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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禮先生訪談記錄 訪問時間:2014年06月10日15時~18時 (第一次採訪) 2014年07月03日15時~18時 (第二次採訪) 訪問地點:台北市辛亥路(林宅) 採 訪 者:郭盈靖 紀錄整理:陳品存 整

訪談語言:國語 郭盈靖

影音紀錄:錄音檔

稿:郭盈靖

校:許孟祥

校:藍博洲

受訪者(當事人)基本資料 姓

出生地

被捕時間

被捕時職業/經歷

判決書年齡

浙江省永嘉縣

1951年

瓜山國小教務主任

31歲

(出生年-) 林學禮(1921-)

案情說明 官方案件名稱

省工委金瓜山支部潘承德等案

官方判決罪名

參加叛亂之組織

入出獄日期

第一案: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 第二案:獄中案,感化3年 1951年—1964年 (摘自官方判決書) 第一案:省工委潘承德等案,台北縣瓜山國民學校職員,參加叛亂組織,處有期徒刑十

案情概況

年褫奪公權五年。 第二案:1956年,在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執行期間,因抄寫反動筆記二本,交付感化三 年。 相關檔案資訊 (40)安潔字第3004號

判決文號

(45)審特字第12號 (46)覆普二字第26號 1951/08/13

判決日期

1956/11/22 1957/01/18

相關資料

判決書影印本


我是 1921 年,雞年,11 月 11 日,清晨 3 點鐘生的小公雞,我的性格可以用八 個字形容: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有異議好發表,寧鳴不默,嚴格講起來,不講 話我是不行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個有點自我誇耀。 我的性格是從小叛逆,反對專制政體,鄙視偶像權威,在台灣受到政治迫害, 在黑牢裡過了 13 年,依然故我,頑固,一樣頑固。 到老了,還是沒有後悔,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子。

放下你的鞭子 我是浙江溫州茶山人。在溫州,茶山是一個有名的鄉村,但不是以茶出名,而 以楊梅聞名。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地主,自己有田地、有山林、有果園、有商店,商 店是中藥店,父親是鄉下中醫。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這個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過程裡比較著名的 一個點而已!溫州城裡的最高學府—溫州中學學生下鄉宣傳抗日,演街頭劇、貼標 語。當時我十歲,還很懵懂,我們這些小鬼就跟著這些我們叫洋學堂的學生到處跑。 跑著跑著,慢慢懂了,中國人被日本人欺負。當時凡是有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事件 發生,學生一定下鄉,宣傳抗日。 當時有一齣街頭劇,叫做《放下你的鞭子」。八十年了!我眼睛閉起來,記憶 還跟昨天一樣。這劇在街頭演,一個女孩賣唱,不喜歡唱,老板鞭打她,要她唱, 她唱不出來,旁邊一位年輕人看了,跟這老頭子起衝突;女孩說,他不是我老闆, 他是我爸爸,我們父女是關外的黑龍江人;黑龍江被日本佔領以後他們逃到關內尋 親訪友,親友失聯、錢用光了,流落街頭。這故事是「九一八事變」後,大學生下 鄉宣傳的街頭劇。我本來是鄉下一個懵懂無知不懂事的小鬼,因為遭遇國難被啟發 了,從此有了國家民族的觀念。

左翼思想的啟蒙 我一直到了 13 歲才進城讀小學。為什麼那麼晚呢?原因是這樣,雖然我們鄉 村離城裡不過三十里,但是能到城裡正式讀書的只有五戶人家,這五戶人家都是地 主,只有地主才願意讓孩子進洋學堂,因為學費非常貴呀!一般來講,都是私塾讀 幾年,能打算盤會寫字,就可以了。要能讓孩子進城讀書,有兩個條件:一、一定 是地主階級;二、父母比較開通,捨得花錢。所以我到城裡去讀書。後來,我考上 六個縣裡唯一的中學—省立溫州中學。這在當時是很難考的學校。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有什麼補習班,下課後我們泡兩個地方:一是圖書館,要 不就是球場。還有,開明書店。開明書店是當時中國的一些開明知識份子主辦的,


那裡介紹新的知識,以及像是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這些著名的作家。另外還有 個生活書店,專門介紹左翼作品、社會主義思想、介紹俄國作品。我喜歡讀俄國的 翻譯作品,像是《戰爭與和平》這樣的作品,很難讀的。我在這個過程裡頭漸漸地 接受了左翼思想,慢慢成為激進左翼愛國青年。這個所謂的左翼愛國青年,還算不 上是無產階級什麼的,當時很單純地只是要國家強盛一點。原因就從十歲開始,接 受了學生下鄉宣傳、知道國家被欺負,一直到我自己有了一點知識,瞭解了國際關 係之後,理解了當時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沒辦法維護我們的利益,於是最後「向左走」 , 這是我的思路。

反饑餓 反內戰 反壓迫 我在溫州中學畢業以後,接著考上了省立溫州師範,是免費就讀。師範畢業之 後,就在溫州城裡教書。 1946 年,國共內戰越演越烈,全國知識份子、學生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壓 迫的運動。共產黨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知識份子、學生都支持共產黨。當時我當小 學老師的待遇很差,而學校也不是發薪水給你,發什麼?發食物,不是發錢,而是 一個月發多少米、幾斤油、多少肥皂,發食物給你。物價波動得太厲害,早晚價錢 波動,假如那時候發現金,早上拿到,中午一定馬上買東西,因為下午、晚上去買 價錢就不同,物價波動的很恐怖! 當時,學校校長幾乎都是國民黨把持,如果認為你怎麼樣,隨時要你走路、將 你解聘。職業沒有保障,待遇實在太刻薄。我是溫州師範畢業,各學校有我的同學, 於是我跟我要好的朋友,決定響應全國的運動,到各校去串聯、組織教師工會上街 遊行。 1946 年,北京發生「沈崇事件」,北大的女學生沈崇遭美國軍人強暴,北大學 生與全國大學生上街,反對國民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沈崇事件引發工人罷工、 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小學老師罷教。我是教師工會理事長,也發動工會響應了遊 行,並提出兩個訴求條件:一、保障待遇,保障職業;二、提高待遇。遊行之後, 我們與縣政府展開談判,進一步給教育局壓力,要他跟我們談判。那個時候,縣長 很大,而我們只是二十多歲的小鬼。我們給他壓力,他才願意開門跟我們談判。談 判結束,他們答應了群眾提出的條件:一、職業保障。教育局下令,老師一年一聘, 不得無故中途解職。這樣,教師接到聘書至少可以幹一年,不會幹半年就叫你走路; 二、教育經費實在不夠,新學期開始,在學雜費裡面,另外增加百分之幾額外收入, 額外收入專款專用作為提高老師待遇之用。

遭到解聘


嗯!訴求的目的達到了!上課吧!誰會知道,那是緩兵之計,暑假一結束,大 家一回家,學校的解聘信馬上跟著寄到家裡來了,信裡頭說,下學期你不用來啦, 解聘你。所有參與遊行的人,幾乎都被解聘,包括當時跟我打衝鋒的女同學──林 素菊。她是溫州師範有名的學生,是我的同學。這回,教育局對我們大整肅。 我被解聘後,在溫州沒路走,沒有人要聘我。那是 1946 年的暑假。我想起念 師範學校時的一位老師在杭州當校長,於是到了杭州,終於找到在郊區的一個小學 教書的工作。教了一個學期以後,因為剛剛結婚、想家,就不幹了。 就這樣,我在杭州過了一個冬天,又回到溫州鄉下,到茶山小學當校長。那小 學是初級小學。小學分成初級小學、高等小學。高等小學有五年級、六年級,初級 小學只有一到四年級。我在茶山初級小學當了一學期的校長。

內戰烽火延燒

溫州解放

1947 年暑假,我又到溫州城裡去。城裡有間學校,校長是我的學長,他請我到 那裡教書。他在當時就已經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這事要等到兩岸通航,我七十幾 歲回到家鄉才知道。他請我去的原因是什麼?我不知道。他請我當訓導主任,教體 育、訓練學生,還編團體舞。這段時間,發生一件事情,我被特務跟蹤了。我發現 後,就辭掉工作不幹,寒假還沒到就回到鄉下。鄉下地方連個警察都沒有,我父親 又是鄉長,我估計回到鄉會比較安全。 那是 1947 年的事了。那年秋天,溫州城漫佈著不安的氣氛。內戰越打越激烈, 另一位和我一起參加遊行的同學──林素菊,終於還是被特務盯上了,跟蹤到她家 門口。她很快地對自己的工作處境下了判斷:沒辦法,這地方不能再待了。 當時我們都是外圍份子、同路人,不算是正式黨員。由於內戰的情勢緊張、風 聲很緊,有同學已經被抓了,我決定再度躲回鄉下。林素菊一再通過交通,輾轉向 浙南游擊區提出上山的要求。 一來她有人身安全的問題,加上山裡打游擊的各種條 件很艱苦,經過多次周折,組織才終於同意。21 歲的林素菊同學, 「上山」 ,到浙南 游擊區。 她的家人完全不知道這回事。她要離開的那一天,天一亮,我跟另一位同學一 路送她到山下。1947 年秋天上山; 1949 年浙南游擊隊解放溫州。 我和她再次見面,是兩岸通航以後的事。見面那時,她已經當奶奶,我當爺爺 了。她說起上山那兩年的生活,非常艱苦。國民黨圍剿他們,一個晚上要搬好幾個 位置。1949 年,潛伏的地下黨人—南京江陰炮台總台長唐秉琳宣布起義,獲令將炮 口倒轉,向國民黨軍隊射擊。終於起義了!共產黨渡江,南京解放。在溫州城裡的


組織馬上要當地打游擊的土共和地下組織起來,跟國民黨當地的軍隊師長談判。關 鍵的時候,他們起義了!

漂洋過海來台灣 再說到我,我怎麼辦呢?林素菊上山了,我再度躲回到鄉下。我的家鄉離開城 裡三十里,家裡是地主,又有財產,我父親又是鄉長。但我心裡頭想,不能老是待在 鄉下啊! 1947 年底,有一個姓蘇的同學寫信來給我,當時他在台中空軍子弟小學教書。 台中空軍子弟小學,在現在的雙十路上,是日據時代雙葉教練機飛機製造廠所設立 的學校。我的同學寫信來,說那邊需要人,問我願不願意到台灣。就這樣,1948 年 春天我第二次到台灣,到空軍子弟小學教書。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 1947 年年初。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個禮拜,我從上海搭輪 船到台灣。在輪船上,船長接獲電報,說不能來台灣了。因為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 這船是招商局的輪船,叫「海黔輪」。船長聞訊就跟上海聯繫,「那我們怎麼辦?折 返回去嗎?」上海那邊說, 「不要,你們就在廈門等吧!等事件平定之後,再進入」。 所以,我們在廈門等待事情的發展,看看事情嚴不嚴重、能不能平靜。我心裡想, 恐怕要折返了。差不多待了一個禮拜後,事情平靜了,我們還是到了台灣。那是我 第一次到台灣。 我為什麼要來台灣呢?當時掌管教育的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在上海的報紙登 廣告徵聘合格教師,條件是要懂國語。在大陸上,一般不會說「會不會講國語」 ;我 們都是說, 「會講普通話」 。但不見得會講普通話的,都懂注音符號。我從師範畢業, 恰好會,夠格,因此就被「國語推行委員會」聘來台灣。 國語推行委員會屬於教育處,下面有國語實小。這個國語實小現在還在,跟一 般小學沒有差異,那時候,國語實小的身份特殊,賦有那個時空背景之下特別的教 育任務,教育年紀小的小朋友,從ㄅㄆㄇ開始學習國語。後來他們還創辦《國語日 報》 ,創辦人都是教育語文方面的專家。國語實小的校長,姓方,叫方志平,嚴格講 起來,他是屬於宋美齡系統的人,原來在婦聯會辦的復興幼稚園與復興小學工作。 復興幼稚園、復興小學,都是婦聯會辦的,主要是讓大陸那邊過來台灣的達官貴人、 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老一輩政治人物的小孩念的學校。所以宋美齡下令辦一個復 興幼稚園,然後又辦復興小學。 二二八事件平靜後,船繼續開來台灣。台北街頭很冷清都是空房子、日本宿舍, 你只要到市政府登記,就是你的了。我來到國語實小,校舍因為遭到美國飛機轟炸, 有一部分被破壞,是臨時搭起破爛房子。我的印象是,小孩子跑在走廊上,地板還


會格囉格囉地響。國語實小當時的教務主任是潘承德,他那時 40 多歲,已經是是地 下黨的資深黨員。當時我才 26 歲,不過我們很談得來,他很清楚,這個年輕人思想 很進步,是個「好苗子」。 不過,我來到台灣不到一個月就受不了。第一,因為香蕉吃太多了,胃吃壞了。 今天我們不特別把吃香蕉當作一回事。可是在那個時代的大陸,吃香蕉是很奢侈的 事。我記得,一次有客人從城裡來我家送我們香蕉,香蕉吃完皮不丟的,為什麼? 要留著掛牆上,讓人從門口一進來,就可以聞到香蕉的味道。鄉下小孩子每家子亂 竄,到我家看到香蕉,請他們吃一次,他們回家就興奮地跟媽媽講,林家請我們吃 香蕉!那時候在溫州,香蕉是非常稀罕的物品;第二,二二八事變後,儘管平靜了, 社會氣氛還是不好。身體不舒服,氣氛不好,還有我結婚沒有多久,思念家裡。因 為這些原因,我就回溫州了。

在瓜山國小重新歸隊 我有同學在金瓜石瓜山國小教書。1948 年的寒假,我去找他。學校校長是原本 在國語實小任職的潘承德。潘校長看到我,像天上掉下來的寶貝一樣,高興得不得 了,沒有想到又重逢了,當天他的招待非常殷切。 潘校長離開國語實小以後,到台北縣教育科當科長,自己請調到瓜山礦區當校 長。請調的事是他自己請求的,也是有目的的。當教育科科長當得好好的,他不做, 到瓜山國小當校長,到礦區,國營事業單位工人很多,而且是國家財產,潘校長的 工作目的是要組織工人在必要時刻保護國家財產避免遭到破壞,這是我們的工作之 一,所以要做工人的組織工作。 潘校長見到我,一再要求我留下來幫忙。我同學也講,學禮啊!你來吧!我就 心動了。但是瓜山條件很差。金瓜石的冬天是雨季,幾乎沒有太陽,從基隆搭公車 到金瓜石班次很少,生活條件很差,待遇當然也差。不過,想到那裡有老同學,上 司又那麼談得來,我心就動了。於是,潘承德請我去接教導主任。 我下了決定以後,就離開台中,北上來到瓜山國小。去了以後才知道,原來的 教導主任方碩德老師還在這邊。方碩德老師很年輕。大家年齡差不多,基於尊重, 我跟潘校長說,不行,人家還在,你把現任的教導主任拿掉讓我當,這不行。後來, 潘校長、方老師、我,我們三個人一起談,方老師說,他一再跟潘校長講,不要幹 行政,要當導師。潘校長也知道,方老師不是一個合適管行政的人,不適合待在行 政體系,所以要我接教導主任。我說,不行,我來了,卻把方老師給排斥掉。這不 行!潘校長說,你放心,方老師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方老師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一 再懇辭,你來,他不排斥你,會協助你。後來,我們相處下來,果然真的是這樣。


我不清楚的地方,他隨時提醒我,有這個氣度,於是我們成了好朋友。 在金瓜石,潘校長負責行政院資源委員會金瓜石金銅礦務局裡頭管理階層的 「工作」 。我的工作是負責對同事估計情勢、分析國內戰局。方老師負責礦區工人的 工作。那個時候,有個叫民教部的單位──民眾教育部,我們在裡頭搞了一個民教 班,晚上開課教工人講國語;工人如果太忙,我們會到工人家集合起來給他們上課。 方老師會講閩南話,跟工人關係很好,負責組織工人在解放的時機到來的時候保護 廠區。 我和潘校長無話不談,談政治問題、談國際形勢。我喜歡文學,他對俄國文學 很有研究,我大為佩服。三個月後,潘校長到我家。那一天,他向我表明他的「身 份」 ,希望我加入組織。我於是答應他。在大陸,我雖然已經有這樣的地下關係,但 沒有正式成為成員。就這樣,在潘承德校長的提議下,我在金瓜石重新歸隊。 那個時代,做為地下黨人的條件很嚴格。第一、人品要好,這是基本的;工作 熱心、做人誠懇、做事負責,這些都是基本條件。第二條件,學習認真,知識豐富。 譬如說,我喜歡文學,也關心政治、注意國家的經濟情況。注重的不是專門知識, 而是一般知識都需要具備,做為一個知識份子,該懂的都要懂。第三,要有熱情。 對人熱心,工作熱情。 1949 下半年,基隆案發生了,蔡孝乾被捕,省工委的領導被抓起來了,我們這個小 組的名單也暴露了。我的上級—潘承德校長,一向在「白區」工作,經驗非常豐富, 人又非常溫文有禮,生活也很簡樸。

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 我們後來就被逮捕了,三個一起被抓。那是 1951 年三月初的一個晚上,差不 多是九點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家門外頭敲門,門一開,進來了三個人,斯斯文文 的,一進門就問,林主任嗎?我說,我是,有什麼事嗎?他們說,沒什麼事情,請 你到派出所去一下。我心裡知道,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進門的時候,我正在吃油炸花生米。他們一看,揶揄一句:林 主任,挺享受的嘛,還吃宵夜。接著,我就被帶走了。我太太送我到門口,當時我 的兒子才 3 歲,一直叫爸爸,爸爸……。我說不要叫,爸爸馬上回來。之後到了保 密局時,兒子那個叫爸爸的聲音,始終在我腦門裡頭迴盪。 我被捕的時候,妻子還有身孕。我被抓以後,她一個孕婦帶著一個三歲大的幼 童,在學校宿舍裡頭無依無靠地住了一年多。因為這樣,我始終覺得對不起內人, 覺得未免虧欠她太多了;我也對不起我的兒子,他後來是在孤兒院長大的。接任的


校長朱嗣音,對我們還不錯,容許我太太和兒子住宿舍,住了一年多。那時候的食 物是配給制,同事們把吃不完的每個月發的米都給我們家裡,同事們對待我的家人 也都很好。 他們把我抓了以後,先是帶到金瓜石派出所。我進到派出所一看,真的完了, 潘校長在,方老師也在。接著,把我們三個人的眼睛用黑布矇了起來,一起坐上停 在外頭的吉普車。那時,我突然起了一個念頭,覺得這麼年輕就死掉,實在可惜。 雖然沒有絲毫的恐懼,但是才 29 歲,這一生就結束了,未免太短了一點。 同年八月,判決在軍法處看守所進行,我被判了十年,方碩德也是十年,潘承 德被留在青島東路本所。我跟方碩德是第五條起訴,理由是「參加叛亂組織」 。判決 確定以後,我跟方碩德就被押送到新店戲院改建的押房裡。 在新店,方碩德跟我不在同一個牢房。不到一個禮拜,有天,一早醒來,有人 跟我說,老林啊,老林,你那個同事老方,昨天晚上被調走了。怎麼這樣?根據他 們的判斷,像這個情況,突然地調回去,一定有問題。 後來,我從相關的文件檔案裡頭知道,所有的政治案件的判決書,最後一定要 報到蔣介石那邊他親自批。雖然說,有軍法處、軍事法庭,有《懲治叛亂條例》, 但那全是給國際人士看的,最後還是蔣介石一個人的意見。他認為我們這個案子判 得太輕,最後在方碩德的判決書上大筆一揮,親手批寫:方碩德,改變起訴條文, 應該以二條一,意圖顛覆政府著手實行起訴,處死刑。 就這樣,1951 年 10 月 6 日,方碩德又被調回軍法處,第二天他和潘校長就在 馬場町一起被槍斃了。 其實,我們被捕的時候,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被掌握,什麼屁都沒有。乾乾淨淨。 早在我們被捕以前,就費了一番大功夫把那些「財產」處理掉了。 事實上,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一發生,我們支部就開始進行國際形勢分析, 判斷台灣解放在當前是不可能的。韓戰爆發以後,杜魯門宣佈第七艦隊巡守台灣海 峽,以我們當時海軍力量是不夠力抗這樣的態勢的。加上東北有戰事壓力,假如北 海抗不住,日本、美國肯定就去動鴨綠江。當時我們的政府剛剛成立嘛,我們知道 問題嚴重了,正因為有這個判斷,所以我們三個人對當前的工作總結出四個字: 「潛 伏不動」 。一切組織活動進入冬眠狀態。接著,清理財產、不留絲毫把柄。清理「財 產」 ,這財產兩個字是有引號的。我們利用半夜的時候,把資料燒得一乾二淨,過程 中用黑布把燒火的引起的光亮遮起來,燒完之後沖馬桶,就這樣前前後後搞了一個 禮拜,什麼東西都不留下。


從火燒島再次被送回台灣 1953 年,我已經在火燒島。當時,火燒島當局舉辦了一個「一人一事良心愛國 運動」 ,通過安插在政治犯裡頭的奸細暗中推動。這些奸細是專門打小報告的人,雖 然也是政治犯,但沒有政治意識,其中有一些在入獄前原本是軍人,在部隊裡發牢 騷,背後罵蔣介石,於是被抓起來。管理當局就利用這種人監視我們,時不時就打 小報告。管理當局告訴他們注意有「反動言論」的份子,提供當局資料,考核記功 利誘他們。 當局推行一人一事良心愛國運動,要我們刺青,在手臂上刺上「殺朱拔毛」的 字眼。我們不理睬,大家都作無言的反抗。這個所謂「良心愛國」運動到最後沒有 成功。等到最後算總賬,管理當局根據「狗」 (奸細)所提供的資料,知道了其中一 些人有影響力,就把這些人送回軍人監獄。 第一批被送回去的多半是四隊的,有數十個。當時我在第五隊,1953 年初,第 二批被送回到軍人監獄。當局認為這種「頑劣份子」在火燒島對他們的工作不僅沒 有幫助,而且有反作用,這些人對其他難友又有影響力,不好管理,乾脆關在牢裡 好了。第一批送回去的人,火燒島方面給他們做了一個案子,把他們送到保安處刑 求,最後再送到軍法處,通通槍斃了。 我與其他第二批被送回去的難友,軍人監獄也給我們製作一批假案子,說我們 在牢裡發展組織。包括我在內的八個人,被送到軍法處以「二條一」起訴,判處死 刑、褫奪公權終身。但是這假案後來並沒有讓他們得逞。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 打我們小報告的人翻供了。翻供的原因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案子之前也有個假案,本 來槍斃十三個人,可是最後連同告密的三個人也一起槍斃了。這個案例把我們這個 案裡頭那兩個告密的人嚇壞了,馬上翻供,所以我們才沒有被殺。

兩個死罪 1954 年在軍人監獄的假案最後沒有被做成,我和其他七位難友因為這個案子身 背了整整兩年的「二條一」 。一個死罪揹在身上,半夜三更什麼時候會被叫出去都不 知道。在差不多同一個期間,我又從軍人監獄被調到保安處。 在此之前,1953 年大概是 9 月的時候,金瓜石瓜山支部爆發了新案,我們被捕 都快要三年了,竟然又有新案,令我感到詫異。這個案子裡頭總共抓了 11 個人,在 當時是轟動社會的大案子,整個金瓜石礦區差點被翻了過來。 案子第一個被抓的是時雨中學的教員鍾福天,據說他在保安處被刑求得很厲 害,最後亂招認,把他記得出名字的人說了出來。1951 年金瓜石支部的案子,潘承


德與方碩德都犧牲了,只有我林學禮還活著。就因為這個緣故,又把我給調回去保 安處,從頭來一遍再審、再刑,弄得我苦不堪言。 金瓜石案人數很多,是個大案子,也意味著獎金很多,多到令人難以想像。更 何況,這個案子發生時匪諜案的高潮已經過去了,竟還有那麼大的案子。對於辦案 人員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難得機遇,破了這個案子等於是立了一次大功,所以這 些人辦起案子來很賣力。一旦他們賣力了,就表示我老林要完蛋了。我是瓜山支部 唯一的活口,他們一票被逮進來,弄不好會判死罪的。我被提調到保安處以後,他 們照三餐審訊我,過程實在是一言難盡。不過,期間有幾個關鍵的破綻,讓我在面 對審訊的時候就有了信心。 我想,被捕的人要是硬要供稱我們有「關係」,那我就完蛋了,這是沒有辦法 控制的事。但是,我被提調了幾天,竟沒有人安排來與我對質。這或許也表示了他 們並沒有因為刑訊而亂咬。就我坐了三年監獄的經驗,他們怎麼問我的話,我的回 答一律是簡單不囉唆的,不多講什麼。最後,審問的特務頭子犯了一個錯誤,他們 說,林某人啊,反正你死定了,我告訴你,為什麼你這個案子,三年之後又挖出來? 你知道嗎?我低頭不吭氣。他說,告訴你,是你命該絕!去年大颱風,潘承德宿舍 天花板塌下來,掉了一大堆匪情資料,有匪書、有《光明報》。學校向派出所檢舉, 人證、物證俱在,你逃不掉了吧!他很得意說著。我一聽,心中大為寬心。我當時 心想,這混蛋講什麼話,我自己處理得那麼乾淨,什麼雞毛蒜皮都沒留下來,哪有 什麼一大堆資料?老兄,我資格比你老啊!你根本手裡沒有東西,完全是唬弄我。 審訊的時候上了刑,刑了幾個小時,把我刑到小便、大便通通出來了才肯停止。 對於刑求,我已經有了經驗,知道用刑之後絕對不能躺到自己不能動為止,一定要 坐起來、要動一動,否則就真的起不來了。到現在,我命硬、身體還很好,只是腰 不行,會痛,蹲不下來,就是刑求的時候被打傷的。這個特務,不知道我的底細, 說在天花板找到東西,這傢伙講話講過頭了,碰到我經驗比他豐富,完全沒有這回 事。就這個破綻,讓我終於忍著刑求到最後,堅決不吐露任何訊息。 1953 年金瓜石這個舊案翻新,他們說我是支部的領導人,最後被「二條一」起 訴,加上在軍人監獄被羅織的發展獄中組織案,身上同一個時間揹了兩個「二條一」 的死罪。結果,1956 年初判決下來了,金瓜石舊案翻新的罪在判決的時候沒有成立。 我的罪證沒有成立,其他難友當然也不成立,除了鐘福天以「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為由被判了 12 年,其他人最後多半是感化結案。

重返教學 1963 年,我坐滿 13 年牢,從 29 歲被關到 42 歲,終於出獄了。出獄之後,我


到楊梅的私立大華中學教書,教了三十九年才退休。休息了一兩年後,校方又打電 話來,叫我再去幫忙,這一幫又幫了十一年,做到 81 歲才正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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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禮前輩口述歷史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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