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Church History by ChinAgapeX, Inc.

救赎历史系列图书——中国段（卷五）

福音四次传入中国与

华南大公教会创绘

海外宣教士入华足迹扎根史

景景史赎美笔笔赎愿情

抬头构画景动笔尽景魂

赎愿同赎点画饮画华人赎情观手江中水华笔南更杯好情杯看水江比水血情美

战场复斜阳华容阵阵苍

华梦系救赎赎战触真情

战帅华逼南华魂军华刊正华魂

前言怒语华南大公教会创绘的前古段、中国段救赎历史系列图书与其华南专刊、历挂、史挂本为一体，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乃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阐述、见证、说明、宣讲神对华南的启示、引导、带领、经历和上主在宇宙中永远大计的救赎计划、美好心愿及最终心愿。经训：「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二八 14）没有一个首强的国家、民族、教派而不是原源于上主的智慧。没有一个富强的国家、民族、党派不重视自己前人的历史教训而又能巩固延续发展强大的，没有一个欲进步的国家、民族、社会而不学习外强、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富强的。中国历史悠久，宝藏多繁，地大物博，与邻强比之乃前呼后不应，就是吃了以上三个‚没有‛ 的亏。中国现在之所以较强不外乎远因、近因、现因三点。一、远因。接纳了海外宣教士所传讲的真神及宣教士所传授的致富方针、路线，如政治、经济、文化、经商、科技、律法、物理、化学、几何、数学、天文学、医药、教育等等。这些哪一项不是元明清代宣教士所传授的成果呢？二、近因。近半个世纪来，中人努力学习效仿，以不同方式引进外强先进加上苦研人为所得的成功，也就是，清代前所没有现在所拥有，如变法、改良、名词、符号、定理、公式等，无不是学习效仿引进苦研之成果。换言之，中所有的，外尽有；中所没有的，外更有。三、现因。努力总结古今中外各国各时代兴衰亡存教训史，引效外强治国致富方法秘诀，苦心研究本国历史，特别元明清朝代的闭关与闭门造车史所带来的落后苦果，以及帝国给中国带来的害益，宣教士给中国带来的百利而无一害等。如果我们离开狭隘的国界观念，站在比国界更高，整个历史的高台，居高临下看历史，你就无法否认这些铁的客观事实，从而促使以后的路更加光明、充满阳光。一个属地的国家、民族、党政如此，照样，一个属天的基督教会、教 1

派、教牧更如此。如果他只重以色列人的远代圣经史，而忽略近代古历改大公正教，即古历改大公正教抗异护教伟圣信仰足迹感观史，特别是一间中国的教会、教派、教牧而忽略、忘记、轻视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几次传入中国，哪些人把福音传入中国，中国的闭关、政府、乡民对传教士的敌视、虐待，以及海外宣教士所付出的代价与人对他们的回报，如××教案，××教难，××教变，千百个地方教案，千万名教士教难，特别是南京教案、庚子之乱等等不计其数，无法计算。一个无知、史盲、下层、狭隘的地方性中国人对宣教士偏见还可谅之；一个教牧、传道若偏见，则纯属撒但的差役。一次，偶尔遇一教牧交换，教牧咬定宣教士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就拍案怒目正色，如‚孔明骂王郎‛： ‚元明清初宣教士侵华了吗？帝国初来华到底是经商还是侵华？为什么会导致由经商而侵华？如果帝不‘侵’商，宣教士会‘经’华吗？宣教士是利用帝经商侵华的机会才趁机顺势冒死入华宣教的，没有他哪有你？？‛后来听说其牧师羞愧不愿偷生，欲死不能，至今还卧地不起。南京金陵协和出版的《杖竿集》首篇 6 页载刊贾玉铭牧的一段话，发表了他的圣经神学论点：‚过去教会所接受的教义、信条大多是从帝国主义宣教士传来的，带有一定的色彩与毒素，有多少蒙蔽了真理，所以我们要把真理解放出来，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神学院院长赫鲁玛特卡博士的话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去，重新研究圣经的真理。’圣经里有丰富的宝藏，我们须要发掘出来，圣经里有无穷的生命奥秘，我们需要经验出来。我们现在的圣经原是由不通汉文的外国人和不通原文的中国人，用一种你通我不通，我通你不通的合作的翻译，其中不免有许多地方与原文有出入。所以圣经有重译的必要，我建议我们要重译圣经。‛在这里，贾牧第一轻视、否定古历改大公正教从圣经来的信经信条，也就是《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以及马丁路德改教后的各信条，说成是从帝国主义宣教士传来的，凡从外来的都有毒素。这样说来，我们的恩主也生在外国，也是外国人，也是从外国传来的，那么，我们所信的恩主不也有毒素了吗？第二，借用捷博士 2

的话，变相地否认圣经的翻译者，否认圣经的中文性，共同认为要闭门造车，从头摸索，再译圣经。天哪！诸国宣教权威人士在华总结前人译经的失误短缺，花费了二十七年的时光，翻译成与原文相近，与汉语融合为历史认定的中文和合本圣经，这些人竟敢弃旧翻新，真是可笑！天哪！古历改大公正教与古历改教父圣伟一千多年抗异护教的信仰足迹，和他们以圣经为权威所制定抵挡时代异端邪说的信经信条史，就是从圣经中抽出来的精华，是由少数人谬解圣经而导致多数人错谬异端被迫而产生制定的，且又是抗异护教的利器。如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乃是一种能力、感动力，是没有位格的，如耶稣不具备神人二性等。因此信经制定，凡不以圣灵为神者，否定基督神性与人性其中一性者，皆为异端。是从致死无数生命、病人、死人病毒里面经过尸体解剖提炼出的良方效药，且又能医治后人生命、病症、病毒的救方能药。如：靠吃苦奉献、热传，靠立功、行为、守律、受洗及不悔改即信主，先信主后悔改就可得救进天国等。因此，信条制定凡‚如此的‛不为得救反成麻烦。信经信条是历史的鉴碑，后人的尺镜，今天竟被华人名牧视为多余而轻视之，真是可哭！试问，贾牧名著中的三位一体论，基督的神人二性论是自己研经发明的成果呢？还是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的翻版呢？贾牧能著神道学，却不知、不懂神计学、神心学、神愿学；贾牧能解以色列历史，却不懂、不解古历改大公正教信经信条教义史。贾牧从圣经获益，却轻视圣经，要重新翻译，说成是不懂汉文的外国人与不通原文的中国人；贾牧从信经信条中受教，却说信经信条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有毒素。这说明贾牧天生就会信主，不需要他人（宣教士）就会解经。贾牧一生从圣经获益从信经受教，因此出名，成为名牧，如今却轻经否史，导致今日中华教会顺从王权，与伪（世）混合。同为华人的贾牧与王明道牧比之，乃同事一主，同念一经，却不同一路，实为两道也。华南大公教会的观点是：以圣经以色列史＋古历改大公正教信经信条教义史＋中华各教派信仰足迹史，成为一条上下结构为一的完整史，如一江河的贯畅，一宫殿的结构，一棵树的生命，一列车的直达，一的矢的三点成 3

一线。成为三而一，一而三的三足一鼎，一鼎三足史，就是将我中华教会历史建造在圣经史的基础上，行扣于信经信条史的轨道中，投入神赎计心愿史的江河里，同时扫除基督教界的各种偏见史，乃我华南人创救赎专刊与教会赎史图书之心愿也。

历史的启示圣经本身就是一本历史书,是上主在宇宙中宏伟壮观永远大计的上卷书,其中包括创造、复造、救恩及救恩所成就的救赎；下卷书就是上主的教会在地上所成就的救赎及救赎中的信仰、信经、信条、国度，直到新天新地的出现。两卷书加起来才是上主亘古至永远、创始至成终、首先至末后、阿拉法至俄梅戛的完整史书。问题是基督教会今日的通病是重上卷圣经史，轻下卷古历改大公正教的续卷信经信条教义史。教会本身就是历史，是历史的继续进深。漫漫的神计赎史长河，前人们所经过的每一步，每一站都刻上了他们荣辱、胜跌的记号。这历史这记号如：空的航线，海的航标，车的路灯，人生的指针。我们后人就是要取前人史足之长，避前人史足之跌。历史的每一个标记、警号都昭示今日教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象遮掩神旨，倾向转为极端。血的历史告诉启示我们，作为一间正统教会，只读圣经史不读教会史不行；一间中国教会只读圣经史、历教史，不读自己教会史不行。照样，作为华南纛下的教会仅读圣经史，不读历教史、中教史、华南史乃叛史逆子也。

目

录

1．多马误入极华„„„„„ 2．涅斯多留派来极华„„„ 3．阿罗本„„„„„„„„ 4．阿罗本来华„„„„„„ 5．唐相恭迎阿罗本„„„„ 6．阿罗本译经典„„„„„ 7．唐朝景教的兴衰„„„„ 8．景教碑及景教经典„„„ 9．元代的异教别神„„„„ 10．波罗二弟兄„„„„„„ 11．波罗兄弟与马可·波罗„ 12．马可·波罗„„„„„„ 13．元世祖设立崇福司„„„ 14．孟高维诺„„„„„„„ 15．约翰·马利诺里„„„„ 16．关困方济格„„„„„„ 17．方济格病卒上川岛„„„ 18．关拒沙内罗„„„„„„ 19．麦哲伦心愿未遂„„„„ 20．范利安„„„„„„„„ 21．范利安的远见„„„„„ 22．利玛窦与范利安„„„„ 23．罗明坚„„„„„„„„ 24．利玛窦„„„„„„„„ 25．罗明坚与利玛窦„„„

26．著名教士利玛窦„„„„ 27．利玛窦与徐光启„„„„ 28．天主教士倍受欢迎„„„ 29．徐光启„„„„„„„„ 30．首次南京教难„„„„„ 31，礼仪之争„„„„„„„ 32．宣教士望“门”兴叹„„ 33．马礼逊„„„„„„„„ 34．马礼逊的文字工作„„„ 35．马礼逊与米怜译经„„„ 36．米怜博士„„„„„„„ 37．《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38．蔡高与梁发„„„„„„ 39．裨治文„„„„„„„„ 40．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41．伯驾„„„„„„„„„ 42．四人小组译本„„„„„ 43．理雅各、花之安、艾约瑟„ 44．委员译本的翻译„„„„ 45．郭实猎呼吁国人来华„„ 46．翻译机构„„„„„„„ 47．中国福音大门敞开„„„ 48．宾威廉和《天路历程》„ 49．“委员译本”的娄理华„„ 50．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 51．合作运动„„„„„„„ 52．制约教会发展的内弊„„

53．太平天国辱基督教„„„

79．庚子教难之果„„„„„

54．戴德生的信仰观„„„„ 55．戴德生与中华„„„„„ 56．信主就罢官„„„„„„„ 57．乡村布道运动„„„„„

80．绘画宣教蓝图„„„„„ 81．《中文和合本》的翻译„ 82．近代史上的宣教大会„„ 83．孙大信与西藏„„„„„

58．福音小单张„„„„„„ 59．逆流中的宣教措施„„„ 60．林乐知„„„„„„„„ 61．盲文缔造者莫莱„„„„ 62．打马治„„„„„„„„ 63．打马治与独立运动„„„ 64．闽南自立教会„„„„„ 65．傅兰雅、李提摩太、丁韪良 66．扬州教案„„„„„„„ 67．天津教案„„„„„„„ 68．山东曹州教案„„„„„ 69．蒙慕珍„„„„一„„„ 70．戴德生„„„„„„„„ 71．席胜魔„„„„„„„„ 72．基督教史学家穆尔„„„ 73．庚子之乱„„„„„„„

84．丁立美„„„„„„„„ 85．余日章„„„„„„„„ 86．饶伯森„„„„„„„„ 87．欧特多„„„„„„„„ 88．罗兰„„„„„„„„„ 89．笔战高手张亦镜„„„„ 90．全盛期的宣教盛况„„„ 91．中国成立宣教差会„„„ 92．教内领袖商讨事议„„„ 93．宋尚节„„„„„„„„ 94．倪柝声„„„„„„„„ 95．脱颖而出的张之江„„„ 96．战祸中的中国教会„„„ 97．青年基督徒下乡传道„„ 98．大学生献身传道„„„„ 99．为福音奋战到底„„„„

74．清末大屠杀„„„„„„ 75．圆明园被毁之因„„„„ 76．苦难与祝福„„„„„„ 77．庚子之乱与内地会„„„ 78．戴德生笔耕„„„„„„

100．贾玉铭牧师„„„„„ 101．王明道卫士„„„„„ 102．边云波„„„„„„„ 103．林献羔与大马站„„„

图书导论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唐代的景教；二是元代的耶里可温教；三是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四是清代的更正教。自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大陆兴办学校，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力图在中国促使基督化教育。传教士在中国宣教，对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至深且巨。今日，无论是中国教会，中国社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史、文化交流史、近代政治史、近代科学发展史、法律史或建筑史等都离不开宣教士这个题目和根源。 80 年代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者对传教士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1989 年在武汉举办中国 40 年来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讨会” 。94 年在四川大学举办 “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正反映出中国正在醒悟、觉悟、重视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现代中国科技、文化、教育、政治等等与海外宣教士的关系。特别是元清之际，传教士来华给中国社会带来百利而无一害地变迁。此时，封建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专制的上层建筑由于日趋腐败，其调控能力逐渐失去，社会结构面临崩溃，耶稣会士在中国创办了许多大中小学校，其目的更多的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开展宫廷教育，倡导出国留学教育等。特别是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他们将西方的奇器异物、科学技术、火炮制造、机械、天文历法学、地图测绘学、数学、医学等等引进中国。如天文学的地球的圆锥体、行星、卫星、公转自转；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杠杆、滑轮、斜面、比重等理论。明代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学术界本身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 1

传教士入华使当时代社会在教育界、文化界、科术界等各方面都焕然一新。莱布尼茨总结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进步说： “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通过一种奇特的安排，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或许是天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我们的观点说，这是上主在创世前早已安排定规要借传教士来改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迷信、文化、制度，以基督的文化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明末清初的东西文化交流格局是当时中国自身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结果。可惜的是由于苛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无知的清政府实行了禁教及闭关政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被迫中断，使传教士无法继续通过传教影响封建社会的改良。当欧洲近代经济科术文化飞速发达的时候，中国却在闭关自守中沉睡而前呼后不应了。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是晚清来华的宣教士，他们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具有纯正信仰，属天智慧，高文化水准的群体。他们对晚清与民国的社会改变、科技改变、儒学改变、政治改变与教育改变和中国现代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中国知识分子曾对外籍来华宣教士强烈反感、抨击、批判、敌视、偏见，如果他们能排除民族观念、历史成见，能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历史的、超越性的尊重事实。你就会看见基督教宣教士并非属于西方，他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动力，是中国文化文明的财富遗产，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要更加珍惜，不可随便唾弃。否则，我们不是忘恩就是负义，而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如果我们能面对如今中国现代化的客观事实而追溯到他的远因、近因；如果我们能跨越国家民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台，你就会看见外帝来华经商至侵华，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害处，同时更带来了益处。他给中国带来了商品交易、文化流通，如交易中小的 2

洋火（火柴）洋布，大的洋马（自行车）洋车，因此中国便有了洋火洋布、洋马洋车等，就可以效仿而造之。也给中国带来了害人的鸦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等。一方面是因着西方洋人中心主义的傲慢，一方面也是因着国人在某方面违背了双方所订的条规，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有它错综复杂的背景与因素，不是单方，乃是双方都应负责任的。洋人来华经商与宣教士来华传教，完全是两码事，两条路，无论在动机、目的、性质上都是不同，如同同一西方国家中的政治与宗教不同一样，相同的是他们同是一个国家的人，又同到一个国家来，乃同地不同时，同时不同的。历史证明以前的宣教士不侵华，晚清的宣教士也不侵华，如果说西洋给中国带来的有好处也有害处，那么宣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是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们全是奉献施舍，毫无所得（包括他们的性命）。换句话说，如果外洋不经商侵华，西方宣教士也不来华，中国仍在闭关自守沉睡中。可以从以前推现在，凭着中国人自己的摸索，中国现在会到今天的程度吗？另外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就是中国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地大物博，为什么竟落后于外强呢？是中国人天生愚笨吗？是外国人自幼聪明呢？不是不是。问题不在这里，相反外国人在中时期正闹宗教与政治革命，战争时间漫长，战势激烈惨苦，这些不但没使他们贫后，反而还更加先进首强。从旧约以色列民族历史看，他们国家的兴衰贫富，不在其治国方针与人为智慧，乃在是否敬畏神，因为贫富智愚的根本，不在人治，而在神治。经训：「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也不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二八 14）所以外强首强的国家，尽是敬畏真神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挨打作尾居下的根本所在，乃不信真神信假神（佛神、回神等），信多神，信无神否真神。我再多说一句，伴随中国几千年的道教、佛教、回教等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是更加的封建、抽象、保守、守 3

旧、想象，而宣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是改良、是科技、教育、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几何、数学、医学、解放等等。一言之，现代中国的进步、改革无不是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成果，无不是引进外强而致富的。这样说来，佛教、回教、道教反倒给中国增添了麻烦。海外宣教士来华是上主的差遣，目的是要传递上主的福音，将沉睡在罪恶死亡中的人从罪恶、黑暗、撒但、死亡中救出来，接受耶稣基督代赎的生命，不被定罪，反得永生。由于中国人被假神所困，只能眼前看得见的好处，因此宣教士不得不将人类富强的智慧先介绍给中国，方法是通过暂时的好处，最终使国人接受真神。可中国人接受了宣教士介绍的致富先进，却不愿接受宣教士所传播的永远生命福乐。惜哉！悲哉！清末民国初，从现象上看，中国贫穷无能，外战内乱，列强欺辱，但引进了真神上主的福音，上主终于在中国一部分人心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使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迷信、儒家文化崩溃瓦解，同时引进了西方从上头来的先进，致使中国现在也近乎列为强国之一。我说这话是一个无神论者难以接受的，但摆在你眼前的客观事实，历史证据也是你无法否定的。我的数学公式是： “一件事物的好坏，不在事情的本身，乃在人所站的角度和对它的观点与认识。” 作为一间中国教会的牧人，如果不懂、忘记、轻视或故意不懂、忘记、轻视自己的家史，就是一千多年福音四次传入中国的艰辛及前因后果史，和海外宣教士来华在华的舍己为华，不能扎根，忧急成疾，象蜡消耗，象园丁浇灌于中国的花园，及中国人排外、敌视、诬陷、杀害的活生生历史，他就是上主之敌人，历史之魁人，教会之恶人，众信之罪人。作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如果他不能正视基督教宣教士来华宣教的动机、定点、目的，把洋人侵华，帝国主义分华与外国差会及 4

宣教士来华宣教不能分开，混为一团，并且说互相利用、外衣、招牌、工具等，这是不公正的。洋人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商品交涉，鸦片毒品。宣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宣教士，曾将大量的西洋科术文化作为传教的工具，其中有天文、地理、历史、法学、教育、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火药制造、物理、医学、生物学、哲学、音乐、美术等等，并翻译成中文，且在中国各处开办了大、中、小学校，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等等。还有医学院、神学院、女子学校、残废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宣教士把西洋教育制度多元化的编排，推广到中国，这些在落伍的中国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推动和贡献；还有，如医疗事业，风格改良；劝人戒烟、戒酒、戒赌、戒色。例：禁止鸦片，提供禁烟方法，致电外国新闻界、报纸，呼吁各国人士支持禁烟行动，这些方法果然引起国际的注意，终在国际会议中提出禁烟，这都是宣教士们努力的结果，这些铁的事实与物证是一个尊重历史的中国人无法否定的。 “宣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说，是国人偏见的通病。一个不尊重历史事实，一个不懂宣教与侵略、偏见狭隘的不信者还情有可原；然一个堂堂信大半辈子主，传小半辈子道的所谓牧人，若不问是非，信口开河，真是中华教会的一大耻辱。谨以此古历改大公正教和中国教会历史系列图书奉献给爱好和平，爱好历史，爱好进步，爱好中华，爱好宣教士与中华的国人和以圣经为是，以三一神为准，以古历改大公正教的信经信条为尺镜，以海外宣教士来华的信仰足迹为典模，以上主的赎计与心愿为终愿的中国各教派的同感、同观、同路的前辈、贵朋、同人，乃我等之心愿也。

1、多马误入极华主（元帅）下达命令，福音要传遍，直到地极。耶路撒冷大遭迫害，门徒四散行传。使徒多马迫奈东行，一路传道谋生。于是决定改向返回本土。由于回故心切，迷向误路，西归东行，途经佛神兴盛的印度，不能落脚，无奈疾步速行，脚掌竟踏入了中国疆土，仍然不能生存，无奈仰望上苍，两眼落泪，疑主之心油然复生。至于以后是否回归或在中国失踪消迹，人无法知晓。有人说中国人怀疑真神，是由多马（多疑）之因。数百年前，在西方教会宣教史上流传着使徒多马来华的佳美故事，甚至在多马经过的某些国家还建立了许多圣多马教堂。后来此传说竟被一些凭事实重证据的宣教家和著书家加以否定。我们不知为何有此传说，也不懂为何将此传说轻易否决。但我们认为传说美与不美不在传说之本身，乃在传说是不是表明、流露出上主的美好计划与心愿，是否能激发后人更加传福音的热忱。至于使徒多马跋涉行传步入中国，仅仅是一种传说，但我们认为此传说甚美。果如此，说明早在救赎初期，主的心意就已经指向了这块古老且又遥远的土地（地极），就预先预告、预约、预定中国要成为他赎计的最后落脚点，如同始祖坠落之同时神就预告女人的后裔，万古之先就应许永生一样。多马的迷向误入极华，正是神爱中国奇妙智慧作为的见证与说明。 “人看错，主不错；不错错，错不错。” 图为多马回故心切，迷向失路，腹饥体乏，沿溪暂息。

2、涅斯多留派来极华所谓景教，是从基督教分出来的一个教派，名涅斯多留派。涅斯多留是一个翻译的名字，是主后第四、五世纪的一个人物。他原本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长老和修道士。后被人推举为东罗马的东方教会——康士坦丁堡教会的大主教。在任职期间，他充分发挥其恩赐和才干，并十分热心，不遗余力去攻击异端分子。不幸的是，他后来与其他教区的主教发生了冲突，主要的分歧乃在神学性的问题上。当时一些主教指责涅斯多留贬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只把耶稣当成一个带有神能力的人。也许涅斯多留当时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在观念上确有点混淆。但可惜在他没有辩白之余地，就被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判为异端，放逐到埃及一带。在涅斯多留去世后跟随他的信徒们，却始终坚持他的看法，没有放弃他的神学思想。这些被判为异端分子的信徒，被放逐到附近的波斯帝国。当时波斯与罗马不和，因此这些异端分子得以在波斯定居及传教。后来更在波斯建立了教会，这些信徒热心传道，并把福音带到亚洲，最后传入中国。无论涅斯多留派的信仰是纯正或有偏差，但他们始终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中国的教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宣教的热忱与坚忍不拔的信心能跨越山水与国界，把足迹第一伸向中国，这种行动永远是我们所向往的。图为涅斯多留派入极华传道。

3．阿罗本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其实，真正使人们苦闷的，还不是这些苦难，而是不知为何受这些苦难。诗人屈原的名著《天问》，就抒发着这样的心情：“天地由何而来？四季由何而来?风雨由何而来?五谷由何而来?人为何要生?为何要死?又为何受尽苦难?”没有人给他解释这些问题，于是，他终日在迷惘、痛苦悲惨中度过，终难耐心中的悲愤投江殉节了。一幕流传千古的悲剧，一个迷失流离的民族。困绕这个民族的愁烦，在波斯已是过去的事了。活跃在波斯的教会，曾努力的向外传福音。可惜，直到大唐建立，福音还未踏足中国。这终于激起了一位宣教士立志来华，这人即是阿罗本。阿罗本最先把福音的火把传递到中国。这个异域之子，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把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中国，且毫无所取。他穷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传道，翻译的工作。他工作的果效伴随着他，在他弥留之际，福音在中国已呈“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的盛况了。他死后，中国的信徒为缅怀这位圣徒，将他的功德与景教教义，一同铭于石碑之上，其曰： “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无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鉴。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遂阿罗本之名，万世流芳。图为阿罗本在中国振臂疾呼，传讲福音；衬托的背景火炬，象征福音光耀中华。

4、阿罗本来华有很长的一段日子，没有人知道中国有景教的存在，更不知景教就是基督教。直到主后十七世纪，在中国陕西郊区，掘出了一块高 236 厘米，宽 86 厘米，厚 25 厘米，重约 4000 斤的石碑，上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后来在清光绪年间，在敦煌石窑中又发现了很多景教的经典，这时才发现景教就是早期的基督教。早在主后 635 年，第一个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景教士名阿罗本，他是波斯（今伊朗）人，当他到达中国长安时，已是唐太宗贞观九年。阿罗本来华宣教，被欢喜崇神的太宗奉为贵宾。允许阿氏把所带经书译为中文，并在长安建立景堂。初为被人接纳，就自称为僧，教堂为寺。高宗时景教受宠，因此复兴发展，以致国内各地均建造教堂，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随着帝王的更换和景教冲洗异教，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毁谤，虽宣教士不断入境，然唐政多经内忧外患，以及帝王对景教的喜怒，至终景教连根拔起，消声灭迹了。这样，福音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主后 635 年至 845 年，前后共存 210 年，灭迹 500 年，仅仅落得了一块碑文而已。真是惜哉！但景教的传入，却象征着中国教会的历史早在主后 635 年就已开始了。图为阿罗本离开家乡，前往中国及考察景教碑。

5、唐相恭迎阿罗本中国素与小亚细亚，印度等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于是福音也伴随着西域的商贾，沿着“丝绸之路”趁机东来。“丝绸之路” 这座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就是横卧在波斯与长安之间。当一串摇曳的驼铃声，将阿罗本从“桥”的那头，送至“桥”的这头时，正值太宗李世民贞观九年。当时的中国，佛教、道教十分兴盛，此外还有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一种信奉阴、阳两个神的宗教。还有摩尼教、回教（伊斯兰教）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多么的黑暗荒凉。当朝皇帝李世民正值年富力强英明能干，智勇过人，另外在个性上也有很多优点，即知人善任、虚心好学，容纳批评和劝告。这个开朗的个性，实在有助于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以后的发展。当太宗得知阿罗本到达长安时，便急命宰相房玄龄前去迎接。福音初抵他国，便受到“贵宾式”的礼遇，在教会的历史上，这还是屈指可数的事。中国以后的各朝代，便失去了大唐的气度和胸襟。于是阿罗本所遇到的优待，在中国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悲惨的光景，直到今日都未能改观。阿罗本的来华，标志着神在中国施行救赎的开始。于是，中国的教会历史就此起笔了。图为宰相房玄龄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前往迎接西域的宣教士 ——阿罗本。

6．阿罗本译经典中国唐朝太宗年间流传着佛教徒唐三藏奉大唐皇帝之命至西天取经的故事。三藏离开大唐本土，师徒数人倍受艰辛，一路斩妖除怪，终于达至西天，取回无字佛经一页。此故事纯属虚构，乃人头脑想象中的天仙地府，人妖鬼魔与人欲乐极世界。说来也巧，在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同时，西方宣教士却来华送经。景教传教士阿罗本一行，远至千山万水，漂江过洋，历经千辛万苦，忍饥挨饿，一路足迹一路经，亲自将上主真经赠传于中国东土之真人真事。唐太宗李世民对于阿罗本宽大有恩。他允许阿罗本把所带经典翻译成中文，加以研究及准于传扬。阿罗本是个具有能力与恩赐的传道人。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人的疾苦。抓住神所赐给他的良机，忘我的工作着。几年以后，他在长安建立了景教寺，其间还有大量的文字工作。他所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书，都包括了详细的福音内容。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福音，以后的人能够了解景教，他留下的文字，其作用无可取代。阿罗本的翻译工作异常艰辛。他能够不辞劳苦的工作着，是对中国人有父亲、母亲般的责任心。在阿罗本心血的浇灌下，景教曾兴盛一时。虽然不能扎根，但在中国幸存二百余年。中国西天取经不能，宣教士送来真经却不接受。惜哉! 阿罗本翻译圣经的时候，大量的采用佛教、道教的术语，结果矫枉过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信息，实在可惜。图为阿罗本废寝忘食，不顾寒冷的译经。

7．唐朝景教的兴衰唐朝的景教十分兴盛，在当时的中国，和佛、道二教已呈三国鼎立之势。为了便于中国人接纳，景教的教士均自称为“僧”，礼拜堂也称为“寺” 。这时的景教很受唐朝皇室的欢迎和庇护。到高宗时期，甚至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直到武则天当女皇时，景教才受挫折。当时景教分别受到佛教僧人和道教道士的诽谤和排斥，一度萎靡不振。在主后第八世纪，德宗执政时期，更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设立。约六十年后，武宗当了唐朝的皇帝，推崇道教，就勒令消灭所有外来的宗教，当时包括了佛教和景教，也一起遭到厄运，而景教在中国的发展，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景教信徒大量被杀，四散逃亡。景教运动，更趋于销声匿迹。前后共复兴了 210 年。追其失败的原因：第一，忽略了传讲完备的福音，没有将得救之道清楚的教训人，信徒的生命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根基，故逼迫一来就站立不住了。第二，景教带有浓郁的佛、道二教的色彩，这是神所厌恶的。第三，没有培养本色化的工人；故，当景教士被迫离境时，中国的景教信徒变得群羊无首，只好各奔东西了。第四，过于依赖政权的荫庇，景教命运操在了皇室手中，一旦皇室反目，景教便站立不住了。景教的繁荣早已一去不复返，但留给今日教会的教训却是沉痛而深刻的。图为景教蓬勃时期——“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8．景教碑及景教经典 “1625 年，大约是 3 月初，在陕西西安城西或西南三、四十英里的周至县城附近，工人挖土建屋，从地下数英尺处挖出一通大石碑。”此即景教碑发现的地点和时间。该碑先移到崇仁寺，直到 1907 年 10 月 2 日，始移往西安碑林，该碑在此直到今日。此石碑高 236 厘米，宽 86 厘米，重约 4000 斤；其上共刻有一千六百九十五个字，由文言文写成。顶端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其中详细记载了景教的来源、信仰，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立景教碑的经过。景教碑的发现，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于二十世纪初，学者在甘肃敦煌窑窟，又发现了大量的手稿、经典均属景教文献。其中《三威蒙度赞》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次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景教有了更详尽的认识。景教在中国曾经繁荣昌大，使中国人因认识真神和神的救恩而满有生活的盼望。只可惜她在中国仅存留 210 年，遂连根拔起，终销声匿迹，仅留下一块石碑，给后人无限的思索与启示。景教碑是神眷爱中国一有力的见证。但对今日救赎历史的书写者来说，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财富。图为福音第一次传入中国，仅留下的石碑与经典。

9．元代的异教别神福音第二次来华，正值中国的元朝时期，由天主教士传入，其间距唐朝的景教已有 500 年的历史。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境外的景教曾派人来中国整顿教会，走遍全国，竟没有发现一个景教徒，于是便断言中国之景教已不复存在。 “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苏子由句）“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 （扬云翼句）景教士两个世纪的惨淡经营，仅剩下残垣断壁和诗人们不胜今昔的嗟叹。景教灭之后异教在中国依然发达。无论在人口稠密的镇市京都，还是路遥人稀的名山大川，皆有寺庙、道观的建立，其气势宏大，作工精巧，无与伦比。大批的僧侣和各种样式的鬼怪在这里一同受到国民的膜拜。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见证偶像崇拜的兴盛，这些魔鬼夺走了人民的“五谷、牛羊、新酒和油，”更夺走了他们的平安与生命。到元朝的时候，尊喇嘛教为国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因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喇嘛教的国师甚至可以训戒皇帝。寺院拥有庞大的产业，僧侣骄纵不法，为所欲为。当时，回教、道教、佛教在中国都十分流行。同在朗朗乾坤，独中国被撒但搅扰得“渊面黑暗，空虚混沌” 。难怪中国为“龙之传人”。中国是撒但最后的经营，但更是主为他门徒摆设筵席之地，好借此向撒但夸胜。元朝皇室给于人民绝对的信仰自由，此时，基督教的教士也趁机东来。这真是神奇妙的安排。图为海外宣教士第二次来华时中国黑暗的背景。

10．波罗二弟兄时间的过去，并不等于神的忘记。十三世纪初，也就是元朝，福音再次传入中国。十三世纪的欧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发展，都令人乐观。教会的十字军东征，更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当时教会兴起了两个新的修道团体，就是“法兰西斯修道团”和“多米尼古修道团” ，他们都热衷于宣教。而当时正值蒙古军西征，震撼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国家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教皇便差派一个法兰西斯修道士去谒见蒙古大汗，一方面劝阻侵略；另一方面宣传阐明基督信仰。结果蒙古大汗不但不听书面劝导，还回了一封无理的信，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国，平宋立元，才允许宣教士来华经商传道。此时有波罗二弟兄抓住时机，离井别故，万里之遥跨入中国，一边布道，一面做生意。二弟兄所传达的伟大信仰曾感动元帝王，就主动请求他们传达教皇派一百位既懂科学又通晓道理的宣教士来华。可惜，教皇并不重视，仅派了两名传教士来华，但因战争的阻碍中途折返了。当时教皇未能把握住时机差更多的宣教士来华是非常可惜的。后来波罗二弟兄之子不畏艰难，随父来华，写成了世界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引起无数宣教士不断奋勇来华。图为二弟兄阅读元帝王准允百名宣教士来华的回信，心中激动。

1 1．波罗兄弟与马可·波罗 l 260 年，有两个威尼斯商人，由于环境所迫离开君士坦丁堡，大约于 1265 年到达上都，谒见了大汗。这两个商人是哥哥尼科罗·波罗和弟弟马弗·波罗。兄弟二人虽为商人，但具有一腔宣教热忱。他们给大汗介绍自己的信仰，即他们所拜的神。大汗为其所感，遣他们携国书通聘罗马教皇，请教皇派一百名既懂得科学又通晓道理的宣教士来华。弟兄二人返回罗马。受到教皇戈利·普拉森拉亚热情的接见。教皇命二位传教士随同波罗兄弟二人往谒大汗。这两位宣教士是阿迦最有学识之人，一人名叫尼科罗·维僧察，另一人名叫威廉·的黎波里。但因战争阻碍，这二位传教士中途返回，只留下波罗兄弟与尼科罗·波罗的儿子马可，不畏凶险继续前行，一路乘骑，历经危险和艰辛，足有三年后他们才到达大汗廷。大汗闻讯，派使臣于四十日路程之外迎接。这一次波罗兄弟与马可三人在中国居住十七年。于 1295 年经过漫长海路返回威尼斯。波罗兄弟两次中国之行，为欧洲教会寻见了一个可开拓的广大禾场；而中国，因这三位主的使者也有了接受福音的机会。图为波罗兄弟与马可·波罗。

12．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为威尼斯商人尼科罗·波罗的儿子。十七岁时与父亲和叔父由威尼斯起行，经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最后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一路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三年半后抵上都。马可·波罗智慧聪明，善长骑射，富宗教热忱，这极为大汗忽必烈的喜爱，在后来便做了忽必烈的女婿。马可·波罗是位旅行家。在中国期间，他游历了许多地方。他从汗八里出发，经平阳、重庆、云南，后又绕道回到西安府，以后又到福州、杭州、扬州等地。在扬州期间，马可·波罗受大汗委任，代替一男爵连续治理此城三年，当时淮东路包括二十八城，扬州是该路首府，下属二十七城。十七年后，马可与其父亲和叔父于 1295 年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这部名著是根据 1298 年马可·波罗的口述和拉斯蒂切罗·比萨的记录写成，当时他们两个作为战俘都在热那亚坐狱。本书最好的抄本，现存于巴黎。该书详尽的介绍了中国的广阔富庶，风土人情，宗教情况，在此之前，欧洲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个中国。这部著作促使欧洲人了解中国，因此激发了很多宣教士来华宣教，其中就有一位很有影响的宣教士，名孟高维诺。十年内，他带领六千人受洗入教，福音在中国复兴。图为宗教家、旅行家——马可·波罗。

13．元世祖设立崇福司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十分良好。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最真实，最美好，因为他说： “凡不是尽善尽美之事，此教概不让人去做。 ”波罗二弟兄，受他差遣谒见教皇时，大汗还授命他们必须给他带来一些耶路撒冷救世主圣墓上的灯油。当波罗二弟兄返回，呈献上圣墓灯油时，大汗甚喜，视为珍宝。大汗对主之恭敬，由此可见一斑了。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他认为信仰基督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本人不皈依基督呢?据他自己说： “你们看，这里的基督教徒愚昧无知，无所事事，庸碌无能。”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能把福音真意讲解清楚，故忽必烈就无所适从。也因为这个原因，忽必烈要波罗二弟兄回去带一百名通晓教规的人来，能够当面戳穿这些偶像崇拜者的所作所为。若是偶像崇拜者站不住脚的话，他说： “我将会谴责他们，并禁止他们的宗教；我也将会受洗，我受洗后，我的臣民也会接受洗礼，那时这里的基督徒将会比你们国家的还多。 ” 当时元朝的基督教称耶里可温教，包括了景教和天主教。忽必烈虽未接受洗礼，但很支持教会工作。他还特别设立了一个机构，名叫“崇福司”，专门负责管理景教和天主教的事务。元朝的雍容大度，把耶里可温教引进了蓬勃时期，仅元大都就有景教徒高达三万人。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数字。图为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宗教机构——崇福司。

14．孟高维诺伟大的宣教士孟高维诺是在波罗二弟兄，波罗父子的倡导下，千百个不断来华中的一个。他是元朝时欧洲第一位到中国的天主教宣教士，也是一个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极有影响力的人。虽然他初抵中国时（1294 年忽必烈刚去世由元成宗继位），受到景教的排斥和陷害，但他至终赢得了元室的信任和支持，开始传教。十年之内，孟氏历经千辛万苦，曾带领六千余人受洗入教，又收养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岁的男童，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希腊文，拉丁文，唱圣诗，背诵经文，翻译圣经。此外，他并把新约圣经和诗篇等译成汪古族的方言。孟高维诺除了传福音之外，还从事建教堂的工作。他在中国宣教三十多年如一日，最后八十高龄卒于中国。天主教的工作深受孟高维诺的影响，以后来华的仍是效他的足迹榜样，却是赶不上他。元朝最后来华的宣教士还有马黎诺里，于 1342 年来华，由于政局不稳，在中国仅四年就无奈回国了。后来改朝换代，明兴元灭，朱元璋称帝，天主教的宣教就停止消没。这样，福音第二次传入中国，仅存留了 70 年，灭没 200 年。哀哉!哀哉! 图为孟高维诺来华宣教前筑坛浇奠及教牧儿童读经释经的场面。

15．约翰·马黎诺里元朝时，最后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方济格会比希纳诺的主教约翰·马黎诺里。马黎诺里应元朝使臣阿速人 l 336 年的邀请与 1334 年教皇伯奈狄克特十二世的差遣前往中国。其于 l338 年 12 月离开意大利携国书和礼物出使汗廷，1342 年 8 月 19 日抵达中国汗八里，受到元顺帝热烈的欢迎与热情的接待。在中国期间，马黎诺里和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士进行了多次辩论，皆获胜利，也引领了一些人归主。后来，他看出元朝政局险恶必定维持不久，向皇帝提出回国，皇帝送他三年盘费与诸多礼物，临行又送二百匹马与许多食物，并希望他能迅速返回中国充当主教。约四年后，马黎诺里正式起程回罗马。他在如此好的形势下急于回国，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回国后马黎诺里写了一本《马黎诺里游记》，此书对西方了解中国，向中国传福音有一定的贡献，虽然他本人在中国没有多大的成绩，不过我们可以料想，罗马距北京路途遥远，不但有高山深海与一望无际的沙丘阻挡，也有兵匪野兽所构成的生命危险，若非有使命感，恐也早和丁氏兄弟一样，中途折返了。有人说外国宣教士来中国，不消传福音，只在此地站一站，就比中国信徒传一辈子福音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图为约翰·马黎诺里和他的游记。

16．关困方济格方济格·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1506 年生于意大利中部一贵族家中，自幼立志献身为主传道。以后果真作了传教士，自此以后终其一生，从无反悔。 1542 年，方济格怀着满腔热情，从欧洲来到亚洲，他首先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此他大有收获；几年后，他东渡日本，在这里他遭到了日本人理直气壮的质问： “如果你的道是真的，那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竟不知这样的宗教呢?”这话大大激起了方济格来华传道的决心。1551 年在一名中国水手的带领下，他来到广东台山县海岸一个名叫上川的小岛上。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到内地传道，但基于明朝海禁太严，未能遂愿。当他还在努力不懈想办法的时候，却病倒了。1552 年 12 月 3 日，方济格病死在小岛上。虽然方济格在世时，始终未踏上本土，但他那份传道的热心却激起了许多人来华传道。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足迹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可见方济格的影响及主对中国不灰心的爱。方济格·沙勿略，人称为“印度人的使徒” ；其实真正缅怀他的还是中国的信徒。图为方济格坐在孤岛上，双眼凝望着中国这片雾茫茫的土地，不禁潸然伤心。这真是：春去夏至秋叶飘，眼望苍海泪珠掉。荼毒生灵神焦急，闭关政策何时了。

17．方济格病卒上川岛意大利人方济格，祖宗三代单传的宠儿，生在基督化的家庭。在母腹中，二老象哈拿那样，把他奉献给主。他从小热心好学，立下誓言，一生从事基督福音事业。当他完成学业后，年青的方济格辞别双亲，告别家乡故土，四处游行布道于日本。日本人曾理直气壮的对他说： “如果你所信的神、讲的道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大国，竟不知道这样的宗教呢?”这话大大激起了方济格来华传道的决心，于 1551 年离开日本，他来到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名上川岛。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要到内地传道，却是不能。为进内地，在海边筑土坛，面向中国，将自己浇奠在神死的祭坛上。当他还在努力不懈想办法时，却病倒了，于 1552 年 12 月 3 日病死在上川岛上。虽然方济格始终未踏上华土，但他那份来华的热心却激起了许多人来华传道。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步他后尘的，除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外，还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法兰西斯修道会，多米尼古修道会的修士。虽然每一位来华者所用的方法都失败了，但千百万有使命感关心华人生灵的宣教者的心如火阵阵挑旺。图为方济格入华不能，忧急成疾，病卧在床及日本人质人谩神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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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拒沙内罗明朝强盛的时候，王室骄矜自恃，认为中国地大人多，物产丰富，足以自给自足，无须与外界接触，到明朝衰弱的时候，王室怕外寇骚挠，又不敢与外界接触。因此，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明政府就采取闭关政策，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入境，也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出境，甚至不许“片板下海” 。认为这样比较安全。十六世纪前后，不少差会遣传教士来华传道，但苦于中国海关禁令无法涉足中国，只好云集在澳门等候。有些传教士迁怒于明朝政府“这极不明智”的作法，建议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境传教。这是很危险的做法。庆幸这建议被一班有远见的传教士反对。他们主张坚持用“长期的忍耐”来等待中国打开福音之门。如此，这些热切的传教士，只能在澳门继续等待下去。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宣教士沙内罗心情迫切，他认为这样无止境的等下去，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他决志冲破层层阻碍，无论付何等的代价也要入境请命。于是他经过道道关卡，终于到了广州。在两广总督面前，他情词迫切地为宣教士们请命，结果被这位总督大人“气壮山河”地拒绝了。他不灰心，再次请命，又遭受同样的厄运。中国拒绝福音，宣教士无不痛心疾首，有人发出不胜今昔的嗟叹：“中国，你这块盘石，何时为我主敞开呢?” 图为宣教士沙内罗。

19．麦哲伦心愿未遂麦哲伦是十六世纪西班牙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更是一位信仰坚定的传教士。一生最大的志愿，不是证明地球是圆的，而是期望地球上的居民归信基督。十五、十六世纪时，西欧兴起一股开辟新航路的热潮，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航路，开辟东西方航道，寻找贸易市场及传教禾场。暗中眷顾中国的神，借此浪潮给宣教士打通进入中国宣教之路。1519 年麦哲伦奉西班牙王室之命，率领船队，作环球航行，横渡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漂洋过海，旅途险阻，自不言而喻，常常一连几个月得不到补给，又饥又渴，只有吃难以下咽的发霉饼干和皮革，喝难以过喉又苦又涩的海水。许多船员得坏血病死去，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主后 1521 年他发现菲律宾后，他一面在菲律宾传福音、办学校；一面准备进入中国。可惜的是，他因介入菲律宾群岛上部落冲突而被杀身亡，至此，麦哲伦到中国传福音之美好心愿壮志未遂。他同船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有机会随一位中国官员进入中国，但途中却被出卖，被抛弃在沙滩上。这次经历，对传教士打击很大，但西班牙传教士并未因此沮丧，一股强大的力量催促他们前进。于是他们继续努力，想尽方法进入中国，直到实现麦哲伦之夙愿。图为航海家、探险家、西班牙传教士——麦哲伦。

20．范利安明朝初期实行开放政策，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就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政府骄矜自恃，自以为文化、财富已远超世界诸国，不需与外界经商交流，自满自足，也逸免异国有侵犯的时机，认为不与他国来往较为安全，这样到内地传福音的困难就更大了。许多宣教士来华心切，但屡遭失败，不得其门，其中有方济格、卡内罗，卡内罗曾两次前往广州请命，结果被拒，仍是失败。撒但的猖狂并不意味着神的丢弃。十六世纪神兴起一位有上主智慧的传道士——范利安，1556 年加入耶稣会，1561 年被委派任远东视察员，第一次打开了中国福音之门，他曾带四十多位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宣教士来华，同时也消除了葡萄牙嫉妒西班牙来华宣教的不合。经过这次合作，大家醒悟到同心的宝贵，从而愿意齐心合力为福音的缘故尽心竭力，传教士的同心为中国福音事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来华后，他们先进行考察分析的工作，范利安观察到传教士入中国的门路首先必须得学会中文。范利安在世前，曾邀请比自己在各方面都高深的罗明坚与利玛窦一同从事福音工作，这给中国以后的福音奠定了不可没灭的基础。图为范利安漂江过洋，脚掌刚踏入中国疆土。

21．范利安的远见元朝的耶里可温，犹如系于蒙古马背上的异客。当元朝的皇统被打断，蒙古马队仓惶退向北方草原和大沙漠的时候，耶里可温也就随之被驮走了，全没有了来时的朝气，只留下几丝悲凉。主后十六世纪，神兴起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传教士，在他的带队下，福音第三次叩响了中国大门。范利安是意大利的一位传教士，他于 1556 年加入耶稣会，七年后被委派任远东视察员。他带领着 40 多名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来到远东一带做视察和传教工作。因此消除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的不和（原来葡萄牙嫉妒西班牙来华传道）。来华后，范利安观察到传教士进入中国传福音的门路——就是必须先学会中文，这真是他伟大的创举和发现。不过，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曾有一位中文专家说： “要学会中文，必须得有铁的身，铜的肺，硬木的头，钢丝弹簧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长寿——米尔荫。”这话犹如当头棒喝，宣教士们不禁为之震惊。不过在范利安的支持与鼓励下，一些宣教士开始学习这门深奥难懂的中文，其中最出色的是罗明坚。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语言已不是传福音的障碍。打响了这第一炮，宣教士更有信心到中国传福音。范利安在世前，又邀请利玛窦来华与罗明坚并肩战斗。结果利玛窦在工作中影响极大，是前所没有的。图为范利安鼓励宣教士学习中文。

22．利玛窦与范利安主后的十六世纪，是福音第三次传入中国时，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要数耶稣会的利玛窦与其导师范利安了。利玛窦是主后 1552 年生于意大利，其父曾是高官，原本希望儿子也能步自己的后尘。但利玛窦在罗马接触了耶稣会，遂有志当修道士，终生不娶，抛弃一切名与利，一生服事基督。当利玛窦在耶稣会受训时，范利安是他的导师。利玛窦三十岁时，即主后 1582 年，范利安在去世前安排了他来澳门，学习中国语文，以便和罗明坚一起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上并肩作战。利玛窦在澳门三个月就学会了中文，他看了许多中国的古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一年后便正式进入中国，开始了他那二十七年的宣教生涯。后来，这位伟大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成为后来许多来华传教士效法的榜样，他的宣教方法至今仍被多人研究采取。这一切的成果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导师——范利安。说到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利玛窦的导师范利安，可算为“开中国福音大门之钥的传教士”。范利安是在 1566 年加入耶稣会的，七年后，他被委派任远东的视察员。他带了四十多名修道士，来到远东一带，做视察和传教工作。在此之间，他找到了传福音入中国的秘窍，就是必须先学会中国人的语言——中文，便第一次成功的打开了中国福音之门，为日后传教士来华揭开了新的一页。范利安带队来中国，实在是一次划时代的旅程。图为利玛窦与其导师范利安在一起决策来华传道。

23．罗明坚伟大的宣教家罗明坚受范利安的激发，满腔热忱前往中国协助范利安，同心合意组成了一股福音宣道力量，他们一致公认必须先学会中文，罗明坚在澳门初学中文，遇到种种困难，十分吃力。有一中文专家衷告： “要学会中文，必须得有铁的身，铜的肺，硬木的头，钢丝弹簧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玛土撒拉的长寿。”多少人劝他放弃那门难懂的中文，但他在范利安的支持与鼓励下，经过非常艰苦的阶段，三年寒冬苦记，终不负所望，学会了基本的中文书写，能讲相当流利的中国话，当时葡萄牙商人，每年都有两次机会进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罗明坚趁机随葡萄牙商人进入中国布道。后罗明坚请求政府，因他懂得中文，中国政府就应允了他的要求。不久，利玛窦来华，二人并肩作战，往中国北上传福音，尝试几次都未成功，决定派罗明坚回欧洲申请支援，可惜，就在此次，罗明坚病故于途中。总结福音四次传入中国失败的教训，虽然每次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仍不能成功，有几要点：1．过分依赖政府；2．没有本色化的工人；3．不重视生命之道；4．不建立地方性教会； 5．宣教士互相排斥。图为罗明坚苦学中文，终于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书。

2 4．利玛窦利玛窦于 1552 年生于意大利，是不断来华宣教士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位，他的宣教方法至今仍不断被人研究采取。利玛窦的父亲曾是高官，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青年时利玛窦念律法，后接触到耶稣会，遂有志作修道士，一生服事基督。他是一位神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更是一位宣教家，他仅用三月工夫学会中文，王宫的贵臣与学者尽佩服惊叹。因他受感归主者有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均受洗入教。利玛窦所写的书有 20 多种，大半由中文写成，其中有《天主实义》、《交友论》、《几何原本六卷》等等，这些著作均受中国人欢迎。利玛窦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工作，心劳过度，体力日衰，于 1610 年 5 月 11 日去世，葬于北京王宫区，享年 58 岁，在中国 27 年，无论何时从未厌烦的接待人，入境随俗，走乡随乡，平易近人。范利安曾夸他说： “他为得着中国人，自己竟变成了中国人。”利玛窦去世那年，中国信徒已有 2500 人了。总括而言，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利玛窦去世后，皇朝中出现一些抵挡神的人，其中有沈觉，他们造谣说利玛窦在中国传道别有用心，想篡权，要改变中国的道统，破坏中国的文化等，皇帝为难，就下令驱逐宣教士出境，有些被杀，有些下在监里，传教士不能再公开传福音，外表上教会活动看似停止，可福音的火种在下层暗中燃烧。图为利玛窦竟成了中国人。

25．罗明坚与利玛窦福音第三次传入中国，始于意大利人耶稣会士方济格·沙勿略。于 1551 年到中国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不久即病死岛上。直至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肇庆传道建堂，为福音第三次传入的真正开端。在十六世纪末叶来华的宣教士罗明坚，是一位热心的耶稣会传教士。此时宣教士们已看到要想向中国人传福音，就必须学会中文。故，罗明坚入华前，先到澳门学习中文，虽遇艰难，还是攻下了这座坚固碉堡，随邀利玛窦来华与其并肩作战。于 1583 年，二人离开澳门前往广东肇庆传道，谒见总督要求买地建教堂和寓所。虽然此事甚难办到，但他们那颗赤诚的热心感动了上主，加上他们待人礼貌，会讲流利的中文，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便得到了肇庆总督的批准。于是二人一边研究四书五经，一边寻机传讲福音。他们配合默契，生活简朴，礼貌待客，甚至饮食起居，礼仪服装完全中国化，使中国人不得不对他们另眼相看。利玛窦亦将从西方带来的浑天仪、时晷和报时钟等仪器赠送给中国学者，因而交了很多朋友，当中也不少人受洗归信基督。几年后，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人商议如何才能北上把福音传入北京城，可尝试几次都未成功。最后决定委派罗明坚回欧求援，可惜罗于归途病故，只留下他的亲密同伴利玛窦一人在中国努力奋战，直到最后病逝中国。图为罗明坚（左）和利玛窦（右）正在商议如何把福音从广东肇庆推向北京城。

26．著名教士利玛窦利玛窦是福音第三次传入中国时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神学家、数学家、汉文学家。利玛窦于 1552 年生于意大利，父亲曾为高官，希望儿子步他后尘。当利玛窦在罗马念法律时，接触了耶稣会，遂有志当修道士，终生不娶，抛弃名利，一生服事基督。后入耶稣会，接受范利安的教导。 1580 年他应范利安之邀到澳门学习中文。凭着那颗要救中国人灵魂的心，仅用了三个月便学会了中文。于是，在 1583 年进入中国本土开始了他在华的宣教事工。利玛窦一到中国便在饮食起居、礼仪服装上随从中国人，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借着西方的科技和知识吸引中国的学者，并向他们传福音。1601 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城，凭着他的科技知识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很快便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爱戴。特别是他对中国四书五经的通达让中国学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学者们多有受洗信主的，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后来更成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廿七年，从未厌烦地热诚接待每一个来访的中国人，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更从事大量的写作工作。在他二十多种著作中，有大半是由中文写成的，如《天主演义》、《交友论》、《几何原本六卷》等，这些著作均很受中国人欢迎。 16l0 年 5 月 11 日，利玛窦在北京息劳归主，终年 58 岁。他的宣教方法直到今日仍不断被人研究及采取，他对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作了不少贡献，深为中国人所缅怀。

27．利玛窦与徐光启利玛窦在中国的宣教策略，是用西方的科技和知识，来吸引中国学者，并向他们传福音。利玛窦熟读四书五经，与中国学者对答如流，引经据典，使中国学者深深佩服。朝廷中的大臣和学者们，多有受洗信主的。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光启。徐光启是利玛窦的学生、挚友，亦是神赐于他最好的同工。他曾跟随利玛窦学习神学和西方科学知识，亦曾为老师基督仆人之美好品格深深吸引。他帮助利玛窦翻译了不少西方科学著作。其中《几何原本》被认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其实他们翻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深入到中国的学者中间去，好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希望借着学者去影响平民大众，从而全国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友谊，从 1586 年开始接触，至 1603 年受洗入教，再至 1610 年利公逝世，前后共有 14 年之久，其情感挚诚，同工默契，无须赘述。利公去世后，基督教几次遭遇皇室剿灭，宣教士驱逐出境，教徒被捕入狱，徐光启一面保护宣教士，一面上书皇上，为传教士辩护。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努力，教会才得以在禁令下仍有所发展，直到引进清朝天主教的“黄金时期”。图为利马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

28．天主教士倍受欢迎这是说到福音第三次传入中国的一段情形。在十六世纪中叶，中国的海关大门还是禁闭的，当时的排外政策，根本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但后来，随着来华传教士的不断努力，改变了中国人对他们的看法，提升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当时来华的天主教士大多精通天文地理，他们强调科学知识，其中包括有天文学、数学、地理、建筑和一些机械的制造法等。他们先将这些先进科技带给中国人，以此来兴教传福音。这些新奇的知识，很受中国学者、朝廷官员们的赞赏。加上他们传道时采用了适应法这个宣教策略，即学习中国人的语言，适应中国人的礼节，讲道时应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上层阶级为传福音的对象等，因此，为他们在中国的传道争取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也赢得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以至于传教士们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人物。在此值得我们沉思的一点是：这种宣教策略，果有其好的一面，便于取悦人，向人传福音，但也因此牺牲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重要真理。因他们当时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看法而容许信徒拜祭祖先；为了让上层学者接受福音后去影响贫民大众而忽略了深入基层传福音；也为了使中国人较易接受基督教信仰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这便让中国人更满足于中国的文化，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会使中国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和完善。至于基督徒所重视的重生得救、认罪、悔改等，这些永恒生命的真理却忽略了。图为朝廷官员们在听天主教士讲解圣经。

29．徐光启徐光启，乃明朝朝廷中信奉天主教最著名人物之一，连同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明末天主教教会的“三大柱石”。他于 1562 年生于上海，1596 年开始与传教士有接触，1603 年入教， 1604 年进北京考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曾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并帮助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1628 年，徐光启完成了他的著名科学专著《农政全书》，并与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合撰了一本《辨学逖牍》，在崇祯朝内，他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官阶正二品。明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朝中一部分官绅的忌妒和诬告，仅 1616 年和 1621 年就发生了两次教难。南京礼部侍郎沈觉连上三张奏疏给皇帝明神宗，控告海外宣教士送礼物给中国人是收买人心，和他们以西法修历而变乱中国纲纪、传统。因理由不足，欠缺力量，加上徐光启为教会辩护，明神宗并无反应，不信沈觉一派胡言。但沈觉一再上奏引起各地群众排教，朝廷在压力之下只好下令“禁教”，敕令传教士出境。此时徐光启再次挺身而出，并上书皇上为传教士辩护。虽然他的辩护没有任何果效，然而许多传教士在他的庇护下得以在中国生存。其实他与杨廷筠的家中都隐居了不少传教士。正是在这些有地位的朝廷官绅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下，天主教在明末不顾禁令而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崇祯末年，全国已有十三省建立了教堂，这其中徐光启的功绩实不可没。图为徐光启上书皇上为传教士辩护。

30、首次南京教难基督教在中国所遭遇的第一次教难，即南京教难，发生在利玛窦去世后第六年。在此之前，虽也有传教士遭当地群众逼迫，但影响范围很小，而且很快平息了，这次教难却持续了好几年，并促成了教会第二次教难的发生，其后果颇为严重。这次教难是当时南京礼部侍郎沈觉发起，他偏爱佛教，仇视基督教，利玛窦死后，他便起来排教。1616 年在明帝神宗面前连上三本奏章，状告传教士三方面：（一）传教士送礼给中国人是为了收买人心，企图颠覆中国；（二）传教士修改中国历法，推算日蚀、月蚀等日期，以西洋方法治历，违反尧舜做法，是有意变乱中国传统；（三）传教士破坏儒家文化，教导人不拜祭祖先，这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神宗对此并无反应，因上疏理由不足，加上中国信徒徐光启为传教士辩护而不信沈觉胡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沈觉不肯罢休，一再上告，引发各地群众排教情绪，朝廷在压力下只好下令“禁教” 。勒令传教士驱逐出境，于是有的传教士被杀，有的下在监里，日后又逐出境，这时传教士大都撤退到澳门，有些则躲在信徒家中，不能公开传福音。在外表上教会活动似乎停止，但工作仍在暗中进行。这次教难，确实给教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限制，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但在神的保守和恩典下，数年后教难就平息了。图为南京教难凄惨场景。

31．礼仪之争明朝被推翻后，满清入主中国，朝代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当时中国十九个主要省份都建立了教堂，信徒达二十万。就在教会顺利发展时，传教士之间在礼仪问题上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与打击），即关于祭祖和神名字的翻译及中国妇女受洗仪式三方面的问题。其中争论最剧烈的还是祭祖敬孔的问题。利玛窦派认为祭祖敬孔是中国对祖先的思念、尊敬的仪式，没有宗教色彩，信徒可以参加。而多米尼古修会和方济格修会认为拜孔子祭祖先，就是拜偶像，信徒不能参加。究竟谁是谁非，实难定论，只好把问题带到罗马教皇面前，由教皇来作判断。结果教皇裁定祭祖是属于拜偶像行为，中国信徒一律不得参与。事实上，教皇这个判决合乎真理，可是执行这个决定的行动却不够技巧及缺乏智慧。当时教皇派出一位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的礼拜堂里公布他的正式谕旨，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下令从此以后，外国人不得再在中国传教，免得多事。主后 l720 年后，雍正继位，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更大的拦阻。其实若能给信徒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接受圣经关于拜偶像的教导，他们可能容易接纳教皇的禁令。然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于以前的宣教士过分的迁就中国人，并没有把信仰建立在纯正的福音上所导致的。这两方面的错失都是我们今日当引以为戒的。图为礼仪之争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两派的传教士正在为信主的人能否祭拜祖先而激烈争论。

32．宣教士望“门”兴叹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欧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道德败坏，十分混乱的社会。但为他的计划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神，却在此时兴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具有两个特色，对救赎计划的进展与福音传人中国是十分有利的。一是信徒注重自己的重生得救，许多信徒在圣灵的感动与复兴之下，成为愿意为主而死，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二是复兴超越了宗派和地域的界限，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宗派的信徒经历了圣灵的复兴，也脱离了宗派之争，各宗派之间的传教士，亦愿意彼此合作成立差会广传福音。而这时的中国内部贪污风气太盛，皇室奢侈宴乐，多处起义，百姓饥寒交迫，社会动荡不安，人的心灵极度需要福音。无数爱主的宣教士在圣灵的感召下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心急如焚，他们背井离乡历尽艰辛的要把福音传入中国，拯救中国的灵魂。可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骄矜自恃，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根本不容宣教士到中国传道，也禁止国人与宣教士来往，在 l805 年还曾有人因与传教士来往而被抓治罪的。传道士眼看着灵魂遭丧，急需拯救，然而却又因这种国策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徘徊于中国海关大门之外，望门兴叹，其忧急程度可想而知! 图为宣教士被关在闭关自守之国策的“铁大门”外，望着紧闭的大门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痛苦而又锲而不舍的期待情形。

33．马礼逊英人马礼逊，于 1807 年就是清嘉庆十二年，受伦敦传道会差派动身来华，时年 25 岁。他是将正确更正教信仰传入中国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宣教士，先后在澳门及广州传教。当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广州居留和传教，马礼逊为了能在中国传福音，不得不隐藏在商行货仓的地下室进行文字工作。1809 年，马礼逊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的中文翻译，才合法地居留广州开展宣教工作。他精通中文，每日除医病传福音外，就是译经，并著一汉英字典。经过七年的努力传道，终于第一个信徒蔡高领了洗，不久第二名信徒梁发也归了主。马氏在中国 27 年，在广州传道以终其身，于 1834 年死于中国，享年 52 岁。在马礼逊来华以前，基督教曾三次传入中国，包括唐朝的景教，元朝的耶里可温教，明末的天主教。前人虽付了代价，但福音总不能扎根。自主后 1807 年至 1840 年，满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福音只能默默从事一些开荒工作。1840 年至 l895 年，就是 1842 年中英签定的五口通商期，此时宣教士抓机遇在两国通商掩饰下顺势来华宣道。1895 年至 1927 年前后三十年时间，国内信徒数目开始剧烈加增。图为马礼逊奉差受托及译经著典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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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马礼逊的文字工作十九世纪初，中国仅有广州一个港口对外开放，并且只准经商严禁传教，否则，将被抓治罪或驱逐出境。马礼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为了能有效的传福音又不被驱逐出境，他只得住在货仓最下层阴暗潮湿的房间里，进行文字方面的工作，这文字工作成了当时福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主要动力。马礼逊的文字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圣经的翻译。马礼逊从 l808 年开始，共用了十二年时间将《新旧约全书》全部译完，于 1823 年在马六甲出版。他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十分谨慎认真，务求译文清晰明白，简易通俗，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也是以后基督教宣教士翻译圣经的基础与主要参考，始终都有划时代的价值，使中国信徒首次看明了神的话语，为信仰与事奉奠定了真理的根基；二是写布道性的小册子。包括《真道问答》、《神道论》、《耶稣救法》和《救赎救世学说真本》等，对中国信徒了解基督救恩要道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宣教士到中国宣教的工具书，如《英华字典》与《英华文法入门》，这对日后来中国的宣教士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学习中文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总之，马礼逊的文字工作为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奠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福音第四次传入中国所以能扎根生长实有赖于此。虽然马礼逊当时没有领好多人归主，但他的工作却具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图为马礼逊为一个神学名词的翻译陷入了极度的沉思，他的助手也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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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马礼逊与米怜译经主后十九世纪初，正是工业革命和教会复兴时期，而当时中国则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当时，外国人要想进入中国是很难的，只有少数人借着经商才可进入内地。这样，传教士要想在中国自由传教，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时期他们只能做些比较隐藏的工作，为福音以后的拓展打下基础。此时来中国传教最有名的两位传教士即马礼逊与米怜，他们是英国伦敦会更正教的宣教士。他们初到中国时，由于被形势所迫，只好先作一些默默翻译圣经和写布道性文字的工作。第一个在中国译经的是马礼逊，他于 1810 年至 1811 年先后翻译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1813 年译成《新约》，于 1814 年出版。随后他又在米怜的帮助下，合译了《旧约》。于 1819 年终于完成整部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十分认真和谨慎，务求译文清晰明白，简易通俗。由于他们的合作出现了中国教会历史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成为后来基督教传教士所译中文圣经的基础。另外，他们还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许多著作都是在书院内所设印刷所印行的。图为马礼逊与米怜正在同心协手合译中文圣经。

36．米怜博士十九世纪初，正逢中国满清政府采取闭关主义国策，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多，但都只能居住在澳门，只有部分与中国通商的人才被准许在中国广州逗留。当时海外传教士要想进入中国传道是很不容易的事。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米怜博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抵达中国的澳门，后到广州。曾与马礼逊一同完成《旧约圣经》翻译工作。后因形势所迫，米怜在中国广州及澳门都不能居留，不得不退到马来西亚。1815 年 8 月协助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外国人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并在马礼逊的支持下于 1818 年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目的首先是帮助西方人士了解中国，其次是将西方的科学教导中国人。米怜任该院的第一任院长。可惜办了十五年，只有四十四位毕业生，但可喜的是其中有十五位信主、受洗，其中有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许多著作都是在书院内所设印刷所印行的，英华书院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当英华书院成立以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华书院编辑出版，每月出一期，每期五页，仅 2000 余字，由马礼逊与米怜分别撰稿，开始刊 500 册后至 1000 册。创办虽在马来西亚，但和中国一般报刊没有太大区别。这月刊和基督教的传播没有直接关系，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却因此越来越重要了。1821 年，因米怜病重而停刊，次年米怜去世。图为米怜博士和他所创办的英华书院。

37．《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1815 年 8 月，米怜在马礼逊的鼓励下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传教士首次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为何要创办一份这样“察世俗”的月刊呢?其创刊号的序文对此作了解答： “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仍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 1818 年，英华书院成立之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华书院编辑出版。该刊系木版雕印，每月出一期，仅五页，约 2000 余字，由马礼逊和米怜分别撰稿，开始印 500 册，后增至 1000 册，除免费发给南洋华侨外，还派专人带往广州送给参加科举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第一位传道人也参加了编辑出版工作。该刊于 1821 年因米怜病重而停刊。虽然《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只是一份以新闻为主的刊物，但它深具基督徒的观点，信仰色彩浓厚，虽未直接传播基督教，但也借评论时事，介绍宗教、天文、历史及西方科技之机，运用基督教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可是由于它完全不同于官办报刊，编辑可据事实自由撰稿，自由选稿，可以发挥较大的主观能动性，颇有实话神说的味道，因而深受广大知识份子的青睐。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重要了，这对基督教日后在中国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在严禁传教的岁月，他们能如此做，也可谓竭尽心才了。图为在英华书院中米怜等正在撰稿、印刷。

38．蔡高与梁发英国宣教士马礼逊于 1807 年将更正教传入中国。经过七年不懈的努力，几亿万人的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信徒蔡高领了洗，这标志着福音的种子已种在多神论的中国，也象征着中国即将正式编入神计划的行列。受蔡高的影响，其兄弟蔡兴和蔡亚三也相继受洗入教。不久，梁发也归了主。梁发（1789—1855）是广东高明县人，十五岁时被迫离乡往广州谋生，廿一岁开始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家印刷厂工作，结识了在该所承印汉译圣经的马礼逊与米怜。开始接触基督教。后经反省读经，梁发决定远离佛家，接受基督教信仰。1816 年 11 月 3 日梁发受洗，时年 27 岁。1820 年由马礼逊按立为传道人。1827 年，梁发不顾清廷传教禁令和可能招致的严厉处罚，接受马礼逊按立为第一位中国牧师。1828 年梁发在家乡设立私塾，以便借机传教。结果被人斥为卖国，学塾被封，梁发先逃到澳门，后到马六甲。l 841 年回国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传教。 1855 年 4 月 12 日病故于广州。梁发一生的著述如下：《救世录撮要略解》、《劝世良言》、《祈祷文赞神诗》等。梁发的崛起为日后中国教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以致大量的中国传道人和牧师出现了，而且不断的增加。中国传道人也因此与西方传教士合作，推动福音在中国的发展。图为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及马礼逊给中国第一位信徒蔡高施洗。

39．裨治文裨治文是第四次带福音入华的宣教士之一。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中文《圣经》的早期翻译人之一。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对海外传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立志毕业后做一个传教士。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成全了他来华宣教的愿望。于 1829 年 10 月 6 日接受按立成为公理会牧师，与美另一传教士雅裨理从纽约启程来华。至 1861 年 11 月 2 日死于上海，在华工作长达 31 年。裨治文早期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将他目所能及的中国现状，都刊载在《中国丛报》上，尤其对于中国基督教普缺状况作了分析，他对中国的一片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为中文圣经的翻译作了大量的改进工作，为最后一次中文圣经翻译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敬佩的是，他能从世人狭隘、偏见、盲目的观点中走出来，站在历史，站在神的心愿及中国对福音需求的高台上，来看待西方（洋人）侵华与宣教士来华的不同。他的观点是：不仅不为西方（洋人）对中国使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国门感到羞耻，反而为此欣喜。因为传教士能借此进入中国沿海和内陆。他的这一立场和观点，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其他来华传教士的观点、立场。换一句话说，如果西方（洋人）不以经商侵华，宣教士也不来华，中国仍在闭关自守沉睡。由此推翻了“宣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谬论。今日，中国的信者与不信者，若不能分开，怎能逃罪呢?

40．裨治文与《中国丛报》裨治文（1801～1861）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中文圣经的早期翻译人之一。1801 年 4 月 22 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贝尔彻镇一虔诚基督徒家庭，1l 岁受洗， 12 岁开始领受圣餐。早年在家乡就读，后进入阿默斯特大学， 1826 年毕业后入安多弗神学院学习。早在中学时代就对海外传教有负担，1829 年毕业后，获准成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来华传教士。1829 年 10 月 6 日接受按立成为公理会牧师，10 月 14 日从纽约启程来华。次年 2 月 19 日抵达广州，受到马礼逊的欢迎。裨治文于 1861 年 11 月 2 日死于上海，在华工作长达 31 年。鉴于清政府严禁传播基督教的禁令，裨治文早期在中国主要作文字工作。1832 年 5 月在广州创办英文月报《中国丛报》，主旨是向欧美基督教界介绍中国的气象、土地、矿藏、植物、畜产、水利资源、商业、社会结构、民族性格、人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及其特征。目的是使基督徒了解中国并对中国灵魂产生负担，还为来华宣教士的预备及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1850 年与他人合译完成《新约文理圣经》，1851 年完成《旧约文理圣经》。由于积劳成疾，《中国丛报》被迫停刊。裨治文虽然没有公开传福音，但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为中国灵魂，默默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图为裨治文与同工正在工作。

41．伯驾伯驾，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也是基督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他于 1804 年 6 月 18 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拉明罕一农民基督徒家庭，15 岁接受洗礼后，在心中萌生长大作传教士的念头。为此，他积极地装备自己，在修完大学课程后，又攻读神学，并且在耶鲁学习医学，便于他以后到海外开展宣教工作。1834 年 3 月，伯驾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 5 月受按立为牧师，于 1834 年 6 月 4 日从纽约启程，经过长达 4 个月的海上航行，于 1834 年 10 月 26 日终于抵达中国的广州。因着清朝政府严禁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中国的普通民众对外国人很仇视、排外，要公开传道是不可能的。于是，伯驾决定开办医局，一方面解除中国人肉身上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借此接近中国人，向他们传福音，解除他们灵性上的痛苦。伯驾与嘉约翰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医院——博济医院，免费为病人治病，并动员，组织更多的西方医生来中国从事医药传教工作，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排斥和冷淡情绪，便于宣教工作在中国的进展。而伯驾本人的目的就是全时间为中国人服务，要将基督的爱彰显在中国，他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深得中国人的尊重。虽然他未公开传教，但他对消除中国人对宣教士的排外，甚至敌视的情绪却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正是他们的默默耕耘，基督教第四次传入才得以大有收获。

42．四人小组译本更正教自 1807 年传入中国以来，在几十年中借文字、教育、医疗、科技等取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好感，个人布道也略具成效，信徒在暗中不断增多。此时，马礼逊所翻译的圣经在实用中也发现一些不妥之处，众多宣教士感到有必要进行校正，以便使中国信徒更容易、更准确地得听神的话语。于是便由麦思都、郭实猎、裨治文、马儒翰组成四人校定小组，翻译圣经。于 1837 年出版石印本《新约》，名为《新遗诏书》，1838－1840 年出版《旧约》。四人废寝忘食，经过细致地讨论，深入研究，在注重每一字词翻译的准确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全体文句的通俗性着实为难。但由于他们对主的依靠及睿智，为诸多神学名词作了准确权威性的中译。为使读者更容易更清楚的看明神的心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如此浩繁细致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了他们那颗为了让神的旨意更准确的传达给中国的弟兄姊妹；为了在中国的浪子早日归回父家，并明白他的心意而尽心竭力，不辞劳苦的奉献之心；他们为中国灵魂的付出是神爱中国的明证，集各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把救赎的洪流引进中国；他们所译出的圣经也是神巴望中国教会继续发展，进而明白他更深旨意的说明。图为四人正在全力工作。

43．理雅各、花之安、艾约瑟福音第四次传入中国，海外宣教士们不但将外国先进科技文化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带到西方国家。这样，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也促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有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从事汉译英工作，他是英国伦敦会最早著名来华传教士之一，1815 年 12 月 20 日生于苏格兰阿兰伯丁郡一富商家庭。1839 年奉差往马六甲传教。1840 年抵马六甲接续前任院长作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除担任英华书院院长及主编《遐迩贯珍》中文报刊之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从 1840 年着手翻译，与王韬合作，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左传》等二十八卷名著译成英文并详加注释，以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另外还翻译、撰写了近二十多部著作。另外，还有宣教士花之安、艾约瑟，也曾翻译了不少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他们的汉译英工作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使西方国家更多的了解中国。图为英国汉文学家理雅各、宣教士花之安、艾约瑟。

44．委员译本的翻译 1842 年来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及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信仰，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信仰，以圣经为他们绝对的权威。但有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大家都感到有重新翻译圣经的必要性。因为各差会各自翻译会在细节上的不同而影响圣经在中国信徒心中的地位与权威性。因此便开始了他们第一次携手合作，合力从事圣经的翻译。1843 年 8 月，伦敦会、公理会、美浸礼会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同商讨重译圣经的计划，并且宣教士们决定将日后译出来的圣经译本，命名为“委员译本” ，又叫“代表译本”。可惜翻译的工作并不顺利，有些地区的宣教士翻译的速度太快，有些则太慢。速度固然不同，用词也不同。例如： “洗礼”和“浸礼”、 “神”和“上帝”，就曾经引起了一番激烈的辩论。但为了兴旺福音，在翻译圣经这事上还是同心合意的。在这几年中他们历尽艰辛，也遇到了种种拦阻，翻译员娄理华也被杀殉道。但他们仍继续努力，终于在 1850 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 1853 年旧约译本亦告完成，1853 年出版《新约》。由于对 God 的译法意见分歧，出版了两种版本，美华圣经会出版“神”本，大英圣经会出版“上帝”本。委员译本是中国译经史上第二次的翻译，是各差会首次合作的成果，较之马礼逊译本更进展了一步，精确度较高，直到和合本发行之后数十年，仍有多人应用。可见在这几十年中其对中华教会信徒的影响与帮助。图为各差会之宣教士在香港合力译经之情形。

45．郭实猎呼吁国人来华十九世纪，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在这段时期，西欧一些先进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然而，此时的中国，仍处在贫穷、落后、封闭、自守的景况中。内部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疾苦。在人心灵深处不断呼吁着对福音的渴求。当时在华的宣教士，为了能让四万万中国人都听到福音，满足广大禾场的需要，他们不惜借用一切方法，往返于中国和本国之间，呼吁国人来华宣教，并设立差传机构。 1831 年来华的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实猎，借用自己在中国的航海游记和书信去激发国人来华宣教。并借 1849 年至 1850 年回欧洲休假之机，在欧洲许多国家进行演说，广泛宣传中国对传教士的迫切需求，呼吁人们支持中国的宣教事业，动员青年献身来华传道。在他的影响下， “中国传道会”于 1854 年成立，欧洲信义宗传教组织礼贤会、巴色会和巴陵会也委派传教士来华传教。1842 年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道人文惠廉在美期间，不仅四处演讲，宣传中国迫切需要大批传教士，并于 1844 年 12 月携新婚夫人和七位传教士来华。英人戴德生还于 1877 年、 1883 年、1888 年等几次回国，甚至应邀至欧洲大陆和北美演说，募集到大量资金和大批传教士来华，从而使内地会成为遍布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传教机构和在中国的基督教最大布道机构。图为回国宣教士郭实猎宣传中国对传教士的迫切需要。

46．翻译机构虽然第四次入华的宣教士多是在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下入华的，但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却是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的政治、教育、医疗事业、社会发展都得到了改良。如废除延用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兴办了大、中、小学校，女子学校，特殊学校；创办医院、专科病院等，并把西洋教育制度多元化的编排推广到中国。这些在落伍的中国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推动和贡献。在十九世纪中叶即中国内地开放时期入华的宣教士，借着 “洋务运动”的推行将其科学文化技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国设立的同文馆（培养中国人学外文），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中，当时的教师大多是传教士。借此良机，美国宣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性质与同文馆相似。还有一位美国宣教士丁韪良翻译了万国公法，是论到世界法律的，这对中国有很大贡献。同时宣教士们还成立翻译机构，如美国和英国的宣教士合办的广学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人文字机构，专门从事外国先进科技文献的翻译，出版的有四、五百种之多，也翻译了许多神学书籍。翻译机构的成立，对中国社会进步带来了飞速的发展，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图为翻译机构的工作者正在紧张的工作。

47．中国福音大门敞开马礼逊来中国时正值闭关时期，就连当地人向外国人传授汉语也属违法犯科之列，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也只许经商，严禁传教，违者将驱逐出境。直到 1942 年，在《南京条约》中才勉强的同意在五口通商口岸传道，但仍有颇多的限制，如：传教士传道不得在外过夜，更不得进入内地等等。到 1860 年《北京条约》才准许传教士在各省建堂传道。虽然这只是被迫中无可奈何的认可，内里仍充满敌意，但这种允许却是打开福音大门的基础，传教士们终于可以从国门进入内地了。他们不是来侵略的，乃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对灵魂的无限爱心来传福音的。虽然他们初来时得不到理解，甚至被当成侵略者加以攻击，但他们却总是本着基督的忍耐，用无边的爱心去回答那无礼的苦待，办医院、办学校、尽力的赈灾、忘我的工作，其目的乃是使中国人认识他们所传的福音。可悲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宁可从称为侵略者的手中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也不肯从宣教士那里接受能医贫穷落后之根病的福音。直到经过了宣教士近百年的努力与 1900 年多人付出流血的代价以后，才消除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视，福音大门才正式向神的道敞开，各地慕道者数目迅速增长。宣教士当时来中国似乎不是很智慧的举动，但却是很合神的行动，否则，中国的福音大门将无敞开之日了。图为宣教士趁条约之便进入内地传福音的情形。

48．宾威廉和《天路历程》宾威廉是于五口通商时期来中国的英人布道家，他是一位具有属灵远见的传教士，其人灵性极高，生命时常闪烁着神的光辉。戴德生曾形容他犹如黑暗污浊世界中的烛光，世界越是黑暗、腐臭，这支烛光越是明亮、光洁。在五口通商时期的宣教士们，为把救赎的洪流引进中国，把福音向更深处扩展，使新生的教会能够扎根、成长，他们一方面竭力传播福音，引领更多未信者归入主的名下。一方面也很注重跟进工作，即栽培信徒的灵命，使他们得以在基督里茁壮成长。因此，栽培信徒便是当时传教士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刚信主的若得不到适当的栽培，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许多传教士便从事了翻译圣经及属灵书籍的工作。在所翻译的诸多属灵书籍中，除圣经外，对中国信徒灵性最具帮助的一本书，那就是《天路历程》了。此书是一本描写一位名叫“基督徒”的天路客游历各处，用神奇、美妙的比喻，道出人类内在的和外界的试探和挣扎，并将圣经宝贵话语融汇贯通于其中。此书对于中国信徒在灵程道路上给予了许多的帮助，并很具有影响力，为众人所喜爱。此书被翻译成中文是在 1842 年至 1860 年间，是由这位英国传教士宾威廉所翻译的。当时，他把《天路历程》译为国语和厦门话，是早期中国教会最重要的灵修书籍。宾威廉也曾是戴德生先生的同工，中国教会历史上说“神赐给戴德生一位好同工”，就是指他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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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委员译本”的娄理华现在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圣经，在未诞生之前，曾有好多人为圣经的翻译工作而努力。为了使中国信徒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他们都作了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委员译本圣经翻译者之一——娄理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神学家，少年有志到中国传基督代赎的福音。一个少年人能够对中国动恻隐之心，这实在是作工的主动了他的善工，因为中国有他的计划；这恰如保罗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二 13）为使中国人认识神，使中国信徒明白神的心意，翻译一本合用的圣经显得犹为重要。1853 年的委员译本，由于翻译时人多，意见纷纷，使问题不容易解决。例如：称“神”还是“上帝”； “受洗”还是“受浸”，当时翻译者的态度非常认真，往往因为一个字引经据典来争辩，使工作加倍困难。宣教士娄理华在翻译工作中占重要地位。可惜，翻译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海盗打伤，抛下海殉道了，那时他才二十八岁。娄理华死后，委员译本的翻译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 1843 年开始着手委员译本的翻译工作，直到 1853 年才正式出版。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无论是活着，是死了，他的影响力总不会失去。娄理华虽然死了，仍然活在他的同工——委员译本的翻译者中间，他也活在历代中国信徒中间，至少他活在华南教会中间。图为为委员译本圣经的翻译而殉道的宣教士娄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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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嘉约翰（1824—1901）是美国长老会基督徒，最早来华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自幼勤奋好学，16 岁考入俄立俄大学，后主修医科专业，1851 年向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董事会申请自愿到中国传教，1853 年 11 月至 1854 年 5 月途历半年抵达香港，不久赴广州，开始在华行医传教生涯。最初在美国传教士伯驾开办的眼科医局行医，并积极筹划长老会惠济医局。1859 年在广州开办中国最早教会医院——博济医院和附属南华医科学校，并召收学生接受正规医科训练。中国第一个在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学博士黄宽一直在博济医院和南科学校协助嘉约翰工作。对中国医学事业贡献卓越。从 1859 年起，他开始编写医科书籍和教材。另外 1868 年开始在广州编辑发行中文《广州新报》以介绍西医、西药知识。 1884 年《广州新报》更名《西医新报》。他在向中国介绍西医、西药和培育西医人才方面作出了更大贡献。1887 年传教医生组成“中华博医会”嘉约翰担任首任会长，1898 年在广州建造第一所精神病院，1901 年病逝于广州。嘉约翰在华的时代，宣教士在中国传教阻力很大，他们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百姓缺少医药愚昧无知。因此，便以行医办学校为方法，接近普通大众，解除病痛，传授知识，赢得人心，达到消除传教阻力，增加信徒的目的。嘉约翰的主要使命是传教，所以，他要求患者加入晨祷会，向他们散发布道宣传品，并给他们讲道，期望他们有朝一日加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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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合作运动五口通商以后，各国教会纷纷成立差会来华传道。到 1889 年就有来自英、美、法、德、加拿大、挪威、丹麦等国的 41 个差会，人数也达 1296 名。但是由于多个差会在同一地方作开荒的工作，而另一个地方却无人传福音，既重叠又脱节，大大消耗了各自本就有限的力量，以致无法作更大更深的工作。各差会召集了第一次宣教士大会，这是合作的初步接触。到了 1890 年第二次宣教士大会后就有了不同宗派，不同国籍之差会间正式多方面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合力译经，二是分配禾场。各差会合译圣经不但提高了译文的质量，为中国教会立下了一个统一的真理基础，也使差会同时可以作多方面的工作，填补了人力不足的缺陷。福音禾场的分配，使教会无须在同一个地方作重复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腾出人力，把福音传得更广更远。不久福音就传到了黑龙江、蒙古、新疆、云南、西藏等边远地区，信徒人数也急剧加增。正式合作前（1890 年）信徒人数只有五万五千人，是八十年的布道成果，可合作后仅 38 年信徒就增加到四十四万之多。因为他们的同心合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把教会带进了鼎盛的黄金时期。可见，神是多么喜悦他的儿女在信仰相同的基础上同心合作啊！我们从此也看到了合作的宝贵与能力。诚如所言：只要同道同心，工作必然复兴。图为各差会合作成立的布道团正在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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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制约教会发展的内弊内地开放时期，中国成为一个最大的宣教禾场。任海外宣教士潮水般的涌进中国，仍不能满足禾场所需。此时期宣教的重心以内地的乡民为主要对象，当信徒日益增多时，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时期加入教会的，大多数是贫苦大众，或是品流复杂的人，其中有许多信教是另有目的的。例如：为了儿女教育的好处，有疾病时可享有免费住院，期望教会给予帮补。这些所谓的教徒使教会在素质方面大大降低了。另外，教外的人对此抱藐视的态度，说宣教士是用金钱和物质引诱人入教，这种误会是很难澄清的。比这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且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宣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另外，在培训本色化工人这一方面，亦出现了问题，因为传道人匮乏，宣教士便在短期内，培训当地的信徒为传道人。这样难免有些人会假装蒙召作传道人，以便用传道来糊口，他们没有传道的热诚，侮辱了这职份。关于这些“大米饭基督徒”和传道人“吃教”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会的发展。因此宣教士也作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果效。图为各种动机而信主的人去守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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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太平天国辱基督教满清入主中国后，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操纵汉人，目的是要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可是反清复明的思想，却一直没有被消灭。在清朝末年，国势日渐衰弱，民间便开始有起义运动的事件，尤以洪秀全所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为甚，此运动席卷全国，建立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在发动起义前曾与基督教有过接触，但他对救赎以及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均是相当模糊混乱的。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也是很不合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与圣经的教训相去甚远。虽然在太平天国的军队中，有许多宗教色彩，诸如：太平军要守基督教的十诫，背诵诗歌，作礼拜等。事实上，他们只是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却缺乏了信仰的精神。有些传教士也被他们的宗教形式迷惑，错误的认为洪秀全是虔诚的基督徒，太平天国的信仰是纯正的信仰，所以给予很多帮助。但当太平天国事件发生时，反对太平天国的政府官员和国民，对基督教都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他们认为基督教迟早会带来混乱，现在果真发生了，因此，更理直气壮地去逼迫基督教了。虽然太平天国事件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幸的是此影响并不太长远。图为宣教士赠洪秀全《劝世良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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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戴德生的信仰观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将自己一生的精液、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为了传福音给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他情愿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温暖的家，安逸的生活，美好甜蜜的爱情„„ 当戴德生清楚蒙神呼召，要他往中国去传福音后不久，他结识了一位女友，后来两人定下婚约。戴德生非常爱她，正如他后来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在当时，他心中除了神以外，最爱的人莫过于自己的母亲和未婚妻了。经过一段时间装备后，戴德生决定动身往中国去，于是便和未婚妻商量同往中国，但未婚妻不但不愿意去，反而流泪苦劝戴德生不要到中国。未婚妻的父亲听说以后也极力反对，不愿自己的女儿到中国去受苦，并且以解除两人的婚约来要挟、拦阻戴德生。于是，一边是深爱着自己和自己所深爱的未婚妻，一边是素未谋面，活在罪中无指望的中国人，让戴德生陷入深深的抉择痛苦中。答应未婚妻留在本国，也同样可以传福音，但那千万的中国人怎么办呢？谁去注意、关心一下他们的死活呢?自己可以置之不理吗？上主的呼召岂可不应?他明明地知道该选择什么。但往祭坛那里的路好远，好难走啊!经过苦苦地挣扎后，戴德生终于将自己最留恋的爱情浇奠了。因为他深知，爱情固然美好，但比之上主的呼召和中国千万人的灵魂，就微不足道了。为了中国，戴德生实在是具有了承受无限痛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图为戴德生和他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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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戴德生与中华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谁曾想到!谁会想到!这比金子还宝贵的话，竟出自英国一位寻常百姓的口中。有的人活着是为了自己；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家庭；有的人活着是为了祖国；但谁象戴德生那样活着是为了他国（中国）呢? 还在母腹的时候，他的双亲就把他默默奉献给神，说的更准确些，是默默奉献给了中国。神悦纳了他们的祷告，赐给戴德生挚爱中华的心。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有绝对的优先权接受福音。当生命的福音使他惊恐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又一种更大的不安冲撞着他的心——他想到了中国和中国亿万的灵魂。终于无法抑制那颗旌荡的心，匆匆别了父母、恋人，独身来到了中国。戴德生来了，但眼前的中国比他想象的还要凄惨、可怜。在战争中挣扎的百姓，在偶像前膜拜的人们„„ 一种他从未看到过的景象。中国人的痛苦和无知，让他寝食不宁。“妈妈!试想一想，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死去，没有神，没有希望„„妈妈!谁注意中国呢?每礼拜有二十五万中国人与世永别，而他们对于神、基督和救恩毫无所闻„„。”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一颗爱中国赤子的心。戴德生一生踏遍中国十一个省份，六次往返中英之间，带来外国宣教士千余名，发展教友三万余人。1905 年戴德生卒于长沙，与客死中国的五位亲人，一同葬在扬子江畔。图为戴德生孑然一身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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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信主就罢官内地开放时期，福音在内地的传讲得以自由。但在清朝政府却有一项特别的明文规定：若有官员去教会礼拜，发现后，立即撤职查办。并且信教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不准出任官吏。所以做官的人纵或想信主也是不敢的。清政府为何如此定规呢？原因很简单。因着当时政府违背与外国签定的通商条约而引起的战争，使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也随之加深，对于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下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敌视、排斥心理。加之基督教教义与统治中国人思想几千年的儒学观点相冲突，故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如果多了一个基督徒，马上便会少了一个中国人。所以，满清政府是极力反对基督教的。以加入教会、与宣教士接触来往为崇洋媚外，背叛祖宗的举动，甚至有叛国的嫌疑。所以，虽然内地开放，宣教自由，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却不自由。其实，人虽有国籍，信仰却是无国籍的，因为神只有一位。宣教士虽来自西方诸国，但实际却是蒙神呼召特派到中国传福音的使者，直接听命于基督。他们的使命乃是将中国从罪恶、死亡、撒但的手下救出。若站在日光之上来看，世上邦国虽多，皆在神所造的范围；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再悠久文明，始终不能取代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最后仍要归于他（罗十一 36）。图为一官员欲去教堂被一同僚拦住及被告发后，皇帝怒气冲冲地将其撤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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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乡村布道运动中国百分之八十之多的人口是在农村。居住在农村的人文化素质低下，少有精神追求，偶像崇拜、各种邪术在此肆意蔓延，蔚然成风。并且这里生活贫困，缺乏医疗，人民挣扎在饥饿和疾病的生死线上，急需福音，所以说农村是一个广大的宣教禾场。五口通商时期，海外宣教士只能分散在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等地，传播的对象非常有限。1860 年内地开放，宣教士开始注重农村的工作，其中工作最显著的是戴德生所领导的内地会。他传教的中心是以内地农民为主要对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宣教士涌入了乡村工作。他们施行团体布道或个人旅行布道。在三十九年中，仅因内地会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数有两万，而且都是很认真的信徒，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成绩。除了向农民传福音外，宣教士在农村的工作还包括实行贫民教育和妇女教育，开办农村试验场，改良种植方法。1932 年宣教士还在全国成立农村合作社，即在各村庄之间彼此帮助合作。福音前三次传入中国，宣教士传教的对象是皇室成员和知识分子，想借此带全国百姓归主，结果适得其反。随着朝政的改变，非但百姓没有归主，自己在中国也失去了立锥之地。着重向普通百姓传福音，而不依赖政权，这即是福音第四次传入中国成功所在。图为宣教士正在乡村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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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福音小单张小单张是宣教士为中国人传福音所作的文字工作之一部分。在五口通商时，由于不准入内地传道，于是就印制了一些小册子向内地散发，用以吸引人信靠耶稣，但这收效不大。到了内地开放期，少数的宣教士面对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想把福音传遍，真是难上加难。何况当时中国人对洋人有满腹的仇恨，总是畏而远之，有些宣教士的中国话也不太流利等等因素，使宣教士们又想起了分发单张传福音的方法，运用文字，以当时人最关心的问题为引子，向人传讲耶稣的福音，后面缀上“倘若有看不透书中原意者和欲详知基督教者请到某城某处见某某可也。”这些单张既发得广远又深入人心，于是吸引了一些渴慕者前去与宣教士交谈，从而认识了耶稣，中国著名的牧师席胜魔就是因此被引领归主的。到了 1911 年以后，基督教被接纳为合法宗教。人们对基督教会也逐渐有了好感，巴望能有所了解，在此时，小单张发挥了更大的威力。许多传道人打着小旗，背着单张，把福音传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使众多的人因此而听闻福音，进一步信靠了耶稣。虽然单张只是文字工作中很小的一环，但神却在那个时代用它作了神自已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单张的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了，可它向我们所表明的宣教士们那千方百计的救中国灵魂的迫切爱心，依然清晰可见，激励我们以同样的爱心拯救我们同胞的灵魂。图为宣教士一边讲道一边发单张，接到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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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逆流中的宣教措施传教士来华的头四十年，中国可说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国家，不仅对外表现得骄矜自恃，闭关自守；对内更是封建守旧、迷信无知。虽然后来中国也开放了一些港口允许海外宣教士来华传道、建教堂，但他们认为那是因迫于外国的武力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人对基督教反感，教案频频发生，以致不少人对传教士存着极大的成见、猜疑、仇恨，甚至屠杀，并把他们的一切努力都解释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要想在中国全面展开福音的拓展实属难事。然而那些入华传教士们为了排除这种种难处，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布道措施，即借着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文字翻译与热心传道等等方法来推动福音的进展。在宣教士们不懈的努力下，中国紧闭的福音大门终于打开了，人的心门也向基督敞开了。不仅使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态度、看法逐渐有所改变，也使基督的福音更全面、更具体的深入内地，深入各阶层；并在各地建立了本色化的教会，兴起了本色化的传道人。另外，这种发展教育、建立医院、文字翻译工作，也为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日后的建立、发展开了先河。由此可见，福音的拓展不在乎其外在的环境是否恶劣，人心是否刚硬，撒但是否猖獗，乃在乎人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什么。那么面对今日中国教会如此黑暗的情形，我们究竟当采取何法去挽救呢? 图为传教士们在闭关的国策下，所采取的四种布道方法，即：热心布道、开办学校、文字翻译、建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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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林乐知林乐知（1836－1907），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牧师。于 1859 年 12 月 18 日动身来华。他主张通过传播西方学问影响中国人，从而清除传教障碍，实现中国基督化。他在中国最大的工作是从事书籍翻译和报刊宣传。起初几年间，由于得不到国内教会经费资助，曾以打零工和使馆通译工作维持生活；先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并在江南制造局新开设的翻译馆协助译书工作。1868 年接受上海字林洋行聘请，兼任中文《上海新报》编辑。在从事上述世俗职业的同时，林乐知并未忘记自己传教士的使命。1868 年 9 月，林乐知自筹资金创办《教会新报》周刊，自任主编，旨在通报教会新闻，兼论外国教会和各种学问政事，该报共出版 300 期，1874 年 9 月出版的 301 期起，更名为《万国公报》，是一份刊登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内容，偏重传播西方文化和知识的综性刊物，也是海外宣教士发表有关中国政见的论坛，在读者中起到了非常的影响。1881 年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停刊《万国公报》。1887 年加入英国基督教出版机构同文书会（又名广学会），不久，《万国公报》复刊，改为月刊。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林乐知通过《万国公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受到读者和维新派的欢迎。1891 年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共创《中西教会报》。另外，还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如最有名的《中东战记本未》、《全地五大洲世俗通考》等。文字书籍、报刊不但深受国人欢迎，且对宣教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1907 年林乐知在上海去世，在华传教 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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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盲文缔造者莫莱特殊教育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的特殊教育，是由海外宣教士率先在中国实施并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因基督教原本以博爱、自由、平等为主旨。这些来华的宣教士，其动机是将基督救人的福音、永恒的真理带给中国人。他们本着爱神、爱人的心在中国生活和传福音。对中国社会的帮助，也是历史可证明的。在十九世纪来华传道的海外宣教士，总结历史教训，在宣教策略上较前三次福音的传入有大的改进。他们不但以演讲的形式展开福音布道工作，且也从事社会服务。如：文字工作、开办学校、设立医院、禁烟运动及特殊教育，以便更有机会接触中国人。中国盲文的缔造者——莫莱，是在中国内地开放时期来华的英国宣教士。在 1874 年创办了第一间盲人学校，1887 年又创办了聋哑学校。这样，不但那些身体、生理健全的中国人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些聋哑盲人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文化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从而接受上帝的独生儿子为个人的救主。盲人、聋哑学校的创办，不仅大大的推动了福音在中国的进展，它更说明了神爱中国每一个人。现在就让我们同保罗一起来歌唱神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或说： “谁能叫基督不爱我们呢？”也让我们说： “谁能计算海外宣教士为中国人的灵魂所付的代价呢?” 今日的中华同胞，你呢？图为中国盲文缔造者莫莱和他所缔造的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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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打马治打马治是一位很有远见的美国宣教士，十分热心地指导、帮助中国教会成为自立自养的教会，开创了中国教会独立运动之先河。当内地开放时期，许多海外宣教士和布道团体纷纷来华，使福音的烈焰几乎燃烧了整个中国。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中，打马治冷静地为中国教会的前途而深谋远虑。他发现在福音前三次传入中国均告失败的教训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也就是教会的自立自养问题，这于教会的成长极其重要，并且直接关系到福音能否在中国扎根。也就是说教会在宣教士离开中国后仍能生存，且能继续传讲所领受的福音，若其不然，千辛万苦传到中国的福音因着宣教士的离去而离去，等于没有传。况且惟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人，在福音的传讲上所具有的说服力是远超乎海外宣教士的。所以，如何使中国教会不依赖海外差会和宣教士仍能生存，并蓬勃的发展，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本色化教会是势在必行，也是当务之急的事。故此宣教士在教会婴幼时期须如父亲一样抚养信徒，当信徒长大后，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管理“神家里的事”，并肩负起向同胞传福音的责任，自立、自养。为此，打马治可谓耗尽心血，终于在 1862 年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自立自养的教会——华南闽南教会，大大推动着教会的独立运动。可以说，打马治对于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功不可没。图为为中国教会前途和命运而深谋远虑的美籍宣教士打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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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打马治与独立运动早在 1862 年，中国教会的独立运动已在华南的一些教会中出现。提倡此运动的是一位西方人士——打马治。他是福音第四次传入中国时来华的宣教士之一。他很有宣教策略，亦有深远之看见。他把同一地区的教会，联合成立本地的“宗会”，即独立、自主的教会组织，不受西方差会的支配，却与本地区其他宗派完全联合，称为“华南的闽南教会”。此自立自养制度使中国信徒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因此教会的独立，与教会的成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教会的独立也促使教会更加成熟。 1902 年，上海成立一个“基督徒会” 。组织这个会的基督徒是因为看到了庚子之乱时“吃洋教”人的坏见证，因此成立了这个与西方差会无关的组织。 “基督徒会”的宗旨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到外国宣教士不能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完全自立自养，不接受外国教会的帮助。另外，华北“中华基督教会”的独立模式在北京、天津、烟台、济南、青岛等大城市都成立了，目的是为了发展以“华人为主”的独立教会。独立运动在中国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独立的中国，独立的教会，担负神独特的使命。谁能想到，在万古之先神的救赎就已指向了中国呢？他何等的宝贝这 960 万平方公里。黑暗了几千年的中国，要如雄鸡一样鸣啼，冲破黑暗，报晓黎明的来临。图为打马治向中国教会有关牧职人员提出独立运动，指出在浙江、福建、江苏一带，成立本地的“宗会”，再由南到北普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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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闽南自立教会回顾中国教会史，自主后 635 年的阿罗本第一次把福音传入中国，至 1862 年海外宣教士第四次把福音传入中国闽南教会成立前，这十几个世纪，中国没有一个自立自主的本色化教会，导致福音在中国最终如同昙花一现，随着政局的改变，宣教士的离去，便凋谢了，无法扎根。这实乃中国教会史上的一大悲剧。然，到了 1862 年，神为他自己兴起了一位深具属灵远见的海外传教士——打马治。在他的提议、倡导、努力下，中国信徒发起了自立运动，在闽南（即福建南方）成立了第一所独立、自主、自养的教会，这乃教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此，为福音日后在中国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标志着中国教会已走向独立和成熟。这新生的教会一切供给皆来自信徒的奉献，不接受差会的支持，不依靠政权的保护，乃完全自立、自养的旷野新生教会。这显示中国教会已从婴儿阶段，由受差会照顾的阶段进入成长时期。当时自立的闽南教会，信徒有二千多人，牧师有十六位，教会有十八间房。说明中国信徒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生命有了保障。这是宣教士们努力付出的成果，是福音前三次在中国的传入所没有的第一个本色化教会。自立的闽南教会，成了当时中国各地教会的模范，也带给日后的教会很多启示和借鉴。自此，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图为中国教会史上的第一间自立教会——闽南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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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傅兰雅、李提摩太、丁韪良十九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与西方信仰上主的诸国皆前呼后不应。社会上浓郁的封建陋习，也制约着国家的发展，摧残着人民的心身，国家国势衰弱，人民生活穷困。这时期来中国的海外宣教士，在本国多是精英之才。他们除了富有宣教热忱外，在医药、天文、地理、建筑和机械等领域中，皆造诣很深。来到中国后，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建设上，创办新式学校，兴建现代化医院，及各种福利机构。并且努力社会风气改良，禁止妇女缠足，兴起禁烟运动等。中国能够和世界接轨与宣教士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以科学方式推动中国福音”的倡导者是傅兰雅、李提摩太和丁韪良。他们长期住在中国，积极推动中国科学知识的发展。其实这些不过是包装用的“纸袋子”而已，宣教士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最好的给中国人，即基督的福音。傅兰雅等为人友善，和任何人都谈得来，只是中国人的思想还非常守旧，大多数的中国人不能理解他们的作法，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他们亦有很深的偏见。说实话，宣教士的工作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决不相干的事。前者不但希望中国能够福音化，亦希望中国国富民强。而后者巴不得别的国家贫穷、落后，好永远为他们奴役。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足可以见证这一点，这是历史不可否认的事实。图为傅兰雅、李提摩太、丁韪良为中国福音心急如焚，共同讨论宣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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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扬州教案 1861 年至 1895 年所兴起的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了。在守旧派分子的反对和攻击下，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崇洋媚外，而对思想开明倾向维新的中国人恨之入骨。对于基督教人士，更是不留余地。所以在十九世纪末，教案不断地发生。 “扬州教案”发生于 1868 年 8 月，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内地会。教案发生前，曾有谣言散布，说传教士挖取将要死的人的眼睛和心脏，用来制作药材，接着就有人骚扰传教士的寓所。正当各种中伤传教士流言盛行时，一位法国宣教士所开设的育婴堂内，婴孩相继病死，正巧又有人见到埋葬死婴，于是便激起公愤。有二百多乡民到戴德生寓所前示威，喊着要杀死“洋鬼子” 。戴德生设法脱身后，到县衙要求支援。那些乡民见状，便喊着说“洋鬼子跑了”，于是一拥而上，纵火烧了戴德生的寓所。当时房里还有戴德生的妻子珍妮和几位同工。大火着起后，他们跳楼脱身。结果珍妮摔折了一条腿，另外一名宣教士被打成重伤。幸亏当时有一位邻居很同情宣教士的遭遇，把他们暗暗地藏匿了起来，躲过了暴民的追杀。戴德生转回时，以为楼里的人都已烧死，当时痛不欲生。关于传教士残杀小孩一事，当年扬州的知县也曾认真的审查过，从验尸可证明埋葬的婴孩是病死的。但为什么仍会发生教案呢? 因为当时反对分子中伤传教士的谣言已经深入人心。左图为宣教士正在埋葬死婴，右图为戴德生的寓所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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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天津教案在殆落的满清政府，一种蒙昧的空气，弥漫着朝野上下。慈禧相信， “洋人都是赤发、碧眼、挖人心、吃人肉的魔鬼”。她甚至相信“洋人双腿不能弯曲”。除此以外，她还有许多荒唐的事。当时，大臣们中间亦有人这样认为。可想而知，在百姓中间就更传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了。因此，一提到洋人，许多人都有一种恐惧和愤怒的心理。因为宣教士是深入到百姓中间，不象外国使节和外国富商那样，住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当众人仇恨外国人的时候，首先罹难的就是宣教士了。 “天津教案”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酝酿造成的。 “天津教案”发生于 1870 年，遭害的是天主教会。当时，天津谣传有奸民迷掳幼童，卖给天主教教士挖眼睛和心脏，用以制造药材。加上当时正流行瘟疫，教堂中收养的小孩死亡很多，因而引起民愤。有几间天主教教堂同时被焚烧，也有十多个教士和商人被杀死。这次教案影响性很大，史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第二次高潮” 。以后教案产生的次数，与损失的程度不断升级，曾掀起了 1890 年至 1895 年之间的第三次高潮；最终引爆了义和团运动，酿成了中国教会历史上的最大教难，即“庚子教难”。仅因为一些谣言，便发生流血惨案， “天津教案”实不应该发生。这些教案的发生与乡民的迷信和无知，清朝部分官吏的愚昧和不明事理实在有关。图为民众焚烧天主教堂，残杀外籍宣教士的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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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山东曹州教案当时反教的原因，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一些人将宣教士和他本国政府等同对待，没有加以区分。如山东曹州教案，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宣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宣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宣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宣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宣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接受宣教士。1879 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借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宣教士，造成德国政府有了威胁中国的借口。民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把宗教和帝国主义这两者区别开来，以后虽然也有反教的风潮兴起，却未造成大的流血事件。基督教即被接纳为合法宗教，基督徒更有发挥的机会。周围的人看到他们美好的品德，于是对他们渐渐产生了好感。信徒少了逼迫，国家亦安定了下来。这正是政教互相理解、信任，带来的大好局面。图为在德国首相的命令下，宣教士在山东曹州所建立的教堂。不久新貌换旧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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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蒙慕珍二十世纪初叶，正值中国教会迈向全面发展的一个非常时期。然而，此时的中国信徒由于缺乏生命栽培，灵命复兴，而使教会没有活力，无法负起向中国同胞传福音的责任。故，此时的教会急待复兴。就在这关键时刻，神兴起了一位传讲生命之道的奋兴家— —蒙慕珍，给中国的教会点燃了生命的活力。蒙慕珍于十九岁来华。她是一位传讲生命之道的奋兴家，常借骑马、徒步、坐船周游中国各大城市，在乡村教会传讲生命，聚奋兴大会。她讲道大有能力，其讲道的中心主题是：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蒙慕珍注重领人悔改归正，常于会中指责人罪不遗余力，使听道人大大受感，弃罪归主。于是，各地教会纷纷邀请她去聚奋兴大会。一次，一地方的教会领袖，慕名前来邀请她去领堂，计划在那里聚四天大会，便通知手下的几千名信徒都去听道。那位牧师原以为这位大名鼎鼎的讲道人也会象其他的布道家那样讲一些高言阔论的大道理，却想不到蒙慕珍在那里竟一连讲了四天的罪，结果令那人大失所望。然而就在此时，圣灵光照此人，让他认识自己的本相，便于神前彻底悔改，接受了主所赐的生命。经过那次大会之后，本处信徒全部得救，灵命大大复兴，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当时，中国的教会经过蒙慕珍一系列奋兴大会之后，才真正的在生命中建立、扎根，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从而把中国的福音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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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戴德生英人戴德生，又名戴雅各，1832 年 5 月 21 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世代均为卫理会虔诚会友。在母腹中，父母就把他献给神了，自幼家教严厉。因体弱，13 岁便离开学校到父亲的药房学徒，15 岁至银行学徒，一度曾对宗教持怀疑态度， 17 岁受洗，并奉父母之命向神许诺作一名海外传教士，1849 年至 1853 年，在诊所和医院学医，为来华传教作准备。戴德生脚掌踏入中国内地（除内地之内地湖北之外）十一个省份，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组织中华内地会的创立人。他认为在中国每一天都有许多没有听闻基督福音的人默默地在“罪恶”中死去，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未接受基督，在中国的宣教士既少且弱，中国需要更多的宣教士。他在家信中写到： “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1905 年间，戴德生病故于长沙，与同献于中国的五位亲人同葬于扬子江畔。戴氏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飘洋过海，至中国传道，为中国福音事业曾六次往返于中英之间，一生始终不渝，将自己毕生精液心血献给中国，感动许多宣教士舍己舍家来华布道。十余年后，内地会的传教士已达千余人，从此福音的号角在中华吹响，福音的烈焰在中华燃烧，福音的纛旗在中华飘扬，福音的河流如长江之势在中华大地流畅。图为中华教会的好儿子戴德生正在写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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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席胜魔席胜魔（1835—1896），原名子直，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张村人，为人刚直，自幼聪明好学，才思过人，素有“山西才子” 之誉。但正当而立之年，因妻子的病故，精神受到打击，对生活失去信心，从而潜心研读儒释道经典。但心灵仍然感到茫然，又因追求道家长生不老之术，体力衰竭，意志消沉，病魔缠身。为减轻病痛，开始吸食鸦片，不料吸食上瘾，欲罢不能，瘦骨嶙峋， “烟淹”一息。此时神的爱手伸向了他，因受传教士李修善感化归主。在主大能及自己恳切祈祷克制下，毅然戒除了大烟，并开始传道，改名席胜魔。他是戴德生内地会布道团体中最出名的中国传道人。于 1886 年 8 月 2 日，由中华内地会会长戴德生及牧师团按立为牧师。席氏对中国同胞满有负担，心中冒火，殷勤布道，禁食祈祷。借用开设“天招戒烟局”带领了数以千计人悔改归主。虽然常遭多人讥笑、侮辱、毒打，但他那颗爱同胞、爱灵魂，舍己救浪子之心如火焚烧，从不熄灭。 1881 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设了独立福音堂，是中国早期自立的本色化教会之一。他曾结合自己的讲道和信徒聚会的情形自行编写了一本《席胜魔诗歌集》，教信徒歌唱。在神的祝福下，席氏成为中华教会本色化第一代传道人。席胜魔的归主，是 19 世纪山西基督教史上的要事之一，他被按立为牧师是中华内地会 19 世纪的大事之一，他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绅士接受基督教的鲜例之一。图为爱胞舍己、心焦如焚的席胜魔及其助人戒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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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基督教史学家穆尔阿瑟·克里斯托芬·穆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生于 1873 年，于 1955 年去世。他最初是一位建筑师，后来作为基督教传教士，于 1898 年－1908 年在中国宣教。1908 年回国后担任教职，1933 年以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讲座教授和曼福德大学校长。 1898 年，穆尔放弃了建筑师的职业，应召作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正是满清末年，虽然开放了内地使宣教士得以自由宣教，但当权者却是相信异教（如慈禧信喇嘛教），反对基督教的，而中国劳苦大众皆受儒家学说影响已根深蒂固，因此也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排外，造成各地教难频频发生，特别是庚子之乱，给教会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穆尔就在这样一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开始了他艰难的传教和采访工作。他定了志向要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重新挖掘、整理、形成文字，以借此让中国人明白神爱他们及在他们身上所怀的美好心愿。于是，穆尔一边传道，一边采访，搜集资料，并切心研究，进行考证，使之准确。穷十年之心血搜集到一定资料后，回国开始着手书写，至 1930 年完成，定名为《一五五 O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详尽地展示了中国早期基督教九百年间的兴衰史，为今日救赎历史的书写积累了宝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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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庚子之乱自古以来，撒但攻击教会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把教会化了，借社会国家来腐化教会。第二，把教会杀了，借王权残暴之手大行杀戮。但其目的只有一个，使福音不得广传，神计不得完成，神国不得实现。 1900 年的庚子之乱给中国教会带来了一次血的洗礼。清末年间，国家混乱，连年天灾，民不聊生，土匪也增多，国人对外人的仇视也日益剧增。妖后慈禧借用拳匪（义和团）来对付海外宣教士及教会，因义和团盲目排外和暴虐屠杀的行动，致使当时宣教士被杀的有 221 人，中国信徒有两万之多，还有的甚至满门抄斩。就外面看这次暴乱带给教会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教会伤亡惨重，中国深受苦难，带来了历史上刻骨铭心的教训。但就里面看，逼迫也确实是一个化了装的祝福。庚子事件又为中国福音的鼎盛时期拉开了“序幕” 。也借此一方面使宣教士明白了信徒的素质低劣，因而需要注重栽培和教导；另一方面，经过庚子之乱的教训后，教会更加成熟圣洁了，神用火炼净了他的教会。在庚子之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感人的见证，基督徒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使不信主的人大为吃惊，开始对基督教刮目相看，因而在其亲友和邻居们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这不能不说是苦难的一大祝福。图为庚子之乱中，清兵联合义和团大大杀戮基督徒的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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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清末大屠杀清朝末年，拳匪四起，妖后当权。太后慈禧是满族人，喇嘛教一热心虔诚教徒，敌挡神，对宣教士忌恨之，为维护自己所信的神竟听信小人之言传谣说：“海外宣教士挖人眼剖孕妇腹，割小孩心”等等。清政府挑起拳匪义和团（叩头烧香的野蛮人）逼迫基督教，毁坏教堂，大肆屠杀，躺在血中的宣教士惨至 221 人，本国信徒多至 2 万多名。北京陷在义和团的暴动中，外国使馆被围攻，满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宣教士们在蛮人土匪的刀下，望天含泪而卒。为何深爱中国，为之献身、劳苦、受屈在中国的海外宣教士，不仅没有回报，反连立足之地也没有，又遭杀身之祸呢? 他们并不畏死在中国人的刀下，乃惜痛中国人的残忍和对神的悖逆抵挡。被撒但盘踞了几千年，称为龙之传人的中国，对神的使者们的屠杀是历史、今人、后人所无法原谅的残忍。烈日与暴雨相连，最大的浩劫与最突破性的长进相连，撒但口中喷出来的杀火侵抹了宣教士，但宣教士的血却润滤复兴了中华的教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信徒人数增加至三倍半，教堂聚会点增加三倍，中国信徒出来担当职事的也成倍增加，血的洗礼使教会进入黄金期，基督教福音广传。图为清政府、义和团屠杀海外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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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圆明园被毁之因中国若采取闭关政策，就好象人在死胡同里摸索；中国若采取通商开放政策，就会受到外强的欺负。中国人虽众多，但赤手空拳；外国人虽少，可手中有洋枪洋炮。外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信仰使人强大也使人弱小的独一上主。他们信基督为神，奉基督教会为正统国教。外强入华，目的是商品交易，使他们的国家更富强，是为己；外宣教士入华，目的是使中国人除掉封建迷信，解放思想手脚，信仰独一真神，是舍己。外强手中不但有先进的商品，也有现代的洋枪洋炮；外国宣教士左手是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永生的圣经，右手是社会进步改良致富强大的良方法宝。外与中经商是双方达成的协议，协议中少不了对外租界和人身安全等。历史中诸多不平等条约的背后是违背协议及不平等事件所产生的，实乃不平等之平等。西洋列强以西方中心主义“人犯我必犯人”的傲慢姿态，初经商至侵华，以致演变到以害人的鸦片为商品交易之，这是中国人所不容的，也是宣教士所不容的。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获取了许多利益与权利，为了进一步扩大贸易市场，增加沿海通商口岸，自由经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政府对外洋人既恨且怕，就把仇恨转向不是经商更不是侵华，乃是舍己救华生命与社会于水深火热的宣教士。地方官民不分是非黑白，借此闹事，各处不断发生教案、教难事件，无数宣教士被杀，教堂被毁，促使外强无理变有理，单理变双理，对元明清三代国宝一抢而光，一把火将宝库圆明园烧毁为废墟。回首评定，外强抢走的是中国珍宝，中国人杀害的是外宣教士比宝更宝的生命；列强焚烧的是宝库圆明圆，中国人焚烧的是宣教士的信仰，神居住的教堂。事端的发起，中国人是先因，外强人是后果，两头受气蒙冤的是宣教士，倒霉的更是宣教士。图为火烧圆明园。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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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苦难与祝福在中国教会近代发展史上，教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教难、教变、教案。然而，在经过患难之后，教会也经历了空前的大复兴，至此把中国的福音推向高峰。这正如早期教父特土良说： “殉道者的血，乃奋兴教会的子粒。 ”他何时停止了流血，教会就何时停止了祝福。在进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会，正当要迈向全面、成熟、深入、鼎盛的黄金阶段时，教会、信徒及海外传教士，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即庚子之乱。教会所遭受的这一次极大教难，发生在 1900 年，是由义和团的暴乱所造成。一场流血的大浩劫，使教会伤亡惨重，教堂被焚烧，大批传教士与信徒被杀，情形惨不忍睹。当时被杀的宣教士 221 人，中国信徒则至少有二万多名。在这次大屠杀中，许多基督徒面对迫害者的屠杀、威逼，显得非常坚定自若，满怀信心。在庚子之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感人的见证，使不信主的人，开始对基督教刮目相看。因当时的基督徒表现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使亲友和邻舍都大为惊奇，因而在他们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这实乃又是苦难的一个祝福。虽然撒但妄图借此次劫难把新生的中国教会扼杀在摇篮里，拦阻福音在中国的发展，使神在中国教会身上的旨意落空。然而，慈爱的神却保守了他的教会，使她在经过极大灾难之后，领她到了丰盛之地——进入了教会黄金时期。图为拳匪之乱，教会遭劫，一中国信徒正遭屠杀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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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庚子之乱与内地会清朝末年，各地匪徒鹊声四起，满清政府因为腐化、无能竟无力平息。而此时中国的教会却如雨后春笋，传教士在中国也十分活跃起来。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可愤的是国人却盲目地把他们与其本国政府混为一谈，说他们及教会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且对教会大肆毁坏。历史上的反教事件屡屡发生，庚子之乱即达到反教事件的顶峰。此事发生在 1900 年，当时中国爆发了一场血洗的大浩劫，就是义和团之乱。因清朝末年国家混乱，拳匪四起，国人仇视外国人及排外的心理日益浓厚。清政府挑起拳匪、蛮人义和团，毁坏教堂，屠杀宣教士，共杀死宣教士 221 人，中国信徒 2 万多人，因而引致八国联军闹北京。结果清政府割地赔款，签定条约，一场浩劫才告平息。庚子之乱带给教会严重的后果是史无前有的，教会蒙受极大的痛苦和损失。劫难中损失最惨重的是内地会，内地会的传教士被杀的约有 80 多位，教堂被焚烧，信徒被杀害且四处逃散，使戴德生悲伤至极。其实他对本国政府的作法是极为反对的，对中国人却存怜爱之心，并主张将中国所赔之款都用在中国，作为办教育的经费和留学基金。戴氏对中国的厚爱足以表明宣教士们共同的心声，怎能昧着良心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图左上为八国联军攻陷后的废墟场景；左下义和团焚烧教堂，残杀宣教士和本国信徒；右戴氏发表观点如何处理中国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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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戴德生笔耕从中国教会历史中，可见神从没有忘记中国；从圣多马误入极华这一美丽的传说，可以见证神的旨意早就射向了这个历史悠久古老的中国。虽然前三次接连失败，但在中国却布满了福音的脚踪，洒下了宣教士们的热血，更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及至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才总结了前三次失败的原因。从中华内地会的创立者——戴德生及他的信仰、足迹中可以知道。戴德生 1832 年生于英国，未出世前父母把他献给了神，及至长大读书，被神呼召到中国传道。在中国，起初神只赐给他一个福音的号角和福音的火把，但渐渐地，他发现一个人太少、太有限了，就着“中国每礼拜有 25 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来说，则需要成千上万个福音的号角和福音的火把，才能把中国吹醒。于是他不辞劳苦，六次往返于中英之间，每一次他回到本国，无不是大讲、特讲、重讲中国对福音的需要。1857 年他借回国休养期间，成立了一个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差会（独立自主、凭信心仰望神的供给）。戴氏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献给了华人，1905 年卒于长沙。十年后，内地会的传教士多达千余人。从此，福音的号角在中华吹响，福音的烈焰在中华燃烧，福音的旗帜在中华飘扬。图为灯光下戴德生正在撰写《中国属灵的需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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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庚子教难之果鸦片战争是中外双方多次经商矛盾激烈化的恶果，也是列强侵华野心的发起。在这件事上，宣教士在两者中间是中立的，甚至是偏倾于中国，他一面制止谴责列强入侵与鸦片的害人行为；一面又向中国人倡导改良变法的重要与封建迷信异教旧传统是中国人最大之误，并要以宣教士的信仰取而代之。此时，中国人、清政府却公开视外强不是经商而是侵华敌对而不能，因此把对外的仇恨转向手中拿圣经的宣教士，说宣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愚顽又无能的清政府黑白不分，把恨外强的恨转发在宣教士身上，对宣教士又恨又怕。义和团本来是反对清政府纵容外强，清政府又借用义和团屠杀宣教士。震惊中外的庚子之乱共杀死宣教士 221 人，中国信徒 2 万多名。列强本来对华人不守条约不满，总想找借口报复不能。义和团杀死了这么多宣教士，对列强来说是欺负、是侮辱，也是列强侵华的借口与凭据，激起了宣教士国家列强的义愤。因此联络为一，利用手中的洋枪洋炮，对中国人加倍报复，大肆烧杀奸抢，惨无人道，不亚于日本侵华的 “三光”政策。迫于列强的淫威，中国割地赔款，允许大量传教士来华宣教，又制定了一条所谓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有时好事变坏事，有时坏事变好事。庚子之乱从现象看是坏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从此迷信了几千年的中国、儒家文化、君主制度面临解体、崩溃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科技、教育改良。戊戌变法开始了，它给中国带来了希望、阳光，同时更是基督生命的真正扎根，教会得以建立，本色化的传道人兴起。图为八国宣教士乘风来华（局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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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绘画宣教蓝图由于宣教士们的不断努力，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期，周围的人开始认识他们和他们所传的福音，对基督教的态度亦由歧视变为好奇，福音的阻碍少了，宣教工作进行便更顺利。于是，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绘画了新的图画，以便更有力的推动福音的进展。其主题有五：第一，宣教方面，注重中下层中国人，并注重邀请国外著名布道家来中国旅行布道，举办大型布道会。在学校中推动青年学生悔改归主的运动，在教会中提倡、成立中国人组成的宣教差会，开展边疆的布道工作。第二，注重栽培与教导，多办查经班、培训班、神学院，培训中国信徒在信仰与真理上扎根，新信徒也要先经过慕道栽培才能受洗入教，以便教会更成熟更圣洁。第三，推动中国教会的独立，着重培训中国传道人才，使中国教会能自立自养，不再倚靠外国教会的帮助，达到不但有维持教务的奉献，也能自己向外传福音，主要是到外国宣教士不能到的地方去传福音。第四，扩大合作，集中力量作更大更深的工作。第五是继续创办学校、医院、报刊等辅助事业，以便进一步消除误解、扩大影响，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福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所绘的图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促成了中国教会三十多年的鼎盛时期。可见单有负担与热心，没有清楚的图画是不行的。图为宣教士们正在商讨绘画拓展圣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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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中国使用几千年的文言文，是一种与普罗大众脱节的语文。要想使主的话深入到全国各阶层人士中间，宣教士起初用文言文所翻译的几种译本，就显得受很大的限制，不能收到良好的果效。十九世纪中，宣教士觉醒到用白话文来翻译圣经，才能使广大群众看懂。当时不少宣教士自行翻译，因而造成互相不一致的现象。1890 年召开全国大会时，才正式决议翻译全国性的标准圣经。翻译工作由 1890 年开始，直到 1919 年才告完成，足足花了二十七年心血。美国圣公会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和合国语译本》修订委员会委员一共九人，惜大半姓名难稽考，只知其中富善博士和华人学者李君、袁君、刘君、王君。穷七年时间，废寝忘食润泽文字。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很接近原文，为第一本白话文著作，在中国开了白话文写作之先河。它没有堆砌起来的浮华词藻，但字字真理，句句有力。迄今为止，圣经已翻译成二千多种语言文字，中文和合本圣经是一“翻译最好的圣经”，列入前十名。中文圣经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真道的见证，认识这个过程，就是认识圣灵的大能和智慧，打开中文圣经，每一个方块字，每一个标点都是上主眷爱中华儿女的说明。今日那些要重译圣经，说圣经“是不懂汉文的洋人所翻译的”观点又该怎么说呢? 岂不是中华教会的一大悲哀么? 图为中文和合本与翻译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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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近代史上的宣教大会十九世纪，福音第四次的传入，使中国教会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程。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差会、文化背景，但中国的福音却能得到稳定的发展。这是因为来华的宣教士们已脱离了宗派之争，愿意彼此合作，携手共进，广传福音。当时各国来华的宣教士，为了应变中国的时局，得到更好的合作，拓展中国的福音，他们便聚在一起召开“全国宣教联合大会”。首届大会于 1877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共有 142 位宣教士出席。这些宣教士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讨论传教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包括文字、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另外还有拜祭祖先、缠足、禁烟运动等，都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良好的解决。这便大大的促进了福音的拓展工作。借着这些，可让中国人分享到耶稣基督的爱，从而考虑去接受耶稣基督。但后来，他们认为更主要的就是把圣经译成统一中文。于是于 1890 年 5 月在上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教大会”，这次参加的宣教士有 445 位，代表 37 个不同的差会。宣教士们就在宣教方法和遇到的困难等方面互相交换意见。并同心筹备翻译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译本（即今所用的和合译本）。这次会议记录并译成中文，派发给中国教会的信徒作参考。虽然参加这第二次大会的中国信徒只有两位，但实在是一个好的开始，使中、西方信徒领袖，在主里有更好的合作和沟通。图为宣教士们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宣教联合大会”时的场景。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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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孙大信与西藏孙大信于 1889 年生于印度北一富贵及宗教气味浓厚的家庭，自幼受印度教的熏陶，热忱宗教。七岁时已能诵印度教最重要的一本经典《天神之歌》。但大信常感心灵空虚，没有平安，凡有关宗教的书籍，他无不搜寻阅览，希望能找到真正的平安。所有的书籍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惟有圣经使他憎厌（大概是因为那时印度受英人的统治，而英人是信奉基督教的），反对传道人，甚至以石头与粪土掷打之，把英人的圣经撕毁、焚烧，自此，心里的不安比前更加利害，几日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试行祷告祈求上苍指引正路，否则自杀。耶稣基督逮捕了他，如当年大马色的途中逮捕保罗，谁肯想到这样的人竟成了一名基督福音的伟大宣教士。大信十六岁就正式开始了他布道的生涯。他四处传道，足迹布遍十多个国家，如锡兰、缅甸、马来西亚、日本等。基督教传不到的地方，几乎只有中国喇嘛权势下的西藏。大信于 19 岁时，下定决心入中华的西藏，甚至在藏多次冰雪中赤足而行，以示他坚强不屈的信心。一次回国，人问及他生命中哪件事最挂心，大信回答： “如今怀人、怀地，爱慕中国之心，未尝一日去也。” 大信赴藏无名传道，几经往返，倍经苦关，虽多次丧命，却遇百般神迹，曾被投入死尸坑中，被裹于牛皮中，推落山崖，与虎豹同宿，主曾多次保守他的性命，于 1930 年，最后一次入藏再未回归，据说他这一次确实遇难了。图为藏人的福音火种孙大信。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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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丁立美二十世纪前的中国教会，虽也有不少中国传道人兴起，但仍处在幼婴待哺阶段。神既定旨在中国施行救赎，就不能不为自己配备造就工人。故此，到了二十世纪初，在无数宣教士的努力下，神终于在中国本土兴起了本色化的传道人，让他们自己来肩负起神所托付的使命。著名布道家丁立美，就是在这时被神兴起的。丁立美年青时受感归主，蒙主爱激励而立志要到未称过主名的地方传福音，于是就在自己家中设祭坛将己完全浇奠，从此便开始了布道生涯。起初曾与好友饶伯森、余日章等人在国内巡回布道，后来独自一人远至云南地区传福音。虽然那里山高路陡，贫穷落后，人心黑暗，道德败坏，语言不通„„但面对这重重困难，他并没有气馁、退缩，仍不遗余力的遵行恩主的命令及自己的诺言。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福音之种终于撒在云南各个村落且结果累累。丁立美在布道事工上很有方法，如演讲、派发小单张，建立布道机构和基地，设立礼拜堂、医院、学校等，成为立足布道的中心，这亦是他在布道上成功的最大原因。在布道上他也重视生命栽培，使得救人数与日俱增。布道与信徒生命栽培，这两大步工作也曾使他蹒跚过，但他仍凭着对同胞的满腔热忱，孤身一人在广大禾场上南征北战，奔波于风雨中，忙碌于整个朝夕之日„„ 图为中国著名布道家丁立美年青时在主坛前的浇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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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余日章庚子之乱后教会进入了“黄金时期”。特别是民国建立后，基督教被接纳为合法的宗教，教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接纳，有了一个平安的环境可以自由地广传福音，抢救灵魂。此时，教会不但需要大有能力的奋兴家，到主名未称过的地方播撒生命之种，也需要有治理恩赐的教会领袖趁此时机带领教会有步骤、有图画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扬福音，释放生命。此时期，中国兴起了许多本色化的布道家，余日章便是其中之一。他常在国内巡回布道，讲道激进且大有能力，听他讲道的人很多。在教会治理方面，他则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分别在“青年会”、“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华全国基督协进会”担任重要职任，不厌其烦地参加大小会议，努力倡导、推动福音在中国的迅速普传，以期实现中国基督化。所以在他的工作事奉中，他很注意培养年青人，常让他们担任一些职任来操练他们处理教会中的各样事务，这种作法是很值得赞赏的，但可惜的是他注重教会的世俗工作过于教会的属灵工作。其实，当教会正式肩负起向同胞传福音的责任后，就当直接地从自己同胞的灵魂需要入手，因为没有宣教士布道的那种艰难，况且上主的安排、宗旨、目的，不是要把国家、民族从贫穷、灾难、疾病中救出来，乃是要把人类从罪恶、死亡、撒但的手中救出来。图为为教会积蓄生命力量的奋兴家余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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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饶伯森 1911 年民国成立后，教会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布道的鼎盛情况也进入新的高潮。教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接纳，可以到各处布道。当时慕道者诸多，查经班，基督教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即国人孙中山也公开讲道，听道人很多。当时，在国内巡回布道的人中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名饶伯森。饶伯森与当时奋兴家丁立美，基协主席余日章等齐名。他是中国兴起的第二代本色化的传道人，其工作的禾场不拘一格，无论是热闹的都市，或是偏远的乡村；也无论是在教堂或是民宅，都是他布道的场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布道家，他适合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布道。他努力地传福音，其有生之年，足迹几乎遍布全国。饶伯森这样本色化的传道人兴起，标志着中国教会趋向成熟，具备了自治的能力。这正是许多海外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一心向往的。福音几次传入中国，就因为没有兴起自己的传道人，所以不能在中国扎根。现在有了自己的传道人，基督教终于摘掉了“洋教”这顶帽子，国民变得易于接受福音，这正是中国教会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是多少年来许多海外宣教士流血流汗获得的成果。饶伯森等时代的工人兴起后他们忘我地工作着，把教会带进了历史的一个鼎盛的时期，即“黄金时期”，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图为民国时期著名布道家——饶伯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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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欧特多被称为中国教会祷告之后盾的挪威女教士罗兰，小时候常随母亲去路德会听道。在那里，一些中国宣教团的宣教士们常去讲道，其中有一人名叫欧特多，为人热情，平易近人，性格开朗，最善于边弹吉他边唱诗，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对小罗兰的影响极大，令她从小便向往到中国传福音。在十九至廿世纪，接受信义宗信仰的挪威教会正致力于海外宣教布道，特别是对于古老的中国。当时，曾有路德会、美以美会等布道队前往中国布道，欧特多便是其中一位宣教士。自然，他接受的是路德的神学思想，信仰纯正坚深，很注重得救的确知。他很热心于布道，顺服神的呼召，满有信心，这从他远涉重洋，离乡别井来到中国布道的举动足以显明出来。当时正值中国动乱不安之时，中国人对宣教士比较仇视，而且迷信至极，到中国传福音如果没有信心、顺服、坚忍、热忱是不行的。欧特多也是一个积极鼓动人宣教的人，他多次往返挪威和中国之间。每次回国，都会热情地大讲中国的需要及在中国的见闻、风俗、宗教等，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罗兰。可惜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得甚少，然那颗为中国的心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所作的贡献并不是很突出，但正是无数个象欧特多这样铺路者的默默耕耘才开创了中国教会全盛时期的美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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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罗兰罗兰是挪威美以美会第一位到中国传道的女宣教士，生于 1895 年 6 月 11 日。父亲是一位农场主，母亲是虔诚信徒，热心事主。所以，罗兰幼小常随母亲去路德会听人讲道。四岁时接受救主，常独在一处和神亲近。因为当时的中国宣教团的布道家，如欧特多等常在会中讲去中国传道的事，罗兰在七岁时就萌生了去中国传道的想法，并参加了儿童中国宣教会成为会员。 1921 年，经过长期准备的罗兰终于抵达中国的福州。当她看见到处偶像林立，人们烧香拜佛，迷信至极时，便决志要将一生美好的时光都花在传福音给中国人的事业上。当时的中国内战激烈，土匪四起，外出传道时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罗兰毫不畏惧，仍坚持工作。1940 年 7 月 14 日，受了灵洗的罗兰开始用祷告带领人经历圣灵的大能。每次祷告，圣灵都大大作工，许多人扑倒懊悔，接受灵洗，说方言，且有死人复活，瘸子行走，聋子听见等神迹奇事伴随，得救人数不断加添给教会。1951 年，因中国局势改变，罗兰便转到香港继续在华人中间工作，直至 75 岁高龄回到挪威，仍不停地为中国祷告着。 1979 年，挪威国王颁发给罗兰一枚五十年宣教勋章，表彰她的成绩。其实中国人更应当记念她在中国的劳苦及她如何靠圣灵的大能，在中国将神和神的救赎见证出来，使中国也有份于神的赎计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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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笔战高手张亦镜 1919 年至 1927 年，在文化界、学术界兴起一股反教势力，史称“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在学生和执政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对教会非常“敌视”的人。他们掀起各种反基督教的运动，其中由学生发动的“反宗教识案”和“非基督教同盟宣言”是运动的高潮。本来这是“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在中国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时间，可是北京学生却联合各地学生对基督教进行言论攻击。教会的信仰和所做的工作，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面对世俗文化的挑战，教会没有沉默，辩护性的文章应运而生。 “真理杂志”的主编张亦镜先生，在当时就是一位杰出的笔战高手。他的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和客观，言词间又满了真理事实的威严。而当时“非基督徒运动”的言论，显得过于狭隘冲动，血气方刚。为“宏扬”民族精神，盲目的把教会的教育和医疗等工作一概否定，并积极复辟古老的私塾教育。于是华北一带不少学生又背起了艰涩难懂“子曰诗云”的古文。当时学术界的人士，如周作人、梁启超等人，都发表了评论。他们不是基督徒，乃站在中立的位置去评核双方的言论和态度，得出的结论是“非基督徒同盟”实在迫人过甚，缺乏知识，盲目胡说。 “非基督徒运动”的冲击告诉我们，信徒不但要笃诚爱主，也需要具有属灵恩赐、健全的学历，不然教会就无法在冲击中站立得住。图为于风潮中屹立不动的杰出护教者张亦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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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全盛期的宣教盛况 1900 年至 1927 年的公开布道方式虽然还是以前的那两个 ——演讲布道及建立布道的机构与基地（医院、学校、礼拜堂等），却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全盛期以前，人们看到宣教士布道，不但不听，反而耻笑、侮辱甚至殴打宣教士。宣教士所开设的医院、礼拜堂也多次被捣毁，教会传福音虽经多方努力，也无多大果效。然而到了全盛期，教会因为自身的工作与行为终于在众人的心目中渐渐树立了好感与榜样，慕道者不断增加。 1913 年时，美国布道家穆德来中国旅行布道，在十四个城市中竟然有十三万七千多人听道，平均每城有近万人。这与全盛期以前的情况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布道会，查经班，教会刊物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城市、在农村、在厂矿、在学校，到处都留下了宣教士与传道人的脚踪。中国信徒的灵命也因而迅速成长，涌现出了一批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并于 1918 年成立了一个宣教差会，差人到云南等边疆省市作布道工作。到了 1927 年中国信徒已增加到四十四万多人。此时期布道基地也有极大的发展，在 1905 年全国就有传教总站 632 个，支站 4470 个，并在全国大部分城镇中设立教堂、医馆及学校。到 1918 年基督教学校已达 13000 多所，在校学生达 35 万多人。感谢主，这些是神给教会的祝福，也是庚子之乱中 221 名外国宣教士与二万多名中国信徒殉道的血所结出的丰满果实。图为布道家布道时众多慕道者听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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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中国成立宣教差会十九世纪末，排外情绪高涨，宣教士们满腔爱心也得不到中国人的理解，不少民众组成反洋的武装组织，宣称要“将洋人一概逐出中原。”杀不到外国士兵，就去教堂和医院杀害正在工作的宣教士，这些参与“排洋仇教”运动的人，个个狭隘冲动，黑白不分，假爱国之名，行野蛮之实。制造了一连串的教案，使得教会伤亡惨重。此后宣教士们便更清楚的看到，外国人的嘴巴终不能把中国说成基督化的中国，只有中国自己的传道人与宣教差会才能把中国变成基督的中国，才能把中国教会带出受抚育的幼年期，进入负使命的成熟阶段。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神心愿的指向。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酝酿，中国第一个宣教差会终于产生了，它是由蔡淑娟、胡素贞、余国章等七名中国信徒于 1918 年 8 月在江西庐山发起创立的。称为中华国内布道会，旨在负起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责任，特别注重云南、黑龙江、内蒙古、西康等宣教士难到的边疆省区的布道工作。在中外众多牧者的祈祷与努力中，一批批被救赎的浪子变成了一支支抢救浪子的军旅，开赴到了最需要的地区；他们都遵照着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吩咐，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为了拯救中国同胞的灵魂，甘心把自己献上到最边远最吃苦的地方去寻找迷羊。这说明了中国教会的成熟，也回答了宣教士的期望。此后中国的差会不断成长，成了兴盛期中一股主要的宣教力量。图为第一个宣教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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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教内领袖商讨事议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教会可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 1920 年，那些“学会了西方学说”的人，竟然倒戈，大举逼迫教会的教育事业，不允许宣教士开办教会学校。这样许多担负教育任务的宣教士便撤退离开了中国。这种“非教”、 “反教” 之举一方面给中国教会和入华传教士带来巨大震撼和刺激，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中国基督徒改革教会，创新自立的意识，在教会中引起了积极回应。当时教会的领袖面对教会的难处，便聚在一起来恳切祈祷，商讨教会当前的形势，成立了联合教会机构，即“中华全国基督协进会”，到 1929 年这机构已能代表全国二十万以上的信徒，可说是中国教会史上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联合机构。协进会首先在广州、上海、沈阳、北京和武昌分别召开教会领袖的退修会，讨论教会当前的形势。经过祷告，一致同意推行“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其目的是改变教会的弱势，使信徒灵命进步，信徒人数在五年内能增长一倍，这运动简称“五年运动”。五年运动的口号是：“求主奋兴祢的教会，先奋兴我!”这也是五年运动中教会的祷告。在 1935 年的 5 月，五年运动顺利结束。结果教会复兴，信徒得到培养和造就，信主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五年运动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图为教内领袖在一起商讨教会下一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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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宋尚节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南方发出了惊心动魄之喊声的人，就是华人宋尚节。 1901 年 9 月 27 日，宋尚节出身在福建省莆田县，父亲是宋学莲牧师。宋尚节十八岁赴美留学，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但内心越发虚空。这时他的信仰还未有根基，在彷徨徘徊中，甚至想念佛修心，实行老子“清净无为”的生活。1927 年 2 月 10 日，宋尚节蒙圣灵光照，悔改得救，生命因此大大改变，随后蒙主呼召回本国传道。宋尚节性情孤僻，忌恶如仇；讲道时满有神的威严，攻击罪恶不遗余力。开始时，他在家乡一带布道，三年后往各地布道。1935 年开始到南洋一带布道。他所到之处，教会复兴，罪人悔改，一些有名无实的牧者，也竟改变，成为基督的好仆人。宋尚节的座右铭——拚命传福音。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拚尽了整个人的生命传福音。有人说： “ 宋尚节盛年早逝，是累死的。” 贾玉铭爱怜的说：“他是一根蜡烛两头燃。” 1943 年，宋尚节死于肺癌。在他工作的十五年，曾震动中国和南洋的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因他而归主。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教会，和中国的教会，在日侵华后仍然能屹然独存，其功不能不归于宋尚节。宋尚节也有缺点，他性格急且任性，很难与人相处；不善建造教会及注重跟进工作；亦少有文字记载。故此，当他被主接走，他所释放的生命篇章，也几乎随着消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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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倪柝声倪柝声是中国第三代基督徒，为基督徒聚会所的创办人，是廿世纪神在中国为复兴他的教会而拣选的器皿，也是名扬中外的奋兴家和基督教书籍的著作者。倪柝声生于 1903 年，十七岁以前排外、反教。后因其母亲灵命复兴向他认错，而受感去教会听道，他虽少时就才资超人但却没有灵命和顺服的心，在神学院学习时曾因生活态度不好而被院方开除，他也因此而反省并勤读圣经重新求学，后于一次大会中受感重生得救，且献身事主，开始了他三十年的传道生涯。青年时与青年布道家在福州布道，四年后即 1924 年时便开始独自往各地传道，并设立基督徒聚会所，即建立了本色化的教会，使神的儿女有家可归。正好补了宋尚节、王明道的缺欠，享有“建造教会的实干家”之美称。1934 年至 1942 年为他事业的巅峰阶段，他到各处传道甚至远渡海外，灵命复兴，工作很有果效，基督徒聚会所蓬勃发展，遍满全国，共有三十多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许多基督教著作及建立了本色化的教会，这对中国教会的成长和塑造都有大的影响。但甚为可惜的是据说他带领小群派加入了“三自”，与淫妇联合。如此，仍于 1952 年在往东北的路上被捕，直到 1972 年 6 月 1 日死于囹圄。他一生轰轰烈烈，也曾用热血谱写了优美动人的生命之歌，但死时失去了美好的见证，仅守住了基本信仰。图为组织“本地化教会”的能手倪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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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脱颖而出的张之江 1931 年，在国民政府通过“训政时期的约法”时，又掀起了一股对宗教施加压力的小风潮。在“约法”的全文中，第二章十一条，说：“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开会时有人提出要修改。因为宗教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用来麻醉青年，应该加以限制。一时人们纷纷盲从附和。可幸有一位人士，用“人民信仰自由”为题，写了洋洋千言的文章，提交国会再度审查。终于决策人被提醒，维持原案。这篇文章的作者即是张之江。他是一位基督徒，但辩护文章，态度却十分客观。他所持的理由：（1）信仰自由“不能限制”。原因是法令的威信，只能限制外表的态度，人在心里去相信，是无法控制的。（2）信仰自由“不宜限制”。中国的宗教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信仰。如果把宗教禁止和限制的话，这些民族必由于宗教习惯的不同而与内地汉族发生冲突，那就很不适宜了。同样，在基督徒中有不少对国家是很有贡献的，如果因信仰的缘故而歧视他们，更是不合宜。（3）信仰自由“不必限制”。宗教信仰的目的是劝人为善，使人精神上充实；另外也使人的良知更敏锐，补足法律之不足，所以适宜提倡，而不必限制。张之江一纸辩护词，即把教会从当时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又给以后的护教运动立下了可效法的典范。其实，宗教以博爱、自由、平等为主旨与帝国主义的强暴、霸道、恰恰相反，绝不能混为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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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战祸中的中国教会基督的教会历来是提倡博爱、自由、平等、和平，坚决反对侵略。就连来中国传道的海外宣教士对于他们本国入侵中国也是极为反对的。海外宣教士及其在中国所建立的教会、对中国的爱，上主可鉴，在中日战争时更显得淋漓尽致。1931 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教会联合抗议，并且把 9 月 27 日定为“国难祈祷日”，此外通过布道家艾迪的联络致电给各国政府和新闻机构及“世界基督教协会”，呼吁其维护和平，主持公道。但这一切行动和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致使日本对中国教会没有好感。所以战争时期日本对教会一方面加以逼迫和残杀，另一方面也利用和控制教会中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教会与中国人民共受苦难，同样被轰炸、残杀。教会的医院和学校也同样被日军占领和使用了。日本为了监视和控制教会，还为教会设立了“教团”。教会若不加入均被解散。后方的教会由于没有日本政府的破坏，所以更加活泼有生机。教会除了维持以前的慈善、布道和教育等工作外还增加了救援和医疗服务，且救济难民和救护伤兵。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危难中，教会成了受难人民的避难所。在战争中，宣教士因为中国人民抗日而服务牺牲的也不少。中国教会在战争中的付出及基督徒的赤诚，赢得了社会上下一致的赞赏，其实教会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信任和赞赏的。图为布道家艾迪致电给各国政府和新闻机构，呼吁给中国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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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青年基督徒下乡传道 1937 年至 1945 年是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中国抗战了八年。在战火蹂躏中，教会的工作进入了“停滞期”。停滞期非指全国教会没有进步，乃是指信徒增长率的停止。抗日胜利后不久国家又进入了三年的内战期（1945—1949）。频繁的战乱使教会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随着西方宣教士的撤退，中国教会更加自立。这时期中国的信徒，负起了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责任。为拯救炮火下祖国的同胞，有许多青年基督徒开赴乡下，到最艰苦的地方建立教会。其中有王载、倪柝声和许多象边云波一样的无名传道者。他们只背简单的行囊，一只装满福音小单张的箱子，穿着印有“信主得救”等字样的背心，举着写有“主必快来”的小旗子。一路上边发小单张，边对人说：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们多是知识青年，特别是边云波先生，他敬佩那些无名的传道者，曾立志追随他们的脚踪，到边疆作一名攻打前锋的战士。他写过一篇很感人的诗——《送给无名的传道者》。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自己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是大量使用自己的自由„„／今天，在农村在城镇在重庆在北平／都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我们的弟兄„„”这首诗使多少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挺起来，又唤起多少忠心爱主的信徒加入这伟大的阵营。阿们! 图为两位青年基督徒正走在乡间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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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大学生献身传道抗战时期教会与社会同受苦难，同被轰炸，残杀，没有区别。随着时局的变迁，教会的重要事工也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以便维持原有的慈善、布道和教育工作，且因战争的需要更增加了救援的工作，救济难民和救护伤兵，并且进行乡村的建设，以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此时期的教会对中国的影响和贡献实在是有目共睹的。在这场战争中，无穷的痛苦与灾难让人刻骨铭心，同时它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对偶像的迷信，醒觉到人生命中的痛苦非人力所能解决，便痛则呼天唤地向真神发出了呼求。这正是一个大传福音的好时机，教会适时地在学生中展开了基督徒学生运动，其中包括大学生归信耶稣和大学生献身传道等。于是，在主十架爱火的焚烧下，许多大学生悔改得救，心中充满了报答主恩的想法。面对广大禾场上炮火下呻吟的同胞，大批的大学生甘愿放下自己的享受，献身传道，不但要将自己的同胞从战争的苦难中救出来，更是要将他们从罪恶、死亡、撒但的手下救出来。于是，这支在爱心和知识上皆颇有装备的福音队伍下到各个禾场，在前线、在后方，一面火热地传讲十架救恩，解决人灵性的问题，一面参加救济工作和下乡服务，解决人外在实际需要。在神的祝福下，福音在战火的危险中仍然广传，而战乱中的患难与挑战也使这些年轻人日趋成熟起来。图为大雪纷飞时，大学生们仍不辞劳苦，翻山越岭地去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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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为福音奋战到底宣教士热爱中国的福音事业，愿为中国的福音事业奋战到底。他们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把福音传入中国的；他们最后离开中国，是在无可奈何的被迫下，驱逐出境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教会；没有他们，神的救赎就不能引进中国；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你和我；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日中国的成就„„他们不仅将基督救人的福音，永恒的真理带给了中国；他们也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引进了中国；他们更将自己的尸骨埋葬在了中国。就是在中国处于最艰难的沦陷时期，他们仍坚持留在中国，辅助中国教会，在战祸中继续宣道。那时的宣教士们开始对农村全面的关怀，招募和训练乡村教会的信徒，希望在乡村教会中树立基督教的服务中心，发动大学生献身传道。另外，他们也组织“医疗队”，成立“战地服务”，救护伤兵、收容难民，与中国人共赴国难，发挥爱心和互助的精神，以致有不少的宣教士在战争中牺牲了。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教士也成了日本人捉拿的对象。当时有二千宣教士被抓入集中营，剩下的只有千余人仍在坚持工作，其他的则被迫离开了中国。虽然他们在集中营里遭受了不少的残酷折磨，但他们却甘心忍受。图为战祸中被抓进集中营的二千名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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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贾玉铭牧师贾玉铭生于 1880 年，1964 年逝世，享年 84 岁。他是中国教会史上的神学泰斗，解经权威家；24 岁即任牧职，在神学解经和中国教会的牧养训练工作上，六十年如一日，他与主亲密，留下许多不朽著作，他写过一套以“系统神学”为主的《神道学》书籍，荣获博士学位。这套书显示出了一位中国神学家特有的细致和成熟，许多道理经他阐释，显得格外明朗、亲切，是许多外国神学家所望尘莫及的。就他的神学思想，足可以称为中国的“加尔文”。与他的《神道学》相提并论的，是他又著的《圣经要义》。本书解释出圣经六十六卷的宗旨及要意，为今日解经的标准，凡有志为时代工人者不能不读。他也从事牧养教会工作并在多间神学院里服务，训练传道人。他任传道人十二年，神学院工作二十一年，其中任华北神学院院长，金陵神学院教授，各约七年。贾玉铭心里清晰，个性柔弱。在他晚年“三自”出台的时候，因怕当局禁止他的书籍，封闭他的灵修院，竟然屈服，率众加入了“三自”。由于贾玉铭在中国信徒中间声望很高，他一妥协，那些不明真相的信徒，便大批涌进了“三自”。“三自” 的地位因此得到了稳固，而中国基督教会，却因此蒙受巨大损失。贾玉铭，这一代名牧，对神的救赎计划，功高千丈，也过似大海。图为贾玉铭与他的名著——《圣经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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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王明道卫士 “教会何时失去了纯正的信仰，何时就是对基督失贞变节。一个对基督失贞变节的教会和个人，在神眼中是极其可憎的东西，比没有教会还不如！”这是王卫道于被捕前说过的一段话。王明道——1900 年生于北京，尚在青年时就已献身事主。一生中视信仰比生命还贵重。1954 年 8 月，新派神学嫡传弟子 ——吴耀宗粉墨登场。他联合丁光训等人发表一篇“三自宣言”，于是“三自委员会”成立。 “三自”成立后，强迫中国基督教各派加入这个组织，凡不加入者，一律解散。此时，中国教会面对着从未有过的危险和试探。正当各派在困惑中，无所适从的时候，王卫道先生挺身而出。他写了《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一系列指导教会道路、方向的小册子。他不承认吴君和丁君为基督徒，若必须给于其称呼的话，则称他们为“不信派”。在一个人心迷惘的时代，王卫道的这些文字恰如黑夜中燃烧的火柱，引导着在茫茫旷野的中国教会。 1955 年 8 月，王卫道被秘密逮捕，直到二十三年后才被释放。他那种“单为信仰，不畏王权，宁舍性命，不失贞操”的品质，成为中国信徒的表率。在他的引导下，许多信徒认清了 “三自”的真相，从而保守了教会的自主性和团体性，没有失贞为淫妇。王卫道的得胜，使他在世界的基督教界赢得一美誉 ——时代的非尼哈，中国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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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边云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被战火的硝烟所笼罩。外部恶劣的环境，却使中国的教会渐渐地成熟了起来。经过圣灵的浇灌在教会中兴起了一大批本色化的传道人。这些无名的传道者下到贫苦人中间，奔波在祖国各地„„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只期望把基督作成的十架救恩，传给在炮火下亡羊似的同胞们。边云波弟兄，就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传道人。边云波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是中央大学基督团契中的一位青年弟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想用知识给于这世界以建设，亦不想用艺术给世人以魂命的陶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他看来都比不上一个人的生命，灵魂重要。尚在大学肄业的时候，他即对未听过福音的人们有重大负担。在他看来，无名传道者的贫穷和艰难，比可爱的书桌和田园还值得留恋。他的身体并不健壮，并且染上了肺病。但甘愿加入无名传道者的行伍，到艰苦的边疆，作一名攻打前锋的尖兵。因着他的事奉，云南山区的部落民族，也有机会听见救恩的福音。他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诗中写的不是伟人，也不是能人，而是在禾场上默默奉献、无名的传道人： “„„因为你是无名的传道者啊／我怀念而尊敬的弟兄／弟兄／我本想尽可能的送你点礼品／但因此显出了我的无能和愚拙／我想不出一行诗句足能说出我的心意／„„更作不出一首歌曲赞扬你的精神／因为默想你的生平／我的心便不禁共鸣／„„” 图为边云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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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林献羔与大马站林献羔生于 1924 年 11 月 5 日，祖籍广东省台山县长岭东升里。父亲林保罗与外祖父均为浸洗会牧师。 1942 年 9 月林献羔得圣灵感动，进入梧州建堂圣学院读神学，但因战争日益激烈，仅读一年便中止，不久便开始了传道生活，传道其间还进修“慕迪函授”课程。于 1950 年 4 月在自家开设聚会点。同年 10 月定其名为“大马站福音堂”直到现在。 1955 年国家开始肃反运动，加上“三自”的控告，林献羔被政府多次审问，因其持守真理不加入“三自”，于 1958 年 11 月以 “反革命”为罪名判 20 年徒刑。二十年的狱中生活他经历了许多次神大能的保守，促使他更有信心见证基督的名。1978 年他刑满获释，回到广州的家中又恢复了大马站福音堂的聚会，信徒渐渐增多，每主日均有 300 多人聚会，后增至两千多人，林氏也因此成为知名人士。因声势太大，政府又多次找他要其加入“三自”，但他仍坚持以前的观点。于是大马站被定为非法教点并下令取缔。面对再次被捕入狱的危险，林献羔毫不畏惧，仍坚持大马站的事奉直到今日。作为一代基督的忠仆林献羔，他对基督的忠贞、吃苦、舍己、耐劳及持守信仰原则不加入“三自”，实在值得我们效法。但我想他若能把有形的大马站取消，改成千百个无形的地方性家庭大马站，暗中的聚会与建造，使王权没有攻击控制的对象，那将成为中国教会更大的祝福。图为年轻时的林献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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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人祷语主啊！祢是真善美的主，祢也爱好真善美。在祢的创造里，无不是祢美的再现与翻版，无不彰显祢美的智慧与杰作。受造者从那日直到今日，无不传扬述说祢的美，我们也是从祢美中受造，更当口唱笔绘，使祢的美布局天地，充满穹苍。主啊！我们把古历改大公正教伟圣抗异护教信仰足迹和福音四次传人中国及海外宣教士信仰足迹扎根历史系列图书图展恭敬的交在祢手中，作为馨香之祭献于祢的台前。我们知道这历史系列图书图展是救赎专刊的膀翼，与专刊有同等的价值，是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宣讲你在宇宙中宏伟壮观，其中包括创造、救恩、救赎、国度、归结的永远大计，这是祢对我们托付的时代使命，乃责无旁贷的使命，祢不但要我们把祢历代教会历史书写笔耕，还要以诗歌颂词谱经歌典，更要以五颜六色，万紫千红点史笔今，因为将来在祢的国度里，除了圣徒的弹琴作乐，和历史的诗篇画卷，还会有什么呢? 主啊！我们这班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娃娃，心急似火不能自已。蒙主祢的高抬错爱，竟然担任起了前无古人今无知人的一千多年教会历史图画的重担，在老师的倡导下，十数位年均不满二十，从社会至教会不足两年，仅仅学习了半月素描培训的我们，里面少得可怜的一点赎画水，老师说要用一种高压的方法象榨油抽水的方式压迫逼挤出来，不是挤少了没了，乃是越挤越多。可面对茫茫、漫漫历史长河中万千抗异护教的伟圣与千万名来华传道的海外热血宣教士，我们无从下手，迟迟不能动笔，对圣经陌生，于历史不闻的娃娃欲书写绘画历史历，这简直是牛娃勺海水，书童数群星。面对古历改伟 212

圣那崇高伟大的信仰与他们舍己抗异教，临死不惧，忠君效君的神圣形像与足迹，信心十足的我们这时才感悟到什么叫灰心失望，无能丧志，力不从心与心不从力。我们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笔夹，无奈俯首在祢的脚前，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一个心灵不美的人就看不见美，更画不出美。从头开始学习一千多年生死亡存的教会历史，以及在历史中，上主赋予各时代伟人的时代使命。是的，一个不懂历史者，一个不懂历史中神计赎愿者又怎么能够绘画历史，绘画历史中的神计赎愿呢! 主啊，我们信祢，祢就将能放在我们的信里。经过一月之久的紧张绘画，终于完成了前古段，古历改大公正教百图史书与中国段福音四次传入中国扎根百图史书。在此我们明白，祢不是要我们图画，乃是借着图画要我们深入教会历史，进入祢历史的神计赎愿，在各时代惊心动魄与异端邪说争战及伟大人物信仰足迹事业中，怎样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画景；在画景中怎样突出古教父伟人们的信仰观念、阶级立场的表情、姿态、气质、形象的画涵；在画涵中怎样点装画中人、人中画的真活美，就是画中画、画中魂、画说话。虽然在画术上我们格格不能，但我们已经在画史、画涵中尽上了我们的能量。尽管我们已完成了几本祢教会历史系列图书画展，但我们知道这离祢要求我们的，离祢的计划与心愿还远远不够。主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作的是我们该作的。在我们身上你愿意喜悦怎样，祢就怎样，不必给我们商量。我们是祢的俘虏，是祢的奴仆，是祢的债户。我们今天才知道，作为债户还债的我们不是越还越少，乃是越还越多。祢是匠人，我们是匠材，除了朽木不可雕之外，匠人手下无弃材。是的， 213

材不经匠手，是材也不才。主啊，将此教会历史系列图书上放在祢古历改大公教会历史的经典书库中，下运行在祢预选的信徒与教会中。同时献给那些爱好和平，爱好古历改大公正教信经信条，爱好海外宣教士与中华，爱好历史的同观同感、前辈、贵朋。能扭转、医治、更正我教人与国人狭隘偏见的世界观、人生观、信仰观，使中华教会与古历改大公正教与以色列民族历史接轨，成为古今中外为一的完整历史，乃我们这一班子毛娃娃、黄小丫创绘史图之心愿也。奉主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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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创：赎画专班日期： 2000 年 7 月 29 日中国段

第五卷

工本价：5 元

图刊书价： 1．本书不取书价，乃免费性质，目的是使每蒙恩者都能看见神在宇宙中的最终心愿，同归主旗下，并投身于神救赎计划的洪流中；同时扫除基督教界的各种偏见，并向他们宣战。 2．为避免混乱、误解，可取价五元，无力购书而又饥渴者可免价赠阅。 215

3．对本书有感或读后有感，愿捐助者，图刊愿在主内接受，我们将会以你的助捐变成更多的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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