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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潔莉
在這個危疑的時代中，嵇康身份特殊，加上才情高絕、直言不諱，原就容易引起奪權者之關 注，無論是何種舉措，極易動輒得咎，凡有才情者，皆難逃此一宿命。然而，若從「真」的 ，free speech）的詮解，傅 角度來看，他其實呼應著傅柯對 “parrhesia”（英譯為「自由言說」 柯將 “parrhesia” 界定為坦率、真理、危險、批評及義務五種意涵。45 倘若從 “parrhesia” 的 五個定義來看， 「坦率」 ，可從嵇康對司馬氏的批判中得到印證，他對於自己的看法及論述， 未有任何隱瞞，符合了嵇康對「君子」之定義。而「真理」，意味著自由言說的人知道它是 真的，同時，它也確實是真的。並且，在此概念中，它與說話主體的道德品性相關。這一點， 反映在嵇康的＜釋私論＞中，即對公、私、是、非之重新界定，並以第五倫為例，認為其是 「無私而有非」 ，而唯有「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之主體，才能「行不違乎道者」 。其次， 自由言說的人，縱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說真話，而不願棲身於生命的安定之中，因此傅柯 認為這種人乃是「寧可自己是說真話的人，也不要是一個對自己虛偽的活人。」46 從這個角 度來看，嵇康可說是充份實踐了說真話的勇氣。就其於＜管蔡論＞、＜太師箴＞中對司馬氏 直言不諱的批評，以及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對於司馬政權所採取的不合作態度，都可說 將自我之生命置之於度外。接著，就「批評」的定義來說，此指告白者在對他人進行批評時， 權力比不上與他對話的人，形成一種「下」對「上」之關係，而嵇康與司馬氏，就正是這樣 的關係，因此不免為自己招致禍患。最後，就「義務」的定義而言，當告白者面對比他更具 權力的人時，他可能因為說真話而遭受懲罰，因此他具有保持沈默的自由。然而，嵇康沒有 選擇沈默，相反地，他清楚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始終貫徹他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最後，成為 司馬政權下的犧牲者。因此，從孫登的角度看，嵇康之死，乃是不知韜光養晦而過於峻切， 故「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世說新語．棲逸》）然而，若從生存美學的角度來 看，主體言行之間的相互呼應，正如和諧的音樂一般，嵇康自始至終的言行一致，反而成為 一賢哲式的生存美學。費德希克．格霍（Frederic Gros）在提到傅柯提出的三種生存美學時， 其中第二種生存美學即為賢哲。他認為，此番重點在於行動與言說間建立一種呼應的關係。 賢哲是能夠調和其話語與行動的人。他所說的公平正義的價值，以其行為舉止為表明。他所 鼓吹的自我主宰，以其作為為代表。此呼應以和諧的音樂模式被思考，即是指具有「音韻協 調」 （consonance）意味的交響樂。傅柯則詳盡地評論拉克斯在同名的柏拉圖對話錄中所描繪 的蘇格拉底畫像：「當我聽到一個言行合一、真正的人對德行或某種科學侃侃而談時，透過
45
Foucault Michel 著、鄭義愷譯，《傅柯說真話》(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46-58。
46
Foucault Michel 著、鄭義愷譯，《傅柯說真話》，頁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