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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話電子報

圖片出處:IMGUR

第十二期 2012/7/6

無罪推定與法官角色:審檢辯三方鼎談

【編輯前言】 最高法院決議做成至今,已經半年了,可是各界的辯論還是沒有止息。辯論是好事。繼續挖掘下去, 會發現這個問題反映出各方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踐,有不同的理解;對法院與法官的角色,也有不同的 期待。這一期由本刊主編張娟芬專訪審、檢、辯三方,希望能呈現不同觀點,並刺激更進一步的思考與討 論。 陳憲裕法官是高等法院法官,在刑事審判上有約二十年的經驗,不久前才以「如何作一個快樂的法 官」為題演講,風靡後進法官。李念祖律師除了參與台灣司法改革,也經常處理國際仲裁,對美國的民事 訴訟程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操作,有第一手的深刻體驗。W檢察官是司法界的新血,正在實務之中努力 實踐理想。 【體例說明】 本期專訪文稿,黑色部分為受訪者意見,紫紅色部分為訪談者提問。文字整理經受訪者確認後,交由 另外兩方閱讀回應,如此來回交換意見,直至最後定稿。讀者應當能夠在其中發現許多意見的交鋒,也不 乏共同的看法。受訪者雖分別來自審、檢、辯三方,然未必代表該領域所有人的看法。其中W檢察官由於 職務關係,不便具名。

李念祖律師訪談

無罪推定不只是最後判有罪無罪的時候,依據「確信的心證」下判決而已。若是在審判一開始,就透 過「起訴狀一本」與「集中審理制度」,更可避免法官的預斷。 「起訴狀一本」+「集中審理」

所謂「起訴狀一本」是借自日文的說法,「一本」是「一頁」的意思。為什麼要限定起訴狀只能是 「一頁」呢?就是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地被檢方影響。以美國的訴訟程序為例,起訴了以後,進入準備程 序,這時候檢辯雙方便坐下來,各自提出證據清單,稱為「證據開示」(discovery);然後確實進行調 (未完,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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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攻防,釐清待證事項,包括訊問對方的證人(deposition),證詞由速記員忠實記錄。

準備程序主要就是檢辯雙方交換證據資料及證人名單,進行證據調查。法官只參與設定全案的時程進 度,及裁決程序爭議;此外並不介入。檢方看到辯方提出某個證人,便去了解並想辦法打擊他的證詞,辯 方也針對檢方提出的證人或證物,下一番功夫去調查,提出反證。當然證據調查很多時候是白費力氣的, 很可能追一個證據追了半天,發現其實沒有用,追入了死巷。因此準備程序也是用來過濾掉這些無用的線 索,使得審判更有效率。

等到檢辯雙方對於攻防重點都胸有成竹了,準備程序就結束,進入審判程序。開庭的時候,由檢察官一 口氣把被告的罪證呈現出來,辯方反詰問;然後換辯方把對自己有利的事證呈現出來,接受檢察官的反詰 問。集中審理指的就是證據密集地,在一個不中斷的審判期日中,一項一項持續地呈現在法庭上,因此, 下判決的人不會有預斷、偏頗。英美法庭因為採陪審團制,所以必然集中審理,因為不可能把六個或十二 個陪審員長期隔離,不跟外界接觸。

法官在這裡的任務,除了隨時裁決雙方發生的程序性爭議外,主要有兩個:第一,召開審前會議,排定 審判的日程,讓檢辯雙方商定準備程序所需的時間。第二,審判時聽訟。這個制度仰賴檢辯雙方盡責地進 攻與防守,而這種能力顯然必須從實作演練中激發培養、逐步累積而來。如果一直依賴法官進行調查,那 檢辯雙方就永遠不會進步。 「捲軸狀」的證據呈現,容易造成預斷

台灣的訴訟現況是像捲軸一樣的,而法官總是先看到檢察官所蒐集的那些對被告不利的證據。證據呈現 的順序,可能就影響了法官的心證。比如說,龍頭已經先看到了,法官難免認為那是一條龍。後來發現身 子是牛,尾巴是豬,蹄子是驢,其實是個四不像。可是這些證據就容易被忽略,因為一開始已經認為他是 條龍了。我們雖然有準備程序,但只是提示證據,行禮如儀。法官常常用職權調查的名義忽然傳個證人, 見招拆招,且戰且走。甚至也不事先知會律師,說是為了防止串證才不事先通知,然而卻不提出具體事 證,證明有串證之虞。律師臨到法庭上才赫然發現法院今天傳來了一個證人,這樣如何替當事人進行有效 辯護呢?

法官的職權調查如不節制,實質上就可能減輕了檢方的責任。檢方不止負舉證責任,還必須說服法官形 成被告有罪的確信,法院才能判決被告有罪。如果刑事訴訟法在一六三條要求法官必須調查對被告不利的 罪證,那麼一六一條說「檢察官對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就形同具文了嗎?因此,最高法院的決議益 發顯得重要。 「公平正義」不是各扶一把,而是協助弱勢 一六三條第二項說應調查有兩個情形,分別是為被告利益與維護公平正義。你怎麼看?

從檢方的觀點會認為,「公平正義」和「被告利益」是對立的,這無可厚非。檢方把被告當成罪犯是很 自然的,否則他根本不會起訴這個人。但是法官卻不能把「公平正義」與「被告利益」對立起來。如果被 告是無辜的,那被告利益就是公平正義!在一六三條第二項裡面,「公平正義」與「被告利益」只能看做 同義字,否則就是假設被告有罪,因而違反憲法的無罪推定原則。

用職權調查來協助比較弱勢的平民百姓,才符合公平正義。舉例而言,行政訴訟法一三三條規定,當老 百姓對於一項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的時候,行政法院的法官就必須職權調查。因為老百姓面對行政機 關,在資訊與資源上都居於弱勢,他舉證勢必有困難,因此責成行政法院的法官,必須依職權蒐集證據。 這就說明了,「公平正義」未必是對原告與被告各扶一把,而是協助在蒐證上居於弱勢的一方。

因此,一六三條第二項的合憲性解釋,只能是此次最高法院決議所說的:法官「應職權調查」的事項僅 限於被告的重大利益。

在調查之前,如何區辨一個證據對被告有利還是不利? 還未調查不可能區辨。有利不利是指找證據的問題意識方向而言,調查的結果不一定有利。但是不要忘 了,刑事訴訟的原則是,法官根本不事調查,只中立聽訟。職權調查是例外,而不是原則,這才是一六三 條的真意。 (未完,接下一頁)


法官避免介入,才是公正

我從事國際仲裁時體會到,最好的仲裁是讓雙方律師多講點話,仲裁人盡量不問問題。如果必須要問的 時候,心裡也一定有所節制,一定問那種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問題,或者問兩個相對的問題,各有對兩方有 利的部分,以免影響審判的中立外觀,看起來就有失公正。如果法官少有這樣的自知,就像仲裁人如果太 過介入,會被懷疑不公正,得不到雙方的信任。

大法官截至目前為止,對於無罪推定原則仍嫌惜墨如金。連知名案例如釋字384、392、582,都未從 無罪推定原則出發。釋字653、654只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覊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 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只有釋字665說的略多一些:「……無罪推定原則不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確 定之被告執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覊押之唯 一要件,亦可能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但是,大法官會議已經在釋字396和582號解釋裡明白表示,當事人進行主義(對審制度)是正當法律 程序。所以我們思考現行制度時,必需採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思維,不能繼續維持職權主義的思維。 我們現在沒有集中審理。如果審判中,法官產生了「被告有罪」的心證怎麼辦?

法官只是「懷疑」,不能判有罪,因為檢察官有「超越合理懷疑」的說服責任。法官要排除的懷疑不是 「被告有罪」的懷疑,而是「被告無罪」的懷疑。只有當判決的那一刻,法官對於被告的犯行已經沒有合 理懷疑,他才能判有罪;在那一刻之前,哪怕只是「企圖排除『被告無罪』的心證」,都已經是有罪推定 了。 「發現真實」是錯誤期待 這樣的制度設計,對於「發現真實」有沒有幫助?

以「發現真實」當作訴訟目的,是錯誤的假設。比如說,檢察官起訴張三說他殺人,可是舉證不足。如 果法院的目的是「發現真實」的話,那豈不是要找出來到底是誰殺的,才能結案嗎?對岸的刑事訴訟法第 六條就是這樣說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發現真實」一拿出來,「無罪推定」就丟掉 了!因為無罪是真實,有罪也是真實啊!

如果檢辯雙方漏掉一項證據,而法官看到了呢? 這是假設雙方有漏失。當事人進行主義是假設無漏失,檢辯雙方要負責任。 可是實際上就是會有漏失。比如說一個非常細節的證據就是沒看到。

這時候法官可以揭露心證,說檢方還沒有盡到舉證責任,但不應該去具體的幫檢方調查。為什麼不幫辯 方呢?有些律師接案是有前酬無後酬的,拿了前酬就消極不作為的也有。 如果把職權調查的範圍嚴格限縮呢?

我認為至多是「得」調查,不是「應」調查。刑訴一六三條第一項說法官「得」職權調查,沒有設下任 何範圍,已嫌寛泛;它實質上減輕了檢方的擧證與說服責任。這次最高法院的決議,只是提醒法官:職權 調查有其界限而已。 無罪推定不只是「未證明為有罪以前不可罰」

無罪推定不只是「未證明為有罪以前不可罰」。無罪推定要落實的話,必須從訴訟程序做起。限縮法官 的職權調查、起訴狀一本、紮實的準備程序、集中審理,對於無罪推定要有周到的保障,這些相關措施, 都極其必要。

陳憲裕法官訪談 法官的職權調查並不會違背無罪推定原則。這次最高法院的決議,認為一六三條第二項「公平正義之維 護」和「對被告有利」是同義字,我認為不合理。「公平正義」怎麼會專指對被告有利?如果真的是這 樣,那又何必重複講兩次? (未完,接下一頁)


無罪推定=不預設立場

我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不預設立場。如果檢察官起訴的時候,證據明顯不足, 例如起訴某甲販毒,僅憑某乙的證詞,可是既沒有查獲毒品,也沒有其他的旁證,什麼都沒有,那這時候 不應該職權調查,而應該判無罪。如果檢察官的舉證有達到合理懷疑,可是距離確信還差臨門一腳,比如 說他證明到八分、九分了,一般人會說「八九不離十」,可是不對,八、九還是「離十」啊!這個時候法 官就看卷內證據,有沒有什麼調查可以補足那個臨門一腳,以釐清真相。

當然,要量化是很難的,所以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有的證據形式上看來對被 告不利,有的看來對被告有利,有的則完全中性。但是都要去調查以後,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像形式上看 起來的那樣。 實例之一:對被告不利,應調查

第一個例子是一個爸爸載讀大學的女兒去上學,途中發生車禍,女兒的頭撞上一輛廂型車,不幸過世 了。爸爸說,是大卡車撞到他的手肘,機車失控摔倒,女兒才撞上廂型車。這個爸爸、廂型車司機、卡車 司機、還有一個里長,四個人四種講法,案子完全是羅生門。這怎麼攻防?交互詰問再怎麼問,就是那四 種講法。

我看現場相片,發現機車的置物架上,有一道很細的紅色痕跡。這個案子被告有律師,原告有請告訴代 理人,還有檢察官,我之前的法官已經調查了六個月。我開到第三次庭,才看到那一道紅色痕跡。我想, 會不會是撞上去的時候油漆轉移?大卡車什麼顏色?

這個證據從形式上看,是對被告不利。調查下去如果紅色的痕跡跟大卡車吻合的話,那就證明是大卡車 撞的。但為了公平正義,要調查,因為這是一條人命,被害人至少可以求償。如果刑事將被告判無罪的 話,民事一定判原告敗訴,被害人求助無門。

我請雙方都把車開來。那部機車已經撞爛丟掉了,我請被害人的爸爸去找一輛一樣型號、年份、公里數 也差不多的中古車。他問我為什麼要公里數差不多?我說你找來了我再告訴你。大卡車開來以後,發現車 上裝載起重機,兩邊有兩根油壓柱,是紅色的,上面有一條細細的刮痕,掉漆了。和那部類似的機車比對 一下,確實置物架的位置,剛剛好就是大卡車掉漆的位置,高度是吻合的。我告訴那位父親,公里數差不 多,輪胎磨損的程度差不多,機車置物架的高度就差不多,這樣才能比對。

看到這個情形以後,卡車司機跟他的律師什麼話都講不出來了。後來他們和解、賠償。這個證據形式上 是對被告不利的,可是法官看到了,就應該要調查。依照最高法院的決議,會認為這個調查只是法官的權 利,不是義務;可是我認為應該是義務。

可不可以說,這是檢察官的義務呢? 檢察官沒看到啊。 那檢察官沒有盡到他的義務。

不能期待檢察官和法官的心證同步。這個案子有告訴代理人,他認真程度不會亞於檢察官;因為能不能 求償,可能牽涉到他的收費。可是沒有人看到那一道痕跡,我運氣好,我看到了。 實例之二:對被告有利,應調查

第二個例子是形式上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有一個縱火案是一對分手了的情侶,男方死亡,女方被認為是 縱火者。女方辯解說當時她在吃便當看電視,不知道怎麼搞的就著火了。我核對卷內她的診斷書,發現她 肩背嚴重灼傷,可是兩手手掌完全沒有傷。這跟她的供詞是相符的,她一手拿便當,掌心被便當遮住,一 手拿筷子,掌心向下,男方向她潑灑汽油,汽油潑在牆上燃燒,所以肩背都被波及。如果是她縱火,手掌 應該會有傷勢。通常判決書僅記載被害人受傷情況,因此沒有人想到要去看被告的診斷書。這個證據對被 告有利,也是法官有義務調查的。

這兩個例子,一個是為了公平正義,保護被害人;一個是為被告利益,避免冤枉。這兩個情形法官都有 義務調查。被告會說檢察官應該負舉證責任;可是不能期待每一個檢察官都能看到卷內所有的證據。這時 候就要求法官基於公平正義來補強。不是每一個檢察官都是柯南嘛。何況法官又沒有公開所有的心證。 (未完,接下一頁)


法官是不是應該適度公開心證呢?比如說,你看到一個值得調查的證據,你的作法是用職權調查。如果退 一步變成是:公開這部分的心證,說這個證據尚待調查,讓檢辯雙方各顯神通去進行攻防呢?

那就是一六三條第三項,職權調查前讓雙方表示意見。不過第一個例子必須先請雙方把車開來,不能告 訴他要幹嘛,不然他會湮滅證據。知道你要看擦痕,說不定就故意再刮兩道。這個案子最能說明什麼是 「公平正義」,因為我如果不調查這一道痕跡,案子一定判無罪,被害人求助無門。我不相信一個訴訟制 度會設計到讓被害人求助無門。 法官職權調查,以補檢辯之不足 你說不能期待每個檢察官都是柯南,這是你實務上跟檢辯雙方互動的經驗嗎?是不是檢辯雙方的辦案經驗 有侷限,你看到的重點他們沒有看到,所以法官必須用職權調查來補足?

某種程度上是。如果檢辯雙方能發現這些疑點,哪輪得到法官介入?法官會介入一定就是他的心證跟雙 方有落差,他看到雙方沒有攻防的地方,而這跟認定案情有很重要的關連。 普遍來講,法官工作量比較重,還是檢察官工作量比較重?

應該是法官工作量比較重,因為不深入案情的話,判決寫不出來。所以法官沒有推卸責任的空間。檢察 官只是攻擊而已,又不用寫判決書,所以看卷看到什麼程度,是有彈性的,可以分配時間。媒體關注的案 件,檢察官積極攻擊,這也符合社會期待。但相對會壓縮其他案件的時間。所以我一再鼓吹卷宗編訂方式 一定要改變。

我主張告訴人的告訴狀訂一卷。被告的答辯訂一卷。檢察官的偵查訂一卷,包括報到單、筆錄、函查。 前科與回證訂一卷,那個跟案情比較無關。這樣就很清楚,我可以很快的看到告訴人在告什麼,被告怎麼 答辯,檢察官的偵查結果怎樣。

我們現在的卷宗編訂是按照時間先後順序全部放進去,像一本沒有目錄的書,要看什麼東西要一直翻。 二審法官感受很深刻,因為卷宗比較多。地院法官比較沒感覺,反正只有偵查卷。可是二審會遇到發回更 審的案子,卷宗從地板堆到跟人一樣高。而且二審法官年紀大了,可能看到後面,前面就忘了。改變卷宗 編定方式可以節省大家閱卷的時間,那就等於增加了判斷的時間。法官工作能夠勝任,心情才會好啊。

我們以前都說武器不對等,檢察官挾強大的國家力量,被告哭訴無門;現在角色互換,有些檢察官沒辦 法詳細閱卷,律師詳細閱卷;誰掌握資訊,就掌握力量。檢察官一講話,可能就被律師反擊說卷內不是這 樣。法庭上的攻防,火力是有失偏的。 這是你的經驗嗎?也有人抱怨律師很糟啊。

這應該是大家的共識吧。個別律師可能有好有壞,但是律師跟當事人收費,他不看卷,當事人怎麼會放 過你?付錢的人會盯得緊。律師有當事人的壓力、勝負的壓力、口碑的壓力。檢方這邊不是不想認真,可 是卷宗那麼厚,檢察官就會見機行事,邊聽邊想。我們實務的工作負荷會驅使他變成這樣的工作模式,在 時間的壓迫下,他必須做選擇。制度設計應該要讓他想認真,也能夠認真。但現在是他想認真也沒辦法認 真。 訴訟目的:發現真實,維護公平正義

訴訟制度最後一定還是回到發現真實、維護公平正義。只是必須遵守無罪推定,這是不能動搖的前提。 在這前提下,法官發現卷內有證據可以釐清事實認定,就一定要調查,這是義務。

我的理解是,你對無罪推定的定義是「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就是你在調查一個證據之前,並不去斷定它 會對誰有利、對誰不利。那你會不會避免在審判過程裡形成心證?比方說因為證據出現的順序,對心證會 造成影響? 審判中的心證是浮動的。檢察官起訴時,舉證要說服法官到「應該不會冤枉被告」的程度,也許百分之 九十。但審判中公訴檢察官要證明到確信程度;若我要到「確信」,還差百分之十。如果卷內有證據,這 個時候我就會用職權調查。但絕對不會協助檢察官去把被告定罪。像第一個例子,那位父親告卡車司機和 廂型車司機,我職權調查,查明事實以後,卡車司機判有罪,廂型車司機判無罪。這就說明職權調查跟無 罪推定原則沒有衝突。 (未完,接下一頁)


我可以理解最高法院的決議是為了強調無罪推定原則,所以限縮職權調查的範圍。我也可以理解檢方會 反彈,認為條文不是這樣,怎麼可以這樣解釋。我認為條文好像真的不是這樣,是並列的;而職權調查運 作上也沒有問題,不會妨礙無罪推定。 如果一個案子檢方的舉證很薄弱,但是你在卷子裡卻看到了證據,你會不會調查?

如果第一,證據很容易調查;第二,證據可以證明事實;那就會。否則的話不會,你檢方舉證不足,那 就判無罪。例如有一個案子被告丟出一把刀,檢察官起訴殺人未遂,證據是被告喊說「乎你死」。這要依 照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來判斷。用刀砍頭可能是殺人,如果追上去砍到手,可能是傷害;但被告只是把刀 丟出去,連追都沒有追,怎麼會殺人未遂?殺人犯意在哪裡?所以法院變更起訴法條,判恐嚇。這還是嚴 格遵守無罪推定啊。對構成要件的解釋,對證據的評價,要符合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最高法院的決議其實並不影響到法官的職權調查,因為「得調查」,要查的都可以查嘛。它影響到的是檢 察官上訴會不會成功而已。

對。對法官來說,不管視為權利還是義務,都可以職權調查。影響到的是檢察官的上訴,所以檢察官反 彈。你抓問題很精準。 「八九不離十」不足以形成有罪確信

我們現行的制度,假如起訴的時候證明到八成、九成,應該是公訴檢察官來補;如果他沒有補,那就法 官看卷內證據;如果還是沒有證據,那可能就判無罪,因為八九還是「離十」啊。問題是現在如果有八成 九成,被判無罪的比例有多高?問題在這裡。 所以你覺得是法官的證據法則抓多寬或多嚴的問題。

抓的寬的人會說八九就可以啦。抓得嚴的人會說,從「八」「九」到「十」這中間還是有可能冤枉啊! 其實這個才是關鍵:整個無罪推定原則就是在講「八」「九」到「十」的這一段。我們很容易被「八」 「九」迷惑。現行的這種卷證併送制度,造成預斷的危險性是蠻高的。辯方如果不夠強的話,抹不掉那個 預斷,那就看法官的心證寬還是嚴。

這樣等於是法官和檢察官在分享調查責任了。檢察官證明到八,法官就補剩下的二;檢察官證明到九,法 官補剩下的一。 應該說,法官依照卷內證據來看,能不能補足;但沒有義務去幫檢察官補,就可以判無罪。

可是如果你定義法官的任務是發現真實,那他就有義務去補。 檢察官如果不能指出這個證據要去哪裡找,卷內又沒有,那為什麼要替他補?可能就會判無罪。 但這有沒有可能出現一種連動關係,就是檢察官產生依賴的心態,他舉證到六,剩下的四讓法官去補。反 正補二也是補,補四也是補啊!

會啊。那就看法官的心態。有罪推定的法官就會幫他補。甚至連補也不用啊,丟刀就判殺人未遂了,他 也沒有補啊!所以還是回到經驗法則、論理法則。這用同理心就好了。如果是法官自己丟刀子就被判殺人 未遂,他會服氣嗎?所以有些國家的法官要先當過律師、要有社會歷練。 堅守無罪推定,降低預斷風險 卷證不併送的好處是不會預斷。但當事人進行主義也有缺點,就是攻防的訴訟技巧很重要,那就是「街 頭法律」了,像街頭打架一樣,誰的技巧好誰就贏。如果用某種程度的職權主義的話,雙方攻防雖然很激 烈,但還是用職權發揮一些補救的功能,不會像街頭鬥牛。 有的檢察官指出法官的心態還是職權主義,所以檢方辯方講話,他都沒在聽,因為法官的心證早就成了。 那檢察官相對的也會消極,因為法官又不聽。

卷證併送可能會使得法官看卷就形成心證了,所以雙方講話他不想聽。如果起訴狀一本的話,法官心證 是空白的,他就必須認真聽訟,不然判決書沒辦法寫。如果要改成起訴狀一本,我也贊成,但是那時候全 國司改會議,檢察官反對。卷證併送就像是黑板上先塗了一塊,然後辯方用板擦看看能不能把那一塊擦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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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是有罪推定了。因為要靠辯方證明自己無罪。

法官先看到檢察官的講法,可能已經初步相信了。這跟法官保持心證是一張白紙,雙方證據提出就立刻 受到對方的攻擊,當然不一樣。預斷形成以後,可能會偏向有罪推定。但堅守無罪推定原則、經驗豐富、 有人權概念、有同理心的法官,可以把預斷的風險降到最低。

W檢察官訪談

相對於法官,檢察官站在第一線。以案件量而言,檢察官的工作負擔遠大於法官,法官的工作「質」 重,但「量」少。案件量上的差距,使得檢察官難免有「去法院再查清楚」的「偷懶想法」,這似乎是不 得不然,卻也或許是理所當然的一種解決方式。 不人道的工作量,不合理的管考

我現在在偵查組,每個月新收的案件差不多八十件,案件量很重。每個月新收與舊的加在一起,一不小 心就會破兩百五十件。其中很多濫訟案件,佔用很多時間。但是身為第一線的檢察官,我對自己的期許不 僅僅是依法論法,更希望能徹底解決紛爭。當事人會尋求法律的幫助,就是因為他自己無力處理。所以我 會盡力耐心處理,向當事人解釋清楚法律規定,讓他們明白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提出告訴是他們 的權利,我們沒辦法選擇當事人,只能盡力做到最好。

我們有管考壓力。每個案子,兩個月內要有「實質進行」,比如說開庭,或者要調到「有用」的證據。 但這有時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事情,因為證據來了我才知道有用還是沒用。我知道「兩個月」對於當事 人而言,是漫長的煎熬,但我一個月有兩百五十個案件。每一件開庭後,要等到下一次的開庭,可能真的 就得等上兩個月。有一個案子,當事人吸毒,所有程序都完成了,我只是要把他送去觀察勒戒而已,但他 另案被法院羈押,所以我沒辦法結案,可是這個未結的案子還是掛在我帳上。

管考要求的結案時間是八個月。如果碰到要送鑑定的案子,那檢察官最好做好逾期的心理準備。車禍鑑 定算快的,目前平均所需時間為四個月,運氣好的鑑定回來之後即可結案,運氣不好的,遇到當事人爭 執,再送覆議或學校鑑定,那鐵定沒法如期結案了。至於醫療糾紛的鑑定,可能兩年都做不出來。回到主 題,如果大家要求檢察官應該盡到百分之百的查證義務,那是不是應該每件車禍案件都送鑑定以確認被告 的責任?實務上做得到嗎?

要付費的那些鑑定,我要寫簽呈,呈報本署主任及襄閱、檢察長核准,然後行文至高檢署,核准了以 後,我才能發文至醫院進行鑑定。時間是一個問題,經費也是一個問題,院方的經費相較於檢方,真的比 較多,「院」與「部」的差別,在這種時候顯得格外明顯,也格外令人心酸,哈哈。

我們的人力不足,加班是常態,菜鳥加班費打八折。一個月只能報十八個小時的加班費。但我每天九點 上班十一點下班,十八個小時的加班,我三天就用完了,可是我加三十一天的班。我去的第一個月連加班 費都懶得申請,我又沒有時間花錢!

我覺得院方離人太遠了。案子到他手上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情緒了。要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做到盡善盡 美,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案件量一定比院方多,我最高記錄是一個月兩百七十件,我同學在院方,一個 月七十件他就壓力大到睡不著了。 我聽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案件量太大,還有管考要求結案時間。

對。我從來不去看我的未結案統計表。我的同學常常提醒我去看,我說幹嘛?「快爆了啦!」我說如果 能結案的話,我會不結嗎?我就認為查得還不夠啊!當然有的人就隨便結,送到院方以後,院方哇哇叫。 所以我說,現在要求檢察官偵查時要做到盡善盡美,成案以後,公訴檢察官聲請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法官 就不調查,這是不合理的。 最高法院的決議不是這個意思,因為當事人聲請的調查,法官沒有正當理由本來就不得拒卻。那個決議講 的是法官職權調查。檢方或辯方聲請調查,不叫職權調查。

對,本來是公訴檢察官應該去補足。當然這個決議在實務上的影響可能不會太大,法官可能就是提醒檢 察官要調查。這看在被告眼裡,還是一樣覺得你們都是一家人。所以這個決議不會改善任何事情。 (未完,接下一頁)


法官仍持職權主義心態 你剛才講案件量大、管考要求結案時間,是偵查組檢察官的狀況。公訴組檢察官也用一樣的管考標準嗎?

他們沒有結案時間的管考,因為案子結不結是院方決定。法官心態還是職權主義。我們沒有起訴狀一 本,而是卷證併送,在庭上法官心證可能都已經出來了,因為他看到了這些卷證,他會是一張白紙嗎?不 可能啊。說不定書類都寫一半了。他只希望檢察官閉嘴,他自己查比較快。

我們在美國派和德國派中間,可是兩種都不是。在卷證併送的德派制度下,想要運作美派的實質法庭辯 論,實在有其現實面的困難。美國的被告穿得光鮮亮麗,以免法官「覺得」他像被告;台灣的被告哐啷哐 啷的走進法庭,法官不會覺得他有罪嗎?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到的。

當最高法院決議要求檢察官在公訴庭上應負完全的舉證責任時,是否應該先要求法官將其心證公開?闡 明心證,檢察官才有可能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現在檢察官的困境在於,法官並未公開心證,檢察官不知 道哪一個點會成為判決的關鍵,最後判決出來了,檢察官才恍然大悟,原來法官覺得那個東西很重要,那 個東西可以完全改變判決的結果,那只好以「應調查未調查」作為理由上訴。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認定的重點及關鍵也不同,實在難以期待檢察官可以百分之百確切知道法官在意 的重點在哪。法官應對檢方與辯方適度公開心證,才能逼迫檢辯雙方竭盡所能提供證據,無論對被告有利 或不利。這樣的判決、這樣的舉證責任分配,我才覺得合情合理。

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落實無罪推定,這些我都完全沒有意見,這本來就是我分內的工作。但是我們要求 檢察官「有利不利一律注意」,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我既要追訴犯罪,又要保護他,這要怎麼做?

或許有人認為,最高法院這個決議,宣示的意味遠大於實質之效力,因為大家總覺得院檢一家,共同打 擊辯方,辯方孤立無援。可是各個院檢的關係不一樣,關係不好的時候,檢察官其實很難做。可能以前檢 察官有濫權的情形,所以現在拔除了很多檢察官的權力,更設下了很多的關卡,這我可以理解,也認為合 理;但很多時候院方如果不支持,那檢察官的案子就辦不下去。羈押權、監聽權都在法院手上,我們有時 候就會被刁難,只能低頭求院方法官幫忙。

現在的狀態好像是辯方被壓著打,但是要改變這個狀態,法官有沒有勇氣去提升辯方的武器?現在最高 法院的決議讓法官自斷一臂,可是這樣不會讓辯方比較厲害啊! 無體制內管道可制衡最高法院決議

最高法院近幾年不斷用「決議」改變法條的內容。我實在很想說:「憑什麼?」很多最高法院決議,都 是被新聞壓迫出來的,99年第7次決議就是被白玫瑰運動逼出來的,這種趕鴨子上架式的決議,可能對性 自主罪章的體系解釋造成結構性的破壞。法律本身就是遊戲規則,我們必須尊重遊戲規則,要修法,不能 凌駕立法院的權力。這種莫名其妙的決議對檢察官其實沒差,我不滿意我就上訴啊。是法官比較可憐,你 如果不同意這個決議的話,你的判決會被發回,影響你的維持率。

檢察官去靜坐,有人批評說為什麼不用體制內的方式表達意見。最高法院決議有什麼體制內的方式可以 推翻?沒有。最高法院的法官長久以來以老大的姿態,以濫用決議的方式,多次做成法條規定的限縮或擴 張,明顯超出文義解釋的合憲性範圍,卻沒有任何的管道可以阻止這些決議的效力,也沒有任何「體制 內」的管道可以對這些決議發表意見。我想這才是吳巡龍檢察官不得不上街頭的最主要原因吧。 公訴檢察官訓練不足

最高法院的決議說對被告不利的不能調查。假設是偽造文書的案子,要送鑑定,但還沒送怎麼知道是有 利還是不利?法官憑什麼判斷?那公訴檢察官聲請鑑定,法官該准還是不該准?

當然應該准。 但最高法院決議說,我不幫你調查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啊。

決議不是這個意思。職權調查指的是法官主動做的調查,不是檢方或辯方聲請的調查。所以最高法院決議 並不會使得「檢察官要查,法官也不讓他查」。 所以法官要公開心證啊,要讓檢辯雙方都知道應該補充什麼證據資料,以確立在每一個單點、每一個環 (未完,接下一頁)


節上都已經盡到最大的舉證義務。因為檢察官和法官的心證本來就不一樣。我起訴這個人就是已經認為他 有罪了啊。

實務上,如果起訴的時候證據到百分之六十,然後就會停留在百分之六十嗎? 基本上是這樣。 那公訴檢察官在幹嘛?

說實在話,檢察官覺得公訴是去休息的。被派到公訴會不高興。所以全部的人排序照輪,沒有人要去公 訴。這有很多原因。比如說,公訴檢察官並沒有受過公訴需要的訓練,例如交互詰問;都是兵來將擋、水 來土掩,在實際案例裡跌跌撞撞學習、累積而來的。我在司訓所的時候,來教課的檢察官很老實的說他從 來沒有交互詰問過。老實說,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什麼問題算是誘導的問題。

有的檢察官則覺得我在偵查庭我最大,去公訴要看法官臉色,還要跟被告交互詰問,我不喜歡。實務上 公訴檢察官的目的只是去陪法官完成必要的程序而已,就像陪席一樣。 這太悲慘了。

我們整個的制度不是完整的美式的法庭。以前的公訴檢察官只講三句話,「如起訴書所載」,「請從重 量刑」之類的。他只是去把這個流程跑完。 那公訴檢察官很閒嗎?

也不會很閒,因為時間還是被綁在那裡。看人啦。這個決議開了一扇門,讓想偷懶的法官很好當。你不 想查了你就說我不用查。如果是好法官,這個決議之前你用職權調查,這個決議之後你闡明要檢察官調 查,這個系統還是可以運作。 檢察官變認真,法官變輕鬆? 但以前檢察官可以用「應調查未調查」去上訴,那有沒有可能這個決議會逼迫檢察官必須要調查?

懶的人還是不在乎。要讓人把這個制度運作好,所有的措施要到位。辯方的力量提升了以後,檢方會有 壓力。律師都是衝鋒陷陣衝出來的,我看重大刑案會覺得檢察官都抓不到重點。不能說法官正義感來的時 候,講得很大聲說我要把這個案子辦好。等到你不想做了,就說當事人進行主義。這個決議可能會讓公訴 檢察官變得更認真,但也可能讓少部分法官變得更輕鬆。院方要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要告訴他什麼東西還 不夠。法院要求檢察官做什麼我都沒有意見,那本來就是我們該做的,可是法官的角色,自己要想清楚。 決議裡說對被告不利的不查,這字面上就不公平了。你要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修正的話,就完全中立聽 訟,然後要求雙方竭盡所能提出證據,這才是公平。

但刑事訴訟對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並不是一半一半,而是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我覺得我們的制度要改。要檢察官負舉證責任,那就不要要求我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理想繼續燃燒 「無罪推定原則」你在實務上怎麼操作? 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會讓被告講話。他有什麼講法,他的答辯,我會聽他講,他要求我查的 東西我都儘可能幫他查。他告訴我對他有利的證據,怎樣可以找到,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幫他調查。我花很 多時間在幫被告找有利的證人。之前曾經查了一個「菜市場名」,一查有兩百多個,依被告所述之年紀、 居住地區研判,口卡印出來,一個一個讓被告指認,這確實很花時間,且很有可能被被告耍的團團轉,隨 便給你來個「幽靈抗辯」,但我還是盡量要求自己做到。還有就是,我的偵查不公開,只限於對偵查庭外 的不公開,但在偵查庭內,我有什麼證據,在合理的範圍內我會對被告公開的,因為要讓他答辯、防禦, 並讓他有機會找到對於自己有利的證據。 我很菜,所以我還在理想和實務中掙扎,但我希望我這個掙扎一直都存在。我現在擔任檢察官的角色, 我的意見可能被當作「因為我是檢察官」才會這樣說,才會偏袒檢察官,為檢察官找藉口,這是很無奈 的。堅持理想讓我在體制內發生很多衝突,而以前的朋友也可能認為我變了而意見相左,但我很感謝他們 的鞭策,讓我不放棄理想,繼續堅持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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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網站:http://www.taedp.org.tw/ 2. 傷心法學之歌(張娟芬):http://www.taedp.org.tw/story/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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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話電子報》第十二期|無罪推定與法官角色:審檢辯三方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