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fengshuxun no 430l by Jifeng Books

 编后小记

编后小记这是 2016 年的第一期书讯，开年半个月，中国的股票市场又给人许多意外，那个熔断机制用了没几天，中止了。还是说书吧。

在这期的书单上发现“白杰明”的名字，我是有点意外的。多少年来，白杰明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以至于忘了他最初的本分是一位中国的研究者，他的关于中国研究的作品，也是这些年来持续引进和持续热闹的“海外中国学” 的部分。但我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只是部分的真相，因为在 1974 年，当白杰明他们这批年轻的留学生来中国的时候，原初的想法很可能并不是做一个中国的观察者或研究者，他们很可能就是来参加革命的。而事实上，据说他们那批 40 多人的留学生中，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德国红军、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军的成员。但老白留下来了，在众多研究中国的西方人中，他成了一个少有的长期并持续卷入中国的各种争论和事件的人，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具有老白这样的中国经历的西方人，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大概是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认识他的，当时介绍他来的一位前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外国人，他的中国知识不会比你们少。那个时候，就听说他正在做丰子恺的论文。老白来了之后就与我们一起煮蹄膀、喝酒，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估计他也顾不上丰子恺了。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刘擎家，他讲起刘宾雁，说刘常常让他想起他家附近教堂的牧师，但区别则是，若说刘是位烈士，那么那位牧师则是一个圣徒。这句话令我印象很深，此后凡政治建设越困难，越会觉得这个差别的重要。我们甚至还会讨论王朔，老白认为，王朔那些颠覆性的语言，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动乱”，这句话在 92 年的时候，还被我 2

 编后小记

引用到一篇谈论意识形态解构的文章中去。而我们“三辉图书”已经销售了 10 年的《娱乐至死》，也是老白在 90 年代后期推荐给我们的。

转眼，这一代人快过去了，白杰明的这本终于写完、还得了列文森奖的《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也终于有了中文本，但这一代人的爱和恐惧、无畏和关怀，仍未了结。我们也许还能工作 10 到 15 年，但眼下的事则是，告诉书店的采购部，多进些《艺术的逃难》，帮老白多卖几本。

本期新书还有一本《邓力群自述：1915—1974》，非常值得注意。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是在香港出的，国内不能发行，那本是从 1975—1987 年。这本则大张旗鼓地由人民出版社出了。邓力群当年有左王之名，却是位提携青年、品行坚硬的人。这本自述有很多可读之处，起码，你可看到中共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理论干部，对马列经典的熟悉程度，这是今日的官僚们完全不可比的。

2016.1.14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 目录

《光辉岁月，不说再见 : 香港音乐时光书》《碧山（08） : 永续农耕》

季风本周排行季风本周推荐第一部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现代法国的起源：新秩序 : 新秩序》《被误解的民主》《灾难共和国》《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 葡萄牙人在印度》《新编剑桥印度史 : 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五分册） : 莫卧儿帝国》《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二部分《<少年中国>通信集》《<申报>通信集》《直言：1978—2012 中国话语》《通往古拉格 : 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被改变的过去》《特立独行的企鹅 : 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艺术的逃难 : 丰子恺传》《镜中瑕疵 : 我的自画像》《癫狂的纽约 : 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

学术类非学术类

季风活动预告低卡三餐，迎接健康新生活 ----《低卡料理家》新书签售学习哲学，一份受益终生的厚礼------季风人文讲堂青少年哲学讲座试听

声音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戴锦华：我们急需新的全球连接来应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

评论在风雨中不随风而动——《文汇读书周报》原主编褚钰泉的风雨十六载中国科幻为何在 80 年代陨落？

三辉链接化作一艘小船，随波逐流

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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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现代法国的起源：新秩序：新秩序》《被误解的民主》《灾难共和国》《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一分册）：葡萄牙人在印度》《新编剑桥印度史：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五分册）：莫卧儿帝国》《邓力群自述：191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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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 [英] 戴维·毕瑟姆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6-12 / 78.00

简介：《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是英国著名韦伯研究专家戴维·毕瑟姆教授花了两年时间创作的关于韦伯政治社会学思想的著作，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韦伯政治思想的专著。第一版出版于 1974 年，本书依据 1985 年第二版译出。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从总体定位、科层制、议会民主、民主主义、社会阶级与国家、民选领袖和政治实践等方面详尽地分析韦伯政治思想的特色及其现代价值，是韦伯研究学中的名著。戴维·毕瑟姆，英国社会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荣休教授。毕瑟姆教授对韦伯、米歇尔斯、马克思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颇有研究，而且他在促进民主和维护人权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iy ofModern Politics)(1974)、《权力的合法化》(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1991)以及《官僚制》(Bureaucrac)(1996)。节选一个普遍虽是肤浅的误解是，韦伯的政治著作不具备其社会学著作所具有的那种科学客观性，其中只不过包含一些韦伯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例如，H·迈耶（H·Maier）认为，与韦伯早期之后的科学著作中日趋增加的客观性相伴随的是他充满非理性的政治评价。他写道：“在[他的]充满高度激情的时评的千层饼（strudel）中不可能找到任何连续性。”这不仅是对这些著作的不当评价，而且也误解了韦伯所理解的经验分析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尽管韦伯极力防止社会科学从属于政治目的，并且尽量把政治分析与政治宣传加以区分，但同时，他又主张，正确理解现实乃是政治成功的前提条件。正确的经验分析无论是对于政治来说还是对于科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识别错综复杂的形势的能力是政治家的德性也是学者的德性。 V·舍尔丁（V·Achelting）在其对韦伯方法论最为全面的分析中曾经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写道：负责人的政治行动的“实现与否取决于行动者获得关于经验关系的客观有效的知识的可能性，这些经验关系事关那些与行动者的立场有关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对此没有人能比韦伯更清楚这一点。目录第二版导言第一章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政治著作政治与理论政治与理论社会学第二章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宣传家的韦伯经济变迁与民族利益自由与俄国革命战时德国的官僚制与政治领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的韦伯第三章官僚式理性的限度官僚行政的大势所趋作为一个权力群体的官僚群体作为一个有地位的阶层的官僚群体社会主义、僵化与奴役第四章议会与民主作为政治领袖训练基地的议会大众民主与精英作为自由保护者的议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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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国的起源：新秩序 : 新秩序》 [法]伊波利特·泰纳 / 刘毅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5-11 / 78.00

简介：伊波利特·泰纳著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新秩序》为《现代法国的起源》的最后一卷，本卷讲述的内容，是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督政府无力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和法国的安全，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军人出身的拿破仑挺身而出，在军方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掌握了法国的政权，通过一连串的对外战争击败了反法联盟，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和法国的安全，并且在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法国重新建立了新时代的秩序。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英国文学史》《现代法国的起源》等。在历史学领域，泰纳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化，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对后世历史学和法国政治思想史有重大影响。节选《现代法国的起源》的第三部分和最后这部分内容共有两卷，第一卷结束后，第二卷讨论了教会、学校、家庭，描述饿现代社会环境，关注了我们这样的社会在新环境下生存的便利和困难：再次，过去与现在水乳交融，这一切酝酿完成后，正通过我们亲眼所见的他一切延续下来，绵绵不息。国家体制风雨飘摇，比前两个体制更加岌岌可危。实际上，从现在开始，旧制度和大革命已经全部完结，那个时代终于寿终正寝。我们目睹了结局，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发展的进程。然而，后续的结局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从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开始的庞大体系还没有尘埃落定，由盛转衰的进程还未到来：1800 年以来，经过八个政治体制的更迭，整个社会秩序仍得以保留，几乎纹丝未动。最终的成败得失只有我们的子孙知晓。目睹了结局，他们就会以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对整幕剧做出评价，而迄今上演过的只有四幕剧。同时，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生活良久，我们都已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了。无论怎样文过饰非，我们仍会觉得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设想还有另外更为健康的形态。糟糕的是，我们对此很是反感：因为这样的观点会使我们马上想到比较，进而加以评价，其中有很多观点不仅是对体制，而且使我们自身的负面评价以及理据充分的指责。目录作者序

第一卷拿破仑•波拿巴第一章他的性格和天赋的历史重要性第二章他的思想、激情和智慧第二卷新国家的构建和特点第一章组建新政府第二章公权力第三章新的政府组织第三卷制度的目标和功绩第一章社会秩序的恢复第二章税收和征兵第三章野心勃勃与妄自尊大第四卷制度的缺陷和效应第一章地方社会第二章 1830 年以来的地方社会第五卷教会第一章道德体制第二章天主教教会第三章教士第六卷学校第一章公共教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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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民主》包刚升 / 法律出版社 / 2015-10 / 40.00

简介：本书书名题目取自包刚升在《东方早报》的知名系列“民主三论”。本书为其就民主与民主转型、国家治理、中国改革等相关问题的的思想评论合集。书中作者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民主转型、国家治理、政治转型以及中国改革。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这是一项填补政治学空白的研究，它以四个国家民主实践的宝贵经验为范例，提炼出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启迪人们对于建立何种民主体制的思考。这是吹向观念论域的理论清风，使得笼罩民主的雾霾无法藏身。人们不会因歪曲而迷惑，对民主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包刚升，浙江海宁人，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 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从事访问研究；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2014 年），该书获评“《新京报》2014 年年度社科书”及“《纽约时报》2014 年 19 本中文好书”；《被误解的民主》一文获评“2014 网易华语新媒体大奖之年度评论奖”。节选创造新思想、影响人类命运的不仅仅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还包括很多政治学家。比如，尽管“国家”是人类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创造物之一，但如何认识“国家”一直以来都充满争议。活跃于 17 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因此，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在霍布斯之后，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主流思想界却转向了限制国家权力和强调分权制衡的立场。这一传统发轫于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此后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大体支配了西方世界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式。尽管美国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几个著名篇章中反复强调联邦政府的必要性与政府效能的重要性，但这并非西方知识界的主流。所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理论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到 1980 年以后，随着国家理论的兴起和“把国家找回来” 学派的出现，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才取得有效进展。特别是，著名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弗朗西斯·福山介入这一领域之后，

国家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有更多机会走出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职业学者群体，而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福山先在 2004 年出版了题为《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的小册子，他强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 目录序言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篇民主转型与民主困境被误解的民主再谈“被误解的民主” 三谈“被误解的民主” 民主的问题与机会岛屿的寓言：谁之统治？何种秩序？为何有的民主政体会崩溃？从民主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第二篇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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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共和国》刘俊 / 法律出版社 / 2015-10 / 45.00

简介：21 世纪的世界因金融危机、恐怖袭击和环境巨灾等灾难频发益加复杂，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置身这三大灾难于事外。本书作者从 Richard Posner 领军的法经济分析学科，沿着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提出反恐焦点在情报，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持。气候变化应对焦点是认真对待碳的社会成本；经济危机应对关键在保障年轻人在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此外，贯穿本书的成本收益分析，能向 “我们人民”展示选择道路所付代价和所获收益。刘俊，1980 年生，江西安义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副教授，2004 年起在华政讲授国际金融（双语）、国际经济法、银行法（双语）、世贸组织法等课程。著译作品包括《牛津国际法史手册》《国际金融法律与监管》《各国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比较法研究》《银行家薪酬监管法治变革及其超过》《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金融版图法制变革》等。节选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美国“迷失在新世纪”。 See Paul R.Krugman，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W.W.Norton 2003.众所周知，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处世素有牛仔作风的德克萨斯州州长布什（George W.Bush）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推上总统宝座。将来人们回顾布什总统的 8 年任期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9?11”恐怖袭击中轰然坍塌、美国为发起伊拉克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一片混乱和自 1929 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迷失主要表现在恐怖袭击、环境巨灾与金融危机三方面。而美国知识人给出详尽数字，直指美国在应对这三大灾难的失败：（1）“‘9?11’ 恐怖袭击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最终花费（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疗养费）远超 1 万亿美元（约合 6.15 万亿元人民币），是伊拉克 GDP 的许多倍。” ［美］保罗?克鲁格曼：“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 年 8 月 19 日版。（2）2008 年金融危机被评价为“世界的银行体

系在当年秋天崩溃，被接入重症监护的生命维持系统，代价是若干万亿美元”；［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而这场银行业危机的真正遗产是更高的公共债务，布什政府任内 8 年，公共债务（社保和其他补贴项目形成的国家债务总额，减去联邦债务后由全体美国人承担的部分）翻倍。到 2010 年达到 7.5 万亿美元，相当美国当年 GDP 的一半；2014 年更高达 14 万亿美元，与 17 万亿 GDP 相差不远。

目录第一章概率与应对失焦一、无概念的概率（一）预防下一次袭击：情报与概率（二）百分之一的误区二、焦点模糊（一）终结脏污能源政策是气候变化应对之奏曲（二）页岩气最可能强化传统碳氢化合经济（三）能源转型与电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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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吴根友、孙邦金等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15-11 / 298.00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明确地揭示了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在近百年的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成果中，第一次明确地从理论上阐明了乾嘉时代哲学的整体性特征；其二，从语言哲学、实证哲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乾嘉时代的语文学研究与考据学研究所包含的独特语言哲学特征及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乾嘉时代的哲学独特性做出较新颖、独特的阐发。其三，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古典语言学、历史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吴根友，1992 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院长、国学院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著述十多种，其中《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一书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主持多个课题：1. 近四百年理想人格变迁之反思（2001——2003 年）； 2.戴震与十八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001——2004 年）；3.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2005—2008 年）等。

节选 20 世纪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大体上有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梁启超、胡适开创以西方文艺复兴为参照系的范式，提出了明清学术、思想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的说法。侯外庐、萧萐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明清哲学，提出了明清“早期启蒙说”。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将明清哲学看作是宋明理学的余绪，简称之为“余绪”说。当然，新儒家内部的具体说法有十分大的差异。钱穆、余英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考察明清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内在关系，可以称之为“内在理路说”或“转出说”。不同学术范式或学术路径下的明清学术、思想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这一方面展示了明清学术内容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理解明清学术的真相与全貌带来了困难。本书总结了上述四种范式或学术路径的研究成果的合理内容，吸收了现代国际汉学界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灵活运用现代西方哲学学科之精神，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与思想的性质、特征及其哲学方法论，以及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关联做了深入的考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乾嘉时代广义的语言学研究与制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果，为乾嘉时代提供了新的人文知识，从而对于

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目录第一编 20 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历史反思第一章梁启超、胡适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第一节梁启超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二、梁启超对戴震哲学思想的分疏三、清代学术是“研究方法的运动”，而不是“主义的运动” ——梁启超对乾嘉学术本质的界定及其得失评价四、梁启超对戴震与乾嘉学术的研究的特点及其内在局限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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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 葡萄牙人在印度》 M.N.PEARSON / 郜菊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4-1 / 49.00

简介：《新编剑桥印度史:葡萄牙人在印度》以客观的数据和可查证的多方史实，分析研究了葡萄牙人从 15 世纪到达印度后，双方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内容包括：葡萄牙人到达印度、运作体制、对官方体制的评价、天主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等。作者：（新西兰）皮尔森译者：郜菊

节选在 16 世纪，香料当然是围绕着葡萄牙帝国的主题。直到 15 世纪 70 年代，欧洲不再寻求亚洲的香料，因为通过从红海（Red Sea）到亚力山大（Alexandria），再到威尼斯（Venice）的传统路线，欧洲各地的香料供应已相当充裕。葡萄牙各社会阶层在扩张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有证据表明，尽管关于这个证据还存在着争议，15 世纪，土耳其人在地中海东部崛起，封锁了热那亚的一些传统投资区。作为补偿，热那亚的一些大银行家转而投向了葡萄牙。他们的投资从财力上促进了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农民的作用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历史学家指出，15 世纪人口的增长弥补了黑死病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当时出于“安全阀”的目的（为了缓解人口的增长压力）。就有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然而，这一点看上去不那么具有说服力。15 世纪的葡萄牙的确是一个又小、又穷的国家，人口不到 100 万，城镇能够轻松地吸收任何剩余的农村人口。显而易见，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愈发削弱了那些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实力。事实上，贵族们不仅饱受缺乏劳力之苦，而且与阿维兹王朝（House of Aviz）的君主相比，处于相对劣势。阿维兹王朝从 1385 年到 1580 年统治葡萄牙。王室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葡萄牙自身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是 1385 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结果。1385 年，葡萄牙国王击败了卡斯蒂利安人的进攻，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当时，葡萄牙的大多数贵族站在外国人一边，结果，由于自己的错误选择，他们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因此，葡萄牙的贵族在农村的地位和对君主非同寻常的作用方面都面临着双重危机。1484 年，一个非常强大的贵族，实际上是地位最高的贵族，即布拉干萨公爵（Duke of Braganga）因为叛国罪被处死，贵族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扩张，意味着新的土地和新的荣耀，甚至使人回复到原来的日子，故而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君主的作用同样备受争议。亨利王子作为航海家的形象长

期存在。亨利王子是若昂一世（JoaoI，1385-1433）的幼子，他在休达被封为爵士。据说，亨利王子毕生都致力于航海事业，从而从侧翼包抄穆斯林。他以葡萄牙最西南的萨格里什（Sagres）为基地，建立了航海学校，培养水手和领航员，派出了一只只探险队沿着西非的海岸航行。目录序言葡萄牙的统治者（1385-1910）葡属印度的总督（1505-1961）术语表导言第一章葡萄牙人到达印度第二章运作体制第三章对官方体制的评价第四章印度一葡萄牙人社会第五章天主教教徒和印度教教徒第六章衰落和停滞第七章迈向再一体化文献述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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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印度史 : 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理查德·M.伊顿 / 马骥、杜娟、邓云斐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4-1 / 62.00

简介：《新编剑桥印度史·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详细叙述了 14 世纪早期到 18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兴起这段时期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历史。通过生活于 1300〜1761 年间不同年代的 8 个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的生命历程、生活轨迹，展现印度德干高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这 400 年间的社会、宗教、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变迁。理查德·M.伊顿是研究印度前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出版物包括《伊斯兰教兴起和孟加拉边疆，1204-1760》（The Rise of Islam and Bengal Frontier,1204-1760）(1993 年)；《印度伊斯兰教传统，711-1750 年》（India’s Islamic Traditions, 711-1750）（2003 年）；《寺庙亵渎与中世纪印度穆斯林政权》（Temple Desecratio and Muslim States in Mesieval India）(2004 年)。

节选在 1996 年 1 月初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覆盖了华盛顿特区。我坐在史密森尼城堡（Smithsonian Castle）童话式的他楼上的那间狭小的书房里，停着冰冷的寒风在狭窄的哥特式的小窗户外呼号。当我幻想着在那些已然毁弃但却魅力依旧的 19 世纪的遗迹中取暖的时候，我的思绪浮离了这个世界。在我作为研究员在伍德罗·威尔森学者中心度过的这一年中的这个寒冷的日子，我正在反复思索着“德干社会史”的一些问题。首先我必须要解决一些棘手的概念性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地理属性问题。大多数的印度历史学家在描写或是简单地假象那些紧密相连的核心地区时，区域划定的特征主要是考虑其稳定性以及长期的政治文化机制。就像磁铁一样，有向心力的政治中心会吸引军队、研究者、外国访客、远途商贾，以及最为要进的宫廷编年史家。最终，得益于这些群体留下的大量重要数据，这些地区同样吸引了现代的历史学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印度北方、孟加拉（Bengal）或是泰米尔（Tamil）南部这些核心地区能够相对较好地为历史文献所覆盖。但是相对而言，德干是一个充当候补角色的地区，一部分是因为它并非为长久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确，也曾有过一些零星的时期，存在着来自一些王国都城的帝王统治，如遮娄其王国的格利亚纳城、巴赫马尼王国的比德尔城和维查耶拿加尔

王国前三代朝代的维查耶那加尔城。目录致谢导言第一章普拉塔帕·鲁德拉（1289-1323 年在位）：地区王国的终结王公的新衣和新头衔卡卡提亚王国的边陲社会在瓦朗加尔城堡的城墙上区域性的王国和苏丹王国对普拉塔帕·鲁德拉的记忆小结第二章穆罕默德-吉苏-达拉兹（1321-1422 年）：穆斯林的虔敬与国家政权从德里到道拉塔巴德两个家族的故事：桑伽马和巴赫马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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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印度史（第一卷第五分册） : 莫卧儿帝国》约翰·F.理查兹 / 王立新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4-1 / 72.00

简介：《新编剑桥印度史：莫卧儿帝国》详尽描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之一的莫卧儿帝国从 1526 年初创，历经其对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再到它在 1720 年瓦解的历史全貌。书稿以时间为经，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田赋、宗教等内容为纬，在集中关注莫卧儿诸帝军事成功及其领土扩张动态的同时，作者也考虑到了他们在田赋、货币和军事组织方面的制度革新，意识形态的嬗变，以及皇帝们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莫卧儿帝国特有的扎吉尔体系制度，探究了莫卧儿印度同早期现代世界的联系。作者约翰·F.理查兹，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版了大量关于莫卧儿时期印度的著作。他的著作包括《戈尔康达的莫卧儿政府》，还作为编者编辑了《莫卧儿印度的帝国货币体系》和《南亚的权威和王制》等书。

节选印度穆斯林边疆的遗产、中世纪的印度经济以及同欧洲的新关系，都帮助营造了有利于一个帝国在北印度星期的条件。但这些条件绝不能保证这样一个国家的兴起，或这个国家将由帖木儿人来统治。莫卧儿帝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创建者和建设者的能力和幸运。莫卧儿帝国的两个创建者——巴布尔和继承了其王位的儿子胡马雍（Humayun），最终赢得了同阿富汗人争夺北印度主导权的艰苦斗争。在这场冲突中，莫卧儿诸君尽管是国王，却很少被视为皇帝。他们奋战，有时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以便能够在北印度富饶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创立一个莫卧儿国家。他们的首要敌人是已经取代突厥人和波斯人成为北印度最强大和分部最广的外来穆斯林集团——阿富汗人。在洛迪（Lodi）王朝时期，数千阿富汗士兵和商人已经从阿富汗的山谷迁徙到北印度平原。许多人像洛迪王朝的创建者布鲁尔·洛迪（Buhlul Lodi）一样，能够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陆上马匹贸易。北印度对坐骑和战马的需求为中亚草原上的悍马创造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截至此时，这些阿富汗冒险者中的许多人已经作为控制着信奉印度教的农民的地方豪强定居在这块土地上。目录前言

导言第一章征服和稳定巴布尔：1526-15305 年胡马雍：1530-1556 年阿克巴：1556-1605 年巴伊拉姆·汗的摄政走向亲政新征服乌兹别克人的反叛新贵族集团品级奇图尔和兰桑波尔帝国要塞第二章新帝国一座伊斯兰城市新征服东进：比哈尔和孟加拉皇帝态度的嬗变君主与乌里玛 1579-1580 年的反叛作为军事统帅的阿克巴王朝意识形态门徒和曼萨卜达尔拉合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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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自述：1915—1974》邓力群 / 人民出版社 / 2015-11 / 69.00

简介：本书是邓力群同志关于自己 1915 至 1974 年（60 年）革命经历的自述。全书共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老家到北平（桂东老家；从长沙到北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第二部分：延安八年；第三部分：东北岁月；第四部分：新疆三年；第五部分：从中办到《红旗》（在中央办公厅；八大前后；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陪毛主席读书；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编辑《刘少奇选集》；七千人大会前后；西楼会议和 1962 年调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1963—1964 年的文字工作及其他；参加“四清”；“文革”初期；干校生活；回北京以后；简短的结语）。邓力群 1915 年出生于湖南，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2015 年 2 月 10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100 岁。节选 (二)我的祖辈山口这一支是从流源分过来的，那是迁到流源后的第五代以后了。我家是一个大户，在山口村有三座房子，一座砖房，还有两座差_些，半砖、半土。我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去世了，还有一个继祖母在。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七八十岁了。她没生儿女，跟我们家一起生活。这个老太太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坐在房檐底下，戴着老花镜，搓麻线，不是纳鞋底，就是纳袜底和鞋垫。我们全家的鞋底、袜底都是她纳的。在我的印象里，她老人家一辈子就干这件事。祖父邓碧华，号树庵，有六七十亩地，算个中等地主。据大哥说，他有廪生的功名。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祖父母生育的儿女，真正长大成人的是四儿一女。姑妈在我懂事以后就不在了。 (三)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名邓肇垣，又名恪诚，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算起来，我祖父的四个儿子中，境况最好的就是我们老三家了。据我母亲讲，我们家一贯重视让小孩读书。父亲小时候就在祖父的私塾里念书。我母亲一姓唐，她父亲是地主，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三，人称三姑娘。母亲比父亲大三四岁。当时桂东有这种习惯，男的岁数小，女的岁数大，普遍如此。大约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二年，父亲考

上了前清的秀才，是在郴州考的。母亲对我讲，那时赶考可难啦，交通不方便，地区也穷困。父亲赶考时挑着担子，一头是小锅、大米、冬菜，一头是几本书，笔墨纸砚。挑着担子，走三天的路程，到郴州赶考。进考场时，检查得非常严格，除了书、笔墨和吃的以外，什么都不准带进去。进了考区以后，各人做各自的饭，要关在里边好几天。这次父亲考上了秀才。目录一桂东老家 (一)流源山口村 (二)我的祖辈 (三)我的父亲母亲 (四)我的伯父、叔父和堂兄妹们 (五)我的哥哥姐姐 (六)我小时候 (七)我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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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少年中国＞通信集》《＜申报＞通信集》《直言：1978—2012 中国话语》《通往古拉格：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被改变的过去》《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镜中瑕疵：我的自画像》《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碧山（08）：永续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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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通信集》周月峰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15-10 / 71.00

简介：《少年中国通信集》为民国时期报刊《少年中国》所刊各类往来通信之结集，论题涉及广泛，有当时实际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热议之题，可见当时知识界之思考状况和主张。这一批往来通信直接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民国时期人们思想的转向。此次进行辑录、整理，旨在便利读者、研究者之阅读，以便视野之拓展及研究之深入。周月峰，浙江大学历史学本科、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曾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

节选上海本会同人致北京本会同志《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1 期， 1919 年 7 月。北京本会同志诸兄公鉴：日昨上海会中同人曾聚会一次，对于会中呈一意见，伏乞诸同志之采纳。意见维何？即主张以后月刊中发表文字，宜取绝端慎重态度。现政界及社会普通人物，学识甚浅，不知审别，往往误认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以为会中之主张文字。又复不顾言论自由，竭其力之所至，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夫果为主义而见辱，实学者之勇气，固当不屈，但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况吾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之文字而危及全体之进行，则不若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则政治社会诸问题，不解自解。且较有根据矣。即吾学会已有一定主义，亦在积极进行，无取张明旗帜，以召横祸，况尚在研究时期乎？作事有经有权，学会全体之进行事大，个人言论自由，比之较轻，因个人而危及全体，智者不为。社会黑暗既已如此，吾人不得不暂时忍辱，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求得真理，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发扬蹈砺，死以继之，则不失学会之精神耳。设创始之初，即遭摧残，固属社会之罪，实亦吾人之不智也。故同人等主张月刊文字，暂时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以求维持学会之巩固。即发阐主义，总注意毋危及学会存亡，审度时势，暂时从权，实至要也。诸同志以为如何？乞加裁夺。此请大安。上海本会同人公启北京本会同人致上海本会同志《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1 期， 1919 年 7 月。

上海本会同志均鉴：来函敬悉。本会发起之初，曾经宣言，同人研究学问，思想均极自由，会中并无约束，所有著作，皆由作者自行负责，本无限制之必要。惟《少年中国》月刊为本会发表言论机关，恐外间不察，误认个人主张为本会全体意思，且际此黑暗时代，发表言论，尤应慎重。故北京同人对于上海同志之建议，极表同情。…… 目录凡例上海本会同人致北京本会同志北京本会同人致上海本会同志李劼人致王光祈周太玄致曾琦曾琦致周太玄、李璜李璜致左舜生李璜致周太玄黄日葵致王光祈、曾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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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通信集》张亚红、张卓群 / 福建教育出版社 / 2015-10 / 65.00 .

简介：张亚红、张卓群所编的《申报通信集》为民国时期著名报刊《申报》所设栏目《读书问答》之文章结集，辑录《申报》编辑部与读者来往通信，时间跨度为 1934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所议论题丰富多样，涉及广泛，除有与读书相关的具体问题外，更有当时实际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热议之题，由此可见当时普通民众之“民意” 的表达，以及知识界之思考状况和主张，这一批往来通信直接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民国时期人们思想的转向。此次进行辑录、整理，旨在为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提供阅读，以便视野之拓展及研究之深入。张亚红，浙江大学历史学本科、硕士。现为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文博副研究员，著有《宁波明清海防研究》。张卓群，浙江大学历史学本科、硕士。现为浙江大学档案馆编研展览办公室副主任，从事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节选论“自学” 昨日，周秉南君提出“一个毫无根底的人果能从自学中成就他的所学吗”一问题，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本部开始与许多业余朋友作学问上探讨的时候，实在这是具有非常的意义的一个先决问题。自然，我们应将这疑团首先粉碎，我们应有自信，不仅读书如此，即从事其他一切事业都不能例外。失了自信，只有颓废，不能生出向前迈进的勇气。这是千真万确。关于“自学”是否可以获得成功，这要从几方面来说。从学问的性质说，自然科学，毫无根底的人是不便自学的，因为这门学问最主要的在实验，离开实验，没有相当的环境（实验室科学馆），专从书本上去追求，是无用的。所以，其成功是困难的。以外如“语文学”也是一样，学习外国语非练习“说” 不可，自修可以得到“看”、“写”的成功，但无“说”的环境，“说”的成功之〔是〕困难的。至于文学与社会科学则不然，它的取材是整个社会生活，任你如何去吸取是取之不尽的，只要你忠于实践，不歪曲真实，你从实际日常生活中就不知不觉受到训练了。你再加以理论的探讨，或技术的修养，说不定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再从“成功”二字说，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许多人以“成名”为成功，但真的成功者不见得眼前即成了“名”，尤其是在艺术方法是如此。有些人以能博得物质的报酬多少为成功，也有人视为取得“博士”、

“硕士”头衔为成功，世间也还有看不起这些，却专为自己的胜业努力，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管世俗的一切酬报的。不过，就我们这些穷小子说，以上这些的“成功” 的解说，都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读书的态度不是为显达，不是想做学者，更不是为的“名山之业”，我们为的是实用，是认识实际生活，和如何去奋斗，以开展自己或大众的生活。目录凡例论“自学” 学说的纷歧与正确理论的把握我们所需要的“读书指导” 关于选择学习科目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孰为重要与急需读书计划(一) 读书计划(二) 怎样训练我们的头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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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1978—2012 中国话语》刘青松 / 当代中国出版社 / 2016-1 / 59.00 .

简介：《直言：1978—2012 中国话语》是一本大众历史读物，却比普通的大众图书多一分思考与厚重。它以编年体的结构，选取了 1978—2012 年间反映当时社会变化及社会心理的各种话语，生动真实地呈现了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侧影，是一份跨越三十余年、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当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鲜活的生活轨迹和社会心理历程。

刘青松，生于 1975 年，重庆万州人，有多年媒体、出版从业经历，现为自由写作者，已出版的图书作品有：《真话》、《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等。

节选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978 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 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20 世纪 80 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轧马路 1978 年，时年 34 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

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 10 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很多人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 目录目录 1978 年：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我有红心，不收情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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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古拉格 : 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杰里米·普尔曼 /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15-10 / 39.80

简介：《通往古拉格: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是一部特别的传记，传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条名叫“弗拉基米尔” 的路。它见证了人类踏上这里的足迹。沙皇、战争、饥饿和财富，都曾走过这条路。它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尸骨之路，直通古拉格——沿途的 500 多个集中营。这个地方只有流放，只有苦难。作者重走弗拉基米尔之路，用心体会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为了认识俄罗斯民族的过去和现在。《通往古拉格: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记录作者这段特殊的心路历程，走进许多因弗拉基米尔路而命运多舛之人的内心，既有史诗般的气魄，又有细腻的笔触。杰里米·普尔曼（Jeremy Poolman），生于英国，在英国接受教育，迄今已发表 7 部著作。部著作《关于亚利桑那州的有趣事实》为他赢得英联邦作家大奖和佳处女作奖。随后又发表了《勇敢者之歌》《我的美国》和《皮肤》。其纪实作品包括他为伊丽莎白·贝肯·卡斯特写的传记《掩藏的伤口》和为他高祖父吉普赛·杰姆·梅斯所写的传记，他这位祖先是世界上后一位不戴手套拳击的重量级世界冠军。节选他说，在读到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他没有哭过。约瑟夫·斯大林死后，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获得了释放，过了十年的自由生活。他说，他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不管是由于痛苦、悔恨还是愤怒。但当他翻开这本书，他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突然，在他被流放和监禁的 9126 天里没有流过的眼泪，像决口的大坝一样，汹涌而出，简直可以把他淹没。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他，除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他也受不了任何人的陪伴。他说，眼泪湿透了棕色的书页，他感觉自己像在书里爬来爬去，就像一个新生婴儿在出生的一刻看见了这个丑陋的世界，心里充满强烈的不安和恐惧，拼命想立刻回到安全而温暖的子宫里。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停下了，靠在椅子上，仿佛布置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完了？”我问。他耸耸肩。我问他是否真的都读完了。那些奇怪的文字实在费解，难道没提他都干些什么事情，否则怎么会被监禁呢？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说，这个人是恐怖分子，够分量吧？我问他报纸上说这个人到底干了些什么。

他又耸耸肩。“这个人收集邮票。”他说。 “集邮？”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我问他是否就是邮政局发行的邮票，你用舌头舔舔然后贴在信封上的那种东西。 “当然了。”他说。我问他报纸上怎么说的。很明显他不太情愿，疲乏地长长叹了口气，他还是重新开始读报纸。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这个人——他叫马克西姆·古日亚诺夫——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在 1941 年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的 20 年里，这家工厂一直生产割草机和拖拉机；开战以后，工厂调整生产，为乱得一团糟的红军制造坦克。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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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被改变的过去》 [英]理查德·J·埃文斯 / 晏奎、吴蕾 / 中信出版社 / 2015-12 / 45.00

简介：假如，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罗马；假如，拜占庭帝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假如，拿破仑并未输掉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假如，萨拉热窝的那颗子弹没有打中它的目标；假如，那名想要成为画家的奥地利人如愿以偿地进了维也纳学院；假如，英国并未参与“一战”；假如，纳粹德国的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假如，阿尔·戈尔当选美国总统； …… 这些命运的一点小“扭曲”，是否会带来撼动整个世界的后果？这些“假如”经常成为某种文字游戏的主题，或是某部科幻小说的背景，人们总是忍不住想象它们成真会如何，想象历史上的重大时刻都朝另一种方向发展，我们现在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便将焦点集中于这些“假如”，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为我们展示了众多精彩的“虚拟历史” 与“反事实叙事”，带给我们阅读与想象的双重乐趣。理查德·J·埃文斯，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英国皇家钦定现代史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历史学会以及不列颠学院的成员。2012 年，由于在学术上上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皇室授予爵位。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近 20 本著作，其中《揭秘第三帝国》在英国销量 25 万册，并获奖无数。节选假如呢？假如希特勒丧命于 1930 年的一场车祸，纳粹党是否还会上台？“二战”是否还会爆发？600 万犹太人又是否还会遭到屠杀？假如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美国奴隶制是否会更早废除？1860~1865 年的南北战争是否就可避免？假如贝尔福当年没有签署《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国最终是否还能成立？假如列宁没有在 50 岁出头时就去世而是多活了 20 年，那么残酷血腥的斯大林时代是否可以避免？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是否会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其艺术、文化、社会、科学及经济又将怎样发展？假如阿尔·戈尔在 2000 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第二次海湾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正如维克多·雨果在其鸿篇巨作《悲惨世界》开篇中所推测的那样——又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位小说家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打了败仗？然而这些既成事实，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样： “这些事是抹煞不了的。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从未实现，难道还说得上什么可能吗？抑或唯有发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 目录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一厢情愿虚拟历史未来小说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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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企鹅 : 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 [英]杰里米·刘易斯 / 陈菊、张宏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5-12 / 52.00

简介：英国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1902-1970），是 20 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35 年，他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用一包烟的价格将伟大的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在莱恩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由此催生了企鹅出版社兼顾品质、风格和销量的出版精神。莱恩第一次让《尤利西斯》在英国得以出版，并通过出版企鹅特辑推动了二战期间英国的反纳粹运动，而他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奠定了英国在 1960 年代的出版和思想自由。他一生的目标即是让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众接受普遍、优质而彻底的文化启蒙。在这本企鹅出版社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中，作者杰里米·刘易斯回顾了艾伦·莱恩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史，讲述了企鹅出版社的演变和始末；在勾勒莱恩非凡而生动的一生的同时，亦细腻地记录了二十世纪重大的社会变革。杰里米·刘易斯，英国作家、出版人和文学经纪人，1965 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先后任职于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查托与温都斯出版社，亦曾担任《伦敦杂志》副主编。著有《缓兵之计》、《家族精神》、《格林的阴影》、《塞西尔·康诺利的一生》和《查托书局的办公室生活》等。节选大部分员工都艳羡莱恩的成就，他们关于企鹅的理想以及在企鹅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豪感弥补了低薪和艰苦的工作条件所带来的不快。伊莎贝尔·奎格丽（IsabelQuigly）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进企鹅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助理。她回忆道，当时办公室很冷，有时候她和同事不得不穿着大衣工作。但是莱恩不摆架子、不夸夸其谈的作风吸引了她。他去世前几年，那时她已离开公司多年，一次在地铁，他一眼认出了人群中的她——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赞誉——他大叫了一声“奎格丽！”然后走过车厢来问候她。莱恩希望员工们尝试任何事情，不管不顾他们是否能胜任、是否有专业知识。大卫·赫伯特（DavidHerbert）就是靠坚持不懈地写求职信而骗得企鹅的工作机会的。他写了那么多信，到最后莱恩都觉得自己有义务聘用他了。大卫·赫伯特对图书销售一无所知，不过有一天莱恩却告诉他：“我希望你明天上路（去卖书）。问我妻子借车 ——尽管她会不高兴——去矿区。他借来了莱蒂斯·莱恩的迷你

莫里斯。不过尽管他在威尔士陡峭的山路上饱受颠簸劳碌之苦，赫伯特还是一本书都没卖得出去。后来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很快就发现，汽车—— 或者说汽车不够用的问题— —是企鹅人商量事情时常常提及的话题。驻伦敦的业务代表大卫 · 海基斯（DavidHedges）有权使用迪克的罗孚车，而这辆车的所有者总是定期检查车上有没有刮痕、有无磨损。后来，迪克被派到墨尔本去管理澳大利亚分部，哈里·帕罗西恩被派到巴尔的摩，大量的时间和通信被用来讨论在全球范围内调用的二手车。目录前言第一章布里斯托岁月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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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逃难 : 丰子恺传》 [澳] 白杰明 / 贺宏亮 / 铁葫芦图书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5-12 / 68.00

简介：《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是一部融合了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讲述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政治动荡中，出现的最有天赋和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丰子恺的生平。作者在书中呈现了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家、翻译家丰子恺的生活和 20 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他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以及它如何与中国传统及当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作者认为，丰子恺的写作与绘画根植于自我表达的哲学。难以归类的丰子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谜：他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很多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但也是个浪漫的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儿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在众多关于丰子恺的著作中，《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第 1 次检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位置，第 1 次在中国的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的位置。 .

白杰明（Geremie Randall Barmé），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汉学家和翻译家，也是电影制作人，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17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主要作品有《西洋镜下》《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紫禁城》等，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代表作《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曾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节选俞平伯也很难接受古诗启发下创作的画作中出现现代的日常生活物品。尽管 20 年代的中国混合着新与旧、古典与现代、本土和外国的元素，但企图用传统水墨表现民国时代风物的各种尝试产生了不尽相同的结果。丰子恺选择漫画素描，而非正统的手法（通常认为，这种风格不太适合现代主题），并将这些漫画作为流行文学刊物的插图发表。因此，他试图创造的融合艺术形式既不受传统水墨画技法的局限，也不被鉴赏家的审美水平所限制，展示的形式更不受限制，不必非得通过摩登的高级画廊或美术馆展出。俞平伯的关注点在于丰子恺引用的诗句材料，认为这些经典的诗句不容更易。他只是将漫画当作诗歌的插图，并未将其视为来源于古诗意境、融入了现代灵感和个人化理解、经过重新阐释的绘画作品。不过，在第一部集子《子恺漫画》的二十七幅作品中也有令俞平伯喜爱的，比如封面画《一江春水向东流》。此作的灵感也源自李后主的词句——这首词抒发了对不可挽回的岁月的

缅怀之情，虽然图画本身是对竹久梦二作品的致敬。画中，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子，在外观颇为现代的桥上俯瞰流水，身旁是位置看似不合情理的柳枝。艺术家引用读者熟悉的诗句，与传统产生共鸣，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召唤时光。同时，他在诗词原文和现代读者之间创造了足够的距离，以脱离对诗词原典固定理解的束缚，自由地创作图像。通过使用这种新的时空手法，他成功地重新阐释了古典诗词。目录

引言第一章师自然第二章东渡日本第三章抒情漫画家第四章古诗新画第五章儿童崇拜者第六章护生与存我第七章市镇与山林第八章中国视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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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瑕疵 : 我的自画像》 [澳] 帕特里克·怀特 / 李尧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5-11 / 49.00

简介：帕特里克·怀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作家，197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镜中瑕疵》是他的自传。这本书以清新优美的笔触记述了他奇特的一生，剖析了他作为“个体的人” 五彩斑谰而又矛盾重重的内心世界。怀特在这本书里以诚实的态度向整个世界剖白了他炽热、崇高，“既非男人又非女人”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对他的文学创作发生的深刻影响。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他的早年生活，他与家庭、朋友的关系以及如何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作家的简洁的回忆。怀特以他特有的犀利、智慧和总是充满疑问的、感情复杂的笔触撰写了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叙述了在希腊的一连串旅行。怀特在那儿寻觅到精神上的归宿，笔调更柔和、更客观，也更充满了感情。第三部分“往事与随想”就像一组记录怀特现在生活的照片剪辑。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大度宽容。通过对颇有权势的朋友——前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爵士和他的妻子克尔夫人，以及澳大利亚著名的画家西德尼·诺兰道德堕落的剖析，怀特鞭笞了澳大利亚社会总体上的道德平庸。《镜中瑕疵》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十分出色、别出心裁、诚挚坦率的“自画像”。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 197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节选 1926 年夏天，我十四岁，家里人在萨西克斯郡菲尔范姆租了一幢房子。房子四周绿草如茵，风景秀丽，在母亲看来充满英格兰风情，要比总瞧着炎炎赤日、干旱的土地，并且总受毒蛇的威胁强多了。在父亲眼里，这儿是养羔羊、吃牛肉的号牧场。对于我，则是可以使创伤得以平复的幽居独处之地，只有乡村里的鸡鸣狗吠才使我想起自己原来远在异国他乡。在父母为了度假而租赁的这幢哥特式的新房子里，我很是自在。以前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活和这儿都没有联系，生活似乎从这里开始。花园一边是凉亭，另一边有个小湖，宛若一面硕大无朋、银光闪闪的镜子。湖面上浮萍点点，涟漪层层，我的身影在镜子一样的水面上起伏跳荡，阳光照耀之下，忽而潜入水底，忽而像一团淡绿色的海篷子，在水面上轻轻颤抖。那些自以为熟知我的人对湖面上跳荡的这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物的身影，更是一无所知。在学校，我将自己关闭在骄傲自大的高墙里。直到假期，才从那高墙之下爬出来。伦敦的大街给了我自信。因为无足轻

重，便可以随心所欲。我常常昂首阔步地走着，很为自己在那一张张粉红色的、神情专注的面孔，或者苍白的、心不在焉的脸庞之中无人知晓而沾沾自喜。我吞噬着那些无所畏惧、目空一切、衣着考究的男人们的高傲，和属于他们的身材细长的女人。这些女人头戴钟形女帽，身穿裘皮大衣，敞着怀，露出干扁的、盐瓶子似的胸脯。他们的冷漠和可能产生的轻视并没有使我畏惧。相反，肥沃了那块埋葬着生物群体谄上欺下的种子的土地。目录中文本前言第一部镜中瑕疵第二部旅行第三部往事与随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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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狂的纽约 : 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 唐克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5-9 / 88.00

简介：《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一书中，库哈斯认为“曼哈顿的建筑是一种拥塞的开拓之范型，曼哈顿已产生自己的大都会都市主义――拥塞文化”，并提出了拥塞文化的三个定理：格子（Grid）、脑前叶切开术（lobotomy）、分裂（schism）。格子代表曼哈顿的都市规划，表现出一种不自由和自由间的辩证关系；脑前叶切开术代表摩天大楼内外关系的决裂；分裂则代表摩天大楼叠豆腐式的空间构成造成上下楼层关系分裂的状况。库哈斯认为拥塞文化“解决了形式（外）与机能（内）长久以来的冲突，使曼哈顿的的建筑物兼具建筑和高效能机械；现代的和永恒的。” 雷姆·库哈斯，是当代欧洲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思想家。在其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它主要以一个叛逆的幻想家的形象出现。而后来，他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建筑思想研究及写作诸领域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节选曼哈顿的摩天楼诞生于 1900 年至 1910 年，它代表着三种都市变革的因缘际会，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这三种变革总会为一种机制。 1.世界的再造； 2.塔的兼并； 3.街区的独处。要想理解纽约摩天楼的愿景和潜能（它们有别于如今现实中摩天楼的通常表现），我们需要将这三种建筑的突变分别定义，这三种突变最终被曼哈顿的建设者们锻造为 “光辉的整体”。 1.世界的再造在楼梯时代，两层以上的楼层都不适用于商业用途，五层以上的干脆没法主人。 1870 年以降的曼哈顿，升降机成为地上所有水平表面的救世主。 “奥的斯”（Otis）的装置拯救了漂浮在惨淡投机气氛中的数目不详的平面，显示了它们在都会的悖论之中的巨大优势：越是超拔于地面，反倒是越亲近于那些仅存的自然（光

和空气）。升降机带来的是终极自足的预示：爬得越高，受蹇促环境的制约便越少。它也在重复和建筑品质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升降机竖井旁堆积起的楼层书目越大，这些楼层便愈发自然地聚集成单一形式。升降机建立起了第一种不依赖于刻意而为的美学。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升降机和钢框架携手，从此便可独立支撑起新发现的领地，自己却不占空间。这两项突破相互补益，使得任何建筑基址如今都可以无止境地叠加，使得楼层面积激增，这便是摩天大楼。目录引言史前康尼岛：异想天开的技术乌托邦的双重生活：摩天楼完美能有多完美：洛克菲勒中心的诞生欧洲人：注意！达利和勒·柯布西耶征服纽约后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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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岁月，不说再见 : 香港音乐时光书》毛球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1 / 36.00

简介：这是一本记录了香港音乐盛衰史的时光书。知名乐评人毛球（原名苗欣宇）以独特的视角，带领我们穿越 30 年时空，回到香港音乐的黄金岁月，从头一首流行粤语歌的诞生，到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登顶时代，从四大天王的光辉岁月，到巨星落幕的孤注一掷，每一首曾经感动我们的歌背后，都有一段触人心弦的故事，每一段关于港乐的动人故事，都是属于你我的共同回忆。书中还有精心制作的伴读歌单，扫码即可聆听书中提到的音乐，原声演绎，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毛球，原名苗欣宇，自由撰稿人，乐评人。在各类报刊发布文章近百万字，参与编著、编译图书多种，作品包括《观世音密码》《传世唐卡》《仓央嘉措诗传》等。家中珍藏数百张音乐专辑，对香港音乐尤为热爱，是资深发烧友。目前客居广州，听歌，遛狗，写字，做饭。节选 1967 年 11 月 19 日，一家免费收看的电视台在香港开播。当时，香港已经有一家电视台，叫“丽的映声”，它就是今天 “亚视”的前身。那时候的“丽的”是有线电视，最初每月每户收 “电视费”25 港元。这点钱在今天勉强够吃一顿中饭，但看看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有线电视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是奢侈消费： 1971 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 收入中位数，是指用统计学上中位数的概念来衡量某地区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于人均收入，收入中位数更贴近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为 708 港元。免费电视台的好处就是架起天线就能收看，不用交钱，因此香港人通称这家电视台为“无线”，它就是今天的 TVB，正规的称呼应该叫作“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的创始人有三个，一位不为人知，一位广为人知，还有一位是 2014 年刚刚离去的传奇。不为人知的那位是祁德尊爵士。他是个英国人，因为服役到了香港，“无线”开张时他还是和记洋行的老板，1975 年和记由汇丰银行接管，1979 年转售给了李嘉诚。广为人知的那位是利孝和。他的父亲利希慎是早年间港澳有名的“公烟（鸦片）大王”，后来香港政府宣布禁烟，他投资买来建厂的铜锣湾地皮只能转向经营，因此，留给儿子利孝和的是地产生意。利孝和是“无线”创办初期的董事会主席，“无线”搞台庆等大型活动时经常请出来做嘉宾的“利太”，就是他的夫人。 1980 年利孝和因心脏病去世，“无线”的主席换成了第三位创始人，他就是那位刚刚离去的传奇，人称“六叔”的邵逸夫。

邵逸夫以前是玩电影的，所谓“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说的就是他的邵氏影业王国。不过，这时的六叔已经把主攻方向转向电视业。对这个转型，当时很多人说六叔不务正业，但现在看起来，他是位相当精明的商人。目录序言 1 序言 2 Chapter 1 风起 1983｜港乐一夜春风来 1984｜情爱听来太赤裸 1985｜雅皮隐者林子祥 1986｜不可不缺许冠杰 1987｜乐队井喷浮世绘 Chapter 2 浪潮 1988｜温拿乐队探路者 1989｜千夕之争梅艳芳 1990｜谭张争霸无赢家 1991｜四大天王平秋色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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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08） : 永续农耕》左靖主编 / 中信出版社 / 2015-12 / 49.00

简介：“碧山”系列 MOOK 书第 8 辑以“永续农耕”为主题，通过叙述各式返乡客与土地的故事，探讨人们顺应自然、与自然永续共处的可能性，并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梳理农耕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位置。左靖，1970 年 11 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杂志书主编。现居黟县、北京和合肥。2002 年参与创办中国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2006 年底创办《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2011 年和欧宁发起碧山共同体计划，开始致力于乡村建设。他曾担任南视觉美术馆（南京）执行馆长、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艺术总监。作为艺术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学教授纪录片和当代艺术课程；作为独立电影的推广者，他曾担任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策展人，并发起、创办“艺术空间放映联盟”（ISAAS）和“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CIFA）；他还曾主编《工作坊：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另类的表述者：他们的行为、舞蹈和录像》、《纪录何为：对大师与他们作品的凝视》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领域包括乡村建设、独立电影和当代艺术。节选在今天的汉语中，“永续”是一个深具魅力的正面词语。令人悲哀的是，正是由于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可持续的危险，作为一种自我修复，永续，以及如何永续被人们广泛讨论，并被作为一种“新知”与实践，重新回到人间。上个世纪初，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三个东亚国家的农耕体系。在那个时代，“永续”一词在东亚似乎还没有被发明。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农业已经开始面临挑战。一个并非完美的农耕环境，如何克服自身的劣势，从而使自己庞大的民族得以“永续”，对这个答案的探寻成为这位土壤学家此行的目的。《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是他对东亚三国永续农耕系统的由衷赞美。然而，随着化学农业时代的到来，加之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农耕版图上似乎已经没有一片净土（富兰克林·H·金先前赞美的东亚三国也不例外）。如何永续，已经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遥想当年化学农业的出现，也是为了人类的“永续”——补充并保持土壤的肥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到了今天，不可控的化学农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快把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不同地域的

人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应对危机呢？目录卷首语：如何永续左靖卷一专题逆流返乡路唐亮青松米手札赖青松餐桌上的永续常天乐羊先生与他的新乡村主义王磉参与式艺术激活乡村的秘诀王新衡实物森林的筑与住凯若琳·史密斯凯利道·波恩王彦之吴船耕具与土壤迟仁立左淑珍农事系列李超消失组诗匡国泰中国 CSA 农场地图卷二行动民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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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本周排行

3 学术类

序号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1 耶路撒冷三千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2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 [加]卜正民 3 中国思想史十讲法律出版社金观涛/刘青峰 4 (第一卷)新世界史中信孙隆基 5 (增订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九州出版社余英时 6 从 0 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信彼得·蒂尔, 布莱克·马斯特斯, 高玉芳 7 战争之谕：胜利之法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形成中国政大 [美]詹姆斯.Q.惠特曼 8 物联网中信 [美]塞缪尔.格林加德 9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被改变的过去——人类历史中的反事实中信 [英]理查德.J.埃文斯 10 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 17:陈修良工作笔记(1956 年~1957 年 3 月)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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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术类序号书名

出版社

作者

单价

匿名

人民文学

王安忆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人民文学

[英]狄兰·托马斯

断舍离：人生清单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日]山下英子

02 食贴咖啡特集:只为喝怀好咖啡

江

(汉英双语彩绘珍赏版)飞鸟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印]泰戈尔

群山之巅

人民文学

迟子建

解忧杂货店

南海

[日]东野圭吾

39.5

(上下)文学回忆录(1989~19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木心讲

述

乐之本事:古典乐聆赏入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焦元溥

新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

58 10

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

 季风活动预告

季风活动预告 01 月 17 日：低卡三餐，迎接健康新生活 ----《低卡料理家》新书签售 01 月 24 日：学习哲学，一份受益终生的厚礼------季风人文讲堂青少年哲学讲座试听

低卡三餐，迎接健康新生活－－－－

《低卡料理家》新书签售

用心打点低卡三餐，梳理健康生活迷思

【活动简介】 “绝不重复的味觉感动，给你一个全新的自己”

健康与美味并重，在寻找原味美味的路上，你我都需要一位像陈珊珊这样的专业料理家陪伴同行。

 季风活动预告陈珊珊的菜单，低卡、简单、易做，介绍完备，让你轻松看到食谱背后的各种热量分布，高纤维，低脂肪。时间：2016年1月17日 14：00—16：00 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地铁十号线上海图书馆站站厅层季风书园主题：低卡三餐，迎接健康新生活 ----《低卡料理家》新书签售嘉宾：陈珊珊主办方：季风书园协办方：腮红娃娃；圣培露

活动流程： 1．嘉宾演讲：本书的写作起因，作者的健康饮食历程；讲述一些健康饮食和健康知识的迷思，包括怎么样定义健康饮食、是不是有喝水都会胖的体质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酵素话题；讲述家中制作健康餐的贴士和建议。 2．观众提问 3．现场签售【书籍简介】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1273681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定价：59.80 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临床实验营养科学专业的陈姗姗（Tella Chen），拥有专业的营养饮食专业背景，回国后一直从事营养饮食相关的研究，本书是 Tella 通过一日三餐的搭配，精心搭配出的30个套餐，近120道早中晚的美食及饮品搭配，包括营养早餐，丰富的午餐，及精致的晚餐，每一道菜及套餐均配有详细的卡路里计算，除此以外，作者以"早餐三杯水”著称"三杯水姐”，通过每天早上不同的3种水搭配，能有效调理女性身体机能，这一部分会在本书中得到完整的呈现。

【作者简介】陈珊珊（Tella）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拥有临床营养科学硕士学位，美国营养顾问协会（AANC）会员，中国首届大型美食真人秀《味觉大战》季军。

 季风活动预告 Tella 热爱公益，一直是美厨公益课堂的老师，同时也参与了生活类电视节目的录制。2013年作为特约健康专家为墨西哥食品大亨“Mission Food 美之享”录制电视节目。她还是美国加州核桃协会大中国区营养顾问，以及中国最大的调味公司之一“欣和企业”的签约营养顾问。

目前，Tella 在“音昱”担任营养师，负责与“音昱”旗下自然有机餐厅意膳坊创意主厨共同设计餐厅菜单，并为音昱维位方案提供专业营养支持，为高级客户量身定制个人营养计划。

新浪微博拥有30万粉丝。

 季风活动预告

学习哲学，一份受益终生的厚礼－－－－－－

季风人文讲堂青少年哲学讲座

试听

注：试听需预约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2016寒假，让我们相约在季风，一起寻找心灵的归宿，探索人生的意义。

【季风人文讲堂】

季风人文讲堂是上海季风书园从书店升级为文化社区，深入打造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一步。讲堂以“人文滋养未来”为宗旨，邀请刘擎教授、许纪霖教授、陈家琪教授以及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先生为讲堂顾问，将陆续推出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各领域的讲座，并逐渐形成以“季风十二讲”为主要形式的系统性人文普及资源。旨在帮助生活在焦虑和困惑中的现代人提升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加深文化底蕴，启发自我认知，同时将思考融入生活，在思想的碰撞中孕育新知。

 季风活动预告【季风人文讲堂·2016年季风寒假青少年哲学讲座】

免费试听（需预约）： 1月24日刘擎自由——意志、自主与权利言及自由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

报名全程： 1月25日蔡文菁生命——动物的痛苦与人类的骄傲追问生命的本质以及人类生命的独特之处。 1月26日陈勇友爱——自我与他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际关系的有趣视角：关系意味着友爱（philia）。 1月27日樊阳人文行走：重走适之路——从蔡元培故居到胡适故居还原历史环境，激发思考思想者在中国实践中的精神足迹对当代的启示。 1月29日施璇心灵——从机器人与丧尸谈起机器人与丧尸到底有没有心灵？ 1月30日冷欣自我——从我思到所居自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内在性的核心所在是什么？

 季风活动预告 1月31日高松科学——真理与意义在未来的某一天，科学会不会像曾经的宗教一样失去如今如日中天的地位，被另一种文化形态所取代，或者消亡？

讲师简介：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勇：先后在复旦大学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2013年7月获哲学博士学位，自2014年1月开始任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讲师。

樊阳：上海市名师基地成员、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科研室主任。

施璇：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联合培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冷欣：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哲学系讲师

蔡文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高松，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博士。

【报名/预约方式】季风人文讲堂•2016年寒假青少年哲学讲座

授课对象：12-17岁（初中、高中）青少年学生授课形式：固定学员30人上课时间：9：00----11：30 收费标准：￥2,000元/人咨询电话：021-54189093 1830175039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 声音

声音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戴锦华：我们急需新的全球连接来应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

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彭渤

澎湃（2016-01-11）

法国巴黎去年连续遭受两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如今距离第一次袭击案已整整一年。对法国人来说，2015 年是可怕的一年，《快报》（L’Express）杂志最新一期以“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 为封面文章，指出法国人已不需要雨果的诗来带出情感的共鸣：2015 年 1 月连续三天爆发恐怖攻击，愁怒交杂的情绪搅扰了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犹太社群都成了攻击目标。11 月 13 日的巴黎恐袭，更揭露了所有法国人都是“伊斯兰国”的目标。 10 个月内，这个国家便从“和平遭威胁的国家”恶化为“宣战中的国家”，从“拉警报的国家”变为“陷入戒严状态的国家”。最近，整个国家以公投决定了政府有权褫夺具有双重国籍的涉恐人员的法国国籍。同时，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在未有司法手续的情况下，已有接近 3000 人被警察搜身，360 人遭软禁，287 人被临时拘留，而这些嫌疑人最终没有一例被证明是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不少媒体指出，在逮捕的浪潮中，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成为目标。所有的公众抗议都被禁止，“这是政治本身被悬停了”。如何理解当代的这种“反恐战争”？著名思想家乔治·阿甘本对于主权和例外状态这一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互相依存的概念的思考，是一个基本工具，在很多国家，包括最近法国的例子

 声音中，这种思考的重要意义已经彰显。近期，阿甘本本人在《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反思了法国的“紧急状态”，指出法国已经从一个“法律国家”变成了“安全国家”，人们要努力思考后者的意涵。阿甘本说，人们不能真正理解，在法国紧急状态一直延长至今年 2 月的情况下，什么东西正处于危险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主张，紧急状态是民主的盾牌，它必须高于一切争议。但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事实正是相反：紧急状态是极权国家的工具。在希特勒执政时期，魏玛的社会民主党经常宣布紧急状态（或德语里说的“例外状态”），可以说，在 1933 年前，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希特勒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宣布永不取消紧急状态。个人自由由此完全被悬置了。这种场景没有道理不会在法国重现：人们不难想像一个极端的右翼政府会从紧急状态中得利。在延长的紧急状态中，警方行动逐渐替换司法力量，公共制度快速而不可逆转的倒退便是可期的了。阿甘本指出，“安全国家”的三大特点是：维持恐惧、放弃法律的确定性以及对公民的“去政治化”。事实上，在西方民主国家如今转向所谓“安全国家”的进程中，紧急状态已成为其中一部分。阿甘本认为，学者对于这种新形式政府的分析还非常匮乏。“安全国家”与“法律国家”无涉，也跟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无关，需要进一步厘定。阿甘本指出，在深刻影响了政治哲学的霍布斯的模型中，将权力传递到主权的契约中预设了人们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恐惧，而国家就是要终结这种恐惧。在“安全国家”中，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国家牢固地植根于恐惧，以一切代价维系它，因为它正是从中获得其主要功能和合法性。福柯早已揭示，前革命时代的重农主义政府首次在法国政治话语中喊出“安全”一词时，它并不是指防范灾害和饥荒，而是让它们发生，并通过管理和引导它们获益。同样地，今日受到质疑的所谓“安全”并不是要防止恐怖行为（事实上这极端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而是要建立一种人与人的新关联和无限制的控制，这使得国家可以全面监控公民的电脑和通讯数据。于是出现的首个风险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和“安全国家”的系统性错位：如果国家为其合法性需要恐惧，那么它必须要制造恐怖，或至少防止其发生。我们因而目睹国家追逐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它喂养那些换到国内必须与之作战的恐怖主义，同那些资助恐怖组织的国家维持亲密关系，甚至卖武器给他们。阿甘本要求我们领会的第二个要点是:公民以及本是主权所有者的人民的政治状态中的变化。在“安全国家”中，一股抑制不住的趋势明显是要走向对公民逐步的“非政治化”：他们所参与的政治生活，被减少到只有选举投票。这种趋势被纳粹法学家理论化，更为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将人民定义为一种本质上非政治的元素，国家必须保护及养育他们。

 声音如今，根据同样的这群法学者的看法，只有一种方法可将这种非政治元素政治化：通过出生平等、种族平等，就可以将其从陌生人和敌人那里分辨出来。这并非是要混淆纳粹国家和当代“安全国家”：必须要理解，如果公民被去政治化，他们便不能离开他们的被动状态，除非他们因为对敌对的外来者——那外来者还不是（物理地）外在于他们（如德国的犹太人，也如今天法国的穆斯林）——的恐惧而被动员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甘本说，我们必须考虑那个剥夺双重国籍公民的险恶项目，它使人想起 1926 年的法西斯法律对那些“不配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公民”的去籍，以及剥夺犹太人国籍的纳粹法律。第三点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即公共空间中真理和确定性的标准的根本转变。在法律国家中，犯罪只能通过司法调查来确认；在安全国家中，我们只能听从警察和仰赖于他们的媒体，而这两个机构，其可靠性一直被认为是有限的。而在法国于 11 月 20 日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案条款中，可以看到同样的不确定性。在安全国家中，这些一向被法学家认为是违反法律确定性原则的表达，变成了常态。同样的不精确和模棱两可重新出现在政治家的声明中，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国人是在打反恐战争。对恐怖主义作战，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敌人是模糊的，任何人，无论国人外人，在不精确的法律语言中，都可以被识别为敌人。对维持恐惧、对公民去政治化，并抛弃法律确定性，安全国家的这三个特点意味着，在一方面，我们目前正在跌入的安全国家，其所作所为与它承诺的正好相反，因为——如果安全意味着没有后顾之忧（sine cure）——它却维系着相当的恐惧和恐怖。另一方面，安全国家是一个警察国家，其中司法权威日炽。阿甘本担忧地总结说，通过对公民的逐步去政治化，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安全国家最终离开了政治上的已知领域，引导自己走向不确定性，在那里，公共和私人混淆不清，两者间难以界定边线……■

 声音

戴锦华：我们急需新的全球连接来应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林品

澎湃（2016-01-15）

性别议题深刻复杂地纠缠于阶级议题与种族议题林品：您在电影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这三个领域，都可以说是为中国学界做出过拓荒性贡献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但是，据我观察，您近年来在性别研究的领域，并没有像在文化研究、电影研究领域那样，有比较多的介入和论述。不知我的观察是否准确？如果准确的话，您可以谈一谈其中的原因吗？戴锦华：性别这一维度，始终是我的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当中最基本而重要的维度；但是，近十多年来，我的确自觉避免把性别维度作为唯一的观察与研究的维度。这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困境。对现实的思考在于，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事实是社会的急剧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女性也不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样，能够作为某种自明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所以，当你把女性主义作为唯一的维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会遗漏很多可能和性别相关的、也许更为直接或重要的社会面向。性别问题不等于女性问题，但即使讨论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在性别研究的单一方法论和思考脉络当中，也难以完成。

 声音而困境在于，上个世纪便已存在于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的基本问题，如今，变得更为突出而严峻了。即，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阶级、性别、种族，原本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命题，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度都携带着一个在二十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大叙述” 脉络，而某一维度的大叙述体系都是自足的、相对封闭的、乃至排他的。所以，很难在关于性别的独立讨论当中，真正有机地纳入对阶级的、种族的，或者地域的、年龄的思考。这也使得我自己倾向于不单独地处理性别、阶级、种族议题，而是把它们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做当下的或历史性的思考。林品：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资源、人员、信息等各种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迅速的流动，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论述构成挑战？同时，是否也会对种族维度的有效性构成冲击？阶级、种族是否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维度？戴锦华：全球化的过程有其常量和变量。一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一度赋予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活力，同时加剧了残酷剥削的广度和深度，只不过这种剥削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经常以跨国的形态进行的。可以说，这一情势不是远离、而是贴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特征与野蛮特征的基本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阶级事实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凸显的事实。重要的变量，也是对阶级事实构成最大挑战的，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在东西对立之外，重要的是南北对立，即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国际债务问题，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它形成了一个比马克思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为凸显的种族现实：发达国家的国民，享有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而从事生产和出口的欠发达国家，其国民则面临着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这究竟是可以还原为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阶级分化呢？还是，它就呈现为区域之间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一种种族事实？与此相关联，伴随全球流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新情势下的国际恐怖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危机状态。在这样一个阶级事实同种族事实甚至宗教事实彼此交错的时代语境下，性别问题会以某种方式被削弱同时凸显。当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种族冲突变得如此突出的时候，再一次出现了那样的论调：“性别问题、女人问题不重要、太奢侈……”。但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另一边，在新的国族、政治动员中，女性绝不能自外。例如，在库尔德人的传统文化当中产生的女性对战争的参与，或者是，在声称奉行某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中产生的对女性的动员，都一度构成热议；又如，曾经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竞选搭档萨拉·佩林，共和党历史上罕见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则代表着右翼白人中心主义、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当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不止一位女总统执政，性别议题更深刻更复杂地纠缠于阶级的、种族的冲突和歧视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早已告之”和“马克思主义已成过去”的矛盾表述似乎同样成立。我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正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有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之阶级、性别、种族的“三字经”是否过时，而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有没有能力去辩证地面对复杂的纠缠的历史新情势，面对新的全球资本逻辑与路径，面对危机所凸显的政治结构，去寻找和发现新的历史可能性。直面现实挑战，才是文化研究的活力。

 声音相反，如果教条式地恪守三维度，你不仅注定陷落于大叙述，同时会陷于社会行动的无力；甚至面临危险：制造种种看似激进、实则无效或保守的社会叙述。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当今现实的必需林品：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思想方法的坚持，您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的坚持，其实都显示出您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场域和知识场域中所选取的某种立场、所占据的某种位置。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知识/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激烈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您本人通常会被归入“新左派”的阵营。您是否接受这样一个可能带有标签化色彩的身份指认？戴锦华：坦率地说，我一向认为，这个标签本身颇为荒诞。因为，“新左派”是个历史概念，它产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它非常具体地联系着这样的历史情境：苏共二十大报告曝光了斯大林主义的暴行之后，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经过了极度的茫然和彷徨，终于重新集结，用“新左派”来命名自己。在“新左派”的旗帜下，他们坚决反抗国家的暴力行径，不论这种暴力是以“资本主义”之名还是以“社会主义”之名；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批判、拒绝资本主义，并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之上，尝试去构想社会变革的新可能。所以我说，在半个世纪以前，他们是“新”的。那么，到今天，当有某些人被标签为“新左派”，或者，当他们自称为“新左派”的时候，他们必须回答，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新”的，他们对于什么是“新” 的。但同时，这个命名在当时又自有其逻辑。当他们标签别人为“新左派”的时候，无疑是一个否定性的、负面的、有意为之的标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标签。我不惧怕这种被污名化的标签，但是，我也不会自觉地去彰显这样的标签，除非我能回答，我在什么意义上作为“新左派”。尽管我并不认为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回应。我始终会说，我更喜欢“批判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批判——批判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合作性的建构、介入性的建构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或者对自己的指认。更重大的问题是，这种相互的标签对方、达成污名化效果的知识界分化，在当时，有着颇为深刻的现实依据。即，我们如何面对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乃至新世纪发生的、历史剧变的过程？我们如何指认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分析中国社会的状态、结构、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以及，我们如何站在中国，去回应、想象、勾勒世界？我个人做出的真实选择是，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走向亚非拉。我自觉地要求自己不要把世界性的连接局限在欧美，而是设法把它拓展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希望去连接亚非拉的知识分子，连接他们的思考、实践和抗争。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世界视野，不是一个逐渐萎缩到欧美、进而萎缩到美国的狭窄的视野，而是一个重新打开的全球场域。50-70 年代我们曾经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第三世界视野，但同时我们的欧美视野则完全被封闭、被隔绝；然而，当我们重新获得欧美视野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全球化”、“世界化”了，我们却遗忘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屏蔽掉了。我希望重新建立世界视野，并通过这样的视野来重新反观中国。

 声音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的时间，我并没有如我一厢情愿地预期那样，找到了别样的世界、迥异的可能性，但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了全球化的事实和意义，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位置和意义。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视野中，我修订、重设了自己的思考参数。尽管，我仍然“在路上”。今天，中国崛起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变量；与此同时，金融海啸对欧美社会造成的重创、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则构造着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这一切每天都在更新着我们所面对的中国、也是世界的议题。今天，“左”和“右”的分野不是更为清晰、明确了，相反，是更成问题了。因为，不论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情境当中形成的左右分野，还是在冷战的特定格局当中形成的左右对峙，在今天，曾经密切相关的参数都荡然无存。今天，在一个因为冷战终结而丧失了建构乌托邦、想象别样未来的能量的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群众运动、青年学生运动都在变形，很多在 20 世纪不言自明的立场选择的前提业已改变。大概只有一点，我始终是清晰和明确的：即，如果可能，我会选择和多数的被剥夺者站在一起，我自豪“我们是 99%”。如果这就是“左派”的话，好吧，那我不拒绝。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我们必须在一个紧张的观察、介入、思考当中，去每天应对新的挑战。林品：您特别强调世界视野与世界性的连接。我们知道，国际主义一直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而面对全球化时代凸显的种族议题，面对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似乎与之遥相呼应的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面对因恐怖主义和反恐意识形态而得到强化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在当今学界，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脉络的学者，要么是试图从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出一种“新世界主义”，要么是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那里发展出一种“新天下主义”。您是如何看待国际主义，以及新世界主义、新天下主义这样的理论建构尝试的？戴锦华：这个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国际主义”是有定语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记忆。我盼望着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启动和继承的遗产，或者说，思想资源。但是，我特别强调它的定语，就是说，20 世纪的国际主义实践——不论是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保卫共和，还是西班牙内战之后，很多国际主义战士在途经中国的过程当中介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些实践是有其前提的，一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政治结构，另外一边，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形构出来的历史主体性力量的实践结构，这个主体性力量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主义在它的历史主体开始被中空化的情况下，是并不可以简单抽象为一个名词，就获得新的召唤和现实启动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构想相背离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联合起来，相反，是被深深地分割——被国境、种族、宗教信仰分割，很多阶级的事实会被转化成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事实。另外一方面，则是资本的快速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正在迅速地连接、整合起全球的资本和资产者。对我来说，这带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面对高度整合的全球资本、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面对迅速地改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日常生活面貌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显然，一种新的全球连接，是回应这种现实的必需。但是，从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以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种族论述为突出代表的现象，正说明，在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受害、受损、受剥夺的群体，是在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撕裂的。对于这种种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右

 声音翼激进主义，我大概没法一言以蔽之地去评判，因为它们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的是，它们丝毫不提供建设性，在它们中间，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有效的和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组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对于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或者说，一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体的国际主义——的实践的思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恐怖主义尽管以种族和宗教的名义出现，但其实大多是跨国发生的，甚至也是跨种族发生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撕裂的事实下面，充满了新的流动和整合。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应对，一种更具有建设性的— —首先是想象、进而是表述、进而是实践的过程，就变得非常急迫。这当然不是我自以为我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但我愿意参与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当中去。数码转型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林品：您谈到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全球连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 2011 年爆发的那几场震动全球的社会运动中，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参与者组织和动员的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您如何评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的社会运动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在您看来，互联网这个媒介是否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真的蕴含有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戴锦华：要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不是你的问题本身所能够覆盖的了，因为它所涉及的面要比这大得多。首先，互联网技术，或者我通常称之为“数码转型”，事实上是和生物学革命相互补充、彼此伴行的，已对现代社会甚至现代文明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整体性的改变，这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广度和深度的全球变化。相对于生物学革命来说，数码转型的发生要急剧得多，一方面是数码技术的迅速更迭，一方面是它的覆盖面的迅猛扩张。此外，从来没有一场技术革命，不仅如此急剧地发生，而且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未经讨论，也前所未有地未经抵抗，就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你看到，全球性的社会抵抗运动以社交媒体来作为动员的手段，但你也要看到，从来没有像这个新媒体时代，一种新的监控技术可以以如此的幅度来控制全人类；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着一面“黑镜子”，以便“老大哥”看着我、看着你。在你看到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跨国连接的手段的同时，大概你也会观察到，国际恐怖主义正借助同样的媒体和路径，来实现一种以宗教、种族、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力量集结，来完成报复性的、破坏性的、疯狂的袭击。我们当前对新媒体的思考，大多都停留在某种功能性的描述和思考上。事实上，我们应该在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它。我自己很难对它抱有一个所谓“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估价，因为，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就已经成为现实了。此时，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发掘和发挥新的社会生态中所蕴含的潜能？在各种各样的乐观主义当中，有哪一种可能成为我们可以认同和借重的事实？比如说，网络化是否是一个新的全球民主化、至少是知识民主化过程？这种观点，我自己无法单纯地认同。所有使用搜索引擎的人大概都会发现，网络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资源，巨大的信

 声音息和资料库隐藏其间；但是，你是否已然先期获得了充分的知识，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拥有一套有效的检索方式，进而决定了存在于互联网之中的资源能否为你所用。在我看来，互联网存在的民主化潜能能否发挥，其实仍然取决于互联网之外的社会结构能否被有效地重新组合甚至改变。因为，我们会看到，媒体的事实同时也是资本的事实，媒体变成一个巨额资本在其间涌流的空间，它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能够更大幅度地跨国流动；而各国人民，仍无法建成超越语言隔绝的巴别塔。种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和批判的或者抵制的态度一样，尚没有深入到新媒体的事实内部，去考察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我确实认为，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考焦点，应该而且必须去尝试一种新的网络实践的可能性。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地把握“数码转型”的政治经济事实的话，我们也就根本无从认知我们身置其间的世界现实，也就更谈不上去想象未来。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命题，它同时也是整体挑战的一部分，它与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高度相关、相互内在。不错，阿拉伯之春或者占领华尔街昭示了一种新的全球连接的可能性；但不无辛辣的另一部分事实，则是纽约成车的游客围观、笑骂占领华尔街的人们，双方不停地以各种苹果、安卓手机互拍；占领运动的领袖们在手机上读出自己宣言……。对我，数码技术无疑是新的、如果不是最大的、至少是数一数二的资本增长点，安卓、苹果系统构成了新的全球垄断，从非洲稀有金属矿上的奴工，到中国富士康青年工人的自杀，新的资本链条显影出全球的产业结构。这是我关注的重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怀抱着某种悲观中的审慎乐观。相对于新的全球格局，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变数，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变数。只不过，在这些变数的过程当中，资本总是棋先一着。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夺得某种先机，获得某种自觉，去把它蕴含的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我选择在这样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传统的社会运动借助新媒体的层面上去思考，也不是在新媒体仅仅是成为一种新的载体、新的覆盖手段的意义上去思考。必须去深入地考察并且揭示构成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它对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和断裂性的改变，从其媒介特质的角度上去形构新的问题，追问新的答案。林品：您无论是进行文化研究还是进行电影研究，都对媒介问题报以高度的重视。那么，在数码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您是否认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文学、电影，都会因为媒介变革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戴锦华：当我们说，数码转型在冲击纸媒，不仅是说报纸、传统期刊、纸质书籍的形态在死亡，还要追问，传统的文学形态——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的艺术与叙事形态，是否也经受着冲击或改变？纸媒的衰落已成定势，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有着数千年历史、其实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主要文化支撑的文学，其样式已然出现了内在改变？人们经常说，网络阅读要求短平快，文本是碎片化的，或者，网络想象的欲望化特征，可供娱乐消费的只能是感官满足和心灵抚慰。我以为，类似观察仍只是外部观察。娱乐至死、消费快感，原本是商业文化或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特征，数码介质的新意何在？如果认定那就是未来大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判断的，不仅是文学、文化，而且是赫胥黎式“美丽新世界”的莅临。如果

 声音不是这样，那么人类遗产与现代遗产——现代文学、电影、艺术，其形态会改变、甚至是摧毁后的重生，文学的观念或本体论的规定会修订，但其审美功能、社会角色将延续。这是我的观点，当然也是我的“善良愿望”。之所以说那样的观察是外在性的，是因为它们仅仅是在今天的移动终端使用者、某一种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的意义上去讨论它，而没有触及媒介自身。数码媒介的特质并不是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的特质所可能涵盖的，因为，大概下一分钟就会变为现实——我们可以将数码信息投放在任何尺幅、任何质地的屏幕上。当然，数码媒介可以并且事实上已经在覆盖传统媒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屏幕上阅读莎士比亚或曹雪芹，但这种覆盖并没有改变文本自身。然而，当我们的确使用数码媒介并在数码界面上写作的时候，当我们通过数码介质内在地构成“文学场” 的时候，必须回答的是：数码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相对而言，对于电影，这个问题更加直接和具体。因为，数码媒介取代了胶片，而不是覆盖了胶片。即，现实并非是胶转磁+胶片的数码化了，而是胶片已死。数码媒介替代胶片成为电影的最基本介质，它对电影的冲击一定是本体论性质的，这种冲击绝不亚于有声片取代默片，远远大于彩色胶片取代黑白胶片。然而，这一冲击所携带的本体论问题，和数码转型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一样，甚至没有受到电影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人们现在仍然热衷于在功能层面上讨论问题，而没有意识到，它作为介质，在“媒介即信息”的层面上，将对电影产生内在的改变。类似盲视，会令我们忽略另外一些冲击。诸如，与纸媒一样，遭到剧烈、甚至更加剧烈冲击的，是电视媒体。电视媒体原本就使用数码媒介，因此，数码技术可以全面地取代和覆盖电视，网络媒体可以全面地在传播、接受的意义上替代电视媒体。而电视媒体的基本特征：不同频道、定时栏目，栏目间的变换组合，电视媒体主导的单向性与广告、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将会彻底地改变。其意义远不仅在形形色色的自媒体所构成的“民主”实践。在你观察到这些冲击的时候，你首先是要在数码介质内在的媒介特征上，去对其规定性、其蕴含的潜能加以认识，其次，要在它与传统媒体相冲突、相叠加，或者，它尝试去替代传统媒体的那个场域当中，在两种介质所形成的交汇处，去讨论媒介特质所造成的新规范和新可能。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意味着想象未来的可能林品：那么，联系着生物学革命，您认为，当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热络讨论的赛博格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戴锦华：我一直强调，赛博格不能仅仅在单项技术革命的意义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仅仅说，我们戴眼镜，我们早已使用假肢，赛博格不过是更大的进步和技术的延展。不。当人工脏器开始替代受损脏器的时候，当干细胞技术开始再生坏死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时候，第一次，人类在肉身的层面上，尝试挑战死亡。另一边，联系着数码技术，则是所谓的上传和下载我们的大脑的技术在不断推进、成熟中。一旦成为现实，便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继续存在。无关乐观悲观，这是推进中的社会/技术事实。然而，这些曾为幻想类作家、导演们想象的场景，原本都是文明预警式的梦魇：千年吸血鬼或“缸中之脑”，今天却成为未遭抵抗与反思的未来展望。姑且不论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义了人类的现实，而且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并未在任何意义上挑战、遑论改变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

 声音现实。新技术、尤其是挑战死亡的生命技术，正在继续或者说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它可能不仅仅是在“人类战胜死亡”这个意义上象征着梦想成真的人类胜利，换个角度，它更可能是人类意义上的最后的公平——“是人终有一死”的消失。在这个学期开设的科幻电影课程上，我专门选择了《重生男人》（Repo Men）这部 B 级片，旨在提供一个参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人工脏器也是必须毕生分期付款的天价商品。这固然联系着今日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直接地联系着导致金融海啸、及其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现代债务结构，因为那部影片所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债务结构。于是，就出现那个反讽性的残忍的开篇旁白：“交不起房贷，收房；交不起车贷，收车；交不起肝贷，收肝！”那就意味着，在现代技术可以利用形形色色的人工器官来延续生命的同时，你也把自己的生死权交付器官公司的手里，一旦无法偿还，公司就有权将你处死。对我，这是并非虚幻的、形而下的议题。问题尚不是“我们是否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我们是否接受生命有机体的形态被改变”等等形而上的讨论，而是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覆盖到生命领域的具体议题。讨论到虚拟现实，似乎是又一个遥远而迫近的议题。这一科幻写作中的基本主题，正在成为我们现实中的、具有哲学本体论性质的富于挑战性的议题：关于真实与虚拟/虚假/幻觉的关系。关于这个议题，最常见的切入话题是游戏——从电玩、网游，到迄今为止仍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中的神经元游戏。而我的思考重心在于，虚拟现实在什么意义上将侵入、融进我们所谓的“真实的现实”，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将改变我们“真实的现实”？这种虚拟现实的介入、满足，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社会性？也是在这学期的课程中，我选择了《她》（Her）作为一个细读片目。影片设定的某种近未来，便是某种人工智能/数码操作系统可以构成真实的爱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体，便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为我们的最佳的自恋投影/最完满的他恋形式。问题成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类的社会性正逐步丧失？个人、个体是否可能以某种独自而不孤独的形式自足生存？当然，《她》里面呈现的世界，离我们的生存现实尚有距离。然而，类似结构性的改变却早已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种种新的社交媒体，如 Facebook、Twitter、QQ、微博、微信，所形构的网络社群乃至网络爱情和婚姻。更突出的的则是“宅”，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成为封闭、自足之“宅”的空间集合，那么，人类的社会性连接是否仍然可能？马克思在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构想的社会实践的可能和人类历史的动力，是否真的会改变？与现代文明的伟大突破——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紧缺。封闭而自足、隔绝而想象性连接的未来，无疑意味着某种高耗能的文明形态与生活方式。它也意味着，类似生活形态并不能为所有人享有，或者说，这种生活形态本身便意味着更大的不平等。就像电影《雪国列车》当中那个讽刺性的情境：所谓永动机事实上是为童工所推动的。一如今天，虚拟的宅要彻底封闭，不仅仍必须以真实的、真身的物质劳动、物质生产为依托，同时必须有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物流系统的支持。甚至在所谓批判理论中，“非物质生产”也成为核心命题，然而，在欧美世界之外，物质生产、人类劳动（体力劳动）仍是无法虚拟的基本事实。因此，劳动价值论仍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理

 声音论与实践议题。现代文明形态也许正在改变，但是现代社会的内在的紧张和危机并没有缓解。后冷战之后，能源与资源的危机正以福岛危机的形态被凸显，愈加急剧的社会分化正以基尼系数的形式被记录。因此，迄今为止，虚拟现实与文化艺术有关，但是它却无疑是大于艺术的和文化的事实：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逃入或生活在虚拟现实中？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替代我们的现实？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碰触或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我的、也许是极为老旧的立场仍然是，现实的问题只能在现实的层面获得解决。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改变，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挑战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它以灾变的形式发生。在这一多重的历史转折点之上，挑战与回应分外真切和急迫。林品：一方面是数码革命与生物学革命使得“后人类”这个事实得到凸显，使得“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歧义迭出、但已相当有影响力的新思潮，正在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严峻的挑战和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危机，也已经非常严峻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就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明而言，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而在学院建制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身处于所谓的“人文学科”，在社会常识系统中，我们也会被视作“人文学者”。那么，在这多重的关系之中，您是如何看待后人类主义的前景？同时，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放弃它，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扬弃它？戴锦华：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在今日欧美比较热络的新思潮，其本身无疑是人文主义危机的直观呈现。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后人类主义还并没有把自己成就为一个“主义”，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论序列、关键词组。后人类主义，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理论光谱、社会实践光谱的某种命名。对我来说，其有效性在于标识出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二十世纪至为惨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二战历史凸显出的。二战的惨烈事实，削弱了现代人对“人之神话”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体地动摇了历史进步、历史目的论这类现代主义的核心表述。而且，它以巨幅画面之中的前所未有的杀戮规模，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所谓“人性的深渊”，动摇了人文主义为我们建构的关于爱、理解、宽容的未来图景。今天，人文主义的危机，同时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普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前提下，人文主义的危机增加了另外一个向量，即在现代性逻辑内部的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前所未有地被迫要面对人类的整体生存，以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共生性。我们再次被迫提及，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序言中所引用的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耳鸣，它就为你而鸣。”后人类主义的意义，于我，是对人文主义的一记警钟，同时它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逻辑的一记警钟。但是，换一个角度，我认为，在今天，人文主义再度具有了重新被倡导、思考、实践的急迫性。众所周知，现代主义的话语从来都是双重或多重的，现代性话语的关键词在其资本主义实践意义之外，大都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乌托邦的面向。比如人文主义，或者，在人文主义的大范畴之内的人道主义，从来都具有这样的面向，关于对生命的尊重、平等的权利，关于对人类社会中朴素的正义的呼唤和实施。

 声音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本身蕴含着跨越、超越阶级/性别/种族的隔绝的可能。——我这里说的 “超越”，不是指那种廉价温情的想象、虚伪的承诺，而是 20 世纪历史的伟大遗产：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类共同的未来；或 20 世纪独有的“背叛”：背叛强势群体，背叛自己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认同弱势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实践性地加入到他们之中，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从属的利益集团。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今天，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的多数、99%不断被撕裂，被各种身份所隔绝，彼此冲突；而另一边，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危机，确实在整体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重新建立起一种连接、认同，我们重新去思考、想象、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产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结构主义起步，很快进入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论、解构路径中，因此，对现代性核心话语和规划，对人文主义语词及价值，始终抱有批判和间离的态度；但是，近来，也许是第一次，我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或尝试在其乌托邦意义上借重人文主义的观念，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尊严、人的权利。对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解毒剂，我仍然期望从中重新启动其创生性。这不是回归，不是悔过改宗，而是经历一个高度自觉的批判性的扬弃，重启其乌托邦内核。对我，后人类主义的重要启示之一，便是铭记对现代主义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太强大的自恋机制，以至于我们很难超越自身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某种中产阶级的环保论调，而是一个我们面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去想象、实践新的可能性的关键问题：我们能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恋？惟有超越这份自恋，我们才能真正地把人类不仅作为一个种群，同时作为一个社群来思考，我们才能真正地去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新的国际主义的实践可能。否则，这份人类自恋，同时就会给各种各样的差异身份当中居优势的人们，提供维系自己的地位、维系自己的生存的合法性的论述。这其中充满矛盾悖反，但这其中的张力，便意味着可能。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人类主义来透视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这将不是某一个国家、族群、社群的未来，而且是人类的未来。对于今天这个为犬儒主义所毒化的世界，类似命题也许太过夸张和矫情；但对我，它前所未有的真切、切肤：置身于人文学科内部，去尝试重启想象未来的路径，去参与构想社会实践的可能，并再度介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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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在风雨中不随风而动——《文汇读书周报》原主编褚钰泉的风雨十六载中国科幻为何在 80 年代陨落？

在风雨中不随风而动——《文汇读书周报》原主编褚钰泉的风雨十六载李福莹上世纪 80 年代初，《文汇报》开辟“书亭”专栏，介绍书的信息。1983 年前后，“书亭” 从小专栏变成了《文汇报》一个“读书与出版”的版面，这个版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前身。1985 年，《文汇读书周报》正式创刊。20 年来，它成了国内一份拥有专业水准、在书界具有大影响力的读书版面。曾一手将其带大的老主编褚钰泉如今已年过花甲，谈起当年的《文汇读书周报》一往情深，他说，尽管当时只有 4 个版面，形式简陋，但内容却很活泼和丰富，有书评、荐书、漫画、读者来信、短评等等，信息量很大……

褚钰泉先生手稿当《文汇读书周报》成长为一个 21 岁的英俊青年时，一手将其带大的老主编褚钰泉已年过花甲。对于一辈子跟读书打交道的褚钰泉而言，《文汇读书周报》就像一个孩子，他牵着它的手，整整走过了 16 年。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因为缺乏其他纸媒读书版的陪伴，《文汇读书周报》曾一度孤独地做着读书人与书“中间人”的角色。20 多年后的今天，让褚钰泉感到高兴的是，各媒体的读书版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不过，褚钰泉仍觉得，读书版还应该增多，地位还要得到提高。搞读书版的编辑记者们要坚 48

 评论持自己的理念，不违心，不浮夸，不误导，“在风风雨雨中不随风而动”，纯粹地为读书做点事情。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摸着《文汇读书周报》1985 年创刊号发黄的纸页，看着业已模糊的铅字油墨字迹，褚钰泉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身为《文汇报》编辑的褚钰泉，出于个人爱好和对出版界的关注，弄了一个名叫“书亭”的专栏。“它在版面上仅占非常小的一块，主要是介绍书的信息，内容也零零碎碎。”在当时不大注重读书版的时代，褚钰泉精心地经营着这块自留地。 1983 年前后，“书亭”从小专栏变成了《文汇报》一个“读书与出版”的版面。在其他纸媒几乎没有读书版面的时代，“读书与出版”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当时，中宣部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内容为“加强书评工作”的文件，特别表扬了褚钰泉所编的这个版面，这个版就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前身。《文汇读书周报》1985 年试刊号上的“致读者”这样写着：“它乘着‘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东风来到你们中间，将为丰富您的生活作一点贡献。”尽管明显带着时代的痕迹，但它的“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同志出版的”创刊宗旨，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做“书市漫步”的阿昌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文汇读书周报》是很简陋的，全部用铅字排版印刷，一共只有四开 4 个版面。尽管形式简陋，但内容的活泼和丰富却让褚钰泉十分自豪。“有书评、荐书、漫画、读者来信、短评等等，每个版面都要放六七篇文章，信息量很大。” 褚钰泉讲了一件小事：对武侠小说在当时很有些不同看法，《文汇读书周报》为此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欢迎读者展开争论。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值一提，但在 80 年代中期，该做法的确较为勇敢和创新。 “报纸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是褚钰泉一贯的坚持。从《文汇读书周报》创刊，他就琢磨着怎样定位报纸的言论。 “我想以读者一分子的角色，对书、对出版界、对文化现象发表言论。” 褚钰泉给自己起了个老百姓都很容易接受的名字——阿昌，开始捉笔在“书市漫步”专栏发表言论。阿昌一出场，反响就十分强烈，关键是读者觉得这个“阿昌”会说话、敢说话，别人不敢骂的，阿昌却敢批评几句。褚钰泉说，“阿昌”这个名字，在当年还闹出一个笑话。他在“书市漫步”中曾就某事批评了上海新华书店，这让该书店领导极为恼火，跑到报社一定让褚钰泉“把阿昌找出来”，要跟他打官司。当褚钰泉笑着说那个“阿昌”就是自己时，与其相交多年的书店领导非常吃惊，化怒为笑，把“跟阿昌打官司”改成了“请阿昌吃饭”。当年，《文汇读书周报》还搞过一个“湘版读书俱乐部”。80 年代中后期，出版界的湘军和川军是公认比较好的。《文汇读书周报》与湖南的几家出版社联合起来，定期把书推荐到上海，

 评论并请像余秋雨这样在当时较为活跃的作家撰写书评、交换看法，不仅出版社很欢迎，读者也非常喜欢。读书版应有自己的风骨《文汇读书周报》把书与读书人的“中间人”的角色，做得渐入佳境。在褚钰泉主编《文汇读书周报》期间，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近十万份，这对一个只谈读书的报纸而言，实属不易。而广告量，却被他控制得很严格，很多人由此评价，褚钰泉没有经济头脑。但褚钰泉却说：“我宁可多发几条稿子，也不愿意让无聊的广告挤占版面。”在他眼里，报纸应该拥有自己的风骨。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得出褚钰泉的想法。一次，褚钰泉到浙江嘉兴做报纸的发行工作时，听朋友讲起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就住在嘉兴。朱生豪是我国第一部外国文学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国内知名翻译家。他去世之后，宋清如一直住在嘉兴市一幢破旧的祖屋里。当时，曾有个外国访问团要来看望宋清如。当地政府顾及形象，给她提供了一座崭新住处，却被宋清如拒绝了。褚钰泉听了这件事后，对宋清如十分钦佩。后来，又闻及宋清如想出版自己与朱生豪之间的情书，被出版社要求付几万元费用。褚钰泉十分气愤，便写了篇文章将此事在《文汇读书周报》捅了出来。“没想到文章发表后，这本《宋清如书信集》竟有多家出版社争着出版。”褚钰泉认为，报纸的读书版要想做点事情，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念，才能在风风雨雨里不随风而动。褚钰泉认为，现在图书市场泡沫化很厉害，有个别出版社不负责任地出版文化垃圾。与此同时，国民阅读率也在降低，读书版此时应该起到知识推手的作用。作为读书版的编辑记者，首先要兴趣广泛，虽然无法做到什么书都能看，但一定要找到权威的人，获取正确的书评信息；对于 “关系书”，编辑记者最好拒绝，万一拒绝不了的，在报纸上说话分寸也要磨掉一点，什么“全国最好的书”之类的话要少说一点，别去误导读者；对于某些大作家的书，觉得不好就说不好，千万别怕得罪人说违心话，少做伪读书人。一定要看看本报《阅读周刊》当褚钰泉带着《文汇读书周报》走进 90 年代，某一段时间，他发现报纸媒介的读书版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虽然诞生在我们之后，但发展却非常快。”褚钰泉介绍，除了专业读书报纸外，其他大众报纸的读书版刚推出来时，一般只有新书的消息、简单的书评，直到进入 21 世纪，各读书版的思想性专题才加强。熟悉褚钰泉的人都知道，他与巴金的私交非常好。但在巴老晚年，很多报社的读书版都向巴老要稿子，褚钰泉却放弃了这个念头。“我知道巴老身体不好，再向他开口要稿，于心不忍啊。” 即使这样，巴老在晚年写的《怀念曹禺》等几篇文章，仍让女儿亲手送到褚钰泉那里，由《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退休后的褚钰泉十分关注各报读书版的发展。比如《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新京报》的读书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等都让他印象颇深。当得知了本报的读书版《阅读周刊》时，褚钰泉感觉很好奇，说自己在上海不大容易看到《深圳晚报》，叮嘱记者一定收集几份《阅读周刊》给他寄过去。

 评论褚钰泉理想中的读书版应该办得像“法国电视书评”：只要介绍一本书，明天就会影响到这本书的销量。“因为它完全脱离炒作的商业气息，纯粹地在做‘读书’，才能获得民众的如此信任。”褚钰泉说，在中国，办读书版应该雅俗共赏，除了让文人、学者看之外，还应让更多读者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阅读对人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读书版就是个“中间人”，以“职业读书人” 的角度，让更多人因为接触书的信息，从而喜欢书，接着就去读书。记者手记: 放下电话，记者才发觉左手已经麻了。心中不禁一阵愧疚，不知已 62 岁的前辈能否吃得消将近 2 个小时的电话采访。尽管未与褚老师谋面，但我已经感觉到了他的谦逊、平和与慈爱。采访时，在具体说到某个人的名字时，为了准确，我会跟他核实一次，他却有点过意不去：“我普通话讲得不好，难为你了。”采访结束时，记者一再向他道谢，他却说：“客气了，客气了。”他一再强调，他是跟我聊天，不是采访，最好不用写出来。他说，能跟晚辈聊聊读书版，是件很愉悦的事情。除了读书版，褚老师跟我谈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他对后辈的坦诚和毫无保留，让我感动不已；而他身上十分纯粹的书生气，更令人钦佩。他说，自己在《文汇读书周报》时，有人问他： “其他报社主编都有小汽车，你怎么不买一部啊？”褚钰泉说，他在《文汇读书周报》的 16 年，每天早上 9 点进报社，一直待到晚上 10 点以后才回家，要部汽车干什么呢？退休之后，闲不住的褚钰泉是《书城》杂志的执行编委之一，接着又主编《阅读 MOOK》，与退休之前一样，还在做与书有关的事。褚老师说，会给我寄一本《阅读 MOOK》，并愿意听听年轻人的意见。我的一位同事，曾与褚钰泉共事过一段时间。她说，那时褚是她的领导，她与褚钰泉办公桌面对面，褚钰泉爱书如命，每有一部书就放到后面的书架上。后来，他的书就像一面墙那么高。 “我坐在他前面，总担心那面书墙会不会倒下来。”尽管书如此之多，当褚钰泉要找某本书时，总能一下子摸到书的大概位置，马上就能找到那一本，也许这就是作为书与读书人“中间人”的敏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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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为何在 80 年代陨落？有之

共识网（2016-01-08）

一、80 年代，中国科幻“四大金刚” 在中国，科幻小说属于西方“舶来品”。晚清时期，科幻小说随西方科学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它的出现是国人谋求改变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表现，因此，得到许多进步文人的大力推崇。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 1954 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50 年代，党中央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掀起学科学的热潮，而在文艺理论上直接引导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则是苏联科普化思潮。中国从苏联引进“科学文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首先由高尔基提出)，它是指类似苏联伊林写的、给儿童阅读的文艺性科普作品，大批苏联科幻、科普作品及凡尔纳小说被译成中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受“科学文艺”影响，中国科幻创作进入少儿科普化时代。中国科幻创作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科学普及”的厚望，而且也不能不受政治气氛的影响，担当起教育和宣传的特殊使命。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对科幻小说的基本要求是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要落实到生产中去；对其“特定”的青少年读者对象来说，在注重科学想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得考虑它的思想性，亦即思想教育意义。然而，科幻小说一旦大量问世，就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寻找最有利的发展道路。许多原来强调姓“科”的科幻小说作家先后改变了看法，按照小说的规律去创作，作品已经开始向文学靠拢。到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认识到：科幻作品除了介绍科学知识、提出科学展望外，还要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要写出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52

 评论而不应只是处在“儿童文学”和“科学普及”的从属地位。

1976 年春，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月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他的科幻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于 1962 年，文革时为躲避造反派的抄查，曾将这部手稿东存西藏，使之幸免于祸。1978 年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家长给子女必买的流行图书，并且成为新一代科幻迷的启蒙读物。十几年后作的一次科幻迷调查中，相当多的人承认该书是自己一生中读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对科幻人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专业科幻杂志的数量超过了前苏联、日本和英国的同期水平，发行量均在几十万册之间，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 1980 年 2 月 19 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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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科幻创作也获得了主流文学的认可，包括《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新港》《四川文学》等都曾经在那个时候发表过科幻作品。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魏雅华《温柔之乡的梦》都获得过全国性的主流文学奖项，《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成为中国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二、姓科姓文？一场学术争论引发的灾难 1977 年，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上映，带动了一波世界性的科幻浪潮。刚刚摆脱“文革”梦魇的中国也不例外，出版了不少科幻作品，饥渴已久的市场也很买账，行业渐趋繁荣之际，一场关于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论战也随之而来。姓“科”还是姓“文”，简单说来，就是指科幻小说究竟该归入科学，还是该归入文学。1979 年底，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参与交流的部分中国科普作家曾询问阿尔迪斯：

 评论 “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 结果，阿尔迪斯否认科幻小说负有科普义务，让中国科普作家极为惊愕。阿尔迪斯认为：“科学小说(ScienceFictio)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想。”

科普界虽然惊愕，但阿尔迪斯的观点，却深得科幻界的拥护。童恩正在 1979 年 6 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指出科幻无法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目的，至多也只能普及一点“科学人生观”。童恩正的说法立刻引起了广泛反响，郑文光、肖建亨等先后撰文表示支持。科幻小说不再以科学普及为中心价值，这导致了一些人对科幻的不信任。不少人撰文指责童恩正的科幻新理论背离了科幻的科学属性。1979 年起，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在《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批判的对象正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等人的作品，如叶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毒害青少年。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这场论战，“科普派”与“文学派”各据阵地互不相让，你来我往时日绵长，一直持续到 1982

 评论年。总体而言，“科普派”拥有资源优势，略占上风。譬如，围绕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的批评与反批评，长达四年之久。“科普派”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是“伪科学”；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第一轮辩论，《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双方文章；第二轮辩论，则只刊发了“科普派”的文章。

作为 80 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参与到了论争之中。就立场而言，钱站在“科普派”一边，坚决主张科幻小说归“科学”管，必须承担科普义务。1980 年，钱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 1981 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 2000 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 2000 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三、科幻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 评论虽然大会的决议与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实际操作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1983 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 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譬如，中科院某院士如此批评电影《星球大战》： “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11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 80 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群体，受到了文学界，科学界，以及来自政治的多重困难包围。随着郑文光瘫痪，叶永烈、魏雅华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肖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从 1983 年 11 月算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四、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多年以后，当年因饱受争议退出科幻界的叶永烈总结说，关于科幻小说的种种模糊的概念，对于科幻小说功能的狭隘、片面的理解，阻碍着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发展。科幻小说在 20 世纪初被引进中国时，就被纳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方向，典型者如梁启超、鲁迅。也由于“sciencefiction”(这个词是 1926 年雨果·斯根巴克提出的)词义的模糊性，使得其后大部分的人都把“科幻小说”等同于“科学小说”，那些幻想成分较多的科幻小说反而被排除在外，归入到一些“理想小说”这种神奇的分类中去。这种科幻小说理应承担“科学思想”传播的观点，对于当时以及其后 70 年我国的科幻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远超目前你们能够想象的影响——直到现在不少人还把科幻小说当做是科普小说，或者仅仅是那种地摊上的奇幻类读物。建国后、文革后绝大多数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可以说，其后半个多世纪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是呈现一个较为畸形的状态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

 评论策的实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与世界接轨，进入新一轮的兴旺，涌现出一批所谓“新生代”作家。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科幻文学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型。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1999 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当年高考前，《科幻世界》杂志就曾刊载了主编阿来的一篇卷首语，题目就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种神奇的“巧合”，意外地催生了中国科幻的热潮，而《科幻世界》更是成为广大高中生为数不多的“合法” 课外读物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新生代”作家群逐渐壮大，并不断成熟。这些“新生代”作家包括星河、杨鹏、韩松、王晋康、杨平、何夕、苏学军、潘海天、凌晨、赵海虹、刘维佳、柳文杨、周宇坤、刘慈欣、韩建国，以及科幻活动家郑军，科幻理论家吴岩等，其中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依然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关怀，他们有望共同缔造当下中国科幻新一轮的繁荣。正如刘慈欣所说：“在国内科幻可能遇到的种种意外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我对读者朋友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忋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 三辉链接

三辉链接化作一艘小船，随波逐流文 / 梁捷

以前读到常居香港的新加坡作家蔡澜的说法，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店首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其次是法国巴黎。对一个缺乏国际经验、后殖民体验的人来说，真是很难理解这类判断，为什么最好吃的越南河粉店会跑到法国或者澳大利亚。后来我也去了墨尔本，才知道越南移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巨大影响，随处可见价廉味美的越南河粉店，顽固地写着“西贡”招牌，揭示了自身的来源地。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墨尔本的第一大姓氏是史密斯(Smith)，第二大姓氏竟然是阮 (Nyugen)。越南向世界各国的难民潮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至今未绝。所以很多越南人从小在西方环境里长大，接受纯粹的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管是政治演讲还是上电视综艺节目都毫不逊色。他们可以从事一切最主流的工作，但长辈们在难民船里九死一生的经历似乎仍在对他们产生难以言述的影响。 59

 三辉链接很多研究者描述过如下情形：在研究柬埔寨家庭和柬埔寨移民时，研究者深知，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红色高棉时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惨祸。出人意料的是，无论老一辈亲历者还是小一辈，在访谈时都在尽量避免该问题，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禁忌小心翼翼包裹起来。澳大利亚籍越南裔小说家黎南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船》（近日已被译成中文），就与这段历史经历有关。他生于 1978 年，在襁褓之中被家人抱着坐难民船来到澳洲，可算历史亲历者，偏又毫无印象。他在澳洲接受主流教育之后，先是做了律师，2004 年开始专职写作，2008 年出版了代表作《船》，引起国际上一片喝彩声。《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故事组成，完全独立，既有作者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也有哥伦比亚杀手、广岛遗孤、女同性恋以及患病的纽约画家的故事。作者坦承，最初写作的时候，完全没来得及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只在最终结集的时候，慢慢发现它们具有“统一体”的特质，使得这本小说集读起来仿佛一本连贯完整的书。串联所有故事的大线索，就是历史和历史形成的观念。对亲历者而言，谈论亲历的大灾难，本身就是揭开伤疤，造成新一轮的痛苦。无人愿意如此，甚至都不愿意下一辈了解那些苦难。可对于下一辈而言，自身的源头晦暗不明，总是一道内心阴影。近年来，中国大量涌现“大江大海”、“巨流河”、“太平轮”等指向鲜明、符号突出的历史叙述，争议不断。撇开错综复杂的罗生门式的历史真相不论，这些事件本身对一整代中国人都有潜在影响。有意思的是，这些记忆往往与“水”、“船”等符号有关。因为大海没有边界，处处蕴含风险却也带着一丝希望，一艘孤独无助的小船有可能把受难的人载向另一个世界。越南人有非常类似的记忆和表述，这一点绝非偶然。最近非常走红的德籍日裔影像艺术家希托·史特耶尔(Hito Steyerl)的影像作品《流动公司》(Liquidity Inc.)可作为另一个例证。它讲述了一个颇为类似的故事。越战后，越南遗孤雅各布·伍德(Jacob Wood)被领养到美国，在那里接受了良好教育，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伍德失去了自己的饭碗，于是毅然变为一个拳击手，靠搏命来换取收入。搏斗中，他坚信不疑的座右铭是李小龙的一句话：“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Be water， my friend.) 整部片子都以“水”的形象贯穿。李小龙认为，战斗要义就是把周围环境看作水一样，顺其自然，让自然来引领自己的动作方向。只要顺应自然，自身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更深层地看，伍德从越南漂泊到美国，又是从金融业转向拳击业，一切都是环境使然，身不由己。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坐在茫茫不知前途的难民船上，越南人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难民对目的地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目的国家是否会收留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支撑到目的地。小说家黎南自然也不知道，当年他才仅仅一岁。但他试图在小说《船》中试图研究该问题。难民船和难民所要逃离的地方一样，本身都是地狱。未知的命运、无所不在的自然危险以及传染病都在影响着船民的情绪，挑动他们心底深处的恶。生存下去是所有船民的唯一信念，而支撑他们的却是小时候最不经意习得的一些基础文化。在《船》里，一个母亲给孩子唱起了越南古典文学即喃诗。字喃是一种受汉文字影响而产生

 三辉链接的越南文字，堪称越南文化的基础。黎南看来，在一艘逃亡西方的难民船上，前途未卜的有教养女性为孩子唱歌，脱口而出的却是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广泛流传的喃诗！即便从黎南父辈，即逃离越南的船民那一代开始算，他们也已是后殖民文化影响下的越南人了。越南千百年来一直有自己的文化，虽受中国影响，但祖辈顽强地造出有别于汉字的喃字来记录民族文化。可到了 19 世纪，先是法国人到来，接着是二战爆发，日本人支配越南，主流文字也变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日本人走了之后，南越与北越无法统一，再把美国卷入，掀起了长达十多年、死亡数百万人的越战。越南难民最初希望逃往临近的香港，可香港弹丸之地无法容纳整整半个国家的人，最终大批越南人不得不奔赴世界各地。用时髦的后殖民术语说，他们是一个被迫大流散的族群，被迫带着自己的越南认同进入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异文化中去。正因为有这样的认同经验，黎南对其他各种类型的边缘身份都特别敏感，于是有了这本书里的哥伦比亚杀手、广岛遗孤等等鲜明形象。越南是一个佛教国家，距离天主教、伊斯兰教、同性恋等问题似乎都有不小距离。但大批黎南这样的越南人，背井离乡，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已融入西方主流文化之中，所以描述这些边缘问题并未显出任何突兀。但作者自己明白，读者也明白，融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情理解异文化是一回事，做一个具备身份认同的异国人是另一回事。二代移民都有类似的焦虑。黎南无疑已经非常像一个西方人了，在澳洲和美国用英语写作并且获得了广泛认可。可是他的文字又无处不在表达自己的挣扎和困惑。《船》的七篇小说里，以他和父亲对历史交流的困难开始，以追溯父辈坐船逃离越南结束。他可以毫无负担地描写一个看似遥远的社会题材，却已无法做一个身心合一的越南人。这是一个全球化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后殖民现象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以美国为象征的资本符号不断侵入世界各地，可世界各地的人民也在不断用脚投票，使得文化碰撞变得更为频繁。我在阅读黎南时，首先把他界定为“澳大利亚籍越南裔作家”，可是我又对这个标签充满犹豫。他在澳洲受到教育，在美国正式开始写作生涯，而写作的主题又涵盖太多国家和文化。他自己正在用一种创造性的形式来缓解关于身份的焦虑，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创造出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今日澳洲，虽然部分越南青年融入社会，但更多人还处于边缘地位，越南青年甚至还是黑帮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越南人聚居区拥有最新鲜、最便宜的海鲜和最美味的河粉，可同时也在相互警告，天黑了最好不要去那里，甚至最好路过都不要。另一方面看，越南文化已经深深嵌入澳洲文化。有一个统计研究说，离开墨尔本的澳洲人，最为怀念的竟是随处可得的那一碗越南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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