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亦兵：一輩子只學音樂的人無法成為音樂家 by hongkongcellistsociety

音樂對於每個人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香港與內地的音樂環境、觀眾有何不同？什麼是真正的音樂精神和追求？如果提高大提琴的表演技巧？……請聽著名大提琴家朱亦兵娓娓道來……

香港大提琴家協會會報 - 2017 夏

被訪者簡歷：朱亦兵，中國著名的大提琴家、指揮家、音樂教育家。朱亦兵有四分之一瑞士血統。曾從法國大提琴家莫里斯·讓德龍學習。在日內瓦榮獲多項大獎，是第一位在國際大賽中獲獎的中國大陸大提琴家。他於1987年畢業於巴黎音樂學院，後跟隨作曲家、指揮家布列茲研習20世紀音樂。朱亦兵曾擔任多個歐洲重要管弦樂團的首席或客座首席大提琴手，並曾與老一輩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等人同台演出。他也曾在巴塞爾音樂學院學習指揮，並指揮過多個著名交響樂團。 2004年，旅居國外21年的朱亦兵返回中國大陸，擔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並創建了重奏組合中國大提琴愛樂，在各地巡迴演出，廣受好評。朱亦兵還是一位熱情的古典音樂普及工作者，曾在電視台、大學等多種場合進行講座、音樂會等。 “十多年前，我從學音樂的孩子眼中看到迷茫” 曾：為什麼決定從歐洲回內地演奏？朱：在歐洲生活的時間太長，已經20多年了，覺得自己也變老了。歐洲的生活理念是退休後，才開始真正的生命。日常生活中，我身邊每一個音樂家都在談論，退休後要去做什麼，比如環遊世界、弄花園、蓋房子。我從小就很優秀，做什麼都是第一，但在聽那些音樂家在那一剎那，我發覺距離退休還有30年，但卻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突然覺得和他們距離太遠，不能夠做到優秀。十年前的內地音樂教育整體比較落後，現在已經有很大、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劇烈的演變。十多年前，大家都不知道音樂是什麼，內地音樂家看過歌劇的屈指可數。音樂教育中，大家完全不明白對於獨立藝術、文化音樂的選擇，因為這些是不存在的。那時民間沒有很多人的樂團，只有專業的樂團。可以看得出來，體制的想法和組織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做講座的時候，忽然從年輕人的眼中看到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眼光。我雖然講的是中文，但是他們完全聽不懂。我現在慢慢才開始明白，他們是不懂我的思想和理念。世界上應該有不同的想法，但是這些學生沒有，我從孩子們的眼中看到很大的彷徨，我覺得很詫異。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達，但是教育非常落後。改革開放好像火車一樣，教育卻是最後一節車廂。但教育應該是火車頭、發動機才對。我出國幾十年，對祖國的改變是感到很振奮的。因為我去的瑞士是兩百年不變的國家。我認為教育是最先進的才對，教育是一種更大的刺激，是比蓋高樓還重要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香港早就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但在傳統中國文化中，人的心靈不是真正交流的，人與人交流時不會看對方的眼睛，這是一種文化行為，現在仍舊是這樣。但是我每天的教學中不可以不交流，學生要是不看我的眼睛，我會用眼神吃掉他，我會發天大的脾氣。就像種花花草草，不在於大小，而是要有生命力，而不是像水泥鋼筋，冰硬冰硬的。

音樂也是，如果大家心靈不在一起交流，什麼都會沒有。你、我、任何人都需要藝術，因為不管你是誰，無論你是高級、大腕、富豪、貧苦、平民，音樂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需要交流的，能用音色、弓法、書畫、產生心靈交流的才是藝術，沒有的就不是。 “樂團人少，但音樂能量很大” 曾：您曾在不同的地方做大提琴合奏，你覺得內地觀眾對古典音樂的看法是怎麼樣的？朱：從2004年開始，在朱亦兵大提琴樂團中，我帶領我的學生們，在內地的山南海北做了幾百場演出。這個過程與社會演變、改革開放是一樣的，可以看得出有很多音樂愛好者對情感的表達越來越直率了。是一個苗，也要在土里頂出來；是朵花也要綻放，更何況是個人呢？如果從觀眾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對西洋音樂的概念停留在“大” ，大明星、大劇院、大樂團、大音樂廳，好像只有大的東西才是西洋音樂的標誌。一般的演奏者，完全忽略自我的存在。大部分內地觀眾都不知道真正的音樂是什麼，大家都通過網絡、手機來聽音樂，完全沒有聽到過木、弦真正的聲音。朱亦兵大提琴樂團就像廣東點心一樣，十多年來，把音樂帶給觀眾。我們樂團的人很少，但是音樂很大。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了一百多年了，很多思維在無察覺的情況下已經存在了。然而在中國內地，辯證思維是不存在的。中國思想，大就是重，小就是輕，沒有辯證思維。人很少，但是能量可以很大的，這就是辯證思維。我們的樂團，人少，曲目很短，就像廣東點心一樣。西餐的牛扒很大，但中國人可能只想吃一口。我作為中國職業音樂家，在歐洲十年，我怎麼會不知道音樂的龐大呢？但是中國，聽音樂會時，長達一個小時不能打電話、不能跺腳、不能嗑瓜子，觀眾們能做到嗎？

C: Now back to the bow. I want to know more all these small parts: Do 就像中國同胞完全沒有接觸過西洋音樂，15年前或20年前，半輩子沒見過外國人的多得是，更不用說音樂了。東方音樂沒有和旋，只有Melody，沒有Harmony。我願意把50分鐘的音樂，化成 5分鐘的小品，化成精典，給觀眾去聽。前幾天有一個東南亞金融公司的總裁對我說，他還在上中學的時候，我去他們學校演出，他還記得音樂會帶來的感動。十幾年前，音樂廳之外是沒有音樂的，學院以外是沒有教育的。現在有微乎其微的演變，但是還差的很遠。 “內地音樂廳之外無音樂學院之外無教育” 曾：您近年來活躍香港，怎麼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環境？朱：因為體制不同，內地音樂廳之外是沒有音樂的，學院以外是沒有教育的。但港台不一樣，例如香港就有香港專業大提琴學院 (Cello Factoy) 這樣的民間樂團。這是環境、制度、教育理念的不同，造成人對藝術追求的不同。很多內地的小孩學習音樂，是為了加分、考上特長生，但可能孩子本身完全不喜歡音樂。不過近年來內地也在轉變，越來越多的家長希望看到孩子快樂，對於孩子的興趣，可以引導和培養，但最終選擇權在孩子手裡，這是非常大的轉變。我認為在音樂中，不表達自己感動的不是人。傳統學中國藝術的方式都是“打”出來的，新時代的音樂應該是讓人開心的事情，是情操上、藝術上的培養，而不是謀生、成名、賺錢的手段。用音樂成名和賺錢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十幾年前的時候，我在歐洲生活了幾十年，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剛剛回國的時候說過： “一輩子只學音樂的人，永遠成不了音樂家”，“音樂家養活不了自己”。西洋古典音樂，尤其在內地，是不需要社會關注的，政府給錢就可以了，有沒有人關注完全無所謂。我記得我十幾年前的一場音樂會，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廳，899個座位，兩場爆滿，我媽媽問我，

“這麼多人，他們都懂音樂嗎？”我認為，這個沒關係，音樂就是為不懂音樂的人服務的。 “所有殺不死你的，都是你的朋友” 曾：對香港年輕大提琴手的看法？朱：這個我有切身體會，因為班上有一位香港小朋友。我在學生身上，尤其是他身上傾注了很多的心血。其實香港是一個相對狹小和封閉的運轉完美的小社會，真正的大社會是非常複雜的，確實可能香港以外的體制沒有那麼完美，所以太舒服的小孩，到了真正的大環境裡面，他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他只能被養著，但是真正的大世界，意大利、非洲等地方，真正的生命、環境、體制都是不完美的。這個香港學生在陌生環境的生存能力比很多人差很多，所以他專業訓練和集體協調，十五六歲才開始。學音樂的孩子就像瑞士手錶一樣，每一個零件都是優秀的，這個表才是好的。我對學生說，朱老師在歐洲生活幾十年，想升華、進步、改變自己、優秀、自主強大，歐洲人有句話一定要記著，“所有殺不死你的，都是你的朋友”。所有能讓你變得更強大的，都是你生命中的貴人、貴事和緣分。香港小孩最大的優點，是這個孩子心態特別好。我就差把他弄“ 死”了，但他還能很開心的活著。他的心態很好，這是我看重一個人最重要的，而不是他長得好不好看，手有多快。在所謂艱難環境，生存能力強；但是輕鬆的環境，完善體制的話，生存能力弱。 “藝術家是苦行僧” 曾：在忙碌日程中，怎麼令自己的技巧進步？朱：我上個音樂會有很多獨奏，個人音樂會的增加，會強迫我做一件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練琴。

我不認為我一直在進步，我只是沒有退步而已。我認為人類沒有進步，人類在退化，生命就是一個退步的過程，生命的大河，順流而下向東去。所謂真正的進步，就像小鴨子一樣，如果扔麵包進河裡，小鴨子會從下游到上游。人類不具備這個自然功能。生命就是退步的過程，生命各種了不起的方面，其實就是在生命長河中掙扎了一會。這樣的心態可以放的很輕鬆，退步是天經地義的，不要責備自己退步，其實這也是東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退步才會舒服，進步是不舒服的。有人問，朱老師演出的多少錢？你給我多少錢去演出，這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去做的。藝術家可以是苦行僧，但是不可以是乞丐。兩者外形都是髒髒臭臭的，一無所有。苦行僧是我走我的路，上天開眼，不會讓我死掉的，乞丐不一樣的。這是兩種生命的概念，很感謝很多企業的支持，比如漫步者每年贊助我們幾十場音樂會，其實事先我都不認識他們，這也應對了中文“可遇不可求”的說法。 “希望保持孩子對音樂的興趣” 曾：您的收生要求是什麼呢？朱：我業餘的學生比較少，我多時間用在排練、策劃和演出上面。藝術永遠存在於基本功，希望讓孩子對音樂保持興趣。生命像長河一樣，路漫漫其修遠兮。藝術就是讓不同思維的人，毫不相識的人，在同一個作品、同一個空間，共同去感受自身生命那一剎那的珍貴。看不到盡頭的都是美好的人生，看得到盡頭的都是很無聊的一輩子。中國音樂最大的難處，是5度、4度很難演奏。如何在一堆中國民族音樂中突出自己？一切的對抗都是徒勞的，我能聽到自己，誠心實意感到自己的存在就滿意了。

專訪朱亦兵：一輩子只學音樂的人 無法成為音樂家

專訪朱亦兵：一輩子只學音樂的人無法成為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