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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自由一個經典教育的範例，兼論通識教育的目的與困境柯志明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哲學副教授 20141101˙東海大學「21 世紀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危機和展望」

1.前言：以臺灣為脈絡聖經是基督教與猶太教（除去新約）的正典（canon），也是世界的經典（classic）。當然，並非全世界都喜愛並信服聖經，相反地，聖經極富爭議性，它一直引起爭論、衝突甚至戰爭。很反諷地，聖經的中心人物耶穌基督本身也是聖經（舊約）引生之詮釋衝突的受難者，但正透過他在新約中這個獨特的受難，耶穌基督拯救且改變了無數人的生命，當然也改變了世界。然而，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也無論你喜不喜歡或信不信服，聖經都是一本深深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經典，它幾乎是最獨特而重要的那本「書」1。直到現在仍有許許多多的人閱讀它、信奉它、研究它、思想它，包括爭論它。今天各學術領域的許多頂尖學者都仍一直在激烈地爭論著聖經，或批判或辯護。可以確定，世界上沒有一本書被如此多人關注，激起這麼多辯論，被這麼多人研究，還有，帶來這麼多的歷史變革；甚至連極端伊斯蘭國家或組織與西方基督教國家（尤其美國）或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基本上都可視為源於聖經的戰爭，也就是關乎聖經所引生的世界觀、人觀、道德觀、史觀、政治觀的戰爭。對我而言，在當前臺灣的文化脈絡下（亦可延伸至整個華人文化或泛漢語文化）討論聖經的教育價值深具意義，因為聖經與臺灣密切相關但卻又具「他性」（otherness）以致於對臺灣充滿多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當然是宗教的，但同時也是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與個人的。作為民主社會，臺灣已然進入了聖經所開啟的現代文化傳統中，由之而生的許多價值觀念已被臺灣人視為理所當然且生活於其中。雖然絶大部分臺灣人都無此意識，但民主政治所預設與保障的人之基本尊嚴、自由、平等與權利已然是當前臺灣文化共同且基本的內涵，而這個民主法治文化則源於信奉聖經的基督教歐洲與美國。不唯如此，除現代民主政治外，舉 1

聖經的英文“Bible”譯自希臘文“biblia”（複數），通常都寫成“ta biblia”，意思是「那些書卷」，因為聖經是由六十六部書（經卷）組成的合集。因此，「聖經」的意思就是複數的「書」。

凡歐洲的教育、法律、哲學、文學、藝術、建築、科學都難以完全跳脫聖經所立的典範，而這些文化內涵都已廣被臺灣，甚至已根植且嘉惠於臺灣。總之，臺灣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且受惠於聖經所開啟的西方文化傳統，並已然成了這個傳統的一部分。說現代西方文化是臺灣的傳統文化絶非無根之虛言。然而，現實上絶大多數臺灣人對聖經是生疏無知的，也不自覺生活在本於聖經的基督教文化中，更別說信仰基督教。這是臺灣文化結構的一種斷裂與不一致：一方面臺灣人似乎過著現代西方基督教國家之人民也過的生活，有著與他們一樣的民主、法律、科學、經濟、教育等制度與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則又仍信仰著本土宗教，持守非基督教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等。這個斷裂與不一致使得臺灣無法真正展現或深入民主、法律、科學、經濟與教育的內涵，致使這些顯然已是臺灣主流的文化仍然是「淺層的」，其核心精神無法深入臺灣人的心靈，以致於其表現經常扭曲變形。因此，更重要地，臺灣人不但沒有足夠的能力護衛這個文化，也沒有能力深入反省這個文化甚至對之改進與充實，然後使人能在其中自由地展現其生命價值與意義。其實，除非人知道自身之存在目的、價值與意義，否則人無法真正確立民主、法律、科學、經濟與教育的目的、價值與意義；而要認識自身之存在目的、價值與意義，則需要深入生活於其中的文化之根，也就是產生這文化的信仰及其深含的「密理」（mythos）。為此，回到開啟這個文化的經典是必經要道。本文就是要以這本名之為「書」的經典為例論人文教育或作為人文教育之通識教育的價值與目的，也兼論其困境。我尤其想以聖經為範例論述經典在通識教育中能激發人走向自由的價值，也就是從生命被囚禁與奴役狀態中得解放的價值，故以「聖經與自由」為題。我個人認為，激發人面對存在的局限、缺陷、罪惡、不幸與死亡而追求超越的可能性、自由與生命的意義正是大學通識教育的重大價值，而這個價值正是通識教育本質上作為一種人文教育所應顯示的價值。

2.作為人文教育的通識教育本文所謂的「通識教育」不是指進入更專業研究前認識各學科領域知識的「廣泛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是指跳脫各專業學科限制但卻又可藉由各學科（如哲學、宗教、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命科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經濟學、音樂、繪畫等）而更後設與深入地認識並思考人的本性、價值與意義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對我而言，通識教育之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一種教人如何自由地展現人之價值與意義的自由教育。依此，我認為作為自由教育的通識教育之

目的在於幫助學生認識「何謂人」，開啟學生對人的本性、價值與意義的思考，以致於自覺應如何行事為人並活出人最卓越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通識教育本質上就是一種「人文教育」（humanity education），它的目的不在於教給學生各種知識或技能，而是帶領學生透過各種特殊知識回頭思考人自身的本性、價值與意義，進而學習如何更成為能展現「人性」的人。據此，「通識教育」這個詞及其暗示的意涵顯然正嚴重誤導著臺灣的大學，教師與學生都未能確實理解此類課程究竟有何獨特的價值與目的，多視之為能增廣見聞或充滿趣味的「非專業」課程，因而無須投注太多心力。這種可悲又難以糾正的誤解瀰漫整個臺灣的大學，使得「通識課」成了無需用心教授與學習的次等課。不，通識教育不是相對於專業教育的一種「簡單一點的」、「非專業的」、「廣泛的」、「補充的」教育，而是引領學生探究與思想人之本性、價值與意義的根本教育。正好相反，作為自由教育與人文教育的通識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必要前提與條件，也就是，只有在通識教育的前提與條件上才能確立專業教育的價值與意義，也因而才能建立各專業技能的規範。如果一個學生不知道也不反省人的本性、價值與意義為何，那麼他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就成了一種無關乎人之意義的現實工具，以致於不但無助於實現人的價值，反而成了製造人類災難、摧毀人性的武器，二十世紀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鑑誡。如此說來，作為自由教育與人文教育的通識教育是大學的必要、基本與核心的教育，甚至可以說，沒有通識教育或不重視通識教育或不以通識為核心的大學就不足以稱之為大學。很不幸，臺灣的大學多屬此類。這裡有著一個無法避免的循環，即一方面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學生思想、探索關乎世界與人的實在、根源、價值與意義，總之，就是一種合理可信的世界觀與人觀；但另一方面，通識教育則不可能不預認著一種世界觀與人觀。正如沒有無預設的哲學，一樣，沒有無預設的教育。因此，無論是學生或老師，通識教育都同時進行著兩件事：一是尋求合乎真理的世界觀與人觀，另一是回頭反省批判既有的世界觀與人觀。通識教育不可能不從一個既有的信念開始，但也不可能不為了真理而回頭反省批判既有的信念。無論如何，任何一個參與於通識教育者（含學生與老師）都進入了一場關乎世界觀與人觀的思想爭戰中，每一種信念都必須在此接受最真誠、嚴格的思想挑戰，以致於讓最合乎真理的信念在此自由地呈現。我認為這是大學通識教育最可貴之處。

如此看來，通識教育滿富哲學意味，即其中之師生都必須是真理的熱愛者，都必須在最自由、謙卑、誠實的對話關係中以理服人，如同柏拉圖對話錄中蘇格拉底所展示的。這種對話不是意識形態的宣揚叫喊，不是獨斷教義的強迫灌輸，也不是對真理完全絶望的徹底懷疑主義的嘲諷、挖苦，當然更不是當代畏懼於主流文化的「政治正確」修辭表演，而是熱愛生命與真理者在思想上富有耐心的彼此幫助。因此，這種對話更富後設、反思、批判的精神，也更要求論證的嚴格邏輯性，以致於常更遠離於人們習以為常的常識、成見、習慣、傳統與理論思想。簡言之，這是一種哲學式的對話，對話者必須具備哲學家（愛智者）的能力與精神。若非如此，通識教育將與其他專業教育無異，或者更等下之，成為為了打破專業藩籬而對不同專業學門之學生簡易地介紹特定專業知識的「溝通性」教育。不，作為自由教育與人文教育的通識教育之目的在於，在這個專業知識林立、繁瑣、精微以致於迫使人的心靈支離破碎而無法統一的世代幫助人尋回能真實展現人性之卓越可能性的「人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通識教育是甚嚴肅、艱難的教育，並非所有大學教師都能勝任，只有那些對世界、人與各種學科知識具備高度後設與反思能力的教師始能勝任。

3.人：事實與任務人性是人固有的特質，但也是有待人實現的任務。一方面，每個人都已然存在於特定的傳統、社群、地方，有著獨特的身體、個性、能力與命運。但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必須為存在奮鬥，欲求生存，自我實現，追求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就現實說，每個活著的人都「已經」是人；但就價值與意義說，每個人都「尚未」真正地成為人而有待奮鬥展現其獨特的人性價值與意義。這就是人與其他自然物最根本的區別：人是既與的事實，但也是未完成的任務；人就是有待自身奮鬥去實現其作為人的存有者。存在主義者 Jean-Paul Sartre 甚至認為，人的存在先於其本質，也就是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有待已經存在的人去創造。因此，從生物遺傳的觀點看，人會自然地存在，也可以自然地存在，但卻無法自然地成為人。要成為一個具有人性意義上的人，也就是能展現人性價值與可能性的人，人需要奮鬥而且是一種人文的、精神的奮鬥。總之，人要為存在奮鬥，但奮鬥的目的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而是在人文意義上的有意義存在（meaningful existence），也就是能展現種種人性價值與可能性的存在。現代強大科學（尤其唯物論與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所產生的世界觀與人觀，把人視為「本質上」是物質的存在，或者只是順著生物本性生存的動物，其存在

目的就是生存本身，其奮鬥也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鬥爭。如此一來，人最重要的存在活動就是從事生存競爭，而不是如何展現人性價值與生命意義，更不可能追求永恆與神聖。因此，包括大學在內的所有學校基本上成了訓練如何從事生存鬥爭的訓練所，各學科領域之系所單位所從事的也就是不同生存鬥爭技能的職訓單位。包括神學、哲學、文學、歷史、音樂等等在內的所有人文學科於是成了陪襯各「專業」的點綴性、裝飾性、休閒性、補充性且「充滿趣味」的教育，那不是最重要的教育，因為無法造就能在現實生存鬥爭中防禦並擊敗別人的「競爭力」。競爭力最重要，其餘次要，所有當代國家社會都這麼主張，尤其是主導全球經濟戰爭的企業界與政府。在這種強大的現實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氛圍中，人文科學顯得虛弱無力，被視為無實用價值的學問。提問與思想人性、意義、死亡、道德、價值、真理、永恆、上帝等等這些形上學、倫理學、知識論等主題被視為空洞無用，因而探究這些永恆主題的學問（如哲學與神學）在當代學術界與學校教育中一再被邊緣化也就極其自然了；更卑劣可悲的是，似乎每個人都可以對此高談濶論、大放厥詞。然而，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脫離人性，無法否定與消除人性的要求，以致於人總是要探尋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即便不是所有人，但人終究要也會問這些問題：生命有意義嗎？有終極的價值嗎？有永恆不變的真理嗎？有絶對的道德嗎？非成為有德者不可嗎？死亡是生命徹底的終結嗎？有永恆的世界與可能性嗎？有作為萬有之根源並仲裁人類善惡禍福的上帝嗎？從現實看，這些問題不重要，因為似乎與現實的生存無關；不回答這些問題，人仍能好好地活著，甚至更能好好地活著。但從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看，這些問題至關重要，因為若不能好好回答並得確定的答案，那麼我們的生命與行事為人就沒有終極的根據、目的與意義，以致於人可為所欲為。宗教學家或古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有史以來就在思想並回答這些問題，古老的神話、傳說就是在回答這些問題。顯然，遠古以來，人就有著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以致於需要確立存在的意義，神話滿足了這種「存有渴望」（ontological thirst）。如此看來，思想並回答這些問題並不是哲學家、神學家這類專業學者的專利，而是所有有「存有渴望」的人的需要。相對而言，現代人是極端現實主義者，不在乎現實、自然、物質之外的任何超越的、可能的、永恆的、神聖的事物，以致於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只由現實事物給予滿足。即便是像 Martha C. Nussbaum 這樣自認為滿富人文精神的學者，大聲

抱怨美國乃至整個世界都缺乏真正的人文教育，教育成了國家與個人獲取利益的手段。但她對「人文精神」（the spirit of humanities）的理解也完全沒有涉及超越、永恆、神聖的向度。雖然她批評我們現在忘了「靈魂」（soul），忘了視別人為靈魂而親近他是怎麼回事，但她的「靈魂」似乎與超自然、永恆、神聖無關，而是一個能延續民主精神與價值的「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2。這種只存在於世間的「靈魂」與 Plato 筆下 Socrates 所宣稱那脫離有限、罪惡、缺陷、朽壞而住在永恆世界的靈魂有著天壤之別。但對 Socrates 而言，讓靈魂回歸永恆世界的信念與認知決定了人應過何種生活，也因而決定了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很不幸，這種關乎永恆的哲學被現代哲學家視為沒有根據的形上學幻想。由此即可知，現代所謂的「人文」是如何地被現代科學所衍生的唯物論世界觀或世俗人本主義的無神論世界觀所左右。這些當代所謂的人文學者、知識分子、哲學家們幾乎對上帝、永恆與神聖全不感興趣，並強烈質疑；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人文或人文價值最多不過就是跳脫不了這個現實世界而只能不斷在地上來回游蕩的「虛無主義」幽靈；崩潰而瘋狂是必然的結局，正如宣告上帝已死的 F. Nietzsche 之最後生命結局所象徵的3。

4.現代的偏見與自我欺瞞其實，現代人文學者多充滿偏見，不能公正客觀地對待歷史與開啟歷史的經典，更無能真誠地認識與對待人。例如，他們（甚至包括許多神學家與聖經學者）在沒有任何明確可靠的證據下懷疑或敵視聖經，包括認為聖經沒有客觀的意義，而以人類中心主義的眼光閱讀與理解聖經；他們懷疑基督教，以極大的偏見甚或敵意解釋與理解基督教會的歷史。他們有自由也有權利如此做，但許多人敵視聖經的態度已到了瘋狂喪我的地步，他們的批評與攻擊毫無道理可言。極反諷的是，這些基督教的敵視者正是生活在基督教所生出的現代民主自由社會中以「基本人權」之名大放厥詞，這在非民主自由的國家社會（如伊斯蘭與無神論的共產國家）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會史當然充滿醜惡，但改正這些醜惡的正是更敬虔相信聖經的基督徒而非他人；是基督徒自己靠著聖經改革教會，是基督徒靠著聖經把基督徒從錯誤的傳統中解放出來，並進而開啟新時代與建造新社會。為現代民主國家

2 Martha C. Nussbaum.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7. 3 然而，Nietzsche 比其當代徒子徒孫們都來得深刻百倍，他雖然極其激烈地批判、否定基督教，但他卻也極其嚴肅地在尋找生命的「永恆」意義。雖然尼采的「永恆」是一種不可能真正帶來新可能性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但這仍然是一種古希臘哲學意義上觀看現實世界的「超越視角」（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尼采一生的禁慾、憤世嫉俗、自制甚至自苦都清楚展現這種超越性與對現實世界的不妥協。

奠基的 John Locke, Baron de Montesquieu, Jean-Jacques Rousseau 都是歐洲的基督徒（雖然信仰情況不同），他們的作品都深受聖經啟發，也清楚地連結於聖經。作為現代民主國家之代表的美國是以英國清教徒為主建立的國家，其開啟現代權利意識的《聯邦獨立宣言》清楚明白地宣稱「我們認定這些真理是自明的：凡人都被造而平等，他們都被他們的創造者賦予了特定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是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顯然，對美國的立國先輩而言，人類的創造者才是人享有基本人權的根源，然後整個民主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人的這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都是現代民主發展史上的事實。因此，我們應問：從歷史角度看，哪一個史學家能解釋為什麼一個只公開傳講教訓才約三年而三十三歲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以色列木匠竟能改變整個羅馬帝國與歐洲乃至今天的世界？為什麼一小群無學識、權勢的跟隨者能在耶穌死後建立一個改造世界的基督教會，撰寫並集結一本影響世界的書？為什麼如此微不足道的人能對歷史產生如此不可思議的影響？為什麼歷史上這麼多優秀人物都拜倒在耶穌及其教訓之下？為什麼頌讀聖經的教堂與人竟比研讀世上任何一位大哲學家、思想家、學者的學校與人還多？為什麼在遭受如此多聰明、有學問、有思想、有影響力的人激烈批評、攻擊、否定、摧毀之後，聖經仍然是迄今世界流傳最廣、被最多人相信的書，且持續不斷在翻譯成不同語言中4？為什麼基督教會生出許許多多世界頂尖的哲學家、文學家、數學家、科學家、音樂家、畫家、醫生、政治家、聖徒？為什麼耶穌以及見證他的聖經能改變無數人的生命，使無數罪人變成良善者，使無教化的野蠻人變成敬虔的基督徒，使無數憂傷絶望者重懷生命的希望？還有，為什麼這位出生在羅馬帝國邊陲的拿撒勒人耶穌的出生成了劃分整個世界史的紀元？這種歷史現象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何在？要回答這些問題難道不需要謙卑地閱讀並理解基督教的聖經嗎？對我而言，如果一個人文學者完全無視於聖經所產生的這種巨大歷史影響力，也不深思這樣的歷史現象意味著什麼，也不謙卑理解聖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甚至反過來堅決敵視聖經，那麼這種人文學者的心靈就近乎盲目。任何一個具有客觀心靈的人都必須承認，聖經不只是基督教的正典，也是造就新紀元的世界經典，它沒有理由不應得到任何一位真正關心人類生命的人文學者的重視（即便是 4

據統計，全世界有 6918 種語言，而現在已有 513 種語言有完整的聖經譯本，有 1294 種語言有新約聖經譯本（含部份譯本），有 1010 種語言有部分聖經譯本，總計有使用 2817 種語言的族群可以讀到聖經。沒有一本書被譯成如此多語言，而且聖經的翻譯持續在進行中。

批判或否定）。如果人文學者竟如此地盲目，無視於聖經的存在與它所引生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那麼讓無人性的文化勢力宰制人類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當代（尤其二十世紀）人文學者（如現象學、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學者）不斷地抱怨人在現代世界的非人性化，不斷抱怨唯物論的科技文明對人性的摧殘，不斷抱怨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對人與地球環境的傷害，不斷抱怨國家權力對個人的基本尊嚴、價值、自由、權利的輕視與剝奪，但逃脫這些傷害的根據與可能性何在？人類的希望何在？人究竟應如何生活才有永恆的意義？當代人文學者的那些實證論、科學主義、批判理論、社會建構論、解構主義、多元主義、性別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這些流行思潮真地就能讓人更富人性、更自由以及有更美好的將來嗎？根據與證據何在？沒錯，今人比古人享受更多的科技成果，在物質生活上大大優於古人；今人也比古人享有更大的權利與自由，在政治社會生活上比古人更能為所欲為，更能在個人慾望、興趣、才華、志業、職業上自我實現。然而，沒有任何證據顯明今人比古人更幸福、更有尊嚴、生命更有意義，總之，活出更大的人性價值。反之，因人類中心主義之科學所帶來的世界觀變革之故，今人被囚禁在這個物質的、冰冷的、現實的世界之中，沒有超越的、彼世的、來生的、永恆的、神聖的世界，沒有上帝、神明、天使、天界，使得今人活在更大的心靈虛空與存在意義之焦慮中。這種虛空與焦慮不是任何一種有形的、物質的、短暫的、流變的事物所能填滿與平息的，而需要一種精神的、永恆的、絶對的肯定或愛始能滿足與安息。具體而言，人若不能超越死亡所帶來對生命的根本否定，則人就不可能真正在這世間安身立命，亦即無法擺脫虛無主義幽靈的侵襲。請問：一個必死的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是什麼？什麼是一個必死之人非做不可的事？什麼是一個必死之人非堅持不可的信念？換一個角度問：既然人必定要死，必然化為虛無，那麼道德有意義嗎？分辨是非善惡有意義嗎？堅持正義有意義嗎？所有一切讓我們現在感到真善美的人事物有意義嗎？總之，今人並不勝於古人，因為都一樣會犯罪，都會受苦受難，最後，一切努力都一樣會被死亡徹底否定，科學、民主、自由與權利完全對此無濟於事。這是辯駁不了的事實。

5.存在、惡與經典基於這樣的事實，閱讀、理解與思想經典就富有意義，尤其像聖經這樣一直影響著（或說「建構著」）世界的經典更別具意義。

經典就是在歷史長河中不受限於時間而一直能對人產生意義的作品（尤其書），這些書或作品不斷帶人回到存在的根源，不斷讓人清楚正視世界與人自身的存在局限與困境，不斷挑戰人既定的思想與信念，不斷打破人封閉的心靈，不斷要求人擴大其視野，不斷激發人去思想這個世界更深的意義，但也不斷讓人對有形可見的世界產生困惑、懷疑、不信任、不滿足以致於激發人走出世界之外去追尋超越、永恆、美善、神聖的可能存在與世界。因此，經典宛如永恆顯現於世的記號，也像現世通往永恆的通道。經典的意義可以是美感的，引發我們的興致、趣味、快樂與種種情感；可以是規範的，指示我們應如何行事為人，要求我們明辨是非善惡；也可以是存有的，引發我們思想人與世界的本性、實在、根源、基礎與意義；更可以是宗教的，引發我們的有限感、罪咎感、神聖感、敬畏感、超越感以及敬虔與謙卑的心靈。因此，經典的價值與意義不只在於形成「典範」而產生其歷史效應並建立一個「特殊的文化」5，更在於它不斷帶領或要求我們推離於現前的生活與意識而退回到對人與世界之存在根源與意義的思想中。最特殊的是，經典必定是那些正視惡（evil）的作品，也就是那些清楚呈現人間之罪惡、痛苦、不幸、悲劇、死亡、虛無並要求人去思想存在意義的作品。正因此，經典的內容即便是虛構的神話、傳說、故事、戲劇、小說，但卻都清楚揭露「惡之實在」（reality of evil），也就是 Paul Ricoeur 所謂的「惡總是已然在彼」（Le mal est toujours déjà-là）6。我們甚至可說，經典之為經典正因為它嚴肅地正視惡並徹底地揭露與思想惡，宛如若非如此則不可能真正地指出存在之奧秘與意義。存在地說，除非人能面對惡、思想惡、忍受惡甚至克服惡，否則人無法真正地安置自己的存在，也無法有意義地活著。經典的恆久價值與深刻性正在此，它似乎透過赤裸呈露惡的實在與面目而不斷地提醒人：存在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不穩定且充滿危機；再者，人是脆弱的，無知、無能且會死亡，因而有意義的生命需要面對種種難以忍受的惡而奮鬥獲得，為此，人需具備透視表象的能力，從超越的觀點發現存在的真實意義。就此而言，真正能激發人心並使人安身立命的經典都能肯定有一超越於現前世界及其間諸惡的新存有與可能性。因此，經典是誠實、嚴肅也是令人難堪的，但卻同時富有啟發性，它能激發人去發現存在的新意義，也能幫助人穿透現象而觸及更深的實在，甚至連結到永恆。用 Plato 的方式說，經典能幫助我們在現象世界中看到永恆的理型世界之映象； 5 參見 David Tracy.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H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12. 6 這是法國哲學家 Paul Ricoeur 在詮釋有關「惡之終始」的神話得出一個重要的命題。相關論述可參見 Paul Ricoeur. La symbolique du mal (Paris: Aubier, 1988[1960])，以及柯志明，《惡的詮釋學：呂格爾論惡與人的存有》（臺北市：五南，2008）。

用 Martin Heidegger 的方式說，經典能讓我們在世間的存有者（beings）上面看到存有（Being）的彰顯，尤其在能做決斷的人這個「在此存有」（Dasein）身上；若用聖經的例子說，那就是經典能讓我們像摩西一樣在焚而不毀的荊棘火焰中聽到上帝向人說話的聲音（出 3:1-6）。英國保守主義哲學家 Roger Sctruton 之所以那麼有把握地認為我們能在我們自己、人我關係、人的臉甚至大地上體驗到上帝的真實臨在，而且這位臨在的上帝不只是哲學家的上帝，同時也是日常信徒們崇拜與禱告的那位上帝7，我想，那是因為他承傳、認同且活在聖經的傳統中。因此，對任何一部經典而言，這世界是有意義的，人的生命是有意義的，即便是 Sophocles 筆下的伊底帕斯王（Rex Oedipus）那無人可忍受之悲劇命運都深具意義，而且是更深刻的意義。正因此故，經典富有超越性與因之而有的批判性，它無法被現實世界框限，也無法被任何一個讀者玩弄與掌控；它滿富意義，但無法被任意解讀，投讀者所好；相反地，它不斷挑戰讀者，要求讀者必須不斷地走出自己甚至捨棄自己，以一種特定的方式靠近它並傾聽其意。美國文學評論者 George Steiner 說得不錯：「[經典]解讀我們遠勝過我們去解讀（傾聽、了解）它」，以致於「我們每次讀經典，經典都會來質問我們」8。以存有學的語言說，經典顯示著世界與人的存在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啟發並激發人超越現前世界而預示著世界與自身命運的另一種意義。然而，必須特別提醒的是，經典顯示或預示的可能性不是一種空洞的邏輯可能性，也不是與實在無關的新奇幻想，而是與現實世界交錯不可分的「另一種」或「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否定現實世界之後的肯定，是一種蘊涵在否定世界之中的一種對世界的創造性肯定。換言之，對經典而言，現實世界是有意義的，但其意義是在現實世界被否定之後才顯示出來；經典在很大的意義上就是在呈現這種對世界的否定，並在否定中顯示或預示其更深刻的意義。這是經典最珍貴之處，非其他現實存在物可比擬。這自然世界無論如何瑰麗壯大，人的命運無論如何曲折離奇，若未經言說或進入語言，則都無法顯示意義，而經典就是在言說世界與人的意義。確實，經典或許會被特定的人、社群或時期輕視、忽略或棄置，但它無法被完全否定；正好相反，經典一旦出現在歷史中，它就如同一道不會乾涸的河那樣滋養與育化著人。當然，經典互有不同，甚至會彼此較量、對立、衝突。但經典無法靠權力或武力維持並取得其經典地位，相反地，愈是經典愈遠離權力與武力， 7

Roger Scruton. The Face of God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 George Steiner，《勘誤表：審視後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李根芳譯，臺北市：行人，2007）頁 22。 8

而愈要求我們自由地靠它並讓它自己自由地言說與顯示。總之，歷史終究會顯明什麼是經典，歷史愈長且交錯得愈多而緊密就顯示得愈清楚。其實，今天這個全球緊密連結的時代最能顯示何為經典。

6.聖經的意義與自由就此而言，聖經顯然是經典中的經典。在我看來，聖經是對人最富批判性的書，它在每個方面都挑戰、批判與否定著人，致使任何人對它的征服、操控、利用、玩弄都成不了可能。它始終挑戰、批判、揭露、刺穿著人，沒有一個人在它面前不是赤露敞開的，不被徹底否定，除了耶穌基督（根據聖經自己的證言）。本質上，聖經徹底否定人類的自我中心，以致於對任何一個有絲毫自我中心或人類中心者都必定是一顆絆腳石。聖經全面否定所有現實上的人，否定人是自主的、自足的、美善的、理性的、可靠的，否定人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否定人有能力完全理解與掌控世界，否定人有能力超越自身的限制、罪惡、苦難與死亡。當然不只人，聖經也否定世界是自主的、自足的，因而聖經沒有希臘人那種能自我生產的「自然」（physis）觀念。相反地，聖經清楚宣告：有一位無始無終、自有永有、絶對、無限、永恆的位格上帝，祂創造萬有，也主宰萬有；祂創造人，也主宰人；祂給人生命，也對人下命令，要求人完全按祂的旨意生活，並且必按各人的行為審判並報應各人；祂能也願意給人永恆的生命，但也會且能徹底結束人的生命。總之，按聖經所言：「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羅 11:36）。更令人不可思議與難以置信的是，這位至高、絶對、無限、永恆的創造者上帝如此地愛人甚至竟然願意成為一個人──耶穌基督，並且為了拯救人而甘願被人判死刑而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此，聖經之最高、最深、最奧秘但卻也是最反人性、最令人感到荒謬可笑的道理都集中於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人的最大否定，但也是人的最大肯定；十字架意味死亡，但也意味著生命；十字架意味著徹底的虛無，但也意味著完全的意義；十字架意味著最大的仇恨，但也意味著最深的愛；十字架意味著沒有上帝，但也意味著上帝最清楚的顯現與自我啟示。所有這一切使得立基於聖經的基督信仰成了世人看來最為愚拙可笑的信仰，被自視為最有思想的哲學家視為「胡言亂語」（徒 17:18）。因此，對任何一個自我中心的人而言，聖經是一本最觸怒人心的書，任何一個在意識或潛意識上自我中心的人都必因之而激怒或引生反感，這在處處講求理性、自由、權利、科學的當代人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但，聖經就以這種方式展現它改變人的大能，成為人間無可取代的經典。

確實，聖經在任何關乎存在之根本問題上都給了我們清楚而明確的答案，這些答案並不阻礙人的思想，反而引導人進入更深的思想中，並激發人對自身、世界甚至超越界有著更深的探究與理解。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什麼有這個無限、奧妙的世界？為什麼有生命？為什麼有人？存在有無意義？生命有無意義？道德有無意義？世間的醜惡、悲劇、遺憾、缺陷能否超越？聖經對這些問題都給了明確的答案。聖經的答案很清楚簡要，但卻引發我們無限的思想，引發我們對世界與人進行無止盡的探索，並在思想與探索之中展現人的生命意義以及居處其間的世界之意義。因此，正如中世紀神學家的信念「相信以致於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或「信仰尋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9，聖經讓相信它的人思想、探索並理解人自己與世界，並且進而讓他因而滿富生命的意義。基督教會史或西方歷史已清楚向我們表明，聖經確實創造了偉大的基督教文明，產生無數優秀頂尖的人物，包括君王、學者、科學家、哲學家、神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慈善家、革命家、社會改革者以及將基督教文明帶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等等。這些事實如同雲彩圍繞著人類歷史，這難道還不足以促使我們去思想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難道我們不應冷靜、謙卑、謹慎、嚴肅地探究聖經究竟是一本荒謬、胡言亂語的「神話」或是一本真理之書？即便非猶太-基督宗教信徒，難道就不需慎重對待作為一本經典的聖經嗎？對我而言，任何否定、輕視、忽略聖經之人文價值的態度與作法都是非理性與無知的；即便是一個非猶太教徒或非基督徒，任何一個嚴肅的人文學者都必須認真對待聖經，思想其所言，然後決定一個有關它的立場並為此提出理由。如果人文教育或通識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認識自已與世界，然後知道如何能超越現實的限制、缺陷、罪惡、苦難與死亡而更自由地活出人性之美善，那麼聖經無疑是最佳的經典範例與教本。確實，如果聖經的中心在於耶穌基督，而按聖經的見證，耶穌基督自我宣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而且他宣稱凡信他的人都能認識真理，而真理必能叫他們得自由（約 8:31-32），就此而言，聖經可謂一本「自由之書」，它能讓人從絶望、虛無、謊言、罪惡、苦難與死亡解放出來，成為一個不被局限與否定的自由人；它讓人對既有世界與生活保持一個「超越的」距離，以致於能夠也必須不斷反省、批判、糾正世界與自我；它指示我們生命的目的、歷史的方向、絶對的價值，以致於讓我們明白這個十分荒謬、邪惡、黑暗之當前世界的意義並忍受它，且懷著盼望活著。因此，即便像 Karl Marx, Fredrick Nietzsche, Sigmund Freud 這些「質疑大師」（maîtres du soupçon，Paul Ricoeur 9

這主要是 St. Anselm of Canterbury 承繼自 St. Augustin 所強調的信念，主要見之於他的 Proslogion。

語）及其追隨者們一再否定或扭曲聖經及其道理，但歷史證明：當世人遺忘他們的思想理論時，聖經仍然持續帶給人超越罪惡、苦難與死亡的自由與力量。對聖經而言，自由不是指人可為所欲為的能力，不是指人有 Immanuel Kant 所謂的「自律的意志」，也不是指政治意義上不被外在權力（包括他人與國家）干預的權利，而是指從存在之負面、陰暗權勢中被解放出來的狀態，也就是指人不再被罪惡、苦難與死亡所囚禁與否定的狀態。從聖經的觀點看，現實上無論人如何宣稱已然具有多大的自由，只要人無法超越罪惡、苦難與死亡，人都是沒有真自由的被囚者，人所擁有的不過就是 Martin Luther 所謂「奴隸意志」（Servo Arbitrio）的自由，一種假的、自我欺騙的、被奴役的自由，其實也就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自由。相對於極度高舉個人自由、權利、利益的現代自由主義、權利主義、解放主義文化，聖經直接暴露人的虛假與自我欺騙而提醒人：「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已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 16:26）；換言之，人如果沒有生命，即便擁有了全世界也沒有意義，這道理其實十分簡單明白，也就是，世界根本不可能被一個死人所擁有，或者反過來說，一個沒有生命的死人根本不可能擁有什麼東西。因此，基本的邏輯是：人若沒有生命，則不可能擁有什麼，包括尊嚴、自由、權利、幸福、知識、正義等等；即便現在有這一切，但終必被死亡所否定；因此，人若沒有生命，則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意義，至少沒有永恆的意義。這難道不是生命的真理嗎？而聖經就是在教導這個根本的生命真理，也就是告訴人如何能夠獲得真正的生命，而且是永恆的、自由的、豐盛的生命。只有在認識了這個能超越現有之有限、罪惡、苦難與死亡的真理並得到真正的自由力量之後，人才可能回頭重新肯定現有的一切，也才可能知道應如何活著並正確地對待其他的人事物，道德、法律、政治才可能並有意義。聖經的立場是，如果沒有一個永恆、絶對的根基與參照點，那麼現世的一切都是浮動的、不確定的，以致於與人有關的真理、道德、正義、美麗、崇高、榮耀、尊嚴、自由、權利等等都將失去意義，成了可有可無或因人而異的東西或個人品味。如果我們要確定人與世界的意義，那麼我們必須走出人與世界之外，因為人與世界本身無法提供人與世界的意義。我完全認同 Ludwig Wittgenstein 在其《邏輯哲學論》裡的觀點：「世界的意義必須存在於世界之外」（6.41），因此，「確實有無法放進語言中的事物。它們顯示著自身。它們就是神秘者」（6.522）10。Wittgenstein 的觀點其實就是聖經觀點的一種哲學表達，而聖經本身就是「世界之意義」的顯示，也就是上帝及其真理的顯示。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2001), p.86.

因此，根據聖經，如果人真地愛自由、公平與正義，那麼人就必須要更嚴肅且更勇敢地走出世界去尋找絶對、永恆的座標，否則就要在這個浮動的世界裡忍受一切的不確定性與相對性，包括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惡。唯有如此，人才可能是負責任的，也就是一個能真誠、認真對待世界與他人的人。一個不將生命根植於或連結於超越、永恆與絶對者的人，他不可能有一個確定的生命目的、方向、標準與意義，以致於對他而言凡事都可行也都可不行，沒有什麼是非堅持不可的信念、價值、規範與真理。這不可能是一個負責任與值得信賴的人，因為他沒有非做不可或絶不可做的事；表面觀之，似乎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但實則囚禁於虛空、獨斷的任意（arbitrariness）之中。世界若由這樣的人組成或統治，無疑將是世界之大不幸，人也不可能在此世間得真正的自由。總之，沒有超越、永恆、絶對的根基與依歸，世界將飄浮在無垠的虛空之中，人的生命也必如聖經的《傳道書》所言：「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1:2）。

7.通識教育的限制與困境：一個批判性結語正如其他學校教育一樣，通識教育無法保障能給學生真理，更難於造就學生的美德、人格與生命。其實，教育本就無法保證一個學生能認識真理，因為教師本身是否認識真理已頗可疑，更何況包括哲學教師在內的現在許許多多教師已經不相信有真理。其實，一個人能否認識真理或是否已經認識了真理，以及一個人能否成為一個有美德、價值的人，這完全不是人可以決定、理解與描述的。相同社會、文化、教育與教師造就了千差萬別的人，無人能對此提供精確的解釋。因此，理想上，教育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奮鬥，它只能盡其所能地訓練學生、激發其能力並開啟其所期待的可能性。通識教育也不例外。以為大學的通識教育能如何地造就學生，改變學生的信仰、思想、德性與生命，我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教育幻想。真實的人格、美德與生命必須在真實的生活中鍛煉與造就，體制性學校只是其中一個環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環節。家庭及其構成的社會更是直接形塑人格的關鍵，學校教育是它們的延伸而不是它們的根。學校更像戰場而不是農田，愈高等的學校愈是如此。因此，與其說學生在學校被培養，不如說在那裡被帶到種種知識、思想與觀念的戰場中被洗練。確實，學校能讓學生得知識、思想與技能，但學校無法讓學生得生命、人格、美德與生命的真理。一個學生能否在學校認識真理完全沒有任何必然性與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學校能傳播、灌輸給學生特定的知識、觀念、思想與意識形態，無論好壞。今日之大學恐怕更為不幸，它不再如同往昔一樣與社會隔絶的象牙塔，

而是社會主流文化及其意識形態的傳播站與鑄造廠。在我看來，今日大學人文教育之失敗與悲哀在於無能於突破現代科學主義、唯物主義、世俗主義的世界觀，無法為人開啟一個無限、永恆、超越的世界與可能性，無法為人的價值與意義指出或找到一個穩固的形上基點，以致於其最大能耐就是為國家與商業財團培訓有競爭力的公民與員工，或者造就會對著既有體制與社會結構大喊人權、平等、自由而不斷為自己爭取更多能滿足私慾之機會的人。如此看來，作為高等教育之大學的通識教育之目的何在呢？我的觀點是，打破學生固有的心靈（成見、知識、理論、觀點或信仰），激發他們走出自我，意識到自我的局限與缺陷，並引導他們看到生命與存在的新可能性。依我之見，宥限於人類中心主義、唯物主義、科學主義、世俗主義之世界觀以及受控於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是作為人文教育之通識教育的基本困境，這使得學校教育無法真誠而徹底地關心人以致於願意盡一切所能地以教育出一個「真正的人」作為其主要目標。在我看來，或說從經典的角度看來，又或者更應說從聖經的角度看來，今天那些為人、動物或生態環境高喊多元、自由、平等、權利與正義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者所追求的都是宥限於現實世界而隨著歷史漂流、浮動的「地上物」，這不是沒有價值或不重要，但並非最有價值與最重要。最有價值與最重要的人文教育或通識教育不是教人如何在現世追求、申張、護衛現實的權利、自由、平等、正義，甚至也不是教人如何在此世活得幸福、充實有意義，而是激發人如何超越現實之局限、罪惡、苦難與死亡而窺見永恆，並因而有成為一個能徹底展現人之最大卓越性的「自由人」之可能。這就是像聖經這樣的經典教育在作為人文教育之通識教育中的根本價值與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