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醫訊》第19刊 by 臺大醫訊

臺大醫訊

2023.12 第十九刊

後疫情後疫情封面人物：高木友枝

第十九刊【後疫情】的出版可以說是第 48 屆與 49 屆文刊部的共同結晶，採訪時間涵蓋了整個 2023 年，自十八刊【重生】完成出版後，48 屆文刊部便著手於【後疫情】的工作，採訪了在疫情期間的工作者、社會學者與研究人物，希望能夠提供在疫情期間的整體社會圖景，為本次新冠疫情書寫一部屬於這塊島嶼上生活的人們所經歷的歷史。為何我們需要書寫疫情的歷史？隨著疫情逐漸遠去，人們的日常生活逐漸回歸到過去的模樣，而疫情本身也似乎被大眾拋在腦後，彷彿其不曾存在一般。然而，那些在疫情期間的衝突與傷痕，卻不應該被遺忘。說到這裡，我回想起了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蒂邁歐篇 (Timaeus) 中的一段話：「你們之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孩童，沒有一個老人—你們既沒有學習到過去歷史所帶給你們的傳統，也沒有一個會隨著時間而流逝而陳舊的科學。」這個社會總是過於年輕，年輕到可以忘了過去曾經發生的無論是戰爭、瘟疫或是各種危機，並且能在未來重複發生一樣的事，導致一樣的傷痛。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更多反思性的實作，透過各種行動、書寫，使我們能夠建構屬於群體的記憶。這些記憶會成為未來所致之人思考的薪火，去點亮可預見的黑暗中的每個角落，又或者在歷史的高燒中成為改變的力量。在疫情期間，醫學毫無疑問地獲得了許多目光。在白色巨塔中，有許多死亡與死亡的見證正在發生，憂傷、焦慮與源自生命本初的激動在這一波波的疫情中跌宕起伏，成為了疫情期間的旋律。他們或許正在吶喊著：「Mein Vater, mein Vater, und siehst du nicht dort!」但我們卻不曾聽到，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有看到數字的跳動與各種折線圖。在當代社會中，一切的距離既太近又太遠，我們似乎了解了所有的事情，卻又對所有的事情一無所知。而在這場疫情之中，我們或許最需要認識到的是，醫學所帶給我們從來不是回復，而是治癒。我們從來就不應該期待自己能回復成過去不曾得病的樣子，因為這樣只會導致疾病的一再發生；相對地，我們應該期待治癒，因為它肯認了疾病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事件，並且梳理的疾病的病因學，使我們得以返回疾病的當下，與痛苦和解。當我們回顧瘟疫，並且重新思考瘟疫在社會上所發生的歷史時，我們便能夠在未來某個當下，面臨可預見的疫情時，不至於如此焦慮、恐懼。在下半學期，我們將會出刊第二十刊【見證】，內容將會涵括台大醫學系肇建至今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得以回顧台灣醫療的歷史，並且能讓我們能反思醫學之於社會的意涵。期待下次和讀者們再會。第四十九屆醫學系學生會文刊部部長臺大醫訊第十九刊《後疫情》撰文：07 蘇映甄、08 范惟傑、09 林郁娟、09 鄭宇彤、10 廖彦宥、10 廖苡辰排版：08 江柏蓁封面：10 廖彦宥特別感謝：陳毓文教授、賴明詔院士、盛望徽主任、詹其峰醫師、洪蘭欣助教第 49 屆醫學系學生會

廖彦宥

編輯室報告

風雨之中，誰在崖邊

Follow your heart

S T

談疫情中經濟弱勢兒童與青少年之處境

06 專訪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

對抗遺忘

樂生療養院訪問紀實

站在疫情的風口浪尖

盛望徽主任訪談

照護的困境

後疫情下的社區醫療

N E

T N

隱喻與凝視

愛滋病去汙名化零歧視工作坊紀實

讀者投稿

26 棄捐

當文醫復興

台大醫學系杜鵑花節回顧 2023

疾病的管制

關於免疫共同體與治理性的考察

傷害的折射

從巴氏量表醫療暴力事件談醫病關係的精神圖景

風雨之中，誰在崖邊談疫情中經濟弱勢兒童與 — 青少年之處境受訪：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毓文教授訪談／整理：蘇映甄、廖彦宥

因此，在疫情席捲下，誰最脆弱？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便是那些所擁資源本來就較少的群體，不僅生計受到巨大影響，在各種資源分配政策的設計上，也不曾是首要的被考量對象，如口罩、快篩試劑購買的時間，對這些族群也不甚友善，在染疫之後，卻又成為被究責和汙名化的對象。Ｑ２：在疫情期間，臺灣社會對於兒童與青少年權益，相對其他族群受到較少的關注（如公衛政策制定、受教權），如此會造成甚麼問題？

其實許多經濟弱勢的兒童與青少年，十分仰賴學校端提供的資源，如營養午餐和課後輔導課程。改成線上學習後，在學習成效上，線上資源對學習動機較強的孩子為助力，但對於學習動機較弱的孩子，學習成效反而下降。但能夠線上學習，擁有這些軟、硬體條件的族群，都須無形之中投注

在疫情期 ——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 2019 開始席捲全球，像傾盆而下的暴風雨，在地面上仰頭的人類們無一倖免，各種防疫措施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在其中，本就能見度較低的弱勢族群，以及較少人關注的兒童、青少年之教育問題，因為經濟限縮、隔離手段等，而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在大雨之中，有誰在不知不覺中被逼到崖邊？本期，我們邀請到臺大社工系的陳毓文教授，來與我們一同探討關於弱勢族群，尤其是經濟弱勢的兒童、青少年，在疫情中的境地與相關議題。風雨之中間：Ｑ１：在新冠疫情中，哪些邊緣與受汙名化的群體的生存與權益受到了挑戰？而就公共衛生系統而言，他們的生存處境的匱乏對

首先針對客觀福祉和主觀福祉來解釋，客觀福祉簡而言之，就是可以看得見的東西、數據與物質條件，如國家的人均 GDP 、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等，而主觀福祉的意涵，有點像

Ｑ３：對於青少年而言，疫情下的遠距教學對於他們的主觀福祉帶來哪些影響？而就經濟弱勢的孩童而言，這樣的影響是否更加顯著？

而在社會安全的部分，國外研究指出疫情期間兒童虐待事件增多，但通報比率卻下降，因為本來多透過教育端、醫療端揭露的家庭暴力與兒童虐待事件，疫情封閉了這兩個管道，使其較難以觸及，讓發生在家庭內的不幸更難以被發現。從旁協助的社工，在疫情時代要進入社區、家庭須承受高風險，又不如第一線防疫人員擁有完善裝備，在沒有得到政府額外支持的情形下，也使得其工作更加困難。

「通報黑數」的背後，可能是對失業、成本，其實相對來說擁有著特權，但失去補助的懼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在政策實施下，並無完善的配套措施不平等的具象化。來協助這些沒有特權，沒有額外資源挹注的弱勢族群。

–Charles Rosenberg 》 , p.279 (Explaining Epidemics)

「流行病既 ... 是社會學現成的對象，也是能夠闡明社會價值和制度實踐基本模式的自然實驗。」《疫情的詮釋

於疫情防治是否造成了困難？以公衛觀點來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響，對各個群體來說是無一倖免的。而防疫措施中的隔離手段，就實施面的潛意識中，其實是懲罰性的。在現代龐大而鬆散的社會網絡中，傳染病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恐慌現象：因為害怕傳染給他人的恐懼，甚至大於自身染疫的懼怕，似乎不要害他人染疫才是好人；其次，篩檢與疫調點畫出明確且強烈的連結，形成毛細管般的治理技術，人不斷被隔離、被究責，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了起初不分社經地位的汙名化。然而在染疫之後呢？以我的職業而言，我可以能更有效率地開會、上課、做研究，改成線上教學，也不影響我的薪資配給，日常生活並不受影響。但其他族群呢？我們應該意識到，擁有一個不受他人干擾的空間是一種特權。如經濟弱勢的兒童與青少年，家中沒有足夠的房間，如何居家隔離？如何擁有安靜合宜的學習空間？而基層藍領階層，沒有工作就沒有薪水，因在被隔離甚至染疫的情況下，經濟處境更加艱難，因此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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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後： ——

疫情下的貧富差距，和產業結構

Ｑ６：相關研究指出，疫情本身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想請問教授，這樣的貧富差距擴大的起因為何？我國在疫情後所補貼的現金是否能夠幫助解決這類問題？

實際上，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在大範圍隔離、停課時間並不算長，影響相較沒有那麼大，但有些國家確實有研究指出，經濟弱勢的兒童在基本能力與學習成效有明顯落後，拒學比例增加等問題浮現，臺灣目前在研究上還沒有看出明顯的影響，然而，中輟生較易被忽視，部分學生在實作課程上的匱乏等問題，在疫情中是真實存在的。

Ｑ５：在後疫情時代回頭檢視，疫情對於經濟弱勢兒童及邊緣群體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長遠的影響？

風停雨歇

麼，從每個風險事件中學習，提前做好風險治理，思考下一次風險來臨時要如何因應。

是價值觀，的概念，在於 well-being 人們對自身生活的主觀感受，怎麼看以社會科學和我個人研究的角待客觀福祉所蘊含的這些價值，如跟度，其實在意主觀福祉大於客觀福家人、朋友的互動和尋求肯定，對自祉，因為我們不能用客觀標準來衡我的認同，對時間的掌控自由度等，量，甚至評斷每個人的主觀感受。若舉醫學上的例子，如疾病的疼痛概念便是其一，我們會告訴病人覺得痛回過頭來看疫情下的遠距教學，的時候去按自控式止痛（ PCA ），卻其實大多數研究都顯示，其對於青少無法告知他們多痛的時候需要去按。年心理健康、社交、教育成效、都是弊大於利的。人類本身即為社會化的對兒童來說，主觀福祉重要的群體。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兒童是十是，從兒童自身的經驗讓他們去表分重要的，如約場籃球並非只是為了達，而不是從大人的角度替他們詮運動，而是為了那種和同儕「在一起」釋。如詢問他們想要多少的錢？他們的互動，身為一個 team 的連結，失可能會回答「可以買戰鬥陀螺的錢」，去了這些，對兒童與青少年來說，有背後代表的並非客觀可衡量的價錢，著不小的負向影響。而是可以決定其用途的自由。在 35 個國家的兒童主觀福祉研究中，人此外，在疫情的種種限制下，放均 GDP 不高的阿爾巴尼亞主觀福祉大了原本在教育資源上的不平等。除最高，臺灣卻位列倒數第三，由此可了前述提到的，沒有營養午餐、課後見主觀福祉和客觀福祉並不能畫上等輔導等資源挹注，社經地位高的家庭號，而我們也發現，亞洲兒童可能因可向外尋得資源，但對於經濟弱勢的文化與家庭教育因素使然，即使自覺學生影響甚鉅。而在教育成效上，對很快樂也不會給滿分。此外，主觀福於技職體系等注重實作的課程，線上祉也受到相對環境條件的影響，如身參與的成效有限，對於有志於這方面處經濟發展佳的國家，經濟弱勢帶來的族群，便造成較大的影響。的負面影響，便大於經濟發展較差的國家。Ｑ４：針對經濟弱勢兒童族群，構成

社會安全網的家庭、學校、政府端、醫療端等，該進行甚麼樣的措施與合作因應？需要怎麼做才能給予有效的支持？回過頭看疫情下的公衛政策和防疫措施，其實還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主而去制定，相對來說，首要犧牲的就是弱勢族群。面對這樣的現況，在整體意識首先希望做到的，就是「以理解代替譴責」，以設身處地的態度，去理解弱勢族群的特殊需求，給予相對應的支持，而非想著政策實施後再說，一味希望各界都能配合。如教育端公告停課封校，但後續配套措施沒有到位，弱勢家庭難以因應，若能提供相關援助，如營養午餐可以用送餐等服務替代，或可緩解弱勢族群在疫情中之壓力。在這方面，其實臺灣仍相當仰賴民間與慈善單位，如世界展望會、家扶基金會等長期關注經濟弱勢兒童權益的團體，相對政府端來說，反應與機動性都更好。政府在面對風險社會的因應，相對來說太慢了，新冠肺炎疫情看似過去了，但我們仍不知道下個危機是什

改變、股市變動、通貨膨脹其實有很大的連動關係，加重了富者更富、貧者愈窮、脆弱者更脆弱的情況，造成身在骨牌第一排的藍領階級，生計受到挑戰，工作在疫情期間消失，宏觀來看，也造成產業結構的空洞化。即使後疫情時代，工作機會逐漸回流，但產業人口板塊已改變，反而造成缺工的情況。而政府普發六千元現金，是客觀的金額，但對不同族群，是不同的主觀價值，這樣全面普及的政策，相對來說，便沒有照顧到弱勢族群，沒有蘊含社會正義的概念。Ｑ７：就您的觀點，當疫情或其他公共衛生危機到來時，什麼樣的社群建構才能有效地給予弱勢群體相對多的幫助？每次的風險事件都不同且無法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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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中央研究院賴明詔院士訪談／整理：蘇映甄、廖彦宥、范惟傑隨訪人員：洪蘭欣助教

賴明詔院士

陳毓文教授是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研究領域長期關注青少年福利與服務議題。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她與其他學者合作，透過分析研究在瘟疫下的經濟弱勢兒童的主觀福祉，提醒我們應該重視兒童的人際網絡，並致力於提升保護經濟弱勢家庭韌力的防禦因子，以幫助其面對在風險社會下的種種威脅。

談起賴院士是如何對研究工作感到興趣，總會談起他任教於成功大學化工系的伯父賴再得教授的薰陶。在過去研究資源貧乏的時代，賴再得仍然在學術界表現不凡，每年仍能發表一篇國際性論文，在家裡也很受到尊敬。回憶起伯父每次來家裡總是樂此不疲地談起他在研究工作中的趣事，賴院士便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很早便決定要投身於研究事業之中。在以優異的成績於高中畢業，取得保送資格之際，賴院士面臨了醫學系與物理系之間的艱難抉擇。當時正是楊振寧院士與李政道院士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之際，莘莘學子無不對於物理學心生嚮往，期待華人能夠在科學研究領域繼續大放異彩。

陳毓文教授相對而言，醫學系對於賴院士而言反而是比較無趣的，「我當時就覺得醫學只要背背就好，不用花太多心思，但後來我才發現這是錯誤的。」雖然賴院士後來仍然隨著社會潮流進入醫學系就讀，但他仍然不放棄研究的道路，當時的他，也不知道醫學研究會成為往後的日益重要的研究領域，而回首過往的決定，曾經賴院士也在大學同學聚會時感到有些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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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詔院士於 1968 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隨後赴美研究多年，在冠狀病毒的研究領域獲得不斐的成績。在 2003 年，賴院士受中研院的邀請回台，對於台灣學術界與教育界的貢獻卓著。而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冠狀病毒繼上次 SARS 疫情後再次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賴院士也發揮社會責任，向公眾用科學的觀點解釋疫情。這次，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賴明詔院士，來談談他的求學經歷、研究歷程與對新冠肺炎的觀察。賴明詔院士與訪談者們合影

估，因此政府的事後檢討是相當重要的，必須意識到風險社會來臨時，最主要衝擊到的族群為何，有意識才會有因應，在制定政策時，雖然現實面會受政治、大眾利益等因素影響，但盡量考慮到弱勢族群，提供防護網，讓弱勢不要摔得太重。

專訪冠狀病毒之父賴明詔院士

此外，若能跟民間組織進行良好的合作，民間組織能動性較高，動員快速，且長期與弱勢族群接觸，更能了解其需求。若政府能跟民間合作，相互整合，執行的廣度與深度或許可以更好，為一個未來可嘗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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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因為在執業的同學們已有成功的事業，而自己仍埋首於研究工作上。然而，賴院士說這是身為科學研究者必須承受的壓力，並以此惕勵自己必須做得更好。院士笑稱，「人家都說讀醫學系的未來就是能夠賺大錢，不過我沒有這樣的經驗。」院士也很感謝父母和太太的支持，使他能夠艱難的研究之路下堅持下去，並且在最後獲得亮麗的成果。回憶起過去在台大醫學院的生涯，在過去醫學院僑生數量眾多的時候，身為本地生的賴院士卻沒有和僑生有太多接觸，這是令他感到蠻可惜的一件事，「連一句廣東話都沒有學到。」他打趣地說。院士也好奇現在僑生和本地學生的相處狀況，在瞭解到現在小組討論制度對於促進醫學生的交流溝通的助益後，他也感到十分高興，並期待未來來自不同地區的醫學生的交流能夠產生更多良性的影響。而賴院士之所以會以分子生物研究做為題目，則便不能不提到大二時參加的暑期生物研習營。分子生物學逐漸發展成一門顯學，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黃秉乾、黃周汝吉院士夫婦受教育部的邀請至台大講學，繁雜的生

命現象透過分子觀點的解釋下變得不再令人望而卻步，這讓賴明詔對生物醫學產生莫大興趣，也更確立自己研究的目標取向。因此賴院士說，黃院士夫婦是他在研究之路上的重要啟蒙。在台大醫學系期間，也趁著大一至大三的暑假和實驗室的教授進行一些專題研究。

這些假設中，病毒引起癌症的理論引起了賴院士的目光，理論認為有些病毒的遺傳資訊會因為嵌入正常細胞中而使得基因體異常，造成細胞癌化。遺傳資訊極少的病毒是如何影響擁有龐大基因體的人類細胞使得賴院士想要去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投身於此領域進行研究。於是賴院士以外籍生之姿，躋身進入病毒研究的著名學者的實驗室，這在當時 Peter Duesberg 招收較多美國本地生的氛圍下是十分罕見的，而他也不負眾望取得優異的研究表現。在這段期間，賴院士透過生物化學方式分析，使得第一個致癌基因的存在得以證實。這項劃時代的成果不僅使賴院士十分雀躍，也讓他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便直接獲聘至南加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一職。在往後任教的數十年間，病毒研究也仍然離不開賴院士的研究範圍。賴院士是世界上冠狀病毒研究的先驅，並且研究成果豐碩，在學術界有「冠狀病毒之父」的美稱。賴院士和冠狀病毒的邂逅起始於多發性硬化症的研究，文獻上曾報告觀察到小鼠模型中冠狀病毒可能導致類似多發

賴院士回想起當時的研究環境，認為現在的研究資源已經有了許多進步，對於有志於研究的學生們塑造了良好的土壤，賴院士提到中研院的暑期研究實習計畫便是一個能夠讓許多台灣學生接觸國際學術研究很好的機會，而這是他在過去沒有的，「現在的研究環境已經比過去好太多了，現在的學生只要抓住這些資源便可以早日立定志向進行研究」，他說。而在賴院士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後，他便逕自申請至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分子生物學，開始走上他的研究旅程。起初，抱持著對於遺傳基因的濃厚興趣，賴院士決意投入病毒的研究。當時癌症研究領域對於癌症的生成有許多說法，然而卻莫衷一是。在

留美從事研究工作多年，亮眼的學術成績也讓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多次拜訪遊說賴院士返鄉至中研院，為台灣的學術環境貢獻一份心力。這個邀請讓賴院士思考許久，因為答應了，就表示必須放棄過往的成果與充沛的研究資源，在國際上的曝光度與累積的人脈與研究社群都要重新熟悉。因此縱使太太鼓勵支持下，賴院士一直對這項提議躊躇不定。然而，事情在 2003 年月 2 發生了轉機，賴院士聽聞爆發和平醫院的大規模院內感染後，心境有了極大轉變，那時賴院士只想趕快回臺灣協助國內面對疫情，於是提前返台主持國家型計畫，並擔任中研院

疫情。因此在疫情還沒到來的時候培養生醫人才也很重要的。」

或許是大自然的捉弄吧， 2003 年疫情爆發之前，沒人能相信這 SARS 個沒沒無聞的冠狀病毒是引起這場傳染病的主因，就連當時在澳洲開會的賴院士接到美國記者的詢問時也難以置信。過往冷門的冠狀病毒頓時變成熱門的議題，這是過去苦苦鑽營於冠狀病毒研究的他從來沒有想過的。賴院士回憶當時在美國，一早就有媒體在他的辦公室外等著採訪，對當時的他而言是個新奇的經歷。在研究工作之餘還要面對蜂擁而來的詢問，賴院士也不以為苦，他認為科學家本身肩負著與大眾溝通的任務，要讓大眾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事。面對 SARS 疫情，賴院士過往對冠狀病毒研究成果馬上發揮功用。對此，他語重心長的說，「科學家做的研究工作是很基礎的，所以在短期內很難看到他的用處。但是當社會需要這些知識的時候，我們的成果便能很快發揮用場。若沒有這些知識基礎，我們就無法知道為何致病、如何篩檢，進而去對抗

性硬化症的現象，他即同事 Leslie 冷門還是熱門是比較困難的，但我們提出人類可能有相似的致病科學家就是傻傻地做那些別人不怎麼 Weiner 機轉，並以此作為研究題目。在當時，在意的事情，然後開拓出不一樣的領冠狀病毒的研究甚少，因為其對於人域。 Just follow your heart. 」類的影響甚微，很難看出冠狀病毒在臨床上的重要性。然而在他眼中，它是很有趣的病毒，它以 RNA 作為儲存病毒遺傳訊息的載體，且其基因體異常的大。因為 RNA 在合成的過程不準確，越龐大的基因體越容易出現錯誤，這也是冠狀病毒經常出現變異的原因。正常來說， RNA 病毒的基因體由約一萬個鹼基組成，尚能在複製與錯誤下達成平衡，維持病毒的存續。然而，冠狀病毒有三萬個左右的鹼基，卻能夠維持穩定，所以冠狀病毒一定有特殊的機制來穩定基因，然而該機制為何，仍是尚待解答的問題。然而，堅持做自己有興趣的不難，但要讓其他人相信自己做的是有意義的，並提供經費資助便有難度。回首過去研究冠狀病毒的篳路藍縷，賴院士不諱言，放掉熱門的癌症病毒研究，投入到冷門的冠狀病毒，確實是有點傻瓜精神。然而，他仍饒富興致地說，「去判定一個研究領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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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一職，為臺灣的防疫工作提供第一手意見。並以病毒專家之姿，積極接受媒體採訪，「我回來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安撫民心，有時候接受完媒體採訪完都快凌晨一點了，還沒吃便當哩。」回憶起當時疫情爆發之際，有許多和他一樣留心到台灣民眾面對病毒的恐慌與無助的生醫人才也決定歸國為台灣貢獻一份心力，也開玩笑地說這可能算是台灣人才少見的回流潮， SARS 同時也帶來了台灣生醫研究的轉機。

也能親近社區。對於小提琴頗有造詣的賴院士也多次在校園舉辦音樂活動，使學校除了學術氛圍外也有了幾分人文藝術氣息。在美台兩地都有任教經驗的他說，「其實就我的觀察，美國與台灣的學生並沒有甚麼差異，但是美國的教育注重過程，使得他們能夠樂在其中。我想研究也是這樣，享受研究過程的樂趣才是研究生涯能夠長久的關鍵。」賴院士說他的研究興趣很廣，他喜歡做大方向、全盤性基礎理解，每次當發現一個突破性的進展時，總是會讓他感到十分興奮，「這就是做研究的樂趣，就好像是從未知的領域挖掘出寶藏一樣。」也因此，賴院士的研究生涯中專注了許多病毒，包含早期的致癌病毒、冠狀病毒，到後期的型及型 C D 肝炎病毒、流感病毒等，其中型 D 肝炎病毒的研究，賴明詔也是世界上最早投入的科學家之一，由於涉獵廣泛，他對病毒學的知識是也十分廣博。年，全球爆發嚴重特 2020 殊傳染性肺炎，即 COVID-19 之際，使得沉寂多年的冠狀病毒再度成熱門話題。賴院士說，「免疫系統有兩面性，他在保護我們身體的同時，也

↑ 1932 年左右的樂生院全景資料來源：由臺灣總督府癩療養所樂生院 - 臺灣總督府癩療養所樂生院昭和七年年報 , 公有領域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 php?curid=30622273

「不想回去的時候，心中總是百般推辭，但一旦決定要回去了，好像便覺得要盡快回到台灣盡一份心力，這種心境的轉變是還滿奇妙的。」從決定返臺那一刻起，賴明詔也訂定一個新的目標，即未來要做的也不只是單純的研究工作，如何提升臺灣學術界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成為賴院士的首要目的。擔任中研院副院長期間為台灣研究領域的改善做出卓越的貢獻後，也接受小時候伯父所任職成功大學之邀擔任校長職務，成就一段佳話。賴院士十分重視學生的人文教育，他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改善校園的藝文空間，拆掉圍牆，讓大學

可能會因為錯誤判斷而傷害我們。這次的病毒是從蝙蝠病毒變異而來的，蝙蝠身上的免疫系統可以和冠狀病毒共存，但人類無法，所以就會產生疾病。」借鑑過去的抗煞經驗，臺灣此次的防疫表現令人讚賞，但即使疫情獲得控制，賴院士表示因為人類的國際化交通與對於自然的接觸日益頻繁，完全遏制病毒的產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瞭解冠狀病毒致病及傳播方式之後，建立起良好的公共衛生習慣，做到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才能達到基本的防護。而在冠狀病毒逐漸流感化之後，也要評估社會成本，嘗試與冠狀病毒共存。賴院士提醒，新型態病毒未來還可能再出現，面對疫情不能掉以輕心。賴院士也指出，相較於過去的 SARS ，現在的科技也有了許多進步，例如 mRNA 疫苗的投入使用便對這次疫情的遏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賴院士提醒我們在日常對於研究的投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等到疫情來襲時才想著要提升研究水準會來不及。

緊鄰捷運迴龍站，在樂生橋的彼端，有個與世隔絕村落 —— 樂生療養院。學醫的，不可能不知道痲瘋病。我背得出痲瘋桿菌的學名，知曉它造 Mycobacterium leprae 成每一種的臨床症狀，甚至知道它要用哪一種特殊染色方法 —— 但學校沒教的是，痲瘋對社會帶來的血與淚。所以，我才會跟著兩位台大樂生社前輩的腳步，走進樂生，觸碰痲瘋病患的故事。

，，

訪談／整理：廖苡辰

—樂生療養院訪問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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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遺忘

月銀阿姨的故事月銀阿姨今年

動，協助院民守護家園 ---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院民的眼中，學生是彷彿天使般的存在。

歲了，看起來就 84

「後來是可以生了啦，所以才會有我女兒～」說起他的孩子，李阿伯眼睛又和藹了幾分。我不禁嘆息，他只是一個平凡而慈祥的父親啊，命運卻是如此的坎坷。正是因為如此，我多麼欽佩他能不怨不懟、不憤世濟俗，平靜地坐在這裡分享他不屈不撓的堅強人生。

李添培阿伯的故事比如說終身隔離政策剛解除的時候吧，「我們去市場買菜呀，我們付好久好久以前，你我的父母可能的錢攤商還不敢接過手哩，只能遠遠都還沒出生的時候，罹患痲瘋病是一的放在碗裡，等著老闆回家把錢洗一件可怕的事情。這天，我就坐在樂生洗呢。」的簡陋的組合屋裡，聽李添培阿伯分享這段令人鼻酸的故事。比如說組建家庭吧。當李阿伯指著牆上的照片，說「這是我女兒、女「那個時候我考上花中（花蓮第婿」，我好驚訝，被終身隔離的人也一志願），好～～開心哦～」其實，能夠有孩子嗎？「當然不行呀哈哈，李阿伯在考上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罹患早年日本政府不准我們生，逼我們打痲瘋病。當時，痲瘋病患的宿命就是胎、結紮，偷偷生下來被抓到，孩子被送進樂生療養院「終身隔離」 —— 還會被泡福馬林作成標本喲」 ... 天他怎麼希望自己璀璨的高中生活都還哪，這已經不是「不人道」可以形容沒開始，就被送進樂生，服這「無期的吧！徒刑」？該逃的還是逃不掉，李阿伯在他歲那年被送進樂生療養院。我想， 16 若我在高一那年就被關進樂生、永生不得離開，我恐怕很難像他一樣，樂觀的熬到今天吧？想到這裡，就覺得李阿伯臉上燦爛的笑容格外難能可貴。說起早年痲瘋病患遭遇到的荒唐事，李阿伯可是過來人。

時拍的！這是阮大漢囝、這是阮查某孫」 ...相較於許多院民在入院時就與原生家庭斷了聯繫、甚至被家族視為恥辱，月銀阿姨的家人卻能提供無條件的愛與支持，而我，何其有幸見證這份疾病剪不斷的親情！

像是個尋常的鄰家阿嬤，但她的經歷卻不尋常。她操著一口道地台語，你絕對猜不到她是個印尼出生的華僑。為了躲避印尼的排華運動，年僅 17 歲的她就必須離鄉，拾起行囊移民到廣東、幾番輾轉來到台灣，最終在這片土地結婚、生子，就此落地生根。「啊恁來了！今仔日正好阮囝、媳婦帶孫子回來哩。」相較於其他院民，月銀阿姨是比較幸運的。在她身上，你看不見典型漢生病患的症狀，既沒有爪型手、也沒有鼻樑塌陷。當我們去敲月銀阿姨家的大門的時候，只見一名快樂的阿嬤正在含飴弄孫呢！我想，這大概是因為當她被診斷出痲瘋的時候，痲瘋防治政策已經較為成熟的緣故吧。當時，痲瘋特效藥已經普及，強制入院、終身隔離政策也已經廢除。當月銀阿姨進入樂生院專心治療，丈夫與兩個兒子還能時常進入樂生院探望，這對上一世代的樂生院民來說，可説是無法想像！「乎恁看幾張相片，進前（前陣子）阮後生（小孩）乎阮慶祝八十歲生日

到這裡，我不禁為月銀阿姨嘆息，理想是性感的，現實卻是骨感的。但月銀阿姨卻用很淡然、很淡然的語氣提起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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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院民呀，風雨早已走過，苦難早已磨過，但這些打擊似乎讓他們練就無與倫比的韌性，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笑笑的面對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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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銀阿姨是個叫見過國際世面的人呢」學長笑道 —— 這反而讓月銀阿姨害羞了，滿是皺紋的臉害臊的笑了起來，「哪有，那時去美國、日本開會，是學生帶我去的啦，不然別人說什麼我都聽不懂哩。」那時，世界各國的漢生病收容機構打算聯合起來，一起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月銀阿姨也參與其中。你或許會忍不住想追問最 -- 後最後，他們成功了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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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多吃點披薩，我擱去泡茶乎恁飲！好裡加在恁有來，不然這些都吃不完了」 ...

月銀阿姨，別在拼命塞給我們披薩、雞塊、千層派了，我們會被你餵胖啦（笑）。不只月銀阿姨，許多院民見到學生都會張開雙臂歡迎，把我們當成孫子在疼 ... 雖然，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這是因為二十年前，由於新莊捷運的興建，樂生療養院面臨拆遷危機，許多學生異無反顧的投入樂生保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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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盛望徽主任訪談 / 整理：蘇映甄、廖彦宥

面對這些衝擊，盛主任表示，醫學系實際採取的應對措施包括以下幾項：首先是授課教材的數位化，包括基礎醫學跟臨床醫學。舉例來講，在基礎醫學如解剖學科，他們創建一個線上的學習系統，讓學生即使不在實驗課，也可以自行上網觀看玻片學習。第二個是遠距教學模式，遠距課程除了分組分流，減少群聚人數，在課程講授方面採取遠距，事先錄製影片或線上即時講課，可能同步或是非同步的，搭配鷹架式的教學系統（ NTU COOL ）在固定時間上傳，在實行上有其優缺點：線上教學的好處在於對於聽不懂的地方，學生可以

反覆聆聽熟練；但缺點在於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差異頗大，醫學系教學後臺數據，其實都可以看到學生有沒有快轉或確實完成課程，將這些數據收集起來，可以用以分析學生學習狀況。盛主任表示，根據系方資料發現，在這兩三年疫情下，推動線上學習之後，被當掉的學生人數有增加。當然，回饋的資料，可以提供老師的課程設計分析，那些部份則應調整，那些部份是比較能吸引同學的地方可予於保留。第三個則是導入資訊化學習與評量模式。以前課堂上老師講課，學生基數多，學生要詢問問題或老師要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都不甚容易，但是現今的數位學習中，學生可以即時透過留下訊息，讓老師即時知道學生的問題，並加以解答互動，評量方式亦是如此。所以未來這種資訊化的學習跟評量，可能是一個趨勢。此外，有關教學環境的進步，盛主任表示，現在醫學幾個學系和醫院，都有未來教室，首先利用網路傳遞，架構「 by your own device 」的便利性優勢，教室內有許多互動面板，可成為黑板或投影幕，在分組討論時，同學可以用自己手上的 3C 裝置將內容投影到大螢幕上，與大家討

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這三年多來醫學教育也受到十分大的衝擊，課程內容及授課、評量方式都必須做出適當因應與調整，盛主任作為台大醫學系的大家長，對於在疫情期間的教育也有許多心得。盛主任首先提到的是防疫措施的部分，醫學系學生因為會在醫院第一線接

疫情中的醫學教育

盛望徽主任訪談

觸病人，個人防護相當重要。但在機會也相對下降，更強調自主性的學年疫情一開始的時候即使是醫習成效，但實際觀察學生學習狀況， 2020 護人員，口罩、隔離衣等防護裝備都發現主動即積極度差異，譬如視訊教還十分緊縮，一個星期只能發一至兩學，有些同學和平常一樣認真學習，片口罩，學生就更加困難取得。盛主但部分同學會兩、三倍速將教學影片任代表醫學系感謝醫院協助，以及同快轉，或只瀏覽 20% 至 30% 課程，學特別去發起捐募活動，請家長及這樣每個人學習成效就會有較大差企業家能夠捐獻醫學系防護口罩，異。最後就是缺少了面對病人的接高年級同學因為有實際病人照護需觸，醫學與人息息相關，但減少了對求，因此也有募集到防護面板。另外病人的接觸，包括醫學系一直強調的系學生會也發起 ”Fight COVID-19 ACGME 六大核心能力、醫病溝通學活動替台灣在國際發聲，習與實踐的機會就相對缺少了。 TAIWAN” 提供台灣在 COVID-19 防疫經驗，獲得衛福部及許多國際人士的肯定。在疫苗的施打率上，盛主任表示所有學生也都相當配合，使得接種率達到百分之百。關於疫情這幾年對於醫學教育的影響，盛主任認為最顯著的就是減少臨床實作的機會，住院醫師都已經具備一定知識水準跟照護能力，但對於實習醫學生來說，還沒有醫師執照，無法執行更進一步的照護，再者對很多的臨床技能還不熟悉，對於有風險的病人，只能在旁邊觀察，在最亟須鍛鍊的時期，卻苦無機會實作。此外，實體教學縮減後，同儕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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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疫情的風口浪尖

應該要學會獨立思考跟思辨是非的能力，也才能對於自己的言行負責，不會因錯誤資訊而犯下錯誤。第二個便是要與時俱進，隨時更新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特別是語文能力與國際觀的高度及想法。第三個最重要是保有最初的熱情，將醫療工作看作志業，往成為『良醫』之路向前邁進。」盛主任認為，醫學不僅是自然科學的觀察研究，它更是一門社會科學。透過醫學人文教育進行藝術、哲學、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內在涵養，使得醫學生可以將其外展到病人與其家屬的同理、對於醫學合作的重視和對於人性的基礎關懷。有了對於醫學人文的素養，醫學生才得以成為成熟的醫師。

在這次的疫情期間，身為感染科醫師的盛主任也責無旁貸，對於疫苗接種防疫政策的制定與相關的疾病管制指引都投入了不少心力。而對於在疫情期間有醫師選擇排休的情形，盛主任認為這是因為許多醫師沒有將醫師真正地視為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志業所導致的，並表示加強醫學人文

任感染科住院醫師期間，盛主任遇到了學長洪健清教授（現任雲林分院副院長）與張上淳教授（現任台灣大學副校長），使盛主任踏入了愛滋病及感染症研究之路。而在後來，在陳宜君教授（現任台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的指導下，盛主任也參與了台大醫院內國際醫院評鑑 JCI 的相關條文政策制定，後來擔任管制中心主任一職，開始導入以國際實證組合式照護（ Bundle care ）減少發生院內感染，以及參與疾管署協助推廣醫院環境清潔及各項感染管制預防策略，可說是能夠在醫學研究路上所得到的成果應用在實際醫療衛生政策制定的最好例子。

盛主任的教學與研究實踐

論，或發送詢問和心得，而「 multi- 題，學習開立醫囑等等。當然每個人」的特點，即未來教室可的能力發展速度可能不同，所以要依 functional 以做為傳統課堂，亦可馬上轉換成小據學生的能力來賦予學習目標，這就組討論、意見交流的空間，椅子座位是個人化導向。第二個發展趨勢是的都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而且有非常「跨領域團隊合作」，新冠疫情又更多的插頭和電子搜尋的工具。最後則突顯了其重要性，一個病情複雜的病是教師培育。在疫情期間，教師培育人，需要跨領域團隊的照護，可能包是重要，但也相對艱難之處，年輕一含護理、藥劑、安寧團隊照護、宗教代的老師，可能對於這些化 e 資訊設靈性照護、社工介入等專業的加入。備使用較容易上手，但是稍微比較資不同的專業領域團隊一起合作，這是深的老師，可能就比較陌生，如何讓未來的一個趨勢，而醫學系教育中，所有教師們能夠去使用這些電子設包含小組討論其實也有體現這部分，備，是一開始較困難的地方，所以在如會邀請護理系、物理治療學系、牙初期也辦理了一些使用ｅ化教學課程醫系學生一同參與。第三個發展趨教導老師們因應，且引進一些軟體，勢，是以「科技輔助導入醫學教育」，讓老師都能熟悉使用。如常聽到的虛擬實境 AR 、 VR 與，而如何應用呢？舉例來說，在 XR 盛主任提及去年發表在照護病人時，若在隔離病 Lancet COVID-19 的一篇文章，談論在疫情後的醫學教房內設置相關設備，可透過 3D 影像育，主要有三個發展的趨勢，值得臺跟病人解釋病情和檢驗數據，讓醫病灣醫學教育者借鑑。第一個趨勢就是溝通不受到隔離的影響。以及設計虛「以勝任能力為導向 (competency- 擬情境，讓在因為疫情無法學習到的之醫學教育」，意即當你去臨床知識與技能補情。 based) 照顧病人，就要有照顧病人的這個能力。舉例來說，四年級同學他可能要對於即將成為醫師的醫學生，在去做身體檢查和病史詢問，五年級的面對這個後疫情的資訊爆炸時代，盛同學可能就要有能力進行醫病溝通，主任的期許是「首先，面對資訊多元、六年級同學他應該能夠，處理病人問有真有假且數量龐雜的時代，同學們

期待各位同學朝著自己的夢想出發、前進 ! 而在醫學院的行政職位以外，盛主任也是感染症相關的研究者，對於院內感染、愛滋病等相關領域頗有建樹。會首自己之所以會踏入研究生涯，盛主任認為是自己對於未知的好奇和師長前輩們的提攜。「當時走感染科的人很少，但別人不想做的、不敢做的，我都想要主動去嘗試。」在

台灣在感染管制上已經有很長足的進步。起初和平醫院爆發，因為尚未有疫情處理經驗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溝通渠道不臻完善，使得政府無法能夠集結足夠多的公衛資源與科學證據下，去塑造一個較好的政府決策，造成嚴重的院內感染。而在這次的新冠疫情，政府吸取過去的經驗，成立疫情指揮中心統合政府資源與諮詢專家意見，自上而下地規畫防疫政策，培養能夠在疫情期間提供地方醫療機關建議防疫醫師。此外，民間對於過去疫情的經驗，使得人民面臨疾病的威脅顯得更加團結，對於醫護人員給與更多的支持。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協助醫療資源如口罩及防護衣的增產，通過民間力量與官方的通力合作，才使得我們在疫情期間控制得宜，沒有產生過多的傷亡。

教育的重要性。盛主任說：「在疫情擴散的過程中，發現在新冠專責病房裡的醫療同仁的感染機率反而最低。原因是因為你知道你身在那個風險之下，所以自然就會去做那些基礎的防護措施，但當你對於疫情只剩下恐慌與逃避時，反而忽略了可能被感染的不確定性，那染疫的風險就出來了。」盛主任表示，感染科就像是偵探，要在許多蛛絲馬跡中防衛疾病的傳播。其中，會遇到的困難跟挑戰很多。首先，感染科在許多醫療院所時常會面臨資源不足或人手缺乏的問題，因為感染管制沒有收入，平常也難以看到成效。然而從事感染科的醫療人員卻恰恰是減少院內感染的關鍵，並且能在緊急狀態下維持醫院的穩定和正常運作。其次則是知識推廣，因為感染領域非常多元，專業科別的醫師可能沒有時間涉獵感染相關知識，所以教育宣導的責任便落在感染科醫師身上。最後則是疾病本身，因為致病原會變化，出現抗藥性、變異株時，感染科醫師要能靈機應變，指揮醫護團隊度過危機。盛主任回顧過去在 2003 年抗煞期間的經歷，表示這次的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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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的困境

Ｑ３：就診量變少除了門禁外，還有什麼可能的原因？

更低（註１）。

後疫情下的 — 社區醫療

Ｑ１：疫情稍緩，臺大醫院或家醫部有什麼政策上的改變？醫院政策是以疫情指揮中心為基準，又因為醫學中心是重要的醫療單位，政策會再更嚴謹一些。之前的政策是有門禁，探病、看診與進出醫院都有限制。而在月 4 左右，門禁政策就有轉變，在東址和西址、住院區和門診區其實也都不一樣，門診區比較寬鬆；東址門口還是會要求出示看診單等證件資料，但是西址不用，而且西址側門開了，通行出入口就有更多選擇。其他的醫院應該也有應對疫情轉變的政策變化，但光是臺大醫院就可以看到差別了。

可以思考那這些病人去哪裡？本來一年每人平均看診 15 次，會是哪些病的病人不見了？可能是原本小感冒、流感、腸胃炎、呼吸道疾病等會就診的病人，所以耳鼻喉科、家醫科的就診量就會下降。而比較少這些疾病就診原因就能是，因為大家都戴口罩、勤洗手，有比較良好的衛生習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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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之前有門禁時，老師有覺得病人變少嗎？疫情一開始就有明顯變少了。住院病人減少，急診也 shut down 。家醫部配合醫院感控中心的管制，門診量也有下降；而醫院的感控中心則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管理。從衛福部的統計就可以看出來，無論是在住院就診率或是門診就診率， 110 年度的統計就診率都比疫情前的 108 年還要

註 2：參考資料：〈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積極投入新冠肺炎 COVID-19 社區防疫〉，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詹其峰李思潔林嘉俊，2021.09.11.

這一次的疫情，不只影響醫療場域，也改變了社區的健康照護模式。我們訪問了家醫科詹其峰醫師，來了解疫情對社區醫療的衝擊，以及疫情趨緩後的改變與未來發展。詹醫師目前擔任社區醫學科主任以及社區醫療群計畫主持人，不僅擁有多年社區醫療經驗，也對後疫情下的社區醫療，有非常細膩的觀察與深入的見解。註１：住院就診率：108 年：8821 / 110 年：7771（單位：每十萬人口就診率）西醫門診（不含急診）就診率：108 年：91238 / 110 年：88403（單位：每十萬人口就診率）就診率計算公式 = 患者人數 * 100,000 / 年中人口數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

受訪：詹其峰醫師訪談：林郁娟、鄭宇彤整理：林郁娟

後疫情 vs. 疫情中：解封對於社區醫療的影響和改變

後疫情 vs. 疫情前：經歷一整個疫情對於社區醫療的影響和改變Ｑ４：後疫情時代，還有遠距視訊醫療嗎？

嗎？但根據疫情中和疫情後的比較來看，分級醫療應該是更需要優先推廣的。疫情時的檢傷分類 4-5 級都沒辦法進入臺大就診，而現在則是想看病都可以掛號。Ｑ５：老師覺得經過疫情後，大眾有比較了解分級醫療的概念嗎？還是有的，在疫情的時候大家要看病比較會想到「我要先在診所看」，不過隨著疫情趨緩，還是民眾看診的習慣還是慢慢回到疫情之前的觀念；分級醫療的觀念還需要多加傳播。 2016 年健保署有在推行分級醫療，希望醫院門診量年降百分之十，希望重症才到醫院就診；像是拿血壓藥等等慢性照護，留在基層看就好。Ｑ６：在疫情中「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有發會甚麼樣特殊的功用嗎？

後先去當校醫兩年才回來臺大醫 R4 院，開始做 pilot study ，到現在大概有 600 多群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相較於英國的公醫制度，它們的功能是讓民眾先找負責的家醫科醫師，再轉介後續的專科醫師；臺灣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高齡長者，多重疾病多、就醫次數多，希望透過醫療群的方式進行個案管理。在疫情中，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主要發揮的功效在於，因為他們是相對有組織性的單位， 5-10 家院所結合起來只要有一個 leader 就可以推行各項政策，加上參與醫療群的病人數這些醫療院所的忠誠病人，所以防疫期間的各項政策推起來比較容易。這些醫師都是第一線開始做，例如提供病患視訊診療、去社區打疫苗等，家醫科也在這裡扮演十分重要的一環。在疫情之後，這樣的醫療群也還能持續發揮組織能力或是政策推行的功用。（註） 2

要分流到基層院所會比較好；像是臺大醫院的分級醫療暨轉銜照護管理中心（ Referral Management Center, ）就一直在這方面努力，不過 RMC 分級醫療與家醫制度的推廣也還是需要政策的同步推行才行。

「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我們推行很久了，從 2003 健保署公告試辦計畫前，我們就開始做了。我是 2002 年開始當主治醫師的。從

Ｑ７：老師認為未來的社區醫療還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未來醫療產業的變化，包含遠距醫療、居家醫療、視訊醫療、 AI 等，這些都是重點，要盡量多發展。因為流感其實大概十年以後又有很大的，也可能又會有一波疫 Antigen shift 情。人類不斷從事件中學習教訓，醫學教育也要隨著疫情進步。另外，步入超高齡社會的醫療體系也要面對更多的失能者、醫療費用上漲等狀況。在預防醫學的方面，我們要做的是想辦法讓這些人長者都得到照護、減緩失能；而在疾病治療的方面，透過研發、藥物、診斷工具、開刀手術讓他們 cure ，不能 cure 的要 comfort ，在這個情況下，居家照護或是末期照護就很重要，對於不同類別健康程度的病患也應該要有相對應的照護方式。我的志業是未來每個人都有家庭醫師；對每個人來說，最常看病的對象就是你的家庭醫師。我們期待的是，有一些像是癌症、重症的病人，可以盡量留在醫院治療，其他病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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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訊門診一直到 COVID-19 月 3 都還有，月 4 時就合併到疫病門診。因為這個時候是否確診不重要了，之前需要通報確診人數是為了掌控醫療體系的負載，避免醫療量能超載。而在遠距醫療的方面，疫情前就有部分特殊情況的醫療項目是納入遠距醫療的，例如山地、離島地區因為交通不便，而會使用遠距照會；這部分的規定和限制都是根據《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所訂定，臺大醫院也一直都設有遠距照護中心，以遠距居家照護的方式維護個案的居家健康，算是社區醫療的一部份。而在疫情之下，衛福部就有另外公告了因應 COVID-19 疫情之視訊診療規定，在疫情時期擴大了遠距醫療的涵蓋範圍與內容。不過，疫情趨緩以後，這種視訊診療也就取消了，回到原本法規規定的遠距醫療範疇。遠距醫療有它的必要性，只是在不同時代有不同需求。那我們就可以思考未來會需要全面遠距醫療

未來社區醫療將如何發展或改變

愛滋病去汙名化零歧視工作坊紀實

隱喻與凝視撰文：廖彦宥

在愛滋病被發現後的數十年並開展如愛滋病等傳染病的去汙名化上就可以得到控制，甚至未來也有間，愛滋病的治療已經取得突破性工作。邁向完全治癒的可能。但，「如果的進展。受到妥善治療的愛滋病病愛滋病是可以被治癒的，那麼社會毒 (HIV) 感染者，其日常生活也已經活動不只邀請在愛滋病感染照護大眾對於愛滋病的認知就能逐漸改與社會大眾無異，平均餘命也與一般場域的工作者們提供經驗與現狀闡觀？」關於感染者和伴侶進行性行為人相差無幾。然而，在社會結構與歷述，也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現身說是否會感染的隱憂，杜醫師說，只史文化脈絡的影響下，愛滋病仍然被法，講述其在求診期間所受到的系統要感染者血液中檢測不到病毒，就視作可怕的瘟疫，被附著上許多不該性歧視。透過這些講演與分享，期望不會對他人造成血體液傳染，也就屬於它的標籤。這些標籤，使得感染能使得與會者能反思台灣醫療照護系是， 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 者成為社會的邊緣。他們被迫緘默以統對於愛滋病之迷思，並且交換想。「這對於我們過去受的醫學訓 U=U 對，以免受到醫療照護系統的選擇性法，以期能在醫療場域內促進愛滋病練，對於大部分案例都認為有例外的排除…… 之零歧視與去汙名化。人來說是個很大膽地宣稱，但這就是事實。」感染者只要經過良好的控制，這場愛滋去汙名化零歧視講師培愛滋病之歷史與我國現狀並且搭配預防性的配套措施，如暴露訓工作坊由 Virology Education 主前後的預防性投藥、母子垂直感染預辦，並由台大醫學系系學會國事部年，愛滋病首次出現在世防措施，是可以和伴侶進行性行為， 1981 與台灣愛滋病學會協辦。開場嘉賓人的面前；兩年後，科學家逐漸了並可以生出無 HIV 感染的小孩。有總監解愛滋病背後的機轉，並開始尋求 Virology Education Mark 、系主任盛望徽醫師及成功大治療方法。然而，誰能知道，整個而隨著台灣在愛滋病治療與與預 Nelson 學醫學院副院長柯乃熒教授。本次工社會需要數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防的逐漸成熟，愛滋病的每年通報病作坊旨在提供各類醫護人員進行愛滋使愛滋病的污名化與群眾的恐慌開例數也逐年下降，而在治療成果方病去汙名化的教育培訓，邀請本院師始逐漸褪除。奇美醫院的杜漢祥主面，也獲得很好的進展。杜醫師說，生及全國醫學生聯合會性健康推廣部治醫師說，愛滋病的治療已經日益台灣已經達到 90-94-95 ，也就是有參加。 Virology Education 是一個推進步，從過去何大一博士研發高效的個案知曉自身被感染，且其中 90% 進愛滋病等傳染病的研究、治療與衛能抗反轉錄病毒治療（的人也正在規律服藥中，服藥中 highly active 94% 生教育的國際性組織，透過在全球各； HAART ，的感染者有 95% 偵測不到病毒。這相 antiretroviral therapy 地開辦講座與研討會，使醫護人員協俗稱雞尾酒療法）後經過不斷研究發較於國際上在 2030 年的願景 95-95助獲得最新的研究進展與醫療指引，展，目前只要透過每日的服藥，基本已經相差無幾，能預期在未來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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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 ‧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HIV+ 「起初，腐敗、衰亡、汙染、失序、脆弱等引發深層恐懼的元素都與疾病畫上等號。疾病本身成了一種隱喻。接著，只要引疾病之名，以疾病作為隱喻，那股恐懼就加諸在其他事物上了。」

年後台灣便能達成。而在達成後，面對感染者的老年的長期照護以及器官逐漸老化造成的慢性病叢生，便成為照護的下一個課題。杜醫師說， HIV 「這不只需要感染科的努力，同時還需要醫院各科的整合才能實踐。」因此，第四個 95 ，即有 95% 的高齡感染者能得到妥善照護也是台灣需要努力推動的目標。國內的治療發展縱然已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對於愛滋病的異樣眼光仍然潛藏於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根據杜醫師的統計，仍然有 35% 的醫療場域工作者在其工作中耳聞過對於感染者的歧視性言論，可見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態度依然有疑懼與誤解。在這樣的環境下， HIV 感染者受到拒診等不平等的待遇，只能隱忍病痛，甚至不敢向醫院告知自己得病的事實。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的汙名化，使得感染者對於自己得到 HIV 感染的認知視作一場不可挽回的悲劇。而對於有些感染者即使接受治療，卻仍然測得到病毒的問題，杜醫師表示這也有可能是人生的際遇所導致的，例如剛被感染、當兵、失業甚

而在後疫情的情形下，因為愛滋病帶原者需要定期服藥，所以需要定期到醫院回診。然而，在疫情的情況下，人流管控使這樣的流程變得無法進行。此外，插入健保卡的行為也對愛滋病帶原者擔憂是否會使得自己的

而醫療體系對於 HIV 感染者的迷思，例如病人應直接主動告知有愛滋病，醫療人員才來得及做血液傳染措施防護、發現病人有血液傳染，一律戴雙層手套和隔離衣…等等，都使得這些戮力將自身的病狀控制到最佳狀態，鼓起勇氣直面愛滋病與社會大眾的帶原者感到無力。醫護人員對正常情況下的醫療寬鬆以待，甚至有些不經意，而面對愛滋病帶原者，由於他們需要在常規之外需要被謹慎看待，反而對於醫療常規皆步步遵守，甚至對其進行過當的消毒措施，著實諷刺。

會對於病患的免疫不全症狀多加注意，並且對其進行全套的免疫不全檢查之外，其他科別要觀察到該名患者有愛滋病的機率更加微小，而這也這使得這些群體成為愛滋病傳染防治的破口。

至是失戀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得這些自身與感染者朋友們在醫療場域下所帶原者無法按時服藥，使得其病毒量遇到的拒診等歧視性待遇，使我們反在血液中仍測得到。對於這些病人，思現今醫療系統對於 HIV 感染者的杜醫師認為需要透過適當的醫療介入結構性歧視。措施，那麼這些感染者的醫療仍然能夠獲得保障。首先是一位愛滋病友在二十五年前遭遇的案例，那時的法律尚未對於「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也無法為醫師拒診而有懲罰。在一次旅遊中，我減緩痛苦，那我還應該相信誰？」，他因為得到急性䦨尾炎而去看診。然杜醫師說。而在疫情肆虐之際， HIV 而在就診時，因為他說出他有 HIV 感染者也遇到領藥與接受治療的困感染，而被護理師用黃色警戒線將他難，當醫療量能被全心投入於抗擊疫與他的朋友團團圍住。「這是為了保情之際， HIV 感染者的權益便受到護你們，也是為了保護我們。」，那忽視，這同時也是資源分配和教育的位護理師說。而後續他的䦨尾炎也沒問題，需要社會各方的通力協作。杜有得到開刀處理，只有得到一包消炎醫師也推動了他所在的醫院內的愛滋藥。這樣類似劇情一連重複了五次，病宣導計畫 — 奇美友愛，透過各科醫來回奔波之下只有五包消炎藥、疲憊師、主任與院長的演說推廣，希望能的心靈和抱恙的身體。直到最後一讓社會大眾對於感染者的恐懼能夠逐次，他的朋友決定用誇張的方式哭喊漸消弭。著，並隱藏 HIV 感染者的事實，才使醫院願意為他開刀。而這位感染者臨床現場的愛滋病患者就醫群像在開完刀一醒來的想法卻是愧疚的，因為他沒有向醫院告知自己是愛滋帶原這件事。「如果我們都要透過隱匿自己是 HIV 感染者才能獲得妥善的醫療，那會有人願意向醫院告知實情嗎？」「台灣社會雖然對於愛滋病的看法已經有明顯的變化，但對於感染者的歧視卻仍然存在。」，愛滋病帶原至今已經十四年的黃義筌先生說。作為親身經歷者，他向與會者娓娓道出

而另外一個案例則是黃先生五年前的牙醫看診經歷。長期飽受牙齦出醫療場域的愛滋隱性歧視作為血的他決定去洗牙，但當他就診，牙醫助理插入健保卡的那一刻，卻又被感染者對於醫療體系就有如 HIV 以各種理由推託，例如本日排程已例外狀況，醫護人員對於感染者的處滿、沒有適合您的情況的設備等等。理不甚熟悉，便使得感染者受到各式這使他懷疑自己的健保卡上面的就診各樣的隱形歧視。在臺大醫院擔任愛紀錄是讓牙醫拒診的原因之一，無可滋病個案管理師的陳伶雅首先向與會奈何之下，他只能反覆找尋，在第五者拋出兩個問題：誰看起來像愛滋病間終於有願意為他洗牙的醫師。即使感染者，又有哪些病人應該接受愛滋他的病情已經控制得很好且沒有傳染病的檢驗？這兩個問題分別對應到台風險，但醫療照護系統卻仍然保持戒灣社會對於愛滋病患者的迷思以及醫心，並視作是麻煩的事。療體系中出現的愛滋病部分群體延遲診斷的情形。有上述經驗之後，他之後都到聯合醫院昆明分院進行愛滋特約牙醫治對於台灣的愛滋病延遲診斷問療。雖然在這裡 HIV 感染者不用擔心題，陳個案管理師指出台灣的延遲診被各種理由拒診，但對黃先生來說仍斷發生在這三大族群：五十歲以上然是一大不便。「如果我要搬遷到其大於百分之六十、異性戀者百分之他地方時，那我的就醫保障可能就又五十八、女性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被延消失了。」黃先生總結出就醫療負面遲診察出愛滋病。因為這些群體的特經驗對於愛滋病社群的影響，包括 (1) 性與大眾對於男同性戀較容易得到愛影響就醫意願； (2) 延誤就醫，錯失滋病的刻板印象不同，使得他們認為診療機會； (3) 醫療資源不平等； (4) 自己不會被愛滋病所傳染。然而，愛降低告知意願。因此，他也希望在未滋病帶原者是多樣的，有男有女，有來，能有對於 HIV 感染者更為友善老有少，他們都可能因為意外而被感的醫療場域，使得感染者社群的醫療染愛滋，但總是被社會選擇性地忽能得到保障。視。而對於醫護人員，除感染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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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外洩，這更使得愛滋病帶原者怯步，而無法正常調控自身的病情。而這時候，個案管理師便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其可以疏通各個醫療窗口，整合提供感染者合適的就醫管道。

愛滋病的汙名化，使得正確的衛教訊息無法正確傳遞、對於愛滋病的潛在帶原者也不敢接受篩檢，在篩檢後也無法有效提升其治療意願，最後反而會增加愛滋病在防治上的困難。於是乎，恐懼最終成為恐懼的來源，而唯有愛滋病的去汙名化才能擺脫這種惡性循環。

向她詢問病情便衝出門外、或是連忙否認、或是歇斯底里。「雖然根據我的研究，有五成的牙醫師願意看診愛滋病患，但實際狀況只有愛滋病患者實際走訪才能證實。」曾醫師說。「醫師甚至需要一些面對揭露自身愛滋病情的患者伴隨而來的情緒創傷狀況的知識，並給予支持和鼓勵。」

另一位講者，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的愛滋特約牙醫師曾禹璇則提到一位牙醫學生在自己大三發現自己得到愛滋病的故事。他在學校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並且差點被退學 — 因為人總是不知道要如何處理自己未知的事物，尤其是保守的牙科。所幸，這位牙醫學生撐了過來，進入實習，但他仍然被要求只能碰觸愛滋帶原的病患，正常的病患他無法治療，而這些政策導致他的受教權及實習權益受到侵害。

在閉幕時，主辦這次活動的台灣區副總 Virology Education 監，成功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柯乃熒分享了一則她和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醫師的故事。在當年愛滋病剛進入台灣，社會對其普遍充滿恐懼和誤解，而何大一醫師因為他台裔的身分，想要把雞尾酒療法引入台灣，

「這些都是奢侈的煩惱，望向身後的那些人，個個都渴望與你一樣啊」昨晚電話傳來的話語讓我不禁苦笑，吃著四人份的早餐，狼吞虎嚥地。被診斷「暴食症」的當天，我很平靜，因為至從第一次停課以來，這樣的狀況不斷發生，吞下不成比例的食物，直到腹部逐漸疼痛，左手捧著肚子、右手撐著桌緣，只能用某種傾斜的姿勢維持著坐姿，每次傾斜的方向不一樣，端看當時所吞下的食物種類、軟硬程度、形狀；精神狀態也因吃下的碳水、脂肪、蛋白質而異，時而亢奮、時而

我的嘴時，硬挺直插咽喉，肌肉因為陣痛而痙攣，口水淹滿咽部，直到流進氣管，嗆著吸著下一口氣，眼淚一滴滴流出，我就會想起說過的這些，人真的不可以吹牛啊。我感謝這樣的日子，不是因為界線模糊的學期間與假期，而是難受的感覺，竟能與歪斜的生活框架平衡：以前踉蹌追趕的步調，如今竟能以狼狽之姿匍匐跟隨。軟弱無能的自己，是我終日能面對的唯一對象，難堪的一切彷彿在一面鏡子前發生，我跪下淚眼汪汪地望著。當真正被監禁起來的時候，才被迫直視自己，承認曾經對生活的妥協與乞求，才能欣然吞下那腥臭濃烈的液體。

醫者，人也：何大一的故事

而受到社會的歧視之下，這些愛滋病帶原者也因此產生一些心理壓力。曾醫師便講述她曾經看過的愛滋病帶原者，為了自己能看病而在健保卡寫下的文字：「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是愛滋病帶原者，請辛苦的醫護人員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這種卑微的請求態度，同時也是社會對於愛滋病患者不友善的寫照，許多受到社會排擠愛滋病帶原者聽聞醫師

匿名投稿睜眼，手機亮了。 30

棄捐點 7 彷彿外頭吞噬一切的不是病，而是蠶食我生活能力的一場雨，連續整天、濕冷混沌，我在床上逐漸失能。點 8 更新了一則動態、回覆一些訊息。上課，用插上耳機的手機。意識逐漸模糊，我聞到樓下早餐店傳來的油耗味，點開 uber eats ，決定做一點事，指尖滑過，逛著學校附近的大街小巷，巡覓失序中的一點掌控感。送出之後，意識才漸漸清楚了起來，想到等下還要下去拿食物不禁一陣後悔。奮力爬下床，看看聊天室有沒有人提醒點名，臃腫的身體讓一隻手拿著手機、一隻手爬下床的動作越發吃力，我撐住身體，一層一層往下爬，爬到底層座位，我一陣作嘔。看著鏡中的自己，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忘了當時是如何進到這裡來的，那些荒誕不羈的宣言、清澈轉動渴求的眼神，我已記憶模糊，但是當我的抱怨被這些「初衷」拿來充塞

造福台灣的病友。他在全台巡迴演講途中，那時的柯院長接到許多 HIV 感染者的請託，想要見上何大一醫師一面，而何醫師也爽快地答應了。他直接在他下榻的飯店直接診視那些感染者，並且觸摸他們的身體 — 這是在那時台灣社會中所畏懼的，但何醫師卻不害怕，並溫柔地給予支持，讓這些病友們重新燃起希望。而醫生便是這樣的角色，陪伴、支持、並給予希望。希冀透過對於醫界新生代的宣導，能夠從這一代開始，彌除醫護人員對於感染者的異樣眼光，並提供一個 HIV 感覺安全，隱私受保護的空間，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萎靡不振。沒了緊逼的課堂，只能透過這樣強迫侵入身體的方式使自己心安，想著這才是一個「醫學生」，食物並非被咀嚼嚥下，而是用湯匙以十秒鐘一口的方式幫助持續進食，湯匙乘著軟爛食物，送入口中後微微往硬顎頂，湯匙把食物刮下後，退出，徒留我必須完成的吞嚥反射。不像別人，我不會催吐，因為這些食物都是形成脂肪的養分，是必要的、是我所愛的。一口、一口、一口，直到胃中的酸楚又襲來，往上蔓延到食道，灼熱感伴隨酸臭味，我才緩下來。意識隨著血糖而忽明忽滅，腦中的霧霾逐漸籠罩，緊貼著腦幹，我的呼吸逐漸急促、心跳逐漸加速，這也算是在做事吧，我笑了。接下來，我要吃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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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醫復興：

2023 台大醫學系杜鵑花節回顧

受訪：召部 med11 高珮瑜 med11 郭祐維 med11 張朝斌 med11 凃凱翔訪談／整理：蘇映甄 28

三月，臺大總區的杜鵑花從寒風中甦醒，於椰林大道旁一簇一簇地夾道歡迎，白花清冷、粉瓣嬌嫩、紅蕊預告初春正式蒞臨，同時開啟臺大杜鵑花節一系列的序幕，重頭戲包含了各學系與學生社團博覽會，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過去三年皆以線上直播、導覽的方式舉行。終於，在年的後疫情時代，臺大杜鵑花 2023 節重返綜合體育館、垂葉榕道、蒲葵道實體舉行，線上展亦可同步瀏覽，讓校內外莘莘學子可以透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認識臺大各學系與社團。

從想像到籌備關於杜鵑花節的想像，或許你我都曾有過，對於高中生而言，像是往萬花筒裡望見各系的精彩紛呈。總召珮瑜提到，由於活動已線上舉辦三年，高中階段恰巧與實體博覽會擦身而過，而朝斌在高一曾經參與過實體博覽會，和大多數同學的經驗相仿，帶著作業學習單而來，到指定科系攤位聆聽學長姐解說。這次的主題為「文醫復興」，祐維提到其實每年的杜鵑花節，醫學系辦都會經討論，提供同學一個主要的大面向，讓同學以此發散構想。今年的主題是醫學人文相關，在全體一年級同學的構思投票下，誕生了「文醫復興」這個主概念，同時，也寓以實體活動復興的意味。籌備路上對於醫學系大一學生來說，杜鵑花節是首次動員全班半數同學的重要活動，召部是整個活動的籌備核心，今年他們召部四個人的特質恰好都不太相同，如朝斌心思細膩，祐維點子頗多，四個人彼此互補，再分工監督各組的工作進度。在班上招工分組後，各組再設置兩個組長，珮瑜解釋這樣做的用意是可以讓組長之間互相討論，相互 cover ，組別包括諮詢

提及當天發生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朝斌提到，有遇到一些比較執著的家長，孩子是想要自己深入的了解，有自己準備問題，但家長對升學管道、考試比較有興趣，他們在應答時，也有把守住一些原則，希望能傳達的主題與資訊不要跑偏太多。對於初入這個系，才大一的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了）主辦這個活動，對自身帶來的收穫與反饋也十分豐盛，珮瑜和祐維都提到，在事前籌備時，因為需要從系上各面向的切入，並進行人物訪談，也對系上的發展脈絡更加了解，從學長姐的回答中，也獲得許多資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只是執行者，也是受惠者。

在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當天，到而朝斌和凱翔不約而同提到召部場參與的人流讓他們嚇了一跳，祐維領導活動的歷程，身為召部，任何產表示規模和來的人數都比想像中多很出都需要細心審閱，認真執行；而面多，一開始有點小混亂，如負責現場對合作夥伴，在希望能顧及及每個人活動的游活組本分為現場介紹 &QA 想法的前提下，如何處理一些突發情組、桌遊與 Kahoot 組，各小組約 7 況或工作時程拖欠等問題，也是一大至人 8 ，因應第一天的人潮，緊急課題。增加了人力。珮瑜笑說校方第二天直接在入口限制人流，是很好的管控機對召部他們來說，都踏出了自己制，讓他們的人力較為足夠，也較不的舒適圈，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審慎會有凱翔提到，沒有先 read 過稿的評估、未雨綢繆、團隊溝通，方能圓同學，在介紹時即興發揮的現象（笑）滿完成這一場花季盛事。

杜鵑花節當天

團隊合作常見的分工不平均問題，也在這次籌備中出現。尤其動員如此多人的活動，各組都有一定人數，工作量不均導致有些同學心裡不平衡，到籌備中段問題逐漸浮現出來。召部們也十分立即進行溝通協調，關於組長扮演的角色，怎麼去重新分配工作，很幸運地，最後各組的工作都有順利完成。

是不同組組員自願參與，開學前請編劇產出腳本、開始做道具，開學後的第一個禮拜拍攝， 228 連假時剪片，雖然過程聽起來有些緊湊，但珮瑜也說，整體的拍攝氣氛不錯，也都十分團結一致地要完成這件事。

醫學系攤位活動由大一主辦，動員系上超過半數同學，自兩三個月前便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在嚴峻疫情中度過高中升學日子，在後疫情時代步上椰林大道的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與目標籌辦這次的學系博覽會？過程中又遭逢什麼有趣或困難的事情呢？本期我們邀請這次醫學系杜鵑花節的四位召部同學，分享他們統籌這次活動的心路歷程。

組，下再分為生涯、訪談、議題組，負責升學生涯介紹、議題發想、資訊蒐集和參與訪談；另還有美宣組、手冊組、負責社群經營與廠商聯絡的宣傳組；當天實體博覽會包含了負責攤位活動的遊活組、機動組，與攝影的回顧組。杜鵑花節的活動宣傳十分仰賴社群媒體的推送，祐維表示 IG 和臉書都是續用之前幾年的帳號，保持之前的粉絲觸及量，兩周前先排定好發文，保持每天都有發文更新，維持關注度，並且結合抽獎提高觸及率。產文的過程則是由諮詢組先產出文案，美宣組產出圖片，再交由宣傳組再修飾，但三組的合作過程曾發生過諮詢組的發文可能太冗長，宣傳組修飾較費時，抑或後續宣傳組修飾文字時不慎曲解受訪者的意思，後來在協調後，彼此有先溝通，完成之文稿也會讓受訪者校閱，避免相同情況發生。四人回憶在籌備過程中，遇到最大最主要的困難，主要還是在工作時程安排和團隊協調部分。朝斌提到，他們大一上期末才與上屆召部交接，但二月底才開學，主要籌備期便都落在寒假，各組的進度和工作狀態便較難掌握，部分工作的期限也就較趕，如這次的《文醫．復心》宣傳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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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廖彦宥

疫病的管制

關於免疫共同體與治理性的考察

者也被邀請入疾管署大樓，去擬定新一輪的防疫手段。這種中央集權式的醫學 — 政治關係並不是疫情變故所造成的偶然，而是一種治理性上的必然。即使沒有疫情，衛生政策的決定，如流感疫苗的分配、公共衛生設施的建置或健康保險相關的政策，本來也都依循著此種高度專業化的模式，只是這個狀態在疫情期間顯得十分地明顯。例如，在罕見疾病藥物的審查會議上，可以沒有罕見疾病家屬代表的實際到場發言，但絕對不能沒有專家學者帶來的實驗統計數據。透過這些現象，使我們開始反思：醫學與政治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是如何產生的？當我們在說：「防疫視同作戰」的時候，我們為何要將疫情視為一場戰爭，使國家可以以緊急狀態為名，獲得我們自願上交的自由？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政治上的共同體是否也存在著一種生物醫學性的隱喻？透過這些問題，我們能夠更加理解疫情的管制是如何可能，以及當代的共同體想像是如何地塑造各種衛生與健康政策，管理我們的身體，或更深層地說，

前言：歷史的高燒新冠疫情對於人類社會、文化、生活造成顯著的影響，疫情帶來的恐慌與心理壓力帶來一種立即的無償性，卻不帶來任何效益。許多權益的爭取在這種例外狀態下受到擱置，政府治理將人的行為化為一連串的統計學加以管控、計算風險以求完全的消除疫情。在這個境況下，各種存在於社會中的議題似乎成為次要的問題，不再得到重視。而隨著疫情逐漸淡出人們的目光，人們似乎將疫情拋諸腦後，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懷抱，然而真是如此嗎？這次新冠疫情和政府的管制是否能帶給我們甚麼啟示？在疫情期間，我們重新理解到醫學的決策似乎難以達成所謂的共善。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反覆言詞、疫苗與疫苗陰謀論的角力、歧視政策與反全球化的興起，都一再地告訴我們即使是被我們視為最純粹的實驗室都存在著被意識形態插手 — 或者說，實驗室本身就是當代社會意識形態的來源 — 的空間，證據本身與證據的解讀有著難以跨越的鴻

共同體是如何透過對於他者的建構、排除、容納，來獲得獨佔護法 — 維持秩序與抹除風險所需的 — 暴力的正當性？在瘟疫過後，我們是否能夠從燒熔而重新凝固的理性中，看到那些我們在瘟疫的高燒中被刻意忽視的，生命的危脆性？當代共同體的建立在理解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或許可以思考當代社會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就是國家，其作為一個共同體，是如何造就這一系列的生物政治結構的？ Roberto Esposito 曾經指出，當代社會的政治範式免疫性的。當我們在探討一些公領域的主題時，我們常會依賴於這樣的思維模態，即自由是免於某種個體所不悅的狀態的自由，如我們可以定義言論自由是免於受到任何權力實施言論管控的自由，居住自由是免於受到移動限制的自由等。即使這常被批評為是某種「消極」的說法，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呈顯了自由的本質，即向著虛無而生的否定性，為免於某物成為權利的賦予。而正是這樣的否定性，造就了共同體的

溝。病毒不會依照政治學原理以及民族國家之疆界行動，病毒的流動讓許多國際政治的普世主義訴求如今看起來都難以實現，甚至讓許多社會問題與現象更加清晰。全球化在新冠肺炎的考驗下無比脆弱，做為人類對於全球化崇高理想的象徵的世衛組織的失能，使我們回到了以國家為基礎的治理範式，並以此鞏固自身民族共同體的想像力。曾經在《不合時 Friedrich Nietzsche 宜的沉思》第二篇中諷刺地說到：「我試圖把這個時代有權引以為傲的東西，即它的歷史文化，理解為一種弊端、無能和缺陷。因為我相信，我們都在被歷史的高燒所毀滅，而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這點。」我們得以巧合地想見，新冠肺炎在徵狀上正隱喻地成為「歷史的高燒」，向我們揭示這個技術時代的病因學。而在疫情的政府決策中，我們也能發現醫學與政治存在十分深切的關係，或者說，疫情期間的政治主體就是醫學。政府透過徵收所有的醫療資源，以各種方式的指引去指揮所有的醫療人力；相對地，專家學

自然基礎，即人會因為免疫 — 而非所謂「人與人的戰 Thomas Hobbes 爭」 — 不約而同地組成一個共同體，確保自身得以免於處在不悅的狀態之中。共同體透過免疫的否定性，形成主權去排除異己，使得共同體的狀態得以存續。而在共同體中個個體則必須去屈從於共同體強大的內在秩序，並以此獲得免疫於他者威脅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自由的存在基礎，是純粹的政治生物學運動。因此，當我們論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時，講的不是人的本質，而是自我角色怎麼成為社會生活展演中的產物。而人如果要真正實現這樣一種以「無本質」呈現的本質，就必須不斷拋棄既有的生活方式，而將自己的生存和行動投射到可以實現這一純粹「無本質」狀態的、外於共同體而不能被描述的生活狀態之中。誠如 Erving Goffman 所言，只有將人在共同體中進行本質化的界定，人作為概念才能被認識，能被視為本質的人因此不過是對社會結構中象徵情境連續的反應。而人的本質，也被重新呈顯為個體用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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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確如此公民地無藥可醫，否則的話，你其實健康得足以為所欲為。」 — Thomas Mann《魔山》

Scene de la peste de 1720 a la Tourette (Marseille)

滿足特定社會架構中的情境要求，而馴化自身的傾向。自我因此並非穩定的內在真實，而是社會生活的不穩定成就，是一種被規訓而為自由的表現。而就是這樣的「非我之我」必然導致這樣一個命題的產生：人若想要返回其原初狀態，則必須徹底拋棄其人性，與抽象社會規範的具身化為自身存在的形式。我們如是發現了這樣的悖論：若想要讓社會對人實現真正的補償，人就必須徹底放棄 — 或者說，從來都不存在的 — 自己的原初狀態，放棄共同體對人的一切補償，融入抽象而機械的社會體制中，以自我分化的方式展開自身，並以此認識、行動。這種通過非補償進行補償的免疫機制，最終塑造了現代社會的理性運作。該系統試圖將人類自然特徵的自主性和偶然性轉化為器官和結構，以實現特定社會功能。可以說，這種免疫機制的最終目標將是徹底將自然生命轉變為理性化

共同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氣泡是獨立的但相互依存的，氣泡間彼此共享著氣泡壁，而許多氣泡造成的空隙卻成為歡迎外部異質性的空間，但此空間卻又需要共同體將其內部化才能證實其做為他者的存在。我們可以說，個體變成了免疫政治範式下的結果，而共同體則悖論地成為其原因，代表社群內所有個體的意識，充當保護免於外來侵害的生命的主權。從此，我們可以利用一連串的隱喻來去形容一場瘟疫：細胞構築了稱為人體的共同體，他們彼此獨立又彼此需要，以確保人體的存續，避免自身單獨地受到他者的侵害。病原體則被視為他者，而身上可憐的細胞便成為免疫系統需要保護的對象。病原體在體內殖民細胞為其繁衍以壯大勢力，而免疫系統就有如警察或軍隊，巡邏監視細胞是否安守本分，有無謀通匪諜。細胞自身則要遵紀手法，正常地發揮其在

和機械化的社會生命。在社會本身的理性形式中，個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永久存在。然則這種理性形式並不傾向於同化每個個體，相對地，多元而分散反而能夠維持共同體內部的張力。不同的生命形式基於不同的方式和聯繫形成一個寬鬆的聯合體，有時會以社會階級、文化表徵等形式相互排斥和對立。因此，即使共同體中的部分內部因免疫行為而被排斥，導致死亡，剩下的生命形式自然地形成新的連繫，甚至將排斥的部分重新融入共同體。在使它們無害後，它們被吸收為共同體的一部分。我

社會上的功能，避免被誤認成癌細胞而被取締。而平行地，我們對於外來者，如國際移工的規章制度也顯示出了免疫的特質，因為他們不同於我們，我們需要對自身進行免疫抑制，或是對其加上標籤，或是將其牽制甚至毀滅。而對內的少數群體，如文化弱勢者、精神疾病者，我們則是將其視作癌細胞，治療上要避免其擴散，或者將治療 — 同化以能夠吸收為共同體的一份子，使其得以正常進行社會所賦予的工作。而這些外來者的建構也自證了免疫系統的優越性，在政治演化上也更加地給予免疫系統更多權力，以應對更多風險。

們因此發現了生物與政治之間的雙重之見，利維坦在免疫範式中獲得了生物般的運作機制，做為生物的個體則獲得了群體生活的政治性。德國醫師 Rudolf Virchow 如是說：「醫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科學，而政治則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實踐。」我們接下來得以想見，共同體不僅不會將自身的一部分排除在外，還努力擁抱外部生命形式的異質性。原因不難得出，即由於免疫政治社群本質上是由不同異質生命形式的鬆散混合組成的，更多的異質性不僅不會成為理性化基於免疫的護法暴力，而且還使社群的組成部分能夠在免疫過程中更好地適應彼此，從而增強共同體的團結。就有如身體本身對於外來器官的免疫排斥反應一般，無論這個外來者能給予我們甚麼好處都不甚重要這不是大 — 腦應該決斷的事情 — 對於外來者所帶來的「風險」，免疫系統被授予甚高的權限，發炎不適在所不惜，這些都是「必要之惡」。套用關於泡沫和 Peter Sloterdijk 氣泡之間關係的洞察來描述

醫學與政治的哥蒂安之結透過對於政治與生物之間的免疫性模態，我們得以發現如諸事實：誠然，生命天生就有免於不悅狀態的本能，但是共同體之主權必須被視為後設的免疫部署 (Dispositif) ，來自生命本身，卻又與生命分離，並且形成一種超越性的實例，壓迫生命甚至到摧毀它的地步。表面上，人們在接種疫苗後，自然地獲得了免疫力，而這一自然背後，仍然是國家權力依賴技術、實驗和計算所進行的干預和決斷。我們自發性地獲得了免疫能力。然而，免疫知識的反思建構並非來自於自然，而是來自於權力。當 Louis Pasteur與 Robert 發現細菌或病毒可以做為疾病 Koch 的特定原因時，是純粹的科學上的意見 (doxa) 。然而如果要讓其成為共同體的信仰，則需要共同體內部所有個體透過各種透鏡 — 包括攝影機、水晶體 — 的見證才得以實現。

33 圖片來源：一場追求優雅平衡的防疫資訊戰：從身體到邊境 | 台灣數位藝術 (digiarts.org.tw) 34

圖片來源：Visual Biopolitics | illiberalism.org

而這種見證的結果促成了名為「病原體」的信仰，打破了從希波克拉底以來的體質醫學派典我們可以如此說，早期的 — 或者以 Zygmunt Bauman 的說法而言則是固態的 — 現代性在生命與主權之間保留了某種割裂二者之法律、社會或文化秩序之存在，那麼隨著政府針對人口健康、並透過民族主義追求的科技發展而始於十八世紀末出現的流動現代性，則消除了這些秩序做為可靠的參照系。原先不可見的風險在流動性中成為唯一的變量，生命因此變成直接的政治對象：主權進行以醫學等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性治理，且這樣的治理性是對生命本身的治 (govermetality) 理。因此，在針筒與統計報表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令人嚮往的神奇可觀之處，阻擋我們在免於風險的路途上前行。而現代醫學也正立足於此，風險構成了生命政治的依據，而主權則被賦予管理、監控人民健康的權力，對於風險的恐懼與焦慮支撐整個免疫共同體的穩定。主權為了排除風險，醫療系統必須竭盡所能

而變得逐漸清晰，使得風險成為 1)— 可以透過統計而得以量化，而主權因此可以做出更加基於「自然」且符合工具理性的部署以控制人民。醫學與政治的結盟，也造就了現代醫療體系的基本樣貌：中央集權與官僚政治。 Michel Foucault 提出了「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的概念以表現出當代醫學與政治相關性：一方面，醫學需要政治的背書，使得醫學實驗者能夠透過以為了人類崇高的「知識」追求為由，進行各項對於人體的實驗性嘗試，以獲得更多的知識，鞏固自身在社會中的所扮演的權威角色。另一方面，政治仰賴醫學獲得其控制人民的自然而正當的權力，透過各種統計學與生理實驗數據所獲致的知識，政府得以以人有免於各種風險的自由作為自己的「權力」的依據，向人民的身體達成知識的部署。我們因此得以理解這樣的知識 — 權力結構：醫學知識的產出，有賴於政治部門的首肯，政治權力的賦予，則指望醫學實驗的數據。醫師們因此不再相信諸如四膽汁、陰陽調和等將自身的文化秩序前設於觀察的學

地蒐集所有的人口地理資訊，將其範圍毛細管般地伸至每個個體，並集合起來進行風險計算，以經濟生產力為核心，建構出健康的標準。

醫學研究素材，為崇高的人類智慧盡一份心力。 Giorgio Agamben 所揭示的「裸命牲 / 人 (la vita nuda/ 」正迎合著如斯狀態： homo sacer) 既背負著所有人的目光之餘，卻又帶有某種不可侵犯的神聖性。在大疫年之下，鄰人不復存在，所有人都變成了所有人的他者，抗拒著、或已經成為了裸命。每個個體彷彿成為了共同體中悄然無息的螺絲釘，在恐懼與焦慮的行為反射下，為抗擊疫情而服務。現代醫學因此已從單純的治療技術與知識，轉變成對於維持健康的社會的治理性，監控、規範個體的生存樣態。醫療系統如同軍隊的指揮官一般，透過其在統計學知識所塑造的權力，指揮所有個體為了健康而戰。共同體因此發起了一場面對病原體的、無主語的戰爭。這場戰爭關係到生命權利、生命政治的發展，也是治理性的運作，是例外狀態的試圖常態化。倦怠與危脆生命而隨著資訊平台的興起，生命政治在當代得到了更加扭曲的進展。在當代社會中，所有的否定性、他

電影 1984 劇照 (1984)，圖片來源：Review Flow — Into Film

，科學方法對於分類醫學 (paradigm) 的侵入產生了莫大的不確定性，使得醫師必須放棄各種既成不變的理論與文化秩序，逼迫自身重新面對病患的實際情況。醫學本身因此變成了司法：如同法律的建立、修正與執行，實驗室與醫局的醫師們透過集體的審議或修正，形成如法律般臨床指引，並以此處置當下的病人。而另一方面，也正因為疾病做為他者的輪廓 — 從模糊不清的體質轉變為單一個來源， Kojin Karatani 將其稱之為「神學式」的對立註 (

說，相對地，醫師將詮釋權讓位予病患的軀體，醫師僅僅做為一個觀看者而存在。疾病不再是外於軀體，如百科全書般分類學式的狀態，而是實證的、無法脫離軀體而被談論的現象；死亡也不再是醫學的終結，而是醫學的起點，一切的醫學知識都藉由人的死亡而鮮明起來。死亡的觀看因此在臨床醫學中與生命和疾病形成三位一體，成為知識 — 權力的產出來源。然而，這一切都還不夠，為了制定人民的健康標準並進一步深入，這些生物生產與維繫生命的生命政治治理手段開始將個體責任化，使其積極的參與自身生命的控制，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下的自我治理。而在疫情期間，主權也試圖將傳染進行道德性建構，所有人都必須為了不被傳染而竭盡心力，而若是成為染疫者，則共同體中的各種透鏡將會將個體集中在屈辱的目光下，使得個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責，彷彿自身的生命被流放於共同體之外，成為純粹的、生物性的狀態。而這些個體受到醫療系統的嚴密監控之於，又諷刺地成為不可多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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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被各種媒體形式再現、重製，使其尖銳而值得討論之處變得平滑，融入當代景觀社會的一部份。關乎自身的治理性如此之多，但對於日常生活卻又看起來如此遙遠而無意義，我或許能在平台上給予那些遊行者一些表情符號，但其重要度甚至不及在社群媒體上傳今日的晚餐：人對於自由的追求變成了自我滿足。在一個當代形式的共同體內，能做為行動主體的「我們」也已經不復存在，所有人在螢幕與螢幕的鏡像中不斷地生產、再製與鈍化，形成一個個平滑的球體，代表著避免刺傷他人，也不希望他人刺傷自身的肯定性，並就此生活在了只有自身與自身願意聽見的訊息的同溫層中：共同體內的他者成為了同者。我們甚至能說，在新冠肺炎還沒到來之前，我們就已經遭受到其後遺症所帶來的危機：景觀社會中感官的異 (société du spectacle) 化，與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嗅覺與味覺喪失形成了諷刺的同構性。因此，相對於過去的疫情中，病原體所代表的他者的恐懼與否定性，對於浸淫在媒體平台內的人們而言，似乎不再如此可怖，甚至令人感到 — 並

離的景觀社會下，自發性的功績主義倦怠之中。讓我們將視角回到台灣，正如黃金麟向我們揭示的一般註 ( ， 4)台灣人的身體在長期的徵兵制傳統下已經具有武裝化自身的動員預備。因此，台灣人對於這次的瘟疫所展現出采成績或許並不只是如政府所宣傳的一般，是民主自由的制度使我們願意響應政府的決策，也應該考慮過去戒嚴導致的軍事化遺存所造成的影響。在這次的疫情經驗也表明，東亞社會的家長式文化，使得政府可以在接近無阻力的情況下執行更多的治理。然而，政府的宣傳仍然有其現實之處：台灣社會在受到國際社群的長期忽視下，形成渴求凝視的仰望狀態，從過去的抗煞經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的經驗，到現在的 Taiwan can help ，無一不展現出台灣正在進行一場 — 根據蔡友月的看法註生物民族 ( 5)— 主義之戰，透過在防疫上的優越表現鞏固自身的共同體，以應對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挑戰。而如今，盛宴初歇，當我們回

透過分析當代社會透過疫情所揭露的病因學，我們似乎能發現到「遮蔽」似乎成為這個時代的病根：共同體的免疫範式遮蔽了人的原初狀態、生命政治的建構遮蔽了主權與個體間的社會文化秩序、積極的倦怠社會遮蔽了那些不能被訴說的

解蔽與自我治理

便可以立刻貼上「防疫破口」等標籤，進一步強化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合理性。但我們所忽視的是，並不是所有學童都能擁有一個不受他人干擾，且具有完善的網路設備的環境；也不是所有國際移工都能免於勞動仲介的種種剝削，並且在不受歧視的狀態下有足夠多的生存空間；更不是所有慢性病或愛滋病患者，都能在日益森嚴的疾病管制下領取他們所必需的藥物。我們終於看見了危脆性的差異：在疫情之下，並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遭受到疫情危機的壓力，在社會階層中的不同個體都面臨著各自的問題，而疫情將這些問題誠實地彰顯出來，但在共同體的透鏡與透鏡之間，這些事情卻變得無關緊要。

非所謂「武漢夢」註的幽暗角落：每個得到新冠肺炎而 Slavoj Žižek ( ，又痊癒的政府領導人無不為此獲取 2) 期待人能對於當代社會的病因加以重視並加以重構，而是了龐大的政治聲量，成為媒體敘事 Byung所觀察到的，肯定性過剩下的成功擊敗瘟疫的英雄人物。人 Chul Han 的 — 欣喜。我們如何為此感到欣喜？們近乎瘋狂地趕工各種醫療物資，因為在恐懼被稱讚所取代的當代，口罩與酒精在家家戶戶囤積如山，我們似乎都自認為是「歷史的終結做為自我治理的耀眼功績，彷彿這與最後之人」，再也沒有更多的歷場戰爭就是人們存在的目的一般。史教訓值得我們分析，一切的危機而內部的制度拜物教狂熱也延伸到在制度下似乎都不值得憂懼：因為了共同體的外部，形成了基於制度我們過去的祖先們都經歷過，也存信仰的宗教戰爭：東方長期的家長活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制度拜物制傳統與西方的自由權利的矛盾在教無疑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的一這次疫情中明顯地激化，開放或管個重要表徵，那麼新冠疫情的到來制不只成為科學問題，更成為基於無疑就是為這潛在的宗教式狂熱釋治理性的爭論。 George Orwell 式的放出來。疫情的管控因此是一場讚語言恰巧完美地貼合了這種境況：揚治理性的祭典，口罩和快篩試劑「歷史在此時就像是一張白紙，被即是這場祭典的法器。不斷的擦乾淨寫上新的內容。」註 ( 這種過度生產、過量資訊使得人 3) 們產生了無以復加的疲憊感，一種基於肯定性的暴力，使得人們的心靈逐漸空虛，陷入異化的疏離感。在空虛的目光中，瘟疫做為他者扭曲變形，溶入當代社會的同質性暴力中，成為祭典的原因與結果。至此，我們可以諷刺地說，在疫情中使現代人感到寂寞的，不單單是來自強制隔離政策，更源於在愈發疏而在這場祭典之中，個體陷入了狂歡：人們積極地更新數據，瘋狂地轉貼社群媒體有關的資訊，為了螢幕上的數字感到歡欣鼓舞。政治人物透過各種醫療數據與超前「部署」的宣傳手法 — 是的，治理性不再只是空間性的，其時間性的意涵也正在被展開 — 讓鎂光燈的焦點集結在自身身上，而非那白色巨塔裡

首這場盛宴時，會發現到有許多應該被看見而選擇被視而不見的事物逐漸呈顯在我們眼前。他們是在需要定期回診領藥的慢性病及愛滋病患者、是仰賴營養午餐與實體學校教育的低收入戶、是正受到罕見疾病所苦的病患及其家屬、是長期受到汙名與偏見的國際移工、是冒著風險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送員、是為了這些弱勢族群發聲的社會學者，這些人的訴求在免疫政治敘事下不值一提，他們生命的危脆性在生物民族主義的認同中成為「不識趣」的一部分：他們既無法為了台灣在建構受到長期國際忽視下，得來不易的國際宣傳窗口期而做出貢獻，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多的醫藥衛生或宣傳支出來照應這些在疫情下更為脆弱的人群，增加「不必要」的風險：在積極而倦怠的社會中，他們必須沉默也理應沉默。在免疫政治的範式下，這群人是在內部化的他者，是矛盾與歧視的來源，他們不能被凝視著我們的西方社會所看到，也必須在特定情況下受到更多檢視。當這些被忽視的危脆生命一旦稍有不慎，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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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脆生命。我們因此發現了一種矛盾，即當代技術的進步理應是解蔽的過程，使一切不可化約之物變得得以轉化為可以理解的知識，但解蔽過程中卻又同時帶來了更多的遮蔽。在各種對於技術的反思中，對於解蔽 Martin Heidegger 與技術的探問，或許值 (Entbergen) 得我們回顧：用過去的角度分析，

本質，但除了「集置」之外，我們仍然可以開展與之不同的自我治理，如所言，一種 Catherine Malabou 「遠距的社會性」註 ( 。 7)如果我們總是強調連結而非距離，認為這樣的直接才能拯救根植於倦怠社會中的冷漠與自私，我們將會諷刺地得到與之相反的後果：當個體忘記如何保持心理距離時，也會忘了如何無利害地審視自我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故也無法透過對於關係的體悟詮釋自身的欲望來源。而唯有當我們懂得保持心理距離，我們則能用類似於審美的方式來處理共同體內的狂歡：試著以同理與無利害的態度，去觀察狂歡背後的各種聲音，而非以功利的角度思考與自身的關係。例如，在瘟疫期間進行書寫或藝術創作，將在瘟疫時期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使得我們得以認識到瘟疫的不同思考角度，使人得以震懾於除了集置之外的其他解蔽可能，並且在瘟疫後透過對於例外狀態時間的見證，使人得以反思在瘟疫中的各種政治生物問題。在書寫與創造的過程中，這些行動所完成的，

當我們嘗試將人對於其自身的遮蔽去除時，我們得以發現自身或許仍然有其他可能：當我們受到共同體的治理而被迫居家隔離時，我們或許應該不要再將視角注向共同體內，試圖加入治理性的狂歡之中，不斷地將自身責任化、功績化，融入新自由主義的自我治理內：不再過份關心疫情的各種動態，也不再為了自己無法囤積過多物資而感到焦慮。相對地，我們應該嘗試將自身抽離，隔離這些群體的隔離生活方式，去進行過去所未曾進行的「創造」：我們回歸了與共同體共在的

的方式竟然反過來成為遮蔽的來源。可見的從此變得不可見，而可見卻從此變得不可見。而從人對自然的角度觀察，我們很難再說科技是為人而存在的活動，而更可能是 Bruno 口中的自然與社會的「混種 Latour 物 (hybrid) 」註 ( ， 6) 而在現代性對於自然與社會的純化之下，科技卻仍然被遮蔽為某種可以被純粹地區分為自然或社會的產物。而這二重的遮蔽，即人對自然與對人本身的遮蔽，或許使我們對於當前社會的解方找到了些許線索。

因此，自然從此不再視為他者，而被人作為資源而被集置。更甚者，人也被捲入集置之中，作為人力資源的儲備，隨時被聽候技術的差遣。可以這麼說，當我們選擇集置作為解蔽的方式時，我們也因此被納入解蔽的過程之中，從而失去了選擇其他解蔽方式的權利。而這意味著人不但只能單向度地認識環境，且對自身存有也只能以單向度進行理解，因而使得人無法認識自身。我們因此認識到，集置本身作為解蔽

而當我們重新去思考自我與自然的遮蔽時，我們則會發現關於生命政治，我們仍然有其他可能：康豹透過對於台灣的王爺信仰中發現到註 ( ， 9) 宗教儀式對於瘟疫後的各種社會文化情緒的安撫有著十分正向的作用。 Victor Turner 指出，在前現代狀況，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受難儀式在瘟疫後上演，透過建造社會中所有個體得以見證的場合，即社會劇場中，人們透過各種象徵性的舞蹈、懺悔，祈求某種形而上的力量祈求原諒。這種原諒是十分特殊的，因為其客體並不是指一個特定的罪行，而常常是因為天災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文化問題，如瘟疫造成的。而相對地，其主體則是某種冥冥之中的力量，可以是自然或者是神祇等一切被敬畏之構造。而在此狀態下，公共圈 (Öffentlichkeit) 從支離破碎的後現代狀況，透過社會劇場的再現，人終於意識到人與自然或社會的連結，使我們得以重新挖掘出被遮蔽的各種社會文化秩序中的，無法被理性所掌握的異質性，並嘗試從其中找出治癒性的力量，撫平在生命政治中所無法平復

技術的本質是引致不可見者，使其得以進入表象為我所見：透過技術，人得以將原先不在場的事物，如車輪、溝渠，通過「創造」得以在場，從想像中解蔽出來，成為真實的存在物。然而，當今的技術雖然也講求如此的解蔽方式，但卻是依據工具理性為原則，科學地透過資源的釋放，並細化各種安排、儲存、分配、調節等的環節強行索求之而使其實現，這 (Herausfordern) 種方式被稱之為「集置 (Ge-stell) 」，而這種敘述則與生命政治的意旨不謀而合，即治理性的部署本身就是一種集置。

所見證的種種事件都將會被共同體中的個體所記憶，而這便是 Hannah 所稱許的，政治歷史上的不 Arendt 朽。又或者，我們能選擇在疫情期間更加地愛護在周圍的鄰人，正視他人生命的危脆性，直視自身的不安。對個體而言，瘟疫的傳播在喚起生命存續的行動的同時，卻不捎來任何的啟示、道德隱喻與賦予。生命對於病態與正常的二元對立中做出了恐懼的反映，即使一切都尚未發生在它身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演因此中斷，使得社會建構不能再呈顯為自我得以依附的平台。死亡變得不再疏遠，本體的焦慮使得自我從日常生活的角色中剝離，迫使個體無助地等待那無法被化約理解的、向來屬己的死亡的來臨。這種認知，便是我們能夠重新建構與他人關係的機會，誠如 Judith 所言，因為這「讓我們意識 Butler 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紐帶，此一紐帶有助於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狀態與倫理責任。」註透過對於集置本身的解 ( 8) 蔽，我們或許終於能從生命政治的治理性中脫離，並阻止例外狀態的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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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van Gogh, Shoes, 1886

的，疫情的傷痕。而當我們發現了在疫情期間，人類的例外狀態使得自然得到了喘息，我們也因此得以重新評估自然作為他者而非可調用的資源。

總結出自身病因的共同體。透過對於疫病管制的考察，或許我們終於得以脫離「歷史的終結」，並在逐漸冷卻的高燒中望見自身的樣態。

註釋

代結語：戲劇的隱喻曾經對於瘟疫 Antonin Artaud 與戲劇的相似性，並進行了如諸分析註：瘟疫與戲劇，對人而言 ( 10) 似乎都是有益的。因為瘟疫將使得許多道德性的隱喻因此破產，並迫使人們面對真實的自我，正如在舞台上所展演的那些悲劇一般。瘟疫更使得那些虛偽與欺騙袒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下，並試圖將人從逐漸鈍化的感官中拯救出來，使共同體得以看見自身的病因，從而使得共同體得以看見改變的可能，將自身從「歷史的高燒」中拯救出來。如果說，這次的新冠疫情為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場危機，那麼等待著後疫情時代的，就不應該是一種回復，而應該是一種痊癒。因為在瘟疫之後的，從來不應該是乘載著過去病因，並隨時可能再度復發的社會，而應該是乘載著嶄新的可能性，並且能

撰文：廖彦宥

傷害的折射｜從巴氏量表醫療暴力事件談醫病關係的精神圖景當我們重新觀看這場醫療暴力的影片，我們可以發現醫師與病患家屬本身存在著十分尖銳的關係：當病患家屬得知自己無法透過巴氏量表的許可聘僱國際移工後，感覺到自身權益受損產生的憤怒情緒，使得他開始向醫師做出預備動粗的舉動。另一方面，醫師則以他的行為違反醫療法提出控訴，並要求他即刻停止這項行為。在基於醫療法的口頭訓斥下，似乎這場醫療衝突即將得來短暫的壓制，然而，不知道是眼神的交會，或者是來自內心不滿的衝動未得到緩解，病患家屬向醫師揮拳，所幸撲空。醫師看到

1.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新知三聯書店，2001 2. S l a v o j Ž i ž e k ， M y D r e a m i n W u h a n ， 2 0 2 1 ， h t t p s : / / w w w. w e l t . d e / k u l t u r / article205630967/Slavoj-Zizek-My-Dream-of-Wuhan.html 3. George Orwell，1984 4.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聯經出版社，2009 5. 蔡友月，想像的病毒共同體：全球 vs. 台灣生物民族主義之戰，2020，https://www. twreporter.org/a/opinion-covid-19-imagined-communities 6. Bruno Latour，《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群學出版社，2012 7. Catherine Malabou，To Quarantine from Quarantine: Rousseau, Robinson Crusoe, and “I,”，2020，https://catherinemalabou.wordpress.com/2020/04/08/to-quarantinefrom-quarantine-rousseau-robinson-crusoe-and-i/ 8. Judith Butler，《危脆生命》，申昀晏譯，手民出版社，2023。 9. 康豹，2021，〈瘟疫、罪惡與受難儀式：臺灣送瘟習俗面面觀〉，康豹、陳熙遠編，《研下知疫：COVID-19 的人文社會省思》，台北：中央硏究院。 41 10. Antonin Artaud，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pp.25-31，Groove Press New York 42

前言：無效審判在今年五月，台北三軍總醫院的醫生因為拒絕為不符合資格的病患開立巴氏量表，進而使家屬因為不能夠聘請工時較長且較便宜的國際移工而引發衝突，最終釀成暴力事件，而這也讓巴氏量表的存廢議題重新受到公眾的廣泛討論，而在此之外，醫療糾紛與醫療暴力的持續發生也使我們反思：為何台灣的醫病關係在近年來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醫療衝突？而在疫情期間，台灣的醫護人員遭受了多少社會精神壓力？這些壓力的來源又是怎麼造成的？

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電子報內容 (th.gov.tw)

此番景象，重申自身受到醫療法的保障，並且提及自身在醫療場域下的壓力，如照護病人的勞累還要遭受醫療暴力等等。這些話語似乎在家屬耳中如同情緒勒索，於是更加激怒了病患家屬的情緒。他又揮了一拳，而這次沒有揮空，直接打在了醫師的正臉上，而這也是媒體不斷傳播放大的片段。後面的情況我們可想而知：醫師受到大眾的同情，病患家屬受到公審，公眾輿論則成為這場審判的陪審團。然而，正如過去曾經或未來即將發生的醫療暴力而言，這種審判並無法真實地消解醫療暴力，因為他們只關注醫療暴力的結果，而不考慮醫療暴力如何形成。這甚至加深了醫師與病患的鴻溝，為未來更激烈的醫療暴力誕下了可能性條件。我們應當反思：為何病患家屬會如此焦慮、甚至憤怒於無法聘請國際移工？這期間是不是有什麼制度上的問題？考慮到家務型國際移工在台灣的可悲處境，這是不是也暗示著某種排他性的國族意識？另一方面，又是什麼讓醫師被迫待在醫療法的保護傘下，而非與病患

使得罹患精神疾病風險增加。再者，新自由主義導致的資本逆向分配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進而造成使得相對剝奪感增加，貧富矛盾逐漸尖銳。最後，跨國流動頻繁，所使得傳染病的風險大幅提高。而在社會氛圍上，風險社會的產生與專家話語的興起，使我們處在一個唯有自己信任的專家告訴我們可能面臨哪些風險，才會知道原來自己處在哪種風險環境中的時代之中。這產生了人們因過度依賴專家權威而導致脆弱性與依賴性的新人格特質，卻不考慮自身的階級狀況。我們可以得出這些結論：從新自由主義對個人身體的責任強調與醫療化的由下而上的建構看來，透過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醫療化其實呼應了 Michel Foucault 所探討的權力概念，權力存在多種模態且各以不同的狀態進行對於常民的滲透與蔓延。權力因此是生產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壓迫的，對於個體而言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醫療論述在建構上對個體重要性的強調，已使得醫療論述的要素內化至個體認知中。醫療化不再只是社會控制的壓迫形

建立信任的關係？當醫師說出自身的醫療場域中所得到的壓力時，為何病患家屬無法共情？醫師在當代狀況下被迫增加了多少情緒勞動？病患的焦慮：新自由主義的視角如果我們從病患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許能指出這是新自由主義下的醫療化而產生的焦慮。藍佩嘉在台灣的教養場域的研究中指出，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家長竭力向教育機關爭取選擇權來為自己的小孩取得最好的教養方式。本該相互作的親職與教育機關形成了互相對立的關係。然而，這種語法遮蔽了階級關係對於選擇的影響，使得家長將自我責任化，當自身因為各種可能的階級因素而無法為小孩達成自己所認知的最佳選擇後，則將自身的錯誤選擇道德化，將之視為自己的責任，而不去反思整體結構性的問題，這形成了新自由主義下親職焦慮的來源。而當我們將這套論述放在醫師、病患家屬與病患所構成的關係中，我們也能發現到類似的狀況正在發

式，也是個體主動建構自身的再技術化，而這種形構最為著名的形式也就是健康生活。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健康生活方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種個人階級地位之線索，這從健康餐的價格總是比一般餐點的價格還高就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這種健康生活。 Robert Crawford 指出，那些強調日常生活的風險的論述，如暴露於陽光下會有皮膚癌的風險，腦瘤的產生與手機的使用有關等，引發個人的健康恐慌。甚而，當代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疾病的汙名化並不符合 Erving 的範式，是他者與自身的 Goffman 互動過程，而是來自於自身對於自身疾病的污名化。許多日常生活一旦被納入醫療化的檢視範圍，便會出現許多「潛在風險」，他將其稱為「健康主義 (Healthism) 」。健康主義所推崇的正向心理學要求人們應該去思考種種正面的事物，卻忽略了病痛本身對於身體的影響，使得病患不僅無法真實地面對病痛，也無法真誠地將病痛那如自身的生命經驗中，使其成為一個純粹異質

生：病患家屬或病患以病人自主原則為依據，要求醫療機關應該提供自己特定醫療，包括這次的巴氏量表，的權利，而不聽從在他面前醫師的評估。而若是醫療人員無法達成家屬的訴求，則醫護人員甚至會受到醫療暴力的對待，顯示出台灣社會對於醫護人員的態度已經從相互信任託付逐漸轉向一種純粹的消費者關係，他們購買的是一個商品，而非醫療。若再不成，則轉換到其他的醫療院所進行消費，直到達到病患的目的為止。我們看見了病患的自我責任化使得病患與醫療機構形成了相互對立的關係，並且將自己無法獲得自己所選擇的醫療視為自身道德上的失敗，進而感到憤怒或焦慮，卻不考慮是否應該和醫師合作，討論在治療方案上的其他可能。新自由主義的醫療化是如何形構的？從表面上看，新自由主義無疑給個體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如彈性的僱用制度帶來員工流動性與短期工的增加，使得受雇者不確定感加深。其次，強調競爭力與自我功績使人們常處在高壓狀態中，這

性的存在。此外，正向心理學也代表著群眾之間的自我監視，透過排除那些不正向的思維與情緒，遮蔽了資本主義的結構性不平等，也壓抑改變人們團結起來改變社會的動力。醫師的壓力：教育社會學的比喻而當我們回到醫療端，我們可以發現到當代的臨床醫學的高度階層化與對於統計的高度依賴是醫護人員形成壓力的主因。高度階層化能夠卻到病患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客觀且秩序化的醫療，確保每次的醫治流程趨於一致。這種一致性不僅是為了病患，同時也是為了生產更多的醫療知識：一群客觀的醫治流程是根據制定好的醫療指引產生，而對於這些醫療指引的實證，通過統計數據的分析，可以做為醫療指引的修改依據，形成社群內的自我更新。這些醫療知識的生產不僅可以鞏固醫療機構本身的權威性，並且能夠作為政治機關制定公衛政策的參考。醫師的診治過程從此不只是對於病患而言，同時也是對於整個生命政治的治理體系提供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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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使機構後續的治療行為能有對身體控制的正當性。

因此，醫護人員逐漸盛行起防禦性醫療：透過各種檢查來滿足病

與 Theorell 在對於職 Karasek 場社會心理壓力的研究中指出，工作者會因為失去對於工作的控制，使得工作者無法無法對於自身的行為產生價值的理解並賦予意義，因而導致厭煩與無力感。若缺乏對於工作的決策能力，將會導致工作者對於工作內容無所適從，進而失去工作的動力。因此，高工作負荷和低工作控制的組合被稱為高壓力工作，以其無法對自身的工作價值產生認同，而醫護人員便滿足這樣的條件：在高度階層化的工作環境下長期工作，並且還需要受到病患潛在的暴力衝突。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這種情況更為明顯：瘟疫使得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激增，然而，病患與醫師的對立關係使得溝通等再技術化無法開展，相對隨之而來的只有對於醫療體系的不信任，導致各種心理或肢體壓力在醫療場域中，透過病毒的放大使其更為顯著。

身的負面情緒，強迫自身進行更多的情緒勞動。

透過對於病患與醫師兩端的分析，我們因此可以看到兩重的折射：

轉向：醫病關係的其他可能

患的各種要求，並且透過各種話語的掌握使其避免受到後續的訴訟，而不去理會自身的基於病患徵狀而進行的醫療判斷。而讓我們將視角重新回到巴氏量表，即「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的依據。當我們認識到醫師在裡面所需要評估的內容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內容做為一位和病患只存在短暫的診療關係而言，不免過於苛刻：如是否能獨立沐浴、是否有大小便失禁等，醫師並不參與病患的日常生活，又如何能夠為病患做出開立巴氏量表的決定？這無疑使得醫師進入低控制的狀態，陷入不是在開立後被檢察機關提告，或者是在拒絕後遭受病患與其家屬醫療暴力的風險。巴氏量表的存在有其必要性，這不僅保障國際移工的工作權益，也避免這項資源受到濫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於國族主義的最後界線。然而，其開立應該依賴與長期照護相關的機構，而非醫師。

那麼，這種體制是如何讓醫護人員產生壓力的呢？我們不妨利用教育學的視角分析：教育社會學者指出，教育體制的 Michael Apple 套裝化會強化教育者在教育場域的工具理性思維，因為這些教學指引使得教育的設計與執行的環節產生分裂，造成去技術化 (de-skilling) ，剝奪了教師實踐其教育理念的空間，讓教師備感空虛。然而，教育政策制定者可以透過再技術化 (re，將教師的注意力轉移到如 skilling) 班級管理、親師關係的互動等依賴技術所產生的學科上。我們不難發現，臨床指引的制定與新自由主義下對於醫療行為的消費主義化，對於醫護人員而言是去技術化的過程，而醫護人員試圖增加醫病溝通、進行照護相關的培力，則是再技術化的過程。而顯然地，在新自由主義下的病患與醫療機關的對立使得再技術化的過程無法產生，醫護人員不僅無法從醫病關係中得到心理上的滿足感，還需要在被病患送上法院的風險下試圖展開溝通，隱藏自

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中提出以下的觀點：「善意的父權主義並無排斥揚棄的必要。病人之自主權有賴於醫師善意的配合，始能真正實現。 ... 病人自主權係在傳統醫病信賴關係逐漸式微之際，發展出來的概念，若醫病關係能夠重建傳統的信賴關係，則善意的父權關係對於病人而言，何懼之有。第頁」) ( 192 這樣的方法顯然可以解決醫病關係中的第二個傷害性折射。

因此，更好的選擇是在醫療的過程中，除了治療 (cure) 之外，也增加關懷 (care) 的向度。醫護人員

然而，即使是善意的父權仍然是父權，我們也不可能在理解自己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回復成過去的關係。相對地，當我們在談論疾病的自主性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疾病本身作為狀態將使得病人及其身體產生斷裂，使得病人意識到自身無法管控其身體，而在這種狀態下，所謂理性的個人自主也是不合時宜的：當人的各種感官受到影響而使得其知性無法正常發揮時，我們又該如何探討理性？

不僅是在治療一場疾病，同時也是在關懷身處於一場生命危機中的個人。醫護人員愈是能夠透過交談或其他行動去關懷病人，他們就愈能夠了解到病人的處境，並了解到他為何感到憤怒與無助，而不是單純地躲在醫療法的保護傘下。相對地，病人要能獲得完整的醫療，他就不能只意識到自己的治療，他也必須關懷他在這場醫病關係中的對象，即醫護人員。病人愈是能關注醫護人員的處境，他就越能夠理解醫護人員對他提供的建議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下表述出來，同時也意識到自身的選擇權在身體與心靈的分裂時是如此的空虛。透過對於彼此的相互理解與相互承認，醫病之間才終於能達到一種近似於朋友的關係：在此關係中，中心既不是醫師或病人，而是彼此對於疾病的共同體悟。

病人與病人家屬希望能夠看到能夠為自己提供特定醫療服務的醫師，但卻沒有意識到自身對於健康的選擇權的追求已經造成了自身與醫療機關之間的對立，而非互助合作化解病痛的團隊。醫師希望能夠看到符合病人角色的模範病人，可以正常與其溝通，對於自身的疾病有所認知並願意理解醫師的囑咐，但卻沒有看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下病患對疾病的自我責任化與對於治療的選擇焦慮。這兩重視角的折射構成了醫病關係的傷害性邏輯，不僅使得醫病關係無法有效進展，也使得醫病兩端陷入了壓力與焦慮之中。縱使台灣已經開始研議在法律政策的層面上改善醫護人員的工時待遇、將護病比納入考量，台灣的醫療場域的職業社會心理危害的防治仍然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而這涉及的是整體的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革，需要的是一個醫病關係相互信任的脈絡重構，一種既不是以醫師為中心，也不是以病人為中心的相互承認邏輯。關於病人自主權與醫師診斷的平衡，台大法學院教授陳聰富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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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臺大醫訊

—封面故事—

封面取自醫學人文館的高木友枝塑像，其作為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校長，在任內著力於屏除種族偏見與推進醫學生的品格教育，象徵著台灣進入現代醫療體系的濫觴的同時，也是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肇建者之一。在這次影響人類歷史甚鉅的新冠疫情中，百年前的高木友枝校長也戴上現代的口罩，一種跨越時間藩籬的新鮮感便油然而生。如果說，高木校長使我們反思醫學的人文價值，那麼戴上口罩的塑像便是讓我們思考，在新冠疫情的逐漸遠離的當下，我們做為醫學生能在瘟疫中學習到什麼？我們能夠透過疫情，學習到怎麼樣的社會關懷與實踐？而這，也便是本期醫訊所想要向讀者們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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