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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传教士欲把西方基督教作品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他们往往会大刀阔斧地 改写、改编、节录和重述原来的故事”1，指出翻译的过程中不乏译者的创作成分。而一部分 “创作”类小说，实则本自《圣经》叙事，有其不可随意更改的使徒事迹与文本原型，并非全然 基于想像的自由创作，这正是宗教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独特之处。因而，该如何定义 翻译与创作的边界、并对相关作品进行归类，也许是一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学术问题。例如 本书第五章所论雅理各《约瑟纪略》一书，被作者归为“创作”类小说。然而《约瑟纪略》实 则本自《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物事迹，其创作受到圣经文本的严格制约。黎教授虽在具体论 述中明确注意到《约瑟纪略》的这一特点，可是囿于二分式的文体分类法，仍将其归类为创作 小说予以讨论。笔者以为，不妨可在简单的“翻译”、 “创作”二分法外，尝试提出“释经体”2 等新的文体概念，这或许更契合基督教小说的创作实际。此外，在讨论早期翻译小说中的本 土化因素时，是否还需考虑到译者身份的复杂性，这是笔者的另一疑问。考虑到早期西方小 说及《圣经》等文本的一般翻译模式皆为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人士的共同合作，早期基督 教小说的翻译也很有可能是中西人士相互配合的结果。因而在讨论其中所体现的本土化书 写策略时，是否应考虑到有中国人参与执笔的写作因素？当然，相关问题的回答尚需更为充 分的材料支持，笔者期待着本书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进一步推进。 要之， 《福音演义》一书在近代基督教东渐的广阔历史文化背景下，将宏观视野与个案分析 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演义”文体的功用、中西思想文化因素的融合方式及基督教小说人物塑 造、意象选择等具体写作策略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笔者本人亦曾发表过讨论《时钟表匠言行 略论》等早期基督教翻译小说的小文。3 由于笔者的研究止于个案论述，因而一直期待着能有 一部论著， 能从宏观角度囊括晚清基督教汉语小说翻译、 创作、 本土化等过程的全貌。手中这部 《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可谓满足了笔者的这一期待。汉语里的基督教小说 实则指代的是基督新教小说，而笔者有幸得知，黎教授下一步的学术计划将转向对以上海土山 湾与河南献县文献为代表的天主教汉语小说的研究， 非常期待看到他的新发现与突破。 林惠彬，上海师范大学 LIM Hyeb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b_lim@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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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鹏著《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 · 导论》，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 年，第 3 页。 ［LAI Tsz Pang,“Introduction,”in Attuning the Gospel: Chinese Christian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Taipei: NTU Press, 2017), 3.］ 2 笔者曾于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基督教汉文小说研究》中谈论过基督教汉文小说的作品编撰方式问题， 认为基督 教汉文小说按其形成方式可分为创作、翻译、改编等三种主要类型，并提出了“释经体”这一概念，代指根据《圣经》 改编而成的小说： “改编小说指从某一个已有的小说文本改编、改写后形成的新的小说文本。纵观基督教汉文小说， 被改编的主体大致有三种情況：第一种根据中国传统小说改编而成；第二种根据西方小说编译而成；第三种根据 《圣经》改编成小说——第三种小说笔者命名为‘释经体’小说。”相关内容详参林惠彬《晚清基督教汉文小说研究》 第二章“基督教汉文小说的编撰方式”第二节“根据作品形成方式划分”，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96 页。 ［LIM Hyebin, Chinese Language Protestant Fiction in Late Qing (PhD diss. Peking University, 2013), 96.］ 3 林惠彬： 《最早新教传教士翻译小说〈时钟表匠言行略论〉版本述略》， 《国际汉学》2016 年第 4 期（总第 9 期）， 第 173—179 页。 ［LIM Hyebin, Research on Versions of the First Translated Western Religious Novel: Le PauvreHorloger de Genèv,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4 (2016): 173—9.］
2018, Vol.1,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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