戰後台產接收上，顯然失去了主導權。16 本省人眼中所看到的「五子登科」表象，實際上更有派系爭奪的內在實情。陳翠蓮描述：戰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是由陳儀的治閩班底(政治)、軍統派(軍警)、孔宋系統(財經)、半山集團所構成，而民間社會又有 CC 派、臺籍仕紳的「臺中派」、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央競合。17 回到最初的賀文，加以「派系鬥爭」18的切入視角，可以理解出蔣渭川為何遭受賀文的譏諷。戰後臺灣的政治派系，除卻以土地資本為基礎的「臺中派」(林獻堂為首)，還有官僚資本為基礎的「半山派」、舊文化協會抗日份子與舊親日御用紳士相結合的「阿海派」。19蔣渭川作為阿海派的代表人物，在這場省參議會的反對聲浪中下臺，實

在二二八事件中，尤其可見 CC 派打擊陳儀形象和威望之舉措。甚至影響輿論走向：「CC 派支援下的省黨部向中央提出報告指事件完全因政治腐敗而爆發，因此陳儀應負起全部的責任。」(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59。) 16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26。 17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45。同書於 248 頁的分類上關於蔣渭川的分類，筆者認為蔣渭川不應為「CC 派」，於：吳密察，〈蔣渭川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頁 201。有以下說明：「從《蔣氏遺稿》中，吾人幾乎看不到其與ＣＣ派有任何特殊關係，這是否是蔣氏故意避去？但是，與此相對地，《蔣氏遺稿》中卻有不少『軍統』的線索。」 18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45：當中以圖表方式繪出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的派系關係，予本文有甚大的幫助和啟發，資說明如下：戰後台灣政治對抗情勢中有分為上層的統治集團和下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集團中的外省人士即有陳儀和其治閩班底、孔宋集團、軍統派，外省人士中則以半山派為主體構成台灣憲政協進會；至於民間社會則有外省籍的中央俱樂部派(俗稱的 CC 派結合本省籍的台灣省政治建設協會各縣市黨部組織對抗三民主義青年團(台灣區團)和其本省籍的三青團分團。該圖的分類也有助於理解二二八事件爆發下處理委員會的主要派系構成和立場。而本圖用本省聯合外省；統治集團對抗民間社會的關係圖，更有助於吾人跳脫本省或外省為主體的立場窠臼。 19 李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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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可知當中半山派反對的影響力之大。然而時序拉回三月二日至五日間，蔣渭川派和其餘臺籍知識分子就二二八事件處理之針鋒相對已非常明顯。

三、蔣渭川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提到：「……蔣渭川還是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鼓勵下，三月二日面見陳儀長官，被畀以『民眾代表』的身分加入處理委員會。同日，蔣渭川上電台廣播……」20依照作者的筆法書寫，讓讀者認為：蔣渭川在三月二日之後的作為是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按：依照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簡稱「處理委員會」，本文同）體制之下的一員，但其立場的官方色彩濃厚，後人批評往往也藉助這點，認為蔣渭川遭陳儀利用、分化處理委員會內部的代表立場。許多論述也指出處理委員會是個：「成員複雜、步調不一、觀點紛歧、而且政治動機互異。」21的紛亂組織。換言之，處理委員會本質上就不是能夠意見合流的組織，本身問題重重。蔣渭川不是影響處理委員會之要角。22

(一) 處理委員會自身之問題以處理委員會實際的開會情形論之，也可以映證其紊亂：看這幾天來的開會情況，只有熱鬧，只有興奮，而不大有秩序，各團體的代表有時出席，有時不出席，而且沒有設定座席的順序，致不能明瞭出席人員的多少。又委員間互相爭先發言，傍聽人也都可以隨便發言，影響會議不能順利進行……23 據蔣渭川敘述，陳儀有云：「處理委員會已經過三天了，每次開會都有民眾包圍，吵吵鬧鬧沒有什麼具體辦法，除天天報告事件發展情況外，別無做任何制止行動……

陳翠蓮，《百年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新北：衛城出版，2015），頁 268。李筱峰，〈「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85。 22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56：「蔣渭川在處理委員會並未能取得主導權，並與該會陳逸松派人士衝突白熱化，而其題另組『台灣政治改革委員會』來取代『處委會』之策更招來極大的批評。」 23 社論〈對二二八事件處委會的幾點希望〉，《中外日報》，1947 年 3 月 8 日；轉引自：李筱峯，〈「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7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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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無益反使各地方之到台北紛亂情況……」24三月三日時人拜訪蔣渭川亦提：「處理委員會成立三四天了，多事利用這機會來宣傳自己的，到現在還沒有做出什麼事來。」 25

。然而陳翠蓮訪問當時在處理委員會的要角陳逸松，則有不同說法：處理委員會當時很忙碌，每天要處理民眾糧食、維持治安等問題，應接不暇。本來政府機關首長都是由外省人擔任，事件一爆發，外省主管都跑光了，各機關群龍無首，只好由副主管的台灣人來負責。26 實際上，處理委員會在當時扮演著維繫治安的重任，如台北事長游彌堅主持臨時

治安委員會下讓青年成立的「忠義服務隊」(許德輝為隊長)。初期的處理委員會「其成立的宗旨，乃在因應事件之發生，以料理善後為目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防止事態惡化，是其重要任務。」27 而「忠義服務隊」在蔣渭川的記錄中也曾出現：三月三日許德輝就層面晤蔣渭川，希望透過蔣渭川的「歷史與眾望」28領導下參與建制「忠義服務隊」。然而，與許德輝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到蔣渭川和處理委員會之間的微妙關係。

(二) 蔣渭川自身對於處理委員會的態度筆者認為，從蔣渭川自撰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頗能代表蔣渭川對於處理委員會的看法。《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提到：三月五日，陳逸松正在臺上說明它所草擬的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組織大綱。蔣渭川帶了一批人進入中山堂會場，陳逸松報告的同時，臺下喧鬧不止。『大張金交椅你就搶著要坐上去嗎？』蔣渭川的人馬在臺下叫囂著。『大位你若想要坐，就讓給你坐！』陳逸松回嗆，拿了提包，作勢要往外走29（畫底線處為筆者所加）走筆至此，一幅「蔣渭川帶著人馬到中山堂鬧場」的畫面歷歷如繪的浮現在筆者的腦海裡，令人推導出蔣渭川「主動」參與派系鬥爭的立場。然而，在同作者的另一本書中，陳逸松受訪下所說出的與上述情境卻有所不同：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13。此處筆者思索：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乃為陳儀決定之下於三月一日設立，具有官民共同參加的性質，並且在三月二日更決定：「除官員、參政員、參議員外，准增加各界民意代表」（李筱峯，〈「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69。）可以說處理委員會的步調不一致、意見紛爭抑或是組成份子複雜都是由陳儀造成的。當與蔣渭川談話時批評處委會雖為事實，但也可能是其有意為之的結果。 25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3。 26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474。 27 李筱峰，〈「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69。 28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29。 29 陳翠蓮，《百年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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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蔣渭川本來也是好朋友，他開了一家「三民書局」，我也住在那附近，大家常碰面。事件發生時，有人要他出來「坐頭」、領導大家。它和劉明本來就對立，劉明是知識分子，蔣渭川是生意人；蔣渭川和臺灣當時黨部主委李翼中比較接近。……三月三日處委會開會，我上臺說明章程內容時，蔣渭川那一派的人就在臺下起鬨，指責我搶著坐大張「交金椅」，我當時也不客氣的回答：「你們要的話，就上來做好了！」說完就提了公事包往外走。30（底線為筆者所加）比較兩段敘述，後者指出是「蔣渭川那一派的人」在臺下起鬨，換言之，以陳逸松的回憶而言，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蔣渭川有帶領、參加這場起鬨。再者，對照兩段敘述，會發現記載時日差了兩天(前段為三月五日，後段為三月三日)兩段敘述都指出：陳逸松是在台上說明組織大綱（章程內容），通過日期都指向在三月五日，也當推論「草擬」的組織大綱應當更早出現，因而後段敘述較符合真實情況。那麼，蔣渭川利用組織委員會進行派系鬥爭的說法便不可信。在蔣渭川自撰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則沒有提及他與陳逸松在中山堂的衝突，若此事件真為蔣渭川策動，則不可不出現在其記載中，當然也無法避免刻意略去之可能性。單以其三月三日之記載：蔣渭川於九點半至中山堂，發表了幾項大綱性質的演講之後，隨後與部分處理委員會員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十一時），與柯遠芬參謀長交談（約一小時至下午三點）；其後又至中山堂到二樓與多位民眾洽談，並婉拒民眾希望其直接向長官公署交涉的意願，在參加了治安組會議之後，於六點進行第二次廣播。31 三月三日的行程無法透露出跟這場紛爭有關的跡象，也未提及陳逸松，筆者暫且略去他和陳逸松的齟齬。回到本文前述，蔣渭川在當時是著名的「阿海領袖」，聲望頗高，影響力也大，筆者認為或有滋事份子假藉其名尋釁鬧事，機會應頗大。也可以說明的是：蔣渭川並沒有刻意造成處理委員會立場不一，長官公署的刻意操縱、與會人士目標不一、缺乏統御的核心，都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空轉九天。至於蔣渭川對於處理委員會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觀感，從《二二八事變始末記》可窺其端倪，與許德輝的談話他如是說：「處理委員會我本來是沒有參加，將來也不想參加，因為該會內部多是投機分子，有功即爭，有過即移禍他人。實很危險所以我要緊防。」32此話應可表明其意向所指：不但不願參加處理委員會，而且視其危殆。當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474。參考自：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4-45。(〈三月三日：赴處委會共商治安〉) 32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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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舉行正式成立大會，與會人士也未提及蔣渭川之名。33蔣渭川實際上並未參與處理委員會的核心。另外，蔣渭川對於處理委員會亦有諸多批判，三月五日曾云： ……且處委會主持份子，未必能容納民眾的要求，……若有切身利害關係的問題，都遮蔽不肯做出來，所以我想處委會除爭取奪取權利地位，萬一失敗時，及將責任轉嫁諸委員，或全責任掛在民眾外，別無什麼可期待的。對於政治改革問題，蔣渭川認為和陳儀共同商定一個原則，再讓處理委員會執行， 34

意即：蔣渭川根本不認可處理委員會實際上容納了此前的民意代表、官方人士的立場

與機能，他不信任他們，也不打算將議事空間交予其中，只打算借助其功能加以執行罷了。甚至，蔣渭川已將處理委員會視作反對改革政治的力量「現在處理委員會完全被特權人主持把握，此案（指臨時參議會選舉案）是難得他們的贊成，我倆（指蔣渭川與陳儀）若決定是要有斷行的果感才能實現。」35根據其回憶，三月五日與陳儀的談話中，蔣渭川是單方面向陳儀提出政治改革的方式和作法，這並沒有事先和處理委員會商討，在他提出的臨時民意代表的產生方式中，也可以看見他試圖排除處理委員會的影響力：縣市參議員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現在省參議員國代參政員等，有地位的人，皆無被選舉權，也無選舉權。36 哪些人是他意指的「有地位的人」？從其前日(三月四日)和陳儀的對話中可以窺知一二：隨長官（陳儀）回本省來的一部分自稱橋梁特殊份子，他們在日治時期中不耐鬥爭，由民族陣營裡逃出去也不敢承認是台灣人，僅是溷跡謀生，並無多大貢獻，不過國語比我們先學會了，利用這一技之長，光復後大模大樣隨長官回台，居然自命革命者和凱旋將軍勝利歸來一樣的態度。37 依照其言，似乎戰後「半山派」人士都不為他所看重。如陳逸松38、黃朝琴都不為其看重，更可說明「賀文事件」中半山派對蔣渭川有諸多反感，實際上來自於二二八事件(或者 1945-1947 年，光復初期)早已互爭不休的齟齬。

成立大會由陳逸松擔任主席，與會者包括劉明朝、李萬居、林壁輝、王添灯、林宗賢、陳朝乾、劉明、李友三、黃朝琴、周延壽、顏春和，及公會、學生代表等三十餘人。資料來源：李筱峯，〈「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70-171。 34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81。 35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85。 36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85。 37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53。 38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44。「陳逸松也是半山集團主要社團台灣文化協進會的一員，並被調查局內部資料歸為半山派的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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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諸多資料都顯示：蔣渭川始終不與處理委員會同調，更可以說：蔣渭川對處理委員會抱持否定態度的，這樣的立場連帶影響後世對其的歷史貶抑，吳密察曾論及：「長期以來，由於吾人所得見的資料都來自於官方或處委會系，因此對於二二八事件當時蔣渭川評價都傾向於負面。」39基於以上種種說法，筆者較認為蔣渭川、陳儀、處理委員會是在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七日各自不同的三組勢力，左右當時時局發展，蔣渭川派(雖則其以「個人」身分交涉，但無論電力公司、40「林先生」、41許德輝、「蔣渭川那一派的人」都試圖利用其影響力來達到左右政經之的)42、處理委員會都自認和行政長官公署達到某種勢力的均衡，但實際上卻是由手中缺乏軍力的陳儀暗自操縱，都是被其利用藉以安撫民心的力量。待陳儀掌握中央派赴的軍力，首先遭到反擊的便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三) 蔣渭川、陳儀和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大綱43 三月七日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黃朝琴率省籍代表，前往拜謁陳儀，並將三十二條政治改革大綱上呈，作為近一星期來各方勢力折衝的下的結論，此前蔣渭川已和行政長官陳儀洽談九條政治改革原則，但以處理委員會上呈的版本卻和前述九條天差地遠。陳儀接過甫讀序文，便怒氣沖沖，將大綱擲回黃朝琴，連內文都不及過目。隨即不發一語逕自離去，留下悻悻然的各委員，只能失意散去。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亦留下他的記錄： (三月七日)……忽聽廣播電台報告省級處理委員會代表，要發表重要的一切問題，……我們聽過播講實是流了很多的冷汗並且憤慨，將我與長官談決的原則附則等九條切斷為幾十節，終於不得要領而極度憂慮。44 三月八日，蔣渭川與處理委員會的眾人（王添灯、游彌堅、周延壽、吳春霖、劉明、劉啟光）緊急磋商，決定拜會長官，以收回三十二條的政治改革大綱，黃朝琴等

吳密察，〈蔣渭川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204。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60。電力公司曾致電蔣渭川，希望透過其廣播，籲請民眾勿私剪電線。 41 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中：不斷有位自稱「林先生」之人，希望透過蔣渭川的號召以武力推翻政府，皆被蔣渭川拒絕。書中提及此人為林正亨，係霧峰林家一脈，但據其子林為民的說法則林正亨當時並不在台北。 42 非但如此，如陳炘、李擇一都希望藉重蔣渭川號召眾人。見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48。 43 陳君愷，《解碼 228 解開二二八事件處理大綱的歷史謎團》(臺北：玉山社，2013)。本書利用《人民導報》、《中華日報》、《臺灣新生報》、《中外日報》、《大明報》、《重建日報》等六報紙，試圖解釋究竟勢四十二條大綱抑或是三十二條，其中當有十條是有心人士蓄意所加，值得分析背後象徵的意涵，從「政治改革」乃至「叛變」的不同，本文採三十二條之說。 44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12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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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陳儀拒絕會見，蔣渭川與柯遠芬見面，柯遠芬一面安撫，保證中央決不變卦，但實際上，是柯遠芬、張慕陶、陳儀早已安排好的騙局。〈臺灣事件報告書〉如下記載： ……八日國軍開到，陳儀、柯遠芬等立即推翻諾言，對無辜民眾實行大規模之屠殺，對地方有名人士大規模逮捕或槍決，造成台灣有史以來之大恐怖。一直持續至十八日白部長抵台，始略告緩和。然恐怖行為至今仍未完全停止。45 蔣渭川並非未預料到行政長官公署會採取屠殺的手段，在其撰述中一直充斥著民眾對於長官公署的疑慮，有人提出陳儀在福建的施政惡跡，三月五日，蔣渭川亦向陳儀詢問此慮，所得仍是一片欺瞞的答覆。若僅從《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觀察，蔣渭川似乎從頭到尾落入官方的陷阱之中。已有許多證據證明陳儀、蔣介石並未有誠意改革台灣政局，據三月五日蔣介石拍發給陳儀的電報，已經寫明：「已派步兵一團，並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起運」；三月六日陳儀致蔣介石的信函便提到「……民眾如有不滿，本甚簡單，請願可也，提出意見可也，但此次事件發生以後，及發生下列行為，……顯係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46(底線為筆者所加)，大陸學者鄧孔昭認為：儘管他們在政治上願意對台灣民眾『從寬應許』，儘管他們也下令『嚴禁軍政人員施行報復』，但由於他們把事件和共產黨的『煽動』聯繫在一起，錯誤判定了事件的性質，因此造成了在『清除奸黨』名義下的大量犧牲。47 據此推估：陳儀和蔣介石對於政治改革持開放態度，但在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日台北地區的暴動、嘉義、高雄事態丕變的發展，使政治訴求都染上了濃厚的「叛變」意味，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都讓資訊傳遞變質，陳儀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立場不論，但從和蔣介石的往來之間可看出他很重視台省的「叛變危機」，視作共產黨作亂的色彩。48 毋論此前陳儀究竟對蔣渭川、處理委員會的態度如何，當三月八日中央大軍進台時，他的確抱持著軍事鎮壓的立場。鄧孔昭指出：彭孟緝在高雄屠殺民眾之時，陳儀

轉引自:陳翠蓮，《百年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頁 290。轉引自：鄧孔昭，〈從電文往來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06.04，第 94 期），頁 70-71。 47 鄧孔昭，〈從電文往來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臺灣研究集刊》，頁 78。 48 周夢江、王思翔，《台灣舊事》（臺北：時報文化，1995），頁 33。該書提及謝雪紅的角色：「臺中的群眾起義進行的較有組織有秩序，沒經過多大的戰鬥就接管了市政，控制了局面；最重要的是已建立一支群眾的武裝力量，正向周圍城鄉發展。我以為，這要比事變在台北爆發時的情況好的多了，顯然得力於包括謝、楊等在內的共產黨秘密組織的紙灰和領導。」，然而在陳翠蓮的研究卻指出：中共在台的宣傳工作因未與舊台共勢力結合，讓中共動員不力，據此筆者推估共產黨在此策動的力量不大，但由於資訊傳遞的過程，「共黨叛變」勢必挑起陳儀與蔣介石的敏感神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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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文責備彭孟緝的緣由乃為：「時機不對」而非「做法不對」，可見陳儀確實坐等中央大軍進駐，或許他有政治改革的意願，與蔣渭川之言也不見得純為騙術，但次序上他將「鎮壓」視作第一位，三月七日、八日間，他已不可能正視處理委員會抑或蔣渭川的改革方案了。處理委員會起初是為了維繫治安的權宜之計，但更多台籍菁英卻視作改革政治的契機，三月三日、四日，委員會更以政治改革作為訴求。然而異見紛雜、國民黨派系鬥爭、台籍菁英「半山」與「阿海」的不合，都讓委員會形同空轉。爾後委員會更成為政治肅清的對象，廣納台籍菁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派被大肆屠殺，其中更可反映出派系鬥爭的事實。49另外前後不一的議案，王添灯一派所議定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在短短一天內被自己推翻，審決議案也並未細究陰謀強行的額外十條意見，只讓陳儀更有口實以「反抗中央，背叛國家」之名剷除異己。

四、大屠殺下的蔣渭川蔣渭川並非對陳儀深信不疑，實際上，蔣渭川一面和陳儀交涉，一面透過其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代表，將電報透過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轉呈南京大使館，希望轉給蔣介石，該電文如下：此次的民變，純粹是為了反對貪官汙吏及要求政治改革，此外別無他圖，我們請求您不要派軍隊來台，以免更激怒民心。我們也迫切懇求您，為了國家，請立刻派遣高層官員到台灣來，調解此一事件。50 遺憾的是，從蔣介石與陳儀的電文往來中顯見其並不相信，三月七日蔣介石給陳儀之電報：據美使館接其台灣領事來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離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更為惡化云。美使以此信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復電問其領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領事館轉余一電，其間有請勿派兵來台，否則，情勢必更嚴重云。余置之不理，此必反動份子在外國領館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立覆。51（底線為筆者所加）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頁 279。「『三民主義青年團』則是事件後被誅殺罪為慘重的派系。……」 50 轉引自：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18。(〈美國國務院有關蔣渭川資料〉) 51 轉引自：鄧孔昭，〈從電文往來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臺灣研究集刊》，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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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不願接受國軍開始大屠殺的蔣渭川，終於迎來國民黨特務前來槍殺的大劫，所幸因為槍枝故障，才死裡逃生，但次女蔣巧雲卻中流彈身亡、三子蔣松平受傷。蔣渭川經過一年的逃亡歲月，才在邱念台俱保下撤銷通緝，遞補為省參議員。有些人對於蔣渭川的評價，是基於其子女傷亡才賦予之「同情」，然而究其昭昭信念者幾希，或言其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或言其遭陳儀、張慕陶、柯遠分設計。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國民政府需要獲得美援支持，在吳國禎推薦下任民政廳長，但卻被被光復初期半山與阿海的爭端影響而退場，爾後雖作了整整十年的內政部常務次長，官方政績頗佳，但評價早因二二八事變而黯淡無光。筆者認為，唯有認清蔣渭川在二二八事變中的角色，才能真正公允的論定他。

五、結論與反思二二八事變的研究立場多元，有各種視角去探討當中曲折。而各個人物的是非對錯，筆者自認無法扮演判官角色強加褒貶。筆者也自認自己無法做到純粹的客觀公正，「咎責」非吾人本意，但此文希望將現有的各種基礎史料、各加論證加以批評分析，以其獲得最接近公允的結論。本文研究的對象是蔣渭川，透過他自撰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他不似胞兄能夠影響整個日據時代的思潮，在日據時代他所活躍的身影都被乃兄所遮掩，當蔣渭水讀書深造時，蔣渭川擔任接線生提供其兄經濟支柱。而二戰結束後他能成為阿海集團的核心人物，更不能妄稱其都依靠著哥哥名號開拓名聲。事實上，在文化協會創建之初，蔣渭川便一直活躍不輟，他負責宜蘭讀報社，爾後又一直在台北從事文化政治相關運動，在台灣民眾黨內也隨其兄共同努力，可以說：蔣渭川在整個殖民時代都與日本政府抗衡著，他是用自己的努力贏得戰後的聲望與影響力。許多人拿他在二二八事變後代表官方的立場加以批判，但蔣渭川在長官公署初期就一直透過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採取諸多批判，甚至遭到行政長官公署控告其「反對政府、妨害秩序」，反對政府的立場十分鮮明，美方也注意到蔣渭川的大聲籲疾「絕對支持中央政府，但我們要消除在台灣的所有貪官汙吏。這是我們的目標，我希望你們每一位都確實掌握。」52可以看到其批判政府的力道與身影。不能以結果論述他就是官方立場。從諸次廣播的演講詞也可以發現：蔣渭川都花了不小的篇幅控訴政府之民心盡失。

陳芳明主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20。(〈美國國務院有關蔣渭川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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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川有其限制，他涇渭分明的立場和過高的政治道德期許讓他無法看清時局，如同一個宣教者向大眾宣慰和平與夢想，卻忽略背後山雨欲來的肅殺。他無法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來匯聚民意，使之與官府相抗衡，反而讓各方意見、行為左右其自主判斷的能力。而他又高估自我的能力，他擘畫的政治藍圖缺乏監督制衡的力量，希望透過「本省人」的招牌將台灣再次團結和中央共榮共存，但他卻忽略了本省人之下的裂解割據、左右派、階級差距的分化力量其實更甚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然而最大的缺陷在於他將所有誠心都冀望在並非那麼純粹、同樣人心深儈的國民政府之上。在處委會、蔣渭川派系有意無意間的盤算和較量之下，誰曾意識到三月八日最終迎來那場心碎的屠戮？蔣渭川身處的位置，讓他無法意識到台北街頭是怎麼樣的暴力致使人心惶惶，他也不甚明瞭本省人對外省人在二月二十八日乃至三月二日之間所作所為遠不僅止毆打成傷。人性的暴力宣洩早就令時局丕變，但在他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乃至後來的回憶都沒有提及這段扭曲人性的連串慘案。蔣渭川、處理委員會都沒能察覺到三日的失序早讓官府態度逆轉。我們不應用處委會系的評價貶抑蔣渭川派系鬥爭、不諳人性；自然不可從蔣渭川角度指責處理委員會顢頇無能、乃令國民黨各派特務滲透分化。他們都只是在大難將至時訴求自己信念的人，並無是非對錯，更沒有「台奸」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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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資料

(一) 專書 1. 李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1993。 2. 周夢江、王思翔，《台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 3. 陳君愷，《解碼228 解開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歷史謎團》，臺北：玉山社，2013。 4. 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台北：前衛，1996。 5. 陳翠蓮，《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新北：衛城出版，2015。 6.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出版，1995。

(二) 論文 1. 吳密察，〈蔣渭川與二二八事件(初探)〉，《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5-207。 2. 李筱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陳儀的對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7-194。 3. 鄧孔昭，〈從電文往來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陳儀和蔣介石〉，《臺灣研究集刊》，廈門，2006.04，第94期，頁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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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史薈第 50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臺灣鐵路博士第一人—陳复嘉老師專訪史薈編輯小組

陳复嘉老師是 105 學年度新至政治大學歷史系的助理教授級約聘人員。先後就讀政大歷史所與英國約克大學歷史所，鐵路與交通史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Railway Studies and Transport History)。研究領域為英國史、大眾運輸史。

一、經歷考取碩士後，老師為何選擇先服兵役呢？我碩士班是甄試上的，幸運錄取後我就跟父母親說我大學畢業後要先去服役，媽媽為了這件事還跟我翻臉，覺得既然考上了那就先去念，學習比較連貫。我只好跟母親說：我雖然身體並不好，但又沒有不好到不用服兵役，如果早當晚當都要當，我情願早點去，別等兩年後老了跑不動了再去當兵。不過這只是理由之一，另一個檯面下的理由現在說起來很好笑也很丟臉，那就是我好怕當時的系主任周惠民老師，想說當個兵回來，老師就卸任系主任了。周老師是冷面笑匠，上課時常常冷冷地說一些笑話，或者是笑笑地說很狠的話，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所以很害怕。就讀研究所後跟老師的接觸比較多，才知道老師面冷心熱，而且非常幽默，回想起之前無謂的煩惱都覺得自己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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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我退伍以後，政大歷史系變得很不一樣：一些原本熟悉的老師退休了，像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都退休了，當然也新聘了好多不認識的老師，像林美香老師、陳秀芬老師、金仕起老師，可能還有劉季倫老師吧，差不都是那個時候來的。我當時忍不住想，我只是去當個兵而已，怎麼回來後跟黃粱一夢一樣，歷史系變得好陌生哦，甚至還出現了臺史所。1不過也因為這些變化，我後來才接觸到這些老師，也經歷好多之前沒有預料到的事。新進教師當中，我發現很多都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像秀芬老師就是，美香老師也是。後來我曾經擔任美香老師的助理，因為這個機緣，我接觸到非常多來交流的學者或者博士生。當時同一屆的同學中只有我選擇世界史，因此我常常有機會能去接機、或者陪著這些外國學者們大台北跑透透，心就這樣被養大了，也想出國看看，碩士畢業後才會去英國讀博士。至於為什麼會怕周老師呢？這邊要先說兩個小故事。老師上課從不點名，但修這種課要非常小心，因為他太聰明了，根本不需要點名就知道你有沒有來。人類最大的恐懼往往源自於未知，你不知道這人在想甚麼的時候就會非常恐懼。周老師就是這種人，他那麼聰明，思緒領先你好幾步，你根本抓不到他在想什麼。我記得參加甄試口試的時候，我一走進去他就笑了，他看著我說：「我認得你，新聞系的」。但他怎麼可能認得我？我明明就只是個輔系的學生，而且上課都躲在後面。更可怕的是他接著說：「你翹過我的課」。雖然我確實有次沒去上課，但背後的冤屈我可不敢說，只好摸摸頭承認：我記得老師曾說過某一週有事不上課，之後再找時間補課。但我忘記是哪一週，就跑去問同是輔修的廣電系同學，結果同學搞錯了，他跟我講的那週其實是要上課，而且他本人還有去！真的是氣死我了。那時老師上課會不定時小考，他開學時就會要求每個人上課要帶 A4 紙，無論是隨堂考或者是作業，只要不是寫在 A4 紙上他都不接受。有時候，他會突然走進教室然後說：「A4 紙拿出來！」所幸歷史系的學生都很團結，總會有人多帶，也願意在這個時候雪中送炭。然後老師就會很酷地說，WC2翻到第幾頁，我們就開始奮力翻譯或者是回答問題。不過阿，在周老師的課堂上，我幾乎每次小考都是 C ，好像只拿過一或兩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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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臺灣史研究所於 92 學年度成立，並於 93 年度開始招生。為政大歷史系世界通史用的教材 Western Civilization 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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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那一年，我將頭髮染成亮橘色，自己都覺得有些過火，所以兩個月不敢回家。有一次上課我晚了一點到，同學後來告訴我，老師有請她轉告我：「你去跟陳复嘉講，不要以為他染頭髮我就不會當他。」殊不知那一次染髮其實也是個意外。當時我只是想去剪頭髮，過程中設計師突然問我要不要染髮，我想了想，回說要染可以，但我不想要太明顯，或者是感覺很沒氣質。設計師當場拍胸脯啊，說沒問題，我們來試一個最新的「片染」，就像金城武或木村拓哉怎麼的(當然都是騙人的)。我一聽就上鉤了，弄了兩小時，頭套一拿下來，我們兩個都傻眼阿，我從鏡子裡瞪著設計師，他也手足無措。我本來就長得很像齧齒類動物，大一綽號就叫小鼠，大四資歷深一些了被稱一聲鼠哥，但聽起來還是一點威嚴都沒有。而所謂的片染就是將頭髮分區塊染成一個一個色塊，所以花了兩千多台幣片染完之後，我不過是從松鼠升級成不折不扣的花栗鼠，距離金城武或木村拓哉真的不足以道里計，簡直哭笑不得。我二話不說，只用充滿怨念的眼神看了設計師一眼，拔腿就走。接著我直奔指南路上的屈臣氏，挑了一罐染髮劑，立刻打電話請同學幫我亡羊補牢。結果我才走到同學家，當時他們幾個人共租一房，見到我無不笑到流淚，完全無視我的欲哭無淚。為了遮住花栗鼠般的斑紋，我選了一個更亮的顏色，那就是橘色，染完後連我的頭皮都是橘色的。就連新聞系的老師當時看到我，也說：「复嘉你怎麼考上研究所就把頭髮染成這樣？」但我根本無法解釋。很多人都以為我那是在慶祝，其實根本不是。我染頭髮是只是為了要蓋掉那個片染，完全不是為了耍帥，或想要傳達些甚麼。甄試錄取後是期末考，也是畢業生的最後一個考試。周老師監考時巡啊巡著可能覺得大家考得實在太差，就一邊冷笑一邊說：「給你們 1 分鐘 open book」，嘩的一聲大家立刻掏出 WC 猛翻。老師一面晃蕩一面笑，看到我就又說：「呵，陳复嘉，你不要以為你大四了，考上研究所我就不會當你。」我當下簡直像是深夜被探照燈照直射的小白兔，完全愣住，又一個哭笑不得。進了研究所之後，歷史系的人才跟我說，周老師那樣講就表示不會當你。可是當時我不曉得，所以對他又敬又怕，還怕到先跑去當兵避避風頭。倒是我在碩班時還修了周老師的兩堂課，論文大綱口試時他也慷慨地私下給了我許多非常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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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英國求學時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挑戰嗎？如果有人想要負笈英國(像我現在有個朋友要去英國)，首先要體認它是一個與臺灣或美國非常不同的學制。就我所知，臺灣和美國的博士生一般都必須修課，修課完得考資格考(無論資格考的形式或內容為何)，等資格考過後才正式進入撰寫論文的階段。但英國不同，至少在我就讀期間，博士學程就是三年(當然特殊狀況可以申請延長)，這三年期間，博士生的任務就是專心致志地完成一篇達到水準的博士論文。要不要修課，要不要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要不要參與教學……這些都不是畢業的條件。就英國的學制來說，以上這些都是加分，但最最重要的還是學位論文的質量。但也因為這樣，學生的自律和與指導教授的關係就變得異常重要。所以有人說，英國的學制比較像是傳統的師徒制。也有人這樣形容，有時候研究生能不能申請一張桌子，都必須要徵得指導教授的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博士生和指導教授若是關係不睦，風險就很高。在我認識的圈子裡，因為各種因素而沒有完成學業、或因此而拖延許久的例子絕不罕見。第二個部分就是老師的異動很頻繁。這個老師雖然現在這裡，但很可能他下個學期就離開。我自己的例子也是這樣，我的老闆是瑞士人，因為家庭關係回瑞士，那怎麼辦？這時候得要有另外一個老師願意收你，但我們坦白說誰又願意自討苦吃？我身邊有四、五位同學都遇到這種情況，就是老闆離職。我有個學長的指導教授去了瑞典，但你不會瑞典語，你要跟著去嗎？而且當初臺灣的獎學金註明是去英國留學，那遇到這種情形能夠轉換嗎？國際間的調動當然是最困擾的，英國境內的調動問題也不小，而且頻率更高。像美香老師有個同學或學長，他本來在伯明罕(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結果指導教授後來去了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也願意帶他去，但倫敦大學未必願意收學生，或者收了但要求學生補學分或重新升等，這對博士生，尤其是留學生來說都是意料之外的挑戰。你會遇到很多類似非常頻繁的調動，這是文化上需要花很多心力去適應的部分。當然你們現在是在政大，老師們要再外調的機會相對來講非常低了，但這個部分在英國是滿常見的。另外一點就是紀律，英國的學制因為不上課，其實不太有人管你，反正修業期限就是三年，時間到了把論文交出來，過或不過一翻兩瞪眼。剛開始會覺得三年很長，我同學就曾經跟我說：「只要寫論文的話怎麼可能要三年？我兩年就可以寫完了。」我聽了就不講話，因為這個人當時連論文大綱都沒有，怎麼會覺得自己兩年之內寫得完？他想像他在台灣寫碩士論文的狀況，儘管只用工作閒暇寫論文，也只花一年時間把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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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寫完了。可是我覺得這是因為沒有意識到碩士跟博士之間的差距，也沒有意識到語言的差距，畢竟要用非母語撰寫學術論文實非易事，要達到那個品質和標準有難度。以我自己與身邊的例子而言，這些都是在去之前就要清楚且做好準備的事情。簡單來說，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要瞭解遊戲規則，不然很容易被犧牲。第二個就是要夠自律。不然像我這樣拖很久的也是有，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鬆懈或放棄，沒有具體的東西跟老師討論，老師找你來也沒有用，只能等你寫完。所以要夠積極。我能如期畢業的同學都是非常積極的學生，他們不一定資質最好，但一定是非常認真的。好幾個甚至是會去追趕老師，反過來 push 老師的。我發現英國人蠻喜歡這樣的學生。最後就是要有自己的支援體系，無論是在當地或者是在臺灣都一樣，低落的時候有人可以傾訴，撞牆的時候有人可以商量，這些都是支撐博士生完成學位很重要的關鍵。

老師回國後為何選擇去五專執教呢？和考取導遊執照又有何關聯呢？領隊導遊是很後面的事情了。去五專執教的時候還沒有正式拿到博士學位，所以是以講師的身分去的。我在撰寫論文的最後階段其實很煎熬，身邊有很多雜事讓人心煩，我只想把論文寫完交出去，接下來就聽天由命。論文繳交後的第二天，我原本預計可以好好睡一覺，但我仍舊五點就起床，天亮後還是走到圖書館報到，一陣茫然，乾脆就上網買了隔兩天的機票回台灣。現實上來說，一方面因為結婚了不想待在英國，一方面也沒錢繼續待在那邊，但更多的或許是心理上的狀態，讓我不想繼續留在那邊。那段期間算是人生的低潮，常常覺得三十幾歲怎麼會有這麼多事情，有點承受不住。回來後的那段時間，論文一直改不出來。總覺得自己寫不好，每面對論文一次就像是在面對那個不好的自己，後來有人說桃園有個護理學校的通識中心有缺，要不要去試試看？我老婆又懷孕即將臨盆，我必須要有個工作，就說「好，我去」，在那邊一待就是兩年半，一直到今年(2016)的七月。我覺得那份工作是人生滿特別的經驗，因為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這麼多十幾歲的女性。我自己高中的時候都在男生班，也沒有生女兒，所以對於青春期的女生不太瞭解，一下子要面對 98%都是女性的環境，真的是滿大的挑戰。我那時當導師的班級一共五十個學生，只有三個男生。性別失衡是很大的問題，比如小男生在校園內根本就是寶，女朋友一個換一個，就會衍生很多問題。當導師是很特殊的經驗，因為要處理那個年紀的問題，年齡差距使我感覺她們就像是我的女兒，好像人生中突然多了四十七個正值青春期的女兒，哇那真的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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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經驗，我只能這樣說（笑）。要處理很多這感情啦、生活上的瑣事，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滿大的考驗。至於上課啊什麼的。跟來政大是完全不一樣的挑戰：對那些小朋友來說，歷史他們一點興趣都沒有，也不知道為甚麼要讀這個……比如說美容科，出來就是做美容理髮，專門把人家的頭弄得像花栗鼠一樣(笑)！護理科就是考護理師嘛。對高中生來講，至少還知道大學聯考要考歷史，只要你是文科你就得考。但對他們來說完全不同，他們對歷史沒有任何概念、沒有興趣，未來任何的技職證照考試也不考，所以上課的時候滿可怕的，要花很多氣力告訴他們：歷史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讀歷史，歷史對你和人類社會有什麼用處，類似這樣慢慢跟他們講。換言之，我們那個 introduction 的部分，對我來講歷史或地理課的 introduction 可能要花兩、三週，之後才可以順利進入正式的課程，跟大學歷史系是完全不一樣的挑戰，所以我會覺得那是個滿特殊但很寶貴的經驗。在那邊，周邊的人對這些東西是沒有興趣的，相較之下，歷史系裡的人就算專業不同，但大家至少還有共同的語言。至於之所以去考導遊執照也是因為技職學校要評鑑，其中一項似乎是要看專業證照。這些所謂的檢定證照幾乎所有專業老師(例如護理科老師、美容科老師)都有，那通識教師怎麼辦？我們有什麼證照可以拿？在技職的專業度上你如何證明、如何提升？一般來說我們就去考電腦乙級，另外一個就是領隊導遊。我思考了一下就去考領隊導遊，因為我並不排斥這個東西，我身邊也有滿多旅遊業的朋友，未來這也很可能是一條職涯的出路。我是報考外語領隊導遊，口試的時候要稍微自我介紹，主考官就問我一些問題，像是問我為什麼要來考，我的回答是一個好的導遊真的很重要，除了嫻熟遊客的母語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掌握對方語言背後的文化，用他們的「語言」溝通。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美香老師的指導教授和博士班同學來臺灣學術訪問，閒暇時間我就陪他們走走看看。我們去了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都有英語導覽，我們那時遇到一位長者擔任導覽，他英語非常非常好，不僅是詞能達意，更難得的是非常幽默。我認為要用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幽默，而且讓所有人都會笑、又不覺得被冒犯是非常困難的。很多情況是你講了某個東西，覺得很好笑，但別人覺得不好笑，因為有文化上的隔閡。但那位長者講話真的非常好笑，非常生動，那英文講得真好。我們那一團有美國人也有英國人，還有日本人和韓國人，但他在故宮裡非常悠閒地走，走一走就要我們看一個陶器，說：「天圓地方，是中國傳統的宇宙觀」，也就是那個陶器的形狀，它外面是圓的、裡面是方的。講完之後，又從口袋裡掏出一枚外圓內方的銅錢，他說：「這個也是。這個世界觀的體現，你可以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當中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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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隨時可以拿出一個東西，都融合得恰到好處。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幽默的展現則是當我們經過廁所時，有個日本還是韓國人想去解手。就說”Wait a minute”之類的話。導遊就用英語很自然地回答：「沒有，你只有三十秒。」那個日本還是韓國人聽了一陣愕然，隨後大家哄堂大笑。整個過程非常精彩。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結束後我們去到博物館的販賣處，結果美香老師的同學在那裡一買就是上萬台幣。從此就可以看出一個導遊究竟有多高明！可以為國家帶來多少收益？一萬多塊欸！老師的同學一進販賣處就說：”I’d like this. I’ll get this.”，他看到的通通都是導遊剛剛介紹過的相關文物和商品。我們大概在販賣處待了一小時，我真的不騙你，他們就很認真地討論要送親朋好友什麼。「這個長得像 101 的陶器」、「這一個翠玉白菜…..」我當時真的非常震撼。導遊有分很多種，你可以做到這種就是…… 他完全沒要求你購物，也沒有要騙你去買，但他能讓人家心甘情願掏出一萬多塊。這真的讓我大開眼界。這是我一直放在心裡面的事，拿捏尺度的學問真的是一門很特別的藝術。不過我目前只是考到執照，還沒有實際出團的經驗，真正出團還要經過受訓等過程。但誰曉得呢？搞不好以後就會看到我在故宮博物館裡面跟遊客說：你只有 30 秒。

老師當初是怎樣的因緣際會來到政大執教呢？一方面剛好博士是這個領域，另一方面我跟系上老師一直保持聯絡，他們一發出消息我就知道了。其實這基本上就像是代課缺：像今年美香老師好像要在中研院待一年3，所以釋出一個缺額，那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機會。我會很想看看這一年間自己在教學和研究上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畢竟是短期的約聘，系上沒有給予我什麼負擔，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庶務，甚至連系務會議都可以不用去。當然我去了其實也不好意思，總不能去開會決定下學期來開個五學分的課，結果投完票我就走了，那是多麼奇怪的一件事。

林美香老師於 2016.8.1~2017.7.31 期間以「科技部補助訪問學者」的身分至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進行為期一年的訪問。參考資料：中研院史語所官網 http://www2.ihp.sinica.edu.tw/staff7.php?TM=3&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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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興趣老師的碩士論文主題是奧運復興運動與文化史，為何之後會選擇到約克大學讀鐵路研究與運輸史？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連結是？這兩個議題看似南轅北轍，但我都是以比較偏向文化史的取徑去處理，探討的都是「運動」、「運動競技」，或者是「移動」，尤其是「日常生活當中的移動」到底在 19、 20 世紀的西方代表甚麼意涵？又為什麼會是以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樣貌(例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呈現？這當中又牽涉到那些文化層面的深層議題？ 2006 或 2007 年的時候，我準備出國讀書，當時先以我的碩士論文主題奧運做延伸，寫了一份大綱，希望能跟上倫敦舉辦 2012 年奧運的學術風潮，繼續研究奧運的議題。可惜當時寫得並不深入，問題意識也並不很清楚。美香老師當時就直接跟我說，她不是很能夠理解我究竟想要做甚麼，或者說做出來對於學術究竟能有甚麼貢獻。老師建議我先到各大學歷史系的網頁逛一逛，看看大家都在研究些甚麼，又做到甚麼程度。我一開始鎖定的是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城市研究(Cities Programme)，後來又看到約克大學歷史系和鐵路博物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合作的鐵路與交通史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Railway Studies and Transport History)。我繼續探索之後，發現兩件讓我非常興奮的事情：1. 該中心的研究範圍從行人到鐵路，各種人類移動的狀態都包含在內，而且非常開放和有趣。例如我的指導教授 Prof. Colin Divall4，在他的論文指導興趣當中就很開放地說：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鐵路研究都很歡迎。2. 該中心畢業的學生，學位並不掛歷史系，而是鐵路研究(Railway Studies)。當時的我覺得這實在是太酷了，於是寫了論文大綱，又拿給美香老師看。老師對我恩重如山，每天都得面對我類似的騷擾和求助。美香老師看了覺得這個計畫比城市和奧運好得多、也更具體。我這篇 proposal 基本上是為了約克大學寫的，後來也順利地申請上，就跑去讀了。我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是以倫敦的計程車為主題，但內容並不僅只將其視為一種運輸工具(當然實際上它也不是)，而是權力、展演、公私之別等等上演的場域。而我在約克大學的指導教授 Colin Divall5和 Barbara Schmucki6的研究取徑也跟我就非常近似，在討論交通工具的同時，同時討論很多關於性別、進用(appropriate)還有文化部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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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約克大學教授，專長為鐵路運輸、英國機械專業史、公眾史學。英國約克大學教授，專長為運輸史、科技史、公眾史學。英國約克大學教授，專長為都市運輸、運輸科技、運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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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碩士畢業前一直希望去英國留學，想去英國的原因是碩士班期間接待了很多英國學者，像是 Peter Burke 伉儷，還有最近才剛又來台的 Harry Dickinson。Peter Burke 是個非常認真的老先生，當時我和祥光老師一起去接機，我們問他想逛逛台北的哪裡，他非常正色地說想去故宮博物院和龍山寺，而且是從皮夾中拿出一張紙，上頭工整地寫著 Longshan Temple 兩個字。我們去了龍山寺以後，那真是我學英文以來最大的考驗，因為我得用英文解釋月下老人、註生娘娘等等，現在想起來都還會冒冷汗。但 Peter Burke 伉儷非常認真，儘管頂著傾盆大雨，仍然很仔細地走訪龍山寺，也不時問我問題。而就是因為有機會接觸這些學者，非常景仰他們對於歷史、甚至是很多事物的看法和風采，從碩一碩二左右開始動念想去念書，至少無論如何去那種環境試試看，後來就這樣出國了。

老師未來有沒有特別感興趣的主題或是想處理的題目，譬如說老師上課有提到的「車票」？關於課堂中提到的「車票」，應該說它是一個既可以嚴肅也可以輕鬆的題材。事實上，票卷在運輸體系當中是絕對專業並且絕對嚴肅的議題，因為它不僅牽涉到實際營收，也牽涉到抽象的形象，甚至牽涉到政府或企業對於運輸流量的統計和研究(若大家搭乘捷運都不需計票，那就得另外安裝器材撰寫程式來評估捷運的流量)。但同時，票卷也是最能彰顯企業形象或凝聚群體意識的物品之一(例如悠遊卡)，甚至被個人或組織拿來典藏(例如限量版的悠遊卡)，非常有意思。我有時候就想未來就算不是在學界或研究單位工作，希望也能就這個題材寫些東西，就像最近有蠻多人寫鈔票、錢幣相關的主題，也不一定是非常專業的歷史著作，可能只是談談物品的故事。以寫鈔票的故事來說：當然各國錢幣都長得不大一樣，但圖案一定是放對他們的國家民族極具意義的主題——像臺灣的鈔票就不至於會放紐約的時報廣場在上面。所以如果我以類似的方式來撰寫運輸票卷，那就會是比較普及的書。像這一本 London’s Historic Railway Station7 描述的是倫敦火車站的故事，作者大量採用不同時期拍攝的照片，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車站在不同時期所展現的不同樣貌。雖然這也不是專業的歷史書籍，但我覺得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也很容易勾起不同世代的群眾對於火車站的不同記憶。而我想談的車票有點類似這樣：譬如光是倫敦地鐵，不同的時期它就有這麼多不同的車票，有一段時間，不同身分的人甚至會使用不同的票卷(車廂的等級不同)，我覺得這滿有意思。而在特殊時期，地鐵也會出特殊的票卷，就像 2012 年倫敦奧運就有專屬的票，某個程度

John Betjeman, London’s Historic Railway Station.London; J. Murra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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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記錄和反應了城市和運輸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另外延續我對於身體與移動的興趣，我也想探討不同身體，特別是特殊的身體(光特殊與正常就有好多可以探究的問題意識在其中對嗎？)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比如最近網路上滿火熱的這篇文章〈在肉彈的世界裡，人人都是甜心〉8，就是在反映身體跟大眾運輸的關係。目前你們應該不太知道十九世紀的狀況，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們早在十九世紀這個問題就已經被提出過了。我上課時曾提過，在公共馬車(公車的前身)上胖子跟瘦子就會因為空間而起爭執。十九世紀的公共馬車一開始是像板凳一樣，大家肩挨著肩坐。一張長椅可以坐 6 人。對司機和車掌而言，把車子塞滿是天經地義的事，才不管裡面坐的是胖子還是瘦子。但對於乘客而言，與 5 個胖子同坐和與 5 個瘦子同坐的乘坐經驗可是大不相同。從這點當中就可以追問，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人類真的有進步嗎？從十九世紀到現在，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也似乎根本沒有要解決。到底是誰設定椅子的尺度？高度是這樣？寬度是這樣？男生的小便斗高度也是，到底是誰規定它就是長那樣？在台灣感覺不明顯，如果去過歐美，有的小便斗都很高，個子不高的我那時就覺得非常痛苦。年輕時我和朋友去紐約，我是處女座，大學前從來沒有在外面上過廁所，出去玩則一定要在旅館上廁所，同行的友人則不在意。有一次我們去麥當勞，他說他要去上大號，結果一進去就大叫：「哇，這馬桶超高的欸！」說他坐在馬桶上居然踩不到地，當時大家一陣轟笑。這看起來是很小的事情，但我後來總會思考，為什麼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會設計成這樣？究竟是誰，依據哪個標準來設計的？我們要遷就的究竟是哪些人？那個所謂「平均」或「正常」的尺度是哪裡來的？真的有去量嗎？還是大家覺得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現在都是維持這樣？現在的社會應該可以很輕易地抓到均數，可是即使我們有那個平均數，但是不是真的有，或真的要照那個均數在設計？目前設計產業中，也開始有所謂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目的是要設計出讓所有人都能夠輕易進用的產品，像是低底盤公車，我覺得就是很好的、進步的方向。當然這個研究主題可以從好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我還不確定，要看史料可以帶我到哪裡，如果帶不了太遠，可能就要處理其他部分。其他的話，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對航空也滿有興趣，因為航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移動方式。新的移動方式十九世紀出現得非常多，第一個就是 going under，underground，人類突然就鑽到地面下去，在當時是一個跨時代的移動經驗。飛行也是。十九世紀中後期，運輸的服務開始到達新階段，大家都想要把運輸過程弄得像是在家的氛圍，所

詳見 https://www.twreporter.org/a/big-size-body-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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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本書 Home on the Rails9就在講這個。而現代的飛行也是如此，航空公司訴求上飛機就像是在家裡一樣自在的氛圍：送餐給你吃、可以躺著睡覺、可以打電動、有各種頻道的電視可以看，類似這種也是很有趣的議題啦，我還滿想著手做這個研究。另外就是專家與生手的議題。我跟你們講過，其實在十九世紀的倫敦，搭乘計程車很需要技巧和經驗，因此乘客之間有專家與生手的分別。對於任何一個十九世紀的計程車司機來講，他一眼就能夠判斷你是專家還是生手。如果一臉看到就是菜鳥，看起來還老實呆呆的，那情境就好像是今天你剛從台北車站下高鐵，對這個大都會一知半解，攔了一輛出租車要來政大，結果一上車司機跟你說：「從台北到木柵是不？兩千。」這個時候不要以為我找另一台計程車會比較好，沒有。他們都是計程車司機，然後大家出來一看，一個眼神就是「兩千」。但如果假如他看到我好了：「啊！臺北人，六百」。十九世紀的計程車生態就是這樣，到現在也還是有點這種感覺。像每次我要登機的時候，因為我是窮學生，買最便宜的艙等，一定是最慢登機的乘客，只好乖乖在那邊等。但如果你是馬可波羅什麼俱樂部的會員，或者是 VIP，就可以率先登機。如果你是 regular customer，某個程度上說明你是個專家：這是指在乘客裏頭，你是經常在搭乘某種交通運輸的那一位，因此使用者的行為自然也會有所差異，剛剛提到的航空業的這個情境也可能是我接下來想討論的。像在臺北捷運，我們很容易就看得出來誰是捷運的常客，誰又不是。常常在搭乘捷運的人。這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的。比如我在倫敦時常常去住一個朋友家，那裡治安並不好。我第一次去那邊，我同學就給我一件他們學校的帽Ｔ，意思是「千萬不要讓其他人看出你是外地人」。因為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所以要更加融入：我在倫敦時永遠都穿那一件帽Ｔ走來走去。當時白天要去大英圖書館或是檔案館，回家時可能很晚，但我走在路上時就讓自己跟當地人一模一樣，完全融入他們，所以也滿多人來跟我問路。

三、未來規劃老師這學年之後有什麼規劃嗎？教職或研究工作當然也是一個考量。但我從去年開始其實心態就還蠻開放，不一定非要教職不可。上禮拜我們有談到就是我在拿博士的過程並不順利，回來找工作也不很順利。但想想本來就是這樣，從來沒有人要求博士生說拿到學位就一定要到學校

Amy G. Richter, Home on the Rails.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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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或是做研究，也沒有人敢擔保博士生一定有這樣機會。所以我沒有任何設限。剛好政大有這個機會，對我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現在每個禮拜跟你們上課10都讓我覺得滿有壓力，怕你們問倒我，怕自己說錯，所以要花很多很多心思準備。之前談我在五專教書，學生完全不覺得國文歷史地理這些科目重要，因為他們不考，所以他們就在下面讀些如基礎生物學、解剖學、基礎護理之類的專業科目。這非常正常也不能怪他們，但我就需要用很多方式去跟他們溝通：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學歷史到底有什麼好處？問一些很基本的問題去提高他們的動機。相比之下政大是個門檻夠高、挑戰夠大的磨刀石，讓我能藉著這一年的經驗，反省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在大學教書，足不足以做研究。我就跟我老婆講，如果弄半天發現結果不行，政大的教學負擔我沒有辦法負荷，那就證明我能力不足。研究的部分也是一樣。經過這一年，也等於把以前在五專教書時所說的所有藉口，通通釐清。過去在五專教書，首先是圖書館的資源有限，日常生活又像突然多了五十個女兒，要經常處理她們的感情問題。後期我又接行政工作，哪有時間做研究。但到了政大，要什麼書有什麼書，要時間也算是有時間。我希望把自己逼到一個這樣的牆角，倘若結果教學的回饋不好，研究也沒什麼進展，那就乾脆點給自己給社會一個痛快，甘願去做別行。做導遊是一條路、另外我也對諮商輔導有興趣，當然如果要發展就還需要再讀書。我剛回國時在 104 投履歷，除了保險業、房仲業和生命企業對我有興趣，其他企業對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倒是那時候民視大概很缺地方記者(這也不意外就是了)，很積極地與我聯絡，當時我差一點就要過去了。民事當時對我沒什麼要求，比方說民視不是都要講台語嗎？他也不介意我台語講不順溜。而且我雖然大學讀新聞但是新的機器我大概也不會操作，但他就什麼都好談，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車。因為他要我負責整個南投的新聞，而南投卻是要有車能行動的地方(最近的調查顯示南投是全臺灣自用車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去哪弄一台車？所以後來就沒去了。不過我現在有車了，或許當記者也可以考慮一下。我認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這或許也是你們應該思考的方向。不是說學什麼就要做什麼。以前準備包種茶節，學姐訓練工讀生時問我：「讀歷史將來要幹嘛？能賺多少錢？」我回答：「如果覺得沒辦法賺大錢，那你就不要讀啊！不要讀大學，就像王永慶、郭台銘、賈伯斯、比爾蓋茲這些人也沒讀(完)大學，如果要想這個，你幹嘛讀

這裡所指涉的課程應是指 105 學年度上學期的「大眾運輸史」課程，課程主軸在於帶領學生理解 19 世紀以來大眾運輸工具在先進國家中的革命與創新，以及它帶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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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保證讀什麼一定會賺錢。誰敢說念企管(企管次處可以替換為醫學、法律、或任何一門學科)一定會賺錢？」或許是想法太過偏激，所以學姐後來都沒有找我去幫忙包種茶節。但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想賺錢，那無論如何都要去工作，去工作才知道現在的社會脈動是甚麼，也才能思考怎麼樣才能夠賺錢。賺錢和讀大學，是根本上的兩件事。我那時候是碩士，就算現在也還是一樣的想法。以博士生來說，讀了不代表能拿得到學位，拿到學位也不一定就代表足以勝任工作，或可以找到工作。不過，我認真地覺得大學讀歷史系非常好，因為從別系的角度看來(無論是我自己的經驗或者是其他人跟我說的都是如此)，歷史系的訓練非常紮實：要寫摘要、要交報告，要讀很多英文，連對於 word 的格式要求都特別嚴格。其實寫歷史等於是講故事，把它做好的話，我都不知道你出去找工作會有什麼困難？你把人家講的話寫成非常漂亮、非常吸引人的故事。比方說把我這樣亂糟糟講的訪談做出摘要，成為一篇有意義、有深度的文章，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呀。若有這個能力就可以去做非常多事情，何必一定要當史學工作者？隨便舉幾個例子，像國會助理也很需要這種去蕪存菁的能力。我同學當立委助理，他就要查非常多資料，然後把它精簡，再簡報給老闆知道。而在歷史系，無論是蒐集、消化、摘要或分析，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訓練，所以我覺得歷史系在這個部份真的非常紮實，我很有信心。

四、給學生的建議老師想給大學部學生們什麼建議呢？彭明輝老師對於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啟發。我不曉得你們有人會看他的臉書嗎？我自己不但有追，也常常看。他最近在臉書上分享好多事情：談歷史教育，談泡茶泡咖啡、談寫硬筆字和寫書法，還有談運動。他講的好些東西我覺得很有道理。最近他分享了他對於新鮮人的幾個建議，包括要培養一、兩個運動和興趣，還要每天嚴肅閱讀兩小時等等。我覺得這當中很有智慧。因為無論是運動、讀書或者是聽音樂，其實都需要紀律，就是 discipline。我對於過去執教的五專學生當然也會要求紀律，但我覺得這跟我在跟你們講的紀律並不一樣。建議或許相同，但內涵或寓意完全不一樣。簡單來說，政大的學生因為夠聰明。我相信某種程度上來講有些事，你們就算不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地做，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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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獲得不錯的結果。可是如果這成為一個習慣，以後就會非常辛苦。其實這也是我自己慘痛的教訓。我以前念傳播學院，那些未來做公關的人、做廣告的人、做記者的人，生理時鐘，還有面對的時間壓力都跟大家不太一樣。例如過去一般日報是凌晨截稿，記者截稿完才下班，生活作息和跟普通人完全不同。廣告人也是。深夜 DJ 也是。這是年輕的我們覺得很酷的一件事。那時候我們對於這種特殊的作息和時間壓力非常自豪，深夜的宿舍裡常常只剩整排新聞系的寢室燈還亮著，不到兩點不會暗。記得那時候朋友送我一隻錶，我愛不釋手，覺得深得我心。那隻錶錶面的五和九和其他數字都不一樣，象徵著朝九晚五。錶帶上則寫了一行字:「I AM NOT A NINE TO FIVE MAN」：我不是個朝九晚五的人——這完全打中年輕時的我，所以我常常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說：「這就是在說我！」。同時，我也常常自誇是個沒有生理時鐘的人。但事實是因為我每天都在替自己創造時差！這道理很容易明白，你一定要生活非常規律才會感覺到時差。但對我來說白天跟黑夜幾乎沒有差別。明天要交作業，我就整個晚上不睡覺；明天要上課，我今天晚上就熬夜來備課，等到關卡過了再來狂睡。所以我所謂的沒有生理時鐘，其實是因為沒有紀律，所以生活也沒有秩序。但這並不是好事。尤其是隨著年紀漸長，責任更重，工作上的品質要求也更高的時候，臨時抱佛腳或者是急就章就很容易出狀況。 11

還記得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碩士班時我們很瘋一本書《發現我的天才》 (Now, Discover Your Strengths)，書中有附贈一個心理測驗，必須登入書後附上的序號才能施測，目的是測出你個性中的強項(Strengths)是甚麼，然後努力發揮這些天賦即可。像我就被測出是當記者的料，適應能力強，到哪裡都可以生存，並且善於蒐集事物。美香老師最厲害，測驗結果顯示老師既是有願景的人，更是一個有紀律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又擅於規劃又能夠具體執行。我那時候就覺得滿震撼的，自己若是每天渾渾噩噩，讀書當然難有成就。同樣的四年，兩個人 IQ、能力都一樣，可是一個人每天都按彭明輝老師的要求讀兩小時嚴肅的書，另一個很開心地玩樂四年，彼此間將會有多大的差距！所以我認為這當中最重要就是紀律，或者說是「習慣」。但我也沒有要求同學每天都五點半起床、都要去圖書館，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你自己要找到那個節奏和規律，另外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和自己相處，畢竟永遠都在呼朋引伴的人，也就永遠學不會跟自己相處。這是火星爺爺說的話：「如果你朋友很多，那你就耐不住寂寞」。尤其到了大三大四，要不要考研究所？首先要釐清一個觀念：不是功課很好就要

馬克斯‧巴金漢, 唐諾．克里夫頓(著)；蔡文英(譯)，《發現我的天才》(台北：商周出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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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究所，或者成績好就適合報考研究所。就像中山大學顏聖紘教授所說的，學業成績好，跟具有學術傾向這兩者其實並沒有顯著的相關。而且，這個問題到頭來你也只能問自己。如果大一大二時有花品質非常好的時間跟自己相處，就會越來越清楚自己是怎樣的人。學術圈也有不同的位置，所以同樣都是選擇讀研究所，你也可以想我以後要究竟做什麼？做決定的時候會更篤定，而不是看別人讀研究所就讀研究所、別人出國就出國、別人幹嘛就幹嘛。最終，如果你們 follow 歷史系的訓練，我真的可以跟你們保證，歷史系的訓練是很好的訓練，而你們也有非常多傑出的楷模在前面，像周老師對很多事情能有獨特的創見；像彭老師過著多麼有品質的生活……無論你們是要走文青路線、氣質路線，或者是遊戲人間的路線，眼前都有非常多元的楷模。我要說的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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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史薈第 50 期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2017)五月

紀念專文·史薈五十回顧與展望史薈編輯小組史薈走過 46 個年頭，發行 50 期數，更不計以電子報形式斷續出刊的文章。從創刊迄今未曾停刊，維持政大歷史系大學部獨立編輯、出版傳統，是相當令人驕傲的成果。然而，一本刊物能完整呈現於讀者前，背後是編輯團隊前後數次和作者來回溝通，以及無數次校訂、修改的心血結晶，實非易事。本專文帶領讀者遍覽史薈自創刊至今刊物的型態變化，更以極大篇幅描寫從 47 期至 50 期完成的電子報和工作坊。隨著制度化的經費來源以及編輯團隊自我期許和眾多系友的期待，第 47 屆開始的史薈編輯團隊，似乎不再被定義為單純的刊物編輯性質，如舉辦大型工作坊活動，年年的主編副編們：都嘗試著編輯工作外的新挑戰。究竟，從創刊迄今有哪些變化？而近幾期以來除了出版《史薈》之外，編輯團隊還完成了那些事情？本文以創刊至第 49 期、47 迄今的電子報發行、以及 47 期以降舉辦的各種講座、工作坊活動，一共三大主題，帶領讀者一窺史薈近幾年的點點滴滴。並且一同想像未來的發展。

一、創刊至第 49 期史薈回顧《史薈》創刊於 1971 年(民國六十年)，自創立以來累積了不少系友傑出的史學論述，從論文和書評到專題與訪問，完整地展現政大歷史系豐富的學術成果。直至今日，《史薈》將邁入第五十期，其能夠有現今之成果都要歸功於昔日編輯團隊們的努力經營，因為他們的熱情付出，使得系上莘莘學子們的有一個施展史學長才的絕佳舞台。時值歷史系創系五十週年，為了紀念這個大好日子，故本編輯團隊將《史薈》整理特色、取其藻華，欲覽其輾轉流變之歷程，以此見證往日經營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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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史的創生(創刊號至第 7 期) 1971 年(民國六十年)，歷史系學生刊物《史薈》創刊號出版，誠如前系上教授方豪老師1在其〈發刊詞〉中表示：《史薈》是讓學生自主學習如何選定題目、組織架構、採擇史料、進而寫出一篇論文。2故本刊物為歷史系學生提供了一個學習撰述的良好平台。封面設計部分主要採綠色書皮封底，書名採直式書寫，版型尺寸小巧，紙材觸感粗糙中又帶點平滑，頗似古籍之風；格式部分則是由左至右直行書寫，整齊劃一。其中第 4 期和第 5 期算是初始期中的新創，不僅版面增大，封面改採印刷彩色，給予讀者不一樣的視覺享受；然而編排方面卻部分統一由左至右直行書寫、部分則採上下兩區

圖(一)：《史薈》創刊號

塊，不免有些混雜之處。第 7 期開始再度回歸創刊號體例，只是書名部分改採回橫式書寫。內容部分主要以系上學生發表的期刊文章為主，從古代到近代，從中國史到世界史，其範圍不拘，可謂多采多姿。第 3 期新增了史學論文之翻譯和新書評介，第 5 期增加訪問系上教授的史學觀點，第 7 期增加小型專題介紹，種類的多元增添了內容的豐富度。比較特殊的地方在第 5 期，有國史館的採訪記錄，幫助歷史系學生了解國內的最高史學機構。整體而論，由於是草創期，無論是格式編排還是內容類別不免有雜亂之處，不過從內容上的多元可看出編輯部找尋材料和編纂的用心，為讀者大大增加了豐富的可讀性。

(二) 轉型時期(第 8 期至第 15 期) 第 8 期開始，《史薈》擺脫了過去單一的古籍風，漸漸成為具有歷史特色封面的刊物。舉例而言，第 8 期採用一個青銅鼎、第 10 期和第 11 期為竹簡殘片、第 15 期為萬里長城等等。其中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第 12 至第 14 期是由右邊開始翻閱，不同於

為一天主教神父兼歷史學家，自幼學習哲學、神學。曾任教於浙江大學、復旦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其在政大曾任文理學院院長，後於 1979 年自自台灣大學歷史系退休。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等。參考自〈認識方豪 ─ ─ 生平簡介〉 ( 網路資料：關於方豪 ) ，參考日期 2017/4/5 ， https://enterprise.lib.nccu.edu.tw/hao/about_bio.php。 2 參考自方豪，〈發刊詞〉，《史薈》，1(台北，1971.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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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由左翻閱。格式部分則再度回到整齊劃一或上下兩區塊混用的編排，但第 12 期至第 14 期則從過往的直式書寫改為由左至右的橫式書寫，有不一樣的趨勢。內容部分可說是由簡入繁，開始增加教授專訪、專題報告、書評、譯述、等等類別，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系上老師的講稿，主要是老師就某些課題或觀點來講授，例如第 9 期李國祈教授講述近代中國民族思想、賀允宜教授講述西方史學等等，內容漸趨多元；另外，自第 13 期開始有專號的寫作，其中收錄了與之相關的主題文章，如第 13 期的「中國婦女史專號」有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地位、清末民初女子的教育等等；第 14 期的「歷史與人物專題」有曹操、黃宗羲、陳獨秀等相關論述，可提供讀者相關領域的史學研究。這個階段的轉變最主要在版型和封面，呈現出一種自史學論集過渡至雜誌的氛圍，比起簡單低調，具備雜誌性質的刊物更貼近一般的閱讀群眾。

(三) 雜誌時代(第 16 期至第 20 期) 第 16 期開始承繼轉型時期，無論是封面還是紙材皆進入了以雜誌形式為主的發刊。每一期封面特色各異，如第 16 期的玉器、第 18 期的古蹟廊道照片、第 19 期的埃及法老金身等等，皆展現出高品質的封面設計。格式編排部分與過往並無多大差異，不過相關圖片的增設使《史薈》成為圖文並茂的佳作，例如第 16 期〈明嘉靖

圖(二)：具有雜誌特色封面的《史薈》

年間浙閩海寇之亂〉一文中就有附相關古籍的倭寇戰船圖畫等等。至於內容部分則有了一個重大突破：史學論文獎得獎作品的面世。自這階段開始，《史薈》定期收錄當期史學論文獎的得獎作品，如前三名和佳作，書評、論文不限。收錄史學論文獎作品不僅使歷史系學生得以發表他們的優秀作品，也見證了歷史系學術成果的豐碩。另外，在嚴謹的學術

圖(三)：第 19 期特別的專欄「史話畫史」，利用漫畫方

作品當中仍不乏輕鬆小品，例如第 18

式講述歷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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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古厝尋訪的章節，採訪的是深坑黃宅，介紹其歷史流變，拍攝了不少古厝照片；第 19 期更有所謂的「史畫話史」單元，收錄了著名歷史事件的趣味圖畫，為單調的歷史論集添加了幽默元素。整體而論，這階段的《史薈》的內容可堪稱多元化，無論是史學論文獎作品還是趣味小單元，彙總起來可說是本豐富多樣的雜誌刊物。第 21 至第 24 期的史薈散佚，故筆者參考第 35 期的回顧資料3，得知這四期應是以報刊形式發表(第 21、22 期佚失，第 23、24 期以報刊形式呈現)，其中版面分配有分社論、特稿、心得及台灣史四部分。社論主要以當時歷史系的動態做個簡介，如文化盃舞蹈比賽得冠軍、關於歷史人的精神砥礪等等；台灣史則是探討台灣關係以及訪談吳密察老師等。

(四) 回歸學術刊物本位(第 25 期至第 33 期) 從第 25 期開始，《史薈》的內容分類上開始有漸趨統一的氛圍，不同於往日的多種小單元。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封面，封面的書名採用直式書寫，並添加與內容論述相關的圖畫，其中第 25 期至第 28 期仿照學術論集的形式，把當期收錄的論文名依序列於封面上，此種變化方便眾多讀者，可不用麻煩地翻閱目錄就能得知該期章節內容。至於格式編排則採用既往的由右至左直行書寫，不時會區分成上下或上中下文字區塊。內容部分，除了收錄部分史學論文獎得獎作品外，當中有個重大變化是史學領域的專業化。在這階段，每一期史薈皆會依當期收錄的文章做分類，類別有中國史、台灣史、西洋史等；其中又可再細分：如中國史下還分中國現代史、漢史、清史、中國史學史等。4類別的有無依當期收錄文章而定。如此分類不僅可供讀者查找相關領域的資料，也可藉此發掘歷史系學生的研究專長。此外，自第 31 期開始，《史薈》編輯團隊開始會就新進教授進行專訪，不同於過往老師訪談只針對其治學經驗，最主要的是老師的整體心路歷程，包含其生平、求學經歷、個人興趣等等，對於新進老師有更為完整的介紹，，有助於系上學生對於老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整體而論，這階段漸不同於以往，品質開始穩定，無論是為文章分門別類，還是新進教授的訪談，對於充實《史薈》的內容有偌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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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自黃敦為等著，〈瞻前顧後──史薈的回顧〉，《史薈》，35(台北，2002.6)，頁 91-92。關於中國史領域的再細分，如《史薈》第 26、27、32 期有中國近代史單元；第 27 期有漢史、清史單元；第 31、32、33 期有隋唐史單元；第 33 期有中國史學史單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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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史薈的黃金時代(第 34 期至第 42 期) 這一階段堪稱《史薈》的奠基期，經由昔日《史薈》編輯團隊的同心協力，質與量上皆有重大突破。首先是格式編排，自第 34 期開始採納《政大歷史學報》的專業格式，擺脫過去格式編排上多元紛呈，自此開始一律由左至右橫式書寫，其字體大小、字型、段距、行距、註腳皆有規定的格式，不僅使內容清晰易讀，且與各大歷史學報之格式相比擬，此大幅提升《史薈》的專業性。本階段之格式一直沿用至今，成為之後歷屆編輯團隊的經典範例。

圖(四)、圖(五)：《史薈》之格式編排以第 34 期為分界，之後一律採用《政大歷史學報》之格式。圖(四)為舊式格式，採直式編排；圖(五)為《政大歷史學報》格式

內容部分仍有延續上一階段的特色，如歷史論文的分門別類和新進教授訪談，但最重要的是「專題」的復興。過往《史薈》也有相關的專題寫作，然而未能順利連載，直至這階段，專題寫作可說是一大賣點，不僅大大增加當期《史薈》的內容，也展現出其主題特色，例如第 36 期的專題是文山區製茶葉發展史、第 37 期是影像歷史──侯孝賢電影專題、第 39 期是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專題、第 40 期是明清婦女史專題等等，當期專題還會搭配相關特色的封面，如第 36 期封面以茶綠色為基底，並搭配茶水、茶壺等意象來呈現出當期乃以文山區製茶業發展史為主題。除此之外，第 36 期甚至還含括各式各樣的小專題(如台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等)，主要是系上學生的專題課報告，只要作品受到認可皆能自由發表，由於系上同學們的踴躍投稿，大大充實了每一期《史薈》的內容，展現歷史系學生史學之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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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奠基期，質與量的大躍進使《史薈》進入真正的黃金時代，匯合了史學論文獎作品、新進老師訪談、大小專題，並輔以歷史學報的嚴謹格式，《史薈》漸趨成為政大歷史系的高品質專業期刊，實非溢美。圖(五)：封面設計與該期專題結合的《史薈》

(六) 精緻化與創新化(第 43 期至第 49 期) 到了第 43 期，《史薈》開始採取精簡化，頁數相比起前階段短少許多，再加上編輯人員的流失及投稿作品的減少，《史薈》團隊曾有過一段低潮期。然而，儘管陷入困頓，《史薈》編輯團隊仍秉直的敬業精神，儘管手頭文稿不多但還是繼續出刊，使《史薈》得以安穩延續下去。在內容上，專題寫作漸趨困窘，之後則改採新進老師訪談為重心。除此之外，搭配國內外教授到校演講的機會，還增設了相關演講專欄，例如第 43 期的張廣達教授演講──面對當今資訊社會，反思治學、處事之道。此外，也有派員去採訪昔日的系友，而開設「系友訪談」一單元，如第 44 期的傑出系友訪談。再來，《史薈》繼續延續其乃歷史系學生自由發表的言論平台之功能，而有所謂的「言論廣場」一單元，如第 45 期。再加上史學論文獎得獎作品，使現階段得以展現出多采多姿的特色，精緻化、創新化兼具。而 46 至 49 期則延續《史薈》的撰稿精神，收錄新進教授訪談、史學論文獎作品和系上同學的投稿。第 46、47 期是史薈最艱困也是編輯團隊進行轉型的時期，自第 46 期開始即面臨質疑史薈存廢之爭議，第 47 期採取大刀闊斧之改革，主編張寧珈透過電子報、各類型講座訓練編輯團隊的排版、採訪能力。這些新嘗試的領域成為第 48、49 期不輟的傳統，尤其講座活動擴大舉辦為工作坊活動，吸引了除編輯成員外的系胞參加，迄於今日，舉辦工作坊活動成為已成為行之有年的傳統，下一章即從第 47 期開始介紹編輯團隊籌辦之各種講座與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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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列講座暨工作坊回顧(第 47-50 期) 從原本純粹的刊物編輯團隊，到如今涉足各類事務，是融會數屆下來編輯團隊的意見和經驗而成的：其中工作坊更是近四期史薈編輯團隊著力甚多的活動。從第 47 屆開始，史薈每年舉辦工作坊活動，分別是「口述歷史工作坊」（47、48）以及「影視史學工作坊」（49、50）。以上屬於大型主題式的工作坊，至於持續數週以技術為重的小型工作坊，則多介紹如 word 等文書處理軟體的技巧操作，在 47、48 屆都有舉辦，而在第 50 期由前任主編林于庭也有像編輯小組針對幾項功能做簡短介紹。以下就分別討論各屆舉辦工作坊的異同。

(一) 初試啼聲—第 47 屆史薈工作坊 47 屆是近期史薈舉辦工作坊活動的濫觴，歷經許多挑戰和來自系上對「史薈編輯團隊」存廢的質疑，編輯團隊傳至 47 屆開始重新思考史薈本身的定位和其存在的價值，其中，時任主編的張寧珈認為透過辦工作坊可以促進和營造史學氛圍，以多元的方式呈現藉以推廣歷史學給大眾，加之史薈有訓練內部人員之必要，辦工作坊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當年舉辦的軟體教學工作坊，以及口述歷史工作坊，類似持續數週的課程式教學，前者延續至 48 屆；而後者則擴大舉辦同時也縮短進行時程，改為以一個週末進行數個子題的模式，並持續至今。學習 word、excel 等軟體的應用方面，對編輯刊物、排版更有幫助，並增進對史薈的編輯能力；而口述歷史工作坊，則在數週進行 1.5~2 小時以講座的形式進行，隨著規模變大，時間也慢慢變多。參與人員多以編輯團隊的同學為主，另亦有幾位系友，總數大約在十多人左右。主持的則是多為畢業系友。

1. 口述歷史講座口述歷史各週主題不盡然相同，因為邀請外界講師及畢業系友主講，相關主題也多是搭配講師們的專長設計。如史薈講座（一）之主題為：「另一種紀錄歷史的手法— 淺談新聞採訪與寫作」。由羅皓恩5講師主要講述新聞和歷史之間的關聯和運用，而畢業系友惟鈴學姊分享擔任校訊記者的採訪經驗分享。當週主題聚焦於採訪技巧和細節。史薈講座（二）題目為：「口述歷史經驗分享：準備、臨場、整稿」由國史館吳俊瑩先生擔任主講者6，談的主題為「何謂口述歷史」，和一般訪談的差別，而口述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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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校訊記者。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亦為國史館擔任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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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又應該先準備的事項，如何將一篇訪談稿變為史學中具有價值的口述歷史資料，而口述歷史的專才，可以運用在哪些工作上，也是該次講座的重點。

2. 文書軟體講座關於排版技巧講座：教學內容包括 WORD、EXCEL、VISIO 等文書軟體的使用；主講者有本系歷史所的博士候選人姚政志、碩士生林玉航。內容包含五堂課，前三堂為 WORD 編輯排版之教學，第四堂為 EXCEL，第五堂為 VISIO。除了分享靈活運用 WORD 和 EXCEL 各種功能進行編輯排版外，也教圖表軟體 VISIO 的使用。不同於一般講座單向式的教法，授課重點著重軟體的實務運用。分成好幾梯次進行的排版課程，教導各種文書軟體的應用。7 經過本屆史薈的大膽嘗試，讓後面幾屆編輯團隊亦隨著舉辦這類型活動，舉辦需要請專業人士來主持規模不小的活動，已是史薈一大步，也因這一大步，讓後面幾屆史會可以承襲這良好基石，在這基石上做更多改變讓史薈邁入新的里程碑。本屆編輯團隊舉辦的講座活動，多以每週進行 1.5~2 小時的專題講座時程處理，且多偏向實務導向，並未展現明顯的主題性。確切的定義來談：本屆編輯團隊舉辦多係講座活動，而因有這些講座活動的基礎，才催生後幾屆的工作坊活動。

(二) 奠立基礎──第 48 屆史薈工作坊承襲自第 47 屆史薈辦史薈工作坊來訓練史薈新生及發揚博史學精神的目標，第 48 屆編輯團隊選擇了「口述歷史」這同於上屆主題，第 48 屆編輯團隊則更以先前經驗為基礎，實施大幅度的改進。第 48 屆史薈主編張媛媛，希望舉行如上屆編輯團隊近似之講座活動，且期盼活動能比講座形式有更大、更廣的迴響。活動發想包含副編林于庭和系上好友、助教等人共同商議的成果，經過數次意見交換後，終誕生了「口述歷史工作坊」後她們認為口述歷史這主題不錯，恰能補足當時本系缺乏關於口述歷史相關課程的需求，藉此寶貴機會讓系上更多人學習關於口述歷史的技巧。因此，相對於上屆確立之功能導向、以訓練編輯團隊之技巧為主，本屆工作坊活動更有和全政大歷史系結合的特色，就如同開一門課一樣，能利用這主題的工作坊，能讓參與者能學習口述歷史這領域學問。主題雷同，而形式大幅度改變之外，除了主編起初規劃方針的不同外，也是刻意和系學會學術股舉辦專題講座的形式相區隔的意圖。正如時任副編的林于庭學姊所言「既然史薈是有組織性的團隊，在經費和人力上都應該也更有辦法執行比講座活動更 7

活動日期分別如下：WORD 教學日期為 2014 年 3 月 10 日、3 月 17 日、以及 3 月 24 日；EXCEL 軟體教學日期為 2014 年 4 月 28 日；而 VISIO 軟體教學日期則為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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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工作坊活動。」加上要有時間讓參與者從事實作（而這也是講座形式所無法企及之目標）。遂決定改成以一週的六日整天而密集的系列活動。主題和形式確定開始規劃細節，其中，時任副編的林于庭學姊參酌諸多暑假參加中研院口述歷史工作坊的經驗，才設計出本次政大歷史史薈的工作坊活動，是史薈首次嘗試舉辦橫跨兩天規模如此大的活動，相較於講座活動，籌備工作坊活動更需要注意流程、實作、事先宣傳等細節。花費更較講座大幅提高，最關鍵的一點是：工作坊需要事先設計聚焦的子題，並配合子題找尋相應的講師，如何讓工作坊不致近似「數場彼此互不關聯的講座」，而彼此間有有機的連結？確實是一大挑戰。歷史系辦於規劃上出力甚多，協助邀請許多教授指導，再由編輯團隊提出活動構想，想方設法找到最適合的講師。當屆的講師陣容有：林國顯8教授、鄭麗榕9教授、藍適齊10教授、陳進金11教授。而工作坊著重的實作性質，在本主題中希望以訪問人生經歷豐富的耆老、教授之類進行，但因為口述歷史需要一定專業，與受訪者也須培養出一定默契，憑著短短的一兩小時恐怕無法有甚麼成果，就算受訪者人生閱歷再豐富，採訪者們亦難以爬梳有價值之成果。折衷下，受訪者們商請歷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的學長們。先由教授解說何謂口述歷史，再來系友吳俊瑩先生分享口述歷史經驗，接著分成三組由各別教授指導，最後採訪學長，最後各組把稿整理完交付。第二天則是各組討論後上臺發表成果。最後座談會時各組導師講談。

1. 陳進金教授主講系主任劉祥光教授主持開幕後，便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和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陳進金教授主講「口述歷史的理論及其應用｣，老師討論的主要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談論 1980 年以後因為本土文化和臺灣歷史研究逐漸受到重視，而掀起一股田野採訪或口述歷史的熱潮。口述歷史能了解當下時刻之見證人，利用他們的記憶史料來補充文字史料、器物史料、圖像史料不足之處，特別是在見證者有辦法陳述親身經歷的臨常感，這是一般史料少有的性質。而且也可以讓在一般史料中易被忽略的少數族群、弱勢團體的歷史得以被記錄。後講口述歷史需準備的工作，如搜集資料、擬定訪談題目、不預設立場、迂迴問關鍵問題、受訪者遺忘時以文獻資料圖片等提醒等。以及紀錄的原則，如注意方言轉換、不要太口語化、資訊查證、注意地名隨時空改變等。進金教授也舉了自己口述歷

政大台史所副教授，研究專長戰後台灣史、政治史。政大台史所助理教授，研究專長台灣自然文化史、台灣近代史 10 政大歷史系助理教授，研究專長台灣史、歷史記憶 11 東華大學歷史系副教授，研究專長代中國教育史、檔案與民國歷史、戰後臺灣史、口述歷史、中國現代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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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經驗，最後討論口述歷史除了歷史研究外，公共展覽、提供地方圖書館或社區活動中心的資料、編入地方史，甚至治療老人病都是口述歷史能加以運用的領域。

2. 吳俊瑩系友分享談論口述歷史的處理流程，大體上分為準備、臨場、整稿三大部分。準備方面，確認訪問的目的，如想了解什麼或想走出檔案等文字材料的框限等。選擇適當的訪問者和查詢受訪者的資料與背景以利建立問題，可以善用資料庫和閱讀相關研究，甚至受訪者的著作。查資料差不多時草擬問題大綱，再交給受訪者先過目。臨場時，可以閒聊來建立互信，還有不要急著拍照。若受訪者有遺忘時靠照片或文獻等喚起受訪者記憶。在作筆記時要記重點，不要埋頭苦抄。也要注意訪問不宜超過 2 小時。最後留個 10 到 15 分鐘關掉錄音的訪談時間，在這時間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穫。學長也補充了伊能嘉矩12在 1990 年提出的「踏查三原則｣，就是即使生病或其他事故，當天查察的事實必須當天整理完畢。還有為達科學查察的目的，其要訣在於「注意周到｣四個字。日後撰文時，如果還有細微不明之處或疑點，就是當初犯了注意不周的罪過。最後，以周到的注意查察的結果，必須以同樣周到的筆記記述。最後，在整稿的部分，可分為文章式的歷史學，要將訪問內容轉為有連續的敘事體，也就成有可讀性之整理過的稿件。但在整理的過程，會有語氣、語言的轉換與流失問題。還可以轉為一問一答式的社會學，也就是成逐字稿，類似筆錄。這就會記錄受訪者的舉措、發語詞、語氣停頓等。雖是採取如筆錄的一問一答之逐字稿，但是也要分析談話的邏輯推導，還有加適當的注釋，以及專有名詞或受訪人使用的母語回答。

3. 分組訪問與發表本次工作坊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學員實作參與的練習時間，每一個 9 人小組（共三組）在第一天下午都會訪問研究所學長進行口述歷史實作。13 當天晚上整稿後接著便準備第二天的發表。在第二天，先由每一小組各自討論怎麼將訪問整稿轉為可上臺發表的內容，並由教授們講評報告的內容和形式。嚴格說來本次活動流程上不無瑕疵，且在實作訪談的部分也很難盡數做到口述歷史的標準，但以有限的準備和訪談的時間，能呈現出完整而有脈絡的訪問紀錄尚屬不易，更遑論依循口述歷史的查證精神。然而，以工作坊的實作性質而論：本屆編輯團隊的成果卻已是這四屆（47-50 屆）中最完善且成果最豐碩的一屆。第 48 屆編輯團隊

伊能嘉矩（1867 年 5 月 9 日－1925 年 9 月 30 日），是一位日本的人類學家、民俗學家，一生致力於臺灣原住民人類學研究，並對日本遠野地區進行歷史民俗研究。 13 林果顯教授指導的組別訪問吳承翰學長、施宏儒學長。鄭麗榕教授的組別則是訪問羅皓星學長和程奕嘉學長。藍適齊教授的組別是訪問黃培舜學長和馮奕達學長。訪問完，每一小組要當天交出整訪問的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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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前籌備中也付出更大的心血，如精心設計的主題海報、印製活動手冊，都是編輯團隊們發揮之處。儘管無法盡善盡美，但是後來參與者的回饋亦令主辦方倍感欣慰。本屆工作坊也確立後兩屆編輯團隊舉辦活動的形式，在 49 屆，朝向改變主題的方式進行。

(三) 改弦易轍──第 49 屆史薈工作坊如果同樣主題連續舉辦兩年，也多設計給類似的系上成員參加，還值得投入精力去做新瓶裝舊酒的事物？這大概是第 49 屆史薈編輯團隊上任以來首要思考的問題，因此主編林于庭決定朝新的主題來設計工作坊活動。同時，延續上屆希望補足系上課程較缺乏的史學領域的理念，「影視史學」的主題便在這樣的契機下誕生。新的領域有新的挑戰，光就選擇講師的部分，便如同摸著石頭過河般，仰賴主編的多方奔走，才確認了影視史學工作坊的講師陣容：除了校內教授劉維開14、陳儒修、李福鐘三位老師外，另外請了簡偉斯和王凌霄兩位業界人士15。「形式」則是處理影視史學工作坊最大的問題：和上屆相同於週末二日舉行，由數場講座構成並穿插欣賞相關主題影片。而本屆最缺乏的便是「實作」的部分：相較於口述歷史，影視史學需要的事先準備工作，以及事後處理的技術都在口述歷史之上，也遠非兩天活動所能完備的，故而最終的流程進行完全取消實作，著重影視史學的發展、方式、史料揀選以及紀錄片欣賞等主題。第一場講座是由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陳儒修教授講解「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什麼是紀錄片，格里爾生（John Grierson）16認為紀錄片的定義是：有決定性的證據與見證。以及對事實的詮釋，但要做得有藝術性，同時又有真實的假象來不使一般觀眾察覺。如此雖聽來矛盾，但羅塔（Paul Rotha）17認為：紀錄片本來就不可能完全忠於真實，因為社會不斷的改變發展、不斷產生矛盾，同時電影的技術（在 1930 年代）也不太可能對真實作完全正確的再現。所以要把紀錄片當成一種電影類型看待。但紀錄片到底又和其他電影有什麼差別？可以劇情片與紀錄片做對比。基本上紀錄片是「事實的再現｣，劇情片是「想像的表現｣。除此之外，兩種片區別並沒有太大。如此，導致歐美電影史上充滿了混合實事與虛構素材形式的劇情片與紀錄片。老師也舉出 1922 年記錄加拿大次北極地區一個伊努意特族18家庭的傳統狩獵生活，由佛萊赫蒂19所拍的

政大歷史系專任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近現代史、近代中國政治制度史、民國檔案與史料。東森新聞台協理 16 格里爾生（John Grierson）（1898－1972），是開拓蘇格蘭紀錄片的製作人，普遍認為是英國、加拿大的紀錄片之父。 17 羅塔（Paul Rotha）（1907－1984），是英國紀錄片製作人、電影歷史學家和評論家。 18 因紐特人，屬於愛斯基摩人的一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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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南努克》，20說明虛構和紀實的關聯。「紀錄劇」更是介於「新聞重建｣與「相關的戲劇｣之間的類型。由此可知，常一部影片中可看見紀錄片的內容形式和劇情片的內容形式的融合，所以對一部影片並不是要分是不是紀錄片，而是在一個紀事和虛構之間的位子，還有論述和敘事之間的位子。本工作坊完整放映了中國大陸電影《藍風箏》，故事背景是 1953 年至 1967 年的中國大陸，以小男孩鐵頭和他母親的故事為主軸，再以故事中各個轉折點反映當時中共的政策，如鐵頭三個父親的失去和中共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有關。看完後李福鐘21教授，以他的專業為參與者分析《藍風箏》如何呈現中共那時代的發展，藉本部電影和福鐘老師的解析，帶出本講講題：「中國電影裡的文革記憶｣簡偉斯22導演以《跳舞時代》的拍攝手法、本紀錄片所欲營造的時代氛圍，進行本講「歷史的展演與影像紀錄｣，導演在本講中發覺到「吸引觀眾的不只有影像，還有影像同時並置的聲音」。也透過紀錄片中的音樂、歌曲、文物、口述記憶、有趣小故事，為許多臺灣老、中、青三代人因臺灣特殊處境產生的歷史斷層、失聯的生活記憶，搭起一座彼此能親近跨越、穿越的時光橋梁。《跳舞時代》有意呈現出日據時期人民日常生活大眾娛樂的輕鬆寫意，這是一個「文化思潮多元開放的時代契機｣。由王凌霄主持的「歷史新視界｣：討論到新聞記者經常使用影音檔案立證或豐富報導內容。然而，影音之檔案使用有如雙面刃，一旦使用不當可能傷人傷己，因此使用此類資料需要進行查證。從史學領域取材，試圖應用於影音檔案的考據辨偽。本講透過三個抗戰時期影音檔案的例子，說明記者在運用新聞查證、史料考證與辨偽、影音檔案的考證辨偽等這些原則進行查證。並做出初步探索，這些材料雖將可做為電視新聞工作參考，但視聽者如何「判讀」影音檔案，涉及多種跨領域整合的知識，未來這個領域的知識仍有待進一步深究。本次工作坊參與人數達到 35 人，是近幾屆史薈工作坊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屆，較為特殊的是：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的宣傳，意外的吸引到非本系大學部的關注，和上屆純粹和大學部同學的性質有些許轉變，多數人也肯定工作坊講師的專業度，有相當豐富而正面的迴響。但由於是首次嘗試以影視史學作為主題，如前所述，這樣的性質難以在兩天之內設計出實作單元；除此之外，策劃者林于庭認為「這次的工作坊算是失敗的一次，因為沒有有明確的主軸規劃」。儘管如此，延續上一屆的舉辦經驗，本屆工

羅伯特·弗拉哈迪（RobertJ．Flaherty），1884 年 2 月 16 日出生於美國密歇根州鐵山區。一位終其一生都在遠離文明的世界里，以浪漫主義的眼光和探險家的品性追尋紀錄片藝術和人生真實的導演。被尊為世界「紀錄電影之父」和影視人類學鼻祖。 20 1922 年 1 月出品的紀錄電影，記錄了哈里森港的愛斯基摩人那努克一家的生活。 21 政大台史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專長為戰後台灣史、中共史、電影史。 22 資深影像工作者，現為女性影像學會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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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在事前籌備都顯得更為得心應手，也有更多參與籌備的編輯團隊成員。本屆工作坊是談影視史學的首創，更給予下一屆影視史學寶貴的經驗，朝更多元的性質拓展。至於在主軸上，即確立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主題的內容，而因為主辦的主編想法不同，呈現出之風格較之這屆則又有更強烈的差距。

(四) 創新與挑戰—第 50 屆史薈工作坊邁向第 50 個年頭的史薈，延續上屆辦理的「影視史學工作坊」，再次推出相同主題的大型活動。由於上屆主編于庭學姊在去年辦工作坊時接洽諸多講師，此外本校人文中心持續耕耘中國近代史相關紀錄片，加上系上豐碩的民國史人才和資源（如周惠民23老師、劉維開老師等人的長才）。起初編輯團隊便聯繫上本校博士生楊善堯24先生，因此，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主題的工作坊形式便在各種因緣際會下確立下來。現任主編總結去年一些可改進之處：其一是主題太分散；其二是上屆將呈現手法放在「紀錄片」上頭，但既然討論「影視史學」，除了動態的影片，靜態的照片反而也同樣重要，規劃之初就以「照片」、「影片」兩大線主軸去進行；其三是上屆都是拍攝者的觀點，至於觀眾如何吸收，對「形象」又有甚麼樣的影響，不太有提及。因此，敘述的視角亦著重呈現「視聽者」如何吸收反響的面向，企圖在主題再次雷同之下，達到和上一屆不一樣的觀感。「中國近現代史影視史學工作坊」在規劃初始即有數個原則：其一：影片和照片的資料都應該在這場工作坊中呈現；其二：希望能討論更多商業片的內容，主編郭力中認為：商業片應更能影響視聽者對某事物想像的媒介與管道。所以，除了討論「實際」上紀錄片拍出來一些甚麼，本工作坊更欲討論商業片「呈現」出哪些東西？其三：就視聽者的角度，籌辦初始便希望討論紀錄片、影片、畫報等材料，如何對視聽大眾「說話」，它們用了哪些特殊手法讓大家對某人物事件產生特定印象？然而，在事前籌備的階段，較之上屆卻顯得紊亂，工作坊的日期規畫、講師陣容，都不斷更易。除此之外，第 50 屆缺乏專職美編，文宣和海報均由編輯團隊成員兼職完成，而本次工作坊的學員手冊亦付之闕如。講師的部分，因為時程先後更迭，以至於講師人員也不斷易換，甚至在活動前一週左右的時間，因個人因素導致講師無法赴約。種種因素致使最終結果不能達成當初預設的期待。針對上一屆缺乏實作的意見，本屆雖欲特別規畫。然而，在籌辦之初也沒有明確的想法，最終以分組的方式，由小組討論編輯團隊所設計的問題。但礙於當日時程延宕而最終並無發表，不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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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歷史系專任教授，研究專長為德國史、中德關係史、世界近代史。政大歷史系博士生，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軍醫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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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規劃五場講題，最終讓學員們欣賞了《六福客棧》25以及《抗戰：和平榮耀勝利 70 週年》26（第二集）兩部分別是商業電影和紀錄片，以及《我們為何而戰》 27

系列當中談論中國戰區的的宣傳片。然而，過於緊湊的時程安排和課程規劃，「連續

兩天的活動太累」是與會學員們普遍的看法。縱然有種種瑕疵，本次工作坊一樣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的宣傳手法，成功讓參與的同學跨越政大歷史系的範疇，有大陸籍的交換研究生、哲學系的同學，以及世新大學研究所的同好們都一同參與。整場活動參與人數約在 25 人左右，而非政大歷史系的同學便有 5 至 6 人，比例是近幾屆最高的。本次主講的教授有劉維開、周惠民、楊瑞松28、李福鐘和博士班楊善堯學長，劉維開老師談論的講題和上一屆類似，從影像（戰地記者、紀錄片等資料）談「八年抗戰中的近代中國」；周惠民老師係臨時在前一天接受系辦邀請主講，雖事出突然，但仍帶來精彩的「影音圖像與歷史學習」之講題，討論了近代中國乃至東亞世界的影音資料，老師的內容並沒有特別著墨的主軸，但從紡織生產的影片，到朝鮮、中國的新式軍隊圖片，轉進的展現出周教授學海無涯、融會貫通地對影像歷史的理解。第二天的講題由系主任帶來「自西徂東：「黃禍」在近代中國」的主題。虛擬的黃禍想像如何變成歐洲人繪製的「黃禍圖」？講述西方世界將華人視為「黃禍」，在東西方興起下的「國族共同體」的變遷，結合當時宣傳的海報、漫畫，更具體地呈現。楊瑞松老師的主題獲得廣大的迴響，也是本次工作坊中討論最為熱烈的一場。李福鐘老師準備的主題為「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他親自剪取看過的商業電影當中關於華人情節的描繪部分。呈現出「華人」（或者更廣義的說是東方人／亞洲人）的形象，如何隨著時間與時代氛圍產生變化；協助籌辦本次工作坊，無論電影片源、推薦講師名單，乃至協助聯繫各方面均出力甚多的楊善堯學長，則以「影視歷史的研究與發展」為主題，討論在參與影視史學上的相關問題，而研究者又該從哪些視角「判讀」材料？都是其著墨的重點，也是本工作坊唯一一場較偏向學界應用、相關成果性質講座。比較前後屆講師名單會發現：前一屆顯得較多元，校內和校外講師均有。而這場工作坊則是更著墨在校內／學界的教授上，雖然本屆起初規劃欲朝著活潑、生活化的方面進行。然而結果上學術性質卻更濃厚些。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中國傳教的英國女傳教士艾偉德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紀念七七抗戰勝利 70 周年，中正文教基金會過真實影像呈現戰爭殘酷，更紀錄著中華民國在苦難大時代奮鬥圖強的過程。 27 1944 年，好萊塢導演法蘭克·卡普拉受美軍之邀而拍攝的宣傳片。電影原來是讓美國人民明白他們為什麼而戰鬥，促使孤立主義的美國民眾投入戰事。 28 政大歷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專長為中國思想文化史、心理史學、史學理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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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工作坊在史薈的新進成員眼中，似乎變成了一項傳統，由最初對於史薈內部成員的專業能力訓練，因而發起的小型工作坊，擴大規模，走向對外招生和演講形式的大型工作坊，對於這個優良傳統未來的去向，在此不得不承認:「歷史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期許下屆學弟妹能再次思索舉辦工作坊的初衷，給予史薈工作坊一個明確而正向的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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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片集錦：第 47 屆：史薈講座(一)、(二) 史薈講座（一）

另一種紀錄歷史的手法—淺談新聞採訪與寫作舉辦時間：102/10/9

史薈講座（二）

口述歷史經驗分享：準備、臨場、整稿時間：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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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屆：口述歷史工作坊初嘗試訪問學長們紀實：上圖為訪問馮奕達學長的小組紀錄照片。

下圖則為訪問程奕嘉學長之小組，在隔天討論簡報形式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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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紀實：上圖：系主任劉祥光老師替開幕致詞（圖左）與第一場主講者陳進金老師（圖右）

下圖：第二場主講者吳俊瑩先生。

會後大合照：與會所有成員與藍適齊、林果顯、鄭麗榕老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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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屆：影視史學工作坊陣容堅強講師群：依序為: 陳儒修老師(左上)、簡偉斯導演(右上)、王凌霄老師(左下)、李福鐘老師(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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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座談：劉維開老師(圖左)、王凌霄先生(圖右)。

會後大合照：全體與會學員和劉維開老師、王凌霄先生共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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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薈編輯團隊籌辦工作坊小組攝影留念：由左到右依序為：唐宇揚、陳寶泰、林于庭、彭羚榛、郭力中、黃奕翔(特聘攝影)

第 50 屆：中國近現代史──影視史學工作坊課程紀實：同學神采奕奕聽講的醉心投入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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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容堅強講師群：依序為：周惠民老師（左上）劉維開老師（右上）楊瑞松老師（左下）李福鐘老師（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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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享的襄助者：博士班楊善堯學長

會後大合照：圖中為系主任楊瑞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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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嶄新的電子報嘗試近幾期電子報的誕生，和時任第 47 期主編張寧珈的想法有關，作為訓練新進成員的工具，主編希望透過電子報，傳達用歷史學角度思考生活周遭大小事的精神。《說說》就在此脈絡下誕生，但創刊之初，就面臨編輯團隊期待成果不同的難題，最終呈現出的《說說》和主編希望以歷史學參與社會關懷的路線相左。若純粹評論時事亦顯得較淺薄。除此之外，多數新進成員是為了參與電子報的編輯，主編談到：「……但後來出問題是因為很多人想做雙月刊，不想做史薈，來史薈做雙月刊，這樣是本末倒置，所以有可能史薈因此停刊。雙月刊其實也和我當初想做的有落差。……」在此氛圍下，《說說》成為曇花一現的試驗品。至第 48 期主編張媛媛的重新推動下，然而史薈電子報又以《薈報》之名重生，「從生活中尋找對歷史的靈感」成為每期風格各不相同的《薈報》共同追求的目標，第 48、 49 期可說是《薈報》發行的黃金時代，一年均維持共三期的成果，在上學期兩刊、下學期一刊的週期中穩定出刊。透過《薈報》也實現張寧珈學姊預設的目標：透過電子報訓練新進編輯成員。當上學期《史薈》稿源均為未定數，而尚未至校稿排版階段，主編、副編便能藉此餘暇以主題式撰寫訓練大一新生。從前文可以發現史薈內容一度出現編輯團隊共同撰寫的歷史專題，廣義的說，《薈報》某種程度上也繼承了「編輯團隊一同製作專題」的想法，且透過電子報更廣泛的傳播方式、更生活化的題目，也展現出較前作不同的成果，並不純粹因循舊慣。甚至每期《薈報》之間都是編輯團隊的一次次的創新呈現。以下簡要略述各期電子報的內容和製作過程。

(一)

電子報的發想起源—想說就說，隨便說說

隨著網路的使用成為現代人的習慣，史薈團隊也對此做出了應對與嘗試。「電子報」成為一項有別於傳統紙本書面、傳遞資訊的工具。47 屆主編張寧珈認為，做電子報雙月刊既能補足史薈團隊在網路領域的不足，也能起到訓練新人編撰文字的作用。因此，史薈團隊在 2013 年 10 月份帶來了電子報創刊號—「說說」。當期的創刊電子報為之後史薈的電子報模式奠下了基礎—數個專題以及新書、展覽資訊呈現的方式。創刊號的主題在於「經典小說」，內容主要聚焦對大亨小傳、紅樓夢、以及鬼怪電影、小說的評論與脈絡解析。除此之外，電子報也收錄了同學出國交換的心得、以及有關政大歷史系的活動預告，甚至還囊括了其他單位的展覽、講座等，後者的部分此後也被薈報所繼承。其後的 12 月份說說也與創刊號一般收錄了多元的主題，舉凡是當期編輯團隊所設定的主題，抑或是來自政大歷史系上的同學心得分享等等皆是收錄的對象。「說說」在體裁的多樣性以及文章收錄的模式皆有別於其後的薈報，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系上人通力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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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薈報的出現 48 屆開始，在主編張媛媛主持之下，史薈編輯團隊持續進行雙月刊的發行。然而與初試啼聲的說說不同的是，它的撰稿人皆為史薈內部的文編，而非另外向系上同學邀稿。2014 年 11 月的主題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介紹「歷史學柑仔店」的網站脈絡，其二則是收錄關於 2014 年 9.19、25 兩天的口述歷史工作營。該年度的工作坊是由中研院所舉辦，主題聚焦於 1950 年代的白色恐怖。在該其薈報中，文編介紹了白色恐怖時代的背景，以及從事口述歷史應當注意的侷限與細節。薈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說說的型態，由「分享」轉為「報導」。此後的 2015 年 1 月、5 月薈報也遵循這樣的模式。1 月份的薈報的主題更聚焦在「選舉」之上，文編介紹了台灣自身在選舉方面的經驗歷史，從日治時期至今。此外，電視辯論也是本期薈報的子題，它以電視這項媒體工具為經，以台灣和美國的民主選舉經驗為緯，向讀者揭櫫電視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 5 月的薈報中，讀者可以觀賞藏青色背景承載的一幅幅電影的宣傳圖，包括《蚵女》、《養鴨人家》、《兒子的大玩偶》。它呈現了時代氛圍下的當紅電影，帶領讀者走入歷史的軌跡。

(三) 薈報傳承至今自 49 屆團隊以來，薈報的形式再無更動。薈報的重心放在報導特定的主題，佐以部分介紹工作營隊、工作坊等學術活動，並且加入展覽、新書、研習營等資訊在電子報及結尾以供讀者參考。2015 年下半年正值中共九三閱兵，國歌與黨歌的爭議，再度掀起意識型態的論戰，其兩岸關係一直都是島內糾結的議題，國民黨與臺灣這片土地，又有說不盡的矛盾，11 月的薈報試圖告訴讀者國慶日與國家之間的聯繫。該期薈報定義了西方歐洲「國家」詞彙的脈絡演變，並以法國作為範例向讀者說明。除此之外，國慶日藉由儀式和慶典凝聚國人的向心力，喚起民族意識，薈報也因此專門介紹了國旗、國慶日以及國家意識之間的聯繫。報談及國慶日與國家、人民之間的關係，並完整地帶給讀者國慶日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它在世界各地的情況。 2016 年 2 月份的薈報重心放在「想像」，子題則討論不同種族之間的互相想像、以及現在當下對未來的想像。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以及後來的人(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又是如何處理這些想像?這些想像的記憶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當下的決策?第二部分則談到了科幻電影，全文以科幻作品的視角窺視未來為譜描繪著人們對未來的科技、交通、生活等等光明而滑稽的想像。《科學怪人》、《海底兩萬里》、《魔鬼總動員》這些或樂觀悲觀的電影，勾勒出了時空，勾勒蘊含的歷史脈絡。畢竟對未來無窮的想像力，就是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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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薈報以岔路為主題，看看日本戰國傳奇人物真田兄弟與近代中國的兩個國母宋家姊妹的故事，看看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的決定，最終使其人生道路不再交會，而深刻於歷史中，讓人感嘆在時空的巨輪中，不同的政治傾向，竟造成骨肉分離的悲劇。本期亦收錄歷史系系友劉忠岳，他將其對桌遊的熱愛加以推廣，最後全心投入桌遊開發並創業的故事。學長認為歷史學的訓練令他在收集資料、設計桌遊上結合史學方法，從而能脫穎而出，並鼓勵同學勇於追夢。 2017 年 3 月份的薈報因為編輯團隊人數不足，且欠缺美編人才，因而設計與前輩們的水準有所落差。3 月份回顧與探討我們學生時代穿著，乃至象徵各行各業的制服。制服有著其共同性，可供人們分類、辨識，進而建立認同，但也包含排他的成分。我們可以思考這種集體性對人性的影響，從日常生活中反思體會歷史的韻味。安排的子題則包括中古的十字軍東征、義大利黑衫軍到 331 學運黑衣制服、以及再熟悉也不過的學生制服。

(四) 發想、過程和影響透過合作撰寫《薈報》，大二三的學長姐們帶領大一新生，無形中促進編輯團隊凝聚身為《史薈》的團體感，培養出彼此合作的默契，而學長姐的要求和指正，更有助於學弟妹不拖稿、重視引證資料等基本的史學素養。在改稿的過程中，學弟妹也可藉機訓練行文語句通順度，在下學期校訂過程中大有助益。每期薈報從發想到出刊，是背後編輯團隊無數腦力激盪的過程。起初往往是從一個模糊的概念發想，到編輯成員各自延伸成幾個不同的小專題，再組合成一個有機的大架構。如討論「國旗」主題的薈報，當期僅是因為撰寫時正逢對岸「九三大閱兵」之際，最後延伸出此一小型專題；隔期「想像」主題，純粹因為該時討論電影「回到未來」2930 週年的風潮方興未艾，以「歷史上的想像」作為發想才有最後此文的誕生。至於薈報的視覺呈現，則是美術編輯和文字編輯（主編）不斷溝通交換意見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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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片錦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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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2013 年 10 月說說創刊號封面 ( 2 ) 20 1 4 年 11 月薈報封面 (3) 2015 年 1 月薈報封面 (4) 2015 年 5 月薈報封面 ( 5 ) 20 1 5 年 11 月薈報封面 (6) 2016 年 2 月薈報封面 (7) 2016 年 4 月薈報封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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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許──史薈的未來展望前面已帶大家概覽 46 年來《史薈》大觀，雖無法鉅細靡遺的介紹所有活動、所有變革，但至少近四年的心血結晶，也交代的幾無疏漏，也希望透過本紀念專文，能讓更多人參與史薈的活動，讓更多人都能用歷史學角度切入思考的生活態度，期待史薈未來有更好的發展。然而，史薈的經營卻有諸多挑戰，一為經費來源仰賴系費撥款，學術性濃厚的史薈確實無法迎合多數系友的喜好，雖不致乏人問津，但距洛陽紙貴的盛況卻相去甚遠，遂而時常有刪減史薈預算比例的聲浪，且史薈撥款的比例走向亦同此調。然而，年年的工作坊活動耗用經費卻水漲船高，頗有捉襟見肘之感。因預算限制，近幾期的史薈頁數，亦受預算之囿。再者係編輯團隊長期缺乏制度化訓練美術編輯，每年的視覺呈現亦因此大相逕庭。史薈的風格、內容呈現每年都有諸多變革，主編在一年事物走向上有甚重的影響力，未來史薈可以如何發展？又會有甚麼新格局？第 46 屆主編侯家榆學姊認為史薈還是應當堅持學術性質，不應為了迎合讀者而捨本逐末，史薈的存在目的，便是為了讓政大歷史系的大學部同學能將自己的作品有發表的空間，能完成這項使命即是種肯定與成就。除此之外，家榆學姊也提到她在高中參加編輯社的經驗，認為史薈可以走出去，和其他歷史系交流，更能擴展視野。而第 47 屆主編張寧珈學姊，則針對史薈的文章性質，認為史薈有促進或營造史學氛圍的功能。她也對史薈有兩方面的期待：一個方向是盡量和現在社會時事結合，另一個是和其他學科結合。編輯團隊實際上可以做的更精密，可以做與當今社會時事有關連的主題，但用歷史學的長遠角度去切入。同時也強調：「不要只侷限在自己政大歷史系」，以史薈作為對外的管道。也可以多找其他團體互動，像找其他學校的歷史刊物團體。或者去接洽和當期主題有相關聯的社會團體交流。第 48 屆張媛媛學姊則希望透過史薈打造一個讓大家都能交流的平台，但在過程中也時常面臨無人共鳴的問題，誠然要「除了自己思想圈裡面的人，打動思想圈以外的人是挺不容易的任務。」待在這個過程中勇於嘗試卻是最重要的精神，也是她參加史薈的樂趣。第 49 期主編林于庭學姊則重視史薈的學術性質，但在擔任主編的過程中她同樣希望以生活化的薈報來用歷史學角度思考生活，對她而言兩種刊物載體實際上用功能性區別。同時能兼顧史薈的學術傳統，同時亦能提起史學的入世傳統之職志。史薈在邁入 50 大關時，踏進了尋找自身定位的路口，資訊科技不斷地進步，自媒體的發展來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況，我們這一代人身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而史薈也在這場混亂中不斷尋求生存空間以及試圖抓住機遇。相同性質的粉絲專業與網站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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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薈一個可能的參考方向，也促使史薈編輯團隊去思考自身的特殊性。她與編輯團隊們該選擇如何的道路？史薈應當堅持其創立的初衷與傳統，以政大歷史系以及其他大專院校歷史學系相關的學生為主要客群嗎?她應該改變當前的學術取向路線，去討論大眾化的、生活化的議題?遺憾的是，編輯團隊的努力與呈現出來的成果目前似乎仍侷限在同溫層裡面，就像 48 屆主編張媛媛學姐所說，「很難打動圈子外的人。」而如此的侷限性也不免引響了歷史系學生願意加入史薈的意願，換言之還可能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最終也會導致史薈的人力泉源枯竭。透過這次對於史薈的專文介紹，編輯團隊一方面為歷屆史薈前輩的努力留下一份紀錄，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在找尋自身定位的嘗試。藉著五十周年史薈專文的專訪，編輯團隊訪問了許多曾經為此奮鬥過、疑惑過並且思考過史薈意義的前輩們，也因此得到了許多建議與信心。未來的史薈將會沿襲以往的傳統，將乘載系上同學學術發表機會的刊物—「史薈」給續辦下去，同時也會引進新的做法與思維，去突破目前侷限史薈無法打破的同溫層。史薈在歷代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轉型與蛻變，每一次編輯團隊面臨的危機也能成為轉機，然而有一點是不會改變的—史薈仍然是一個由政大歷史大學部運作、幫助歷史系與非歷史系學生愛上歷史的組織。

感謝所有協助此書製作的人們

發行單位發行人主編副編編輯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瑞松郭力中楊子逸林于庭王芷嫻謝庭維葉宜庭蘇季楓羅上傑

指導老師

周惠民薛化元彭明輝羅彤華劉季倫朱靜華林美香黃福得劉祥光周一騰廖敏淑崔國瑜張曉寧張嘉玲陳复嘉 2017 年 5 月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2)2938-7045 郭力中蔡孟錦

感謝特別感謝發行日期地址電話封面設計

李育賢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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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子軒

劉維開陳秀芬藍適齊

王德權金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