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井基文345 364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六期│ 2012 年 3 月│頁 345-363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以及 1960 年代的台灣 * 淺井基文 （鄭宏 譯）

My Understanding of Chen Yingzhen and the 1960s Taiwan

by ASAI Motofumi (translated by CHENG Hong)

*

服務單位：2011 年 3 月由日本廣島市立大學廣島和平研究所所長退休。 E-mail: nd4m-asi@asahi-net.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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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必要之開場白 （一）引言：遇見陳映真之前的我 1960 年代中期，我在台灣住了約兩年，認識了陳映真。為了讓各 位藉此了解在我至今為止的生活中，他佔有多大的位置，請允許我在 必要而最小的範圍裡，先從我自己談起。

1. 徬徨霧中的我 從初中時代起，我是個經常會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而在半夜驚起的 人。為了對抗這種恐懼感，那時的心情就是，反正就拚命讀書吧。報 考東京大學是如此，挑戰外務省的任用考試也是如此，總之給自己決 定一個似乎高不可攀的目標，為此全力以赴來確認自我的存在，現在 想起來，那時是這樣的心情潛在地起著作用。簡單來說，我是內向型 的性格。 此外，我是家裡六兄弟的第五個，雖說那時是戰時，但直到五歲 做為老么的我，在父母滿滿的愛中成長；而小學、初中、高中時期， 正值戰後困苦的情況，也目睹雙親為了讓六個兒子升上大學，不顧自 身拚命工作的生活等等。那時很自然地變成會思考到其他人—雖然 由我自己這麼說自己有點怪。 有這種成長過程的我，在 1963 年 7 月，被外務省派來台灣留學唸 語文。台灣是我的第一次外國之旅。我在日本愛知縣的鄉下一直生活 到高中畢業，隨後在東京，也就只是東京大學那三年和剛進外務省受 訓那三個月的對世事無知的日子，因此到台灣時，對於社會情事，我 幾乎可說是懵懂無知像張白紙。要說有什麼和現實社會相關的體驗的 話，大概只有剛進大學時，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就參加了當時 達到最高潮的反對修訂美日安保條約的抗爭。 準確說的話，我從高中時期開始就對反共、反和平憲法、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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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政權有著反感—即便那時只是單純的、情感性的。我還隱約 記得，自己在高二時，在校內報刊寫了相關的文章。對自民黨政府如 此，進而也對當時控制日本政治的美國有著單純的反感。因此，也對 美日安保條約—在軍事上、政治上成為連結自民黨政權和美國的基 礎—無論如何也有著反對的心理。由於這樣的關聯，對於美國在東 亞主導建布的以台、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首的反共、反中蘇的 軍事同盟也有著「無論如何反對」的心理。而同時也對全面宣示反對美 國霸權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有著單純的好感，而對於與美、日兩國聯 合，高喊與中國軍事對抗的蔣介石政權覺得很不以為然，甚至可說是 抱有強烈的反感。因此，剛進大學就參加了反安保的抗爭，對我而言 可說是非常自然的發展。對於美國的世界性軍事霸權主義，戰後日本 的保守政權緊抱追隨美國的政策而成為妨礙日本民主化的絆腳石，我 至今一直反對。 順便一提，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狀況和日本的情況比較時，可了解 到人民在政治上的自主性是政治變革的關鍵。也就是說，反安保抗爭 這個群眾運動並沒孕育出日本人民在政治上的自主性，人民成為政治 的主角的這種意義的民主，當時並沒在日本確立下來。這種情況在台 灣，因為台灣人民自身堅韌不屈的抗爭，克服了蔣介石獨裁黑暗政 治，而能確立今日的民主化（同樣地，菲律賓、韓國、泰國等國家也可 以說是如此）。依此比較的話，對我們日本人而言，不能不說是非常大 的挫折。除非能徹底克服「面對權力、權威不能仰頭的日本人的缺乏自 主性」的這種歷史、文化上浸染的精神障礙，日本恐怕將會永遠是政治 上的落後國家。

2. 希望成為外交官的動機 回到本題。反安保抗爭的風暴過去之後，我感覺像是在荒野中失 去方向，愕然不知所從。原本不過是因為有東大這個最大難關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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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所以就加以挑戰（是像登山家所說「因為有山在那裡，所以攀登」 同樣的感覺吧？），並非事先意識到進大學要做什麼，因此方向感的迷 失，也可說是必然的吧。當時也意圖轉換心情，想說即使是如此，也 要再振作起來認真上課讀書，但想法還是高中時期為止的那種「唸書」 的幼稚觀念，離思考、理解、認識「做學問」這回事的真正意義的層次 還差很遠，因此在高材生濟濟的東京大學，很快就撞牆了。順便一 提，我開始能意識到做學問的樂趣，準確地說，是在外務省最後時期 的 1986 年的大約一年間，在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作為特別 研究員的日子時，因此就智性上來說，我不得不說是相當「晚熟」 。 不單是大學的課程，包括大學生活本身的積極意義也找不到的 我，當時的心情是想趕快從大學開溜，以及想尋找具體能讓我挑戰的 東西，於是我挑戰了大學三年級也能報考但據說很難考的外交官考 試，而運氣很好，我考取了。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不同，大學中途退學 而不構成障礙的職種只有外交官考試和能取得律師資格的司法考試。 雖然兩種都很難，但司法考試要考的科目很多，而我雖說也是法學部 的學生，但法律並不拿手，所以進了政治系，因此從一開始我就沒有 選擇的餘地，再說我的興趣還是在政治、外交，而且我也考慮到，就 考試科目內容而言，或許在外交官考試上，我能在短期決戰（約不到一 年）取得勝利，所以我就著眼於此。因為對「賺錢發財」一事，我一點 也不在乎，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想到要選擇民間企業。 然而，因為主要動機是「山在那裡，所以攀登」 ， 「考取」這件事本 身是目的，至於進外務省要做什麼，並未加以深思。也有朋友勸說， 以我的內向型性格，進外務省的事還是再考慮考慮比較好，但無論如 何想從大學開溜的我，已經沒有再考慮的餘地。總之，連深思也沒 有，模糊想著「普通出息」地當個外交官而進入了外務省，老實說我那 時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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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時為何來到台灣 進外務省後最初的外語學習，我選擇了中文，一方面是因為從高 中時期起，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革命成功以及社會主義中國的 新鮮圖像多多少少在我心中蔓延成長；另外有個單純的理由是我想在 外務省做和中國問題有關的工作。而大學早我一年的學長—但進外 務省晚我一年的學弟—現今自民黨的國會議員的加藤紘一，那時建 議我，想做和中國相關的工作的話，別選很多人選的英語和法語，選 擇中文的話，命中率會提高。 雖然我很想去自己覺得很親近的中國學習語言，但當時要去沒有 邦交的「敵性國家」的中國根本不可能，能前往的只有那時有邦交關係 的台灣。「蔣介石所控制的台灣是嗎？」一想到這樣，就興趣乏然，而 對在台灣的生活也沒任何期待，這是當時確切的心情。但無論如何， 為了學好中文，也只能斷然決定如此，我還記得當時是這麼對自己說 的。 我心想，在台灣的生活如果僅是作為學習語言把中文學好，這樣 度過時間會很乏味，所以也想看些書來更深入認識、了解社會主義中 國。因此把在大學時期開始閱讀的列寧選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 的著作（文庫本） 、日文版的毛澤東選集、魯迅的兩三本著作帶來了台 灣，此外想說對學習中文也有用，又買了中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在蔣 介石的獨裁統治下，這些書是禁書，這起碼的知識我是有的，但心想 有所謂的外交特權，入境時攜帶物品不會被檢查，所以並不在意而輕 鬆以對。 進外務省的最初三個月，在外務省的研習所接受初階中文訓練， 程度差不多是學會拼音，因此到達台灣時，聽、說都不行，跟一張白 紙沒兩樣。學中文是在師範大學的「國語中心」 ，此外也在學籍所在的 台灣大學上自己喜歡的課（因為我只有大三肄業的學歷，所以不是正式 生，而是旁聽生），這是當時外務省派出的語言留學生的慣例模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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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根本上就很不想學三民主義，所以只在開始時露了幾次臉，幾乎 沒什麼去那邊上課的記憶。當時台大的教授群，從中國大陸各地來台 灣的外省人很多，根本不講「標準語」 （普通話） ，我也就更加跟不上。

4. 最初的好友李作成 在「國語中心」學習語言唸中文一事，我並不喜歡，在台北生活不 到半年（記得是這樣） ，我在羅斯福路三段 25 號租了一間獨門獨戶的房 子（有比較大的客廳和三間單人房），我住一間，請那段時間成為朋友 的李作成以一對一家庭教師的身分住另一間，依自己感興趣、關心 的，實際地塑造學習中文的環境。對李作成來說，有不用負擔房租、 不花伙食費的好處，但即使如此，我現在想起來，對於經歷過日本侵 略中國的戰爭慘禍，有著和父母分離，年紀還小就移居到台灣的殘酷 戰爭體驗的他，和身為日本人的我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他心裡想必 覺得相當糾葛、不自在吧。 李作成是所謂的外省人，年齡大我十歲。如果我記得沒錯，他當 時在台北的學校教書。他在台灣孤身一人，連個親戚也沒有，他自己 跟我說，他是舉目無親。但他有個女朋友，是國民黨高階將校的女 兒，年紀比他小不少，相當害羞，長得漂亮、性情溫柔（記得沒錯是姓 蕭），有時會來找他。但因為女方父母很反對，聽說後來兩人沒能在一 起。初次的異國，我無法很快融入，但對於本質上內向的我，爽朗、 健談的李作成，就像是個「大哥哥」一樣。我的住處請了一位阿姨，除 了打掃、洗衣，也做飯，但李作成很會做菜，有時會親自下廚做幾道 好吃的菜，讓人吃得很愉快。 我和李作成是在什麼機緣下認識的，很遺憾我已經記不得。被外 務省派來台灣學習語言的學長們，和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有交往，這 種交往關係會一代一代傳給學弟們，我也是經由早一年的學長池田維 的邀約，去了幾次在他家舉行的類似聚會。那群知識分子的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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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記得沒錯是國民黨高幹的兒子名叫包亦明的人，聽說後來他去了 當時的西德留學。那時在池田的住處，十幾、二十幾人同時聚集，喧 嘩吵雜，議論各式各樣的主題，包括批評國民黨的，當時是那樣的沙 龍式氣氛。我那時中文還跟不上，但總覺得這個聚會流露的「假正經」 氣氛以及特權階級子弟們聚集，不用擔心被抓的不負責任（給我的感覺 是這樣）的高談闊論、發洩發洩的自我滿足的感覺，和我的性情不合， 所以很快也就不和他們接近了。認識李作成，或許是在這些聚會上， 要不我也想不出有什麼其他機會或情況。可是話說回來，如果考慮到 我上述提及的他的生活情形，又很難想像他會去參加那種虛張聲勢、 裝模作樣的高幹子弟為主的聚會。如果在場的諸位，有人知道李作成 當時的事情，請務必告知。 李作成經常談到有天他想回中國大陸。但我想這未必代表他在思 想上贊同社會主義。而是，會和陳映真關係良好，那時應該也不會對 社會主義中國持排斥態度不是嗎？他在 1968 年被捕，應該是因為和陳 映真友好而被視為他們團體的一員，我想他自己本身並不是「思想犯」 。 我和陳映真的認識，是因為他來我們住處找李作成。是在這樣的 機緣下，多虧了李作成，我才得以認識陳映真。當時，獨門獨戶房子 的客廳也還算寬敞，他們一些仰慕陳映真的朋友有時也會過來，然後 陳映真偶爾會輕鬆地邊彈吉他，邊用好聽的低沉嗓音唱〈Moon River〉 給我們聽，沒兩下就讓現場的氣氛變得很好。

（二）當時台灣的政治情勢 台灣從蔣介石統治（－ 1975 年） 、蔣經國（1975 年－ 1988 年） 、李 登輝（1988 年－ 1990 年：代理總統，1990 年－ 2000 年：總統） 、陳水 扁（2000 年－ 2008 年）、馬英九（2008 年－）的國民黨政權的一黨獨裁 政治逐漸發展成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競爭的民選總統政治、代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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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台灣政治狀態—「台灣式民主」 ，我是關注的。台灣政治這樣 的進展，是我當時在台灣的 1960 年代前半期所無法想像的，或許一方 面是我的想像力不足吧，不過如果還記得當時情況的人，我想幾乎也 都會有同感吧。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是在東西對立的緩和、消解，中 國從政治優先到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路線轉變的外在環境好 轉的背景下，由於高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權的失敗以及世界性民主 化傾向的影響等因素，但在 1960 年代，這些因素是形影皆無的。 之所以要強調這件事，是因為思考到，要正確認識、評價陳映真 這個人、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活動，不能以今天的觀點和判斷標準機械 式地套用，而是必須設身處地於形塑出陳映真自身人性、鍛造其思想 的當時台灣苦悶的政治環境中，有意識地努力想要了解他才行。這裡 所強調的就是日本知名的政治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他者感覺」 （我聽 說中文的「易位思考」一詞與此相當）、 「歷史感覺」 。

1. 蔣介石政權 我對孫文和三民主義的認識，是基於一種沒有正確歷史認識以及 不了解三民主義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的武斷和偏見。這一點，是我近 年來身處於大學的世界裡才終於了解到的。雖說我對國共對立的中國 近、現代史稍微學過，但思想上沒有任何基礎地在二十幾歲出頭就來 到台灣生活，而對社會主義中國懷有素樸的親近感的我，對孫文或對 三民主義都沒任何了解，因此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台大時沒有產生認 真學習的意志，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水準。 此外，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在當時台灣社會仍是記憶猶 新。二二八事件後民心盡失的蔣介石政權，死抱依賴美國（以及日本） 防護的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去思考最重要的是引導出民間的經濟活 力，而只關心讓國民黨控制主要經濟部門（重工業） ，對許許多多稱自 己為「台灣人」、 「本省人」的民眾而言，蔣政權比起殖民地控制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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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怕而令人憎惡。當時在我這樣的外國人 看來，這點也是很明顯的。總之，當時的蔣政權，是倚仗各式各樣的 政權暴力機器才得以勉強保住其政權的。

2. 1960 年代前半期的社會氣氛 如此，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從我這麼一個外國人的眼睛來看， 也經常感到像是陰沉的空氣籠罩著。為了防止類似二二八事件的復發 以及共產主義的滲透，那時佈置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特務機關的監視之 眼是非常嚴厲的，別說批判政府，甚至連談論政治議題，人們都很忌 憚，當時是那樣的情況。不管是主張台灣獨立還是贊同共產主義，都 會被當作思想犯罪而遭到嚴厲地壓制，一點言論自由也沒有。 當然，要說當時台灣社會被壓迫得完全陷入沉默也未必正確。我 在台灣住沒多久後，就知道有彭明敏等人的台灣獨立論。此外我還記 得，當時也聽說台獨人士在美國和日本等地設有據點，從事探索台灣 獨立運動的活動。 還有，如上述已經提到的，以包亦明為中心的外省人的特權統治 階級子弟為主的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聚會，我也曾 參加過。那時我剛到台灣，以我的語言能力幾乎無法理解他們議論的 內容。然而，作為特權統治階級的子弟，在不用擔心被捉的安全感的 前提下，記憶中，他們的議論總難免讓我覺得是在「裝蒜」 、裝模作 樣。我記得我和包亦明的弟弟包亦洪短暫交往過，他對他哥哥那些人 的反體制的裝腔作勢很反感，自始至終是個和他們鬧彆扭的小搗蛋。 無論如何，當時這些外省人的青年層中，明顯地有區別自己與本省人 的意識，對本省人隱約有著（甚至有時是露骨的）歧視感。在這點上， 陳映真和李作成無關省籍的交友關係，讓我感到新奇驚訝，並深有同 感。我想，連結兩人的，最主要的是「中國是一個的」這樣的民族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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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還有兩位朋友，但很遺憾已經不記得是在什麼機緣下認識 的，甚至連名字也不記得了。一位是家住基隆，很用功、謹言慎行的 台大生（曾在我租的平房一起住過）；以及老家在嘉義，率直、腦筋很 靈活的台大生（是個客家人）。我還依稀記得，兩人的家我都去過，還 被招待吃晚飯。我想，把那些很片段的記憶連結起來看的話，本省人 （台灣人）的政治覺悟是，在日本的佔領統治剛結束時，有種解放感與 對將來的強烈希望，可是從中國大陸逃來的國民黨軍以統治者之姿賴 著不走，極其腐敗，而且蠻橫傲慢。因此，正因為期待感很大，反作 用的幻滅感、失望感也就很強烈，遭到背叛的感覺導致一般對外省人 的反感，我想大致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吧。 「狗（日本）去豬（國民黨） 來」，「比起豬（國民黨）的話，狗（日本）還好些」 ，記憶中，這種比喻 也時有所聞。 雖然開場白講得很長，但如果不從最低限度關於我的背景知識出 發的話，就無法讓你們正確了解到我心目中陳映真這個人的地位及重 要性，所以才想請你們了解我剛才所說的。

二、陳映真和我以及台灣、中國 （一）陳映真和我 我的生活和人生，因為認識陳映真而確立了大方向，這是我最切 身的感受。進外務省後，我腦子想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出息」 ，心裡準 備要過著學習中文的無趣的台北生活，但陳映真真誠的人品，關心他 人的溫暖目光，而且在當時台灣嚴峻的思想環境中，不為私利私慾， 知道會危及自己生命，也有心理準備，一心為了台灣回歸祖國的目 的，在年紀輕輕的 25 歲就已經明確地決心要貢獻自己的人生。認識不 久就知道這事的我，讓我體驗到眼界大開的感覺。我想，那時的他， 對自身生命的威脅、危險，有著並不掛念的澄澈心境。對二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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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我來說，是很了不起的事。我那時所認識的，不是作家的陳映 真，而是陳永善，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作家。不過，接下來還是以陳 映真來稱呼他。 陳映真比我稍長四歲（我是 1941 年出生，他是 1937 年） ，但對我而 言，他是我各方面都「比不上」 ，是個讓我一、兩子都沒辦法和他下棋 的人物。藉由認識陳映真和他的生活，我得以在早期階段從日本人的 通病— 「使所屬組織（我的話是外務省）的政治意識和價值觀都一致」 的這種被囚禁於「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解放出來而自由。 簡單來說，他變成我不由得會檢驗自己日後生活的「活鏡子」 。我 提早從外務省退休，主要理由雖然是覺得在外務省無法實現自己的想 法，而妻子的輕易理解也是讓我能做出這種決定的重要因素，但有陳 映真這面「心鏡」為照，而能留意去思考、實踐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大 的原因。 順便一提，在日本，有種揶揄我是「親中派」的傾向。我很幸運有 機會能認識陳映真， 還有劉廣至（中國外交部的蘇聯專家，我 19731975 年在蘇聯執勤時，於公於私麻煩過的人） ，靳海東（1980 年在中國 執勤時認識至今，並成為結拜兄弟的好友）等等和我們日本人不同氣 勢，個性豐富、值得尊敬的許多中國人和知己。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 的我，就此意義而言，說我是「親中派」倒像是我受頒了勳章。 陳映真為什麼和我這樣不成熟的人親近，並沒有機會聽他談起， 因此我至今也不了解。他似乎也認識我在外務省的一些學長，記憶 中，聽他這麼說過：「淺井和他們不一樣。」如同我一開始所提及的那 樣，我的內向型性格，溫暖的家庭環境，父母的疼愛， 「他者感覺」 等，或許陳映真感到在我身上有和他自己類似的東西吧。說不定也因 為我明顯、客觀、隨性地在陳映真他們面前照實說出我對蔣介石獨裁 批判這件事，還有知道我有包括毛澤東選集等等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 書籍的事，以及我隨口批判資本主義、贊同社會主義的言詞等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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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有了「有趣的傢伙」這種感覺吧。 總之，我在台灣的生活，變得出乎意料地非常充實。我小而整潔 的平房，成為陳映真帶來的朋友們（名字我記得的有：吳耀忠、丘延 亮、蒙韶等）有時也加入的交流場所。我房間裡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著 作，因為帶出去太危險，所以他們各自在我的房間裡閱讀，是那樣的 氣氛。他們之間所共通的是，沒有外省、本省的區別（歧視感） ，而在 於中國統一、民族主義這樣的志向，這是我當時的印象。

1. 陳映真的為人 對於陳映真，從「親中派」、 「共產主義者」這樣的標籤開始，到否 定他自身人格的言論，聽說似乎特別是在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之間有這 樣的批評。可是我確信，在他本質裡有著充滿「易位思考」的溫暖目光 的人道主義。1963 年我最初遇見他時，那時的他就如同維基百科裡以 他自己的話所介紹的： 「對自己走過道路進行了認真的反省，對社會現 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 的、愛國的知識分子」。沒什麼是比「憂國憂民」 、 「愛國」的感情更是 立基於人道主義的。 他這樣的為人，我想特別是與他成長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後 來（記得沒錯是 1968 年）我在外務省中國課工作時，有機會來台灣出 差，並與陳映真再度見面。那時受他之邀，也在台中和他父親見過 面。他那位基督教牧師的父親，是個確實了解「有其父，有其子」的充 滿慈愛的人格者。在日本，同樣意思的說法還有「孩子是看著父母的背 影長大的」。我自己也有那樣的一面，這在前面已經提過。那時感到心 有戚戚焉， 「陳映真也是這樣的呢」，覺得非常高興，那樣的記憶很鮮 明地留存至今。 他的「他者感覺」是真實的，從他和朋友接觸的態度、身段也可明 顯看得出來。他會仔細聽對方的言詞、主張，敘述自己的想法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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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會跋扈地強加於人，而是靜靜地一再思考，慎重地選擇言詞。朋 友們也帶著敬意和那樣的他接觸。25 歲的他確實已經具有領袖魅力， 但和別人接觸的態度還是徹底的謙虛。 我從外務省退休後的 1990 年代初期，曾一度陪伴女兒來台。已經 出獄的陳映真住於台北市內，和愛妻一起生活。那時麻煩陳映真帶我 到李作成墓地所在的桃園的墓園，也得以見到他的遺孀和女兒。陳映 真對李作成絲毫不變的情誼，我深深感覺到。那時也初次見到陳映真 的妻子麗娜小姐，年紀和他相差不少，容貌親切和善。在夫妻兩人的 導覽下，我也造訪了台北生活時代有過因緣的地方。陳映真對待麗娜 小姐的方式，也洋溢著愛情，而且可感覺到他非常自然地對她人格的 尊重。真的是志同道合的相親相愛的關係。 此外，陳映真訪美前後順道來日本時（確切時間已不記得） ，我也 參加了某個歡迎他的聚會。由於是他出獄之後首度的見面，應該是我 和女兒造訪台灣之前的事吧。或許也因為那時從他得知李作成去世的 消息，所以想要來台灣。總之，雖是隔了二十幾年的重逢，但陳映真 很清楚記得我（我稍後會提到，為什麼他、李作成和其他朋友遭到逮捕 入獄和我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對陳映真來說，我這個人的存在或許也 很難從他的記憶裡消失吧）。雖說經過約八年的艱苦牢獄生活，但他的 為人絲毫沒變。根據他自己告訴我的，說是包括在絕海孤嶼的綠島的 隔離時，也沒有特別遭到肉體上、精神上的逼迫。我想他會這麼說， 是因為知道我對於他們被捕下獄所遭受的不幸一直懷有罪惡感，為了 顧及我的心情所以才這麼說的。 以上所言，雖然非常片斷，但我想應該也能讓各位了解陳映真的 為人。存在於他思想根基裡的是，貫串他一生的溫暖的人道主義。

2. 陳映真當時的思想 雖然已經提到一些，但在我了解的範圍內，關於陳映真 1963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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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當時的思想狀況，我想歸納整理向各位報告。因為完全是我自 己的理解，錯誤大概也會很多吧，但希望有助於各位參考。 1963 年那時，特務機關的監視之眼是非常嚴密的，除了中國大陸 廣播的片段訊息以外，我想陳映真並無其他了解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 想的方法。他批判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反對「兩個中國」 、 「一中一 台」，以台灣回歸祖國作為目標的想法是很明確的，不過如同我之前提 到的，這些完全是立基於「憂國憂民」 、 「愛國」的民族主義。我想他有 機會直接接觸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應該是透過我房間裡的那些書 籍。我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我離開台灣時，將這些書籍託交給學 弟，而陳映真他們之後也使用了這些文獻，我記得這點在他們的判決 書裡也有提到。 維基百科記載，陳映真他們當時被逮捕的罪名是「組織聚讀馬列共 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傳宣等罪名」 ，但我在台灣時，他 們並沒有舉辦組織性的讀書會。或者是，他們冒險接收了我託交給學 弟的那些書籍去舉辦讀書會也說不定。但就我所了解，聽說他們被逮 捕後，我學弟承接的那些書籍被在台日本大使館沒收，如果是這樣， 組織讀書會的罪名，我想應該還是台灣當局捏造的吧。 當然，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陳映真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認識 也更深入，這是想當然的，但無論如何這是後來的事，我想 1960 年代 初期的他並非如此。 陳映真他們被逮捕的事，我在台中和他見面回國後馬上就知道 了。記憶所及，也就是他們遭到逮捕是在我出差台灣，和他重溫友 誼，回國之後就發生的事。被指控是首謀的陳映真，判了十年徒刑（而 沒被判死刑等更重的罪），會只判十年應該是因為兩種情況吧。一來 是，國民黨政權自身也了解，陳映真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不足以威脅到 國民黨政權，換句話說，他們的思想狀況仍止於「還只是那樣程度」的 階段，應該是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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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應該是國民黨政權很重視陳映真他們背後還有我這麼一個 人這件事。後來，我有機會讀到判決書，我記得，裡頭雖然沒有指名 道姓，但把我視為幕後者、首謀者 1 。說不定國民黨政權，基於微妙的 日台關係，甚至疑神疑鬼地認為我背後還有日本外務省、日本政府的 「陰謀」也說不定。 我想因為現在已過了年限，所以向大家說明。當時國民黨政權在 交涉我這件事時，似乎對外務省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那時我也準備 好要辭職，記得沒錯，也向上司提出了辭呈。我的上司是個有膽識的 人，把壓力往旁一推，一方面對於台灣方面要求把我從中國課調離一 事給予必要考慮，而把我「調職」到在外務省人事裡被認為是「升官路 線」的條約局條約課，對我「不造成傷害」地處理，而結束了這件事。 如果日台邦交在 1980 年代仍持續的話，我後來大概也不可能成為外務 省中國課的課長吧。 總之，1960 年代為止的陳映真的思想狀況，我想是離「通紅」的程 度還很遠。當然，我想在場也有當時熟識他，在 1968 年的事件被捲入 的人士，如果我說的有錯，請惠予指正。至於我，對於我的缺乏思 慮、極為幼稚的行動，導致陳映真之外還有 36 人被捕，真的是做了很 對不起的事，這些年來一直懷著後悔和歉疚之心，在此表達出來。陳 映真對我的寬恕，剛才已經提到，而他以外遭受無辜之罪的人士們， 請容許我再次致上歉意。

（二）陳映真和台灣、中國 最後，於我而言，陳映真這個人對台灣和中國具有何種意義，我 想來談談我個人的感想。特別是，因為我強烈感覺到，有必要在國際 1

此處是淺井基文根據撰稿時的記憶所寫。2011 年 9 月 16 日在月涵堂的演講，淺井基 文表示這次來台再看到判決書，裡頭確實指名道姓寫出他的名字，並且將他視為背 後主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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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以及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人類歷史走向的大脈絡中，來評價陳映真 的思想和行動，因此希望各位能接受從這觀點出發所呈現的看法。因 為，我想或許陳映真自己也是立足於這樣的觀點，談論現實政治、採 取行動的吧。 本省人的陳映真，1988 年成立「中國統一聯盟」 ，並擔任主席，之 後經常造訪中國，受到中國方面的重視。對此，聽說主張台灣獨立的 民進黨和支持台灣獨立的人有所嚴厲批評和指責。然而，對於「台灣獨 立」的主張，我覺得必須置於國際政治中，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史的 發展中來思考。因為並非直接和陳映真交換過意見，他至今對此有什 麼樣的實際談論我也不知道，因此雖然完全只是我的推想，但對於以 下我所敘述的內容，我頗有自信，陳映真應該會拍膝這麼說： 「淺井 啊，你真是了解我。」 首先，關於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台灣獨立這樣的主張，沒有美國 及日本的支持是行不通的。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會聲稱： 「不，是台灣人 的民族自決（人民自決）的要求，這樣的要求在國際上是正當的。」然 而，美國及日本國內根深蒂固的台灣獨立支持論者，為了牽制、壓制 中國，認為把台灣置於自己影響之下是攸關生死的重要性，因此才加 以支持。他們對民族決定論的支持，只是為了掩飾其對台灣權力政治 的野心的「無花果葉」而已。 此外，就「民族自決的主張有其國際上的正當性」這點而言，確實 是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上承認的，但就如同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 政治下的實例來看也很明顯的那樣，只有在相關大國的支持、承認的 情況才有可能（1960 年代的非洲各國、蘇聯崩潰後的獨立國家的誕 生，以及東帝汶獨立成功） ；或者只限於大國不感興趣（厄利垂亞的情 況）；或是大國間的相互牽制而彼此無法作為的情況（舊南斯拉夫聯邦 各成員國的獨立）才勉強得以「實現」。總之，如果排除國際動向如何 的這個因素的話，民族自決（人民自決）這樣的國際法上的權利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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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的。台灣的情況也不例外。 因此，問題還是得回到支持台灣獨立的美國及日本的立場是不是 「被人在背後指責」這件事。關於這一點，如同剛才已經提到的，美國 及日本的目的是牽制、壓制中國的崛起，因此認為事先把台灣從中國 拉開，在戰略上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說是動機不單純。 另外，也有主張認為，因為中國具有擴張主義的野心，對亞太地 區的和平及安定造成威脅，為了制止這種情況，台灣獨立也有其意 義。關於這一點，必須考慮中國自身在實現其戰略目標上的必要條件 這個因素。亦即，中國把經濟發展當作長期的戰略課題。為了實現這 個戰略任務，長期性國際環境的和平與安定是不可或缺的。中國不會 因為台灣問題而選擇發動戰爭。 而且，現代的戰爭，特別像是牽涉台灣問題的大國之間的戰爭， 會有巨大的犧牲和破壞。這對中國而言意味著，從 1980 年代開始的經 濟成果將一口氣化為灰燼。對中國來說，美國（以及日本）只要有機 會，會支持、策劃台灣獨立，正因為認識到有這種現實的危險（我想這 樣的認識不是他們的被迫害妄想症，而是有現實上的依據） ，因此在軍 事上做好準備，那完全是防衛性的。 在中國方面看來，美國及日本只要改變對台灣問題的政策，中、 台間的問題的政治上的解決，是百分之百準備好的，這是很確定的。 不過也有這樣的主張吧：如果就中國對西藏的政策來看，中國是無法 讓人放心的。然而，關於西藏的國際政治環境和環繞台灣的國際環境 不同一事，中國自身是知道的最清楚的。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粗暴行 動，對中國自身的國際形象會是致命的打擊，不用說也會危及中國的 經濟發展，並危及已經在國內有很多不穩定因素的中國國家的存在本 身，這件事中國應該比誰都更清楚、更了解。 我給予執著於台灣獨立論的人的意見是，運用易位思考，從中國 的立場看國際關係，思考看看，中國自身是把台灣問題置於其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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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位置。總之，就算以依賴美國和日本支持的形式而「獨立」了，那 也只是名義上而已，將會一直是只是被美國的意向所擺佈的附庸國而 已。戰後的六十多年來，作為一個經歷那種悲哀、讓人受不了的體驗 的日本人，我希望也請台灣的各位好好思考。 將台灣問題置於二十一世紀人類史進展下的視點也是同樣重要 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史的進展，主要談起來有四點。其一是，意味 著大量殘殺破壞的戰爭，已經失去其作為「政治的延長」的傳統意義。 特別是台灣海峽發生事端，正因為直接關係到大國的利益，也就是 說，除非決心要犧牲掉人類有意義的延續，否則是不可能會有核武戰 爭的。 其二是，國際性的相互依存的不可逆的發展。如今的時代是，像 希臘這樣小國的經濟危機也會使世界經濟陷入不穩定。如果情勢不穩 定，包括像是台灣海峽情況緊急的話，會對世界經濟帶來無法估計的 影響。如此一來，已經不可能僅僅是台灣和中國的問題而已。 第三，是地球環境問題。地球環境已經因為暖化升高而嚴重的破 壞持續。因台灣海峽情況緊急而發端的環境破壞將會成為可怕的事。 不用說，海峽兩岸將有巨大的人命喪失，而人類有意義的延續本身也 會遭受威脅。 第四，二十一世紀是以確立人性尊嚴這個普遍價值為目標的時 代。民族自決這個原則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國際法的權利得到承 認，但也是人性尊嚴作為普遍價值得到世界性承認的一個結果。我 想，台灣獨立論本身也必須依據人性尊嚴這個普遍價值來加以檢驗。 以上幾點，我認為中國方面已經充分認識到。倒是宣揚、支持台 灣獨立的人，並沒有依據上述四個基準來檢驗自己的主張不是嗎？這 讓我感到很不安。為什麼呢？因為即使在支持台灣獨立論的美國及日 本人當中，將台灣問題置於上述人類史的進展中來思考的看法也是欠 缺的，完全只是以僅僅是歷史遺物的權力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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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批判台灣獨立論，主張和中國統一，並不是因為「對中國著 迷」，而是基於上述那樣的國際情勢認識、人類史發展趨勢後，所做的 理性判斷及認知，我想毫無疑問是立基於此的。因為，如同我一再重 複的，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參與，是基於他的人道主義。從那 樣的觀點，對陳映真做正確的評價，是我對台灣社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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