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成長路：林載爵訪談錄 by apcs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一）：以陳映真為線索

陳光興、林麗雲訪問｜陳瑩恩、劉雅芳整理

不合時宜的成長路

林載爵訪談錄

時間 ────────────────

地點 ──────────────────

2014 年 11 月 18 日

台北

一、中學時期：1968 年的啟蒙《劇場》故事要從 1968 年開始講起，也就是我就讀南一中二年級的時候。南一中二年級時已經開始分組了，我選了當時的乙組，也就是文學院。南一中是升學率很高的學校，而乙組在學校只有一班，高三時我們全班只剩下三十六位學生，是全校唯一念文科而且人數最少的一班。當時成績基本不錯的才能考上南一中，但是很少人選念文科，因為大部分都去選理工科，其次則是丁組的法商（包括陳水扁與鄭鴻生都是）。1968 年那一段時間，對我們念文科的人來講，有一個雜誌影響滿大的，就是《劇場》。因為《劇場》的編排，以及介紹的現代主義戲劇作品，對當時高二的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啟發。讓我們知道原來戲劇有各種不同的實驗性質。這個刊物的編排方式，也打破了我們過去對文字編排方法的認知。《劇場》把文字當作一種鉛字的藝術來編排與變化，這是它非常成功的特色。所以當時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可以說，在 1968 年，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NSC 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陳光興、林麗雲；訪談參與人：蘇淑芬、劉雅芳、陳瑩恩；影像記錄：陳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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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觀念被打開是來自《劇場》介紹的西方現代主義的戲劇作品。從這個媒介開始，我們有一些人開始去讀小說、去戲院看電影，然後在幾個人之間開始形成一個討論會。

「丹心社」讀書會這個討論會在我們高二的時候，形成了小小的一個組合，那時候其實有點像秘密社團一樣，名稱就叫「丹心社」，裡頭的成員包括了林瑞明、蘇元良、鄭梓等等。那時候我們具有一片愛國的心情，我現在還記得常掛口中的一些句子，包括「留取丹心照汗青」、「重振漢唐雄風」。可是，該怎麼解釋現代主義的啟蒙會跟愛國的感情結合在一起。這是跟整個外在局勢的變化有關係，那時候開始感覺到世界已經有點變化，但是並不知道什麼變化，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根本被封鎖了，外界的情況一點也不清楚，只能透過美國的《Life》（《生活》）雜誌以及一些西方的英文雜誌取得訊息，我們從這些英文雜誌慢慢了解美國的反越戰與嬉皮運動，意識到反體制的社會運動持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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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當時所有這些東西都糾結在一起，這反映出 1968 年的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南部文科高中生，其實在思想上處於很迷亂的狀態，包括現代主義的衝擊、嬉皮運動的反社會與反越戰等因素，而最後導入到對自己的國家興亡的關心，然後我們組成一個小型秘密社團，我們有一個聯絡簿，大家說出自己的感想，寫下自己的一些抱負。這些都是在 1968 年發生的事情。

存在主義與「存在」的探問那時我們對本土的認識，基本上仍很有限。我們讀的東西是沙特與卡謬的翻譯作品，此外，當時就讀於台大醫學院的王尚義所寫的《野鴿子的黃昏》影響我們很大，那種虛無的精神狀態，我們心有戚戚焉。也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始讀一些存在主義的作品，比如尼采、叔本華，然後到齊克果，如《齊克果日記》，接著進入當代的沙特、卡謬。他們的作品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談「存在」，我們會自問：「存在與生存的意義是什麼？」儘管哲學基礎不夠，但是我們還是會去摸索。1968 年的時候，因為封閉，所以有極大的求知慾。我們的思想狀態很混亂，什麼都要抓一點。存在主義的東西讀一些，帶有虛無色彩的東西讀一點，甚至也因此去讀舊俄時代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小說，這些都可以全部融合在一起。我們沒辦法有一個系統，但是開始不斷吸收能接觸到的各種作品或訊息。既沒有一個系統，也就沒有一個立場，所以本土的自覺在這時候完全沒有。最關鍵的一個問題，這些存在主義的理念怎麼會跟國家的興亡連在一起？一定是有關聯的，但這個具體的關聯是什麼？我們那時候也才不過就是十七歲，為什麼所謂的祖國思想、祖國的復興、存在主義，這些東西能同時並存？我想一個基本心態應該是一種少年的浪漫在心裡面發酵。因為你讀西方思想，然後回過頭來看，為什麼我們自己的思想這麼貧乏？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讀。從而也就進一步考慮到，思想貧乏的背後可能表示這國家是有問題的，所以沒有東西可以讓你讀。我們用這種方式去檢視國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從接受西方的思想再反省到我們本地完全沒有任何的思想啟蒙者，我們得不到任何思想的養分，也沒有辦法得到任何思想上的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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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所以便去分析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由此又開始懷疑教育的制度與內容問題。當時我們的秘密小社團對教育的問題提出很多評論，再從教育的問題觀察到整個台灣內部的思想薄弱，然後進而意識到整個國力是不行的，是衰退的，因此遂有一種對興盛「古典中國」的那種想法。這是我這一個十七歲少年的浪漫情懷。是這樣的連結關係，我們從現代主義、存在主義跨越到對祖國復興的期待。

南北組合：《南一中青年》與《建中青年》接著就進一步想要行動。這個行動的觸發點，剛好是高二結束後的暑假，北部來了一批知青，如郭譽孚、錢永祥等在搞《建中青年》的一批人。他們到台南來，我們頗有南北串連的感覺。他們在台南待了好幾天，我們互相有交流。當時在南部的我們覺得也應該在南部做一點事情，雖然不像北部那麼熱鬧。所以我們幾個朋友就進去《南一中青年》擔任編輯工作，想要變成一個南北組合。這種友誼啊，一直延續到今天。進入《南一中青年》之後，就開始投入校刊的編輯，這些都是一個教育養成的過程。思想上被外在的情勢所衝擊，進而有一個小小的私密社團，再編輯校刊。回頭想，1968 年是一個關鍵年代。

二、東海時期：1969 年至 1975 年《大度風》與《東風》的編輯 1969 年，我考進東海歷史系。我到東海去念書之後，對編、辦刊物仍有興趣，因此我先去編了《大度風》。《大度風》是國父思想研究社的一份刊物，我大二接手編輯工作，當時雜誌內容跟國父思想已經沒有關係。我大二時，東海面臨很大的變局，來自美國的資助已斷絕多年，這個學校到底要怎麼走下去？我進去的時候全校才一千個人，但是學校已經沒辦法支撐了，財務上發生很大的壓力。因此關於學校要怎麼發展，引起很大的全校性辯論，老師、學生都投入了這個討論。編《大度風》的主要工作就是參與進學校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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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辯論，這個跟後來編輯《東風》與在南一中編《南一中青年》之間是有連續關係的，都是想在學校裡頭透過刊物來展開對問題的討論。這在東海更是如此，我在東海大學編的第一份雜誌是《大度風》，主要就是在討論東海的未來發展。大四時，接掌東海歷史最久的學生社團「東風社」，主編《東風》。 1973 年的台灣情勢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局。在要準備考研究所時，還投進去編《東風》，完全是因為保釣運動的關係。因此我進入《東風》以後，便以系列演講的方式，把整個社會問題拉開，整個視野就開始更大。比如我會請呂秀蓮到東海來講女性主義，還請過楊國樞、尉天驄、陳少廷等等當時的改革派分子來東海演講，這都是利用「東風社」作為平台，展開對國家、社會的關心，而這些活動在此前的東海是完全沒發生過的事情。

接上楊逵與日據台灣的反抗史我是到大四之後，整個思想路線才慢慢比較清楚，脫離了 1968 年一直到 1969 年有點虛無、被西方思潮迷惑、又具有很強烈的愛國心的那種混亂狀態。1973 年掌「東風社」，參與《東風》的編輯以後，開始形成比較明確的想法。這中間最大的關鍵—其實深刻地影響到我後來的整個發展，是我在編《東風》的過程認識了楊逵。我在東海的前三年跟楊逵毫無關聯，校內同學告訴我，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住了一個作家，但是我一點興趣也沒有。直到大四的 1972 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去拜訪楊逵，跟他談話。他很慷慨地把他的《送報伕》借我回去閱讀。我深深記得那一個晚上，讀後，我受到極大的震撼，真的是我一輩子裡第一次碰到這種強烈的震撼。怎麼在日據時代有這麼強、這麼棒的小說，反映這麼大的重要問題與台灣歷史。我在第一次跟他對談時，才了解到他在日據時代所從事的工作，才知道在日據時代，我們還有一段不被知道的台灣史，但是這段台灣史在過去的教育內容中是完全不存在的。我是念歷史的，但是念東海歷史系的那三年，所謂的台灣史基本上是殘缺的，課本上的台灣史是 1945 年以後的歷史。見過楊逵之後，才知道 1945 年以前有一段當時的我們完全無知、但非常精彩的台灣史。我是透過楊逵的小說感覺到那段歷史的精彩，更透過楊逵的生平遭遇，決定絕對要把那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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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找回來。因此，我從 1972 年的秋天開始，便下定決心進入台灣史的研究，特別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究，所以大四那一年（1972 至 1973 年）是我一生轉變最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因為認識了楊逵，再由楊逵讓我認識到日據時代台灣史，從而讓我決心把過去所不知道的那個歷史寫出來，要把斷裂的歷史接續起來。這成為 1972 年以後我認為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接續什麼歷史呢？即反抗史，是日據時代知識分子的反抗歷史。我是從這個角度進去了解台灣的歷史，接觸到的歷史人物包括楊逵、賴和與其他作家，再到當時文化協會的運動，社會運動、政治改革運動的實踐者。換句話說，我基本上是從反抗史的角度去看日據時代的台灣史。我們以前讀台灣史是到清朝為止，台灣的歷史在 1895 年被割據後就不存在於歷史教育中了，這五十年的台灣史就這樣不見了。因此，從 1972 年開始，我認識到這個五十年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對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講，更必須把這段歷史給接起來。當時我是自學，只有自己一個人搞，因為沒有人在弄這個東西，整個台灣的歷史學界與文學界都沒人在弄，我是最早跳進去做的學生。1973 年大學即將畢業時，因為這個工作沒有做完，而不想去當兵，便去考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繼續在東海念書，所以我在東海又待了兩年。研究所一年級時，我開始有時間深入找更多資料，做進一步的研究。楊逵的藏書是我最重要的資料庫，再從那邊不斷的延伸找材料。1973 年春天，我為《東風》訪問了楊逵，題為：〈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但因學校反對而無法刊登，本來期望這篇是楊逵在被社會遺忘多年後第一次公開的訪問稿，結果落空了，這是我大學畢業之前最大的遺憾。但讓楊逵再次出現的決心沒變，1973 年 12 月的《中外文學》終於刊登了我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在東海歷史研究所的時期，我一面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以譚嗣同為主題，論文題目是《譚嗣同評傳》。另一方面，我則專注於整理日據台灣的反抗史，主要是文學史的研究。研究所一年級的那一年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搬去東海花園住了一個學期。楊逵的花園很大，不太容易找到工人，就算找到了工人，流動性也很大，因此我就自告奮勇，幫忙澆水、種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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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楊逵的文章在《中外文學》刊登後，陸續開始有更多人想邀約見面，他的文章也開始被《幼獅文藝》、《文季》等雜誌轉載。從 1973 年開始，他突然變成公眾人物。我住在那邊的四個月太精采了，見過康寧祥來拜訪他，也見過黃春明騎摩托車來探訪楊逵，尉天驄也過來看望他，還有王曉波等等，一些台北的知名人物都來過。我在那邊的四個月，看到有名人物進進出出，我陪在旁邊聊天，很過癮啊！聽他們談論事情，然後也就更加了解台灣的現實情況。

楊逵與他的社會主義堅持與和平統一理想楊逵在我研究所快畢業時，已經被捧成一個神。因為作為日據台灣的反抗者的象徵，他被推上「神」的地位。我慢慢感覺他在心態上也受了很大的衝擊，他忽然覺得他可以復出，認為可以再做一些偉大的事情。只是因為大家都捧著他，從而幻想他可以做很多他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有一次他還問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海報，上面寫著「楊逵復出了」，貼到東海校園裡。這是我在研二要畢業時，內心比較難過的一件事。五十年代被關了十年之後出來，沒沒無聞在花園裡工作，沒有人理他，鍾愛的太太也過世，一個人辛辛苦苦很寂寞地經營著一個花園。沒有人知道他、沒有人提他，然後突然一兩年的時間裡面被造成神，你想像這樣的心理衝擊有多大。但是他調整得並不好，這是我比較難過的一點。後來他也投入選舉的活動，然而我覺得他其實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工作。與楊逵相處的那個階段，我對楊逵的思想有了比較深的體會。首先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很多當時候的黨外分子到楊逵那兒去「取經」，取得的是一個「反對者」的角色，他們認識到的楊逵不是他作為反抗者背後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們去找楊逵，去認識台灣過去的歷史，不是從社會主義角度，也不是從反帝反殖民的角度去認識，而是從一個純粹對政權的反抗的角度去看，也就是反國民黨的立場。但是楊逵說的不只是如此，他的背後有他的理念與思想，但是後來黨外運動是純粹的對權力的反抗。我想所有來拜訪的人其實都跟我當年一樣，因為我們都沒有過去，但他們從事反對運動的時候，他們要找回「過去」，作為行動的依據。康寧祥如此，其他人也如此。與楊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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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談話，其實都懷著同樣一個目的，就是想從楊逵那邊找回他們不知道的過去，試圖去發展連結，比如康寧祥要競選，要反抗國民黨，他也希望跟過去的歷史有所連結，以找到反抗的基礎與力量。很少人受到楊逵的整體思想的影響，他們得到的比較多的是楊逵作為反抗者的角色，但楊逵作為反抗者的思想基礎的社會主義，卻是他們沒有學習到的東西。我與他相處的時候，深深感覺到他對社會主義的堅持始終不變，對和平統一的理想始終不變，這兩大不變，是後來黨外運動、本土化運動，談到楊逵的時候，都不去談的。說到底，楊逵的根本思想是社會主義與和平統一，但把他奉為神的黨外或者後來的民進黨，基本上都不提這些，但其實這是他的核心，他也從來沒有改變過。這兩個核心與楊逵的內在聯繫，是從日據時代開始寫作起，就一以貫之。楊逵對我生命來講，是影響最大的人物。我從大四一直到研究所二年級，所有對台灣史的熱情都是來自於他，沒有他我幾乎走不出這條路，這是我的北部朋友所沒有的資源。他們對台灣歷史的延續就沒有我走得快。他們談各種改革，像是「民主」與「自由」的問題，但是這個「民主」與「自由」如何跟自己的歷史接在一起？這是重要的課題。我走得比他們快，是因為剛好我旁邊有一個楊逵。林瑞明是我很好的朋友，他那時念台大歷史研究所，後來也跟著我一起接觸楊逵，從而開始投入台灣史與台灣文學的研究，並完成楊逵傳記的寫作。

三、與《夏潮》的緣分：1977 年我跟《夏潮》的因緣是從當兵時開始的，在 1975 年到 1977 年之間，我在東港的空軍幼校當教官，有很多空閒時間，我就趁閒寫文章，投稿到《文季》與《夏潮》。所以《夏潮》的總編輯蘇慶黎與王曉波等人便與我聯繫，開始有了交往，他們都很鼓勵我繼續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在 1977 年 5 月退伍後，先結了婚，當時因為東海歷史系還沒有專職缺，所以我先做了兼任講師。結婚之後還沒找到地方落腳，蘇慶黎很慷慨地邀請我們夫婦去住她在花園新城的家，順便幫忙做《夏潮》的編輯工作，於是我們夫妻就過去住了半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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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夏潮》的編輯工作就在蘇慶黎家進行。至於離開《夏潮》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是希望回東海教書，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也很照顧我，他知道我在《夏潮》做事，有一次他特地告訴我，東海歷史系有申請專任教職的機會，但是如果我繼續待在《夏潮》，肯定沒法取得這個工作。因此我便跟蘇慶黎說我需要有固定的職業，畢竟在《夏潮》只是幫忙性質，不是正式的職員，所以就因為這個因素我離開了《夏潮》。在轉到東海歷史系教書前的空檔，我看到報紙上聯經出版公司徵求編輯的廣告，便投了履歷表，他們很快就錄用我，於是我在 1977 年 12 月離開《夏潮》，進入聯經出版公司。

在《夏潮》的編輯工作我在《夏潮》的主要工作是編輯文章，另外則是修改黃石樵的文章，他寫了很多日據時代工人運動史與農民運動史的論文，但文辭需要潤飾。有時候也為了配合雜誌的需求，譬如說蘇慶黎要刊登「反侵略」的歷史，我便開始找資料與寫文章，介紹世界史上的被侵略史與反抗史，比如連載的兩篇俄國侵略中國的歷史。另外，我也為一些重要的史料進行註解。我在《夏潮》幫忙編輯工作的那段時間，《夏潮》的定位已經很清楚了。《夏潮》為了宣揚反霸權，只要是反殖民、反帝、反奴役的這類文章都會刊登，所以會有比如美國黑奴血淚史之類的文章。這些文章有它的重要意義，因為台灣從來沒有雜誌談這些問題。當時的評論性雜誌，除了《夏潮》外，還有《大學雜誌》和《中國論壇》。但是後兩者代表的都是國民黨菁英留美回來的所謂的革新派，《夏潮》與他們有完全不一樣的政治與思想立場。在改革運動開始之際，有很多路線，比如革新保台（國民黨內部的保台路線），以及民間的各種反對路線— 那時還沒有明確的「黨外」。《夏潮》在當中比較有明確的立場，企圖抓回社會主義的思想，並以鄉土文學作為下手的地方。王曉波、陳鼓應、陳映真都是《夏潮》的好朋友。

《夏潮》的思想路線《夏潮》在改版之後，路線上非常清楚。但在當時的氣氛，為了不讓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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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夏潮》的思想正當性，文章中不時要引用三民主義，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有關三民主義的思想被重新詮釋，然後藉此進行鄉土文學與社會主義理念的傳播，這是一種策略的應用。至於《夏潮》到底怎麼看待國民黨，這是個非常奧妙的問題。因為當時《夏潮》引用很多孫文思想，連蔣經國的講話，也都引用過來。也許可以這麼說，就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來講，《夏潮》的立場是反抗的。但是從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來看，國民黨的思想基礎是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因此，《夏潮》便會引用這些思想來反抗國民黨政權，因為這是你們過去講的，是你們過去的思想與理念，《夏潮》便用這種方式來反國民黨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路徑是用國民黨早期的思想來反抗國民黨當前的霸權壓迫。奧妙之處即在於此。

《夏潮》與黨外運動七十年代末，《夏潮》辦不下去了，其中當然有政治壓力的因素，但不要忘了另外的重要因素：本土的黨外運動的力量出來了，政治改革的力量整個被吸到那邊。早期的《夏潮》跟後來的黨外在某些時段是有一些重疊的部分，但在《夏潮》的尾聲，已經開始分道揚鑣了，有些人很明顯走進了黨外運動，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本土派，彼此之間在思想立場與對歷史及現狀的認識產生很大的差別。後來我寫了一篇〈本土之前的鄉土〉，就是在寫這個明顯的切割。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鄉土文學派還處於反對陣營的核心，但是黨外反對運動開始，磁場就開始朝向黨外本土移動，「鄉土」與「本土」就分裂了。《夏潮》的理念也很難在選舉上有所發揮，以致於在反對運動的權力舞台上，《夏潮》完全退出。

回溯：《夏潮》的台灣史定位問題與階級視野我的思想啟蒙過程，關鍵是在與楊逵共處的那一段日子，《夏潮》是我的延續。對我來講，因為我是從楊逵那裡「出道」，所以思想上很容易可以跟《夏潮》接上。《夏潮》的幾個意義，我認為第一就是它對台灣史的定位。當時台灣史被重新認識，無論哪一個立場，都開始重視台灣史。但是台灣史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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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定位，《夏潮》在這方面做了很大、很重要的工作。《夏潮》認為台灣史必須跟中國近代史連接在一起，今天台灣的處境是 19 世紀清末一路下來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台灣史不能夠孤立來看。第二個，則是從世界格局來看，台灣必須放在第三世界的範疇才有其位置。《夏潮》對台灣史有這兩個清楚的定位，一個是中國近代史的延續，王曉波在這方面花了最大的功夫，一個是將台灣史放在第三世界的位置來了解，在這方面陳映真做了很多的工作。關於如何了解台灣現狀的思想與政治立場，當時的革新保台派與《大學雜誌》已經出版《台灣社會力分析》，但《夏潮》與《大學雜誌》在當時已有明顯的立場差異。《夏潮》會強調台灣史的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至於台灣現實的分析應該放在什麼角度來看，《夏潮》認為必須放在階級的角度，以此了解台灣的問題。具體而言，關於日據時期的反抗運動，《夏潮》會把它跟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對台灣史歷史定位的問題。後來我用「林問耕」的筆名寫了一些相關文章，這一方面我受王曉波的影響比較大，也就是定位台灣歷史與中國大陸近代歷史的連帶關係。後來我寫〈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時（刊於《文季》第 3 期，1974 年 5 月），便是從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然後才帶到台灣，及其一路下來的發展，並以收集到的《台灣民報》的文獻相互佐證。現在有些研究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人會把它當作日本文學的一部分，而不會把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的作品放在對抗殖民主義的立場來看待。

被切割的「台灣史」經過三、四十年之後，現在回想起來，我感到最遺憾的首先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中的社會主義性質被切掉了，第二個是台灣歷史跟中國近代歷史的聯繫也被切掉了，第三，則是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以及不論社會運動或者任何政治運動，其中的階級意識也不見了。後來我真的完全放棄日據時代台灣史與台灣文學的研究，這有幾個原因。一來因為我到英國、美國進修三年，全部時間主要投注於研究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政治理念與英國近代政治理念之間因傳播所發展的解釋內容，因為這時我的研究興趣轉到了嚴復。1987 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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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海教書後，都是開設中國近代思想史和西洋近代思想史的課程。當然，最大的因素是，當時的本土化運動已經當道，我深深意識到我是不合時宜的。

四、從楊逵到陳映真我就讀研究所時，因為楊逵而讀了陳映真的小說，從而對他非常欽佩，還曾去台中的神學院拜訪他爸爸，當時陳映真還在監獄，他爸爸後來寫信跟他講我那篇有關楊逵的文章，他爸爸也大概都有寄到綠島給他看。陳映真也是通過楊逵才了解過去的那一段歷史，我想他在進牢之前跟大家一樣，並不清楚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情況。等他出獄之後，我們約了時間碰面，那時他對我的背景已經有所了解，因此互動頗為愉快。他對後輩一貫的鼓勵有加，這是陳映真最特別的人格特質。我在與他的談話中，當然也經常受到他的鼓勵。我們最後一次的深刻談話是在潮州街一家餐廳的午餐時刻。他說他對我的最大期待：「你過去做了很多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研究，接下來你應該找時間好好整理台灣的近代思想史，寫成一本書，這是你應該做的，因為你過去也做中國近代思想的研究。」這是他對我最後的一個鼓勵，也是對我的一個期待。當時我回答說：「好啊，我們來交換一個條件好了，如果我寫這個題目的話，你應該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因為你從來沒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這是我們沒有實現的相互期許。

五、對台灣現況的感想：怎麼定位台灣？我覺得台灣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在七十年代沒有碰到過的，而且更嚴重的問題。我們那時候意識到階級的問題，可是階級分野仍然很模糊，階級之間的差別不是很大。我們也面臨性別問題，女性主義雖然已經有討論空間，但是當時還是被社會壓制的議題。而今天是貧富差距問題與城鄉差距問題正面臨最嚴重的狀況。此外還有外來移民的生活與教育議題，現在台灣的鄉下，尤其在南部，有些國小幾乎至少三分之一的學童是新移民後代。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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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狀況，我們應該反思：怎麼定位台灣？我們不要自以為已經是發達的國家了，可以居高臨下的看東南亞。台灣的勞動力有一部分來自第三世界，他們的下一代與第三世界有直接的聯繫，這些人未來是台灣社會的主要構成。所以怎樣把過去我們意識到但無法落實的議題找回來，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我覺得如果現在的台灣對這些現實發生中的狀況視若無睹，沒有任何警覺，且繼續用藐視的、忽略的、歧視的態度去對待這些現實，那是很嚴重的。因為這是台灣的現實，這是未來必定碰到的問題。如果未來新移民的後代是台灣人口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這整個人口結構的改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17 世紀以來，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1949 年以後進入另一次移民社會的塑造，現在我們又進入第三次移民社會的形成過程當中，但我們都還沒有做好準備，去接受一個大融合的新時代，包括台灣怎麼面對東南亞的世界、面對第三世界的問題。過去我們在七十年代是喊的，但是現在這是事實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還沒辦法從階級的態度與第三世界的態度去面對台灣社會的各種問題。直到現在，「第三世界」在台灣還是很少人談，認為這是一個過時的東西，但現實就是如此啊。我們該想想與台灣關係最緊密的也許不是東北亞，而是東南亞。而九十年代成長的那一代，背負的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貧富不均的結果，整個資源分配不均的惡果是他們這代在承受。這是最嚴重的事情，很可惜他們雖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沒辦法從世界史的位置來考慮這個問題，還是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看這問題，這是比較悲哀的事情。

林載爵簡歷 1951 ──── 6 月 16 日出生於台灣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 1966 ──── 順利考取台南一中。 1968 ──── 加入《南一中青年》社開啟編輯的人生，以「土戈車」的筆名發表了許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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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 3 月 28 日與同學林瑞明、蘇元良、鄭梓等人成立了愛國社團「丹心社」。 1969 ──── 考取東海大學歷史系，並成為校園刊物《大度風》與《東風》的主編。 1972 ──── 大三那年的 3 月，意外認識左派前輩楊逵，後續發表〈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1973，刊登於《中外文學》）兩篇文章，並決定著手台灣反抗史研究。 1975 ──── 《譚嗣同評傳》作為其碩士畢業論文。 1975 至 1977 ─ 軍旅生涯期間開始投稿《夏潮》。 1977 ──── 加入聯經出版公司，並於東海大學歷史系任教。 1984 ──── 進入劍橋大學歷史系博士班，主修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 1987 ──── 回國繼續在東海大學教書，同時開始擔任聯經出版公司的總編輯。 2001 ──── 辭去教職成為全職的專業出版人（迄今）。著述與編輯（王壽南編）第四十八冊，台北：林載爵（1978）《譚嗣同》，《中國歷代思想家》商務。 —（1978）《中國近百年經濟史，1890-1949》（翻譯），Albert Feuerwerker 著，台北：華世。 —（1981）《東海大學校史（民國四十四年至六十九年）》，台中：東海大學。 —（1981-83）《中國文化新論》系列（執行主編），台北：聯經。 —（1991）《台灣發展圖錄，1951-1990》（執行主編），台北：聯經。 —（1995）《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執行主編），台中：東海大學。 —（1996）《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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