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政府聯絡人第 19 次協作會議個人書面意見陳述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科員周鑫)
有關我對學校行政減量的看法： 學校行政量之所以龐大，是因為學校要執行的計畫與工作太多，而現在教育機 關與學校能執行這麼多計畫工作，其實是溝通成本嚴重被 cost down 的結果。 要大家一起作事情的溝通成本是很高的，從傳達理念、討論作法、一直到成果 該如何考核，這些東西都不是一個人說的算，而是在大家充分討論之後，擁有一定 共識，實際執行的人才會心甘情願，而不是被一把刀子架在脖子上逼著做。 但我們的行政體系太習慣於從上到下發號施令了。舉個例子，最近教育部國教 署要縣市政府推派國中小參與某領域的課綱前導學校，本市只有一間學校設有該領 域的班型，在我徵詢學校意願時，學校主任說學校承接的計畫來自於國教署、大學 研究案，還有縣市政府分配的全市性工作，負擔已經相當重，如果要加入課綱前導 計畫，意味著之後有一連串的會要開、要辦好多場研習、舉辦成果發表會等等，即 使我千拜託萬求，學校一直不肯給我答覆。後來我向國教署的專員反應學校的想法， 他馬上打電話給該校的輔導主任，請託他務必參與這個計畫。後來，主任打電話給 我，表示他們願意參與這計畫，但是他的口氣聽得出來有相當多不滿，直說學校已 經接了不少計畫了，為何工作還要一直堆積。 一方面，我覺得很沒面子，我願意理解學校的困難與不樂意，承諾儘量給予行 政協助，放下姿態拜託了好幾天，比不上國教署長官的一通電話，但有著更多的無 奈。跟學校共同商量作一件事情時，非得要以經費、以上對下的權勢，甚至要搬出 與首長的關係才能成事嗎？當學校看過計畫內容，判斷這些工作學校人力很可能承 擔不下，卻因為長官要賣人面子，不得不吞下，這何嘗公平？ 教育部每年度丟下來的計畫也是如此，五花八門的計畫，從本土語言、新住民 輔導到自造者，每個計畫看起來都很宏大、都很重要。計畫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 有些具備影響力的人士或團體認為這個素養(議題)很重要，必須放在教育體系中從 小養成。這些素養或議題每一個都是正向指標，行政機關很難拒絕，誰敢說人權不 重要？反毒不重要？但是為了人權議題、反毒議題，設計出一個大計畫，計畫之下 又有子計畫、分計畫，每個計畫都塞到學校裡，學校當然吃不消。 計畫在制定形成的時候，通常不會問過實際執行的學校單位有無能量執行好這 些工作，而是找些地方政府代表及專家學者開幾次會、編一筆經費塞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再打電話給校長，說服學校來當承辦單位，或是發文強制大家要一起參與， 累積下來就是非常龐大的工作量，況且很多計劃內容儘是舉辦效果有限的宣導、填 寫成果績效表格等冗事，讓實際參與的人員執行起來毫無成就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