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文摘第三期 目录 家世碎片 杜欣欣：家世碎片----------------------------------------------------------------- 1 婉玲：父亲今年一百岁 --------------------------------------------------------15 廖康：晨雨化雷鸣——川军抗日英雄廖震军长生涯 ---------------------------------19 蜀方平：故乡拾忆 -------------------------------------------------------------------21 Tar: 家事家史 ----------------------------------------------------------------------31 乡间：外祖父 ---------------------------------------------------------------------- 32
个人经历 凡草：扒车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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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拾趣 DavidY：中东铁路和哈尔滨 -----------------------------------------------------------37 半瓶醋：U-2 飞机早期对中国的侦察飞行 -----------------------------------------------41
读史偶识 DavidY：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46 DavidY: 遥想百年前之咨议局 ---------------------------------------------------- 48 梦江南：不平坦的世界 --------------------------------------------------------50
封面照片： 识似 th 封底： Artist unknown (mid-19 century) Meditation by the Sea （局部）， MFA, Boston 油画： 赶火车（局部）， 高小华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刘开渠 文字编辑： DavidY， 路过 总体设计： 红鹭
家事碎片（Our family history - personal genealogy） 家世碎片 杜欣欣 一、 我原本姓李，祖籍陇西。不知何时，李氏家族迁往广东嘉应县永乐村并入籍客家，因此我父亲称 祖父李肇甫他的祖父为阿公，祖母为阿婆，称我 爷爷为阿爸，称母亲为阿眯（后来到北京才改称 “娘”）。明末清初王朝更迭，其间混战近半个 世纪，更有张献忠入川杀人如麻，因此“蜀自汉 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 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通志》），康熙因 而下诏，“湖广填四川”，我家就在那时迁居四 川巴县冷水场。虽然诏书是鼓励移民，但实际上 很多地方是强迫移民，移民们被捆绑着，因此上 厕所方便有“解手”这一说。 大约一九三八年，由我祖父李肇甫（字伯申）带 领，李氏全家前往巴县冷水场祭祖。当时那里除 了我曾祖父李凤九中举时所立的石头牌坊，还有 李氏祠堂。存于祠堂的族谱共计六代人，名号四 字一排。曾祖父至我这一代为“克肇显达”，因 此我祖父是“肇”字辈，我父亲是“显”字辈。 素描家李克瑜也是这个家族的，从名字上看，虽 然她年龄不大，但辈份很高，算来她该是我的曾 祖母辈。曾祖李凤九的家境应为中农或上中农， 念私塾之后中举，然后就到山东济宁府做官。 祖父李肇甫 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做的什么官，却知道他开过几家盐店，当时官盐很赚钱，以现在的观点就是官 商。后来李凤九调至北京通州，任直隶省通县知事（注一），于是全家迁往北京，我父亲那一代 人都在北京出生。据我故去的大伯李显京说，李凤九还做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地区的太守）， 因此他的小名为“小兆子”。 听说以前做官的都买地，但我曾祖父在北京只置房产和一块坟地。房子除了出租，其中的两处， 一为曾祖父以及祖父居住，另一处居住着我祖父的妹妹李小鸾一家。 李小鸾十九岁时嫁与陈家，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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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了六个孩子。此外，还有亲戚依靠陈家供养。陈家姑爷是读书人，在外地做文员，他的收入 很难维持这样的大家庭，而我曾祖父只养育了两个孩子，李小鸾幼时随哥哥一起念私塾，兄妹关 系很亲密。在北京居住时，祖父经常送东西去陈家，有时相当于供养两个家。后来曾祖去世分财 产，因家境大不如前，祖母提出姑奶奶已出嫁，但祖父还是决定兄妹对半分。 我家旧宅位于西四北大街太安候胡同三号（今西四北七条五号）。太安侯胡同为东西向，我家在 胡同的东口，大门朝南。这个住处的院子很长，前门在太安侯胡同，后门就是武安候胡同。我父 亲是幼子，上有两个哥哥--李显京和李显同，二 个姐姐--李显华和李显宜。 据我父亲说，当时李宅的大门口坐着一对石狮 子，文革中狮子的头被砸掉了。门口挂一擦得很 亮的铜牌，上书：“蜀东李寓”，黄包车出入时 需抬起宅院的高门槛。一入大门即是一条门道， 此道很长，之后右手即为门房。门房之后又是一 道绿色描金字的二门，自此整个院子分为东西两 部分。向东经过游廊和月亮门，就是我曾祖父母 居住的东院。那里建有南北两栋小楼，曾祖父母 分别居住在两栋楼里，楼间架有长走廊，廊上镶 有带暗花的玻璃。院内还有花园，假山和鱼池。 鱼池很深，邻居家小孩不小心跌下去，好不容易 才救上来，后来那孩子的祖母还到鱼池旁烧香祷 告。南楼屋檐上的雕塑主要是鹤和鸟。在北京建 设高楼之前，我乘无轨电车经过，还能看到那些 雕塑。
祖母江伯鸾在北京 我祖父母住的西院分成前后两院。前为青砖漫地 的大院，父亲小时候可以在院内骑自行车。除了 种植芍药牡丹的花坛，那里还有带回廊的用于接 待一般客人的 厅堂，厅前挂着很多鸟笼，笼内养 着鸣禽。父亲有个六公，大概是李凤九的六弟。 他没什么学位，但清朝可以捐官，曾祖父为他捐
两位姑母李显华、李显宜在北京
了官。不知为什么孩子们都不喜欢他，不仅给他 取了外号叫做“法国洋钱带刺头”，还毫无来由 地嘲笑他是“胡子脏官，审案子审不明白就把人 装麻袋里了，扔到河 里。” 有一次六公站在鸟
笼下，鸟儿把他的头都啄出血了。我猜那些调皮的孩子看到了一定很兴灾乐祸，否则不会在父亲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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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保留七十多年。 西院后院的建筑为北房和东西房。我父亲那一辈住在东西房。祖父母住在北房，屋前立着很粗的 柱子。柱子上挂着泥塑描金的对联。虽然我父亲不记得写的什么，但知道都是曾祖父过整生日时 收的寿礼，送礼的人一般是都督一级，下面还有他们的签名，比如李列军，黄郛等。北房的堂屋 挂了很多人像，父亲并不清楚都是些什么人。每到年夜，全家就在这里祭祖磕头--祖父向曾祖父 母磕头，父亲那一辈再给长辈磕头，然后放花踩岁（碎）。踩岁是踩某种植物，比如芝麻秆之类 的，取芝麻节节高的意思。 堂屋右边是饭厅，左边是我祖父母的卧室。穿过饭厅向东的客厅比较重要，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照 片，还有许多议会开会的照片，只有最尊贵和亲近的客人才请到这里。当时的厕所已为马桶式， 但不是冲水，而是定期清理粪池。家中还有一个木制的冰箱，里面分许多格。夏天有人送冰来， 可以在格子间存放肉类。 我大伯李显京年轻时很左，他不但参与学生运动，还经常演戏。戏剧家余上岩是导演，白杨，蓝 马都和大伯一起演过戏。父亲小时候也参加演出，他演的是车夫家的小儿子，白杨演那个角色的 姐姐。 大概在一九三三或一九三四年的中秋，李显京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他被捕时，有一个陈姓的女 同志突然跑来告知显京的床下有两网篮共产党的宣传物。我祖母赶快找佣人转移出去，然后再把 大伯保出来。保出来的当晚，祖母就给大伯化妆，将他打扮成一个老人。然后和祖母手挽手走出 家门，坐火车去了天津的舅舅家。当时祖父已在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大伯被捕的消息，就决定 让大伯和大姑去上海。祖父说：“我不反对你们革命，也不反对共产党，但你们要先念书。” 旧时的李宅还有两棵大树，一棵是开绒花的合欢，另一棵为紫藤，父亲对此记忆很深。紫藤树很 大，花开得非常漂亮，待摘下藤萝花，厨房就会做饼吃。合欢树下围有花坛，佣人洗衣的铜盆瓷 盆就放在花坛上。父亲小时很顽皮，某次不小心碰下了一个瓷盆，落地就碎，当时院子很静，响 声很大。他知道撞了祸，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可震了我的心了，可震了我的心啦。” 于是逃过一顿责罚。 我家的坟地位于现在的北师大附近，当时那里很荒凉，被称为暂安处。父亲还记得曾祖父的墓地 已经修好，并竖立着很高的乌龟驮碑。当时看坟人是曾祖的妾贺氏的亲戚。贺氏原是李家的老丫 头，因曾祖母身体不好，就收房服侍曾祖父。 我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阴历七月二十日，曾祖父的生日是阴历七月二十三日。当时北京因土匪和 军阀打仗，比较乱，曾祖父执意要去坟地避寿，他说：“除非少奶奶 （指我祖母）生个男的，就 不去避寿了。”结果，曾祖父的生日正好是我父亲的喜三。所谓喜三就是小孩出生的第三天，一 般也要庆祝，并起名字。曾祖父说：“是小的把老的留下了。”正好那年是甲子年，因此我父亲 名为“显甲”。对于这个名字，父亲自嘲道：“那是想让我显甲第，耀门庭。但我既没显甲第，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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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耀门庭， 还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二十三年。” 父亲每次来北京都会找机会去看西四的旧宅。他极少描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住处，却对童年时代 的景物记忆犹深。二ＯＯ四年，我陪他探访旧居，看到胡同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胡同的历 史。原来太安侯是为了纪念明朝的宁安侯，但明代有个皇帝的字也是“宁”，遂改为太安侯。我 注意到旧居的门槛还是很高，但院内已是 面目全非。住户的小厨房不但覆盖了整个院子，而且把 走道切割得弯弯曲曲，门房和长走廊也都辟为住房。我们获准进入东院北楼一层，室内还能看到 天花板上的大雕花。那里原是大客厅，后被隔为几间住房。月亮门，鱼池假山，大树已无踪迹， 但老住户还清楚地记得带暗花玻璃的走廊，合欢树和紫藤。院内住户都很热情健谈，据说 1949 年 之后，这个院子先是一个高官的宅院，后来归属卫生部，成为中医学院的家属宿舍。最初他们以 为我们是来索要老房子的，当我们告知房子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卖掉，他们齐声说：“卖了好，否 则也会被拆迁，已经拆到前面的胡同了。” 虽然那处房子早已非我们所有，但看到损败至此，仍心有戚戚。离开时，我数了数院门口的电 表，一共有十六个名字，估计院内至少住着三五十人。 二、 为什么李家要卖掉祖产？主要原因是祖父李肇甫不愿为官，为来维持家计而迁至上海做执业律 师。 李肇甫（字伯申）生于一八八七年。据载其父“风九督教严，肇甫奉命维谨，自幼以孝闻。初入 私塾，渐长喜读经史，不屑规规于科举业。时西学东渐，国内译述日多，肇甫搜求研习，尤浸淫 于法学书籍，以为改革政治始基，非倡明无以建新邦也。”（同注一）一九Ｏ五年，李肇甫考取 官费生进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法科。同 年七月，同盟会成立。李肇甫遂成为同盟会会员。 因我祖母江伯鸾(字为佩)并未去日本，祖父特别回国成亲。祖母是安徽徽州人氏，其父不仅与我 曾祖同在山东作官，而且官阶高于曾祖，据说是看上李肇甫的人才而将女儿许配。直到入洞房， 祖母才看到祖父戴条假辫子，由此猜出他是革命党。祖母形容祖父是一个光头的非常白净的书 生。据说祖父回去成亲时还对曾祖父说： “我的头发还给你。”他的意思是“我把身子还给父 母，而我去革命了”。很多年之后，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当时也是革命的，头别在腰带上去干 的，革命总要死人的。比如去山东济宁府，给黄花岗运军火等。共产党来，对我如何，我也不知 道。既然我那时候要革命不怕死，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 祖父加入同盟会之后即担任了执行部书记，后来他又担任过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另有说法 是他担任过同盟会的文化部长，当时熊克武为军事部长，汪精卫为文化部下面的宣传部长。至于 为何加入同盟会，李肇甫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与其同时代的，后与李家结为姻亲的康氏家族成 员康心如（一八九Ｏ—一九六九）曾在回忆中提到：“一九Ｏ二年，心孚兄（一八八四—一九一 七）到西安应乡试回来，谈起戊戌变法维新的经过，谈得眉飞色舞，对康梁无限的敬仰佩服。我 弟兄三人取别号，孚兄号素徒，康长素之徒也。我号希任，希从梁任公也。之弟号望复，仰望谭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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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也。”（注二）康家当时地处四川，生活于北京的祖父想必更受变法维新的影响，从而成为 一个热血的革命青年。 一九Ｏ七年，李肇甫与四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董修武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鹃 声》杂志，后被日本当局查封。在日期间，他购买运送军火运支持黄花岗起义。一九一Ｏ年李肇 甫回国，在武昌起义中，他和另一个革命党人同去济宁府。李肇甫曾以手枪威逼济宁州府要求光 复，并逼着知县知州挂白旗，向革命党投降。 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另一 说法是任总统府秘书（同注一）。据吴玉章回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 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 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 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 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 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 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 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 主要的地位。”（注三）后来李肇甫辞去总务组长，那职位则由吴玉章接替。据我堂哥回忆，李 肇甫与吴玉章关系相当密切。吴到李家来，可以进入我祖母的卧室，揭开帐帘，直呼“李江伯 鸾”。据我查到的资料，不管政治态度，各党派都一致赞赏我祖父为政清廉为人高洁。但只有一 个例外，某与我祖父关系密切的人后来发达了，在回忆录中提及我祖父就颇为不敬了，一阔脸就 变，看来是常态。后来我听堂哥说，那人曾在日本嫖妓，还曾为此找我祖父要过钱。 另有野史说，同盟会密谋刺杀宗社党头目、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良弼时，原打算派我祖父 去，但会上有人说李肇甫还没有后代。这时彭家珍站出来说：“我妻子已经怀孕了。”遂担起暗 杀重任。他印制了与良弼相熟的崇恭的名片，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来到西四北大街红罗厂 胡同良弼住宅。彭家珍递上名片，但良弼适至摄政王府未归。等候良久，未见良弼回来，他不愿 再等，待刚离良宅走上街，恰逢良弼回家，便立即折回。良弼到了家门，门卫将崇恭的名片呈 上，良弼看名片后却不见崇恭，“心知有异，忙向门内逃去。彭家珍立即将炸弹掷去，只听一声 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仆倒在地。弹片触石反射，正击中彭家珍的头部，彭当场牺牲。同时殒 命者还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炸成重伤后，不久死去。良弼在临死时哀叹：“杀我 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成立，李肇甫由“蜀军政府选任为参议员。照参 议院规定：设全院委员，以全院参议员充之，置全院委员长一人，其职位仅次于议长副议长，选 肇甫任之。……同年四月，随参议院北迁。”（同注一） 在一九一二年的政治舞台上，李肇甫是“时春秋鼎盛，已誉重一时。”（同注一）他参与了国民 党改组。“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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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注四） 在第二次审查起草《临时约法》时，李肇甫担任审议长。临时约法的讨论涉及国民政府定都何 处，因袁世凯不肯南来，谷钟秀和李肇甫提出定都北京，并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赞成，而孙中山 和黄兴反对此举。据说孙中山和黄兴得知此事极为生气，当晚就把李肇甫叫去大骂一顿（同注 三）。但据其他资料，此事标志着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反对定都南京的还有章太炎，宋教仁等， 黄兴甚至要带兵去抓同盟会议员。 一九一二年八月张振武被杀害。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没有为共和的创建死于战场，却死于起义成功 后的政治阴谋，遂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 大体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议院认为此案关 系国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参议员联名质询政府，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 复，有些参议员甚至提出弹劾副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的压 力下，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要黎元洪承担责任。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命陆军总长段祺瑞 到参议院答复。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只答复质询案 所提的七方面问题。实际上他是以张振武为军人为由，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 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他欲以军法为借口，绕过国法，其答复显然不 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导致参议员追问迭至。 李肇甫追问道：“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甫：“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甫：“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十三日曾经开会讨论，十四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甫：“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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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 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 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 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 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 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 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注五）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孙文在张振武一案中进退失据。“张案发生在八月十六日，孙文 按原计划于十八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 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 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 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 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 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 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没有 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 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注六） 一九一三年，李肇甫回到四川后当选为省第三区众议院议员。他“先后在临时参议院及众议院 中，凡有主张，均卓然自见，倾动朝野。又以隶籍国民党，遂为袁世凯所深忌讳。”（同注一） 同年，爆发二次革命，他与熊克武一起讨袁。我祖父和熊克武关系比较深，在日本时他们就认 识，并同组“乙辛社”。乙辛社除作同盟会的核心外，兼厉学行。讨袁时，李肇甫任熊的军党代 表，当时刘伯承为熊军中的一个师长，因此他与刘伯承也早就相识。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则 被迫解散军队，并化名陈颐丰逃往日本，“（袁）世凯拘捕国民党籍议员，肇甫亦与其列；时凤 九正官通县，与世凯有旧，往避得免。”（同注一） 当时蜀军有好几个督军，夏之时是一个副督军，我祖父和夏之时也很熟，因此一九三四年董竹君 在上海与夏之时离婚，祖父担任她的离婚律师。这件事在董竹君的 《我的一个世纪》有较详细的 记述。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有祖父的镜头，我一看真是面目全非。父亲年幼时也 与夏之时的家人相当熟悉，称他们的大女儿夏国璋为八姐。当时流行贺绿汀《秋水伊人》，夏之 时的侄女夏国彬等特别喜欢听我父亲唱这首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议会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马君武议员主和，而祖父是主战 派。他们开始辩论，马君武辩不过我祖父，他就一边辩论，一边拿手杖打祖父。祖父边退边辩， 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祖父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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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据说那时候，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合砚台都钉在桌上。祖父回家后，祖 母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君武打的。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回家后很少讲话，自制力很强，年轻时他抽烟喝酒，但 30 多岁时，突然全都 戒了。我祖母喜欢打麻将，她曾和张勋一起打过麻将。祖母还谈起过当时官员交际常去打茶围， 其中有妓女出场。当妓女靠近时，祖父会用报纸挡脸说：“我喝醉了。”或许父亲是在家中最 小，祖父有时会抱着他，坐在摇椅上，边摇边唱日本歌。家中原有记帐的折子，可以拉得很长， 他还用折子舞龙给父亲看。父亲长大后，有时写些歪诗，半文半白，都是情诗，祖父也会读。祖 父的生活简单整洁，非常讲个人卫生，也许那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在地上铺一 张报纸，拿着梳子，头朝地，开始梳头，把所有的头皮屑都梳下来。梳好了，自己拿去倒入纸 篓。收拾干净之后，他才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牛奶蛋花汤，吃过早饭后坐下来读报，多年如此。 祖父还有个外号叫“抠门大爷”，他虽穿得很整洁，但一顶呢帽子戴几十年。后来在上海坐黄包 车，被人抢走帽子，他才买了新帽子。有一次父亲和伯父们跟着祖父外出，碰到站街妓女，祖父 用四川话说：“你不就是要钱嘛？”掏出五块钱就匆匆忙忙离去，孩子们在背后笑。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杀害了张培爵，当时不许人收尸。张培爵是老同盟会员，也是乙辛社成员。祖 父与他是否有私人交往已不可查，但据父辈回忆，当时祖父在北京, 听说此事，就向曾祖借了五 百大洋去天津为张培爵收尸。袁因此而悬赏一千大洋抓捕李肇甫，但他逃脱了。这是自二次革命 之后，李肇甫第二次逃脱袁世凯的抓捕。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 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 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管 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 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 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 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注四） 自一九一二年任临时参议员和一九一三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之后，李肇甫于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二 年恢复国会时仍任议员。“五年（指一九一六年）国会复会，肇甫声采哗哗得如故。”（同注 一）一九二Ｏ年，李肇甫任参议会作议长。一九二二年“曹锟贿国会选举案发生，肇甫联合同 志，反对无效，愤走上海……，遂留执律 师。”（同注一）据我所知，祖父退出政坛之后，因曾 祖父还活着，家庭仍在北京，家中排场依然很大，李小鸾一家仍不时需要接济。祖父虽为律师， 他的事务所也颇有名气，但因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业务。因其收入 无法维持家计，除了卖房产，一九二五年曾祖父去世后，还将住家的一部分出租。 一九二二至一 九三五年，李家主要靠卖房产维持家计。 自一九Ｏ五年投身革命至一九二二年，李肇甫已从一个热血青年变为四个孩子的父亲。虽未届不 惑之年，但他已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创时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并在当时的政府中担任了一定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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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政当局多肇甫旧友，乘时宦达，易如反掌。顾每 约出任公职，辄以体弱不胜繁剧辞”（同 注一）为何拒不为官？斯人早已逝去，其心态无人可 知，我猜也许他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民主的倒退。 一九二二年之后，我所知道祖父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参加孙中山移灵。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 曾停灵北京西山，于一九二九年移灵南京。移灵时，李肇甫为持绋人之一。我父亲对此还有印 象。他说当时祖父戴着大礼帽，穿燕尾服，孙的棺材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包着，有两条很长的黑 缎子。据说有六十四个人簇拥棺材，包括抬棺的和持绋的。持绋人中还有吴玉章，谢无量，赵铁 桥等，谢与李肇甫关系比较接近。我父亲还记得家中除了张善子的画，还有谢无量的打油诗。 据我祖母回忆，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曾请祖父去北海公园仿膳吃饭，要祖父出来做 官，但被他以“丁夫忧”（丧父）为由婉拒。虽然退出政坛，李肇甫依然被当作“有勋劳于国家 资格的”。一九二五年，段祺瑞摄政，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段就此事于元月一日分别致电孙中 山，黎元洪，同日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另电李肇甫（伯申）。这件事说明当 时祖父的家仍居北京，而人常在上海。父亲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三岁时在北京得肺炎，当 时何香凝来串门，看到我父亲高烧，当即抱他去德国人开的医院，父亲还记得医生的名字叫科 里，从那以后，何香凝是我父亲的干妈。李肇甫在上海与何香凝，宋庆龄，黄炎培等关系比较密 切。一九三二年，他与黄炎培，张耀曾等人组织了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复兴》月刊。 一九三五年，曾祖父母都已去世，祖父遂将北京房产全部出卖，举家迁往上海。这段时间，李肇 甫除了做律师，他还去香港与赵铁桥一起搞实业。赵铁桥时任香港招商局长，正当祖父准备买一 条船时，赵就被蒋介石暗杀了。
三、 在上海，李肇甫与张耀曾，沈钧儒合办律师事务所，地点是英租界白克路大通里。据父亲回忆， 虽然我祖父是律师，但他又不像一般律师，他不接昧良心的官司。有一次，一个流氓要打个官 司，许愿说事成之后，给你一栋花园洋房，但祖父没接。当时李家在上海是租房子，祖母对祖父 拒绝那个案子颇有怨言。再比如离婚官司， 我祖父总先劝和。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天，我祖父回 家，全家当时已经坐定等候他吃晚饭。他走进来，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 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那个官司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七君 子案。 七君子被捕后，被押至苏州。据张耀曾日记，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 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 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沈钧儒）。”当天李（肇甫）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沈钧 儒在四月九日给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 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 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 联奎二律师，皆本 来极熟之友”当时沈钧儒有四位辩护律师，虽然张耀曾大名排在其他三位前 面，但在实际的辩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注七）。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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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日记中提到七七事变前后，李肇甫和张元济，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常有聚餐会，讨论国 事。譬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的聚会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 八·一三之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祖父于一九三七年底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一九三八 年夏，祖母带着孩子们辗转香港也去了大后方。一九三九年，李肇甫 被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 长，一九四Ｏ年改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他的改任还有一段故事。 抗战时，国民党退守四川。最 初四川地方势力大，国民党中央势微，因此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来蒋的势力渐大，遂辞去 省主席。但国民党中央对四川地方势力依然不放心，蒋介石就委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兼省主 席。因四川军阀多，张群说：“如果要我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蒋介石给李肇甫打了三封电报，最后一封很不客气。电报中说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 意见你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于是李肇甫答应出山，但却有言在先： “只要抗战结束，我就辞职。” 当时“四川省既为抗战根据地，所负兵额粮食重于各省，”李肇甫除大力协调当时的中央政府与 省政府之间关系，还于一九四Ｏ年二月与绅粮代表严昌龄等人联名致电当时的最高部门，对四川 和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要求”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 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注八）在此期间，祖父亦有若干兼职。时人兼 职兼薪，他不但拒绝兼职公司，而且义务兼任四川省航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因李肇甫道德文章都好，当时四川人相当敬重李肇甫，至今八九十岁的人提起他还很敬佩。我父 亲说，全家都把他看作圣人。张群遇到棘手的事都让他去处理。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成都闹学 潮。成都市长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数百名前去镇压。打伤学生三十多名，四十多人被 捕。十一月十一日，爆发了学生万人大游 行，抗议政府暴行。张群不敢与学生见面，遂派祖父前 往。据说他的车子经过时，学生说：“李老太爷的车子来了，不要挡他。”当时四川开议会，有 左中右，一些 国民党右派经常挑衅欺压民盟，作为议长的李肇甫经常要求保护左派，喝止右派。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会也是祖父代表张群去参加。据说徐中齐密令特务混入会场收集黑名单， 并在追悼会上打伤张澜，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他就此事质问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 示”来搪塞并要求祖父设法“搁平”。李肇甫在任上，曾保释康岱沙出狱，并应杨淑明和罗宇涵 请求，亲自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保释罗广斌。康岱沙出狱之后，就去了延安，后来任职外交部，并 派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一九八Ｏ年，北京十一学校一位张姓体育老师辗转找到我父亲原来的工 作单位，其时，我父亲恰好来北京被落实政策。张老师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曾救过 我 父亲。”但我父亲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也无心多问细节。 自回到四川之后，李家一直无钱买房子，先后借住租住于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胡子昂， 向传义（位于成都吉祥街）和张群的房子。据我九十二岁的姑父回忆：“我老丈人最清白。穿布 鞋，蓝布大褂。一个普通办事员来找他办事，他都要亲自送下坡，再九十度鞠躬。我和你姑姑结 婚用了他半天的汽车，第二天他就坐黄 包车上班。有一次他发现听差写私信使用公家信签，就让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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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回去。”对于祖父用车，父亲也有类似回忆。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小儿子，他在灌县空军幼 年学校读书 时，祖母坐祖父的车去看他，并把父亲带回家住几天。父亲回家后的次日早晨，就听 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 车。”当时称为 一滴汽油，一滴血。 抗战结束，张群回南京，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又要李肇甫帮他三个月的忙，李肇甫于一九四七 年离任。次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李肇甫被选为立法委员。但父亲回忆，那并不完 全是选举，而是被圈选的，然后祖父去了南京，居黄泥巷。同年八月，由蒋介石提名，李肇甫成 为监察院大法官。 据父亲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监察院内设有大法官委员会，大概 有十二名大法官。大法官的地位很高，和美国有些类似，比如总统就 职宣誓要由大法官监督，大 法官权力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并不直接审案，相对超脱于党派之争。大法官职位高，工资也比较 高。当时李家的长子长媳长女都因病去世，留下一对遗孤，次子幼子还在上学，次女已经出嫁， 家中的生活来源全部依赖李肇甫，因此祖父接受了大法官的职务。在南京时，陈立夫曾请祖父吃 饭，用意是了解李肇甫是否会竞选立法院院长，其实祖父连立法委员都不原意做。有一回，祖父 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要上庙了。”我父亲问：“去干什么？”他回答：“去当大法官。” 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已从空军幼年学校毕业，按照租借法，空幼学员要送美国来学飞行。但因抗 战胜利就不再送了，离开航校后，他想去投考民航，遂托祖父给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写封信。 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去民航？”他答：“为了挣钱。”当时民航赚美金。父亲还对祖父说： “阿爸你没钱，咱们北京的房子已经没有 了。”祖父听了非常生气。父亲说，他从来没见过祖父 发那么大的火。祖父拍着桌子，骂父亲混帐，说：“你就知道钱，不想多念点儿书。还有几个 月，你一定要去考大学。”李肇甫对子女管教很严，不许他们跳舞，但祖母溺爱孩子，每次出去 跳舞都是祖母把衣服偷偷拿出去，让孩子们换上。 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迁往广州，李肇甫从南京回四川。他想叶落归根，但归根谈何容易， 他当时连回去的船票都没钱买，最后还是由卢作孚想办法，坐“夔门 号”返川。回去之后，因无 房产，李家先借住于重庆领事巷康心之家，后来租住唐式遵的房子，生活来源主要靠李肇甫做法 官的工资。后来祖父担任了康心之主办的 《国民公报》社长和唐式遵开办的南林学院院长，辅成 法学院教授。在四川即将易手前，蒋介石又到四川，任命李肇甫当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非常委 员，当时四川 人，无论政客还是军人都非常敬重他，但李肇甫拒绝。蒋介石又要他去台湾，他也 不去，甚至避入南林学院。后来 CC 派曾派人监视李肇甫，国民党要求我祖父做反共广播发言，他 也拒绝，据说还要暗杀他。 四川易手时，祖父依然借住唐式遵的家。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我父亲称为吕五伯 伯。吕五伯的哥哥是吕超，曾为国民党参军长，相当于蒋介石最大的副官，而吕五伯的女儿是地 下党。来人对李肇甫说刘伯承想与他见面。祖父回答：“刘伯承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虽然我 不是蒋介石那派，但毕竟是国民党。共产党一来就见我，对你的声誉不好。”来人又劝了一阵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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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祖父还是拒绝。后来刘伯承带信请李肇甫去革大学习。李肇甫说：“我不去革大，我也不 从政。抗日时， 我从政，抗日胜利之后，我就不从政，我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律师，或办报。”姻 亲康心之迁往北京时对祖父说：“我有稀饭，也有你一碗。”但李肇甫仍决定留在四 川。 共产党在四川掌握政权之后，胡子昂做了重庆副市长，曹荻秋是书记。当时还没有政协或人大， 某次会议邀请李肇甫作为当地乡绅出席。会议完了，祖父回家对我父亲说：“今天我说错了一句 话，我说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孙中山的政策原本就是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后被改为联 俄联共扶助工农。次日报纸刊出祖父的发言，也被改为“联共”。除此之外，祖父就在家里，很 少参加政治活动。胡子昂和我们家是亲戚，我祖父做秘书长时，曾邀他做建设厅长。但胡做了官 后，脸就有些变了，后来在祖父被捕一事上，他起过什么作用，可想而知。然而，四川还有一些 人对祖父不错，比如但懋心，邓锡侯，刘文辉等。唐式遵与共产党作战身亡，因此，借住的房子 要被没收，于是李家搬到俞际堂家。俞际堂，但懋心，邓锡候，刘文辉等人见李家没房子住，曾 愿凑钱帮助买房子。后来，当局认为李肇甫太固执，不合作，就不太客气了。一天我父亲回家， 看到两个解放军在门口。名义上是没收唐式遵的财产，但也抄了我的家里，抄走两本通讯录，旧 账本，还有一张任命李肇甫为 “非常委员”的信。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半夜，重庆全市戒严。十三日清晨，我祖父李肇甫被带走。次日父亲从报 纸看到祖父的照片，他穿着长袍，手里夹行李卷，那张照片在镇压反革命展览中也展出过。当时 的政策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的都是反革命，何况祖父做过立法委员。与此同时，我的二表叔 陈延龄因涉嫌倒卖鸦片被捕。据过来人回忆，三·一三那天重庆全城气氛非常恐怖，很多人被 捕。对于三·一三，茅于轼写道：“后闻李伯申，黄墨涵，黄仁中等，此次皆被捕。一九五一年 三月十三日，午饭时，闻众谈张宗芬疯病益增刮，甚为伤感。…… 但觉此少妇乃西师全校女员女 生最美之人，又和雅而有礼貌。其幼子亦为最美之小男孩，（吴）宓极心爱之。……” 因关押的人太多，监狱已满，就把一些人关押在名为真缘堂的天主教堂里。后来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被关押的人就住在席棚里。我二表叔后来被释放。他出来后说， 在真缘堂时，他们吃饭都是 蹲着吃，而且不许说话。吃饭时，他看到我祖父，就悄悄地蹲着挪到祖父身旁。我祖父轻声问他 为何被捕。得知原因后，祖父说：“你的案子没事，他们会放你。如果你出去就去找刘伯承。” 待我二表叔出来，刘伯承已经去了南京。 自三月被关押，父亲曾设法见我祖父，但都被拒绝。祖母去找过熊克武，但熊当时在北京。七月 的一天，家中来了一个专案员。他让父亲介绍祖父的情况，并要父亲 和祖父划清界限。父亲说： “我没什么可划清界限。我了解我父亲。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和二次革命。后来汪蒋都让他出来做 官，他不出来。他做律师，还给七君子辩 护。抗战时，为了民族利益才勉强出来维持，还营救过 共产党人。”此人还问起“非常委员”一事，我父亲也如实说了。又过几天，那位专案员又来 了，他跟我父亲 说：“你爸爸病了，痔疮，流血很厉害。”并让父亲送药去，他就去了，但还是 不让见面。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父亲正在演出，母亲还在台上独唱。我二姑姑找到后台，告诉我父亲祖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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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死了，让家人去收尸。 次日父亲去了真缘堂，进去一看四周都是席棚。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办事人问了姓名，然后出示 法医证明，上面写着心肌梗死，并让父亲签字。父亲问尸体在哪里， 他说在一个小屋里。父亲来 到那个小屋，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雇了滑杆儿，抬 回家去。 “据同狱逃出者云：肇甫被捕入狱时，已病感不支，每日食量甚少，而ⅹⅹ反责以扫地等苦役， 肇甫遂绝食。或有秘劝其进食者，则曰：吾固求死而不得也。逝世之晨，禁锢狱中者均起，点名 独不见肇甫；ⅹⅹ方斥骂，视之则早已气绝。“（同注一） 祖父的遗体被带回家后，祖母见了，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他清白了一生，就这么没有了。” 父亲说，如果让他睁着眼睛回去，祖母看了会更难过。二姑父何仁出 去买了棺材。祖父去世的第 三天，家人在江北找了一处公墓下葬，墓碑上只写李伯申之墓。五十年代，父亲和堂兄去奠祭 过，后来整个公墓都夷为平地。 祖母一生中，曾送走了我大伯大姑，后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她在文革中死去。1984 年，我去国 前，父亲把她的骨灰带来北京，我们将她撒在北海的湖水中。 一九五八年，祖母生前最后一次来北京，我对她的印象只是照片上的那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 太。 父亲告诉我：“我是在一九五八年二—三月份初被正式宣布为右派的，也知道要去北大荒。我不 敢告诉你奶奶，只说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你奶奶想到北京来， 她从抗战之后就没来过北京了。我很想你，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就要求你奶奶把 你从四川带来。老太太来了之后，我强颜欢笑一个星期。那天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我们这 些人集中到前门坐火车，凌晨四点单位的吉普车来了。前一晚，我一夜没睡，娘也一夜没睡。娘 那天要去送， 我说你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娘，就上了车。那天正好离你生日还有五天，当 时你妈去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你妈回来时，我已经走了……。” 祖父死后，我二姑去北京，找到沈钧儒。沈听说我祖父去世，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 到北京就一点事都没有啦。”其实祖父去世前，家里连去北京的车票都凑不出。一九五三年六月 初，重庆中级人民法院来人通知说我祖父不是反革命，当时还问我父亲，你家有什么财产，比如 土地可以全部发还。父亲答：“我家没有财产。现在可以还我父亲清白了。他一生清白，没有动 产，也无不动产。但最要紧的事，我母亲很想不通，你们应该向我母亲解释清楚。” 回顾家史，我曾祖因官致富，而祖父虽在传统意义上是一个“败家子”，但却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他生前曾说：“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 看看它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他一生充满理想，所以注定幻灭。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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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Ｏ五年初，我在印度阿旃陀石窟（200BC--450AD）内观赏壁画。因当地气候潮湿，那些壁画 残缺破损。后来我去希腊克里特岛观赏克诺索斯时代（公元前 2700-1450）的壁画，那些壁画原 来也是残破的，但出土之后却被荷籍英人皮特·琼（1887-1967）修补重构。我记录的家世犹如阿 旃陀石窟壁画那样，凡是记忆之外全部留白，后人读史，可自去想象。
注一：《革命人物志》第十集，杜元载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 年 2 月（原 载于《四川文献》40 期，1964 年 12 月 1 日，台北） 注二：康心如：《我与报》，1968 年手稿 注三：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注四：傅国涌：《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注五：余衔玉，高冬梅：《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注六：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 注七：陈夏红：《百年法律人剪影》——“沈钧儒私人记录的七君子事件 注八：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八日 白桦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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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今年一百岁 婉玲
那天参加朋友外婆的葬礼。认识朋友时，她的外婆已经九十多岁了，为了不把老人叫得更老，我 随着朋友叫“外婆”，我的孩子也跟着叫她“外婆”。外婆有着浓浓的山东口音，每回我见到她 时，总喜欢用山东腔大声地叫“wai3 po1 好~！“， 外婆眯着眼慈祥地笑着回答”好，好，好！ “。日子里能有个外婆可叫，真是个福气。 外婆不喜欢让人知道她的岁数，总说“jiu1shi3 多啦！”，久了，我们也没去算。丧礼那天，牧 师在台上介绍外婆的生平，才知道外婆刚好整一百岁。一百岁？！我不知怎么想起了父亲。父亲 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很少去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会几岁。 我好奇问朋友外婆生肖属什么的， 算一算，比父亲大一岁，那父亲若还在，到年底也整一百岁了。 父亲是民国前二年出生的，出生不久就赶上中国改朝换代的时候，即使住在广东山区里的乡下， 还是很难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被波及。稍长后，由于广东军阀派系的争斗，四处抓丁，年轻时的父 亲就得常常躲到山中避难，稍稍安定后，他的祖父原指望长孙可以留在身边行医， 做个乡绅，安 安份份过着平常的岁月，没想到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在“投笔从戎”的号召下，父亲拿着大姑姑 偷偷给的一笔路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北上投入军旅，从此他的命脉是随着国家的盛衰同步跳 动的，家乡也从此成了梦乡。 八年抗战期间，父亲随着军旅走遍了心里那片神圣的海棠叶，无论在偏远的甘肃，黄河河边上的 潼关，或者传说中的热河避暑山庄，即使在极度疲惫困顿中，父亲仍用心地看着那片脚下踩着的 神州大地。战争里，几次在危急中死里逃生，甚至被日军俘虏过，他有几颗假牙便是因为被日军 打断而装上的。 那段兵马倥傯的岁月虽然不堪回首，但对于自己曾用生命来保卫国家的经历，却 是他到老了还引以为傲的往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脱下军服，又恢复到平常的老百姓身份，在天津成家立业。原以为可以从此安 居乐业，但国家的命运还在风雨中动荡着。在安定了四五年后，一场内战，又将父亲辛苦建立的 家园摧毁。 “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无奈，父亲是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切，也只有走过相同岁月 的人才可以真正体会的。起初，父亲并不相信自己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卖命的过去会为自己带来灾 难，父亲那么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为了救国而参军，何罪之有？但听着一波波从东北南逃的难民口 里的描述，再有自信的父亲，也不得不仓促整装南走，一路回到久违的家乡。 但是家乡仍不是久留之处，局势每天在变动，街头巷尾的耳语，足以让闻者噤若寒蝉。 在一次问 讯被斥回后，父亲左思右想，终于决定连夜乘着港九铁路的火车，逃出樊笼。 临行前告诉家人 “到香港去暂时避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就回来了！ ”他哪里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再也没踏上 故土，而家人成了梦里模糊的身影。那份思念，那份苦楚，无处可寄，便化作一首首呕心泣血的 诗。从香港的调景岭，再辗转过海到台湾已是五一年的时候了。在基隆下了船时，一切仿佛隔 世，脚下踩着的是那块曾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是记忆里地图上白色的岛屿（注一）， 是他曾卖命为国家赢回的失土， 怎料到竟也成了他终老于斯的地方。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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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八年后，渐渐知道回乡无望，在偶然的机会里父亲遇见母亲，漂泊了多年的心，终于可以 再次安定下来。我如今也到了父亲当年在台湾重新建立家庭的年纪，很难想象父亲如何有勇气， 在近五十的年纪，重新建立一个家，生养新的生命。在片片断断的记忆里，我想起了父亲每天载 着我和三哥骑着脚踏车行经城外的一片稻田，来回在办公室和家里之间。 春天，望着田里的农人 们弯着腰把嫩绿的秧苗种在水田里；秋天，听着打谷机“拿拿拿”声打着成熟的金黄色稻谷，那 样安稳祥和的世界对他而言是如何地奢侈！ 当他微皱的手拉着我嫩嫩的小手去上学时；当他站在 台下人群中，看着强光照着舞台上的我随着音乐跳舞时，他又是怎样的心情来面对内心里对留在 大陆的大女儿的思念？ 也许人只有在经过失去后，才能够更珍惜眼前所有的。小时冬天 清晨上学时，我总是赖床不肯起 来，父亲就背着还睡眼惺忪的我去刷牙洗脸。他把热水瓶里隔夜的水倒在脸盆里，把毛巾放下再 拧干，我仰着头，让他用毛巾在我脸上轻轻擦着。擦好后, 他喜欢轻轻捏捏我微塌的小鼻子，我 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甘心地慢慢把眼睛打开，那个早晨便不再那么寒冷难耐，那种被爱着宠着 的一幕，是我记忆里永远鲜明的一页。当我稍懂事后，一直觉得其实自己承受着的是父亲双倍的 爱。 由于父亲生我时已经五十二岁了,他总觉得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唯恐在我还没长大前他就离世,偶而 跟妈妈或朋友谈起身后事时,总说“等小妹大学毕业后，我就放心了”，没想到这句话竟然一语成 籤。 父亲当年走得很突然，去世那天正是我第一次考托福的日子，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台北上班不 到三个月。前一晚一通病危的电话，我连夜和也在台北的大哥开车南下。车子上了高速公路，等 交通流速稳定后， 大哥点起一根烟，静静地告诉我 “老爸前半生历经频仍的战争，几次枪林弹 雨里把命捡回来，能够这样安享晚年在床上病逝，也算是福气了！” 我心想，才不管它福气不福 气，他就是不可以走。那一路上，我哭哭睡睡地回到台中，匆匆赶到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时，二哥 坐在爸爸床边，表情肃然地叫人看了绝望。 爸爸全身插着管子躺在床上，病房里苍白的日灯光 下，更显得他脸上的疲惫和憔悴。除了爸爸沉重的呼吸声音外，就是仪器上规律的哔哔声，空气 里泛着一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凝重。由于已经夜深，二哥便要我们先回家休息。 那晚在朦朦胧胧中不知醒醒睡睡几回，朦胧中一下子是记忆里父亲拉着我的手去旧历年的花市给 母亲买郁金香，人潮中，我们父女在花海中兴奋地不知挑哪一盆好；一下跳到夜阑人静时，他坐 在客厅的书桌前，灯下一边抽着烟，一边认真地反复吟哦着他新写的诗句；一会儿 又回到我念小 学一年级时，有回下着滂沱大雨，学校那区的地势低洼，一下就淹水了，我和小朋友嘻嘻哈哈地 站在走廊下等家人来接。 没想到向来西装笔挺服装整齐的他，竟穿着短裤头黑雨靴，撑着大伞从 浑浊的水流里走到我面前，我看到同学们仰着头看他，眼里有着忍不住的惊讶。他蹲下来一把抱 起 我，又踩着高到膝盖的浑水，一步步往学校外走，我从他肩膀看过去，几个同学正对着爸爸的 背影指指点点的，我皱着眉嘟着嘴，懊恼着让她们看到我的老爸爸。。。。慢慢清醒来时，心情 的懊恼还没过去， 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不告而别？！泪水终于把我湿醒过来。 清晨，大哥又赶往医院和二哥替换，我留在家里陪母亲，那种想哭又不敢哭的情绪，像是泄洪前 的大坝，随时在溢出来的边缘。不管医生怎么说，我还是无法相信爸爸在生死边缘，固执地觉得 这只是一次住院，过几天就会回家了。不久，当时在南部念军校的三哥也赶回来，还没坐稳，十 一点左右，一通电话，我们全部都赶往医 院，病床上的父亲，吃力地睁开一只眼看着我们，急促 地呼吸着，泪水从他眼里渗出， 妈妈先是受不了哭了起来，我再也忍不住，任眼泪哗哗而下，大 哥毕竟是长子又是学医的，在医院里老早看多了这种死别，叹口气，冷静地跟爸爸说“爸，你放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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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走吧，妈妈和弟妹我会好好照顾的！”爸爸终于疲倦地闭上眼。后来我和妈妈大嫂被先送回 去，哥哥们留在医院和医生商量，下午两点多时，大哥打电话回来，说 “爸爸平静地走了！ ” 那天下午，世界好像一下子倒转了过来，怎么会？怎么会？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才离家 不到三个月，爸爸怎么能就这样走了？我在书架上找到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本校刊，里面有我写 的一篇参加比赛得奖的文章，题目是“父亲的地图”，文章里我除了描述父亲前半生在离乱中走 过的岁月，也借着一张地图，道出父亲长年 对家乡以及留在大陆的家人的思念。从小印象里，每 当我们换一个新家时，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把一张中国地图钉在我们书桌前的墙上，四 个角落还用四张 小白纸衬着，以免时间长了，图钉上的锈痕会把地图弄脏了。 在督促我们做功 课的同时，总不忘看一眼地图上遥远的故乡以及他的脚步曾经踏过的山河。由于那篇文章写的是 关于父亲的，也许碍着那份属于中国人腼腆的父女之情，我迟迟没有拿给爸爸看。 奖状拿回来 时，父亲问了我几次，我总推说还没印出来，在那个下午，内心里的懊悔可以想见。那晚和哥哥 们守灵时，我就在父亲身边念给他听，那时我固执地相信他的灵魂还没走远。哥哥后来也决定把 那篇文章印出来，连同讣文寄给亲戚和朋友。 葬礼那天，父亲的多年挚友邱传义伯伯，一位当 年和父亲同在调景岭待过的难友，红着眼走到我面前，紧握着我的手说‘好孩子，那篇文章写得 好，你爸爸在天上会很安慰的“那种伤痛，感染着同样走过那段岁月的人。就这样，父亲走出我 的生活，那年我二十四岁。 为了安慰母亲，我延迟了三年才出国念书，出国那年冬天，台湾终于开放可以到大陆探亲，对这 样迟来的政策，心中难免遗憾，但是我后来想想，即使父亲还健在，他是否能经得 起面对几十年 后的人世沧桑？而我在出国后，尽管出国前还需到教育部上“防止共产党统战”的课，却因缘际 会地和大陆的同学一同分租一层楼，在那里，我第一 次看到“敌人同胞”，在那层楼里，我们互 看对方的人民日报，中央日报，互相调侃对方的政府；却也同车买菜，同桌吃饭；在那层楼里， 台湾海峡不再是近代史上偏安的一道防线，共同生活中，融洽的感情终于把历史的名词变成了单 纯的地理名词。 而后，我在美国这地上生根，因着在别人的土地上生活，因着同样带着‘第一代新移民‘的身 份，我的身边总不乏来自大陆的朋友。二十多年过去，在很多节庆里，当我和很多来自大陆的朋 友们一起吃饭时，偶尔会幻想着父亲如果还健在的话，同在饭桌上，他是否还会像从前一样，从 熟悉的淡黄色三五牌香烟盒子里抽出一根烟，在盒子上轻轻”嘟嘟“两下，点燃烟前，客气地问 桌上的朋友“令尊府上哪里？” 注一：父亲提过小时候念地理时， 由于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在地图上是一块白色的岛屿，和其 他涂有彩色的省份不同，对此印象深刻。 几首父亲写的诗 生日思乡 飘零湖海念余年，世事沧桑几变迁 抗日雄师方息甲，剿匪烽火又连天 恩情骨肉悲离散，庐墓田園痛灭湮 怅望神州无限恨，伦常何日得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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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母 晨昏定省未躬亲，念载流离涕泪频 千里噩耗惊客梦, 徒嗟罪重百年身. 悼念阿英 蓝桥路断梦难通，两地葵倾感万重， 最是令人凄绝处，清风明月忆君容。 念年征战未休兵, 久断音书报客程 此日人天悲永隔, 幽冥异路痛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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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雨化雷鸣——川军抗日英雄廖震军长生涯序 廖康
几十年来，我心头一直有个阴影。那是个星月无光的夜晚，父亲把我当作成年人，语重心长一夕 谈，在我心上投下了那道阴影。那年，我十四岁。 “孩子，你要回北京独立生活了，”父亲说：“我们在干校还不知得熬多少年。这一别，不知要 到什么时候才能相见。生活上的事，你妈都嘱咐了。你可能已经听烦了。我要说的是政治上的 事。” 父亲语气沉重，说到这儿，还停顿下来。他是位科学家，对政治从不感兴趣。关于政治斗争，他 说过当年我最不满，而现在最欣赏的一句话：“管他牛打死，还是马打死。”我纳闷，他要跟我 谈什么政治？ “你爱说话，脾气又急，还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可是我们这家人，惹不起那个麻烦啊！”父亲一 向谨小慎微，我以为只是因为他出身不好。我爷爷是教书匠兼地主，我母亲祖上是富农。可那只 是在文革初期填出身时让我有点尴尬。血统论的歪风早过去了，现在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家又没人当官，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家对共产党有血债啊，” 父亲憋了好一阵，终于把这句话吐了出来：“你的叔爷，也就是 你爷爷的弟弟，当过国民党的军长。他镇压过农民起义。长征时，阻截过红军。他是个悍将，杀 过很多人，把徐向前的一个团都歼灭了。幸而地好，他在解放前夕，脑溢血死了。不然地话，我 们这家人还不晓得要受多大牵连。四川解放那年，农会斗地主，闹翻身。你爷爷那辈人都挨了 斗，你的奶奶也要戴高帽子游街。她不堪受辱，悬梁自尽了。”父亲一气说到这里，才有点哽 咽。 我无语。一向与我无关的政治，一向是斗别人、喊口号、游行示威的政治活动突然有了具体形 态，沉重地压在我心上：我家欠共产党的血债。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 动。否则，新帐老帐一起算，二罪归一。不用我父亲多讲，我全明白了。虽然我才十四岁，文革 已经历三年多了。在政治上，与我同龄的孩子都早熟了。 我们五个男孩，六个女孩，因户口在北京，必须回京，接受毕业分配。我们不知道会去往何方， 做什么工作，但只要能回到北京，吃饱饭，我们就很高兴了。于是，我们十一个十四、五岁的孩 子，离开在“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的父母，开始独立生活了。 一个男孩几年后死了，我和其他人默默地活下来，但那阴影一直留在我心里。文革过去了，改革 过去了，北京过去了，纽约过去了，我似乎已经活过了两辈子。直到最近，我才知道，那阴影仍 在我心里。我一直没敢面对他，在通讯和资料搜索如此发达的今天，我竟然一直没有去查一查我 叔爷的身世，我爷爷的弟弟——廖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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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贤内助是专职作家，她查了。是她让我知道，我的叔爷是一位抗日英雄。在军中，他以廖震 闻名，曾经率领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麾下的第四十四军出川抗战，长达七年之久。他先后参与 万家岭战役、枣宜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武汉战役，尤其以大洪山拉磨战使川军和他本人 享誉中华。贤内助还找到一张老照片，是他在四川万源兼任县长时与当地士绅的合影。他没有穿 戎装，提供照片的人数错了数，在那 19 个人中所标明的廖震，我们怎么看都觉得他没有作将军的 凛凛威风，年龄似乎也不对。倒是那人身边的一位看上去眼熟，贤内助说那人像我；我现在与叔 爷当年几乎同龄，那人肯定就是我叔爷。发电邮一问，果然如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曾经在我心 上投下阴影的人，一股奇特的感情涌上心头，我说不清楚是什么，只觉得心中豁然透亮，感到一 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迫不及待地向父亲询问并把照片传去；父亲不仅一眼就认出了我叔爷，给 我讲了叔爷的生涯和事迹，还给了我他多年来保留收集的全部资料。幸好，当年跟随叔爷作战的 人还没有全都作古，最近我们回国采访了一些人，得到很多第一手材料，包括简阳县志，足够写 一本书。 这本书将为川军抗战的英勇业绩做个交代，将为杀过“赤匪”，也打过日本鬼子的悍将做个交 代。这本书更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著名将军的传记。作者与本书主角有亲 属关系，但我们将尽力做到客观。本书不是历史，不完全是传记，而是传记性小说。因为我们不 可能完全了解当事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说过的话，也不可能知道每个事件和战事的细节。我们必 须运用想象，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同时，我们也要运用所掌握的史料纠正网络上、史书中、 县志里因年代久远和政治原因而产生的各种讹传和错误。比如廖雨辰的名字，以及他所谓的畏罪 自杀。 这次回国，我们还去简阳县三岔坝老家扫了墓。以 前，我听说祖坟被破坏了。爷爷和叔爷早已不在墓 穴之中。数年前，重新修过墓。新立的碑虽然高大 凝重，其后却是空坟。即便真是这样，我想，也没 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情感与思念。我们在祖坟 山坡下一家农户问路时，与老乡聊起来。乡亲们告 诉我，当年挖我们祖坟的是盗墓的歹徒，不是什么 革命组织。那两个家伙被抓住了，受到了严厉惩 罚。其实，他们也没偷到很多东西。坟墓里并没有 金银财宝，随葬品中只有一块玉还算值钱，那也物 归原主了。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位缺牙老妪 说：“我在场嘛，看到的。尸身裹着白绸子，松散 了。大家又缠起去，才把尸身放回去。有些绸子烂 了，掉下来些零头。娃娃们拿起去撕，弗弗地撕。 弗弗的，好听得很。”我姑姑和叔叔当年见证了叔 爷的下葬，记得尸体的确裹着白绸，上面有他随身 佩戴的玉。虽然我重视精神，不在乎肉身，但听到 这结果，心中还是感到欣慰。同时，我想到，不应 相信谣言，无论是带有哪种意识形态的谣言。自己 更不能编造、传播谣言。 2010 年 2 月 25 日 白桦林链接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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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拾忆 蜀方平 （一）我的大家庭： 祖父，大伯父 祖父生活在清末民初。 他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以打长工，短工为主，有时也租种少量土地维持生 计。 由于子女多（六子一女，为前后两个祖母所生），生活十分困难。 前祖母早亡，生一子（大伯父），一女（我们叫孃媬媬）。 孃媬媬嫁给岳家寨岳姓人家，早年丧 夫，有一女，即我的表姐，在我很小时已出嫁谭家。 我们叫她谭大姐。 我小时候去过她家多 次，住址是现在的排楼乡，农民。 表姐夫在“大跃进”时，去华蓥山大炼钢铁，脚被竹尖钉破， 感染成慢性溃伤，常年不治，失去劳动力。 六零年后，姑妈又双目失明，住女儿家，父亲及三叔 曾用滑竿抬着她行动。 滑竿是四川常见的，用两根长竹竿，中间扎上竹椅的简易竹轿，或叫滑 杆，两人抬，人可躺或坐在上面。 这是当地无公路无车情况下，唯一不用走路的交通工具。 七 零年以后，由于父辈年老，先后去世，联系少了，信息不通，但知道表姐有子女三人。 后祖母是文盲，于一九五七年去世。 有子五人，即父亲，三，四，五，六叔。 民国 10 年（1921 年）前，全家住玉咀坝，租种少量土地。三一年以后因租种香炉山大户人家田 60 挑，搬至香炉山 住。 由于子女相继成人，为了维持生计，大伯父学会了裁缝，随后父亲及四叔随大伯父学裁缝， 三叔种地，五叔，六叔读书。 油榨溪人龚贯一是当地较有影响的人，会武功，讲义气。 一九二六年，当时川军邓锡侯住岳池的 团长刘瑞文借油榨溪乡绅的枪支不还，后者求龚贯一（当地人称龚大爷）去讨还。 索要不成，发 生矛盾，事态扩大，龚贯一被迫聚众造反，一时聚集数千人，在岳池，南充，武胜，蓬溪，潼南 等地打家劫舍，当地人有的称之为“土匪”，有的称之为“杀官济贫”，活动三年有余。一九二 六年七月，龚贯一率部打岳池，祖父被迫随队抬滑竿，死于攻打岳池的路途。 限于当时环境，家 人也是事后方知，未见遗体。 大伯父，文盲，早年随祖父打工，种地。 四零年以后，以帮人缝衣服为主，闲时在家种地。 小 有名气，当地人称“大裁缝”。于一九三八年结婚，大伯母是现在的嘉陵乡杨家湾人，文盲，生 有一女（一九四零年生），四子。 大伯父解放前参加过“袍哥”（一般称“哥老会”，四川人都 叫“袍哥”），五排（分仁，义，礼，智，信）。一九四零年以后，曾先后当过三个地主家的 “外管事”。 因为不识字，主要是帮地主家采购买卖生活物资。 解放后，于 50 年至 51 年，任 过村农民协会主席。 土改后，因有上述“历史问题”，就不参与社会活动了。大伯父在“三年困 难时期”的一九五九年去世。
（二）我的大家庭：父亲，母亲 父亲算半文盲。 早年随其父种地，打工，后随大哥学裁缝。四零年以后，以外出帮人缝衣为主。 曾去过重庆缝衣服。 在本地也有一定名气，人称“二裁缝”，闲时在家种地。 三七年结婚。 四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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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搬到石排楼以后，父亲在农闲时做面条卖。 当时家乡做的手工干面，是用黄牛推大石磨，把 小麦磨成面粉，经过“罗柜”，一种人工筛，将面粉中的粗皮筛去； 把面粉加水，加老面（已发 酵的面，现在用酵母粉）。 发酵后，用手工拉成面条，挂在架上利用太阳晒干，切成节，捆成 把，逢场 （每月三，六，九赶场），挑去卖。 一般 60 来斤面，当天就可卖完。 麦麸用来喂 猪。 冬天做面条，风险就大了。 很多时间没有太阳，做出来晒不干，只好用谷草，麦草烧火来 烤，但这样做成的面条，有一股烟熏味，不好卖。 因为无天气预报，头晚发面前，只能凭经验预 计明天是否有太阳，很多时候预测不准（即使现代气象预报，也多时不准）。 根据父亲的想法，我在捆面条的包装上用土红（当地产的一种红色泥土，调成浆，可以写字，画 画。 读书学写字时，先学描红，就是用土红把字写在纸上，成为红色的字，学写者用墨照红色笔 迹描上）画一些花草，虫，鱼之类的图画。 特别是逢农村的节日，面要好卖得多。 当然，我的 画十分幼稚，今天看来也可笑。 但如果坚持画下来，再得老师指点，说不定今天的我已是一名画 家了。 解放后，父亲仍以种田为主，闲时给人家缝衣服，但长时间外出缝衣不多了，大多在家的附近， 很多时候，是把布匹拿回家做。 做衣服的人也是带布自动上门丈量身材，做好后自己来取。 一 九七二年， 我在成都工作时，父亲来成都，我给他买了一部缝纫机带回家去， 给他做衣服提供 了方便。 这部缝纫机到现在仍是完好的，由我弟弟使用。 他为我家服务 30 余年，立下了汗马功 劳。 我调到小城市后，七五年，父亲来访，还为邻居做了不少衣服。 一九七七年，父亲病重，我带着小女回去看望他，想把他接到城里治疗。 但在家乡看最后一次病 时，输液已经输不进去了：由于血管老化，针一扎就破。 只能靠中药维持。 父亲知道，自己的 病不易治好了，决定不跟我回城。 假期一到，我只待了十多天就离开了。一九七七年五月父亲去 世。 父亲一生，虽认字不多，但爱看书，爱看川戏，历代故事记得不少。 但他对政治，社会活动不感 兴趣，未参加社团组织。裁缝，在当时的家乡，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令不少人羡慕的。 加上当时 一家有三个裁缝（还有四叔），三兄弟团结奋进，为人又较谦和，手艺属上乘，做工细腻，收费 合理，现金，实物（粮食），赊欠均不计较，所以在老家周围几十里，多知我家三裁缝（大裁 缝，二裁缝，四裁缝）。即使解放前后，集市上有了缝纫机做衣服，但我家的手工裁缝仍未衰 减。 大伯父和父亲在解放前还带过几个徒弟（我记得的有三个，其中有杨先友，何或文），出师 后，各自做工，由于住地分散，联系不多。 母亲无名，名字就是夫家的姓，加娘家的姓，后面跟一个“氏”。 文盲。 和父亲结婚后，一生 都操持家务。 农忙时帮助春种秋收。 春天，播种包谷（玉米），绿豆，黄豆；施肥，除草等。 夏天，秋天，主要是收稻子，包谷，挖红苕，花生，点小麦，栽油菜等。 但收回家的粮食，不论 是春夏间的大麦，小麦，油菜，黄豆，玉米，还是秋天的谷子，主要由母亲晒，打，扬，收， 存。 另外， 每年还要喂 3-5 头猪， 卖了肥猪，有部分现金收入，维持家用，年末还要自己杀一 头年猪过年。 部分做成腊肉，存放。 到第二年春夏栽秧，请客时吃。 平时是不吃的。 外公家住帅陀寺。 家中有少量土地，土改时划为贫农。 外公是农民，一生以种地为主，五十年 代去世。 前后有两个外婆。 前外婆早死，有两女，大姨姑是残疾人，早年得小儿麻痹症，脚 跛，只有一条腿走路，未婚，会缝衣服。 我小时穿的衣服，袜，多是大姨姑做的。 二姨姑嫁与 赵姓人家，以前无联系。 但在七十年代却又联系了。 曾多次来我弟弟家，看望我母亲。 母亲去 世时也来过，当时已八十多了，还可以走 20 里路。 舅舅也是农民，过年过节帮人杀猪，办酒席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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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业余厨师）。 一九九七年去世。 舅娘姓周，有二子二女（大女儿被拐嫁山东）。 均成家立 业，表弟多在外打工，小女儿在丝厂当繅丝工。 我在小城工作时，母亲曾三次来，帮助照顾两个女儿。一九九四年三月因病去世。逝前，我回去 看望过一次。 去世时，我连夜赶回去，当时厂长派了一部吉普车，厂里两个驾驶员轮换开车。 另派了副厂长同去，以避免私事用公车（副厂长可以顺便去附近的砖厂催收欠款）。 那时我家门 口刚刚修通公路，但质量不好，因雨天较多路很烂，下午六时出发，到家已凌晨 2 时。 母亲已装 入棺材。 弟弟，妹妹及亲属们都不同意打开，我未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当日即下葬，埋在父亲 坟旁。 办丧事，弟弟杀了一口猪，不够用，还在街上买了部分猪肉。 三天用肉三百余斤，全生 产队的人都来了，加上亲友，最多达 18 桌。 我在家十多天，走访了部分亲友。 到舅舅家看望了 舅娘，大姨妈（舅舅打工不在家）和表弟媳等。 男子都出外打工去了，家里全是娘子军。 当时 大姨妈的眼已失明。 也去了两个妹妹家，以及老师，同学家。 厂里又派车来接我回去。 走时下 小雨，路况不好，几个堂兄弟带着锄头等农具。 车走不动了，就刨土垫石，推车，一直送到老公 路上才回去。
（三）我的大家庭：三叔，四叔，五叔，六叔 三叔也是半文盲。一生务农。 一九四三年在香炉山住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拉壮丁。 一 日逢场，四叔不听劝阻（事前已得知“抓丁”一事），去赶场。 “场”就是一条街横穿越江，中 间一座大石桥，街头街尾都有栅子门。当时街两头栅子门一关，抓丁开始，青年人无一漏网（街 道横向有几条死胡同，出不去），四叔当然不例外，被关进碉楼里（碉堡，家乡叫碉楼，因为有 楼上楼下）。 家里哥嫂知道后，求亲告友，走后门，均无功而返。 那时四叔已订婚，正在筹备 婚礼事宜。因此，只好用了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三叔提出由他去当兵，换回四叔。 这样也通过 层层关系，才将四叔换回来。 三叔当兵即编入当时的国民党远征军，去了云南。 一九四七年从保山逃跑，一路乞讨回家。这时 我们已搬住石牌楼了。一九四九年结婚，三娘家也是农民。 育有三子一女。 大儿子八十年代外 出打工（弹棉花，做棉絮），在湖南省安家落户；二儿子重庆师专毕业，回家乡教小学；三儿子 在家务农；大女儿九十年代后由乡下搬入县城，其夫是驾驶员，给政府部门开小车。 三叔，三娘 于八八年前后均患食道癌去世。 四叔早年随大哥学裁缝，四四年跟我父亲去重庆打工，染上肺结核，回香炉山后不久就死亡。 四 娘姓周，终身守寡，于九六年去世。 有一子，农民。 五叔解放前一直在外读书，岳池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充师范，毕业后，又考入重庆湘辉学院（私 立学校，师范性质，五三年并入重庆大学）。 解放后，分配到陕西省华阴县荣誉军人学校教书 （一般简称荣军校）。五三年与家乡一小学女教师结婚，同调去陕西。 五娘五七年因病去世。 五叔有一段“历史问题”。 据父亲及村上干部说，五叔读书时，一直与一地主子弟要好，其实是 陪读，常代后者考试。 在重庆读书时，他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俗称中统特务）。 五叔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因为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被下放到新疆。 他不愿去，自己申请 回原籍。 于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带着三岁女儿回家当农民。 五九，六零年是“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人为灾害更为严重。 那时尚是人民公社，农民没有自己的家，锅盆等铁质家具都被强行搜 去炼钢铁了。 全家人都吃队上的大食堂，每日三餐是加有青菜，萝卜的清稀饭。 六零年我在重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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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建材专科师训班结业后，回家住了几天，也吃了几天公共食堂的稀饭，每人只得一勺。 当时的 劳动强度非常大，都是白天，晚上干，但说不上劳动效率。 不少人由于饥饿，身体虚弱，最常见 的是水肿，死亡人数剧增。 五叔回农村后，做不来农活，也做不了农活，还经常受到生产队，公 社的批斗。 如此政治上长期被迫害，生活上得不到基本保障，五九年就在贫病交加中死亡，留下 的只有一个女儿，由我父亲抚养成人。 五叔死后，财产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人理会，靠几位哥哥 草草料理了后事。 堂妹小学毕业即失学，长大后跟一杨姓青年结婚。杨姓青年的父亲是供销社干 部，据说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后来退休时，是按离休干部对待的。 所以，堂妹后来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 一九七七年，国家落实政策，五叔右派被平反，以前的“中统特务”也是“莫须有”。 可是人去 屋空，这些“历史问题”影响了两代人的命运。 得到通知后，堂妹去过陕西处理善后，因当事人 已死，堂妹又是农民，不懂政策，听了几句好话，抚恤一事不了了之，代买一张车票就被打发回 来了。 六叔解放前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即国民党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是全班 集体加入。 据后来调查，当时曾任命六叔为班上的“区队副”，即“三青团”副书记。 他本人 不愿干，一直未上任。 但五三年“肃反”时，别人证实他当过“区队副”，结果被定为“一般历 史问题”。 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这是教育家晏阳初主持办的，旨在提 高贫民的文化的一种师范性质的学校）。解放后，六叔进入西南军政大学。 五一年，军大学员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五二年六叔因为身体原因（自述），转业到辽东省辽源市 （现辽宁省辽源市），五三年再调回老家在粮站工作。 与一小学教师结婚。 一九六七年，在文 化大革命中，身为粮站站长的六叔被批斗，又翻出“历史问题”。 六叔跳水自杀身亡。 七七年 政府给予平反，作了“自然死亡”的结论。 有二子一女。 六叔死后，六娘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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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父辈的生活 我们的祖父辈在当地迁移数次，原因是先辈以打工，租田耕种为生，随租种田地的位置而变更地 址。 清末民国初年的住地叫玉咀坝。 民国十年左右，租李氏田 60 挑（折 12 亩），搬到在香炉 山。 这是一套三合院的茅草屋，与晏姓人家各住一半，我家住东半边。 一九四零年左右，父辈 已成青壮年，大伯，父亲（老二），四叔已先后成婚，人口逐渐增加，租种 60 挑田已不能维持一 家人的生活需要，一九四七年，改租李氏的儿子的田土 150 挑，地址在石牌楼，离香炉山约五里 路。 石牌楼住房为一独立的，以瓦房为主的大院（实际为四合院，西，北两面为瓦屋，东面为茅草 房，主要是猪圈和牛圈，南面为一独立的草房，草房周围的墙壁，下面 1.2 米左右是土夯的泥土 墙，上面到顶是竹片编的，并在两面糊上泥浆的单墙。 屋顶是人字形的屋架，盖上稻草。 住房前面是一条石板路，经香炉山下的地主家，直通镇里。 我家离小镇八华里。 我家后面是坟 土地，有本家祖坟一座，其余皆是另外一个家族的祖坟。 从坟山侧面上坡，上面是条向西北直伸 的山脊，约 1.5 公里左右。最高处是一座石山，叫石老虎（整座山侧面像半卧的老虎），我们种 的田地正好在石老虎山下。 住房前面，穿过石板路，走过一条田间小道（约 100 米），有一条由 西向东的小溪。 石老虎的两条前腿，向前延伸为两条山脊，中间夹一沟，沟内是水田。 我们租 的田在沟的外延，在我家西面石板路的南北两侧。 再西面就是香炉山，西南面是草娃湾，大屋基 （大屋基的人口以我们家宗姓为主，有宗族祖坟），东面是坪滩方向，相邻为胡家老院子。 一九四八年，地主把我们种的地卖去 30 挑（他抽鸦片），我们只剩 120 挑（24 亩）。四八年父 亲学做挂面卖，解放后停止。 当地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五一年实行土地改革，我们租种的土地基本未变，只进行了个别 调整，成份定为佃中农。 土改时我们也未分到地主什么东西，记得只拿了一张方桌和几根木条 凳。 一九五三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家庭矛盾也逐渐增多，就分家过日子了。 一个大家分为四家（大 伯父，我们家，三叔，四娘）。 根据人口多少分配了住房，大伯父住东房（茅草房）及正北房东 前面部分，我们住西房，三叔住南草房及正北房东后部分，四娘住正北房西后部分及西转角部 分； 祖母住正北房西前部分。 六零年以后，各家人口再增，又各自向外扩张，修出大小不等， 质量不同的新房。
（五）我的童年 我是在香炉山出生的。 当时父辈租种李氏田地 60 挑（合 12 亩），由于是丘陵地区，田土各占一 半。 农闲时，大伯父，父亲及四叔外出给人风衣服（手工），以维持全家人生计。 老家是典型的四川丘陵，小丘之间形成大小不一，长短不等的沟，有的宽几十米，有的宽数百 米。 沟内为田（分水田和干田），水田又叫冬水田，只产一季水稻，平时蓄满水。 沟两边略高 一点，有部分与水田横向的地方，面积都较小，平时不蓄水，叫干田，秋冬春季当土用，夏季将 水田的水用水车抽上来，犁耙后栽秧（土田两用），这个过程叫练干田。稻子成熟后，就将水放 掉，土翻过来，平整后，一般用来栽油菜，点小麦等。 干田以上就是大小不等，形状各异，依山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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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高低形成的土地。 秋季种小麦，大麦，油菜。 山丘顶上的土质不好，一般点豌豆，胡豆。 第 二年夏初收割后，种包谷（玉米)，栽红苕（特别是山顶的土，有的只能栽红苕）。 次要的农作 物，夏季还有黄豆，绿豆，花生，西瓜等。 如果夏季干旱，收成不好，为防缺粮，秋季种一部分 洋芋（土豆），荞麦等。 香炉山在我家西面山顶上，沿屋后的山脊小路而上，约三里地，有一个不小的寺庙，一座南向的 大殿，殿内塑有玉皇大帝等神像，是念经，做佛事的场所，大门外有十多级石梯，走上去是一个 小坝子，可容纳 200-300 人。 平时有什么活动，比如大的佛事，唱秧苗戏等，大都在此地。 大 殿西侧是一排约 50 米的厢房，南端是小学的教室，北端是厨房。 小坝子外侧有两株大黄桷树， 下面是几十米的悬崖。 庙宇的西面是更高的山岭，有条小径沿山梁向西而上，顶上是一南一北两 个大寨子，当地人叫大寨子和小寨子。 用石条围成的寨墙有两米高，只有寨门可以出入。 寨墙 下是悬崖，人上不去，也进不了寨。 寨内有人家，有耕地，面积不小，两个寨门口也各有一株很 大的黄桷树，远看象蹬着的两只鸡。 大跃进时，这些百年老树都被毁掉了，寺庙也被夷为平地， 香炉山成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头。 我五岁左右，就在寺庙里的学校混日子了。 学校是私立的，按现在的说法是集资办学。 一个老 师，30 多个学生，都是周围的农民子弟。 读得什么书，全不记得了。印象深的是教室外有一棵 挺粗挺高的大树，当地叫黄椰椏树。 每年夏天，上面有不少大蛇在枝杈上绕来绕去，真是千姿百 态。 上课时，我和其他同学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蛇身上，至于老师讲的什么，就不知道了。 课余活动就在大殿内菩萨背后藏猫猫。 记忆犹新的另一件事就是每逢雨天，特别是冬天，山脊小 路实在不好走，小孩子又把握不住身体重心，有时一滚就是几米远，大家经常跌得满身是泥浆。 好在不是陡坡，两边都有小土地（冬季种的是豌豆之类）挡住。 幼小时，全家和睦相处。 我吃过伯妈的奶；跟着伯妈，四娘去过她们的娘家；也跟着婆婆初一， 十五去周围的寺庙烧香，走亲戚，赶场；跟着五叔，六叔过年去祖坟烧纸钱。 周围的寺庙有嘉陵 江边的“半边寺”,"了家庵“，越溪河畔的”水口庙“（具体地址叫”跳蹬河“。所谓”跳蹬河 “，是越溪两岸的交通要道。 无桥，在河中安有大约半米左右距离的石条。 人从石条上走过， 我们叫“跳蹬”）。
(六）小学生活 一九四七年，与李氏解除佃田租约，改租她的儿子的田 150 挑（和 30 亩），我们因此搬至石牌楼 住。 石牌楼在香炉山以东五里，据说以前有一个石牌坊，但我们搬去时已经拆掉了。 因为人生 地不熟，读书成了问题。 我记得先去猫儿寨读过几个月，但路途太远；随后又去一个本家老院子 家读过一年多。 这是私塾，只有十来个小孩，大多是本家子弟。 读的书大约是“唐诗”，“论 语”之类。 老师水平也不高，教唐诗时，因为书的质量太差，很多字看不清楚，老师估计是什么 字，就教我们读什么。 至今，我记得老师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两句时，其中”闻"字中 间的“耳”两短横未印出来，看起来像“开”，所以老师就教我们念“处处开啼鸟”。 几年后， 我自个儿找到书读时，才发现是“闻”，不是“开”。 一九四八年初，我进入“武学堂”正式上国民小学。 “武学堂”是胡姓的祠堂，在一个小山上， 山上全是平坦的，有很多房屋，呈长方形的四合院。 前院是两间教室，后面是住户和村（保）组 织的办公之地。 院前还有一块狭长形的平地，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 东端一株大黄桷树，外侧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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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五公尺高的崖坎了。 我们会经常把球踢到崖下去，捡球很费功夫。 学校满正规的。 老师胡 全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本地人，右手腕有点残疾，后来有人曾给五叔提亲，未成。 每周课程都有安排，包括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 课余时间就在外面场地上活动，花 样不多，如跳绳（绳是一种藤类植物，挺结实的，一条藤可以用几天），踢毽，踢球，打地珠 等。 踢球相当于现在踢足球，只是“球”是就地取材，不花钱买。 当地农家都有橙子树（类似 柚子树），质量不好，很酸，很少有人吃。 我们上学时就摘一个带到学校当球踢。 一个踢几 天，踢坏了，大家再带一个来。 从夏到冬，一年不知踢坏了多少，但从不缺货。 打“地珠” 呢，当时已经有玻璃弹子了。 玩法是在地上等距离 3-5 米打三个地洞，直径大约 10 厘米，深 5 厘米左右。 第一人蹲在第一个洞口，用手指将玻璃球弹进第二洞；进洞后，再继续弹进第三洞， 再返回第一洞。 谁第一返回，就是第一。 如果珠子未进该进的洞，就让后面的人弹。 两人以上 都可以玩，老师也经常与我们一道玩。 我们家离武学堂五里地，都是山路。 冬天雨多时，路特别难走。 农村条件差，冬天再冷，雨再 多，也都是光着脚走到学校去。 有时路实在滑，就穿上一双“脚码子”。 脚码子是一种用稻草 搓成的，一头有一个圆环的草绳。 套在脚上再栓紧，走溜路可以防滑。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可 以穿草鞋。 草鞋是用稻草编的。 我们家都会编，我也会，但编得不太好。 自家不会的，去街上 买，很便宜。 我在武学堂，正式上了近三年的初小。 课本都是当时的政府编的正式课本。 语文课的很多文章 编得不错。 至今我还能将部分课文内容背出来，如“岳飞抗金”，“玄高退敌”，“荆轲刺秦” 等。 武学堂也是当时的第四保公所，解放后变成了四村村公所。 在上小学这个时期，除读书外，就是帮助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学一些简单的农活。 干得最 多的是放牛。 所谓放牛，包括早晚放牧牛，以及上午，下午在家外割草喂牛。 放牛时，把牛牵 出去，在路边，草地，坟坝，让牛自己啃青草吃。 上下午，则自己背个竹背篼去割草，定额是上 午，下午各两背。 在那种编有小孔的背篼里，先将草平装，再在上面立着扎一圈草。 当地人口 较密，住地农户多，空地少，牛又养得多，所以坡上的草很少。 有时为割一背草，要跑几条沟， 几条湾，远达 5 里以外。 有时割不满，也作假。 例如夏天可以参合着割一些路边，崖边伸出的 红苕藤，冬天割一些树叶（反正牛能吃到就行，但尽量不让大人看到）。 割草放牛也是快乐的事，因为一出去，打一个哨，有规律地吼一声，或唱一句山歌，割草的小伙 伴们就会先后从自己家出来，除完成割草的任务外，就是玩。 一年四季各有玩法。 春天”打碰 钱“，用铜元在安好的斜石板上撞碰出去，按滚动的远近，以远打近，打（碰）着了，赢一把 草；“捡子”，把小石头在手掌手背上翻，抛手上的子，抓地上的子。 春末夏初，在坡上烧嫩胡 豆 - 将地里的嫩胡豆剥好，装入嫩竹筒内，加些盐，再用稀泥堵上，在火中烤熟。 夏天则可以 下河，下堰塘洗澡，摸鱼，在崖边找地瓜（一种野生的藤类植物，果实在地里，有的地方叫地琵 琶）。 夏末秋初，可以烧玉米，红苕（红薯）吃，还可以将生柿子埋在田内的稀泥里，5-7 天 后，再取出来，就全熟了。 农忙时，也随大人们挖土，耕地，点粮食（播种），除草（我们叫蓐？粮食），施肥，收割麦 子，油菜，豌豆，胡豆，犁田，耙田，栽秧，打谷等。 有的学会了，有的未学好。 农闲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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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己院中的竹子学编各种日用竹器，如柴耙，簸箕，竹篓，竹席，竹扇，背篼，扯竹麻（加 草头）-这是做草鞋，麻窝子用的材料 - 等等。 虽然在农村，童年的生活过得十分丰富多彩，只是在另外一个天地里，和现代儿童过的是两种不 同的生活。
(七）少年时代 一九五一年夏我考入坪滩完小高年级（坪滩完小是坪滩乡完全小学的简称， 即现在的坪滩中 学）。坪滩完小地处坪滩场中街外，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学校，校舍呈“用”字形， 中间是通廊过 道，可以容纳学校师生集会，两边是教室及教研室，西边有部分是教师宿舍。 校门上楣有“坪滩 完小”四个大字。 两边是厨房及用餐之地。 校门外是十多级石梯，有一个平台（大会时作主席 台），两边有大黄角树。 平台下面是一个相当大的体育场（我们叫操场），广场外面是越溪。 除了我们上体育课外，这里也是公用场所。 一是开群众大会，例如坪滩乡审判，枪毙人就在这 里； 另外一个用处就是外来的杂技团在这里演出。 我在校时，学校有一到六年级共 15 个班左右。 高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低年级有的年级有三个 班。 我们班有四十人左右，农村子弟比较少，大多数是坪滩街上住的。 当时我们这些“乡巴 佬”不同程度地受到街上同学的歧视，欺骗。 直到后来我们大多数成绩名列前茅，状况才有所改 观。 学校老师大多数是岳池师范等学校毕业的，有少数还是大学毕业生，认真算“科班”出身。 当时 校长是杨兴绵，班主任是蔡伯琴，语文老师刘登奎，体育老师董英春，其它老师记得的有刘显 扬，杨群芳，方碧云，方秀云。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学校成立少先队，开始仅一个中队，我任过中队长（现仅存一张照片）。 我们家离坪滩 7 华里，生活和住宿都是问题。 头一年是早出晚归。 午餐问题，开始在一个本家 （在街上开酒店，卖日杂货）那里搭伙，后来又与同学一起，自己带米，红苕，咸菜和柴等，在 街上找一处空地，搭一个临时火灶煮饭吃。 好象那时不会做干饭，总是吃稀饭（粥）。 最后一 学期，我在学校食堂搭伙，记得还在学校住宿了一段。 一九五三年七月，小学毕业。 当年开始，全县中学实行统一考试。 我们必须去岳池县考初中。 坪滩镇距岳池 70 华里，无公路，只有一条乡间大道，多数是石板铺的路，经龙孔场，杨柳铺，在 白庙场上公路到岳池，大约要走六，七个小时。 八月中旬，刚收了稻子，天气还很热，我邀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在一个逢场天，在坪滩集中， 下午在河里游了泳，大约晚 7 时左右，我们结伴而行，到达白庙场，在一个姓苏的同学家里休息 至天明，再沿公路步行 20 里，到达岳池中学，参加当天的三门课考试（语文，数学，政治），题 目都不难，我轻松考完，当晚住学校，等第二日放榜。 凡考上的学生，名字用毛笔写在纸上，张 贴在岳中校门外的墙上。 我们去时，已有一大堆人围在榜前，点着蜡烛，寻找自己的名字。 我 们一行五人，四人榜上有名。 开学后再扩招，最后有两个班。从当时入学的人数看，我们坪滩完 小升学率是名列前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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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池中学是本县最老的一所完全中学，地处岳池县城东门外（东外街）。 由于解放前后学校多次 合并，当时岳中校分为三部分：1）校本部，以初中为主；2）高中部，地址在九龙堰，离校本部 一公里，原是一个独立的学校；3）原女师校，在南大街，为部分学生宿舍，我在那里住过一年。 校本部的教室，教研室，图书馆和实验室等都是两层楼的青砖瓦房，方方正正，有院墙围着。 院 西是体育场，很大，有足球场，篮球场，400 米标准跑道及其他场地。 体育场的北面有部分平 房，也是教室，还有一栋三层楼的教学楼。 楼后靠山，西邻烈士陵园。 院东是食堂和餐厅，再 东面是学生宿舍。 我们初五六级一个班，又称初十二班，共有学生 42 人。 其中 40 人是考进来的，另外两人是留级 下来的。 校长蔡瑞波，班主任宋国炳（数学老师），语文老师武妙德（河北人），数学老师谢增 举（教几何和三角），体育老师蔡亚伟。 其他老师有徐国极，吴文锦等。 学生生活费很便宜，每月四元五角，八人一桌。 早上是稀饭（秋冬是红苕稀饭和芋头稀饭），咸 菜，葫豆，黄豆等。 中午，晚上一般是三个素菜， 每周有两次肉食（如回锅肉，红烧肉等）， 米饭不定量。 我们都实行分菜制，不论多少，每人八分之一。 学生特别困难的，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但数量有限，僧多粥少。 因此，每月都得通过全班评 议。 学习成绩，品德，人际关系，家庭经济，和纪律等都是申请的条件。像我们这样农村来的， 条件也够差了，但申请补助还十分困难，因为有的城市贫民，一点收入都没有。 所以初中三年， 我未申请过补助，每月都得从回家拿生活费。 父亲总是提前卖粮凑齐。 有时仍然拿不够四元五 角。 我就不在学校伙食团搭伙，而去东外街小食店买稀饭吃。 当时每碗干红苕（或芋头）稀饭 两分钱。 多数时间，每天一角钱生活费就够了。 回家拿钱，是每月都要考虑到事情。 我们几个 同乡的同学之间，通过商量决定谁回去。不回去的，托回去的同学带钱。 一般是星期六下午请两 节课的假，中午下课就走。 因为交通不便，全靠步行，赶回家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休息半天或 帮助家里做点什么，下午又起身往学校赶。 初中时，我的成绩在班上是前几名，各方面表现也不错，二年级曾任少先队大队委员（那时初中 还保留少先队）。 五五年加入共青团，出席过一次岳池县团代会。五六年上半年，空军在学校毕 业生中选飞行员。 我初选合格，复审不合格，退回学校时，已到中考。 我未参加复习，老师动 员我读高中，这样可以不参加考试。 我当时考虑经济条件，家里再供我读三年高中，可能十分困 难。 就决定走“曲线读书”的道路。 当时读师范和中等专业学校都是公费（连生活费也由学校 包干），毕业后还可以继续考大学。 我认为此路可行，就谢绝了老师的好意，而选择读中专。 在专业的选择上，我的主导思想是远离农村，走进城市，今后分配也避免分回县城；再加上当时 来招生的学校的夸大宣传，我最终选择了“成都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中考虽未复习，考试却很顺利。 门门试题都不难，我一挥而就，以该校第一名被录取，我的学号 （学生证号，成绩单号）因此是“城生字第 001 号”。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的故乡。
(八）重回故乡 一九五九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学校派到重庆建材专科校力学师资训练班（简称师训班或力学 班）。 这个班共有学员 30 余人，大多是重庆各中专校毕业班中抽调的，和我们不同的是， 他们 拿工资，而我们学校未给我们工资，只付给学校费用。 结业后，我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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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年重庆干旱，酷热。 假期我们三人都未回家，只在学校苦读。 因为热，有时一天去浴室冲 过 12 次凉水。 一年来，我去市内两次，一次是集体去菜园坝挑砖，一次是集体去枇杷山公园参 观西藏平叛展览。 除此之外还去歌乐山收了一次红苕。自个儿活动，去过渣滓洞参观“中美合作 所”展馆，另一次是利用星期日去重庆动力学校会同学。 五八年“大跃进”后，五九年灾害也开始了。 粮食实行定量。 到了下半年，情况更紧张，蔬菜 不足。 每桌都放一碗炒了的盐巴， 每日一小罐蒸饭。 由于盐巴吃多了， 我出了水肿。 医务室 诊断为盐摄入过多，禁吃盐一个月，吃了不少无盐菠菜，情况才逐渐好转。 当时校外小酒馆配套 卖啤酒，一杯啤酒，一碟巴（左火右巴）葫豆。 我们喝不来啤酒，只看中了那碟葫豆。 虽然三 毛钱一份，也经常去光顾。 六零年元月，课程上完，我们通过几次实习讲课，完成培训，收到一封结业证书，各自返回学 校。 返校时间正好是寒假， 我们三人各自回家住几天。 那时的家，简直不成家了。 经过“大跃 进”，大炼钢铁，再加上岳池的极左政策，农民受灾更重。 家乡的面貌彻底改变，简直认不出来 了。 儿时家乡四周的树木，特别是那些特具地方色彩的黄角树一根都不见了，周围那些山的形象 也变了，到处都是光光的，山上山下一片红色土地。 原来每家每户周围的竹林，也只是稀稀拉拉 地立着几根，在寒风中摇抖着。 透过竹竿，一眼就能望穿院内透风的墙 （原来的墙壁已被推倒 作为肥料用掉了）。 路上几乎见不到人 - 这就是家乡！ 到家了， 父母身体大不如前，苍老了许多。 一脸菜色，见不到笑容，只看到一脸的疲倦和茫 然。 有许多熟悉的面容不见了。 大伯父已于去年得“水肿病”（营养不良，饥饿所至)去世，五 叔父也从右派变为农民，而未熬过 59 年冬天。 我的大妹，17 岁了，在公社食堂煮饭。 在河边 淘红苕时（洗红苕），因为身体衰弱，栽进水沟里，也送了命。 祖母因年龄大，早在 57 年去 世。 我家的墙壁下半截是泥土筑的，多少年的老墙，据说肥效高，而无踪无影了，代之为墙的是竹编 的，上面糊了一层带草筋的泥巴。 柱子的歪歪斜斜的。 原来的灶也不知去向（积肥去了），而 在另一间屋用乱石垒了一个新灶，可以将从食堂分回来的红苕干饭或稀饭，加上菜，玉米粉再煮 一次，也增加份量。 父亲每晚出工（生产队集体出工，以月亮出没为准，不能缺勤），三叔去酉 溪修水库去了。 弟弟当时只有三岁多，在上生产队的幼儿园；二妹在坪滩蚕养站打工（当年停 办，回家务农），三妹失学在家。 我五六年离家，仅仅三年多时间，家乡却发生了巨变。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田边，土边，坡上的 树木，如柏树，黄桷树，桐子树，桑树，橘子树，全被砍光。 各家的竹林也大多受损。 门前的 小溪也断流，干枯了（这是我们以前夏天游泳，摸鱼的好地方）。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人的精神 面貌。 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身体瘦弱，或黄肿，精神不振，已到崩溃的边缘。 所有的亲朋，邻 居，个个带着苦笑，打个招呼，有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离家前一天，去大伯，大妹的坟前作了告别，母亲给我炒了约三两黄豆 - 这是家里唯一可贵的一 点粮食，再也拿不出其他吃的了。 告别了父母，弟弟，妹妹及乡亲们， 我踏上了乡间大道，由 家向西，经镇裕，李渡到南充，约 100 里地，走了整整一天，最后从南充乘车去成都。 白桦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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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家史 tar 我家祖上是在张献忠屠川之后从湖北移民到四川的。因为占了地理优势比两广移民先到一步，在 成都郊县金堂定居下来，凡三百多年，未曾听说出过什么名人。到了祖父这一辈，家道中落，且 父母早亡，靠二哥教书来支撑一大家子。祖父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十六岁时离家到上海 投奔四哥。先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与陈云相交。（四九年后被商界公推做交涉代表，又与陈云 打过交道，那是后话。）后来自己创业，从四川山里收购人参批发到上海发了财。于是在上海安 家置业，按新式礼仪与祖母结了婚。我只是在最近才知道其实他在四川已娶过妻子，但与她未生 子女，只是赡养她终身。 祖父为人不苟言笑，在我印象中是个可敬不可亲的人。我出生后出院回到祖父家中，是他按家谱 按辈分给我取的当中那字，再选了四个字让我父母选。现在想来那几个字都太张牙舞爪，所以我 一直不喜欢我的名字。五岁前因为父母工作经常去东北出差，我大部分时间在祖父家渡过。那时 奶奶的母亲还未过世也住一块，我却没有太多印象了。文化革命开始，还记得红卫兵晚上抄家经 过，全家熄灭灯光，屏住呼吸，祝佑上苍不要进我家门。后来他老人家看情势不妙，让一帮工阿 姨挑一扁担把我和堂姐一前一后两箩筐挑到外祖父家去。说来也巧，她外祖母与我外祖母住在同 一条街上。（挑箩筐这事是个 Family lore，不知真假。）不久红卫兵小将驾到，把一家人扫地 出门，还把院子里挖地三尺，抄出金条美钞统统充公。 住到外婆家后开始有了记忆，那也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无忧无虑在弄堂里与小朋友玩，跟 着收音机里一起哼唱“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面住着电影演员高博，他一回来小孩们 就跟着他后面乱跑。外婆成了我最亲近的人。我没能见着外公，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死在劳 改监狱里的建筑工地上，工伤。外婆出生于松江一大世家，也是父母早亡，有一兄一妹。哥哥是 长房长孙，祖父的宝贝。两个女孩却是真正的孤儿，名义上由叔父抚养，但是婶娘不喜欢，有时 饭都吃不饱。而她哥哥上大学，还带上一个佣人服侍。后来外婆去念了个女子师范，因为不要学 费，毕业后小学教书若干年，还把妹妹也弄到女子师范读书，一直到嫁给外公后才过上几天好日 子。 外公是个建筑师，却是个做白日梦的诗人。生意也做过一些，都不是太成功。自己又不太安分守 己，所以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监狱都坐过。外婆跟他也过了些不安定的岁月。外公去世时她才 五十多岁，今天看来是太年轻了。但她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我的记忆里她永远是个快活的人。那 时舅舅养病在家，一到晚上家里就成了 entertainment 的大本营。亲戚朋友都聚在一间不大的屋 子里，或打牌（一种牌戏叫拆罗宋），或是听评弹，每天晚上都有节目。当然文革她也没能逃 过。幸好她有点预感，一天晚上和小阿姨一起把地契先泡在水里泡烂，再撕碎了马桶里冲走。抄 家那天楼下的邻居阿婆接我到她家呆了一天。晚上回去看见她瘫在沙发上，屋子里乱成一团。事 后她总是庆幸地契弄掉了，不然把她发回原籍当地主婆斗，那是活不了几天的。 67 年初四川打派仗升级，重庆两派都开出坦克大炮互相轰击。我三叔的那派打败后他夫妇俩先逃 到成都，随后和我父母一块逃到上海。三叔是祖父八个子女中最激进的，非但在文革初期宣布跟 祖父脱离父子关系，还鼓动奶奶跟他划清界线，把个老头恨的牙痒痒的。回到上海后连家门都没 让他进，只得住在婶婶的寡母一间不大的屋中。（后来父子在奶奶的劝说下说和了，不过这点隔 阂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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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上海呆了几个月后就带我回成都了。那时长江大桥还没建成，火车得拆成一节一节的摆 渡。到了西安以后得在车站里的大澡堂子里（doubled as a hotel)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走。到 了成都以后我家在西门外，离火车站很远，回家的一路枪声不断。 白桦林链接
外祖父 乡间 我没见过我的外祖父，有关他的故事我以前也知之甚少，现在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他的老家在 山东日照。他是医生，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在青岛开过药房，在济南开过医院。抗战时他把医 院迁到四川，被充公，成为第十重伤医院，他任院长。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49 年去台。我的 外祖母在青岛住，生一男三女。外祖父在济南时又娶了二房，生二男三女。在四川时大家住在一 起。他去台时，带走二房和二房的五个孩子。外祖父于 73 年病逝于台北，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 他的二房和五个孩子后来相继移民美国。留在大陆的外祖母和四个孩子都受到牵连，这就一言难 尽了。 以前知道外祖父一家当年在山东日照经商，声名显赫。他的父亲一直在上海经商，专营金华火腿 的原料：猪肉。他在上海娶了二房，生一子，也就读于同济大学，在五卅惨案中被英国兵射杀。 据说同济大学校园内有他的雕像。外祖父还有一个妹妹，嫁给日照的丁家（丁肇中的亲戚）。外 祖父的三个叔伯兄弟，有开报馆的，有经营炼油厂的，也都很成功。 今年初回大陆省亲，回来时顺路去台湾观光，住在外祖父的三个叔伯兄弟之一的儿子，我的表舅 家。在闲聊中，了解到一些我以前不知晓的关于外祖父的情况，可以说是此次来台旅游最大的意 外收获。 以前，主要是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外祖父带着二房及孩子去台，把外祖母及孩子留在大陆，是把 他们抛弃了。现在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据表舅讲，当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外祖父因为他的国 大代表的身份，是非走不可的。外祖父的二房也非常恐慌，因为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当时外 祖父刚在北京做过脑瘤手术，需要有人照料。一大家人挤在青岛的住所，关系已经紧张到极点。 所以当外祖父提出先到上海打探一下消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外祖父带着二房和两个孩子先 行。到上海后不久，很快就决定去台。捎信到青岛让全家赶紧过去。当时由我大姨做主，决定不 去，只把外祖父和二房的三个孩子送去。后来我找母亲核实。她也承认。想想也是，其中的酸甜 苦辣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早年我的外祖母带着她这一家在青岛，外祖父和二房带着另一家在 济南，虽然有冲突，也算相安无事。抗战来了，突然两家在四川汇在一起，天天大眼瞪小眼，就 不一样了。而且那时候，我大姨已经工作，不在家住，二姨和大舅上大学住校，家里只有我母亲 一人，整天和二房的几个和她年龄相仿孩子在一起，少不了摩擦。一打架就会受到父亲训斥，还 要看着二房的眼色，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受气。我母亲当时只有十几岁，又 性格倔犟，等等，等等。那段经历不会太好。而这种境况在青岛又重演。她们怎么会同意呢？ 当年，能离开却留下的人，肯定有各种原因。落到我们家，原因竟然如此简单。后果竟然如此不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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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意外收获是给外祖父扫墓。去以前知道外祖父葬在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具体境况不清 楚，当时也没抱能找到的希望。随外祖父去台的二房和儿女早在多年前先后移民美国，一直没有 音讯。住在台北的表舅最后一次去扫墓是十几年前。他只记得墓地很大，根本不记得在哪个位 置。我们凭着侥幸的心理，来到墓地管理处，报上姓名。工作人员在电脑里一查，又问了几个问 题，就把墓地的位置找到了。而且还亲自陪我们去。原来以为没有希望的事竟然轻而易举地解决 了。 墓地的确挺大，据说埋的都是名人。墓穴占地也很大，很气派。明显有人细心照料。墓碑题字出 自外祖父的好友孔夫子嫡孙孔德成。墓碑之上有蒋中正的题名和题字。我们献上花，照像，但我 却没有一丝感觉，直到夫人让我说两句话。开始我还开玩笑。说啥？骂他？突然就严肃起来，认 认真真地说了几句。我告诉他，我来看他，代表留在大陆的一支来看他，而且我是第一个。我告 诉他，外祖母待我很好。我去看她，她总要偷偷地给我好吃的。外祖母已去世多年，但我一直记 得她。我还告诉他家里其他人的情况。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 我想他是会爱听的。一人在世，成功与否，最后还是家庭为重。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说的 都是家事。 注：感谢大卫和慧心，为我澄清了一些史实。尤其的大卫，帮我找到外祖父参加国大时的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祖父年轻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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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 扒车的经历 凡草 坐火车要买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在那个非常的年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有过 不花钱坐车的经历。大串联时，坐火车不花钱，却也要票，无票乘车，叫做扒车。就说说我扒车 的经历吧。 武斗时，我家那个院子是一派的据点，刚开打时，我们就逃跑了。父亲是牛鬼蛇神，却已经无人 监管，自己跑到一些朋友处打游击。妈妈虽然也被批斗，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到北京“上 访”，让我们几个孩子到一个叔叔处暂住。但是，叔叔尚且年轻，是个单身汉，没家无房，非常 不便，我就和两个妹妹跟着他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偷偷到北京去找妈妈。 叔叔的朋友在车站工作，他说可以带我们免费坐火车。到了车站才发现，火车其实是货车。他知 道车次，有一班货车半夜出发向北开。他带着我们从货场爬了上去。货车装了锅炉，我们人小， 正好蜷在锅炉的肚子里躲起来。可是，天亮时车到济南站，有人检查，我们被发现，抓住赶了下 来。好在他们没有为难我们这几个小女孩，只把叔叔的朋友骂了一顿，就放我们走了。 我们无法再进济南站，也找不到别的车，就准备去济南以北的小站，希望从那里混上车到北京 去。可是，我们不认识路，只好沿着铁路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可是横跨黄河的铁路桥不许行人 上去，离桥老远就有很大的告示牌，任何人不转接近大桥，违者以反革命论处。我们不知道怎么 样才能过河，我就仗着小孩装傻，央求守卫大桥的小兵让我们过桥。他们倒没有抓我反革命，只 告诉我沿河再走几里路就有一个渡口。 那是夏末，天近黄昏，几个水手穿着和黄水差不多颜色的破衣服，吃力地摇着木桨，小小的木船 在波涛中上下颠簸，我们胆战心惊，紧紧地抓住船帮，慢慢地渡过了黄河。 小时候，在我的心目中，黄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母亲，不知道听过多少她的颂歌，觉得她有多么 神圣。可是，当亲眼看到那泥汤一样的黄水时，感到的只是混浊和肮脏。那轮映在浑黄水面的红 日，那几道血色一样惨淡的云霞，和那种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凄惨交织在一起。从此，这条河失 去了她在我心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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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河，天就快黑了。我们打听到去那个火车站的路，听说还有好几里。我的小妹妹刚十岁，一 天下来，实在走不动了，可是，北去的客车也快到点了。那时火车的班次很少，货车小站不停， 我们一定要赶上这班车，否则深更半夜去哪里？ 那是一条林荫道，笔直的路边种满了树，一棵连一棵，似乎一直通到天边。我拉着小妹妹，拖着 大妹妹，一步一步往前挪。这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万幸，后边来了几个推着独轮车到济南贩枣 子的农民，他们看到小妹妹的可怜相，就把她抱上车推着走，还找出几颗枣子给她吃。 我当时的心情复杂极了，既高兴我们可以走快点赶上火车，又担心那几个人是坏人，别把我的妹 妹拐跑了，只好拖着塑料凉鞋，一步不拉地跟着车子小跑，眼睛紧紧地盯着妹妹。可是，看她津 津有味地吃枣子，我又不由地升起几分嫉妒，也想吃几颗。那时候，我们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 了。我只有五块钱，是妈妈临别时交给我，让我在紧急的时候使用。那时似乎还没到紧急的时 候。再说，一直沿着铁路走，也没有遇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可是，在妹妹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是 大人，应该像个大人的样子，只能咬着牙往肚子里咽酸水…… 我们终于赶到车站，发现火车晚点，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敢说肚子饿，想找地方吃饭。 可是，附近居然没有卖饭的地方！我们四处打听的时候，碰上了一群年轻人，和他们聊了一会 儿，他们说也是扒车去北京，在济南被赶出站，走来这里的。那是一伙造反派，被另一派打压， 进京告状，我忘了他们的家乡是哪里的了。只记得其中有两个女孩子，对我和妹妹很亲热，像大 姐姐一样，听说我母亲也是进京“告状”的，同病相怜，似乎就更有感情。 火车终于进站了。小站没有站台，也不卖站台票，在车门口检票上车。我们买了一站的车票，也 就混上去了。可是，只看到一个女造反派上了车，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同伴，然后拉着我沿着 车厢挤过去找人。我突然看见她的朋友站在车下，也在焦急地寻找，就想指给她看，可她却不让 我说话。一会儿工夫车就开了，我不明白地问她，你的朋友为什么不上车？她说，他们没有钱， 只买了两张到下一站的票，上来两个人再从窗口传下去，她很奇怪为什么没看到她的朋友。我也 很奇怪地问，那我刚才指点你看你的朋友，你为什么阻止我？她很惊奇地说，“什么，你看到我 朋友了？ 当时正好乘警在旁边，我怕你引起注意，才不让你乱说话的。”我这才明白，她也后悔 莫及，哭了起来。 车上非常拥挤，连插脚的缝都没有，自然无法查票。我又累又饿又害怕，因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 都是要诚实，不能作假骗人，心里总是不踏实，也没办法睡觉，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了大半夜。车 子快到天津的时候，那几个造反派挤过来找我们，和叔叔的朋友商量，说他们想在天津西下车， 免得到天津下车，查票时出不了站。叔叔的朋友却不同意，说天津西离城市太远，天还没亮，我 们几个女孩子容易出危险。 果然，到了天津天还没亮，这里是这次车的终点站，大家一拥而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混出了 站。车站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那时，根本没有计程车这回事，公交车还没有上班，大家都留 在广场上等待天亮。叔叔的朋友去查了车次，发现天亮时就有一班车到北京。我们决定不赖皮 了，老老实实的买票进京，免得功亏一篑。谁知道，等我们去买车票的时候才发现，叔叔的朋友 找不到钱包了！他目瞪口呆，无计可施。我们正伤心呢，却又碰上了那一伙造反派。他们更惨， 在天津西一下车就碰上了一伙人，有人猜测是当时一伙叫“五湖四海”的地痞无赖。他们开始冒 充检票员，后来就大打出手，仗着人多势众，把造反派的财物全都抢走了。这么一对比，我们又 觉得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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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下到了关键时刻，就拆开缝线，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那 5 块钱。那时的车票便宜，大概 只有 5 毛钱一张票。一天一夜没吃东西，我真想买点东西吃，看看旁边一个卖火烧的，咽了半天 口水，最后还是没敢买。毕竟只剩下 3 块钱了，还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呢。 上了火车，心总算定了。看到乘警就希望他查票，我们不但有票，还堂而皇之的有座位，一下就 觉得进了天堂。我还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回儿，谁知醒来的时候却发现，我那宝贵的 3 块钱再也找 不到了！翻遍了全身，还钻到座椅下搜寻，却一无所获。想起那几个没舍得买的火烧，我不禁大 哭起来。 出了北京站，似乎到了目的地，我们再也不想动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小妹妹尤其累得慌。叔 叔的朋友搜遍全身，找到了几个分币，我们在车站附近看到一家小餐厅，自诩为京城最好的豆腐 脑。我们买了两碗每人分着吃了几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那和慈禧太后吃的红嘴绿鹦哥汤 可有一比。 这下可是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妈妈住的接待站却远在皇姑坟附近。继续长征吧！等我们找到地 方，已经是下午 3、4 点钟了，偏偏妈妈外出，无人愿意接待我们！ 直到晚上，母亲一个朋友回站，我亲热地扑上去叫杨阿姨。阿姨愣住了，看我们蓬头垢面，衣衫 不整，开始还以为是叫花子呢！半天才认出来。接待站的人这才同意让我们进去，临时住一晚。 阿姨帮我们打水洗澡，给我们饭菜票吃晚饭，唉，总算又回到了人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扒过车，当知青的年代那么艰苦，我也不敢再冒这个险，那种胆战心惊的感 觉实在不好受。 白桦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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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拾趣 中东铁路和哈尔滨 DavidY
过去的百年史，读来象看黑板报。同一块黑板，不同时候去看，竟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写黑板报 的，都觉得自己写的是重头开始，还感觉特好，因为他们又交出了好看的作品。满蒙藏汉之首的 满洲，就有这样永恒的精彩，每次去读都不失望。
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 or CER）和其催生的城市哈尔滨的故事是我最向往的。 1986 年我在东北游荡，多如蛛网的铁路把我看傻了眼，莫非是村村通铁路啦？从车窗望出去，遍 地的大豆高粱，嘴里不禁哼起了“九一八，九一八，那年那月…”。到了哈尔滨，看到玻璃窗是 双层的，觉得新鲜。只是我不知道 1922 年到哈尔滨的美国游客 Harry Franck 也有此感。街头果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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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有俄式建筑的影子，可是就象上海外滩的大石头建筑一样，看起来只是…冰冷的石头，它们 背后的故事，我一无所知。我坐火车去牡丹江是为了去寻访样板戏里的威虎山，不知道火车经过 的这段铁路，正是俄人建的中东铁路。我看到了向往的东北，摸到了黑板，闻到了粉笔味，却要 到二十多年后才晓得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俄国人征服浩瀚的远东- 东西伯利亚三百年，没有开发出一个可以称得上城市的地方。用威迫凝 结的沙俄帝国开始抓头皮。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抢先林肯两年宣布解放百万农奴。在此前不 久俄国通过暧辉北京条约获得了远东沿海地区，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意图消化下等 自由人和违反军纪的哥萨克。可是移民捷足先登的却是……附近的华人，满人和朝鲜人。眼看海 参崴不日给生存力赛蚂蚁的的黄蜂…不对…黄种人淹没，也许是受到中日通商口岸的启发，1870 年俄国宣布海参崴对外开放，顿时海军码头小渔村成了吸引外资的改革开放前哨，开发上海长崎 颇有心得的欧洲商人和资本开始降临，电报电缆开通，运送俄国欧洲区移民的志愿船队借刚开通 苏伊士运河也来到俄属远东。那时淘金热也到位了，海参崴眼看就是又一个旧金山了。 此时俄国铁路出身的 Witte 做了权倾一时的金融部长，力主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用经济侵略取代 军事征服。1885 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日本到英国的航程从 52 天缩短到 37 天。“海参崴地 位受到威胁!”。Witte 扔下一句话：“西伯利亚大铁路建定了，不惜一切代价。”此语一出，举 国非议平息，然俄国亡定矣。此话怎讲？ 俄国要建跨大陆铁路，却没有跨大陆的经济需求，便也没有感兴趣的私人资本。长达地球周长 1/4 的西伯利亚铁路，工程造价匪夷所思，仅次于一次大战的欧洲军事开支总和，头皮抓破都没 法算出它怎么能盈利。要看到比 Witte 更执著的驴劲，我们得耐心等到后来的斯大林问世。北线 (Baikal Amur Mainline or BAM)从 nowhere 通向 nowhere，花了十几个五年计划才建成，是个更 完美的灾难。西伯利亚铁路的无底洞，把俄国财政掏空，俄国现代化最急需的资本消失，资本积 累泡汤。刚解放的农奴不但不感激，反而对高涨的税收负担怨声载道，社会不满加剧。铁路建 成，当地间的运输即将运力爆满，跨大陆运力原来只是一个幻觉。唯一没有令俄国人失望的，是 西伯利亚铁路的军事运输奇迹（按），把欧洲区的几十万士兵运到日俄战争的南满前线，及时送 给日军痛击。惨败给黄种人的羞辱触发 1905 年俄国革命，成了沙俄帝国垮台的开始。 1898 年开建的中东铁路，从跨贝加尔线接满洲里到海参崴，经过中国北满，1903 年通车。所经之 地，沙俄没有用武力吞并占领，而只是寻求铁路特权，名义上是合资。中方免费提供的只是铁道 两边五公里的地带，而且必须不经过已有的中国村镇。这种安排，体现出沙俄的新思维。探路的 俄人来到，从边境按手续过关。当时满洲里海关还没接到北京政府通知，核实后才放行。俄国人 脾气极好，象老老实实过边境的老百姓耐心等候。那里没有以前惯见的哥萨克骑兵的胡杀乱砍先 头开道，和浑身的酒气。他们沿松花江东行，到达哈巴罗夫斯克。那里已有乌苏里铁路修通，可 达海参崴。就开发远东沿岸而言，跨大陆铁路是没有必要的。用船与附近的中国朝鲜日本贸易， 远比穿过浩瀚的西伯利亚无人区陆路 make sense。（直到百年后的今天西伯利亚大陆桥的运输成 本仍然超过海运）。海参崴港冬天结冰，用破冰船可维持航行。当时俄属远东修的几条铁路，都 是沿海的短程线路。可是，如果俄国人不喜欢不切实际，如果没有一切官方包办的沙俄，了不起 的哈尔滨就不会问世。 有了中东铁路，便一定要穿过松花江，所以哈尔滨是一定会出来的。问题是选那里过江。一个叫 哈尔滨的江边旧酒厂地方，俄人一看了就中了意。从此，这个不靠海的内陆城市随铁路而成形， 不到十年便成了十几万人口的满洲最大都市，抢走了海参崴的风头。有趣的是，哈尔滨开发的成 功，在于其非俄化的特点。哈尔滨更象是美国 Spokane 这样的铁路城市兴盛故事。那里非俄化的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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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得到宽容，宗教异端和犹太人都得以幸存发展，展示出自由而非专制的俄国是可能发生的。 日后哈尔滨经历了俄中日历次战乱，不但没垮，反而成长兴旺。这个多国列强势力制衡下的俄国 城市，每次革命后便成了政治经济难民地庇护所。这里展现的冲突的多种政治理念，喜欢冒险的 投机心，对立的政治国家利益下暴力的克制，和中东路行政当局的有效治理，令世人包括俄人眼 睛一亮。日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殖民方式，也受其影响。 哈尔滨历史充满了不幸，而即使其遭受的不幸，也领先中国内地，花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把中国 的近代史写完了。在这里虚弱的中国最早恢复行使主权，也最早失去。在这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最 早苏醒，最早走向激进，也最早给摧毁。在这里共产主义最早传到，也最早被消灭，又最早重新 引进，在这里苏军占领树立当地早已消失的共党政权虽然是苏联战后的典型手法，却是中国内地 人民所陌生的。 Franck 的游记写道在长春换车经历的吃惊。他们从南满铁路的美国制车厢，踏上完全欧洲式的俄 国人车厢。路轨换上了俄制 5 尺宽轨，行车走右，而不是走左。火车头改为烧木头，而不是烧 煤，他们庆幸脖子上的煤灰可以不见了。车站招牌的英文不见了，只剩下俄中两种，颇为难问路 的美国人。铁道两边都是俄国人，他们或许是用贿赂李鸿章最后一批剩款（此时李已死）殖民而 来的宗教异端或哥萨克退伍家庭。踏出哈尔滨车站，他发现街上中国城市街头到处可见的黄包车 不见一辆，代之以欧洲式的马车。他看到俄人送葬队伍。按俄国的规矩运送途中棺材不盖，马车 一颠一颠的，死者黄蜡的头也随着左右摇晃。他发现哈尔滨的俄人和华人相处融洽，西方人之间 还做不到。他归因于中俄人特有的东方文化根源（我记得当年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方式）。 比 如，俄国人用算盘跟华人一样溜，只是尺寸大一号，大概是因为洋人的手指粗。只是到心算，俄 国人就比不过中国人了。火车餐车里的企台白眼珠翻了半天还没算出账单来。当然俄人是白人， 虽然是 Franck 眼里最蹩脚的白人。美国人到了那里走在街上，庆幸再无中国人对老外的好奇目光 追随。白俄的穷酸，也被他无情数落。比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还坚持去俱乐部爬梯。外衣高 领扣严了，怕露出赤膊穿西装的窘态。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来上海人是怎么受到内地人数落 的。 十来年后朱自清路过哈尔滨，写的是另一个印证，只是说的是从内地中国人的角度。他说：“这 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即使是卖扫帚的。他们又大都有些外国规矩，如应诺时的‘哼哼’，及保 持市街清洁之类。但他们并不矜持他们的俄国话和外国规矩，也没有卖弄的意思，只看做稀松平 常，与别处的‘二毛子’大不一样。”街头招牌上的中文，什么“你吉达”，“民娘九尔”， “阿立古闹如次”，把他看得一头雾水。 哈尔滨的俄人，是这个世界的孤儿。他们的境遇越来越差。日本人占领哈尔滨时他们起先高兴， 可太平洋战争后期受压日盛。苏联把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后，给哈尔滨俄国人机会领苏联护照。 这是哈尔滨俄人的最大一次出逃，他们大部分去了上海朝鲜和欧美，也有很多人回到俄国。那些 回去的，不久就赶上斯大林的大肃反。依据 1937 年克格勃 00593 号令，近五万人受镇压，其中三 万一给枪毙了。那些硬着头皮不走的，没能熬过 1945 年的突然袭击入侵满洲的红军。海参崴瑞士 大亨 Jules Bryner 的儿子 Boris 半夜给克格勃突然逮捕，关在一个房子里。克格勃人员说这个房 子原是日本军官住的，被枪毙了，所以空出来给你住。他后来给送到乌苏里斯克的难民营，差点 老命没了。后来瑞士用四个苏联人交换，才把他保出来。1948 年他死于上海。他的儿子 Yul，就 是后来演“King and I” 里光头国王的，在美国大红大紫，也是在海参崴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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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占领东北后，宣布恢复中东铁路的旧式中俄共管（早已卖掉，何来恢复？不佩服俄人的辩白 能力不行），并占领辽东半岛。中东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1952 年，苏联将长春铁路全线归 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收一文，真是呼尔海呀。
图片：哈尔滨最后的俄人 1992 年 （按）：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挑好了最冷的二月。那时绕贝加尔湖的铁路还没有，火车到了湖边 由驳船摆渡过去。那年特冷，浩瀚的贝加尔湖冰冻三尺，破冰的摆渡船都没折。俄国欧洲区来的 运兵车全挤在一块儿，完全如日人计划。俄人发了狠，直接把钢轨铺在冰冻的湖面上，抢渡二十 多英里宽的世界第一大湖。第一辆火车头掉水里去了。俄人改用马拉三百辆车皮，士兵步行，终 于成功，一天可过三列军车。
Reference: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by Harry Alverson Franck(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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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飞机早期对中国的侦察飞行 半瓶醋 U-2 型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飞机设计大师 Kelly Johnson 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用了不到 一年时间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设计的高空侦察机。冷战初期为了避免核战争，全面系统了解苏 联的核武器以及战略运载系统的开发，生产以及部署情况，中央情报局于 1956 年开始越界在苏联 与东欧国家领空进行侦察飞行。五十年前的 1960 年 5 月 1 日，CIA 飞行员 Francis Gary Powers 驾驶的 U-2 在苏联腹地被 SAM-2 地空导弹击落，Powers 被俘并在莫斯科被公审，飞机残骸以及设 备被赫鲁晓夫运到莫斯科公开展示。自此 U-2 名声远扬。 中国人对 U-2 也很熟悉。自 1959 年上半年开始，CIA 与国民党空军联手，从台湾空军中选拔优秀 飞行员成立了黑猫中队，驾驶 CIA 提供的 U-2 飞机于 1961 年 1 月 13 日开始对中国大陆进行名曰 “穿越竹幕”的飞行侦察（Bamboo Curtain Penetration）。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国空 军从苏联进口了十几套 SAM-2 低空导弹发射装置和一批导弹，共装备四个导弹营用以对抗台湾的 侦察活动。1959 年 10 月 7 日，当时的二营在北京郊区通县南使用苏制 SAM-2 导弹击落前来侦察 的国民党空军 RB-57D 高空侦察机，在世界首创了成功使用地空导弹作战的战例。从 1962 年 9 月 9 日，1963 年 11 月 1 日，1964 年 7 月 7 日，1965 年 1 月 10 日以及 1967 年 9 月 8 日中国空军利 用从苏联进口的 SAM-2 式以及中国自己仿造的红旗-2 式地空导弹先后击落过五架 CIA/ROCAF 的 U2 侦察机，两名飞行员被俘，三名身亡。这些战绩当年曾经被很广泛地报道过，北京的军事博物 馆现在还保留着一架 U-2 飞机的残骸。近年以来，随着与此有关的资料的逐渐解密，解放军出版 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几本当时参战人员与此有关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载了五六十 年代国土防空的情况。与此同时，过去二十年间台湾与美国也出版了几部黑猫中队的专著与回忆 文章。 不过大陆与台湾方面文献基本没有提到的是，中央情报局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U-2 曾经在 1957 年到 1964 年间对中国进行过的二十余次侦察飞行。1957 年 8 月，包括 Gary Powers 本人在内的美国飞 行员驾驶 U-2 飞机从巴基斯坦白沙瓦起飞，在对苏联进行侦察的路上首次飞越中国西北，并对途 经的中国目标进行了照相侦察。几天以后，U-2 也对西藏等地区进行了侦察。1958 年 6 月 19 日， 驻扎在日本的 U-2 飞机首次进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对中国内陆进行了侦察。对此，中国官方曾 经提出过抗议。几个月后，福建省与金门马祖展开炮战，U-2 飞机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几次侦察 飞行。1960 年为了了解中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有可能进行的核试验 U-2 飞机曾经冒了很大危险向 该地区投掷了遥控侦测装置。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为了支持藏族游击队的活动，U-2 飞机 多次在藏区上空飞行，并以拍照的资料首次编制了西藏地区详细的地图。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卫 星侦察技术日渐成熟，U-2 与 Kelly Johnson 的另一杰作 SR-71 高空高速侦察机逐渐从高危险的 战略越界飞行转化成进行危险相对比较小的战术飞行平台。除中越边境地区以及海南岛外，中央 情报局停止了使用 U-2 对中国进行的侦察。七十年代初，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CIA 也中止了与 国民党空军的合作，1974 年 4 月 11 日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后台湾的黑猫中队也随之解散。 在这场对抗中，海峡两岸的作战人员都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大陆方面空军利用手中非常有限 的兵器创造了早期地空导弹作战的奇迹，并暗中与美国进行了几个回合的电子对抗战。曾经击落 过一架 RB-57D 以及三架 U-2 的地空导弹二营获得英雄营的称号并绝无仅有地全体受到毛泽东等中 国领导人的接见，其中营参谋最后做到空军少将，并著有回忆录。台湾黑猫中队更是国民党空军 的骄傲，其飞行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蒋经国还是黑猫中队的常客。驾驶 U-2 是危险性 极其高的飞行活动。 1962-1970 年间，黑猫中队共有四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期间牺牲，七名死于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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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飞行，两名被俘。就是这样，1961 年到 1974 年间黑猫中队还是执行了 220 次侦察飞行任 务。几位黑猫中队出来的飞行员最后做到了将军。2010 年 10 月，台湾军史馆举办了一个黑猫中 队特展，马英九总统亲自出席了开幕式。 1954 年 Kelly Johnson 设计 U-2 的时候曾经预言这种飞机的使用期限只有五年。他没有想到，五 十多年以来，几乎任何一个时刻都至少有一架 U-2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着侦 查与训练飞行。 我个人对于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侦察很有兴趣。近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将冷战期间的一部分资料 解密以后，在 U-2 研究权威人士以及协助黑猫中队工作的前 CIA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获得了几万 页的解密资料，并系统地查看了一部分 U-2 当年在中国拍摄的胶片。 不言而喻，一个国家对另 一个国家实行的间谍活动 是为了了解对方的军事以 及社会的真实状况。冷战 期间美国对于铁幕以及 “竹幕”进行的间谍活动 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国 家将自己对外几乎完全封 闭起来，使得美国政府 （从总统到国务院）对其 无从下手。
1957 年 8 月 5 日第一次中 国飞行的图片分析报告中 的一页 （涂黑部分为 CIA 仍然没 有解密的文字数据）：
这不但为纳税人省下大笔不必要的军备竞赛上的浪费，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当 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同意 U-2 飞机飞越苏联领土（直到 1960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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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 被击落，不过三个月以后经过了十四次失败发射的 Corona 间谍卫星终于成功，马上就弥 补了这个空白）。 台湾飞行员驾驶 U-2 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查的路线图（CIA）
台湾飞行员华锡钧将军 1962 年拍摄的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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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意义上讲 CIA 以及台湾对中国进行的间谍飞行远没有苏联越界飞行那么重要，但却帮助这 两个政府很清楚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状况。1958 年秋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U-2 对福建沿 海的四次飞行以及台湾空军的低空侦察表明，虽然当时对金门马祖炮轰得很厉害，毛并没有要即 刻“解放台湾”的意思。这样美国就没有必要派大型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避免了由于误会可能 会爆发的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通过这些飞行，美国也可以准确预测到中国即将进行的核试验， 而不会被其 Surprised。不过，当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内部问题，并不受台湾以及美国太大的直 接影响。所以 ，这些间谍活动并不会影响中苏中美关系，也不会防止三年“人为”灾害 和文革 的发生。 1958 年 823 炮战台湾向厦门方向炮击后的弹坑
这样的间谍战直到今天也还在发生。前几天发生的中国愤青渔船在公海上骚扰美国间谍船就是个 例子。国内愤青常常叫嚣，我们也派只船去美国海岸附近，看美国人怎么应付？其实这些愤青不 了解美国。在这里根本不用那么麻烦 - 不就是做电子侦察吗？海边买栋房子，基本上你可以安装 任何无线电接收设备都没有人管你，随便监听。毕竟我们这里是开放社会。也是因为美国人在这 样一个社会生活习惯了，觉得其他国家的这些信息同样应该公开以增加相互了解与信任。 艾森豪威尔五十年代中期在 U-2 作越界飞行前先向苏联 建议过一个叫 "Open Sky" 的建议，允许 对方侦察机定时在自己领空上进行公开侦察飞行。这当然被赫鲁晓夫所拒绝。这以后 U-2 才派上 了用场。不过 1958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且进入美国上空时并没有经过美国允许。艾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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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豪威尔听说后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我们的卫星也可以飞越苏联上空了。”他的“Open Sky”建 议最终得以在太空中实现，而赫鲁晓夫只好往自己肚子里咽门牙。 2010 年 9 月，我去参加 U-2 飞行员聚会，在聚会的 Party 上，有位熟人拉了一位先生绍给我，说 这是 Lt. Col. Kevin Henry。很普通的一个人，人特 Nice。要不是我刚巧刚刚读过他的故事， 我根本不会相信 2006 年初他驾驶的 U-2 有可能会坠毁在中国。他的故事今年解密，这里有个 Link（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原来就是他的 Commander，把 Kevin 介绍给我）： http://www.faqs.org/periodicals/201005/2045098051.html 我没好意思拍照片，就查到这么个小照片：
故事大意是 Lt. Col Henry 在中东之行 OEF（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任务，飞行开始以 后三个小时他开始浑身疼痛，然后是严重头痛，最后断断续续失去知觉。Turns out 他是 U-2 五 十多年历史上最严重的 Bend，跟深水潜水员突然出水的现象一个道理。他当时醒来的时候勉强听 的懂地面指挥，并可以做有限动作（后来他失去视觉，只是靠感觉）。当时美军在阿富汗地区没 有能力在这个高度上对他进行引导，如果他失去控制一个可能性就是飞机失控而一直飞往中国。 在好几个小时之内地面指挥员象教一个小孩子一样一点一点告诉他怎么进行操纵，往什么方向转 弯，并降低高度。当时 U-2 所在中东基地（为保护那个国家的利益该基地仍然保密，我也不知 道）派了两架该国飞机前往迎接，看到 Kevin 低头没有反应，甚至试图通过在他的飞机前方开加 力的做法试图将他吵醒。最后成功将他的飞机引导到基地。不过他当时基本没有知觉，四十分钟 都没有能够成功着陆，几次几乎撞上机场建筑物。最后塔台向他呼喊跳伞，他才清醒了一下，全 靠平时训练的基础，几乎是靠肌肉反射将 U-2 成功着陆（U-2 是最难着陆的飞机）。当地面支持 人员打开舱盖的时候，他翻白眼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Lt.Col.Henry 最后被救了过来。但他大脑损伤，不能再飞 U-2，现在退役在基地工作。后来我借 他办公室呆了半天，跟他聊了很久，看不出来他大脑有毛病。他业余在家里开一个 Worm Farm， 养 Composting Worms 为趣。 就在这个 Party 上，空军为他发奖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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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偶识 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DavidY 一个清瘦老者对着你微笑，慈祥到你情不自禁跪过去叫声老爷爷。绕膝而坐的是看上去幸福的祖 孙三代。 这时肯尼迪被刺，可是外面新修的州际高速公路给他留下更深的印象。就在这里，一个 几万人口的美国小城 - 密西根的 Midland，九旬老人曹汝霖平静度过他漫长一生的最后五年。
八国联军进京那年，曹汝霖赴日留学。在日时目睹明治时代之上进及日俄战争时国民爱国热忱， 十分感动。回国后入京服务外务部。慈禧太后此时夕阳无限好，决心立宪，要求各地推举人才。 曹汝霖德才兼备，给数位重臣看中力举，第三梯队青云直上。东三省善后及图们江间岛归属处理 得当，对日交涉才能开始出名。当时袁世凯兼长外部，一片新气象，任人唯才，作风务实，曹回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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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来唏嘘不已。民国以后外部编制肿胀两倍多，外交成绩却大不如前。晚清的立宪起草等要 务，曹都有贡献，朝廷更加刮目相看。清亡曹辞官开了律师行（他在日考到律师执照），得大清 律颁布之益，也非常有成就。曹认为晚清立宪，立法司法行政三头唯一成功的是司法改革。北京 及省司法独立，秉公而断，不受腐蚀，一直延续到北方政府结束。后来国民政府颁布法律，对大 清律几乎一字不改，其影响可见一斑。袁世凯看中曹才，给他外务次长（第二把手）位置，曹不 肯。袁问他当律师月入多少，曹答 2000 元。袁听了吃惊，有点下不了台。这个数字当部长的都拿 不到。袁毕竟老到，忽严肃教育道：“你们年轻人，不要只图安乐，正应该为国家效力。我年轻 时，在朝鲜办事，那么棘手，那有要舒服的思想？”。曹入中央后，先外部，后入财务部和交通 部，都成绩斐然。那时虽然军人常干政，但北京政府文官相当稳定，换朝不换人，行政系统稳 定，曹一直做到五四运动。 知日亲日 记得 cnd 大侠书刊曾言要做知日派。中国知日亲日元老，非曹汝霖莫属。留日学生会见过明治天 皇的屈指可数，曹氏是其中之一。跟一般外交官员不同，他与日本官员交往，完全融入日式文化 思维，日人也不当他外人，他交的日本朋友之多，相当惊人。 所以与日人周旋，国人罕有出其右 者。 他的中日亲善思想形成与他的个人经历，也基于当时一种盛行的理论：中日互通有无，本来是贸 易比较优势的经典，如果自由贸易，互相发展，大家都得益，能维持长久和平。这种想法在胡耀 邦时代提出再合理不过，可惜民初时这种思想太超前。我不禁想，如果曹晚几年去日本留学，回 来还会是 个亲日派吗？ 曹汝霖的赵家楼被北京游行学生烧了，此事背景很简单：1919 年初南北第二次和谈失败，北洋元 老徐世昌和北洋中流砥柱段祺瑞反目，段总理辞职。段亲信曹汝霖留任，巴黎和会出卖中国青岛 给日本，消息传来，全国愤怒，谈判代表之一的曹氏当然不讨好，天安门前示威的学生要揍他并 不意外。不过，揍他的愿望要实现，本来远不那么容易。首都卫戍司令要拉队伍出来，警察督察 反对。他威胁，如果军队进城，他就把警察都撤了，出了事情你负责。当时曹汝霖回到家，已经 知道游行队伍正朝这边过来。吴督察派了三十多个警察保护曹宅，可是按照指示要“文明对 待”，所以不但没带枪，连警棍都没有。当时在学生队伍里的一位学生回忆，说我们那里知道去 哪里，都是队伍前头的学生领路。前头那几位似乎熟门熟路，直扑曹宅。曹宅门前的警察豆腐纠 察线一触即溃，而一直对学生队伍进展了如指掌的吴督察，却迟迟不派增援。冲进曹宅的学生挨 屋搜查，没找到人，便把铁床坼了，把铁棍抓在手里，到处一阵乱砸。打伤了好几个人，又点了 火，情势眼看失控。这时吴督察赶到，大叫一声“拿人！”，此事领头的学生早已不见踪影，后 面跑得慢的二十几个学生立刻给抓了起来。 对国人送的亲日帽子，曹欣然接受:”余自知为平凡人,富于保守性,乐为宽大….自服官外部，职 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宜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 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 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 21 条。余与陆子兴外长，权衡利害，折衝尊俎。虽未全部 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谍。国人既怀恨日本，逐益迁怒于亲日之人。”。曹一直主张对日交 涉只要可为便不轻言放弃，故他对张学良不放一枪放弃东北特别耿耿于怀，认张此之大错，甚于 西安事变。当时日本文官政府还压得住军方，如果善用外交手段，满洲决不至于全盘尽失。后来 华北局面，也有可为之处。不过，后来蒋介石向他咨询时，日本军阀完全掌控对华政策，曹看得 真切，说现在只有一战， 不做他想。日占华北，日多人力请他出山维持，均遭曹拒绝，没有商量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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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与梁鸿志，王克敏和后来的汪精卫不同，曹氏是亲日而不媚日，知道如何爱惜自己的羽 毛。日方岗村宁次以降，都甚尊重曹，不难为他。原来曹在北京政府久与军阀周旋，对于应付军 阀很有一套。他历任新交通系首领，积财有道，手头不紧，日人也无法收买。 曹自五四受辱退出政坛，与后来国共两方都无渊源。但是他的为人痛恨的亲日面目，却最终救了 他。日本投降后开始除奸运动，他在天津被软禁。蒋介石来北平，看到他在名单上，说弄错了， 要戴笠给曹道歉。戴登门道歉他受委屈了，说蒋知道他拒绝出山，说曹很不容易。其他被关的人 就没那么运气好了。戴笠不久去世，其他要犯都从陆军监狱移到法院系统，蒋不再能插手，结果 都给枪毙了。 国共内战时曹移居家乡上海。共军逼近上海外围，朋友劝曹出走，机票都给他买好了。曹不肯， 说自己离开政坛三十年了，在家乡做个退休百姓，中共如何会为难。 这时一位晚辈动之以情，说 动他去台湾。到了台湾曹没有多少朋友，没带多少钱出来，生活无着，靠高利贷为生。这时家里 又数次来信说新政府如何好，要他回去，自然把他说动，准备启程。正在此时上海高等法院发出 对他的通缉令，又将他的财产一并没收，从此断了曹的退路，曹差点喂了虎口，好险。后来他到 了香港，那里开销大，吃不消，乃转赴日本，成了难民。可是出乎曹的意料，他下了飞机，外务 省官员恭候迎接。很多当年的老友都来看望。当年驻天津的领事吉田茂与他熟识，是日本战后第 一任首相，邀请曹到府上一聚。大家居然谈得投机。知道他生活潦倒，吉田茂安排，由朋友出面 发起华北交友会，都是与华北有关系或认识曹的人士，会费每人五千元，凑起来送给曹作生活 费。他们每月聚餐一次，有机会见到吉田茂，会费也值得。有位当年只有两三次面交的朋友托人 送礼给曹。曹要求转告谢意。来人说不必谢。“日本人常说，我们尊重曹先生，是尊重他的人 格。他虽亲日，然在华北日本军阀之要求，坚强不屈，这是他的人格。野上君虽然与君向无关 系，他也是表示对君之敬意，辞谢反而使他有失望之感。我听了他言，不胜感慨。本国人不能原 谅我，日本人反能道出我意，不胜浩叹。” 白桦林链接
遥想百年前之咨议局 DavidY
中国的未来，在过去百年史内尽显无遗。可是看官不必悲伤，因为未成的结果，并不影响其中事 件的深远影响。这种事件，诚然对当时的历史结果没有起作用，可是却对今后的结局，包括还没 有发生的未来，却影响深远。1909-1911 年的咨议局，便是这样的事件。 近代中国由投票选举产生的国会，总共四次，史家咸认一次不如一次。最早的选出的国会预备学 校咨议局，却是令人刮目相看。原来清末预备立宪，定九年后立宪。民主要下水，国民要学习。 盲人摸象，把代议制运作学到手，要培训，要花时间，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搞定的。一百年后看 这样的逻辑，觉其智慧不减反增。咨议局不是正式议会，而是省级的预备学校，中央派员来指 导，苦心栽培立宪。咨议局不是全职的，其意见只是参考，但也是由选举产生。当时 4 万万同胞 里知道选举的，大概是九牛一毛，所以为了防止添乱，设置了学历财产年龄等等很高的门槛，但 毫无疑问，只要符合条件，谁都可以来投票或被选。选举投票的很少，也没有政党拉票贿赂，这 样选出来的议员，有人民代表的名分，但没有人民代表一味迎合选票的下贱。当选的多半是保守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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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进步的士绅阶级。典型的议员曾获功名，家里吃穿不愁，有稳定的收入，家世好，在地方上 有威望，本来就热心公益，又看报纸，知道或到过西方。就是拿到今天中国，也想不出这样的背 景有什么缺点。 湖南的谭延闿(音 kai)是个典型。谭父是名人，官至巡抚。谭父有天洗脚，过来一个丫环。他 说："我脚底有一痣，别人都不能见，今天给你运气好见到了。“不料该婢女说她脚底也有一痣。 谭父一听大喜，便纳她为妾，宠爱有加。原来相书上说，凡女人脚底生痣，必生贵子也。以后果 然连生三子，谭延闿是次子。老谭功名了得，拿了翰林，为人仗义，唯性情不榘，真湖南汉子 也。 咨议局产生，于是有地方代议制；然后再由省议会复选，产生资政院，乃国会之前身。这样先省 民选而后国民选的选举，后来再也没有过。遗憾之余，更感慨咨议局的了不起。省咨议局产生， 很快就形成立宪党雏形，于是有三次立即请开国会的请愿，浩浩荡荡，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签名。 好在清政府头脑清醒（或顽固，看你怎么看了），不肯答应，最后只答应减少三年时间。众议员 leverage 民意来制约政府，功效彰显。资政院在北京也不含糊。咨议局与省都督意见相左搞不 定，资政院有复议权。当时省行政首脑（都督）乃朝廷任命，大权在握，不听咨议局的很常见。 资政院判咨议局胜，朝廷居然为都督开脱，资政院内大哗，大家嚷嚷要弹颏军机大臣，一心要成 就责任内阁，也即政府要向议会负责。 这样闹腾下去，朝廷要么低头，要么要出来革命，大家都给逼到墙角，只有一拼了。可是，一切 有惊无险。外面上京请愿的只是几十个咨议局议员，他们并没有去发动群众上街 - 本来他们是有 能力这么做的。几万人挤到中南海，形势定然惊险十分。在资政院里虽然有民选议员的吵吵嚷 嚷，可是钦定的参议员头脑清醒，把表决通过的弹颏军机案按下不发，与政府的过早摊牌得以避 免。过了一个礼拜资政院按期结束休会，大家平安回家。西人李提摩太热心维新多年，他说： “吾辈居中国五十年，一旦的目睹此景象，殊感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着，有过 之而无不及。土尔其，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 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 辛亥革命后，很多地方都督转帜，腰身一变成了革命党。湖南是个例外。造反的革命党人胆识有 余，民望欠缺。当上都督后才 10 来天就给杀了。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拥为都督，自此，湖南政权 落入立宪党人手中。谭氏开明，很快获得革命党支持，他的领袖才能显示出来。他上来先把革命 的血腥气给除了。当时抓了就杀，没有第二选。老谭制止，说：“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 他很快安定湖南局面，并援助形势岌岌可危的湖北革命派，奠定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日后湖南 自治，演出中国立宪史上最辉煌的一幕，并非偶然。 白桦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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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坦的世界 梦江南
科技的发展使全球一体化进程一日千里，佛理德曼（Thomas Friedman）一声惊叹《世界是平坦 的》，竟然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当今世界果真如此平坦吗？答案似乎并不乐观，种族，文化， 制度间的鸿沟依然巨大。最近中国政府在新疆处决英国人阿克毛（Akmal Shaikh）在西方社会引 起震动便是一例。 阿克毛是归化英国籍的巴基斯坦人，穆斯林。2007 年底入境乌鲁木齐机场，被发现携带 4 公斤海 洛因毒品，被中国政府依中国法律判处死刑，并在去年底被执行。 从西方报道来看，阿克毛真不是只好鸟。80 年代他曾在美国居住，以经纪房地产为生，后因生意 失败，返回伦敦。在伦敦经营出租车，一度生意兴隆。2003 年却因性骚扰女雇员被罚，生意再度 破产，并和第一任妻子离婚。随后与他的波兰籍女秘书奉子成婚，2005 年移居波兰，据说带着开 办航空公司的雄心，但很快再次和第二任老婆离婚，被老婆指责为愚蠢而疯狂。 愚蠢是真的，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后，阿克毛给伦敦的朋友送短信，“现在大家该知道谁是穆 斯林，什么是圣战了”。结果短信被英国和波兰安全部门截获，受到调查，后来因没有足够证据 而终止。 疯狂似乎也不假，阿克毛 2007 年参与为期一个月的波兰护士抗议活动，因此结识英国音乐家桑德 斯。他身无分文，依靠乞讨和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但从此开始了歌星梦。他创作了一首歌，还 设法录了音，音乐家们跟他说歌曲毫无乐感，但他始终不肯放弃，自认一定会轰动歌坛。 据自述，2007 年阿克毛在吉尔吉斯斯坦认识一个叫“奥克乐”的人，声称在中国拥有一个大夜总 会，愿意提供机会让他前往演唱，并同往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奥克乐”以只有一张机票为 名，让阿克毛先行一步，让他帮助带走一个旅行箱，“奥克乐”承诺随后就到。在乌鲁木齐机 场，警方在旅行箱里发现 4 公斤海洛因，阿克毛被捕。阿克毛声明旅行箱不是他的，中国警方于 是和他合作，张网等待“奥克乐”，但此人始终没有出现。 法庭上，阿克毛以不知情为由做无罪申辩，大约 30 分钟的庭审后，法庭认定他有罪，并宣判死 刑。中国法律规定，携带 50 克以上毒品，即可判处死刑，阿克毛似乎罪有应得。中国政府在阿克 毛被捕后将近一年知会了英国政府，此时第一次上诉已经被拒。 英国使馆随即雇了两个律师帮助他第二次上诉，上诉理由还是行李箱的归属问题。代表他的律师 后来透露，当时开箱检查的录像和文件记录都无法支持他们的辩论，但阿克毛在法庭上的 50 分钟 的发言前言不对后语，有时甚至荒唐可笑，因此律师建议阿克毛要求精神检查。阿克毛一开始拒 绝这个建议，坚持自己精神正常，家庭没有精神病史，但在律师的一再坚持下，同意向法庭要求 检查精神是否正常。最高法院根据英国使馆提供的医疗记录缺乏精神病史记录拒绝了阿克毛的请 求，维持原判，阿克毛被注射执行死刑。据中方新闻报道，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犯人直到行刑 前 24 小时才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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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毛是最近 50 年来中国处决的第一个英国人，此事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英国首相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中方无视英国政府刀下留人的请求，尤其是拒绝对阿克毛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国际大 赦组织和欧共体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方维持死刑判决。中方则针锋相对，照例指责西方干涉 中国司法主权。 此一事件，表面来看似乎只是西方对中国审判阿克毛的法律程序有异议，庭审前没有遵守外程序 知会英国使馆，审判过程过于简短草率，法庭拒绝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独立评判。本质 上却是对中方司法程序的不信任，以及在死刑判决上的观念差别。 西方的法庭独立于政府之外，检察官，法院，和警察互不隶属，案件审理的公正性透过程序的透 明度和公正性来保障，对刑事案件的判决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合理的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因为死刑的不可逆性和基于对人生命权利（生存权）的尊重，对死刑犯的判决慎之又 慎，审判过程往往漫长而复杂，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州甚至已经废除死刑。 阿克毛不是只好鸟，但在还有 reasonable doubt 时--行李箱的真正主人和他的精神是否正常--被 判处死刑，这在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草菅人命，难于接受。这样的冲突如果不断，就会集聚仇恨， 最后形成血和肉的对抗。 历史如镜，当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如此开场的。 1784 年隆冬的一个夜间，停靠在黄埔港外的英国商船休斯夫人号上大宴宾客后客人尽兴离去，按 惯例炮手会鸣炮致意。不幸事故发生了，炮弹退镗时无意中击中船边的一只小舢板，导致船上两 人死亡，一人受伤。船长威廉姆斯知道大清杀人偿命的律法，不管有意无意，于是马上把炮手藏 了起来，对外宣称他无法辨认犯错的炮手。当时的大清刑律，有意杀人者砍头示众。过失杀人者 吊死示众。吊死者因保有全尸被认为皇恩浩荡，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 找不到肇事炮手，大清便抓了休斯夫人号船上的经理作为人质，并下令停止了广东境内和西方的 生意往来，还威胁要停止和西方所有贸易。为了恐吓，大清还调来了 40 艘炮船在珠江巡逻，把所 有西方人被隔离在珠江边上的一个狭窄居住区内。西方人也人人都武装起来，准备护家护货。当 时的西方商船还不带战舰保护，商船上也只有少量轻型武器抵挡海盗。 在僵持中，大清开始施展以夷制夷的伎俩，把除了英国人的各国商人招来，给他们好吃好招待， 还每人给两匹绸缎，让他们从居住区撤出，唯一的条件是船上插一面大清国的龙旗。这些商人中 有一个美国佬肖萨谬，那时候美国刚刚独立，他是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经商的美国人。跟英国人 打了多年的仗，肖萨谬的理想主义火焰还在胸中燃烧，他试图说服所有的西方商人同进退，甚至 用武力保卫自己的权利。可惜各国商人各有各的利益，抛弃了英国人。英国人最后万般无奈，只 好交出炮手。几天后炮手被吊死。 休斯夫人号事件成为大清和西方关系的转折点，明代以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好感随之烟消云散。 几年后（1792 年），马嘎尔尼受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首次出使大清朝，试图建立外交关系，开放 港口，实施平等通商，为大英帝国的工业产品打开市场。因为不肯跪拜皇上此行一无所获，但在 归途中看穿了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的内在虚弱，还带走了一本大清律法，研读的结果使西方人们 第一次普遍意识到中西方在“法律”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和寄希望于通过法律解决国际贸易纷争 的不可行性。“治外法权”因此成为西方人在大清的一大诉求。今天的同胞们在爱国主义的大旗 白桦林文选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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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往往把“治外法权”看成是帝国主义蛮横强权的罪证。然而，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大英 帝国的子民，或者你有选择的话，你愿意在大清法庭受审吗？ 后来一系列事件，例如艾米莉商船事件，林则徐禁烟事件，林维喜事件等等，不断地累积着双方 的矛盾，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在刀剑和枪炮的较量中，大清无可挽回地败下阵来。1：60 的兵力 对比，输得干净，输得服气。 如今两百多年过去了，大清早已烟消云散，紫禁城也几易其主，但中国的法律制度却并没有实质 性的改变，立法，司法，释法无不还在一党的掌控之下，屈打成招的冤案错案屡有曝光，死刑犯 人数始终高居世界各国榜首。东西方之间的观念差异依然巨大，在可见的将来，类似于阿克毛事 件这样的争执还会不断出现。 这世界何时才能变得平坦？这世界如何才能变得平坦？ 白桦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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