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薈四十七 by 政大歷史史薈

編輯室札記 2014 年的校園氛圍特別不一樣。太陽花學運掀起了學生對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的關心，從社會上的多元成家、反課綱微調、反核四等公共議題，到政大內部的反學費調漲。羅馬廣場和資訊前空地舉辦著由教授或同學主講的民主論壇和直腸花垃圾論壇，校園中隨處可見太陽花和黃絲帶，nccu 交流版不斷更新著時事；實存與虛擬的空間都充滿著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辯論，以及自我意識的表現。史薈的編輯工作就在這樣的氛圍下進行。本期史薈專訪張廣達老師，也收錄了兩篇史學論文獎的得獎作品。因為本期史薈徵稿恰巧與史學論文獎的作品重複，以致今年史薈篇幅較少，在此向深愛史薈的各位讀者致歉。張廣達老師在訪問中向我們分享他歷經多個政權交替，以及在動盪歲月下的體悟。第一次見到張廣達老師時，見其髮雖斑白，但卻精神抖擻，親切地向我們談起過往的經歷與其中的心路歷程。史薈團隊三次訪問老師，原本預計只做一篇的篇幅，後來增加到兩篇；增加了問答錄的部分，實在是因為每次和老師對談，都覺得激動不已。無論是老師的經歷分享，或是認知事情的態度想法，都讓我們有所啟發，所以也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老師的學思經歷。本期史薈可以如期出刊，首先要感謝張廣達老師在百忙中多次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幫我們看稿、耐心地指導我們；再者，感謝子萱、雅卿長期以來的幫忙，從系學會合作到現在，我們應該真的可以退休了吧。另外，謝謝已經轉系還回來幫忙的學姐愉婷、被我壓榨的媛媛和小大一們，以及所有幫忙、指教的學長姐和助教們。最後謝謝所有在史薈面對問題時支持史薈，和批評指教史薈的歷史系同學們，因為有你們，史薈才能不斷修正、延續。

編輯室札記史薈走過四十七期，這幾年面對了會員的質疑，及自身是否轉型的問題。「史薈」的運作上有兩個方面要注意：一是「史薈」作為一個行政組織，如何讓內部有制度、有效率且符合系學會規範地運作，讓歷史系學會會員不會有組織運作不良，卻能享有保障預算比例之質疑；二是《史薈》作為大學部的史學性刊物，內容上要維持品質，並要讓讀者願意翻開、願意讀。在這方面，容易過度把問題集中在《史薈》出了問題，跟不上時代云云，而忽略了是不是歷史系同學們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一個歷史系的學生對一本學生出的史學性質刊物完全沒有興趣，連翻開來的意願都沒有？我的意思不是「史薈」完全沒有責任；相反地，我認為史薈更該肩負起政大歷史大學部史學性的傳承，維持這個環境的史學氛圍。先有了明確的定位，才去想要如何因應局勢，拓展相關業務。另外，累積與創新相當重要，什麼要傳承、什麼要改變必須思考清楚，完整制度的建立與延續對於一個要長期經營的組織而言是重要的，可以避免人為的影響。當然，很多事不可能一蹴可幾，需要一屆一屆的努力，共勉之。

史薈四十七目次年度專訪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史薈編輯小組

再訪張廣達教授

史薈編輯小組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黃健傑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張睿宇

102 學年度史學論文獎得獎作品

政治大學史薈第 47 期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2014)五月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史薈編輯小組

張廣達教授於 1931 年出生河北，先後在燕京大學與北京大學歷史系就讀與任教，研究領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1989 年離開中國後，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法蘭西學院、美國耶魯大學及普林斯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2008 年，張廣達教授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同年受邀至台大開設課程。2009 年受邀成為政大歷史系講座教授至今，開設課程有「海外中國史研究」與「中外文化交流史」。

一、

生平經歷

(一) 童年記憶我生於 1931 年的河北，從出生至大學都在北京生活，九一八事變那年日本人佔領東北，我父親也正在同澤中學1當教員。 1937 年，我上了小學，同年爆發七七事變，日本人正式佔領華北。日本佔領北平時期的記憶依然相當深刻，那時有城牆，出入城門還得向日本人鞠躬。到了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正值我國中三年級。當時，國民黨 1

同澤中學是由東北將領張學良為了軍官幹部的子弟所設立的中學，有分男生部與女生部，女生部人數很少，男生部的校長是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 1

．2．

史薈 47 2014

政府仍在四川重慶無法過來接收，美軍便代國軍先來佔住北京。美軍來時我也去歡迎，大家看著美軍所開的十輪大卡車，比起日本人的軍備更加威風，因此有了「大老美，小日本」之語，讓我清楚感受到當下那種民族情緒。後來，國軍來到北京之後，身材不比美軍高大，穿的軍服是用梔子樹染的土布衣服，大家看到盼望已久的國軍怎是如此？民族自豪感便有些難以建立，孩子們也議論紛紛。之後，國民黨來接收敵產，曾經跟日本人合作的便是敵、偽，當時沒有一個統一的經濟機構，分別有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以及一些地方組織，那些接收人員來到敵占區就亂搶一氣。所謂「國軍到北平，五子登科」，這五子乃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國軍來了就把這「五子」占為己有。敵偽產業到處被打封條，接收員來一次便打一次封條，還把裏頭的東西清洗一番，誰搶到就是誰的。過了將近一年，蔣介石到北平，在故宮太和殿召集學生開了一次會，表示要把國家交給未來的青年。由於中國當時是戰勝國，與美英法蘇並稱五強，但現實與五強的稱號卻有相當的差距。那時的學生比較早熟，不得不思考「什麼是未來？未來在哪裡？」。眼見國民黨的腐敗、「五子」登科、官員回來後又陸續娶新媳婦，抗戰前的叫淪陷夫人、遷都重慶時稱抗戰夫人、重返淪陷區又娶勝利夫人，這些都造成許多輿論。另一方面，當時國民黨允許共產黨發行地方報紙「解放小報」，被國民黨戲稱為「解散小報」，但學生看了這些東西，對比現實，民心很快就被共產黨爭取過去了。由此可見，民生的問題是個重點，當時的貨幣是法幣，戰爭結束後沒有恢復生產，只靠大量印鈔票，導致物價飛漲。我父親掙點錢回來以後，我母親必須趕緊去買玉米麵（北平稱棒子麵），在這個攤上就得趕緊買，否則走到下一攤便又是另一個價錢。記得當時黑市上有人手裏頭拿著銀圓，很熟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3．

練地在手裏敲著響，聽到後便得趕緊拿法幣換銀圓 2。而母親是來自舊社會纏小腳的女性，由於行動不便，我得陪她去買棒子麵、幫忙提，一次都買二、三十斤，這些是我記憶中最為深刻的部分。 1948 年，為了在政治上搶先共產黨，盡快從訓政過度到憲政，蔣介石開了第一次的國民代表大會。在經濟方面，國民黨推行貨幣改革，推行金圓券 3，但共產黨卻全力抵制國民黨的幣制改革，種種原因導致了金圓劵的失敗，這是國民黨經濟戰線的徹底潰敗。正在這個時候，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情報系統更加完善了，他們的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核心，包括蔣介石身邊親信陳布雷、其女陳璉都是共產黨員，蔣介石那兒有甚麼消息，好多都進共產黨人裡了。在我的成長過中，有很多事情同時發生，包括國際的、國內的，使得一個年輕的孩子沒什麼童年、少年可言，因為家裡經濟上的困難，很難不體會到，況且這些都是很現實的。我母親除了買玉米麵，還得省點錢來買澳洲麵粉。她用麵粉給我父親做飯吃，我是男孩兒，把麵粉裡頭摻點玉米麵給兒子吃，我姊妹們以玉米麵為主，再摻點麵粉，而母親自己就只吃玉米麵。那時候，也沒有煤氣，得用劈柴生煤球爐，賣劈柴的為多賺一點昧心錢還往裡頭加水分，有水分的生不著，還得在煤爐邊烤劈柴把水分烤乾，每當點不著一次就浪費了那些劈柴，這些東西不經歷還真不知道。假若你不知道這些最基層的社會、經濟原因，單就政治面來看，是不會了解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為使國內政局穩定，發展經濟，於是在全國實行統一幣制。1914 年制定了｢中華民國國幣條例｣鑄造袁世凱頭像銀幣，上有袁的頭像，所以又稱為「袁大頭」，全國通用，逐漸取代了｢大清銀幣｣等銀幣。金圓券是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發行的一種貨幣。由 1948 年 8 月開始發行，至 1949 年 7 月停止流通。金圓券發行的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由於沒有嚴守發行限額，造成的惡性通膨。

．4．

史薈 47 2014

共產黨為什麼會這麼快就把國民黨給收拾掉了。這些對我來說影響很大，後來共產黨來了以後我連著犯錯誤，共產黨你原來把自己說得那麼好，怎麼現在也這樣了？那時年輕人追求進步，共產黨又提出很好的一套理論系統──「解放全人類、消滅剝削」，說得頭頭是道又理想，使得年輕人，包括敝人，那時候也傾向進步，也想到前方去參加革命，為革命犧牲是實現自我的價值。年輕孩子不知深淺、不知政治利害，說了一些話，以致於後來被打成右派。總地來說，我在 1949 年考入燕大物理系以前，也就是人生的第一個階段，是真正跟著時代一起動盪的。

(二) 大學生活 1945 至 1949 年間，就是從高三到考入大學之間，由於成長於動亂的年代，我與同輩學生是比較早熟的，時常議論著與年齡不相稱的議題，內心中一方面有著對未來的憧憬，一方面還是存著一分稚氣，面對共產黨掌握政權後的現實與理想口號之間的矛盾，哪個年輕人會沒有想法呢？那是個想法得不到實現，又遭遇阻撓的時代。我大三那年，共產黨接管了燕京大學，1952 年進行院系調整，教會學校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歷史系都併入新北大之中。由於 1948 年的戰亂破壞了許多基礎建設，仍有民生社會的問題需要關注，加上美國在東亞的行動，共產黨政府無暇有整肅讀書人的想法。1950 年抗美援朝，除了有政治問題的知識份子之外，僅止於要求其他知識份子支持蘇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美國劃清界線。當時我在燕京大學洋派環境中的經歷，看到教授們精通日語、美語、法語等，對我這般年輕的學子特別地有吸引力，共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5．

產黨後續也提倡學習俄語，讓我擁有較佳的外語掌握能力，因此被老師留在歷史系外國史繼續教學與進行學術研究。在當時的情況，有些人是自主的選擇，有些人是不自主的，總之，我就這樣繼續留在歷史系。

(三) 打成右派與下鄉勞改共產黨制度下的階級敵人是反革命分子，還有地主、富農，就是「地富反」，另外有一些出身貧下中農，但是做了共產黨忌諱的事情，難以從階級上區分，就打成「壞份子」，是壞人，也是階級敵人。我在 1957 年被批判，1958 年正式被戴上右派帽子，經過 22 年才返回人民內部，階級敵人和人民是兩個對立的政治概念，階級敵人是要受到人民鎮壓的。共產黨在大舉反右派之前，從毛澤東以降，各級黨組織都動員，鼓勵老百姓給黨提意見，幫助整黨風，說「有則改之，無則嘉勉」一再聲明絕不會秋後算帳，這才讓有些不懂深淺的人犯錯，所以後來真正背信棄義的不是右派，而是共產黨。在 1957 年，我對現狀提出了質疑，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之前是人生的第一個階段，二十二年的右派讓我認清客觀事實。二十七歲被打成右派不是戴個帽子就算了，開會時你也得上一邊去，人民在政治學習，你右派的、階級敵人的有的會議不能參加，中央有人來做講演，這些人都得到邊上去，就像地、富一樣，開會不能跟貧下中農一起開。 1958 年，歷史系開全系大會，正式宣布我要在群眾中戴起帽子來，共產黨把我那些右派言論都列出來，我得在上面簽字認帳。我那時從北大跑回民族大學找我父親，我父親根據他過去的經歷叮囑我：「說你什麼你就是什麼，不要反駁，難道你對了共產黨錯了嗎？說你什麼是什麼，簽字低頭

．6．

史薈 47 2014

認罪，接受批判。」父親這是在告訴我：小不忍則亂大謀，得像蜥蜴斷尾求生。在這個巨大壓力下，我思考我有沒有必要做為政治祭壇上的一個犧牲品？大概經過了四年都很難服氣，尤其一個年輕的學生更不容易接受。我究竟有什麼罪過了？怎麼我犯了什麼？我逆天了？但是後來證明，父親給我一個明智的建議，如果我當時跟他們拚了，也只是白白拚掉一條命。現在回頭來看，那時死的人不計其數，在它的供桌上正要擺祭品的時候，你難道要把自己變成祭品嗎？那個時候不懂得甚麼叫做勇敢。我經歷過勞改，先後到過工廠、農村和山區，後來在摘下右派帽子後，還到過軍隊接受再教育，四十八歲恢復教職，當正是青壯年時，應該做事業的時候，我接受了勞改。在勞改過程中，特別有印象的是，我到農村裡頭的那三年，正逢毛澤東大躍進後的飢荒，沒有糧食吃，我去勞動背柴，一起勞動的人屬於人民內部，所以我得多去砍柴勞動。我的腿細，身體又弱，肚子又吃不飽，從山上背著那些柴下來時，幾乎死於非命。勞動兩個月後給我三天假期讓我進城回家，回到母親身邊，我母親把節省下來的糧食給我吃，結果吃完後就到廁所裡都吐出來了，因為胃長期沒定時吃糧食，突然讓它吃飽，它不接受，全吐出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並非立即就能懂自己為什麼被打成右派，只要一提出質疑，共產黨馬上就認定你是反攻倒算的敵對政權。我用了五、六年苦思苦想，明白了這就是個政治行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鎮壓反動派，需要這麼處理一批人以殺雞儆猴，警告民眾不能亂說亂動，否則就要給你處罰，這時候我知道這並不是自己的錯，心裡便舒坦多了。那時候，還是有一些老師對我很好，雖然當著群眾的面，他們都不理我，要劃清界線，可是當周圍沒人的時候，往往對我微微笑一笑，你就會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7．

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後來明白，人都是求全身遠害的，誰願意給自己身上找麻煩？我自己又何嘗不怕給自己、給家裡找麻煩？所以在文革的時候，我絕對不做寫大字報揭發人的事。 1978 年 9 月，毛澤東過世，毛澤東在世時當然不可能承認幾十萬右派打錯了。他一去世，馬上爆發接班人權力鬥爭的問題。1979 年，共產黨中老幹部的權力就幾乎集中到鄧小平身上，當時鄧小平是共產黨第一代中權威最高的，文革風波在鄧小平掌權後而逐漸平息。鄧小平也開始為右派知識份子摘帽子，否則誰敢否定毛澤東的權威呢？而且當年幫毛澤東主持反右運動的就是鄧小平，鄧小平自己不能否定自己，所以鄧小平就講成右派擴大化了，認為右派沒打錯，只是範圍擴大了。我認為，假若一個政治家真正有氣魄，錯了就是錯了，反而能收拾民心，但礙於共產黨的傳統，上有辮子下有尾巴，就怕別人抓住你的尾巴辮子，掌權者一旦認錯，就有可能落到被清算的下場。 1979 年，我恢復教職，四十八歲第一次上台講學，我太太看我緊張，便也一同跟著去了。回去後我太太對我說：「你怎麼這麼個拘謹啊？」由於實在沒經驗，當時不像現在可以和學生們侃侃而談。往後在美國、法國見到外國教授的上課方式，如何把課題提出來、如何引導學生，才意識自己年近五十，講課卻仍是問題多多，我現在講課仍然不擅長引導學生，有許多地方還是需要學習。

(四) 避難海外拿破崙說得對，你自己出了問題別賴人家，要看看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誰是最大的敵人？往往是我自己。所以在學術道路上還有立身做人

．8．

史薈 47 2014

的道路上，應多從自己的身上找轉敗為勝的因素。 1978 年我第一次上課，1989 年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我又不記取我 1957 年的教訓，去看了同學。他們開槍了以後，我想，我五十八歲了，二十七歲被劃右派的時候，我能夠花二十二年下鄉下廠到部隊，但是五十八歲時再來二十二年，我招架不了，所以六月四日開槍，我六月二十五日便離開大陸，至今到海外二十五年半。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離開，是因為法國朋友的幫助，法國友人幫忙送來簽證，因為我就要去法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中亞史的編輯委員會。到了法國，有些香港支援這些流亡的人，讓我也去領一些生活費，我跟法國朋友說我不去領這個錢，因為我不是 dissident。身為一個教員，我不能贊成政府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開了槍之後，還得承認學院派是錯的，我做不到。由於我年歲大了不能再勞動，也沒有那個勇氣去向當局表示抗議，所以我決定離開，到法國教書和工作。法國給了我榮譽博士，才得以到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當講座教授，使得我離開了北大後仍能繼續教書。假如沒有這些，後來美國和日本也不會找我去。總之，二十二年的逆境使我認識人生，而出國這二十五年，就是自己克服困難的二十五年。

二、

旅外感受

(一) 語言這是我的經驗，外文必須學好。假如當初我在大陸上，在老共底下，不注意到學好外文，儘管我到外頭去，那也很有問題。到外頭學的外語起碼可以表達出來啊，口語表達是很重要的。在外面受刺激後，我就主張「理論學習」，重要的一個是紮實的理論。別以為這跟你沒關係，恰恰是這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9．

些東西會在你遇見困難時，考驗你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另外，我們不是爲哲學而哲學，是要鍛鍊我們的思維條理，然後可以表達。你懂了之後，要懂得如何用口語或文字表達，否則沒辦法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力，你的所知所學當然也呈現不出來。

(二) 多元思維與反思避難是我當年離開大陸的動機之一。況且，我四十八歲才恢復教職，到了五十八歲，教書還是有點不習慣，畢竟共產黨數十年不重視教育，有好多的不自然，不僅是我個人，整個形勢就是那麼不自然。再者，自己也感覺到知識結構有問題。時至二十世紀末，對於歷史應該怎麼教、怎麼研究，心裡有了疑問。雖然中國歷史綿長，時間長、紀錄長、歷史書也多，但現在不是過去司馬遷、司馬光的時代，二十世紀的歷史究竟該怎麼做？為共產黨服務是個作法，它說什麼便聽什麼，可以不動腦筋，順著講它還可以給你獎勵，但畢竟做學問還是得反思。那時在大陸念歷史要求大家背年代、地理，目錄、職官，這是學習歷史的四把鑰匙，強調的是博聞強記。像是兩漢史的老師余遜，漢書全背了下來，而目錄學的老師孫楷第，講課時一個紙片兒也不帶，忘了就拍拍他的腦袋，就想起來了。老師這種擅長背書的形象對當時的學生影響相當大。到了海外教書，講課時學生都會積極提問題，讓我對做學問有了不同感受。美國學生的問題即便幼稚，亦勇於發問，法國學生的問題較有中心，特別著重在人的問題上。海外給我的印象便是同學能夠運用思想。另一個關鍵差異是國內學生考試大多回答一些記憶性的東西，而海外學生的回答不單限於典章制度面，也會涉及「人」的面向。這些呈現出東西方的

．10．

史薈 47 2014

差異，東方學問好便是博聞廣記，知識相當多，放在口袋裡一掏就有，但不大推論。東西方培養學生能力的作法也不完全一樣，西方啟發學生思考問題，學了些問題，自己也動腦筋要怎麼樣對待問題，與已有的說法有何不同。雖然國內的齊思和老師 4 的教學方式也重思考、提問出了幾個 W （who, what, when, why, how），但總地來說，大多數老師還是以重記憶為主要的教學模式。相對於此，我認識到西方他們重視提問題以及如何邏輯性的回答問題。在大陸時，我的老師佩服法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5 ，懂得外語多，與國外有關民族的名稱都了解，研究邊疆史、民族史、元史、清史等外族建立的國家，漢文翻譯的原文是什麼也都做了考證，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蔡元培皆相當佩服他。離開大陸後，我來到伯希和的國家，得到了一個莫大的啟示，便是伯希和不那麼受當地的重視，認知到東西方對學者的看法能有如此大的差異。至於伯希和在海外不受重視的原因，我發現有一批學者認為念歷史是在瞭解人類進化的過程，要問人怎麼回事？人從哪來？歷史從哪來？雖然現代化帶來豐富的物質文化，但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我們念歷史的人不是僅將過去發生的事實記得很清楚，問什麼知道什麼，當然，爭取這樣也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出去以後便知道，海外如西歐和美國，畢竟他們經過十七世紀人類的啟蒙運動，他們有些價值追求，不是就學問論學問。現代化對人類而

齊思和，山東人。1931 年畢業于燕京大學歷史系。1935 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專為先秦史、中外關係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著有《中國史探研》、《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等。伯希和（法語：Paul Pelliot，1878－1945），法國語言學家、漢學家、探險家。精通多國語言：英語、德語、俄語、漢語、波斯語、藏語、阿拉伯語、越南語、蒙古語、土耳其語、吐火羅語等。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11．

言用處是甚麼？社會結構是甚麼？社會結構的功能是甚麼？為什麼這些功能原來有效現在卻沒效？人類應該怎麼走？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社會學和歷史學弄在一塊兒了，所以他們不大像先前我的老師那樣推崇伯希和。伯希和最拿手的是「審音勘同」，中國人對此相當佩服，但另一些人卻不認為這是歷史學家的責任。人類學研究人、社會、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研究出這些後，某些歷史事實便是給社會學的考察提供證據，為今天應該怎麼做提出論據。他們研究一些基本人類社會的價值觀，怎麼給這些價值觀提出論證，他們自己這麼做，也往往帶動他們教的學生這麼做。在這點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六十年代，西方有一批歷史學者，當時稱為青年漢學家，不同意把歷史僅僅就事論事、死念書，認真對待史料得從能夠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的那些史料下手，他們多半從二十四史裡頭的志，如經濟志、食貨志下手，我出國後學到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概念。中國學者不是不注重宏觀，但是要把宏觀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問題上，這點西方人就走在我們的前一步了。所以同學們選歷史系沒選錯，但是怎麼學歷史，以及如何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有見解、有宏觀眼光，但抓問題又能抓得細緻，就是自身要努力的部分。念書是為了懂世事人情，懂社會學、歷史學的道理，我們中國教育制度的研究和其他的借鑑都還不大夠，我出去以後，知道了應該參照系統以鍛鍊思維；假若我不出去，我的知識結構便是念外文、多記憶，這並沒有錯，但與法、美課堂上常發問，重分析綜合的模式很不相同。

(三) 中西史學環境的差異中外的不同就在於中國念歷史的人側重於記憶、背誦，過去秦漢如

．12．

史薈 47 2014

何、魏晉南北朝如何、隋唐如何…，偏重於記憶，要求你史料熟，典章制度、地理、年代、典籍目錄精通，這也都是對的。若是研究所畢業後準備教歷史，講究記憶也是必要的。中外的不同是史學環境決定的，如果你不教歷史又要用歷史學吃飯，就是要通過鑑古知今，讓古為今用，使過去的研究能夠用在你今天所從事的工作上。念過歷史和沒念過歷史是不一樣的，比如說 Angus Maddison 研究今天的世界經濟，就不忽略中國的宋代。又如今天企業面對金融風暴，金融風暴經歷過好幾次，每次金融風暴的特點都在哪裡，看金融大鱷 6怎麼透過操縱某些國家的外匯來掀起金融危機，有歷史背景的你可以研究這個，對你任職的企業提供意見。西方史學家非常注重現實，從現實出發以研究過去。十九世紀末， Renan7寫的《耶穌傳》（The life of Jesus），是基於當時十九世紀末法國的現實來寫耶穌，他寫的耶穌傳並無捏造，但反映出的耶穌人性是當代謀求的思想解放，表現人的自由主義和自由觀的態度。我五十歲第一次出國，到荷蘭的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原本我也想照著國內學來的模式進行，所以當時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許理和（Eric Ziircher）問我來了之後打算怎麼做，我還以為自己準備得很充分，說我就是想多多接觸那些原卷保留在海外的吐魯番寫卷、敦煌寫卷原卷。他聽了就告訴我，可以用一部分的時間來做這個，不過也可以利用到海外的機遇，觀摩外國人怎麼研究中國。這便是我到海外學習的開始。

指金融殺手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1930-），美國籍猶太裔人，著名的貨幣投機者、股票投資者，利用購買與拋售貨幣的手段，造成 1990 年代亞洲金融風暴。約瑟夫‧歐內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是法國研究中東古代語言文明的專家、哲學家、作家，以有關早期基督教及其政治理論的歷史著作而著名。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13．

我發現在海外念歷史的人，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們能從現實生活中提出問題。法國的《五十年來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經常在回顧百年來的歷史學，我在外頭就開始注意這個，到今天我還是注意這方面，所以我也在研究所開了一門西方漢學研究的課。中國人把漢學家伯希和吹捧得很高，但西方人對伯希和的評價並不高，認為他老是在史書裡做對證。比如說契丹這個名詞是從哪裡來的，西方為什麼叫中國都叫 Chin/China，其實 China 是從秦來的；而俄國和中亞叫 Khitai，Khitai 是從契丹（Khitan）來的──這是伯希和「審音勘同」的能力。但是 2013 年底出版的《保羅‧伯希和：從史學到傳說》這本書就對伯希和提出問題，儘管學問很大，但這到底是不是歷史？不同意伯希和派的學者們推崇的代表有白樂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8。他在二戰之後大力推進中國中世紀和早期近代經濟史、政治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非常少，其中一本就叫《傳統中國的政治理論和行政現實》（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白樂日的壽命不長，他過世之前曾到過日本，日本京都大學便想和他合作。他認為中國文獻真正多起來的時候是宋，唐朝的文獻不多，誠然，敦煌出了很多文書，但這些文書並不等於歷史文獻，真正歷史性質的記錄是從宋朝開始的。印刷術的發達是原因之一，且宋朝政策重視文治，不注重武功，種種原因造成宋代文獻突然豐富了起來。白樂日和日本的京都大學決定從宋朝文獻下手，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領域，為中國人立下了文獻史的基礎。他在歐洲組織了幾次青年漢學家會議，同時推進《宋史計畫》。美國的費正清（John

白樂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法國著名漢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主要研究領域為中世紀中國唐、宋社會經濟史，在 1955 年推出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宋史研究計畫。

．14．

史薈 47 2014

King Fairbank，1907─1991）9和耶魯大學的芮沃壽（Arthur Wright，1913─ 1976）聽說了，就邀請白樂日到美國，請他協助在西方替中國寫一部中國的通史。當時正在劍橋留校任教的青年漢學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 2006 ） 10 ，與費正清當了十幾卷《劍橋中國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1的主編，啟發他們完成《劍橋中國史》的正是白樂日的《宋史計畫》。我出去了就發現，歷史不只是記憶性的歷史，更是強調理解的歷史，要從現實著眼提出問題，講的是理論和現實的關係，並不是藉比對、湊證據寫論文。我現在研究的海外漢學就是從這個角度介紹美國、英國、俄國幹了些什麼，讓大家了解西方人研究中國的做法、和中國的不同。我擺出來的證據不是一些瑣碎的事實，而是能說明一些人類和中國進化有關的課題，這些課題寫出來後對別人也有啟發。中國傳統史學過於強調記憶，過於就事論事，做的考據文章未必有什麼現實意義；西方學者從經驗、理性出發，再提出問題，考慮問題的現實意義，鑑古知今。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國漢學家、歷史學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領域的領銜人物，終身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著作絕大部分是論述中國問題，著有《美國與中國》、《劍橋中國史》、《觀察中國》等書。 10 杜希徳（Denis Twitchett，1925－2006），英國漢學家、歷史學家，主要研究中國隋唐史，與美國學者費正清共同編著《劍橋中國史》。 11 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由費正清與杜希德主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 15 卷（17 冊），是一部影響外國研究中國歷史的重要著作。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三、

．15．

人生體悟

(一) 懷念舊社會？這個社會分成非常多的階層，每個階層都會有不同的利益和算盤。地主的算盤跟貧農的算盤肯定不一樣，所以蔣介石到台灣之後，不也進行了土地改革嗎？現在台灣中小企業老闆的祖父一輩，有非常多人都是在土改時分到土地的佃農。對我而言，並不是非回到舊社會不可，舊社會的道德和要求不專屬於舊社會，而是一種人類普通價值的追求。大學裡的三綱八目有些話：「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東西是舊社會裡基本的價值追求，這些都是尋求兼善天下的途徑；另外，宗教信仰、道德價值也促使人回饋社會。不過共產黨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地全部拋棄了，因為毛澤東和黨都追求絕對的權力，要把妨礙自己的價值觀一概摧毀，這樣他們才可能隨心所欲，胡作非為，讓底下的人都變成他們的工具。如果我沒有經歷過意想不到的打擊，認為自己好就是一切，我怎能知道，大陸現在對人的真心誠意已經難以看到了。西方就把上述的基本價值講得很清楚，有位尼布爾（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他是馬丁路德教派的學者。他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自由民主的實質」的課。現在在香港教書的台灣教授張灝，就是尼布爾的學生。尼布爾的觀點是，雖說民主並非盡善盡美，也不能解決一切的社會問題，因為人可能因誘惑而做出不正當的事，不過人性有趨善的一面，所以民主成為可能；人性中有趨惡的部份，所以民主成為必要。因為民主

．16．

史薈 47 2014

會限制人的惡，發揚人的善。這樣來研究歷史和社會，就可以借鑑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道理。

(二) 逆境的體悟我的經歷讓我早早接受了人生的教訓，反倒成就了我懂得做人處事的道理，知道「要先從做人開始，再唸書」。不然，我一個年輕氣盛的人不瞭解人生是怎麼回事，去看那些理學、歷史念得懂嗎？若是我沒有經歷被打成右派的事兒，我不會念懂歷史。這也讓我重新思考人生，意識到假如一個人不懂做人的道理，書不會念得好，或者書念得好跟你不是結合在一起的。念文科的學生，更應該懂怎麼做人做事，這點對我而言是個關鍵。這時候，再來念中國兩宋的理學理念，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的，特別是陸王的心學，使我瞭解理學的修養身性的真諦。有時候外國人問起這些，我回答：「你們外國人遇到什麼問題就找心理醫生，我們中國人去哪找什麼心理醫生？全都靠自己修身鍛鍊出來，特別是在逆境裡頭磨練來的。」張載〈西銘〉裡頭說了八個字：「生，吾順適；沒，吾寧也。」我就我這些年的經驗，將這句改成「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之所以能夠活到今天，就是從逆境中悟了做人的道理，然後再把張載的〈西銘〉具體地運用在自己的 individual case 裡面，便懂了一個 generalized 的道理。

四、

勉勵青年學子

(一) 放眼世界我來到台灣後觀察到，台灣太關心自己這塊寶島了。不是說台灣不應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17．

該關心自己，而是比重太高了。台灣雖然小，但台灣人應該學猶太人，在以色列本國的猶太人也就四五百萬，而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千四五百萬，其他猶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國，猶太人到哪兒就掌握住哪兒的經濟命脈。我個人所欽佩的第一是猶太人、第二是德國人和日本人。我說得具體點，我父親也佩服日本人啊，雖然說是敵人絕不合作，但日本來到北京之後（指 1937 年盧溝橋事件後），沒兩三年沒有被徵調入伍的日本人的家眷就來了，因為日本要在華北蒐集棉花等等這些戰略物資，所以他成立什麼華北棉紡織資源株式會社。日本人來了滿處開書店，現在在北京王府大街的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接收的就是日本人的近代科學圖書館。當年，我們去北京琉璃廠的商務等大書店，給你拿書的都是走動很慢的、年長的店員，你要哪本他慢慢給你拿過來交給你，不買了再交由他拿回去。日本人來開的書店卻是開架的，我父親就說：「這有出息！」我的哈日還是從父親那邊來的呢。所以我父親就讓我念日文，結果我到班上去，同學就說：「幹嘛啊張廣達，你想當漢奸啊。」我當然就不能把日文學好啦，孩子還是比較缺乏長遠的考慮。我覺得還是看你學它哪面了。日本的大的書店都是開在最繁華的地方，北京東單、西單一帶也有日本人開的舊書店，當時日本的小孩下了學，也背著皮做的、方形的小書箱去書店，翻看圖書。日本的幼兒冬天露著兩條腿，凍得紅紅的，穿得很少，在北京的三九天由母親背著。早上起來日本人都集合在一起做操，雖說是有點軍國主義，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奮發，到現在日本人還有這股勁呢。大家應該學習他們的精神，一定要把大家有效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在今天你所了解的世界上。畢業後可以考慮到國外工讀，從現在起立志怎麼為

．18．

史薈 47 2014

未來打下語言基礎、知識基礎，現在就應該有這樣的雄心壯志，以海外世界的先進標準來要求自己。雖然人生在台灣，但眼光和思考要放到世界。

(二) 學術風氣的推動至於如何推動學術風氣，我建議可以組個小讀書會，找一本書來讀來討論，就會知道如何腳踏實地有次序地吸收知識，按部就班地培養能力。如何挑選讀物非常重要，既能與專業聯繫，同時又能對現在東亞學者的研究問題有聯繫。找這些讀物來讀來討論，並非能一氣呵成，但持續到一個階段時，大家心裡就有譜了。一旦注意力被喚起，就會培養出 sensitivity，一種靈感。另一方面，多方面接觸各個學科，例如社會學，這個學科與歷史學有什麼差異，研究領域有哪些，有的研究社會運動也是社會學，有的研究企業內部的關係，有些研究學校的方面，如校長、行政與學生的關係、學校要怎麼興辦、課程的開設，這些後來演變成教育學，又有分成六、七大支，所以必須瞭解各學科的發展現況。

(三) 歷史系學生的出路如果以後不是很希望當教員的話，那你怎麼讓你學的歷史成為文化投資以應付社會，這點在西方很早就被注意了。常常有人說畢業就是失業，不過為什麼有些人失業，有些人就不會？為什麼失業會輪到你頭上，別人就不失業呢？大學質量下降，未必是下降，假如你思想方法多元，借鑑的東西豐富，就不是下降。歷史學鍛鍊的是你的思維，未來你到了工作崗位上，一個難題來了，可以從歷史中尋求借鑑，你的思維使你可以更完善的

逆境中的磨練──張廣達教授專訪

．19．

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完全完美的事，但你的老闆一定重視你，身為下屬能夠解決問題，有自己的見解，這種磨練就是文化投資。從環境變化來看，我們不是質量下降了，而是社會提出的問題使得老師到學校必須考慮現實的發展、多元的問題，來培養學生有本事來應對社會變動，學本科，就幹本科，這是原來的想法，現在西方哪有學本科就只幹本科的事，就電腦專業的加州矽谷，也發展了多角化事業，跟不上就失業啦，可矽谷的事業照樣興盛。

政治大學史薈第 47 期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2014)五月

再訪張廣達教授史薈編輯小組

第一部分一、請問家庭環境對於老師的學習、思維有什麼影響呢？我認為家庭對小時候的影響非常重要。它刻在腦海的深度是後來即便到了國高中、大學，乃至出社會得到的影響所不能比擬的。即便我現在八十三歲了，小時候的記憶現在回想起來依舊清晰。比如說家裡要求生來就得好好幹，要正幹、苦幹；至於正幹、苦幹意味著什麼並不了解。至今回想起父母親所教導待人接物的道理，對我仍影響很大；尤其回顧自己不順利的時日，就容易想到小時候的經歷。所以家庭環境對我的影響是很重要的，雖然我後來走的不完全像家裡教導的那樣，但是「人之初」的時候灌注做人的道理還是起作用的。我的教育受父親、大學的老師很多的影響，因為我父親先是大學的講師，後升教授，所以來往的很多都是教育界裡的老師，通過老師再認識其他不同系的老師，當時還有一些洋人在燕京進修。我小時候在這樣的環境下也是有好處的，那時候認識的不是一些在政治場合很紅火的人物，而是一些真正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人能在年輕的時候碰到真的有學問、對人 20

再訪張廣達教授

．21．

生有一套想法的人，從他們身上得到指教，那真的是幸運。我現在有意寫個回憶錄，表彰一下我父親和那些老師們，是他們怎麼使得我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邁過一些患難。即便我碰到一些災難，像是因為年幼無知被打成右派，也是由於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從逆境裡緩了過來。從當初天地玄黃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慢慢到看到前程走出一條道路，這是靠了老一輩人有形無形的指點、鼓勵走出來的。

二、老師的學生時代經歷過日本、國民黨、共產黨統治。請問老師在政權的更替之下，學校生活與學習內容有沒有受到影響呢？我確實有這個幸運。我七歲入小學時正是 1937 年，當時盧溝橋事變，日本佔了華北，國民黨當然就不甘心。1937 年底是上海戰爭，實際上中日全局性戰爭的開端就是 1937 年。我在日本統治底下度過八年，之後 1945 年到 1949 年是國共內戰，共產黨把權力從蔣介石的手裡拿過去。在政權更替之下，生活與學習內容也受到影響。當然地，學習內容每次改朝換代都要通過文教來宣傳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猶太學者 Amitai Etzioni1講一個政權在統治的時候，會運用三種模式的權力。第一個是鎮壓權力，你不聽我就鎮壓你，或者說是沒道理也要強行（coercive），這在英文叫 Repression，壓制。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暴力。馬克思也是，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就更不在話下。第二個權力運用的模式是 remunerative，就是給你好處、收買你。在中文裡，過去王朝時代它也叫作「恩威並施」的恩。還有一個是 normative，它的詞根是 norm，就是正規；不正常為 non-normative，離開了 norm。所以有一種權力運用是 normative，辯證自己是正統，要證明自己就是對的。比如說看現在的立法院，同學們有一個辯論，實際上就是憑著 1

Amitai Etzioni（阿米台•齊翁尼，1929－），美國著名社會學家。

．22．

史薈 47 2014

normative，認為自己是有道理，是對的、是正的；至於警察也自稱有權執行自己的職權。回到問題本身，當然不一樣，在政權交替中學習與生活都受到影響，政權都按著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其實在核四問題上可以看出來，在宣揚核能有哪些好處時，他就不太強調核廢料該如何處理的問題。法國能源百分之九十八都是靠核能發電，它最早意識到能源如不自給自足就得聽別人的，別人開多少價你就要給多少錢，所以他們開始自己開發能源。他們考慮到自己領土的面積太小，要是核洩漏就招架不了，因此他們非常小心地處理。到現在法國基本上不曾出現核洩漏、放射性洩漏的問題。這說明了對待一件事情、擬定一個政策時，一定要盡可能的周全。與其考慮好處，不如把壞處放到首要考量因素，以便將來有備無患，先有思想準備。

三、請問老師在大學的時候學校裡的氛圍如何？平常同學間會討論政治嗎？討論政治啊，年輕人就是年輕人，所以中共就對這些人打擊越重。我不否認這些年來大陸建設的成果，因為資源全掌握在它手裡，它可以集中用。在這裡就靠一些工商企業的老大，怎麼跟共產黨那些國營企業比呢？台灣怕也就怕在這裡，共產黨是一個誰當家，誰一句話就說了算的人，它要打垮你，可以把手上的東西全部集中了對付你。它動員能力和掌握的手段是台灣沒法比的，在這點上，台灣一定要防範。不能因為它讓利了就想當然爾接受了，它為什麼要讓利啊？中共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有頭腦的人的身上，對付的就是那些對它有潛在威脅的人，思想改造也是這樣來的。當時談這些當然還是會加以小心的，只是小心不夠，當時年輕又很有理想。一次大戰後有個法國總理說：「二十五歲以前不左傾代表你沒理想；三十歲以後還在左傾代表你不成熟。」年輕人有理想必然要表現出來，三五個想法比較一致的聚在一起就

再訪張廣達教授

．23．

容易議論這些，共產黨注意的也是這些。年輕人的問題也出在這，你老把理想和現實混在一起，「應然」和「實然」混在一起。理想和現實總是有距離，沒有距離還有文學家嗎？有詩人嗎？他們不就是要有所追求嗎？太現實就沒前途沒希望，但你要有希望，又不懂人生險惡，這總是要吃虧的。假如老不回歸哲學思維，啟蒙運動帶來的人類思維成果，容易停留在幼稚的階段。你運用哲學名詞歸納某個現象時，就會對現象與實質容易分清了。

四、在我們的觀念裡，知識份子應當是理性、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請問老師在中共1951年推動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份子的「思想」真的會受到影響嗎？即使不是知識分子，理性與獨立思考能力也是必要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在1951年，共產黨掌握權力，毛澤東正式對知識分子、大專院校教師提出：要為新的政權好好服務，就有必要進行思想改造。他還把思想改造說得更具體，說你們資產階級出身、受封建時期思想影響，所以要以無產階級、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改造你們資產階級圖名圖利、專有的個人主義，這些都是有針對性的。至於知識分子真的會受影響嗎？知識分子在高壓下難免會分化。有些人從自己利益出發，靠攏黨組織、爭取入黨；換句話說，為自己的利益考量而變成當局所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黨的隊伍，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一些知識分子往往從自己的利害出發，考慮接受它的這一套可以有什麼好處、躲開什麼壞處。還有一些人確實受了舊的影響比較多，認為人應該堅持自己的理念。假如受了程朱理學以理、以氣為主，和陸王講心學，以心為主，萬物皆歸於我的影響，也有些受了一些民國時期的理學家影

．24．

史薈 47 2014

響，他們就有自己的定見，對共產黨也有分析，知道他們以解放全人類、消滅剝削，特別打著解放勞動人民的旗號，以很高的理想來動員一些沒什麼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真的會有影響嗎？我認為真的會受影響，從現實來看，對淺層次思考個人利害的有影響，決定他們的行為要向黨靠攏。對已經有一定主見的、學術造詣的，對古往今來人類發展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的不太會有影響，但口頭上還是會順從。從1951年思想改造到現在經過一個甲子，你看1951年的思想改造對大陸人究竟有什麼效果啊？這就證明人往往在高壓下也不得不展示屈從，真正取消了壓力，人往往該怎麼回事還是得怎麼回事，就不會再受那一套的影響。不過那時思想改造入黨的也沒得到什麼好處，文化大革命他們黨內整黨內。在國民黨時代，死在國民黨手裡的多過死在共產黨手裡的；到了共產黨掌權時代，他們自己黨員被害、死於非命的絕對遠遠超過死在國民黨手裡的。這就是政治鬥爭，特別是沒有完全擺脫封建思想色彩的地區，比如像現在泰國的紅衫軍、黃衫軍的鬥爭全都是利害，常常是受到傳統影響而來的。總之，知識分子真正具有理性的，真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不大受影響；真正受影響的是那些沒有超脫出塵網的，或是有所貪圖的。

五、老師提到過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沒什麼影響到家人。請問在老師被打成右派時，老師的家人有沒有受到影響？反右運動時，只要有人家理出現「右派份子」，人家來往時總是謹慎小心一些。在那時，每一星期都會組織學習，這是中共的章法，就是每週各個工廠、學校、商業部門，甚至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相當於這裡的鄰里，都會有管理，但是職能不一樣，性質也不一樣。這裡的鄰里會照顧自己的里，或是各家各戶不便出面處理的事情；而中共的街道組織就是中共的基層單位，中共透過這樣的組織單位來加強對老百姓的控制。如果鄰里來了一個生人，都要向街道委員報告，要是這個人來歷不清，就通知公

再訪張廣達教授

．25．

安。所以在中共的統治下，老百姓為什麼這麼畏首畏尾、顧慮重重，因為它管得嚴厲。在中共底下，如果一個人犯錯還好說，但是如果三個人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它就會認為這會不會是小集團，是不是有反動的意圖。中共絕對會打擊三個人以上、比較要好的集團。所以你我要好，咱們也得要在這當中，別讓人特別對黨團組織秘密匯報，被說莫名其妙地要幹不明秘密活動，當時就怕這種事。所以在 1957 年的時候，誰家出了事、出了右派，周圍的人都知道，這時來往就得小心了，這麼做的原因倒不是說他們對你像共產黨所說的一樣，對你有階級仇恨，所以嫉惡如仇，而是要跟你劃清界線、分清立場，原因其實就是免得給自己找麻煩。一個人變右派了，還跟他來往，代表你覺悟不高，立場劃不清界線。總之，1957 年時因為共產黨剛取得政權不久，那時候還沒有犯下什麼大過錯，可以說反右鬥爭是第一次對知識分子開打。知識分子真正與黨有隔閡、結下冤仇，就是在 1957 年。至於後來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做內部鬥爭，要將之表現為路線鬥爭、階級鬥爭，跟 1950 年代不一樣。50 年代黨的聲望很高，也是因為在朝鮮的戰爭中打敗了美國。在反右、開罪知識份子以前，它基本上做得都還可以，所以那時候誰家出事，別人就不會跟他家多來往。有的時候人這麼做也不是因為要自己躲個清靜，免得別人說我不劃清界線、覺悟不高，有的時候是也別給對方找麻煩，所以那時候還是有人情世故。在周邊無人時還是會表示關懷、安慰對方，但是當面都是官話官說；所以在 1957 年的劃清界線，也只是受到當時的政治氣氛導致的。到了 1989 年六四事件的時候，我去探望絕食的同學，在天安門廣場也接受路透社的採訪，那時候學生上街主要就是反對官倒。在 1980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開放一些行業，人可以做點買賣、經商；而政府當局就利用自己管理的權力開始倒賣，老百姓看在眼裡，反映到學生那裡。為何學生要到天安門廣場？就是主張政治要改革；另外，最主要還是打著經濟的旗號，這樣既容易動員群眾，也不容易馬上遭到打壓。那些各部門的大

．26．

史薈 47 2014

型國營企業它們一直倒賣，賺得比底下老百姓多了，它壟斷開放後的成果，一般的老百姓資金不夠，而溝通的網絡也傳不上當局，所以反官倒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呼應，贊成學生。當政府開槍鎮壓，說這群學生以及背後的知識分子是在反革命，當時連中共一些幹部，特別是讀過書入黨的念書人，也不見得都能毫無保留地贊同。在這種情況下，我為什麼能走掉？是因為別人說我已經惹禍了，57 年就是右派了，這回已經 58 歲，再被整肅的話會招架不住，同情的還願意讓我走呢！簽字過程很順利，在大陸出境都得經過簽字才行，我順利地離開以後，有些共產黨裡的幹部，見到我太太還會說：「替我問候張先生。」逐漸地，人的是非觀念和理性，只要允許他按照自願表現出來，還是可以表達，這一點 57 年家裡還受到影響；到了 89 年，就沒有受到影響了。大陸這些老共的幹部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是在羅馬尼亞的 Ceauşescu2被手底下的人審判槍決。那時候，老共把這些影片找來放給幹部看，這時候有些幹部就都轉過來了。在當天剛放槍的時候，學生的壓力只是在官方的字面上，官方因為發生分裂，所以有些黨員也受到處分，但也有些黨員藉此想表現堅決的立場，所以跟著當局李鵬以及北京市的共黨高幹要反對學生運動。

第二部分一、有人說「史家無祖國」，請問老師的國家認同為何？對此有什麼看法呢？「史家無祖國」這句話是套用馬克思在 1848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原句是「工人無祖國」，因為工人是無產階級，他們之間沒有利 2

尼古拉‧西奧塞古(Nicolae Ceauşescu，1918-1989)，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元首，其政權在 1989 年國內爆發的革命所推翻，本人遭到槍決。

再訪張廣達教授

．27．

害，不會因為有國籍之分而有對立。這書發表至二戰結束已有近一百年，再到今年已經超過一百五十年了。實際上，在二戰以後，誰真正沒有祖國？是資產階級沒有祖國。真正賺錢的大老闆們，像香港的李嘉誠，哪賺錢就往哪兒，台灣有些工廠不也移到大陸了嗎？真正沒祖國的人是賺錢的人，哪兒有錢賺哪兒就是祖國。工人一無所有，那這祖國意味著什麼呢？它不是一個利害的體現。對於念書人而言，他們往往都在認識道理，從理性去判對是非，比如說讀書人念笛卡爾的《方法論》、康德的《什麼是啟蒙？》，雖然知道人物的國籍，但其思想並不會受到國界的影響。對我來說，從1989年6月25日，我離開中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國，這25 年來我一直拿著法國難民證，請求了法國的政治避難，我的考慮就是我是個中國人，是否有必要在法國的國旗底下宣示入法籍呢？但是在還沒來台灣之前，我已經跟我太太考慮咱們得在這養老，是不是得入法籍呢？所以國籍對我而言完全是現實生活的考量，現在我們有了中華民國國籍。對念書人來說，生活的歸宿是很重要的考慮。假如在政治的觀念上不能苟同，惹不起大陸的老共，但能躲得起，躲得起以後，就得要找一個能吃飯的地方、有病能看的地方、有房子能住的地方。對於讀書人而言，在知識上沒有國界，但是在政治認同上、倫理道德的前提解決後，還有個生活的問題，這是我對國家認同的一個回答。首先，念書人需要有自己的見地，在咱們的宋明理學，在念中國史時要繼承它；在近代文明，特別是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啟蒙運動的理論、一些哲學的著作，咱們得學，這是為了咱們做為讀書人，總得接受人類思想文化成果，另外生活上的考量往往會影響到國家的認同。

．28．

史薈 47 2014

二、老師在過去的演講曾經提到，若早料到歷史學即將成為政治的奴僕，在大學時就會選擇繼續待在物理系，不會轉入歷史系。請問在老師的經驗中，政治力如何干預史學？而老師認為歷史學的功用應該為何呢？真正想讓歷史學成為奴僕的是一些專制主義者，但是如果真正念通了歷史的話，就會知道歷史學家與歷史學是不會成為奴僕的。歷史學正好把人類歷史上的成功與失敗、正確與謬誤的經驗告訴歷史學家。我的經驗中，中共當局會審查你上課的教材，給你提綱，上課要照著提綱走。同學裡有黨團組織，當年在大陸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員，中共那裡是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共產黨員，它哪兒都有，它要匯報、管理。如果你有問題，就會成為打擊、清理的對象。政治力量在大陸干預史學，就是透過團組織、黨組織，設置種種條條框框來控制你、干預你。至於歷史的功用是什麼？這個問題很簡單，歷史學與社會學都一樣，就是使得人類如何在這個社會的進化過程中，不斷地開拓道路，這一點歷史學的功能很大，所以我們可以念歷史，但不一定非得研究歷史，只是做歷史方面的寫作，歷史給你打下基礎。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社會學就是從哪些角度、哪些方面研究社會；歷史側重從經驗出發，從過去走過的經驗出發來研究社會。所以歷史學的功能就是鑑古知今，這是不同於社會學的。社會學是今天的歷史，歷史是過去的社會學，它們是角度不同，互相為用的；而為了鑑古鑑得準，你們要念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在你們大學選課時，要跨系選這些，目的要幫助你念好歷史。

再訪張廣達教授

．29．

三、老師提到在反右運動前曾以「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之言建議共產黨。請問老師在當時是希望共產黨進行民主改革的嗎？老師認為現在中國有沒有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呢？是，我真的希望。我覺得老毛就是一個湖南佬，他除了1949年取得政權之後去過幾次蘇聯，其他人怎麼請他出國他都不出國。他在長沙唸書，知道的就是衡陽書院，那為什麼他可以成功奪天下呢？因為在中國打天下還是《水滸傳》那套，他比水滸傳裡的王倫、晁蓋都強，歷史條件造就他的成功。想在西方出個毛澤東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政治家也是要經過一系列的訓練，知識結構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至於說當時是不是希望中國民主改革，我根本不存此想。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然提出要求要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幫助黨整風，把中國建設得更好，那我就可以提出一些意見。既然你老毛說「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是不是在百家爭鳴的時候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我書生氣太足了，聽他的，結果自己招了倒楣。我根本不存中共還能進行民主改革的幻想，假若要存我也不離開了。現在像習近平那些檯面上的紅二代、紅三代，他們積累了統治六十幾年以來好多的問題，卻沒有勇氣正面對待這些問題。習近平現在一個人身上兼了這主任、那主席，所有的七八個，根本不考慮分權，也不考慮多元政黨。為什麼提反腐呢？主要是要用這個來收攏人心。所以論中國改革的可能性，在我個人看來，沒有。只要這一批共產黨的後代眼光就在保權，有權就可以貪污、腐化，在這樣的前提下，沒有進行民主改革的可能。

四、老師經歷過中國的諸多政治、社會經歷如反右運動、文革、六四天安門事件等，老師對台灣目前的社會運動有什麼看法呢？當時我要趕四月應該交出的東西，之後又要回法國做一個法文講演，

．30．

史薈 47 2014

在這種情況下，立法院的靜坐等等的我就沒空去。大家知道我在老共底下，自己還不自量力投進去那麼多運動，就知道我念歷史不是就書本道書本，我也很注意現實生活中的歷史；再者，我來到台灣也很關心台灣的民主進程、社會運動、藍綠分歧等，所以我很想去看看。但那時我得幹活，所以沒去成。去了以後我很想看看老師在那邊講課都講些什麼，還有同學說去到那了後不妨礙自己的學習，在那裡讀書，我就想看同學們都念些甚麼書。因為要從這裡來了解，這些事實反映了什麼，一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和一般人研究歷史的差別在哪裡。藉由蒐集這些史實，我怎麼理解這些史實，和報刊上、一般人的區別在哪裡？畢竟年輕人其實也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裡面有一些人可能要走從政的路，現在就開始為從政打基礎；還有些同學關心國家大事，對於大陸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要來台灣，如何頂得住，思考台灣的對策在哪裡。我就希望看看同學在這些方面有哪些思考，從這些思考了解台灣同學的知識結構。總地說來，我的看法是同學這個時間最重要的事是鑑古知今，根據經驗來解讀現實，這個磨練是最重要的。同學要用人類既往的經驗，特別是西方三百多年來，從啟蒙運動至今天的全球化道路，以這樣的歷史背景解讀台灣社會運動中的某些事實，看看自己在知識結構上還有哪些不足，在求學時期還應該添補什麼。透過立法院的活動、凱道的聚會，數十萬人晚上按時到場、晚上按時解散，這些史實說明了台灣群眾的民主素養進展到什麼程度？走到下一步的反服貿、反核四，智慧該怎麼發揮？對於服貿和核四問題，如何注意潛藏的負面因素？關鍵是你的知識結構夠不夠硬，將來如果成為部長，夠不夠應付這些事情，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政治大學史薈第47期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2014）五月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史四黃健傑

摘要本文的主要史料是新生活運動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出版的《婦女新運》（重慶：1938.12-1948.11），由於主要討論的時空範圍是抗戰期間，所以選擇的期別是第1卷到第8卷，1938-1945年。這份於抗日戰爭期間出版的女性期刊可以讓後人了解當時負責領導婦女運動的新運婦女指委會，要如何透過文字、出版品的宣傳方式來組織、動員、影響雖占少數女性人口，卻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女性。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除了著重在傳統的文本分析外，對於刊物的發行單位、出刊宗旨、編輯方式的改變也會有進一步的探究。另外，從五四時期、到抗戰期間，知識女性們在面對女權運動和國族主義的衝突下會作出何種選擇，也是本文會關注到的議題。筆者期望以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使近代中國婦女研究有不同的檢視角度以及方向。

關鍵詞：《婦女新運》、新運婦女指委會、抗戰婦女、知識女性、女性期刊

．32．

史薈 47 2014

一、緒論（一）研究動機婦女報刊是展現近代中國婦女解放思潮的重要載體，但長久以來，學界對其研究較為薄弱。 1劉人鋒的《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的導言中提到，全面系統地研究百餘年來的婦女報刊與婦女運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可以為我們解決現實中的婦女問題提供歷史的借鑑。然而，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婦女期刊卻是一個不大為人重視的研究領域。 2雖然劉人鋒忽略了大陸以外學界在婦女報刊研究領域的貢獻，但就相對大量未被解讀的婦女報刊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現狀來看，這一判斷基本無誤。在研究近代婦女解放思潮和婦女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婦女報刊缺席的狀況。 3 抗戰期間的婦女刊物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在形式上有期刊、報紙專刊、畫報、叢書、手冊、識字讀本等等。在期刊雜誌方面，有九十種左右；附於報紙專刊的也有五十一種之多。此時的婦女刊物內容多理論與實際並重，基本上均以維護、支持政府抗戰，並喚起婦女參與抗戰建設工作為主。除此之外，尚討論婦女生活中的切身問題，如兒童保育、教育、職業，也有婦女運動史，國際現勢等資訊。4 本文以《婦女新運》作為分析對象乃因為該刊物的發行時間長，保存的狀況良好，更重要的是發行單位──「新運婦女指委會」在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中，有政府層級的代表性，亦有民間層面的領導力。因此分析《婦女新運》或許可以更精確地讓人了解當時政府的宣傳政策和知識女性們的組織能力。主要的研究方向除了著重在傳統的文本分析外，對於刊物

2 3 4

姚霏，〈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0（臺北， 2012.12），頁30。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5），頁2。姚霏，〈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頁30。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167-168。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33．

的發行單位、出刊宗旨、編輯方式的改變也會有進一步的探究。另外，從五四時期、到抗戰期間，知識女性們在面對女權運動和國族主義的衝突下會作出何種選擇，也是本文會關注到的議題。

（二）文獻回顧關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學界在婦女運動、戒纏足史、女子教育史、職業史、婚姻與家庭史、婦女與政治關係史、傑出婦女研究等各方面，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 5在總論性的著作方面，陳三井主編的《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是目前學界公認極具有學術標準的總論性著作。該書篇章橫跨的年代包含晚清、五四、抗戰、當代，以及台灣地區婦女運動的發展。作者群方面，除了兩岸學者，旅外學者也一齊參與文章編寫的工作，對中國婦女史的發展背景、脈絡作了完善的介紹。但除了上述研究範圍以外，婦女報刊的研究則較缺乏。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出版刊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刊來看，針對報刊的探討主要分佈在第12期（2004.12）「《婦女雜誌》專輯」以及第 20 期 6 （ 2012.12 ）。除了上述兩期，另有單篇論文分佈在第 17 期（2009.12）、第18期（2010.12）和第19期（2011.12）。本文寫作動機、方法的來源是第19期，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該篇文章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少數純粹以報刊做為主要分析對象，且不同於一般的報刊史。作者在摘要中提到：「目前研究報刊史，多半著眼文本分析，但如果對知識生產過程，包括

洪宜嫃，〈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2。《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0期中有關婦女期刊研究的論著：Joan Judge, “Everydayness as a Critica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The Case of Funü shibao （The Women’s Eastern Times） “、姚霏，〈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連玲玲，〈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許慧琦，〈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及其《大地之母》（Mother Earth）月刊的行動宣傳：以其跨國網絡與性別論述為例〉。以及書評：蔡祝青，〈揭示／遮蔽的視野：評《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

．34．

史薈 47 2014

發行單位、編輯群、編輯審查方式，以及經費來源、流通情形，進行探究，將讓我們對刊物有更全面的認識。」 7《婦友》月刊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發行。《婦友》準備發行時，正是「文化清潔運動」展開之際。游鑑明的文章主要在探討作為黨國喉舌機關的《婦女》除了負責政治宣傳，是否提供其他與內容，以激起一般民眾的興趣。 8雖然該文的時代背景與本篇論文不符，但其研究方法和途徑給予了筆者不同的切入角度。第18期楊佳嫻的〈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與女性寫作─從《天地》說起，1943-1945〉 9分析以散文為主的刊物《天地》。該刊物是由蘇青籌資、主編，透過這份期刊來鼓勵、提倡女子寫作，討論日常生活問題。楊佳嫻在這篇論著中寫提出了戰時女性寫作，尤其是在日軍佔領區的作家在創作時所面臨的社會輿論壓力，接下來介紹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上海文壇和散文刊物。其中與本文較有連結的是，主編蘇青在面臨「婦女配合國家」的論述時做出的挑戰正符合了本文將討論的知識婦女的選擇問題。第20期中特別開闢了「婦女與期刊」專號，包括了四篇專論，分別研究分析曾在中國和西方問世的女性期刊，並著重在生產過程、刊物內容和性別意涵。季家珍的〈性別分析的關鍵範疇「日常性」：以《婦女時報》為中心〉一文是以中國最早的商業姓婦女期刊《婦女時報》做為主要的史料徵引。姚霏的〈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以1920年元月1日創立於上海的《新婦女》為分析對象。全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該雜誌進行細緻的文本解讀和分析，考察這份被烙上「五四期刊」名號的雜誌是如何彰顯，又彰顯了何種五四特質，並透過對編輯群、作者群身分的揭示，展現當時的男女知識精英是如何運用「五四話語」表達意見和態度。10 連玲玲的〈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目的在於 7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頁75。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頁76。 9 楊佳嫻，〈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與女性寫作─從《天地》說起，1943-194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臺北，2010.12），頁215-256。 10 姚霏，〈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頁32。 8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35．

檢視孤島時期上海出版的婦女刊物，探討在戰爭氛圍下，婦女文化建構的過程。該篇論文主要是對當時的刊物做鳥瞰式介紹，並非對特一期刊做出研究。但因為文中提及了部份刊物仍把焦點放在婦女自身權益及能力發展上，所以亦在此說明。最後則是劉人鋒所寫的《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該書為作者博士論文之擴寫。主要以中國婦女報刊誕生到當下的發展歷史做為整體的研究對象，採取系統與個案研究相互結合的方式，研究婦女報刊在女性解放、女性觀念的變遷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全書以時間脈絡分為十個章節，其中以本文最相近的是第七章中的第四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婦女新運》〉。該小節旨在介紹《婦女新運》的創刊始終和該刊如何在抗日戰爭中響應抗戰。《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雖然為少數有系統性，且時間軸拉長至抗戰、戰後的報刊史研究，但葉祝青對這本專書亦提出了幾點質疑，包括了運用史料的偏頗與侷限、偏執的史觀，即依從婦女解放運動史所建構出來的中國婦女報刊史、解讀史料之誤，以及各類議題缺乏時代的連繫，也未能有效歸納研究成果。11 透過文獻回顧可知，目前學界雖有對期刊進行探討，但尚無針對《婦女新運》所做的專題研究，本文將藉由前人的研究來汲取研究方法，以對《婦女新運》有較完整的論述。

（三）研究方法針對此研究主題，本篇論文採取的是對抗戰時期的婦女刊物《婦女新運》進行探討、分析。不同於大部分的報刊史研究，將重點放在文本分析，本篇論文的研究途徑是對該刊物的知識生產過程做分析，包括出版單位、出版宗旨、文章架構的轉變，以及撰文者對國族主義和女權運動態度

葉祝青，〈揭示 /遮蔽的視野：評《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臺北，2012.12），頁247-258。

．36．

史薈 47 2014

的擺盪和選擇。希望藉由不同於以往的報刊史研究方向，可以使近代中國婦女的女權研究有不同的檢視角度以及方向。為了對期刊的發行背景有全盤的了解，本文除了針對《婦女新運》做出研究外，對於近代中國的報刊發展過程、身為閱讀者和作者的知識女性、近代女權運動的轉變等三個層面也會有所觸及，藉此來剖析女性知識份子的意識覺醒的歷程和歷史意義。在論文架構的方面，除了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會以四個章節來分別描述報刊、知識女性、女權運動的發展、《婦女新運》的出版社和動機、編輯方式的改變，以及知識女性在女權與國族之間的抉擇。本論文研究只涉及到《婦女新運》中，知識婦女對抗日戰爭和女權運動、國族主義的態度，但從清末自抗日戰爭以來的婦女期刊仍有許多本未有專文研究，各刊物的內容還含有許多豐富的面向值得研究。本論文研究只開一端，期待日後尚有研究者藉由報刊的研究來呈現更多面向。

二、女權運動下的知識婦女與女性報刊（一）知識婦女的形成以《婦女新運》的閱讀族群來看，由於抗戰時期我國婦女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此時期的婦女期刊自然是以一般知識婦女為對象，尤其是婦女工作幹部。至於有圖文的通俗定期刊物，似乎僅存在江西婦女指導處的「農村婦女」。但儘管婦女刊物的編輯有心為農工婦女出版通俗讀物，婦女也有可能會因為要勞動或者是沒有多餘資金來購買刊物。12 以作者羣來看，因為抗戰以來，婦女參與戰時工作人數增多，需要宣傳與報導；而且，婦女工作方法與婦運理論常要透過刊物傳達，所以婦女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397。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37．

寫作者和編者也大量增加。 13在這樣的條件限制下，《婦女新運》的編輯和閱讀便成為了知識婦女的專利品。以下先介紹近代中國女學的興起來論述知識女性的形成過程。教育，是文化的傳遞與發揚者，也是開發人力資源以加速時代進步的原動力，教育是國家勝敗興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14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缺乏才女的國家，卻是一個缺乏女學的國度。才女之產生僅只於少數書香士宦家族，有財力、願望以及開明見識為家中女子聘請教師。 15 而一般的家庭則講究「女教」，亦即教導女子禮經裡所說的「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父，夫死從子。 16」這些聖賢經典牽絆著社會上的男女老少，並奉為圭臬，婦女逐漸地喪失了獨立的人格。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了近代才產生了轉變。 1. 基督教傳教士與女學中國之有現代意義上的「女學」自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開始。中國第一所教會女學是在道光24年由英國「東方女學促進會」會員艾迪綏女士 17創立於寧波的艾迪綏女塾， 18此後各教派到中國後亦相繼開辦女學。萬國公報的主筆，美國傳教士林樂知鼓吹興辦女學，並窮盡半生精力蒐羅各國古今中外有關女俗之事蹟，將其編成「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十集 19，但學校的設立並未表示社會大眾已廣泛接受女性就學的觀念，教會女學本身的終極目的為宣揚基督教，拉攏信徒，中國女學發達與否、中國女界的福祉問題，並不在他們關心之列。 20此外，根據當時的學校章程和課程可以發現女

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頁170。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頁1。 15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99。 16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頁2。。 17 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 18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00。 19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7），頁18。 20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03。 14

．38．

史薈 47 2014

子學堂仍有很多保守的觀念，並不合乎外國的自由精神，可知當時的辦學是極力不違背中國之傳統，以迎合中國人守舊的心理。 21 2. 知識份子的自辦學校雖然基督教傳教士們的女學並非以中國女性的福祉為己任，但卻也激發了部分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受到相當的刺激，使他們認知到：美國興盛，由於家學之脩明，女學之隆重。夫國之本在家，無論政治、教育、文學諸要端，皆由家學發源。而美國所最重者，尤在女學，國中至大至美之書院，即為女學。造就女子，即為造就兒女之根基。22 在知識份子的提倡以及經過甲午戰爭，中國人感到非提倡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知識水準，不足以振國威而洗國恥， 23從而掀起了近代興女學運動，也為之後知識女性的誕生打下了基礎。 1896年，梁啟超的《論女學》中提到：「天下積弱之本，必自婦女不學史。」、「人恆有言曰：『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言躛言也。世之瞀如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24梁氏認為，國難當頭，要富國強兵，抵抗外來侵略，必須興辦女學，強國保種。1898年5月，上海電報局局長經元善在梁啟超和其他官紳的推動之下，建立了第一所國人自辦女學─上海女學堂，也稱經正女塾。25不過當時維新派知識份子對於女學的看法仍停留在「富國、強民、保種」，女學是為了符合賢妻良母的教育而已，婦女只是強國保種的媒介。至於婦女人格獨立、擁有參政權等自由層面的權利則尚未成熟。 21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頁27。〈振興女學之關係〉《萬國公報》，光緒31年11月號，轉引自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頁605。 23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頁29。 24 梁啟超，〈論女學〉，《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頁549-556。 25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21。 22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39．

3. 民初女學發展知識份子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占著決定性主導地位，知識婦女在這方面亦有所表現。她們一方面仰賴自己本身力爭上游，一方面仰賴時代環境變遷，風氣漸開；最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則是來自知識份子大力鼓吹提倡。26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攻擊舊禮教、批判傳統之外，最大的目的是建立合乎時代需要的新道德，即是承認與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陳獨秀曾說：「教育雖沒有萬能的作用，但總算是改造社會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為改造社會最後的惟一工具。」男女不平等是許多因素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包括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勞動人口的多寡、教育制度、文化環境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是教育程度的 27

高低。這種接近西方個人主義的思想，在婦女問題上，便是把女性個人的地位提升到與男性相同，女性不再是家庭的配角，更不是男性的附屬品。28 同樣地，在受教育上，女性也應被視為獨立完整的個人。她們所學的應該是可以讓女性在社會上擁有謀生能力的知識和技能，而非只是學習如何相夫教子。 1917年甫自美國留學回來的胡適列舉了美國婦女享受公民教育，從事社會生產，參與政治活動的事實。美國女子的婚姻觀、家庭觀便是自己為自由獨立的人。胡適認為中國女子正應該要學習這種「超賢妻良母」的人生觀。29梁啟超在一次演講中，把女權運動視為廣義的人權運動，他認為人權運動應該至少包含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參政權上平等權。由此可見中國近代婦女運動的首要課題包含了爭取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頁5。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頁271。 28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63。 29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64。 27

．40．

史薈 47 2014

婦女與男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30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正是婦女們發聲、爭取權利的高峰，知識女性即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逐漸形成。

（二）從清末到抗戰的女權運動變化上節所說的乃針對女學對知識女性的塑造過程，本節將對自清末到抗戰時期的女權運動做背景的回溯。在基督宗教再次的回到中國後，隨之而來的除了宗教觀念的宣揚外還包括了教育的傳播，中國近代的女子教育和解放觀念也開始藉由教會學校、基督教刊物等途徑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中傳開。這樣的新觀念在仍是傳統禮教的中國社會中可說是具有明顯的突破、革命性。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維、梁啟超等人亦將國外男女平權的思想帶入了中國，但是變法的失敗也讓這些剛萌芽的思想受到了打擊。所幸在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的權利再度被重視，因為提倡給予女性應有的權利具有一石二鳥的功能，一為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排滿，爭取共和，推翻舊有的保守文化；一為社會意義上的張揚女權、婦女解放，爭取女性同胞的支持。 31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開始以自己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也在此時取得地位上的巨變。32在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更強調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將女性個人的地位提升到與男性相同，不再只是男性的附屬品。婦女對自身的期許也隨著教育和社會環境的影響而提高，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以清末興起的女學來看，傳統婦女在「中主饋」、「主內」的限制下，很難拋頭露面在外工作。清末得風氣之先的女子，如張竹君、呂碧城、秋瑾只是鳳毛麟角。當時的教育提倡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起先著重的部分在於「種族進化」、「創造優良胎兒」的基礎上，女性接受教育只是為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77。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69。 32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67。 31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41．

了孕育更優良的下一代，並不是為了讓那長期被忽視的女性得以與男性一同在社會上競爭。女子雖享有某種程度的教育，但「男女平等」、「女權」等觀念在中國土地還沒有完全生根。 33她們仍被男性們限制在家中，擔任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直到辛亥革命之後以及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女性才真正突破了家庭框架的限制，由內而外的步入社會。五四時期，經濟獨立被視為婦女解放的重要一環，職業平等亦受重視。34要擺脫依賴他人最現實的問題就在經濟來源，經濟如果無法獨立，那麼即使靈魂獨立，個體仍無法獲得自由。呂碧城認為，中國女子社會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授以實業，使得自養」、「必能自養，而後能自立」，中國婦女只有通過接受教育，具備自謀職業的能力，才能最終取得與男子平等的社會地位。 35女性投入社會工作，爭取經濟獨立雖是為了個人的地位提升和個體解放，這種突破家庭界線，讓女子能進入公共領域的行為也為之後抗戰中的女性參與戰爭打下了基礎，女性成為了社會上實質的一員，不是僅限縮在傳統文化的「透明天花板」之下。女性社會角色的轉變也使得政治團體注意到這股新興起的勢力。但以政黨動員婦女的政策來看，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所做出的婦女運動決議案除了照例的關懷勞動婦女外，還提出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的統戰口號，並把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職業平等、女子應有財產繼承權、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工資平等等議題重新提出。此外，還特別提出打倒軍閥、帝國主義口號，聯合全國婦女參加國民革命運動。36但藉由政黨的動員可以發現婦女運動的本質又產生了改變，尤其是在抗戰時期，強調個人解放、獨立個體的精神開始受到民族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頁37。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87。 35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頁125。 36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223。 34

．42．

史薈 47 2014

主義的約束。不過部分婦女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與男人相同，且想藉由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來擺脫傳統的束缚，便樂於投入政黨的動員，婦女運動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轉變為運動婦女。

（三）婦女報刊的演進宣傳媒介是社會運動的重要工具，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尤需要文化運動的適當配合，文化運動當然也是中國婦運重要的一環。 37近代中國的報刊既是信息傳播的物質載體，也是促成傳播者與閱聽人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紐帶，更是形成、複製、擴散和放大社會輿論的社會工具。因此，報刊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物質型態，也是傳播者與傳播載體緊密結合後的產物，更是反映社會內在要求、引領社會變化發展的利器。 38 以下分別介紹幾份在 1937年至抗戰爆發以前的重要女性報刊，分別是《女學報》、《神州女報》、《新青年》。 1. 《女學報》根據現有的資料，晚清第一份婦女報刊同時亦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報刊，是1898年7月24日創辦於上海的《女學報》。 39當時的《新聞報》對《女學報》的出現給了以下的評語：中國近來報館林立，而如泰西之以女子主持筆政者，實未之見。近日滬上創立女學堂後，有諸女士共立一《女學報》，於昨日為第一期。報中主筆人等，皆以女士為之，展誦之下，合志數言，已見我朝巾幗中未嘗無人，且實開古今風氣之先焉。 40 婦女報刊的出現正是婦女解放思潮的重要象徵，《女學報》的內容受到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頁388。劉興豪，《報刊輿論與近代中國政治 ─從維新變法說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1），頁17。 39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24。 40 〈女學開報〉，《新聞報》，1898年7月30號，轉引自夏曉紅，〈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現代中文學刊》，1（上海，2012），頁25。 38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43．

當時啟蒙思潮的影響，內容以提倡女學、爭取女權為宗旨，主張婦女平等、婚姻自主和婦女參政等。 41《女學報》的出現在新聞史、出版史、婦女報刊史、婦女報刊史以及婦女運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在維新變法的高潮中誕生，在近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啟蒙史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42 2. 《神州女報》 1912年3月16日，婦女運動家張昭漢在上海成立了神州女界協濟社，同年11月，為了擴大婦女參政的宣傳，發行《神州女報》。 43 該刊物設有言論、社論、國政要聞、評林、女界要聞、學術、傳記、小說、藝文等欄目。主要的目的在於提倡女子參政、重視女子教育、提倡女子辦實業、主張家庭改良、關注時政、著重刊物的學術性、文學性和趣味性。 44與《婦女新運》相同，編輯群為了要讓讀者有興趣閱讀，亦在刊物中增添了漫畫以及一些婦女們會注意的議題，如兒童保育，期望能藉此能吸引讀者，以傳達《神州女報》的訴求。 3. 《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從日本回國的陳獨秀於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月刊。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並調整編輯方針，形成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編輯隊伍，雜誌面貌逐漸清晰。 45從創刊號到九卷五號，以大量篇幅討論婦女問題，不失為五四時期倡導婦女運動的代表性刊物。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第一期時發表過一篇對婦女解放的看法：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男權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 41

韓志方，〈論《女學報》的女性解放思想〉，《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35（廣州市， 2009），頁66。 42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28。 43 劉人鋒，〈民國初期力主婦女婦女參政的婦女刊物─《神州女報》〉，《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2:5（北京，2010.5），頁101。 44 李九偉，〈《神州女報》的兩個版本〉，《出版史料》，5:4（北京市，2005），頁64。 45 張春田，《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臺北市：新銳文創，2013），頁58。

．44．

史薈 47 2014

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全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46 《新青年》的文字環繞在破舊立新，把女人當完整的個體，使女性擠身與男性同等的地位。 47 婦女有獨立人格的生活，實在是在《新青年》倡導之後，而「五四」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481917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藉由挪威劇作家名劇「玩偶之家」的譯介，暴露舊式家庭的罪惡，劇中女主角娜拉的獨立性格，讓中國在五四時期掀起了「娜拉旋風」。49 知識份子們將娜拉視為對傳統社會的反抗、解決與覺醒，對許多知識婦女反抗家庭束缚，爭取個性解放，爭取自主權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50 透過對上述三份報刊的介紹可以看出，當時的知識份子會利用創立報刊的方式來宣揚心中的理念，期望藉由文字的力量來影響社會大眾。

三、《婦女新運》的出版單位和宗旨（一）出版單位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倡導新生活運動的氛圍下成立，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會長，並於同年7月1日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統一全國新生活運動。 51自新運推動以來，各地雖有婦女新運組織，但因內容名稱均不一致，且工作缺乏連絡，新運總會特設置婦女指導委員會，並於1936年3月於南京成立，指導長為蔣宋美齡女士。 52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1（上海：上海書店，1915），頁1-6。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60。 48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365。 49 關於「娜拉」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可參考許慧琦，《「娜拉」在中國 :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市：政大歷史系，2003。 50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66。 51 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日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13。 52 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日戰爭》，頁30。 47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45．

至此新生活運動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是對戰時婦女工作方針的釐定最有貢獻者，也被公認為全國婦運工作的領導總機構 53。抗戰爆發後，怎樣動員全國人口半數的婦女從事抗戰建國的工作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件急務。 54 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4月1日制定「抗戰建國綱領」，其中第三十二條為：「訓練婦女，俾能服務社會，以增加抗戰力量。」這是抗戰時期婦運工作的最高指導方針。55中國婦女運動的萌芽至今已有30多年，但其實力量仍屬薄弱。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各團體之間欠缺領導核心。國民黨婦女運動的領導人談社英曾經對此發表檢討。談社英認為：「中國婦運之渙散無進步，一言以蔽之曰無整個計畫，以至一地方一團體之婦運範圍與方法，莫不各成風氣，而所共同賦有者，不團結之精神耳。」 56 1938年，蔣夫人在廬山舉行婦女談話會，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訂定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工作綱領，使全國婦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聯繫起來：我召集這一次會議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使婦女界的領袖分子能夠聚首一堂，大家認識。許多誤會的發生，往往由於大家雖在做同一工作，彼此卻不認識。……要是我們女子能夠表示合作，以團結的精神來感應全國，我相信全國同胞就更不得不合舟共濟，為國家利益共同奮鬥了。各省的婦女工作已經做了很多，可是還不夠和國家的需要配合。所以我們必須定一個全國性的婦女工作綱領，使全國婦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聯繫起來。57

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頁27。宋青紅，〈新運婦指導婦女幹部訓練編述略〉，《民國檔案》，105（南京：民國檔案雜誌社，2011.3），頁94。 55 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頁10。 56 談社英，〈婦女運動三年計畫〉，轉引自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日戰爭》，頁 101。 57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期（臺北，1987.6），頁 175。 54

．46．

史薈 47 2014

會議中，訂立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該內容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動員婦女的先決條件」、「動員婦女的方法」、「婦女在抗戰建國中的任務」。根據「動員婦女的方法」，動員方法按農、工婦女、職業婦女、女學生、抗屬等不同對象分別動員以及訓練。她們的工作包含了宣傳、救護、徵募、慰勞、兒童保育、戰地服務與偵查漢奸。 58這份工作大綱即成為抗戰時期婦女工作的指針，新運婦女指委會亦成為了推動一切婦女工作的總機構。

（二）出版宗旨《婦女新運》是由新運婦女指委會發行，原名為「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會報」，但因原名過於繁長，因此在發刊詞時即以婦女新運作為日後該刊物的名稱。59新運婦女指委會何以要創辦會刊《戰時婦女》？透過發刊詞可以瞭解其中梗概：第一，因為大家每個人在忙著工作，工作積日累月，只見時光的向後流，工作又隨著時光一件件過去，為了便於自己的檢查與檢討，有將它記錄下來的必要。第二，藉此希望將本會的工作人員的陣容、工作範圍、工作精神、其他的一切向社會報告，顧名思義，願意負起指導全國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創造新中國新婦女的新生活。 ……只要是有良好的計畫，善意的意見和批評，我們當盡力來容納與接受。我們希望這婦女新運，不僅是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同仁的號角、同仁的園地，而是全國願企圖過新生活的姐妹的廣播台。60

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頁11。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事業組，〈卷頭語〉，《婦女新運》，1：1，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北京市：線裝書局，2008），頁9。 60 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事業組編，〈卷頭語〉，《婦女新運》，1：1，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10。 59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47．

《婦女新運》的目的除了做為會刊，記錄工作過程和事項之外，更大的理想就在於成為一個可以帶動全國婦女一起參與抗戰建國的運動。這樣的目的如果查找當時其他婦女期刊可以發現，眾多刊物雖然名稱繁雜，但多在於喚醒婦女們關心國家的存亡議題。因為《婦女新運》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全國的人民一起投入在戰爭之中。61占著人口半數的婦女同胞，可說是一個主力，要是婦女同胞不積極的起來參加建國工作，便是減少了一半力量，加倍的延長了抗戰建國完成的時期。62蔣夫人在民國27年發表的〈婦女新生活應有的精神〉中，甚至不惜以尖銳的字眼來呼籲那些置身事外的女性。我們有不少熱誠愛國而辛勤服務的婦女，但同時還有一部分的女同胞不曾盡她們的義務。我們應當喚醒這些沒有參與工作的婦女，使她們知道她們的袖手旁觀，沒有盡她們同舟共濟的責任時在是嚴重的罪惡，實在是對不起國家……那些不曾參與戰時工作的婦女，大概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絕對的自私自利，絕對的識見淺薄……63 新運婦女指委會做為全國性的統一的婦女抗戰組織，願意擔負起指導全國婦女參加抗戰的工作，故創辦會刊也是為了借助刊物報導會內各部門詳細的工作情形，而且極力動員全國婦女從事抗戰。 64

四、《婦女新運》於 1941 年的前後變化（一）前期文章架構（1938-1941）文宣可以教導民眾認知抗戰的意義，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婦女文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271。茅仲英，〈婦女與生產事業〉，《婦女新運》 1：4，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338。 63 蔣宋美齡，〈婦女新生活應有的精神〉，《婦女新運》，1：1，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11。 64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頁269。 62

．48．

史薈 47 2014

宣工作，自然是以動員婦女參加抗戰為中心。65綜觀《婦女新運》的文章在前期亦是在動員女性投入抗戰。做為是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會刊，因此《婦女新運》多以蔣宋美齡女士的講稿或文章做為該刊的首篇文章，文章內容大多是宣揚婦女們應該為戰爭奉獻方能提升婦女地位、婦女解放：要求婦女解放要先負起責任，三八節的意義正如各為所周知，是在求得女子的解放，但是所謂「女子解放」，不僅是解放了就算了，是要由我女性同胞的努力，增加我們民族的地位，……我們要真正求得女子的解放，首先就要我們先能負起責任。國家沒有解放女子無從解放。……孫中山說：「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個人爭自由，忘記了國家的自由，要曉得國家沒有自由，個人就沒有自由。」……。66 接著是刊登目前各個工作組別之工作狀況。以文化事業組來看，文中會先講述目前該組正準備或已經在進行何種計畫。接下來是該計畫的動機來源和預期成果、籌備經過，同時可能會遭遇的困難和挑戰也會在此說明。文藝創作方面，頭幾期的創作也是比較偏向用於激勵人心的文章。例如在第二卷，第三期中的傷兵創作：正月裏來是新春，國家要來把兵徵，我們奉命投軍去，暫別父母妻兒們。二月裏來百花開，全國民眾快起來，為著民族生存計，保衛國土理應該。三月裏來是清明，每個國民應當兵，去到前線打鬼子，惟祈父母不掛心。……六月裏來熱難當，前方將士正緊張，同胞兄弟要勇敢，衝鋒前進末鬆放。…冬月裏來雪花飛，倭奴牽出汪精衛，賣國通敵全不怕，自有國民來反對。臘月裏來小陽春，軍民

65 66

鮑家麟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349。蔣宋美齡，〈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婦女新運》，1：1，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107。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49．

合作除小鬼，收復失地把仇報，出征兒郎得勝回。 67 透過這三種類型的刊物內容可以得知，《婦女新運》在初期仍單純地以抗戰救國為文章刊登的主軸，雖然方向是婦女期刊，但對於婦女可能會注意到的民生、幼兒教育或其他婦女的生活資訊則較少提及。政治宣傳有很多種類，報刊是其中一種，不但最具效果，也是攏絡知識分子的利器。但如果報刊只採用老套、呆板的社論、專論做宣傳，很難吸引大眾注意。68作為新運婦女指委會的工作會報、宣傳刊物，最重要的就是要吸引民眾閱讀，讓讀者了解新運婦女指委會的工作成果，以及響應募捐等，但倘若內容過於泛政治化，長期下來讀者會容易對刊物感到麻痺、無趣，閱讀量和訂閱量可能也因此下滑，如此就無法達到原先預計的效果。因此在第四卷開始，《婦女新運》的文章架構產生了改變。

（二）後期文章架構（1941-1945）如同前段所說，《婦女新運》在編排、選文上的轉變可能是為了增加閱讀人數的數量因而做出了。首先先回到第二卷，第二期的徵稿簡則。簡則第一點：「凡關於婦運理論，工作經驗談，地方通訊，文藝創作，隨筆，雜感等均歡迎投稿。」透過上一頁的引文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候所謂的文藝創作、隨筆仍無法跳脫救國宣言的脈絡，文章的內容還是在鼓舞群眾。但從第三卷，第四期，即1941年開始，徵稿簡則第一點做出了些微的調整。簡則第一點：「凡關於婦運理論，工作經驗談，地方通訊，文藝創作，家庭常識等均歡迎投稿。」雖然此時大部分的徵稿方向仍維持不變，但最後增加了家庭常識的項目，卻使得刊物整體有了不一樣的風格。從第四期開始看起，在該期中，除了有原先對於抗戰婦女的論述和工

莫金芝，〈抗戰十二月〉，《婦女新運》， 2:3 ，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643。 68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年代的《婦友》月刊〉，頁76。

．50．

史薈 47 2014

作概況，尚增加了內容以家庭關係、兒童教育為主的文章，如〈解放下一代的兒童〉、〈兒童的人格教育〉、〈家庭應如何注意少女的問題〉、〈非洲克加特拉民族的結婚生活〉……等；還有文藝方面、介紹書報的文章，例如〈維多利亞女王傳〉、〈頑童心理與頑童教育〉等。在文章的書寫方式也有較多篇採取了連載的方式，讀著為了閱讀完整的文章，就必須訂購前後兩期、三期。此外，廣告的增加也是改變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刊別幾乎沒有任何廣告。但從第四期開始廣告開始出現在期刊之中，惟獨這些廣告以郵局和銀行的為主。但到了第四卷以後，連食品販售、電影宣傳、中國茶業公司、藥品的廣告都出現在期刊之上。第四卷除了廣告量的增加，刊物還出現了許多正如同現代雜誌中的有趣的內容。例如第二期中出現了如何製造假蟹黃 69；第四期中出現了健康資訊，介紹水果的好處70；第五期中出現了食譜，教婦女們如何製作醬油雞、橘子醬，71以及第六期出現了心理測驗〈你有吸引朋友的力量嗎?〉。72 從這些文章的出現可以得知，《婦女新運》在後期的風格轉變使得刊物本身除了仍有維持抗戰宣傳、工作會報的主軸發展外，還透過這些生活資訊來使刊物更「平民化」，藉此吸引更多的讀者。

作者不祥，〈製假蟹黃〉，《婦女新運》， 4:2 ，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1640。 70 容筱韞，〈水菓〉，《婦女新運》，4:4，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 1834。 71 作者不詳，〈食譜─醬油雞、橘子醬製法〉，《婦女新運》，4:5，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1891。 72 作者不詳，〈你有吸引朋友的力量嗎?〉，《婦女新運》，4:6，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2012。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51．

五、《婦女新運》中的女權運動與國族主義現代報刊在中國發展之初，即帶有強烈的「啟蒙」色彩，主事者經常利用報刊宣傳新知、開啟民智，期以拯救岌岌可危的國家。晚清以來婦女期刊則經常將婦女的為與國家民族的命運連繫在一起，認為婦女有義務關心國家前途，甚至國家民族的解放是婦女追求獨立自主的前提。 73透過對《婦女新運》文章的解讀可以看的出來，大部分的論述是希望婦女們暫時放下爭取自身的女性權益，將國家的利益放在優先考量。接受教育、從事工作似乎只是為了增加國家的生產力，而不是單純的為了女性的身體自由和心理自由。本章將探討做為《婦女新運》的編輯和撰文者的知識女性們，在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相互牽絆之下，會做出何種選擇。

（一）國家利益、個人權益孰輕孰重？中國婦女運動之中心，特別是抗戰期中，已不是向國家爭婦女權利地位的平等，這是我們的法律已明白的規定了，而是對國家爭貢獻與服務，這是今日還未能發揮的，我們不應當僅為個人或婦女界的自由和平等而努力，像19世紀歐洲婦女所致力的。我們的更大使命，是要集結全國婦女與全國男力戰在同一陣線上，共同努力來爭取我們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獨立。74 「權利」原是一個西方的觀念，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哲學中是不存在的。大體而言，歐美女權運動的理論根據，是天賦男女平等權利的觀念，婦女爭取自由與平等，不一定是為了救國救民，而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中國的婦女運動則不然，中國走的路線是愛國救民的路線，改造婦

連玲玲，〈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臺北，2011.12），頁71。 74 民38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 http://contentdm.lib.nccu.edu.tw/cdm/singleitem/collection/38clip/id/40883/rec/17 蔣宋美齡，〈中國婦女抗戰的使命〉《重慶中央日報》，1941年7月1日。

．52．

史薈 47 2014

女、提倡新婦女的言論和活動只是方法之一，並不是純然基於天賦男女平權的信仰 75 ，也因此中國的婦女運動自清末以來就一直面臨一個重要的挑戰，即是民族主義、國族主義。朱家驊先生認為，中國婦女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喚起婦女群眾，參加國民革命，而同時尤注意婦女本身之解放與進步。但婦女的地位是要建立在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 76從新文化時期國共兩黨的動員來看，婦女運動在此刻已轉變為運動婦女，婦女已喪失了原先追求獨立自主人格的要求。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基礎，追尋個人自由與人格獨立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目標。在這樣的原則下，女性向男性爭取女權，向社會爭取人權。77當然五四前後是個學術思想狂飆的年代，也是社會積極開放、充滿活力的時期，但這更是一個民族主義澎湃的年代。婦女運動的確呈現過不同的訴求、多元的面貌，但最後仍脫不開政治救國的主流。 78原先的原則被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民族救亡曲調所取代，婦女運動被集體動員、救國、救民族的潮流影響。女性想要爭取的獨立自主又再一次受到打擊。到了抗戰期間，民族主義凌駕於女性主義的情況更甚之前。婦女運動在此刻也走向共赴國難的道路。從女權主義來看，這是政治力量大於女權要求的時期，應該也是婦女史上個人主義式微，集體主義興起的年代。 79如同此段一開始所引的那段話，女性如果在此時還不停地去爭取自己應有的參政權、平等權、戀愛自由……等等，就會被視為是在進行國家內部的分裂。婦女部長何香凝說過：「一般婦女只知道謀振興女權，謀女子獨立，殊不知國權已經喪失，女權何由振興？現在民窮財盡，國亡種滅將在目前，

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頁182。 76 王聿均, 孫斌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7），頁443-444。 77 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250。 78 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254。 79 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239。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53．

不先救國，還想自救，這豈不是緣木求魚？」由此可見，當時的宣傳多以這種民族主義為號召，正如同《婦女新運》中大多數的文章一般。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的知識女性們都會被國族主義影響。在愛國主義的口號宣揚之下，她們仍不忘知識女性應該要爭取自身權益以及關懷一般婦女的日常生活。

（二）《婦女新運》中的女權運動《婦女新運》中對女性權益的論述一般都出現在三月份出版的刊別中，這部分是為了要配合「三八婦女節」。以第五卷，第三期為例，該期為了紀念婦女節，特別邀請了女議員論述對於婦女參政之意見。以唐國楨為例：要求參政，這是女子從奴隸的地位翻身做人便應該投獻自己全心全力的一種自薦的英勇精神之表現。……只要承認了女子是人，是組成國家的人口份子之半數，則與政的人，必須有男，也有女；代表民意的機構，更無疑地要有半數的婦女來參加。所謂：「女子回家庭去」的口號在納粹的政權專制之下，固然是叫囂了幾年，然而現在我們式舉眼看看世界活動情形，何國沒有婦女熱烈地參加？何事可以絕對不需要婦女的力量？……因此婦女參政，是文化進步的必要表現，是時代的迫切要求。……80 從唐國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對女子參政的認同和鼓勵，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子能夠投入政治，一起捍衛女性權益。下面這份文字是周恩來之妻─鄧穎超對女子參政的看法。婦女參政，乃是民主政治組成之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不應單純的看做婦女本身的權利問題。……只有婦女才能最懂得最關心自己的問題，故婦女參政大有助於婦女問題的解決，並能促進婦女解放運

唐國楨，〈從「三八」說到婦女參政〉，《婦女新運》，5:3，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2632。

．54．

史薈 47 2014

動，同時，亦能促進政治與社會的進步。……自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而艱難的任務，如果不是依靠廣大婦女的努力和不懈的奮鬥，如果沒有第一步的民主權利的獲得，尤其是如果沒有把敵人──日寇趕出中國去，則這些任務的解決將是不可能的。81 鄧穎超認為，婦女參政不全然只是女性單純地在要求自身權益，而是民主政治實現的要件之一。此外，鄧穎超也主張應該要達到職業機會的解禁，給予婦女在政治中管理、行政的機會，讓她們能從中培養能力，提高對政治的認識和熱誠。但從引文中似乎也可看出，鄧穎超的觀念仍在於要先將敵人解決，再來談論婦女參政的事情，這點與唐國楨有一些差異，但卻與當時的社會大眾產生共鳴。甘乃光在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發表演講時的內容，也與鄧穎超的論述大致相同。甘乃光認為，婦女是應該要參政的，可是女子參政的力量還是很薄弱，原因是因為政治問題和整個國家的問題。他舉例說明：「現在女子爭參政，等於一個家庭分家產，如果這一個家庭有錢，那個人分一點，大家就覺得很多。如果這一個家庭很窮，那分來分去也得不到甚麼。」甘乃光解釋到，如果國家本身已是知識落後、教育不普及、經濟發展遲緩、技術人員缺乏，即使女子參政了也無法發揮作用，因此要讓婦女參政有意義，必須先有發達的工業。因為工業的發達可以讓婦女解決廚房問題和兒童問題。廚房的發達可以使婦女不用成天待在廚房裡燒鍋熱水，或是叫外賣，如此一來，女子也就不必因為要入廚房的緣故而阻礙工作；兒童問題的解決則仰賴於托兒所的出現。甘乃光認為，只要抗戰勝利、國家的建設發展妥當以後，婦女的參政問題就可以自然解決。 82另外一份在第一期，第二卷發表的〈知識婦女的新

鄧穎超，〈略談婦女與參政〉，《婦女新運》， 5:3，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2634。 82 甘乃光，〈憲政時期的婦女〉，《婦女新運》，5:10，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3261-3264。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55．

任務〉也是主張婦女們應該要先團結起來，動員民眾抗日，如此婦女才可得到解放，83但在其他雜誌中卻有不一樣的聲音。上海《天地》的編輯蘇青即公開表示，反對婦女為了戰爭而自我犧牲。蘇青認為一切加諸在婦女身上的「美德」，如「婦女必須犧牲、忍耐」都是在傳統觀念中，為了整體的圓滿而提出的論述。戰時論述提出的犧牲，都是抬出為國為民族為說詞的。然而，無論是犧牲了生活上的安適、家人之間的團聚、甚至是生命，都是令人痛苦的，因此只好提出一個圓滿的論述來遮掩。但她認為：「我們不該讚美犧牲，而該讚美避免犧牲。」但自晚清到抗戰以來，女人的生育問題總被強國保種的大論述限制、個人的自由也被以要為了國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的論述所限制。蘇青對於婦女配合國家的論述頗為質疑。84 從唐國楨到鄧穎超，再到甘乃光的言論可以發現，當時後的知識份子們雖然都提到婦女解放，但也都提出了解放要建立在國家、民族的勝利之上。先談國家再談個人權益在抗戰時期成為了趨勢。不過透過前一章我們看到，自1941年起，雜誌的內容增加了許多較為活潑、新奇的內容，這樣的或可解釋為身為知識女性的編輯群們也意識到，雖然《婦女新運》是新運婦指委會的會刊，但終究是為了女性而出版的刊物，因此做出的改變除了是用來吸引讀者、增加銷售量，也是用來服務女性，使得女性們擁有更多的知識。

六、結論綜觀對抗戰時期出版的婦女期刊《新運婦女》的分析，該刊物的確背 83

劉清揚，〈知識婦女的新任務〉，《婦女新運》，1:2，收入《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頁446-447。 84 楊佳嫻，〈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與女性寫作─從《天地》說起，1943-1945〉，頁 243-245。有關蘇青對於犧牲的論述可參考蘇青著，于青等編，〈犧牲論─俗人哲學之二〉，《蘇青文集（下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56．

史薈 47 2014

負著宣傳抗日政策、呼籲婦女們投入戰爭以及告知人民新運婦女指委會的工作成果，而且在為了增加閱讀人口和流通量，《新運婦女》也在1941年以後的編輯上增加了不少生活資訊，如介紹各國風俗、新書、世界婦女運動動向、食譜，甚至是心理測驗，以及婦女們可能會特別注意到的幼兒教育方式等內容來吸引讀者的目光。因此，《新運婦女》除了是一本工作會報、政治宣傳品以外，也成為了一本為婦女服務的期刊。此外，藉著分析出版單位、出版宗旨可以讓讀者們清楚的知道該出版品本身的立場，甚至可以知道這些撰文者、編輯者的預期效果。在民族存亡時刻發展之下的婦女文化，不免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特別是像《新運婦女》這種由特殊身分之人所創辦的雜誌更加無法避免，文章的主要論述多在宣揚抗日愛國。此時身為主編的知識女性們亦認識到這是一場全面性的戰爭，唯有全民團結，放棄一切分化的界線，才能度過危機。 85 就女權運動來說，一旦「國家興亡至上」、「沒有國家何來自由」的言論進入婦女文化界時，無疑地打擊了五四時期以來的女性解放運動。因為女性所提出的走出家庭限制、爭取工作機會平等、教育機會平等……的訴求被視為是為了國家，而不是女性的獨立自主。然後這又可以看出知識女性本身在國家認同與性別認同之間的抉擇和搖擺。在引用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同為知識女性，可能因為身分、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識。以新運婦女指委會的指導者蔣宋美齡而言，身為當時國家領導人的夫人，她的言論自然是要鼓勵群眾投身抗戰。要求婦女們先為國家尊嚴、民族自由、抗戰勝利為前提，將婦女的解放和獨立自主之精神置於國家之後；婦女部部長何香凝的一番言論也表示了她對女子爭取權益時，應注意的優先順序之看法。但身處民間的編輯，如蘇青就不認同這樣的「犧牲」言論。由此可看出，國家力量的操控或許可以影響戰時中國婦女文化的形塑，但知識婦女們在國家、民族和自由、個人權益之間的選擇更為關鍵。

連玲玲，〈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105。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57．

藉由這次直接研究報刊的方法使筆者對近代中國婦女史有了不同的認識，但也因為資料的限制使得在研究上仍有不足的地方。例如，擁有歷年來銷售量、訂閱量的數據，或者是贈閱清單或者是大宗、少量的訂購單，可以了解《婦女新運》自創刊號以來的販售狀況和流通方向。如此便可對銷售的多寡與編輯方式的改變是否有擁有關聯性做出更精準的推論，亦能藉由訂購單了解讀者的來源，觀察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事業組推動的識字教育是否成功，然而這一次必須建立在史料的份量上。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有關報刊的史料公開，讓研究者對報刊的研究更加完善。

參考書目一、史料 1. 王聿均, 孫斌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2.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下冊，臺北：學生書局，1975 年。 3.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1（上海，1915 年），頁 1-6。

二、期刊匯編 1.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一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2.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二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3.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4.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五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58．

史薈 47 2014

5.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六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6. 《婦女新運》，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三）》，第十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

三、論文 1. 學位論文。 (1) 王孟梅，〈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臺中：私立東海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1987 年。 2. 論文集論文。 (1) 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179-241。 (2)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378-412。 3. 期刊論文 (1) 李九偉，〈《神州女報》的兩個版本〉，《出版史料》， 4（北京， 2005），頁 63-64。 (2) 宋青紅，〈新運婦指導婦女幹部訓練編述略〉，《民國檔案》，105 （南京，2011.3），頁 94-103。 (3) 姚霏，〈五四時期的《新婦女》雜誌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臺北，2012.12），頁 29-68。 (4) 連玲玲，〈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臺北，2011.12），頁 69-106。 (5) 夏曉紅，〈晚清兩份《女學報》的前世今生〉，《現代中文學刊》，1 （上海，2012.3），頁 25-33。 (6)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 期（臺北，1987.6），頁 169-188。

抗戰時期女性期刊《婦女新運》之初探

．59．

(7)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臺北，2011.12），頁 75-129。 (8) 楊佳嫻，〈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與女性寫作─從《天地》說起，1943-194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臺北，2010.12），頁 215-256。 (9) 劉人鋒，〈民國初期力主婦女婦女參政的婦女刊物─《神州女報》〉，《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2：5（北京，2010.5），頁 101-104。 (10) 葉祝青，〈揭示/遮蔽的視野：評《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臺北，2012.12），頁 247-258。 (11) 韓志方，〈論《女學報》的女性解放思想〉，《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35（廣州市，2009.8），頁 66-70。

四、專書 1. 夏蓉，《婦女指導委員會與抗日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 2.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2000。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3. 許慧琦著，《「娜拉」在中國 :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臺北：政大歷史系，2003 年。 4.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5. 張春田，《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臺北：新銳文創，2013 年 4 月。 6.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5。 7. 劉興豪，《報刊輿論與近代中國政治─從維新變法說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 8. 劉蘭肖，《晚清報刊與近代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0．

史薈 47 2014

9.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5-1945）》，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五、網路資料庫 1. 民 38 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蔣宋美齡，〈中國婦女抗戰的使命〉《重慶中央日報》，1941 年 7 月 1 日。 http://contentdm.lib.nccu.edu.tw/cdm/singleitem/collection/38clip/id/40883/rec/17

政治大學史薈第47期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2014)五月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史四張睿宇

摘要從古至今，歷史教育一直是掌權統治階層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一旦掌握國家的領導權，也同時得到歷史事件的詮釋權。可以向人民建立起一套對於國家傳統認同的集體記憶，進而能控制人民的思想，對於國家進行本能上的效忠。教科書在此就是掌權者對於人民進行觀念灌輸的傳遞媒介，幫助掌權者進行集體記憶的塑造。本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Lies My Teacher Told Me中的 “Handicapped by History”來敘述James W. Loewen所看到的美國教科書的現象，藉由一些由海倫凱勒以及威爾遜個人的著作，多以二手資料，比對一般民眾對於海倫凱勒以及威爾遜兩位美國知名人士之間觀念上的差異。第二部分則是從台灣國內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來分析我國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本篇文章以宋金之間的岳飛作為主軸進行探討。

關鍵詞：高中歷史教科書、英雄化人物、岳飛、威爾遜、海倫凱勒

．62．

史薈 47 2014

一、前言對於全世界的學生而言，教科書是了解知識的主要途徑，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人文社會。但教科書永遠是對的嗎？George Orwell 在其著作《一九八四》中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1歷史上每個國家的當權者，得到歷史的詮釋權，都會控制教育跟歷史的撰寫，刪減或修改對於自己統治本身不利的部分，進而灌輸一些虛構或加工的歷史給下一代子孫，給學生們一個被混淆的事實，增加人民對於該國家的集體記憶，就如 Michel Foucault 在“Film and Popular Memory”言：記憶是爭權中一件重要的因素。一個人能夠掌握人民的記憶就能夠掌握他們的動態。握有這樣記憶並加以控制，管理，讓其容納什麼是他該有的內容是很重要的。2 筆者在進入大學就讀後對於許多大學以前的歷史知識有不小的顛覆，就如後面所述的海倫凱勒以及威爾遜，在接觸本系楊瑞松老師所開設的史學方法論以及西方史學名著選讀專題，接觸到有關於集體記憶相關的知識，對於大學以前課本教科書給我們學生的知識產生一些省思，以前老師教導我們的歷史是否是全面的歷史，其中是否有缺漏的地方？是否有被國家所掩蓋的歷史？從這些問題出發來撰寫本篇短文。在西方史學名著選讀專題中讀到 James W. Loewen 所著的 Lies My Teacher Told Me3這本探討美國歷史中許多被教科書扭曲的現象，例如英雄化哥倫布、華盛頓、林肯、威爾遜等，以及一些理當需被後人所知的歷史史實，本篇以其中的第一篇 “Handicapped by History”為主軸並探討美國教科書中英雄人物以及台灣高

1 2

George Orwell，劉紹銘譯，《一九八四》（臺北：東大出版，1991），頁48。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6-84 （New York: 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 1996）, p124.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63．

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英雄人物做一些比較來探討台灣教科書中有哪些史實被撰寫者所忽略或加以更改，也可以了解台灣教科書撰寫立場的轉變。筆者以高中參考書為研究主軸，因筆者認為高中時期是對一個人形塑的重要時期，又以高中教材比國（初）中之教材更為豐富，使學生能更加的認識教科書上的知識，加深對學生的影響。在歷史教科書這個領域上有不少研究成果，研究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文章也占了不少比例，近幾年來的文章為例，周亞慧〈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教材之編寫〉4、李麗滿〈從「鄭和下西洋」看華文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書寫〉 5、徐宇晨〈戰後臺灣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演變（1948-2007）──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 6等作品都是以不同版本教科書來探討教科書編寫方式的轉變。在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中也有不乏佳作，郭淑美〈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 ──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1948-2006）〉 7 、蔡孟娟〈戰後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環境書寫（19522008）〉8、潘瑾筠〈一綱多本下的高中歷史教育〉9、劉珍如〈比較台灣,中國,香港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對清末東北之敘述〉10。在歷史教科書的研究裡可說是多采多姿成果豐碩。

周亞慧，〈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教材之編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5 李麗滿，〈從「鄭和下西洋」看華文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6 徐宇晨，〈戰後臺灣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演變（1948~2007）──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8）。 7 郭淑美，〈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1948~200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8 蔡孟娟，〈戰後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環境書寫（1952-2008）〉（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2013）。 9 潘瑾筠，〈一綱多本下的高中歷史教育〉（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012）。 10 劉珍如，〈比較台灣,中國,香港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對清末東北之敘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64．

史薈 47 2014

二、美國英雄塑造 James W. Loewen指出，美國的教育把許多人物英雄化，英雄化是一個退化的過程，把活生生的人物變成一個一個完美的、沒有瑕疵、沒有矛盾的形象。11作者在此篇所提的舉例正是美國近現代史中著名的兩位美國人：海倫．凱勒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12

（一）一般社會教育的認知海倫．凱勒不論在美國本土或在台灣都是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人。兩邊的教育都告訴我們，海倫．凱勒在年幼時得了一場大病，這場病奪去了他的視覺和聽覺，由於沒辦法聽和看，海倫．凱勒也沒辦法學習說話，而成了又盲、又聾、又啞的小孩。父母為了教育海倫而請一位名叫安．蘇麗文的老師教導海倫克服這些困難，成功的讓海倫學習如何說話，並讓海倫成功的就學並成長，最著名的就是在水池旁用在手心上寫字母「W-A-T-E-R」的方式教導海倫．凱勒什麼是水。在當天海倫就學會了30的單字。海倫‧凱勒甚至學會了如何使用盲文，可以用手讀法文、德文、希臘文等文字。在20歲進入哈佛大學就讀並出版了The Story of My Life一書。海倫‧凱勒也希望能幫助跟她一樣狀況的人們。從1946到1957，海倫環遊世界演講有關於失明跟失聰。海倫‧凱勒雖然失明失聰，但仍然無法阻止她完成充滿意義的生活，也給了數百萬人希望。 13 這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海倫．凱勒故事。另外一位美國總統威爾遜呢？我們教育體系下建構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一名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主張和平主義。一次大戰時，美國採取孤立 11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頁1。 12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頁1-18。 13 田超英主編，《Hot English 國中英文課本（三上）》（臺北：佳音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頁22-24。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65．

主義，不希望加入這次大戰。不過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擊沉美國的船隻，美國不得已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協約國進行軍事上的援助。戰後美國與英法兩國在凡爾賽宮主持巴黎和會。威爾遜與勞合‧喬治、克里蒙梭成為巴黎和會三巨頭。在會內主張民族自決、成立國際聯盟等的十四條和平原則，獲得全球各地許多被殖民地區人民的愛戴。許多後來知名的國家領袖都抱著希望前往巴黎參與這場可能使殖民地解放的會議，像印度的甘地、越南的胡志明。 14 威爾遜也因為國際聯盟的貢獻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同時在美國史上也是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的總統。但事實是什麼呢？海倫．凱勒成人之後又做了什麼？威爾遜總統真的那麼具有正義感嗎？

（二）被掩蓋的真相我們所知道海倫凱勒的故事都只到上完大學後就感覺結束了，像個被腰斬的故事。事實是，海倫．凱勒在大學畢業後變成一個激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他本人強調，這不是在大學所受的教育所帶來的轉變，而是在俄國革命爆發後對於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誕生所給予的鼓勵，她逐漸成為社會黨的左翼，成為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成員，一個被威爾遜總統極力迫害的工人組織。當她轉變成社會主義人士之後，許多曾經讚美她的報紙紛紛轉向來批評她，以她的身體殘疾為藉口並放大，認為是因為這些殘疾導致她無法正確的判斷與接受知識。《布魯克林鷹報》就寫道，凱勒的「錯誤源於她生理發育的明顯缺陷。 15」在海倫的後半生，致力幫「美國盲人基金會」募款，也相信美國的社會需要一些變革。海倫為了弱勢族群奮鬥，但是因為晚年的思想不被當時的美國大眾所接受，使許多人和教科書撰寫者對於他的生平進行刪減修改。這是美國人或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包括筆者在 14

Pankaj Mishra ，黃中憲譯，《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臺北：聯經，2013），頁229-234。 15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頁4。

．66．

史薈 47 2014

內很少能理解的，因為學校教育和大眾媒體的刻意忽略，使我們無法知道這位生命鬥士想如何改變社會上的不公平。美國總統威爾遜，世人對他的認識又更少了，威爾遜在和平主義者之下其實是個種族主義者、本土主義者和一個對他國進行軍事干涉的總統。在威爾遜總統任內1914年出兵墨西哥，1915年出兵海地，1916年出兵多明尼加和墨西哥16，成為美國在位的總統中對外用兵最頻繁的一位總統。不只拉丁美洲的控制，在1917年俄國境內爆發的內戰，由列寧領軍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方進行內戰，威爾遜總統對孟什維克也就是白軍進行秘密的援助。威爾遜的種族主義也是個現在少有人知道的部分。總統任期時，許多原本多為黑人擔任的職務被剝奪。擔任普林斯頓校長一職期間，普林斯頓大學成為唯一拒絕黑人入學的大學。威爾遜是一位公然宣揚白人優越主義的種族主義者，甚至提出要剝奪黑人公民權的法案。一次大戰時，威爾遜主張美國該置身事外，並在內閣會議中說：「使白種人保持強大，頂的住黃種人──例如日本。」17威爾遜也對其國務卿Robert Lansing說：「白種文明和白種人對世界的支配，大體上仰仗我們保持本國完好無損的能力。」18由這兩句話可以得知威爾遜總統對於其他民族的強烈歧視。另外身為一個本土主義者，面對當時許多歸化成美國人的各族群表達出強烈不信任。威爾遜認為這些非裔、亞裔等在名稱上帶有連字號、不是純種美國人民，會帶著匕首，且準備隨時把這個匕首刺進共和國的命脈。 19 James W. Loewen考察美國教科書中，有八本沒有提到種族歧視這個缺點，僅有四本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頁6。

Walter A.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8）, pp.127.

David Fromkin, In The Time Of The Americans: FDR, Truman, Eisenhower, Marshall, MacArthur-The Generation That Changed America 's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1996）, pp. 143.

Woodrow Wilson, Woodrow Wilson :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the scholar-presid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2.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67．

正確地描述出威爾遜總統的這個種族主義政策。這些事情在後來的書本中都被輕描淡寫的提過去，或甚至避而不談此事，想把這些不光彩的是掩蓋起來。不管是威爾遜或者海倫凱勒，美國的參考書後來都慢慢地將那些不被大眾所接受的面相給一一消除。只為了下一代的教育留下了那些好的面向，把這些人物某種程度的英雄化，甚至到了神話的境界。交給後人的是一個好看的、國家英雄主義的歷史，但這段歷史卻缺少了些事實，看起來很感人肺腑、激勵人心，但實際卻那麼不光彩。那我們台灣呢？是否也有這種相同的狀況呢？

三、我國對於歷史的形塑在台灣的教科書中，在中國史部分，在許多部份也有相似“Handicapped by History”中所描述的情況的出現。就以宋史為例，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下，我們對於岳飛的了解通常都是說，靖康之禍，女真族南下攻入首都汴京，擄走徽、欽二帝，宋高宗趙構南下臨安建立南宋，岳飛以及韓世忠等將領帶兵北伐，最後因為奸臣秦檜的誣陷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停止北伐並回國，最終以莫須有罪名將岳飛處死 20。以上多為我們從小到大耳熟能詳甚至可以倒背如流的岳飛故事。普遍大眾對於秦檜的描述也可以從《兩宋史研究彙編》中〈秦檜的親友〉這篇文章可窺知一二：秦檜這人，真是遺臭萬年。凡是讀過書的，包括學童在內，無人不知他是屈辱求和，殘害忠良的大奸臣，就是不識字的，也從流行的戲曲裏，得知他是冤殺精忠報國岳飛的大兇犯。這千古罪惡，令人憤慨無已，甚至傳說有的油條叫油炸燴，就是炸檜的訛音，大家要洩恨的意思。在抗戰期間，秦檜更成為賣國的代名詞。 21

20 21

漢聲雜誌社，《中國童話2》（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62-66。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87），頁143。

．68．

史薈 47 2014

可以看出秦檜自古以來都被定調在一個奸臣、一個被世人唾棄的罪人。

（一）台灣教科書內容描寫我們教科書關於這段南北宋歷史裡所描繪的呢？在台灣教科書的部分可以分成國立編譯館以前跟一綱多本的多元出版社之後，前後各選幾個版本來進行討論。民國七十五年國立編譯館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於這段宋金歷史的敘述如下：金熙宗在位，以撻懶輔政，改採與宋議和政策。及撻懶為主戰派兀朮所害，和議遂廢，戰事再起。宋兵所在告捷，尤其岳飛一軍，最為精猛，……給金人莫大打擊，和議乃復起。宋相秦檜乃貪汙陰險之人，罔顧國家利益，刻意揣摩高宗苟安心理，屈意求和，又排斥功臣，以固權位。由於岳飛才能聲譽為諸將之冠，而又力主恢復失土，秦檜遂強令岳飛班師，害死獄中。韓世忠未知憤恨不平，隨後亦罷官而去，和議遂成。……是後，雙方維持了二十年的和平。期間秦檜繼續弄權達十五年之久，忠臣良將，多遭迫害，國運益衰。

民國八十五年國立編譯館的歷史教科書則有了些微的更動：後因主戰派得勢，戰事再起。宋兵所在告捷，尤其岳飛一軍，最為精猛……給金人莫大的打擊，和議乃復起。宋高宗急欲求和，又懼諸將功高難制；秦檜為人陰險，心知其意，刻意迎合，排斥異己。由於岳飛才能聲譽為諸將之冠，而又力主恢復失土，秦檜遂強令岳飛班師，害死獄中。23 民國九十六年康熹文化出版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中的敘述：其後由於高宗無心再戰，急想求和，下令前線軍隊班師，進而罷黜

22 23

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74。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69-70。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69．

岳飛等大將兵權，和議遂成。24 民國九十六年三民書局出版歷史第二冊：欽宗靖康元年至二年（1126-1127年），金兵南下擄獲徽宗、欽宗及其諸王后妃北返，史稱「靖康之難」。之後女真曾成立附庸國，置於宋、金之間，成為與南宋的緩衝地帶。然金人仍不時入寇南宋，直到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議成立。但此時宋和金的關係不復稱兄弟，而是宋主向金帝稱臣，是為「紹興議和」。 25 民國九十七年泰宇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歷史第二冊的敘述：宋軍所在皆捷，尤其岳飛所部最稱精銳，郾城一役，大敗兀朮，於是和議復起。高宗仍執意謀和，恐諸將功高難制，竟由相權秦檜整肅異己，強令岳飛班師，害死獄中。26 民國九十七年龍騰文化的歷史課本：當金、遼交戰之際，北宋採取連金滅遼之謀，企圖收回燕雲之地，數次泛海出使金國，而後終於結締「海上之盟」；不過，攻遼過程中北宋的衰弱暴露無遺，反而給予女真可趁之機，滅遼後，1127年即滅亡北宋。27 民國九十八年龍騰文化歷史第二冊：南宋高宗即位之初，金兵壓境，高宗避敵南遷，最後定都臨安（杭州）。高宗急於求和，在宰相秦檜策劃下，召回在前線立下不少戰功的岳飛等將領，解除兵權，甚至加以殺害。 28 由這幾本不同的教科書可以看出，國立編譯館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還是有停留在傳統對於岳飛進行一定程度的英雄化，對於秦檜則貶低他的價值。75年的版本跟85年的版本都描寫秦檜是陰險狡詐的性格，並且「忠臣 24

王仲孚主編，《歷史2》（臺北：康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74。金仕起等編，《歷史第二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初版，頁86。 26 陳豐祥等編，《歷史（二）》（臺北：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28。 27 黃春木主編，《歷史2》（臺北：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08。 28 黃春木主編，《歷史2》（臺北：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112。 25

．70．

史薈 47 2014

良將，多遭迫害，國運益衰。」對於岳飛的死都認為是高宗的求和心理以及秦檜中間的手法操弄，形成「害死獄中」這個結局。進入一綱多本的時期後，教科書對於此段歷史事件的描述相對來說減少許多，有些版本甚至不提此事，像96年三民版本、97年龍騰版本跟96年南一版本。也是有版本酌量沿用了國立編譯館的部分，例如97年泰宇版本跟98年龍騰版本。各版本對於岳飛的推崇大幅的減少，對於秦檜的醜化也沒有增加。審定本的教科書整體來說比較注重宋金兩國之間互動。由此可知各教科書的編輯者對於這段歷史的重視度相較偏低，因此篇幅會比國立編譯館所編的歷史課本少，教科書內容上也跟本節開頭所述的岳飛故事以及劉子健先生的〈秦檜的親友〉相去不遠，至少沒有對事件概要敘述做大幅度的影響。對於各教科書減少該史實篇幅的原因可能就要研究當時的台灣的社會背景以及教育部所訂定的課綱才能得知，本篇暫不敘述。

（二）教科書與實際的狀況對於宋金這段歷史敘述，筆者雖然看了不少先前的教科書，但可能仍然無法呈現出完整的面貌。由於宋朝自宋太祖趙匡胤立國以來便採取強榦弱枝、重文輕武、中央集權的政策。鑒於唐末五代十國的藩鎮亂政，對於武將擁兵權有著極大的不安。南宋初年與金兵戰事頻繁，因此對於武將特別依賴。高宗經過北宋滅亡到苗劉兵變，險些失去皇位，對於擁兵將領的不信任可想而知，加上韓世忠堅決反對和議，甚至想對金使下手，增加高宗與秦檜收大將兵權的決心。秦檜在范同的計策之下對於收三大將兵權展開動作，把韓世忠、張俊和岳飛三人任樞密使跟副使，藉此調離本來所屬的軍隊，接著藉由「耿著案」整肅韓世忠。由於岳飛的察覺以及通報，韓世忠因與高宗關係深遠而得以保全。但因此岳飛成為秦檜剷除的對象，秦因此與張羅織兵變冤殺岳飛，韓世忠、張俊相繼罷兵權，完成收兵權的任務。在以上的敘述中似乎也跟大眾的敘述相近，但岳飛並沒有像故事或教科書中形塑的這麼完美。岳飛曾上奏高宗立孝宗為皇子被高宗拒絕，犯高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71．

宗大忌。29岳飛個性頑強，難與人合作。多種因素加上兵權的問題導致最後以上述過程而死。因此岳飛的死並不是單純秦檜的計謀，而是由多種因素下造成的，秦檜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代替高宗背黑鍋。高宗對於岳飛等大將掌握兵權的不安，認為會對重新建立起的宋朝政權產生動搖，這可能才是岳飛被殺的主要原因。當時宋朝重文輕武的風氣鼎盛，岳飛雖然能文有〈滿江紅〉傳世，但並不被視為儒將，仍然是個武人，所以岳飛的死並沒有得到當時文人的同情，只有韓世忠責問秦檜。到了孝宗即位後才漸漸提升岳飛的歷史定位，經歷元明清後岳飛的歷史定位才到現在的高峰。 30在各代時事的刺激之下，免不了對岳飛進行某種程度的神話以給世人尊崇及學習。也造就出一般人耳熟能詳的故事，形成中國近代以來對於岳飛的英雄化和深入民眾內心的集體記憶。

四、結論比較兩者的差異，我們可以知道，當權者習慣用這種方式，抹滅一些人物的缺陷，把一些人物英雄化，塑造相對好的集體記憶，不讓那些悲劇化的集體記憶，讓他們成為下一代學習的榜樣。在《老師的謊言》一書裡有敘述藉由學校教育的社會化產生自身的內化並逐漸成為國家教育所希望塑造的人民，對於學校教育便沒有疑惑，也會認為美國政府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對美國有利的。但隨之而來的或許就是許多謊言包裝。雖然國族史學可以讓我們對於塑造出來的歷史人物有著相當的崇敬，希望能像他們一樣，能成功的讓人民有正面的想法，例如學生們對於海倫凱勒的故事會有「他可以，我一定也可以。」看完威爾遜總統的故事就會希望自己可以像這些政治人物一樣的宣揚世界和平，並認為所有政治人物

29 30

黃寬重，《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1990），頁105-133。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頁186-205。

．72．

史薈 47 2014

都是面善的，認為這個世界是很美好的。但謊言永遠都有被拆穿的一天。撰寫這些歷史的史家也應該要有客觀的精神，就算對於這些黑暗的歷史，應該勇於表現出來，不是把這些歷史隱藏起來，就如Peter Burke在“History as Social Memory”中所提到的「I prefer to see historians as the guardians of skeletons in the cupboard of social memory 31」，認為史家應該把這些不可見人、骯髒的歷史把他們拿出陰暗處，讓世人知道。就像應該讓學生們了解到海倫凱勒成人之後的故事，了解他對於社會改變的理念，了解到他為了什麼價值而到處奔走。應該讓學生們知道威爾遜的作為並不是他們知道的那樣，對於國際的理念並不是基於各民族的心願，而是出自於一個國家本身的政治利益。在岳飛的這個案例中，應該讓學生知道岳飛並不是因為單純的原因被秦檜殺害，而是因為岳飛的性格、岳飛的做人處事、高宗對於將領握有兵權的恐懼。這些原因的促使之下，秦檜深知高宗的意願，進而以兵變等方式，拔除岳飛的兵權並且入獄處死。韓世忠等將領的兵權也隨之收歸中央，完成南宋收兵權之事。在臺灣教科書的發展中，部編本的教材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希望能塑造出大中國的集體記憶、愛國主義。而在審定本上則一改部編本之風格，把注意力移開了戰爭史政治史，關注在社會史、文化史。這些歷史事實、集體記憶應該讓全部人所知，教科書應該把這些歷史重現在教科書上。才能給下一代更完整更全面的教育，而不是一個充滿理想、充滿快樂的教學教材，而成長到一定程度接觸到多元視角的資料才發現自己被教科書、被當權者所蒙騙。教育者、教科書編輯群應該讓所有人能接受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才能使自己對自己的不足而有所認識然後進而成長，可能會有些殘酷，但這才是教科書編輯者必須去面對的，也是這些撰寫歷史教科書的史家的天職。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9.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73．

參考書目一、教科書 1. 王仲孚主編，《歷史 2》，臺北：康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修訂 1 版。 2. 田超英主編，《Hot English 國中英文課本（三上）》，臺北：佳音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2 月初版。 3. 金仕起等編，《歷史第二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初版。 4. 陳豐祥等編，《歷史（二）》，臺北：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7 月初版。 5. 黃春木主編，《歷史 2》，臺北：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修訂版。 6. 黃春木主編，《歷史 2》，臺北：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11 月 4 版。 7. 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臺北：國立編譯館， 1986 年 1 月 2 版。 8. 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教師手冊〈第二冊〉》，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5 年 1 月 3 版。 9. 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6 年 1 月 12 版。

二、學位論文 1. 李麗滿，〈從「鄭和下西洋」看華文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2. 周亞慧，〈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教材之編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74．

史薈 47 2014

3. 徐宇晨，〈戰後臺灣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演變（1948~2007）-----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8。 4. 郭淑美，〈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 - 以臺灣史教材為中心（ 1948~2006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6。 5. 蔡孟娟，〈戰後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環境書寫（1952-2008）〉，花蓮：國立東華大學，2013。 6. 潘瑾筠，〈一綱多本下的高中歷史教育〉，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2012。 7. 劉珍如，〈比較台灣 , 中國 , 香港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對清末東北之敘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三、中文書目 1. George Orwell ，劉紹銘譯，《一九八四》，臺北：東大出版，1991。 2. Helen Keller，《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臺北：華文網，2002。 3. Louis Auchincloss ，蔡東杰譯，《威爾遜：擁抱世界的美國總統》，臺北：左岸文化，2006。 4. Pankaj Mishra ，黃中憲譯，《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臺北：聯經，2013。 5. 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2007。 6. 黃寬重，《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1990。 7. 詹姆斯．洛溫（James W. Loewen），馬萬利譯，《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8. 漢聲雜誌社，《中國童話 2》，臺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2000。 9.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1987。 10. 薛化元，《教師地位與權力義務》，臺北：業強，1997。

從美國英雄化人物看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

．75．

四、英文專書 1. Burke, Peter.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6-84. New York: 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 1996. 3. Fromkin, David. In The Time Of The Americans: FDR, Truman, Eisenhower, Marshall, MacArthur-The Generation That Changed America 's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 Knopf, 1996. 4. Loewen, James W.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5. McDougall, Walter A.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8. 6. Wilson, Woodrow. Woodrow Wilson: essenti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the scholar-president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感謝所有協助此書製作的人們

發行單位發行人主編編輯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祥光張寧珈林子萱張媛媛林于庭唐宇揚江岱蓉

陳寶泰

黃益發

協助校稿排版

張愉婷吳孟蓉曾雅卿

朱靜華黃福得羅彤華張嘉玲

周惠民楊瑞松廖敏淑

林美香劉季倫崔國瑜

感謝特別感謝

王德權彭明輝薛化元張曉寧張廣達

發行日期地址電話封面設計

2014 年 5 月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2)2938-7045 林子萱

指導老師

彭羚榛

金仕起劉祥光

陳秀芬劉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