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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定位 - 讓 歷史重光

目錄

- 民 間團體對應狼政權的變局

- 青 春暗無天日

中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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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與身的陷墮 :淌血雪獅與吶喊

- 胡 溫十年 :從貪腐看中國政治改革

- 悲 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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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爾滋或其它 :少數民族與龍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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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國民教育的問題

內地教育經驗自述

文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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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面六四創傷的動詞變位

- 教 師的政治教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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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場染過的紅色 - 烏 坎與宗族政治 46

行動現場

SHALL WE TALK

內地基層民主的實踐和想像 ─

- 改 變從草根做起

工人的振臂與失落 ─

- 議 席爭奪等如位置之戰?

- 中 國搖滾 :從一無所有的紅布上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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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實踐

這黨的模式 ─

- 逃 呵,又逃回這中國、模式

當學生變成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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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又到春夏之交。

年復年,我們對民主、自由與公義的關注與討論,都會於此時踏入高峰期,我們坐

在舞台與擴音器前。我們手持蠟燭,我們高唱自由花,我們談要爭取公義。

但隨著香港社會矛盾的湧現,我們急於把怒氣宣洩,而內地人卻諷刺地成為我們要

群起聲討的對象。當我們大罵內地人不義的同時,卻雲集在維園聲稱要為他們討回

公義,但又甚少關心中港兩地共同面對的體制問題,當中所展示的,到底是一套怎 樣的「追求公義」指標?

六四鎮壓令人髮指,即使廿三年過去再看當年片段,作為年輕編輯的我們也難掩憤

慨之情。但當回頭看看今天的香港,政黨和媒體討論八九至今的社會發展形勢間的

扣連時,多停留在如軍車何時入城,或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紀事表等表面的問題,而

缺少關於整個影響中港發展的體制問題探討,反而一味手持「平反六四」的「道德

利劍」在高位發號施令,主宰著群眾討論的路向與可能性。我們認為這樣的「反思」 並不足夠。而這,正正是我們堅持每年要出版本刊的原因。

面對社會矛盾,近年香港出現不少關於出路的主張,但幾乎都把與我們一河之隔的

中國大陸排除於討論之外。編輯們討論出版定位的過程中,堅決不認同香港是避暑

山莊,反應正視中港兩地共同面對的體制問題。與此同時,八九當年的社會問題其

實不少殘存至今,甚至有擴散和深化的跡象︰但當主流政黨和媒體再談六四時,甚

少貫穿時代脈絡進行完整的梳理,故我們期望透過點出當前中國問題,反思目前行 動是否足夠。

另 一 方 面, 體 制 問 題 仍 蔓 延 至 多 個 社 會 範 疇, 除 了 眼 見 的 政 經 制 度 上 的 傾 斜 與 不

公,政權亦在逐步從文化的「軟」方面入手,試圖縮窄我們思想的空間,並奪取話

語的優先權,而文化擂台成為我們的重要戰場。在建制進迫下,探討民主實踐的可

能性與局限,便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決定我們進行社會運動能帶來的影響,

也能對年復年壟斷市民議政方式的官僚機構,提出嚴厲質疑。

出版過程中編輯們遇到不少難關。起始,因搜尋內地資料遠比我們想象中困難,導

致時間失算,而令我們討論主題,與刊物定位過程非常艱鉅,撰文進展嚴重滯後亦

使編輯們身心壓力龐大,一度士氣精神跌進低谷。但正是出於對目前社會輿論心感

不妥,堅持抗衡主流論述對六四事件話語權的壟斷,並揭破偏頗而不全面的六四說

法,我們堅持做下去︰直至五月三十日清晨,我們趕起了全部稿題付諸送印。

可能我們執筆多寫百篇文章,都不可能推翻建制不公,但我們深信話語權爭奪的重

要性。文字,永遠像種子,隨風飄散︰我們不會知道何時,這顆種子會植入哪位正 在閱讀此刊的讀者的心。然後,發芽、擴散,再擴散。 最後,願所有為公義努力和犧牲的人,都能被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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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提倡以一國兩制的制 度應用在香港主權移交一事上,向港人承諾香港的資本

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港人大可放心「馬照跑、舞照跳」。中 共提倡一國兩制,很大程度當然是要安撫香港人的恐共心態。 而八九年發生了六四事件後,港人的恐共情緒自然有增無減, 對回歸前途失去信心──擔心一國兩制一說只屬空話,香港回 歸後會一夜染紅。 回歸已經十五年,香港沒有一夜染紅,資本主義的制度運作依 舊,多了的就是在社會出現了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 盾。另一邊廂,我們在近幾年來卻又見證著中共對香港的政 經掌控日益明顯:經濟方面,中資大量湧入香港市場已是不爭 的事實;政治方面,行政機關執行西環意志已是司空見慣的現 象,另外,被中共政治附庸的鐵票系統亦慢慢成形。在如斯格 局底下,「一國兩制」的說法即使不是蕩然無存,兩制的分別 亦所餘無幾。

香定 港位

面對「西環治港」和「中港大同」的形勢,不少人都開始為香 港重新定位。從當下的輿論,我們不難察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 力是主張斷絕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堅守昔日英國政府的制度。 然而,英殖時期的政經制度是否如此美好,是否值得我們如此 眷戀?這是我們值得深思的,而石七刀〈讓歷史重光〉一文正 好為我們提供歷史的資源。 誠然,六七暴動以後的「麥理浩時代」一直為人稱頌,當中包 括七十年代以後的繁華盛世和福利政策,但文中所重溯的歷史 正是要質疑這種對英殖政府的錯誤理解。文中指出在歌舞昇平 的另一面,事實上一直存在著港英警察對勞動者的強烈打壓, 以維持殖民時期的資本主義秩序,而底層人民就得無時無刻承 受資本主義的剝削。之後,作者進一步點出所謂的福利,不 單只屬庫房的九牛一毛,更從來不是殖民官賈對勞動者的妥協 和退讓,恰好相反,英資和港英政府其實從中是有利可圖。文 中隨後更引證出英殖的「盛世」是有一個特定歷史時機和國際 格局,事關七十年代末中國開放市場,世界各國的資本都利用 香港作為與中國貿易的橋頭堡。最後,作者為我們留下一條問 題: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底下,資本主義得以在香港存續,留 下來的英資和本地的資本仍能夠繼續壟斷經濟,繼續剝削勞苦 大眾,那麼當下梁振英上台以後,香港資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版 塊又會如何重組,而我們的運動策略又應怎樣回應呢? 這條問題正好由基層發展中心所撰寫的〈民間團體如何應對「 狼政權」的變局〉一文做回應,為我們開拓另一種對香港定位 的想像。作者首先開宗明義,指在唐梁之爭表面上是共產黨與 地產黨之爭,但底蘊其實是牽涉到中共黨內權力集團對香港管 治理念的分歧:究竟唐營與梁營之間,哪個利益集團才更有效 使香港成為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融資基地」。接著, 作者嘗試分析梁營的政綱,從中抽絲剝繭來推想日後「狼政 權」可能會執行的「中國改革特色」政治操作模式,務求使香 港向「一國」接軌。最後,文章嘗試勾勒一些回應「黨人治 港」這新形勢的綱領──民間組織要克服過去處理社會議題上 「去意識形態化」而缺乏願景的傾向,並鼓勵參與者分析和挑 戰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義背後的經濟剝削和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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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龐大。在維穩這方面,這些措施的確效果顯著。 1971 年 7 月 7 日,威利警司帶領警察,鎮壓保釣的示威 者。當時警察出動千多名警察,以一比一的警民比例鎮 壓示威者。威利警司更以灌鉛的警棍攻擊示威者令其頭 破血流。另外,亦由於政府上述的各項措施,令到鬥爭 無法擴大規模。就是 1973、1974 年的社區鬥爭、工人鬥 爭及社會鬥爭,亦是零星而小規模的。70 年代初的示威 運動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正正是因為當時候生活環境困 苦,福利及保障極少而造成的。

讓歷史重光 文:石七刀

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1997 年以來,反 對回歸中國或回歸後社會狀況的聲音一直不絕。面對日益 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各黨派提出了自己關於「中港關 係」的論述。其中一部分人,懷緬港英殖民統治是香港的 黃金年代。那時港英施政為人民著想,特別是麥理浩時期 開始推行的福利改革,讓港人分享繁榮成果、擁有高的生 活水平。他們認爲現在香港比那時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不用説,政府就必定更殘民自逞。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鑽進那個令他們懷緬的 70 年 代。本文嘗試從事實數據和史實兩方面,帶出當時的民生 與政治狀況;以及指出港英政府的利民政策,如福利、大 規模公共服務工程或發展香港經濟,其實並沒有利民目的。 七

首先讓我們翻查 1971 年的人口普查報告:在當時 160 多萬 的勞動人口之中,大概有 62 萬人住板間房、5 萬多人住臨 時搭建的小屋、2 萬 7 千多人住天台、地庫、士多房甚至走 廊。[1] 這些勞動人口的工作狀況亦不佳:有 17 萬多的工 人每週工作 75 小時或以上,其中 1 萬 3 千多名更工作起碼 105 小時 [2]。接近 3 萬 6 千名是 10 至 14 歲的「合法童工」 [3]。 醫療福利方面,當時在新界,每兩萬人才有一名醫生。在 1973 年,包括私人醫院在內,全新界只有 238 張醫院床位。 然而,新界在 1971 年普查的人口,是 66 萬 5 千 7 百人。 那麼,差不多時候的政府開支等數據又如何呢?我們不妨 看看 1969-1970 財政年度的報告:警察開支有 1 億 6 千萬 港元;英軍有 8 千 8 百萬港元;而社會福利,只佔 190 萬 港元。同年度的財政盈餘,卻高達 6 億 1 千 900 萬港元! 讓我們分析一下以上這些數據。為什麼港英政府會在警察 上支出龐大?原因便是因為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鎮壓 了大量反殖團體。暴動以後,警察需要大規模動員去鎮壓 示威者,維持殖民政府的穩定,港府警力增近六成;加上 公安條例出台,需要管制人民遊行集會,種種措施令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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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70 年代的港英政府,亦非一個民主的政權。當時, 所有政黨都是非法的,工會不能設立政治基金參政,也 要經政府批准才可以加盟國際上的組織。行政、立法兩 局全部議員由港督委任,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悉歸港 督統領。連沒有任何實權、只對市政衛生等問題有咨詢 權的市政局,在 1973 年改組前只有 10 名選民人數極少 的民選議員,此後委任、民選議員各佔半數。 繁

麥理浩上台以後,香港經濟有驚人的增長率。這個年頭 似乎是香港市內一片繁榮,民生亦擺脫 70 年代初的困 局。但是,從事實上看,當時是否這麼歌舞昇平?當時 候因經濟增長而施行的措施,最大得益者又是誰? 1975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發表了預算近九億元赤 字的預算案。故此他建議加稅加費,廣達 18 項之多。其 中包括:煙酒稅、公司利得稅、普通差餉、印花稅、娛 樂稅、博彩稅、水費、郵費、商藥登記費、公司註冊費 和銀行牌照等。 [4] 1976 年香港有高度的經濟增長率,高達 18%。港英政府 在這高增長率底下,推行各項增加收入的措施,例如加 地價、房租、稅收及差餉。這些措施令政府在 1977 年 收入大增至 40 億,盈餘達 7 億 6 千 6 百多萬。另外,政 府在 70 年代透過解決徒置區問題,空出大量土地,直接 導致到政府的土地收益由 1976 年的 4.41 億元,增加至 1980 年的 39.3 億元 [5]。要知道這金額究竟有多高,可 以參考當時的入息中位數:1978 年只有 700 多元,1981 年只增至 1000 多元。 綜觀 70 年代的社會福利開支,只佔政府總開支的 4-5%, 80 年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0.5%。1972 年 8 月在荷蘭海 牙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社會工作會議中,國際社會亦批 評「香港沒有一個長遠的、完整的社會發展計劃;只有 為迎合某種特別緊急需要而制定的臨時社會計劃,這種 過於謹慎的社會發展策略,最顯著的兩個例子是免費小 學教育及公共援助計劃的延遲實施。形成這種情況的一 個因素,是香港的自由企業傳統,過分強調經濟發展。」 [6] 這個批評,其實就是指香港長期以來,由於要維持社 會穩定,必須提高社會福利,但是開支卻「過於謹慎」 和勢利的評價。往後麥理浩的施政­,亦不出這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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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收入龐大、福利開支極少,巨額財政盈餘究竟 用在哪裡,又對誰有利?這涉及當時香港的經濟結構。 當時香港經濟的核心,包括銀行、保險、地產,和公共 事業,都是英資大企業控制的。例如怡和控制當時最大 的地產公司置地,亦操控電車、小輪、電燈、電話等公 共事業。另外,發鈔、息率等等關鍵的政府功能,都由 英資財團直接控制。比方說,當時發鈔的是匯豐、渣打 兩家銀行,匯豐更領導設定利息的銀行公會 [7]。政府沒 有獨立的金融機構,70 年初和中期,港英政府的財政儲 備,是直接交回英國政府手中,或是存入上述兩間銀行 的 [8]。港英政府變相為英資金融資本打本、由此將大量 資本交與其它英資財團運用的做法,使英資得以長期操 控香港經濟。港英政府同匯豐的這種特殊關係,是非常 直接而露骨的化公爲私。就是這樣,在一百多年的時間 裡,香港勞動人民的血汗錢,轉化為英國大財團的資本。 在港英政府為英資金融資本累積大量資本的同時,操控 民生要害的大財團也獲利豐厚。中華巴士公司 1976 年純 利達 1 千 5 百 50 多萬、九巴純利 4 千 4 百多萬、香港隧 道公司純利 7 千 2 百 30 多萬……但是,普遍勞動群眾的 生活又如何呢?他們工資的增加,扣除了通貨膨脹、直 接和間接稅、屋租、物價、交通費的增加後,他們的實 際工資大多不升反跌,更遑論當時開工率只有七成的紗 廠工人、四成的布廠工人和五成的製衣廠工人了 [9]。 從以上數據和歷史背景指出,當時候經濟增長的最大得 益者,正是資產階級。政府固然有鉅額收入,但是主要 而言,其實這筆錢,就是被財團投資的工具,最終得益 者仍然是資本家。而一片繁榮的景象背後,普通工人的 實質薪金,有些只有輕微增長,有些更下跌了。 福

麥理浩執政時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其福利政策, 尤其是房屋政策。這個人稱「麥理浩時代」的光輝歲月 裡,香港的民生問題似乎得到完善解決。但這是否真的 港英政府的皇恩浩蕩?還是背後另有原因? 港英政府安置寮屋和木屋居民,其實是因當時政府是鑑 於寮屋火災會為香港政府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才決定 安置寮屋區 [10]。並且,安置寮屋區能令土地有其他形 式的發展用途,而這些發展是能夠令作為地主的港英政 府直接得益的。透過這樣去獲得更多土地空間資源去��� 利,亦是港英政府公屋政策的立足點。[11]

1980 年初,政府鼓勵私人發展商重新發展社區,那就是市 區重建和建構土地發展公司。當時的天台屋,因為這些天 台屋大多時都與該區的私人重建計劃有關,所以成了重點 目標。有關樓宇重建和買賣換轉,是建基於清晰的產權安 排。而天台屋或籠屋則阻礙了業權的轉換。於是私人物業 擁有者就透過《建築物條例》去保障其產權的完整性和可 轉買性,指責天台屋居民「非法佔用」。如此一來,港英 政府介入物業方面的行動,就由能直接牟利的官地,轉到 私人物業,協助私人發展商圖利。這些介入導致天台屋居 民受盡壓迫,面臨遷拆。最鮮明的事例,就是 1994 年荃灣 金輪大廈天台屋的抗爭。 回到公屋居民的情況。1977 年和先前的幾年,公共樓宇的 租金不斷上漲。在 1977 年的施政報告中,麥理浩宣佈不再 以房屋政策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份,並要求今後由公共房 屋的居民去負擔房委會負欠政府的 50 億「債務」。舊徒置 區改建,成為了暴增屋租的藉口。安置區也因為他們的經 濟能力太低,而被政府認為提供公屋予他們是不划算的事 情 [12]。 麥理浩會有這些措施,其實十分正常。因為公屋政策本身, 並不是要成為社會福利,而是為了控制寮屋區、徙置區的 潛在危險。當時居住問題,被政府認為是社會混亂的泉源。 例如,當時的徙置區居民人口混雜,黑社會爭地盤、打群 架、非法聚賭等問題嚴重。1973 年後,政府推行十年建屋 計劃,實質就是一個以新市鎮計劃為主的人口分散政策, 在不同地區大量興建公屋,分散各地的中下和低收入家庭。 透過分散人口,減少貧民聚居帶來的混亂 [13]。說到底, 社會的秩序才是港英政府最關心的事情,而不直接是民生 問題。 拆

當然,公共房屋政策,的確直接改善了公屋居民的居住環 境和質素。但政府有能力去支付公屋發展,其實是經濟發 展的結果。而經濟發展的結果,亦並非如坊間所說,是港 英政府「治港有方」的功勞。 1970-1980 年代,香港轉變成一個地區金融中心,以及恢復 和發展其轉口貿易,導致經濟增長。這經濟增長,主因並 非政府的遠見,而是與世界的政治及經濟關係有關。其中 重要的因素,在於中國開放市場。1970 年代中美建立外交 關係,中共同西方全面修好,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國際 資本開始覬覦中國內地這個龐大的市場。於是,英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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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便發揮了作用。各國資本家利用香港作用對中國 貿易的橋頭堡,外國資本亦開始在香港集資。例如外資銀 行。在香港當時 154 間銀行中,有 120 間是外國註冊銀行。 267 間接受存款的公司中,有 215 間為外資擁有。香港對中 國是淨債權人,在 1987 年末債權達 174 億港元。這種種都 顯示,對中國而言,香港是重要的離岸外貿金融中心 [14]。

[1] Table 6.5.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2] Table 31.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3] 即已登記的學生工和女工 [4] 海風著,〈揭開新財政預算案的本質〉,《中大學生報》, 1975 年 3 月 20 日

在轉口貿易方面,並非由於港英政府的遠見,而與在中國 加工的工業有密切關係。在 1988 年第三季,香港對中國的 總出口、本地出口及轉口中,涉及在中國加工的百分比分 別為 48%、73% 和 37%[15]。

[5] 馮邦彥著,《香港地產業百年》,頁 130,上海:東方出版 中心,2007 [6] 鄧樹雄著,〈香港公共財政史〉,頁 19 [7] 馮邦彥著,《香港英資財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8

總言之,中國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修好、推行開放市 場政策,是香港在 1970 年代末經濟地位根本改變的決定性 因素。若果只看見港英政府的「遠見」而忽略歷史基礎, 實在是有所偏頗。這正如研究英國政治和經濟史的穆爾 (Lennox A. Mills)所說:「分析使香港繁榮的不同背後 因素,出現一個不吉利的相同因子:這些因素大多是香港 力量所不能控制的。」[16]

[8] 「港府外匯、財政儲備和政府現金收支,主要由外匯基金 和庫務署分別承擔管理,再由這兩個機構與有關銀行往來。一 般估計,港府存於各銀行的款項中,匯豐佔一半以上。」馮邦 彥著,《香港金融業百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9] 吳仲賢著,〈評麥理浩的《施政報告》〉,《大志未竟》, 頁 382-384 [10] Smart, Alan.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

p10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Smart, Alan. Making Roo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無論是回歸前或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他們施政的目的,在 於協助資本家牟利和進行資本累積。我們必須放棄對港英 政府的懷緬,而去真正思考我們目前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香港是一個高度依賴世界市場的城市。在一國兩制底下, 香港的資本主義被保留下來,資本家得以繼續壟斷香港的 經濟,繼續剝削香港的勞苦大眾。重構當時的歷史,令我 們更清楚,回到過去並不是一條出路。因為現時香港出現 的民生問題,是港英時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延伸。打破現存 的制度是必須的,但也不能夠依靠某一政權恩賜福利給我 們。

,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1990 [12] 同註八,頁 385 [13] 同註五,頁 216, 221 [14] 吳仲賢著,〈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大志未竟》, 頁 39 [15] 廖柏偉、王子漸、宋恩榮、劉佩瓊,《中國改革開放與珠 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頁 31,香港:南洋商業銀行, 1992 [16] 同註十二,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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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間 團 體­ 如 何 ­ 應 對 「 狼 政 權 」­ 的

文:基層發展中心

2012 年 3 月 25 日,梁振英在香港人近乎預知的 情勢下,當選成為第四任特首。和以往「擺明欽 點、容許陪跑」的方式不同,今次競選出現建制 派內「默許競爭」的變數,引發期間出現種種政 治醜聞,互相攻擊。有論者戲謔今次競選是「共 產黨對地產黨」之爭,也有指是「老董回魂、敗 部復活」,更有人憂慮今次是「西環」與「中環」 苟合下的「幹部治港」。對於「狼政權」的出現, 香港人不應抱持「剝花生、等睇戲」的心態,民 間社會更不能被一些「假大空」的競選承諾所麻 醉,必須在新形勢下調整戰略、為長期抗爭作好 準備。

香 港 是 一 團 矛 盾、 錯 綜 複 雜 要了解「狼政權」未來的政治操作形式,必須對 其產生背景作出分析。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歷 了「商人治港」和「官僚治港」兩個階段。中共 一直聲稱堅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但經 歷了 2003 年超過 50 萬港人上街反對「廿三條立 法」後,北京已經開始改變治港的戰略方針。表 面上,以曾蔭權為首的官僚集團被安插「暫時管 理」香港,以維持「港人治港」的招牌,但實質 上,北京以不同形式介入香港事務,所謂「高度 自治」其實已經名存實亡。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廖 暉 曾 形 容 香 港 是「 一 團 矛 盾」,錯綜複雜。他力挺曾蔭權的「官僚治 港」,拉住大財團維持「經濟發展」,造成 香港今日「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等深 層次的矛盾。過去八年,北京的經濟大禮不 斷送,資本家的口袋財源滾滾,但社會的深 層矛盾卻愈積愈深!北京對曾蔭權自以為是、 倒向財團的施政作風雖有不滿,但令北京最 耿耿於懷的,是特區政府並未有落實北京期 望「人心回歸」的戰略目標,反而經常被港 人用所謂的「香港核心價值」,作為「保衛 兩制、抗衡一國」的借口,令中共長期處於 被動的狀態。

「狼政權」是中港矛盾的產物 今次特首選戰引起的震盪,表面上是源於香 港內部階級利益重組的爭奪戰,以梁振英所 代表的專業菁英、中型資本家集團,聯合土 共所代表的基層利益集團,向地產商為首等 大財團的主流利益集團作出的一次挑戰。但 挖深一點來看,這種矛盾的背後,更牽涉到 中共黨內權力集團對香港管治理念的分歧。 中聯辦與港澳辦的矛盾,不只是官場的人事 鬥爭,更涉及對治港意識形態及話語權的爭

奪,即對如何建立一個能落實北京「統治意圖」 的「管治班子」,將香港由「反共基地」,變 成讓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融資基地」 的戰略思想分歧。 今次特首競選最大的特點,是北京默許建制派 出現「內部競爭」,並開出「比民望」的準則, 造成民意能左右選情的一種假象。其實,這種 「默許的內部競爭」,只是中共在 2010 年政改 方案通過後,為香港在 2017 普選特首「試水溫」 作準備。如果認識到「先認可、再競爭」將成 為未來特首競爭的遊戲規則,今次讓梁振英「入 閘」,就變得可以理解。對北京來說,普選算 不了甚麼,只要結果可以預知。至於梁振英今 次能夠「爆冷贏出」,固然和他處心積慮部署 參選有關。他彷彿洞悉先機,主動走進社區、 聆聽民意,令基層大眾受寵若驚,成功建立「改 革者」的形象,民望一直領先對手。本來,政 治醜聞令建制派出現前所未有的大撕裂,已成 鷸蚌相爭之局,但「薄熙來事件」逼使北京決 心挺梁。對中共而言,香港只是癬疥之疾,既 然兩個候選人都能接受,北京當然不想局面亂 下去,以便騰出手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動 手術處理薄熙來這個「心腹大患」。可以講, 「狼政權」是中港政治矛盾夾縫下的早產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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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 中 求 變 」: 新 政 權 政 治 操 作 的 密 碼 不管梁振英是否「紅岩兒女」,以他在香港政 壇的資歷、聲望和人脈關係,沒有中聯辦居中 協調,不要說有效管治,連組織班底也有困難。 因此,「狼政權」並非如想像中那麼強大,真 正令人憂慮的,他的政治地位已由一個特區的 「管治者」降格為「管理者」,事事聽命中央。 城中流傳北京要求梁振英任內完成四大政治任 務的說法 ( 包括政改方案、23 條立法、收拾港 台及國民教育 ),雖然不無道理,但梁振英比 誰都明白,不能穩住政權,任何任務都無法完 成。 要解拆「狼政權」日後的政治操作,我們實在 無需急於在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中尋章覓句,因 為按中共的政治遊戲,最重要是掌握政策精神 的微言大義。「穩中求變」是梁振英競選特首 的政治口號,或可視為「狼政權」政治操作的 一個密碼。觀乎「狼政權」建立過程的種種部 署,我們認為其基本戰略是:「以變求穩、以 穩求變」,中心任務是:使香港向「一國」接軌。 梁振英為何急於在當選之日,即表明有意參與 2017 年直選特首,因為他知道作為一個「三低 特首」,必須向北京表明戰意和心志,同時向 所有覬覦大位的對手作出示警,以便爭取時間, 以兩任時間,分階段期完成任務。因為十年任 期屆滿之日,正是「一國兩制」落實一半之期。

4. 規範政改:為了部署連任、延續政權,在政 制設計方面會為特首選舉「提名門檻」設限,防 止泛民政客有機可乘;在立法會選舉設計上鑽空 子,以延續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機制。 5. 經濟轉型:順應社會對「地產霸權」的不滿, 調整社會各個利益板塊,改變以「房地產」一業 養百行的經濟模式,重點發展「金融業」,以配 合中國經改及進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需要。

萬「 變 」 不 離 其「 中 」 為了有效管治,相信梁振英在第一個任期的基本 戰略是「以變求穩」,盡量推出大量能包攬民意, 取悅民心的政策,「偽裝」成為改革者,解決香 港貧富懸殊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問題。由於董建華 前車可鑑,梁振英為了鞏固政權,理順管治隊伍 及調整利益板塊,會更加重視「運動群眾」的策 略支持施政。至於大量敏感和爭議的工作,他將 會視乎他任內兩屆立法會選後的政治形勢、建制 派利益板塊重整,及港人對他大派糖果後用「糖 水蛙」的反應,務求做到「以穩求變」。我們 估計「狼政權」一套極有「中國改革特色」的政 治操作模式將會登場:

6. 收拾人心:透過收編及改造教育、媒體、文 化等意識形態宣傳機器,淡化港人多年來建立的 「市民身份」和社會價值觀,逐步向「國民身份」 轉型,完成邁向「一國」的方向接軌。

1. 社會改革:在社會民生問題上進行「有限度改 革」,改善社會分配以減輕社會矛盾,但只會推 出一些「針對性」的扶貧、利民措施,卻迴避種 種長遠的社會改革 ( 例如全民退休保障 )。 2. 訴諸群眾:為了克服小圈子選舉認受性的不足, 擺脫議會及民調對施政的制肘,「狼政權」會經 常直接訴諸群眾,以強勢政府的姿態,挾民意/ 民粹反過來壓倒立法會的民意代表。

民 間 團 體 如 何 應 對 「 狼 政 權 」 的 變 局 「民主回歸」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間社會的共 識,透過「雙普選」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是港人一直爭取的目標。在維持資本主義生活方 式不變,建立一個公義和均富的社會,則是民間 團體一直堅持的理念。可是,回歸十五年來,政 府施政一面倒向地產黨/大企業傾斜,金權政治 令香港的階級矛盾不斷惡化。選舉制度的扭曲, 固然令立法議會無力制衡行政機關,但政黨政客 沆瀣一氣,亦令市民的失望和不滿,造成民粹主 義抬頭。統治集團過去賴以整合社會的一套「社 會共識」逐步瓦解,管治的能力早已失效,香港 社會長期陷入全面危機之中。

3. 管治聯盟:以「招降納叛、分封酬庸」解決建 制派內的不滿,在新的管治聯盟下建立強勢政府, 維持有效管治;利用問責制「派官」,大批扶植 及培養建制派的管治梯隊。

­民 間 團 體­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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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對「狼政權」未來的政治操作,民間團體可 以做的工作極為有限,但卻極為重要,因為只有 人民的真正醒覺,才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以下 幾點,只是一些可供討論的建議:

民 間 組 織 的 應 對 策 略 民間組織過往在爭取「改善民生」和「捍衛民權」 的議題上,有清晰的訴求和行動策略,也有明顯 的鬥爭對手和群眾基礎,但在回應政治問題上卻 顯得有心無力,缺乏政治動員能力,難以對當權 者產生實質威嚇。 面對「狼政權」來勢洶洶,部份泛民政黨「靠食 老本」,在議會內蹉跎歲月、無所作為;部份社 會動員團體 ( 如民陣 ) 只能繼續以「人頭策略」, 定期動員市民上街表態;而一些堅持直接行動的 社運群體不斷遭到打壓及檢控,情況看來相當不 妙。但在「空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和「眼見群 眾運動走向民粹」以外,是否仍有出路呢?民間 社會內不同的組織都要深刻反省,在新形勢底下 為自己重新定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上做 好準備。 在思想上,民間組織對「狼政權」主動進提出透 過改善社會分配、改善民生的政治姿態,必須保 持警覺,因為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權,透過 「經營民望」,就有條件進行其他政治任務。團 體要有充足的思想和論述準備,克服過去處理社 會議題上「去意識形態化」而缺乏願景的傾向, 在組織基層爭取社會改善資源分配的同時,鼓勵 參與者分析和挑戰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義背後的經 濟剝削和權力關係,讓基層敢於質疑當權者維持 統治的所謂「社會共識」,建立自己對世界的理 解和論述,抗衡植根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政治無 力感」。

應 對 「

1. 加強社區的培權工作: 加強群眾的政治培權教育, 抗衡土共的民粹力量 在政治上,團體必須認識到,「狼政權」並非人 民的真正選擇,無論梁振英提出的社會改革建議 有多大程度改善民生,其政治操作都是「抄襲」 中共維持專政或維穩的手段,任何改革建議都只 會是零碎而不徹底,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目的只 是為了鞏固政權,完成使香港邁向「一國」接軌 的任務。「六四事件」後催生的港式政黨政治, 長期以「民主」建構政治光譜,令一些標榜民 主,卻奉行一套極右市場經濟路線的政黨,可以 左右逢源。香港政治意識形態長期保守右傾,根 源不單在於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議員身上,同 時亦存在於打著民主旗號的泛民議員身上。「狼 政權」雖以一個「中間偏左」的改革者形象出現 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但卻迴避作出全面的社會改 革,因此,民間社會急切需要壯大「民主左翼」 的力量,盡快建立一條「泛左」的社會運動戰線, 揭露「狼政權」在政治上虛偽性。 在組織上,民間團體的長期優勢在於扎根社區、 貼近民眾,但當「狼政權」已經學會走出建制 和議會,直接走到社會中運動群眾,訴諸民意或 民粹力量,藉以強化政權的實力,反過來製造社 會共識、領導民意。團體在新形勢下必須更積極 在地區組織基層大眾,建立有動員能力的行動網 絡,做好民眾的培權工作,再不能依靠宣傳噱 頭、輕視社會論述;只重行動報導,忽視群眾動 員的組織問題,令民間運動流於「形式主義」和 「改良主義」,缺乏對當權者產生實質威嚇,更 遑論可與之討價還價。

2. 改善民間組織動員力: 要走入社區不斷接觸群眾, 以行動網絡增強動員 3. 連結社運團體的力量: 壯大民主左翼的社會運動, 推動社會全方位改革 4. 激化菁英集團的矛盾: 揭露幹部治港的社會危機, 爭取中產的進步力量 5. 弱化管治集團的認受: 持續打擊狼政權的認受性, 逼使梁振英無法連任 6. 抗衡中共插手的滲透: 堅守六四廿三的政治防線, 捍衛人權法治的底線 香港爭取民主普選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但 普選的真正意義不應只是一人一票的「票箱民 主」,普選的價值必須要能落實社會經濟公義, 才真正體現「權力行使的正當性」和「社會分配 的公平性」,但前提必須依靠人民的真正醒覺和 持續的行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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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事件作為一件能集合港人關注內地事宜 的契機,其關注的層面和範圍值得重新

檢視:到底是否千遍一律地喊上一千次、一萬次「平 反六四」和「追究屠城責任」就代表我們已對祖國 問題盡了點綿力?對於學生當年,以至今天社會底 層對政權的哭訴,我們又是否全盤理解?若然不是 的話,中國現場一版面正要擴闊陷於形式化的公眾 活動所未能處理的議題。走進中國現場,我們不難 發現,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目前體制內的兩個不同 集團,一個權力集團長期凌駕於廣大人民之上。而 近些年層出不窮的香港社會問題,若要解析,或許 中國的社會結構體制問題將能成為香港的參照。 〈逃呵,又逃回這中國、模式〉、〈悲世界如此狹

中國現場

小又逃回-這黨的模式〉二文以「中國模式」作 起點,嘗試解構「中國模式」的實質內容,並宏觀 地分析模式內千絲萬縷的政經關係。文章同時指出 在如此「中國模式」運作方式下,中國需要面對的 種種棘手問題,勾劃出國家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 質素下降之間的相矛盾之處。緊承〈模式〉中談及 的中國官員貪腐問題,〈胡溫十年:從貪腐看中國 政治改革〉論述了在一黨專政、黨利益優先於國家 利益的政治背景下,「反腐」和「維穩」這兩類政 策之間互助卻又彼此排斥的矛盾關係,以及為何在 中國,徹底解決結構性貪腐問題是如此遙不可及。 二文從宏觀體制上說明中國廣泛民眾將受制於此。 在同一模式下,另一邊廂卻是其他處於社會低位的 人的掙扎與呼喊。〈青春,暗無天日〉聚焦「中國 模式」體制下的其中一個社會問題 -- 學生工。不僅 是描述掌權者對這個底層群體的壓迫,文章更嘗試 藉學生工現象去剖析受壓方的心態,指出面對壓迫 的個體不能有效形成有規模、有組織的抗爭群體的 原因。〈心與身的陷墮:淌血雪獅與吶喊〉、〈華 爾滋或其它:少數民族與龍共舞〉集中討論國內少 數民族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前者從政治、經濟和文 化政策方面尋找藏漢對立的問題癥結;後者則以藏、 維這兩個中國「分離主義大宗」為例,分析中央政 府如何與各具不同資源及國際形勢的少數民族互 動、周旋。 「六·四」事件,晃眼一過二十餘載。每次悼念,我 們聽到的永遠不外乎是當日中共如何血腥鎮壓、死 了多少人云云,學生爭取的實質卻彷彿已被我們遺 忘。但「六•四」從來就不曾因為時間流逝而與我

前言

們漸行漸遠。昔日學生在廣場上以血表達出反貪腐、 要民主等訴求,只是時至今日,不僅腐敗現象未得 紓解、民主到來遙遙無期,侵權、壓迫以及各式的 打壓更是綿延不絕地出現在我們眼前。 這是一個人們一直在問卻還要一直問下去的問題: 祖國,你怎麼了?祖國,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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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就那麼50元生活費,根本就不夠。」 「到了月底,不夠錢,每天就靠吃方便麵,一盒過一天。都這年頭了,還要挨餓…」 「我們學校有一百多名不滿16歲的同學被送到廠裡去了。」……

青 春 , 暗 無 天 日 ∣ ∣ 當 學 生 變 成 工 人

2011年9月10日教師節,69名「貴陽國防學校」的學生以自 製短片的形式,透過網絡向社會發出「喚醒教育者良知」 的求救信號。這群多數在1990至1993年出生的學生,在短 片中控訴校方視學生為賺錢工具、侵犯學生權益,但當他 們向當地教育局投訴時,卻被反指「懷有不良目的」 [a1] 。 這69名學生,是中國的第一批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生,也是 全國每年被賣至流水線的2000萬學生工中的小小一部分; 而他們的行動,正正打響了國內學生工維權的第一砲。

你從哪裡來,學生工們? 學生工,這樣的一群少年:他們進入職校,希望通過教育 獲得一項技能,可卻被學校以實習名義送上流水線充當工 人,同時還需要面對來自工廠和學校的雙重壓迫。他們, 是中國高速發展的職業技術教育(以下簡稱職教)和全國 勞動力持續短缺現象的共同產物。 職校是中國現重點開發的中等職業教育中的一部分。所謂 的中等職業教育,包括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職業中 學,旨在為社會輸出初、中級技術人員及技術工人。學制 方面,初中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基本學制為3年,高中畢 業的則以1年為主。而其課程設置分為公共基礎課程和專業 技能課程兩類:公共基礎課程包括語文、數學、英語、電 腦應用基礎、體育與健康教學指導綱要、物理及化學;專 業技能課程則因學生所學專業而異。 自80年代改革開放,國內工業發展迅速擴張,為配合國家 「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要,國務院決定改革中等職 業教育結構,職教發展因而一度蓬勃。至90年代末期,由 於國內高校「擴招」,及因國有經濟改革而出現大量國有 或集體企業單位經營的職校倒閉,職教發展出現停滯[2]。 然而,隨著踏入新世紀後國內的又一輪工業擴張及2002年 中國加入WTO,市場對產業工人的需求大增,政府再度提及 發展職教的重要性並將其提升至「科教興國」的國家發展 戰略高度。其後數年間,中國政府加快職校擴張,並將其 大量私有化;國務院和教育部辦公廳亦連續出台若干有關 職教發展的規範性文件(部份文件見下表)。縱觀過去10 年,中國職教政策正不斷因應市場情況而調整,並逐漸形 成以市場、就業為導向的教育方針[3]:

文:W.A.L.K.

年份

文件名稱

相關內容扼要

2002

《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 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 決定》

‧要充分依靠企業辦職業教 育,開展“訂單”培訓,加 強職業教育與勞動就業的 關係 ‧堅持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 並重

2005

《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 業教育的決定》

‧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 合作的培養模式 ‧“2+1”模式:前兩年在學 校學習,第三年到專業相對 應的企業實習

2007

《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 管理辦法》

‧明確規定安排學生實習 前,學校、用人單位、學生 本人或家長要簽訂書面協 議,明確權利義務 ‧規定了五種不得安排的情 形,包括不得安排一年級學 生到企業等單位頂崗實習, 不得通過仲介機構代理組 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等

2008

《教育部關於進一步深化 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 若干意見》

「學校要…保證學生頂崗實 習的崗位與其所學專業面向 的崗位群基本一致。」

2010

《關於應對企業技工荒進 一步做好中等職業學校學 生實習工作的通知》

‧將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緩解 技工荒的重要手段 進一步強調了專業對口原則 下的頂崗實習、「三方協 議」、實習的時間以及學校 應當承擔的責任 ‧規定了為頂崗實習的學生 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和學 生實習責任保險

十年以來,與職教政策調整同時出現的是持續性的全國「 用工荒」。2004年起,東南沿海地區出現非季節性勞動力 短缺現象,標示國內勞動力價格呈上漲趨勢;又,2010年 動工的「西部大開發」新重點工程,令「民工荒」影響範 圍擴大,加上2011年國內經濟回暖,企業的用工供給進一 步下滑,勞動力成本卻不斷增加。 就是在國內如此工業發展擴張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共同作用 下,職校學生成為企業廉價勞動力替代品的趨勢浮現,而 2005年出台之《決定》所大力推行的「前校後廠」、「校 企合一」模式,更是令該趨勢迅速定型。

自此,我們的身邊多了一批「學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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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板上的「豬仔」 在缺工潮和勞動成本上漲影響下,廉價的學生工佔工人總數比例 不斷上升,不少企業的學生工比例甚至超過法定限額。例如,根 據《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和畢業生就業見習條例》,企業內 實習人員人數不得超過30%,但深圳富士康很多生產線上的學生工 比例已達36%,去年罷工的佛山本田學生工比例更達70%! 那,為什麼學校和企業會不顧法規地將學生大量輸送至流水線? 地方政府又為何任其放任自流?答案很簡單:這些職校學生,是 政、企、校的共同交易品,是這三方互惠互利、「三贏」局面下 的犧牲品、大輸家。 2010年的《通知》以中央政府之姿態提出以職教解決「用工荒」 問題,因此把學生引入工廠似乎只是在響應中央號召,並無不 妥;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氛圍下,不少地方政 府均以「供應大量學生工」吸引外資,故少不了用行政手段干預 學校相關決定。如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下文要求省內各職校 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 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 伍」[4]。為解決引資項目,政府對職業學校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 綁架,結果是外資順利落戶當地,職校學生卻被政府間接賣給企 業,毫無選擇地「被擇業」。 企業則自然是樂得撿了這個大便宜。這些「實習生」乃現成勞動 力,可高效解決廠家們「招工難」問題。而學生們的工作時間和 工作強度雖與普通工人無異,卻因不受《勞動法》保護,企業無 須為其購買社保,故發生意外時廠方可與學生私了而無需支付更 大數額的賠償金。此外當效益欠佳時,廠家還可隨時要求學校召 回實習學生而無須支付經濟補償金,學生們可謂是「呼之則來, 來,三年光陰和高昂學費,換來的僅僅是一紙畢業證書。 揮之則去」,毫無任何保障。同時學生還面對沒有最低工資保 集體:刺耳的沉默 障、沒有加班補償等剝削。 除克扣工資、以「不實習就不能畢業」強迫學生實習外,許多學校 然最令人髮指的還是作為學生工直接輸出口岸的職校。學生實 往往在開學半年後就把學生送往工廠(參照表格:《實習管理辦 習,表面看來可賺取收入、幫補家用,但實際上學校在學生上崗 法》,2007),並且未按要求為學生購買任何保險(參照表格: 前後不斷向學生收取各種名目之費用(如學費、實習管理費、介 《通知》,2010);在工廠裡,學生往往被迫加班(如在東莞土塘 紹費等),是以學生每月收入遠遠低於原定數額;或是校方要求 工業區內某一日資電子企業的學生,曾在一個月內加班120多個小 工廠直接將學生工資撥入學校帳號,學生每月獲發一定生活費, 時[5])而沒有加班補償費,同時工作條件惡劣(如在需大量使用 差額中被學校私自克扣了多少卻是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學校礙 有毒化學物質的崗位工作,卻只獲配沒有任何過濾功能的口罩); 於來自政府的壓力或是在利益驅使下,只重輸出學生人數多寡, 此外還有專業不對口(如桂林舞蹈中等職業學校逼女學生陪酒[6] 卻極少顧及實習工作是否與學生所學專業相銜接,儘管2008年的 、讀駕駛專業的學生被送至車間組裝手機殼[7])等不符合國家規 《意見》和2010年的《通知》均明確要求頂崗實習要符合專業對 定的壓迫現象。 口原則。種種管理亂象,不僅顯示出學生受教育權被剝奪,並淪 為學校的賺錢工具;學生更是不能在工作過程中進一步了解所學 其實學生工的境遇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糟糕。然而查閱各式資料,有 專業,實習結果與中央政府「工學結合」的初衷事與願違。到頭 關學生工如何被壓迫、剝削的情況,往往來自於個體此起彼伏的控 訴,整個受控集體卻只說出擲地有聲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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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將同班乃至同校學生分配至不同生產部門、廠區的做法十分 常見。同時,廠方亦嚴令禁止學生在工作期間進行交談。表面看 來這種做法是為確保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但這種切斷溝通的政 策,其實也是避免大規模學生反抗的一種手段。社會心理學中「多 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一詞描述了如此情形:「群 體多數成員私下拒絕一種行為模式,但是錯誤地想像其他大多數人 都接受它」。這表示某些看似被接受的事物,其實是大多數人不喜 歡的。企業正是利用這種心理,透過促成學生間的「零交流」,讓 每個學生都因擔心將被標籤、獨自面對遭秋後算帳之風險而自行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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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這個約兩千萬人口的龐大群體也因此鴉雀無聲。 在處於權力優勢的企業以切斷溝通造成「多數無知」情形 時,學生個體也往往因害怕負上抗爭代價而選擇沉默。在 這種實習制度下,學生面對的是同時來自政府、企業及學 校的三重強大力量,不僅抗爭成功的機率極微,一旦失 敗,用學生的話就是「別想混了」。這對於無一技傍身、 希望日後尚能維持溫飽的職校學生,無疑具極大威嚇性。 個體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為避開抗爭代價而最終選擇 接受不公。也正因如此,壓迫得以繼續猖狂,受壓迫群體 卻一直缺乏有規模、有組織的抗爭行為。 然而,這些還不是最壞的。個體在不斷的壓迫中尋找合適 的「心理位置」,調節自身心態以至能心平氣和地面對、 接受壓迫,那才是最令人擔心的。因為這從思想上抹去人 們的反抗意識,徹底扼殺個體說「不」的可能。在一些訪 問中,不少學生認為在企業實習能「在痛苦中鍛鍊意志」 、「見識世面」;此外,亦有學生覺得富士康13連跳中的 死者「在心態上、人生思想上有問題」,責任出在個人而 非校企二方。這些觀點,令學生面對剝削,選擇的是留下 而非反抗。學生們順應現實而進行心態上的自我調節,的 確能讓自己於實習期間在心理上好過些,可最終造成的對 不公的麻木,卻使得整體對壓迫見怪不怪,並停止為自己 爭取權益。

一起還學生們一個公道 政府推行「校企合作」的中職教育模式,或許原意是好的,但由於落實 時缺少具針對性的細緻規劃(如未能設立專門的監管部門、欠缺全國性 監管條例等),政策推行結果是一團糟。壓迫下的學生工看似離我們很 遠,可他們卻是存在於世界每個角落(例如在日本及韓國都有以實習為 名而進入工作的移工),也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例如本港許多本科生 均要按課程要求進入企業實習,卻只獲得遠低於最低工資的酬勞,有的 甚至不獲分文)。全世界的學生工可謂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都面對 著各式各樣的壓迫。而普羅大眾,對他們卻是肩負著一定的責任,因為 我們的許多消費品,如Apple和Nokia,都是生活在層層剝削下的學生工 的勞動成果。 面對無良企業的侵權行為,現階段的香港還未見任何消費者與企業之間 的有效對話,社會上也不見出色的消費者運動,更多地還是依靠一些關 注工人權益的團體的相關報告及揭發行動,靠這些組織在相關議題上的 「批判性參與」,通過給企業造成壓力以改善工人的處境。雖然市民與 企業的資源、能力不對等,港人仍能通過聯署、捐款予有關團體等行動 向企業表達抗議。 我們往往很快能留意到普通工人的權益是否受到侵犯,但卻十分容易忽 視那些更容易受到傷害的群體,比方說,學生。學生工現象是打著教育 旗號的赤裸裸的剝削和壓迫,是校、政、企三方只顧自己利益、罔顧學 生權益所造成的悲劇。停止這一現象,要的不僅僅是監管體系上的完 善,同時也需要你我等普通市民的一份綿力,哪怕到那一天之前,我們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特別鳴謝:Debby Cheng Yiyi,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成立於2005年6月, 一個主要由大專師生組成的香港民間團體) 參考資料: [1] 〈教師節呼籲行動:喚醒教育者良知!〉,優酷網,2011年9月 [2] 梁淑美〈中國學生工──全球供應鏈下的廉價勞力〉,苦勞網,2011年12月22日 [3] 〈電子業學生工調查報告:職校與工廠聯合壓榨學生〉,網易科技,2012年5月8日 [4] 〈「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職技校批發〉,南方周末,2012年5月8日 [5] 〈「廉價」的學生工〉,每日經濟新聞,2011年2月16日 [6] 〈藝校逼未成年女生陪酒續:仍有學生在酒吧街實習〉,央視國際,2007年1月9日 [7] 〈學生工亂象:成生財工具 侵權現象嚴重〉,工教網,201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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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要民主開放,他們說要均富平等,他們又 說要民生人權。這樣的要求每被提出,代表在中 共政府本身忽略或輕視這些條件。但,這些人民 的聲音不是朝夕間發生的事,如八九民運絕不乏 民主的呼聲,何以慘遭中央的鎮壓,而時至今天 其情況尚未得改善?在持續不懈的組織與運動背 後,亦應釐清「中國模式」的脈絡,認清矛頭, 進行抗爭。 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模式」大致指中國從鄧 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起,由其政治、經濟和社會 三方面的目標及策略所形成的網狀結構,而當中 以鞏固維持黨的權力為模式的頂端。若技術性地 分析中國政府的政策,這模式可分為政治和經濟 分面。政治方面:永遠堅持一黨專政、官僚特權 資本主義。經濟方面:國家控制土地與資本及壟 斷戰略性資源(如天然氣、電訊和公共事業等)、 製造業低價出口、逐步民營化與私有化、資本市 場自由化。 然而,了解中國模式不應只從政策上分析,還應 了解其話語背後的國際權力關係,以及從歷史角 度去呈現這模式的出現和推演過程。本文將集中 處理這些問題,以助我們去認識了解當今中國議 題的背景及宏觀政經框架。

有個模式叫中國 -話語的生產 自從閉關自守的門被打開後,中國就被捲進複雜 多變的國際環境漩渦,因其經濟軍事等等方面 的實力懸殊而被拒諸門外;內憂外患不斷,尤其 在加入共產主義陣營後,更不被看好,與其他先 發達國家總好像格格不入,國際聲譽一直處於低 位。 事實上,若要談論這中國模式,則難免要追溯到 89 年「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華盛頓共識」[1] 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框架,主張走美國新自由主義 路線才是發展國家應有的方式;強調政府對經濟 活動的介入越小越好,對其他重要的生產要素的 控制得越少越好,這對國民經濟和民間社會發展 才是最有利的。 奈何這共識不久就受到挑戰,蘇聯因「休克療 法」,實施急速私有化、全面市場化以及財政貨 幣雙緊等政策,「一步到位」地經濟崩潰、政制 解體。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從計劃經濟 體系中正在轉型的經濟體系,採用新自由主義並 不一定適合,但共產主義又似乎不是良方,否則 蘇聯當初也不用急著轉型。 91 年,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相繼被推翻,蘇聯解 體, 冷戰告終,共產主義陣營幾近全被推倒, 其中成員之一中國卻沒有崩潰,「中國模式」這 四字在《人民日報》首次被提出 [2]。她走上具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經濟發展更看似平步 青雲,將會通往成功。02 年,胡錦濤接任中共 中央黨書記,「中國崛起」一詞成為國內外的流 行語,不少聲音指中國可能會威脅到蘇東波後美 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以至於全球新自由主義大趨 勢。不過,論經濟增長或是民主發展,歐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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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離中國太遠,名列前茅,「華盛頓共識」依然 是世界主流的看法。 04 年,出現了與之對立的「北京共識」[3],指 中國在不少經濟發展條件(如產權保護和法治 等)不完善的情況下,透過創新與實踐,摸著石 頭過河地摸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卻竟創造了「中國奇蹟」,合理化中共的政治統 治。它與「華」一樣,同樣有單邊主義 [4] 的意 思,她正在以中國模式烹調出「中國的世界」。 這種論調在 08 年尤為強烈,「中國模式」更躍 升為炙手可熱的討論話題,眾國紛紛上前一窺, 探個究竟。金融危機蘊釀已久,雷曼破產一觸即 發,歐豬五國一蹶不振,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陷 墮於低谷之中。香港雖身披自由開放的糖衣,仍 兵敗如山倒,花了幾年功力調息、聚氣、回氣, 久未平息。惟中國似是屹立不搖,站於群山之 巔,啊……「中國模式」、「共京共識」等一度 幻化成盛世話語: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如被正面單 挑,「中國威脅論」真的應驗了?「中國模式」 豈非無敵?

不只是歷史書上的故事--改革開放 若要探究這中國模式的前路,則須先了解何謂 「中國模式」。通常我們會以中國的政經發展策 略來理解「中國模式」,而忽略掉背後的歷史進 程。事實上,隨著歷史不斷演變,這模式也會持 續的改變。換言之,或許在幾十年以後,它會變 成另一套發展策略。現在,我們所提及的「中國 模式」大致而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藍圖。 在此,筆者將嘗試宏觀分析從 79 年起,中國政 治、經濟及社會,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及國際環境 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改革開放承接毛澤東時期,鄧小平面對的中國政 經局勢可謂一塌糊塗。早在中共建國之時,內外 交困 [5],不完善的經濟發展制度及資本技術嚴 重缺口,卻有龐大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早為日 後毛澤東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 [6]、工商業國 有化及農業集體化 [7] 埋下伏線。76 年,毛澤 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曾被批鬥的鄧小平重新走 上掌權之路。十年文革,走資派和當權派被大力 批判,經濟文化等方面又遭災難性的摧毀,嚴重 打擊中共的威權,損害中共形象。另外,當時全 球資本主義體系漸趨成熟,例如歐美等國運用市 場經濟、貿易金融等方式使經濟得以蓬勃起來, 相比之下中國的政經實力顯得大為落後。

逃 呵 , 又 逃 回 這 中 國 、 模 式

文:小


結語

貧富差異的問題--經濟改革 在執政者的角度,如要重拾威風,必然要塞滿任 何讓政權有機會動搖的空隙。首要的是發展經 濟,不但能改善民生,平息民怨,更能轉移視線, 改善中共形象,重建和穩固中共政權。對此,鄧 小平採取經濟導向的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 的框架中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發展 輕工業,扭轉工業斷層 [8],帶動工業產品出口, 賺取外匯,以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彌補國內投 資資金的短缺及生產效率的低迷。由於中國具低 工業技術與龐大勞動力的條件,若要以打進國際 市場成為「世界工廠」為目標,則須密集式地生 產低價產品,配以貶值的人民幣匯率,以「中國 價格」出口產品,達致貿易順差。在中國產品的 競爭力背後,卻忽視勞工權益及生態危機,換來 一大堆人權和環境問題。 國富民窮,在持續高企增長的本地生產總值背 後,這與工農的生活質素卻形成強烈對比。基層 工人收入低,即使經濟發達,實際收入往往追不 上通脹而下降。農民方面,儘管農業經非集體 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產業化,剩 餘農產品可以自由轉售 [9],價格誘因促使農民 額外收入增加,農產值的確有所增加,但當這與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 [10] 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 起來」的政策並行,政府對鄉村的投資低而令到 鄉村的發展潛力低,不難想像「農民真苦、農村 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的出現,使農民的 民生問題仍然維持至今,城富鄉窮。 除國富民窮和城富鄉窮,還差官富民窮才可以草 略的歸納中國的政經環境。鄧小平在持續多年的 亂局中想穩住政權以及政經局面,就要先穩住覆 蓋全國範圍的官僚體系,隨之出現的是官僚的特 權腐敗,形成特權資本主義 [11]。這種縱容令 官員容易在執行政策時中飽私囊,謀取暴利。例 如在為與國際市場經濟接軌而推行的「雙軌制」 下,計劃指標與市場需要並行,官價與市價不 同,繼而出現「官倒」,即指官員將低價的計劃 物資倒賣於高價的自由市場,透過套利活動賺取 利潤。 此外,官員的腐敗亦充分體現在與商人之間的關 係。在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企業的產權制度 不斷調整,政府退守戰線,主要管制壟斷戰略性 產業及資源,國企數目普遍加速減少,取而代之 的是私有企業。經商需要官員疏通照顧,例如官 員以黨支部的形式介入國企的政策,及介入固定 資產的投資(如基建發展),官商勾結,官商間 不難從中賄賂貪污。國際上稱中國的官僚腐敗為 「倒金字塔型結構」,指出官員的權力與非正規 財富的正比關係之餘,亦暗示政府官員授予商人 的利益可以隨時拿走,但官員的權力利益資源則 會愈漸豐厚。

國富民窮、城富鄉窮和官富民窮,犧牲的往往是人民。 雖然整體而言,人民的生活質素或比以前好了,但社會 資源遭壟斷,人民的權力被箝制,生活被規管,使其在 政經導向的發展中成為了弱勢群體,而人民生活惡劣則 容易導向反抗、抗爭等路向,以求改善生活質素、以至 於整個中國模式,例如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方向等。但 當中央堅持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任何抗爭都容易被視 為是顛覆國家政權,政府打著「穩定就是一切」的旗號, 由建國起就順理成章將人民納入社會控制系統中。「城 管隊」[12] 和電子科技的監控等等在「維護社會穩定」 (簡稱維穩)的包裝下似是理所當然的事。凡此種種與 「鄧小平你好」及「黨好」等話語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諷刺。 時至今天,鄧小平施展的法術大抵無劇變及消失,而政 經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仍未解決。「中國模式」的盛 世神話今後能否繼續?老套的說,這至今仍是個謎,留 待歷史來見證吧。

[1]: 「華盛頓共識」在 1989 年被資深經濟學家約翰 ‧ 威廉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專 為經歷了多次金融動盪、經濟危機的拉丁美洲國家所開的政策而設的。 [2]:見《人民日報》1991 年 10 月 29 日第七版,羅馬尼亞人稱讚中國的發展。 [3]:2004 年,「北京共識」由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及《時代》雜誌(Time)的編輯喬舒亞 ‧ 庫珀 ‧ 雷默提出。 [4]:一國依自己的能力與資源,反國際社會潮流,不顧他國利益,拒絕採取協商途徑,自行採取 行動,以追求其外交政策的目的。 [5]:內憂是政權曾處於長期分裂狀態,民不聊生,經濟基礎薄弱,一窮二白(工農業不發達,文化、 科學水平不高),使重建及鞏固一個統一的政權有其困難,外患則是外交封鎖,被資本主義的西方 國家孤立,1960 年蘇撤出在中國的專家與技術援助,中國步入真正的孤立無援狀態。 [6]:在缺乏資金和機械設備的條件下,透過集權式的中央計劃以達到國家規劃的目標,推使經濟 發展走上「粗放式」(即大規模勞力動員,要求人民「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投入生產)以��� 「為重工業而重工業」的道路。「為重工業而重工業」即指透過資源調配集中資源,透過壓抑消費 與強制儲蓄來積累資本投資,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和軍用工業,主要煉製鋼鐵的機械,而非 生產紡織、食品加工所用的機械。 [7]:農村集體化包括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投入集體所有,集體組織農村生產經濟,以及集體勞動。 [8]:毛澤東強推重工業更造成工業失衡,形成經濟斷層關係,意指輕、重工業難以接軌,輕工業 大為落後,不利一國的工業發展。二是自給自足,因當時特殊的外交環境所限,中國難以與外國進 行對外貿易,固然使資本和技術等等生產要素有其局限性,限制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9]:直至 2006 年,農業稅得以被廢除,農民不須再上繳一定數量的農產品於中央,理應可以自由 買賣其產品。 [10]:毛澤東時期已有的政策之一。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方法,按戶籍制度將分民分為農業人 口及非農業人口,兩者在教育、就業等方面都會受到差異對待,限制人口流動性。 [11]:特權資本主義即指他們會利用其行政權力或政治權力來為自己或親友謀取非法的經濟利益, 是「被授予小型特權」的對象。詳見《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頁 235。 [12]: 城管隊是指在中國大中小城市裡所組織的社會監控先頭部隊,但它不是正規的國家機器, 不被政府正式編制。 參考資料: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 《不可忘記毛澤東》,郭益耀著。 《北京說了算?》,斯蒂芬 ‧ 哈爾珀著。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陳志武著。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09-4-15/17052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78.htm http://www.hudong.com/wiki/ 模式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43-Challenging-the-China-modelhttp://rthk.hk/mediadigest/20100211_76_122550.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3/110302_cr_chinamodel.shtml http://rthk.hk/mediadigest/20100211_76_122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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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工廠」為傲的中國,曾以出口製造業 產品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之一。特別在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TO)及與其他國家簽定各種貿 易自由平等的協議,擴闊了中國的進出口地之 餘,卻使中國長期處在生產鏈的低端,定價權 多數交予西方國家,則須繼續維持出口產品的 低價來賺取貿易順差,犧牲了勞工人權與環境。 可惜出口與國際經濟氣候有緊密關係,當他國 經濟蕭條,消費意欲下降,加上人民幣價格被 逼升值,淨出口價值易受波動。2007 年中國貿 易順差佔 GDP 比重超過 7.6%,自 2008 年起大 幅 下 降 至 6.6%, 其 後 三 年 分 別 爲 3.9%、3.1% 以及 2%[1],國民經濟過分依賴外國市場,出 口佔 GDP 比例過大,在 2010 年已達到了 25%。 反觀美國的出口只佔美國 GDP 的 8.7%[2]。而 且,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例如國際一直因中國 罔顧勞工權益及促使貿易不平等而對之施壓, 人力成本遲早會上升,這都不利現時的貿易發 展方針。

有說因為中國金融化程度落後,變相有國企作 為「中流砥柱」以抵擋金融危機的連鎖衝擊。 若要金融化,交易資訊未見透明,槓桿效應低, 無法如歐美國家般創造大規模資金。如要將銀 行體系與非銀行體系(如資本主義市場)私有 化和民營化,增加資金流通性,則會使貸款流 向高回報的私企,國企放權或私有化會破壞計 劃經濟,阻礙指令式的資源配置,釋放長期被 扭曲的價格體系,容易造成物價飛騰,亦會增 加在「利潤最大化」操作下工人被壓搾剝削的 程度,造成社會不穩,民不聊生。

二、 內 需 擴 大 之 有 限 2011 年,私人消費佔中國 GDP33%,對比投資 的則將近 66%[3]。在中國,經濟增長太過依 賴兩個輪子: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而私人消 費(即民需)則長期被忽視。固定資產投資一 直是 GDP 最大組成部分,包括房地產、鐵公雞 (鐵路、公路、基建),以發展大量基建為主。 官員為官位升遷和個人權利的膨脹,粗放式的 投入大量資源過分發展無數基建,但資本浪費 及效率低下等成本卻轉嫁給納稅人和銀行存款 人,使其行為有利可圖。另外,由於投資回報 率會因其重要性低而變低,故有關債務容易變 成呆帳,不利國家金融發展。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 這黨的模式

一、 貿 易 順 差 優 勢 漸 失

針對這困局,大致有兩個出路。第一,發展高 端產業,出口高端產品。但只要國內沒有完善 的消費權益保護機制和產權保護制度,中國品 牌無法建立。第二,轉型,以發展第三產業為 中心,即例如利潤率高的金融業等服務業。但 涉及「後發劣勢」,即指後發展國家當初經濟 迅速起飛的原因是可以從先發達國家直接輸入 及模仿到技術,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亦正因 如此,她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難以 轉型。

文:忽

單看本地生產總值數字,中國過往的確長期維 持在高增長率,備受矚目,堪稱「中國奇蹟」; 但這種經濟增長泡沫被盛世話語越吹越大,彷 彿彈指可破。經濟增長向來不只局限於以往的 成績,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增長潛力,在這方面, 真可謂審慎悲觀。下將梳理分析三個中國現時 面對的重要問題,及探討其相應出路。

文: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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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內需結構中,實為官需過多,而民需相對則 極少,只得美國一半消費水平。早於毛澤東時已 有壓抑消費的傾向,為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政 府嚴格控制市民工資,搾取收入投入工業生產,過 分壓抑消費,強調儲蓄。而且,政府將農產品統購 統銷,加上農產品價格存在「剪刀差」,產品統購 價格低於自由市場價格,形成價格損失,本屬於城 市居民某部分的生活成本轉嫁給農民,農民本應得 的利益轉移至城市居民,以助建立及運行工業化體 制。亦因須積累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全國的農民 與工人的收入和消費都受到長期壓制。即使直到鄧 小平改革開放,除非是特權資產階級,普遍人民生 活可算是溫飽有餘,但收入依然維持低位,私人消 費低迷可想而知。 國內外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退出經濟,走自由市場 這套路數。少徵稅,推行民間創業,普通市民享 有較均等的創業機會和較充裕的資本,藏富於民, 從而增加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費。可惜他們忽略了一 點: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息息相關。一黨專政,需 要強制性的政治穩定,行使中央集權,牽涉到要高 度集中控制經濟資源,例如利用國家企業來規劃全 國的資源分配,以完成國家計劃指標。故這種比較 深層次的經濟改革,在黨的領導下應該是遙遙無期 的了。

三、 公 共 部 門 官 員 腐 敗 官僚體系對於維持一國政治穩定擔當重要的角色; 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容易產生特殊利益集團,他們知 道、明白和懂得操縱國家的政經發展以幫助他們獲 得利益。從鄧上台起,官員利用其行政權力或政治 權力來謀取經濟利益,政府對這些行為睜隻眼閉隻 眼。司法不獨立,沒有良好的監察制度,官員貪污 成本低,另一方面,官府厚此薄彼、官商勾結等做 法又帶來豐厚的利潤,衍生腐敗貪污的淨收益可以 是正值,故在中國,官僚主義好像不是什麼鮮有的 事。

措施上,可實行媒體透明與司法獨立以打擊及防範貪 腐,但這又與黨的政權掛鉤,危害他的統治。比較治 本的對症下藥方法似乎只有民主一途,放權予人民, 由人民監察官員、以至於政府。但經過六四事件和蘇 聯主張政治先行的戈爾巴喬夫倒台後,政府將權力收 緊,杯弓蛇影,對稍微挑戰政權的行為都會極之敏 感,視之為顛覆國家政權而嚴厲打壓。表面維穩,實 際專政獨裁。即使從 1990 年代末以來,將最高層領 導權力的交替制度化,以及將相關重要會議定期化, 但新舊領導班子往往是同一特殊利益集團的人,充其 量只是黨內的形式化的民主。打貪亦只會是政治權鬥 的手段,人治最後往往蓋過法治的意味。 歸根究柢,核心的核心,全都是黨。根據中共的思路, 若要搞政治改革,則須先搞經濟改革。然而,政經 改革向來難以分割而論,改革開放已過去三十餘年, 經濟發展的局限總會指向黨的利益,從而拖慢改革進 度。如是者,只要一日不正視政治改革,則經濟改革 難以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1]: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2-05/08/ content_2955925.htm [2]: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30/ n3554435p.htm 中國經濟的宿命 [3]:http://www.topbond.com.tw/docfiles/ doc11077.pdf 參考資料: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 《不可忘記毛澤東》,郭益耀著。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陳志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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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說中國貪污情況嚴重,到底今天中國貪污是怎麼樣的狀況?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中國目前 為止有4000多個官員逃亡境外,其中高級領導幹部佔多數,平均每人捲走近1億元,合共約4000億人民幣。 4000億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4000億等於香港約6年的財政盈餘。(根據香港2012年財政報告) 4000億等於一般香港家庭185萬年的收入。(根據2010年香港便覽) 4000億足夠於內地興建6萬6千所學校。(根據外交扶貧網 Q&A) 4000億足夠助養約1億4千萬個貧困兒童一年。(根據香港宣明會) 只是外逃官員所貪的款項就已經高達4千億。可想而知,中國官場背後牽涉的貪款數字更是一個我們遠遠 不能想像的數字。由1989年開始,「反貪腐」已經是中國民眾其中一個最大的訴求,經歷了整整二十三載, 貪腐問題對於中國來說彷似夢魘般揮之不去。到底胡溫十年,面對這場惡夢又下了甚麼工夫?

「反貪倡廉」口號的背後 貪污腐敗一直都是國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而且 貪污也直接影響到中共施政的效能和統治合法 性,連帶著很多地方維穩的問題,與中共統治有 著莫大關係。胡錦濤在200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黨與腐敗水火不容」 ,甚至聲稱今後會把反腐工作的成效看作是取信 於民的重要指標。顯然胡溫口頭上比以往更重視 反貪工作,但除了不斷高唱「反貪倡廉」的口號 之外,胡溫實際上又做了些甚麼呢?

與以往的反貪稍有不同的是,中國於2005年簽署 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加強國際間的反貪合 作,這無疑表現出中共打擊逃亡海外貪官的姿 態,在反貪工作上與國際接軌。但除此以外,胡 溫大多的反貪工作大都是舊酒新瓶,未有從制度 上改革。

根據中紀委〈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的調查報告,胡溫任內捉拿和懲處的黨員與江澤 民時期的數量相比沒有增長。根據中紀委統計, 在江澤民掌權最後的五年(1997至2002年),全 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但在胡溫執政 的首五年(2002年至2007年),全國紀律檢查機 關立案677924件 [1]。從以上兩個階段的數字比 較,立案數量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約20 萬。但是立案數量的下降不必然等於貪腐情況得 到改善,有很多導致此結果的可能性,例如中紀 委打貪力度減弱、官員發展出更隱密的貪腐手法 等等。而且2002年中國政府在反貪政策上並沒有 發生重大的改變,因此貪腐案件的下降不能簡單 歸究於胡溫反貪的成效,甚至可能是中紀委放寛 了打擊貪污力度。

胡 溫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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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貪 腐 問 題 看 中 國 政 治 改 革

事情正在起變化 雖然數量上不能證明胡溫反貪成效,但胡溫任內 辦理的貪污案件有明顯的質變。胡溫的反貪工作 雖仍停留在人治的層面,但打擊力度和層面正發 生明顯變化,一反以往中共只抓蝦兵蟹將的風 格。例如2006年發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便 牽涉了很多中共高級官員,更是少數牽涉中央政 治局委員的案件,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和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 華等等,涉案官員和國企職員達28人,牽涉資金 超過100億人民幣。胡溫對中共黨內貪腐的打擊 已不只是地方低級官員,更開始打擊利益層面更 廣,關係更複雜的黨內核心成員,反映出胡溫反 腐的決心。

但仔細觀察的話,就不難發現此案還有很多疑 點,例如此案便被懷疑是胡溫蓄意打壓上海派的 結果。這種指控正正反映黨國一體下,監控機構 永不能發揮獨立和完全的作用,隨時淪為當權者 玩弄權力的工具。退後一步來說,縱然此案並非 胡溫弄權的結果,但只要監控權力一日由黨組織 掌握,一日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這種打壓政敵 的指控永遠也不會消失。

文 : 毛 小 平

另一個「質變」的表現體現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長黃松有因貪污和收受賄款,被判處無期 徒刑。中共向來甚少打擊司法上的貪腐問題,因 為此舉一來會嚴重損害黨一直對外宣傳其「法 治」的公正嚴明,二來會打擊黨的統治威信。試 想像,一旦連司法系統都腐化至核心,更遑論政 府其他惡名昭彰的部門是怎麼的一塌糊塗了。

根部腐化 此兩例子反映出貪腐在黨政機關,已經深入至幾近無可 挽救的地步,在表面上看到的地方貪腐案件只是冰山一 角。腐敗問題已經深入中共統治階層的核心,深入最高 決策部門。而且這種貪腐並不是簡單而零碎的關係,是 由下而上,由地方至中央,層層遞進,官官相衛的結構 性貪腐。縱使反貪部門真的有決心有魄力消滅貪腐,當 面對一整個龐大的貪腐集團,他們首先得面對來自上級 的壓力,而且還要顧全黨的統治威信。試問在重重難關 之下,他們除了避重就輕,得過且過還可以怎麼辦呢? 這有如園丁發現一棵樹出現健康問題時,仔細調查下 去,發現問題核心出在樹根,園丁又如何能既顧全樹根 安全,又能根治整個問題呢?只砍小貪小吏,迴避高層 官員,便妄想根治貪腐問題的話,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幼 稚想法。要反,便要大刀闊斧的反!胡溫的反貪工作固 然向公眾反映出黨內貪腐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階 段,但亦反映出中共黨內的反腐態度開始出現質變,最 高領導層正嘗試跳出以往的安全範圍,調配一劑猛藥。 但這反腐的一線曙光到底可以依靠胡溫輻射至全國官僚 嗎?

我們不妨以今天反貪腐組織的問題來推想一下中國反貪 工作的種種漏洞。其中一項的明顯表現就是反貪部門前 反貪,門後腐敗的情況。2009年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 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穆新成被紀檢部門「雙規」[2],多 家媒體報道穆新成資產過億。傳聞他貪污手法奇特,曾 要求當地礦主向其「進貢」,以辦案為名作出敲詐。雖 然據稱穆新成任內斥巨資幫助當地居民,但其貪污罪行 是鐵一般的事實。單從這案件來看,已經反映了中國貪 腐工作的幾個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反貪部門自己也不乾 不淨,試問我們又怎麼能期待他們可以無私公正的執行 反貪工作呢?

第二,反貪局隸屬於檢察院之下,失去獨立調查控訴的 權力。當反貪局處處受制於檢察院,呈交的案件也能 夠於內部銷聲匿跡。即使是國家司法上的最高反貪機 構-反貪污賄賂總局也是隸屬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山 西例子的情況則更為嚴重,反貪局局長竟然同為檢察院 副檢察長,整個制度嚴重缺乏制衡,權力過分集中。反 貪之首一旦貪污,更無人能動他毛髮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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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當司法機關的領導人皆由黨員出任,必然失去 以司法機關監察黨組織的作用。結果反貪局、中紀委 等都淪為同一性質的機構,機能重疊,架床疊屋。第 四,雙規固然是黨內反腐敗的利器,但也暴露出反貪 工作上缺乏法制的問題。「雙規」反映出黨規凌駕於 國家法律之上,能夠以法律以外的途徑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整個雙規過程都是黑箱作業,外界無法得 知,一方面人民無法知曉涉案者是否犯事,隨時成為 執政者剷除政敵的工具,一方面涉案人士即使貪污受 賄也可能因為種種因素只受黨紀處分,無須面對法律 制裁,反映中國法制仍然存在著嚴重漏洞。

法治與黨權的矛盾 除此以外,中共另一個更嚴峻的反貪問題出於領導層 根本不敢亦不能整肅黨風的問題,即使是胡溫也不例 外。其中一個不削黨權,而又能阻嚇官員貪污的方 法,就是要求官員及其親屬公佈財產,以群眾力量監 察官員。但可想而知,此方案根本不能推行。當貪腐 深入中共每個縫隙,大部分官員都有不見得光的灰色 利益下,資料一旦完全公佈,其結果必然牽涉上下各 級官員,屆時人民的怒火必將吞噬整個黨國機關。舉 例而言,江澤民和賈慶林這些中共高級官員均盛傳與 貪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他們至今在黨內仍有著 很大的影響力,這些觸及官員核心利益的改革都不是 能輕易推行的事。胡溫任內也曾嘗試在不影響黨威 信,又不損害黨權力的情況下,以類似公布財政狀況 的方式減輕腐敗。於是在2003年開始,一場審計風暴 便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國家審計署多次向公眾展現出 政府各部門的財政問題,批評各部門財政混亂、挪用 公款等問題,但由此至終也鮮少指名道姓指責各部官 員。此舉固然比以往中共財政黑箱作業的情況有所進 步,但亦暴露了胡溫投鼠忌器,恐防動搖統治根基的 考慮。 總的來說,中共解決貪腐問題的手法從來沒有根本性 的改變,一直都依賴領導人的意志進行,而黨國一體 則從來都是其統治原則。當黨的貪腐問題一步一步將 中國綁架起來,即使領導人有再強的反貪決心,只要 他們一日堅持黨利益優先於國家利益的看法,貪腐問

題就得不到制度改革,改變貪腐的結構性問題。所以 我們不難發現縱使胡溫有意打擊貪腐,但其工作只能 停留在人治的層面,不能達至法治的層次。因為國家 一旦建立獨立的監察制度,不再受中共支配,將有揭 發出大量黨內黑幕的危機,動搖其統治根基。 在反貪問題的表面上,黨與國有著共同一致的利益, 因為黨的廉潔與其統治合法性有著莫大的關連,但目 的畢竟是要維持其唯一執政黨的地位。當反貪腐工作 會危害其執政地位,尤其在制度上削減其獨大的權力 時,反貪工作便會停滯不前。因此在全面解決結構性 貪腐問題上,黨的控制權與國家利益有著根本性的衝 突。今日中國無論在信息交流、教育水平,還是公民 社會都快速發展中,要是中共不盡快解決結構性貪腐 問題,維穩工作必日趨艱難,統治權威不斷被挑戰。 面對如此兩難,中共正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上,是存是 亡,就看中共如何取捨。

法治以外 雖然中國在反貪路上困難重重,但無論是民間還是政 府仍有很多工作可做。舉例而言,廢除貪賄死刑不失 為一個可行的辦法。為甚麼廢除貪賄死刑會與反腐有 關?原因在於國際間引渡條例並不適用於涉及死刑的 罪行。因此縱使反貪部門掌握了貪官污吏的犯罪證 據,他們只要逃到外國即有如逃到了安全島之中。於 是很多官員便抱住不貪白不貪,大不了就逃的心態, 肆無忌憚地大貪特貪。所以廢除貪賄死刑非但不會減 輕阻嚇力,相反可以使官員不再抱著擁有能僥倖逃難 的心態,為貪污罪行的一紙條文附上真正意義。類似 的建議還有很多很多,但堵塞司法的不足只是反貪的 第一步。在民間方面,即使在權利被規限的今天,傳 媒與網民仍要盡力發揮有限的監察作用,把更多的貪 腐案件曝露在陽光之下,表現出跟貪腐勢不兩立的姿 態,向政府表明民間對反貪的重視,施加更多壓力。 貪腐是中國長久以來一直面對的難題,對於民間還是 政府都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今後中國的反貪之路 何去何從,我們固然不能知曉,但除了硬著頭皮闖下 去,我們根本無路可逃。

[1] 以胡溫首五年的數字與江澤民後五年數字相比會有不公。現寫下一些筆者當初 搜查得來的數字。2011年,中紀委立案137859;2010年立案139621;2009年立 案115420;2008年立案128516;2006年立案123489,遺憾的是查不到2007年的 數字。但以這五年的總立案數量也只是644905,即使2007年比2006年多過兩三萬 也遠少於江澤民後五年,胡溫任內抓拿了更多貪官純粹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印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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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 正 喎 你 !

雙規一詞出於《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三

款「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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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年朗卓寫下的。留下這首詩以後,他在身上淋滿 汽油,將自己燃燒的身軀刻印在藏人記憶中。圍觀的藏人是他的朋友、親 族;他們為朗卓流淚,默禱,但沒有人為他撲火-- 他們知道,他以死訴 說著甚麼。 在赴死的路上,朗卓絕不孤獨。自零九年至今,藏區內已經發生三十多起 自焚案件[1]。但在中共嚴密的封鎖下,外國記者難以進藏;香港媒體 似乎亦不敢觸碰這個禁區,報導少得可憐。漢人沉醉於大國崛起歌舞昇平 之中,偶爾驚鴻一瞥,發現有自焚的報導,往往不知就裏,就將中共的論 述照單全收,把藏人當作「無理取鬧,兇殘暴力的西藏分裂者」;即 使能抗拒中共的論述,基於民族間的隔閡和誤解,要真正理解 藏民族的訴求還是極艱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藏民族的聲音 就被淹沒於洪流中。 要理解自焚藏人的想法,若不拋開民族之見,代入藏人的處境, 便永遠都如霧裏看花一樣,將他們理解為中共建構的形象。 死者已矣,我們要做的,是解讀死者的訊息,不要讓他們親 人的淚白流,不要讓他們的苦難白白承受。

文 潘 : 朵拉

自焚不是藏人獨有的現象,我們亦偶爾能聽到漢人自 焚抗議。然而,藏人比漢人更有理由採取這種形 式。自焚這種消極形式的抗爭,以自身的痛苦 及給人們帶來的衝擊,來喚醒人們的良知, 作無言的控訴。這種效果恰恰切合了藏人 的需要。藏民族並非沒有作過武力抵抗; 但面對君臨廣土眾民之上,一手鈔票一手屠 刀的中共,單靠藏民族力量是注定要失敗的。 藏民族需要盟友;不是那種平時動動嘴皮,必要 時卻噤若寒蟬的盟友,而是足以和中共對抗、給 予切實幫助的盟友。

心 與 身 的 陷 墮 : 淌 血 雪 獅 與 吶 喊

「昂起你堅強的頭,為朗卓之尊嚴。 我那厚恩的父母、親愛的兄弟及親屬,我即將要離世。 為恩惠無量的藏人,我將點燃軀體。 藏民族的兒女們,我的希望就是,你們要團結一致。 若你是藏人要穿藏裝,並要講藏語,勿忘自己是藏人; 若是藏人要有慈悲之心,要愛戴父母,要民族團結, 要憐憫旁生,珍惜動物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

要逼西方國家與西藏站在同一陣線,就要先 獲得西方民意認同,用中共的術語就是「統 戰」。在這方面,藏民族有著先天優勢。先不 要說中共專制的形象已深入民心;西藏「遺世 獨 立的雪之國」的印象,是西方人寄託其古老東土 想像的 最後堡壘,自然容易產生好感。達賴喇嘛在國際上 的地位亦使 藏民族更容易攻佔道德高地。種種條件配合下,藏民族要做的,就是要吶 喊--只要世人都聚焦西藏,大半個世界都會倒向藏民族一方。

重 紗 中 的 歷 史  有 憤 怒 的 因 緣 那麼,他們要爭的是甚麼呢?西藏獨立,雖然簡潔而有吸引力,但未免掩 蓋問題的複雜性。漢族不是一個個體,藏族亦不是一個個體;兩者都包含 著許多聲音,許多歧異。況且,中共治藏並非由始至終都是鐵腕,古代西 藏亦非西方人想像中的理想國。歷史的因素,人的因素,共同將中國和西 藏推到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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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獨立」這口號遠沒有我們想像中般古老。它是近三十年來隨著 西藏民族主義崛起而誕生的。在此以前,填飽肚子比民族之別顯得更 重要。自一九五九年中共控制西藏到一九六五年文革爆發,中共和藏 民族處於蜜月期。這段時間,中共將原來屬於貴族和寺廟的農地分給 貧農,藏人生活雖然艱苦,混口飯吃總不成問題。生活條件比以前改 善,民族差距又不如今天嚴重,藏人對中共倒沒有甚麼不滿。直至文 革爆發,藏人的寺廟被砸掉,又被人民公社磨得苦不堪言,不滿的種 子漸漸在心中萌芽。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處於政治 上比較寬鬆的時期,允許藏人 恢復宗教。失落的信仰雖可追 回,造成的創傷並非重建幾座 寺廟就能修補。文革期間,由 於舊時代積累的怨氣,加上共 產信仰給予的新權威,使藏人 們參與了砸廟行動。從一位見 證著時代狂潮的藏人尼瑪次仁 的說法,可以得知那時藏人的 態度。他家鄉附近的賢柏林寺 在文革時被砸掉;當時,煽動 民眾砸廟的紅衛兵全都是藏人 到咸陽民院上課的學生。從寺 廟的廢墟中,藏人們撿走木材 作燃料,卻沒有帶走文物。「他 們對那些東西都恨到不行」, 尼瑪次仁如是說[2]。文革過 後,傳統宗教的抬頭使舊神的 威權重新發揮影響力。藏人對 自己的宗教犯下彌天大罪,神 的報復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 共產狂熱瞬間便煙消雲散,再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他們免 於神罰。這種恐懼使藏人遷怒於中共;憤怒由是漸漸發酵。 到現時為止,都還只是統治者與平民的矛盾;這些矛盾如何上昇至民 族層次呢?共產信仰失落以後,中共為保持政權合法性,以民族主義 為護身符,自詡為民族代表。雖然中共以「中華民族」這個籠統的字 眼統攝中國境內一切民族,但鼓吹民族主義,仍難免突顯少數民族與 漢族有別。八十年代,達蘭薩拉[3]和西藏的聯繫增加,令西藏人的 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一九七九年,達賴喇嘛的考察團第一次到訪西藏。 當打頭陣的達賴哥哥洛桑到達西藏時,沿途受到成千上萬藏人歡迎; 代表們驚訝於文革對西藏造成的浩劫,又見藏人百姓向他們哭訴過往 的苦難,忍不住嚎啕大哭,有些人更喊出了西藏獨立的口號[4]。西 方的炒作及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令藏人的不滿情緒有滋長和表達空間。 至一九八九年,積累的情緒達到頂點,終於爆發了「拉薩騷亂」,槍 聲一起,中共又重拾鐵腕。

血 與 憤 怒  使 你 的 朋 友 變 成 仇 敵 自八九以後,中共的鐵腕政策便貫徹至今。「一切不穩定因素要封殺 於萌芽階段」,這條中共自八九民運總結出的天條使它步步加強對西 藏的控制。西藏氣候惡劣,空氣稀薄,對於長居於平地的漢人而言, 簡直有如天災。而西藏人口稀疏,更令商品交易難以進行。如此不毛 之地,漢人官民都避之則吉。中共為了以漢人官員取代藏族官員,以 鞏固西藏政權,不惜以重利利誘漢人官員進藏。進藏以後官升一級已 是常規;某些南方省份更會為該地進藏官員提供一筆過三十萬款項, 更有形形色色公款開銷[5]。為滿足進藏漢人的需要,在拉薩大興土 木,打造成內地城市的模樣。從此,淨土聖城裏,紅塵滾滾,嫖、賭、 飲一應俱全,食肆林立,內地、外國遊客接踵而至。內地漢人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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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圖,進藏謀財者漸增;藏人世世代代都是自給自足,不擅理財,怎能是善於逐利 的漢人對手?於是,拉薩的發展成果,很大程度上被漢人霸佔;藏人百姓得不到好處, 又見漢人生活優渥,無論原因為何,很難不聯想到漢藏之別。本來,與知識分子相比, 老百姓的民族主義情緒較為淡薄;但漢藏之間的貧富懸殊,卻將普通藏人都推向民 族主義的一方。 要徹底控制西藏,中共的動作當然不止於政治上的官員更替。任何能夠鼓動群眾的 力量,都被中共視作潛在敵人。以藏民族的特殊處境而言,這種力量自然就是宗教。 僧人和寺廟在藏境內組成的網絡,其規模與動員力幾可與政府匹敵。中共官員強推 的政令,有時還要僧人的協助才能收效。近年來,中共改弦易轍,從文革後的寬容 到現在的嚴厲打壓,中共正試圖削弱,甚至同化寺廟網絡,使它能為政權所用。比 如說,在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全藏的寺廟進行「清理整頓」,透過扣押審訊僧人, 將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幫手「清理」,並規定以後藏人出家要先經過政府批淮,還要 考察政治表現。零八年西藏「暴亂」,其中在阿垻縣發生的「三一六事件」,據說 起因是因為縣政府強迫縣內每個寺院都要懸掛中國國旗,結果各寺院堅決拒絕,並 發起示威。事件越演越烈,最後軍警開槍鎮壓,令這個數十年來從不參與政治事件 的小縣有如戰地[6]。凡此種種,對虔誠的藏人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更是滋長民 族主義情緒的絕佳土壤。 宗教上的箝制,政治上的打壓,這些只可以歸咎於政權,而非民族。這些錯誤雖然 給予了民族主義成長空間,但若然沒有導火線,漢藏關係總不會由「不和」演變成 「仇視」。真正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共的文化政策,使藏人感到民族消亡的危機。 自中共入藏以後,藏人的傳統正漸漸被漢人同化。藏區名義上實行中小學雙語教學, 實際上在許多升學途徑,藏語派不上用場,漢語水平直接影響藏族學生升學率[7]; 久而久之,藏文便會被邊緣化。藏人如想當公務員,別的不要說,為了與佔主導的 漢人官員合作,至少漢語要說得和漢人一樣好。在此環境下,藏語難免要成為次要 語言。況且,中共在宗教上對藏人的箝制,除了引起憤激以外,亦是關乎民族存亡 的大事。佛教在藏人生命中地位,令得藏文化與佛教已密不可分。我們幾乎可以說, 不信佛的藏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藏人。政治對宗教的箝制、經濟發展帶來的世俗化、 隨著漢人湧入的無神論,在在都衝擊著藏人的信仰。自中共入藏以後,西藏境內的 僧人又���以接受正規的宗教訓練,使得佛教失去了抵抗衝擊的活力。 失去的東西才更值得珍惜。文化身份的危機使藏人的民族意識膨漲起來。藏人的民 族意識是透過和漢人的文化衝突才突顯出來;如果藏人由始至終都孤立在冰天雪地 中,他們根本不知道何謂民族,何況民族意識?而且,漢人亦有許多理由使自己成 為藏人的敵人。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被視作漢人對藏人的欺壓,而漢人不經意流露 出的歧視,亦令藏人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漢藏民族之間的結,由是越打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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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成就了民族對立,對立顯現出民族意識。如果沒有專制而又奉行無神論的中共, 沒有對佛教的冒犯,藏民族不會對政府如此不滿;如果沒有席捲中國的改革開放, 藏民族不會抱怨漢藏之間的差別之大;如果沒有八九民運對中共造成的驚恐,藏民 族不會再一次被壓縮生存空間,亦不會在民族身份消亡時驚醒。雖然歷史沒有如果, 但如果有如果,或者那三十多條年輕的生命,就能依自己的意願而活,而非僅僅為 自己的民族吶喊。 註釋: [1]:《5 月 27 日,數名藏人在拉薩大昭寺前自焚》,看不見的西藏,唯色 [2]:《天葬》,王力雄著,327 頁 [3]:達蘭薩拉(Dharmsāla,意為休息室)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坎格拉縣的一 個城鎮。在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達蘭薩拉成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 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在中文語境中,達蘭薩拉往往是西藏流亡 政府的代名詞。 [4]:同上,503 頁 [5]:同上,429 頁 [6]:《“爱国主义教育”在藏地》,看不見的西藏,唯色 [7]:《淺析現行五省區中小學藏語文教材編譯中存在的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 響》,熱巴·格絨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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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夏。奧運會的準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本來,北京辦奧運,各國領導自然要奉陪;令北京始料不 及的是達蘭薩拉[1]也來參上一腳,西方亦乘機起哄, 順道騎劫了京奧。歐洲議會主席波特林拒絕出席開幕式;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要待藏中會談展開才答應出席。達蘭薩 拉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固然高明,北京虛虛實實的應對方 式更是令人咋舌。零八年,藏中會談總共進行了三輪,表 面上北京好像誠意十足,暗地裏卻虛與委蛇,半點承諾都 沒有作出,連達賴喇嘛都表示心灰意冷[2]。薩蘭薩拉 與北京在西藏問題交手,與其說是拳來腳往的較量,更像 是手牽手跳華爾滋:團團轉轉個不停,別人看得眼花撩亂; 她們卻心裏明白,其實只是在原地踏步。 如果這真是純粹的華爾滋,或者我們沒有必要看下去。反 正大家都知道下一步踏向何方,由誰來踏。但這場華爾滋 好像不會永遠跳下去:有些玩家已經不耐煩,又有些玩家 想加入,更有玩家想跳另一支舞。

舞者的前世今生 幼獅的來生

 

先說達蘭薩拉,從二零零二年到現在,與北京總共進行了 九場藏中對話。這些對話圍繞著西藏問題,與其說是對 話,不如說是各說各話、自說自話。一方面,達賴喇嘛主 張「中間路線」,放棄尋求獨立,只要求在「大藏區」[3] 範圍內實行真正自治,建立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對於佔 中國全境四分之一的「大藏區」,北京如何甘心將其交給 被區區一個流亡者?達賴要求將「大藏區」變成非軍事 區,更令北京感到難以接受。先不論北京歷來在西藏投注 了多少人力物力作軍事建設;單是西藏在亞洲中心、居高 臨下的戰略優勢已令北京欲罷不能。

雙方寸步不讓,自然談不攏;她們都明白藏中對話解決不了 問題,然而,各有各的理由,非跳下去不可。達蘭薩拉與北 京實力不成比例,要達成目標,必須要得到國際支持。與北 京談判,不但可增加曝光率,時刻提醒世界藏人的存在,更 可以使達蘭薩拉成為實際意義上的藏人代表。所以,即使達 賴的代表往往一無所獲,為了團結藏人的反抗力量,達賴仍 要讓舞繼續跳下去。達賴要談判,北京不好拒絕。達賴在國 際間的聲望令北京蒙受巨大政治壓力;為了疏導這些壓力, 即使是形式上的談判也聊勝於無。就京奧的例子來說,北京 一答應談判,還沒有任何進展,薩爾科齊就跑到北京出席開 幕式。況且,北京有恃無恐,時間站在她的一邊-- 達賴喇 嘛壽命有限。達賴喇嘛今年已七十七歲,達蘭薩拉還沒有權 威足以與達賴匹敵的領袖。達賴主張的「中間路線」,違背 了許多主張西藏獨立的藏民意願。一旦達賴過世,藏人勢力 各自進行活動,也許會出現暴力抗爭,使達賴辛苦經營的藏 民族道德形像化為烏有。屆時,北京將西藏獨立定性為恐怖 活動,要有所作為便名正言順得多。北京就是看出這個致命 弱點,故從容應對;達蘭薩拉卻早已暗暗著急。 這邊廂場上跳得起勁,那邊廂場下已有人摩拳擦掌。不過, 比起與北京跳舞,她似乎更想來一場拳賽。達賴流亡印度以 後,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讓權力下放。在這環境下成長 的新生代流亡者,宗教意識比較淡薄。比起他們上一輩對達 賴的無條件馴服,他們更注重自主性。對於達賴和平的「中 間路線」,年輕藏人大多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要在北京語 言、宗教政策壓制下保有西藏文化,非獨立不可,而且多年 來與北京打交道已說明和平解決的機會極為渺茫。所以,為 了奪回祖先的土地,即使用激烈手段也在所不惜。「西藏青 年大會」是這股勢力的代表。一九九七年,當時的主席才旦 諾布大談藏青會的理念,主張政教分離,並揚言會採取任何 手段爭取西藏獨立,包括恐怖主義[4]。在二零零八年, 藏青會舉行了多次絕食,希望能喚起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 關注,但都被達賴派人阻止[5]。可想而知,當達賴過世, 藏青會便會馬上衝上場,與北京周旋。

華爾滋或其它:少數民族與龍共舞

文:潘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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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者與龍共舞

路一直都在

正當北京和流亡藏人勢力打得火熱,場邊冷冷的旁觀者,卻原來 是潛伏的玩家。藏人向來是西方的寵兒,在國際上擁有龐大政治 資本;同樣是中國分離主義大宗,維吾爾獨立運動卻長期被冷落 在一旁。其實,論形勢之嚴峻,維族比藏人猶有過之。自中共於 新疆建政以來,一直奉行移民政策;由最初以「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名義調派漢人,到現在籍經濟誘因,漢人大舉遷入新疆,數 十年如一日。現在,漢人和維族的人口已相差無幾了[6]。漢 族人口的大量遷入,不但在經濟上威脅維族生計;漢維人口一旦 失衡,維族難免被漢人同化,就如蒙古人、滿族人般。北京的語 言政策正在加速這個趨勢。二零一零年五月,政府宣佈到二零二 零年,維吾爾自治區的所有維吾爾學生都會說漢語;而政府所用 的手段是以犧牲維吾爾語教學為代價--要求教師必須以漢語授 課,教材都是以漢語編寫[7]。維語被急速邊緣化,民族正在 消亡,為甚麼他們不反抗呢?

談了達蘭薩拉,談了藏青會,又談了世維會,那香港呢?藏人和 維族,與其說是爭取獨立,倒不如說是爭取權益--藏人想要宗 教自主,維族想保持民族的純粹。他們與北京複雜的互動,值得 香港人借鑑;畢竟香港有所爭,而非滿足於現狀。無奈的是,少 數民族的維權運動,傳媒固然漠不關心,連民主派也視若無睹。 這方面,中國海外民主派比香港超前得多。早在一九八九年,「中 國民主聯盟」的嚴家其已經與達賴喇嘛接觸,思考未來中國的藍 圖[8]。面對中共日益嚴重的滲透,先有種票疑雲,後有西環 自港,民主派還故步自封,拒絕考慮聯盟的可能性,不但有負港 人民主理想,更失去了民族和解的機會。 註釋: [1]: 達蘭薩拉(Dharmsāla,意為休息室)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坎格拉縣

維吾爾人信奉伊斯蘭教,在當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文明衝突中, 已令得維吾爾人較難獲得國際支持。在伊斯蘭教被妖魔化的情況 下,西方自然不會支持維族;甚至同為突厥族的中亞諸國,也基 於安全和經濟考量,選擇與北京合作。更何況,維吾爾族缺少如 達賴喇嘛般具知名度的領袖,使維權運動欠缺組織;難以向外國 宣傳,亦沒有與北京談判的代表。北京的策略就是針對維吾爾人 欠缺組織的弊病,阻止維族形成中心。一九九六年出台的「七號 文件」,為北京壓制維族提供法理依據。「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 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 」,北京借此條款,大肆 抓捕宗教領袖,使維族社會失去領袖。

的一個城鎮。在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達蘭薩拉成為了西藏流亡 政府的政治中心。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在中文語境中, 達蘭薩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詞。 [2]: 《達賴喇嘛:對同中國會談失去信心》,看不見的西藏,唯色 [3]: 「大藏區」是西藏流亡政府定義的「西藏」,包含 1950 年前西藏政府噶 廈管理著衛藏、康區、安多三個西藏傳統省,也即大致相當於唐代以來 藏族的傳統聚居區。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領土的定義涵蓋當今中華人民 共和國西藏自治區、青海大部、以及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 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 240 萬平方公里。

長路漫漫,但並非沒有盡頭,近年情況似乎已開始改善。二零零 四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成立,使得維吾爾獨立運動初具規模, 也使外間除北京以外有更多接觸維吾爾人的渠道。有了中心組 織,就容易培養出民族領袖。現任世維會主席熱比婭曾三次被提 名諾貝爾和平獎,漸漸在國際社會中建立聲望。假以時日,便可 從觀眾席躍上舞台;華爾滋或其它,就不得而知了。

[4]: 《訪“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才旦諾布——“西藏流亡社區見聞之五 》, 曹長青 [5]: 《西藏青年大會不排除死亡絕食方式與北京抗争》,瞭望西藏 [6]: 根據 2009 年人口數據,維吾爾族佔新疆人口 46.42%;漢族則為 38.99% [7]: 《維吾爾教師呼籲政府停止雙語教育政策 》,維吾爾在線 [8]: 《天葬》,王力雄著,5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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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北京,1989 攝影師:黃勤帶 收錄於《1989廣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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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戰線

說起文化戰線,熟悉中國當代歷史的讀者可能會立即想 起毛澤東。早在 1942 年,毛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提 出,人民解放的鬥爭有文武兩條戰線。除了手裡拿槍的 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爾後這場談話一直成 為中國共產黨鬥爭策略的最高指導思想,至今未有一刻 放鬆對文藝、輿論、教育的控制。生活在香港,我們對 內地的媒體與互聯網管制自然耳熟能詳,可是我們往往 低估中共對文化戰線的重視程度。 現於香港演藝學院任教的內地導演應亮,其新作以內地 的「楊佳案」為題材,近月在韓國全州電影節播放。沒 想到,竟有人出價近 7000 萬港元買下這部電影的版權, 卻明言只買版權不播放。同時,內地政府部門又約他去 西環「飲茶」,還多次「探訪」他在上海的父母。遠在 韓國公映的電影尚且如此,香港境內諸種挑戰中共權威 的言論,自然更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政治形勢如此, 梁振英倡議成立的文化局被香港人質疑為搞中宣部,也 便非毫無根據的猜疑。不過回頭細想,政權在這些方面 表現得如斯忌憚 ,不正好說明甚麼嗎?

前言

〈議席爭奪等如位置之戰?〉引用葛蘭西的說話指出, 政權要維持長期穩定,絕不可能只靠強制性的暴力,而 是必須製造一套合理化其統治的意識形態。政權為了搶 佔陣地爭奪統識,必會以不同方式介入文化。〈中國搖 滾:從一無所有的紅布上奏起〉訴說的歷史,正好作為 事例說明了人民在文化上與政權角力的曲折和艱辛。〈隱 喻作為針線──直面六四創傷的《動詞變位》〉,則嘗 試具體展現個別文本重構六四記憶的政治潛能,細緻的 電影語言永遠比重覆的政治宣傳更具效力。 談到文化戰線,當然不能不談直接影響我們成長的教育。 〈國民是怎樣煉成的〉檢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 引,指出條文背後隱含的價值取向,或可為快將要教授 或學習的師生注射一支思想疫苗。〈櫃桶裡的紅領巾〉 的作者自述內地教育經驗,昔日的政治宣傳成為今日的 批判資源,或可說明洗腦教育並非戰無不勝。〈政治教 育這回事--教師的角色與實踐〉則直接探究教師在學 校中突破政治禁區的可能,說到底德育與政治教育本為 一體,在學校作政治教育實屬理所當然。 政治總是對文化苦苦相逼,我們有時難免希望,文化可 以闢出一片不受政治污染的天地。不過回心細想,世上 又有豈有完全政治中立的文化?當政權全方位介入文化 爭奪統識,即使貌似政治性不強的文化,其實也往往發 揮一定的政治功能。面對赤裸祼的言論管制和政治宣傳, 或許我們更需要警剔的,正是那種以「政治中立」為名 將一切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試想想,對於政權來說, 還有甚麼情況比人民討厭政治或迴避政治,更有利於統 治?我們的生活從來逃離不了政治,即使是貌似自由開 放的香港,政權也早已透過愛國財團掌控了大部份大眾 媒體。要實現我們心中的理想社會,是時候放棄文化應 該脫離政治的幻想,從文藝、輿論、教育各方面與政權 周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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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六四著黑絲

櫃 桶 內 的 紅 領 巾 27.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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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也吹到了我的家鄉,泥濘的路變成了水泥路,學校也建 了很多新的教室……感謝祖國,感謝黨!」 暑假回鄉時,如舊在房間搜索過去的痕跡,感傷時光流逝物是人非之際,赫然發現一篇名 為〈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故鄉〉的小學五年級作文。發黃的紙,被硬化至破 裂的透明膠紙黏貼在作文簿上,是曾剪下來被老師貼在牆上,用以展覽的文章之一。多年 過去,如今生活圈子中,「中共獨裁可恥」、「一黨專制暴政必亡」已幾乎成為無須辯證 的常識,反對洗腦國民教育亦是與朋輩的共同論調。充斥著矛盾的愛國教育回憶,以懷緬 之外的姿態重現腦海。 在內地讀了六年的小學,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被逼繫在頸上的紅領巾。 在全校集會上,在校長宣佈一年級的我們已光榮地成為少先隊[1]隊員,要努力學習貢獻黨 和祖國後,高出一個頭的四年級師姐便為我戴上「染著革命烈士鮮血的國旗的一角」,頸 項被勒住的感覺很不好受,但邊唱著豪壯的國歌邊望著講台上飄揚的五星紅旗,縱然不知 甚麼是少先隊甚麼是祖國,心中也莫名地有一股暖流升起。 不過,大概是個多星期後,我忘了把紅領巾帶回家,早上無法通過檢查進入校門,姐姐便 帶我到文具店用五毛錢買了新的。由於幾成習慣的粗心,此後櫃桶內的紅領巾越積越多, 有時心裡會納悶,哪來這麼多鮮血。再後來,「(普)起來/(粵)我老婆大過世界/我 阿爸係哥斯拉/你阿爺係心理變態/中國牛肉/有毒/不過食得咪晒/啦啦~啦啦~啦啦 ~/成個世界輸曬/老婆仔女都走埋/傻曬/老婆仔女都走埋/傻曬/傻曬/全世界」的 改編國歌流行,集體唱國歌之時偷偷地與身旁的同學一起唱出改編歌詞,又煞是過癮。不 過在老師的監督下,我們仍要保持「嚴肅尊敬之表情」,忍笑功力因此大大升級。 再次接觸黨和國,是在課本裡面。課文沒解釋那是什麼,只是教會我要愛國愛黨。黨的領 導人既親切又偉大,實在沒有不愛的理由。 鄧小平爺爺正直又不辭勞苦為人民服務,他以「八十一歲高齡」、「佈滿汗珠,仍不肯休 息」地在和民眾一起種樹,辛苦種好後又堅持重新扶正樹苗[2];毛澤東主席以國家為重, 即使長子毛岸英戰死沙場,仍有「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的氣度[3],而且毛 主席以人民為先,即使人民的磨米活動對他工作造成滋擾,仍不為滿足自己私欲而要人民 遷就,反而請人民喝珍貴的茶,以慰其辛勞[4]。老師說,有這樣偉大的領導才有這樣先進 的黨,才有這樣強盛的國家,這都是我們的福氣。那時我聽得心情澎湃,課文的指定背誦 內容「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5] 頓時浮現,我覺得自己應該仿傚為八 路軍放哨而犧牲的王二小[6]、在日軍威逼利誘下寧死不洩漏黨秘密的小英雄雨來[7],為 黨付出一切! 在這樣的情懷下,便寫下了那篇作文。記憶派發之時,老師要求我站起來宣讀,但讀到 「感謝黨」之句,卻不敢望向同學,心驀地戚戚然,近似向媽媽撒謊的心虛。 黃藝博[8]的故事在網上熱傳之時,總覺得有幾分眼熟。 [1] 中國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和領導的,並委託共青團直接帶領的少年兒童的群眾組織。 所有小學生自動成為少先隊隊員。 [2]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一年級下冊第3課《鄧小平爺爺植樹》 [3]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五年級上冊第27課《青山處處埋忠骨》 [4]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五年級上冊第28課《毛主席在花山》 [5]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五年級上冊第26課《開國大典》 [6]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一年級下冊第23課《王二小》 [7] 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四年級下冊第14課《小英雄雨來》 [8] 據內地媒體報導,黃藝博兩三歲開始看《新聞聯播》,七歲開始堅持每天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以小學 生之齡在全國重要報刊上發表過一百多篇文章。被網友狠批虛偽學者稱為愛國教育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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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是怎樣煉成 2015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將成為中小學必修科,此科雖由香港政府提出,但不難想 像是中共的所為。中共在港推出國民教育,主要基於兩個考慮。其一是香港的殖 民歷史。經多年西方教育洗禮,香港與內地文化及價值觀存在著差異,香港人不習 慣中共思維,往往難以接受其政策,而統合港人價值觀,將降低管治難度;其二是 維穩需要。香港言論自由比內地寬鬆,在制度下有較大空間反抗政權及作出行動, 且在中國近代史上富有革命基地的色彩,倘若任其發展,或會成為內地的借鑒和鼓 舞,起燎原之效。因此中共先下手為強,盡早將香港收編於天朝之內,以看似無可 抗拒的道德理由──國民身份認同,令港人歸順。

講金還是講心? 雖筆者從根本上就對國界的必要存疑, 但不打算在此探討國民身份認同的必要 性,反而想由教育局提供的《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下稱 諮詢稿)、《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 引》(下稱指引)、及建議教材等文 本,細析政權想透過課程教育出怎樣的 國民。 經濟發展向來是中國最引以為傲的話 題,對港人而言亦是最實在的誘因。諮 詢稿第一頁即指出「國家迅速的發展, 亦令社會普遍認同國民教育對青少年及 社會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其隱含 的潛台詞就是:現今國家經濟發展迅 速,值得關注,青少年欲掌握國家動 態,捉緊機遇發展,最佳的方法就是透 過國民教育了解國情。民間支持國民教 育者亦積極回應此論點,據《蘋果日 報》報道,新婦女協進會執委陳效能坦 言,有家長支持國民教育,是因為聽說 可以讓孩子免費到大陸遊學,又有機會 學習內地國情,為將來舖路。

所謂國家,在學生眼中就是尚待開發的 金礦,使學生產生認同的不是對國家的 感情,而是利益的誘唆。而真正對國家 有承擔的人,應是即使在危難面前,仍 堅守本分,甚至主動掃除國家禍患。這 樣的國民才會真正推動國家的發展。但 中共對這點卻難以啟齒──國家最大的 禍患正是專制的黨和龐雜的官僚體系。 強調了解國情之時,學生要麼看清真 相,反抗腐敗政權;要麼被蒙在鼓裡, 乖乖馴服,只求利益,不要問,只要 信。顯然,中共需要的是後者。

被閹割的自主 這便有了國民教育的教學目標之一:服 從權威。在家中,要服從父母的權威。 教學材料第三學習階段(即中一至中 三)「爭取自主權」中,要求教師教導 學生「不要強迫父母即時答應,這樣不 但不尊重他們,而且給他們挑戰權威的 感覺」,父母的權威彷彿是自有永有, 無庸置疑。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 位,家長的權威可延伸為統治者的權 威,學生在家中習慣服從於家長權威 時,對政權的反抗意識亦會微弱。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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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成的? 材對自主權的解釋為「想測試自己的想 法和判斷,若他們測試成功,便能證明 自己比以往成熟,故此他們十分緊張自 主權的運用」,將運用自主權扭曲為孩 子氣的表現,淡化此權利之重要性。 教材對民主的詮釋亦令人咋舌,在第四 階段(中四至中六)「我參加了選舉」 一課,一名為「民主牆」的遊戲,玩法 是要學生對班中事務提出意見,然後由 教師選出「最能一針見血、實用」的建 議,貼於民主牆。民主牆是公民表達意 見的途徑,但此民主實驗中,表達意見 竟須被挑選,甚至要由他人去傳達。民 主、主權概念都被攪混,民眾失卻爭取 自身基本權利的意識,權威更不被挑戰 和動搖,成為最大的信仰,為進一步由 根本上鞏固統治,愛國教育順應而生。

虛構的故鄉 除此之外,愛國教育還有一個老掉牙的 把戲──滲透。「課程個人、家庭、學 校、社群、國家、世紀五個範疇,旨在 全面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是反洗腦論 的主要論調。誠然,驟眼看來,國家只 佔其中一個範疇,全面之詞似乎能洗脫 「愛國洗腦」之嫌。但細看教材,所謂 「其他」範疇,實也晃著「國家」的影 子。比如在第二學習階段的「個人」範 疇中「一人有一個夢想」,其課程要求 學生建立的價值觀為「國民身分認同」 ,其學習目標是「鼓勵他們以中國/香 港傑出人士為榜樣,貢獻社會與國家」 ;第三學習階段「家庭」範疇中「故鄉 拾趣」之學習目標亦明確指出「培養鄉 土情和國民身份認同」,更要求同學各

文:飛

自撰寫一封書信給身處故鄉的親友,抒 發對於故鄉的觀感,並向對象作出慰 問。重點在於此書信「可以真實存在亦 可虛構」,即使家鄉不在內地或沒有親 友想關心,學生仍須違心而作。如此 滲透,愛國之目的路人皆見,然把夢想 與貢獻國家強行扣連,逼學生寫虛構書 信,是否對國家產生感情仍不明,培養 出虛偽的學生卻是可見之果。

絕處如何逢生 中國特色的國民教育勢在必行,我們如 何可以在荒土的夾縫中種出野花? 教師是關鍵。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指出,教師可自 行編寫教材,自由度大,教育局長孫明 揚亦鼓勵教師讓學生看到「光明面」和 「黑暗面」。制度上教師在課程中擁有 不少的決定權,但另一方面,在《指 引》內,教育局一再重申教師的責任, 如「教師的言談舉止、管理課堂秩序的 方式、日常與學生相處的態度等,都能 顯示其價值觀及生活態度,對學生價值 觀和態度的建立,產生深遠的影響。」 ,要求教師必須有「良好的品德」、「 良好的行為模式」。在制度之外,普遍 家長的保守風氣、學校名聲的重擔,教 師選擇教材時必步步為營,不敢拂逆主 流價值觀。 教師可如何在這環境下解開重圍?且看 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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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運動中的角色雖不明顯,但可以斷言,教師對當年學生的取向、立 場、行動等,一定有極大影響。政府提出的國民教育令全港嘩然,社會各 界對灌輸學生政治意識有不少意見。當我們大力抨擊國民教育變態、洗腦、 荼毒學生時,我們有必要反思一點︰政治教育是否需要?教師身為建制的 一部分,對教導學生政治意念,又應扮演甚麼角色?為了解前線老師的想 法,小記訪問了中學時期的班主任陳老師。

文︰ Jeffiu

教師的角色與實踐

政治教育這回事 —

一直以來,八九民運在大眾的心目中,是一群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教師

政治教育的目標 一開始,我們談及教育的目標和使命。究竟教育是要學生學一堆既定但未 必實用的知識,還是培養個人素質和批判思考這一類的能力呢?教育局的 網頁中,「抱負與使命」一項為「提供優質學校教育,致力發展個別潛能, 培育學生迎接人生挑戰」。坦白說,小記不認為教育局能實踐它自己定下 的「抱負」。陳老師也認為現時的教育制度偏重考試,埋沒了學生其他的 才能。在填鴨和倒模式的學制下,學生的發揮空間不大。社會塑造了一種 氣氛,令學生、教師、家長產生錯覺,像是讀書就是為了升大學,攀上社會, 賺錢養妻活兒。因此,學生不需多餘的思考,只需做好所謂的「本份」就 可以了。這種想法不但有損學生的批判思考,還間接導致學生的政治冷感。 陳老師認為,教師的身份不應只在教書,其個人的身教與言行皆為榜樣, 直接影響學生對學習的感覺。政治教育亦然。倘若學生從小就對政治冷感, 或沒接受政治教育,會令人失去對政府政策和政治立場的個人意見,限制 了看待社會問題的視野。對政黨的理解可能只餘下路邊「為你發聲」「父 母親節快樂」的橫額,甚至是一些蛇齋餅糭(然後大伙兒坐旅遊巴去抗議 或投票)。如果我們不希望日後香港出現如此的政治氣氛,學生必須從小 開始接觸政治。倘若社會大眾因了解政治而對現時的政制更具批判力,市 民可更主動積極地監察政府,幫助社會發展。去年港島區有許多學校在討 論校方與學生組織關係 [1],陳老師認為這是健康的現象。在一社會裏,如 果有訴求未能有效傳達予政府,或基本人權被侵害時,絕對需要有人站出 來反抗,否則只會是温水煮蛙,結果我們的權益一點一點也被剝奪了。 政治教育的模式與實踐 之後,我們談到政治教育的核心問題。首先,陳老師定義政治教育為教導 學生有關政治的知識。必須處理的問題有二︰如何教、誰教。 第一個問題比較麻煩,因為政治教育不是要去教一堆知識,而是一種主動 去分析和下判斷的能力。學生也不可能簡單的通過上一堂,就能完全掌握 箇中技巧。這需要長時間對政治、時事、世界大局的敏銳觸覺,還要時刻 關心社會,對不同持分者意見的考量等。教師須付出的,除了長時間與學 生沉浸在政治中,還要不時補充政治知識和留意世界大事。因此,要學習 這能力,不但是學生本身,對教師也是一種莫大的挑戰。至於是否值得,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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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任何形式的教學均會衍生一個問題,就是時間上的可行性。

其 中 一 條 為 ︰「 The professional educator endeavors to present

大家都知道現時香港的教育是多麼的艱苦,學生連課餘時間都用來

facts without distortion, bias, or personal prejudice(專業的教育

補習學樂器,你還想要學校騰出課堂來學這些「非正規」「無叉用」

工作者會盡力把事實不偏不倚地展現出來)」,小記覺得很有意思。

的東西?或許有些人不明白政治教育比物理化學來得貼身和實用,

雖然香港沒有這種條文,但這教育理念是值得借鑑的。

但即使建制內不容許「政治教育課」的出現,教師在學校仍有空間 傳授政治知識。

小記對教師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甚有興趣,因此也很想知道教師怎 樣看政治立場。陳老師認為教師也是人,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選班會。教師以最顯淺的手法讓學生了解民主、

只是有一個較特殊的身份,就是要教育下一代。撇開這些的話,教

投票、選舉等。如果教師有意覺地要在這過程引入政治教育,大可

師當然可以有政治立場。他認為有立場不是問題,也不贊成時時保

參考社會一般的選舉程序。例如,要先提名,選出候選內閣。然後

持中立。美其名是尊重雙方意見,實為不經思考,不敢下判斷。陳

候選者要發表演講,表達對班會職責的期望,會如何服務全班,甚

老師絕對支持當年挺身而出的教師。他們敢於表達已見,公開支持

至增設班規等。待各人演說完畢,可以讓他們互相辯論,挑戰對方

天安門前的學生。所以,他挺敬佩公開表達政見的吳美蘭老師 [5]。

的立場和期望,也可要求對方許下承諾。最後,同學們一同討論, 並投票選出班會成員。如果有人日後失職或沒兌現承諾,同學可提

至於如何避免因教師自身的立場而影響學生,陳老師認為教師要清

出罷免其職務,並重新進行選舉。這些都不是甚麼困難的事,而同

楚了解自己有否偏頗。在教導時可著眼於思考過程,而不是以情緒

學亦可從中獲得一些政治意覺和知識。這相較直接指派同學當班會

為主,直接影響學生的觀感。表達政見或評論時也要避免灌輸,也

委員,或一開始就草草投票了事,不是有意思得多嗎?層次較高的

就是一味的單方面傳達,不容許學生反駁或提出相反意見。這聽上

有領袖生選舉(學生選出或老師任命)、學校旅行的地點等。這些

去很理想化,也難以確保所有教師都完全盡責,某程度上這也是教

攸關學生權益的事務,學生沒理由不參與其中。但很遺憾,學生通

師自省能力的問題。話雖如此,小記相信以現時發達的科技,資訊

常不會覺得他們有權參與,甚至認為自己不應有權發聲。如在能力

流通,教師想隱瞞事實也很難。學校雖對學���影響極大,但學生畢

之內,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究竟學生在校方定下的建制內,有甚

竟不是全是傻子。我們要對教師的專業操守有信心外,也要對我們

麼能夠參與及改變的部分。如果學校肯把權力下放,讓同學多參與

下一代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信心。另外,相比單方面灌輸,小記認為

校園事務,能提升學生的政治意識。相關例子有「改一條校規」的

完全不提政治更為可怕。因為這會營造學校「去政治化」的氣氛。

故事 [2]。學校,可以說是社會的縮影。若然從校園生活的周邊小事

即使學生接受的是單一的政治意向,這總是一種對政治觀感的教

引入,很容易就可令同學明白政治是怎麼一回事。

育。相對數年全無政治意覺的中學生活,這種灌輸也許還能引起學 生對政治的反感。日後他們回望當年教師的論述時,或會有另一番

另一方面,教師經常抱怨工作時間長,課外還有許多行政工作,令

看法。

他們疲於奔命 [3]。話雖如此,這不等於教師全沒時間進行政治教 育。有些時間如午飯過後、課前閱讀等,教師可善用這些時間,引

總結

導學生思考。例如直接拋出一件時事,問學生對它有甚麼看法。學 生會表達各種意見,教師可加以整合拓展,逐漸培養學生對政治的

小記很興幸能遇上這位老師。從中六開始,到整個訪問中,小記均

興趣。場合也不一定要面對全班同學,有時在飯堂與幾個同學閒談,

能感受到陳老師對教育的熱愛,以及對學生的關懷。教師相對社會

也能收效。小記認為,關鍵在於令同學時刻留意。這才可養成主動

其他持分者,更能與學生有效地接觸和溝通。這正正肯定了教師作

深究政治的意識。

為推動政治教育的角色。總結全文,小記只想說︰政治教育是必要 的,而教師是掌握學生政治意覺,以至社會未來的鑰匙。教育,是

教師的立場問題

一項偉大的工程。

教導者當然是教師。不少人擔心教師本身難以做到中立持平,令學

[1] 〈民主種子 校園開花 皇仁學生會公投爭自主〉,蘋果日報,

生理解時有偏差,甚至忽視了某一方的意見和立場。還有的是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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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政治環境下,一旦表明立場或會被扣帽子,立刻被永遠標籤為

[2]  黃明樂,〈改一條校規〉,光明女樂 ( 黃明樂個人網站 )

某一方的人,甚至會有政治後果。陳老師認為,教師總有個人經

[3] 〈齊論教師工作時間〉,香港教育城

驗和意見,而且活在社會中,一旦有了角色要扮演,在教育的過

[4] 〈斥唐英年壞榜樣 700 師生齊鼓掌 官校教師:我要有權選特

程中總會不自覺地表露出來。美國教育人士協會(Association of

首〉,蘋果日報,20/5/2010

American Educators)中有所謂的專業守則(Code of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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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 作為針線 ──直面六四創傷的《動詞變位》 文:熙

「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 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 ──海子《日記》

活。二來由於導演學法語出身,戲裡曉青也 有上法語課,而法語裡的動詞詞尾常因主體 所處的時態和性別而變化,就如這班青年的 生活,因六四後的中國體制及社會氛圍而大 大改變。

中國詩人海子的詩句,在唐曉白的獨立電影《 動詞變位》(2000)裡反覆出現,由主角一個 因參與六四而「失蹤了」的朋友讀出。[1]

文革結束以後,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讓人民 思想得以稍稍鬆綁。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 響,意識到中國種種政經問題之嚴重性的學 生,為了改變中國,都紛紛在八九湧去天安 門廣場,引起一場壯闊波瀾的民運。但中共 鎮壓民運後,欲以市場經濟發展維持社會穩 定,同時重新收緊言論自由,也要求最有可 能「造反」的年青人效忠國家。

談到六四的影像,我們或許只想起紀錄片的零 碎片段。《動》不是紀錄片,但它對歷史碎片 的捕捉,以及對社會現實的回應,對我們思考 六四的意義,以至改變社會的方法,也甚具啟 發性。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的冬天,北京籠罩著沉鬱 的氣氛。《動》的故事主要講述一對逃過坦克 鎮壓、在天安門廣場上認識的情侶──郭松和 曉青,他們搬進一間破舊平房,期望展開美好 的同居生活,但隨著生活愈來愈艱困,無論對 愛情抑或社會,熱情都逐漸冷卻。郭松身為大 學畢業生,卻被國家派到一所小工廠工作。他 們同樣參與過民運的好友也為生活憂心忡忡, 最後各散東西:田宇不再當教師,開了咖啡廳 但生意很冷清;小四的父母賠了錢給國家讓 他到美國留學(當時出國留學要交二萬元給國 家),他卻對離開家人和朋友感到相當自責; 大貓則要離開北京,遠走到山西的酒廠工作。 為幫補家計,曉青瞞著郭松去為田宇的咖啡廳 打工,但在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竟發現懷 了郭松的孩子……

我不會跳舞   電影以「動詞變位」(Conjugation)為名, 其實甚具心思。一來這詞一般有「結合」或「 婚配」的意思,呼應曉青和國松的非法同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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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在工廠工作,工廠主管為配合國家,要 求他參與亞運會的集體舞表演選拔,要他跟 一班婦女一起練習跳紅綢子舞,重拾「組織 性」和「紀律性」。目無表情的郭松只冷冷 地回應:「我不會跳舞。」他希望堅守作為 大學畢業生僅餘的尊嚴。可是,在電影後段 他因生活窮困,迫於無奈放下尊嚴,在街上 擺地攤賣圍巾,在夜裡揮動著紅色圍巾大聲 叫賣,而完全無人理會。

重拾歷史 抵抗遺忘 除了關心六四後年青人的生存狀態,這電影 也充滿不少關於六四事件的生活或歷史碎 片,無疑是要抵抗遺忘。剛開始親密同居的 郭松和曉青出外吃飯,餐廳就播著《血染的 風采》,一首追悼為國家犧牲的人的歌。其 後曉青在咖啡廳說想聽齊秦的歌:「以前一 個老朋友老唱他的歌……我今年夏天認識他 的,可是認識沒多久……他們說他失蹤了。 」柔弱的結他聲帶出隱隱傷痛,她一臉茫 然。而最直接的影像,則是郭松帶曉青去墮 胎後,乘計程車經過天安門廣場,電影突然 靜默無聲,看著毛澤東的肖像漸漸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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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電影中段,郭松和他的好友無計可施,唯 有把一直收藏在田宇的床底的募捐箱拿出 來,瓜分在廣場籌回來的民運捐款以維持 大家的生活。他們即使面對著沉重歷史的壓 力,也因現實的局限而妥協。可見導演對民 運的消散、希望的殞落,始終難以釋懷。

平實的影像 深刻的隱喻 

後把他的身體碎屍萬段,並浸在泡菜缸裡, 但年幼的兒子其實在一旁看著;兒子一天天 長大,一直是個啞巴,但一天小姑來訪,問 起哥哥在哪兒,女人回答:「他已失蹤很多 年了,大家都知道。」從未開口的兒子卻突 然開口刺破謊言:「媽媽,泡茶缸裡爸爸的 肉可以吃了嗎?」  

影像作為方法 綜觀整部電影,導演不但以平緩的節奏和成 熟的鏡頭運動抓住了細膩的生活實感,也隨 著情節推進,把一個又一個隱喻(由表面無 關的事物比喻產生意義)放進寫實的影像, 使電影充滿張力。 電影多次對一些日常物用到特寫鏡頭 (close-up),在電影裡,特寫鏡頭多數用 來誇張事物的重要性,並暗示其有象徵意 義。有一幕,郭松和他的好友在吃火鍋聚 舊,談著各自的煩憂,並開始想打募捐箱的 錢的主意,期間有一個特寫,拍攝著火鍋裡 沒有食物,只有滾燙的水,比喻逐漸被沖淡 的理想;電影末段郭松和曉青從結冰的河中 挖出魚屍,之後在家中煮魚吃,畫面有近10 秒停留在鍋子裡兩尾雙眼無神的魚,彷彿被 水滾煮著的是他們二人。而在他們挖魚前, 在冰河上嬉戲的那一幕,則用了寫實的自然 光,背光的效果令觀眾不太看到他們的表 情,使畫面流露淡淡哀愁。電影就是透過這 些捕捉現實的方式,顯露日常人、物、地等 的詩意暗示。 但,隱喻在電影裡的作用不只停留於協助敘 事的層面,也有對國家鎮壓民運的暴行與謊 言作出辛辣的批判。最為突出的一個,就是 電影末段,田宇跟郭松決定合作把生意冷淡 的咖啡廳改為火鍋店,電影畫面裡郭松在昏 暗的廚房一刀一刀刨著血淋淋的羊肉,旁白 是曉青說著一個女人殺夫的故事:女人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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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電影是唐曉白自編自導的作品,而事實 上,唐曉白自己也經歷過八九民運,因為 她當時在北京唸書。談到為何要拍這故事, 她說她希望真實呈現那冬天絕望的氣氛: 「2000年準備拍電影時,我已經畢業十年, 我一直想回頭看自己的青春是如何結束的。 」有趣的是,她因拍了這作品而被評為「中 國最有政治勇氣的女導演」,但她說過,自 己原本僅僅想拍個自己的戀愛故事,只不 過,如要回顧那段青春,就不能繞過六四: 「那時候同學正青春,經過一個運動,突然 就老了。」[2]

放棄曾堅持過的理想。年青人有熱情和理性 之餘,也有其懦弱的一面。而故事裡眾人的 掙扎和困擾,或許才能如實反映當時多數中 國人的普遍精神面貌,豐富了觀眾對曾捲入 六四漩渦的人的理解。 當這些故事,成為影像傳播開去,就能夠引 起他人的反省和共鳴,縫合不同個體的生 命,以對抗統治者希望的疏離和集體失語。 退後一步,就算不談藝術創作,我認為活在 這個社會仍充滿荒謬的年代,我們每個人都 該要有對歷史有所承擔,以及對社會現實作 判斷、想像新世界的勇氣吧。

[1] 郭松其實還有一個叫作「腳趾」的朋友,但一 直沒有在電影出現;他在六四後「失蹤」了,留下 一個牛皮紙袋,裡面有一首長詩,詩句主要來自海 子的詩作《日記》和《答覆》,在電影裡被斷斷續 續地朗讀出來,替電影染上一抹深沉而動人的藍。 [2] 旺報:〈最有政治勇氣的女導演 唐曉白〉 (載於台灣苦勞網)

由此可見,藝術創作的出發點可以很「個 人」,但畢竟個人是在社會裡形成,無法 避免受歷史影響。當唐曉白真誠面對個人的 經歷和歷史的創傷,加上對現實的觀察和想 像,組織生活細節裡種種元素去創造意義, 最終作品就既有個人的深刻內省,同時對屬 於集體的社會事件有所回應及判斷。而在說 故事的時候善用隱喻,就更能夠把人的內部 世界和外部世界,連在一起。 《動》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補充了 一般六四敘述鮮有提及的面向──故事關心 的,不再是當年民運走在最前線或經常成為 焦點的學運領袖,如何拋頭顱灑熱血,反而 對準了一些在運動裡站得較後的小人物,如 何在六四後因種種現實問題,慢慢淡忘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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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搖滾: 從一無所有的紅布上 奏起 文:matthewwth

歌曲。但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的文藝之春,隨著資訊開放,青年終能從

並且能與社會時代脈絡緊扣連。

收音機等途徑接觸外國音樂;故當鄧麗君登陸內地時,引來一陣一發

們傾向認為搖滾只是一種大眾娛樂模式,而且是一種嘈吵的 音樂。但我們鮮有想過搖滾其實可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力,

不可收拾的狂熱,因為大眾從歌曲中尋回久違了的自由表達情感的方 關於搖滾定義,學界文化界始終爭論不休,難以定義,但普遍有兩套

式。不過,當中國青年初接觸搖滾時,只是複製了其音樂形式,主要

理解:搖滾作為一種音樂類型,或一套青少年文化運動。青少年文化

翻唱歐美著名歌曲,而沒有本土意覺,更遑論像歐美一樣的反叛傳

運動涉及的遠超乎音樂類型本身,視搖滾本身為一種信念與價值,並

統。直至86年後來被譽為「搖滾之父」的崔健於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

視其為一整套青年文化建立的過程(如相關的服飾、俚語等);並

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後,搖滾才獲較廣泛的認知與討論。

且,出於種種歷史原因,其「反叛性」常被提及。 隨著搖滾的發展與社會開放,中國搖滾也漸變得更本土了。80年代中 後期的歌曲不再只管翻唱,開始針對年青人在新社會劇變下的感受。

搖 滾 , 作 為 一 種 文 化 運 動

與七十年代比較,出於急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青年對城市的觸覺出現

搖滾的誕生,是上世紀美國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搖滾是揉合了黑

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且,從意識形態上來說,舊的規範和理想被徹

人節奏藍調(Rhythm Blues)與山區民謠(Rockabilly)而生的音樂,因

底否定,換來是一段走投無路、認知混亂的時代,加上目睹開放帶來

強勁節拍和大膽表露的歌風大大挑戰傳統音樂形式而使青年著迷,但

的不平等,搖滾——作為一種新的青年聲音,也漸步入時代的大舞

亦因而受當時保守的社會唾棄(如美國一些州在教會的推動下,甚至

台,決定以搖滾樂對社會問題作出表態。

一度禁止搖滾),搖滾更被視為低賤的「種族音樂」(Race Record) 和底層音樂。然而,美國的戰後新世代與他們父母一輩的價值觀形成

1989年,崔健前往天安門探望絕食學生,其演說的錄音在網上廣傳,

明顯對立:他們的父母因受大戰震撼而變得保守和沉實,與急於發掘

雖背景傳來陣陣救護車飛馳的警號聲和混亂的群眾吵鬧聲,還是能聽

生活色彩的新世代形成對立。結果搖滾成為反叛象徵,不少青年冒著

到他聲嘶力歇地說廣場是屬於學生的,還唱讀出他的「一塊紅布」的

道德批判去辦音樂會。搖滾結果塑造著一整代「反叛新世代」的青年

歌詞:

文化,與嬉皮士文化和社會運動緊扣連。[1]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正當60年代的搖滾巨星正呼籲著法國學生唱出五月風暴的歌韻,並遊 走於全美國的黑人民權集會現場之際,搖滾卻因文革浩劫而隔絕於神 州大地之外。

上述歌詞反映他們對時代變革的困惑與迷惘,並暗諷改革帶來的都是

當 搖 滾 登 陸 神 州 大 地 … …

糖衣毒藥,滿是謊言。當他演說演唱時,有不少掌聲和歡呼聲。搖滾

要數中國搖滾的出現,是80年代開放下的結果。在此之前,文革時期

首次被發現是一種具如此感染力和號召力的文化聲音——這正是政權

極大的限制了文藝發展與情感表達的形式,音樂全是歌頌領袖的革命

恐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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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它於群眾間植根、發芽,它可有意想不到的發揮——例如草根的重新翻唱演 繹,可把歌曲本身的內容深化、擴散,並成為一種傳遞式的聲音。年前,一對

農民工兄弟在工地宿舍重新演繹了搖滾歌手汪峰的「春天裡」,他們唱出自己 對生存狀態落魄和擔憂,更唱出對夢想和未來的堅持,這嘶啞和蒼涼的歌聲瞬

6月4日,槍聲蓋住了結他聲,既是中國搖滾的開始,也是���國搖滾的

間傳遍大江南北,令人熱淚盈眶。雖從音樂形式上看來他們怎都不像我們經驗

結束——政權看到藝術的威脅性,以鐵腕方式打壓搖滾。黑豹、唐朝

所理解的「搖滾」,但他們的歌聲卻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搖滾」,並成為

樂隊一度被迫解散,崔健從1990年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演出後,即被

草根民眾對現實最真實的吶喊。

封殺,沒唱片公司與他簽約,他並被禁止在大型場合公開演出。當美 國搖滾之父貓王為人津道時,中國搖滾之父崔健卻如階下囚。此後的

獨立於政商挾制的中國搖滾,甚或可帶來地區性的震撼,連結兩岸三地的群

中國搖滾被局限成少數能接觸外間資訊的北京音樂人的玩意,結果由

眾。搖滾作為一種節拍強勁且感觀刺激的音樂,本已輕易使不少地域的青年著

少數「文化精英」壟斷了搖滾樂話語權,被人譏諷為「首都搖滾」。

迷,中國搖滾進一步優勝之處在於其語言為兩岸三地互通,易把兩岸青年連 結,使議題得到更廣泛關注,繼而形成社會力量。96年於內地成立的「盤古樂

此後搖滾發展一直沒大起色,走入地下。雖年青人對音樂熱誠不減,

隊」因敢言社會不公,關注人權、貪污等議題而走紅內地,04年時假借旅遊為

從「打口帶」[2]堆中繼續挖掘著搖滾樂的經典,並組織「外省搖

名,在公安的眼皮底下溜到台灣參加「台灣魂音樂會」,惹來台灣媒體熱烈報

滾」一手一腳以簡陋工具對抗「首都搖滾」的中心文化姿態,且開始

導和社會廣泛關注,同時揭開其成員被北京政府追捕的序幕[6],他們倉悴逃

塑造著青年的服飾、俚語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但中國搖滾也

亡時還得到很多台灣人的祝福和幫助。89年台商引進了崔健的專輯後,在台灣

因隨著日益加劇的政商挾制而漸步入「失語期」,失卻當初積極批判

迅速走紅,同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台灣媒體密切關注著崔健的安危,同時注目

社會的鋒芒,搖滾歌詞變得多以述說個人青春或情感遭遇為主。如當

北京情況……

時號稱「魔岩三傑」之一的張楚在著名歌曲〈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中

的詞便能體現當時搖滾的轉向:

出於種種原因, 與歐美社會相比,華人社會論及社會政治議題的歌曲,始終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生命像鮮花一樣綻開 我們不能讓自己枯萎 沒有選擇 我們必須戀愛」

少得可憐;其中,香港可謂兩岸三地音樂文化最畸型,音樂主題與文化最單 一,且受商業操控最嚴重的例子。我們不相信搖滾除助人抒發情感以外,還能 為社會帶來任何改變。我們結果狹窄地把對搖滾的想象僅定格在煙花與爆破、 燈光與煙霧層次。雖對於搖滾作為一種音樂類型的理解,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從 樂理原則上清楚釐定;但我們不能無視它作為與社會運動緊密連結的一套文化

90年代起,中國搖滾正受著日益加強的政商雙雙挾制。政治上,政權

運動歷史。雖我們沒如美國般的歷史社會條件,去促成搖滾最初作為一套社會

始終對搖滾這種具感召力的音樂存在戒心,主流媒體對搖滾相關活動

運動的出現,但無視其歷史性的本質,將使搖滾失卻其底蘊。

的報導也不怎熱情。當2000年由迷笛音樂學校和青年自發籌辦的「迷 笛音樂節」出現後,官方反應迅速地另辦一個「雪山音樂節」打對

並非每隊樂隊得以人身自由作抵押唱出政權醜陋,才稱得上「真搖滾」,但搖

台,且媒體報導後者幅度遠超於前者。不單官辦音樂會對單位限制重

滾圈應認清自己在時代脈絡下處身的位置,並盡其所能捍衛搖滾的底蘊和獨立

重,且在敏感時期搖滾音樂會被拒批場地的事亦屢有發生;崔健就竟

自主性。同時,應具備要與霸權意識爭奪話語權的警覺性,非對個人煩惱

曾在演出時被公安強行從台上拿走結他[3]。他後來表示:「中國的

外的建制問題視而不見,這才是對搖滾底蘊的真正承傳。

改革開放是以經濟開放為主,所有其他開放為副……文藝改革開放三 十年,它所反映的僅是人民生活中的一種娛樂方式而已……」[4]。 商業上,中國搖滾當初的獨立性亦受著嚴厲挑戰。商業機構正對搖滾 進行吸納與收編,使搖滾進一步淪為一種單純的大眾娛樂——一種在

[1]鍾子林。1998。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既定形式與語境下的娛樂。由於大公司擁有龐大資本,對音樂傳播起

[2]90年代初歐美大型唱片公司因清理庫存而把CD鋸口運往港口銷毀,卻被商人作為音像製品走私往

關鍵性作用中,一些樂隊開始妥協,引發一些地緣分化,使中國搖滾

中國各大城市,形成興盛十多年的地下產業,滋養大批青年聽眾,對中國搖滾發展功不可沒。

在商業與憤怒的分岔路中停濟不前。中國搖滾因意識形態的劇變而引

[3]08年中國政府曾在奧運前夕突然延遲「迷笛音樂節」,又曾在2010年8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

發,又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懸空了意識形態而冷卻;因信仰和思想的

的演唱會中,強迫30名樂手驗尿「查明沒有吸毒」,並要求保證演出時不喊政治口號。崔健亦曾在

動盪而引發,又因時尚和消費而冷卻。

「怒放搖滾英雄演唱會」上被工作人員突然拿走結他。 [4] 有線新聞節目「巨變三十年」中對崔健的訪問

[5]事實上,民謠(Folk)是廣義搖滾的重要組成部分,而50年代在美國中南部的Rockabilly則是其中 之一。至60年代不少搖滾巨星(如Bob Dylan)亦以傾向民謠的形象示眾,故民謠/搖滾界可謂互惠互

在政商挾制下受挫,中國搖滾的獨立性便變得非常重要。崔健在坊間

補,界線未必能輕易界定。

仍享有崇高名譽,有賴他在公安眼皮底下繼續四處演出,疾呼出時代

[6] 樂團主唱敖博和貝斯手段信軍二人離台後先赴泰國尋求政治庇護,卻在泰國接到電話警告其家

的人心,作為提醒大眾勿忘反思的動力。此外,民謠作為搖滾重要的

人朋友經已被監視、財產被扣押;其後泰國總理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借機以「軍火販」名義要求泰

組成部分[5],一些獨立的民謠其實仍對音樂獨立自主的話語權,起

國政府通緝二人。聯合國難民公署其後認 為二人有即時人身危險,二十四小時內遣送二人出泰國,

著表態的作用。比如著名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則因敢於議論社會不公

並成前往瑞典尋求庇護

而走紅內地,以結他批判著社會的不是。這些聲音的重要性在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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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 2011 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再次敗陣。選 舉結果公佈後,普選聯成員馬嶽撰文評論,區議會 在八十年代曾經是民主的實驗室,與今天的「社區 福利主義」大不相同。當時民主派以地方選舉發展 居民運動、推動社區改革、影響政府政策,同時也 用議會資源來支援社會運動,並將此定義為葛蘭西 所指的「位置之戰」。無獨有偶,遭逢全軍覆沒的 社民連,其代主席鄧徐中也以〈位置之戰〉為題回 應區選敗局,誓言「開動位置之戰,攻佔陣地」是 社民連的唯一出路。 二人以「位置之戰」形容區議會選舉,固然有本地社 會如何接受葛蘭西理論的歷史淵源,但其中的理論 關節卻鮮有被仔細審視。庸俗地理解「位置之戰」, 很容易會演變為民主黨經常宣揚的「寸土必爭」論, 好像一切議席之爭都很合理。循此思路,本文希望 補充葛蘭西的理論脈絡,回應關於「位置之戰」的 說法,從而討論香港反對派的議會路線問題。

席 3

1917 年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以突 擊隊包圍俄國臨時政府,最後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及 其共產主義制度;在另一邊廂的西歐諸國,共產主義 運動則仍在艱苦鬥爭。葛蘭西提出,西歐與俄國的國 情不同,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不能將俄國的鬥爭策 略原樣照搬:「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還 處於原始的混沌狀態;在西方,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 間有一定的聯繫,國家一有風吹草動,市民社會的堅 固結構立即挺身而出。國家只是外圍的壕溝,後面屹 立著一個強大的碉堡工事網 ...」(〈政治鬥爭和戰 爭〉) 在這篇文章,葛蘭西以戰場比喻政治鬥爭,軍隊或警 察只是統治階級的前線,而即使我們摧毀了前線,也 不代表能贏得戰事,因為敵人會迅速躲入較後方的塹 壕負隅頑抗,而統治階級的塹壕就是「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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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葛蘭西 葛蘭西是意大利共產黨員,1937 年死於墨索里尼政 權的獄中。今日我們談及葛蘭西,通常會引用他提 出的「統識」(hegemony,或譯霸權、文化領導權) 理論。簡單來說,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要長期維持 統治,不可能單靠國家機器(如軍隊、警察、法律) 的強制性暴力,而必須建立一套意識形態以合理化 和鞏固其統治地位。這套意識形態將各種偏向統治 階級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變成普遍常識,令人民自 願認可和習慣遵從,從而自然地擁護既有政權的統 治。過往人們一般認為意識形態只是統治階級蒙蔽 群眾的思想工具,葛蘭西則提出,我們必須爭奪統 識,並以此作為其中一種主要鬥爭策略。為何葛蘭 西要提出這種鬥爭策略?這就牽涉到他對當時俄國 和西歐不同情況的形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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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

所謂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譯民間社會、公 民社會),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一個相對於政府部 門、軍隊、警察、法庭等等政府組織的社會體制,包 括教會、商會、工會、學校、傳媒等等。葛蘭西指出, 西歐諸國市民社會的發展遠較俄國成熟,無產階級 要奪取政權,除了要面對統治階級的軍隊,更可能 要面對反對革命的廣大群眾。因此,除了在政治經 濟上直接鬥爭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 無產階級還需要從文化和輿論上爭奪統識,在市民 社會中進行「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也就 是所謂的位置之戰。

去政治化的議會政治 讓我們從歐洲回到香港,目前的問題顯然是:議席 爭奪是否一種位置之戰?八十年前的葛蘭西沒有提 供明確答案。政黨是市民社會的組成部份,固然可 以是一種陣地,但這卻不等於議會便是值得爭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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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地。若用比喻來說明,戰場上從來不是每個陣地都 應該堅守,有時堅守某些陣地只會白白犧牲,有時敵 方甚至可能設下陷阱,故意引誘我們進入某些危險的 陣地。因此,如何開展具戰略價值的陣地戰,可謂極 為關鍵的問題。

不過,馬嶽卻未有說出全部真相。其實社區福利主 義的盛行,又豈止是建制派的責任?他期許繼續這 種「位置之戰」的泛民,絕大部份本來就是社區福 利主義的擁護者(分別只在於蛇齋餅粽與地區服務 的多寡),平時只用海報街板簡單宣示立場,無心 於社區政治教育,然後四年一次動員投票,為守住 議席而守住議席。若然如此,即使泛民能奪得全港 大部份區議會議席,又談何從文化和輿論上爭奪統 識,為直接鬥爭做準備? 葛蘭西曾以印度反對英國人的政治鬥爭為例,提出 不同鬥爭策略需要緊密配合:「甘地的消極抵抗是 一種陣地戰,它在某種時期變成運動戰,在另一種 時刻又變成地下戰。抵制 ( 敵貨 ) 是一種陣地戰, 罷工是一種運動戰,秘密製造武器和作戰部隊則是 一種地下戰。」(〈政治鬥爭和戰爭〉)可是,強 調和平理性的泛民,除了不斷呼籲市民投票支持,

雖然每逢區議會選舉,媒體和政黨都會宣傳成建制與 泛民的對決,但區議會實際上只是諮詢架構,沒有任 何制訂政策或通過公共開支的權力。區議員無實權, 政府和物業管理處背後的財團又層層設限,極力阻止 政治訊息在社區空間出現,加上大部份議員在政治上 不思進取,令我們的社區成為徹底去政治化的地方。 誠如馬嶽的文章所指,今天的區議會已淪為利益發放 及地區服務的競爭場所,建制派大量自動當選導致社 區福利主義盛行,仍以區議會為平台推進運動的社區 工作者早已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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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 之 置 位 壕

道塹

何曾採用其他鬥爭策略?部份泛民成員如馬嶽身屬的 普選聯,甚至連激進一丁點的鬥爭策略也不屑為伍。 這種不講鬥爭、不講意識形態、去政治化的所謂「位 置之爭」,除了作為專制政權的民主花樽,加強群眾 的政治無力感,以及令統治階級的陣地更加堅固以外, 恐怕並無任何正面意義。

文: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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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真正的陣地戰,必然要有利於爭奪統識的領導權,提 供迴異於統治階級的政治想像,指向各種價值觀及生 活方式的重塑。雖然上文主要以區議會作討論焦點, 但立法會層次的問題其實也是差相無幾。總括而言, 陣地戰可以在議會或政黨發生,也可以在學校、工會、 媒體等等地方發生,但在這些地方發生的政治角力卻 不必然等於陣地戰。今天香港的政治形勢愈見險峻, 統治階級不斷收窄社區與媒體的言論空間,又以製造

民粹恐慌煽動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更應該想清楚如何開 展陣地戰,重新奪回統識,而非盲目地追求個別陣地的 增加。最後謹借葛蘭西的說話作結:「實行各個擊破的 『陣地戰』具有最後的決定意義。換句話說,在政治中, 只有一個一個地奪取陣地,這些陣地雖非決定性的,卻 足以使國家無法充分調動其全部領導權手段,只有到那 個時候運動戰才能奏效。但如果出於某種原因,這些陣 地失掉了他們的價值,決定性的陣地反而處在危急中, 那麼就得轉向包圍戰;這是一種收縮而困難的局面,要 求有高度的克制和非常的創造才能。」(〈從運動戰變 為陣地戰──在政治領域裡亦然〉) 參考資料: 馬嶽〈區議會的位置之戰〉,《明報》28/10/2011 鄧徐中〈位置之戰〉,《經濟通》,18/11/2011 葛蘭西〈政治鬥爭和戰爭〉、〈從運動戰變為陣地戰 ──在政治領域裡亦然〉,《葛蘭西文選》,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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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前言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 於改變世界。」 -馬克思 如果我們認同,很多當下中港的政治、經濟、文化壓迫乃 源於不公義的社會結構,官商一體的政權只為統治者的利 益而存在,我們,就不能夠再讓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民主」因而不應由統治者定義,也不只是一個空洞口 號,而是要我們透過種種思考、討論、想像、實踐,編織 出最切合人民需要的集體生活模式,使權力真正歸於人 民。 那麼,我們就要問:活於水深火熱的無權勢者,可以如何 切實地重拾生活各範疇的自主權?所有受壓迫者和希望推 進社會變革的人,可以如何組織起來,集結成一股足以搖 動建制的力量?���在社會運動裡,怎樣的綱領才能帶運動 走向最理想的方向? 從八九民運至今,很多實踐民主的寶貴經驗,也有助於我 們思考答案。〈廣場染過的紅色-工人的振臂與失落〉 走進了八九民運的歷史,希望打破八九民運只是一場「學 運」的說法,並探討當時工人為何無法領導整場運動,以 及工人與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的政經立場有何矛盾之處。 此外,內地陸豐市烏坎村的抗爭經驗,對我們了解當今中 國的民主狀況及出路甚有幫助。〈烏坎事件:民主復興? 宗族復興?〉嘗試帶我們看清宗族勢力與烏坎民主實踐的 關係-烏坎抗爭最後帶來一人一票的村委會選舉,但是 否代表真正合乎公義的民主已至?〈改變從草根做起- 內地基層民主的實踐和想像〉則討論烏坎村的自治實驗和 衡陽縣農民成立農會的經驗,以探索農村自治以及組織農 會的可能,並且從王力雄提出的「遞進民主制」開始為中 國想像一套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度。

回到香港,遊行示威甚至直接行動固然是爭取民主的可行 方法,但我們有否想過,除了「砌」之外,我們也有「 傾」的需要?〈行動場合shall we talk〉試從檢討過往的 社運經驗,把焦點放在行動場合的討論環節,指出它如何 有助於組織社運的參與者,以及如何協助他們跨越代議民 主想像,實行真正的人民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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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染過的

紅色

工人的振臂與失落 文:石七刀

六四鎮壓之後,有不少人將此事件定性為「學運」。其他諸如「八九 民運」的說法,重點都側重於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在此,我當 然認為學生和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其 實工人在運動中的角色,鮮有被提及。在這裡我會嘗試重塑工人在民 運中的角色、反思工人與學運領袖與知識份子的矛盾,以及他們應該 發揮的政治主體性。

五月上、中旬運動的疲弱 5月4日,學生領袖周勇軍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 宣佈結束了從4月20日「新華門事件」開始的罷課。除了北京大學和 北京師範大學以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當時湧現不同的學生組織, 運動的領導權成為了問題。這時學運份子大概分為三個群體,第一是 與政府的對話團,第二是高自聯的成員,例如王超華、周勇軍等,第 三就是王丹、吾爾開希等自成一角,具有政治魅力的群體[1]。面對 毫不妥協的政府及對學運熱情漸退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等於是嘗 試組織絕食行動。雖然,當時北京高自聯反對絕食,但由於高自聯對 運動的控制能力漸弱,未能阻止絕食行動。於是,絕食行動便於5月 13日開始。

運動的推進和壯大:工人的角色 5月17日《光明日報》一則新聞是這樣寫的:「與(5月)16日相比, 遊行的隊伍中工人和中學生明顯增多。北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打出了 自己的旗幟……」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正式成 立,其廣播站立於廣場西邊。他們在5月19日,發表了〈首都工人宣 言〉,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接受學生的兩項要求:一,肯定這場運動 是愛國運動;二,與學生公開對話,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否則 會進行廿四小時的總罷工。雖然在此以前工人已經有參與運動當中, 但確立工自聯的成立仍是在五月中旬。自此工人的勢力從之前的零 散,慢慢聚集起來。5月20日北京當局發出戒嚴令後,工人組織了「

最初,絕食者人數只有300人,包括支持者也只有3000人。自復課 始,運動的發展依舊疲弱。然而,在兩天之內,絕食人數便迅速增加 至3000人,支持者有數百萬。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來到天安門,他們 又是些什麼人?最明顯的當然就是5月16日至5月26日,從外地來的 172000位外地學生。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厭倦,這

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敢死隊」,保護學生安 全,以及組織抵擋軍隊進入。工自聯更在戒嚴令宣佈的第二天早晨, 在首都鋼鐵公司等地,派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五月期間,數百個工 廠的代表,數以萬計的工人在北京的大街上遊行,全國各地也有類似 的行動上演[2]。

些外地學生便成為運動主力。除此之外,擔當著推進運動的重要角色 的,還有工人。

運動能夠從5月上旬開始的衰弱,去到絕食後期再次壯大,除了北京 學生以外,工人和全國各地的學生和市民的支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雖然,工人開始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層,卻未能在運動之中成為獨 立和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雖然到了絕食期間,運動的領導權並不明 確,學運領袖也並不能完全控制廣場的絕食者,至於與北京當局的對 話、宣佈停止絕食等工作,依然是由學生控制。那麼,究竟為什麼工 人未能在運動中取得領導權? 最直接的原因,是學生排拒工人參與。工人在廣場西邊建立的廣播 站,雖然與學生的指揮部距離很近,但是,學生是拒絕工人接近指揮 部的。從戒嚴開始,學生把工人限制於廣場的西邊,工人想接近指揮 部,都會被學生糾察隊拒絕。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學生 想把運動規範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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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的西方思潮 學生排拒工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立場並 不一致。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單是在1988年,物價就 上升了18.5%。有見及此,中共在1988年打算「闖價格關」,但最後 因為消息洩漏,全國銀行擠兌和商品被搶購,最終這價格改革並沒有 實施,還令物價進一步騰飛。1989年第一季度更高達28%。中共實行 的價格雙軌制,即將商品價格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國家計劃指標, 價格較便宜;一部份則釋出市場,按供求自然調節價格。如此一來,

這種立場是很多知識份子的共同理念。這個結論的證明,可見於在

國有企業可以以很低的補貼價取得年度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很多有

1988年,知識份子就中國會否因為經濟、政治落後,而失去地球成員

權分配原材料或者發放許可證的政府機構,都紛紛開設公司牟取暴

的資格,進行了「球籍」問題的大討論,當中,方勵之、金觀濤等著

利。例如國務院,在短時間內開設700多家公司。這樣的大規模官員

名異議知識份子亦有參與討論。在同年8月知識精英在北京召開的「

腐敗,令到中國集團的消費迅速增長,國家不得不印發更多鈔票。加

球籍」討論會後,以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而聞名全國的《世界經濟導

印鈔票,又是高通脹的其中一個根源。除此,收入差距擴大、工人的

報》,將他們的結論整合如下:取消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全面實行私

「鐵飯碗」不保等現象,充斥整個社會。於是,學生、知識份子和工

有制和市場經濟;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健全法制等等,他們認為,

人,都紛紛走上街頭。

「沒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上的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經濟發展和 政治民主緊密相關」[7]、「沒有民主,經濟就無從發展」。這裡說

面對市場化改革陷入危機,知識分子的普遍主張,是更徹底地推行改

的全方位改革,就是《世界經濟導報》所說的內容。

革,即所謂「改革出現的問題,只能夠通過深化改革而得到解決」 [4]的觀點。他們認為,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的原因,在於「政治改 革滯後」,即中共官僚政權及其公有制基礎的根基還沒有被動搖。這

學生對知識份子的支持 學生對知識份子的支持

是當時十分普遍的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從 體制內外說起。

在體制內外都有很多知識份子支持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不少對現實不 滿的學生都認同知識份子們的主張。從他們在80年代對方勵之、金觀 濤知識份子的演講的反應中,能看到部份學生的立場。例如,一名曾 經參與知識份子演講會的學生,對《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

在體制內,例如趙紫陽旗下的官方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運》的作者趙鼎新這樣說:「如果誰想在(舉行講座時的)北京大學

體改所)所長陳一諮,批判中共缺乏整體規劃的經濟改革思路,和

完成一次演講,他就必須攻擊共產主義。否則,學生就會把演講者『

激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正就是全面的市場經

噓』下台。」[8]須知道,當時的講座是極受歡迎的。例如1986年劉

濟。在他的《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中,提出了

賓雁在同濟大學的演講,吸引該校與外校的大學生參加,人數至少有

「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及「私有

五千人[9]。與一般工人和市民一樣,當時大學生面對的問題,是中

化」的方針。體改所編著的《中國改革:挑戰與選擇》,更歪曲基層

共市場化政策帶來的後果。而知識份子對此的主張,卻是只有更徹底

民眾的意願。這本書的研究指,民眾高度支持市場化改革,即使通貨

資本主義化。在這個脈絡下,「攻擊共產主義」,即在政治上批判官

膨脹、失業、破產也在所不辭。但事實是,在1988年,民眾對物價飆

僚獨裁之外,也在經濟上批判公有制。而推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就

升、官僚腐敗等問題的強烈不滿,正正就是1989年學運演變成近乎全

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民運動的基本原因。在八九民運期間,許多工人也高舉毛澤東的畫 像,表達他們對毛時代穩定生活的懷念[5]。這樣的歪曲,就是他們

還有的是,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提及學運領袖並沒有拿物

嘗試假裝自己支持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觀點,得到基層民眾支持。

價問題攻擊政府,指出他們是支持市場化改革的[10]。趙紫陽自己, 就是推行全面市場化的旗手。在通貨膨脹即將全面惡化一年前的1987

在體制外,被認為是「中國民運先驅」的方勵之,在他那些深受青年

年,趙紫陽強調:「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讓人們對通貨膨脹

學生歡迎的演講中,多次將美國宣揚成機會無限的自由社會;在經

的抱怨削弱我們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深化改革。」[11]

濟上,則去歷史地將中國同美國和日本相比,把前者說成是絕對貧窮 的國家,並讚賞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另一例子就

一些與知識份子有緊密關係的學運領袖的觀點,同知識份子基本上是

是,金觀濤在當時北大的一次講座上說:「20世紀的遺產之一,就是

一致的。王丹是流亡海外後,繼續從政的八九民運領袖中最著名的一

社會主義的實驗和失敗」[6]

位。在經濟上,他支持土地私有化[12]。在政治上,他推崇歐美民 主。在流亡海外後,他要求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人權外交」,支持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13],還認爲不應該反對美國侵略 伊拉克。這一種以美國政體和政策為民主典範,以私有市場經濟為尊 的觀點,實際上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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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階級的政治主體性 為什麼工人階級,應該以自己的名義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工人階 級通過勞動,生產提供社會需要的勞動和產品,創造了一切社會 財富,也為開創和發展當時處於中國經濟核心的公有和集體企 業,立下了豐厚的功績。真正的民主,不是隔幾年投一次票的選 舉遊戲,而應該體現於支撐社會經濟結構的勞動者,去決定社會 生產和分配的權利。但現實是,中國工人被號稱實行社會主義的 中共官僚政權剝奪了政治權利,而親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私有

失落之始:運動參與者的立場割裂 然而,工人因為收入差距擴大、貪污、鐵飯碗不保、物價飛漲而出 現的生活問題,卻正正來源於市場經濟的改革。工人在1989年5月 21日及5月28日提出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建綱領〉及〈首都 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提出,工人組織要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 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 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等訴求。在〈工人宣言〉中, 工自聯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工人階級領導」[14]。明顯地,工 自聯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工人應該監督中共政權,保衛公有、 集體財產的要求,與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要求徹底推行市場化改 革,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的路線,是有矛盾的。 雖然,工自聯在〈綱領〉和〈章程〉中發表了同學運領袖和知識份 子不同的立場,但他們內部存在路線分歧。例如,在收集工自聯參 與者訪談錄和相關文獻的《工人起來了》一書中,工自聯的「後勤 部長」就這樣說:「我當時的想法是,再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行不通

化、市場化、就業彈性化、物價自由浮動、乃至教育、醫療、住 屋的市場化,更使工人的物質利益嚴重受損。 既然如此,在八九民運當中,工人應該取得運動的領導權,不應 支持剝削他們的市場化政策,而是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反 對取消公有制、全面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應該反對中共 的獨裁統治。工自聯在〈綱領〉中提及的監督是一個好的嘗試, 但進一步而言,必須取代中共官僚,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學運 領袖和知識份子提出的全面私有化立場,是與工人的利益有根本 矛盾的。故此,工人才應該在如上所述的明確立場底下,取得運 動的領導權。 最後,我認為,我們當然需要明確反對中共鎮壓。但與此同時, 對於是否全盤同意運動參與者所提出的訴求和立場,是必須反思 的。這樣的反思,在今天世界資本主義再一次陷入衰退,中共內 外各種勢力又將就核心國企的私有化進行角力的情勢下,對思考 勞苦大眾的出路何在,是完全必要的。

的。如果想把國家治理好,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就得 走資本主義的路。」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就同上述工 自聯使工人保衛公有和集體企業的立場不同。但是,「後勤部長」 亦同意在工自聯主張工人監督共產黨政權的要求[15]。 工人同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出發點和立場,都是有矛盾的:工人 想通過監督政府、監督國有和集體企業,去制止腐敗和物價飆升, 但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則主張社會產權基礎和政治體制向資本主 義的徹底改變。然則,這種矛盾在未曾充分發展和擴大之前,運動 已經被中共的暴力鎮壓所腰斬,萌芽的工人組織沒有從學運中獨立 出來,建立明確並一致的立場,且取得整場運動領導權。儘管如 此,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主張,與一般勞苦大眾的利益是對立 的。一般民眾出於對絕食學生的同情,以及對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問 題的不滿,使運動發���成全民運動的規模。但主導運動的學運領袖 和知識份子的政經路線,卻同勞動群眾面對的困境,即市場化使他 們的物質利益受損,有根本的疏離甚至對立。如此一來,運動的前 景便十分黯淡。加上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之間,以及工人內 部的立場分歧,工人沒辦法在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龐大影響下,以明 確的立場去取得運動的領導權。

[1] 趙鼎新著,《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30-131,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2007 [2] 同註一,頁243 [3]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一九八九》,頁14,香港:香港工會教 育中心,1990 [4] 同註一,頁34 [5] 同註一,頁34-36 [6] 同註一,頁30-32, 45 [7] 同註一,頁27, 43 [8] 同註一,頁45 [9] 同註一,頁44 [10] 趙紫陽著,《改革歷程》,頁53-54,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11] 同註一,頁99 [12] 「我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明確農民土 地所有權,讓市場機制取代鄉鎮官僚決定土地的合理轉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 官員對權力的濫用。同時,實現土地私有化,農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貸款,這樣就有 足夠的資金提高勞動力,農村經濟發展才能有長遠的保障。」王丹著,〈解決農村 問題的關鍵是土地私有化〉 [13] 王丹著,〈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人權外交」是否有必要〉 [14] 同註三,頁212, 213, 215 [15] 同註三,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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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宗族的成員對宗族的認同感很強,這點從 村民經常參加宗族活動可見。血親關係當然是 原因之一,另外新興宗族經常舉辦聯誼活動, 亦能長期維繫族人的感情。還有一個特別原因 是,當族人想要做生意或投資時,最先想到的 伙伴人選,大多先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而宗 族正好提供了讓族人物色人選的機會,再加上 新興宗族的財力龐大,可以向想投資的族人提 供資金,這些都加強了族人對宗族的安全感和 歸屬感。

南 方 農 村 的 宗 族 復 興

烏坎村正是典型經歷宗族復興的南方農村,村 民對宗族的認同感很強,因此當宗族利益受損 時,很容易就能號召到大群村民出來,捍衛宗 族利益。

中國共產黨上台後不久,便對農村進行了 大規模改造,透過人民公社等農村機構, 使得黨的控制範圍深入至最底層的農村, 又禁止宗族活動,大幅削弱了宗族在農村 的力量。不過改革開放後,隨著人民公社 的解體,黨放輕對農村的控制,廣東、福 建、江西、湖南等南部地區的宗族勢力便 復興起來。

文:不貴多

宗族能在南部農村復興有其環境條件。首 先,南部地區的農民遷移較少,當黨不再 打壓宗族活動後,同宗的村民很快能重新 聚在一起,建立宗族組織。其次,南部地 區一直有濃厚的宗親傳統,民國時的宗法 制度十分完善,即使文革摧毀了族譜、宗 祠等物質遺產,宗法等精神遺產亦不會消 失,因此很快能重新建立有系統的制度和 組織。 除了環境條件外,有利宗族復興的還有土 地帶來的利益。在中國農村,土地是集體 所有,村民透過村委會這代表機構向國家 承包土地的使用權 [1],而在南方農村, 除了每個個體戶承包小量土地以維持日常 生計外,同族村民亦會保持一定的公有土 地,宗族可以透過公有土地上的經濟生產 而獲得利益。隨著經濟改革,不少村民不 再耕作,而是往城市打工、開設工廠、從 商等。耕地空了出來,再加上近年土地價 值上升,令土地變成十分有市場價值的商 品,單是出租土地便能帶來不俗的收益, 於是宗族的財力急速膨脹。

宗 族 與 地 方 政 府 的 利 益 角 力 說白了,烏坎事件就是宗族勢力與地方政府於 土地利益上的角力。 上面說過,農村土地是透過村委會集體所有。 理論上,村委會透過村民選舉誕生,代表村民 意願,因此要轉讓土地使用權,必須召開村民 大會,獲得大部分村民同意方可以轉讓 [2]。 但實際上,因為是透過村委會承包土地,若地 方政府的勢力滲入村委會,強賣土地便變得很 容易。更甚的是,地方政府與資本家勾結,形 成龐大的利益集體,瞞著村民強賣土地的情況 屢見不鮮。 於烏坎事件中,村黨支部書記薜昌、村委會主 任陳舜意與港商陳文清等資本家互相勾結,由 九七年開始先後轉讓三千多畝土地,賣款達數 億元,期間村民毫不知情,而給予村民的賠款 卻只有每戶五百五十元。不少土地從未蓋上任 何建築,資本家只視之為投資品囤積著,村民 無法利用土地進行經濟生產,這嚴重損害了當 地宗族的土地利益。從零九年起,在宗族推動 下,村民集體上訪省政府達十一次,共十四個 部門,可是省政府與村政府有利益瓜葛,因此 無視村民的訴求 [3]。多次上訪無果,導致宗 族與地方政府的利益衝突越趨激烈,最終釀成 後來村民趕走村黨支和村委會的事件。

民主復興?

烏坎事件:

今年三月,烏坎村村民以一人一票選出新 一屆村民委員會,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場民 主抗爭的勝利。但單純視烏坎事件為一場 民主抗爭是否恰當?烏坎村又是否迎來了 真正民主?像烏坎村等南方農村,經歷宗 族復興,宗親勢力變得十分強大,而村民 之所以出來抗爭,很大原因是為了奪回自 己宗族的土地利益,並不單純是追求民主。 另外,受到宗族政治的影響,烏坎村的選 舉未必如我們想像中那麼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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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對烏坎運動的作用與侷限

烏坎村有四十七個姓氏宗族,每個宗族本身有自己 的理事會。前村委會成員逃走後不久,烏坎村村民 便組成了以宗族為中心的代表會。其組成方式是: 每個宗族理事會按人數比例推舉出一至五位代表, 總共一百一十七位宗族代表,從中再推舉三十八位 候選人,每個宗族最多一位,最後由眾代表選出 十三人組成代表會,暫時負責村內自治與組織抗爭 行動 [4]。 透過這種方式選出的代表會,代表了眾多宗族的共 同利益,使全體村民成為利益共同體,因此能號召 到大量村民。在理事會的組織下,每次行動前都經 過周詳的計劃,有清晰的目標,原本散亂的抗爭變 得有模有樣。 宗族對本次運動的推動作用當然無可否認,但並不 是沒有侷限。雖然現代的宗族理事會不再單純以性 別和輩份論資排輩,但是父權意識並未完全消失, 有權威的年長男性仍一定程度主導宗族理事會,所 以宗族理事會並不一定反映所有族人(如婦女)的 意見。同時,代表會又是透過宗族理事會選出,如 此一來代表會是否能夠照顧到大部分村民的需要, 是否真能幫助村民奪回他們的權益?事實上,直到 這一刻,烏坎村村民仍然未能取得大部分失地,就 奪回土地利益這一目的來看,烏坎運動並不成功。

宗 族 政 治 不 能 帶 來 真 正 民 主 雖然烏坎村終於能夠一人一票選村委會,卻傳出宗 族介入選舉的消息。三月的村委會選舉前,就傳出 有個別宗親派別互不咬弦,有宗族私下擺酒宴請同 宗村民,要求他們投票給宗親推舉的候選人,更甚 是有村民表示,一名有涉貪嫌疑的陳姓前村官,卻 成為陳姓宗親全力支持的參選人 [5]。 事實上,宗族介入選舉在其它南方農村十分普遍, 當中宗族的影響力遠超想像。有些宗族理事會為 了令支持的參選人當選,會強令族人只能選該族的 人,還威脅他們不選的話會逐出族外,一旦選舉結 果不合意時甚至會搗亂選舉現場。不僅如此,宗族

宗族政治不只影響選舉,還影響以後村委會的決 策。大族的當選人往往身居要位,有較大發言權, 對決策有較大影響力,可以推行有利自己宗族的 措施,打壓外族,令自己宗族得到更多資源和利 益;小族沒有影響力,往往無法左右決策。當村 委會決策對自己不利時,有些宗族甚至會動員佔 領村委會,威脅村委會成員。結果,村委會便不 敢推出有利全村、卻可能觸及宗族利益的決策。 最後,上文已經說過,宗族理事會由某些權威主 導,這反映了族內的權力架構並不平等,而這種 不平等會伸到村委會的選舉。比如,一個大族的 成員想參選村委會,最大票源就是他的同族,但 若他不是族內的權威人物,即使很有能力,亦會 得不到同族的支持,於是就會失去大量選票。那 麼,即使有參選人真心為全村謀褔祉,亦可能無 用武之地。

由其它南方農村的經驗可見,像烏坎村這裡宗族 勢力龐大的村落,村委會很大程度會受到宗族勢 力介入,未必能真實反映村民的意見。要在農村 實現民主自治,就必須警惕宗族政治對村委會的 把持。無論如何,現在要論斷真正民主已經降臨 烏坎,甚至可複製同一模式到其它南方農村,實 在言之過早。

宗族復興?

烏坎運動最終得到政府的正視,原因之一是成立了 以宗族為中心的「臨時代表理事會」(略稱代表 會),以組織後來的抗爭行動。

互相之間還會進行爭鬥。大族人多、票源廣、有 資源優勢,再透過威迫利誘小族支持本族的參選 人,可以令自己在村委會選舉中取得絕對優勢, 佔據大部分席位,以控制村委會。大族與大族之 間的爭鬥更是駭人,他們會散布不利對方選情的 謠言,互相爭奪票源導致大打出手,甚至會私藏 軍火準備械鬥,令選舉前的氣氛十分緊張 [6]。

註 [1] [2] [3] [4] [5] [6]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條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 張潔平、陸文〈烏坎起事〉 張潔平〈呼嘯村莊:烏坎的死亡與反抗〉 東方日報〈選舉前夕烏坎內訌〉 于建嶸《底層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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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熙

起 做 根 草 從   變 改 內地基層

05年太石村事件和最近烏坎村事件等一連串農村維權抗爭,反映出中國基層人民 的政治經濟權利,其實從來欠缺保障。因此,目前急需問的問題是:如何讓底層 人民重拾生活的尊嚴及自主權?本文嘗試從討論烏坎村自治開始,思考農村自治 的可能,然後淺談衡陽縣農民協會的經驗,探討農民團結的重要性。最後將討論 王力雄大膽想像的「遞進民主制」,看看這種民主制度有何參考價值和局限。

村民當家作主── 烏坎村的自治經驗

至一度被斷糧斷水斷電。另一方面,理 事會仍把整條村管理得井井有條,村民 把村裡的資源集中並進行分配,部分餐

去年陸豐市烏坎村抗爭進行過短暫的自

廳東主主動捐出雞、魚、菜給村民,以

治實驗,最終能夠迫使政府讓步答應村

維持眾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時,村民

民的訴求。烏坎事件始於官商勾結:村

亦在短時間內組成一支「抗暴隊」,在

裡數萬畝農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

每個村口設置路障,有小孩和婦女日夜

村民代表曾多次上訪省政府,村裡也曾

輪流站崗,亦有壯丁負責把關。村民也

爆發多次示威,甚至發生過激烈的警民

在12月舉行了有秩序的大型遊行示威,

衝突。衝突以後,村民把中共的村幹

高喊「打倒貪官」、「還我耕地」等口

部、派出所警察、黨書記等官員趕出了

號,又指控當局打死民選村代表薜錦

村子,佔領了村委會,然後組織了「烏

波,要求歸還遺體。換言之,不論男女

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進行自治,

老幼社群行業,都成為了抗爭及社區自

管理村裡的大小事務並把抗爭延續下

治的參與者。

去。 烏坎村的自治證明了,農村村民未必如 關於這小型自治政府的組織方式,烏坎

一般大眾想像般愚昧無知,反而能夠自

村共有約1萬3000名村民,他們沒有進行

己進行選舉和社區自治,甚至可以在嚴

一人一票的大規模直選,反而把選舉分

峻的環境裡組織抗爭。此外,理事會的

了兩個層級:村裡共有47個姓氏宗族,

組織方式是分層及多中心的,即使最高

各有一個「宗族理事會」,每宗族要推

層的代表只有13人,但其實由47個不同

選出1至5名代表,合共117名代表,再投

的家族推選出來,平均每個家族只有數

票選出13個「村民臨事代表理事會」成

百人。這就牽涉到村民對宗族的認同

員。

感,能夠把村民日常生活的鄰里互助關 係發揮出來,使組織的力量不易被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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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理事會後,村民的維權抗爭從過往

政府瓦解,且更有利於整合社區資源和

即興而沒有組織化,漸漸變得具周密的

計劃大型抗爭方式。而長遠來說,經過

計劃及安排,且能夠進行生活各方面的

自治實踐,村民就累積了實踐民主的經

自治實驗。一方面,軍警設置關卡嚴密

驗,學習了共同決策的能力,成為更具

封村,限制村民隨意進出村莊,村民甚

備公民意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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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像 想 和 踐 實 基層民主的 但要補充一點,烏坎村民內部其實也有階 級差異,例如臨時村民代表會會長楊色茂 算不上是基層,因為他多年前已離開烏坎 到城市打工,後來在一家中小企當經理, 最後辭掉工作領導臨時理事會。[1]而且

村之間上訪或其他減負活動的信息交流愈

在村裡真正還在耕作的農民較少,從事非

來愈多,加上縣政府曾以維護社會治安為

農工作的較多。此外,村民的高度團結是

名打壓一眾減負代表,大大促進了不同村

在非常狀態下發生,集體抗爭的情境、村

和不同鄉鎮的「抗爭隊伍」聯合。同年8

民代表薛錦波之死和海外媒體的關注,令

月,縣裡各鄉鎮87個減負代表秘密舉行了

村民容易義無反顧地協同合作抵抗強權,

第一次全縣性的減負上訪代表會議,漸漸

但在日常狀態下能否繼續維持這種緊密合

形成全縣性的地下抗爭網絡。2003年,他

作關係,委實要在更長期的實踐裡檢驗。

們具體確立了縣農會的宗旨和章程,正式

再者,宗族是其中一個凝聚群眾的重要因

向縣政府提出了成立農會的要求。[2]即使

素,但在其他農村,一來未必有如此強勢

這要求遭民政部門否決,仍無損他們組織

的宗族結構,二來宗族影響未必發揮到正

農會的決心。近年來,這個非正式組織一

面作用,甚至宗族之間的利益衝突會阻礙

直向政府就農民負擔問題、農村學校亂收

村民的互助。所以烏坎經驗雖甚有啟發

費問題、計劃生育、農村水電費等問題提

性,但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社會狀況,

出控告,極力採取各種方法迫使鄉鎮政府

不能隨便照辦煮碗。

作出改善。他們在全縣農民中具有頗大的 號召力,令政府不得不開始把他們作為協 商對話的對象。

各地農民聯合起來── 組織農會之必要

農會除了可以成為制約政府的壓力團體, 若要進一步改善底層農民的生活狀況,就

以及提昇農民民主意識及參政能力的民間

須建立以農民為行動主體、能夠真正維護

組織,其實也可作為跨行政單位的社區性

農民權益的農民協會(下簡稱農會)。

合作經濟組織,一方面靈活運用各區資源 及促進可持續農業以增加生產收益,另一

1998年,衡陽縣農民彭榮俊為減輕農民負

方面進行內部教育,提高農業知識和技

擔和反對貪官污吏,跟一班農民組成了「

能。

減負代表」隊伍進行上訪。其後,隨著各 但事實上,如果農民和政府之間一直缺乏 較平等的協商機制,農會光憑集體上訪、 與地方政府交涉、向農民宣傳法律和政策 等僅限於中共法律框架內的行動,其實難 以真正保障農民的權益。因此,長遠而 言,如果要使由下而上、以農民為主體的 農村及農業改革取得成效,就不得不要求 中國推行更根本性的政治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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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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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更宏大的改革── 遞進民主制 那麼,究竟中國如何建立一套既由下而上

這種模式的國家共有3種社會組織:

又配合國內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內地作

一、公權組織,即各層塊的委員會,擁

家王力雄提出了「遞進民主」,他認為這

有並行使公共權力,而且一定要進行遞

是比西方代議民主及中共現有體制更適合

進民主;

中國的第三條路。

二、眾權組織,主要指為生活、生產、 信仰等具體功能及目標而合作的組織(

所謂「遞進民主制」,主要由「逐層遞選

例如農會、政黨、教會)[5];

在層層緊扣的組織和隨時選舉制的壓力

制」和「遞進委員會制」兩部分完成:

三、私權組織,主要指私有企業。

下,賄選問題也不再那麼容易發生。

然村」。

第二和第三種組織皆要接受和服從其所

當然,這個民主制度的藍圖還有許多問

.村中每個家庭都要選出1個代表,組成自

在地的公權組織所制定的法律,而且每

題有待解答。例如,如何面對人民內部

然村委員會,以協商和少數服從多數的方

個公民須至少參加一個公權組織委員

矛盾,並且縮窄最底層塊和最高層塊的

式決定自然村所有重要事務。[3]

會。其次,所有協助公權組織履行公務

意見分野?中國有約13億人口,愈高層

.他們選舉出一個自然村委員會主任(即

的工具性機構(例如會計和員警),皆

塊的委員會否愈難召集會議?政治不能

目前的村民組長),負責執行決策。

由該層塊的行政首長任命或聘用,而重

脫離經濟基礎,如何防止少數資本家和

.這委員會主任會自動成為上一級組織

要職務的人選則須由該層塊的委員會以

私權組織的勢力坐大,保護基層人民的

──「行政村」委員會的委員,代表該自

2分之1以上票數通過或罷免。他們必須

福祉及生活自主權?在實踐方面,要發

然村參加行政村事務的協商和決策。

服從委員會,不能自治。

展遞進民主,就意味著要先結束一黨專

.先假設中國農村組織的基本單元是「自

政的局面,這可以如何做到?礙於篇幅

.這行政村委員會成員能夠參與行政村委 員會主任(即目前的村委會主任)的選

由此可見,遞進民主制能夠善用在中國

所限,筆者只能夠在此拋磚引玉,期望

舉。

實際生活中向來存在省、縣、鄉、村等

有更多回應遞進民主的討論發生。

層塊,對目前的組織結構變動不大,只

結語

直接選舉者和當選者會構成一個「層塊」

是把權力關係以往的由上而下改為由下

,各層塊的最高決策機構是委員會(例如

而上:「每一層都有中心凝聚,一層一

行政村委員會),能以3分2之多數通過、

層地團結起來,就好比梳辮子,幾個人

如中國現代民主運動思想啟蒙者方勵之

修改或撤銷自治體之法律或法律性決定,

梳成小辮子,幾個小辮子編成粗一點的

所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

以2分之1之多數撤銷該層塊的行政首長的

辮子,幾個粗辮子再編在起,越來越

是由下而上爭取來的。」即使面對著中

行政決定。而逐層遞選後,國家裡位置最

粗,就把散漫的民眾捆綁在一起了。」

共政權的監控和打壓,基層人民也可在

高的層塊是「國家委員會」。[4]為了制約

[6]它跟大規模的代議民主制不同,沒

隙縫裡尋求實踐民主和奪回權力的空

當選者,每個層塊都設隨時選舉制,委員

有讓權力掌握在少數人身上,始終在遞

間。社區自治實驗也許是出路,但建立

會成員可隨時以自發的選舉更換當選者。

進委員會制裡,幾乎每人都可以參與治

工會、農會等讓真正勞苦大眾團結起來

理社會(公民有權同時參與多個公權、

的跨區組織,也相當重要。在這之上,

眾權和私權組織的運作)。畢竟民主不

我們也需要想像,究竟怎樣的政治經濟

只是數年一次的選舉,而是每個人都能

制度才真正使公義成為可能,不再讓少

夠切實地為生活的各個範疇作主。而且

數人的利益壓在大多數勞動階層的福祉 之上吧。

[1] 明報:〈真民主漂亮一仗 兩領袖關鍵〉(2011-12-22) [2] 農會的宗旨:將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規原原本本向農友們宣傳,並貫徹落實,向違反政策的傾向和行為 作無情的鬥爭,維護農友的自身權利和權益。 [3] 按照王力雄在一篇訪問〈王力雄、呂邦列:從烏坎的起點再進一步〉的說法,他其實認為一個社區裡的基本單位不一定要是 家族,其他組合也可以推選代表去選舉,全按實際情況而定。 [4] 國家委員會負責通過國家法律,制定國家大政方針,選舉國家元首,決定建交、停交或宣戰、停戰。 [5] 眾權組織不一定要採用遞進民主,但採用的話可自願納入公權組織,其當選者為所納入的公權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可在社會 發揮較大作用。 [6] Co-China:〈王力雄、吕邦列:從烏坎的起點再進一步〉 參考書目: 王力雄著,《遞進民主》,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于建嶸著,《底層立場》,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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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現場 shall we talk 相信每個人走出來,也是由上街開始,我們用自己的雙腳 為自己所爭取的走了一步又一步,然後用盡嗓子把我們 想要求的改變喊出。無可否認,遊行的確是一道最易進入 所謂抗爭的大門,一個介入我們關心的議題的發聲渠道。 當中我們可以向路人及參與者宣傳自己的理念,如外傭組 織便常以一星期僅有一天的假期上街。遊行的確是一種方 式,讓大眾為自己所相信的而發聲。 但是久而久之,遊行示威在鎂光燈下變成一種形式化、常 態、例牌的演出,口號夾雜汗水,然後大台歡呼今年又 有幾多萬人參與,人來人往,身邊除了幾條出名搞事友之 外,皆面目模糊,相識但陌生,你依然一再走出來,行嚟 唔知為咩但又覺得需要走出嚟,結果渾身無力感。

如何回應無力感? 在這種無力感的驅使下,09 年七一大遊行開始有更多人 不願行完就算。示威者在遊行後留守政府總部要求對話, 最後警方抬走示威者清場。直接對話沒有發生,但對於當 時行完就走的文化帶來衝擊,更多人開始思考遊行示威外 的直接行動。 直到 09 年尾,連串反高鐵集會發生,大量年輕人走上街 頭,大大小小的自發示威出現,跟以往由團體政黨帶領的 示威大為不同。然後問題是,如何促使在行動現場似是相 識但又陌生的伙伴,先是互相認識,繼而互相交流理念對 世界的想像,最後組織起來成為一股更強大的力量。

文:珍奶

一、民主自治實驗 2010 年反政改集會,曾蔭權與余若薇在電視公開辯論政 改問題,多個團體在立法會外集會及直播辯論,要求政府 撤回政改方案。集會尾聲時有個討論會叫「民主自治實 驗」,題目是「一人一票是廿一世紀中的法西斯」。大概 十人一組,每組都有「討論促生員」(facilitator)。 由此,一班原來毫無關係的人互相認識,得以交換對社會 的看法和走出來的原因,大家各自提出對民主的想像,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運動裡走下去。其後,在 南生圍舉行的「尋找我誠黑鷺音樂會暨民主自治實戰討論 會」,也做了一次相似的討論。 具體來說,民主自治實驗的設計,是希望參與者能在一個 相對人數少的平台上深入討論。每組的 facilitator,基本 上須要盡力不把個人意見帶進組內,理由是 facilitator 擁有相對更多資源(如事前準備),若然共同參與討論會 容易主導討論,其個人意見也會因其角色變得比其他參與 者重要。另外,facilitator 其中一個功能是使討論運作 暢順,他會作意見整理和基於少數發言者優先原則,嘗試 平衡各人發言次數。當組上有不同意見時,則嘗試討論製 造共識,取代簡單的投票表決。討論到一段時間,每組會 派代表到另一個小組匯報討論情況,然後代表再將其他組 的意見向自己的小組報告,繼續下一輪討論。上述討論形 式的設計,是為了少數人能被尊重,而且盡可能處理各人 差異,而不用投票表決抹殺少數人的意見。

二、緊急商討行動

來吧讓我們自己組織起來!

行動現場的討論 當然,其實討論在遊行示威中也不是新鮮事,好多時零零 星星的遊行完結後都有自由發言時間。在那 open mic 環 節中,大家可以任意走出來拿起咪抒發己見,可能一個人 發完言大家未有消化好已經繼續一個接一個,有時可以做 到即時回應,有時不。這種討論雖然能令遊行人士表達意 見,但卻難以在討論上做到累積,更莫說加深大家互相了 解。而下面所列的就是一些在行動現在發生過比較進步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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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6 日多個民間團體和不同政黨,以反對財政 預算案為主題發起遊行,聚集在政府總部示威。後來,約 二百名示威者集結在皇后大道中堵塞馬路抗議,示威者在 該處唱歌、發言、呼喚口號,部份人要求稅制改革,部份 人要求曾蔭權下台。同年的七一遊行也如是,當時很多人 在現場留守,合共超過一千人在中環拒絕散去,以進一步 行動抗議政府,在干諾道中堵路,最後大概有 90 人被捕。 以上兩個行動,都曾經出現過緊急討論行動。當時有人開 始嘗試和在場行動者開始小組討論。這樣的討論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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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足,人手人足,準備不足的限制。但是難得的是, 行動者開始排拒以往行動由政黨/領袖帶領,展開一個由 當場參加者透過討論,認識身邊的行動者,共同去商討一 個實在的直接行動。當時,大組約每十多人一組討論下一 步行動,然後有人在各組不停奔走傳遞別組的討論情況和 現場警察部署的改動,每次收到討論結果再回到各小組匯 報。雖然時間緊急,全場大概得出相似的決定和路線便要 決定行動,但在場人士都嘗試確保所有抗爭者知道下一步 方向。 後來有很多反對聲音,對這類陣前民主表示不同意。緊急 討論固然限制重重,但在隨時被警方拘捕的關頭,依然堅 持作有限討論,正正體現了參與者對直接民主的堅持。源 自代議政制的不滿,參與者嘗試把直接民主帶到街頭,尊 重和嘗試揉合每一種意見,思考與說服每一位。拒絕快速 表決,決策不從大佬,大家在示威現場自己組織起來,正 是這兩次緊急討論的意義。

三、唔想齋行可以點 今年四月一日的抗議中聯辦亂港大遊行,參與者在中聯辦 正門前舉行一個公開討論會,名為「唔想齋行可以點樣」, 以討論現時示威形式作用,和大家對日後抗爭的想象。事 次討論會主要為佔領中環朋友主辦。當日大家一圈一圈 圍起來,每組設有「陪傾員」,性質不同於民主自治實驗 的 facilitator。陪傾員的角色其實和一般參加者無異, 同樣會進入討論並一同分享。分別是陪傾員會嘗試整合意 見,並作文字記錄累積討論。

尋找代議以外的出路 一次又一次的實驗告訴我,行動現場討論不同於民間發生 的討論會/研討會。前者的討論是先讓大家互相認識、然 後討論、最後就是組織,讓遊行的朋友告別齋行,從認識 身邊的人開始,自發地組織起來。在上述討論的經驗中, 我們每人代表自己,在匯報及傳遞訊息上的代表沒有比其 他人掌握更大權力。 無論是狹義的政治還是日常生活,我們也習慣被代議,小 至班長,業主代表村代表,至議員特首,我們似乎從不 習慣為自己作決定。拒絕被領導被代表,在行動現場的我 們,嘗試共同組織行動。在討論上我們說出個人立場,反 對行動由小撮人帶領的常態,正是一種跳出日常經驗框架 的練習。跨越代議民主想像,透過體驗直接民主,思索日 常代議政治的荒謬和無力,實行人民自決──就讓我們在 代議政制外尋找另外一種權力運作的出路。 不滿一如以往行完就算的示威者,根據上年七一經驗來 看,今年七月一日的行動現場也有很大可能會發生關於行 動的討論。如果想思考下抗爭的可能性或正想對生活作出 改變,就嘗試加入吧!

這次討論的特別地方在於,當時中聯辦現場,正好有示威 者不斷嘗試越過警方防線抗議。負責討論會的朋友一邊討 論,一邊匯報行動的即時狀況。參與者在討論期間不至於 和現場資訊隔絕,令未有準備行動的人也可隨時考慮參與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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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 八九民運廿三週年特刊 出版資料 出版:第四十二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委員會「鳴」 電話:26036404 電郵:cusp@cusp.hk 編輯/作者:梁傑城、謝欣然、蘇子權、陳嘉莉、王典皓、張立邦、 陳雋熙、周松齡、張雋熙、陳進多、王翎琪、陳晞朗、杜振豪 客席作者:陳嘉銘、Iris、阿伍 嗚謝︰ C.Chan、SACOM、Jaco Fok、鄧權偉、林紀善、譚焜、郭英東 設計︰黃衍仁及其他 承印︰唯美印刷製作有限公司(9732 8385) 廣告聯絡︰阿邦 67049101,阿飛 6684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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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未乾--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廿三週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