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视报 CityEye29

29

Nov~Dec 2020

城视 报 city eye

赠 阅 Complimentary

Printed by Vinlin Press Sdn. Bhd. No 2 , Jalan Meranti Permai 1 ,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 Batu 15 , Jalan Puchong , 47100 Puchong , Selangor , Malaysia.

Special Thanks 亚洲文件夹集团主席拿督林顺发 赞助本刊全部费用

设计 曾伊霓

摄影 陈奕松

特约作者 ST Leng | Ooi Tze Xiong

采访撰文 卓衍豪 | 张丽珠 | 赵慈宇

编辑 徐秋雁

主编 张丽珠

出版总监 庄家源

策划统筹 黑土设计所

出版单位 乔治市文创中心

召集人 黄伟益

城视报创刊于2014年5月，每三个月出版， 从2019年开始，进阶为双月刊，每期发行一万份。 是一份由写作人、设计师及摄影师等人共同编制的 社区画报。可在乔治市一带的咖啡馆、餐厅、书店、 民宿、主题馆、人文空间等地方免费索取。

George Town Lifestyle and Culture

关注乔治市的生活与文化

出的

两 境

前，我们正在探究。过去大马的出版业可能极少触

化长河的浩瀚流长，我们深知这是历史时刻，更是 重要的时代回望，一路如何走来，未来如何迈步往

遇上这些对话人，听他们的热血故事，看到的是文

给大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疗愈。

新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精神。2020年确实艰难，大家 的生活与心情都不好过。期许这辑跨际的对话，能

化人如何将本土文化不断发掘，并且设计和创造出

本期城视报选摘了其中四组人的对话，看听这些文

西亚文化发展人们的优良读本，也藉由此书促进两 地文化现况的了解。

这项由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城视 报策划执行的出版计划，预期可为两地文化人打开 跨界跨境的对话与交流，成为长期关注台湾及马来

地方创生，到创意产业的行动方案。

2020年结束前，我们完成了《两境 — 台马文化人的 在地创想》这本厚达480页的文化创意专书。透过 13组人的对话，它记录台湾及马来西亚两地24位从

著作权所有， 本社区报图文非经同意不得转载或复制。

Contact +6019 472 6525 cityeyepg@gmail.com

Penang City Eye 城视报

乔治市文创中心 GT Creativity Centre 19, Tingkat Besi 2, Green Lane, 11600 Penang, Malaysia

Published by

版时 代 意 义 书名：两境—台马文化人的在地创想 主编：庄家源 张铁志 出版单位：城视报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售价：非卖品

#发掘本土 #创造新价值

及这类内容和题材，所以这次《两境》付梓了并不 意谓著任务完成，而是一趟文化长征的启程。

杨两兴

毕业于吉隆坡中央艺术学院，现为 Lostgens' Contemporary Art Space 创办人、策展人，为本土民间组织策展 设计及打造展览空间

看见小区的 地方价値

杨两兴 x 刘德全

留学台湾，电影系毕业，于2013年大 选迁居居銮。自喻散播小区营造种子 的传教士的他，认为地方创生不仅吸 引经济与专业人士入镇，还需懂得蹲 点，与当地居民同调生活

刘德全

撰文：卓衍豪 & 张丽珠 绘图：ini eenie

04—05

书 文 话 化创 生

他们透过口述历史、小区地图、 艺术进驻等方式，努力唤醒村民 看见地方价値，了解自身权益， 跟村民一起展开一场守护家乡的 长期抗战。

到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的东西。

闯， 让政府部门和官员意识到原来这样也可以，小贩也意识

做展览，让大家看到巴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带动小区的人一关关去

空间应该充分地使用，所以我提出办市集、带书商去办书展，带艺术协会去

我们放弃协调就做不成了，巴刹不应该只是买菜和卖菜的空间，我觉得公共

认为巴刹是要根据模板设计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去推翻过去的设计；但假如

都是问题。我把政府部门拉进来，虽然过程繁琐、设计图又难看，因为他们

非法的，小贩被逼迁后聚集在那里，一待就四五十年，卫生条件和设施提升

为例，我觉得这个半露天的巴刹很有代表性，巴刹跟小区息息相关，但它是

要改变的东西，以一个比较可行的活动或企划去引导他们。以居銮河边巴刹

刘:我比较不会专注于某一个小区，一般上，我会针对每个社群比较急迫需

家关注这个小区，让它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可能又会引来发 展商关注；所以，静静地做其实有点无可奈何。

区地图、收集老东西、老照片，因为我们后来反思， 做大型活动让大

两个星期会有大型节目，到接下来的好几年都静静地在做，做口述历史、小

们决定直接进驻小区，一直到现在。跟之前的两年相比最大的落差是由每一

程师，响应小区发展的议题；到2013年这个小区艺术计划告一个段落，我

对高压的发展，我们用艺术去表达要求，并且找了很多人，包括建筑师、工

友（张吉安、陈亚才等）组织了一个叫“茨厂街小区艺术计划”的平台，应

杨: 我待得最久的小区是茨厂街，2011 年开始“保街运动”，当时跟一些朋

Q:请描述你们目前深耕的小区营造计划。

你要帮他们去做一些口述历史，去发掘这个村的价 值，他们才会认同这个村，不然他们不会说他们是 来自这个村的，他们会说自己来自一个比较大的城 市。

境，看不到价值。我所谓的价值不只是消费价值，像两兴这样，

分利用地理环境去展现。村民一个很大的迷思是他们太习惯那个环

刘:最大的差别是地理环境，我觉得新村都大同小异，在于如何充

较表像的特征。

杨:以建筑来说，新村的共同点是用木板来建、有堂号，这些是比

Q:你们都曾经进到新村做小区计划，对你 们来说，最能代表马来西亚新村的共同 DNA是什么？ 06—07

书 文 话 化创 生

能给予居民补贴。

一些次要的、有特色的民房重点保留，政府除了要有指导守则，最好也

段可以先把小区里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地标性的建筑盘点出来，把

虽然也不可能完整，因为有些新村的屋子已经改建成两层或三层。现阶

去保留新村，理想的情况是把整个新村都保留下来，看起来才完整⸺

正地是他的，房子也破了，他在外面还有别的房子，就 等发展商来收购，高价把地卖掉就好。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

杨:我觉得是年轻人口外移的问题。另外，很多新村人的心态是⸺ 反

Q:在众多代表新村的元素当中，哪个部分面对 最严峻的挑战？什么方法比较可能有效拯救这 些文化资产的消逝？

刘德全领导的日出希望团队2019年积极为居銮豆沙路河边巴刹漂白，今年初在巴刹 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新年市集⸺“日出市集”，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 （刘德全提供）

#以人为本 的文化保留

# 看 见 新 村

分要做这些事。

没有走出那一步，希望其他人去帮他们做这些事，小区工作大部

我们去马来乡村，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涵盖华人的元素，但大家都

办活动时，村民发现需要囊括其他族群的元素，丰富他们的文化，

多华人，但生活、习俗上很多东西已经混合在一起。在华人新村

刘: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很难以族群区分小区，也许你住的地区比较

们希望可以打破这个印象，我们做的事某个程度来说是小区串联。

的。茨厂街是个多元的小区，只是过去被标签为“唐人街”，我

也会过去声援，这让人觉得茨厂街不只属于华人，是属于全部人

会盛装出席，村长和参与的村民会带上宋谷；他们的活动，我们

的代表来，3个小区形成一个非正式的联盟，有活动的时候，他们

班达达南的村长，那村长又找吉隆坡第一个印度人小区⸺铁道村

铁建设，让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后来，我们找了马来人小区甘榜

成很大的考验，因为会被标签为华人拒绝发展，挡住国家发展地

年代没有这种说法，90年代末之后才出现；保留茨厂街在当时形

茨厂街当时被标签为“唐人街”是为了吸引游客，据我们了解80

融合是非常丰富的，我希望不要只从华人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杨:我觉得小区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的过程。马来西亚文化的交流和

Q: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共生的国家，在 进行小区营造计划时，如何在保持多元性 的同时，不失去独特性？

茨厂街小区艺术计划成员及各小区的宗教师在“灯佑苏丹街”活动上一起为老小区祈 祷，祝愿可以将这里的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杨两兴提供）

这是他们的资产，是时间不能复制的东西，就自然而然会去保护它。

让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才重要。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他们会发现

人对自己家乡不抱希望，怎样让孩子们看见10年、20年后的可能性，

是只能供人参观、不能住的房子。我觉得更严峻的是偏远的新村，当地

但我认为不能要求他们继续保留这样的居住条件，只 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怀旧心态；居民要知道为什么 要保留，价值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外人建构给他这 些概念，让他觉得身负重任而必须保留，这是很不人 道的。 游客来看看、打卡就走，可是他住在里面，厕所在老远；这些

刘:我进行小区活动的时候，进去居民的家会觉得那个环境跟不上时代，

他们以美学力量和行动证明，美学 并不虚无缥缈，懂得美、看见美和 散播美的人，可促进社会和谐，减 少文化冲突，让社会更良善。

中国南京艺术学院艺术中外艺术比较研究 博士，目前主要研究课题方向为艺术学美 术史和艺术教育研究

梅德顺

能力虽好，但所获得的知识和理解，都是外围的东西，

机会到国外博物馆参观，当地导览并不针对大马人而设。 我们语文

后来办了艺术品修复展览活动，接着进行博物馆导览。我发现就算有

的概念。博物馆涉及的层面很广，我选了最基本的修复保存这一块。

许:我约2000年从中国回国，用了将近10到15年推广博物馆修复保存

Q:谈谈你们这些年在马来西亚做过的美学教 育工作和历程。

08—09

马来西亚美学学者，现任东方人文艺术 馆副馆长。迂野阁文化事业工作室负责 人，策划推动马来西亚文化创业工作与 学术研究风气

许斗达

懂得美， 生命才会有感动

梅德顺 x 许斗达

书 文 话 化创 生

没办法带来美的感动。于是我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加上自己受过

全的艺术家名单，接下来其他人要接着做就容易多了。

来分享或摆出来。我的目标是用10年把本地画家资料收集好，有了齐

我认为本地艺术家必须建档，国家画廊有很多好作品，可惜没有拿出

难找，很多城市和建筑的样貌都找不回了，因为以前没有记录下来。

集的剪报有2万多则，主要有关本地的美术报导。本土文化艺术的资料

亚各类艺术家的作品，就必须把这些数据收集再库存上网。目前我收

0000马来西亚的美学研究向来冷门，我和州政府谈过，要了解马来西

究。

们把作品摆在美术馆，而不是大众可以看到或接触的地 方，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需要长远的观察和研

小路巷弄都有美丽的小事物。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艺术家， 但他

0000比起台湾，马来西亚的美育并不发达，台湾随便一处就有雕塑，

发现，身边有很多东西值得留下来慢慢研究。

这十五六年来，从收集数据开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文献库存。这才

来西亚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密切关注本国美术发展。

梅:2003年我在新加坡念书时，对美术研究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马

部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地人生活留下的东西。我觉得博物馆只是摆在那里，没能发挥教育的

校后，另一个可以再次学习成长的地方，因为它保留了当

其实博物馆是看见过去和现在串联最好的地方。 博物馆是踏出学

觉得进入博物馆很浪费时间，不少人游览博物馆，只是在门外留影。

术课程开拓及提升学员对美的认识，也把大家带到艺术现场。现代人

术和人文的方式，培养大家对东西方艺术的兴趣。这21年来，我办美

不教导大家如何欣赏作品。所以我成立了迂野阁工作室，以实践、艺

领大家去认识艺术。所有艺术家都希望大家理解他们的作品，但从来

0000我在艺术学院时，看见本地艺术学院只想培育艺术家，却没人带

学术训练，将它和艺术连接，为大家做博物馆导览。

#发现 生命的空隙

满屋满墙的剪报资料，是梅德顺十几年的搜集。剪报内 容主要以马来西亚艺术发展和画家动态。（梅德顺提供）

会造成种族的冲突会越来越大，所以美学教育有它重要的地方。

对美学的认知，对事情有刻板印象，比如看到莲花就想到宗教，这

他们平日也会在屋前准备米和水，让小动物享用。很多人因为缺乏

浪费粮食。在印度人的信仰中，这些米粒是众生平等的象征，就像

森节的米绘图（Kolam），有些人觉得它很美，有些人觉得这等于

理解多元文化、学会包容 的人。举个例子，印度人庆祝大宝

梅:美学和美术不同，美学很深奥，它跨学科，可以培养一个人成为

的，可以存在更多思考的空间。

也是以赚取最多钱的职业为标准。可见 这个社会是需要创造性

父母灌输我们的是，考不到好成绩等于没有前途。所谓职业选项，

们，绝大部分事情是以利益来计算的，他们 没有感性空间。从小

考不好而选择自杀，因为他们没有多少选择！整个生长环境告诉他

许:我们确实需要美学。你看，马来西亚每年有多少小朋友因为考试

Q:为什么马来西亚人需要美学教育？大家目 前对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是处在哪个阶 段？

10—11

书 文 话 化创 生

所以会忽略了它的美。

#文化与 感性串联

久以来的传统，是老百姓千百年来集结的习惯，因为大家太习惯了，

佳节庆典。我认为可固定带领大家看到庆典的美学部分。节庆是长

们需要导览员，他扮演着提醒大家要点的角色，以及该怎么看这些

的感官活动，但这方面并没人提醒你该注意的部分在哪里。所以我

做连接，将小区文化和感性部分串联。节庆活动本来就是充满美学

划统筹“千禧不打烊”活动。那是茨厂街的文化节办的活动，我们

许:我很早就在街头办文化活动，那是1999年，为吉隆坡文化街策

Q:节庆文化活动应该如何融入美学元素？

的情感书写出来，作品有内容表述，才可引导人们去欣赏。

“很美” ，这方面的文字倡导工作很少。我希望能把好作品蕴含

画坛需要评述，因为缺乏评述的基础，我 们 只 会 说 一 幅 作

是推广。州画廊里有很多好作品，推广美学就要把这些资源整合。

就是把人带进来，让一批人懂得看画后，再将其他人带进来，这就

动更多人投入这个领域。槟州画廊一直想做“Art0Friend”计划，

表达画作里的想法。画展上的好作品上有人做导览和赏析，就能带

梅:有很多画家有绘画的技术，情感丰富，但对美学一无所知，无法

Q:理想中的美学教育，或本身特别想进行 的，是什么样的美学项目？

许斗达在博物馆席地而坐，以生动的语句带着孩子们走进时光隧道。（许斗达提供）

跨 出 去走 出

陈亚才 x 张吉安

语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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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后来会去做 乡音采集。

员，奶奶又是广东粤剧的爱好者，我就在一个语言大杂

住在庙，所以我常常看大戏，加上外婆也是潮州戏的演

和梵语，还加一些马来语，主要是跟当地信仰有关。因为

语。我家是一间庙，爸爸是乩童，他念的经文都是暹罗话

讲福建话、暹罗话和马来话，进入小学一二年级才学会华

该是马来语和暹罗话，在家基本上是说潮州话，外婆会

张:我生长在吉打，从小除了家族语言，我最先学会的应

会先做专题演讲，让大家认识印度的文化、宗教，种族、

把一些基本的概念弄通之后就开始做导览；导览之前我

不懂，我就去看书、收集资料，到印度庙跟宗教司请教，

导览、演讲和书写，因为有人说印度庙满天神佛，都看

自在。至于这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我研究的重心，包括做

包袱，即使身处在 95% 都是印度人的场合也不会觉得不

印度朋友、马来朋友一起长大，对跨族群没有什么心理

印度教和印度文化的导览。因为我来自estate，从小跟

0000第二个就是 跨文化的推广 ，近十几年我也关注

存的工作。

故杀害者的墓园，还有茨厂街，我都参与其中作抗争保

年义山、雪兰莪双溪毛糯麻疯病院一块“513事件”被无

遗产与古迹保存，包括吉隆坡旧机场路地段的8座百

和活动，参与的层面主要有几个，第一个是 小区文化

陈:1985年我从台湾毕业回来，基本上都在民间团体工作

Q:请简单说明你们的背景跟你们现 在从事的文化保存工作的关系。

书 文 话 化创 生

张吉安 目前为影视导演、小区艺术工作者、“乡 音考古”计划采集人、“茨厂街小区艺术计 划”策划人、“茨厂街·乡音馆”馆长

资深评论人，也是社会运动的推手之一， 他参与不少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运动，同 时也以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实在推动马来 西亚的改变

幻想小区 的方式做活动。

事，我作补充。我们就用声音、乡音的想象 再造一个

在了，就会停在那边播之前录下的声音，听老人家说故

拿着一个收音机，走到一个地方，如果那里的老人家不

地老人家的声音整合，定期作 老街导览 ；在做导览时

也有老街坊送的、本地拷贝录音的，我把这些声音和当

地大概做了10年采集，从唱片行那里收到一些老唱片、

集乡音，常常会去不同村落，就延伸到做小区。我在当

古”计划，开始走进不同的村落做乡音采集。因为要采

懂得唱这些歌册的老人家来录，我给自己订下“乡音考

大戏的歌册，我才发觉到当年没有留下声音，就尝试找

00002005年，我外婆过世之后留下了很多黑胶唱片、唱

陈亚才

因为深刻了解多元在标签以外的意义，亚 才带领华人认识印度敎、印度文化，带马 来人接触华人庙宇，透过了解彼此学会互 相尊重；吉安则用生命去记录数百个在国 土上留下的音轨，透乡音采集为这片土地 保存声音的文化遗产。

来

要。

明？所以我对老人家、不同籍贯的采集、文献的记录就变得很重

整的。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我们好像会很嚣张，我们要如何去证

命，我们所留下来的语言、民俗文化，相对来说是比他们更加完

前的整个脉络都在我们这里 ；新中国后来遇上文化大革

0000马来西亚华人的乡音文化在地化， 基本上是新中国之

人文化有多么不像。

西亚华人跟中国、台湾、香港的华人多像，而是我们马来西亚华

张:我常常强调我做的乡音采集、研究工作并不是告诉大家马来

义的。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推动力， 原来我们并不是那么沙文主

文化、印度教、印度殡葬文化相关，我发现听众非常有兴趣，这

管制期间，我总共讲了11场在线分享，其中大概有4场是跟印度

串联的角色，这是我的兴趣，我做得很愉快。在新冠疫情、行动

相处、沟通没有困难，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扮演跨文化、跨族群

000 我觉得我过去生长的背景，对马来人、印度人没有偏见，

重、相互欣赏， 我觉得要双管齐下。

来是 从文化角度切入，让彼此相互了解、相互尊

革，这是立竿见影的方法，但风险大，很容易形成对立关系；再

变现况，我自己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一部分是透过政治改

现在变得有些相互防范，或者某些民族要表现出文化霸权。要改

一点比过去还不如的感觉，比如说族群间本来建立的信任基础，

陈:这些年做跨族群的活动，感觉到时代不断地演进，但我们有

Q:除了热情，是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推 动你们去做这些事？

#独有的 文化资产 除了採集口传歌谣，亦纪录和修复各个乡音籍贯的本土文献。（张吉安提供）

14—15

书 文 话 化创 生

比我们更好。

我答

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会馆、社团也能这样，一定会做得

史包袱，可以从比较客观的社会需要角度来介入，以有限的资源

陈:“元生基金会”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没有一定要光宗耀祖的历

基金会”这类跟会馆、社团没有关系的团体在辅助。

的一块，但现在没有看到他们在做相关的事，反而是看到“元生

张:会馆社团如果能跟时代接轨的话，他们是文化保存非常重要

在状况内。

会馆来满足。会馆对新事物的建立和进入新时代的举措，常常不

生老病死都照顾到，后来社会的进步发展让很多功能已经不需要

Shift），100年前社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讲得夸张一点就是

陈: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需要重新进行典范的转移（Paradigm

张:你觉得马来西亚社团、会馆和传统组 织来到21世纪的今天，它们的功能还在 吗？或者他们需要改变原来跟社会交往的 形式？

人玩得兴高采烈，可谓前路宽广。

到语言的运用都变得更多元；之前我会担心师傅走了怎么办， 后来发现年轻

《 邂逅槟榔》，讲三大民族在槟城这个地方如何相处，从戏的内容、服装的改变

中班”学习福建木偶戏，创立“破浪木 偶戏”还创作了一部跟槟城有关的故事

陈:我也觉得进校园是一条生路，我发现有一批热爱戏曲的年轻朋友向“鸣玉凤掌

潮剧、木偶戏、皮影戏的选项，这才是传承的根本。

化团体中，让他们生存下来，我们就失去了文化保障，要谈推广、抢救、传承 就变成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必须 走进校园去深耕，比如说课外活动也可以有

体来，就算做了文化推广。但 没有把资源放在马来西亚的在地艺术文

张:从现实来说，戏班的数量一直在减少。这几年很多人觉得花钱请中国的表演团

陈:吉安做了很多保存传统的工作，你觉得传承方面 会出现断层吗？特别是老戏班，老师傅走了之后， 接得上来吗？

陈亚才也为马来大学生导览吉隆坡陈氏书院。（陈亚才提供）

本 土 再击 生响

小曼 x 吴圣雄

能量和可能性，会激发我的肾上腺素。

的一些表演环节；文化艺术让我 不断地发现生命前所未有的

定舞台的艺术表演者，我一直做统筹策划的工作，也参与构想其中

年轻。我特别享受把事情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虽然我不是某个特

些创办廿四节令鼓的人来说，跟他们一起走，精神和状态会越来越

0000节令鼓让很多年轻的鼓手到台上变得成熟起来，但对于我们这

手大概有8000人左右。

全世界大概有四百多支鼓队，累积鼓手有四万多人，现在同期的鼓

创新，在这个时代可以引起很大的共鸣。节令鼓去到世界五大洲，

曼:我今年67岁，将近半生都在做文化艺术的推广。将传统文化加以

Q:在马来西亚，提到鼓的艺术，你们两人都 是标志性人物，鼓对于你们的人生意义是什 么？

现为南方大学学院策略发展处处长。1988年 与陈徽崇共同创作《二十四节令鼓》，2009年 登录为“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 获国家文化人物奖

小曼（陈再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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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文 话 化创 生

把由华族文化衍生、创作出来 的鼓艺，推广至世界五大洲数 十个国家；他们透过鼓艺表演 对外宣扬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特色。

，全 世 界 手集团创办人及艺术总监，是二十四节令 鼓创办人已故陈徽崇老师得意门生。1997 年创办手集团，除专注于舞台表演，更致 力于鼓艺推广及教育活动

吴圣雄

会费一番唇舌跟他们解释。

跟友族同胞关系很密切，他们会问廿四节令鼓是中国来的吗，我都

识，反而是强化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的意识。我因为念国中的背景

理念。 分享，给我很大的力量 ，廿四节令鼓不是淡化民族意

令鼓放进交响乐里的表演团体，普及化需要长时间耕耘，秉持多元的

00001997年我决定成立专业鼓团⸺手集团。手集团是第一个把节

校长的支持下，协助隆中华成立了廿四节令鼓队。

中鼓队的教练；并在1991-92年，在当时吉隆坡中华独中傅承得署理

教鼓，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开始爱上敲击乐，后来也当上了芙

无所不谈。90年代，陈老师千辛万苦每周开老爷车来芙蓉中华独中

月长假都会下宽柔向陈老师“取经”，陈老师没有架子，所以跟他

吴:我中学时因为铜乐队队长的身份有机会认识陈徽崇老师，每年12

Q : 在你们跟华人世界和非华人世界的交流 中，他们如何评价马来西亚的文化艺术？以 廿四节令鼓和手集团为例，对于华人世界而 言，文化艺术由传统走向创新，由原乡走入 多元共生的国度，呈现出新的样貌，他们又 是如何看待这些即熟悉又陌生的艺术？

的食物融合了多族的色彩，为什么表演不能够呢？这 种融入是自然、不造作的。

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很为难，不能说之前的团不好， 既然我们

相似，但在表演形式上又不太像。他们说以前来的马来西亚表演不

演让他们惊讶，日本的鼓很出名，看到我们的鼓觉得和日本的有点

吴:1996年，我们在比利时表演，那是第一次踏足欧洲。第一场表

是很重要的文化认可。

决定临时更改节目，将廿四节令鼓作为成立仪式的表演。我觉得这

府成立，成立仪式十多天前，负责人在潮州发现廿四节令鼓，最后

遗产后，中国的廿四节气研究中心在第二年的春分才在北京的恭王

思考传统的中国文化在那么大的神州大地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新创 作。 00002016年，廿四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

的廿四节令鼓去到中国后，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激荡，他们也开始

因为这个互动，潮州恢复了他们的游神。马来西亚诞生

立后就被禁止了，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的。到2014年，相隔64年，

电视台看，他们很震撼，因为潮州大规模的游神在1949年新中国成

访问是在2007年，我把一个8分钟的「柔佛古庙游神」短片给潮州

曼:我举个例子，柔佛新山潮州会馆第一次回到潮汕做文化的寻根

# 文化回流

社群形成的原因有3个，比如一个人从小学开始学鼓，毕业了到中学

曼:廿四节令鼓作为文化活动、表演艺术， 已经形成一个社群。

Q:两位对文化艺术的保存费尽心力，你们 如何看待艺术在马来西亚的位置？它存活的 关键为何？在疫情冲击下，文化艺术团体又 如何走出困境？

廿四节令鼓是中华文化衍生的本土创作，展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样貌。（小曼提供）

18—19

书 文 话 化创 生

吴圣雄—手集团在2017年邀请西非鼓乐大师Olivier Tarpaga，融合非洲鼓，推出了20周年鉅作《梦 行乡远》。（吴圣雄提供）

法是我们很容易接纳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可以打成一片。

0000多元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引以为荣的点，国外对我们的艺术界看

经营管理，才能走得更远。

形式，要乐观，不断地去改。 组织不是久就好，要系统化去

#自给自足 的生态圈

一门课，做好防疫措施，让他们进剧场练习；我们慢慢转变教课的

因为他们上网课很累。我们特地为成人学员（年纪最大的77岁）开

0000在疫情期间，很多东西要调整。我们也教课，小孩子很喜欢，

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支持，因为我们是很专业地做艺 术。

负担很大。有些企业会觉得我们已经发展得很好，不用支持了， 但

了行政人员，有9个全职的表演者、18个兼职表演者、10个实习生，

以每年10月我都必须主动出击给各大商场提呈企划书。现在我们除

责任）不像国外的一些企业，当认同了一个艺术团体就会领养，所

有过几年有赞助，但没有长期的，马来西亚的企业做CSR（社会企业

吴:台湾和新加坡有社会企业资助艺术团体的文化，我们二十多年来

态圈，也支持了很多人的生活。

作业、硕士、博士论文也有人研究廿四节令鼓，这已经构成一个 生

训课程，我们出版教材，有很多媒体和纪录片的报导，大学的学生

0000廿四节令鼓离开校园后，在外有商演市场，有专业鼓团，有培

25支，中学大概有140支，小学现在与中学并肩，或很快会超越。

以上的鼓队都在学校里，包括幼儿园。马来西亚大学的鼓队大概有

源不绝；第二，是有教练；第三，是学校支持，廿四节令鼓有80%

开始打鼓，到大学也在打鼓，出国也把鼓带过去，鼓手的供应链源

歌词是通俗文学的分支。一首歌短短几分钟，却令听者与唱 者共享着一种感受，因此相对于其他文学类型，歌词更为广 传于民间。除了以个人情感出发的男欢女爱，流行歌曲也或 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从早期的中国进 口到40年代的本土抗战歌曲，再到后来以本土元素——马来 文、南洋景物，为灵感的华语创作，我们可从大马华语流行歌 曲中，窥见大马华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文化认同与归属。

陈绍安曾写道： “1940年代，

是苦闷、战争的年代。当时，我们 的‘软实力’仍未成形，包括歌曲 创作领域也完全空白。曾有歌评

人如此形容：40年代，只有来自 中国上海的流行时代曲，也只有 古老的留声机播放黑胶唱片。 ”但

若把当时传唱一时的抗战歌曲及 爱国歌曲也算在内，马来亚的歌

曲创作早在那个“苦闷、战争的年 代”开始萌芽了。

4 0 年 代，随 着 战 火 逐 渐 延

烧至马来亚，类似《哆哝》等带有 马来亚色彩的抗战歌曲及爱国

歌曲越来越多。 “ 哆 哝 ”是 马 来 文“tolong” ，求救的译音。 从歌曲

与独白来看，无论是马来词语的 运用，又或是对日本殖民政府在 马来亚执行的政制的批判，都显 示出了马来亚华裔开始融入当地

的风俗生活当中。 然而，这类混杂 了马来语的抗战歌曲在大量的同

类歌曲内，仍然属于少数，接下来 的例子到战后的50、60年代才出 现了。

《哆

哝》

杜边

词

哆哝啊哆哝 抽鸡牌税重 哆哝啊哆哝 贸易自由快开放 哆哝啊哆哝 工厂俾我地做工 同胞啊同胞

吴村

曲

南 风

家下多讲冇用 同胞啊同胞 只好团结向前冲 向前冲 向前冲 争取民主平等解放 向前冲 向前冲 争取马来亚的解放

（独白） 姑娘啊姑娘，点解叫哆哝？问声姑娘你 所得税，而家下唔晒讲，就话椰树纸 ， 话穷唔穷？而家货物又贵，抽鸡又加重 我地爱做人，唔好叫哆哝，若果政制唔改 地哆哝有乜用啊乜用？

南洋 风貌

进入1970年代，尽管当时的

马新乐坛星光熠熠，但本地创作

的歌曲却不如之前那么富有在地

书 话

唱 本 土

20—21

文化色彩。 五一三事件后，华裔对

身份认同一事产生恐惧。 这时，港 台流行歌曲登陆马来西亚，虽然 对本土创作的销量影响不大，却 在当时华社面对的白色恐怖氛

围下，适时地引导了一条“去本土

化”的出路。除了下面的《南海姑 娘》 ，参杂在地文化的歌曲极少出

现。这样的情况一直到1980年代 末才有变化。

《南海姑娘》 陈平业词 陈艺华曲

椰风挑动银浪 夕阳躲云偷看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眼睛星样灿烂 眉似新月弯弯 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 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

颖而出。

她在轻叹 叹那无情郎 想到泪汪汪 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 哎呀 南海姑娘 何必太过悲伤 年纪轻轻只十六半 旧梦失去有新侣做伴

你，叫人地哆哝有乜用？战前嘅 ，一占都冇用：重有奉纳金 ，你 重，人人都咁讲，政制真不良！ 改良，叫人地哆哝乜用，叫人

很少人知道，《南海姑娘》的原 唱其实是一把深情的男音——马 来西亚歌手艺云。

此歌原唱为马来西亚歌手

艺云，却成了邓丽君的代表作之

一，多次被不同的歌手翻唱。歌 曲中的“南海”指的就是槟城丹 绒武雅（Tanjung0Bungah）。这

首歌曲的词曲创作人——陈平业

与陈艺华——皆是槟城人。浓郁 的马来文化或马来色彩，或多或

少使其在众多同类型情歌当中脱

《童 黄文

年颂

升词

》

山脚

下男

是否还记得 不怕太阳晒黑的日子 汗水任意挥霍在浩瀚的葱绿中 田园中遍布了你我欢乐的足迹 还有被遗弃在那儿的天真 是否还记得 不怕风吹雨淋的岁月 雨声和笑声穿梭在童年的午后 雨后的虹彩总是那么难以忘记 就像那不被雨水冲淡的回忆 但我们相继长大以后 飞向遥远地方 昔日的神采飞扬无法再现 只能在梦里找 无论你我身在何处 只希望你永远记得这首歌谣

孩

马来

民谣

曲

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Lenggang Lenggang Kangkung Kangkung Di Tepi Pay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Ingin Nak Makan Jagung

Tapi Sayang Gigi Tak Ada

激荡工作坊在1988年主办

了一场名为“我们的歌”歌曲发 布会。发布会里，其中一个演绎

组合“仙人掌”集体创作了一首 歌词非常简单的马来歌曲《Roti

Canai》。这首没有一句中文歌词 的歌曲，是一个意图贴近并表现

马来西亚的实验性尝试。随之而 来参杂马来文的歌曲还有山脚下 男孩的《Kita Anak Malaysia》以 及《童年颂》。 《童年颂》歌词内穿

插马来童谣的呈现方式值得在此 一提。

若是除去马来歌谣的部分，

这首《童年颂》谈不上任何对马来 西亚的文化认同，但歌曲最想要

带出的意义正好就是马来歌谣的 部分，因为歌词最后，要记得的歌

谣就是Lenggang Kangkung这 首代表“童年”的马来歌谣。

书 话

尽管歌中出现了一些不算

标准的华语，但整体来说那只占

唱 本 土

22—23

非常少的篇幅。 踏入千禧年，互联 网的出现让人们可以不通过唱片 公司发表自己的创作。许多原本

会被认为“不正宗”、 “难登大雅之

堂”或更现实的“不卖钱”而不被

上载到Youtube，歌词写法不是

联网的各种平台（比如Youtube）

地方性语言，尽管歌词粗俗且冗

唱片公司考虑的创作，就通过互

）

黄明

志词

曲（

节录

坡的

华语

》

发布了出去。

《麻

黄明志在2007年将这首歌

所谓的“正规华语”。他大量使用 长，却带起了一股“本土华语”的 风潮，并使他一炮而红。

/……/还是麻坡的华语/因为麻坡人的讲话/ 西北够力/麻坡的华语/我感觉西北满意/你 不爽/我乎你看我中指一只/我不喜欢扮正 经/我觉得我很煞气/因为我/嘴巴讲的就是 麻坡人的华语/……/如果你来到这里 不要 觉得很神奇/因为你会看到西北多Wira 驾 来驾去/这不是没有创意 只是Wira 便宜/要 换车 还比较容易卖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实际 这就是我们的道理/而且这是 我们表现爱国 的心意/不要随便怀疑 不要躲来躲去/听清 楚 我就是在讲你/……/ 歌曲内容偏向“市井” ，提出

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现象。虽

作者 王诗棋 毕业于本地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 组)硕士班，考研时期同时参选议员， 是雪州无拉港州议员，也是独立纪录 片导演与制作人。《从〈午夜香吻〉 到〈麻坡的华语〉：大马华语流行歌 曲中的身份建构》是她的硕士论文， 费时5年完成，将之出版成书。 本篇内容摘录自王诗棋《从〈午夜香 吻〉到〈麻坡的华语〉：大马华语流 行歌曲中的身份建构》第三章：“歌 词中的文化认同建构”，已经过本报 编辑与删饰。

然语带不满与嘲讽，但这些不完 美，都是为了衬托创作者引以为

傲 的 不 完 美 文 化 —— 麻 坡 的 华

语。 创作者在歌内直接说明，马来 西亚华裔对自身定位、文化与身 份认同有着担忧，害怕自己找不

到定位，但他认为混杂的文化“就

是我们的style”、 “我们的定义” ， 还呼吁受众“要看得起自己”。这 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明显与之前 的歌曲不一样，创作者不仅仅接 受正面的文化，也掺杂了其他不 太完美的文化，并引以为傲。

20 观看

书 话 25

照 今 城

文 | 赵慈宇

照片提供 | Marcus Langdon

淘不尽 槟城 老时光

1

2 今年是兰登（Marcus Langdon） 在槟城生活的第十年。喜爱阅读 槟城前尘往事，对我国殖民地历

史有深入认识兴趣的朋友，阅读 口袋里必有一本长居槟城的澳

籍作家兰登的著作。在出版社的

3 1.1867年槟榔屿暴乱，殖民地政府仅能调动有限的 兵力及警察维持治安。最后，当时刚上任的总督Sir Edward Anson从新加坡调来了军队，才平息了这场暴 动。 2.1910年代的土库街（Beach Street）。 3.1960年代的牛干冬（Chulia Street）。

网站上，兰登这样形容自己：找 到作为“历史侦探”的热诚前，他

在无趣的商业生涯中浪费了太

多 时 间 。历 史 于 他，是 拼 图，需

要一片片拼凑；是需要推理的情 节，需要一层层发掘。

他和槟城的缘分

兰登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是在

1977年。当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背着个包环游世界，恰好在槟城有个

二战后来这当少校的叔祖父。那时的 槟城和现在相去甚远，也安静许多——

大桥尚未建成，海水蔚蓝清澈，人潮都 他去过好些地方，这并非他第一

次体验异域风情，槟城却始终在他心 中有着奇妙的分量。彼时，乔治市的商

业与日常仍是一体。夹杂着不同语言 的叫卖声、食物与香料的味道、长相穿

着各异的行人，印刻在他的记忆中，多 年后依然如景在前。不过，他和槟城的 缘分，还可追溯到更早之前。

兰登在研究墨尔本拓荒史时，发

现其中一名拓荒者——乔治·波特，竟

将研究集结成书

聚集在乔治市。

为什么是槟城？孟买、马德拉斯

（现为印度珍奈）、孟加拉，为什么这 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岛会成为印度

的第四个行省？线索一个接着一个，让

兰登顺藤摸瓜走进了槟城历史，一待 就是二十五年。

这些年他进出图书馆、数据库，在

是他的家族先辈。墨尔本之前，波特曾

大量一手文献之中筛选、吸收与分类

担任大英义学校长、植物园园长、圣乔

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将这一切集结成

在这座远东小岛上生活了12年，先后 治教堂教区执事、商人和拍卖师。

各种信息，繁杂而严谨。随着他对槟城 书的想法也日渐强烈。

他知道，这是个需要耗时五年的

大工程，但总有人必须去做这件事。于

是，他集合前面十多年的研究精髓，推 出了第一本著作Penang the Fourth

Presidency of India 1805-1830 的 1950年代，现今光大大厦前方的交叉路， 可清楚看见近处的小山丘，现在已被夷为 平地，成为一排排的房屋。

第一册，Ships, Men and Mansions。 这以后，五年又五年，他不断书写与输

出，将他之前所吸收的源源不断地释 放出来 。他说，那就像是一条单向轨 道，一去不回来。

书 话

他想表达的很多，独自工作的效

目睹珍贵史料被丢弃

搜集乔治市老照片

兰登在考察墨尔本拓荒 史时，发现其中一名拓 荒者 乔治·波特， 竟是他的家族先辈。 墨尔本之前，波特曾于 1822年至1834年间在槟 城生活。

26—27

他最近正筹划创建一个网络图

库，将这些稀有的老照片分享给大众， 增加它们的使用量，让同样懂得与珍 视它们的人，以可负担的价格浏览这 些老照片。不过他说，浏览的人或许也 不会太多。

出了几本书后，他偶尔会替乔治

率也很高。他还和其他学者交流，合作

市世界文化遗产机构撰写导览小册

大多聚焦本地历史与文化，也有以此

商业集团找上他做历史考究，他对此

出书。 他经营的Entrepot出版社书籍， 为背景的虚构小说。

所翻阅的资料之多，让他走在路

上常有穿越到过去的错觉。两百年前 的影像在他面前一帧帧闪过：先辈波 特在Beach Street的商店——那时的

街道不如现在整洁干净，牛车走过时 总会掀起一阵沙尘；又或是先辈经过 York Road，往总督府、往植物公园去

办公，来来回回。过去五年间，他从民

间搜集了三千多张乔治市老照片，对

照 今 城

子、当古迹保护顾问。有些历史悠久的

也不抗拒。但他也曾目睹一些集团在 装修、搬迁时把一箱箱的珍贵史料当 作废纸运到垃圾场去丢弃。同样，这些

深入书写槟城历史的书籍，所吸引的

本地读者并不多，反而更受外国读者 欢迎。

“在这个社会，不重视过去似乎

是常态。”访问的尾声，这是兰登的总 结。

老乔治市的景貌熟悉得很。他将这些 照片带回拍摄地点，让读者们看看这 片土地百年后的改变。

历史作家 马克思·兰登（Marcus Langdon）

兰登经营的Entrepot出版社出版许多关于槟城历史的书籍， 目前可于藏在潮人居二楼的岛读阅读空间找到。

独立历史学者、Entrepot Publishing出版社总监。 他的研究聚焦槟城早期历 史，曾为槟城多处古迹修复 计划、研究计划提供咨询 与协助，著有Penang the Fourth Presidency of India 1805-1830（共四册，目前已 发行二册）、George Town’s Historic Commercial & Civic Precincts、Penang Then & Now: A Century of Change in Pictures、Epitaph: The Northam Road Protestant Cemetery等作。

一本有趣的硕士论文， 从流行歌曲的演变窥 探大马社会变迁*

马华评论第一剑 之文集，有书话 有序文，也品人 或说画*

深度与质感并兼的马来 文学季刊，用国语叙述 本土艺术与文化*

三十位艺文界大腕。 范俊奇 将他们斑斓过的人生、经历 过的大悲大喜与小情小爱， 重新剪开、放大、修补与圆满

村上春树中文译者叶 蕙三十年的心得与 论述，让中文界读者 更接近村上春树的文 学世界

与河共生 收录跨越 的麻河故 第三届周梦蝶诗奖首奖，乔 治市桥民天派的首本诗集

黎紫书暌违10年的长篇，从 70年代说起，一个个独立而 延续的章节，串起一片流俗 地的半个世纪

书 年 讯 度出 版

2020年是苦的 出版成果是甜的

28—29

13组台马文化人的对 话，梳理每一段用力播 种种花的过程**

一本集今与昔、感性 与理性，图文并茂、深 入浅出的地方采风*

这年，病毒在毫无预警之下席卷 全球。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冲击之 下百业凋敝，盈利本就不高的本

地出版社陆续亮起红灯，就连销 量甚佳、以青少年小说为主的红

蜻蜓出版社也面临生存危机。 从“买书撑大将”到“SOKONG

Gerakbudaya” ，出版行业纷纷 发起救市促销求存。

这风雨飘摇的一年，却也爆发马 来西亚出版行业的质量大年。这 年我们迎来了几本聚焦本土文

学与文化的刊物杂志的诞生；散

文、小说、诗集、杂志、论文研究， 从题材到类别都非常丰富，其中

生，采集与 越2州6县 故事*

不乏获奖作品及重量级作家的

回归，共同描绘了这季寒冬中百 花齐放的奇景。 精心筛选的好故 事，拥抱在地日常， 对美好生活有许多 想象*

＊ 岛读有售,开放时间为10am至5pm 地址：潮人居 Hall 5 35, Jalan Pengkalan Weld, 10300 George Town,Pulau Pinang. ＊＊ 非卖品，可根据条件到指定独立书店领取 更多详情请浏览城视报FB

30 相本

诗和原野 不在远方

Zamri Instagram: alifzamre

生于威省北部椰影摇曳的本那牙（Penaga) ， 占利（Zamri）常搭渡轮过海到槟岛这边那 边，走街、写诗、拍照、解说。

占利是城视报的马来读者，看不懂中文， 但喜爱纸上字形设计和图片，常在我们IG 留言。这整年来，我们关注到他IG里，是 一幅截然不同的槟城风景。 占利以随意但细腻的方式记录槟城，手机 镜头摄下那些不太为人注目的景色，比如 稻田、村屋、岛的尽头，人烟稀少的海 边。从事劳力工作的他，让我们发现，诗 和原野不必然在远方，也可以存在于真实 生活中。 他说，自己今生大概不会有什么壮 举。INSTA里一篇篇的片段分享，让人们认 识这片土地的被忽略的美好，便是他回报 小城的最好方式。

秀出你INSTAGRAM里的乔治市 有兴趣把美图共享的Instagramer，欢迎把照片发 到cityeyepg@gmail.com，我们将每期选出最佳 者登于本栏，邀约更多朋友发掘本城的美。

A Place for All Tiffin Carriers Asia’s largest collection of tiffin carriers can be found in the home of Penang couple Prakash R Jakathesan and Punita Mutiah, whose decades-long interest uncovers the untold history and artistry of these under-appreciated food containers.

Text by ST Leng and Photos by ST Leng & Umachandran Ramiah

l the s of the World

32 Life 33

C

ommon and practical, the tiffin carrier is not a thing you would think twice about unless you are Prakash R Jakathesan or Punita Mutiah. To the “Tiffin King” and his queen, the portable food container is much more than just kitchenware. It was an object of desire that became a window to the world and a bridge to the future. With their collection as calling card, they are building a most unusual legacy in Penang.

To hear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the Penang State Hindu Endowments Board and his wife, a staff nurse at the Penang General Hospital, tal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ffin carrier is to discover fascinating details of an unlikely collectible.

According to Prakash, Penang i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the tiffin carrier was widely use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Star newspaper, he said: “The tiffin is also one of the recognised trademarks of Penang heritage that belongs to all, regardless of race and culture. Food has always been binding. And tiffin carriers have always been a part of this connection and still are.”

The couple’s collection began accidentally.

“We were just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ecorate our house,” Punita said of her first encounter with a tiffin carrier back in 2007. The couple had just renovated their apartment off Jalan Dato Keramat and an enamel tiffin carrier at an antique shop on Campbell Street had caught her eye. It reminded her of the time when her father brought food to her when she had to attend extra classes after school.

But the price was a dismaying RM700. Prakash was sceptical. Nevertheless, Punita convinced him to go have a look with her inside the shop. The couple walked out proud owners of a flawless tiffin carrier from the 1920s in exquisite azure blue.

Something caught her eye With that first purchase, their interest was aroused. Prakash and Punita started researching the subject, visiting exhibitions, and consulting collectors and antique dealers.

Knowledge fuelled their love affair with the tiffin carrier.

Over the years, the couple has spen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inggit to amass a collection that spans some 150 years.

“We are at 265 pieces now,” Prakash said of his ever-growing collection.

To research tiffin carriers, Prakash has travelled to the UK, the Czech Republic, Germany, Hungary, Australia, India and Singapore.

Surprised 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list for something so Asian?

There’s a good reaso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namelware manufacturers in Europe led the world with their superior technology in reproducing the vibrant colours and intricate surface designs that Asians favoured.

Their tiffin carriers were so well received in Asia they became a major product range produced solely for Asian customers.

This light blue tiffin carrier from the 1920s features Peranakan greetings such as Slamat Pakkey (Happy Using) and Slamat Makan (Happy Eating) in gold on one side and floral designs on the other.

This Swedish-made tiffin carrier from the 1930s comes with a charcoal burner at the bottom.

This bright orange tiffin carrier is made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20s. The side cylinder is for keeping cutlery, chopsticks or banana leaf.

This bright yellow tiffin carrier made in Czechoslovakia is branded Katz Brothers, an importer of European goods in Malaya during the 1920s.

This striking blueand-red tiffin carrier from the 1940s is a ‘bachelor’ size.

The number nine is auspicious among the Chinese, and so is this very tall (58cm), nine-tiered tiffin carrier.

A fascinating history

34 Life 35

The tiffin carrier is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in India in the 1890s. This was when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migrated to cities for work and few had access to staff canteens or dining facilities. Lunch had to be home-cooked and delivered and the containers returned. This resulted in a low-tech but highly efficient lunch box delivery system operated by dabbawalas (meaning ‘one who carries a box’).

The system has thrived to this day. In Mumbai, some 5,000 dabbawalas is said to deliver more than 200,000 lunches a day.

In Malaysian households, the tiffin carrier has been a staple for generations. You may have grown up with it like Punita, or used it with increased frequency recently because of COVID-19. But do you know that the tiffin carrier comes with its own set of cultural beliefs and symbolism unique to each ethnic group?

Peranakans believe that to show appreciation for the food gifted in a tiffin carrier, a handkerchief, stained with evidence of the food consumed, should be tied to the handle when the carrier is returned. A grateful Indian husband would return the carrier with a jasmine blossom in the rice compartment, which the delighted wife at home would pick up and wear in her hair. For the Malays, the rice compartment would be placed at the top, instead of bottom as the Indians or Chinese do, so that upon unlocking the tingkat mangkuk, the recipient would first see the rice, a symbol of rezeki (blessing or sustenance).

These interesting practices were revealed during a public sharing session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an exhibition called The Revolution of Tiffin Carriers back in 2014. The exhibition, organised by the Penang State Museum, featured some 200 tiffin carriers from the museum’s and Prakash and Punita’s collection.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time that

the coupl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as having “the largest tiffin carrier collection”.

As Pra k ash and P un it a’s c ol l e c t ion demonstrates, tiffin carriers can take many forms.

There are three sizes: bachelor (single serving), medium family, and large family. Bachelor sizes are a rarity nowadays, as are those with a kettle at the top, or a cylinder (for cutlery, chopsticks or banana leaf) on the side, or a charcoal burner at the bottom.

Tiffin carriers are made of a variety of materials.

Some are familiar, such as enamel, brass, tin or aluminium; others, less so, such as wood, bamboo or porcelain.

A treasure in the couple’s collection is a fourtiered bumblebee-yellow piece edged with gold and adorned with hand-drawn floral and animal designs. Made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20s, it was branded Katz Brothers, the trading firm founded by Herman Katz that imported fine European goods to Penang up until 1928. Katz Street, or “Sixth Street” in the Seven Streets Precinct, was named after the founder.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Prakash has developed a discerning eye. As he sees it, authenticity and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a piece is essential but a compelling cultural, functional or artistic merit is no less important.

“A collector needs to have a variety of pieces that shows a range – new ones, old ones, miniatures, even toys,” he sai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Many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in his collection. Pieces from Australia, Hong Kong, India, Indonesia, Japan, Myanmar, and Thailand stand alongside those from Austria, Czechoslovakia, Holland, Hungary, Germany, Sweden, Turkey, and the UK. What about Malaysia? The answer is yes – there’s a two-tiered plain enamel tiffin carrier from the 1970s with a rooster graphic and the words “Made in Malaysia” stamped at the bottom.

Unfortunately,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it.

To see select pieces from Prakash and Punita’s collection, visit the Penang Indian Heritage Museum at 221 Macalister Road or get a copy of Prakash’s new book Tiffin – An Untold Story. A celebration of 200 years of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tiffin carrier, the book was launched on March 7, 2020.

“The book is a culmination of 12 years of research and hard work … I really hope it will educate and inspir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nd safeguard th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tefact,” he said.

Prakash has a new goal – a museum in Penang dedicated exclusively to the tiffin carrier. Slated to open in 2022, he said the museum will include a café where visitors can enjoy snacks served in, you’ve guessed it, a tiffin carrier. This one-of-a-kind museum will certainly evoke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many old-timers as much as it will capture the interest of the young. It will be an enterprise that all Malaysians can be proud of.

‘tiffin’

0is an Anglo0Indian word derived from ‘tiffing’ or ‘to tiff ’, an old English slang meaning to have a light drink. It used to mean a light tea-time meal or snack, but has evolved to mean lunch.

Light, but full of history

36 Life 37

Text and Photos by Ooi Tze Xiong

W

hile studying at St. Xavier’s Institution, walking around the historic quarter of George Town for lunch before attending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became a daily habit. Among the streets that still bear colonial-era names, one of them piqued my curiosity.

Not only is Convent Light Street (a girls-only school) located just across the road, but further down Light Street are stately building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Surely these buildings contained centuries of told and untold stories, I pondered?

It was only much later that I learnt more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Light Street - a story often overlooked by most Penangites.

It is the oldest road in the state, built in the earliest years of Francis Light’s administration of Penang Island.

Francis Light is still revered as the founder of Penang to this day.

A bronze statue of him still stands within Fort Cornwallis. Fort Cornwallis served as a garrison for army and police units during British rule.

The former Magistrate’s Court was repurposed as the Penang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Building in 1959.

History of Light Street When Francis Light founded what is now the city of George Town on 11 August 1786, the area surrounding the Esplanade was a mangrove swamp.

Urban legend has it that Light ordered his guns to fire silver coins at the swamp, in order to induce settlers to clear the land for the new settlement.

Once the area was cleared, George Town was constructed on a grid-like pattern, which can still be seen to this day. Forming the original grid were four streets - in clockwise direction, Light, Beach, Chulia and Pitt streets. H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Light Street, named after Light himself, pred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most citie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Kuala Lumpur, Singapore, Kuching and Kota Kinabalu.

Light had also comm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t Cornwallis, which was meant to protect the new settlement from sea-borne invasion.

Originally a timber fort made of nibong palm, it was rebuilt as a brick fort between 1793 and 1805, as French belligerence presented a threat to British colonie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adjacent Esplanade, also known in Malay as Padang Kota Lama, was meant to be a no-man’s land offering an unobstructed view for the fort’s gunners, and later as a military parade ground.

Although Penang Island had been inhabited in the years prior to Light’s arrival, Light is still

credit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State of Penang. On hindsight, it was Light who played the fundamental role in turning Penang from a sleepy backwater into a bustling metropolis today. Analogous to how Stamford Raffles is still revered in Singapore, Light’s legacy can be seen within Fort Cornwallis, where a bronze statue of him remains standing, overlooking the Malacca Straits.

Law and order Fort Cornwallis also served another purpose, one that would leave a lasting impact o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of Malaysia. In 1808, the Supreme Court of Penang wa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grounds of the fort,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Sir Edmond Stanley as the court’s first judge. A year later, the court was moved into the present-day High Court building, which was then rebuilt in Palladian style in 1903 at a cost of $206,608 (Straits Doll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Penang marked the genesis of Malaysia’s modern-day legal system, an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context of law and order in this country.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the British built mor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around Light Street, turning it into the de facto administrative heart of George Town, and by extension, Penang. These buildings, constructed at considerable expenses, reflect the grandiose architectural styles of the era, as the British sought to stamp its mark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hich Penang was part of.

38 Life 39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 Magistrate’s Court was constructed directly opposite the Esplanade. In 1959, the building was renovated and repurposed as the Penang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Building, a role which it still serves today. This is where 40 elected state assemblymen representing Penang’s constituencies convene periodically for state-level policy-making.

Hall and Tower Meanwhile,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began building the Town Hall in 1879. It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as the headquarters of George Town’s municipal authorities and as a venue for social events. Gracing its compound is the recentlyrenovated Municipal Fountain, donated by a Justice of the Peace, Koh Seang Tat, in 1883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building.

Due to the lack of space within the Town Hall, the British subsequently constructed the adjacent Edwardian Baroquestyle City Hall in 1903. Forming a stately backdrop to the Esplanade, this building now serves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Penang Island City Council (MBPP). Aside from serving as the venue for councillor meetings, MBPP still offers property tax services at the City Hall as well. Also housed within the building is a small gallery detailing the evolution of George Town as a city.

Where Light Street meets Beach Street to the east, lies the Immigration Building, which was originally erected as a police station in 1890 at a cost of $18,570. This is where islanders queue up as early as 7am on weekdays to renew their passports. The queue may not be around much longer, however, with the relocation of this office into the new Urban Transformation Centre (UTC) at KOMTAR. Towering majestically above the city centre, the 60-feet tall Queen Victoria Memorial Clock Tower marks the eastern end of Light Street, which intersects as a roundabout with Beach Street and King Edward’s Place. Completed in 1902 at a cost of $35,000, it was designed by Cheah Chen Eok, a local tycoon, to commemorate Queen Victoria’s Jubilee. The clock tower was damaged by Japanese and Allied bombing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using it to lean slightly. It nonetheless remains standing to this day as a monument to the city’s heyday as a vital port city.

The 60-feet tall Queen Victoria Memorial Clock Tower was designed to commemorate 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one foot symbolises each year of her re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