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s of Politics - Issue Four by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 SSS HKUSU

楊

岳

橋專訪

ISSUE FOUR

楊岳橋畢業於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科學系，亦在北京大學取得憲法及行政法法學碩士及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取得法律文學碩士。現為香港執業大律師。 2015年 6 月，湯家驊辭去立法會議員議席，而新界東補選隨之於二月二十九日舉行。楊岳橋以160,880票取得議席，佔總票數約37%。

您曾經修讀政治科學和法律，您認為對您日後對香港政局的看法有甚麼影響？而您當年決心到北京進修法律，為什麼選擇在一個法治發展不完善的地方進修呢？

修讀政治其實沒有對此有太大影響，當時我修讀這個學位（政治科學）是以滿足興趣為主要目標，不過當年在校園裡讀政治時能夠接觸不同人士和政見，實在帶給我很多得著。修讀法律對我日後在政途上的發展亦有一定幫助，例如會比較容易掌握立法會的運作和法律觀念。//我考慮到中國本身也需要法治，因此需要有人去把法治推廣到該處，於是我就想學習這個地方的法治體。

公民黨奉行自由主義，黨內人們有不同意見實屬正常。你不能將一個泛民政黨當作一部機器，而我亦想不到有甚麼議案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有不同的看法。當然黨員可能在某些意見上有點出入，但這也屬正常現象。公民黨一直給人黨紀比較散亂的印象，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本土派在是次新界東補選中崛起，泛民主派應該怎樣回應？

後雨傘運動時期，年輕人對未來爭取民主有不同的想像，民主派必然要回應這些訴求。公民黨這時已經走前一步，發表了本土宣言，亦有學者（《香港革新論》主編方志恒博士）牽頭發起聯署（《香港前途決議文》）表達對香港的看法。種種跡象其實顯示了泛民主派有空間，亦願意去革新。立法會議員應該要接觸不同民間團體，吸納他們更多的意見，畢竟社會越趨覺得他們有能力改變政局。

我們對北京過去的行為和表現的確感到非常失望，但如果我們的失望是建基於他們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我不見得提出一些離共產黨原則更加遠的理念會令他們對香港變得友善。我會形容一國兩制是「未用盡」。香港當年與中國簽署的是一張合約，但中國在過去十多年卻沒有落實執行合約中的條款。如果我們決定朝著港獨或其他自決的方向走，就等於和中央另立合約，而這個難度肯定會更高。當然，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修改某一些條款，進一步保護香港人。要達致這個局面，我們就要提高自主意識，令內部自決能夠貫徹實行。

您同意港獨嗎？而您認為討論港獨是否違反基本法？

有聲音指出一國兩制根本不是香港人自己爭取的成果，亦有人表示一國兩制的詮釋和當年鄧小平所構想的不再一樣。您認為我們有實行一國兩制外的選擇嗎？

我不同意港獨。在學者剛發表的宣言中，他們強調內部自治，亦即是在內政方面達致最高度的自治。我支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爭取最大的發展空間。//我們不能簡單地定論討論港獨是違反基本法。如果只是單純討論港獨，我認為基本法的言論自由是有保障我們這方面討論的權利。基本法裡面亦有保障財政要量入為出，保障丁權等。如果我們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討論是否應該有赤字，或隨著新界的發展討論是否應該取消丁權，我們又是否違反了基本法呢？

第一，我認為現在當民主各黨派的名單都未落實，評論其可行性可謂言之尚早。第二，「雷動計劃」的前提是各黨派要同意某一些遊戲規矩。從這方面看，有一些新興的團體和泛民團體並不想協調，所以實行起來是有一定困難。//但我不會認為不切實際。戴耀廷教授在提出「雷動計劃」後都有作出修正，例如將它變成「雷霆救兵」計劃，證明他不斷更新和改善這個計劃。如果以這個計劃的原始版本來定斷它是否成功，我覺得對戴教授不公平。

放眼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您認為「雷動計劃」進度如何、可不可行？而從歷史角度看，泛民主派從未成功在選舉中協調。「雷動計劃」是否可以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

第一，心腸好一點。第二，能力好一點。做人不要那麼剛愎自用，不要只注重自身利益。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做得比他好，他的態度和性格根本不適合擔任此職位。您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若不，您認為誰更能勝任，又或者繼任人可以怎麼做得比他更好？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令普羅大眾參與政治的事務，令他們對政治的認識不限於看新聞的幾分鐘。我們要向外與大眾溝通，令他們更清楚現時香港的政局，並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決定我城未來的權利。

就您個人而言，您希望在立法會的餘下任期專注做一些什麼工作？如果有幸在九月後再次加入立法會，您又有沒有什麼長期計劃？

不要怪他人沒有給予你機會，因為機會從來都是靠自己爭取的。我們一旦決定了要做的事，就要全心去做，不應該再猶疑。我們也要尊重不同政見的人，只要鋪陳自己的理論，盡力說服人就可以，不需將立場強加別人身上。有沒有甚麼寄語給希望參政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