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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名假說

1982 年,土地銀行搶案發生後,當時由國民黨政

府控制的三家電視台,每天不斷重複播放銀行監

鄭寶玉 不識字者的自我脈絡建構法 人物簡介

視器,錄下李師科搶銀行時,翻過櫃台的模糊影

鄭寶玉,我母親,1931 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巴生市

致使當時的媒體大都臆測搶劫者為三十歲左右的

童養媳,七歲時因原童養媳家庭移民印尼,於是

像,由於影像中的李師科戴著假髮、帽子與口罩, 年輕人,直到李師科被捕,媒體才知道搶劫者是 一名五十五歲的老兵。我記得,在李師科被捕的 電視新聞影片中,有一幕是電視台的記者,拿著

麥克風圍著李師科追問他為何搶銀行時,李師科 才說了一句:我有話要說……,就被警察用手緊 緊摀住他的嘴,不讓其繼續發言。解嚴多年後,

有些電視節目再重談李師科案時,這一幕卻再也 沒有出現過。這消失的一幕,讓我不禁懷疑,當

年李師科被摀住嘴而無法發言的影像,會不會只 是我的幻覺?或者,那是李師科被捕時的平靜表 情與滄桑臉孔,從電視螢光幕投射進我腦海後, 所觸發的後延想像?

對我而言,電視台不斷重複播放李師科翻過銀行 櫃台的動作,是一個被剝奪者,藉由翻越不可跨

越的「法律」界線,試圖「拿回」他被剝奪掉一 生的「逾越」行動。而「遮蔽」自身面容的道具, 更是為了在揭開「遮蔽」之物後,逼使台灣社會

「看見」那無數被剝奪者的命運。在戒嚴時期的

台灣,李師科沒有選擇默默苟活與悄然無聲地死 去。而是通過「搶銀行」的「逾越」行動,為自

己與其它同樣命運的無名老兵們──「拿回」書 寫自己命運的命名權。

若我們脫離殖民現代性的從屬視域,重新檢閱台 灣的文化與藝術生產史,那麼,李師科無疑是繼

日殖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後,於戒嚴時期, 真正實踐具時代意義的「文化行動」與「錄影藝 術」的先驅。儘管掙扎於社會底層的李師科,不 可能有一絲奢侈的閒情,想像他的行動,是否有

天會被放在文化與藝術生產的意義中進行重新認 識,但他的行動,卻在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沉默 的戒嚴時期,「說出」了一整代被剝奪者的命運 與他們被長期壓抑的個體感性。

(Bandar Klang),五歲被原生家庭送至金門當 被轉送給原童養媳家族中,繼續留在金門的寡居 祖母。十歲開始以撿拾海邊的海菜,賣給當時占 領金門的日本人,以此養活自己與老太太。十四

歲靠在山上撿拾薪材,賣給當地富裕人家當煮飯 的材火為生。十七歲於金門東門市場的水井旁,

擺 攤 販 賣 蔬 菜 與 水 果。 二 十 歲 開 始 獨 自 生 活, 二十三歲與我當軍人的父親結婚。1958 年八二三

炮戰(註)發生後,我母親帶著兄姐離開金門,

搬到台灣桃園內壢,1960 年,我於桃園內壢出生, 1962 年,我母親帶著我們再搬到位於新店水尾的 忠孝新村。

註:八二三砲戰主要指── 1958 年 8 月 23 日至 10 月 5 日 之間,國共雙方分別從中國大陸與金門及其周邊島嶼,展開 一場隔海的激烈炮戰,歷史學者認為這是第二次國共內戰的 一部份。

藉名假說

從小我母親跟我們談任何事,都要從她五歲開始 談起,常常要隔兩三小時後,才講到真正要說的

事。年輕時,很不耐煩母親那冗長的談話方式, 年長後,才體會到因父親長年待在外島,使得不

識字又必須獨自帶著我們生活的母親,只有跟自 己的子女,反覆講述其從小沒有家庭可以依靠與 必須獨自養活自身的生命經歷──她的生命史, 才不致被子女們遺忘;也才了解幾乎沒有任何社 會關係的母親,為甚麼對未來計劃要做的事,都

要以五年或十年為單位,以一種非常緩慢的速度, 逐步完成。

我母親也跟大多數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婦女一樣, 每當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常以夢中出現的人 物、事件或景像,作為問題的解答。以前,我總 認為那只是母親自圓其推論的說法,現在才了解, 無論那些夢有多荒誕、離奇,其實這是另一種思 辯問題的方法。

The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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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for 立方計劃空間 TheCube Project Space

變文書──陳界仁影像、生產、行動與文件  

立方計劃空間榮幸邀請藝術家陳界仁,以影像裝置、文件陳列等形式展出他歷年來的創作檔案。展期從2015年10月24日至2016年1月10日,並於2016年1月9日專場放映〈殘響世界回樂生〉紀錄片,映後舉辦陳界仁藝術家講座。

變文書──陳界仁影像、生產、行動與文件  

立方計劃空間榮幸邀請藝術家陳界仁,以影像裝置、文件陳列等形式展出他歷年來的創作檔案。展期從2015年10月24日至2016年1月10日,並於2016年1月9日專場放映〈殘響世界回樂生〉紀錄片,映後舉辦陳界仁藝術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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