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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洲人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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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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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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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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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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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差别

第七章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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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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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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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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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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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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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毛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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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共产党与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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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第十五章

儒家思想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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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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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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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第十八章

儒教是民主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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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儒教是腐败的根源

………………………………………………………… P. 103

第二十章

儒教是虚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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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第二十二章

儒教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 ………………………………………………… P. 157

第二十三章

儒教是亡国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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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附) 岳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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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儒教是道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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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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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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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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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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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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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神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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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上帝与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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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

http://www.blogger.com/profile/11215563079551864864

行业: 博物馆或图书馆 地点:

East Timor

我的简介 高中时,崇尚儒家,并窥见了儒家和法家的微妙关系。大学时沉溺道家,整日夹着《周易》,“元亨利 贞”。1989 年,我是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六四的枪声,使我从道家的梦呓中惊醒,开始了 真正的思考。参加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别人说我勇敢,其实我是在逃避。因业务,到厦门,在南普陀 寺邂逅了佛,醍醐灌顶,出了山门,三天没有说话。然而,也就是三天,就抛弃了他。 1989 年后的十年,1999 年,偶遇《中国人的特性》(作者史密斯,美国传教士,写于 1899 年)一书, 读完甚惊,书中所述的 100 年前的中国晚清社会,竟然和今日中国一摸一样,而这 100 年里,中国经历了 怎样的变法、维新、革命、运动啊,都是徒劳,都是徒劳。决定中国社会的,并不是什么社会制度,而是 背后更深的东西。书中,有简单的圣经教义,使我隐约看到了光。我到教堂,买了一本《圣经》。 《圣经》 使我恍然大悟,使我从重重黑暗的迷雾中看到了真正的光,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撒旦的本质。 2001 年,我决心将自己的感悟写下来,以唤醒更多的被中国文化欺骗的同胞。于是写作了《被欺骗的 中国人》。感谢主,赐给了我能力,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人,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写作。 写作 《被欺骗的中国人》使我从小康生活陷入了种种的折磨之中,曾经,几度心灰意冷,想将这事忘记。然而,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命运,知道了什么是本分,——既 然自己被拣选,就应当尽自己的本分,不应计较,不应恐惧,全凭上帝作主。 欢迎读者和我交流: fangzou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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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骗的中国人 方舟 一 欧洲人来到中国 形式上,清王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此之前,历史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已。在这个舞台上更换的只是演员,戏的内容并无变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 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精神进步,而称中国没有历史。 乍一听,这个论断很刻薄。但对中国历史了解多了,就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深刻——中国社会不论是 外在结构,还是内在的精神,都以其惊人的惰性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 有人说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与今天的惊人 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今天也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中,验证 历史的真实,窥探历史的后幕,丰富历史中被忽视的细节。 1840 年前的清王朝,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自为中央,鄙四周为夷蛮戎狄,过着孤芳自赏、一步三拍、 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家中万物具备,四周皆是贫盗之国,因此,王朝要紧之务就是把院墙修 好了,别让他人把自己的宝贝偷了去。 院墙修好了,统治者剩下的唯一心事,便是江山社稷的稳固与皇运长久了。于是便尊孔崇儒,以使江 山永固,社稷传之万世而不竭。 满人似乎做得很成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历史中多多。可是,能象满族这样了解汉人心态的统治 者却没有。实行汉化改革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不能和满清皇帝相提并论。将汉人视为劣等民族的蒙古可 汗,也与满清皇帝大相径庭。满清皇帝显得格外成熟,将孔圣人的牌位高高举起,顶礼膜拜。俨然是孔夫 子的正宗传人,是道统的合法继承者。政治上,又允许汉人从政,实行以汉治汉的政策。因此,在人数上 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再将剃光头、留小辫的满人当成夷狄之人。也忘记了削发之痛、亡国之恨。心安理 得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子民,甚至还为自己恰遇明主,适逢盛世,而感恩戴德,庆幸不已。 是的,满族统治者很成功,清朝社会很稳定,很平静。尽管不时有布衣黔首的“暴乱”,尽管有士人 批评清王朝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学府无才史,兵营无才将,田野无才农,市场无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 才盗都没有的浑浑噩噩的社会,但这一切根本动摇不了大清王朝的根基。整个王朝并没有什麽薄祚短寿的 徽象。似乎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满清不走运的是,与以前诸王朝不同,骚扰帝国安宁的,不再是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而是飘 洋而来的欧洲人。正是这些欧洲人,使得满清的万世帝国梦破碎了! 早在公元 1514 年,时值中国明朝中期,明武宗正德年间,欧洲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个小国家——葡 萄牙的武装商人,就来到中国。这些葡萄牙人和中国历代的“夷狄”不一样,他们是一些商人,似乎文明 一些。在能够做生意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动枪的。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却不愿与任何人通商,这使 葡葡萄牙人很头疼。 中华帝国很庞大,来硬的武力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边境,葡萄牙人经过 40 年的尝试,逐渐了解了中国 人。终于,在 1557 年,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贿赂了广东按察使,将澳门长期租了下来,终于打开了中国 市场的门户。 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也蜂拥而来。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葡萄牙对中国市 场的垄断,使这些国家都没能如愿。 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明亡。新兴的王朝都是强悍的,也是自信的。满清皇帝康熙,于168 5年取消海禁,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但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 在这些进行向外扩张贸易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走在欧 洲国家的最前列。紧跟其后的是荷兰、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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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英国后来居上。他先是于1588年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后于1 640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又于18世纪60年代,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招招领先的英国,国力大增,逐渐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强国。其在海外的殖 民活动、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仅仅一个开放的广州,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人的胃口了。为了要求更多的通商口 岸,并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英国政府于 1793 年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 当时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们。但是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是不愉快的。英国方面是失败的。他们的请求一 概被拒绝,并被提前赶出了北京城。400 人的使团,近一半的人因疾病丧了命。他们很恼怒,无法理解中 国人病态的自大:中华之外,夷狄禽兽能有什麽东西?中国需要什麽?什麽也不需要:“天朝扶有四海, 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其实天朝德威远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与英夷在广州进行的一点贸易, 还是大清皇帝开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 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⑴ 其实,如果不是被禁止通商的英国人经常持火器在沿海滋事,有碍社会稳定,恐怕连这一点“体恤” 也不会给他们。 中国方面也是很不愉快的,以前的藩属前来觐见,都要敬奉贡品。而英国人送的却是“礼品”。一字 之差,还不太要紧。“礼”后被中国官员改成了“供”,英国人也并不太在意。可是,关于觐见的礼仪, 双方却爆发了“礼仪之争”。 在中国皇帝、官员眼里,英国人不过是朝贡藩属,觐见天朝皇帝,必须恭行“三跪九叩”之礼如仪。 而英国人却认为,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跪拜有辱国家,绝不能接受。 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只跪拜上帝,而不跪人。对无限忠诚的英王陛下,也是只行单腿下跪。所以 他们坚持只能以同样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尽管乾隆皇帝最终“开恩”免了“三跪九叩”之礼,但是英国 人的此举,引起了所有以磕头为家常饭的中国官僚们的嫉恨。 叩头不叩头,表面上只是礼仪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英国人是基督徒,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跪拜谁。唯一跪拜的对象是上帝。国家与 国家也是平等的,通商是互惠的,不能叩头!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心中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以只能去跪拜人-----父母、官吏、和皇帝。 在无神论中国,是不存在”平等”这个概念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平等就是没有秩序,就是“礼崩 乐坏”,就是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没大没小、天下大乱。不是你给我叩头,就是我给你叩头。 这是圣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就是礼。你是夷狄小国、弱国。我是中央大国、强国。所以你必须向我 叩头! 遭到拒绝的英国人,很是恼火: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你们家门口花钱买你们的东西,这对中国来讲是一 边倒、坐享其成的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中国人偏偏不干。英国人真想不通。 马戈尔尼访华,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正象后来的鸦片战 争对欧洲人是件小事,但对中国人是件大事一样。 马戈尔尼访华,是欧洲人中国观念的转折点。正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欧洲观念的转折点一样。不过 中国好像是年龄太大了,相对于欧洲来讲,中国受到的刺激很大,但是反应却很麻木迟钝。直到今天,中 国人仍不真正认识欧洲、欧洲人。 马戈尔尼访华以前,欧洲人对中国是高度赞扬、憧憬向往的。 欧洲人最早就知道中国。至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的希腊人只是看到了中国的丝绸。他们将丝绸 称为“赛里斯”,并将遥远的中国也称之为“赛里斯”。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 和丝绸本身引起的猜想。 从此一直到十三世纪,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没有增长多少。只是对中国的幻想一直在变化着。他们猜想 中国是非常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甚至《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就是中国。那时的中国,是欧洲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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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仰对象、理想王国。 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许多欧洲人(有历史记载的至少有100人)来到了中国,开辟 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史述、谈话,在欧洲传播 了中国的形象。其中最有名气的要算《马可•波罗游记》了。 《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了物质世界的天堂:疆域大得像个星球,山川万里,城廓富丽堂皇, 桥梁一座连一座,货物堆积如山……马可波罗因此赢得了“马可百万”的绰号,意为吹牛大王。 同时期的其他游记,也大同小异。将蒙古时期的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文明。” 到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时期。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有关中国的 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道,传教士的书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社会。使中国形象从传奇走入历史, 从民间传说进入近代严肃的社会思想。 1583 年,教皇授命门多萨神甫编写一部中国史。两年后《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它的出版,是 欧洲的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系统而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及其制度,结束了中国形象的朦胧时代。 他当时是部影响巨大的畅销书,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会显得孤陋寡闻甚至没教养。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或叫做百科传说。因为门多萨神甫本人并没有去过中国。在书中,他以 尽量客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口吻来描述中国。但字里行间仍能看得出他对中国的敬畏与向往。 1615 年,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的利玛窦神父的中国札记,在德国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这是 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比《中华帝国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但是在社会中的反应,却远没有前者强烈。 欧洲人原来并不太需要真实与准确,虚构的中国更让他们感兴趣。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不仅详细、真 实,并且还有文化深度。它将孔夫子介绍到了欧洲。 这些书以及没有名气的札记、旅行见闻,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包括他们当中最有知识的人。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成为最早鼓吹中国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东方的欧洲。两者有同高 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欧洲在战争艺术、科学方面超过中国,那不是因为中国无知,而是中国爱好和 平。中国人更有教养,更有礼貌。中国的皇帝——康熙皇帝,是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集美德与智慧 于一身的完美的君主。中西文化应该交流,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欧洲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神学。 1721 年,德国数学、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在哈雷大学一次二千人的集会上做了一场演讲,高度赞扬 了中国的道德和治国才能。他认为孔子是位承前启后的导师,中国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是 一种崇尚人类理性的自然神学。中国人培养道德风范,只运用自然的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这意味着没 有基督教的人们,同样可以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 沃尔夫因为这场演讲被校方解雇,被普鲁士国王放逐,罪名是宣扬无神论。这场演讲在欧洲思想界一 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很崇拜中国的乾隆皇帝,敬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尚的 道德。他说: “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地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 所未有的最优秀……” 他认为在优秀的中国政府体制下,皇帝不可能专制。中国是唯一一个个人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 保护的国家。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对中国这个重农国家更是佩服之极。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崇尚德 行,公平和平,是个模范国家。他极力恭维中国的商业,包括商人和商业道德。虽然当时欧洲已经流传关 于中国商人信誉不好的传说。但是魁奈坚持认为,一个推崇孔子伦理道德的国家的商人。不可能不讲信誉、 不正直。 …… 从十三世纪期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便抱着普世主义和殉道精神,源源不断来到这个远离上帝 的国度。希望用福音,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虽然他们尽职尽责,许多人还死在中国,永远埋在了远离祖 国的异国他乡,为上帝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许多以书信、札记的方式回到欧洲,却大大地影响了欧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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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现,中国不是一片新大陆,也没有大规模发财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优越的政 治伦理和文化制度。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念旧”文化。它认为今不如古,今天不如周公时代,周公时 代又不如夏禹时代,夏禹时代又不如黄帝时代……总之,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不如今天,社会千万不能前 进,最好回到从前。 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正相反,他认为人生而有罪,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国家同样如此,必须不断地 矫正自己,不断地追求,才能达到尽善尽美。 所以欧洲人不像中国人一样,总爱留恋过去。而是爱追求想象中的理想国度。而中国,这个遥远而神 奇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中国成了欧洲人久已向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 成了现实的乌托邦。 尽管传教士们不时提到一些灰暗的消息,诸如中国文化缺乏创造力,中国百姓的贫困是普遍的,世界 上任何地方都不象中国那样忽视人权等。但是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不关心中国真 实是什麽样子,只关心中国被描述成什麽样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想象的中国、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典范。 17 世纪——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中国潮”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形象再度上升为理性的哲学 王国。孔夫子成了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孔夫子中国成为了思想家们挑战教会和暴君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了 思想家们前进队伍中一面耀眼的旗帜。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和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中国热情”突然荡然无存。大革 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的梦想。欧洲人不需要中国这个理想君主国的形象了,辉煌的中国形象暗淡了。 几年后,1793 年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中国形象的转折。是欧洲否定中国、批判中国的开端。 这次访问,英国人是失败的,也是屈辱的。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了过去一味对中国的美 化,并且使得有关中国丑陋、恶劣的传闻,得到了现实的权威的证实。 其实,仰慕和批判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早在 16 世纪后叶,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伊斯卡朗蒂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贬意最多。他不 迎合当时的一片赞美之词,说中国人多拥挤、搞迷信活动、不懂地理等。 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国热”处于高潮时,也有不和谐音。 1719 年,英国作家的迪福《鲁宾逊漂流记》的续篇中,借主人公鲁宾逊之口,对中国人进行了挖苦: 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个如此堕落无知的民族,竟然如 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 1748 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他的《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 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于 1748 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此书 中,他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中国人的信誉不好,尤其表 现在贸易中” “拉栖代孟,偷盗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 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有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发表《国富论》。他认为:中国的富有是事实,贫困也是事实。中国 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无法养家糊口。他们吃最污秽的食物,把自己无法养 活的孩子像狗一样扔在水里。中国过分的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 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倒退…… ………… 发出这些声音的,往往是一些真知灼见者,也是不合时宜者。他们的声音,被作为当时的不和谐音, 被讴歌中国的时代洪流淹没了。 马戈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历时两年,他们虽然一无所获,但是他们的中国之行,对欧洲的中国形象的转 变却具有决定意义。马戈尔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门多萨之类关于中国款待来使得说法多麽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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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玛窦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出版,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对新闻媒介发表的各种报告、谈话,彻底打破了传 教士们苦心编造的中国神话。 欧洲人发现,二百年来,绝大多数的聪明人都让那些故弄玄虚的传教士蒙骗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笛 福的诅咒、亚当的论断、孟德斯鸠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的钱财”;“半野蛮的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 “中国 人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肮脏;对技术科学一窍不通,对世 界一无所知”……欧洲人如梦方醒,开始纷纷批判、贬低中国。 马戈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 “富贵和贫穷上下悬殊简直无可比拟。” “中国的观众里只有男而没有女。” “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 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 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 “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 “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不可再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麽耻辱……中国司法量 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中国没有律师和陪审团……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 做法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结果往往是谁送的礼重谁就赢了官司……中国官吏薪金不高, 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 “孔多塞,一位继伏尔泰之后的法兰西思想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 民族。他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之概述》中说:如果人们想知道专制政府”可以将摧残人类的技能 发展到何种程度,那根本用不着提起那些可怕的迷信,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很关注中国,他与其说是在研究中国,还不如说是在批判中国: “在中国,皇帝就是家长。法律与道德不分,唯一意志就是皇帝意志。” “历史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世界历史之外。” “中国的宪法精神是一种家庭精神,这里不存在主观性因素,只有服从。” “中国政府完全建立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上。皇帝像父亲一样,掌管一切。百姓像儿子尽孝道。一切都 得服从。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 “在这种家长制的国家里,臣民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属于幼年文化,人的精神无法独立,更谈 不上自由,他们像孩子那样一味服从,依赖父母。而皇帝是他们的绝对家长。”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残酷的体罚,随时随地发生。父亲对儿子,皇帝对大臣,官吏对百姓,上级对 下级。”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自卑。所以导致道德败坏,欺诈成风。” “真正的信仰自由,在个体本身完全不依赖外在动力的地方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 独立性特征。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 “孔子的著作里,虽然可以找到正确的道德格言,但是其中不乏兜圈子、反思和回旋。” “他们自称比欧洲人先发明了火药,可是耶稣会教徒不得不给他们浇铸第一批火炮。”⑵ ………… 英国使团访华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礼仪之争”和因为英国人的固执带来的呢?历史很快就给了我们 答案。 荷兰人对英国人的迂阔僵硬不以为然,磕头事小,生意事大,是要能获得通商的机会,磕头又怎样? 于是,荷兰于 1794 年派出一直使团来访问中国。荷兰人到了北京,乾隆皇帝赏赐给他们一条三百斤重的鲟 鱼,荷兰人的磕头历程就开始了,先是对鱼磕头,然后再对人磕头,这样一直磕下去。尽管很为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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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谦卑来换回英国人因为傲慢失掉的东西。然而,他们同英国人一样,遭到了中 国人的拒绝。和英国人相比,荷兰人更狼狈。 英国人不甘心失败,与 1816 年,在此派遣阿美士德率使团出使中国。阿美士德很原则,仍然拒绝叩头。 结果他们被嘉庆皇帝直接赶出了中国。 叩头不叩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人外交的失败,与礼仪并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是一个静态的等级礼治社会。其实质是静止和等级。而商业的实质是流动和平等。所以,对中国 社会来说,商业是一种异端。“士农工商”“工农兵学商”,商业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末业。 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政权的长久,中国朝廷历来都是打击压制商业的。即所谓的“重本抑末”。 作为商业的操作者,商人同样是遭到打击压制的。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格上 还要受到中国道德的谴责。为了自身的安全,商人们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从而最终成为等级权力的附庸。 中国等级专制社会这种对商业天生的敌对和排斥,就是中国人拒英国人于门外的原因。 欧洲人被中国人拒绝,是一种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是商人文化与官僚文化的冲突,是动态的海洋 文明与静态的大陆文明的冲突。 中国的大门是紧闭的,英、荷大使的百般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使团没有走通的路,最后让 走私商人走通了。使团没有办成的是,最后让鸦片和枪炮办成了! ⑴周宁《2000年西方看中国》 ⑵黑格尔《东方世界》(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二 鸦片战争 英国人认为与别人经商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人认为关门自守、自给自足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中国人 更理直气壮:是你跑到我家门口要求我通商,又不是我跑到你门口要求你闭关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⑴ 你去找别人做生意,我关起门过我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要强加于人?! 每当中国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时,似乎中国人都很被动、无辜、受委屈。这总是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正 义的。自己的感情是受伤害的。 不管中国人怎麽想,历史并没有按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发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利益群 体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⑵ 的。既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 见。见面次数多了,就不单单只是打个招呼,道声“你好”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 值观念,免不了要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文化间的同化与被同化。 中国这么大年纪了,什麽场面没见过。征服、同化中国见得多了。只不过好像脑子有点问题,总是把 民族征服与文化同化混为一谈。 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汉人数度被异族征服,数度亡国。但是每当汉人被征服时,中国文化就会把征服 者同化。所以中国人不仅没有被征服、亡国的屈辱,反而有文化同化别人的荣耀。 然而,欧洲人不是那些没文化的胡人,在他们咄咄逼人的商业攻势背后,是同样具有进攻性的、深厚 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树大根深。但二者又是十分的不同,甚至对立。 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也看不起欧洲人、欧洲文化。既然互看不顺眼,又都藐视对 方。一场更大的冲突在所难免。 终于,战争由一种丑陋的商品——鸦片而引起。 鸦片最早被贩运到中国,是作为一药材,数量很少。后来,中国人从外国水手那里学会了吸食鸦片, 鸦片的需要量开始增加。清朝廷当时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于 1729 年(雍正七年)开始下令禁止。这时鸦 片的进口量并不大,每年不超过二百箱。 广东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官员们拿着令箭当鸡毛,“遇到红灯绕道走”,不把禁令当回事。鸦片 贩子也就肆无忌惮,仍公开销售鸦片。并且销量越来越大。到 1757 年,鸦片的输入量已增加到每年一千箱。 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本来,中英之间的贸易是一边倒的贸易。中国经济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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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商品在这里没有什麽销路。而中国的产品: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和欧洲都是抢手货。 1781 年——1793 年,英国输入中国所有商品的总值才 1687 万元,而中国从 1781 年到 1790 年仅茶叶 一项出口,就值 9626 万元,是英国出口价值的六倍。英国人正在为贸易逆差头疼,没想到鸦片这个拿不到 桌面上但利润极大的东西,给他们的贸易带来了转机。他们没想到什麽都不缺的中国,却如此需要鸦片。 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在 1773 年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更多了 起来。 鸦片非法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快扭转了中英贸易的局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向英国。中国人买到 的只是愈来愈重的烟瘾。 1796 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加重刑罚。声明四年后,将采取最后措施。这次禁令,仍然不起作用。 英国人这时已相当了解中国人,他们入乡随俗,学习当年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行贿,和官吏们勾结在 一起。鸦片的输入量逐年增加。 1821 年,(道光元年)清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禁烟。英国人此时已很有经验,他们干脆买通了远达 天津沿海各地的官吏,将鸦片销售网撒向中国内地,鸦片销量迅速增加。 19 世纪初,鸦片每年输入约四千箱。二十年代起,逐年增加,到鸦片战争前一年,销量激增至四万箱。 清政府禁烟令不仅没有将鸦片贸易禁止,反而刺激了他的增长。清政府的禁令不仅成了“虚而不实” 的官样文章,并且还沦为了海关才弁、水师“马快”(稽查走私的兵丁)门敲诈勒索的工具。 禁令出台前,鸦片贩子们还偷偷摸摸、心存顾忌。但他们看到禁令的实际作用,看到地方官僚对待禁 令的态度后,反而解除了警戒,放心大胆起来。 十九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怪现象,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今天的 中国人,仍是这么干的。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腐败。 地方官员为了得到贿赂,不仅不执行中央的禁令,反而和英国走私商人勾结起来。保护、帮助他们走 私鸦片。这也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 长期的“黑金”交易,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实际地位渐渐地发生了逆转。两广总督李鸿宾收受英国 人的贿赂,英人于是蔑视总督:“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诮数万斤便营私耶!”许多官员自己也吸鸦片, 他们干脆成了英人的俘虏,对英人言听计从。 鸦片本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淫欲。鸦片作为药材贸易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没有 中国腐败官员包庇、纵容、谋划、帮助,要中国的老百姓们接受他们并不信任的高鼻深眼的外国人的一个 陌生的、有危害的、昂贵的奢侈品,是不可想象的。 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是英国人专门针对中国、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这个“成就”不能归功于英国人的想 象力,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英国人的贪婪,而应归功于中国的腐败。 什麽虫儿拱什麽木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自己腐败的臭味,招徕了鸦片这只苍蝇。 在鸦片方面,相同时期、相同环境中的日本,就和中国表现出很大的反差。 1856 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一样,将欧洲人视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 于十七世纪中叶,驱逐了欧洲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了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洲岛上经商。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鸦片贸易并没有在日本出现。1856 年,日本被迫开放, 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其中规定禁止鸦片贸易。他们的禁止是有效的。开放后的日本,也没有沾上鸦 片这东西。 腐败并不是清朝的专利,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随着鸦片的泛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现在如果还 不严厉实行禁烟,照这样拖下去,那末几十年后,官兵们都要变成鸦片烟鬼,白银也都要留到外国去了。 等到那时,国家不仅没有能够打仗的兵丁,而且也无法筹到饷银了。 林的奏折击中了皇帝要害。道光知道“银荒兵弱”对江山社稷意味着什麽。于是于 1839 年任命林则徐 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林到广州后,收缴了洋人的鸦片,并在虎门当地销毁。旁观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洋人,其中一位美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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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道:“至少这一次,中国人自己是把官方命令见诸施行了。”与其说他是在称赞林则徐,还不如说他 在嘲讽中国人。 此时的英国人,已不再是马戈尔尼时代的英国人了。经过几十年和中国的接触,他们对清王朝已经有 了较充分的认识。他们不单单看到了“巨人蓝袍下露出的一双泥足”(马戈尔尼语),他们还看到了整个 清帝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虚弱。并且,当时中国与外商的贸易完全被朝廷的“公行”所垄断。英商在与 中国公行的官僚们交易的过程中,对中国官僚们的缺乏平等、欠钱不还等官僚作风深深地厌恶。中国广大 的市场的诱惑,以及对中国即蔑视又厌恶的情感,使得英国商人们早就不满足于被限制在广州一埠偷偷摸 摸地贩卖鸦片,而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了。中国的严厉禁烟,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 1840 年 2 月,在英国商人、鸦片贩子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利益,派 出了由四千名士兵、四十八艘船只组成的海军,攻打中国。 1842 年 8 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战争最终以英国胜利,清政府失败而告终。 8月 29 日,南京城下,在英舰皋华丽号上,清政府与英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既然大门是被别人用大炮轰开的,就不要再期望平等了。 《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开放广州、福州、 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 2100 万元;协定关税,即英商输华商品,由中 英两国共同协商关税;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人交易等。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中西关系史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 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⑶ 我强,你就给我叩头;你强,我就给你叩头。其实,这不正是不知平等为何物的中国礼治社会的必然 命运麽? 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众人尽知的,那就是军事武力不如人。 1832 年,英国的军事间谍对中国沿海侦察六个月後,对中国的水师就非常藐视。扬言“全中国一千只 水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 实践证明,中国的水师的确不堪一击。英国的兵舰凭其船坚炮利,横行于中国沿海和内河,犹入无人 之境。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海军的主要对手却是中国的陆军。和中国陆军相比,英国军队虽然有 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也有劣势。第一,是兵力不足。英军最初投入战争的兵力只有四千人,最多时也不 过一万五千人。第二,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英属印度到 中国也要一个月。而中国军队虽然武器不如人,但是他们也有优势,第一,军队数量多,兵力充足。第二, 本土作战,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第三,中国进行的是保卫战。 根据双方的特点来讲,英军固然可以凭其先进的武器获得几个战斗的胜利,攻占几个城镇,但他们不 能将战线拉得太长,让战争拖得太久。而中国却具备持久作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中国坚持作战,就能拖垮、 赶走英军,就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然而历史事实与理论却正相反,不敢持久作战、要求速战速决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清政府。 清政府也很想打败英国人,但是每次出兵,总是希望一战而胜,担心战争持久,人民会趁机造反,出 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危险局面。 统率大军去广州与英军作战的靖逆将军、道光皇帝的侄子奕山,视广东人民为“匪徒”。认为“患不 在外而在内”,顽固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战略方针。率军在浙江与英军作战的扬威将军、道光的另一 个侄子奕经,败于英军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奏,提出“十项焦虑”,其内容是英军武器精良,中 国军队万难抵御;开战以来,人心浮动,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已发生人民骚乱,如果战争打下去,可能 爆发人民起义,应及早求和等等。 正是因为清政府惧怕他真正的敌人——人民趁机造反。所以每当战斗失败后,清政府就忙不迭地向英 国人屈膝求和,以求尽快结束战争。 可怜的专制朝廷,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对内专横残酷,对外奴颜婢膝。可怜的专制社会,外表平静 稳定,固若金汤,其实经不起任何的波澜、任何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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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虚弱只是战争失败的表面,政治虚弱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 与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 1840 年 6 月,当英国舰队一到广东海面,就遭到当地人民的打击。他们积极配合官军,在陆地持刀杀 敌,在海上夜袭火攻英舰。打的英军“每日东飘西泊”不敢在一处抛锚久停,不敢登陆劫掠。食物和淡水 供应十分困难,陷入了“一布帆兜接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绝境。 1841 年 5 月,当官兵龟缩在广州城内,城外的人民遭受英国军队的劫掠杀害时,奕山等清政府官员, 不关心人民的死活,竟发出“息兵安民”告示,要人民“安静住守”任人宰割,不许反抗。否则“按军法 治罪”。 他们丑恶的嘴脸,使人民认识到“官兵不足恃”。父母官并不保护自己的孩子。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只 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挺身而出了。 5 月 30 日,广州三元里一带的上万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大刀、长矛、锄头、铁锹为武器,对来犯 英军迎头痛击。打死英军少校军官两名,士兵一百四十名,生俘十多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 三元里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广州人民发出《说帖》警告英军: “若不早日退出虎门,我自 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动手,就可 以杀退侵略者…… 英国人虽然惧怕中国人民,但他们并不过分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自有他们的手下败将——中国官军, 去收拾他们的人民。中国官民的离心离德,政治虚弱,英国人早就看在眼里。否则,单单依仗武器之长, 他们是不会万里奔袭,以小击大的。 马戈尔尼访问中国之后就曾说: “英国所有人的利益都维系在政府的稳定上。故此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 巩固的。同英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更换认为是自己改善命运的条件。” 中西文明的差异,何止只表现在枪炮上。 中国的官和民,不仅只是离心离德,他们简直就是死对头。官压制防范民,民惧怕愤恨官。官与民的 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矛盾是中国民族家里狠、窝里斗劣根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必然结果。 中国专制政府攻击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总是挑拨离间的说,某某国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某某地区的 人民是反对分裂的云云,这是土改时唆使贫农斗地主的工作遗风,也是在以己度人。 在民主的社会中,某领袖去敬拜靖国神社、搞台独,不仅不违反民意,相反,他们是在迎合民意。真 正与人民对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动辄以中国全体人民自居的中国专制政府自己。 1856 年 2 月,法籍神甫马莱,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西林县知县逮捕并处死。同年 10 月,广州水 师到一条曾在香港政府注册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捕走水手多名。英法便以“亚罗号事件”、“马神 甫事件”为理由,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历时四年,于 1860 年 10 月结束。其结果仍是清政府战败投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1858 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1860 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两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外国公使驻北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在国内自由经商、自由传 教;修改税则;鸦片贸易合法化;割让九龙半岛;准许华工出国;发还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巨额战争赔 款等。 巨额赔款不是由皇帝掏腰包,也不是由官僚掏腰包,而是层层转嫁于基层人民的身上。中国的统治者 们为了自己的宝座安稳,不惜百倍地压榨自己的同胞。这不得不使人羡慕我们在教科书上常听到那些的“为 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国家有何区别?一个外向,一个 内向。一个勇敢,一个窝囊。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分别于 1858 年、1860 年、1864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 珲条约》、 《北京条约》、 《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记》。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共侵吞了中国一百四十四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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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英、美、法等已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被废除了,而俄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却再也 回不来了。 在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发生的一些故事,今天听起来仿佛是笑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任命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 臣,统领大军去广州作战。 这杨芳乃行伍出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他在贵州苗疆平叛,广西剿灭 “白马贼”,甘肃追逐“黄号贼”,四川平定“兰号贼”,以及湖北、陕西、宁夏等省数以十计的剿匪平叛的 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因此由一名下级军官被一路提拔为提督,成为清朝一代传奇名将。 杨芳比弈山提前到达广州,负责实际战备。这位一代名将在亲督水师演练、建筑防御工事的同时,竟 下令士兵广为搜集女人的尿罐。因为有巫师向他进言:英夷的枪炮之所以大的又远又准,是用了妖术,打 仗时只要将女人尿罐向之,便可破其妖术。 相信巫师、巫术的绝非杨芳一人。奕山在向皇帝奏报战事时,认真的、确信无疑的据下属的报告写道: “英军自据四方炮台,昼夜轰城,当英兵攻靖海门时,扑近城壁,忽于烟雾中,望见观音神像,随不敢再 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贮货约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 即熄灭,鄂尔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道光接报,大为感动,为谢菩萨的保佑,当即亲书“慈佑靖海”匾额,送广州观音庙悬挂,以答“神 庥” ⑷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守将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他乃进士科班出身,平日自高自大,常侮辱外国 人,外国人心存报复。1857 年,英国人进攻广州,时值太平军割据南京,咸丰皇帝指示叶名琛: “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重远未靖,岂可再起风波。”明确表示了对外 妥协,对内全力镇压人民的方针。 叶名琛心领神会,制定了六不方针:“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玩起了“中国功夫”最高境界 的“无为无不为”的太极战术,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将守城的希望全寄托在“神仙”身上。 叶名琛在城北建有“长春仙馆”,内供奉吕纯阳(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 “乩语” 告诉他:过了阴历十一月十五便可无事。当部将僚属“固请”他准备战事时,他却扬起下巴作先知状说: 不必惊慌,十五日后便无事。⑸ 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 1126 年北宋的京都开封保卫战。当时的皇帝宋钦宗十分信任“神仙”郭京,将 京都交给郭京的“神兵”把守。其结果是城毁国破,徽、钦二宗当了女真人的俘虏。 “远乡怕水,近乡怕鬼”,外来的女真人根本不把宋人的神兵当回事。同样,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也没把 吕洞宾放在眼里。对叶名琛的太极拳术也不理会,上前一个直拳,就将叶名琛打翻在地:英军轻易地攻进 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 被俘的叶名琛整日为英军将领作画,落款自称“海上苏武”。后来他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不久,他决定效仿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对叶名琛,大多数史学家是责骂的,但也有人称赞他的气节,佩服他的大将风度、宰相城府。 今天的人如果只将他看成一个迂腐的士大夫,那就错了。作为大清国的两广总督,他自有“精明强干” 的一面。就在他被俘的三年前,他就曾在广州屠杀了几十万“天地会”的人民群众。 当时,中国改良主义的首创人容闳曾亲眼目睹了屠杀的惨状:法场上血流成小河一样,遍地都是无头 尸首;法场周围二千码以内的空气,恶劣的犹如毒雾;泥土由于吸饱了血,完全变成红色了;尸体上的蛆 爬满得已经可以代替泥土了……容闳披露:叶名琛杀人不问口供,被屠杀的人大半是差役敲诈未遂而任意 陷害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与叶名琛同时代因杀人如麻而被人称为“曾剃头”的翰林出身的曾国藩。 曾国藩和叶名琛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官僚。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忠实的继承者和 捍卫者。同时,他们又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们正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才去进行疯狂屠杀的。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也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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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旦掌权,便诛杀持不同政见者。 这些似乎在暗示,在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光滑、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残忍。 ⑴ 《论语》 ⑵ 《老子》 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 ⑸

李凤翔《洋务续记》,《中国近代史新编》

三 洋务运动 欧洲人接二连三的重拳打击,使麻木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有了反应。一些清醒的、现实的官僚反应是积 极的。他们认为外国的“船坚炮利”是中国“万不能及”的,只有向侵略者妥协,接受现实,信守条约, 奋发图强,学习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增强国家军事力量,才是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之策。 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另一部分官僚的反 应则是奇怪的。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与他无关,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更是一 无所知,只知道紧紧抱着孔孟之道,反对任何变革,排斥一切外国的事务,主张复古守旧,幻想恢复闭关 自守的状况。他们被称为顽固派。 洋务派和顽固派经常因为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而发生争吵。有时争吵还很激烈。“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先进军事与工业,在维护传统专制制度和文化 上,他们和顽固派则是完全一致的。 西方的老师们也很“慷慨”,积极响应。出人、出技术对洋务派进行支持。他们真的想让中国强大吗? 不是的,他们只是想让清政府强大。西方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发现中国人民是有反抗精神的。单靠枪炮 是难以驾驭的。而清政府却很软弱,能被轻易吓倒。因此,为了巩固战争成果和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他 们必须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将它变成奴役和压榨中国的工具。所以他们一面控制清政府,一面又扶持清政 府,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帮助他训练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军工厂等等。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洋务派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60 年代——70 年代,以“求强”为主。洋务派聘用英法两国教官,购置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组 建福建、南洋、北洋三支海军;建设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个军工厂。 西方的近代军工生产不是孤立的,它是随着整个工业经济体系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没有近代工矿 企业、交通运输的情况下,洋务派那些孤立建起的军事工业,马上遇到原料、燃料、运输、资金等方面的 一系列问题。 因此从 70 年代起,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官督民有企业,包括交通运 输、采矿、冶炼、纺织等产业。到 90 年代,洋务派一共创办了包括上海轮船招商局、机械织布局、天津开 平矿务局等二十多个民用企业。 洋务派兴办的工厂,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秩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其宗旨,以中国传统文化 为本位,以西方先进技术为手段来拯救摇摇欲坠的清朝专制统治,是其目的。这种“体”“用”的分离或 者是“体”“用”的对立,使得洋务运动具有两个先天“疾病”:官僚性、买办性。 官僚性:洋务派建的工厂企业,虽是新式的,但其管理仍是老式的、官僚专制式的。洋务派官僚们把 各自经办的军工厂视为私产,任意安插亲信,严加控制,结果造成机构庞杂,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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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变成了肥水衙门。他们创办的民用企业,更是汇集了官场中的贪污贿赂、营私舞弊,挥霍浪费等恶习。 最后是大部分民用企业纷纷倒闭,或者被外国资本吞并,或者是陷于长期亏损、半死不活的局面。 买办性:其表现为国内企业对外国的过分依赖。这是“西学为用”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洋务派建立 的工厂从厂房规划、机器购置、安装运作、生产制造,完全依赖外国技师。设备和主要原材料、甚至半成 品,也靠外国供应。他们购买的机器大多是外国的淘汰过时的陈旧设备。这样的军工厂所制造的武器是不 能够抵御外辱的,只能对内镇压人民时派上用场。 洋务运动的这两个先天弊病,使得“求强”“求富”只能成为空想。并最终决定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命 运。 一百年后,洋务运动的弊病再次出现在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洋务运动没能拯救清政府,单单的 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四 甲午战争 1894 年 5 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国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清政府派兵入 朝。 7 月 25 日,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对驻守朝鲜的中国的陆海军进行了袭击。8 月 1 日,双方宣战。甲午 战争爆发。 9 月 13 日,日本陆军进攻防卫平壤的中国陆军,主帅叶志超仓皇逃跑,16 日日军占领平壤。 17 日,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发生激战。参加战斗的北洋舰队有十四艘军舰,总排水量约三万五千吨, 日本有十二艘军舰,总排水量约四万一千吨。 此役,日本舰队率先退出战场,但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有五艘军舰被击沉。战后,李鸿章严令舰队躲 进威海卫,不许出海迎敌。 10 月 24 日,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25 日,另一路日军偷渡鸭绿江,进攻中国大陆。中国陆 军毫无斗志,安东、九连城、金州、旅顺接连失守。日军在旅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全城一万八千 多居民,只剩下三十六人抬尸体,其余全部被杀害。 日本人初来乍到,就露出了残暴的面孔,显露出了亚洲人与欧洲人的差别。 1895 年 1 月,日军进攻威海卫。一月底,威海卫南北岸炮台相继失守。日本人用岸上中国的新式大炮 对龟缩在港内的奉李鸿章不许出战之命的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同时在海面上用军舰进行袭击。最终,丁汝 昌、刘步蟾分别自杀,余众向日本投降。将十一艘舰艇和全部军用物资拱手交给日本。至此,洋务派李鸿 章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 岛,并向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 使中国面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小国,也算是友好邻邦。在此 之后,日本则成了一个强国,成了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提起日本,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它让人痛恨、让人无奈、又让人困惑…… 日本是何许人也? 早期日本社会由许多氏族组成。公元一世纪末,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 宗教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部族之神——天照大神被奉为全民族之神。 6 世纪,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促使了日本于 645 年进行大化革新。革新的日本学习仿照中 国唐朝,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加强了天皇的权力。 但是,天皇的权力远不能和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革新后的日本,其世袭贵族仍保留了相当的权力和 地位,并随着时间的延续,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到了 12 世纪,中央集权的体制已被封建制破坏和取代。最 14


终,大封建主源赖朝在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中获胜,他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全国。日本进入武人执政的幕府时 期。 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他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政府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驱逐了欧洲的商人和 传教士。1856 年,在美国军舰的威胁下,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被迫对外开放。 日本受到刺激后,许多志士纷纷要求改革图强。1859 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对要求革新和攘夷者进行 镇压,不少人被处以死刑。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更大的不满。1860 年 3 月 3 日,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刺杀 了井伊大老。 1867 年,已经失势的德川幕府不承认“王政复古”,进行武力反扑,与新政府军开战。结果五千人马 的新政府军,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幕府军。 1868 年,新政府定江户为东京,定为首都,改年号为“明治”。日本结束幕府封建时期,进入了工业 文明时期。 新政府成立伊始,明治天皇便发布了一系列旨在维新变革的施政纲领,打破锁国体制,向西方学习, 富国强兵,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武力扩张的对外政策。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一系 列改革,迅速摆脱了半殖民的危机。尽管他们的起点非常低,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不到半个世 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近二百年的建设路程。 虽然日本遭受到西方的刺激时间上比中国晚,程度上比中国轻,但是两国在追求富国强兵、迈向近代 化时,是同时从一个起跑线起跑的,并且日本要比中国跑得快得多。正象左宗棠所言“人家操舟我结筏, 人家夸骏我骑驴”。 正当中国洋务派因学习一点西方文明的皮毛而举步维艰并与顽固派争吵不休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就提 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方针。从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 三十年后,日本有了 3300 多家近代工业企业,中国只有百多家;日本有了 3281 公里的铁路,中国仅 建成 364 公里;日本有蒸汽动力船舶 110205 吨,中国只有 5 万多吨。 在向西方人学习方面,中国人与日本人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原则是“中体西用”,而日本 人的原则是“西体西用”。(当然,日本人也不是百分之百学习西方,他们的口号是“和魂洋才”)中国 人学来的只是外表,日本人学来的则是实质。 例如日本人学穿西服,是根据东方人躯干长、四肢短的身体特征,将欧洲标准尺寸的领、袖、腰、腿 等部作了相应的修改,使之成为适合东方人身材的西服。中国人学穿西服,则是照搬照抄,拿了欧洲的尺 寸往身上一套,宽宽大大,袖子盖住半截手,即得到了西服的正宗款式、又保存了马褂精神,正好是“中 体西用”。中国人只穿出了尺寸,而日本人则穿出了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片面学习西方军事的中国,在海军建设上曾一度领先。1883 年,李鸿章初建北洋水师。面对弱小的日 本兵船,李鸿章一时得意,命令他的北洋舰队“游弋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 向日本炫耀武力。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了中国军舰,当时“脸色苍白,黯然不语则良久。”李鸿章不曾想到,他的举 动深深的刺激了日本。 1885 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矛头直指中国。日本天皇带头募捐为海军筹集经费,并号召人民 节衣缩食。 1890 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 27000 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 17000 吨。明治天皇又 决定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 30 万日元,再从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通过艰苦努力,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了排水量为 72000 吨的海军舰队,并且舰队多是配 有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同时期的中国人又在干什麽呢?北洋舰队自 1888 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 年后又停 购枪炮弹药。后来干脆将海军军费挪用修了颐和园。 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后于日本,并且舰龄老化、缺少快舰和速射炮。其总体实力 和日本海军相比已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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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中国在军备竞赛上的落后,已经显示出中日两国政治、民族性上的差别。战争中,这种差别 表现得更加明显。 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清政府内部“按历史传统”分成和、战两派,相互争吵不休。中国专制政 府在和平时期,总是以合为贵,一起举手,一致通过,存在的只是潜在性间隙。但是一遇到刺激,潜在性 的间隙就会裂开成为一道深沟,一个整体马上分为两块,相互摩擦争斗不休。 民主政府在和平时期,总是分为两体,相互碰撞、争吵不休。但是一遇到刺激,他马上会合而为一, 一致对外。这也算是中西文化差别之一。 李鸿章,这个北洋陆海军的缔造者,本应是最有资格的主战派。然而,他却极力主张避战求和。认为 “逢战必败”。这其中固然不排除李保存个人政治势力的嫌疑,但主要还是李鸿章了解中日两国海军力量 的实际差距,洞悉中国政治腐朽,和内部的排挤倾扎、相互掣肘。知道中国的武装“平内乱有余,御外侮 不足”(李鸿章语)。虽然庞然大物,但中看不中用。单凭样子,尚可吓吓人,一旦使用就会露馅儿,就 会变得不值钱。这个庞然大物虽然没能吓住日本人,但却懵住了中国人,在受到小国日本的挑衅后,自大 的中国人一时满腔怒火,纷纷要求政府迎战。 在主战派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匆忙应战,改外交上的“避战求和”为军事上的“消极 防御、”“避战保船”。底气不足,消极应战的李鸿章处处被动,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将老本赔得精光。 在战争中失败、并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因此受到了国人太多的责骂。但是如果对历 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将国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甚至会称赞李的精明、务实。 中国虽然比日本大许多倍,但是中国人并不团结。当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决一死战时,中国的福建、 南洋舰队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打哈哈。 战争从头到尾是李鸿章与日本作战,而不是中国与日本作战。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新军,俨然只是洋 务大臣们个人的私产和政治资本。与日本陆军作战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勇营。勇营是曾国藩增压太平军时间 里的一种兵制,由将帅各自幕兵带兵,每支部队都带有私属性。勇营是清政府唯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并 配有新式武器。但因其私属特征,使得淮军内部指挥关系紊乱,派系林立,彼此各保实力,争权猜忌,不 服从调度,很难协同作战,互相救援。 与日作战的北洋海陆军,不仅武器老化,并且由于经受买办军火的清政府官员与外国军火商勾结,贪 污中饱,以劣货充好货,武器的型号、口径大小不同,使得中国军队在作战时许多武器急不济用。 军事管理上更是滞后。1883 年,北洋舰队停泊日本海岸向日本人炫耀时,就有日本人对中国海军不屑 一顾。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兵将家属也带上舰艇,并随处晾晒衣物。中国军人显然将军舰当成了自家渔船。 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多为没文化的农民,不懂新战术,训练也不良。高级将领则是贪生怕死之徒。平日 只知逢迎上司,奔走钻营,克扣粮饷,虐待士兵。打仗前,忙着搬运家眷行李金银货物,准备逃跑。打仗 时,或不战先遁,或临阵脱逃……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弊林间窥之, 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 者。易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依冲冒,驴不盛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 至此而”慭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 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⑴ (噫!形体之庞大很像真有本领,声音之洪亮很像真 有能力。假如不出手,虎虽猛,毕竟疑惑畏惧有所顾忌,最终不敢下毒手。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呀,可悲啊!) 奇怪,唐代的柳宗元怎么会知道一千年后清代的事? 李鸿章乃进士出身,饱读中国三千年古籍,熟谙中华五千年计谋,宗元老兄的告诫岂能不知?然而虽 然他一再声明“逢战必败”,怎奈满人西太后初到中原,初生驴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才遭如此惨败。 今天的统治者是汉人,就是比满人西太后精,渔民被枪杀,渔船被击沉,飞机被撞,大使馆被炸, “虎” 数度“荡依冲冒”,但“驴”并不盛怒,只大鸣,而不“蹄子”,坚守“不出其技”,果然委曲求全,安然无 恙。 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避战求和是最聪明的选择,求和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安全的转嫁与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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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损失可以轻易地用“和平”、“和为贵”掩饰。而战争则不仅会使面子丢光,遭受更大的损失,并且还 容易使后院失火,风险太大了,太危险了。 ⑴ 柳宗元 《黔之驴》 《被欺骗的中国人》 四 甲午战争 全文完

五 百日维新 如果说中国人败于西方人,还只是感到天下老子第一美梦破灭的困惑的话。那末,中国人败于日本人, 则是感到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屈辱。 欧洲人远道而来,中国人不摸底细。日本,一个相邻的小小的岛国,曾经一直是自己的学生,今天竟 然也象欧洲人一样,将自己打得一败涂地,骑在自己的头上做威作福,并且手段更凶狠,用意更恶毒。 中国人深深的受到了刺激。鸦片战争,中国人只是惊愕于欧洲人的船坚炮利,尚没有认识到政治对于 战争的决定性意义;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持同样武器的小国日本,终于使中国人看到了政治体制的重要 性。 残酷的现实,日本的奇迹,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单靠洋务运动、洋枪洋炮是拯救不了中国的。中国必须 像日本一样,从政治体制上变革,走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富强,摆脱民族危亡。 日本,这个中国昔日的学生,不仅成了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也成了中国的老师,中国的学习榜样。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最早与欧洲人通商的地区,又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这里的人受到西方文明的 冲击最早,也最深。甲午战争后,这里涌现出了第一批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专制体制进行反思、要求变革 的人。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受过严格的旧式传统教育。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使他逐渐对传统专制 体制产生怀疑。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学说的接触,康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强烈要求变法图强。 1891 至 1895 年,康有为在广州设馆招生,讲述、传播自己的思想,并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 改制考》等著作。其中,它将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揉合在一起,来证明变法完全符合圣人之 道。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少年受过严格的旧式传统教育,后在广州拜康有为为师。甲午战争后,他发表 了许多文章,抨击专制体制,强调实行君主立宪是变法图强的根本。他的文章影响很大,很受读者欢迎, 他因此成为了改良主义派的著名政论家、宣传家。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他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和传统纲常伦理,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斥为“独夫 民贼”。他认为儒家思想、纲常伦理是帝王们的“制人之身”、“制人之心”的工具。他是戊戌变法中的 著名人物,也是改良派中最激进、最勇猛的人物。 严复,福建福州人。他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军事。是改良派中最精通西学的人物。甲午到戊戌之间, 他翻译了不少西方著作,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天演论》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人类社会 不是像孔孟所言停滞不前的,也不是像道家、阴阳家所言的五行循环的,它是不断进步的。如果再不痛下 决心,奋发图强,适应世界潮流,中国将面临亡国亡种的厄运。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是严复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同样学的是海军军事。伊藤回国后成了首相,而严 复只成为了一个启蒙学者。中日差别可谓大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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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 4 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国人愤慨。康有为鼓动在北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联 合上书皇上,提出一系列旨在拯救民族危亡的主张:经济方面,发展民族产业;文化方面,仿行西方的教 育制度;政治方面,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等。他是改良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政治纲领。这个事件,就 是“公车上书”。 之后,康有为在继续向光绪皇帝上书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组织活动。各地的改良主义者纷纷设 立报馆,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改良主义者们的思想和行动遭到了官僚们的仇视。他们一方面查禁新报纸,封闭新学会,一方面在思 想学术上进行反击。面对维新思想,曾经相互攻击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这时站在一起,态度一致,一起攻击 维新思想。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了《劝学篇》,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攻击改良 主义,极力颂扬儒家伦理和宗法制度。是当时反对维新的代表作。 维新派和保守派通过奏折、报刊、学堂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论战的核心就是是要遵守祖宗圣人遗训 还是要顺应时代、变法图强。这种论战,其实是当年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的一种重复。这种论战历史悠久, 不是清末才有。每当中国社会受到刺激,这种论战就会上演。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古老的话题。并且还将 继续下去。 光绪皇帝不忍心祖宗的江山社稷日渐瓜分,不甘心充当傀儡受太后摆布。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光绪决 心效仿日本天皇变法图强。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任命维新改良主义 者担任要职,陆续颁发了一百多件实行新政的命令。对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实施改革。 光绪皇帝的变革,遭到了慈禧太后和绝大多数官僚们的反对。他们反对改变祖宗之法,更不能容忍自 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受到威胁。他们的势力很强大,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主宰者。 维新改良派虽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但这个皇帝只是太后一个孝顺的儿子,人格尚不独立,哪有实际权 力,更无群众基础。除了极少数、“一小撮”文人的支持之外,他们几乎是孤立无援的。 和官僚守旧势力相比,他们称不上是“势力”。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捕杀维新人士,废 除新政命令,宣布重新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香港、日本,谭嗣 同、杨锐、林旭、杨森修、刘光第、康广仁被斩首示众。许多参预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革职或被 监禁或被流放。 中国的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仅仅经历 103 天就夭折了,史称“百日维新”。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近一百年,1989 年,中国又有“一小撮”改良者,要求政府变法,企图以和 平请愿的方式迫使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其结局和百日维新一样,“皇帝”被囚禁,精英流亡海外。同情学 生运动的官员,或被降级或被革职。只是运动尚不足一百天,并且死的人更多。

六 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差别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的成功。 1856 年以前,日本表面上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实行闭关锁国的专制社会。1856 年,在美国军舰的威胁 下,日本被迫对外开放。1868 年,日本人民推翻幕府封建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日本 人只用了短短的十三年,就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而中国呢?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898 年戊戌变法,却用了 58 年。期间,中国所遭受的打击、刺 激比日本大得多。中间又有洋务运动的过渡,结果中国的变法还是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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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麽呢?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历史挑战,为何结果反差如此之大呢?难道仅仅是大国与小 国的差别吗? 今天,我们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日本在 1868 年完成的社会转变,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仍 没有实现。原因绝非大与小这麽简单。 有些学者认为,是日本的机遇好,说当时美国忙于南北战争,英法忙于侵略中国,无暇他顾,列强们 在对日政策上步调不一致等等。 这些并不能成为原因,要找客观理由,中国能找到更多的成功条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 的根据。真正的原因要从中日两国的自身中寻找。 中日两国维新成败不同的原因,是中国与日本社会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中国与日本国是两个信仰 不同的国度。 谈两个社会的差别,应首先对这两个社会的性质有个正确的认识。 先谈中国。 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要回溯历史。 中国历史,经考古证明了的,只能从商代算起。 商代是一个散发着酒气、宗教气氛浓重的朝代。商人崇拜“上帝”、日、月、山、川、风、雨、云、 雪诸神,也崇拜祖先,相信人死后成鬼。“上帝”是商人的最高神。商人信巫术,万事决断于占卜。 公元前 1046 年,周人于牧野一战击败商人,商亡周立。 周人与商人大不同,他们认为“天命靡常”。真正可畏的是芸芸众生。于是先务实的“敬鬼神而远之”, 再巧妙地用抽象的“天”取代了商人的“上帝”。周王自命天子,成为上天意志的具体的、唯一的体现, 最终用人代替了神。割断了人与神的纽带,人与人的唯一联结便是血缘了。 周人建国伊始,便以亲亲建国,广封亲戚,以屏周室。周公姬旦(周武王姬发之弟)封国七十一,姬 姓独占五十三。此所谓周天子,家天下。 为了保障分封成果,巩固血缘亲情,姬旦按血缘原则发明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首先确定了父死子继制,嫡长子继承制。父亲死了,他的地位由他的儿子继承,外人不得染 指。儿子中,正妻所生为嫡子,旁妻所生为庶子。其中,只有嫡系长子才有继承权。所谓“立子以贵不以 长”、“立嫡以长不以贤”。 嫡长子继承父位后,须将父亲拥有的土地、人民、财产分封给诸弟,并承认诸弟对所封的土地、居民 拥有统治权和宗主地位。所谓“授土授民”“别子为祖”。这是宗法的分封制。 弟兄们分了国,分了家,如果相互不来往,岂不等同路人。于是宗法又制定了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祭祀,就是在供奉着祖先神位的宗庙祭奠自己的祖先。 宗法制的“宗”,“宀”房顶,“示”为祖先神位。“宗”之原始意为“尊祖庙也”。(1)一年中, 除了特定的和临时的祭祀日期之外,还有四季固定的祭期。祭祀由嫡长子即宗子主持。其他人没有这个资 格和权力。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以及祭祀的程序等,都依主祭者的身份、祭祀名 目的不同而各有详细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祭礼,他是周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夫祭有十伦焉:见 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 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有秩序焉,见上下之际焉。”(2)宗法祭祀制度是用来别亲疏,序长幼,尊祖敬 宗,维系宗族团结的。 确定尊卑贵贱,维护家族团结,是宗法制度的政治目的;血缘,祖先崇拜,是宗法制度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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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度下,周天子死后,由他的嫡长子继承国家天子、家族宗子之位。其他王子被封为诸侯、小 宗。诸侯在其封国内为大宗,其位由其嫡长子继承,余子封为卿大夫、小宗。卿大夫以下为士,依次类推。 周天子不仅是国家政权的首脑,也是家族的族长,还垄断了祭天的权力的最高祭司。诸侯是天子的小 宗,卿大夫是诸侯的小宗,士是卿大夫的小宗。每位宗主之下,又有一个由宗庙、土地、族人组成的宗族 共同体。这样,宗法制度就将政权、族权、神权紧密有序地揉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 结构。 血缘是氏族社会的原则。按照关于国家的一些经典概念,国家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国家的产 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地域原则取代血缘原则。但是周人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偏偏用血缘原则建立了国家, 并且成功地将国家政权维持了近八百年之久。 不仅如此,宗法制度所奠定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周人带进坟墓,而是成为了中国的传统保存了下来, 一直延续至今。 周人所设计的宗法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随着时间的延长,亲情逐渐淡化。随着人口的增长,技术 的进步,宗法的力量逐渐弱小。 分封制度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周建国 300 年后,周天子以控制不了强大的诸侯了。社会进入 “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 经过 400 年的诸侯混战,秦国脱颖而出,一统天下,废封建,设郡县,开疆扩土,建立了一个疆域辽 阔、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 秦王朝好景不长,他因苛酷的暴政十五年而夭折,汉王朝取而代之。汉继承了秦的郡县制度,同时废 除了秦的暴政,代之以以宗法为依托的仁政,将中央集权与宗法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从此,中国专制制度 成熟定型,延续至今。 表面上,秦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是对宗法制度的破坏。其实不然,它破坏的仅仅是宗法制度中最无关 紧要的分封制。宗法制度的核心、体现其血缘原则的嫡长子继承制及宗庙制度,却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中央集权通过废分封置郡县,清除了“诸侯”、“卿大夫”、“士”这些宗法制度的中间环节,将皇 权无限扩张。通过郡县的官吏建立了严密控制。郡县官吏是皇帝的家奴,同时又是百姓的父母。整个国家 成了一个大家庭,皇帝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而每个小农家庭的父亲又是一家之君。正所谓“君为国父, 父为家君”。家国同构、天下大一统,本是宗法的理想。周人没能实现的,让汉代人给实现了。中央集权 不仅没有破坏宗法,反而增强了宗法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为宗法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一个更开阔的生 存空间。 从周的封建到汉的专制,是宗法成长的自然生理过程。期间所蜕去的,只是妨碍“蛇”进一步成长的 旧的蛇皮。中央集权是宗法成长的必然。 我们的教科书将战国以前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奴隶社会,将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学者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皆准,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作的武断划分。 作为革命者,这样做,有情可原;作为学者,这样做,无疑是削足适履。 每种动物的形状及成长过程都是不同的,因为他们被不同的基因信息所控制。将鹰的形状与成长发育 过程套在蛇的身上是不合适的。人类社会的形状与成长也是被“基因信息”所控制的。它的“基因信息” 是宗教。每一种宗教所控制的社会都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将一个“生态系统”的形状与发展模式 套在另一个“生态系统”身上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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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硬套,但既然生存在同一个小小的地球上,就免不了要打交道。打交道就免不了要互相比较。 脱离所有社会基础的客观标准、参照系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总是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为了避免混 乱,为了相互沟通,人们需要一个“硬通货”,需要一个标准为大家所公认。基督徒最聪明,他们是许多 具体事物的命名者,是许多抽象概念的发明者。所以欧洲社会的状态及发展模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其他社 会的状态及发展模式的参照系。 我们就以欧洲社会为参照物,来分析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 “封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词汇,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是专指周代社会制度的。《说文》云:“封, 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左传》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与“封建”对应的的英文是 Feudalism, 它是用来表达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 书》对它的解释是: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 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 制度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 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与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 世袭。封建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是采邑制和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 政和其他权利。”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的封建制度是接近中国周代的“封土建国”的。因此学者将 Feudalism 翻译 成“封建”。 那么,中国的周代是不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呢?不是的,中国周代之封建与中世纪欧洲之封建有 很大不同。其不同主要有两种表现: 第一,中国周代之分封诸侯、分封卿大夫、士是严格按照宗法制度血缘原则进行的。而欧洲中世纪的 分封是超越血缘原则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封建化也由此开始。公元 751 年, 加洛林朝的查理曼统治时,封建化得到了大规模、彻底的贯彻落实。大批贵族接受采邑(采地,赏地), 其中很多人获得查理曼赐予的“特恩权”,在其封的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大权,采邑可以世袭。 大封建主往往把一部分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亲信贵族和骑士。层层分封,形成了公爵、侯爵、伯爵、子爵、 男爵、骑士等封建等级。受封的封建主和骑士向自己的领主宣誓效忠,服兵役。领主有义务保护自己的附 庸和调节附庸之间的纠纷。其中受封的贵族不是血缘贵族,而是军事贵族。采邑的大小是按军功大小而非 血缘远近来分配的。受封者对领主的忠诚是靠对神宣誓来表达,靠对神的虔诚来维护的。而非是靠崇拜祖 宗来表达、维护的。 第二,欧洲封建社会中的神权与俗权是分离的。而中国周代封建社会中的神权与俗权是合一的。在欧 洲的封建王国中,存在着两种权力,一个是国王的俗权,这种权力在欧洲是分散的。不同的国家间各自为 政。另一个权力是罗马教皇的神权,这个权力在欧洲(西欧)是统一的。神权是始终能和国王的俗权相抗 衡的权力,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高于俗权的。 有一著名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公元 1057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颁发了一项禁止世俗权力任命教职 的文告,并免去了一批由国王任命的德国主教的职务。德国国王亨利四世立即写信表示强烈抗议,强调他 的王权是神授的,有权领导德国教会,教皇不得干涉,并对教皇的权力提出挑战,他在信中写道: “我,亨 利,以上帝恩宠加身的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奉告:‘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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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否定国王具备任何教士的气质,认为多数国王属于应贬入地狱的败类,他们无权过问教皇的 地位和法令,无权任命教士,更无权废黜教皇。 作为对亨利来信的答复,格列高利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废除了他的王位。许多德国民众、教士、贵族 拒绝未被开除教籍的国王效力,并用“王位选举论”向根深蒂固的“王位世袭”传统挑战。 为了保全王位,亨利跨越阿尔比斯山前往意大利,在托斯卡纳的卡诺莎城堡,亨利卑躬屈膝,身披罪 衣,光着脚立在雪地之中,请求教皇的宽恕。 虽然格列高利知道亨利思想的转变不过是一政治循词,但作为一个教士他有责任宽恕一个忏悔的罪人。 最终,他撤销了废黜亨利及开除其教籍的决定,准许亨利改正错误,返回德国重新行使王权——这对无神 论的中国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教皇的权力来自何处?教皇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对上帝的虔诚。正是这种高于俗权的神权的存在,使得 欧洲诸国能和平共处,良性竞争。 在中国,周代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的行政领导,同时又是全国最高的祭司,祭天的权力非他莫属,集神 权和俗权于一身。 中国周代神权和俗权是合二为一的,或者说是只有俗权而无神权。因为“天”不具人格,很抽象,又 没有先知来表达“天”的意志。 “天”的喜怒哀乐完全靠“天”的“儿子”——真龙天子的言谈举止来体现。 这使得中国人只敬畏天子,而不把“天”当回事。他们敬畏天子,也不是因为它是“天”的儿子,而是因 为他手中握着刀把子。 从周代开始,中国人就成为了无神论者。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周天子的势力渐衰后,诸侯们便开始互 相杀戮了。直到出现一个新的、更加凶悍的天子出现,用武力将诸侯铲除掉,用恐怖将人们震慑住,这种 杀戮才会停止。 没有神的约束,必然受人的管制。专制、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 中国的周代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很相象,但实质不同。周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宗法性, 一是封建性。如果给周代的社会起个名字,应该叫做宗法封建社会。宗法是氏族血缘的国家化。因此它也 可以被叫做氏族封建社会。 那么,周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又是什麽性质呢?是不是像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是“封建社会”呢?从歐 洲人对“封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分封制,一是受封者、诸侯或庄 园主在其受封的土地上拥有警察、司法、财政权力。中国周代后的社会具备这两个特征吗? 周代的诸侯国——秦国取代周,统一全国,用郡县制取代了周的分封制。 “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 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也。”(3) 秦朝祚短,汉代之。汉继承了秦的郡县制,又对周的封建制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汉初,刘邦曾广封同姓和异姓王侯,并赐予“掌治其国”的权力。这些王侯很快成为与中央朝廷分庭 抗礼的割据势力。汉王朝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叛乱的苦果后,遂剪削王侯治国之权。 “使藩国自析”,到 汉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4) 此政策后,被中国历代王朝所沿袭。皇帝以郡县制建国,又对皇亲国戚、功臣宿将封侯赐土,但明令 王侯们“食土而不临民”,只对封土拥有经济权而没有政治权。 汉代以后,中国的王侯已经名存实亡。他们只是将大片土地分租给小农耕种的大地主,只是“食封贵 族”。且他们在数量上也只是庞大的官僚体系的陪衬而已。因此,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 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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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秦汉,以及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应该称作什麽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按人数原则将政体作了简单的三种划分:一人主治的君主专制政体,少数 人主治的贵族政体,多数人主治的民主政体。近代的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则更注重法律原则,他也将政体 作了三种划分: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君主政体,由一人执政,但要遵守固 定的和确立了得法律;专制政体,即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凭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 切。其中君主政体指的是君主立宪政体。秦汉及其之后的中国政体,是纯粹的一人主治的君主专制政体。 与之相对应,秦汉及其之后的中国社会是纯粹的专制社会。 中国秦汉之后的专制社会与欧洲一度出现的君主专制社会是有很大差别的。 欧洲的君主专制出现在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的十六、十七世纪。他是作为欧洲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存在的。当时,他曾是一种统一、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欧洲的君主专制,无论是在时间之长久上,还是在程度之酷烈上,都是远不能和中国的专制相提并论。 其中,它两者之间尚存在着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而这个相反的态度对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这个态度就是对待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商人的态度。 中世纪末,随着商业的发展,欧洲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财富的逐渐增加,人数的逐 渐增多,使得商人们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于是资 产阶级和国王结成了联盟,在财政上给国王以强有力的支持。因此而强大起来的国王,废除了五花八门的 地方自治政权,为自由贸易扫除了地方封建壁垒,建立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和秩序,并积极支持商人 的海外冒险事业。必要的话,还会用皇家海军为他们做后盾。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不断成长的资产阶级对 它感到厌烦为止。 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 由的种种约束,他们转而反对国王、反对专制,最终他们通过革命手段结束了专制,建立了民主政体。 中国的专制帝王们则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在建立专制之初,便对最终会埋葬专制制度的商人阶级进行 了严厉的打击。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前,就明确将商业视为“末业”,将商人视为“五蠹” (蠹:蠹虫)之一。 施行“重本禁末”“事本而禁末”的政策。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对商业、商人进行严厉的打击。 刘邦建立汉代的第二个年头,便颁布了贱商令。其中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当官;商人不准拥有土 地,不准拥有奴婢,不准穿锦、绣、名贵服饰,不准乘车,不准携带武器;加倍征收商人的人口税等等。 此后,禁商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一贯政策。商人虽然在中国没有绝迹,但在专制的严厉打击之下,他 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他们只有成为权力的附庸,才能在中国这个专制社会中生存。 不管他们人数多少,他们始终算不上一个阶级。而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要进行资产阶级政 治改良,建立立宪政府,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在对待商业、商人的态度上的巨大差别之外,中国的专制在对人民的人身、思想、精神方面控制 上,以及对人民的惩罚上,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缜密、其酷烈程度,是欧洲的专制无法比拟的。 中国的专制所以能够成长得这么茁壮,并能够如此长寿,是因为他深深的扎根于宗法制度的厚厚的土 壤之中。 因此,中国的专制是宗法专制。中国汉代以后的社会,应该叫做宗法专制社会,或氏族专制社会。如 果给点儿面子,则可以叫做传统专制社会。 那么日本呢?他在明治之前是个什麽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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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中国人总会认为他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中国的好学生,它和中国是一模一样的社会。这是一 种不求甚解的肤浅看法。 公元六世纪起,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破坏了原来的氏族组织。654 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他 以中国唐朝为样板,试图将日本改变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划分成若干省 和地区,由天皇任命的行政官吏统治。天皇将土地收归国有,按班田制分给农户耕种。分的土地的农民需 向中央缴纳稻米和服兵役为形式的土地税和劳务税。 日本的改革虽然使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天皇的实际权力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帝王还相差 甚远。旧的世袭贵族仍保留着大片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免税的,是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 世袭贵族对这种中国式的行政机构作了变更和抵制。维护中央集权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制 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没能够在日本得到贯彻。许多重要、显赫的权力和地位,仍被世袭 贵族所掌握。 718 年,中央政权已被藤原家族完全控制,天皇既不管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中央集权变为双重政治体制。这种双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一直以日本的方式保持下来,直到 19 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甚至直到今天。 这种双重政治体制,为日本后来顺利过渡成君主立宪制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土地国有的班田制开 始遭到破坏。8 世纪中叶,几乎 80%的班田农民成为负担不起高额租赋和债务而贫困破产的等外户。除了 极少数人落草为寇之外,他们大部分流入贵族的私有领地,沦为农奴。地主庄园开始兴起。 10 世纪,班田制度被废止,庄园经济取代了班田“小农经济”。到 12 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封建 领主们控制,最后源赖朝在竞争中获胜,成为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 源赖朝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日本进入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幕府时代。这标志 着日本的中央集权已完全被封建制度所取代。 日本从 12 世纪进入幕府时代起,到 19 世纪明治维新前,是和欧洲中世纪性质类同的封建社会。 这不仅表现在它符合欧洲人对于封建的解释、定义,并且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表现:第一,神权与 俗权的分离,或者称为权力的二元化。 自 8 世纪起,天皇的实际权力就已经旁落,但他和他的子孙并没与像中国的那些政权旁落的帝王一样 最终被废黜或者“主动”将帝位“禅让”,而是作为日本历史中唯一合法、正统的皇室保存延续下来,直到 今天。 日本天皇所以有和中国的皇帝们迥异的命运,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和欧洲国家一样而和中国截然不同的 有神论国度。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国。而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日本的一位天 皇——神武天皇)的后代。这使得天皇作为神权的象征,始终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而不管他手中有没有 刀把子、枪杆子。 日本天皇的权力和皇室的稳定,是建立在日本民众的虔诚之上的。这种与政权分离的神权,在日本明 治维新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天神的信仰,使得日本天皇和民众保持了一种和谐、轻松的关系。 而在无神论的中国,皇帝不得不用酷刑、文字狱、户口制度,对人民严加防范。不得不与其臣民保持 一种草原动物之间式的紧张关系。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近代、现代,无神论被某些人视为文明、进步。殊不知无神论其实是一种近似于动 物的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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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的经济基础是和欧洲封建社会相同的庄园经济,而不是与中国相同的小农经济。 10 世纪中叶,庄园制度取代了班田制度,庄园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在 12 世纪末,向中央纳税 的土地,仅占全国耕地的 10%和 10%以下。90%的耕地都掌握在庄园贵族的手中。 14 世纪,镰仓幕府末期,地方守护大名(大地主)趁机兼并土地,扩大势力。他们逐渐取代了庄园贵 族,成为土地和地方政权的实际拥有者。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明治前的德川幕府时期。 不论是贵族庄园主,还是大名,他们不仅拥有大片土地,并且在其土地上还拥有自己的军队以及立法 权、司法权、行政权、税收权等权力。他们和欧洲的封建庄园贵族的性质是相同的。 第三,它拥有和欧洲骑士阶层同质的武士阶层。大化改新规定,所有 20—60 岁的男人服兵役,应征的 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使得许多壮丁流入庄园以躲避兵役。 739 年,征兵的军团制被废除,改为募兵的健儿制。健儿是职业兵,人数较少,战斗力差。在反对虾 夷人的战争中,农村贵族——武家成为战争的指挥者。他们和依附于他们的武士组成的军事团队,其战斗 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国家的军队。武士阶层从此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取得了重要的社 会地位。 武士和其领主的关系和欧洲骑士与其封建主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一种封建主从关系。武士必须绝对效 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作为回报,他们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 第四,拥有商人阶级。日本商人没有受到中国式专制的打击,在道德上也不遭受歧视,甚至有像心学 运动创始人石田梅岩这样的权威学者为他们热烈的辩护。 在大名控制时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逐步壮大。他们在一些新兴的城镇成立了同欧洲商人的 行会一样的商业组织——“座”,来获得某种贸易的垄断权、以及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 地位。 日本商人的积极作为,使得日本贸易早在 12 世纪就渡海到达朝鲜和中国。15 世纪,日本商人兼海盗 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 正当日本商人积极向外扩张之时,比他们更具优势的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 17 世纪初,德川幕府闭关锁国。就在这种环境中,日本的商业还是逐步繁荣起来。商人们很富有,他 们居住在江户、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过着奢糜的生活。许多大名甚至幕府将军,因追求这种生活而成为 了他们的债户。商业的繁荣,还孕育了属于商人的文化。如歌舞伎、木板画、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等。 ………… 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能迅速成功,日本所以能迅速步入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日本和欧洲资产阶级革 命前的社会一样,是封建社会。 中国的戊戌变法所以失败,中国所以迟迟纳入不了资本主义轨道,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比封建社会还要 落后的氏族社会。 ------- 1

许慎《说文解字》

2 《礼记•祭统》 3 《汉书•地理志》 4 《汉书•诸侯王表》 《被欺骗的中国人》 六 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差别 全文完 七  辛亥革命 25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政府腐朽卖国且丑陋的面孔。要拯救民族危亡,要使 国家富强,必须推翻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专横跋扈、甘心情愿充当列强搜刮中国工具的反动的清政府。 要推翻反动的清政府,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武装革命。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革命先行者。 1866 年,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少年既有壮志,自许“洪秀全第二”。 其兄名孙眉,十七岁时随其舅远赴檀香山(夏威夷首府)打工,后往茂宜岛垦荒,兼营农场,成为华侨资 本家。 1878 年,12 岁的中山在孙眉的资助下,前往檀香山生活学习。1879 年,孙眉送中山进英基督教监理 会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学习。三年后,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之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 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学习。 在檀香山的教会学校里,少年孙中山得到了纯粹的、完整的西方教育。学校不仅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的 基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且还讲授《圣经》。 聪明好学的中山学习《圣经》很专心,渐渐向往、推崇基督教教义。并热心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中山是真诚的,虽然他尚不是一名基督徒,但他已经开始通过自觉行动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证明自己的虔 诚了: 一个暑假,他在哥哥的农场发现有病的工人不找医生治病,而是跪在关公神像前祈求关帝保佑驱除病 魔,他就气恼的上前劝阻,并悄悄地将大哥供奉的关公神像扯碎扔掉了。孙眉很生气,但并没有很责备中 山。在他眼里,中山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当中山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准备受洗入教时,孙 眉却大发雷霆,严厉阻止责备中山,并已停止学业相胁,要中山放弃基督教信仰。 中山虽然没能受洗,但他仍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因此,思想传统、保守且固执的孙眉,停止了中山的 学业,将他赶回广东老家。一是作为惩罚,一是希望通过环境的变化来改变中山的信仰。 五年前,中山还只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少年。而今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信仰执著的 青年了。少年时期良好的西式教育,使他要比在深厚的传统教育基础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康有为走得更 远,并最终使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比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仅仅受到一本基督教小册子影响 的洪秀全、更有影响的伟大人物。 回到家乡不久,中山在中秋节的当天,同好友陆皓东来到北极殿。面对一丝不苟毕恭毕敬对着北帝神 像磕头烧香的家乡父老,跳上供桌,折断神像的手指,用其指戳其脸,对神像进行嘲讽。又和陆皓东一起, 用木炭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涂成了大花脸,并扯下了它的一只耳朵。闯了大祸、犯了众怒的中山, 被家乡父老赶出了家乡,中山离乡前往香港。 在自由的香港,中山先生如愿以偿。1883 年底,十七岁的孙中山在香港接受美公理会嘉理(C.R.Hager) 的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此后,中山踏上了漫长革命的征途。 1925 年,中山先生病逝前留下遗训:“革命尚无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 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年。尔等也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张亦镜编《孙 中山自历明证》) ——“魔鬼”是谁?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 随后组织发动了广州、惠州两次武装起义。 1905 年,孙中山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组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分别在思想和军事两个战线上进行了战斗。 思想方面,其敌人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他两人流亡海外后,仍 十分忠实于自己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建立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来宣传改良主义,反对 革命。 康梁的言论,当时就遭到了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主张革命的志士们的强烈反对。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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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革命党人创办的《民报》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改良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大量文章鼓吹君主立宪,攻击革命。康有为说,中国不同于 18 世纪的法 国。中国早已废除专制制度,人民享有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不存在法国那样贵族压迫平民的情况。革命派 提出推翻满清专制政体,实属“无病之呻”。 梁启超说,革命是“复仇主义”。进行“排满革命”,必将引起“下等社会”暴动,导致帝国主义武 装干涉,国家必然灭亡。 革命派王东反驳说,秦始皇时中国虽已废封建,置郡县,但君主专制制度并未废除,一直延续至今。 两百多年来,满清贵族“不耕不织,坐享厚禄”。而广大被奴役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良派说人 民享有“自由平等” 两千年,纯属“病狂之言”。 胡汉民说,民族革命并非尽戮满族五百万人,而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只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国家才 能强盛,避免外国侵略。 改良派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梁启超说,中国人民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只有村落思想, 而无国家思想,即缺乏自治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不仅没有建立共和国的资格,就连君主立宪都 不能立即实行,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 革命派以西方天赋人权为论据,驳斥改良派对人民群众的“诬蔑”,并对汉族人民充满自信。“民族 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充满,故能排满,能立国”…… 这种选择何种民主方式,甚至需要不需要开明专制的过渡的争论,是今天仍在追求民主的中国人将来 仍将继续的争论。 在当时,清政府很不为改良者争气,先是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又玩弄假新政。清政府的 腐朽,使得愈来愈多的海外的中国人对改良丧失信心,转而同情支持革命。 1907 年,改良派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梁启超登台演讲,重弹立宪老调。鼓掌者近二十多人,余众虽有 同党但不敢附和。 而一个同盟会会员则站起来指着梁大喝:“你胡说八道,东京是麽地方?岂容你这妖怪出来卖风云雷 雨!”并连喊“打!打!打!”于是棉垫、鞋子一齐向台上飞去,四百多人蜂拥而上,打的梁启超狼狈而 逃。 这场争论历时三年,最终以改良者失败告终。1907 年《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 军事方面,从 1906 至 1911 年,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内爆发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孙中山先 生亲自领导的有六次。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在这些起义中,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民主共和献出了自 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其中著名的有:徐锡麟,秋瑾,喻培伦,林觉民等。 1911 年(辛亥年)10 月 10 日,驻守武昌的新军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发动起义,起义新军成功占领武 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火焰。两个月内,南方诸省和北方的山西、陕西纷纷爆发起义或 宣布独立。 独立的诸省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孙中山众望所归,以十七票得十六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临时大总 统。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成立国会,颁布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共和宪法性质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新生的共和国很脆弱。革命军在遭到北洋新军的打击后,便丧失了斗志,向北洋军队的首领袁世凯表 示妥协。孙中山抵不住革命营垒内部的妥协压力,只得在清帝退位的条件下,于 1912 年 2 月 13 日辞去大 总统职务,由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 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凭其 军事实力给夺去了。 袁世凯是一个很土、很传统的人。他掌握了政权后,便开始不择手段地破坏民主共和了:逼垮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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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中心内阁”之称的唐绍仪内阁;大量裁减南方革命军队;谋杀革命党军事领导人张振武、方维;刺杀 幻想凭借《临时约法》与袁进行议会斗争的宋教仁;公开免去担任省都督的国民党人的职务…… 国民党人在被逼无奈之下,才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宣布独立,武力讨袁。但是军事斗争不到两 个月,就以失败告终。革命武装溃不成军。国民党原来控制的七、八个省,也丧失殆尽。袁世凯凭借军事 优势统治了全国。国民党人逃亡海外。 胜利的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之后,他还嫌不过瘾,干脆当起了皇帝。倒行逆施、 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最终在护国军的讨伐声中,气急败坏的、绝望地死去了。 袁死后,他的军事专制遗产被军阀们瓜分,民主共和名存实亡。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何以落个如此结局?是因为袁世凯的狡猾吗?不是的,政治斗争的关键是军事斗 争。袁世凯抢夺革命果实,践踏民主,依仗的是其比革命军队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武器是同样的武器,南 方的革命军人数又不在北洋军队之下,为何革命军就不是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对手呢? 二者战斗力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两个军队阵营的组织原则的不同。袁世凯继承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以 儒家思想建军的建军原则。河南本是儒家思想的老巢,生于河南长于河南的袁世凯,更是谙于此道。 1895 年,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的第二年,袁被清廷任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他将在朝鲜庆 军中忠于自己的老部下调入小站充当各级军官,又从北洋武备学堂中择优挑选了一批毕业生,其中包括冯 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并将一些同乡故友网罗门下,如徐世昌,赵秉钧。还通过招贤榜在市井中招募 了一些不得志者,如曹锟、张勋等。士兵则尽招河南子弟,不能足额才用山东、安徽人补充。 他在用德国教官、建制、武器训练武装军队的同时,更注重队伍的思想教育。让幕僚编了许多像“亲 上死长”“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四言白话和顺口溜,给士兵灌输传统忠孝思想,树立个人权威。要 求士兵“事事以本督办为心”,甚至让各营士兵供奉他的牌位,将他视为神明、衣食父母。 久而久之,士兵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有国家朝廷。袁的手段很“土”,很传统。但在中国这片土地 上却很有生命力。通过苦心经营,袁世凯造就了一支战斗力最强,并且只效忠他个人的新式军队。 而他的对手革命党人,相比之下则相形见绌。起初,中山先生只是将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资金不足、 武器不够等客观因素上。后来,他可能发现了问题所在,欲在组织内建立基督教信仰。结果遭到了几乎所 有党人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眼中,基督教无疑是洋迷信。 再后来,中山疾政令不行,组织涣散,干脆搬出了土方法:要求一些亲近的追随者按手模,宣誓效忠 于中山个人,但同样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革命党人看来,这无疑是封建劣习——土不能土,洋不能洋, 中国革命党人将自己置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 中国人在追求民主的过程,总是处理不好平等与秩序、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这使得中国的民主团体总 是一盘散沙,无力与专制集团相抗衡。“军队的百分之七十是由士气组成的”(拿破仑语)。而士气的百 分之七十又是由信仰组成的。 信仰不是虚幻的,他体现在士兵冲锋的身姿上,他体现在士兵肉搏时的吼声中。没有信仰的军队,是 一个没有灵魂的军队。没有灵魂的军队,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革命党人用金钱雇佣、募集来 的对民主、共和一无所知的士兵们,其战斗动机和士兵品质,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屡屡失败,屡屡败给本 不堪一击的清廷军队,是不值得奇怪的。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十年前的太平军,太平军没有“民主”“共和”等伟大的口号,但他们却 有信仰(不论其信仰正确与否)。因而他们就比革命党人的战斗力强得多。 那些外国书本上的民主、共和、立宪、自由等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仅仅追求 这些时髦好听概念的革命党,注定要成为脱离群众、曲高和寡、没有根基的政党。 武昌起义的成功,靠的是倒戈的清政府新军,而不是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队伍。革命党人后来成为这 些起义队伍的领导是被请去的,是带有“客人”色彩的。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维持到陈炯明叛变。 遭到陈炯明叛变严重打击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顾同党们的反对,毅然决然下决心联俄联共。在 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队。然而,中山不曾料到自己“潜意识” 中的大一统思想和“病急乱投医”的行为,使得国民党几十年的奋斗成果,最终为一个更专制政党做了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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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 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北洋新军,和用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相比,只能算是豆腐渣。 李鸿章的淮军已经做过了试验。但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北洋新军和用“民主”“共和” “革命”等词 汇“武装”起来的革命军相比,他反而成了铁板一块,而革命军倒成了豆腐渣。 袁世凯军事力量的强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强大。革命军军事力量的弱小,正是中国民 主思想的弱小。 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还不仅仅表现在民主、专制两个阵营的军事对比上。还表现在民主阵营内部。 革命党人一方面抨击专制制度,为民主、自由、共和、革命奔走号呼。另一方面心里却仍揣着与民主、 自由相悖的孔孟之道不放。甚至将孔孟之道与民主自由混杂一起,当作革命理论向民众宣传。 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革命理论中最响亮的号角。 《革命军》高呼“我中国欲独立”, “欲与世界列强 并雄,不可不革命”, “吾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 的自由万岁”。同时他又疾呼: “中国之有孔子,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曲阜孔子庙,人人知为礼乐之邦, 教化之地,拜礼不置,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乃满人割胶州于德,而请德人侮毁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遗教 之地,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而等伦于野蛮。是谁之罪与?夫耶稣 教新旧相争,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我中国人何如?”。 陈天华, 《警世钟》 《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创始人之一。1905 年因抗议日本“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 则”,而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临终前写有《绝命书》。《绝命书》中说: “……今日死子,使诸君有所 警动,去绝非型,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 鄙人今日之希望也。”其中又说,“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毋宁仍尊孔教。” 邹容、陈天华乃是革命队伍中最刚烈、最勇猛、冲在最前头、并为革命奉献出年轻宝贵生命的两位斗 士,他们的思想中尚且有如此多的“传统”。就遑论其他的革命党人了。 正是由于自身对民主、自由认识的糊涂,使得革命党人不具备发动民众的意识和改造民众思想的能力。 使得民众将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的“民主” “自由”视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使得民众对革命行动“若 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甚至出现民众用馒头蘸吃革命烈士的鲜血来治病的悲剧。 正是由于本身传统文化的烙印太深,使得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除了 在民族主义上保持一致之外,而在民权、民生主义上存在严重分歧,意见不能统一。许多会员只是一民主 义或二民主义者,并将革命不同程度地理解为改朝换代。使得满清皇帝下台后,许多革命同志认为完事大 吉,产生功成身退、消极归隐的思想,纷纷脱离同盟会。甚至使得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被自己革命党人 所暗杀。同盟会因而陷入混乱、分裂的状态。 正是由于自身对民主、自由理解的肤浅,使得革命不彻底,急于求成,流于形式。坐视起义独立的诸 省的政权被旧官僚们抢去。使得革命革去的仅仅是“衙门”、 “县太爷” “把总”等旧称谓,使得革命最终沦 为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的表面文章。使得同盟会组建的临时政府时,不考虑社会现实、文化积淀而照 搬照抄欧洲文明的顶尖成果——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最终将民主共和沦为一场闹剧。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辛亥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 1911 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 为他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和习惯中毫无根基。他是外国的、空洞的, 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他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 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的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 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1)。 在中国,究竟谁是民主的敌人?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凯?是北洋军阀?不是,民主的真正敌人是中国 传统专制文化。 ----------------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被欺骗的中国人》 七  辛亥革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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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个什麽样的文化呢?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其发育期是春秋战国时代,成熟期是汉代。 春秋战国 500 年的诸侯混战、“礼崩乐坏”,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文化的 繁荣。当时争鸣的百家,按学术观点可以将其归分为六家:儒、墨、法、道、名、阴阳。其中构成中国文 化主体的,对中国社会、民族心理影响最大是儒、道、法三家。 儒:创始人为春秋时代的孔丘。生于乱世的孔丘,竭力维护行将崩溃的宗法制度。他用其一生的心血, 把外在的宗法制度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要求。将宗法制度的实质精神,提炼阐发为一整套价值观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亲亲”“尊尊”(爱自己的亲人,尊敬位尊者)。其中 “亲亲为大”(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礼记•中庸》)。 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之血缘、等级原则的思想升华、理论化。因他的学说构建了后代帝王专制统治的 思想基础,规范了民众们的生活方式,孔丘遂被后世帝王和民众尊为圣人。 战国时代的孟轲,又将孔丘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并为之找到了一定的哲学根据。汉代的董仲舒,将道家 的阴阳五行理论揉进儒学。使儒家思想提高为神学——中国专制神学。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 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道:创始人是一个名叫李耳的神秘人物。道家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主 张人们应该无为顺道,全生避害,顺其自然。 道家的深邃、辨证、超逸、自由,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依托。表面上,道家主张的弃仁背义,废礼 毁智与儒家的隆礼贵仁,尚义主智正相反。其实那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争。属于“阶级内部”矛 盾。儒家把人禁锢在“礼”的等级名分的框架之中,通过“礼”来束缚人的行为,来维持现状,阻滞社会 发展变化;道家藐视儒的机械笨拙,主张“虚其心,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1)。从内心思想入手, 泯灭人的奋斗欲望,让人随遇而安,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道儒本质是一家,他们的差别不过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的差别而已。 孔丘只是想往礼治的周代,而李耳则向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的氏族社 会。庄周更彻底,干脆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4)的原始社会。“小隐隐于野,中 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5)“古之圣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6)。道的出世与儒的入世,在“道” 中得到了统一。中国人既可以寓身仁义,出将入相。也可以隐居山林,返朴归真。儒道互补,进退自如。 汉末,道家思想与一母同胞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结合起来,形成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民族原生宗教— —道教,李耳也因此成为了道教的始祖——太上老君。道教是中国人灵魂的归宿,也是中国人灵魂的体现。 鲁迅先生曾讲“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真是一言中的。 法: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韩非,李斯等。此学派因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仁政而得名。 与儒家美化现实、道家逃避现实不同,法家敢于面对现实,并敢于赤裸裸地剖析现实。因而他对社会 的认识也最深刻。法和儒是对立的,儒说人性本善,法说人性本恶;儒厚古薄今,反对变革。法厚今薄古, 因时变法。儒以礼治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以法治国,法不阿贵,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 法儒斗争,是百家争鸣时代的最强音,也是中国社会恒久的主旋律:太平时期,它表现为皇帝与官僚、 中央与地方的不动声色的较量;社会遭到挑战需要变革时,它就浮出水面,改革派与保守派便开始了因时 变法与遵守古训这个中国古老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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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和儒的“受体”发生分离:法为帝王之术,儒为臣奴之术。相互斗争的双方因而和谐统一起 来,和平共处与同一个社会有机体之中:法为专制的棍棒,儒为专制的温床;法成为专制社会的强健的骨, 儒成为专制社会温厚的肉。 周曾因缺“骨”而腐烂,秦也因缺“肉”而枯折。由铸刑鼎、著法经、公布成文法。到创建使“奔者 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严密户籍、里甲制度。再到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扼杀精神思想自由——经 过三百余年的成长,法家思想终于建构了中国专制社会的“骨架”。 汉代,继承了法家思想的产物——秦代的制度,并崇尚道家思想。汉武帝时,又尊儒家,儒道法在汉 代得到了统一,并都沦为了帝王专制之具。 帝王以法治民,以儒欺民,以道愚民。法为骨骼爪牙,儒为筋肉皮肤,道为神经。三者互为里表,相 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体系。 这个文化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体尚拥有一个中国人熟悉的 名字,那就是——龙。 龙之为物,能屈能伸,能大能小,无所不在,无微不至:得势则飞龙在天,腾云驾雾,叱吒风云;不 得势则潜龙勿用,介隐藏形。 龙潜伏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伺机而动。龙是中国社会有机体的基因信息图,是中国人灵魂的生动体 现。 在这样一个统一、完整、丰满的文化信息的控制下,孕育出的社会也是统一、完整、丰满的。它的各 个组成部分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牵其一发就会动其全身。对它进行手术刀切割式的革命是徒劳的。 一个王朝崩溃了,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再“克隆”出一个同样的王朝。满清皇帝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又 出来了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军阀专制、共产党独裁——专制文化不除,专制制度不已。 自汉以降,法家思想被视为帝王之术而被专制者垄断。广大民众只能被迫接受儒道思想。长期的灌输、 驯化,使得儒和道成了一鬼一判、一狼一狈,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灵魂。 从宗教的层次讲,中国是一个儒道教国家。 ⑴ 《老子》 ⑵ 《易经•系辞》 ⑶ 《老子》 ⑷ 《庄子•盗跖》 ⑸ 《资治通鉴》 ⑹ 《庄子•天运》

九 新文化运动

昏聩的满清皇帝被打倒了,而民国又是如此专制黑暗。有思想、有爱国精神的知识精英们,开始反思 和觉悟了。 陈独秀先生反省道: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制下,备受专制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 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有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⑴ 梁启超先生也感悟到: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 31


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⑵ “最后之觉悟”“全人格的觉悟”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 70 余年的痛苦煎熬,才得到的沉痛 教训。中国的精英们终于找到了“中国病”的症结所在——传统文化才是专制的后台老板。唯有思想文化 的启蒙,全民族人格的觉醒,才是民族振兴工程的关键所在。 然而,就在国人进行反思的同时,一股鼓吹传统文化的逆流却重新勃动起来。 在传统文化中,道是个躲在儒背后的鬼,儒是个手操生死薄的判官。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的作用是不可 替代的,是帝王们须臾不可离的护身法宝。 1914 年,戴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宣布“整饬纲纪”。在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新式学校中恢复“祀孔”、“读经”,颁布《祭孔告令》。声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 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所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 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⑶ 曾经是维新派,今天已堕落为保皇派的康有为,则伙同一些遗老遗少,挂出“孔教会”的招牌,叫嚷 “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许多“孔道会”“尊孔会”之类组织,也纷纷挂牌扬幡。 这股文化逆流,由于有政府撑腰,受政府指使,并且迷惑了许多对民国失望的人们。一时间,尊孔崇 儒的乌烟瘴气,甚嚣尘上。 就在尊孔潮流汹涌之时,爱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迎头痛击,并形成 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具有文化革命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1915 年,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新青年》 中,陈先生高举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两面旗帜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战。旨在用民主取代专制, 用科学扫荡迷信。 “伦理思想,影响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如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自大原,共贯同条,莫 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 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 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吾敢 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⑷ “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尚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 社会永无宁日。” ⑸ 《新青年》一问世,便遭到了传统文化卫道士的敌视围攻,“破坏礼法”“破坏国粹”“数典忘祖”…… 帽子、棍子、污水一起涌来……但独秀先生毫不畏缩,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 “本同志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先生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 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 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 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留血,都不推辞。” 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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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人自发地用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新文化对传统旧文化的战斗。它主要包 括以下四个内容: ㈠ 打倒孔家店 首先向“孔家店”发难的,是 1916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发表的《孔子平议》。作者易白沙先生指名 道姓,向“孔家店”的“店主”开火: “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 “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使入民贼牢笼。” …… 11 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标志着攻打“孔家店”战斗的全面展开: “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 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泯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 王之上。” “以宪法又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非;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 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也,其将何以并存之?” “欲建设西洋之新国家,组织西洋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更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 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 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随后,独秀先生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 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自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 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 财产。父兄蓄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 “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耳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 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 大障碍!” 后,独秀又发表《复辟与尊孔》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李大钊先生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猛烈抨击孔教:“孔子者,数千 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 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 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道出了儒教吃人的本质: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 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 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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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 “吃人的是我哥哥! ”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 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麟;从徐锡麟,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 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吴虞先生也大声呼应: “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是非杀人此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⑺ 并将孔丘称为“盗丘”: “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子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便天下。” ⑻ “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 ⑼ 钱玄同先生和陈大齐先生称儒学为“粪学”。讨论怎样将儒的种种劣迹统统列出来,编一份“粪谱”: “现在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那种是粪,那种不是粪;若想阻止人家吃粪,须得先指点 指点他们才好。” “先把粪坑淘一淘,把粪的臭气扬一扬,则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也便掩住鼻子逃走了。总不 至于仍旧恋恋不舍。” ⑽ 彭啸殊先生将中国人的恋旧情结称为传染病: “说起来实在是可笑、可气、可耻,就是我中国人犯了一种传染病!使我中国沉滞腐败,数千年如一 日,其病名叫‘古迷’。” “近年排旧革新,全国风靡。乃有许多人提倡起国粹来了。说中国古学,虽是无用,然而是国粹,应 当保存……既说他们无用,又说是国粹,要提倡它,保存他。请问把粪蓄在肚子里,如何吃的饭进去?又 请问保存那些国粹,待做什麽用?唐、宋、元、明、清历代保存了数千年,保得中国做个三等国,岌岌不 保旦夕,还要说他是国粹。把他弃了,专学西洋之学,犹是赶不及。况乎又要分大半精神在这里!”(11) 胡适先生是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人,他说: “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 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12) …… ㈡ 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实质进行了批判,并且对传统文化的载体:那些僵化的、迂腐的、“代 圣贤立言”、“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如八股文、骈体文、桐城散文、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古典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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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革命、扫荡。 1917 年,胡适先生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文学白话运动。提出从八个方面对传统 文学进行改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方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 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独秀先生向纵深挺进,发表《文学革命论》: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钱玄同先生、刘半农先生也群起响应: “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那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对于那些腐臭 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13) “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 (14) 鲁迅先生是位文学革命的巨匠,他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文学革命。1918 年 5 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了 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如《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祥林嫂》《故乡》等一系列白话小说。 1918 年 8 月,胡适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沈尹默、刘半农、周 作人、鲁迅、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等文学先驱,也加入了白话诗的创作作行列。 1919 年的一年中,中国出现四百余种白话报刊。 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教材。 文学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 ㈢ 科学精神的觉醒 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民主”(德先生)旗帜一起飘扬的是“科学”(赛先生)旗帜。这里,科学并不 是指某一门类具体的系统知识,而是指针对愚昧、盲从、迷信、宗教的理性、批判、怀疑、实证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中,文化精英们反传统的火力是强大的、猛烈的。曾一时间找不到对手,不得已,钱玄同 先生和刘半农先生在《新青年》上演出了一段“双簧”:玄同扮演一位传统顽固派,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老调,宣扬传统文化,攻击白话文,谩骂《新青年》。半农则对准这面靶子迎头痛击,嬉笑怒骂,痛 快淋漓,大长了新文化的声势。 传统文化的一些遗老们,面对新文化战士们理性的猛烈火力,理屈词穷,难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 力。无奈之下,只得躲进道教阴阳鬼灵的巢穴中,以求自保。成立“灵学会”, “专研人鬼之理,仙佛之道, 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声称“灵学者,实为凡百科之冠” (15) “鬼神之说不长,国家之命运遂促” (16)。 新文化战士们并不饶人,穷追猛打,直捣巢穴,对鬼灵论、有神论进行口诛笔伐。旨在用“科学”扫 荡“迷信”。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人文学术上。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没有证据之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 以后,方才奉为定论。”(17) 实证的科学方法,日益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工具。胡适率先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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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纲》断然抛开真伪莫难辨的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 我们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18)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北大的学生顾颉刚先生,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 的古史观”: 1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 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徽,指导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集薪,后来居上”。这是 造史很好的比喻。(19) 中国商代以前的古史,原来都是儒生们层累伪造出来的。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一举推翻了千百年来中 国人确信无疑的古史系统。什麽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都属于子虚乌有。更甭说他们所代表的 “道统”了。这对动则效法先王、祖述尧舜的儒教,是致命的一击。 以此为发端,中国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专门研究辨别中国古史的真伪。 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1918 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国科学社总部由美国迁回 国内。发展到 1919 年,会员猛增至 604 人。许多著名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等,纷纷从欧美学成 归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世界瞩目的成就。 ㈣ 废除汉字运动 废除汉字运动的首倡者,为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 1918 年,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为不易。音度极难正确。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 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 “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 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薄……还有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麽“关帝显圣”,“纯阳降坛”, “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 “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 梦的话……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青年弟子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 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总之荒谬道理所征服。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 文法既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 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 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先生的倡导得到了陈独秀、胡适、吴稚晖等先生的支持: 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朽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0) 我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单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 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新青年》)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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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此法行,则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以备异日作“世 界进化史”者为史料之猎取。(21) 废除汉字运动,为之后三十年代的新文字拉丁化运动打下了基础。并孕育了汉语拼音的诞生。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是一位最勇敢、最执著、最犀利、最不留情面的斗士。从 1918 年发表《狂 人日记》直到 1936 年去世,鲁迅先生十几年如一日,冷静地、近似孤独地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韧的战 斗。 鲁迅是深刻的。近似于绝望。当新文化战士们纷纷以笔代枪,大张旗鼓的向传统文化堡垒冲锋时,在 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尚躲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巷子里靠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直到《新青年》问世后二 年,1917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日本时结识的老朋友来看望他: “你抄了这些有什麽用?” “没有什麽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麽意思呢?” “没有什麽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位朋友就是在北师大任教的钱玄同先生。当时,他也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受无 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22) 钱玄同的话,点燃了鲁迅心中希望的火焰。鲁迅拿起了笔,创作了《狂人日记》。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至死而后已。 然而,鲁迅先生的铁锤并未砸破“铁屋子”,他未能得到光明,未能得到可以让人顺畅呼吸的突破缺口。 于是不少人开始抱怨了、责骂了。倔强的勇敢的鲁迅并不屈服,转身陷入和周围人的肉搏之中。 鲁迅是痛苦的,迷茫的,但也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生得其时,逝得其时。生的早,生于清朝; 生的晚,生于“新中国”;否则,鲁迅都将不为鲁迅也。正是他所咒骂的黑暗的民国,给了他一个自由的创 作环境。今天,每一个读鲁迅文章的中国人,似乎都会在心中发问: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生活在“新中 国”,将会怎样? 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给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才被鲁迅的 儿子周海婴及作家黄宗英披露出来: 1957 年 7 月 7 日,忽传毛主席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 名发言……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 的老朋友……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 “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 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 道: “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末一句话也不说。” (23) (2002 年 12 月 16 日《文摘周报》之黄宗英 《毛泽东曾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 ――――――――――――――― ⑴(《青年杂志•吾人最后之觉悟》) ⑵(《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之《最近之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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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1914 年 9 月 26 日《政府公报》) ⑷(《新青年•吾人最后之觉悟》) ⑸(陈独秀《新青年•敬告青年》) ⑹(《新青年》6 卷 1 号) ⑺(《吃人与礼教》) 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⑼(《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⑽(《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11)(《古迷》) (12)(《〈吴虞文录〉》) (13)(钱玄同《尝试集序》) (14) 刘半农《 我之文学改良观》 (15)(《余冰臣先生书》) (16)(见《鲁迅全集•随感录》) (17)(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19)(《古史辨》) (20)(陈独秀《新青年》) (21)(吴稚晖《新世纪》) (22)(鲁迅《呐喊自序》) (23)(2002 年 12 月 16 日《文摘周报》之黄宗英《毛泽东曾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 《被欺骗的中国人》 九 新文化运动 全文完

十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新文化战士们在扫荡传统旧文化时,高举的旗帜是“科学”和“民主”。“科学”是比较直观、机械、 容易学习的。无论自然学科、人文学科,只要重试验、重实证就可以了。“民主”则就不简单了。 “民主”,就是人民作主。这需要人民要具有一定的做主人的觉悟和素质。怎样去启发民智、使民觉 悟呢?是让民众学习杜威的实验主义?还是学习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还是学习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还是 学习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 是统统一起学,还是只学其中之一二?一起学是不行的,诸多学说之间是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攻击的。 这会让人无所适从。 只学其中一二种?那谁能全面代表“民主”精神呢? “民主”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体制,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平等、自由是“民主”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一言堂”决不是民主——全盘西化,又从何入手呢?这是中国人在学习“民主”时遇到的一个“技术” 难题。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这让本来对民主思想建设感到棘手的 新文化战士们对全盘西化、对西方文明的权威产生了疑虑。而传统顽固派们则以此为把柄,攻击西方文明 的非道德、非正义行径。对此,新文化战士们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或含糊其词,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38


再者,欧洲的列强们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他们总是扶持腐败的专制政府,而对要求 变革的进步、新兴力量,要么冷漠处置,要么武装干涉。这种冷酷的现实,使得那些将西方文明视为真理、 正义、平等化身的新文化战士们很伤感情:为什麽老师总是打学生呢?标榜平等的老师,为何不给学生一 个平等的机会呢? 新文化战士们打破了一个旧的、传统的价值观,但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的价值观。人的心灵是不可能 虚空的。人们生活是须臾离不开价值观的。正当新文化战士们尴尬、彷徨之际,俄国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 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以科学的面孔、完整的体系、雄辩的哲理,以及对帝国主义腐朽必 亡的论断,一下子就吸引了许多中国新文化人士。 他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 19 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先进的成果。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 学说更科学。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民民主,比“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陈独秀语) 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进步。于是人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完全符合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科学”、“民主”的宗旨,并且给它提供了一个更高尚更先 进的追求目标;马克思主义同样符合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要求,他的唯物史观使得人们反传统变得更加有 利、有效、更具目的性;马克思主义更满足了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他让中国人不必再对侵略 者老师们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批驳那些搞侵略的、腐朽的、没落的、必将灭亡的帝 国主义。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更加坚定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帝王专制,相对落后的经济、文 化——俄国与大清国的相似,使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文化、物质的落后,不足以阻挡社会主义革 命的进行。中国完全可以学习苏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民族的革命实践。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政府,主 动取消了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这使得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气 被欺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难得的、珍贵的平等和友好。情感上,中国人倒向了苏联。 这一切,使得正在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新文化人士及青年学生,纷纷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之中。 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青年毛泽东曾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自己当时学习马克思 主义时的心情。这不仅只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心声。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爆发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他是中国第一次民主运动,也是一次最成功的民主运 动,平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参与了政治,并取得了胜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 然而,在这次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潮中,却孕育了新的专制的种子——五四运动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些知识人士中走到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间,并促使了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 28 年的奋斗,他最终取得了中 国的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本人所预言的那样,在西方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爆发,而是在落后的 东方俄国和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爆发,并先后取得了成功。这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成功的革 命理论,更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符合了东方的、中国的某些东西。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之精髓:无神论和辩证法,中国人并不陌生。究其根 源,中国人尚是“无神论”和“辩证法”的祖宗。从某种层次上讲,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乌托邦”理想与 东方辩证思维、专制精神在当时最高的哲学平台上的高级组合。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充满了陌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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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但其精神实质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暗通。这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人日后平稳疏远、 抛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哲学保障。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实是一种打着“人民”招牌的更大的专制。而在儒教中国,专 制要比民主更具生命力,更能满足民众奴性心态的需要。 这一点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充分:国民党因为民主,使得蒋介石不能有效控制手下将领。将 领们如同诸侯、军阀,拥兵自重,不服调遣。并时不时地逼蒋下野。这使本来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得以利 用彼此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国民党因为民主,使公民拥有出版、言论、结社、游行等自由,这 恰恰被共产党用来揭露国民党的阴暗面、丑化国民党、破坏扰乱国统区的社会治安和正常秩序;国民党因 为民主,使得中央不能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严密的监控,从而被共产党钻了空子,将地下党员、特工、 间谍安插到国民党的各个要害部门…… 而共产党却正相反。在解放区,毛泽东大搞整风运动,对队伍进行清洗,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打击政 治异己,对有“特务”嫌疑者,宁可冤枉一百,不可漏网一人。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 假、错案。康生将从苏联学来的专政恐怖手段与中国祖传的酷刑结合起来,对受审者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欺骗恐吓、诈取供词。期间,有人被酷刑折磨死亡,有人发了疯,更多的人经不起折磨而投井、上吊自杀 了。当时,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最终是专制的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历史实践提 醒人们,在儒教中国,专制更有效力,更有市场。 再者,马克思主义顺应了中国社会特殊发展轨迹的需要。 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欧洲社会相反,中国社会愈“发展”,其专制程度愈严重、愈酷烈。与之相应的是, 其对立面,农民起义也规模愈来愈大。中国明、清两代的专制程度是超出以前的,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 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的规模,也是超过从前的。 作为专制压迫的对立面,不同时代的农民起义虽各有特点,但他们是有共性的。其共性主要有两点, 一是阶级报复,二是平均主义。 阶级报复,在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统治官僚阶级的疯狂屠杀。这是被长 期压迫的民众心中仇恨的宣泄; 平均主义,体现在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汉末,是张鲁的“太平经”;唐末,是王仙芝、黄巢的“天 补平均大将军”;北宋,是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与汝均之”;南宋,是钟相、杨幺的“等 贵贱,均贫富”;明末,是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清朝,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作为对中国专制社会极端 贫富两极分化的反抗,中国的平均主义也是源远流长。并且愈来愈纲领化、理论化。 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正好为潜伏在中国民间拥有巨大能量的“阶级报复”与“平 均主义”的暗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所以最终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不单单因为他是一名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还因为他是一名具 有浓烈阶级感情、阶级意识的农民的儿子。 1941 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中,就坦白地说,读了马列主义,“我只取了四个字:阶 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李自成、太平天国的继续,一个成功的继续。 正是这些原因,马克思主义在即贫穷又落后,离社会主义革命所需条件尚远的中国如同星星之火,几 经风雨而不熄,最后终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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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党的成功,并不能都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也不能归罪于民主。共产党与国民 党的较量,不仅仅是专制与民主的较量,也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较量。同时,他们是传统文化 内部的一场较量。 国共两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是两位洋派绅士。但他们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 野蛮愚昧的中国人不买他们的帐。 他们的继承者,蒋介石和毛泽东,则是两位比较“土”、比较传统、很实际、很精明、知道在野蛮中 国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的人。 蒋介石尊儒、崇道、信佛,是个标准的、传统的、具有“三教合一”灵魂的中国人。他虽然也是名基 督徒,但他是个典型的中国式基督徒,或者说是个名义上的基督徒。 蒋介石承袭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以儒家思想建军的建军原则。任人唯亲,以学生、同乡为嫡系。 培植亲信,用小恩小惠,江湖伎俩笼络人心。“儒”是为臣之术,曾、李、袁、作为一方“诸侯”,用此 “土”法是可行的。蒋作为一国领袖,则就捉襟见肘了。 领袖带头用原则换人情,下面将领则纷纷效仿。结果蒋介石虽然整日殚精竭虑,但手下各派系之间仍 是矛盾重重。他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却是个“大水缸”,外强中空。 毛泽东,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眼中,只是一个不懂马列、只懂《孙子兵法》的土包子。但这 个“土包子”很精明,很实际。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退缩在三湾村,对队伍进行整编。用传统的法家思 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对队伍进行改造: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以党指挥枪;并制定实行“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以法治军。 三湾整编,使红军成为了一个团结、精干、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他人数虽少,但却是个“小石头”。 毛泽东的预言“我们这块小石头,迟早会打破蒋介石的大水缸的”。这并不是信口胡诌。 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又通过整风运动,将影响队伍团结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清洗,确保队伍整齐划一,令行禁止。 在战术上,毛泽东发明的游击战术,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战争中的具体应用。很多外国的在野武 装都学习毛的游击战术,但因不懂道家思想,他们学到的仅仅是皮毛而已。 蒋与毛的斗法,更大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斗,蒋用“儒”,毛用“法”“道”。就像两个乡下 人,对骂时可以用从城里人学来的洋词骂对方,真的动手了,那还得用祖传的、现成的家伙。你拿你的锄 头,我拿我的铁掀。 “法”,悍狠,“道”,狡猾。而这两者正是龙的特征。作为“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是“盛名之 下、其实难副”的。但作为“真龙天子”,毛却是货真价实的。

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太平天国。因为他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理 论,他还是一个建设的理论。这解决了中国农民起义打天下易座天下难的历史难题。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进行了社会 主义改造,将旧有的私有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农业方面,先是进行土改,将地主枪毙了,把土地分给农民。1953 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 之后,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再成立人民公社,将土 地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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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对强迫加入合作社、公社,似乎并不十分介意。“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本来就有“公 有制”的思想基础。况且,农民们并不“患寡”,而是“患不均”。 工商业方面,将官僚资本,也就是“官倒”资本强行剥夺。对民族资本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手工 业方面,将手工业者聚集起来,组成供销合作社,将他们的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 1956 年,全国完成了对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 主义时期。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具有“初期优势”的。建设初期,它能将分散的资源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办一些 大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产党政府建设了大批的基础设施。使工业、农业、林业、运输、邮电等行业 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了一个大台阶。 然而公有制是建立在否定人性自私、否定个体差异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基础是违背人性和不 尊重客观事实的。因此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公有制,也是不会长久的。 在起步阶段,他要比自由竞争的效率大很多,但时间一长,他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就会难以维持下 去。公有制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等级,这就不可避免地搞平均主义。 在平均分配劳动果实的条件下,要求人们去积极地工作、劳动,必须有一个前提:人人都不许有私心 杂念,人人都必须是高度自觉的圣人。 起初,大家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还能凭着道德自觉,积极地去工作、劳动。但是,这种 局面是不稳定的、是脆弱的。如果有一个人起了私心,偷懒、怠工,而又得不到相应的惩罚,那这种靠道 德自觉维护的平衡就会打破。人们会纷纷向自私的行为靠拢,将自己的才智和创造性都运用到偷懒和磨洋 工上去。 强制管理,只能管制人们的工作时间,而无法管制人们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工业亏 损、农业减产、经济垮台是必然的。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人治”现象。计划经济将社会中一切的经济活动都纳入政府的计划之中。企业 由政府来管理,资源配置由行政力量来决定,企业本身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不存在什么关系。 计划经济要正确无误地运行,必须有几个前提:第一,政府要“全知”。要掌握所有的、包括正在变 化的经济信息。第二,政府要“全能”。要具有无限的处理复杂的经济业务的能力,要能够使计划满足瞬 息万变的市场需求。第三,政府要“无私”。所有的干部、工作人员不存任何私心、不循任何私情,来精 确地执行中央的每一个指令。 事实上,人不可能“全知”,政府得到的信息总是片面的、滞后的;人也不可能“全能”,资源的配 置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为的失误总是让短缺与积压并存;人也不可能“无私”,贪婪与虚荣总是造 成大量的浪费和经济人为地停滞。 人不老老实实地按市场规律办事,不尊重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最终受到惩罚,就不稀奇了。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为经济胜利所鼓舞,决定打破常规,加快速 度,跑步进入共产,开展大跃进运动。 为了实现十五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口号,大跃进首先从大炼钢铁开始。为了炼钢,政府动员了全体 人民,并将机器、铁锅给砸了,还毁坏了很多山林。但由于不尊重科学,炼出的钢质量奇差。至少三分之 一的钢是不能称之为钢的“土钢”。大炼钢铁,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削弱了农业,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秩序。 与此同时,在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小型的合作社合并为大型的人民公社,将集体所有变 为全民所有,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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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三风泛滥,大炼钢铁对农业的不良影响,农业大幅度减产。再加 上高估产、高征收,使的灾难最终降临在了基层农民的头上。公共食堂停火关门,许多社员被活活饿死。 当时,中国人将所有能吃的东西全吃光了:老鼠、蝎子、蚯蚓、蛤磨、草根、树皮——生存在中国土 地上,与中国人为邻的动物、植物,真是倒霉;不能吃的也吃了:山东省,许多地方都有用死人肉掺着胡 萝卜做成的丸子出卖,旁边放些猪、牛、狗的骨头以证明丸子里掺的不是人肉。还出现一个叫“圣贤道” 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可以生吃。于是,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共产党干部的事件…… 据官方的数字统计:中国人口总数 1960 年比 1959 年减少了1千万人,1961 年比 1959 年减少了 1300 万人。按当时正常出生和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来推算,1961 年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 者相加,1959 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在 4000 万人左右。这还是官方的保守数字。 4000 万啊!在两年内因饥饿而死亡,八年的抗战,中国的死亡人数才 3500 万人! 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位名人讲过的话:如果共产主义能实现,那么地球将会空无人类孤独 地在宇宙中运行。 发生在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场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以惨败告终。他向世人证实了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这出荒唐的闹剧和悲剧,也给一向自吹自擂、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脸上闪了一记耳光。 他暴露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愚蠢! 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这样简单,这个发生在中国人身边的悲剧,看到的人并不多,人们都知道饿死 了人,但是饿死的能有多少人,却并不知道。一本书中披露,单在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 190 余万人。带 着惊奇,笔者询问了一位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同学: “60 年‘低标准’时,你们那里有没有饿死人?” “怎么没有,还不少呢。我们村儿就饿死了不少,听家长说,不少家都是整家死的,整齐地躺在床上……” “那你估计,整个信阳地区大概会死多少人?” 同学思考了一会儿,说:“要有几千人吧?”——这就是新闻封锁的厉害。 现实并不简单,悲剧就是看到了,中国人也不去思考为什么。 1962 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三分 天灾”也算是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紧张、敏感的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三分薄面。中央领导已经承认了错误, 而这场灾难的真正受害者——农民们却连“七分人祸”也看不到。直到今天,仍将大跃进的灾难“善良” 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自身的愚昧,才是中国农民们多灾多难得真的罪魁祸首。 在中国的这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奇特的“浮夸风”。 在农业高指标的压力下,在层层批右倾的政治气候影响下,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姿 态,为了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和本社的跃进成果,将农业产量虚报,放高产卫星。从亩产 1052.5 公斤的第一 颗卫星升天起,浮夸风愈刮愈猛,卫星愈升愈高。到后来,卫星竟高达亩产 65217.35 公斤——中国人不会 认真,但是造假总是很认真,数字有整有零。 在基层找假数字的同时,中央的宣传机器也不甘落后。广东省书记陶铸亲自撰文《驳“粮食增产有限 论”》,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 太阳能的 30%,稻麦的亩产量就可能达到4万斤…… 浮夸风是中国人自编自演的一场闹剧,它是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与弄虚作假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 的一个怪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一次新的恶性膨胀。是龙又一次在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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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提起往事,会以先哲一般的口吻将浮夸风当作笑料谈论着,俨然一副“跳出三界外,不在 五行中”的神仙模样。你们为何不回想一下,当时当地,你们在想些什么?在说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呢? 如果浮夸风再度刮起,你能保证自己不再被骗,不再跟着瞎起哄?! 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国民总产值每年以递增8%的速度增长,你不是照信吗?! 全世界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唯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还是“越来越好”,你不是照信吗?!

十二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将社会主义的弊端提前暴露出来了。也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 经济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刘少奇,早年留学苏联,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的正规学习,对马列理论很娴熟,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 开会时讲话常常大道理套小道理,丝丝如扣,因而被党内人士称为“刘克思”。但他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并不把握,他更多地是将马列当成一种先进的文化和一种救国的工具,对他并不忠诚。 在实际工作中,他常常肯定资本家的作用,肯定等级分配,保护资产阶级。在毛看来,这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后来毛将他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并不冤枉他。 1949 年建国之初,在经济建设问题尤其是在对待资本家、资产阶级工商业的问题上,刘和毛就存在很 大的分歧。 1952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提出:“共产党闹革命,第一个革封建主义的命,第二 个革帝国主义的命,第三个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命。现在头两个命我们算革得差不多了,剩下第三个 命,还要不要革啊?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妥协让步,互敬互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长期共存?那我们 共产党就不应该再叫共产党了,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党,伯恩斯坦党好了,甚至称为工党都可以。 你们谁有这个胆量和气魄啊?本主席今天旗帜鲜明,替本党正名:要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 工商业。要共他们的产。当然可以考虑分步骤,分期分批来共产。一是要消灭,而是消灭之前,还要扶他 一下。猪和羊,总是要先加加膘,肥一点再宰,油水大。” ⑴ 毛对马列教条并不精通,但他对马列主义的实质:阶级斗争、独裁、平均主义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把握得很准确。在中国,毛泽东才是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一反常态,会上无人附和毛泽东,他只好点名,要求表态。 第一个是刘少奇,刘首先表示赞同,说从战略眼光看,是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只是现阶段还是允许 干一段新民主主义,发展城乡经济,把基础打结实些,再全面转向社会主义。 第二个是周恩来,他附和刘,主张经济问题,要慎重。刚刚有了点起色,恐怕还经不起大的折腾。还 是应该分阶段、按步骤来进行。 一出门,毛泽东就吃了个软钉子,被他的“左丞右相”给否定了。毛很恼怒,认为刘是釜底抽薪,抽 象肯定、具体否定;周没主见,爱附和,但却倒向刘少奇。这“哼哈二将”对他的经济措施要么阳奉阴, 要么违拖着不办。 毛还看到,“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都是温情脉脉,依恋得很!对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则意 兴阑珊,兴趣缺缺。” 为了扫除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毛决定从根本的人事、体制上入手。成立了人称“经济内阁” 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将经济大权从政务院手中夺过来,让陕北根据地出身、毛的忠实追随者、且有经济头 脑的高岗任计委的主席,并授意高岗拱倒刘、周取而代之,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44


然而,刘周的根基很深,且高岗锋芒太露、处事粗泛、心计不工,根本不是刘周的对手。高岗不仅辜 负了毛的期望,结果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上了。毛与刘周的第一轮较量,毛损失了高、饶两员大将,以 失败告终。 大跃进的失败,也是毛的经济路线的失败。面对失败,毛索性将挑子撂给了刘、周。让他们去治理整 顿,去收拾大跃进造成的一副烂摊子。刘、周利用此机会,一方面执行自己的经济路线,对国民经济进行 调整;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为许多右倾干部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并对全国干部进行轮训,灌输自己的经 济路线,批评“左”的经济政策,实为毛的经济路线。 毛在经济上是个门外汉,但政治触觉却非常敏锐。在刘少奇恢复经济、壮大自己的政治队伍同时,毛 就开始在中央会议上将经济问题转变为阶级斗争问题:将刘少奇对大跃进后经济非常糟糕的估计称为“黑 暗风”;将“包产到户”称为“单干风”;将为右倾干部平反称为“翻案风”。 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 级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 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刘、周的经济政治路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特权腐败的症状:干部的特殊化,铺张浪费,多吃多占, 贪污盗窃等。毛很敏感,看到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在抬头、在复辟,“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 阶级斗争情况。”“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 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于是,在全国开展了 “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请分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 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打击这些腐败现象、复辟势头。 斗争一直在升温,1964 年,毛直接提出了“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特 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派出大批的工作队,深入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自己的经济路线走不通,又将刘、周的工作称之为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复辟,这让 刘、周以及因大跃进对毛丧失信心的广大干部左右为难,并逐渐对毛感到厌恶。他们渐渐对毛不懂经济、 异想天开、善于幻想、喜欢胡来形成了共识。视毛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拦路虎。他们和忠实于毛的干部们也 渐渐远离,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的圈圈。对毛的言论置若罔闻,甚至有人提出,对犯“小资产阶级 狂热症”的人(指毛)应该一棍子打晕,让他休克…… 一个拥有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拥有广大干部的支持。毛、刘两个集团已成水火。一场公开的 较量,在所难免。 双方的矛盾终于在 19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爆发。刘想通过合法的手段,在全会用投票方式罢黜毛 泽东。毛则先下手为强,退居上海,另组中央。命令自己忠实的追随者、国防部长林彪派部队包围了北京, 对北京实行军事管制。并通知在北京的所有委员,在他未抵京前,全会不得擅自召开。 刘不示弱,声称过半数中委以同意开会,无需延期,并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调遣新疆军区驻扎在 陕西的一个师来北京增援。时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从北京郊区部队调了一个团,并给 下属的体育部发了七百五十支枪,组成民兵来守卫北京。 在此关键时刻,毛、林以军委主席、国防部长的名义,命令奉刘少奇之命向北京增援的陕西军队停止 前进。该师师长听从了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停止了前进。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临阵倒戈,表示接受毛 的指示,决定等毛到北京后才召开全会。这使得刘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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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下旬,林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市委,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新华社。胜券在握的毛泽东 和他的文臣武将们从上海来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和刘派人马进行了清算。刘从第二把 “金交椅”的位置一下降至第七位。 但这远远不是毛所要求的。毛一不做二不休,要全面打倒,肉体消灭,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合法的 手段是办不到的,那就打乱秩序,采取非常手段,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刘的斗争,在全会召开前夕,胜负就已分晓。余下的事情,由红卫兵来解决——消灭刘少奇、贺 龙的肉体,全面打倒刘派干部。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胜负的关键。就算刘少奇用合法的方式罢免了毛泽东,也同样避免不了失败 的命运,并且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这样会使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垮台。 邓小平的选择是明智的,尽管他知道他的倒戈行为,无论谁胜都会找他算账,但他以暂时的忍耐保全 了自己,保全了共产党的大局。 事实再次证明了毛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国社会和茹毛饮血的氏族社会一样,有了枪杆子、刀 把子,就有了一切。什么公理、正义、宪法、法律等“劳什子”都见鬼去吧。那仅仅是些词汇,苍白得很, 没有任何力量。 文革中,刘少奇在中南海住宅里,被红卫兵打得鼻青脸肿。丢掉了鞋子,只穿着袜子的刘,愤怒地拿 着《中华任命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麽不让我讲话? 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法律的严 厉制裁”?刘的道白会被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当成笑话的。 自己受到伤害了,就知道拿起宪法来保护自己了。在此之前呢?国家主席让中国的公民们真的拥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的自由了吗?!昨天“吃人”,今天被“人吃”, 如是而已。 那么,在这个人类居住的星球上,究竟还有没有比枪杆子更有力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文革前 190 年的北美洲,华盛顿领导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后,解散部队,返回故乡蒙梵侬庄园。不仅 如此,在他功成身退之前,他还必须参加一个交出军权的仪式。在仪式中,华盛顿要向文职官员行鞠躬礼 仪,表示武装力量对政府的服从。将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代表人民权利的国会。期间,华盛顿作了 简短的发言:“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 在他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 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 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议长的话,在中国人听来,是典型的官面文章,是放屁。什么“自由的理念”、“道德的力量”?把 人家的军权夺去了,说两句好听话安慰一下而已。打一巴掌揉三揉,中国中学生都会这套把戏。还没有赵 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多给点钱来的实际。 然而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议长的话却是实实在在的话。 回家务农的华盛顿,被人民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靠的不是军队,而正是中国 人认为屁话的“道德的力量”。 中国人读华盛顿,总会被他高尚的人格而感动,而为中国政客们的卑鄙而感叹。这是只看到了点,而 没有看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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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人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将他放在中国将会怎样呢?在野蛮的中国,军队的势力是无可争 议的。华盛顿不交军权,谁来表示抗议呢?如果交出军权,那又交给谁呢?他让人放心吗?就算华盛顿同 意,他手下的将领们同意吗?交出军权后,会不会被秋后算帐呢?会不会像军阀孙传芳一样被仇人刺杀 呢?……就算回家平安务农,中国人民还会想起那个曾带兵打仗的谦逊的老军人,并在总统选举时投他一 票吗? 一个人的人格是小事,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这是大事。华盛顿顺利地交出军权,之后又被人民选为总 统。是因为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比军队实力更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正义感。 华盛顿的选择不仅是高尚的,也是明智的。 同胞们可曾想过,为何新兴的美国存在强大的道德力量?而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偏偏就没有呢?以至 于让我们历代的专制者都可怜兮兮地将枪杆子当成命根子紧紧抱住不放? ―――――――― ⑴(师东兵《西苑风月》) 《被欺骗的中国人》十二

文化大革命 全文完

十三

毛后中国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动摇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毛并不知道大跃进失败的真正原因。广大干部将 之归结为毛不懂经济,毛本人则轻描淡写地将之与自己半辈子不粘钱联系在一起。 经济上失败的毛,仍然在政治上顽强地战斗着。这时,毛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更是为阶级感情而 战。红色江山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就变了颜色。明末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后,牛金 星的一句“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李姓得天下的谶言不是指的李岩吧?)曾深深刺痛了农民出身的李 自成。今天,毛同样不甘心。农民们抛头颅洒热血,到头来还是为地主阶级(李岩、刘少奇是地主家庭出 身)作了嫁衣裳。 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吃饭,不能只革命不生产。为抓经济、抓生产,毛不得不启用被他打倒的第二号 走资派人物邓小平。口口声声承认错误的邓,上台后仍是老一套,很顽固。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毛在 临终前不得不将邓再次打倒。 此时的毛很困惑,为什麽一搞经济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一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就垮台?毛泽东是 带着一肚子疑问去见马克思的。毛的困惑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了一代人。 毛逝后,局势要出乎他的预料。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忠实的追随者——四人帮就被反对派逮捕,他 们的党羽遭到了清洗。走资派邓小平又登上政治舞台,继续执行他的走资路线,并为文革翻案。 作为一个独裁者,毛是成功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毛是失败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失败了,失败 的不是毛泽东,而是马克思主义;走资派最终胜利了,胜利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资本主义,是人性。 毛不在了,其左倾信徒们也覆灭了。邓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走“走资”路线了:农业上,将土地承包 给农民;工商业上,对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 但走资派毕竟只是共产党走资派、洋务派而已,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洋务派的原则时中体西用,走 资派的原则则是“社体资用”。邓改革的仅仅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绝不许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要坚 持,社会主义的旗帜要高举,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两 手都要硬”是要将水和火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硬捏在一起。这是 47


办不到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因经济改革,分别引发了要求政治体制改 革的 86 年上海学生民主运动和 89 年“六四”民主运动,而被邓免职。 后来的是保守的江泽民。就象邓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毛的路线一样,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大旗, 对邓阳奉阴违,干着限制、阻滞经济改革的工作。对放开了的经济实行“治理整顿”,加强宏观调控,对 “过高、过热”的经济实行“软着陆”…… 尽管邓对此很不满意,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相对于胡耀帮、赵紫阳因改革触犯了政权的稳定, 江因追求政权的稳定而限制经济的改革,邓小平还是能容忍的。 然而,江泽民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已不可能了。社会主义道路经残酷的现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走资本主 义道路,又必须以牺牲共产党集团的利益、以共产党失去政权为代价,这条路又不愿走;一半社会主义一 半资本主义又不可能长久;那最后只有一条路了:回到祖传的老路上——传统专制主义。 邓小平逝世前,江已经通过经济软着陆,成功地将半截社会主义半截资本主义、不伦不类的中国特色 的市场经济过渡成为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专制经济。这种经济本质上和被迫开放的清朝的专制经 济没有任何区别。 邓逝后,江泽民又接着进行了“政治软着陆”——贯彻三个代表理论。 “三个代表”就是抛弃马列主义,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说是将四项基本原则变成一项基本原则: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理论,他旨在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信奉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革命政党改造为一个信奉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执政党,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摆脱必然灭亡的厄运,希望 长久地生存下去,长久统治中国。 当然,这种意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明讲的。从毛到邓再到江,政治口号的调子是愈来愈低, 含义也愈来愈模糊。毛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秦腔,或如高亢、嘹亮的号子;邓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就有些模棱两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江的“三个代表”干脆成了江湖暗语。“代表”是什 麽意思,不懂不要紧,慢慢学习,慢慢体会——高级干部,大的既得利益者,可以透露的多些;低级干部, 小的既得利益者,可以透露的少些;普通百姓嘛,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的就行了。 按官级大小划分等级,不正是传统文化的实质吗——真妙。 “三个代表”抛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邓 小平先提出的。但邓的小康仅仅指的是经济指标,而“全面建设小康”则意义深远。“小康”究竟是什么? 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低一级别的社会主义。“小康”是儒家思想中比终极理想“大同” 低一级别的社会理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 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 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偿。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 小康。”(《礼记•礼运》) 这不就是清朝的社会吗?毛泽东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邓小平则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更 干脆一下子回到了清朝社会——谁说没人敢开历史倒车?! “三个代表”理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和马列主义说拜拜了;标志着中国社会在走了一段 “社会主义”岔道之后,又回归到了传统氏族社会的轨道之内。抛弃马列主义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清朝 及其以前的传统社会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共产党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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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而已。共产党建立的王朝,也不过是传统氏族专制社会的又一轮回。其专制之烈不 次于清朝。其专制之缜密,更甚于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无法望其项背。 它和历代王朝的唯一不同,是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两场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些 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昙花一现罢了。 开国皇帝威明,官吏廉洁。二代、三代皇帝开始暗弱,官吏开始腐败,直至王朝覆灭……自认为掌握 真理、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能逃脱中国这一古老的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多革命、几多运动,最终还是回到了老路上。 中国社会再度表现出了匪夷所思的惰性;中国传统文化再度表现出了超凡的魔力。 “三个代表”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是一个在实践中容易成功的理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基太牢固了。并且传统文化又使得中国人的大脑如太极图一样,糊涂一盆。不会去追究“共产”二字的意 义。

十四 共产党与儒家文化

共产党脱胎于新文化五四运动。早期的共产党员,许多都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健将。 这些文化精英在打破了一个旧文化而又树立不起一个新文化的尴尬之时,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希望 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思想,来达到彻底改造旧中国的目的。 然而,和他们与传统儒家文化决裂态度不相和谐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因 此,对待传统文化是要既继承又批判,即所谓的“扬弃”。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本是针对欧洲文化而言的。 欧洲人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人类的文明,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全盘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继承了大量的 欧洲传统文化。况且,马克思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能爆发“无产阶级 革命”。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肯定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同时,不得不在口头 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收敛了许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也复杂起来。 共产党人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态,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讲话中可以表现出来。1938 年, 毛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 年,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 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除非扫清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 化,否则“是么新的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并称赞新文化运动为“自中国有史以来,还没 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是肤浅的。作为一个价值观,他显得很粗糙。它能很好地指导人们怎样革命, 但并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怎样生活,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处理生活细节。 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远离人性显得大而不当。它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完全取代儒家思想。 而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又是心存顾忌的。这使得本来已被新文化运动批臭了的儒家思想,又得以悄 悄地钻进了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儒家思想的无神观、人性善观,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同的,使得二者能够和 平共处与共产党人的大脑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宏观的革命实践,儒家思想指导微观的生活修养。延安时期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就是两者结合的一个产物。 马克思主义没能取代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再次显示了自身的适应性。 49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剧烈的、大规模 的社会改造,仍然没能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家族世袭制度。 “新中国”中广泛存在的子承父业的接班制度,就是传统世袭制度的延续。而“走后门”为子女安排 好的工作,则是对传统世袭制度的丰富和创造。 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在“新中国”中,并不是一个苟且偷生、低三下四、地位低下的婢女。而它作为 一个看不见的政治势力,发挥着其巨大的能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参与各种政治斗争。 儒家思想在“新中国”的巨大能量,在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格局,是在延安时期打下的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取得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 通过整风运动,排挤走了对毛的地位存在威胁的张国焘、王明,并清洗了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对毛的权威质 疑的人。从此奠定了毛泽东绝对领袖的地位。“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语)。 共产党内也是存在派别的。 粗泛地说,其中最大、最有实力的派别,是以毛为首的武装革命派。其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工作 派。再次为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派。从思想成分的相对的差别来看,这三位信奉马列的共产党的巨头,也 是存在差别的。毛代表马列派,刘代表修正走资派,周则代表传统儒家派。 延安时期,共产党内就形成了以毛为首,以刘、周为辅,三足鼎立式的权力格局。这种格局同样代表 了共产党内的三种思想倾向的格局。 革命时期,大敌当前,三派是相互团结的。建国以后,矛盾便逐渐公开化了。首先就是毛和刘在经济 路线上矛盾的爆发。 高岗是毛的人,他身为国家副主席,又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东北王”。颇有才干,深得毛的信 任。有了毛撑腰的高岗,为何在与刘的斗争中败北身亡呢?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高岗也 包括毛泽东,都小看周恩来了。高岗分明不知周的厉害,将周和刘少奇混在一起,称他们为白区的党,自 己则自称为红区党的代表人,并扬言党内要进行秦(延安红区)楚(上海白区)大战。 周恩来心细如发,是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楷模。他有着女人般敏锐的直觉,能从蛛丝马迹中洞察出 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同时具有高超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交际手段。他既能把意见相左、成见很深的战 友撮合在一起,又能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龃龉,进行挑拨离间,坐收渔翁之利。 面对高岗的攻击,主席的批评,周恩来在诚恳地做着检查的同时,将他利用情报系统收集来的关于高 岗的黑材料不失时机地捅给了毛泽东。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是:高岗无视党纪国法,与苏联人员接触,谈 论党中央的机密,对党的领导人妄加评议。高岗目无党中央、毛主席,在群众集会上公然接受“高主席万 岁”的口号。高岗在干部会议上多次妄议毛主席只会打仗,只会古诗文,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不懂建设, 而他高岗是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懂建设,是全面之材。高岗私生活极端腐败…… 周太了解毛泽东了,他清楚地知道毛这个“真龙天子”的逆鳞在什麽地方。毛是容不得自己的权威和 尊严受到任何的挑战和亵慢的。更何况它是来自自己的心腹和接班人。 高岗的狂妄、口无遮拦触怒了“天颜”,毛决定在批刘、周的同时,也要批高。以惩罚他的狂妄,杀 杀他的锐气。 屡遭批评打击的刘少奇本来已心灰意冷,打算放弃角逐,这时在周的帮助下,抓住难得机会,对高岗 进行了反攻。心骄气燥的高岗,可没有刘、周那样皮实。几轮打击下来,就支撑不住了。嚷着不想在北京 呆了。再也不想和从“狗洞”(指监狱)里爬出来的小人死缠烂打了,服输了,要回东北。不行,那就回 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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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陕北他都回不去了。中国是个人治社会,“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⑴ 斗争 到这个你死我活的地步,周、刘是不会放虎归山的。 在周的精心安排下,高岗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高岗的死是出乎毛的预料的。但面对高岗“反革命畏罪自杀”的既成“事实”,毛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言。 1966 年,毛和刘的矛盾激化,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打倒。 种种努力均告失败的刘少奇终于低下了头,找毛泽东求饶:“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 晚年……”毛沉吟良久,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你现在也不 要马上想到延安去或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去这一阵风,再说。”毛轻描淡写地拒绝了失败者要求活 命的最后要求。 当时毛一定处于胜利的喜悦之中,他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会想起高岗吧。 接受上次高岗的教训,在文革中,毛将刘和周区别对待。先打倒主要的对手刘,胜利稳固后,再对付 周。将一步棋分两步走。 文革从 1966 年开始到 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是第一阶段。此阶段,是社会主义思想同走资派 思想的斗争。以毛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势力告终。 从 1968 到 1976 年,算是文革的第二阶段。此阶段是毛同周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同传统儒家思 想的斗争。 1967 年,毛在对走资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马上就将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大叛 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等大字报。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五十万人包围了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红卫兵要冲进大会堂揪斗周的“嫡系” 陈毅。这时周勇敢地站出来,激动地高声喊道:毛主席曾多次讲“陈毅是好同志”。如果你们揪斗陈毅, 那就要踏着我的身体过去!并要求红卫兵选代表辩论。 辩论了整整三天三夜,周以惊人的毅力和出众的辩才,平息了这次冲击。毛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得不感 慨道:“天不灭周,我复奈何!” 让毛感慨的还在后头。 周的政治敏感度不次于毛泽东。刘被打倒后,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他于是 采取了委屈求全的策略。表面上和“二月逆流”的将军们保持距离,表现出无派系、无辜的检讨的姿态。 这还不够,处在毛这头都红了眼野牛和林彪这只威猛的狮子以及四人帮四只凶狠的狼之间,单纯的逃 避和退让是不行的。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又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无处可逃时,只有勇敢地迎上去。 此时的周,如一位武技高超的斗牛士,盘旋在毛这头杀气腾腾的野牛的身边,并在恰当的时间、恰当 的角度,对这头红了眼、又疑心重重的野牛抖动手中的红布,让牛角刺向了对周威胁最大的狮子——林彪。 正当全国人民拿着红语录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时,官方突然宣布:林彪集团阴谋杀害伟大的 领袖毛主席,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被英明的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给粉碎了。林彪逃往苏联,摔死 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沙漠。 官方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那是对人民的愚弄,是对人民智力的蔑视。 林彪之死至今众说纷纭,仍是个谜。真正知道事件真相的恐怕只有一个人,就是这出戏的总导演周恩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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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上演的这出权力斗争戏剧,其“艺术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将中 国传统的窝里斗、宫廷政变等“灿烂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戏中“武林”高手举止温文尔雅,但又处处暗 藏杀机。静时,娴若处子。动时,一剑封喉。整出戏扑溯迷离,险象环生,高潮一闪即逝,给观众留下众 多悬念,不尽的余味。 也许是周恩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形象给高岗、林彪、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使他们忘记了周曾是 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地下斗争,周是行家里手、开山师爷。在和高岗、林彪的斗争中,周将传统的“太极 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柔克刚,后发之人,伤人无痕,杀人不见血。高岗是“自杀”的,林彪是“摔 死”的,反正跟他没什么关系。 50年代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这样评价周恩来: “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 他杀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说过 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 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持了传统的实质。”⑵ 林彪之死,对毛的打击很大。9.13 事件后,毛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之后又大病一场,差点一命呜呼。 毛从此衰老许多。许多人只知道毛只受过一个挫折,就是他在井冈山时,被中央夺了权。而毛泽东自己在 晚年时回忆说,自己一生所受的挫折共 22 次。其中,林彪之死,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了。井冈山时,毛尚年 轻,当时也只是路线之争。林彪之死,却是对毛的理想、自信心的一次重大打击和嘲弄。 在中国,资本主义思想可以轻易地被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打倒。但和传统儒家思想较量,共产、 平均主义则又成手下败将了。 林彪死后,毛打落门牙和血吞。失去了军事王牌,毛再也没有原来那么牛气了。他不得不向周派人马 表示了一些妥协、退让。不仅如此,他还要忍受着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林彪、 叶群日记中“林彪”以儒家思想的立场对自己的种种辱骂。毛终于看到了周恩来强大的力量源泉——儒家 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反传统、反儒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到年暮之时,在屡遭失败后,又不得不重新投 到儒的怀抱,向孔二缴械投降。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顽强的斗士,他一不做二不休,你借林彪用儒家思 想骂我,我就借林彪批判儒家思想。1974 年,渐渐恢复元气的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林彪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气息最少的一个人了。18 岁即入黄埔,又成长于革命 的洪流中,使林彪成为一个少见的、标准的革命军人。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前委和朱德的军委争夺军 事领导权时,年青的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并对朱德的工作作风提出意见。说朱德以旧军阀的方式拉拢军 队干部。进城后,共产党将领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俨然王侯将相。林彪却仍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作 风,部下来家中汇报工作,很难混上一顿饭。在军队中,给为自己服务过的勤务兵、司机在转业时安排个 好工作已是惯例,但林彪是例外。在广州,有为部下娶了位年青的老婆,宴请林彪,林怒气冲冲地说:老 配少,什么作风,不去!……就这样一个单纯的、原则性很强的、与儒家思想最不沾边的共产党将领,由 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硬是被和孔老二捏在了一起。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相信人死如灯灭,知道死人好欺负,都爱拿死人做文章。你死了,你就彻底完了, 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往你头上扣。昨天,林彪还是毛主席忠实的卫士,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常胜将军。今天 林彪一死,马上就成了毛主席最大的、最阴险的敌人。就成了逃跑将军、吸毒将军。就成了见光流泪、见 风拉稀的林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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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领教了儒家思想厉害的毛泽东,在批林批孔时有些无奈地说:“批林容易批孔难”。要批孔,马列 主义已经不够用了。不得已,毛泽东又从祖传的家当中将法家思想搬了出来,评法批儒,借法批儒。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斗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但到最后,到斗争的最深层,仍然是传统文化的 内斗。仍然没能跳出传统的圈圈。 在这场批儒斗争中,毛并未取得胜利。革命曾打倒了“封建”帝王,不曾想自己倒成了一个金口玉言 的“孤家寡人”。 年暮多疑的毛,不仅让老婆冲锋陷阵,并且开始重用、信赖自己的侄儿、侄女。不再相信革命原则, 开始相信血缘亲情了。他不但未能将周恩来打倒,将儒家思想根除,自己倒不自觉中钻入了儒家思想的彀 中。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不是唯一批儒的帝王。除了他,还有秦始皇。但秦始皇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 秦始皇不知道儒家思想对自己江山社稷的稳固作用,是对儒家思想的简单的藐视。而毛泽东则是位不贪图 安逸的、知难而进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为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不惜冒生命 危险一战。“阴间阳世墙一道,是福是祸管他娘”。发动文化大革命。 可惜,毛泽东拜错了神,行了不少恶事,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少灾难。 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选错了理想,其结果会更可怕。对民族、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相对而言,周恩来则是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他是个没什么原则的人,他唯一的原则就是他的权力 和地位。从共产党建立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第二把手的位置。周恩来是位儒家文化的成功实践者。 儒家文化是为臣之道,它摆脱不了它的奴才本色。它的最高理想就是使人成为宰相,成为皇帝大管家。 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就明智地看到自己缺乏领袖人物特有的干预力排众议、孤注一掷的自信 与魄力。革命实践的磨合,儒家文化的底蕴,以及自身的天赋,使周将自己定位于“第二”的位置。 如果不危及自己的位置,周永远是个好人。如果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给他一暗箭,让他不明不白的 死去。 建国以后,周在党内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总能化险为夷。不仅仅是因他聪明过人,还是因为他没有当 “第一”的野心。因为他身上所具有的甘为人臣的儒家家奴式的忠心。 周的“人臣”本色,使得多疑的毛泽东往往在斗争情况复杂时,总是信任、依赖周恩来。从而使周躲 过了几次致命的打击,保全了自己。 在文革中,周虽然将林彪杀死,但他并不敢取毛而代之,仍然屈居毛下,谨慎地伺候着这位帝王。并 且还要全力对付“四人帮”的攻击、非难。虽然重病在身,仍不敢掉以轻心、有丝毫怠慢。因为他知道稍 有不慎,不仅会身死人手,还会落个骂名千古。高岗、刘少奇、林彪已经做出了榜样。人一死,就成了反 革命、工贼、叛徒。文革后期,周不仅为身前而战,还要为身后而战。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死而后已”…… 相对于残暴的共产主义、无产专政,儒家思想是温柔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没能战胜儒家思想,使得 毛泽东没能将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赶紧杀绝,也使得共产党政权没有像秦朝一样夭折,也为中华民族保存 了一些生机。面对如此背景下的周恩来,面对如此背景下的儒家文化,一个中国人又能说什么呢?又敢说 什么呢?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烈性自杀,那么儒家思想就是慢性自杀。儒家思想抵抗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 让中华民族永生,而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按他的方式死亡——可怕的儒家思想。 在“新中国”,在文革中,政治斗争并不仅仅限于毛、刘、周、高、林几个人身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不 同的派系、势力。与他们几个人斗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是省级、市级、县级、甚至村级的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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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倒下了,他的部下也就纷纷倒下了。坐牢的坐牢,劳改的劳改,流放的流放。今天吃人,明天 被人吃。整个中国仍是个诺大的吃人筵席。 在这个内斗的舞台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赢家。真正的胜利者,最终的、真正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龙。 政治斗争潮起潮落,那些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者,那些革命原则性强者,都最终因不符合传统文化的精 神而被淘汰了。而那些实际者、机会主义者、明哲保身者,都最终因符合传统文化精神保全下来。子孙得 以昌盛。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中国人革传统文化的命,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在革中国人的命——可怕的龙。 毛泽东去世后,毛的左派人马遭到了清洗。刘、周的右派人马又重新执政。社会主义思想沉沦了,走 资思想、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关于近代大儒曾国藩、近代官商胡雪岩的书籍,充斥了大小书店。成为中 国人为官为商的必读之书。 6•4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为了政权的稳定,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两手都要硬,恢复了一些社 会主义思想,使得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遏制。这样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相互咬合羁绊中,在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两手硬”的尴尬对峙时,儒家思想鱼翁得利,渐渐恢 复壮大,由隐蔽走向公开,从草堂走向殿堂。 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宣布“三个代表”,抛弃马列主义理论,鼓吹儒家思想。跳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 制不相配套、相互抵触的尴尬。将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统纳入传统专制经济 的轨道,将两败俱伤的、孱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统统融入传统思想文化之中。通过消化、磨 合,使他们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 这样,儒家思想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靠批儒起家的,新文化运动反儒的笔墨未干,文化大革命批孔言犹在耳,国民反儒 批孔训练有素,所以江泽民尊孔崇儒不能明讲,只能煞费苦心地以“以德治国”“民族复兴”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口号来代替。只有对不懂事的孩子,才赤裸裸地让他们背诵《三字经》 《论语》, 向他们灌输儒家思想,用心良苦地从娃娃抓起,以为百年之计。 回首当年,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打击、折磨、屈辱、痛苦、反思之后,在走了一段马克思主义弯路之 后,再次回到祖传的儒家思想的老路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中华民族真是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才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也才能只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才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前进前进进!” 可怜的中国人,一群迷途的羔羊。 光明大道是有的,许多中国人也知道,那就是民主、自由之路。这条路中国也曾经试过,但却浅尝辄 止,又退缩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太强大了。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何魔力,屡遭打击而不倒?并能控制中国人拒绝光明,自甘沉沦? ―――――― ⑴(《中庸》) ⑵(王兆军《谁杀了林彪》p157) 《被欺骗的中国人》 十四 共产党与儒家文化 全文完

十五

儒家思想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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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夜郎自大的梦呓中清醒过来。经历了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直到新文化运动, 中国人逐步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于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其口诛笔伐,掘墓鞭尸,大有摧枯拉朽、斩草除根之势。 信仰马列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者,发现儒家思想是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潜在的力量 时时发挥着巨大的能量,阻碍牵制着社会主义运动,并对毛的权力构成威胁。 在文革中,毛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展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批孔运动。将孔丘从 神坛掼下,扔到了泥淖之中。共产主义失败后,儒家思想又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人们的头脑。 毛泽东独裁权力的继承者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又将孔丘从泥淖中捡起,擦拭干净,放在神坛之上让 百姓崇拜起来——孔丘竟然成了不倒翁,任何打击都不能奈何与他。 新文化战士们不能说不够理智深刻,毛泽东的权力不能说不够至高无上,但为何就打不倒这个两千多 年前的孔丘呢?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没能重视儒家思想的宗教本质。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它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宗教的基本要素可分为内在要素和外在 要素两个部分。 内在要素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信仰和价值观。任何宗教都有对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即 由此衍生出来的整套价值观念。二是感情和体验。信仰者对神灵在感情上的信任与依赖,以及与神灵产生 的情感共鸣。 外在要素也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行为和活动。每种宗教都有特定的禁忌、献祭、礼仪等符合其信仰的 实践活动。二是组织和制度。每种宗教都有进行宗教活动的群体、组织,以及维护组织生存,规范宗教生 活的规章、制度。 我们看一看,儒教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信仰和价值观。儒家思想的崇拜对象是“天”和“祖先”。“天”的概念大量出现于儒家经典 之中。“天命”思想受儒学浸淫深入中国人的人心,儒家思想是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为宿命论者的强有力的 理性工具。但祭祀“天”是被天的“儿子”——“天子”所垄断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染指。 “天子”之下,王公大臣、黎民百姓祭祀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中国人相信祖先的亡灵不灭,并 能像神一样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坟墓——阴宅所处的位置的好坏,决定着子孙的命运和前 途。祖先在阴间和生前一样需要食物和金钱,需要子孙常常献祭,贡一些祭品,烧一些纸钱。祭祖是被儒 家礼教所强制执行的。谁要违背,将被视为大逆不孝,将会失去作为中国百姓的资格。 价值观。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以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 《春秋》等四书五经,都是儒家价值观的详尽论述。他告诉中国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做君子应该 怎么言怎么行,应该有什么作为,应该有什么不为。这些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感情和体验。中国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亲、祖父祖母以及对家族有杰出贡献的显名 达贵的远祖。中国人对祖先亡灵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祭祀者与亡灵生前亲情的延续,是对祖先功德、 养育之恩的感激和追忆。祖先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着真实的、现实的生理基础。他往 往比其他神灵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执著、有力。 第三,行为和活动。祭祀祖先是儒家礼制中最重要的事。 “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尝,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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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禘祭、尝祭的意义是很大的,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不可以不知道的……祭祀虔敬,国内的子孙 就没有敢不虔敬的了……祭祀不虔敬,又怎么能做民众的父母呢?”⑴ “凡是治理民众的方式,没有比礼更紧要的;礼有五种形式,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作为祭礼,并不 是从外部施加的,而是由人们心中发出来的,是内心有所感触而以礼仪加以奉行的。” “在祭祀的日子,进到祭室,就仿佛一定见到有先人在位;转身出门,肃然间感到一定听到有先人的 声音;出门以后再听,慨然间觉得一定听到有先人的叹息声。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颜不会在 眼前忘记,先人的声音不会不会在耳边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会在心中忘却。”⑵ “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考虑事情不可不有预先准备,及时应用器物不可不置办齐全,并专心致志地 加以办理。在宫室修缮完成,墙屋间隔完毕,助祭百官安排齐备以后,主人夫妇就斋戒沐浴,穿上礼服盛 装,端奉着祭品进献上来,恭恭敬敬,专心致志,就好像不能胜任的样子,就好像将要使手的样子,这就 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极至的表现……于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觉而于神明交接,期望着供养神 明。”⑶ …… 清王朝覆灭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仪式,这是中国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今日北京天坛即是昔 日皇帝们祭天的祭坛。 今天没有皇帝了,但祭祖却仍是全民恪守的传统。每年阴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等, 都是今天中国人祭祀先人的鬼节气。 祭祀时,子孙将祭品贡放在坟头,放一挂鞭炮,烧一些冥钞、纸做的钱币、金银元宝等,向祖先亡灵 磕头,并“祈祷”:爷爷(爹、娘),我们今天给您送钱来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灵一 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孙子今年顺利考上大学……一年中除了这几个固定的鬼节之外,还有按先人 去世之日计算的“三七”“五七”“七七”“一周年”“三周年”等祭日。 中国人的丧事、葬礼也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儒”的本意原是一种职业,就是周朝时丧礼中的司 仪。儒生们为丧礼制定了繁杂、等级分明的礼仪。这种礼仪别说照着作,就是照着说,就是一件累人的事 情。我们可以窥记载周代礼仪的《礼记》之一斑,而想象其全豹。 “人刚死时,丧主就要啼哭,兄弟们就要号哭,妇人要哭泣又跳脚顿足。国君的丧事,在迁尸到南窗 下摆正以后,世子坐在东边,卿大夫、父辈、兄弟、子辈都站在东边;执事、庶士都在堂下面向北而哭泣; 国君夫人坐在西边;家内命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站在西边;家外同姓的命妇率领家外同宗的妇人在 堂下面向北而哭泣。大夫的丧事,丧主坐在东边,主妇坐在西边,有爵服的男女就坐着,没有爵服的男女 就站着。士的丧事,丧主、父辈、兄弟、子辈都坐在东边,主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坐在西边。凡是 在房里哭尸,丧主都要两手托着盖尸的被子而哭。”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 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 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⑷ ……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两轮扫荡,今天中国人的丧礼已经大大简化了。但其基本的构架仍在, 其繁简因地区不同而不同,但其中都少不了传统丧礼的精髓——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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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管他生前是个绅士还是个流氓,一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儿子、孙子、儿媳、以 及亲戚们都要向他磕头,作痛哭状。吊孝时磕头,奠礼时磕头,出殡时磕头……一场丧礼下来,要磕几个 至几十个头不等。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丧礼也有“复兴”的趋势。 相当于西方的圣诞节,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宗教节日。春节是家族的大团圆、大串联,一年一度 的“走亲戚”使家族得到维护,避免因地理、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是亲情淡薄、家族涣散。春节家族聚会中 的礼仪,是儒家等级礼制一年一度的复习、演练。春节也是中国官僚们行贿受贿的传统节日。 第四

组织和制度。

组织。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混沌性。其宗教、哲学、政治、伦理、经济、科技、文学等都是混 合在一起,分不清彼此的。 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的。儒教是一种纯粹政教合一的宗教。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宗 教体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众官僚,按级别依次为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 主教、主教、神甫等。还未做官的秀才这是修士。每个家长则是一个家庭的长老。 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尊奉儒家信条,并高度自觉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输儒家思想,以 使臣民更顺从,老婆更听话,孩子更孝顺。 制度。儒家礼制的制度就是他的“礼”。简单地讲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叫 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复杂地讲,就是《礼记》中所制定的生活行为规则。儒家的 礼,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制度中最繁文缛节、管的最宽的一种制度。 “男女不要混杂地坐在一起,衣服不要挂在同一个衣架上。毛巾、梳子不要混用。不要亲手接地东西。 嫂子、小叔不要往来、说话。不要让母辈洗涤下裳。” “女子订婚后,腰带上缨饰,没有重大的事情不要进她的房间。对已经出嫁而回娘家的姑姑、姐妹及 其女儿们,做兄弟的不要和她们同席而坐,不要和她们用同一个器皿吃饭。父子之间不要坐在同一个席子 上。” “凡是吃饭要有一定的礼节,带骨肉放在桌边,切肉放在右边;饭食放在人的左手边,羹汤放在人的 右手边;切细的肉和烧烤的肉放得远些,醋酱调料放得近些;葱佐料放在醋酱左边,酒浆饮料放在右边。 摆放牛脯干肉时,弯曲的放在左边,挺直的放在右边。” “在吃饭时,不要用手团弄饭团,不要吃得满嘴喷饭,不要喝得满嘴流汤,不要吃得嘴中作声,不要 啃咬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在放回器皿,不要把骨头投喂给狗,不要专吃一种饭菜,不要把饭食的热气 折腾光,吃黍饭时不要用筷子,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汤,不要搅和羹汤,不要剔弄牙齿,不要喝剩下的酱汤。 客人搅和羹汤时,主人要致歉烹调的不好;客人喝剩下的酱汤时,主人要致歉饭食准备得不够。”⑸ …… 一名中国人一出生,便坠入“礼”的网之中。从生到死,你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全由儒礼包管。 你一生的精力、活力将会被繁缛的礼给消耗殆尽。而这正是儒教的目的,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 顺应天命,无力欺君罔上,犯上作乱。以保持社会的静止不变。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就是宗教。 和其他宗教相比,儒教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不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还是其外在的组织和制度,儒教并 不固守一种机械的模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他都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和环境变化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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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这种变化性、伸缩性使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它无体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它使每个中国人 在不自觉中成为他的教民,并自觉地为他传播教义。而这一切,正体现了儒、道教所追求的终极真理—— 道的特征——玄虚。正如《老子》中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教和儒教本是从一个娘胎中出来的同胞兄弟。他原本也是“大象无形”的,只是由于佛教东进的刺 激,他才模仿佛教,建立自己的道观,制定自己的道规,并将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揉成自己的教义,以宗 教的面目出现在世上。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在一个新的高度的重现,儒教则是道教的理性外延。 世上的各种宗教都是不同的,都是各具特色的。中国的儒、道教更是如此。 人们对人类来源的迷惑,对摆脱现世痛苦的渴望,对超脱肉体的永恒追求,使人类产生了宗教。这使 得不同的宗教都具有这样两个共性:一是对神、对造物主的崇拜;二是对现实的否定和对天堂、彼岸世界 的追求。 而这两个共性,恰恰是中国儒、道教所不具备的。并且是有意、极力回避的。 儒教用模糊的“天”来取代神,并将人天生对神的向往很“唯物”、很实际地转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 然后,让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后,灵魂可以寄托在子孙延绵不断的香火之中,而不去追求渺茫 的“天堂” “天国” “极乐世界”。祖先崇拜是人类最大限度的对神的否定,是世上最成功、也是唯一成功的 无神论。 道教用玄虚的“道”来取代神,它否认天堂、地狱,也不屑于祖先崇拜。但,人是会追求永恒,就要 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归宿。万般无奈之下,道教只好去炼长生不老药丹,追求肉身成仙,来摆脱死亡,摆脱 短暂,让灵魂永远寄居在自己的肉体之中。 儒、道教的这两个特性,使得儒、道教具有一种“反宗教”的宗教特色。 “反宗教”并不是科学。最起码,它们的外延是不同的。科学属于纯粹理性范畴,而宗教却不仅仅只 属于理性范畴,他的外延却要宽广得多。 在物理学中,质量相同,电荷相反的离子被称为“反粒子”。由“反粒子”构成的物质被称为“反物质”。 就如“反粒子”本身也是粒子,“反物质”本身也是物质一样,“反宗教”也只能是宗教本身。 中国的儒、道教是“反宗教”的宗教。 因此,再称呼儒教、道教时,是应该打上引号的。但由于其出现的频率太高,有碍读者的眼睛,笔者 只能省略。 “反宗教”的儒、道教,使得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无神论国家。据西方 1997 年统计,全世 界总人口 59 亿,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 47.8 亿,无宗教信仰的人数是 11.2 亿。中国有 12 亿多人,其中各种 宗教徒有 1 亿多人。也就是说那无宗教信仰、无神论者的 11.2 亿几乎全在中国。⑹ 儒、道教对神的否定,使得中国人要么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神论者,要么是一个急病乱投医的泛神论 者。 儒、道教对彼岸的否定,使得中国人对死亡过分恐惧,对现世过分留恋。 儒、道教对神的否定,使得中国社会犹如一只在黑暗中航行的船,没有灯塔的指引,航行是痛苦、迷 茫、备受煎熬的。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停止航行,放弃追求,自欺欺人,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熬日子, 等死。 儒、道教对彼岸的否定,使得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彼岸理想,拒绝前进,沉湎现世,迷茫堕落 的社会,成为一艘侵泡在苦海中,毫无生气,毫无希望的破船。 儒教既是宗教,那宗教又是个什麽东西呢?他对人类社会有什麽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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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的。其中,精神是人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实质。人的精神是由理性、感性、 潜意识(无意识)组成的。三者的比例是不同的。从对人、人类的实际行为的影响力来看,理性占的比例 最小,感性次之,潜意识最大。 人的精神犹如一座飘在海洋中的冰山,位于冰山山顶的就是人的理性,它下面的基础是感性。海平面 以下,更为庞大的是潜意识。 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方向,他表现为逻辑思维,他由真和假构成。真,是其追求。他的成果是科学。 感性可被人类思维可感知,但不能被思维所理解。他是理性和潜意识之间的过渡。他表达着人类情感的需 要,他由美和丑组成。美,是其追求,他的成果是艺术。潜意识“位于海平面以下”,不能被思维所感知, 他表达着人类的本能,他由善和恶(应是比他们更为抽象的东西)组成。善,是其追求,他的成果是宗教。 “真”的母体是“美”。 “美”的母体是“善”。真、美、善三者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使理 性、感性、潜意识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精神整体。这个统一体就是人的灵魂。灵魂是人精神的实质,有无灵 魂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的灵魂不单是真美善的统一体,他也是假丑恶的统一体。人的灵魂是矛盾的,人的本质是痛苦的。 为了摆脱痛苦,为了得到真、美、善的统一,为了寻找理性、感性、潜意识的和谐与平衡,人于是就有了 宗教,就去崇拜赐给自己灵魂的神,祈求神解救自己脱离苦海。 只要人类的精神中还存在感性和潜意识,人类就需要宗教。 人类的精神是不断进步的。精神的进步,就是理性的进步。理性将会在精神中占的比例愈来愈大,如 果理性完全解读并取代了感性、潜意识,那人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由人成神,单靠人自身是难以完成的。因为人的理性要解读自己的起源、母体——灵魂,就好比一个 人揪住自己的头发要将自己拔离地面一样,是办不到的。 人只要是人,就离不开宗教。 一个人每天都会遇到选择。当你面对选择进行判断取舍时,你首先要收集到关于选择对象的一切信息, 然后再进行高速的、正确无误的逻辑思维、运算,最终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事实上,任何一个选择,其相关的信息都是综合性的。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感官收集到关于选择对象的 所有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就是能收集到,我们的大脑也不可能进行准确无误的计算,得出一个数字化的取 舍百分比,使我们得出正确的判断。就是能做到这一切,时间又是不允许的。就是时间允许,我们得出了 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但这个判断要与我们的感情、欲望发生冲突又怎么办?是委屈感性欲望成全理性判断 呢?还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得过且过呢? 现实的情况是,面对选择,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在有限的信息资源下,在大脑能力有限的计 算后,在经感情的许可后,不得不作出判断。这时,我们的直觉、潜意识、 “圣人之言”就会不自觉中取代 理性思维作了最后的定夺。 生活是由无数的“选择”构成的。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你 的命运。 人有群居本能,它使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社会。人的社会又是有不同的集体组成的。其中最大、最有 力量的集体,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单独的、涣散的人所以能形成集体,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一定的精神共识。 这种共识是建立在潜意识和感性基础上的,而不是理性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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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域中生活的人群,其精神的共同性,在理性的范围内是最小的,在感性范围内就大得多,在 潜意识中最大。一群理性发达的人,他们的分歧总是大于共识,他们永远不会形成一个集体,他们只会争 吵不休。 理性对一个集体、社会的作用是很渺小的。而感性、潜意识对集体、社会的作用则是决定性的。当集 体、社会的人数愈多,历史时期愈长,就愈是如此。因此,真正决定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命运的,是作用 于感性、潜意识的文化沉淀和宗教,而不是什么运动、革命。 那些先知、圣人、传教者,才是真正决定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革 命家。政治家、革命家只是冲浪高手、弄潮儿,他们的能力在于熟悉浪潮的规律,并能成功地顺应、驾驭 它罢了。至于翻江倒海、力挽狂澜则是假象,决定海洋潮汐起落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遥远的太阳、月亮。 哲学是不同于宗教的,哲学属于纯理性范畴,而宗教则囊括理性、感性、潜意识。虽然哲学也研究感 性、潜意识,但它并不能因此而取代宗教。就象艺术评论不能取代艺术作品本身一样。 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中国专制的根源——儒教进行了猛烈、 “彻底”的批判,但中国的民主仍然遥遥 无期。其原因,就是新文化战士们摧毁的仅仅是儒教“冰山”露出“海面”的理性的一角。这个“冰山一 角”被摧毁了,“冰山”会因自身强大的浮力再度浮出“海面”。 新文化战士们对儒教单纯的理性批判,不仅对中国广大人民收效甚微,就是对知识圈内人士,甚至对 于自己本身的收效都是很有限的。新文化战士们可以将儒家思想批的一钱不值,但他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 之中。而在现实生活的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中,又会不自觉或无可奈何地遵守传统习俗。而就是在这些不 显眼的生活琐事、传统习俗中,专制的种子在悄悄地发芽、生长。一旦气候合适,它就会成为参天大树, 就会蔚然成林。 人的理性是作不了自己灵魂的主的,单纯理性批判是打不倒儒教的,打倒儒教的只能是宗教。 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也许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感性上做了很多努力,让中国人民唱“忠”字 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工作前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信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 毛泽东极力将自己塑造成神,以取代儒教在中国人灵魂中的地位。然而,毛泽东不是个神。他是个好 色淫乱、寿命有限的人。他一死,他的宗教就烟飞云散了。当年许多中国人在毛死后的那种“毛主席去世 了,我们该怎么办啊?”的恐慌、迷茫,正是宗教情绪的写照。 人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王位。真神不坐上去,邪神、魔鬼必坐上去。将魔鬼赶走了,还要将真神请来 以取代它。否则,魔鬼必卷土重来。人的灵魂不可能是空虚的。 儒教真的邪恶吗?非要打倒吗?那谁来取代它呢?毛泽东不是真神,马克思也不是,那真神又是哪一 位呢? ———————————————————————— ⑴(吴树平《白话四书五经》《礼记•祭统》) ⑵(《礼记•祭义》) ⑶(《礼记•祭义》) ⑷(《礼记•丧大记》) ⑸(《礼记•曲礼上》) ⑹(《学习时报》2001、4、23) 《被欺骗的中国人》 十五

儒家思想是宗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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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善与恶

先让我们凭着理性对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做一个简单分析,看看谁代表了真理。 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其最终研究对象都是人。所以人是个什麽东西,人性是什么,是所有主义、思 想的核心问题。 人性是什么,不外四种看法:第一,人性本善。第二,人性本恶。第三,人性即善又恶。第四,人性 非善非恶。 其中,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因为都认为人的 善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达到至善之美的 境界。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 一起。不知觉中,第三、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 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人性善和人性恶。 我们先观察一下中国社会,哪种观点代表了真理。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⑴(《三字经》)“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不下。”⑵(《孟子•告子上》) 在儒教看来,人一生下来本是白纸一张,是洁白的,是善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的种种不 良风气的影响下、诱惑下,才慢慢地学坏了,变恶了。因此,只要能够不断地学习,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 坏习气去除掉,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善。 儒教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出的幼稚、肤浅的经验。人,在小时候, 懵懂无知,两小无猜,显得纯洁无暇。和作恶多端的成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善的天使。儒教因此得出人 性本善的结论,是出于对人的青春发育常识的无知。 成人所以比儿童恶,是因为性的发育成熟,而非受社会风气污染所致。性是人类恶的根源。人的妒忌、 虚荣、贪婪、残酷等恶德,皆由性派生。 其实,人在青春期以前的孩童时期,也非白纸一张。人从娘胎里一出生,就具有抢夺、妒忌、贪婪等 自私自利的天性,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儒生们如果被对自己孩子的亲情仁爱蒙住了眼,看不到人生而自 私的种种表现,那是女人般的肤浅。如果看到了,硬说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 伪。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通过学习便可以得到善。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 善的大人、君子。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小人、刁民。于是善良的 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恶的小人、刁民就需要刑法管制。而官僚们则 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于是“善良”的官僚们就不需要监督制约,而可以凭着“高尚”的道德任意 行事。其结果,是使并不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肆意行恶,干尽了坏事。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统治者对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恶,一味地采取 掩盖、高压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能使恶渐渐冰消,反而使恶成为压抑着的岩浆,最终会冲破压力而爆发, 给中国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动乱、大破坏。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观,使得中国人认为,人们应有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使得儒生 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编造尧、舜、禹等假人物、假事迹,伪造禅让的假历史,并为掩盖历史真相 61


而删削诗经,篡改春秋,对历史大动手术。使得孔丘成为造假的鼻祖,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使得中 国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源远流长,泛滥成灾。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观,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掩着、盖着、 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特殊的表面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背后卑鄙龌龊、男 盗女娼的虚伪。 …… 人性本善使中国社会假、丑、恶,它分明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真理。 与儒教相反,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 法家要比儒教深刻得多。他一针见血,一眼看透人的丑陋面孔。人生而自私,天经地义。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⑶(《商君书•算地》) “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⑷(《商君书•算地》) 儒家不是鼓吹“仁”,渲染血缘亲情吗?法家就从这里开刀:“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 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 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⑸(《韩非子•六反》)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⑹(《韩非子•贝内》)卖车的盼人富贵, 卖棺材的盼人早死,何也,是卖车的人善良,卖棺的人恶毒胡?非也,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罢了。 所谓礼让,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把戏而已。因此统治者无需兜圈子,绕弯子,无需仁政、 礼治、伪善、谦让、忸怩作态,只要严密监控加上大刑伺候,恐怖再恐怖,就可以平天下。恶是能力,恶 是勇气。最恶者为王,天下是恶者的天下。善是弱者、懦夫的行为。 秦依法家思想治国,用刀剑剪除了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后,便将恶的锋刃由对外战争转向内 部人民,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百姓稍有过错,便被削鼻、断足、腰斩、车裂。被割下的鼻子堆成堆, 被砍下的脚装满了车,秦朝的大街上满是被施刑的残疾人。 单秦始皇执政的十二年间,被处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就多达70多万人……秦王朝只有恨, 没有爱;只知恶,不知善。它的残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秦王朝建立十五年便夭折暴亡。 秦亡,法家思想没有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产物,代代相传,严重束缚了中国人 的人身、精神的自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性本恶,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真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儒家思想占的比例高了,统治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在伪善帷幕的遮掩下,污垢 渐积,血缘裙带,人情关系,纠缠难清,导致腐败糜烂,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当超过一 定的限度时,社会就会爆发动乱,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时,在太平岁月中被虚假的人情、面子所包裹、 所压抑的恶,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泛滥成灾。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日你斗我, 明日我杀你。人们在打倒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一切仁爱统统打倒。一味凭着恶奸淫烧杀,胡作非为…… 然而,人是脆弱的,人的肉体、精神都是经不起恶的长期折磨的。杀人者也被人杀,斗人者也被人斗。 相互的仇恨、杀戮最终使得双方两败俱伤。 这时,人们就迫切需要善和爱来抚慰受伤的身心。在中国,人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头重新扎回到孔孟 的怀抱中,去寻找善和爱。经过一番恶的折磨后,人们愈加感到孔孟之道的可贵,并将恶的行为归结为不 尊圣人之言所至。于是更加将儒教奉为神明,流涕感慨道:读经尊孔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圣人之言万万违 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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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伪善到恶的爆发,然后再回到伪善,然后又必然导致恶的再次爆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 从专制到动乱然后再到更加专制……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没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跳出这个怪圈。 这个伪善——恶——伪善的恶性循环,实为中国社会中诸多恶性循环之母。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情况。 世界上的思想、主义都颇有渊源,咱们只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世界很热闹,思想、主义颇多,但对世界影响大的,大体上只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法西 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都在德国,他们都主张专制。但二者是实质相反的专制。 马克思主张打破秩序,消灭等级,实行平均主义,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 法西斯民族主义则维护秩序,建立等级,认为优秀者管理平庸者,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大自然铁 的法则。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专制对头,是两种极端。在二者种种的对立中,人性善与人性恶是其 根本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给人性下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恐怕只有经济学家 才能得出如此定义)并作了三条解释:第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第二,不同阶级的人本质 不同。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是自私的、是恶的。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是无私的、是善的。第三,人的本质 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自私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 马克思主义将人性貌似科学地研究了一番,其最终结论仍是人性本善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远古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共产主义,那时的人类就是无私的。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物质出现剩余,产生了私有制,人才变得自私自利起来,变得恶起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 它必将因私有制使自己腐朽堕落、不可救药,而最终被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根基。而人性善论者是其理论根基的 根基。 马克思认为:不是私心产生了私有制,而是私有制产生了私心。就象马克思颠倒了许多关系一样,他 将私心和私有制的关系本末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剩余的财富只是先进的工具带来的,而先进工具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创造出来的。有了先进的工具,不需要劳动,财富就会自己 从地里长出来。有劳动,那也是人的爱好,而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欲望付出的艰苦努力。 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在原始时期人的猎食能力有限,创造不出多余的、可储蓄的私有财产,从 而给人一种无私、平等、共产的假象罢了。没有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同样存在着 争夺和不平等。只是考古者不宜论证,人们不易察觉罢了。马克思主义论证原始共产主义和儒教编造尧舜 禹、古代黄金圣贤社会不谋而合。其实这是人性善论的一种必然结果——造假。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后,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物质高 度繁荣,人们各取所需,想要什麽就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分明是不了解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的。他们不知道人的贪婪、妒忌之心有多么强。人们 并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用什么,而在乎比别人吃得好、用得好。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比别人过得好。你 拥有一个城市,我就要用有一个国家。你拥有一个国家,我就要拥有整个地球……人的贪婪,丰富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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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满足得了。“按需分配”满足的仅仅是人的食欲,那人的性欲呢?是否也能按需分配呢?产可以共, 妻可以共吗?…… 和儒教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回避性问题的,这是人性善论的必然。 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比儒教高明得多。儒教只是固执地、愚蠢地要求社会停止发展变化,回归到崇礼 尚乐的周朝,或者是回归到古代黄金圣贤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迂腐地让人类社会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而 是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科学的共产主义。 尽管最终科学共产主义没能实现,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去实现了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使人类社会回归 到过去,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活活饿死人。 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比儒教愚蠢的地方。马克主义的实践性很强,他的信徒们可以凭着他的无 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试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建立 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他的前提就是人人是无私的圣人。 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试验,很快就纷纷破产,证明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 谬误,暴露了共产主义的荒唐。共产主义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讥笑和信徒们的抛弃。人们还将马克思主义的 渊源——乌托邦理想一并抛弃。无意中,马克思竟成了欧洲人心底中残留的、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 终结者、埋葬着。 而儒教的实践性很差,他不可能将社会拖回到周朝时代。他的最大的实践,就是让社会停止前进,维 持现状。这和他的理想要求相差甚远。但正因为他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弊端也就永远无法彻 底地暴露出来。其对社会不良影响如贫穷衰弱、道德败坏等,永远也不能有捉贼见赃式的明了,并总是能 给他的信徒们留有回旋、抵赖、狡辨的余地;总是能够使他的信徒们信誓旦旦地说,社会之所以败坏,恰 恰是由于人们没有遵守圣人之言所致…… 这样,儒教就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信仰存在人们的心中。其社会理想就会成为人们永恒的追求。而孔 孟之流就可以作为圣人,永远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苏联解体,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浪花一朵。而儒教 从春秋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并且不知还要存活多久,至少今天看来仍然耳不聋,眼不花, 精神矍铄,俨然一副长寿相。 这样一比,马克思主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甚至连个小巫都算不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金碧辉煌的,但因其根基——人性观的错误,而使得其理论的大厦建立在了 沙丘之上。时间略一推移,整个大厦就不免坍塌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是恶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围城》上面的一段话: “猴子蹲 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 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马克思不曾想到无产阶级也有红臀长尾,并且和资产阶级的一模一样。 和马克思主义相反,法西斯民族主义知道蹲在地面上的猴子也有红臀长尾,不过他们认为红臀长尾是 美的,能够爬高翘尾巴、露屁股是一种荣耀。爬的高的猴子是优秀民族,他们应该去统治、消灭那些没能 力翘尾巴的猴子。 法西斯主义是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和动物与动物的关 系一样,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关系。优胜劣汰。优秀的民族是位于食物链中最高层的食肉动物,由他们 来统治、消灭像低层草食动物、昆虫一样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是大自然铁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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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有优劣之分的,但这并不是先天的。现代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 力上先天优于其他任何种族。相反,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证明,世界所有民族来源于同一个非洲的部落。 人类本是拥有共同的祖先的,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信仰、地理、气候等内外因素的不同,才使得不 同的民族出现,才导致了民族差异的出现。从长远的眼光看,民族是一个阶段性概念。民族间的优劣差异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民族优秀论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 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民族间巨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人们不能否认产生出德国纳粹的日耳曼 民族的优秀,这个民族产生了太多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文学家。其认真、思辩的民族性格,使他们 创造出了一流的高精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使他们成为许多科技、生活用品的发明者。 当然,纳粹德国也发明了更多的高级杀人武器和杀人手段:核武器,导弹,火箭,化学武器,机械化 作战,空降兵……直到今天,纳粹德国的这些杀人的发明创造,都没有被实质性地突破。 然而,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像希特勒所预想的那样,德国赢得战争,由日耳曼来奴役、消灭劣等民族。 相反,在战争中,他和德国输了个精光,自己优秀的民族反被“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给奴役了。 纳粹的民族主义理论被战争铁的事实给粉碎了。 苏德战争是二战的主战场,是二战胜负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前,德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世界第一的。 其坦克、飞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其坦克上使用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 德国军队的体系、编制、战术是苏联、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学习的楷模。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忠诚、 勇敢、训练有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相比较,苏联军队就相差许多。苏军的武器装备差,武器数量 少、性能差、质量也低劣。军队中官兵的团结要靠政委门来维持。在战争前,多疑的斯大林被德国的假情 报所欺骗,对军队军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减。 德国的军事实力明显高于苏联,那为何却输掉了战争了呢? 纳粹的军事失败,恰恰在于它的种族理论。 首先,民族间的差异是由信仰和地理环境而非是由什么血统造成的。有着相似的宗教背景(德国为天 主教,俄罗斯为东正教)又是比邻而居的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象欧洲人与印第 安人之间的差别那样悬殊。本来在建设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点民族差异,也反被战争——这个将人拖回到最 低级野蛮状态的暴行给抹杀了。 斯拉夫人并不象希特勒所认为的是愚蠢、怯懦的猪。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家园,勇敢地阻击着德国军队。 红军战士并不比日耳曼士兵逊色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这个日耳曼的精英,却在他指挥的斯 大林格勒战役中,输给了一个斯拉夫农民的儿子——朱可夫。 在苏德战争前,希特勒曾夸下海口:苏联不过是个破房子,只要踢一下他的门,他的整个房子就会坍 塌。最终坍塌的不是苏联,而是德意志帝国。这是希特勒不尊重对手,民族主义狂妄的报应。 其次,在战争前,希特勒就毫无顾忌地表白了自己的种族思想:和英、法的战争是一场绅士间体面的 战争,而对东方的斯拉夫人、以及象昆虫式繁衍的劣等民族,并不是进行战争,而是要去屠宰、消灭这些 猪猡、畜生。 希特勒执意要将苏联从地图上抹去,即使它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 在战争中,他下令苏军中的政委不能享受战俘待遇,要被枪决。禁止接受列宁格勒、莫斯科城市的投 降。要用炮火将这两个城市轰平。在德军占领区,秩序全靠恐怖来维持,不分男女老幼地进行大屠杀、严 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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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残暴的种族政策,使得红军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同仇敌忾,和德国士兵拼命。许多被苏维埃政府 没收财产的地主、富农以及在红军刺刀下加盟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们,本来是将纳粹士兵当成解放者而夹道 欢迎的,但当他们以及观望者看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凶恶面目后,不得不拿起武器和红军团结在一起,同德 国鬼子战斗,保卫自己的生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纳粹的种族主义使他输掉了苏德战争。 从世界的范围看,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使他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使得纳粹最终在军事科技 竞赛(尤其是核武器)中落在了美国的后面。纳粹对民主的敌视,希特勒对美国的藐视,使纳粹与美国为 敌,向美国宣战,这注定了纳粹德国要输掉整个战争。 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是将自己沦为成了野兽。野兽再凶猛,也不会是人的对手。因为它 不懂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文弱”的善和“渺茫”的正义的深沉的力量。他们那金戈铁马、 张牙舞爪的邪恶,被善轻轻一推,便丢盔卸甲、土崩瓦解了。恶没有成全,反而毁掉了他们。

世界很复杂,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实践证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对。那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说的对呢? 答案其实早就有,只是人们有耳朵却听不到,听到了也不明白。 《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注)的话,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 赶出了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 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始祖却没有吃上帝为人预备下的生命果,而是偷吃了上帝明 令禁止的善恶果,选择了性交,选择了通过性交繁衍自己。人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女人增加了怀胎生 产的痛苦,人的生命变得有限,必受终身的劳苦。人类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人一出生便将 恶带到世上。因为人是性交的产物。人是恶的,但这并不光荣,这是罪。 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善恶果,有了智慧。人有了智慧后的第一反应是眼睛亮了,知道自 己是赤身裸体——产生了性意识——这是人类恶的根源;第二个反应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 子,知道赤身裸体不好——产生了羞耻心——这是人类道德的起源。 人性是恶的,但自知丑陋,又去追求善。(本恶向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 人性是矛盾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人自作自受。 弗洛伊德(1856-1939)是一位奥地利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哲学家。他和马克思、爱因 斯坦一起,被誉为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犹太人。他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研究中发现,真正支配人们 生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不被人的知觉所认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则是人 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它决定了人的全部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他还发现,在青春发育前的幼儿时期,人同样存在性欲;人一出生,便将性欲带到了世界上…… 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 24 分钟就会想到性。 24 分钟?!这意味着是么?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性欲, 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种种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你的幌 子。幌子下面,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 不让上帝做你的主,情欲必做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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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没有遵守上帝的戒律,犯了罪,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仍然爱人,给人指出了一条忏悔、赎罪的 道路,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让人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洗 刷掉自己的罪恶,摆脱死亡,重新获得永生,并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由于原罪,我们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 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 获得永生。 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民主主义既不是精英、超人专制,也不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他 主张由包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来统治国家。其方式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让他们管理 国家。 他们选举出来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人,但也决不是最坏的人,而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这 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中最符合基督博爱精神的一种思想,民主政体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只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明为代表全体人 民的利益,实为代表独裁者一人的利益;法家思想只是代表皇帝的利益;儒家思想只能代表贵族官僚及其 家属的利益。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只有坚实的、铁的法律作后盾,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 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被剥夺。而法制的前提是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基督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阶 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维护皇帝特权的。儒家思想的“礼”是专门破坏平等的。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人民不受愚弄 和欺骗,这就需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了使人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结社的自 由。为了使政府能真正、时刻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游行示威、表达自己要求的自由。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自由的敌人。 法制、自由是民主的保障,同时民主又是法制、自由的保障。民主、法制、自由三者是互为因果、浑 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都是存在多党竞争的,竞争可以鞭策每一个政党奋发向上、积极有为。这从根本上铲除了行 政懒惰症——官僚主义的温床。竞争又使得每一个政党得到最为彻底、持久、有效的监督。 民主政府必须是一个分权的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部门是相互独立的。这保证了各个部门 的公正性。这三个部门更是相互监督的,这使得由“聪明人”组成的官僚阶层结网营私、官官相护的可能 成为泡影。 监督机制是民主政府的常规机制。它是基督正确人性观的体现和实践:高贵者、卑微者都是人。本性 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自私的,都需要监督。但监督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使大家都行善。没监督,高贵的 绅士也会成流氓。有监督,放荡的淫妇也会成淑女。 民主政府都是高薪养廉的,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这是对人性自私的正视,也是对人类缺陷的宽容。 …… 民主主义就是平等、博爱主义,就是基督主义。 民主政体是基督之树上的一颗必然的果实。 民主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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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西斯主义是反基督的。 法西斯主义认为基督教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他保护弱者。基督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 样会将人类的劣质基因保存下去,会导致人类社会趋向衰弱、颓废和堕落。希特勒的“导师”、纳粹理论的 奠基人之一尼采认为,民主对人类社会有致命的危害。他敏锐地看到,民主的根基正是基督教,于是他就 企图摧毁整个基督教价值观、要重新从估一切价值,并叫嚷:“上帝死了”。 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遗传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生物基因科学的发展,没有在人类的种 基因上找到证据,来证明“聪明的”德国纳粹的种族理论。但基因科学的发展,却证明了古老《圣经》的 教训,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 纳粹的种族优生理论显然是受到了动植物培育的影响、启发。动物、植物可以在人类严格控制下进行 杂交,产生出符合人类要求、审美观的优良品种。 但人和动物是本质不同的。人类自身的进步不能由任何一个自认为优秀的种族所裁决。裁决者只有一 位,那就是上帝。 人是复杂的,更是自由的。对人和民族所作的诸如智商、体格、骨骼比例等优劣的测试及定义,都是 片面的、幼稚的。能确定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平等、自由的竞争。最终结果让上 帝说了算。 自由的意义是丰富的,人有上进的自由,也有堕落的自由。不要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时时刻刻在用 祂那看不见的手管理者人间:祂用荣誉、财富、健康奖赏行善、节欲的人。用杀戮、贫穷回报作恶、愚昧 的人。用疾病、死亡惩罚那些淫乱、吸毒、同性恋、放纵肉体者…… 纳粹的错误在于将人混同于动物,在于将自己当成了上帝。其结果只是将自己沦为了屠杀犹太人、吉 普诗人、斯拉夫人的屠夫。最终自己也难逃惩罚。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圣经》箴 10:25)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箴 21:7)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箴 13:9) 坏人俯伏在善人的面前(箴 14:19)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启 13:10) …… 纳粹如风,转眼即逝。他的暴行和覆灭,不过是永恒上帝之言的一个时代注脚。尼采错了,上帝并没 有死,祂时时在用看不见的手助善铲恶、扶弱除暴。 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基督的,但他的态度和法西斯正相反。他将基督教看成是精神鸦片,是不幸者安分 守己的麻醉品。他认为穷人、无产者应当被鼓动起来,摆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枷锁,应当造资产阶级 的反,革资产阶级的命。而基督教却让他们服从上帝的旨意,尊重富有者,服从统治者,对中产阶级、统 治阶级俯首贴耳,一味顺从……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 10:4) 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 10:15) 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 12:24)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 13:11) 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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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箴 22:7)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 13:12) 上帝让谁富有,让谁贫穷,自有祂的道理。钱财聚集在勤劳、善于理财的人手中,其使用效率会更高, 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穷人出于妒忌将富人打倒,将其财富共产,其结局只能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一 无所有。马克思也错了,他将平等和秩序绝对对立了,将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谈了。 想当年,纳粹法西斯何等凶悍。然而他却被他视为社会弊病的民主主义和死路一条的共产主义给联合 绞杀了。此后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冷战中,共产党苏联用大炮代替黄油,靠人民节衣缩食片面发展重 工业来和民主美国搞军事竞赛。 共产党中国利用拥有众多的免费劳动力的优势,靠破坏生态平衡、经济结构等涸泽而渔的手段,企图 在工业上超英赶美。但是他们都失败了。而民主美国却在人民吃着麦当劳、逛着迪斯尼、看着好莱坞大片 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玩儿着就赢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市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经济,人世间更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惩恶扬善。不尊重经济规律, 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藐视上帝,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谁说今天没有神迹?! 今天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妄图称霸全球的纳粹德国,也不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 苏联,而恰恰是最人道、最尊重人权、最关心人民物质、精神生活、信奉上帝的民主美国。 这就是神迹! 专制任性随意,没有羁绊。他的步伐总很峻急。但因方向不对,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最终落在了后面。 民主代表大多数,所以不免有许多牵制,而显得步履缓慢,但因方向正确,所以他总能领先。 专制神秘隐蔽,爱搞阴谋诡计。但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以失败告终。 民主公开透明,不能包藏祸心和使用奇谋怪招,但与邪恶作战时,他总是能以正义的光明,来驱散邪 恶的黑暗。以正义之师后发制人,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民主是神圣的。 法制是神圣的。 自由是神圣的。 人的理性还是弱小的,单凭理性的分析,我们是不能看透儒教的本质的。 信仰和科学不同,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正确与否。而信仰却不 能。 实验是需要时间的,有的需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几年。进行实验的时候,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你 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判断是正确的。这种信心使你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更多精力、耐心将实验进 行下去。这种信心就是信仰,一种短暂的信仰,它将随着实验的完成而结束。 宗教信仰不同,他的天堂、地狱理论是人的肉体永远无法去证实的。他的天国、极乐世界等理想又是 人类社会的终极,所以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终极信仰。 既然宗教信仰无法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那宗教是不是永远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呢? 是不是就没有好坏之分呢? 不是的。 耶稣基督在近 2000 年前就告诉了我们分辨好坏信仰,真假先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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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 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 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马太 7:15) 肉身的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神灵,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来观察他们的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他们的果子,来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 现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来看看儒教、道教所结的果子,究竟是个好果子还是个 坏果子。 ———————————————————— 注:英文为God,汉文“上帝”原出自中国儒家典籍,本是古商代人所崇拜的最高神。在被周人的 “天”完全取代前,也被周人沿袭,进而被儒家纳入经典。明代末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传 教时,为了迎合中国人,将God翻译成为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天主”。 清朝初期,在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间爆发的礼仪之争时,罗马教廷曾禁止在华基督教会称造物主为“上 帝”“天”,只可称为“天主”。后“天主”被中国的天主教所沿袭。而“上帝”则成为基度新教的称谓。 现代,为了避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淆,中国基督教将“上帝”称谓改为了“神”。 今日中国,除了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现代儒生知道“上帝”出自儒家经典,并将中国的“上帝”与 造物主耶和华混淆一谈外,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目中, “上帝”就是基督教造物主的特称。而“神”却很泛 化,容易迎合中国人的泛神倾向,容易使人将造物主和中国的诸神相混淆。 鉴于此,笔者几经权衡后决定仍用“上帝”来称谓主,并在商人所崇拜的“上帝”上加了引号,以为 区别。希望“有文化”且中毒太深患有崇祖癖的人,不要太没出息,见了杆儿就往上爬。 ⑴(《三字经》 ) ⑵(《孟子•告子上》) ⑶(《商君书•算地》) ⑷(《商君书•算地》) ⑸(《韩非子•六反》) ⑹(《韩非子•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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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法制的天敌

周天子,家天下。周公姬旦用宗法建国,官职家族化、世袭制。 随着冶铁技术的传入,廉价的铁制工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农业生 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得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成了新兴的地主和富有的商人。 这些货币新贵们随着经济地位的升高,愈来愈要求受到法律保护,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和谋求更大的发 展。 于是,在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要求法制的斗争。 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他的法律是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礼”主“刑”辅, 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⑴ 。刑法是专门针对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袭贵 族官僚手中,并不公布出来。贵族官僚可以很随意地断罪量刑。新兴地主和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 求打破贵族官僚对法律的垄断,要求将法律公布于众,旗帜鲜明地要求公布成文法。进行法制的士人,就 是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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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36 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 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公元前 513 年,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将刑书铸于铁鼎之上,公诸于众。 公元前 501 年,郑国大夫邓析首次提出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 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 之后,又有卫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法家人物纷纷反对礼治,主张“法不阿贵,不别亲疏贵贱一断 于法”,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等。 法家对法治的要求,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旧贵族和儒生们的反对。旧贵族是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儒 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 和法家相反,儒教反对法制,竭力维护周朝的等级礼治,主张“厚古薄今”、“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在法家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时,儒教鼻祖孔丘就明白无误地指责法家:“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 无序,何以为国?”⑵ 晋国大臣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说:“先王权衡事情的轻重来决定刑罚,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产 生争讼之心。旧传统、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公布了成文法,改变了以往的旧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 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来为自己辩解,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要想统治老百 姓就很难了……老百姓抛弃礼仪而引证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 通行,恐怕在你活着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 面对儒生、贵族的诘问,子产竟然词穷,回答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那么长远,我是以此来挽 救当代人的。”⑶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责备子产理屈智浅。从今天中国的法制现状来看,2500 年后的现代中国人仍没有能 回答儒生对法制的质疑。 孔丘、叔向的话虽不多,但他们却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孔丘的话提出了平等与秩序关系 的问题,叔向的话提出了法制与道德关系的问题。 人类自组成社会之日起,就有了法律。但是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就是法制社会。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才叫做法制社会。平等是法制的灵魂。 自从人类始祖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人就变得自私,就丢掉了善、丢掉了平等。 人一出生,每个个体的家庭、智力、体格、容貌之间就存在着千差万别。人由于自私而相互争夺、相 互竞争,结果就形成了秩序。那些智力优秀、体格强健、容貌美丽的人,就会占有多的资源、财富。位于 秩序的上层。相反者就位于秩序的下层。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惰性。这不仅是因为人具有一种追求“静 止”的本能,更是因为位于秩序顶端的利益既得者们,出于自私,总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利用手中掌握的优 势资源对既成秩序进行维护,并消灭潜在的新的竞争对手。时间久了,当将军的儿子、孙子仍是将军,奴 隶的儿子、孙子仍是奴隶时,当初由竞争而得到的秩序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这时秩序就会崩溃,产 生新的竞争。直到新的秩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人对秩序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运动、前进的一种动力。人追求秩序的合理性, 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竞争机会的平等。追求平等是追求秩序合理性的精神实质。因此追求平等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古代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们的任意杀戮,而今天总统则由人民选举、并受人民批评。 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不断追求平等、并不断取得成果的历史。 就象人对善的追求一样,人对自己丢失的平等有着执著的、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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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种群中,智力特别优秀者和先天痴呆者,其生育率都是很低的。男女在择偶时,是不自觉地受着 “互补”原则支配的。这都表现了人类种群发展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正是平等的生理基础。 社会的进步,使得非遗传的、后天的因素对人的综合素质决定性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这使得人们的 综合素质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而趋向平均化。个体素质的平均化,正是平等的社会基础。 和善一样,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平等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追求,人们总是将这种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 一个社会事实,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与秩序一起构筑人类社会。 平等和秩序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平等可以使有才干的士兵当将军,可以使不称职的将军被免职。人事可以变化,但将军永远领导士兵; 只有人事及时变化,才能确保将军永远领导士兵。这叫做“铁打的秩序,流水的官兵”。 平等是秩序合理性的最大保障,同时也是秩序稳定性的最大保障。没有平等竞争的人事僵化,不仅会 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秩序徒存虚表,并且还会使人们抛弃秩序本身,去追求平均主义。 秩序等级也是平等的保障。将军的能力强,做的贡献大,应该得到大的荣誉和高的薪水;士兵的能力 差,做的贡献小,应该得到小的荣誉和低的薪水。这保证了士兵和将军在人格上的平等,保证了士兵和将 军的关系得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打骂和体罚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只是官兵平等的假象,等级不 通过外在的荣誉和物质来表达,那他就会通过士兵的人格受辱、送礼、行贿等看不见的暗渠道来表达。这 种暗渠道会使所有保障平等的道德、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对平等构成致命的伤害。 秩序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社会发展的方向正是平等。 秩序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平等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二者共存于社会中、人心中。这种纵横交错的和谐 关系是“十字架”写照,也是“十字架”给人们的神秘启示。 不平等的根源是个体差异,平等的根源则是对个体差异的超越。一个整日扎在人堆儿中的人,他看到 的全是人与人的差别。将他弃置荒原整日与野兽为伍,他再看到人时就会发现人和人原来是同纲同目同科 的生物,人和人原来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社会之外。这种相同性是有局限 性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真正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无限高的支点上才存在。从这 个支点上看,每个人都无限渺小。仅仅为一个点、一个存在,而不存在丝毫个体差异。能在这个支点上俯 瞰人类的,只有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支点”,是平等的主体,唯一的主体。 一个无神论者,平等的念头是无从产生的。 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们只看到人与人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人为地夸大,再用等 级礼制、世袭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来。孔丘将人事与秩序相混淆,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维护着等级礼 制,维护着僵化的等级人事,以使社会完全静止,停止前进。使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是孔丘的真正目的。 在儒教中国,人们要维护秩序,就必须维护人事。脱离人事维持秩序,必定导致混乱。因为中国没有 保障良性竞争能够稳定存在和支撑秩序的平等精神的信仰。 孔丘将秩序与人事永久性地捆绑在一起,将秩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仰的基础上。对秩序是 一种真正的伤害。它使中国人对秩序产生仇恨,渴望无秩序的平均主义,导致中国社会周期性的动乱,导 致中国社会人亡政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孔丘维护僵化的人事,只能使统治集团变得专横无比, 并不能真正的维护人事。专横的统治集团总是随着其寄生的秩序的混乱而毁灭。而注重秩序而不注重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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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国家,不仅维护了秩序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并且使得许多国家传统的皇室至今仍受着人们的尊 敬。 无神论的孔丘是没有丝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远是没大没小、贵贱无序、国将不国。所以 他对公布成文法,对法制是刻骨仇恨的。 不是还有法家在追求法制、追求平等吗? 是的,法家是在追求平等。但法家追求的平等,仅是官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等,并不包括皇帝在内。 因为在无神论中国,皇帝是唯一的平等实施者、支撑点、主体。 这就是无神论者的不幸。他们要么像儒家一样彻底否认平等,要麽像法家一样,将皇帝作为平等的主 体。 法家为了证明皇帝具有超越平等的特殊性,就需要将皇帝神话。就象韩非子所言:“龙颈有逆鳞三尺, 触之必怒”。这为日后法家与道教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然而皇帝并不是神,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且很充沛的凡人。他们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平等、公正的。 他的宠臣犯了法,他的亲属犯了法,他能做到不徇私情?他自己犯了法,他能做到自裁?让他们作平等的 主体,平等是要打折扣的。 在春秋战国,法、儒关于法制斗争的时候,秦国的旧贵族、儒生们就瞄准了法家的要害,唆使太子犯 法,给变法的商鞅出难题。虽然商鞅十分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毕竟不敢将太子绳之以法, 只是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商鞅的执法严格、冷酷是中国第一,连他都不敢将犯法的 王子法办,其他人就甭提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响亮的屁! 以上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以皇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只能体现皇帝的意志。 于是中国就有了挑筋、断足、阉割、分尸、活剐、凌迟等酷刑;就有了一人犯罪诛杀全家的连坐;就有了 扼杀人身自由的使“奔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户口、里甲制度;就有了像太监一样病态敏感的、扼 杀人精神自由的文字狱……当初要求依法治国而和儒家斗争的法家,最终也沦为了“帝王之具”。 中国法家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只是法治,而不是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 秦国以苛酷的法治一统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汉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为立法的主导, 儒家思想成为司法的主导。法家苛酷的法治与儒家“温柔”的人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 有骨有肉的专制工具。 自汉代大儒董仲舒开创以《春秋》决狱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了中国历代司法实践的最高原则。董仲舒 退休后,朝廷有了重大案件,仍要派廷尉张汤找其请教。 宋代,开国功臣赵普,审案时总找不到感觉,后学习《论语》,读了一半,就能“断案如神”随心所欲 了。后世誉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知平等为何物、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三六九十等的 儒家思想成了官吏们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国司法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就是由不公 正和冤假错案构成的。对此,中国人早就接受了现实,变的事礼通达、心平气和了: “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 呢?” 叶公语孔子曰: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 父隐,直在其中矣。”⑷(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而他去告发。”孔子说: “我家乡的正直人跟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 孟轲的弟子桃应请教孟轲,舜为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孟轲说: “舜会像抛弃旧草 鞋一样抛弃天下,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快快乐乐,忘记了天下。”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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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圣人”对国人的教导。难怪法家、皇帝要制定“连坐”的法律,难怪中国人总是要父债子还。 在中国,法本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权大于法。 “圣人”的教导,又使情大于法。官吏的腐败,再使钱 大于法。法律在中国不是用来维护正义和公正的,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专制棍棒,是官吏们手中敲诈勒索 的工具。 中国的法官、官吏,一方面是镇压民众的冷酷打手,一方面又是精通于权法交易、钱法交易之道的商 人。“官大一级压死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些俗语,透露了中国司法界——这个权、钱 交易市场的一些“行情”。 唐朝开国功臣秦琼的孙子,也是皇帝的外孙——秦英,打死了皇帝一个贵妃的爹,结果秦英的姥姥和 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闹闹,就使得秦英安然无恙。 被秦英打死的是国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将会如何? 就这样一个以情代法、践踏法律的故事,竟然在中国成为千古美谈,代代传唱!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 上还有正义、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间,被诬告成杀害丈夫的凶手,并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苏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无力 回天,只能将满腔的怨恨化作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只到过洪桐县的苏三哪会知道,全国本是一盘棋,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洪桐县在历史上有名气,一是因为苏三的一句唱词,二是因为它是中国明代由山西向 中原移民的起点。许多中国人都是洪桐县的移民。因此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竟具有了某种谶言的味道。 像苏三、窦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被搬上戏剧舞台的著名冤案,仅仅是中国冤案冰山之一角。众多的 “葫芦僧”乱判的“葫芦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远地埋没在历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中国虽没有公正,但中国人也渴求公正,于是中国就有了包青天。 包青天是一个虚构人物,他与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中国人朗朗上口的《秦香莲》、《斩龙袍》等系列 包公戏,及小说《包公案》都纯属虚构。真实的包拯断案,历史记载的只有两起。一起是包拯在安徽天长 县任知县时的断牛舌案:一位农民的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拯断定是原告农民的仇人所为。当时私宰耕 牛是违法的,包拯就让这个农民将牛宰了卖肉,诱使罪犯暴露自己。 第二天,果然有人来县衙告发,包拯一听,勃然大怒,厉声喝道:你干的好事!你为什么偷割了人家 的牛舌头又来告人家的状?这一句话将那人犯罪的真情给诈出来了,那人终于低头认了罪。 另一起是包拯在开封府人知府时,有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一人将银子请另一个人保管,酒醒后,此人 去讨回自己的银子,保管者却不认帐,于是官司打到开封府。 面对包拯,保管者依然抵赖。包拯秘密派一个衙役到被告家里,诡称被告自己已经坦白,要他的家人 将银子交出来。家人信以为真,交出了银子,被告只好认罪。 用今天的法制观念——也就是西方的法制观念来看,包拯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里就存在着 危险,导致冤案、错案的危险。 中国民众所以将包拯,而不是别人当成公正、青天的化身,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宋朝儒学烂熟,病入膏盲,社会腐烂太甚,时代背景的黑暗,使人对“青天”渴望最迫切。 并将包拯反衬的光明、伟岸。这正应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论断:清官乃不祥之物。 第二,包拯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弹劾高官、国戚、皇帝后妃,并且还能保确自己乌纱不丢、官运长久, 始终在皇帝跟前吃得开,具有为民除害的能力。包拯是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于朝的,他敢于指责皇帝仁宗 “失道败德”,和仁宗当面争吵时,言辞激烈,将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他并未因此获罪,反获得了仁 宗的信任与依重。这是因为包拯牢牢地抓住了一个“忠”字,这使得仁宗皇帝在屡遭顶撞的情况下,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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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其忠恳”,将其视为难得的诤臣加以重用。这不仅有益于朝廷的长久利益,更能标榜自己是个宽宏大量、 从谰如流的有道明君。 包拯无疑是聪明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以忠相谏和越礼犯上之间的界限,使自己避免“忠而见谤”、 “信 而见疑”的悲剧。包拯所弹劾的对象,总是影响恶劣且在官僚队伍中群众基础差的人。并且,包拯只对人 不对事更不对制度。并不象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改革制度入手,对腐败、弊政进行标本兼治。 因此,包拯也避免了“欧阳公名满天下,谤也随之”的结局,并摆脱了当时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成为 官场上的不倒翁。 表面上,包拯是个为民请命的人,实际上,他是腐败制度的真正维护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清 官更具有欺骗性。 中国的百姓们将包拯视为替民作主的青天老爷,不仅是自作多情的,也是愚蠢的和无奈的。 今天,处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已不可能象清朝时一样胡作非为了。在立法方面,统治者 不得不考虑到人权、人道和国际公约而制定出一套像模像样的法律条文来。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这些 法律条文只是一纸空文。真正决定司法人员行为的,仍是不成文的传统儒家思想。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习惯与不安成文法办事的民族了。他们就像不识字的氏族公社的人一样,对法 律条文漠不关心。就是关心了,也没用。 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不是找律师。司法人员更是精明老道,一 个个都是善于权衡利弊的政治高手。他们先看争执双方谁的权力大,谁的后台硬,再看谁和自己的关系近, 再看谁出的钱多,再看谁和自己的脸熟,将来可能用得着……在他们精心算计的时候,正义、良知是不予 考虑的。如果你要考虑正义和良知,不是你年轻,就是你傻蛋。 如果争执双方是权势相当的陌生人,案件本身又有油水,这对法官来说就等于买卖上门了。他们便有 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水至清无鱼”,本来简单的纠纷,法官非将他搅混不可。官司经他们一卡、一压、再 一拖,打官司的双方就会沉不住气,开始向法官行贿赂了。最终谁出的钱多,谁就会赢得官司。 如果争执的双方都看到拖下去对自己不利,想吃点亏以私了方式结束官司,法官则不会轻易罢休,作 为原告、被告的中间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双方的心态,他们会像市侩、小贩一样精明地在恰当的时机,给 丧失斗志的、无心纠缠的一方打打气,透露写“内幕”,许下些诺言,让他们战斗下去。直到双方的油水差 不多被榨干为止。最终原告、被告成了两败俱伤的赌徒,而法官则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开赌场的庄家。 这种现象被群众称为:“大沿帽,两头翘,吃罢原告吃被告。” 如果争执双方都是陌生人,纠纷又是小事,没有油水,执法者便会采取偷懒的态度。按合同,分明是 刁一欠单二 1000 元钱,可刁一找了种种籍口胡搅,执法者这时总是根据双方决心的大小、气势的高低,做 个折衷处理,命令刁一打个折扣付给单二 600 元或 500 元了结此事。执法者只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只是 个宁事息人的太平官,而不是正义、公正的维护者。他们的暧昧态度,其实是在纵容犯罪,它只能使得刁 一的胆子更大,甚至借此谋生发财。 在自己的二亩地头时间长了,对自己“村儿”里的人情关系网熟悉了,执法者就会发现在这个关系网 之外的外地商人油水最大,过路的外地人最好欺负。于是他们就设个关卡专宰过路行人。当然,现在是文 明社会,不许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只能说:贷款修路,过往缴费, 违规冲岗,加倍处罚。或者连关卡也不用设,几个人穿上制服,戴上一本什么罚款单,就可以向过路司机 要钱了。一晚下来,就会收入颇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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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思想的存在,由于权力、人情、金钱对法律的渗透干预。在中国,一个简单的案件,就会变 得非常复杂。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他的荧屏形象被“美福乐”减肥药的厂家盗用为自己的产 品做广告,崔永元向法庭起诉该厂家。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名誉、肖像侵权案件,然而就这样一场无争议的官司,竟然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后, 崔才得到一纸胜诉的判决,并得到厂家10万元的经济赔偿,这与崔永元索赔金额100万元的要求相去 甚远——尽管崔在事前“心虚”地声明,将索赔款项全部捐给失学儿童。而在这三年中, “美福乐”仍继续 利用崔的形象赚足了钱。 这个官司在中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民事纠纷了。它的起因和他的结果都很“适合中国国情”,是个 典型的“葫芦案”。三年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时间。10万元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赔偿金 额。相反,崔的 100 万到是不合国情,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漫天要价。 事后,有苦难言的崔永远在《不过如此》一书中,奉劝大家和有钱的企业打官司要三思。记者关于此 事采访崔时,崔说:打官司,难,超出人的想象。无奈之余,他竟提到了雷锋,说人还是学雷锋好——可 见迷茫的,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 这场官司,厂家是稳赚了,崔永元好象也没赔什么,与厂家默契的法官们更不会吃亏,这岂不是皆大 欢喜?究竟是谁吃亏了呢? 是正义,是正义吃亏了——别认为正义好欺负,谁伤害他,他就会惩罚谁。整个民族都伤害他,他就 会惩罚整个民族。 1996 年,在中国山西岚县裴家村,该村的乡亲们因村里小学已成危房,集资修建新教室,集资款交给 政府后,新校舍却迟迟不见完工。该村 17 岁的青年李松绿,于是从 1998 年秋开始,因校舍问题逐级上访, 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户。1999 年 12 月 10 日傍晚,李松绿在岚县县委的门口写下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 污吏”等反腐标语。第二天清早,悬挂在县委门口的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教育局的四块门牌匾不见 了,公安局当天将李松绿作为偷牌匾的嫌疑人抓获,将李捆绑在自制的刑具上——一个特制的门板上长达 12 天之久。期间,公安人员用木棍、电棒、手脚对李进行了刑讯逼供。并在李第六次被打晕时,割断了李 松绿的一截舌头。 该消息被中国十几家媒体报道后,很快又有《人民公安报》等媒体称李松绿的舌头没有断,他身上的 伤是戴上刑具后不断挣扎时造成的。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专科专家 对李的舌头作了“无明显舌体缺损” “对致伤原因不易确定”的鉴定。率先报道此案的《山西青年报》也于 2000 年 6 月 1 日在头版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由本报失实刊登李松绿 段舌报道引发的教训》一文,称“这是本报近年来刊登的一片严重的失实报道。”岚县公安局还将 12 家报 道此案的媒体告上了法庭——本来简单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案件,竟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 在案情变得复杂的情况下, 《南方周末》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是对李的伤情作了鉴定,作出了最后的 结论:“李松绿舌部创伤的成因,为锐器切割所致。” 但这个鉴定并未能使案件简单化,未能将伤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就在割舌案发生后,李松绿为之上访的新校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盖了起来。为给多处受伤的儿子看病 已将房屋全部出卖的李松绿的父亲,也最终以对方支付9万元的价格和岚县公安局达成和解协议,不再通 过法律途径索取赔偿。 这就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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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性质恶劣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犯罪竟然不了了之。 ——呜呼,正义何在?!人道何在?! ——耶稣基督——救世主,救救我们! 2000 年,加拿大华侨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海生,在一桩房地产官司中发现海南法院系 统存在一个以同学、同乡关系为纽带,权利相互勾结的“地下关系网”,还有一小批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律师 为他们做“收钱代理”,他们通过权力关系网谋取私利,破坏司法公正。于是,何海生作了件胆大惊人、出 乎中国人所料的举动,他向中纪委、海南省委、省人大、省计委、省高院举报海南省两级法院法官们集体 违法违纪行为。他在举报材料中,列举了出了 16 名涉嫌腐败的司法人员的“黑名单”。两名被有关部门成 为最廉洁、雷锋式的好干部,正准备被提拔为两个法庭的庭长,由于上了何的黑名单,到手的庭长泡了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马春龙,因上了何的黑名单,被查出曾伪造数份假裁定书,与别人勾 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并接受巨额贿赂,被检察院批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执行庭庭长马升,因何的举报被发现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被海南省计委“双规”。某集团负责人徐某与 法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因何的举报,徐某逃亡……正当海南的“反腐风暴”在有待进一步深入 的关键时刻,2002 年 6 月 25 日凌晨 3 点,何海生神秘猝死,年仅 49 岁。海南的反腐进程受阻…… 此外,还有因举报领导腐败被免职、坐牢、妻子被杀害、自己受重伤的河南平顶山人吕净一。还有因 和政府领导“较真儿”讨要拖欠教师工资而被枪手暗杀的湖南益阳青年教师李尚平。 …… 中国呵中国,何止一个“黑”字了得! 这些仅仅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并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殊的案例。除了他们,更多的是不具新闻效 应的、较普通的案例。他们因不被媒体报道而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这些众多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普通案例中,那些正直的、倔强的受害者为了得到公正、为了讨 得一个说法,不怕权势的恐吓、压迫,不顾亲人、朋友的劝阻,常年奔波,四处上访,执著地将官司坚持 到底。但是当他们得到一纸貌似公平的判决时,他会发现他早已经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这些认真的人在中国社会都是失败者。他们的失败以及李松绿、何海生、吕净一、李尚平等人的悲剧 并不能使中国的法制有正真的好转。他们只能使得广大的民众变得更有“自知之明”,更懂得向统治者妥协, 更理解“穷死、饿死,不打官司”俗言的深刻含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词,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⑹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无差别。但我一定要使得诉讼绝迹。要使得不讲人情的人不能说话。 要让老百姓从内心害怕,这才是知道统治的根本。) 同胞们,可能感到孔丘毒咒的魔力?可能听到孔丘得意的嘿嘿笑声?可能看到孔丘厚脸皮堆起的层层 褶子? 今日中国,离法制国家还很遥远,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拦路虎,头号大敌。 中国的百姓们对统治者一味的妥协、退让,不敢较真打官司,难道就不觉的委屈,就不觉得压抑? 情绪定是有的,但百姓们只有自慰手段来发泄。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居易以安命,小人冒险以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依”、“破财消灾”、“平安是 福”……顺其自然,委曲求全。全生避害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人自慰的法宝,是专制者和百姓之间的缓冲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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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教的礼都嫌多余的道教,对法制更是敌视: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⑺(《老 子》)(人的技术高超了,奇巧之物就会多起来;法律制度明确了,盗贼就会多起来)——法律清楚了,只 能使盗贼更多。这就是道教的逻辑。 在中国,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坏法制的鬼军师。 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个案“中来看看道教的表现吧。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中,唐僧被一女妖攫走,胁迫成亲。悟空侦探得知此女妖乃为托塔李天 王子女。生性好斗,遇事较真儿的悟空,便偷了女妖恭奉天王父亲、哪吒兄长的牌位、香炉作为证据,并 写了状子径到灵霄宝殿玉皇大帝处告玉状。 玉帝看了状子,将原状批作圣旨,差道士太白金星宣李天王见驾,并吩咐悟空:“原告也去”(不知是 无心,还是有意。) 五百年前,孙悟空造反,李天王率兵将镇压,不想反败在草莽绿林手中,让天王丢尽脸面,所以天王 一见悟空就生气。 “那天王本是烦恼,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这猴头着实无理!且莫说我 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吩咐手下: ‘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 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天王道: ‘金星啊,似他这等诈伪告扰, 怎能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这时太子哪吒上前劝阻,提醒天 王,下界确有天王的义女,本是个老鼠精,在下届敬贡牌位,侍奉香火。 “那天王却才省悟,放下宝塔,便 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哪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司才赢! ’慌的天王手 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 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有名的癞皮,你如今 教我怎的处!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个罪名。 天王道: ‘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 ‘我也要和解你们,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 ‘你把 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到:‘大圣,看我薄面,解了绳好去见 驾’。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倒也’ 。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 曾有些恩义儿到你,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 ‘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就把五百年前悟空 造反闹天空,金星力奉诏安,封悟空为弼马温、齐天大圣的事说了一回,悟空经不起他的缠磨,只好说: “‘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还叫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缚,请行者上座,一一上前施礼。 行者朝了金星道:‘……快催他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钟茶去。’行 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 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哪里敢去,怕他没的说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 他折辩;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 ‘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 ‘绳捆刀砍之事, 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金星道: ‘一日官司十日打。 你告了玉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 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 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到: ‘是啊!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是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 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会缴?’金星道: ‘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 回旨。’行者道: ‘你怎么样回?’金星道: ‘我只说原告逃脱,被告免提。’行者笑道: ‘好啊!我倒看你面 请吧了,你倒说我逃脱!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既和你回旨缴状去。’”……“金星与行者会见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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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 ’玉 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⑻ 在道士太白金星的调解下,孙悟空救了师父,李天王脱了罪责,玉皇大帝省了心,真个是三全其美, 四面逢源。大家齐跨太白是好仙,谁个能怪金星为罪人? 只是从此后,李天王之类的“天上元勋”的胆子更大了,地上的妖精更多了…… 再让我们来回答老头叔向的诘问。 法制和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对嫌疑人量罪判刑时,法制需要证据,而人治则不需要。 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须拿出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无罪 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证明他是罪犯,执法者必须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据。 两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收集证据是困难的。在很多案件中,由于时间、精力、技术等原因, 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证据。面对这种情况,无罪推定的法制就 要将嫌疑人当成清白者释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则将嫌疑人当成罪犯判刑。 法制的原则是,宁可漏网十人。不能冤枉一人。人治的原则是,宁可冤枉十人,不能漏网一人。 法制受到举证困难的约束,会不会像叔向所预言的那样“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导 致犯罪的加剧呢? 不会的,因为在人世间,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狡猾的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证据问题逃脱法律的制裁,但 他们却逃不脱道德的制裁。不要认为这是在说教,也别把道德的制裁不当回事。许多时候,道德的制裁比 法律的制裁更严厉。这一点,相信那些犯了罪又没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会有切身体会的。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再能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洞察所有事情的真相和内幕,也不可 能拿出所有犯罪案件的证据来。人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能够按照人力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来公正无私地断 案就称职了。收不到证据的,就将嫌疑人交给道德,交给上帝好了。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是有能力的。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 12:13) 因此,真正的法制是片刻离不开道德辅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实为法制之基础,法制实为道德之延伸。 法制的实质就是神治。 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人治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人、把法官当成了神,他们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片言折狱”,凭着自己的 经验、感觉来断案,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谁能保证他们的经验不出错?谁又能他们不怀个人私情? 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受贿赂的影响? 叔向在反对法制时说: “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再尊敬上司了,人人都有向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 据为自己辩解,而侥幸得到成功。”儒生所以有如此顾虑,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老百姓、小人是根本不存在 道德的。稍有机会,他们便会钻法律的空子,占法律的便宜。 无神论的儒生们不仅没有平等概念,并且还把人与人的差距人为地扩大:君子、大人是有道德的善人, 知道廉耻荣辱,能够自觉遵守礼法,不需用“刑”,单用“礼”就足可以使他们约束自己了;小人、刁民是 没有道德恶人,不知廉耻荣辱,礼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约束力,只有刑法才对他们有效。因此,刑不必上大 夫,礼不必下庶人。 正像东汉荀悦所说: “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楩朴加以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 乎刑胡?小人不忌刑,况乎辱乎?”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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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君子大人们也常常不知廉耻荣辱,干出一些让人不齿、触犯刑法的事情。怎么办 呢?这就需要为尊者隐,为尊者讳了。 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 (祭贪污、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 ,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 “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 “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君子、大人们犯了“污秽” (男女淫乱) 之罪,不能称之为“污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 收拾整齐……中国的儒生们所以在文字上这么下功夫,所以用心良苦地“迁就而为之讳”就是为了维护儒 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无神论的儒生们一方面将统治阶级吹捧为完善的神,一方面又把民众贬为毫无道德的鬼。无神论儒生 否认天堂、地狱,结果硬是将天堂、地狱搬到了人间。在中国,王侯将相们的“大观园”就是”人间天堂”, 而酷刑充斥的监狱,则是“人间活地狱”。 在追求法制的今天,中国人愈来愈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认识到道德是法制社会必不可缺的有机组成 部分。很多人不明儒教真相,一头又扎进了儒教怀抱。从千年的旧纸堆中扒出祖传的道德格言,以求建筑 法制的基础,以图填补法律的真空。统治阶级则别有用心,将错就错,将国人引入专制之歧途。 同样是道德,但差别大矣。追求法制的同胞们,我们究竟是要什麽样的道德呢?我们是要与法制、平 等处处想悖的儒教道德呢?还是要与法制、平等相吻合的基督教道德?我们是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夫”呢?还是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中国众多的“冤死鬼”里,窦娥算是最清醒的一位了。在临刑前,她用声声血泪对儒教道德进行了 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⑽ 让我们来听听上帝的教训吧!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申 5:20) 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 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 23:1)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 (利 19:15)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 话。(申 16:18) 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箴 19:1)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引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箴 28:21) 儿子必不但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但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 18:20)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追求的,正是人家基督教国家的法制,他不过是基督这棵大树上的一颗果实。 我们怎么能只见果实,不见大树呢?我们不种树,又岂能得到果实呢? 人们总是将今日西方国家的法制归功于罗马法,这是个误区。虽然罗马法给了基督徒许多值得学习、 借鉴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今日西方法制的源头。当古罗马帝国被北方的日耳曼蛮族攻陷后,罗马法也同罗 马帝国一起陷落了。日耳曼蛮族所带走的,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基督教。在他们日后所建立的欧洲诸王国中, 法律,从本质上讲是基督教对蛮族古老部落法典的补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欧洲再度出现 象征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加洛林王朝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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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的征服者,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欧洲推行属于基督教世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 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一切事物诉诸于基督教精神这个唯一的标准。他既没有遵守日耳曼的先例,也没有 遵守罗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以《圣经》中的列王和士师的精神,向全体基督教臣民发布法令, 将上帝的律法通谕给上帝的臣民。从此,上帝的律法便统治了欧洲。 学者们将希腊哲学、罗马法、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混淆了主次。 罗马法、希腊哲学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罗马法、希腊哲学只能算是 基督教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干而已。 中国同胞们,农民弟兄们,饱受官吏欺凌的人们,别再给包公磕头、上香了。没有用。人家本是一伙 的。能施给我们公正、正义的只有上帝,耶和华。 祂是磐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申 32:4》) 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 119:137》) 阿门。(就是这样,的确如此) ———————————————— ⑴(《礼记•曲礼上》) 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⑶(《左传•昭公六年》) ⑷(《论语•子路》) ⑸(《孟子•尽心上》) ⑹(《大学》) ⑺(《老子》) ⑻(吴承恩《西游记》) ⑼(《申鉴•政体》 ⑽(关汉卿《窦娥冤》) 《被欺骗的中国人》 十七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 全文完

十八 儒教是民主的天敌

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狭义上,他是一种与专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广义上,一切与专制对立的东西, 皆可称之为民主。比如: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民主管理,民主作风等。民主思想,首先是指关于民主政 体的思想,同时也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比如:平等思想,法制思想,自由思想,分权思想 等等。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οζ,由“人民”δημοζ和“权力”κρατοζ两 个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权力”。“民主”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舶来品,他是西方列强通过枪炮硬塞给我们 的“礼物”。 中国古书中也有“民主”一词,如《尚书》《左传》总的“简代夏做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 偷不似民主”等等。这里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它和现代的、西方的“民主”是意思相反、完 全不同的两码事。希望弱智者和别有用心者,不要以此论证中国古代也有“民主”,甚至“民主”诞生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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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动听的,但中国人对他是陌生的。虽然中国人普遍对民主抱有很大的好感,但这种好感仅仅是 叶公好龙。民主与中国人真正接受民主之间尚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占据中国人身心、支配中国人日 常行为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中国以儒教为 代表的传统专制文化,是一套土生土长的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标志着中华民族觉 醒的新文化运动中,追求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在中国,要维护专制,就必须尊孔崇儒;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们说的已经足够的多,也足够的深刻了。后来者,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所谓传统与反传统之间 的对话,都是老调重谈,低层重复,并无新意。他们不论是在理性的学术深度上,还是在感情的激烈程度 上,都没能超过先人。 传统文化的话题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民主仍遥遥 无期。今天,如果再次赘述,真怕外人嘲笑中国人的智商。但鉴于中国民主不行的现实,老生常谈还不能 不谈。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探讨一下以儒教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民主的本质。 首先,儒教是扼杀平等的。 儒教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儒教概念。 “仁”是个什麽东西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⑴。儒教让人怎么去爱人呢?“子曰:……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⑵(仁就是爱人,其中爱自己的亲人是最重要的。)除了“亲亲为大”之外,儒 教也主张“泛爱众”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⑷ 但这种“泛爱”并不是 平等、博爱,而是“笃于亲”⑸ 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向外依次递减的爱。儒教的仁爱是建立 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 儒教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 为了维护、巩固这种不平等的仁爱,儒教发明了等级礼制。“子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 所生也。”(爱亲人有远近之分;尊贤人有等级之分。这就是礼所产生的缘由 ⑹。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 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 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 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 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 没有权利。“君不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⑺ 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 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三纲之外尚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尚有公媳、婆媳、叔嫂、妯娌、叔 侄、姑侄、舅甥、姨甥、堂兄弟、表姊妹等等人伦。中国的人伦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儒教是以此来让人们 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知上下、识远近,使得家族长幼有序,尊卑有等。 五伦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对兄长绝对服从。这一点在儒教礼制观念中是仅次于孝道的相当重要的人 伦。因此二者常被合称为“孝弟”。五伦之中的“朋友”,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应该摆脱父子、 兄弟之间的服从关系,平等相处了吧。偏不!儒教连他也不放过,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缘关系将之强奸了: 儒教通过结拜兄弟的方式将朋友泛血缘化、泛兄弟化了。还美其名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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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非血缘的朋友关系是以拜把兄弟的方式建立的。拜把兄弟,要磕头、烧香、喝血酒,以年长 者为尊。它其实是一种泛家族化的宗教仪式。 儒教通过拜把兄弟这种方式,使他的等级礼制观念突破了血缘家族的范围,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拜把兄弟”在遭到将之视为“封建思想”“宗派主义”的共产党的猛烈批判之后,大体上退出了中 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他仍广泛存在于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许多人,初次相逢,酒过三巡之后,便开始互叙年龄称兄道弟起来,不如此,关系就不会亲近,就不 算交上朋友。 “兄弟”一词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着,“朋友”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通常所谓的“兄弟”其实就是指 朋友,而“朋友”则是指关系平淡的“熟人”而已。“弟兄”这个大家并不认真的称谓,“称兄道弟”这 个大家并不注意的行为,细究起来,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残余。尽管他们不起眼,不够斤两,但是他们却在 时时刻刻蚕食、消磨人们的平等意识。 这也不能怪今日的中国人,马克思并没有教人怎样处朋友,一个“同志”太粗泛,太干硬,满足不了 人们的感情需要;又没有平等神圣的观念能使得中国人将“朋友”“友谊”本身视为一种美德,一种荣誉; 更没有基督教的超血缘“弟兄”让中国人来取代儒教的血缘“弟兄”。 儒教的不平等,不单单表现在人伦之上,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公侯 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把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诸侯用七个副官陪同,享受 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个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 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隔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 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⑼ 同时仪表,说法就不同: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称呼也不相同: “天子后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⑽ 今天中国虽然摒弃了传统的表面,但却继承了传统的实质:比如同样是奸淫,对于百姓是罚款问题, 对于低级干部是道德品质问题,对于中级干部是生活作风问题,对于高级干部是小节问题,至于领袖嘛, 就成了健康问题了。 …… 儒教对自己所立的礼是极力维护的。 “不知礼,无以立也”(11) “在上不陵下,在下不援上。”(12)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13)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以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陵等则上位尊, 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14) “儒教的礼和仁是统一的,礼是仁的外在制度,而仁则是礼的内在精神。”“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 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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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6) 对于天经地义的等级礼制,人民只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人民能够 做到“一日克己复礼”便能“天下归仁矣”。(17) 中国的开国皇帝们本来对儒教的“神圣”礼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不是篡政夺权的逆子二臣,就是犯 上作乱的农民,要不就是入侵中原的胡人。在儒教的眼中,他们都是小人、禽兽。但当他们当上皇帝后, 便改弦易张、尊孔崇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儒教的纲常礼制名为仁义,实为君桎臣、官轭民、父 压子、夫困妻的钳制之术,是专制帝王理想的钳制天下、愚弄黔首之器。 儒教的“仁义”制度不仅制人之身,且兼能制人之心。在他的内外钳制之下,中国人早已养成“卑屈 之风,服从之性”“一任昏暴者之蹂躏鱼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汤不怨,赴火不辞,呼吸弥留之际犹 牢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念,以流臣节于天壤,传青史于后人。”(18) 儒教杀人于无形,其毒更甚于洪水猛兽。 儒教的长期浸润,使得平等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立锥之地。在中国,人民除了长期的绝对 服从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并不是让皇帝从此 消失,而是要自己上马当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 欢谁就是谁。”(19)——不是我服从你,就是你服从我。不是你为我纲,就是我为你纲。要么做逆来顺受 的奴才,要么做为所欲为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 平等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不让当皇帝,又不让当奴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咱咋为人哩。别 说皇帝不愿意,就是我们当奴才的也不会同意! 中国欲实现民主,不仅需要培养国民的平等精神,更需要一个支撑平等精神的坚固的十字架。 儒教的仁,是对自己亲人、孩子的爱。是母鸡式的爱,是妇人之仁,是小爱。 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博爱,是大爱。基督的爱,是超血缘、超阶级、超种族的。在上帝 面前,尊贵的、卑微的,富有的、贫穷的,健康的、病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是上帝、基督的博爱,塑造了基督徒的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的基础。 让我抛弃、忘记那害人的纲常礼教,来洗耳恭听上帝的福音吧: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祂 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 如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 5:22)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 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 6:1)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 苦待她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 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 3:18) 中国人要么遵守三纲五常,要求绝对秩序;要么就打倒三纲五常,要求绝对平等。中国人从来就没有 弄明白父子、夫妻究竟应该怎样相处。这也怪不得中国人,除了上帝,谁又能搞明白呢?世上再也没有比 上帝福音更好、更科学、更言简义深的教训了。 其次,儒教是反对独立的。 儒教孝道的要求不仅是严肃的,也是广泛的。它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还要求子女不得离开 父母,要与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直到为父母送终。“父母在,不远游。”(20)为了随时伺候父母,子女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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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门远游。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国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满的象征。一个人成年后离开父 母自己独居,在中国人看来,这等于是抛弃父母,是不孝的行为,是没良心的表现。 单单住在一起还不够,儒教规定,父母在,子女的经济不能独立,子女必须将个人的所得悉数交给父 母,由父母支配。否则,是不孝的行为。“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21)。唐朝的法律规定:祖 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时,子孙别离户籍,分异财产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长,私用当家财物者, 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议》中说:“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 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者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清朝的《清律辑注》规定:“一 户之内,所有田粮,家长主之;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父母住在一起,将经济权悉归父母还不够,做子女的还要从内心依赖父母,在父母面前永远像个孩子 才算真正的孝顺。“大孝终身慕父母”(22)(慕:依恋的意思。)“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3) (孔子说:舜是最孝顺的人了,五十岁了还依恋父母。)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农村,儿子可以不再和父母挤在一 个院子里了。在城市,想四世同堂也没有那个条件了,做子女的经济也可以独立了。但是儒教的传统仍然 顽强地生存着。没结婚的,结过婚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现象仍然很多。如果住房条件 不允许,子女们也想方设法和父母在一起吃饭。就是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也远远不能摆脱对父 母物质和精神上的依赖,而得到真正的独立。 今日中国社会,在大体上仍保持着子承父业的古老氏族世袭传统。年轻人踏入社会寻找工作,是离不 开父母的帮助的。有了工作上了班后,工资少得可怜,仅够吃饭,年轻人需要交往、恋爱、结婚,经济上 还是离不开父母的救济。尤其是结婚,需要房子,按一般年轻人的工资,没有二十年的积蓄是买不起一座 房子的。怎么办?只有依靠父母。对此,他们的父母不仅不认为是负担,反而将为孩子完婚视为自己义不 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半生靠省吃俭用节省积蓄下来的钱,本来就是为自己孩子结婚准备的。如不够用, 他们还会像老牛一样不惜老迈的身体拼命地给孩子挣钱。对此,他们的孩子,身强力壮的青年,并无些许 愧疚之心。和自己的父母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相反,如果孩子迟迟不结婚,当父 母的就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被别人看不起,很丢脸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要比自己的孩子大得多。所以, 为了自己孩子早日结婚,当父母的就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确立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社会的传 统文化心理。面对如此的社会制度,面对如此的传统观念,年轻人纵有独立之心,也无独立之力。依赖父 母不仅能得到事业、经济上的帮助,还能得到孝顺的好名声,何乐不为?面对父母, “聪明”的孩子早就知 道了最佳的选择:听话。 成年的“孩子们”以人格上对父母的依赖、服从,换回了父母给与的物质方面的“现成”。父母们则以 自己的任劳任怨,换回了子女的唯命是从,确保了自己晚年有人陪伴、照顾和侍奉。在中国,尤其是农村, 除了自己的孩子能在晚年照顾自己外,社会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养老保障了,也别指望“外人”能帮助、照 顾自己。在中国,晚年凄凉是可怕的。儒教孝道那貌似温善的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真爱的寒冷。 儒教孝道所营造的中国特有的父子间的亲密,看起来温情脉脉。但实际上,他不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孩 子,都是真正有害的。他让孩子成为了父母的终身负担,它阻碍了孩子的人格、个性的健康成长,使得孩 子成为庸人、废物一个。他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大,他直接泯灭了社会前进所需的动力和创造力。他所助 长的只有人的惰性和厚脸皮。今天的中国人,就算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要真正地改变它,却很难。这不仅 存在着物质上的困难,更有道德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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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依赖成性。尚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后,就会进入一个泛家庭化、实行家长制管理的组 织——单位。在单位中,要想进步,单靠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能进步与否,关键取决于单位的领导。 因此,如果你不想碌碌无为,你就必须向领导靠拢。这种靠拢,并不是单单在工作中对领导服从,他是“全 天候”“多方位”的。他更多地是靠在工作八小时之外来的时间表现的。八小时以外的靠拢就没有了界限, 再加上靠拢本身存在着竞争,于是,靠拢就会变成对领导的人身依附,使得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独立性,进 一步丧失了。相反,如果你不想上进,只想混口饭吃,不和领导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自己特立独行,独 来独往,就会被领导视为异己。不仅好事轮不到你,说不准那天还会给你个小鞋穿。正像谚语所说: “提拔 了溜须拍马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非理性的国度里,独立是一种危险,个性是一种异端。 缺乏独立精神,依赖成性的年轻人,只是长不大的孩子,而不是青年。除了“礼崩乐坏”的乱世,中 国的社会常态,是几个老人和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组成的。青年在中国属于珍奇野生,是濒临灭绝的品 种。 “青年”和“民主”一样,本来就是舶来品。儒教教义中是没有“青年”概念的,凡是属于青年的东 西,比如独立、个性、激情、想象力、创造性等,都是儒教所敌视的。在此想给年轻人一个忠告,在中国, 如果一个长辈或领导说你有个性,那可不是在夸奖你,你一定要反思、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对长辈、 领导有所得罪。 子曰: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4)(年轻人是可怕 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就不可怕了。) 孔丘,你怕年轻人的什么呢?还“圣人”呢,什么心态! 上帝如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 2:24》) 几代人同居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经济、廉价的生存方式。但是便宜没好货,世代同居会将人的潜能压 缩到最低限度,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其实,抵挡社会进步,保持社会静止,正是儒教的目的。 基督教国家的社会细胞是个人,儒教中国的社会细胞是家庭。个人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家庭则是专制 社会的基础。 再者,儒教是反对结社的。 自由结社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个民主社 会,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结合的社团组成的。 中国是不存在自由结社的,社团也是有的,但都必须由中央来领导。否则,就是“反动会道门”。“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由结社就是与朝廷分庭抗礼,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谋造反。 竭力维护皇权神圣、将忠孝挂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视结社。将有结社意愿、倾向的人通贬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随和而不赞同,小人赞同而不随和。) 意见相同、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人就是“同” “比”的小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见风使舵、永随 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当初,那些志同道合,相互“勾结”在一起打天下的豪杰,在儒生的眼中,统统是盗贼、小人。但是 当他们一旦成功后,儒生们的态度就会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争着抢着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将人家吹 捧为“真龙天子”。而那些“真龙天子”们,也投桃报李,继续维护、宣扬儒教教义。因为他们只允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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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一个“小人”,其他人必须是没有主见、顺应中庸、不相互勾结、永远以他这个“小人”为中心、听话 的君子。 原来所谓的“真龙天子”不过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独夫耳。所谓的君子,不过是那唯一小人、一 介独夫的忠实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更甚,他们将因志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称之为“朋党” ,将之贬为“朋比为奸”, 自己则自诩为“君子不党”。这正是皇帝们喜欢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为一个主子,奴才们的团结、甚 至是交头接耳,都是他们所忌讳的。 理论上,儒教是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但是其最终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恶,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不知道皇帝们只有在内忧外患、存在竞争对手时,才会屈己 待人,礼贤下士,与臣子结为鱼水,将臣子视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竞争对手被干掉了,也就到了兔 死狗烹的时候了。皇帝再也不愿和臣子们——自己的奴才浪费感情了。 孔丘将皇帝视为“真龙天子”,视为完美圣人,不允许人有任何猜测之心、监督之意。只让人无条件地 绝对服从、依赖皇帝。其结果只能加强、放纵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将臣子们的存在价值贬的一钱不值。 随着儒教的浸淫,中国皇权专制愈演愈烈,臣子们也愈来愈贱:汉代时,臣子们上朝时还有座位可坐; 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们只能跪着才能和皇帝议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制度,不分官职大 小,谁惹恼了皇帝,就会被剥去衣服,捆缚四肢,按在金銮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杖责、挨板子…… 孔丘的教导,不仅没能让他的同行——教师们过上好日子,就连“学而优”的“仕们”,也不得不在专 制的利刃下、刀尖上过着提心吊胆、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谁,谁就倒霉——他这个病毒。 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严的法家,是通过户口制度、文字狱等手段,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儒教则是通过仁 义礼制,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伪善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礼的大纲有三 百条,礼的细目有三千条。)待其人而后行。”(27)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 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8)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 按“圣人”的话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来实践儒教繁琐的礼节了,哪里还会有自己的思想,哪里还 会有自己的特言独行。有些人天资聪颖, “威仪三千”都难他不住,不要紧,还有科举考试等着他哩。考试 的内容是什么,全是儒教经典。浩如烟海的儒教经典及经典注释,足够消磨他三辈子的精力了。哪里还会 有劲儿去琢磨非礼的念头,甭说在干非礼的事儿了。 儒教的仁义礼制,是束缚中国人身心自由的枷锁。 儒教反民主,并不单单表现在对平等、独立、自由、结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杀上,更表现在,它是一套 完整的、封闭的、运行良好的、深被中国人接受的、处处维护专制、处处与民主相悖的文化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世袭制,家长制、及对人的奴化。 先谈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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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以亲亲建国,官职家族化,统治者任命自己的亲人当贵官,所谓“亲贵和一”。亲人们所得官职是 世代相袭的,后来的君王也不能罢免他们。所谓“世卿世禄”。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的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冲击,但他却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拼 命维护。儒生们将周礼、世袭制遭受破坏称之为“礼崩乐坏”。 世袭制度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和廉价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样,他的目 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静止状态。同样是便宜没好货,世袭制度不仅通过泯灭了人的奋斗欲望,抵挡了社 会的发展,也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支持儒教世袭制度的是一种狭隘、机械的遗传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君子、大 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们继承父亲的官爵,成为统治者是理所应当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 就是刁民、小人,他们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被统治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幸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遗传现象、批判“龙 生龙,凤生凤”传统的狭隘的遗传观念。 是的,遗传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正是遗传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人类同样受到遗传规律的控制,在 人类社会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也仅仅是比例较大而已,并不绝对。 更不是“龙生龙,凤生凤”。 每个孩子的生理形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总有相异的地方。这在遗传学 上称为“变异”。现代遗传学认为,变异分三种:1、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2、基因分子结构或化学组成 的改变,及基因突变。3、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其中,第2、3中的变异,目前所知,是导致人类 许多遗传疾病的原因。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发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而第1点,却是百分之百发生的。 每个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 所以孩子的性状即类似父亲又类似母亲,但又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母亲。孩子性状的好坏,不在于什麽 好基因坏基因,他的关键在于父母基因组合的好坏。而父母的基因的进行组合又是(卵子受精时)自由的, 随机的,不受人控制的。 (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分别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在 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有 23 对染色体变为 23 个染色体时,这 23 个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这使得精子和卵 质具有 2(23 次方)=3388608 种多样性。如果将 23 对同源染色体发生的遗传物质交叉互换再算计在内, 精子和卵子的多样性就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男人数以亿记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个 体”。这些众多的、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 对普通的夫妇有可能生出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对高智商的夫妇可能生出一个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 孩子未必就是好汉。 怎样保证一个出身卑微贫寒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不被埋没,能被社会充分利用?怎样保证一个出生显赫 富贵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尸位素餐、占着茅池不拉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就需要社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自 由竞争机制。 你信“龙生龙,凤生凤。”“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语)他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 泽东语)别瞎赌气,你们说的都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事实说话,让上帝说了算。 世袭制不仅对遗传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它还忽视了另一个比遗传更重要的因素:环境的影响。 科学调查证明,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两、 不相上下的。某个人的综合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后天的努力是关键。并且,恶劣的环境,往往可以激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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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斗志。而舒适的环境,往往使人贪图安逸。因此,世袭制不仅埋没了有才能的人,他还培养出一群 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汉承秦制,设立郡县。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代建立了“察举”和“征辟”制度,来取代世袭制度, 以录取人才任命官吏。 “察举”,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这些人 就可以被任用为官。 “征辟”就是高级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属,经试用后再向朝廷推荐。 这种制度和世袭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你要认为世袭制从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 举、征辟的过程中,官员们并不是一心为公,按朝廷的要求来选拔人才。他们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设法将 自己的子弟举荐上去,以致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主要官职具被世族豪门所把持。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 世族。”九品中正制仍摆脱不了世袭传统。 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充当官吏。这种方法是将选拔官 吏的权力从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举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豪门世族 的世袭权利。 但是科举制度仍没能使世袭传统退出历史舞台,世袭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变化的仅仅是形式而已。 和察举、征辟相比,科举是严谨的、客观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制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范措施再 多,也挡不住官僚队伍的集体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们中有种种手段进行做弊,让自己的子弟 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官场上对无背景的新科举人进行围攻刁难,最终官职还是被旧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举制是中央皇权对地方官僚权利的进攻,也是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攻。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全 是儒家经典,反而加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强,反过来又使皇权专制更烈、科举制更苛严。於是儒 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面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 生关系。 科举制的日益完善、严格,并没有消灭世袭传统,他反而使得世袭传统更普遍、更隐蔽、更细致。 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我标榜为“新中国”,但实质上,这个“新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社会。 尽管共产党曾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思想”扫荡过,但世袭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中。 最为普遍的就是“接班”制度。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 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 邮电工人,儿子就是邮电工人。父亲是纺织工人,儿子就是纺织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 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 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30) 这与周代中国并无 多少差别。 想改变命运吗?只有一条路:高考。高考是科举的变相延续。在中国,它是唯一的一次较为公平的竞 争。高考与科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的。高考不像科举只有人文学科,他还有自然理工学科。这就为成千上 万的居于社会下层不想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发愤读书,考入工、农、医、师等技术院校 来改变你将成为农民、工人的命运。但是如果你学习人文学科想通过高考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那你十 有八九会竹蓝打水一场空。象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统治”部门俱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 轻人不是直系亲属就是关系户,清一色的“门子兵”。你毕业时,没有关系,没人接应,不仅连门儿都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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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甚至因你所学的专业不实用,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一点,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的科举更能给年轻人一个“鲤鱼跳龙门”、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了。 世袭传统在今日中国,不仅仅表现在“世家”多,他还表现在,年轻人所得到工作和机会的好坏是由 他们父母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与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并无多少关系。 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的好坏,是与其父母的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国社会,这种正 比关系之精确,几乎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如果有一个公正的调查公司能够对中国社会做一个深入细致 的调查,他一定会为人们绘出一幅世袭的氏族社会的图象。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一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 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也难怪,孔丘所追求的“仁” 就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不为自己子女考虑,岂不是违背了“圣人”之道,要落个不仁无情的坏 名声吗?儒教的妇人之仁,使得中国人整体女性化了。 中国的父母们,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的前途操劳,也不是单单只是出于对自己孩子原始的爱,这里面还 有长远的利害算计。子女们混得好、有出息,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权力部门,培养子女掌握权力, 不仅能增强自己现有的权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后利益的最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国,最值得 信赖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亲情。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凝聚力,不是别的,正是维系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亲情。如果用理 性的刀剑剥去裹在中国社会躯体上的“现代化”外衣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肮脏、丑陋的氏 族野蛮人的躯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主义、理想都是虚幻、不切实际的。那些曾经为某一个主义、理想而坚持原则、 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到头来终难逃失败和被人讥笑的结局。在一出出闹剧陆续降下帷幕之后, 在经历了尝试又碰了钉子之后,曾被愚弄的、已经世故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一切,再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真 诚了。“血浓于水”,最终,血缘,这个原始、低级、动物似的群体纽带,便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值得信任的 选择。这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这是无神论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处。 80 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 演员的新闻。这本是暗示和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 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一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而在中国,一个七 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一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世袭制表面上早就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过种种变形的手法顽强地 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陈代谢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国”成长的 50 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 80 年代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小 批改变了原来社会地位的有钱的“货币新贵”。但总体说来,这些“货币新贵”是寥若晨星的。并且在改革 开放的后期,随着官僚资本的大举侵入,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的氏族社会中,个人奋斗是很艰难的。将改革十年包括在内,今天被人们所知晓 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有:牟其中、李晓华、禹作敏、刘永好兄弟、张朝阳、陈金义、赖昌星……能数得过 来,并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状元多出多少。 在这个被传统世袭势力所占领的社会中,哪里还有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呢?哪里还会有选举自己市 长、总统的权力呢? 再谈谈家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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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家天下。从此家国同构,君为国父,父为家君。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员 的家长,官员则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员们必须跪着口呼“万岁”才能和皇帝说话,百姓们必须跪着口 喊“老爷”才能和官员说话,他们不仅为人臣,还为人子、人孙。 儒生们清楚地知道家和国的关系,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31)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 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国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对于一个家庭,而且对于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 吹“孝”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讲的“孝”既然这么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35) “父之执(友人),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父母高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 乡党州闾,宁孰谏(多加劝阻)。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吗?不是,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义。 曾在电视中看到一个英语谈话节目,主题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不同。当一位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孝” 多是表现为孩子对家长的服从时,一位在座的被邀请的美国嘉宾毫不迟疑、条件反射式地说: “如果父母错 了,怎么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 那位美国人并非学者,他的质问显然并非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价值观念。在基督徒的眼中, 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父母并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面前, 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 6:1) 子女应当听从父母,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首先得讲理。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 ‘看 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 手指着门徒说: ‘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 太 12:46)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 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 14:25-27)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真理高于亲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 “情”和“理”是泾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 “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这里, “理”和“情”混淆一谈的。如太极图。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 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谈到宗教时,会摆出一幅和事佬的糊涂态度,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学善的。 事实绝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义的毫厘之差,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千里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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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曾经调查了日本 1303 名高中生,美国 1052 名高中生,中国大陆 1220 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 尊敬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日本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母亲。美国学生的答案是:第一 是父亲,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亲。而在中国学生的答案中,父亲(包括母亲)竟连前 10 名都排不上,多 么巨大的反差!中国父母不仅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地位,并且许多中国的青少年将自己自卑、怯懦、依赖、 懒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虑、偏执的心理障碍,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归咎于父亲的“专制” “霸道”、 “无能”“娇宠”“过于保护”等等因素。(38) 这真是对有着悠久的“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出于一种动物似的本能。这种亲情之爱,动物也有,并且不次于人类。而孩子对 父母的“孝”则是人特有的,它来源于人的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灵魂。 儒教是否定“灵魂”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将“孝”完全纳入了功利的 轨道,因而从根本上扼杀了“真孝”。 中国的子女们对自己父母的俯首贴耳、毕恭毕敬,里面究竟有几点“孝心”在里面,是很值得怀疑的。 他们更多地是在惦记着老爷子的房子、财产、存款折哩。这也难怪,谁让儒教规定不让子女们财产独立, 而让老爷子独霸财政呢? 这一点,老爷子们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终不立遗嘱,吊子女的胃口,让他们争着表现自己的“孝心”, 直到自己咽气的一刻。而这时,老爷子往往又没机会立遗嘱,于是,葬礼后的家庭内部纷争,就成为了中 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 911 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大楼,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五十六层,面对突降灾难,他掏出了手机,迅 速给他的助手罗纳德拨了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将他砸翻在地,爱德华知道时 间不多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他的私人律师麦克拨出了第二个电话,可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 为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赶到现场,其中有 罗纳德和麦克,可遗憾的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播 出三个电话。他们推断,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 又与妻子离婚,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麦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悲伤的母亲。 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 “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 立下相关遗嘱。”麦克严肃地说。 母亲摇摇头说: “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 对我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39) “妈妈,我爱你!”这就是真情,这就是真孝。 对羊危害最大的并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义,将“孝”引入歧途;孔丘披着“孝”的外衣,干的却是扼杀“孝”的勾 当。孔丘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对“孝”的定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制的基础。 家长制首先存在于中国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维系家庭运转的机制。 一个孩子,年龄大了,逐渐有了些知识,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开始不再认为父亲总是对的,于是开 始和父亲辨理了。这时,当父亲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平等相处,过去慈祥哄骗的办法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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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凑效,怎么办,于是便又想念“圣人”的教导了: “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妈的,才念了 几天书,就学会和老子讲理了!告诉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东西。” 孩子生理发育成熟后,因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发生矛盾,家长们在说服 教育等“软办法“”不济事的时候,便会使出杀手锏,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孩子就范。关系闹僵了, 就会出现一些好心人,对孩子进行一边倒的劝说,劝孩子要怎样听父母的话。最终,迫于经济和舆论的压 力,你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打算,听从家长的安排。你在踏入社会之前,早就学会了服从、妥协。 传统社会中,在家与朝廷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确实的,是有能量的。族规 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对其成员进行制裁。 在“新中国”,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单位。作为家与国之间的过渡组织,它同样是有能量的。单位的内部 规定往往置法律于不顾,使单位成为法律的死角。并且这些单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正像民 谣所述:“父子科、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 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可以摆脱单位的束缚,自由结合组成公司,家族现象就公开抬头,那就 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化。 无论是单位还是公司,所实行的都是家长制。 如果你是靠关系进的单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关”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过程,是顺从 领导的过程。 在家长的努力最终成功后,通常会安排你和未来的领导见见面,在一起坐坐。这时当家长的会向领导 说很有人情味的话: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多教导他,有什麽不对的地方,该批评批评,该骂就骂。然后 又对你说:工作以后,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请教,听大伯的话,等等——工作尚未开始,自 己已经比领导晚了一辈,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进单位的,这个驯服的过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会将大学中的一些散漫、独来独往 的“毛病”带进单位,领导那些点到为止的批评,你也不放在眼里,过不多久,你要结婚了,需要向领导 申请房子了,你才发现,面对一向对领导漫不经心的你,领导会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找个很正当的 借口,让你一味地拖下去,直到经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点“迷津”,学会提些礼物,躲着别人到领导家 中拜访。敲开领导的门后,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单位的一副尊严、冷漠的面孔,领导会以一家之主的身 份,和颜悦色、甚至热情地招待你,对你过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宽容。初次登门,领导并不在乎 你那点象征性的礼品,而更在乎你的态度,一种表示亲近、臣服的态度。 如果领导留你吃饭,那就更好了。席间,他不仅满口答应为你的事操心,还会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对待 自己孩子的方式,亲切地教导你一些在单位为人处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你对领导的感激之 中,在你被领导温存的人情感染之际,不知不觉,你已经接受了领导的家长地位……家长制并不像局外人 想象的那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公司,本应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真正 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国特色,它往往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这也不能怪中国人, 在法制不行的中国,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亲戚,一则便于管理,再者,由于知根知底,如果有人 有坑骗公司的行为,便于内部处理,就是其坑骗行为不严重、不易被察觉,也可睁只眼闭只眼,肥水不流 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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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他同同居、世袭现象一样,在早期具有廉价、高效的 优势。但是便宜没好货,它最终会抵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内,管理实行的自然是家长制, 要他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难的。 在单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长制在朝廷、中央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所诅咒的专制。 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中国社会就是由中央、单位、家庭组成的。家 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家长制则是专制的基础,或者说家长制就是专制,一种披着温情面纱的专制。 因此,儒教的孝道实为专制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0) 中国历代的专制者们更是心有灵犀,紧紧跟上,制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41) 民主制是领导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家长制是人民看领导的脸色行事。 民主制中的领导人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时刻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 精神需求。因此,民主制是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机制。 家长制中的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地位,他仇视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会变化的不稳定因 素,家长制是利于社会保持静止不变的一种机制。 抵挡社会进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家长制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其体现就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家长制慈祥且有 效率,他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种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国仁人志士们鲜血换来的初级民主相形见 绌,甚至成为丑小鸭。他足以使中国人在尝试民主的时候会对家长制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足以使的中国人 打倒一个坏家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拥戴另一个好家长。 最后,谈谈儒教对人的奴化。 法家思想为帝王之术,儒家思想则是为臣之道。儒教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将人培养成为一个为皇 帝服务、既忠且孝的好臣子的。儒教的个人最高实践,就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皇帝的大 管家。 想当皇帝的念头,对儒教来说就是犯罪,是大逆不道。它违背了儒教所有的价值观念。不仅不能有当 皇帝的念头,如果你凭着位高权重而不对皇帝毕恭毕敬、诚惶诚恐,那你就是越礼犯上,同样是大逆不道。 所以,尽管曹操为维持汉室残破的江山出了不小的力,但就因为他的举止不符合儒教的规范,更主要 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当了皇帝,而落了个骂名千古,成为了奸诈的代名词、奸臣的化身。戏剧家还给他画 了一个象征奸诈的大白脸。 还是赵匡胤了解中国人的花花肠子,他略施小计,就赢得了真龙天子的正名:自己本是无心当皇帝的, 但是部下、士卒的拥戴,乃天命也,不敢违也!它不仅当了皇帝,还赢得了忠义的好名声。于是戏剧家便 为他画了个代表忠义的红脸。看来,他比曹操聪明多了。不过后来她娘说漏了嘴,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儿 子,从小就有大志。一句话,让赵匡胤的忠义形象打了折扣。戏剧家便不肯饶恕,就在他的红脸的额头上 添了一竖白道。但相比较还是要比曹操的待遇强得多。 在欧美国家,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理想,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干什么,对政治感兴趣的孩子会不遮拦地说 自己长大要当总统。记得有篇介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文章,说他青年时即又大志,将“我要当总统”的字 幅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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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则很有趣,如果孩子对政治感兴趣,他会说“我长大后要当总理。”当一个年轻人表现出杰 出的组织才能时,他的长辈、阿姨们则会称赞他,将来是当总理的料。总理,即宰相也。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理就是最大的官。主席,不是官而是皇帝,是真命天子。想当皇帝,那不叫理 想,而是谋反。 在清朝以前,那可是“十恶大罪”之首,要灭九族的——表面上,中国已经抛弃了儒教,但实际上, 儒教仍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性和潜意识中,时时刻刻在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 “想当主席”不仅对成年人 来说意味着狂妄、野心和恐怖,意味着是阴谋颠覆政府。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没文化的妇女,也知道无意 识地回避。儒教早已经渗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之中了。 除了“天人感应”能吓唬吓唬皇帝,让皇帝略微收敛些外,儒教对皇帝的权威没有任何质疑和制约。 这种对皇帝的无条件的服从,五体投地的人格匍匐,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皇权专制愈来愈酷烈,皇帝 愈来愈不把大臣当人看。“学而优则仕”的仕们,最终只能论为皇帝的奴才。 儒教的为臣之道实为奴才之道。儒教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 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生殖 器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 神生殖器”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 在中国,敢于造反的,并能取皇帝而代之的,不是不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就是斗大的字不认一箩筐的 大老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识字”保护了他们免遭儒教的阉割,使他们尚且有种去和皇帝决一 雌雄的勇气。 “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不仅是指秀才们动口不动手、重理论轻实践,也不仅是指文人相轻、 互不服气、形不成秩序,还是指受过儒较阉割的秀才们,在关键的时候硬不起来,早已失去了向皇帝挑战 的资本。从这种意义上讲,秀才造反三百年都不会成。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也遵循着生物界的“省力、效率”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者利益最大化和出力 最小化。这一点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纵容太监专权。如果太监们能过完全取代大臣们,皇地也就真正做 到“朕即国家”,而可以随心所欲了。 因此,历朝大臣与太监的斗争,其实就是大臣与皇帝本人在意志上的较劲儿。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 太监专权的发展。而让在皇帝面前口口声称“奴才该死”的太监身居高位统领百官,本身就是对大臣们的 再次奴化。不仅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僚们也是如此。既然没有民主监督,提拔干部的标准就是虚设。实际 上是由领导自己说了算。 既然是自己说了算,他们当然愿意提拔那些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下属。因为听话的人成为自己的属下, 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工作省心、省力,而且更有利于自己权力地位的长久稳固。所以在今日社会中,领导们 总是将自己的秘书、通讯员、司机提拔为干部。因为他们在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人格早已被奴化。让他 们当干部,好使唤,可以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选奴才代替选人才,是专制体制的必然。 在长久的专制下,在普遍的家长制中,德(奴才的顺从之德)比才(也是奴才之才)更重要。于是人 们在官场中的竞争,也就最终演变成为了奴性的竞争。看谁的奴性强,看谁的奴艺高…… “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 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 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面起敬,不敢稍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 受制于人者,也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少减焉。”(42) 《聊斋志异》中描写一个县官唯上是从:“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言,则装如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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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段对奴性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妓女”。这不禁让人想起今日社会中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位妓女 和两位嫖客套近乎,妓女问嫖客甲: “先生贵干?”答曰: “我是某局局长。”又问嫖客乙: “先生贵干”,答 曰: “我是某公司经理。”妓女闻言欣然应曰: “咱们原来是同行。”见二嫖客诧异,伎女解释道: “咱们都是 听吆喝的,叫咋弄咋弄。”——真是古今一矣,人与我同耳!只是现代人学会了诙谐。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 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麽都不是’。”(43)(《论法的精 神》) 做官的一味的奴颜婢膝,难道就不感到委屈?心里就能长期地保持平衡?不要紧,他还有他的下级供 他吆喝、训斥、役使、发泄情绪。他的下级同样有自己的下级,没有下级的就拿百姓出气,百姓们则可以 回家拿自己老婆、孩子出气……儒教所设计的等级礼制系统,整个是一个受气系统。 有些学者将这种只有纵向秩序观而无横向平等观所导致的容两种极端人格于一身的特殊人格称为忽主 忽奴,或亦主亦奴。其实,在中国,主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官僚们并不真正具有“主人”的人格, 真的“主人”是公正的、公平的、慈善的,体恤下属的,下人对他的服从、爱戴,更多地是来自内心的道 德感。官吏们的飞扬跋扈、呼奴喝婢、颐指气使、呵斥谩骂,正如太监靠滥施淫威来弥补自己的生理缺陷、 妓女靠高消费来遮盖自己的下贱一样,不仅不是主人的表现,反而正是奴才的另一种特征,是奴才的另一 副嘴脸。 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奴才的方面,孔丘不仅是言的巨人,并且还是行的楷模。 “孔子走过朝廷的大门时,便弯腰低头,好像不容他直着身子走进去。他不在门的中间站立,进门时 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空位)时,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说话好像气不足的样子。 提起衣服的下摆响堂上走时,弯腰低头,憋住气好像停止呼吸一样。出来时,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一口气, 脸色现出轻松的样子。走完了台阶,向前快走,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表现出恭敬而 不安的样子。”(44)(《论语•乡党》) “举着圭,弯腰低头,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好像作揖,放下来好像递东西给人。脸色庄重得 像颤栗的样子,步子很小,好像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走一样。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 见时,满脸堆笑。”(45)(《论语•乡党》) …… 长期的奴才生活,也有在遭到主子冷遇或使自己自尊心苏醒的人,从而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质疑的时 候。但在儒教的包围之中,这种怀疑的念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家“孔圣人”还不是这样生活的? 自己一介凡夫俗子,焉能不这样生活下去?那些批评者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们想奴颜婢膝,还没这 个机会哩! 有孔圣人的言传身教,再加上专制的长期打磨,中国人做奴才作出了学问,作上了瘾,作出了美,作 出了悲壮。奴性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之中。使得中国人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丝笑容 都能显示其奴才本色。使得中国人从内心里对皇帝和官吏,不是恐惧,便是敬畏。使中国人见了皇帝和官 吏,就想下跪,就想点头哈腰……日子久了,会成为习惯。一旦丢了他,反而感到很不自在,六神无主, 惶恐不可终日。为什麽?灵魂中没有十字架撑腰,自犯软骨头。 在奴性无处不在的中国,自尊是个危险的异端。古书中常提到的某人有“反骨”。“反骨”是什么?就 是自尊。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自尊心将是最大的不幸。天下之大,不会有你自尊心的立锥之地。 中国人的奴性心态,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集体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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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部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台湾的退役的前国民党军一位师长, 为了迫使在美国的儿子结婚,为自己传宗接代,亲自来到美国督催儿子结婚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老师长成功地逼迫儿子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结了婚,在教堂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一家四口来到一家中 餐厅吃饭,席间邂逅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原来在军队中为自己开车的司机,这位老司机正是这家中餐厅 老板的父亲。虽然事隔多年,两人年事俱高,但这位老司机在老师长的面前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毕恭 毕敬地站在坐着吃饭的老师长的身边,尽管老师长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谈话,但他坚决不肯,并对师长的儿 子口口声称“少爷”。当他得知师长一家在此聚餐时为了庆祝少爷结婚时,很不满,主动提出要在自己的酒 店为少爷免费补办婚礼——当热闹的婚礼结束,客人尽散后,感到满意的老师长并不多谢,只是伸出了手。 而老司机并不敢去握,在师长的鼓励勉强下,才诚惶诚恐地和老师掌握了握手。 这个情节很中国化,很让人感动。虽然事隔多年,其情景仍会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是老司机知恩图 报?不是,影片中并未交代老师长对老司机有什么恩情。再说报恩也用不着还保持着当年的“礼节”,甚至 连师长的手都不敢握。这是一种很传统的中国上下级关系。这是奴性之美呢?还是忠诚之美?如果都有, 又各占几成呢?难道奴性仅是一种丧失自尊的忠诚?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忠诚? 不是!绝对不是!忠诚的主体是人的灵魂,忠诚的对象是理想、是人格道德,他是超功利的。而奴性 则相反。它的主体是人的肉体,它的对象是权力、利益,而不是某种理想。也不是某个人,而是乌纱帽。 他是功利的,他是见了乌纱帽就下跪,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管他是汉人、鲜卑人、契丹人、蒙 古人、女真人、还是日本人。管他是人、是狗、还是猪,只要他头上戴个帽、腰里别着枪,只管下跪磕头 就是了。忠诚是自尊的、勇敢的、无私的。奴性是自卑的、胆怯的、自私的。 否定神的存在,抵挡人信仰上帝的儒教,将忠诚的源头——内在的灵魂给抹煞了,再将忠诚镶嵌在外 在的功利之上。这就将忠诚偷偷地转换成了奴性。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奴性,我们本来和欧洲人、日本人一样并无区别。如果出生在欧洲、日本,我们也 会像欧洲昂首挺胸的骑士一样对基督虔诚、对皇室忠诚。也会像视死如归的武士一样对天皇忠诚。但是在 中国很不幸,每个人经过儒教那只看不见的手三揉两捏,一个个都成了点头哈腰、摇尾乞怜的哈叭狗! 孔丘啊孔丘,他口口声声宣扬的“忠”,实际上他却时时刻刻地在扼杀着忠诚。欧洲的许多皇室至今仍 受人民的爱戴,日本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天皇。而中国人把“忠”字天天挂在嘴上,实际上却是改 朝换代频繁,宫廷政变、农民起义不断。以至于有西方人这样评价: “在所有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 中,中国人是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性的。”(46) 孔丘这条披着羊皮的狼。 道教对民主的危害。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追求民主,批判儒教时,往往会忽略站在儒教“判官”背后的鬼参谋——道教。 道教不拘泥于形式,但是他更隐蔽、更深入骨髓、对人的危害更长久。 道教是一种彻底的宿命论。他通过居易安命、消极避世的思想和相面、爻卦、测字、批八字等手段, 让人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官的所以当官享富贵,自己所以低人一等受苦难,皆是天命。力再大, 也胜不过命。个人的努力终是枉费心机。官老爷作威作福,老百姓终生受奴役,此是天经地义。让官老爷 给百姓当公仆,官老爷的任免由老百姓说了算,这岂不是天地颠倒,乾坤倒转?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将道教对中国人的心理塑造描述得很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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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年间,广东地面有位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中了相公,同年又是乡试年,范进想再接再厉, 参加乡试,以谋取功名。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缠,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 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道: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的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于你的。如今痴心就 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的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 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明年在我 们行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 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嗑西北风!”。 范进被丈人一顿夹七夹八骂的摸门不着,只好瞒着胡屠户偷偷进城乡试。不曾想一炮中标,中了举人。 谁知又乐极生悲,范进接到中举的捷报后,竟喜疯了。凑热闹的邻居中有一人给大家出主意,说范进是欢 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需找一个平日他怕的人,打他一嘴巴,吓一吓他,使他将痰吐出来,就好了。 于是众人想到了胡屠户。 胡屠户做难道: “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 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作这样的事!” 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诸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爷不知 叫判官在薄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铁棍打完了,也算不到这 笔账上来。或者你救了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替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 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值得连斟两碗酒喝,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凶恶样子拿出来, 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 “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了?!” 一个嘴巴打过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 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胡屠户 站在一边,不觉那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在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到: “果然, 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你们想知道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吗?看看胡屠户那扭曲的手就知道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 的生理功能! 在道教众多的伎俩中,相面算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了。它因简单、直观,早已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 不仅蒋介石在任命干部时,会将面相作为参考。就是“反封建”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会自觉不自觉 地将面相作为人才鉴别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没文化的群众中,“以貌取人”的现象更是严重。 在欧美,人们以精干、健壮为美,以在战争中负伤为荣,以胖为丑,视肥胖为懒惰、疾病、甚至贫穷 的象征。而在中国,人们却以胖为美:“富润物,德润身,心宽体胖。”(47)“腹肚下垂,福禄绵绵。”“头 大无肩,富贵长年”(48)“脐深容李, (肚脐能容下李子)富贵自起”(49)“腹如抱儿,四方闻知” “腹悬向 下,富贵主寿。腹坠而垂,智合天机”(50)…… 中国人还以全身没有伤疤为荣贵,有了伤疤就等于破了相,就不完美了,也就不能“奉天承运”了。 王洪文没能当上皇帝,中国的许多百姓就认为这是王在武斗时面部受伤,留了伤疤,被破了相所致。而像 毛泽东、邓小平等“皇帝”出生枪林弹雨,竟毫发未损,这就让百姓们顿生敬畏之心。认为此种神秘非真 龙天子受到上天保佑不能解释。仔细一想,竟有“道理”:久经战争而无伤疤的人,不仅是聪明的,更是狡 猾的。而凶狠、狡猾,不正是龙的本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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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人心中的美,能让他们选举出名副其实的公仆。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们选举出(就是有选举权的话)一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爷或者是猪。 虽然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曾将道教的诸伎俩视为封建糟粕而进行过批判,但在现实中,它仍广泛地活 跃于中国社会中,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至国家领导,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下至农夫村姑,都或多或少 地受着他的影响和支配。 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四处游走的或在街头摆摊的、形象猥瑣的算卦神汉们,他们对一个人的论断,足 可以影响他的一生,足可以改变周围人对他的看法。 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十分巨大。许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算卦仙们的卦语来设 计自己的人生。 还有更多的人,让算卦仙儿们根据五行、八字、笔划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使得自己的孩子一 出生便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这些少数的算卦仙儿们,中国社会中上有更多的略知阴阳、粗通八卦 的准算卦仙儿们。他们人数众多,散布在各个阶层。从他们嘴里偶尔吐出的一两句“道经”、甚至一两个道 教词汇,对周围人的灵魂的穿透力丝毫不亚于《圣经》中的词语对一位虔诚基督徒灵魂的感染力,甚至更 强。 基督徒尚且时常去教堂靠圣灵巩固信心,而道教的一些话语,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耳朵,就会很快 在他的心里扎根,伴随他的一生。可怕的魔鬼撒旦的伎俩。 (“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在中国,道教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今日的民间仍然有着庞大的市场。它比儒教飘逸超脱, 因此他也比儒教隐藏得更深。在儒教遭到打击时,它总会成为儒教的避难所,使儒教免遭灭顶之灾。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人追求民主已经近百年了,但民主仍没能在中国安家。这也难怪,中国人追 求民主,动机并不纯正。中国人并不是忽地良心发现,要去求得人道、平等、博爱的,而只是将民主视为 救国图存的工具。当生存警报解除了,民主也就成了一个危险的异物而,遭到免疫排斥了。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以儒教为代表的龙文化,就是禁锢中国人的、新文化先驱们试图打破的铁屋子。 然而,直到今天,这个铁屋子仍没有被打破。看来,龙文化并非铁屋子那么简单。他是一个魔圈,有弹性、 会伸缩、能变化,且有自我修复能力。中了毒的国人会产生十足的惰性和排外性。而在魔圈中怡然自得, 并没有被铁屋子禁锢的痛苦。 现在,儒道教在中国的市场仍然很大。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人的身心。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早得很 呢。今天,中国专制政府又贯彻三个代表,鼓吹民族传统,提倡儒家文化,带领全国人民走回头路。这是 以龙为靠山,誓将专制进行到底。看来,中国的民主更是遥遥无期了。 但是,民主之路是必须要走的。只是早走晚走的问题。地球在变小,全球在变得一体化。伴随着经济 全球一体化的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一体化。世界是朝着单极、一元化的方向发展的。任何鼓吹世界多 极化的人都是痴心妄想,自欺欺人。 上帝之道和歪门邪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祂不是信则灵。上帝之道,你信不信都灵。上帝的法则无处 不在。聪明的,上帝领着走。愚蠢的,上帝拖着走。领着走的,上帝给的是糖果。拖着走的,上帝给的是 鞭子。拖着也不走的,只有死路一条。 上帝之道,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民主是基督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不种树怎能得到果实呢?嫁接而来的果子,还会是原来的味道吗? 许多人一提到民主,马上就会想到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体,就会想到古罗马的共和国,似乎和基督并 无太大关系。这种看法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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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爱琴海中心位置的雅典,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了 其政治上的革命。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就出现了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是不完全的民主。占居民中大 多数的奴隶和外邦人并不享有公民权,带有很强的局限性,只能适合于海上贸易发达的小城邦。后来,为 了防备波斯帝国的入侵,雅典城运用民主原则带头联合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 原则上盟邦地位平等,但实际上,同盟的行政、军事、财政等领导权从开始就掌握在雅典手中。公元前4 50年,民主同盟已变成一个帝国。这个海上的雅典帝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相比并无多少优势,他虽然 凭借着海上的军事优势防御波斯的入侵,但他最终未能阻止希腊半岛上另一个军事强国斯巴达的进攻。随 着雅典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城邦民主政治也就寿终正寝了。 早期的罗马城邦与雅典很相似,商业的发达,使他废除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与雅典相反的是, 让共和国丧失民主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军事上的成功。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民主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转向 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军队的性质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罗马军团由平 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疆土的扩张,财富的大量涌入, 也使得罗马人原有的节俭、禁欲、勤劳等与共和国相匹配的美德丧失殆尽……到公元前 27 年,军事寡头屋 大维统治罗马时,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雅典和罗马的民主政治所以都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没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作后盾。缺乏信仰 支持的民主政体,更像是一个公民利益的分配方案。这种“分配方案”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战争考验和巨 大财富利诱的。 耶稣基督如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 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 房子盖在砂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马太 7:24) 经中世纪千年基督教奠基的欧洲,由于商业的发展,人们又选择了民主。尽管古代的民主为现代民主 提供了闪光的思想,但今日的民主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的复活。今日的民主已不再仅仅只是个政治 体制,而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使民主重生、发扬光大且战无不胜的,不是雅典、罗马,而是耶稣 基督。 1620 年,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捕鱼船,悄然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大西洋对岸的新大陆。船上一共 102 人,其中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教徒——清教徒,还有个别的流浪者、破产者等在旧世界失败的 人。环境的压迫及对新世界的向往,使他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即使在一个不适合航行的季节,扬帆远 航。 清教徒,是英国新教教徒中的一派。起源于 16 世纪中叶的英国,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信奉加尔文宗 教思想的改革派,后从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由于他们要求“清洗”国 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并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而得名。 清教徒是这条船上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价值观念相同的知识分子。 “五月花号”经过 65 天与风暴、疾病、饥饿、绝望的搏斗后,终于看到了新大陆的海岸线。缺水、缺 粮、困乏的煎熬,而新的大陆已经在望,但这时,船反而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着:我们 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 弄清楚之后再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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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船上 51 名成年男子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如 下: “为了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 的家园。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 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证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 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后来被一本名为《美国赖以立国的文件》的书列为第一号文件。从精神实质来看, 《五月花号公约》应该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 这一批最早的美国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五月花号公约》中的上帝,绝非作秀,而是 一个真实的存在。正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在一片新大陆上建造“上帝之城”,这些清教徒们艰苦卓 绝,百折不挠。即使是在登上大陆后的第一年内,因疾病、饥饿而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的时候,他们也不 灰心,不退缩,最终坚持了下来。 他们以自己的实践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他们的子孙及后来者继承了他们的理想,最终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同样是清教徒,于 1638 年因反抗英王查理一世对清教徒的迫害,反对国王在苏格兰强制推行主教制的 英国国教,而爆发了英国革命。清教徒组成自己的军队——国会军,领袖是激进的独立派(清教徒分为长 老派和独立派)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将长老派从国会中清洗了出去,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于 1649 年 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1653 年,克伦威尔驱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1658 年,克伦威尔逝世,其子查理• 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查理的昏庸无能,以及国民对清教徒统治下的受限制的、过分俭朴的生活的厌倦, 使得国内局势混乱。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88 年,清教徒发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推反了斯图亚特王朝。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 ,并 与新国王威廉三世达成协议,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国王采取信仰自由原则,即在事实上承认 了清教徒的合法地位。 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曾这样评价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面:虔诚、 商业、自由。”(《论法的精神》二十编,第七章) 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英国,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革命也是在英国。为什麽偏偏是在英国?难 道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不是的,英国人所以会成为人类前进队伍中的领头人,仅仅是因 为他们最虔诚,是上帝最虔诚的子民。 同胞们,可知道对上帝的虔诚与商业、自由的关系? 从封建君主制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再到美利坚的共和制,这是民主的良性、健康的发展过程。 相比较,欧洲大陆的民主进程就艰难了许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了近百 年的思想启蒙,法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呢?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起义,攻打巴士底狱。 1792 年,雅各宾派推翻封建波旁王朝,处死路易十六,建立第一共和国。废除公元纪年,实行革命历 法——共和历。 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政变。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政权,处死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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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 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建立第一帝国。 1814 年,“反法同盟”国家逼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 1830 年 7 月,爆发七月革命,起义者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 1848 年 2 月,爆发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 1851 年,拿破仑的侄儿,路易•破拿巴发动政变,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 1870 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民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 1871 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建立巴黎公社,被镇压。 法国的民主可谓一波三折,步履艰难。为什麽会如此呢? 答案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藐视了上帝所致。 在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是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预世事,听信自然 规律支配一切的神学观点)者,一部分干脆就是无神论和唯物论者。自然神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许多 也是无神论的过渡和隐蔽形式。总之,许多启蒙思想家们凭借着理性的启蒙,在当时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 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上帝。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有人甚至将十八世纪称为伏尔泰世纪。伏尔泰是自然神论的 代表人物,是反封建的一面旗帜。他反对宗教,认为宗教是理性的最大敌人。因而他鼓吹无神论的中国, 敬仰无神哲学大师孔子,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封为“孔庙大主持”。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中国描写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东方乌托邦: “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 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时代。”“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了(指中国明朝)”“在这 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 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伏尔泰对无神论中国的肉麻的吹捧,不仅是在攻击基督教会,也是在变着法儿否定上帝。 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吹捧中华帝国,不只是伏尔泰一个人,而是一个潮流。众多吹捧中华帝国的思想 家们,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否定上帝,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是在明白地告诉大家:看,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 美好的国度,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 欧洲大陆自思想启蒙以来,就陷入了关于“民主”的理性争吵之中。争吵的结果,是吵出了无神论的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而在这期间,位于大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凭着宗教虔诚,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民主实践。他们 的实践成果,以不争的事实成为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理性辩论中无言的、但却是最有力的论证。英国和 美国,尤其是美国也最终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楷模。 有了点理性的进步,人们就忘乎所以,是人类的一个毛病。理性是把双刃剑,他可以成全人类,也可 以毁掉人类。他可以制造出民主,也可制造出极端专制。理性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的信仰。在今天信息发 达的理性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信仰。 看今日世界,从西到东,民主递减。美国最民主,中国最专制。为什麽呢?原因很简单:美国离上帝 最近,而中国离上帝最远。 ———————————————————— ⑴(《论语•颜渊》) ⑵(《中庸》) ⑶(《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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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孟子•梁惠王》) ⑸(《论语•泰伯》) ⑹(《中庸》) 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⑻(《论语•颜渊》) ⑼(《白话四书五经•礼记•礼器》) ⑽(《礼记•曲礼下》) (11)(《论语•尧曰》) (12)(《中庸》) (13)(《左转•哀公五年》) (14)(《新书•服疑》) (15)(董仲叔《春秋繁露》) (16)(《易经•系辞传》) (17)(《论语•颜渊》) (1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19)(鲁迅〈阿Q正转〉) (20)(《论语•里仁》) (21)(《礼记•曲礼上》) (22)(《孟子•万章》) (23)(《孟子•告子》) (24)(《论语•子罕》) (25)(《论语•为政》) (26)(《论语•子路》) (27)(《中庸》) (28)(《礼记•曲礼上》) (29)(《论语•颜渊》) (30)(《管子》) (31)(《大学》) (32)(《论语•阳货》) (33)(《孟子•离娄上》) (34)(《孝敬》) (35)(《论语•为政》) (36)(《礼记•曲礼上》) (37)(《礼记•内则》) (38)(《读者》2002、12《中国父亲排第几》) (39)(《读者》2002.21) (41)(《孝经》) (42)(《辛亥革命前十年论文选集•说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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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论法的精神》) (44)(《论语•乡党》) (45)(《论语•乡党》) (46)(《全球通史》p72) (47)(《大学》) (48)(〈麻衣神相〉) (49)(〈月波洞中记〉) (50)(《玉管照神局》) 《被欺骗的中国人》 十八 儒教是民主的天敌 全文完

十九 儒教是腐败的根源

1945 年 7 月 7 日,黄炎培等五位民国参议员访问延安。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 文中有这样几段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兴也勃焉,其 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律。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 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有过这样的对话: 傅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 20 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 年、40 年 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戎子和答: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 30 年、40 年,就是 50 年、50 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毛泽东不仅说了,他也做了。建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搞运动,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批林批 孔,他的确成功地将腐败的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之中。然而,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并 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群众不过只是他手中的工具。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也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志 而已。如果哪个大字报不合他的胃口,就会被视为毒草掐掉,作者也会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专政。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说的很漂亮,也是正确的。的确,只有民主,才能使得中国人跳出传统的兴衰 周期律。但可惜,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梭所倡导的 能代表“公意”、“所有人利益”的“严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制”民主,而不是孟德斯鸠所倡 导的只代表“众意”、“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议制”的民主。 表面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更科学、更博爱。但是,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 谬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制民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就象卢梭所言:“为了很好地表达公 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⑴ 人是有罪的,人是自私的,人世间是不完美的。政府能 够尊重、代表大多数人的“众意”,已经是人的能力的极限了。卢梭所追求的代表所有人意志的“公意”, 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强求,只能得到一个贴着“人民民主”标签的绝对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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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民主”是建立在否定秩序的“绝对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绝对的平等”正是孟德斯 鸠所批评的“极端平等”。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 地一样”。“民主原则的败坏,不仅发生在人们丧失平等精神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产生极端平等精神。每 个人都要同他们选举的领导人平等的时候。” 孟德斯鸠认为,不平等将会导致贵族政治或一人独裁,极端平等将会导致绝对独裁。毛泽东所言的“民 主”正是产生绝对独裁的“人民民主”。 就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言:“有三类暴君,一类是施暴肉体,一类是蹂躏灵魂,一类是肉体灵魂一齐压 制;第一类称作帝王,第二类称作教皇,第三类称作人民。”⑵ 虽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反腐败很成功,但这是以国民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的贫穷为代价 的。这种饿着肚子的反腐败,是不会支撑太久的。他一死,也就真个“人亡政息”了。伴随着改革开放是 腐败的开放,是腐败的东山再起和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建立政权,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共 29 年,刚刚不到 30 年,共产党的腐败“进程”被傅作义不幸言中。 毛泽东专制权力的继承者,第三代君王,面对普遍的、危及生死政权存亡的腐败,并无灵丹妙药。他 也许比任何人都清除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但他出于一人、一党私利,出于个人的“阶级”感情,专 制政权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默认腐败的存在。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 力将腐败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求延长政权的寿命。于是谆谆教导全党同志要严格自律,要能抵制住 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要以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腐败问题。这无非是在告诉党徒:如果你们腐败没有 节制,让党亡了,那你们也就再也没有腐败的机会了!三个代表之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真正 含义是代表最广大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人性是恶的,靠自律来抑制腐败,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专制者本人也未尝不知道这是在得过且过。 共产党最终会因腐败而丧失政权的宿命,是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但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 共产党“气数丧尽”是在 10 年之后,还是在 100 年之后呢?能够像明朝、清朝那样长寿,估计就是今天鼓 吹儒家思想、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的专制者的最高理想了。最起码,坚决不能让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来 的江山断送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 如是观之,中国共产党仍没有逃脱黄炎培先生所言的兴衰周期律:开国皇帝能以上个朝代因腐败亡国 为鉴,能凭借着在战场上浸染的血腥气对腐败的官吏痛开杀戒,而第二、第三代皇帝便开始安享太平,官 僚们就开始腐败,直到腐败将这个王朝毁灭为止。取而代之的下一个新王朝仍如法炮制,同样逃脱不了这 种命运。如此的兴衰循环便构成了中国的历史。共产党所标榜的“新中国”,其实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 旗号的一个新的传统专制王朝罢了。毛泽东的反腐败,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专制帝王的范畴。他的手段并 不比朱元璋高明、严厉多少。 这个兴衰循环的周期律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如果你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你 就会发现这个周期律其实是个魔圈,或者说是个龙圈。 欧洲、日本社会也有新旧更替,但这和中国的魔圈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日本社会的新老更替和社 会的进步,他们的革命、维新,针对的是社会制度、游戏规则,而不是做游戏的人。因此,社会制度改变 了,旧的皇室仍然可以存在。而中国则相反,造反所针对的是打牌的人,而不是打牌的规则。中国的改朝 换代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仅仅是重新洗牌。打牌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欧洲、日本的社会,是向前走的。 中国的社会则是在原地转圈的。 中国文化是怎样打造这个魔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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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为其划出了基本蓝图。 阴阳家的代表是一个在当时战国时代备受诸侯们尊崇的“神仙”式的人物邹衍。他运用中国人所认为 的宇宙的五大基本元素——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循环。他认 为每个王朝都有属于自己的与五行相应的品德。“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⑶ 即: 舜属土德,夏属木德,殷属金德,周属火德。这五行之间又是循环相克的: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 克土,土克水……于是王朝的循环更替便是天经地义的了。 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将历史与未来按照严格的五行顺序编排进一个封闭的首尾相连的循环系统之 中。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历史循环论,到汉代经董仲舒之手与儒学杂交,衍演而成中国的政治神学。 其次,有孟轲的“革命”论,为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武器。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杀其君,可乎?” 曰:“贼(败坏)仁者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杀 君也。”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⑷ 孟轲明白地告诉人们,如果皇帝不遵守儒教的规矩,那他就不再是什么真龙天子,而只是个独夫民贼, 人人可以得而杀之。儒教的规矩那么多,谁能保证一辈子不违犯一次?显然,孟轲的“革命”理论为图谋 不轨的枭雄们提供了政变、造反的漂亮借口。 最后,儒教让一个王朝腐败、坏死,以使下一个新的王朝取代它。 儒教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儒教的“仁爱”观,第二是儒教的道德虚伪,导致的低薪制。 儒教的“仁”的核心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于是一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 的亲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婆、孩子谋求一个高职位,安排一份好工作——这并不犯法,也无人 追究。然后,就是裙带关系,给自己的女婿、儿媳安排个高职位、好工作;再往后,就是“泛爱众”,为 亲戚、同学、战友、老乡们牟取方便…… 这些现象被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称之为“走后门”。虽然老百姓对此很不满,但同时又对他特别的宽容 和理解。因为这些初级腐败现象,都是寄生在“情”字上的。在儒教“仁爱”观的长期教化下,使得中国 人对以自己血缘为核心、以自己交往为半径的小圈子内的人的关怀照顾,视为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所以这 些为了“情”而搞特殊化,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百姓的眼中,简直是一个人富有爱心的表现。 相反,如果一个干部很原则,不徇私情,六亲不认,那他将会被认为很“生”,没有爱心,是个不通 人情的刻薄之人。他就会因此得罪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并且还得不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他会成 为中国社会中的失败者遭到人们的嘲笑。 儒教的“仁爱”一旦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那他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是拥有无上权 力的皇帝本人想彻底的反腐败,也会投鼠忌器,犹豫不决。因为皇帝要真的彻底的反腐败,那他就不仅仅 是在向腐败开战,他还是向儒教开战,向“爱”开战。那他就必然要落个暴君的坏名声,甚至会因此而动 摇自己政权的根基。 儒教的“仁爱”其实是中国腐败的避风港,是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在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算是个数一数二的帝王了。但就是这么严厉的现代君主,也没能杜绝“走后门”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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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等毛派人马,就借助运动批“走后门”,并想以此为突 破口批判周恩来及传统思想严重的老干部。但过了不久,这种被称为“三箭齐法”的做法,就被毛泽东所 制止。理由是担心批“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 是的,“走后门”在中国太普遍了,批“走后门”的打击面太宽泛了。一味批下去,要么会使运动流 于形式、化解乌有,要么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而引火烧身。 今天中国的民众,对毛的评价是好坏参半的。而对周的评价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称好。在中国,周的 确是个好人,他将传统文化美的一面表现的很充分,而他身上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却被中国人视而不见。 什么阴暗面?就是吃喝风,走后门,官官相护。中国的民众只知道周是个好人,但不知道周还是“新 中国”吃喝风的鼻祖,走后门的师爷,官官相护的楷模。就是知道了,也不计较。因为周的行为最符合中 国传统的价值、审美观念。从周恩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就可以看出反腐败在中国有多么难。 中国民众、中国帝王对寄生在“情”上的腐败的宽容、暧昧,表现了中国人理性的幼稚,表现了中国 文化的混沌性:感情和理智混淆一谈,分不清楚。实质地讲,是情感高于理智。而感情、感性的特征,就 是混沌。中国文化的感性化、混沌性,暴露了中国文化女性化的实质。 腐败既然扎下了根,就会像病毒一样迅速繁衍传播。官僚们打着“情”字招牌以权谋私,得到了不少 好处,又没有得到惩罚。时间一久,他们权力的触角就会慢慢地、偷偷地超出“情”的范畴,为自己谋取 更大的好处了。自己不出面,但可以纵容、唆使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权力经商,将自己的权利转换成货 币,还能将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洗得干净些。亲朋好友托自己办事,也不能单凭过去的几 滴淡水之情了,还要会来事儿,够意思才行。再发展下去,干脆不看情面了,还是一把钞票一手清来得爽 快、省心。谁上的贡多,就给谁办事儿——别怪咱无情,市场经济吗,竞争是残酷地…… 普通百姓们既无力、也无心去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埋下头来,苦心经营,巴结权贵, 以去适应现实,以求能分杯残羹。 这些生力军的加盟,又使得权力是中国开放后的市场中唯一的“短缺资源”——权力的货币价格一路 攀升,腐败也就更加花样迭出,更加糜烂败坏。随着时间的推演,他会愈演愈烈,直到这个王朝的崩溃。 皇帝当然知道腐败对自己江山社稷的危害,也不忍心国家的、当然也就是皇帝自己家的财产都被大小 官僚、蛀虫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所以,皇帝们都是反腐败的。 但是皇帝的反腐败,是有很大局限的。他的监察手段再高明、再严密,也禁止不了官僚们的集体作弊。 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抓几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杀鸡吓猴,以儆效尤。他并不敢动真格的,因 为他的专制统治离不开这群官僚。就算动真格的,将腐败的官僚们全部杀光,也没有用。因为新上来的官 僚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旧官僚们一样腐败。因为腐败的策源地、大本营、腐败的温床不是别的,正是 专制政权赖以长期生存的儒教。 因此,中国历代的反腐败,都是象征性的。他所体现的,仅仅是中央皇帝与地方官僚们之间的意志较 量后的妥协。中国的皇帝和腐败官僚就像迪斯尼中的猫和老鼠一样,它们之间的斗争游戏,只是一场没完 没了的闹剧。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被百姓们所称颂的清廉之官,但这些“清官”代表的也只是皇帝的利 益。清官和污吏的斗争,也只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斗争的又一个表现形式。 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的王朝更是如此。中国王朝的“骨”是法家思想,“肉”是儒家思想。 当这个有机体的骨肉比例均匀时,他是强壮有力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肉会愈来愈多,机体就会变得臃 肿、行动迟缓,血脂也会逐渐增高,进而出现脑血拴、半身不遂。这时,这个机体离死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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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随着时间的延长,儒家思想会愈来愈重,社会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 下等腐败现象。当“儒教血脂”愈来愈稠,开始阻塞“血管”,使得政令不通、资金流通不畅而造成“局部 缺血”时,中央对地方就开始失控。这时候,这个王朝的气数也就将尽了。 帝王们的反腐败,充其量也就是减减肥而已。有了秦朝暴亡的前车之鉴,后来的专制者们是没有胆量 焚书坑儒将机体上的“肉”剔除干净的。然而,减肥顶多只能延缓一下寿命,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跳不出兴衰循环的周期律,跳不出这个死亡的魔圈。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个王朝和一个集团内部的腐败程度,是与他们心灵中儒家思想所占的比重成正 比的。因此,儒家思想完全可称之为“腐败思想”。儒教完全可以作为腐败的代名词。 儒教这个温柔的“肉”,是中国专制王朝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腐败也就是中国专制社会 的一个永久的组成成分。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吸取了秦朝暴亡的教训,废除了一些暴政,重新尊崇儒术。 汉代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他为自己冷酷的中央集权专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这个温情的面纱就 是儒教虚伪的道德,以及虚伪道德带来的官吏低薪制度。 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官吏们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秦代时冷酷的惩罚者和无情的统治 者,而是爱护百姓的慈祥的父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是百姓们学习的道德楷模。 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吏的低薪制度。施行低薪,并不是因为中央朝廷吝啬,而是因为这是儒教道德的 必然要求。儒教不是宣扬人性本善吗?儒教不是让人重义轻利吗?儒教不是让人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 道吗?儒教不是说官老爷都是本性善良、道德高尚的的大人君子吗?薪水给多了,官老爷们不都成了见利 忘义的小人了吗?还怎么让百姓们心悦诚服,俯首贴耳,顺从专制呢? 随着儒教的日益深入,中国的专制愈演愈烈,官吏的薪水也就愈来愈少。到明代,百官的俸禄很微薄, 仅够官吏们填饱肚子。明朝正统年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上奏道: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 之间仰事府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⑸ 一石为 160 斤,明朝一斤为 590 克,一石白米为 94.4 公斤。按今天百米每公斤 2.6 元的零售价算计, 一石白米仅相当于 245.44 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三石白米也不过相当于 736.32 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曹泰这个省级干部要求增薪的奏折,虽然像要饭的一样可怜巴巴,但还是遭到了户部的驳回。 “新中国”同样实行的是低薪制,其薪水标准之低,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按 1985 年改革后的新工 资标准,国家主席工资是 530 元(月基本工资),总理的工资是 380 元,部长、省长的工资是 355——205 元,局长、厅长的工资是 230 元--160 元,处长的工资是 170 元——122 元,科长的工资是 131--89 元, 办事员的工资是 82——52 元。⑹ “新中国”的低薪制,不只是传统的延续、加剧,它里面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在薪水制度方面,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竟不谋而合。以人性本善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使得社会主义也不 能给干部们高薪。薪水一旦给高了,公仆们还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他们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凭什麽一定要我们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 “导师”的水平毕竟还是远远赶不上“圣人”的,社会主义的低薪制实行了不到一百年,而中国 的低薪制从汉代始已经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圣人”的奥妙何在?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饥、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官久自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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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比“导师”厉害,他原来搞的是曲线救国,清廉只是装装门面,给老百姓做做样子。君子们 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个什么“道”呢?“圣人”坚决反对君子们去经商,又要君子 们拿低薪,那这个“道”只有是受贿贪污之道了。 “圣人”果然没让他的徒子徒孙们受穷,学而优的仕们,虽然薪水微薄,但并不困窘,反而一个个脑 满肠肥,阔绰的厉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中国传统的低薪制度的表面下,还存在着一个灰暗 的、 “圣人”所设计的财富等级分配的“高薪”制度。这个暗渠道给官员们支付的高薪,是如此之高。使他 们可以完全将朝廷的低薪忽略不计。于是,国家低薪的明文制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儒教的虚伪,使得中国的官吏们在表面上拿着低薪,做着安贫乐道的道德文章。背地里却使出种种卑 鄙手段去巧取豪夺、坑害百姓。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立牌坊的婊子,要比赤裸裸地当婊子还要让 人恶心。因为她不仅仅犯有奸淫罪,并且还犯有亵渎“贞节牌坊”罪。儒教的虚伪,对真正的道德是一种 最大的亵渎。 一位中文名字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于清朝末期(1872 年)来华传教,并在中国居住生活了近 50 年,他对中国官员的虚伪很有感触: 中国的政治家(官员)的生活与官方公文,用一句话来概括, “言词最高尚,行为最污秽。”就像卢梭 的“忏悔录”一样。他杀掉了上万的人,然后不断引述孟子关于人性生命的神圣性的一段论述。他将交给 自己保管的作为修筑河堤的钱款据为己有,由此导致泛滥的洪水淹没了整整一个省,而他反过来又为广大 农民失去大量土地而加以伤心。他与你达成一协议,在其中秘密地宣称,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骗局。后又 反而大声痛斥伪证罪。大部分中国官员就仗着以上所描述的这般丑恶的嘴脸。⑻ 例外的表里如一、耿直清廉之士也是有的。明朝成化年间,有个叫弘的清官,为官清廉不接受灰色收 入,结果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后反遭诬陷下狱受审。宦官尚亨奉命抄家,结果只收出几间破 衣裳。100 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出来一位清官,叫海瑞。他也是不肯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结果穷得要靠自 己种菜自给。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屡遭同僚的排挤打击,死后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专制帝王对官吏们的小动作心知肚明,但他们似乎对“圣人”所设计的官场虚伪作风并不反感,更不 想去纠正它。因为这种虚伪对皇权专制是有利的:虚伪的低薪不仅可以欺骗群众,并且还可以逼着官吏们 去贪污。你一贪,就成了有罪之身,小辫子就攥在皇帝手里了。如果你有什么离心离德的言行了,或者是 看你不顺眼了,皇帝随时随地都可以名正言顺将你的乌纱帽、甚至脑袋拿下。这样,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成 了偷了主子家的财物,欠主子“二斤牛肉钱”的贼奴才了。 这种腐败的政治格局,可以使得中央专制权力发挥到极致,再也没有什麽东西能阻挡中央专制权力滥 施淫威了。这也是今天中国的贪官们纷纷将子女、黑钱送往国外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太没有安全感了。 自己的命运并不操在自己手里,就是整日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也不行。悬在头上的那把无常 利刃,随时会落下来结束自己政治生命,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一无所有、身陷囹圄的贪污犯。 专制帝王暗示、纵容、强迫官员们去贪污受贿,然后再按自己的心意反腐败,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朝廷中央可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更能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中央朝廷不断的反腐败,一方面可 以平息一些民愤,另一方面,还能将专制压迫所造成的人民内的阶级敌对情绪转移集中到官僚身上,使人 民相信皇上始终是仁政爱民的,中央的精神是好的,只不过皇帝、中央的“好经”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 —贪官污吏们给念歪了。 不知道老百姓们想过没有,就是官吏们不贪污,那些钱能到老百姓的手中吗?中央朝廷将钱全拿了去, 谁能保证它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能保证他不拿全国人民的脂膏去蓄养后宫以供自己淫乐?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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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它不拿全国人民的血汗去蓄养军警来镇压人民?中央的财务向人民公开吗?中央制定的苛捐杂税经 过人民的同意了吗?在中国个别的廉政的年代里,人民难道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了?…… 通过历朝历代的专制苛政上看,如果说贪官污吏是贼,那么朝廷中央就是强盗。贼是在黑暗中偷窃, 强盗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 在这出由“圣人”导演的、由皇帝和官僚们合演的“双簧”戏中,最终上当受骗吃亏受难的不是别人, 而是袖手旁观的观众:老百姓。 专制需要恐怖。长期专制需要恐怖加欺骗。要欺骗就要尊孔崇儒,要崇儒就要实行低薪制。实行低薪 制,就必然会导致腐败。中国专制政体是一个设计精确、环环相扣、浑然天成的整体。腐败是这个整体中 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到腐败,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误区一,是认为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经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许多国 家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都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标志。这种转型期的腐败, 将会随着社会制度、市场法规的逐步健全而逐渐消失。 误区二,是将今日中国社会中的腐败,与欧美民主国家中的腐败混淆一谈。认为腐败是人类社会中不 可避免的现象,反腐败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今天的腐败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一种观点属于眼光短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眼前的经济现象所迷惑。 是的,如果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后,能够逐步完善,一步步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并逐步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法制政体,那么这期间的腐败的确会因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消失。 但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是在走向真的市场经济吗?中国是在走向民主、法制吗?自共 产党提出“三个代表”后, “转型期”这个词汇,又再度火爆起来。是的,今日中国是在转型,但它是在转 向哪里呢?是转向民主、法制,还是转向专制?今天, “三个代表”之后,凡是口称“转型期”者,不是居 心叵测,就是弱智,或是在做阿Q式的自慰。 从周朝时的“硕鼠硕鼠,无食我粟”⑼ 到战国时的“举世皆浊我独清”⑽ 再到三国时的“汝言我等 甚浊,其清者是谁?” (11)直到清朝时的“事实上,官员阶层总的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相反恰恰是帝国里 最坏的一群。一位精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道:皇上下属的文武百官,都是一群坏蛋,全部都该杀掉, 不过,杀掉我们也无济于事,因为下任也是同样的坏。”(12)………中国的腐败源远流长,怎会是市场经 济、“转型期”的“专利”?! 再说第二个观点。 有个笑话,讲一个新上岗的记者,请教主编,究经什麽才算是新闻。主编告诉他一个秘诀:狗咬人不 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W市出现了一则新闻:某领导拒贿 11 万元人民币,受到了是领导的高度表扬, 并号召全市的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刚听到这则新闻,别人竟和我想到了一块儿:说不定背后有什么猫腻呢。他是谁呀,这么高尚?再一 想,不对劲儿。作为国家干部,拒贿是份内之事,受贿属于违规、违纪、刑事犯罪。一名干部只是遵守了 干部的最基本的准则,怎麽就成了先进事迹,受到了表扬,还成了新闻在报纸报道?这种怪现象的出现不 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中国,官员受贿属于狗咬人,官员拒贿属于人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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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民主法制国家也有腐败,但他们的腐败是新闻,属于人咬狗。他们的廉洁不是新闻,属于狗咬 人。百分之百纯洁的、一尘不染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可悲的人性所决定的。没了邪恶,人间就成了 天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好坏不分。上帝与魔鬼俱存于我们的心中,时刻在争夺我们的灵魂。正义与邪恶 也共存于我们的社会中,时刻在进行着斗争。问题的关键是,看哪一个占上风。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整体性的。在中国悠悠的历史之中,正气永远不占上风,永远是正不压邪。 “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在无意之中,道出了中国社会的邪恶本质。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化的。 中央集权是法家思想的产物。等级礼制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二者相斗了几百年,在汉代一下子被捏在 一起,是需要磨合的。公元前 81 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 法、儒思想磨合的见证。 在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其中他们就谈到了腐败问题: 桑弘羊说: “是啊,很笨拙的医生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 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 得无厌。” 儒生说: “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 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 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 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 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 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 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13) 这是一种“腐败有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仍很有市场。他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在实行低薪制的中国 中央集权专制社会中腐败存在的“合理性”。 腐败在儒教中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儒教的理想社会是制礼作乐、封土建侯的周代,并非中央集权的汉代。薪水低了,他们内部的等级差 别就微小了,所以中央集权的低薪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而平均主义并不是儒教的财富理想, 和儒教的等级礼制相配套,儒教的财富理想是一种等级的财富观念。 周代的分封土地就是严格地、按等级礼制进行的。而土地是周代士大夫们的主要财富。 “孔子曰:…… 不患寡而患不均”(14)孔丘这里所说的“均”并不是我们常理解的“均贫富”和“平均”的“均”,而是 等级均匀的“均”。儒教的这种财富理想,随着周代分封制的灭亡和中央集权的建立,而遭到了严重打击。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汉代重尊儒术后,儒教的等级财富观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它不是以周代的封土建侯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方式就是腐败。 腐败、权力的充分市场化,最终使得儒教的等级财富理想得以实现,并最终塑造了一个低薪与腐败共 处的“暗制度”、 (“黑制度”、 “腐败制度”)。这个不成文的暗制度,其实才是中国人为人处世所真正遵守的 游戏规则。遵守了这个规则,你就是贪污了,你仍是个好人。不遵守这个规则,你就是不贪污,你也是个 坏蛋。许多贪官之所以翻了船,就是因为没能很好得遵守这个“暗制度”,没能理顺好上下级关系、没能将 财物进行“合理”的分配所致。 中国的腐败是整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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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腐败的不仅仅是皇帝、官僚,还包括老百姓。 面对中央朝廷的豪夺,面对官僚集团的巧取,面对井然有序的腐败,受儒教教化的中国百姓,并无反 抗之心,只有适应之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发牢骚有什么用?实际点儿,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才是。 人家是由小到大,一点一点贪起的。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最大限度地利用自 己的工作职位为自己捞实惠才是硬道理。售票员将紧俏的卧铺票加价卖给票贩子。医生只给病人开有回扣 的药品。交警专查外地车辆,大笔一挥就是 200 元的罚单。司机们早懂得行情,只缴 50 不要单据。警察先 让小偷们作案,完事后再罚款,以后干脆是先“罚款”后偷盗。警匪达成默契,我罚我的,你偷你的,大 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此所谓警匪一家。警察还会和暗娼勾结, 诱骗良民,然后警察抓嫖罚款,事后与妓女分赃,此所谓警妓一家…… 此类腐败被称之为行业不正之风。没有此等职权的普通工人也有办法。人人“爱厂如家”,许多厂里的 东西,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家里的东西。看门的师傅则睁只眼闭只眼,看得严了,得罪人,对自己没有任何 好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于人方便于己方便。食堂的师傅将大块肉带回自己家,自己装着看不见,师傅就 会知恩图报,不仅自己吃饭不要票,并且给自己打得菜份量足且多肉,平日对自己还客气有礼。管道工将 铁管带回自己家里,自己睁只眼闭只眼,管道工人也会知恩图报,自己和朋友家里需要装水管了,只要和 他打个招呼,他就会很快干好…… 这些交易既无需签订合同,也无需策划于密室,很多时候仅仅需要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微笑或者一个宽 容的眼神,双方就能达成共识,形成默契。 做此类事情,中国人的“聪明”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 那农民又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靠山的乱砍乱伐,靠水的滥捕滥捞,靠铁路的就学“飞虎队”扒火车, 能偷则偷,不能偷则抢……是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此类所谓“工农兵学商,一块儿坑中央”。 改革开放后,坑的对象又增加了许多:可以造假产品坑企业;可以盗印图书坑作家、出版社;可以翻 录影碟、软件坑老外——尤其是老外,谁让他们富得厉害,谁让他们过去侵略过中国,政府还带头“盗版” 老外的科技哩,我们百姓不坑白不坑。嘻嘻--什么?你有看法?4元一张的软件、10 元一张的影碟,你 不是照样买得起劲?得了吧你,别装正经了!没有你们这些消费者的支持,那会有我们的饭吃?! 也有性情耿介之人,不偷不坑不占任何便宜,但是他也难逃行贿受贿这一关。 在中国,政府的明文规定往往是废纸一张,只有傻瓜才去遵守。要想办成事儿,非托熟人、请客送礼 不行。经常给别人送礼,当那一天熬出来了,有别人给自己送礼了,也就水到渠成、来者不拒了——中国 是个大染缸。在此染缸中,人人不得清白。 如果说中国的朝廷中央是强盗,官僚是大偷,那么普通百姓则是小偷。中国政府的许多治理整顿,其 实不过是强盗、大偷、小偷之间的重新分赃而已。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孙悟空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神话人物,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正义、勇敢的化身。然而在基督徒的眼 中,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形象: “有人委托孙悟空管理九千亩的桃园,可是他却把桃园占为己有,穷苦的 农民不同意要阻止他时,他竟然大打出手,还毁坏了全部桃树……一位神仙花了毕生精力,研制了一种长 生不老的药丸,这个孙悟空却不顾他人的死活,他不但偷吃了药丸,并且还掀翻了炼丹炉,毁坏了人家的 制作车间。这是什麽样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价值观和道德的典范吗?”(15) 是啊,老外怎能理解中国人?他们怎能知道我们百姓经年累月所受的专制之苦。我们力所能及地偷那 点儿东西,和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及“天兵天将”们整日没完没了的剥削、搜刮能算得了是么?苛捐 杂税这么厉害,我们不偷点儿东西,怎么生活?他们逼我们当小偷,转过来又口口声声骂我们是刁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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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真的好苦。孙悟空所以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敢大闹天宫,敢在天宫立偷、抢、砸,能为我 们百姓们解气。打倒皇帝取而代之,自己没这个自信,祖坟上没长这根蒿子。自己当不成皇帝,那别人也 不能好受。能偷就偷,能强就抢。偷不走、抢不了的,就砸,砸不了的,就一把火烧了它。我不能要,大 家都别要。 不管理由多充足,孙悟空的行为仍属于小偷、无赖的行为。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前传》将其中的恶魔 设计成孙悟空的形象,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文化歧视吗?这就是文化歧视!人间没有歧视,怎么能让人 分出好歹?又怎么能帮人恶扬善?!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离开了他,中国人将不会生活。 中国的空气中弥散着的,是尸体腐烂的气息。 中国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邪恶的帝国。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希望在那里?光明又在哪里? 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 8:12) 让我们洗耳倾听主的福音: 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出 23:8) 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诅咒!收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诅咒!(申 27:16) 贪恋才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箴 15:27) 恶人暗中收贿赂,为要颠倒判断。(箴 17:23) 审判是看人情面是不好的。(箴 24:23) 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箴 28:21)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传 7:7)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以 5:22-23) ………… 中国同胞们,想要健康、体面的生活吗?想追求光明吗?那就忏悔,重新做人吧! 路就在自己脚下。 耶稣基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 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 11:9-10) 阿门。 ⑴(《社会契约论》二卷

三章)

⑵(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⑶(《邹子》) ⑷(《孟子•离娄下》) ⑸(顾炎武《日知录》) ⑹(中共中央、国务院[1985]9号文件《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 的通知》) ⑺(《论语•卫灵公》) ⑻(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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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诗经•硕鼠》) ⑽(屈原《渔父》) (11)(《三国演义》太监张让语) (12)(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 (13)(《盐铁论•疾贪》) (14)(《论语•季氏》) (15)(电影《刮痧》) 《被欺骗的中国人》 十九 儒教是腐败的根源 全文完

二十 儒教是虚假的根源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⑴ 是的,专制必须是恐怖的。但长期专制,单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欺骗。 将政府的权威完全建立在军队和酷刑上,只能对人民的肉体产生威慑作用。如果人民真的将生死置之 度外了,政府的权威也就失去自己的基础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今天逃跑 是死,举行起义也是死,为国而死,可以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⑵ 戍卒一叫,群雄并起,一夫作难,而七庙毁。 中国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秦国 16 年而夭亡的教训,更给中国后来的专制者们敲了个警钟, 上了一堂政治课。这使他们明白,一味的高压恐怖是行不通的,是不长久的。 人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灵魂。仅仅控制了人的肉体,是不全面的,是低档次的。要想使专制政权 长期稳定,还必须控制人的灵魂。值得中国专制帝王们庆幸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很符合专制需 要的控制人们灵魂的工具——那就是曾被秦始皇严厉打击的儒教。 专制政体在欧洲很短暂,在非欧洲地区存在的时间较长。但和中国相比,世界上所有的专制都是小巫 见大巫。中国社会是超长、超稳定的专制政体,这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中国 人信奉一个特别的、专业地为专制服务的宗教——儒教为国教。 儒教是一个设计精致、完美的愚民工具。 儒教的愚民作用的集中体现,是所谓的“仁政”。“仁政”是儒教“亚圣”孟轲所提倡的,也是孔丘 的“仁爱”、“礼制”的进一步发展。是“仁”和“礼”的政治政策化。孟轲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同时 代的人,他所鼓吹的“仁政”,是反对商鞅在秦国的“暴政”的。 为了了解孟轲的“仁政”,我们还是先看看商鞅的“暴政”是什么。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世卿世禄” 的世袭制,“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不能上贵族薄册)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取消旧贵 族的政治特权;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实行土地私有,平均赋税,取消旧贵族 的经济特权;废除礼制,实行法治,“燔(焚烧)《诗》《书》而明法令。”“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 以至大夫、庶人”;不受旧的等级礼制限制,“有军功者授上爵”,“显耕、战之士”,大力奖励农、战 有功之士,鼓励耕战。 商鞅的变法,激发了人民耕战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军事的发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商鞅 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民勇于公战,怯与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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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看到了人性恶,并敢于正视它、利用它,给每个人以奋斗的机会,让他们为了自 己的理想、欲望而去努力拼搏,从而使整个国家富强起来。 孟轲的“仁政”又是什么呢? 孟轲对梁惠王说: “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照样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减 轻税收,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培养孝敬、爱悌、忠诚、信义这些品 德,在家用来侍奉父母兄长,在社会上用来侍奉上级领导。如果这样,即使让他们手拿棍棒,也足以抗击 身批铁甲、手持锐利兵器的秦、楚的军队了。” “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推行仁政,就会使天下从政的都想在您的朝廷中求职;种地的都想在您的土地 上耕种;经商的都想在您的市场里做生意;旅行者都想从您的大道上经过;各国怨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 到您这里来申诉。如果这样,谁能是您的对手呢?” “秦、楚那些国家征兵使役,妨碍了百姓的农作时节,以至百姓不能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 母饥寒交迫,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四方。他们使百姓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与大 王抵敌?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就不要再怀疑了。”⑶ 老孟的话有点儿耳熟,我们在毛时代,不是有同样的话吗?“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了,但是我们不要 忘记,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无产阶级处在水深或热之中。” 孟轲的话乍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是“仁者无敌”简直就像真理。因为他很相似于“爱是永恒”“正 义无敌”等真理。但是,如果将孟轲的话放在历史之中观察,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仁政”,并不是像商 鞅的变法一样从制度入手、给广大人民一个平等的机会、提高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只是让统治者在维护旧的制度、秩序的前提下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 老百姓仁慈些,减免些赋税,将既得利益均给老百姓一点儿。这样就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就能天下无敌。 原来孟轲的“仁者无敌”的真正意思是“小恩小惠无敌”。 孟轲所设计的“仁政”,其实有个假设前提:即社会中的君王、官吏、百姓都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 秉性善良的君子。也就是说,“仁政”的哲学基础是人性本善。 因此,为了证明“仁者无敌”,孟轲进一步论证道: “人性善良,就像水向低处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它溅起来, 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可以使他倒流,可以引到山上。这哪是水的本性呢?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使他做 不善良的事,这和水受阻倒流是一样的道理。”⑷ 孟轲的人性本善论,同时代的告子并不同意,他说: “人性,犹如杞柳;仁义,犹如杯盘。把人性改造为仁义,犹如把杞柳制作成杯盘。” 告子对人性的认识蛮深刻,态度也老实。但他的观点马上遭到孟轲的反驳: 你是顺着杞柳来把它制作成杯盘呢?还是要伤害杞柳再把它制作成杯盘呢?如果要伤害杞柳才能把它 制作成杯盘。那么也要伤害人的本性,才能改造为仁义吗?率领天下的人来危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这 种论调。⑸ 杞柳的本性怎么会是作杯盘的呢?孟轲在这里将杞柳的“本性”与杞柳的“形体”混淆一谈了。孟轲 是弱智呢?还是在装疯卖傻?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孟轲是在装疯卖傻。他很狡猾,分明是他自己在戕贼仁 义,他却先声夺人,贼人先告状,大骂别人危害仁义!——蛇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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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的“仁政”和商鞅的变法相比,一个追求的是稳定,一个追求的是发展;一个给人民的是饭碗、 温饱的许诺,一个给人民的是升官发财的机会;一个主张人性本善,一个主张人性本恶。 大家猜猜看,人民更喜欢哪一个?人性究竟是恶还是善?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现实与孟轲的论断完全相反:六国的有识之士,并没有涌向“仁政”的国家, 而是纷纷涌向了变法的秦国;“仁政”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手拿棍棒抵挡住秦国军队的入侵,而是秦国最终 用自己的军队消灭了六国——儒家思想真是把六国给害惨了。 秦帝国的独裁者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历史似乎用不争的事实将儒 家思想扫进了垃圾桶。然而,秦的好景不长。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阻止了秦帝国武力扩张的步伐。秦在筑 长城由攻转守的同时,也将恶的锋刃由敌对国家转向了国内人民:“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兵器) 聚之咸阳,销锋鍉(将金属熔化掉),铸以为金人十二……”实行严刑峻法,专制人民。 秦的酷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本来打算传之万世的帝业,16 年而夭亡。 汉代的专制者接受了秦的教训,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最终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纲领。 汉朝名为“独尊”儒术,其实他是在继承了秦朝法治制度框架的基础上“独尊”儒术的。汉朝首先继 承的是秦朝的郡县制、文字狱、酷刑、连坐、户口制度等法治暴政。在此基础上又宣扬儒家的仁政,做出 一副替天行道的天子形象。虚仁假义,愚弄天下。这样一来,汉朝就将法家的暴政与儒家的仁政揉和在了 一起:内暴政外仁政,明儒暗法,明君子暗小人,手里攥着刀子,脸上戴着慈祥的微笑……。有了暴政作 依靠,仁政得以安身立命;有了仁政来依附,暴政得以长命百岁。从此,中国“外仁内暴”的专制政体成 熟定型,两千年不衰。汉朝的名号:“汉”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 法家、儒家这两个曾经争斗最激烈的一对冤家,终于在汉朝握手言和,狼狈为奸,坑害全国羔羊。 法、儒合流,恶、善兼容,这岂不是正符合了恶善并存的矛盾人性?是的,正因为是善、恶兼容,中 国的专制文化才能得以经久不衰。但是,中国专制文化的善恶观,与真正符合人性的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 不但不同,并且正好相反: 基督教文化是本恶向善,是“先小人后君子”。(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用了儒教的两个有毒的概念: 小人、君子)人都是罪人,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前提是人人自私,甲方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乙方的 利益,为了防止一方的愚蠢、贪婪破坏双方的协议,他们会在口头上或通过文字形式达成契约、合同,来 制约双方可能出现的不轨行为,以确保最终达到双赢。本恶向善,是以罪人始,以得救终。 中国专制文化是本善向恶,是“先君子後小人”。人之初性本善,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人人为君子, 甲、乙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君子,双方才可能合作。在合作中,甲方经意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小人行为,会刺 激乙方压抑已久的小人之心的爆发,乙方的小人行为有会刺激甲的小人之心,恶性循环,最终会以双输结 束。本善向恶,是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始,而以吹灯拔腊、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终。 基督教社会是外恶内善。基督教国家一会儿是校园枪击案,一会儿是白宫性丑闻……,丑的恶的东西 都是热点新闻,全世界都看得见。而他们的人道、人权、公正、自由、民主成为不了新闻,只能默默地留 给自己的公民慢慢地享用。 中国社会是外善内恶。中国永远是形势大好、经济腾飞、生活小康、国泰民安风景这边独好……。“善” 的“美”的都在脸上摆着,唯恐别人看不见。而违反人道、践踏人权、专制腐败等丑恶则留给了自己,让 中国的百姓们慢慢地咀嚼、消化。 基督教文化是“揭丑文化”。基督教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具有“揭丑癖”,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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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丑陋、渲染丑陋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在社会中无藏身之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 上帝的工具。不过他们的“揭丑”工作也会授给那些敌对的专制政府以攻击自己文化、制度的口实、把柄, 并给外界民众带来一种错觉: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色情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很不检 点,总统们总是被“性丑闻”“性蜚闻”所缠绕,甚至健康也很成问题,总统吃块饼干都会被卡晕……。

中国文化是“遮丑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媒体以及电影、文学等艺术界都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都以掩盖 丑陋,报道、渲染光明面为天职、为乐事,他们的存在使得丑陋可以安逸地生存在中国的社会之中,他们 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魔鬼的工具。他们出色的工作使得敌对的民主政府很难抓住自己专制政府犯罪的把柄, 并给自己的百姓们制造一个错觉: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徐良、史来贺、孔繁森、 吴金印等“好人”的社会,并且国家领导人都是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都是从不生病甚至连感冒都不会发 生的神……。 中国专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完全颠倒、对立的文化。

自汉代以降,历代的帝王们纷纷效仿汉代前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握着法的刀把子,一手 拿着儒教经典,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时间久了,中国人中了毒,且上了瘾,做奴才做得心安理得,有滋 有味,如果不让当奴才,那非急眼、玩儿命不可。 儒教究竟有何手段,能使其“仁政”有如此魔力,让百姓将压迫自己的官僚强盗们视为自己的父母, 将强盗头子皇帝当成圣人天子?让数以亿记的中国人久受专制之苦辣竟然麻木不知,甚至自觉甘甜? 其手段不是别的,正是骗。儒教从头到脚是一整套超凡的骗术。 究其核心,孔孟之流是通过将人性“向善”巧妙篡改为人性“本善”,来迷惑普天下的。 一个谎话需要另外的十个谎话来圆谎,这十个谎话又需要另外的一百个谎话来圆谎。谎话的源头不止, 谎话的河流不断。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 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的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 删除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传于后世,成为儒教的“五 经”之一。除了甲骨文, 《诗经》是当今中国人研究上古史成书时间最早、最可靠的资料,孔丘的学霸作风 使得中国的上古史陷入了云雾之中,并给后代的儒生们编造伪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单单是删《诗经》,孔丘还篡改历史。孔丘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极尽其篡改、歪曲历史之 能事,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⑹ “以一字为褒贬”⑺。 拿历史作工具,处处宣扬儒家思想。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⑻ 孟轲不仅是孔丘的知音,并且还为老师的造假行为辩护: “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⑼(说话没有真实的内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实,只 有否定贤者、尊者的人才会说。) 《春秋》字含褒贬、歪曲真相的文风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孔丘的春秋笔法开了中国人以文字饰“非” 饰“过”的先河。 孔丘尊周王室为正统,吴楚等自称为王的国君,在《春秋》中仍被贬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 盟,实际上周襄王是被召入会的,但《春秋》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何谓“巡狩”?视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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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人当了战利品掠走,中国的文人们,不是也称二帝“北方巡狩”吗?八国 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窜,清朝人不也是说“太后西安巡狩”吗?国民党打了败仗,不说“失败” , 而说“失利”,不说“败退”而说“转进”,不说“屡战屡败”,而说“屡败屡战”。今日共产党政府,不说 “失业”而是说“待业”、 “下岗”、 “待岗”……是呀, “失败” “败退” “失业”等字眼多不吉利呀, “失利” “转进”“待岗”就很祥瑞,他让人们觉得,明天我们就可以胜利、进攻、上岗、就业……。 “讳”“饰”和“瞒”其实是一回事,都不过是“骗”字的另一种写法罢了。 孔丘造假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大体上属于“瞒”的范畴,而他的徒之徒孙们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单单只是瞒了。 儒教崇拜祖先,儒生们动辄大骂别人无父无君,那你们的祖先又是何人?姓字名谁?儒教称“天不变, 道也不变”,那古代的道又在何处?儒教说人性本善,那完美的善人又在哪里? 面对反对者的诘问,并没有哑口无言,自认失败,而是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造假:树立假榜样,编 造假历史。 根据考古,我们今天的人,只能知道始于商朝距今3600年的中华文明史, (按商于公元前1600 年建国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既没有发现有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发现金属和城市遗址,因此,还不能说 上以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经典中,商朝以前还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还有轩辕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五 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应该相信那个呢?所幸,我们的前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使我们可以 摆脱这个困惑。 在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激励下,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 顾颉刚先生,他及其所开创的“古史辨派”运用新的科学知识、方法,对传统史学、儒教经学谱系,进行 了认真的梳理,辨别真伪,终于揭去了笼罩在史记上的重重幕障,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国商代以 前的古史,都是儒生们伪造的,瞎编的。 儒教的经典,五经: 《诗》、 《书》、 《礼》 、 《易》、 《春秋》中, 《书》是《尚书》,书名的意识即为“上古 之书”,形式上它是夏、商、周时代的“文献汇存”。但是经辨别,其中所谓夏朝及其以前时代的文献如《尧 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都是战国时代儒生们伪造的古文。 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能真实地记载历史的古代文献中, 《诗经》是时间上最古老的了。顾先生在对《诗 经》的研究中发现,周人说知道的上古史,并不比今天的人从考古中得出的历史远多少,他们所知道的最 上古的人物是禹。《诗经•商颂•长发》中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 茫茫之中, “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立商国,禹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此时的禹,还是一个“上帝” 派下人间的神。 到了春秋《论语》时代,禹已经成了人,并在他之前有由尧、舜两位帝王。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 还没有提起。(《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了他们的传授的关系,但经后人考证,《论语》中从《季氏》自《尧 曰》五篇是后儒续入的。尽管后儒们在问题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显地秉着“王道” “道统”两个 主义。) 《论语》之后,又有了《尧典》《皋陶谟》《禹贡》等伪古文的出现,于是尧与舜有了翁婿关系,舜与 禹有了君臣关系。 《论语》时,要、舜的观念还是笼统的,只是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有了《尧 典》等篇后,尧、舜都有具体实事可举了,舜也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后来到了孟子时代,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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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楷模。 此后,从战国到西汉,是儒生们伪造古史最活跃的时期,此间,又出现了一位比尧舜还早的帝王---黄 帝。黄帝,本是秦国所祭祀的一位神,那时,他只是青、白、黄、炎四个以颜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一位。 黄帝和炎帝当时与青帝、白帝并列,同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灵。 到了《国语》中, (作者、具体年代不详,相传为左丘明所著,他所述的史实,演义的成分达,后又经 过汉代人的窜乱,它里面说的古代史实就不免糅杂了汉代的部分)黄帝、炎帝已经变成了人,并且还是同 胞兄弟,一起做了少典的儿子,把周朝时最大的两族分配给他们,做他们的子孙。 “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 黄帝、炎帝。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 后经儒生的鼓吹、演义,黄帝成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昔黄、炎二帝与青、白二帝并列共享祭祀,为何炎、黄独受后儒青睐,独承如此尊荣?笔者思之,概 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后儒受五行学说影响,黄为土,据五行中央,为至尊。所以黄帝渐被后儒独尊。第 二,黄为土的颜色,炎为火的颜色,二者实为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儒家文化即是农业文化,后儒 们正是在中国这个厚重的农业文明的氛围中,或心有灵犀,或潜移默化,将炎、黄二帝另眼相待,并将之 演绎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两种原因并非不相干,以“土”为尊、据中央的五行观念显然也是农业文 明的一个产物。因此,中国人尊炎黄为祖先,自称炎黄子孙,是中国厚重的农业文明的一个结果。 直到今天,红、黄两种颜色仍是中国人的“国色”、主色调,就如今天的国旗。今日学者将西方文明成 为海洋文明,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黄土文明。其实中国的百姓们早就将来自国外的东西称为“洋气”,而将来 自农村的东西称之为“土气”了,有时候学者们并不比老百姓们先进多少。如果你是为艺术工作者,你知 道怎样来表现洋气、土气吗?很简单,将象征海洋文明的白色、蓝色拼在一起,就是洋气,而让人穿一身 黄衣服再扎一条红腰带,就是土气。 不管怎么说,黄帝、炎帝,这两个“伟人”,这两个“祖先”是不存在的,是儒生们虚构、瞎编的。 有了黄帝,并不罢休,后又有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皇帝之前了。后《易•系辞》又抬出了伏 羲,伏羲又立在神农之前了。再后又有人说“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 立在伏羲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袭,于是没有一个不是黄帝的子 孙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约放大;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譬如 积薪,后来居上。--假史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以上这些就是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简述。 原来如此,原来所谓的三皇、五帝,所谓的“生而神灵,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是如日,望之如云”的像神一样完美之人,都是儒生们编出来的。既然人物是杜撰的,那么发生在他们 身上的佳德美行,礼贤禅让,以及所谓的世系、道统也就统统都是假的,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圣贤云集的古代黄金世界是不存在的。其实古代很快乐,很美好的观念在春秋之前是没有的,自从战 国时一般儒生出来,为压服后王效法先王,为了论证“仁者无敌”便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 编造了一幅古王道德功业极至,人治与德化极盛的古代黄金世界的神话。使得帝王和人民相信,世道浇漓, 人心日下,今不如古。看真实的古书《诗经》 ,不仅《风》 《雅》中怨苦留离的诗很多,就是官方编纂的《盘 庚》《大诰》之类中,所谓的商、周贤王也不过是依天托祖的压迫人民就范,老百姓如果不照我们的话做, 就要“大罚殛汝了”就要“至天之罚,于尔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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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他们原是各有各的祖先,各有自己 的地盘,哪里是什麽君臣关系,哪里存在什么世系、道统。 《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四罪,以及《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 荤粥”的大一统疆域,其时只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 可知商朝的天下,仅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比商进了一步,用封建制镇压了四方之国,然而始终未曾 没收蛮貊的土地人民,统一宇内。--远古哪里有什么大一统?! 然而,数代儒生们辛勤造假的功夫没有白费,虽然远古没有禅让,但是在“圣人”们的谆谆教导下, 后来却终于有了。 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将帝位禅让于曹丕。 公元265年,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于司马炎。 公元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于刘裕。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于杨坚。 公元960年,后周恭帝郭宗训禅让于赵匡胤。 后代不同于上古,并非渺茫不可考,禅让的情景时可以被人记录下来的。 《三国演义》这本推崇儒家思 想的古代名著中,有关于禅让的具体描述,让我们占些篇幅,费些时间,来看看,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说华歆等一班文武,入见献帝。歆奏曰: “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 虽唐、虞无以过此。群臣会议,言汉祚已终,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于魏王:上合天心, 下合民意,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帝闻言大惊,半晌无言, 觑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统相传,四百年矣。朕虽不才, 初无过恶,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汝百官再从公计议。” 华歆因李伏、许芝近前走曰:“陛下如不信,可问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 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为当代汉之象也。”许芝又周曰:“臣等职掌 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过乾象,极天际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 其谶曰:‘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 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 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愿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图谶,皆虚妄之事;奈何以虚妄之 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王郎州曰: “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 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帝大哭,入后殿 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 曹洪、曹休力请献帝出殿。帝被逼不过,只得更衣出前殿。华歆奏曰: “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免遭 大祸。”帝痛哭曰: “卿等皆食汉禄久已;中间多有汉朝忠臣子孙,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 “陛下若不 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帝曰: “谁敢杀朕也?: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 下无人君之福,以至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杀陛下着,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 共伐陛下耶?”帝大惊,拂袖而起,王郎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 早发一言!”帝战栗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剑大呼曰: “符宝郎何在?”祖弼应声出曰:符宝郎在此! “曹洪 索要玉玺。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德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 帝战栗不已,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皆是魏兵,帝泣谓群臣曰: “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幸留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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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已终天年。”贾诩曰: “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急降召,以安众心。 “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令华 歆赍捧诏玺,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曹丕大喜。开读诏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 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于厥之,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 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丕 从之,令王郎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帝览表,心甚惊异,谓群臣曰: “魏王谦逊,如之奈 何。”华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辞而诏不许,然后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从。” 帝不得已,又令桓阶草诏,遣、高庙使张音,持节奉玺至魏王宫。曹丕开读诏约: 咨尔魏王,上书谦让。朕窃为汉道凌迟,为日已久;幸赖武王操,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除凶暴, 清定区夏,今王丕缵承前緖,至德光昭,生教被四海,仁风扇八区;天之历数,是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 二十,而放勋(尧的名字)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自己,而重华(舜的名字)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 圣之义,加顺灵袛,绍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玺绶。王其受之! 曹丕接诏欣喜,谓贾诩曰: “虽二次有诏,然终恐天下后世,不免篡窃之名也。”诩曰: “此事极易:可 再命张音赍回玺绶,却叫华歆令汉帝筑一坛,名‘受禅坛’;择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尽到坛下,令天子 亲奉玺绶,禅天下于王,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 丕大喜,即令张音赍回玺绶,仍作表谦辞。音回奏献帝。帝问群臣曰: “魏王又让,其意如何?”华歆 奏曰: “陛下可筑一坛,名曰‘受禅坛’,集公卿庶民,明白禅位;则陛下之子孙孙,必蒙魏恩矣。”帝从之, 乃遣太常院官,卜地于范阳,筑起三层高坛,择于十月庚午日寅时禅让。 至期,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玉林虎賁禁军三十余万,帝亲捧玉玺奉 曹丕。丕受之。坛下群臣跪听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到凌迟,世失其序;降及 朕躬,大乱滋昏:群凶恣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 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 徽;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 君其袛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 读册已毕,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礼,登了帝位。 世界上最漂亮的假话,让中国人说了。中国人的假话,不仅数量多,并且质量高,简直就是艺术品。 中国说假话,最投入,最忘我,能达到天人合一、人我不分之境界,他们的假话不仅是在骗别人,同时也 是在骗自己。 可怜的献帝,自己的宝位不仅被抢了去,并且还要强作欢颜陪着人家演戏,让人家即得到了婊子的实 惠,还要得到贞洁的牌坊。 当曹丕第一次接到禅让的诏书时,司马懿谏曰: “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 之谤。”好个“以绝天下之谤”,自己欺世盗名,愚弄天下,竟然贼喊捉贼,先发制人,先诬天下舆论为诽 谤。司马懿让曹丕所作的“谦辞”的把戏,有什么用?能骗得了人吗?能,最起码能骗得了中国人。世受 儒教熏陶的中国人,早已成为了一个“女人”,不仅理性发育不良,容易上当受骗,并且心理极脆弱,渴望 被骗。“谦辞”一回,是一块牌坊,多谦辞一回就多一块牌坊,牌坊愈多,欺骗的人就愈众,“争取”大多 数,不正是政治家的本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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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是皇帝之间的事,毕竟不会太多,并且只晋以降,前来争夺帝位的多是粗犷的游牧民族,他 们不会,也不屑于玩弄汉人的把戏,“禅让”也就渐渐地失传了。 “禅让”虽然没有了,但是“谦辞”“让”却广泛地深入社会了。 “融四岁,能让梨” ,⑽ “让”本来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体现其礼制精神的一个君子行为。但 儒教的“让”不可能是“真让”,如果本性善良君子们处处真心实意地让人,就会处处让不知礼让的小人占 尽便宜,最终会使小人骑在君子的头上,这岂不是乱了纲纪?为了维护乾坤纲纪,“让”只能是有分寸的, 有技巧的“虚让”。“虚让”使得中国人具有了一种特有的虚伪、和擅长“谦辞”、说假话的本领。 这种虚伪、虚让、说假话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官场中。在中国为官,向上级行贿是必需的,但行贿并不 是单单舍得送钱、送物、送女人这么简单,作为领导,别人送什么就收什么,还成何体统,多没出息,以 后还怎么树立威信,还怎么具有号召力?因此,行贿在中国就很复杂,很艺术。行贿者不仅要行为隐蔽, 掩人耳目,不留把柄,更要使领导在得到实惠的同时,还能顾全自己的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贿物” 领导们会谦辞、虚让的,心里想要,嘴上却说不。行贿者此时可别当真,要用诚恳的态度、委婉的词汇, 一劝再劝,直到你为领导论证了受贿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口,使领导在确保了面子的情 况下,碍情不过,笑纳为止。 主流文化如此,百姓们不免要上进、学习。一个人在吃饭前到一个朋友家中,家里的主人便会招呼他, 常见的对话是这样的: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那再吃点儿吧? --不,不,不吃了。 --再吃点儿吧。 --不吃了,不吃了。 --吃点儿吧,现成的。 --不了,不麻烦了。 --不要紧,不麻烦,坐、坐、坐。 --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客人在主人的再三邀请下,在证明了主人并非虚让,在确保了自己来此并非混饭的清白后,才心安理 得地在饭桌旁坐下。 官僚们说一套做一套被视为虚伪,而百姓们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则被视为客套、礼貌。 一名基督徒,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人生而有罪,只有听上帝的话,努力行善,才能得救。这使得每个 基督徒在完全没有必要掩饰自己自私心的前提下,尽量行善赎罪,做得不够好,上帝也会宽恕,给人以忏 悔的机会,这等于上帝给了每一个信徒一个展示真我,努力向善的巨大空间,使信徒们可以像孩童一样, 直率、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是上帝的大爱,深沉的爱。

一名中国人,从小受到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教导,这使得他在其一生中都要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 己自私的本性,生怕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而被正人君子们责骂为禽兽不如。但人的自私并不会因掩盖而 消失,他仍时时刻刻地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中国人就用毕生精力演绎出了种种虚假。中国人其实 活得很累:“主人”要以再三劝让来表达自己的无私,“客人”要以再三婉拒来表现自己的无私,在劝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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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的切磋琢磨中,在相互的猜测试探中,在双方都确保自己不落下自私自利的把柄的前提下, “协议”才 能达成。“主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劝让,一般多为“虚让”,仅仅是个姿态,只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吝啬 鬼,并无多少真心,外人不要当真。 “客人”的第一、第二次的婉拒,一般也为“假拒”也只是个姿态,只 是在声明自己不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并无多少实意,因此“主人”也别当真,要坚持全让下去,否则,你 就会落一个吝啬的坏名声……。 人性本善的虚假,使得中国人的善和虚假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将中国人的真与恶永久的连在了一起。 讲真话,直率,在中国不是个好东西,他很容易伤害别人,他是和恶联系在一起的。 孔丘说:“自而无礼则绞”(直率不懂礼就会尖刻)(11) 孺悲(人名)想见孔丘,孔丘推辞说生病了,传话的人走出大门,孔丘就拿来瑟边谈边唱,故意让孺 悲听见。(12) 这就是孔丘表示对一个人厌恶的方法。他之所以用这种又是弹又是唱,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来表达感 情,而不肯简单地说:我讨厌你,就是为了避免“直而无礼”。孔丘的“礼”真是既虚伪又费力。 但是“圣人”的举止在中国人的眼中,不叫虚伪,而叫委婉、含蓄,是的,虚伪和含蓄并无质的区别, 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褒贬不同的叫法而已。 在“圣人”的教导下,中国人都很含蓄。一场坦白、直率的对话,在中国是罕见的,几乎就没有。如 果有的话,那也是吵架、打架的前奏,短暂的理性交锋很快就会引发被长期“含蓄”所压抑的委屈、愤怒 的爆发,理性对话旋即就会被感情冲动、泥沙俱下的破口大骂所代替……。中国人在刚看到外国影片时, 都会对电影中人物的那些赤裸裸、大胆的、坦率的、理性的、并能保持“和平”的对白感到惊奇和羡慕, 但是自己却学不来,因为这不仅需要有与传统文化对抗的勇气,更需要有高度的理性。理性就是真,而“真” 正是中国龙文化所排斥、所扼杀的东西。 正是拥有了委婉、含蓄的广泛基础,才使得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一套、做一套,当婊 子立牌坊;才使得群众们对官僚的虚伪、假话,见怪不怪,宽容、理解。 在中国,“情”是腐败的温床、滋生地,“含蓄”则是虚假的温床、滋生地。 中国文化中的确有美的一面,比如亲情美,比如含蓄美,但是这些美里面有毒,他们所包裹的,所蕴 藏的东西是丑的、假的、恶的,是对生命有害的。 有位在中国教学的外籍教授,工作期满,准备归国,中国的师生们开了个欢送茶话会。在会上,有人 请这个老外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这个外籍教师说: “在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众师生 鼓掌,“--人人都讲假话。”师生们惊愕片刻,掌声更响。 有家公司从德国引进了一套生产设备,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德方派出了一名叫格里的青年工程 师常驻该公司担任技术顾问。格里来到公司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安装调试设备。忙乎了一个多月,大功告 成,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产品。公司为此在酒楼设宴,庆祝胜利。开席时,由车间主任致词,他说: “在局 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在格里工程师的大力协助下……”。第二天,格里一到车间, 就对另一名中方技术人员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主任说谎!指挥安装调试的是我,不是你们的领导,你们公 司的领导只来看过一次,局里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来过!”中方技术人员给他解释:这不叫说谎,而是规矩, 在中国说话就得这么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和领导挂钩。过没几天,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被机器咬 掉了半截手指,车间召开事故分析会,主人要听听格里的看法。格里思考了一下就发言了,翻译将他的话 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在公司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在主任先生的亲自指挥下……”。 此言一出,举座大哗, 翻译发现格里说错了话,就用德语给他更正,两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格里仍是一脸茫然,像个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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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措……。(13) 在中国人眼里,老外(欧美基督徒)都是天真、单纯的孩子,在老外眼里,中国人则是莫测高深、不 可理喻的怪物。 假话,就是中国人说话的方式,不说假话,中国人就不会说话。 有个笑话讲:美国人安个假手也会打篮球,巴西人安个假脚也会踢足球,中国人安个假嘴也会说谎话。 讲假话,更是中国专制者们赖以生存的法宝。自“新中国”这个新的专制国家形成以来,报纸、电台、 电视台,就几十年如一日地讲假话,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假话的“痴迷”程度来看,真让人相信一句话: “谎话讲得越大,相信的人越多。”一位共产党干部私下里讲:新闻里除了人物、地点、时间是真的,其余 的全是假的;另一位共产党干部说得更干脆:中国的《新闻联播》要反着听才行。初听此话,感到偏激, 后经多次测验,竟屡次不爽。 干部们有机会了解内幕,不好糊弄,,但它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是讲假话中的一分子。可 怜的是老百姓,他们是那些假话最终的、真正的受害者,但它们却“执迷不悟”,瞪着眼睛反驳你:报纸上 说的能有错?! 上高中时,学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中反复批评唯心主义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我就很纳闷儿,既 然存在是客观的,为何新闻非要坚持正面报道,非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学、艺术为何非要宣扬主旋 律,回避、掩盖阴暗面?为何不允许新闻、言论、学术、文艺自由?………,后来了解了儒家思想,此问 题也就豁然而解了:皇帝利用儒教让别人做君子,自己做小人;共产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教别人唯物、实 事求是,自己搞唯心,存在就是被感知。说一套,做一套,原来是一路货色,都是在愚民、在欺骗老百姓。 中国专制政府的假话之所以能说得大、说得绝、说得义正辞严、说得温情脉脉,就是因为讲假话在中 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中国人来说,说谎只是个技术、智力问题而非道德问题,谎言揭穿,官 僚不会脸红,群众也不会较真儿,甚至对官僚们的说谎技艺心存羡慕,对经典的谎话欣赏、把玩不已。这 些实在都是儒教的功劳啊,没有谎言,中国专制政府,半年都难维持,哪里还由什么长治久安?难怪专制 帝王们尊孔比尊自己爹妈来带劲儿。 中国人说假话、谎话,就如同呼吸、饮食等生理活动一样自然且不可缺乏,但是对于一名基督徒来说, 撒谎却是一种罪恶,一种不能被上帝宽恕的罪恶。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箴6:16-19)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箴14:25)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箴19:5)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箴20:14) 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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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酥基督所:“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5:3 7)

有了主的教训,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句谎话都不讲了呢?不是的,撒谎是人类的一个顽症,是人性 恶的一个表现,对此,上帝对人又充满了怜悯,挑选了个日子(4月1日)定为愚人节,允许信徒们在此 日中撒谎,发泄发泄撒谎欲。 天天讲假话的中国人也渴望听到真话,于是就有人投其所好,在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节目,名字叫“实 话实说”。 诚实其实要比撒谎简单、省心得多,但人们偏偏做不到,你说人贱不贱?! 魔鬼在哪里?--魔鬼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的灵魂中。 儒教不仅教人说假话,并且还教人办假事。 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 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15) 孔丘时代,葬礼、祭礼就是“孝”的主要内容,但它们还是与“事之以礼”平等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孟轲总是比孔丘深刻些,同时,也就更露骨些: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送死可以当大事。”(16)(《孟子•离娄下》)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孝孙的人决不会爱惜天下的财力而在父母的葬礼上节省)(17) “及至葬,四方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着大悦。”(18)(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 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使吊丧的人感到很满意。) 一个人孝不孝,并不在乎你对父母的生前如何,而是看你在父母的葬礼上是否舍得花钱,是否“颜色 之戚,哭泣之哀”;是看“四方观之”的“吊者”是否“大悦”。 孟轲已经暴露了为了达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牺牲亲情、真孝的丑恶面目。 父亲在自己孩子幼稚的时候,便自觉地充当了儒教的“教父”,给孩子灌输儒教“孝”的观念,讲一些 《孝经》中愚孝的故事,愚弄自己的孩子,以确保自己老有所养,以确保自己的“投资”能得到最大的回 报。对此中国人似乎并不隐瞒,当一个老人得到子孙的孝敬后,他们在欣喜之余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哎, 今天算是得着儿子(孙子)的‘计’了。”其中的“计”就是“计谋”“算计”的“计”。 孩子渐渐长大了,自己也成了父亲,便慢慢悟出了自己父亲给自己大讲孝道背后的功利算计了。小时 候,你糊弄我、算计我,现在你老了,我也糊弄你、算计你。反正“孟圣人”说了“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为送死可以当大事”,只要我把葬礼办的铺张些,谁敢说我不孝顺?! 1871年,一位外国基督徒耶茨(Yates)博士在《祖先崇拜》的论文中说:“‘孝’这个词, 极易产生误导作用,我们必须防止为他所蒙蔽。在我们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的子孙是最不孝顺的, 他们对父母不顺从,固执地我行我素,从能够了解自己的意图、愿望即刚启蒙的那个时候起,便是如此。”

无神论的儒教狡猾地将源自于人的道德感、人的灵魂的“孝”,很“唯物”地、很实际地纳入了功利的轨道, 从而使得“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沦为了儒教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将自己寄生在亲情之上,实质上却 是在伤害、吞噬着人的亲情。儒教这个病毒,孔、孟这两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这样片面强调葬礼的重要性,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恶果:他使得中国人爱搞形式,擅长“演戏”。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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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 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19) “每当移动尸体,抬举棺柩时,就要哭泣,跳脚顿足无数次。……妇人不宜袒露臂膊,所以就敞开些 胸口,捶击胸心,像鸟雀一样地跳脚顿足,怦怦咚咚的,如同墙垣的崩坏,尽情表达悲痛哀伤。”(20) ……… 这些只是儒较繁琐礼仪之一斑。在儒教的葬礼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一道程序,一种仪式, 一种表演。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儒教的殡葬仪式,这些仪式你完成得好不好,你哭的痛不痛,是和你得孝心成正 比的,所有繁琐的仪式都是你孝心的具体量化。孝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国专制王朝中选拔、考 察官吏的首选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内容。你能不能按照儒教的仪式完成葬礼,你能不能为父母守孝三年, 直接关系到你仕途进退、休戚荣辱,你说儒教的仪式重要不重要。 在中国专制社会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个“神圣”的、隆重的、正儿八 经的“演出”。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在这个“演出”中扮演一回主角---孝子,扮演几回配角---孝属(孝 子的家属或亲戚),还要扮演多次的“群众演员”和更多次的观众。中国人在对这个儒教“戏剧”的不断实 践、观摩中,不知不觉就具备了一个演员的素质,生活中一旦需要,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进入角色,展现其 演员的才华。演技高的人,甚至技痒难忍,会亲自创造出需要来,以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这就是中国人爱搞形式主义,爱弄虚作假的渊源。 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官场中是普遍的,他是中国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面要检查卫生了,下面就 赶快动员群众打扫卫生;上面要来检查市场秩序了,下面就赶快让违规者躲藏起来。……这种逢场作戏, 上面下面都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地方、下级在形式中即得到了实惠,又保住了乌纱帽;中央、上级 在形式中检验了自己的权威,并对下级作了力所能及的鞭策,各取所需。形式主义是专制、人治的必然, 他的最终受害者是基层的人民。他所以能长期地被群众所容忍、所理解,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儒教给人们“演 戏”打下的基本功。 除了形式主义之外,在中国的官场中,还有个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那就是造假数字。 政绩是一个干部工作成绩、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决定干部们升降的主要因素,(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而其中,数字则是政绩的硬性指标,因此数字的大小、高低直接影响了官员们的仕途前程,事关重大。在 专制政体下,不存在一个独立、严格、法制的调查统计机构,这就很容易使的官员们在数字上做手脚、造 假。数字造假,其性质远没有贪污受贿严重,并且更隐蔽,不易被外人察觉,就是万一露了底,也很容易 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籍口。由于数字造假的利益大,而风险小,他很快就会成为风气。风气一旦形成,不作 假的官员也要“入乡随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适应它,跟着做假。上机也会对下级的假数字心存怀疑, 但他们并不会去认真地对待他,就是认真了,也没有用,他们也改变不了因制度原因而形成的风气。况且, 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同样需要好的成绩来标榜自己,向自己的上级邀功。这样一层一层大家心照 不宣地往上骗,最终骗到朝廷中央。而中央也需要假数字、假政绩给老百姓看,给老外看。中国国内国民 生产总值以每年8%的速度快速增长,他就会给每个老百姓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国家经济一片繁荣,人人 都在忙着发财。你下岗、做生意赔钱,只是个别现象,只能怨你自己没本事,怪不得国家,怪不得政府。 发牢骚,只能证明你的心理素质差,丝毫影响不了政府的形象。他还会给外国人造成一个错觉:中国现行 的专制政体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的素质很差、人格很贱,需要专制的压迫、管教,他们只有在 专制政体下才能安居乐业,干劲儿十足,过上幸福小康生活,8%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这一切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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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年财政部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有155家存在虚报利润 的问题。(21)(《新浪网》) 造假数字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是普遍的、制度化存在的,是不成文暗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流行 的一些顺口溜、民谣反映了这个不成文暗规则的法则、行情: “统计加估计,上下同同气,大家都满意; 机器没转圈,烟囱没冒烟,产值照样翻两翻。” “统计、统计, 三分统计,七分估计, 服从领导的决策算计。” “牛皮泡泡糖,科学新配方; 越吹越大,越嚼越香。” “村骗乡,乡骗县,层层骗到国务院; 国务院下文件,层层照着念,就是不照办。” 为什么不照办,因为自己并不具备文件所要求的实力。就像大跃进式的浮夸风一样,自己“放卫星” 说亩产上万斤, (最高时亩产6万斤)中央下文件所你们就每亩地上缴五千斤公粮吧,乡干部们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一方面作手脚继续糊弄中央,另一方面靠压榨剥削群众的口粮来凑数,最终结果就是将人活活饿 死。 现在的数字造假没有浮夸风时严重,但其性质是一样的。这个作假的不成文游戏规则的最终受害者是 基层老百姓。层层官僚最终会将自己作假带来的亏欠,用种种手段转嫁于基层人民,靠搜刮百姓来弥补自 己的财政黑洞。官僚们的政绩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煎熬之上的,这个数字作假的暗规则,本质上官僚层层 搜刮百姓的暗规则,只是手法更隐蔽罢了。 现在数字作假所以没有浮夸风时严重,是因为像对待腐败一样,中央会对它进行控制的。像腐败一样, 中央管的松了,作假的“行情”就会看涨,当作假的攀比竞争有比工计转向比胆量时,他就会面临失控的 危险,这是中央就会派工作组对“不像话” “离谱”的地区进行查处整顿,遏制以下看涨的势头,将它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中央这样做,是不是就能对作假的水分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呢?笔者认为中央是办不到 的。数字作假是暗箱操作,他会向股市一样, “行情”时时都在变化。因为关系到官位的竞争问题,那些假 数字的操作者,各层官僚们,在“炒假”的过程中是根据“行情”进行攀比的,而并不是只在事实的基础 上添加一定比例的水分了事。正像官方媒体偶尔报道的那样:一个关门多年的企业,能年产值上千万元; 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农村,工业年产值能近百万元等等。 因此中国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个水分问题,他是虚假的,毫无参考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严重亏损,靠着银行的借贷苟延残喘,工人大批下岗或半下岗,人民口袋 里的钱越来越少,消费者的购买力愈来愈弱,商场中的商品价格愈来愈低,经济如此糟糕,去哪儿屙出来 个8%的增长率?! 今天上万亿的高税收,和经济增长是两码事,他只是财政中央集权的产物。不过是政府通过高压将老 百姓在改革开放时挣得的钱,又给强制收刮去了,吃的是改革开放的老本儿。 中国政府做假帐,不值得希奇,值得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建立在虚假之上的数字,竟然会有那么多中 外学者当真,并撰写出许多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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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不只是官场才有,它同样存在于中国商界的方方面面,比较集中的市场是中国的股市。 股市,诞生于17世纪率先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荷兰,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标志,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股票的实质就是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将钱“借”给一个自己看好的、有前途的公司,公司根据赢利 按每人“借”钱的多少进行分红。这个“借”据就是股票。因为参与了分红,你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投资者, 一个股东,风险也要与公司共同承担。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形成的市场,就是股市。 我和那家公司的老总又不认识,我怎么能把自己的血汗钱投给他?他把钱拐跑了怎么办?他挣了钱反 说赔了钱,怎么办?要我把钱投给他,必须要有两个保障:第一,法律有足够的威严,不仅确保他随时能 将钱“还”我,并且还要使他不敢做假帐欺骗我。第二,他本人是个诚实,值得信任的人,而不是个江湖 骗子。 其实这就是一个股市必须具备的两个前提条件:一,社会必须是个法制社会。二,社会需要拥有一定 的道德水准。因为在股市这个钱堆儿里,人太容易玩猫腻了,单靠法制是不够的。 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股市就太玄了,谁敢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中国人就敢。早期的股市,在股民眼里简直就是个“卖钱”的福利机构,只要你能排队得到“买钱” 的资格,你就能稳赚一把。后来,潮起潮落,被泼了两盆子冷水后,股民们清醒了一些。政府也及时提醒: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慎重。他很容易让人想起澳门赌场门口的善意警告: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股民 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场赌局。后来市场传来的一些违规操作的消息,使一些股民看到这是一场可以作弊的 赌局,但他们并不计较,默认了种种特权,只期望以自己的聪明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最后,出现了 “银广夏”事件,许多股民才如梦方醒:原来上市公司的业绩、各种相关信息,全是假的。上市公司、证 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传媒都参与了造假,就连股评都是受了黑钱的“庄托儿”……中国的 股市原来是一场骗局。这真是对广大兢兢业业收集、研究各种信息,努力学习专业知识,通晓中外经济, 关心国计民生的股民们的一个愚弄。本来总是自认为高人一等,胜人一筹,结果自己不过是一只被别人牵 着鼻子领到屠宰场,任人宰割的羔羊。 股市本是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东西,但是到了中国,却变成了政府巧取豪夺、搜刮百姓的工具。平 日里向群众多收十元钱,群众就会乱骂娘,但有了股市,群众们就像一群亡命赌徒,蚕蛾扑火般地前来送 钱,一时赚了钱,便四处炫耀,最终赔了钱,则不敢吱声,怕被别人取笑。---表面上是双赢,实际上是诈 骗。

中国专制社会是一头杂食、且消化能力极强的怪兽,他几乎可以吞噬所有的外来“食物”,经过咀嚼、消化 最终使之成为自身机体的一部分。 股票市场出现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股市性质相同,同样需要法制和道德的期货市场、彩票 市场难道因为没有出现什麽问题,就是一方净土,值得人们信任? 弄虚作假,不仅仅指存在于官场、商界,在绿茵场上有假球,在歌坛上有假唱,在医院有假病例、假 证明,在校园有假论文、假文凭,考试作弊……这些假的事物,如同细菌一样散布在我们的周围,让人防 不胜防。 当官的作假可以升官,经商的作假可以发财,特殊行业作假可以给自己带来实惠,它们的作假手法不 同,但最终对象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基层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岂不成了刀俎之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了吗? “蚯蚓尿尿,各有便道儿”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办法,那就是造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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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全假”:比如将马粪滞塞进烟卷里冒充香烟;将泥巴抟成颗粒状涂上颜色 假冒黄豆;将玉米分压成药片;用糖水冒充咳嗽药水、感冒冲剂;用罗卜充当天麻等等。第二种是“掺假” : 比如给猪肉、牛肉里注水;给牛奶里兑水;在面粉里掺滑石粉;在味精里掺盐;在煤炭里掺大量煤矸石; 在羊毛、棉花中掺沙子、再浇上糖水等等。第三种是假冒品牌:比如假凤凰、永久自行车;假茅台、五粮 液酒;假中华、红塔山、香烟;加健力宝、娃哈哈饮料;假飘柔、海飞丝洗发水等等。 中国的假货品种“奇”全,数量“奇”大,堪称世界之最。品种全:你能看到的,甚至你能听到的商 品,在中国都有假货存在;数量大: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假货所包围,一个没有买过假货的人简直就不是个 中国人。 面对铺天盖地的假货,中国的质量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形同虚设,消费者协会也只是个“居委 会大妈”,和和稀泥,息事宁人而已。面对现实,中国的消费者只能自己倍加小心,处处防范而已。久而久 之,中国的消费者倒被恶劣的环境磨炼成了世上防假意识、识假能力最强的消费群体。 这时间,出了一位打假的英雄王海,但是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费者” “王海是英雄还是刁民”的 争议。这种争议纯属中国牌扯蛋。先别争论王海是不是消费者,先说说制假、贩假、售假该当何罪,先把 制假、售假者绳之以法,之后,再来讨论王海是不是英雄。 “刁民”一词是“旧社会”官老爷对老百姓的蔑 称,这个词汇的再度出现,是统治阶级对消费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国人大脑中的儒家思想 是何等的严重。 象对腐败一样,中国人对假货泛滥的现象常存在两个误区:第一,就是将中国的假货于世界上其他国 家的假货相提并论。第二,是将假货泛滥视为改革开放的产物。 先说第一个误区。是的,欧美基督教国家同样也有假货的存在,这是可悲的人性决定的,但是它们的 假货于中国的假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欧美国家的假货只是个别现象,属于“点”, 中国的假货是普遍现象,属于“面”。欧美的假货只能偷偷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而中国的假货则敢于冠冕 堂皇地招摇于闹市,跻身于精品豪门行列,睥睨天下过客。 单拿假酒来说: 1985年,京、津、沪等十城市抽查了1500家定点经销酒的单位,发现60%的就是假冒伪劣 品。 1987年1--5月,天津市就查处假茅台、假五粮液、假杜康等9个品种30多万瓶,远远超出 真名优白酒的上市量。 经过1987年全国上下对制售假冒品进行的大规模查处后,1988年,据京、津、沪等大城市抽 检市场上流通的13种国家名酒,每种的冒牌货仍不低于50%。沈阳一年即查获假冒白酒近百万瓶。 1989年元旦前夕,五粮液酒厂厂长发表讲话:市场上出售的”五粮液“最起码有70%是假货。 1992年,有关部门在北京市场作过一次抽样检查,柜台上的茅台竟没有一瓶是真的。 四川古蔺郎酒厂生产的郎酒1984年获名酒称号后,小小的古蔺县内,就有数十家大小酒厂以及百 余个地下团伙在生产100多种“郎酒”。1898年,真郎酒一年之销出120吨,而“假郎”“野郎” 仅古蔺县每年就有几千吨流向全国市场。 ………… 在美国也有假货,地摊上有外观漂亮的劳力士手表,售价仅二三十美元,还有瑞士军刀,售价三美元 一把,而商店里正宗的瑞士军刀标价三十多美元。这就是美国的家伙,他们低廉的价格分明在告诉消费者: 我是假货,外观可与真活相比美,价格却又便宜得多,兜里没钱,又想虚荣的人,就来买我。这种假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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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之为“诚实”的假货。而同样的东西如果在中国,便敢于标上真货的价钱,在最高档的商场亮相,销 量说不定比在美国的地摊还要高。 再说第二个误区。 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几个关于假货的事。 一件事纪晓岚买罗小华墨。(可能是当时的名牌)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 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给骗了。 另一件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一支蜡烛,回到寓所里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 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又要和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 肉已被吃尽,只剩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幅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 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赵平穿 着皮靴出门,结果光着脚丫子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作的,揉除了皱纹纹,貌似皮子。靴 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绷好。 此外,纪晓岚还讲述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22) 1748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

漂流者很仇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是假货。 “蔬菜像烂草一样,猪羊的肚 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贫困、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 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中说: “假份量、假尺码、假钱 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 以上诸事发生时,“新中国”还没有诞生哩,可见将假货泛滥视为是改革开放、“初级阶段”“转型期” 的产物是一种偏见,而预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假货会日渐消失,则是一种天真。 这些假事、假货,是假话的一种延伸,它们的危害比假话更直接、更具体,已经属于违法、犯罪的范 畴,是腐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专制政体、缺乏法制,是这些假事、假货泛滥的直接原因。正是没有法制,才 使得做假事的人获利极大,而风险极小;正是没有法制,才使得做假货的人得到地方官僚的保护,而受不 到法律的制裁;正是没有法制,才使得政府得打假和反腐败一样,只是象征性地、局限性的,只是走走过 程,做作形式,治标不治本,打假最终变成“假打”。 然而,从更宽阔的历史、地域的眼光看,除了近代产生出一些民主法制国家外,世界上更多的国家, 更长的时间里是处于非法制的状态下的。但是,他们中间没一个国家能过像中国这样假货泛滥成灾,人人 弄虚作假成性。 可见,政治制度、法制,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就是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法制来, 在没有构成犯罪事实的假话面前,在犯罪事实模糊、伸缩弹性很大有无孔不入的弄虚作假面前,在无法检 测的掺假、在不好定性的伪劣商品面前,法制,也会捉襟见肘,其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打假”更属于道德范畴。 在中国对制假、售假的地方保护中,并不能完全单用一个“利”字来概括,地方官僚的思想、道德意 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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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某县供销社大批出首假“凤凰”自行车被发现,上级要求查处时,该县副县长却振振有词地对抗 上级命令:这个供销社是我县的经济支柱,经济落后才搞点假冒,赚点钱。如果被查处没收,就没法活了。 河南某县因大量制售假“茅台”假“五粮液”被工商部门查处,一位副县长说:我们县历来是穷县, 这两年不少群众搞假冒致富了,县里的财政收入也高了,有什麽不好! 河北魏县是个制售假药的大本营,工商干部将假药的问题反映到该县的某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 卖假药有什麽了不起,你不知道魏县穷吗?群众好不容易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你们却大惊小怪,查个没 完没了。于是,魏县的人大常委、公安局的头面人物也纷纷下海,搞“业余兼职”成了卖假药大军中的一 员。 湖南株洲药检所依法没收了白关药材市场某店待售的假土霉素等假药品,合计733元。该店法人代 表不服,找到县委,县委书记竟指示将没收的药品全部退还售假者,并对药检所的负责人说:市场刚开张 不久,买几次假药怕什么?另一位乡党委书记则说:我们株洲县的经济之所以搞不上去,就是你们这些人 的干扰。 ………… 地方官僚如此的“关心”地方经济和地方百姓的生活,不排除受人财物替人消灾的嫌疑,但是他们能 以地方经济为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地为制假、受假辩护、撑腰,也足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真正的)道德观念 是多么地淡薄,更准确地说是可以看出中国的“造假”道德观念是多么的浓厚,多么的有群众基础。

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写过一篇《卖柑者言》,反映的是元朝末期的一位造假者的心声。将它翻译成白 话如下: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会储藏柑桔,经过严寒酷暑也不腐烂,拿出来光彩鲜艳,玉石般的质地,金子 般的颜色;可是把它剖开来看,却干枯得像破旧的棉絮。我很奇怪,就责问他: “你卖给人家的柑桔,是要 拿他装倒器皿里去供奉神灵、招待宾客呢?还是炫耀他的外表去迷惑傻子和瞎子呢?你这种欺骗的手段太 过分了。 卖水果的人笑着说: “我干这行当已经多年了,我依靠这职业来养活我自己。我卖它,人家买他,从来 没有听到过闲话,为什么唯独你不满意呢?世上玩弄欺骗的人不少啊,难道就是我自己吗?你怎么没有去 想想,现在那些身上佩着虎符、坐着虎皮交椅的人,看那耀武扬威的样子,好像是能捍卫国家的将才,可 他们真的能够传授孙武、吴起那样的谋略马?那些高高地戴着官帽、腰上拖着长长带子的人,看那气度不 凡的样子,很像是在朝廷上辅助帝王的重臣,可是他们怎能够建立尹伊、皋陶那样的业绩吗?盗贼兴起, 不知道怎样控制,百姓困苦却不知道怎样解救,官吏为非作歹却不知道怎样制止,法制败坏却不知道怎样 整顿,白费国家的俸禄却不知道羞耻。看他们坐在大堂上,骑着高头大马,美酒喝得醉醺醺的,油腻美味 吃的饱饱的,那一个不是看起来高不可攀,使人敬畏,显赫威武,值得人家模仿效法呢?又哪里不是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呢?今天先生不去追究这些,独独来追究我的柑桔!”(23)

有了国家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卖柑者为何不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呢? 今天,中国每个城市的墙壁上都涂着“办证191×××××”

之类的文字号码,这是造假文凭、

假证件者的广告,上面的号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们联系的传呼号。如果我是一位造假文凭、假证件的 人,别人指责我,我会同样像卖柑者一样不服气:大学校园里的一些所谓的硕士速成班,只要交上万把块 钱,就能混个硕士文凭,这种文凭是真的吗?许多官僚为了晋升,通过种种手段在大学里弄到的本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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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凭是真的吗?还有众多的委培、自费、走读、甚至正规生,回回靠考试作弊过关,它们的文凭就是真 的?如果执法部门抓住了我,该罚就罚,该判刑就判刑,在中国没理可讲,“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我 承认自己作恶、作假的档次低、能力有限,但是千万不要给我讲“道德”二字,--恶心,你们自己也长 了一身长毛毛,有什麽资格说我是妖精! 如果我是学生,别人指责我考试作弊,我也不服气: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明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 还要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党史和我们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凭什么要我们死记硬背?!本专业的教 材是几十年前的教材,和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我们死记硬背又有什麽用?!教材上能讲假话,我们为什么 不能做假事?!教育体制本身就假,我们作弊是对这种僵化、虚假体制的正常的、健康的应激反应,为什 么单单指着我们?! 校园不单单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他更是一个教育学生怎样做人的场所。道德操守也如少女的贞节 的操守,少女的贞操一旦破了,以后也就没有守节的必要了;既然在“洁净”的校园里能作弊,出了校园, 到了社会的大染缸中,就更能作弊,并且会有更为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解。 有了假话,就会有假事,有了假事,就会有假货。 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歪,整个大厦就会倒塌。 “上梁”通常只是被群众们理解为高级干部的行为准 则、生活作风,其实,真正的“上梁”是支配干部们行为的儒家思想,而这种思想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 大脑中,支配、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 中国社会“假”的泛滥,表面的、“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深层的、“软”的原因则是儒教价值观问 题。表面的、硬的体制,也使有深层的、软的宗教决定的,中国社会的长期专制,正是儒教的杰作。因此 儒教是中国“虚假”泛滥的源头。 儒教不除,假祸不止。 儒教的含蓄是虚假的温床、孳生地。这“含蓄”仍是个表面,它里面仍包裹有东西。 “含蓄”所包裹的 这个东西,就是道教所鼓吹的“道”。 让我们来看看道教的“道”是什麽样子: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23)(《老子•二十一章》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 (明白的样子)我独昏昏(糊涂的 样子);熟人察察(同昭昭),我独闷闷(同昏昏)。”(24)(《老子•二十章》) “故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旷兮,其若谷,(象山谷一样空旷),混兮,其若浊(象混浊 的大水一样混沌)。”(25)(《老子•十五章》 这就是“道”的真面目:恍惚窈冥,混混沌沌,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他才是“中国牌”虚假的根源 的根源。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26)” ( 《老 子•三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27)(《老子•六十五章》) 道教不仅明确地教导专制者们愚民,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愚民工具。道教愚民,靠的就是“道”- -混沌。 不好理解吗?那就看看太极图:一个圈里,黑白缠绕,黑中有白,白种有黑,难分难解。太极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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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肖像。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8)(《老子•四十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9)(《老子•二章》)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0)(《老子•二章》) “唯之与阿(赞成与反对)相去几何?(相差多远?)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善与恶,相差又有 多远?)(31)(《老子•二十章》) 表面上很辩证、很智慧,实质上是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郑板桥想对恍惚混沌的“道”探个究竟,不能,最后只好长叹一声: “聪明难,糊涂更难” “难得糊涂” 而作罢。直到今天,“难得糊涂”仍是几乎所有“聪明”的中国人的最高生活准则。 曹雪芹倒是探了个究竟,到太虚仙境走了一遭,看到了“道”的真面目,原来是“假作真是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他比郑板桥更绝望,最后依皈佛门了。 颠倒了!一切都颠倒了!真与假,美与丑,善于恶,正与邪,黑与白,一切的一切,在中国统统都颠 倒了。 虚假!一切皆虚假,从头到脚,从肉体到灵魂,--中国人还有灵魂吗?你们是天生没有灵魂,还是 灵魂被魔鬼拐走了?你们为何如此唯物,如此实际,如此功利?和动物一样? 都知道中国人“爱面子”,“面子”为何物?他和尊严、体面有何不同?尊严、体面是真实的,它的主 体是自己的灵魂。“面子”是虚假的尊严和体面,他不需向自己的灵魂负责,他完全是给别人看的。 还不好理解?吃过馄饨吗?吃过水饺吗?饺子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人就应该吃过饺子。 馄饨、饺子的面皮就是“含蓄”,里面的馅儿,就是“道”--混沌。俗话讲:过年谁不吃个饺子。饺 子是中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中的一道主食,富人的饺子,馅儿里的肉可以多一点儿,穷人的饺子,馅 儿里的肉可以少一点,就是没有肉也不要紧,只要用“含蓄”的面皮儿一包,就团圆美满, “天下大同”了。 自从有了馄饨、饺子,以及他们的“亲戚”包子后,就便宜了哪些病猪肉、死猪肉、烂猪肉等假冒伪 劣。再烂的东西,只要搅碎了,往馅儿里一掺,就“成事不说”了, “皮儿”一包,就“遂事不谏”了,一 下肚,也就“即往不咎”了……。 (子闻之,曰: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即往不咎。” 《论语•八佾》) (成事 不说:作过的事不要解释;遂事不谏:完成的事不要提意见;既往不咎: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追究。) 中国历史中常记载着饥民相食、易子而食的事情,直到近代、现代仍有吃人的事情发生,我很纳闷儿, 怎么下的了口?现在明白了,一定是包成饺子吃的,要么就包成包子, 《水浒》中不是就有专门卖人肉包子 的孙二娘吗? 鲁迅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就是一个“人肉筵席”,我也纳闷儿, “君子远庖厨”,连庖厨都不敢接近 的“慈善”的君子们,怎么就敢“吃人”呢?现在也明白了,“人肉筵席”的主食一定就是“饺子”。 “假冒伪劣”是现代中国社会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其中的“劣”指的是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严格地讲,他不属于假的范畴,而属于质量意识问题。但是“劣”和“假”却是近亲,因此人们常将它们 相提并论。在此,我们也附带谈谈中国人的质量意识问题。 在中国,质量低劣比假冒更加普遍,它所涵盖的范围也更广。他不仅仅局限于商品这样的“硬件”上, 他还包括了比如服务、工作、生活等更广的“软件”。质量优劣的界定标准比真假的界定标准更模糊,更难 量化,更不为法治所管辖。 和“虚假”一样,中国人的质量意识淡薄,也是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尤其是道教的一个结果。 “十字架”是由横平、竖直的两条直线构成,经纬分明,是非清晰。它里面不存在半条似是而非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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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弧线。十字架信仰培养了基督徒理性思辨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的质量意识。与十字架对立的是中国 的太极图。太极图中没有半条直线,他全由说不清、道不明的曲线、弧线组成。正是混沌、糊涂的太极图、 道,塑造了中国所特有的不认真、缺乏理性、不讲原则的大脑,扼杀了中国人的质量意识。 中国与欧洲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大陆--这个人类文明的舞台的两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同样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其表现之一就是,基督教欧洲重质量轻数量,而中国则是重数量轻质量。在魔 鬼与上帝的较量中,数量是魔鬼手中的一个法宝。 “认真”在中国是个遭到非议的东西。在工作中认真,会被大家视为“死别” “一根筋” “认死理” ;在 人际交往、言行信诺上认真,会被大家视为“迂直” “小心眼” “拘泥小节”;在钱物来往上认真,这会被视 为“薄气”“小气”等等。相反,不认真,这会被视为达观、豁达、大方、活道、宽容、厚道等等。 在中国人眼中,认真是恶的,不认真是善的。--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所有听不到福音的民 族的悲哀。人的本质是有罪的,是恶的,不知道赎罪、没办法赎罪的人门怎么敢认真呢?一旦认真了,人 便会露出凶恶的真面目,要么自家人相斗,要么和外族人相斗,就会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永无宁日。 类似于西方的宽恕、宽容,中国有一个词叫“厚道”。表明上他们是一回事,但是当你将西方的“宽恕” (condone)翻译成“厚道”时,就不自觉地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两者是不同的:宽恕是知道你犯的 过错,但是能够原谅你,给你改正的机会;厚道则是不知道或是不愿知道你的过错,而将事情糊弄过去。 前者,是有原罪、赎罪“理论”作背景的,后者,是由混沌、感情为内涵的。 中西方这种类似的词汇还有很多,但是他们的内涵却总是有着微妙差别的,这种微妙的差别其实往往 正是基督文化和龙文化的真正差别,这种微妙的、不易或不愿被人察觉的差别又总是将人们引到歧途之中,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人要想杜绝这种诱惑,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中国方块 字抛弃掉。否则,很难。 “厚道”对中国人来讲,就像“诚实”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品质的非常高评价, 而“薄气”对于中国人,就像“欺诈”对于一名基督徒一样,是对一个人的很低的、贬义的评价。 “厚道”和“诚实”是大不相同的,“诚实”是以认真为原则的,而“厚道”则是以不认真为原则的。 “厚道”就像儒教的“让”一样,是表面的,是有分寸、有技巧的。在“厚道”所表现出来的“大度”、 “宽 容”、“不拘小节”的外表之下所掩盖的是更为复杂功利算计,因为这种“厚道”的算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数学问题,它里面掺杂了更多的数字以外的东西,如感情、权力、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 “厚道”算计 是一个政治算计,这种算计的基本功把每一个中国人都训练成了政治家。但是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因此而进 步,反而因此落在了世界后面,同胞们,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欧美基督徒在签订合同时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表面上繁琐、刻薄,但实质上是一劳永逸,费嘴而省心 的,其最终结局也总是双赢的。而中国人在签订合同时(包括更多的口头协定),双方都拉不下“厚道”的 面子去讨价还价,许多细节的讨论也由于怕落下“薄气”的罪名而羞于开口。表面上这种合作的效率是高 的,双方是相互信任的,气氛是和谐友好的。但是在双方糊里糊涂地签订合同后,心里算计便伴随了整个 合同期,直到合同期满,以双方不欢而散、甚至结下仇怨而结束。 中国人的这种游戏规则对谁有利?第一是对有权的人有利。既然纠纷的内容,合同中没有写明,法律 就做不了主,最终谁有权力,谁和权力靠的近,谁就会在纠纷中占便宜。第二,是对道德品质差的人有利。 人们因为“厚道”不愿在细节上计较,这就给那些“专攻细节”的骗子们提供了可趁之机,最终使吃了亏 的“厚道”人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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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呀“厚道”,多么善良、多么醇厚的字眼,有多少骗子假汝渔利,有多少邪恶假汝行事;“厚 道”呀“厚道”,你表面上善良、温柔,内心里却是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你是骗子的工具,邪恶的帮凶。 “厚道”的中国人是不敢认真的,是不敢讲究质量的。

中国人的质量意识差,还来自于中国人特殊的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态度。 儒道较是两种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彼岸世界存在的“反宗教”,他们否定彼岸世界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就 是让中国人过度迷恋现世、怕死。 每个人在考虑到死亡时,都会产生一种“人死如灯灭”的空虚、失落感。人死不甘心像灯一样灭掉的, 于是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或把自己的肖像雕刻在巨大的建筑物上……这些还不能永恒,于是人便 又留恋起、便去追求能让人永恒的神,于是便有了宗教。 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对死亡的忧虑,实际上是人的灵魂在思考、在寻你一个真正的、永 恒的归宿。没有灵魂的动物,再聪明也不会去想“死亡”这个无聊的问题。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标志,原始 人群和动物群体的区别就是人群拥有宗教。和人很接近,聪明的猩猩猴子,几乎拥有原始人所有的社会行 为,但唯独没有宗教。如果你看到一群猴子在跪拜一个没有生命的、用木头或石头刻成的偶像时,那你看 到的就不再是猴子,而是人。 “不语神怪,罕言性命”(32) “子不闻神怪乱力”(33) “不知生焉知死”(34),回避死亡,否定天堂、 彼岸世界的儒教,让他的信徒们干了不少坏事,最终他也只给了他的信徒们的灵魂一个去处:阴曹地府。 阴曹地府是个什麽地方?反正不是天堂,也不是慈善机构。那里面有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那里的小鬼 们比阳间监狱里的狱卒还黑还坏,个个是敲诈、勒索、刑讯逼供、滥施酷刑的能手,所以,一个信奉儒教 的中国人一生中最要紧的是自己死后,要有子孙常来看自己,以使得地府中的牛头马面们知道自己不是可 以随便欺负的孤魂野鬼、“绝户头”;要有子孙来不断给自己“送”些纸钱、冥钞,以保证自己的生活,以 便买通小鬼们,使自己免受太多折磨。因此“断子绝孙”对中国人来讲是最为恶毒得诅咒。 道教更心虚,连阴曹地府都不敢让去,只是一味地炼长生不老丹,以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让人的 灵魂永远寄居在肉体之中。 回避死亡的儒道教使得中国人很惧怕死亡,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痛苦、失败、终结、 “灯灭”, 是一件很让人悲伤、很晦气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的葬礼上,死者亲属们的大哭特哭,就是这种“死亡观” 的具体表现。中国人在哭丧时最常见的“唱词”是:“爹(娘)这一辈子是什么福都没享啊……。”为亲人 离开尘世倍感痛心、惋惜,似乎自己的爹、娘只要活下去就能享什么福似的。 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通过了基督的宝血于上帝签了协约,只要不违背协约,他们死后就可以上 天堂,而天堂比尘世美好的多。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平静的,理性的。 196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后,他的亲人只是平静地说: “约翰被枪打中了,他 现在在天堂里。”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中航行时撞上了冰山,轮船徐徐沉入大海,这时一位乘 客约翰.侯伯牧师(Rev. John Harper),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 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 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 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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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同唱著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它乘客,大家秩序井然的接受 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它的乐手,也穿著燕尾服走上 甲板,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的歌声中,铁达尼缓缓沉入大西洋。 67 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会反对 像您这样 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世界 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 的纸条写著: “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 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 等,他们都呼应侯伯牧师,把自己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来自欧洲,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 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后,被困在大楼中的人们很冷静, 在疏散之时紧张有序,主动为伤员让出通道。消防队员到来后,大家拿水给他们喝,并往他们身上洒水。 一名妇女在地铁站被困了45分钟,重见天日后,她并没有立即逃离现场,而是留下来帮助一名哮喘的妇 女……。 中国同胞们,在死亡面前,如此的尊严、体面,我们做得到吗?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又会 作何选择呢?我想除了是“狼奔豕突”之外,还是“狼奔豕突”吧!(豕:就是猪) 1994 年 12 月 8 日傍晚,新疆的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行「两基」教育汇报演出,不幸的在现场发 生大火,造成 325 人死亡,136 人烧伤。灾后鉴定报告里显示,死者中有 288 人是学生,其中独生子女占 98%。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 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还有目击者声称,一个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 当卡车运往殡仪馆时,肠子还拖在地上......当时在友谊馆参加活动的,有该市 15 所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 教职员工 796 人;另外还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 25 人,和克拉玛依市 20 多名副处以上的官 员。

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 20 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似地无一人伤亡。 而且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的逃生门最远,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最先逃出,出来 后一个个也还都衣冠楚楚。

据一名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上完洗手间,回到剧场时,场内已是另一番情景: “我抬头一看舞 台,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著话筒喊: ‘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 另 一位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著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在场的 最高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离开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中 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案,他很不幸,被火星烧焦了几荆白发。市教委一名党委副书记况*,凭借著对 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 也绝不开门;事后还骄傲的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 道教不单单是只炼长生不老丹,他还教导人们怎样保全、延长自己的肉体生命。 “曲则全,枉则直”(委屈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35)(《老子•二十二章》) “缘督以为经(作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天行),可以尽年。”(36)(《庄子• 养生主》) 136


“宋国有一处叫荆氏的地方,适宜种楸树、柏树、桑树。一握两握粗细的树,想找栓猴子木桩的人就 把他砍去了;三围、四围粗细的,想用作高大屋栋的人就把它砍去了;七围、八围粗的,贵人和富商想做 单幅板棺材的就把他砍去了。这些树之所以未能想尽天年,而中途丧命于斧子,就是因为有用而招来的祸 患。”(37)(《庄子•人世间》) “掌管祭祀的祝宗身穿祭服走进猪栏,对猪说:“你为是么怕死?我要好好喂养你三个月,戒食十天, 斋戒三天,铺上百茅草,把你的肩肘和后退放置在雕饲的祭器上,你愿意吗?”转移为猪打算,到第不如 吃糟糠活在猪栏里好啊。人既然会替猪打算,却为什么偏偏为追求尊严、荣誉而去作祭盘中的牺牲品呢?” (38)(〈庄子•达生〉) “庄子在濮水中钓鱼,有两个楚王的使者来拜访,说:“我们大王想把国事托付给你。”庄子持着鱼竿 头也不回地说: “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巾布包起来,装进竹箱,藏在庙堂 之上。这只龟,是宁可死去而留下骨壳被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呢?”两个大夫说: “当然是摇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将摆着尾巴在泥中打滚。””(原文:“吾将 曳尾于泥中。”)(39)(《庄子•秋水》) ………… 道教是一个教人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宗教。 将人混同于动物,是无神论、唯物论的必然,将人混同于猪和王八,则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庄周可 真是个天才。 有了道教的教导,中国人个个都是贼精。欧洲人为了尊严、荣誉而去面对面地决斗,对中国人来讲纯 属犯傻。中国人也有争斗,但他们绝不会光明正大地去面对面地决斗,而只是会在保证自己不流血的前提 下用尽心思去暗算对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韩信为了避免决斗而不惜钻 裤裆的故事,所以千古流传,就是因为它符合了道教的审美观,并为众多的懦夫们提供了一个畏刀避剑的 借口和精神胜利的武器。两千多年了,韩信只出了一位,但受“胯下之辱”的中国人却多了去了。

儒道教让人畏惧死亡、爱惜生命、迷恋尘世、享受生活,这样不是更能让人们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吗?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 是的,中国人是一个贪图现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国人的技术是世界第一的。虽然中国的 烹调术、房中术非常发达,但是能享受他们的并不是众多怕死的人,而只是一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 敢于将脑袋栓在裤腰带上打天下、并取得成功的人。这一伙亡命之徒成为统治者后,会对广大贪生怕死、 委曲求全的民众打心眼里蔑视,并会将他们作为牛马无限制地压榨。而怕死的民众对残酷的专制也能无限 制的承受,除非没有饭吃。 “不自由勿宁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疯子、“生蛋们”才说的话。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裴多菲不仅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在反抗沙俄、争取民族独立 自由的战斗中,裴多菲被敌人的长矛刺破了胸膛,献出了自己可贵的生命,他为自由牺牲时,年仅二十六 岁。 与裴多菲的是相反,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裴多菲如在中国,一定会被当成疯子,他就是为中国的自由而死,他的鲜血也不会唤醒、激励中国的民众 去追求自由,而只会被当成人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话料: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也柔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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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40)(《老子•七十六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41)(《老子•七十三》)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呵,呵呵……。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这种信仰的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赖活” 。一种工 业产品,如果没有质量淘汰的标准,其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将以降再降, 直到面目全非,难以称之为产品。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生存的最低要求,只是为活而活,为吃而活,为活 而吃,那他的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生活,仅仅是活着,像猪一样活着。 没有正确死亡观的人和民族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孔丘说:“未知生,焉知死?”(没能知 道生,又怎么知道死呢?)(42)正确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与孔丘这个骗子的话正相反,他是:不知死,焉知 生? 那一小撮中国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懂得享受生活,知道提高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和民众的极端贫困相 对应的是专制者们的极端奢侈,极端贫困会扼杀生活质量,极端奢侈同样会扼杀生活质量。和极端贫困不 同,他是通过极端纵欲来毁坏生活质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禧太后,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拥有成千 上万后宫的皇帝也不会真正品尝到性的乐趣,他们不懂得饥饿与美食、禁忌与性的真正关系,和贫困的老 百姓相比,他们不过是些食儿多、母猪多的猪而已。 自认为向蛇学了几招,就有了蛇的精明实际,时时、事事都能得着实惠,其实他们只是中了蛇的诡计, 徒有蛇精明的外表,实际上却过着“曳尾于泥中”的自得其乐、自欺欺人的猪和王八的生活而已。中国人 自称是大智若愚,其实中国人是大愚若智。 一个为吃而活,为活而吃,连自身生命都不讲质量的人,怎么能对自己的产品讲质量呢?一个劣等的 民族,怎么能生产出优等的产品呢?! —————————————— ⑴(《论法的精神》) ⑵(《史记•陈涉世家》) ⑶(《孟子•梁惠王上》) ⑷(《孟子•告子上》) ⑸(《孟子•告子上》) ⑹(《公羊》) ⑺(杜预《左传序》) ⑻(《孟子•滕文公上》) ⑼(《孟子•离娄下》) ⑽(《三字经》 ) (11)(《论语•泰伯》) (12)(《论语•阳货》) (13)(《读者》2001、14) (14)(《论语•为政》) (15)(《论语•季氏》) (16)(《孟子•离娄下》) (17)(《孟子•公孙丑下》) (18)(《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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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礼记•丧大记》) (20)(《礼记•问丧》) (21)(《新浪网》) (22)(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 (23)(《老子•二十一章》 (24)(《老子•二十章》) (25)(《老子•十五章》 (26)(《老子•三章》) (27)(《老子•六十五章》) (28)(《老子•四十章》) (29)(《老子•二章》) (30)(《老子•二章》) (31)(《老子•二十章》) (32)(〈后汉书•方术列传〉) (33)(《论语•述而》)、 (34)(《论语•先进》) (35)(《老子•二十二章》) (36)(《庄子•养生主》) (37)(《庄子•人世间》) (38)(〈庄子•达生〉) (39)(《庄子•秋水》) (40)(《老子•七十六章》) (41)(《老子•七十三》) (42)(《论语•先进》)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 儒教是虚假的根源 全文完 二十一 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儒教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正是这种静止的世界观赋予了中国社会超强的惰性,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 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种种表现之外,儒教的静止世界观在中国社会中还有以下三种表现: 第一,儒教使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中的每一次的变革,都会毫不例外地遭到“效 法先王”的儒生们的围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层层阻滞。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师长。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国很迷信自己的 祖先,迷信祖先的技术,迷信祖先的秘方。后人有了新的技术、学术也要假托黄帝、周公的名义才有说服 力。一个不信儒教之邪,敢于大胆搞革新、创造的人,那他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被儒教所扼杀,扼杀不 死,他就会被后来的儒者尊为神圣。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后,儒教也会将他们捧为神圣。不论是文 臣、武将还是文学家、艺术家,开国的一代就是这个王朝各行业的开山鼻祖,他们的继承者、学生在“事 师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只能对老的学问承袭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因为在儒教中国,超越突破 139


就是越礼犯上、不尊重老师的表现。这样,各种学问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物也不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强。 第三,儒教反对科学。在人类进步发展的历史中,技术的发明、革新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社会许多大的飞跃,究其原因,其动力原是来自于一两个不起眼的技术发明。近代人类社会的快速发 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飞猛进的结果。 抵挡社会进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对科学的。 儒教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观上。 经过秦朝暴政和楚汉战争后建立的汉王朝,初期信奉寡欲无为的道家思想,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和 刘氏祖孙六代的经营,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王朝已经人给家足,国力强盛,年方二八的刘彻已不再 满足清净寡欲的黄老之道了。为了追求“万事之统”询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刘彻下诏命令全国“贤 良文学”上书对策。此时熟谙儒家经典的董仲舒脱颍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刘彻的三次册问,使刘 彻最终找到了治国的理论武器,从此,汉王朝开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内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 常设于身,身尤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⑶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夫而 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⑷ 董仲舒还将儒教之五常:仁义礼智信分别和五行一一相对应,东方木主仁,西方金主义,南方火主礼, 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仅只是三纲、五常,董仲舒还将官体、继承、刑辟、摄政、嫁娶等儒教制度内容都与天象、五行一 一比附。 “父死子继合法?法木终火王也。兄死弟继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 法地顺天也。男不离父母何法?法火不离木也。女离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亲迎何法?法日入阳 下阴也。”⑸ ………… 天人感应。 “人之所为,与天地流通而往来响应。”(《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 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亦。此灾异所缘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为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 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 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咨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顺天而行,修饬德政,天就会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会将灾难惩戒。如果不悔改,天 就会收回符命,使之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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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最后又引申出两个结论:一是:“王权天授”,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 皇帝是天之子,受命于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众必须服从君王, 君王必须服从天意。这两个结论恐怕才是汉武帝青睐董仲舒,将他的理论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 原因。 正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先秦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变成儒教,使得儒学 升华为中国的政治神学。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儒、道、阴阳、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体,不分家的。春秋战国,几个 弟兄分了家,各立门户独自发展,经一段时间后,在汉代又重新合为了一家。混沌、混合本来就是中国龙 文化的秉性,儒、道、阴阳、五行等兄弟的结合只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反科学主要表现在: 一

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使权力成为社会结构、思想价值的核心,科学沦为权力的附庸。

权力中心思想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诞生。

歧视科技、劳动、实践。

天人合一使自然与人相混合,主客体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并且包涵性极大,自然中的万物皆可被“天”所涵括。儒 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使得自然与人合一,自然与人相互感应。人成了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 也成了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将此种自然观称之为有机自然观。 儒教虽然声称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飘渺的天,蒙昧 的自然并不会说话,人怎么去效法呢?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听。太阳、月亮、星辰周 而复始的运动可以看见,昼夜、四季的变化可以感觉到,但是这些被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肤浅 的、感性的、有限的,是远远不够人们效法之用的。那么隐藏在自然现象之下的更为深奥、更为复杂,不 能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规律、自然之法,怎么去知道呢?既然自然与人是同理、同质、合而为一的, 于是中国人就有了一条探索自然的捷径:以己度物,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去推测自然规律。 “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现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面上,儒生的话很有道理,并且给了“科学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实际 上,结果却与儒生的话正相反。让我们看看儒生们是怎样“格物”的。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有一位姓钱的朋友坐在亭子里“格竹子”,“格”了三昼夜后,病倒了。王阳明继 承了朋友的工作,亲自去对竹子静观了七天,仍没有得到有关竹子的道理,最后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 何格得?”。于是,他便劝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内心上来,“真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作”。王阳明的顿 悟,并不稀奇,他的前辈们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学家程颐就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也”。⑼“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⑽ 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讲得更 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如果不是这样,“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 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11)……。 儒教的格物,实质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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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声称人应当效法于天,可实际上,他的有机自然观却让自然 成为了人的有机体的延伸。这样,中国人研究自然就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去研究,而只是将自 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去研究的。中国古代是没有人去研究纯自然的,他们研究自然只是作为研究人的 一个手段。 比如说天文,中国人认为天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天文与人事是相互感应的,因此,天象中隐藏着 人世间王朝兴衰更替、王侯将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蚀,必有亡国死君之灾。” “日以春蚀,大凶,有大丧,女主亡。夏蚀无光,诸侯死。秋蚀兵战,主人死。冬蚀有丧,多病而疫。” (12) “日蚀所宿,国主疾,贵人死。用兵者从蚀之面攻城取地。”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而曰偏任权柄,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 国……。”(13)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象,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 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国古代的地理同样是研究人的。中国人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龙脉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 阴宅(祖坟)、阳宅(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龙者何也,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支垅之体 段不常,咫尺之转移顿异,验之于物,惟龙为然,故以名之。(15) “穴后相看节节高,有如天马下云霄。子承于父孙承租,世代居官挂紫跑。 穴后一重低一重,此地须知是退龙,纵有穴情只一代,儿孙不久便贫穷。 福龙赖有祖宗好,左右周围筹集来,体势纵非真正结,盘桓安静亦勘裁。 病龙慵懒不堪言,边死边生力欠完,锄破崩残同一断,纵然成地亦孤寒。”(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屡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 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17) ………… 中国古书中提到某位博学贤士,有经天纬地之才时,常说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 五百年。这里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学是不同的,他们的实际意义其实就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象、风水。

儒教的有机自然观对中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运行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将相 的生死,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姓凡有出行、动土、植树、迎娶、出葬等他们都要查一查 黄历,定一定吉凶;它使人相信人的行为也可影响天地变化,比如窦娥屈死后,天被其怨气所感而降六月 雪;它还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国古代有位良医,曾用梧桐树叶熬汤治难产,可后来人们 仿效这个办法时,不仅不见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们去请教这位良医,他解释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叶, 现在是是春天,树叶正在向上长,哪里能用来治难产?………有了这种自然观,就是苹果天天砸到每个人 的头上,也不会有人去思考,这是为什么,更不会去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定律,一句“叶落归根,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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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可以让中国人解释苹果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语词 Science(科学)本是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科学的出

意就是指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 科学的精神包括三个内容:一,对自然之法客观存在的确信。二,将自然之法推进到自然规律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由实证、数学化、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组成的。三,同时代人文学者、文学家 对这种关于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称颂,感性认识对这种理性探索的认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国人不能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 也就谈不上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了。这当中如果偶尔冒出来个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会被视为是在“炊沙成 饭”而遭到文人们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无从产生,或者说是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对立的是古希腊、基督教的自然观。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与人是 异质的,两者的关系是被异隔化的,而不是同质、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腊文化中,存在着一位至高神宙斯,宙斯又统领了很多个与自然事物相对应神灵如日、月、星 辰等。希腊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观是神性自然观。 “论自然”是古希腊哲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宣称物理学(physika)即是研究自 然(physis),这里自然成了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研究实体。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希腊人认为至 高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时也把理性带入自然,产生了各种具有理性的事物。这种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 确立。但同时自然又是与诸多神灵相对应的,它也具有神性。这种理性与神性在自然那里合而为一成了古 希腊文化的一大悖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逻各斯(logos) (初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后被引申 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 “那唯一的智慧即愿意又不愿意接受宙斯这一称号”。虽然主希腊人在 自然的神性中并未进入迷信的境地,但这种自然理性与神性之间形成的难以克服的张力,使古希腊人在进 一步认识自然的活动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们要伐树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们,这不是对树神、 山神、水神的不恭吗? 《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是唯一真神,是

祂创造了自然万物,然后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同

古希腊文化一样, 《圣经》中的人和自然也是隔异的,正是这种“异质”的自然观念,使得古希腊人、基督 徒对“自然之法”确信不疑,这种“自然之法”在古希腊表现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在基督教中表现为上帝为自然设定的秩序。 但《圣经》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并被上帝授权管理自然。既然最能 体现上帝创造力的人类被赋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面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多神论给古希腊人带来的困惑,最终让上帝给解决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时确定的、统治自然的法则,自然规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并且它是需要 人类去探明的。这就促使基督徒运用科学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与自然进行进行平等对话。面对科学家 的“一阵阵轻声软语”大自然“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自由落体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行星运行三定律、 力学三定律………就“仿佛鸟儿向平原飞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转的欢畅” (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是《海 涛》)飘然来到科学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启示,使人类完成了从“自然之法”到自然规律的理性过渡, 塑造了近代科学精神。 是否能够摆正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学的根本原因。 二

天人合一使世俗权力独尊,科学沦为权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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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模糊的,人是实在的,天人合一使得人在宇宙中是独尊的;天是抽象的, “天子”是具体的,天人 合一使的皇帝在人群中是独尊的。 中国皇帝的独尊是超出基督徒的想象的。在基督徒心中,“天子”,天”的儿子就一位,那就是上帝的 独生子耶稣。世上的国王虽受万民的拥戴,但他们和他的臣民一样都是肉体凡胎,都要听从主的戒命,并 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国王的权力再大,地位再高,它也高不过耶稣,更高不过上帝。并且上帝并不象中 国的“天”那样阴阳、玄虚,上帝具有人格特征,祂性情刚烈、疾恶如仇、仁慈博爱、明察秋毫,祂无形 的手无时不在管理者宇宙和人类。耶稣更具体,他不仅有道成的肉身,还有由广大教会共同构成的躯体。 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在社会中是个更为真实的存在,一个体现上帝意志的、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 神圣的存在。他所代表的神权是高于俗权的,这种神权不仅可以与俗权分庭抗礼,并且还能干预、控制世 俗权力。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国的神权(天)与俗权(人)合而为一。中国的皇帝们不仅掌握了世俗的最 高权力,并且他们还是“真龙天子”是“天”的儿子,是天意的直接体现和代言人。 天人合一,使得天的神权完全要靠人的俗权来体现,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俗权独尊,俗权中心主 义。 世俗权力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唯一中心。他不仅为“中”,他并且为“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 涵括中国社会中的一切。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一切都是权力的附庸,都是为权力服务的摧眉 折腰、奴颜媚骨的通房丫鬟。 在中国,有了权力就等于有了一切,饮食、男女、安全、地位等等都是权力的内容。权力在中国是不 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要向权力俯首称臣,否则必遭权力的戕害。 在这种权力中心的社会中,科学是根本不可能不受权力骚扰,独立、自由地生存、发展的。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数学家祖冲之,精于历法,他创建了大明历,为了该历的实施,曾和朝廷中另 一位大臣戴法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最后以祖冲之完胜告终,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许多人 不知道的事,在此辩论中,祖冲之也犯了一些错误,戴法兴也有一些看法是正确的。如戴批评大明历把上 元积年的算法搞得太复杂庞大了。上元积年本是一个虚数,在三国魏时,已经有人用较简单的方法来处理 它了,但祖冲之并没有接受戴的批评。另外,戴在辩论中为维护十九年七润的说法,提出“日有缓急” (太 阳的运动不是匀速的)。祖冲之将此次为“未见其证”。……本来,两个科学家在争论时各有对错是正常的 事,但是在中国,学术争论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许多时候,学术争论就是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和表 现方式。学术争论成了权力斗争,争论本身也就掺杂了更多的非理性的东西,其中有功利也有感情,一派 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派的观点被全盘否定,甚至被遗忘。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切都对的科学家,戴压制祖 冲之是不利于天文学进步的,但后来祖冲之胜利了,戴的“日有缓急”的重要天文发现也就被抛弃了。 隋朝时,隋文帝杨坚称帝后,当年为他相面说他有帝王之相的道士张宾,便成为宠幸。还有个叫刘晖 的天文学家也因阿谀应奉张宾当上了太史令。张宾在南朝元嘉历的基础上,稍加修改搞了个开皇历。当时 有两个天文学家刘孝孙和刘焯上书指出开皇历不够科学,说开皇历不懂岁差,也不会算定朔。和祖冲之的 大明历相比,开皇历其实上是个倒退。但是身为官僚的张宾和刘晖怎么会轻易让别人贬损自己的声望名誉, 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呢?于是他俩就利用权力给刘孝孙扣了顶“非毁天历,率意迂怪”的政治帽子,又 骂刘焯“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后找了个碴子,将二人赶出了京城。刘孝孙好不容易熬到张宾死了,再次 上书,奏章落在了还在任上的刘晖手中。刘晖便耍了个权术,扣押了奏章,并把刘孝孙骗至京城,把他搁 在司天监中“累年不调,寓宿观台”。刘孝孙苦于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一气之下用车子推了口棺材,在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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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门前大哭,才惊动了隋文帝。皇帝于是命人评定历法的优劣,结果刘孝孙取胜。刘孝孙多年的积愤爆发 了,他没有考虑让自己的历法怎样实施,而是要求处死刘晖。这个要求因冒犯龙颜而未获准,不久,刘孝 孙就死了。刘孝孙在司天监事有个同事叫张胄玄,刘孝顺死后,他占其遗稿,又投靠隋文帝的亲信大臣, 伪造天象吹捧杨建,得到皇帝的赏识。他又同袁充勾结,一起排挤隋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刘焯,因为刘焯 揭露过张胄玄抄袭刘孝顺的历法。刘焯在公元600年撰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皇极历。这个 历法的计算在数学史上也很重要,他给出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内插公式,这是个二次函数的计算。 但是刘焯在张、袁二人的压制下,于公元608年抱恨而终。 宋朝宋太宗在978年下令“诏天下伎术有能名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闻者,罪论死”第二年,各 州就送了一批天文术士进京。国家通过考试选了一些人进司天台,其余的人则黥配海岛。科学家不是官僚 就是罪犯,不存在中间出路。 明代以前,只禁止民间私习天文,而未禁止私习历法。明以后控制更严了。 “司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这使天文学在民间绝迹。到明孝宗时,因官僚机构中的天文官员也不会推算历法,朝廷只好“征山林隐逸 能通历学者以备选”结果是“卒无应者”。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天文历算的政治化越演越烈,官方色彩越来越重。天文历法不是越改越精、 越准确,而是走两步退一步,或干脆原地踏步踏。中国的天文学、数学之不发达可想而知。而天文学、数 学是原始科学的主要建构者,是近代科学的急先锋,他们的受挫,直接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生、发展。

在神权高于俗权,神权、俗权二元对立的欧洲,科学有福了。 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尤其是修道院是欧洲步入中世纪之初最早的学术研究园地。罗马诺西亚的圣本 笃(480-544)青年时就离开了腐败垂危的罗马,后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一座山顶上,建立了 著名的蒙特西诺隐修院,开创了修道院的先河。本笃会的修士们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追求圣洁生活的人, 他们中有平民子弟,也有富家子弟,他们屏弃了个人全部所有,在修道院过着独身的、集体生活。他们衣 饰整洁,饮食丰富,他们从事各种精心安排的活动:祈祷、诵经、耕种田地、整理家务、学习各种知识。 公元6世纪,他们就开始学习西克拉底与盖伦的纲要,研究医学了。这些本笃会修士是欧洲中世纪最早的 知识分子,也是职业的知识分子。正是上帝给这些追求圣洁生活的人创造了尘世中的“世外桃源”,使他们 能够在这里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独立、自由地搞学术研究。 圣本笃去世后的两个世纪中,本笃会会规遍传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影响所及,西欧出现了无数个单 独、自发组成的遵循同一会规、同一生活方式的修道院。中世纪前期,本笃会的修道院培养了大量的欧洲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桥梁,他们抄录并保存古代拉丁著作,他们带头到德国森林地带,随后又进入斯坎迪 纳维亚、波兰及匈牙利。他们还担任国王们的法律专家和顾问,并跃居宗教事务高位。由于时代长期承受 信徒们捐赠的土地,他们拥有并经营众多的田庄,在修道士们理性的有条理的管理耕耘下,这些田庄成为 了先进农业组织和技术革新的典范。到了封建社会,本笃会主持们在他们所控制的广大辖区内,成为了负 责政治、立法和军事征募的大诸侯,其中重要的是,在政治纷扰的海洋中,作为安全与知识的避风岛,本 笃会修道院成为了欧洲社会的精神中心和学术中心,成为了欧洲文明的基础。 在中世纪,许多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都出自修道院和教会,他们或为基督徒、或为神父、 主教:格罗斯代特是林肯教区的主教;邓•司各脱是教士,尼古拉斯•奥里斯姆是里苏的主教,古萨的尼古 拉斯是蒂罗尔城布里克森的主教,哥白尼是弗劳恩大教堂的牧师……。 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理性的发展,修道院、教堂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11世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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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开始逐 渐形成。12世纪初,教会在巴黎成立了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欧洲大学的建立提供了样板,此后,许多大 学陆续在欧洲建立: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1167)、图卢茨大学(1230)英国的牛津大学(110 0)剑桥大学(1209),西班牙的波伦亚大学(1100),意大利的阿雷佐大学(1215)帕多瓦 大学(1222)、那不勒斯大学(1224),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1290),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 365),德国的海德尔堡大学(1386)、科隆大学(1388)、爱尔福特大学(1392)莱比锡大 学(1409)等等。 这些大学是培养教士的修道院的延伸,他们成为了欧洲科学腾飞的基础。 这些大学中,巴黎、牛津、剑桥等大学由教会创办,其管理权在教师手里。波伦亚、帕多瓦等大学属 于公立大学,其管理权在学生手里,由学生选举校长,校长本人总揽校务。总之,这些大学和修道院一样 是独立的,是不受俗权控制、干扰的。 相比较,中国的科技研究(如果有的话)始终处于个体民间状态,大学建制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是 一片空白,20世纪后,虽然中国也成立了许多大学,但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学管理权仍紧紧掌握在政府 手中。中国人学到的只是大学的躯体,而没有的学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灵魂:学术独立、自由。

科举制度

天人合一造成的权力独尊,不只是一种社会结构,他还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的集中 体现就是官本位思想。 孔丘的学生子贡问孔丘:“有一块美玉在这里,使放灾匣中储藏呢?还是找一个好的商人卖了他呢?” 孔丘所:“卖了他,卖了他,我就是等待商人的人啊”。 在中国,人才市场的买主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 “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 “学而优则仕”。卖不出去, 成不了仕,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你学而不优。当官不仅可以让人得到金钱美女社会地位,他同时还是 一个人的终极价值的唯一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是按他最终获得的官职的大小、品级而非别的任何东西来衡 量的。一个人的才学、道德,是和他的官职成正比的,官级高的人,就会被人们认为学问大且道德高尚, 官级低,则会被认为学问小且道德相对差。一个人如终生不仕,他就是再有才华、品行,也是会受人们怀 疑、否定的。天人合一的皇帝们不仅买断了读书人的肉体,也买断了读书人的灵魂,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被 皇帝所买,他不仅得不到金钱美女等物质,就是他的灵魂也无处寄托。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才华横溢之人 因不符合皇帝的要求条件,卖不出去,或卖价太低,而终生耿耿于怀,以为怀才不遇,感慨人生如梦,或 借酒浇愁,或眠花醉柳,颓废痛苦一生。 做官如此重要,于是他便成了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但是官,只能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就产生了 竞争。为了收天下英雄尽入自己的彀中,为借机向臣民灌输儒家思想,精明的中国皇帝于是发明了科举考 试。 科举考试是儒教“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一个产物,反过来,他又强化了儒教,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就 是儒教的经典。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浩如烟海的儒教典籍霸占、消磨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聪明人”的 思想和精力。他们足不出户,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皓首穷经,以求登科取仕,光宗耀祖,成为人 上之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使他们一任“科举绞肉机”的搅轧、消磨而无怨无悔。 “今 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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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专制社会的日趋成熟,科举也变得越来越僵化。明代,科举以八股文为标准款式,要求题目 和内容都要依据《四书》及朱熹的《四书集注》里的话,不允许学生自由发挥。这种呆滞死板的文体,使 得读书人的思想更加僵化了。明初的宋濂曾评说“自贡举法行,学者已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唯四子 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满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瞠视,舌木强直不能对。”这样的书呆子就是儒教科举 制度的作品,像这样呆头呆脑、思想僵化之人又怎么会搞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呢? 科举是中国这个老道、成熟的专制社会的一个产物,反过来,他又加强了专制。科举是中国专制社会 正常运行的一个保障,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表面上,他已经同清王朝一起被埋进 了历史的坟墓,实际上,他仍然存在于今日的中国社会之中,只是改了头换了面而已。 今天的高考就是科举的延续,学生考上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当“田舍郎” 。今日 的高考中,人文部分和科举是一样的,只是将儒教经典换成了马列主义。自然学科:数理化同样逃不出科 举的魔爪。中国学校中的自然学科的教育同社会实际需要是脱节的,高中时的数理化教育就远远超出了实 际生活、工作的需要,他们所以深奥,完全是为了高考的需要,数理化在这里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智力竞 赛而已。 就是学生考上了大学,他们与其说是去深造学术,还不如说是去为了混的一张文凭,因为他们在大学 中不会真正学到什麽东西,就是学到了,也没什么用途。中国的教育机制很僵化,学生在大学中不能自选 专业、课程,自己所学的内容完全由学校说了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内心真正的学习、研究 的欲望,学习便成为了应付差使,成了谋生的手段。毕业分配时靠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学习成绩,这使 得中国的大学生有一半以上所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所学的专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专业对口,中国企业的 专制管理所造成的墨守陈规也会使得大学生们的专业知识排不上用场,大学毕业生们的工作,高中生其实 也可以胜任,大学生们的大学学习仅仅是为自己争得到了一个人上人的资格和地位,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数理化这些西方文明并没能从本质上改变科举,他们倒是给科举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有了他们, 统治者们再也不会因学生们竞争力的日益增强而为提高考题的难度发愁了,再也不用挖空心思去发明什么 八股文、骈文等“尖端”古怪的国粹了。开放的、不断进步的数理化,足够拉开学生们的差距,满足“科 举”的需要了。 科举是不限制年龄的,范进五十四岁仍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高考却不行,他只局限应届、往届的高 中毕业生中,这使得高考具有了一考定终生的特性。因此,许多因高考失败或没资格参加高考的人,年纪 轻轻就发出了“我这辈子不行了,全指望下一代了”的沉暮感叹。中国稳定的金字塔形的专制结构,使这 些当年高考失利而久居社会下层的人更加懊悔自己“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痛定思痛,化伤悲为动力, 自己的悲剧绝不能在孩子身上重演,自己青年时的梦想要在孩子身上实现,于是,现实的压力、父母的期 望、理想、懊悔等这些本不属于孩子的东西被父母的爱混合着一起压向孩子们稚嫩的肩膀。 封闭、僵化、力求稳定、金字塔式结构的专制社会是不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的,有一小撮精英搞核武 器, “盗版”海外先进国家的科技成果就足够了,行政干部、官儿,其名额也是有限的。于是随着中国家长 们对“教育”的日益重视,中国学生们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这种竞争从高中向两端蔓延,向上,从本科到 研究生,从研究生到博士---今天中国的博士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科技 实力位居世界第二,这只能反映出中国学子们的竞争激烈程度和人才市场的行情;向下,这中竞争从高中 扩展到初中,再从初中蔓延到小学,再从小学渗透到幼儿园--中国人真的好累! 中国的高考制度,其实是摧残少年青春的搅肉机,尤其是对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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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骨,车胤囊萤虫,孙康映寒雪--中国的学子们历代艰苦卓绝,但中国的科学 从来也没有发达过,为什么?“道”走歪了,出力不出活,自己瞎折腾。 科举是人治社会的一项最杰出的发明,在人治社会中,再也没有比“考试”能更精确、更“科学”地 检测人们的能力的手段了。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考试的内容再高级、智能化,也不可能全面、客观 地测试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唯一能做到全面、客观地测试出人综合能力的,不是什么考试,而是广泛的 平等的自由的社会竞争。真正能给人们一个真正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公正地位的,真正能使得人尽其才、物 尽其用的不是什么主考官,而是竞争规则--上帝。

在一个专制的、人治的社会中,应试教育是必然的,也使必需的。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社 会更是这样。今天,在中国这个专制的社会中,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而妄谈素质教育,纯属裤裆里拉二胡- -扯蛋。 与儒教经典独占学习内容的中国教育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学术中心:修道院和大学则开放、理性得多。 6世纪,本笃教会建立修道院之初,医学由于可以满足修士们救死扶伤的人到需要,就受到尊重,被 修士们广泛学习。自从法国博学的教育家、数学家盖尔贝特与999年被选为教皇(改名为希尔韦斯特二 世)后,西欧的学术开始振兴,这种振兴的标志之一就是11世纪教会学校和12世纪大学的建立。在这 些中世纪的大学中(包括教会办的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初等三科:文法、修辞、辩论,高等四科:音乐、 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在此基础上,又开设神学、哲学和医学。初等三科都与逻辑有关,高等四科都与 数有关,从这些分科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中世纪大学在培养学生时是以分析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的。 随着大学的建立,试验家、理论家纷纷云集于此,将工匠、江湖术士隔离在校园之外,作为专门研究事业 的科学便由此而生。

歧视科学技术和劳动实践。

天人合一虽然是被董仲叔明确提出来的,但时期思想精髓是早已有之,只是比较模糊罢了。 早在春秋时代,孔丘就明确地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劳动实践的歧视。 “学而优则仕”(19)(《论语•子张》)学习好了就应当从政; “君子不器”(20)(《论语•为政》),器,就是有用的器皿,将此话说得白些就是专业技术人才不是君 子。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论语•为政》)钻研尖端,就是祸害;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小时候贫贱,所以才学会很多卑贱的技艺。真正 的君子会有那么多的技艺吗?不会的呀)”(22)(《论语•子罕》) “技艺”在孔丘眼中竟是“鄙事”,自己被迫学会了几件,竟自贱如此! “樊迟请学稼,子曰: “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 “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 “小人哉,樊须 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 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3)(《论语•子路》)民众在孔丘的眼中还是人吗? 背后说人坏话是孔丘的一贯表现。 有了老师的教导,学生们也不甘落后。 子夏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 但是这会妨碍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不做这些事)(24)(《论语•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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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君子到底该是什么样呢? “若有一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亦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有这样一位臣子,老实诚恳而无别 的技艺,与世无争,有容人的度量。人家有本事,就好象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 不但口中称道,而求内心确实也很喜欢。这种宽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全我的子孙和黎民的幸福的,是实 在有利于国家的人。)”(25)(《大学》)

原来儒生眼中的君子就是一个不懂专业技术,专门外行管内行的领导。 还是“亚圣”孟轲说的露骨、痛快: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6)(《孟子•滕文公 上》) 由于圣人们的教导,科学技术在中国人的眼中成了“奇技淫巧”,儒教经典《礼记》中甚至提出:“奇 技奇器以疑众,杀!”正是儒教对科技的歧视,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处于被禁锢、被歧视的地位,从事 科学研究的人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理解,并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孙中山先生曾说:在中国 社会“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 在儒教统治的中国,在“孔圣人”的二亩地头,科技落后是顺理成章的,科技发达才是咄咄怪事。 古希腊的科学发达主要表现在理论方面,在实验、技术方面却是裹足不前的,这是古希腊人鄙视手工 劳动的思想所造成的。在古希腊,动手做实验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就像阿基米德这样的实验大师也都为自 己制造仪器感到羞耻,柏拉图甚至指责两个希腊人制造装置仪器来解决几何问题是在“污染思想”。学者和 工匠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科学是生长在奴隶主和自由民花园中的花朵,而技术则掌握在会说话的工 具--奴隶手中,因此古希腊的学者们对劳动技术也是蔑视的。 古希腊人对手工劳工、实验、技术的歧视,阻碍了其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古希腊的的科学 思想无法演变成近代的科学技术。 古希腊人的缺陷,让欧洲的基督徒给弥补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填平了学者与工匠之间的 鸿沟,并且基督徒将手工劳动视为阅读上帝的著作、使自己更能接近上帝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们 自己所说:“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中世纪“修道士是第一批人数很多的指甲下有污垢的知识分子。”(小林 恩•怀特语)正是这些靠劳动磨练自己意志、陶冶情操的修道士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结合起来,将科学理论 和实践结合起来,并最终使实验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使得“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 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27) 中世纪西欧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至于15世纪时,便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学习 “实用工艺”。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东正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 1444年,他写信给拜占庭自治省的统治者,建议他派四个或八个年轻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 的手工技艺,在信中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随车轮转的又快又匀称” “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 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28) 在这种背景中,一个名叫罗杰•培根的修道士在13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偶然 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要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炮的还快; 人们能制运货车,他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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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29) 正是基督教,而非别的什么,将科学理论、可控试验、实用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并使这三者形成了一 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创造出了近代科学的神话。

通过以上四点粗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儒教反科学的真面目。 天人合一,其实质是对“天”的否定。天人合一是无神论者的最高哲学成就。 同时他也体现了中国龙 文化的女性本质:男人的实质是理性,女人的实质是感性。男人离上帝近,女人离自然近。男人具有“灵 性”,女人具有“物性”。女人的“物性”在战争时期表现在她们是一种战利品,在和平时期表现在女人是 被观赏的对象,女人在被观赏中能得到很大的愉悦,这使得女人具有了爱美的天性,甚至为之不惜自残。 尽管女权主义者对此也有嘤嘤的几声非议,但她们终难抵女人爱美的洪流。女人之所以与哲学无缘,是因 为她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们只是哲学的对象,而非哲学的主体。女人感性思维的最高“哲学”成就就 是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

道教也是反科学的。 道教的创始人李耳,认为学习和“道”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学习会伤害“道”,“为学者日益,为道者 日损”(30)(《老子•四十八章》)。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不仅无用,并且有害,“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 技巧,奇物滋起”。因而他主张“绝圣弃之”“绝巧弃利”,奉劝统治者“常使人无知无欲”行“无为而治” (31)(《老子》) 道教的老二庄周更反对科技,他认为“道”只能通过“冥通” “冥合”来悟,而不能通过学习得到。因 而他主张“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2)(《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天地篇》中,庄周讲了一个故事: 子贡到南方的楚国游历,返归晋国,在经过汉水之男时,看见一位长者在菜园里劳动,向井边挖水渠, 抱着瓮取水浇灌,用力很多而功效很小。子贡说: “有种器械,一天可以灌溉一百亩田,用力很少而功效很 大,您不想使用吗?” 老翁抬头看看他说:“怎么回事?” 子贡说:“用木头凿制机械,后重而前轻,提水如同抽引,快如沸汤上溢,这种机械名叫桔槔。” 老翁满面怒容地冷笑说: “我听我的老师说,有机械的必有机事,有机事的必定有机变之心。机变之心 藏在胸中,就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就会神情不定;神情不定,就不能载道。 我不是不知道那种机械,而是耻于去用它。” 子贡满面愧色,低头不语。 可见,机械、机事、机心是和“道”相悖的,相对立的。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胡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 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33) (《庄子•应帝王》) 浑沌就是浑沌,一开窍,他就死了。 中国古人曾将纯科学成为“屠龙之术”,现代人只是将之理解为无用之术,因为世上的龙太罕见了。其 实,发明“屠龙之术”一词的人应是位与中国龙文化灵犀相通之人。龙和道是统一的,理性、科学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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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伤害都是致命的。 然而,现实中的道、浑沌并不是任人摆布,任人敲凿的,龙也不是容易被屠的。面对理性的进攻,龙 会使出太极功夫,运用种种缠绵、变化手段,要么躲避理性的凿击,要么将理性的冲击力化为己有,借力 发力,转身一推,四两拨千斤,将理性的主体推出门户之外……。这也是近代中国虽屡遭国外先进科技的 侵入,但自己始终摆脱不了浑沌思维,培养不出科学精神的原因。 正是浑沌的道,使得中国人难得糊涂、缺乏认真、理性、逻辑思维能力。 认真的人也有,战国时的楚国人屈原就对儒道教的宇宙观提出了质疑,在《天问》中,他对宇宙的起 源、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为何不坠、太阳运行的轨迹等问题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但是没人能 回答他。最终,他因不被社会所容,投江自杀了。

认真的人还有山西的李松绿,但他的舌头被割断了;还有海南的何海生,但他神秘猝死了;还有湖南 的青年教师李尚平,但他被人暗杀了……。 认真,是被中国龙文化所排斥所扼杀的东西。 认真就是认识真理,而龙是抵挡人们认识真理的。 太极图是“浑沌”“道”的肖像,是中国人灵魂的写照。 太极图首先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他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保守、内向、兜圈子,缺乏开拓性、创造性;他 也使中国人自我封闭,缺乏合作精神,有一点技术也是传子不传婿,宁可失传,也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 太极圈内,黑白混淆,混沌糊涂。它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感性化,且具有诡辩性,排斥理性逻辑,最终 与真理无缘。 太极圈内只有曲线没有直线,太软,没有硬度。他使得中国人百事运用之妙,完全存乎一心,缺乏硬 性检验对错的客观尺度,建立不起试验机制。 于太极图对立的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开放的,是没有界限的。他使得基督徒的思维开放、外向、积极进取,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 他使得基督徒具有合作精神,使得科学的社会化合作成为可能。 十字架有经纬分明、横平竖直的两条直线构成。他使得基督徒具有了排斥诡辩的分析、逻辑的思维, 使得他们能用机械的、逻辑的思维将复杂、混沌的大自然剖析开,使之直线化、简单化、概念化,再作具 体分析,直到最终得到真理。 十字架不存在任何曲线,具有百分之百的硬度。他使得基督徒重视实验,让试验最终成为检验理论正 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十字架与太极图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宇宙观。

曾经有个笑话,象是在揶揄德国人,说如果有根针掉在地上,中国人会凭着自觉去寻找,而德国人则 会在地上画上方各,逐格寻找。 其实这不单是个笑话,他也是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形象说法。 基督徒在研究自然时,大脑显得很机械,总是将对象格式化,将一个整体分解开,逐步分析,直到最 后得到一个具体的、本质的、精确的答案。中国人在研究自然时,大脑显得很灵活,总是凭着直觉去感悟, 最后得到的答案也是综合性、外表化、模糊的答案。 在一个小的区域内,在短的时间内,凭直觉“找针”要比划方格“找针”有优势,但是如果在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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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空间里,很长的时间内“找针”划方格子做法的优势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第一,它可以避免一个人走回头路,作无效的重复劳动。第二,它有利于许多人在空间上进行合作。 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内“找针”,避免了智力、资源的重复浪费。第三,它有利于多代人在时间上合 作。一代人结束了,下一代人可以继承父辈的工作接着找下去,他们的工作成果可以因此一代一代积累下 去。第四,它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划格子这种机械的工作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发明一种“搜寻机器”来代 替人力,逐格“找针”,使效率更高。今日世界的机械化、数字化就是这种机械式思维的延伸。 总之,这种机械式的思维从短时间内看是笨拙的,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是聪明的,是一种大聪明,是真 正的大智若愚。 凭直觉“找针”则正相反:第一,她免不了使一个人走回头路,作无效的重复劳动。第二,她无法使 多人在空间上合作,参与的人说再多也会因重复劳动而使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浪费掉。第三,她无法使多 代人在时间上合作,一代人的工作下一代人仍要重复,数代人的工作无法积累。第四,她不利于实现机械 化和数字化。自觉和机械化、数字化是矛盾的。 这种直觉式“思维”,从短时间内看是聪明的,但从长时间内看是愚笨的,这是小聪明,是大愚若智。 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男性思维。 直觉思维是感性思维、女性思维。 直觉思维是具有早期优势的,但时间一长,它的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逻辑思维具有后期优势,时间 越长,其优势越明显。 当欧洲的医学知识越积越高,他们的医生开始从细胞的层次上为病人诊断疾病,用生化药品为病人治 疗时,中国的医生们仍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远古祖先的感性发明,用金木水火土为病人诊断,用草根树皮 为病人治病。当一名文弱的欧洲人拿起数代祖先的科技成果--来福枪,去征服世界时,中国的壮汉还在 日复一日地苦练着祖先传下来的太极拳、洪拳、义和拳以及刀枪不入的气功法术。两者相遇结果如何?请 看中国的近代史。

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墨家思想是个另类。 和儒、道反科学的态度不同,墨家非常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并且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 就。其创始人墨子在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造诣很高,已超越了手工业者的局限,做到由具体到抽 象,有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总结。墨子的研究已展现了纯科学的萌芽,已经踏上了数量科学的门槛。可惜, 墨学后被中国人所抛弃,几成绝学。墨学在中国衰落的原因,也正是科学在中国衰落的原因。 墨子(名翟约公元前468--376)出生平民,他出生在孔丘之后、孟轲之前。他所创建的墨家 学派和儒家并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同时墨家又是儒家的最大的反对派:儒家宣扬无神论, “不问神怪乱力”, 墨家提倡“天志”“明鬼”宣扬有神论;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主张“节葬”;儒家重音乐,讲排场,墨 家主张“非乐” “节用”;儒家信宿命,墨家信“非命”;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别爱,墨家主 张人人平等的“兼爱”;儒家信“上智下愚不易”,墨家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墨家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是一个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具有科学民主精神的学说。 也正因为此,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思想被中国的专制龙文化视为异端,遭到了龙文化的排斥,被国 人所唾弃、遗忘。就连最为公允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敌视墨子、墨家学说,他的《史记》力求宽博,多为先 秦诸子立传,但偏偏对墨子不感兴趣。他明知儒墨同为显学,并是一对冤家,但却把墨子的名字附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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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荀卿列传》的末尾,以区区24个字一笔带过: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 曰在其后。”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于学习科学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墨学才从历史的旧纸堆中 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墨学这个追求科学的屠龙之术,屠龙不成,反被龙屠。 今读墨学,不胜感慨。假如中国人能过沿着墨家思想的道路继续前进,就完全可以进入以实验方法和 数学方法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学领域;如果战国群雄能听从墨子“非攻”的主张,你不吞并我,我不吞并 你,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一样彼此和平共处,良性竞争,那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繁荣一定会延续下 去。诚如此,估计中国人早在宋朝的历史时期内就造出原子弹了。 墨家思想类基督思想,但两者又有质的差别。墨子所明的鬼神,并不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威严足可 以使欧洲的列国彼此和平共处,而墨子的鬼神却不能震慑战国的群雄停止兼并战争。直到今天,中国人也 做不到“非攻”,要么大一统,要么军阀混战,重讲战国故事。--无神的中国,不幸的中国。 墨子和耶稣同为木匠出身,墨子的才华不必耶稣逊色,但墨子终被龙屠,而耶稣却的复活永生,为什 么?墨子是个肉体凡胎的伟人,而耶稣却是道成肉身的神。

谈到科学,人们常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中国古代的科技很发达,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了。 第二,基督教是反科学的。 先说是一个误区。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很发达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我们的祖先本是不 以发明为荣反以发明为耻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保守人士为了证明国学的优越,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 整理国故,才整理出了个四大发明。在这所谓的四大发明中,除了活字印刷之外,其他的三个发明,其实 是存在争议的。但这“四大发明”的确让屡遭屈辱的阿Q们自我陶醉、自我胜利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仍 是他们用来证明民族文化优越的一个朗朗上口的武器。 让中国人认为自己祖先科技发达的另一个东西是著名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学技 术史》 (1945年出版)在此书中,李约瑟论断,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 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 “一直在稳缓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 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西方的科学才得以领先世界。 有了如此论断,下面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为什么这种科学大振兴或大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 而是在西方发生?”(34) 后来,李约瑟在1969年又重述了该难题: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 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却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让中国人颇感几分自豪 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文化是一套完整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她的欺骗性很强,不论是自欺还是欺人都很游刃有余。 “自欺” 使得中国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自我陶醉; “欺人”使得许多老外在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之后能得出一个让 人哭笑不得的结论。李约瑟博士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和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难题,是因为这个难题本身有问题:这个 难题是由两个结论组成,一是中国在十六世纪前科技超过西方,二是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这第二点是事 实,而第一点呢,是事实吗?李博士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李约瑟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他将科技与技术混淆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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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理论、可控试验(可以控制、重复的试验)实用技术三个部分,只有实用技术而无 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不能称之为科技,只能称之为技术。 的确,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许多生活实用技术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但这些实用技术的发明权并 不能百分之百地归于中国人,其中有些要归功于古中国西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家、小民族,因这些国 家寿命短暂,在历史中影响力小,由他们传入中国的技术时间久了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的技术。就是将这个 因素忽略不计,中国古代的技术先进也不能证明中国古代的科学就发达,技术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 联系。除了墨学之外,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和可控试验几乎是零。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并不是科学理论和 可控试验的结果,而只是发明者将个人的经验和相关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创作的结果,这种技术发明是一 种随机现象,其概率取决于发明者个体的数目及与相关个体经验得以关联和融通的环境。大自然向人类展 现的发明机会又是均等的,因此,哪个国家人多,哪个国家稳定的时间长,哪个国家的发明就会多。这种 实用技术发明是“碰巧”而成的,中国人口多,稳定的时间又长,使得这些“碰巧”更多罢了。这种“碰 巧”并不是科学理论的必然,也不具备科学精神,因此谈不上“科技”发达。

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稳定与人口众多,是古代任何国家都羡慕的。这种现象是中国文化女性化的结果。 女性的直觉思维具有早熟性和初期优势,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社会也是早熟的社会。 今日的专制者又在鼓吹民族复兴,复兴什么?还想重现小学一年级时当女班长的风光吗?其实专制者 也未必不知道这是在做白日梦,只不过“民族复兴”是能为专制找到的唯一一个漂亮的煽情的代名词而已! 再谈第二个误区。 只要一提到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暗”这个词,尤其是在讲科学的时候。 “黑 暗”是人们对中世纪普遍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有明确的、铁的事实作依据,这事实就是宗教 异端裁判所曾将几个科学家活活烧死。 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误区。 所有持中世纪黑暗传统看法的西方科学史家无不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即中世纪与近代科学的完全间 断性无法面对中世纪到近代科学时代的迅速过渡这一历史事实。为了解决这一困惑,编史家便一味颂扬文 艺复兴并从中搜索近代科学的雏形,来做唯一答案,这些科学史家们使人们至今仍在坚信,正是文艺复兴 揭开了中世纪的黑色帷幕,宣告了近代科学的降临。 那为什么文艺复兴偏偏诞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而不是别的什麽地方,比如接受古希腊科学知识更 早的阿拉伯国家?这将会是传统的编史家又要面临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说中世纪黑暗是有道理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中世纪神权的专断、教会的残酷的一种正常的反 应,这个“黑暗”是带有感情色彩的。21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抛弃这种感情色彩,用理性的客观的眼 光重新审视中世纪,尤其是中国人更不能人云亦云。一个胖子大嚷高蛋白的坏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 一个饥饿的浮肿病人跟着叫嚷,则是可笑的。 早在古罗马时期,圣奥古斯丁(354--430)就将古希腊哲学家中唯理论倾向最典型、视数学 为真正科学的柏拉图的思想用来论证基督教义,将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他也因此成了教父哲学的代表人 物。到了十三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有将古希腊中最博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的学说与基督教义相结合,并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体系。他将神学看成科学或哲学,认为人类理性来之于 上帝,理性与信仰并不矛盾,是统一的。他因此成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吸收了包 括盖伦医学理论的更多的古希腊科学思想。圣阿奎那细致的工作,使得古希腊原始科学结构的“珍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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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入了一个更大的可以使其进一步成长的基督教文化的“珍珠贝”之中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托勒密的天 文体系及盖伦的医学成为基督教自然观的一部分,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会传授、学习这些科学知识,本 来科学是专业化的,是难懂的,但现在却成了人们必须接受和研究的教义。宗教吸收了科学成果,使宗教 变得强大了,强大了的宗教也把科学的宗旨传遍了他们所及的每一个角落。到了十三世纪,在基督教世界 里,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已经家喻户晓。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知道他那在古代颇为深奥,只为少数门徒接 受的学说会这么快地社会化,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基督教能吸纳并传播外来的科学,而儒教却将自己土产的科学也给排斥免疫掉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对立的对待科学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科学理性在逐步成长,原来巨大的宗教“珍珠贝”开始变得狭小了,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越来 越受到追求真理思想敏捷的基督徒的普遍怀疑。到了1543年,新科学与旧神学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此 年,哥白尼在临终前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这一年通常被人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而哥白尼本人, 这位向旧神学致命一击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开创者,却是一位一辈子在修道院供职的牧师。此后出现的近代 科学史上重要的人物如帕斯卡、波义耳、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们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都坚信自己的研究恰恰是修正了过去的一些不适当的看法,更好地维护了上帝的尊严,是对上帝为自 然立法的最有力的证明。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完成自己对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之后,更为上帝 所倾倒,完全醉心于神学,并写下了大量的神学著作。他的科学手稿共一百万字,而他的神学手稿则有一 千万字之巨--不是别人正是基督教会自己逐渐将将科学治水煮沸的。当教会为了战胜不再服从旧神学的 科学,为了阻止科学之水沸腾而不惜动用火刑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将中国儒道教和基督教做个对比,你就会看出,基督教好比是一位老实的火夫,他辛辛苦苦地将 科学之水煮沸了,但对于突然到来水的沸腾、升华又感到害怕,于是便忙不迭地、 “张牙舞爪”地去扬汤止 沸。尽管他最后因此落下了一个阻挡科学进步的坏名声,但实际上,他实是科学进步的功臣。中国儒道教 则是位狡猾的火夫,为了防止水的沸腾、生华,他干脆釜底抽薪,根本不把水加热。就如真的专制不是向 游行队伍投催泪弹,而是根本就不让游行的事件发生。 面对沸腾的科学之水,基督教会的扬汤止沸,不仅没能阻止水的沸腾,反而加速了水的升华。基督教 会对新科学表面上的遏制,反而起到了否定放大作用。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牛顿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出现之前,并不比托勒密的学说更正确, 因为他和很多显而易见的直观现象相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上,只有闭眼不见它与现实观察相矛盾的人才会 信奉他,大多数人信奉哥白尼学说并不是因为科学和别的什麽原因,而是因为哥白尼的学说与当时的基督 教会所信奉的旧神学对立。 基督教会对科学的扼杀,不仅没有讲科学杀死,反而为科学做了广告。 世上有这样的“傻子”、“冤大头”吗?辛辛苦苦地培养否定自己、嘲笑自己的反对力量,甚至以自己 落下坏名声的代价去传播他,无怨无悔,千年如一日? 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道成肉身,具有上帝形象的耶稣基督。作贱、牺牲自己,成全、拯救人 类,正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实质! 上帝、耶稣的爱,是深沉的,是永恒的,阿门。 如果能对人类历史做个深入的思考,你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众多的,默默无闻的传播福音的基督教 传教士们,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源泉和动力。传教士是圣灵的“接收器”“传感器”,他们承蒙圣灵的 感召,带动大家一同向神的国度--天国前进。他们是人类进步史中真正的无名英雄,和他们相比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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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倒是善于故名钓誉的“摘桃者”。 欧洲中世纪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这一千年是欧美文明大厦的 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们误解,那是因为根基奠定的艰苦工作是在地平面以下进行的,并且这些工作的 作用又是潜在的、长远的,都是常不被人们的肉眼所见的。 “文艺复兴”之所以耀眼、眩目,被人津津乐道, 那是因为他是为庆祝奠基工程结束、大厦工程露出地平面时而放的礼花、烟火,为这些礼花、烟火欢呼, 是人之常情,但将大厦工程的崛起归功于这些烟火,则是愚蠢的。 今天,欧美之外的人们看到人家文明大厦的辉煌,顿生羡慕,纷纷学习模仿,但总是不成,为何?- -没有千年的奠基,楼是盖不高的。 人类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犯下了原罪,失去了最早的乐园--伊甸园,但上帝爱人,并没有抛弃有罪 的人类,而是抱着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派先知启示人,派独生子耶稣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不放任人 类用智慧将自己毁灭,引导人类用智慧来走正路。这条正路就是人类通往新的伊甸园--天国之路,就是 人类有罪人变成神--与耶稣一同作王之路。 理性是把双刃剑,没有真神的带领,他将戕害人类,有真神的带领,他就是人类在走向天国途中的一 把披荆斩棘的宝剑。 魔鬼名叫撒旦,就是阻挡的意思。他诱惑人类偷吃智慧果,但他又抵挡人类走向天国,抵挡人类认识 真理,企图让人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自相残杀,最终使人类整体毁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箴19:1)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她,她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的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她就是你尊荣。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箴4:5--9)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箴15:1) 阿门。 —————————————— ⑴(《春秋繁露•顺命》) ⑵(《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⑷(《春秋繁露•基义》) ⑸(《白虎通义•五行》) ⑹(《汉书•董仲舒传》) 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⑻(《大学》) ⑼(《二程遗书》) ⑽(《二程遗书》) (11)(《晦庵先生文集》) (12)(《乙巳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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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开元占经》) (14)(《三国演义》) (15)(《地理人子须知》) (16)(《勘舆漫兴》) (17)(《三国演义》) (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19)(《论语•子张》) (20)(《论语•为政》) (21)(《论语•为政》) (22)(《论语•子罕》) (23)(《论语•子路》) (24)(《论语•子张》) (25)(《大学》 ) (26)(《孟子•滕文公上》) (2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8)(《全球通史》) (29)(L.怀特《发电机和处女的重新考虑》《美国学者》) (30)(《老子•四十八章》) (31)(《老子》 ) (32)(《庄子•大宗师》) (33)(《庄子•应帝王》) (34)(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一 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全文完 二十二 儒教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

公元前11世纪,位于西北的周人击败了中原的商人,统治了中国后,便封土地建诸侯,分封亲戚, 建立了自己的封建王朝。 周朝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是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将封建领主的土地每方里按“井”字划 做九区,“井”字中间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受封的诸侯、大夫等大小领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 自己不耕种,而是将“私田”授予农奴们去耕种。作为交换,农奴们必须为领主服劳役,替领主耕种“公 田”。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世袭的,土地领主是世袭的,农奴隶属于土地,也是世袭的。土地领主封地的 大小是固定的,因此土地领主、农奴每年收入基本上都是固定的。这样,诸侯、大夫、士等大小不同的土 地领主的财富便因拥有土地多少的不同而呈等级排列,并且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构成了周朝等级礼制的经 济基础。 同为封建土地制,井田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就不相同。欧洲的庄园结构通常是以基督教堂为中心, 农奴的房舍居其周围,整个庄园被一个以教堂为中心的十字型道路划分为四块,领主的直领地与农奴使用 的份地具呈条块状相互交织一起分散在四区之中,并无中央与周边之分。这种庄园制是一种开放的、灵活 的封建土地制。相比较,井田制是公田置中央,份地置周围的“中央集权式”的格局,这是一种封闭的、 157


僵化的、静止型的土地制度,他是无法适应新土地开辟的。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原来的沼泽、森林逐步被人开发为新的耕地,但是这些新的小面积不规则的耕 地既不能被划成新的井田,又不可能被归之于旧的井田之中,于是新的土地制度便开始出现了。土地领主 将土地全部交给农民耕种,自己则按亩收实物地租。这样做不仅适应了土地变化的需要,增加了领主的实 际收入,并且领主们不用再蓄养监工监督、强制农奴们在公田中劳动,对农民来说因可以多劳多得,也提 高了劳动积极性。 这种新的土地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明确见载于史书的,是春秋中叶的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 十五年的“初税亩”。“初税亩”就是“履亩而税”、“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⑴ 这种土地制度得到全面推广始于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 耕战之赏……”⑵ 土地制度改革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在变法中商鞅积极发展农业,废除世袭井田,鼓 励垦荒,确立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至此,中国经济开始由封建领主制经济转变为地主--小农制经济。 这种土地制度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井田制是周朝等级礼制的经济基础, 井田的破坏,必然导致了周朝礼制的崩溃,所以春秋战国在儒生的眼中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 井田制虽然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周代的等级礼制,以及与等级礼制相配套的等级财富观念却没有被历 史淘汰,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受到了儒生们的鼎力推崇,并最终得以发扬光大。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⑶(《论语•季氏》)孔丘这句苦口婆心教育弟子的话,明确 表达了儒教的财富观。 这句话乍一看,易被人们误解,因为“患不均”很容易使人将之与农民起义中常提出的“均贫富”相 混淆。这二者是不同的,“均贫富”中的“均”是”平均“的意思,他是农民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 贫富两极分化的一种反抗;而孔丘“患不均”的“均”却是”均匀“的意思,即是财富按等级进行分配。 表面上,儒教的这种财富等级分配原则很合理,和农民们的平均主义相比,他更理性,更符合人性。 然而,儒教的等级并不是按人为社会所作的贡献的大小、按人的实际能力来划分的,而是按人的宗族血缘、 门第出身来划分的,并且这种按血缘划分出来的等级还是世袭、永世不得变动的。儒教的等级是一种不公 正的、僵化的等级;儒教所追求的财富分配等级均匀,并不是动态的等级均匀,而是一种静态的、僵化的 等级均匀。 儒教所以将“患不均“”患不安”这种静止的财富观作为自己的理想,是因为它相信,安定、静止是 人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人的终极追求。而人们追求变化、运动的欲望是外在的,是人受到外界的种种诱惑 才产生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内在的。儒教的这种静止的财富观是其人性本善哲学观的一种延伸。 因此,为了使人们能过遵守儒教的财富观念,孔丘便竭力劝导人们要能抵抗外界的诱惑,摈弃自己内 心的欲望,以做到“不患寡”“不患穷”,固守自己的贫穷。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⑷(《论语•述而》)(吃粗食,喝白水, 弯起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里面了)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⑸(《论 语•雍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呀,他的道德修养已经差 不多了,可是他很贫穷。端木赐不听天命,而去做生意,猜测市场行情,往往猜中。)⑹(《论语•先进》)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⑺(《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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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⑻(《论语•卫灵公》)(君子能固守贫穷,小人穷了就会乱来。) 在遏制人的内心欲望方面,李耳尚是孔丘的老师: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⑼(《老子•第三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矣,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⑽(《老子•第十九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 (《老子•第五十七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父,安其居,乐其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12)(《老 子•八十章》) 在追求自己的财富观时,孔丘、李耳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修养,而孟轲比他老师更上一层楼,他关心的 是社会制度。 孟轲对周代的井田制一往情深,他将实行井田的周代社会描绘成一个几近完美的田园社会,而对商鞅 坡坏井田制的变法恨之入骨。面对“礼崩乐坏”的事实,孟轲发现单单象孔丘一样简单地将追逐利益者骂 做“小人”已无济于事,阻挡不了人们对财物的追逐和社会的变化,于是他采取了现实的、以退为进的策 略,奉劝、游说统治者对被老百姓作战术让步,施行“仁政”: “土地不用开辟,百姓不用迁居,只要施行仁政,就没人能够阻挡。”(13)(《孟子•公孙丑上》) “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照样可以取得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省免刑法,减 轻税收,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培养孝敬、爱悌、忠诚、信义这些品 德,在家用来侍奉父母兄长,在社会上用来侍奉上级领导,如果这样,即使让他们手拿棍棒也足以抗击身 批铁甲、手持锐利兵器的秦、楚的军队了。 ”(14)(《孟子•梁惠王上》) 统治者要想得到百姓们的拥护,使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天下无敌,就要施行“仁政”,就要“代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对老百姓好一点,制止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让老百姓拥有“恒产”,因为“没有固定的财产却有坚定的道德,只有士才能做到,至于老百姓,没有固 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坚定的道德了。如果没有了道德,就会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了……”(15) (〈孟子•梁惠王上〉)那么,孟轲所说的“恒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16)(《孟子•梁惠王》)原来是“终身饱” “免于死”,也就是今天的“生活最低保障”而已。 为了“均”“安”孔丘号召大家固穷安贫,孟轲则力劝政府施行“仁政”,这也算是儒教的“与时俱 进”吧! 面对固守旧制、反对变法的儒生们,法家也是针锋相对的。对儒教这种固穷的财富观,商鞅一针见血 地指出,以儒治国,“敌至必削,不至必贫。”(敌人来了必定割地赔款,敌人不来必定贫穷。)(17) (《商君书•农战》) 孟轲的预言是错的,商鞅的预言是对的,受孟轲蛊惑的六国没能做到“仁者无敌”,反倒先后亡了国, 实行商鞅变法的秦国倒是真的天下无敌,消灭了六国。虽然儒生们恢复周代旧制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 们的思想在汉代又得到了复兴。由于专制者的推崇和灌输,儒教的义利观、财富观也日渐深入人心,独占 了中国人的心灵。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用儒教的眼光看待财富,用儒教的君子、小人观来衡量周 围的人,“无奸不商”仍是人们信奉的教条,统治者施行的仍是孟轲所谓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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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儒教静止、固穷的财富观,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贫穷。商鞅的预 言:“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也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宿命。 从西周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三千年了,在“地球村”里是个地道的老户了,虽然“家”里人丁兴旺, 但却比许多人丁稀少的新户贫穷的多,若按人均收入一算,就更是可怜,只能在“村”里的二百多户人家 中排倒数二十位前后,与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为伍。虽然如此,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却要比那些贫困弟兄 们好得多,竟然常常以小康自居--中国,一个自欺欺人、死要面子的老破落户。 当中国人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封建制度时,欧洲还处在氏族社会,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公元前4世 纪终结时,欧洲仍处在氏族社会。当欧洲蛮族摧毁了罗马帝国建立了封建王国之时,是在公元5世纪,比 中国的西周要晚一千六百年,其封建制的崩溃是在17世纪,要比中国的战国末年晚二千余年。这似乎很 值得中国人自豪一番,但是,欧洲封建制崩溃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使得欧洲国家迅速致富,后来 居上;而中国的封建制崩溃后,产生的却是小农经济,国民经济因此一直在原地打圈圈,不肯前进,这是 为什么?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商人们能够叱咤风云,左右政局、影响国家前途,资本 主义的“萌芽”是那样的茁壮,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那样的雄厚,竟然没能产生出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偏偏就是没有产生在中国,直到今天,仍没有诞生,这又是为什么?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之一是,取代罗马帝国的法兰克王国的 查理大帝向诸侯分封土地的原则是军事功绩,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则是血缘,是所谓的“亲亲建国”,中国 周代受封的诸侯宗族是严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国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实是宗法封建 制。 西周的这种宗法封建制在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潜在的矛盾:宗法制度与庄园经济之间的矛盾。 宗法制度,这种以血缘原则建立的社会制度,其实践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家庭而非个人成为了社会的基 本细胞。中国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变得自我封闭性很强,这种封闭性使得每个家庭对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劳 动带有强的反动、抵触情绪,并且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缺乏合作精神。而庄园经济,恰恰需要农奴家庭为 领主劳动,并需要农奴家庭之间的相互合作。这种矛盾抵触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 而在历史中显得面目模糊。这种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维持了四百年,便开始瓦解了。 这种矛盾性可以从西周的诗歌集《诗经》中体现出来。在其中有关劳动的诗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农 夫们的嗟叹哀怨、愤愤不平的。 《诗经》中的三百首诗还是孔丘从西周流传下来的三千多首诗中严格挑选出 来的,符合自己教义的诗,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诗因不符合儒教教义而被孔丘无情地删去了,在那些被删去 的诗中,可以想象得出,反映农夫们抱怨、反映阶级矛盾和西周社会阴暗面的诗歌会更多。 如前文所述,虽然儒生们很反对法家的法治,但在事实上,中央集权不仅没有破坏宗法制度反而加强 了宗法制度。同样,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土地私有化变革虽然在形式上破坏了井田制而遭到了儒生们 的反对,但在事实上,土地私有之所以是不可挡,之所以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更 加符合了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的愿望,更加符合了宗法思想的要求。 土地私有化后,原来的土地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就变为了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世袭的、 市场化的租佃契约关系。佃农只要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就可以耕种地主的土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自由 买卖,佃农如能攒足够的钱,可以购买土地,成为自耕农,甚至地主。这种新的土地制度给了农民们一个 希望,让他们可以抱着无限美好的憧憬为自己的小家庭辛勤耕作了。“福”“富”是中国人的追求,他们不 过就是“一口田”而已。这样,小农家庭变成了劳动的基本单位,地主的土地再多,他也是将土地租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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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小农家庭去独立耕作的,就是那些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也不能离外。正是家庭成为了劳动的基本单位, 使得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小农经济。 与中国小农经济相比较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经济。 与欧洲封建庄园一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为了庄园地理、精神的中心。 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宗法制度的原则是血缘,它使得血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 它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基督教的原则是超血缘,它使得超血缘的上帝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它使得个人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细胞。这样,欧洲人便很容易冲破小家庭观念的束缚,实现社会化合作。正 是基督教为欧洲中世纪庄园所需要的合作劳动提供了价值基础,这种价值基础不仅使欧洲的封建制生存了 近千年之久,并且使封建庄园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这种超越家庭观 念、社会化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让我们来听一听,在欧洲中世纪庄园中的基督教堂里,神甫们都给庄园主和农奴们讲了些什么: 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 (出23: 12) 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利19:13)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 他如己。(利19:33)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记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

神比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 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乏。(箴11:24)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11:25)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箴17:5) 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箴22:22) 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箴28:27)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1:17)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耶22:13) ………… 在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中,教堂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义的中心,并且

祂本身就是阶级矛盾的缓冲器,是

友爱和睦的纽带,是爱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一个修道院中发现了查理曼时代的庄园薄记,其中详细记录了农奴们每天的工作 情况,并且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根据其中一部分记录,以一个农 奴的情况为例,用现代语言编译了《农夫波多》一文。文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农奴们互相帮助,互相 爱护,友好相处的具体细节。这和中国《诗经》中所反映的流离嗟怨的农奴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孟轲对井田制的美好想象: “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孟子》)并没真的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了欧洲;这和儒教所标榜的“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 同理想,(18)(《礼记•礼运》)没有在中国实现,反而在今天的欧美国家得到实现,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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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的像有人所说的儒教跑到欧美了吗?非也! 魔鬼的嘴巴似蜜糖,而其心如蛇蝎,其果是苦毒的。 上帝的言词是苦的、严厉的,而其心是爱人的,其果是甘甜的。 如是而已。

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最终阻挡了秦国战车的车轮。当秦帝国开始筑长城垒院墙时,曾经有利于开疆扩 土的耕战政策也开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由于疆域的固定和人口的增长,使土地资源变得有限,在受限的 土地面积上,人们增加财富的方式开始由“勤”转向“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开始由奋斗变为知足。这时, 儒教静止的财富观又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就为儒教在汉代重兴,打下了基础。 儒生们的努力虽然没能保得住井田制度,但是,其封闭、静止的财富观最终在一个更小的、也更牢固 的单位--家庭中得到了实现。儒生曾拼命反对法治的秦国,他们不知道他们理想中的周朝制度已经不再 适应一个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国家了。 “暴秦”以法治一统天下,恰好为儒教、宗法思想的再度振兴提供 了一个更高的大一统的平台。孔孟曾竭力维护崩溃的井田制度,反对土地变革,他们不知道“暴秦”对井 田的破坏,恰恰为儒教、宗法思想提供了一个更广泛、更扎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和小农家庭结合而形成的小农制经济是很成功的。随着汉代儒教独尊,这 种以宗法制度、儒家思想为依托,以小农家庭为劳动基本单位的小农制经济也成熟定型,一直延续到今天。 小农制经济其实是导致中国人民贫穷、多灾多难,商业落后的一种经济体制。 太极图,大是个封闭圆圈,小还是个封闭的圆圈。中国社会同样如此,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封闭的 圆圈,一个个小农家庭又是一个个小的封闭的圆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家庭,正如一颗颗 坚硬的沙粒,由于自身的封闭性,这些“沙粒”之间很难相互连接,相互合作,其数量虽多,但终是一盘 散沙。小农制经济是中国人不团结的经济基础。 小农们这种自扫门前雪、缺乏团结合作的状态,正是专制政府所要求的。不能相互团结、一盘散沙的 民众使得专制权威几乎受不到任何制约和挑战,众多的小门小户的小农们根本没有资格与皇帝、官僚机构 讨价还价,他们对专制政府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们的劳动所得是没有保障的,他 随时都可能被皇帝派下来的苛捐杂税搜刮殆尽。农民们的贫富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的辛勤程度,而 是取决于皇帝是否仁慈。不能团结的小农们除了像祈祷龙王降雨一样祈祷皇帝仁慈之外别无选择。中国的 历史告诉我们,皇帝们并不是圣人,他们同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受不到任何制约的他们,总是穷 奢极欲的,于是贫穷也便成了中国百姓们的宿命。 中国的百姓虽然人数众多,但力量却很微小,这种微小的民间力量和强大的专制力量之间的悬殊,使 得中国皇帝与百姓的关系最终成了鱼翁与鱼鹰(一种由人饲养,可以捕鱼的飞禽)的关系:鱼翁用根绳子 将鱼鹰的脖子系住,让鱼鹰饿着肚子凭着本能捕鱼。鱼鹰捕到了鱼,但因脖子上系着绳子而无法下咽,鱼 只好被渔翁掠去。这样,鱼鹰周而复始地,一条鱼一条鱼第为鱼翁劳动着,直到渔翁心满意足了,才会将 他们脖子上的绳子解开,让他们下咽几条鱼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其中,鱼鹰可下咽鱼的数量与其劳动量是 没什麽关系的,他完全取决于渔翁的心情、态度。会算计的鱼翁并不仁慈,他允许鱼鹰下咽的鱼是仅仅只 够他们维持生命的,因为他知道,湖里的鱼的数目是有限的,鱼多吃一条,他就将会少得一条。 中国的百姓们就像这些没脑子的鱼鹰,即不知道通过立法来限制政府,又不会组织工会来保护自己, 只知道凭着动物似的本能去辛勤地“捕鱼”,他们在捕鱼的时候,总是认为“鱼”会下肚,但最终“鱼”总 是被蹲在一旁的“鱼翁”--专制政府掠走……这种闹剧日复一日地演着,百姓们不管多么勤劳,最终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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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贫如洗,但他们却从不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今天,中国仍是满大街的“骆驼祥子”们, 怀揣着对未来小日子的憧憬,在烈日下奔跑着……。

中国皇帝和权贵们的穷奢极欲,迫使中国的百姓变得即勤又俭,这种被迫的,并不能真正给自己带来财富 的勤俭,是无知与怯懦的产物,很难称之为美德,如果是,那也是奴才的美德,是别有用心的统治者所宣 传的美德。奴性十足的、怯懦的中国人,愿意用一百滴汗水去换取财富,而不知、也不敢用半滴鲜血来保 卫自己的劳动所得,直到今天仍是这样。 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远没有人们所想象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那样美好。社会是处于运动之中的, 人口是不断增长的,不断增长的人口只能使人们更多地向自然索取,这必然就要打破自然原来的平衡。失 去平衡的自然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报复人类,比如中国历史中常见的水、旱、虫、蝗等灾害。 人类偷吃智慧果,被赶出了伊甸圆,从此,人类就失去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得不与自然处于紧张 对立之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对立之中,不是人类战胜自然,就是自然肆虐人类。在这种残酷 的现实面前,躲避是没有用的。儒道教对那种甘食美服,安居乐俗,老死不相往来及“民知其父,不知其 母,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 (19) (《庄子•盗跖》)生活的憧憬向往,表面上好象是对 伊甸园不合实际的留恋,实际上,这是魔鬼的伎俩,他故意隐瞒了人类偷吃智慧果的情节,使人一味地沉 湎于对伊甸园的幻想,留恋过去,不肯面对人已经具有不可剥夺的智慧的现实,用静止的倒退的眼光而非 运动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自然;使人在与自然的对峙中,不去努力战胜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而是让 人束手待毙,任凭自然的凶虐蹂躏。 小农经济因普遍的贫穷以及其对社会劳动的排斥,使得散漫、无组织、个体主义的小农们在反复无常 的自然面前束手无策,小农们除了磕头烧香祈求龙王之外,只能依赖政府。但是信奉儒教天人感应的官员 们,并不积极地组织大家进行一些如修筑大规模水利工程、防洪排涝、除虫灭蝗、植树造林等改造自然的 活动,而总是将灾害视为天相运行的结果,而无动于衷: “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20) “岁在金, 穰;水,毁;木,饥;火,旱。”(21) 或是将自然灾害看成上天的谴责,将虫、蝗等灾害之物视为天物, 不敢稍加毁灭,一任他们肆虐百姓,只知净身焚香、固步自封、检讨自身品行的得失,以求以诚意感动上 苍收回惩罚。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有个别的不信天人感应之邪带领群众兴修水利的官员,但他们毕竟只 是另类,他们一死,也就人亡政息了,他们的建树也就很快废驰湮灭了。 中国因此成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22) “三岁而一饥,六岁而 一衰,十二岁而一康(康:荒也)”(23) “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24)……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 h

Needham)曾对此进行过统计: “中国每六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

的二千二百多年间,中国共计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灾,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及水灾在不 同的地区同时出现。”(25) 这里指的都是灾区广阔,危害严重的大灾荒,区域性的小灾荒,尚不算在内。 中国的“自然”灾难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欧美人称中国为“Land

of

famine” (灾荒之国)

实不过分。 在中国这个“灾荒之国”中,水、旱、虫、蝗等所谓天灾,其实皆为人祸,就像今天几年一次的“百 年不遇”的大洪水及愈刮愈猛的沙尘暴一样,并不是什么天象运行,环境气候变化的结果,而完全是政府 失职所致。自然环境是有变化,但其变化的原因仍是人祸。中国历史上的灾难是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 每当一个王朝黑暗腐败之时, “自然”灾害就发生得格外频繁,破坏力也格外强烈。这样说来,儒教的“天 人感应”竟然颇有几分道理,只是其最终的结论甚是荒谬,他让皇帝、官员们不是积极振作,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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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焚香磕头,做个表面的道德有失的检查,来祈求、感应上天,收回灾难。这就是魔鬼的伎俩,它的 话总是有几分道理,能够迷惑世人,但其最终结果是将人类引向深渊。 中国的灾荒记录,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而这恰好符合了儒教所谓的天象周期运行的理论。难道中国 的“自然”灾难真的是天象运行的结果,真是天意难违?是先有了周期性的灾难,后有了天象循环学说, 还是先有了天象循环学说,后有了周期性的灾害?学者们、政治家们可以以此为题目做个社会实验,在同 样周期循环的“天象”下,改变官员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施行修建水利、防旱排涝、植树造林等有效 措施之后,看看“自然”灾害是否还会按循环的天象周期性地发生。 不是先有了周期性灾害的事实,才有了天象循环的意识;而是先有了天象循环的意识,才有了周期性 灾害的事实。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沙漠化是和该地区主人的素质高低成反比的,这难道是一种偶然? 是环境决定了人的素质呢?还是人的素质决定了环境呢?唯物论是一种将人降格为动物的理论,他的弊端 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让人变得不负责任。上帝赐给了人类管理地球的权柄,环境管理的好坏,最终责任 者就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客观因素”。单拿中国来说,在汉朝期间,黄土高原还被大片的森林所覆盖,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还是一个芦苇遍布、河水充沛之地。明朝时期,罗布泊尚存在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 的湖泊,地处黄土高原的定西县,还是个森林极盛的地方……。正是历代人为地破坏,才是的环境变成了 今天这幅模样。 人有什么信仰,就会由什么结果,信仰不同,结果也不同。种瓜得瓜,种豆的豆。中国人种的是儒道 教,收获的是灾难。

绝对独裁加小农平均是法家的理想,将财富等级分配是儒家的理想,二者在汉代合流的结果之一,是 在官场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按官职级别财富等级分配的暗规则,结果之二,是在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按 占地多少而形成的财富等级。这种财富等级是通过土地兼并得以实现的。 随着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的确立,土地兼并也就诞生了。经营不善破了产的农民不得不将土地卖给地主 或其他有财力的自耕农,以维持生计,自己再租佃别人的土地耕种,沦为佃农。这种兼并是正常的,其过 程地缓慢的。但是,由于外界大批资金的介入,土地兼并就开始变得猛烈起来。 随着官场腐败暗规则的形成,大小官僚们手中渐渐通过种种非法手段积累了大量的金钱,这些金钱的 最终流向就是土地。在中国,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个人手中拥有大批资金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官僚手中 的灰色收入。土地因具有不怕贼偷、刀枪、水火、虫咬等优点,购买土地就成为了官僚及一些商人们投资、 保存财富的最稳妥、最安全的途径。 苛捐杂税的盘剥,本来就使小农们常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这时如果碰上所谓的“自然”灾害,小农 们就会大批的破产,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这就为想购买土地的外部资金提供了大量的 卖方。当这些仍满足不了买方需要的时候,那些本来就和权力扭结在一起的资本就会利用权力,使出种种 手段威逼利诱,迫使农民将土地卖给他们,甚至干脆抢夺、霸占。这就加速了兼并的发展。 土地大量兼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农民绝对贫困。 土地兼并造就了一些大地主和更多的佃农,地主们对佃农的剥削要比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剥削更甚。 在井田制时期,农奴们是时代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土地领主对农奴的剥削起码会考虑到 它们的死活。但是随着土地私有、土地商业化确立之后,地主们两庄园领主们的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种 我的地就要缴租,缴不上就走人,死活与我何干?。由于中国的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土地的有限,地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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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会一路攀升,越来越高。中国之租佃制度一开始,租率就从未低于百分之五十,在唐代,农民们丰年 亩收不过一石五六斗,而私租竟达一石,占全部收获的七、八成。“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舍升, 而私家收租,殆亩至异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至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26)。在政府 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农民们只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生活陷入绝对贫困之中。情况好点的是“田输两税, 复摊丁徭,则一日而三征,内外正供,取农十九,而官吏征收,公私加费,往往及倍……故农民终岁勤动, 幸不离于天灾,而父母妻子已迫饥寒,又竭其财已给贪婪,出其身以快残酷,岁率为常,何以堪此” (包世 臣《安吴四种》)“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 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27)。情况差的是:“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仍不 免“生有终生之勤,死有露骨之忧”如遇收成不好,则会“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土地大量兼并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社会大动乱。 儒教所缔造的官场中的财富等级分配的暗规则,之所以称之为暗规则,是因为他是完全不受法律和皇 权所控制的,他只受儒教等级礼制的道德支配、调节。但是官吏们并非孔孟所认为的性本善良的君子,在 金钱面前,礼制道德的约束是苍白的。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条件下,官吏们总是全力地追逐个人利益,这就 会使那个等级暗规则失控,失控的结果就是贫富严重两极分化。 和腐败一样,土地兼并也是暗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失控的兼并会使得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大地主越来越富,农民们越来越穷,“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28) 这种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最 终结果就是爆发战争、大动乱。 在欧洲,也有土地“兼并”。典型的是十五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由于羊毛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将耕 地变成牧场养羊的利润要远高于耕种粮食,于是封建贵族们就通过退佃等手段将种地的农民赶走,将土地 圈起来养羊。英国的圈地运动标志着欧洲封建土地制开始崩溃,与中国不同的是,伴随着英国封建土地制 度崩溃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而不是小农经济的诞生。英国用大片土地来养羊,使得土地成为工业大 规模生产的一部分,不养羊的土地,地主们也是将它们租给一个农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再雇工人对土地 进行更有效率的集体工业化的耕种,而不是将它们分租给许多个分散的小农家庭来独立地进行原始耕作。 这一点是英国和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区别。

英国的圈地运动,不仅使资本集中到少数人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且也造就了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无 产阶级--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工厂当起了工人。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并不想 教科书中所说的“羊吃人”那样血腥恐怖。在中国的土地兼并后,许多丧失土地的农民也沦为了无产阶级, 但他们不是涌向城市当工人,而是“逃亡山林,转为盗贼” (29). 中国的富人们没听到过上帝的教训,不知道“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箴11:2 5)此等福音的好处,也不知道“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 (箴22:22)此等教训的意义,一个个都像饿死鬼追逐食物一样,玩命地追逐财富,为富不仁,不肯 给贫穷人一点怜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不肯为爱付出一个,那你们就会受到惩罚而失去十个--当越 来越多的人转为盗贼的时候,农民起义、战争、社会动乱就会爆发了。这时候,富人们就会成为农民吃大 户、强盗们抢劫、军阀们勒索的对象,别说财富,就是自家性命都毫无保障。 每个当皇帝的,都很害怕这种危及社稷的社会动荡,因此他们也殚精竭虑地通过限田、占天、均田等 手段来遏制土地兼并的狂澜,然而,就像朝廷的反腐败一样,其最终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最后皇帝们只 能听天由命,接受周期性爆发的动乱所导致的改朝换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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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周期性动乱、改朝换代的是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毁灭。 战争,这个人祸,比水、旱、虫、蝗等所谓的“天灾”危害更烈,他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战争一旦爆发,社会财富的多年积累,就会毁于一旦,原来熙熙攘攘的社会顿时会变成一个“城邑丘墟” “荆棘载途”“人烟断绝”“白骨委积”“人向食啖”的人间地狱。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太平时少,丧乱时多。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内部战争的历史,这种战争 是中国社会两极严重分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解决这种严重两极分化和人口过剩的唯一的恶性 手段。战争一过,人烟稀少,地主或被杀,或逃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新的经济建设得以重新开始,但 是时间一长,人口过剩,土地兼并等弊病有会卷土重来,直到下一次战争爆发……反复建设,反复破坏, 一个贫穷的恶性循环。 人口增长过快,小农经济,土地兼并,政府腐败,这些无不是儒教的杰作,而他们正是中国周期性战 争的根源。 孔孟的话,如同埃及法老那古老的咒语,如果人们不按他们所说的话行事,不肯安分守己,安贫乐道, 而去追逐财利,那么,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不管这些财富集中在谁的手中)孔孟的咒语便会发 挥魔力,是战争动乱爆发将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强迫人们重新回到“一箪食,一瓢饮” “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一穷二白的生活,甚至回到“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的洪荒时代。 自从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期间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后,中国社会财富的周期性毁灭也开始出现了变 化,那些通过种种手段搜刮到大量财富的权贵们不用再费尽心机地将金银财宝找地方埋藏了,也可以逃脱 农民的报复和军阀的讹诈了,因为他们这时有了一个更为安全的选择:逃到国外去。 他们的财富在那些文明法治的国家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民间或官方的明枪暗夺。在那里,他们可以高 枕无忧地享用在中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了。 今天,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社会财富的毁灭也“与时俱进”了,不用等到社会动荡的到来, 贪官们、官倒们就开始未雨绸缪了:中国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他们通过子女留学、地下钱庄、商业回扣等手 段将自己的灰色收入、非法所得偷偷地转移到国外,以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女留条后路。一小部分商人也惧 怕自己的财富被侵占、抢夺,而通过种种手段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不用等到周期性动乱的到来,中国的财 富已经开始悄悄地溜走了。 据《中国商报》报道:在中国政府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资本在大量外逃。国家外汇局对此作了 一项专题调查,估计从1997至1999累积资金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2%。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教授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 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引进的外资,钱还是人家的,可逃出去的资本,却是“壮士一去不回还”了。 中国外逃资本,并不是满世界乱飞,而是和嫌贫爱富的人一样,只往富裕法制的国家跑。 耶稣基督如是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25: 29) 阿门。 中国的内战,毁灭的不仅仅只是财富,他毁灭的还有人性。 楚汉战争后: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30) 王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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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公元22年)关东人相食。(31) (公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 (公元27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32) 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亦。(33) 黄巾起义,三国之乱: 旱蝗少谷,百姓相食。(34) (公元194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35) 自遭慌乱,率乏粮谷。……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向食,州 呈萧条。 (36)

天旱岁荒,土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37)

两晋、南北朝: (公元305年)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38) (公元307年)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又大饥疫,兼以饥 馑,百姓又为寇盗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39) 怀帝为刘曜所困,王师暴败,府帑已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之相啖食。(40) (公元401年)其后(桓)玄遂篡位,乱京都,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41) 唐朝•安史之乱: 围攻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折骸为爨,人心唯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 军士,……将士皆泣而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二三万, 人心终不离变。(42) 唐•黄巢起义: 五六年间,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43) 宋朝: 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民、 以至居民,更互相食……。(44) 金贞佑主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陵,众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 遗民,自相吞噬殆尽。“ (45) …… 这种”人相食”的地狱惨剧,一直延续至共产党中国的大跃进时期。 “食人”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以至于人肉竟被中国人用来治病,在中国的权威药典《本 草纲目》中,除了水部、土部、石部、草部、果部、虫部、禽部、兽部之外,还有人部:人骨主治骨病、 接骨、臁疮;人势(阴茎)主治创口不合;人胆主治鬼气、伏连、久疟、噎食、金疮;人血主治皮肉干燥、 身上麸皮起、狂犬咬、寒热欲发;人肉主治瘵疾……。 中国何止只是个“灾难之国”简直就是个“食人之国”。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46) 岂是戏语?! 鲁迅先生说儒教乃是吃人的礼教,何止只是个比喻?! 自从世上有了物品交换之后,就出现了物品制作的分共。随着规模的扩大,交换就成了商业,制作就 成了工业。商业和工业是一对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孪生姊妹。工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分工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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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小农家庭,就像一个个细胞,虽然个体很小,但功能却很齐全,他不仅 有自己的小农业,还有自己的家庭手工业和家庭饲养业。农民们不但可以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并且可 以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除了极少数的物品(如盐、铁)之外,简直是万事不求人,正像孟轲 所言:“万物皆备于我”(47)。一个小农家庭内,男女老幼在宗法关系的规定下,按自然分工,各有所适, 男耕女织,农忙下田,农闲搞副业。他们不但农副产品不依赖市场,甚至对手工业者生产上市的质量较好 的一些工具也不屑一顾。因此在中国古代广大农村是不存在固定交易市场的,在一年中,有几天传统的临 时集市就可以满足农民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了。 中国这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经济,使得社会分工和交换都成了多余,这从根源上扼杀 了社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动力。 小农经济是中国商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农经济是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经济体制。他不仅扼杀了自己社会内部的商业发展,并且对外来的商 业冲击,也具有很强的抵抗力。鸦片战争,英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后,英国商人们“一想到 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中国市场如此广阔,以至于“倾兰开夏全部工 厂的出产衣料也不够供给他一个省。”“直销中国人每人每年需要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 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48)舍费尔德的一家商航向中国输出了大批刀叉,声明将供给全中国。伦敦 一家商行则运来大批钢琴--此类情景,在每当中国市场向外开放时,外国的商人都要重演一番--但结 果却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中国人睡觉从来不戴什么帽子,坚决用竹筷子而不用刀叉,热爱锣鼓而不接受钢 琴,就是对洋布也不稀奇……所以在1842年中英签订贸易条约后,英国对华的贸易不是增长了而是减 少了。大工厂批量生产的廉价机制洋布久久未能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家庭手工制作出来的土布反而大 量出口,因为中国的家庭手工织布要比洋布在价格上还要便宜。 中国的小农们在中央与地方的层层盘剥下,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不得不以织助耕,以饲养助耕, 才得以存活。小农的手工业除了消耗一点自产的原料和世代相传的简单的工具之外,几乎可以不计成本, 这劳动不计较时间,天雨止耕可以纺织,冬闲可以纺织,就是月下摸黑也可以纺织。这些再加上中国人被 苦难磨炼出来的超人的勤劳,就造就了中国手工织布那超出英国人想象的低廉的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竞 争力。

小农制经济是与儒道教价值观完全配套的一种低成本、低消耗“廉价”的经济体制。直到今天,中国的工 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也全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除此之外,中国商业在国际市场中,几 无立锥之地。一个靠“廉价”得以商业生存的国家,一个将“廉价”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砝码的国家, 怎么可能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呢? 近代,为了生存,中国也模仿欧美建立了自己的大工厂和大商业,但是与之相配套的平等、协作的精 神价值观却不知道学习,也学习不到。中国人的大脑仍被小农思想占领者,他们不得不用传统的小农思想 管理着西方现代化企业。进步也是有的,但那只是量上的变化,比如“小而全”变成了“大而全” ,家庭作 业变成了家族式管理等等。 小农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像群居、世袭等廉价的生存、生活方式一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廉 价”的小农思想也具有“初发优势”。靠亲情团结在一起的家族,在工商创业初期,往往比超越家庭的社会 化合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具凝聚力和团队精神,这些再加上中国人的勤奋,会使这种“初发优势” 表现得很充分、很显眼,以至于很容易诱导人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儒家思想有利于商业发展,家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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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优秀的管理方式。 小农思想、家族式管理的优势是有条件的,他是在东西方经济巨大落差下的背景下,借着“后工业化 优势”的东风,才得以一显身手的,如果东西方的经济差距缩小了, “后工业优势”减弱了,那家族式管理 所谓的优势也就到头了。 小农思想、家族式管理有一个先天的致命的缺陷使他不能将健康的经济进行到底,那就是与他相生相 伴的政治腐败。同小农、家族商业一起“繁荣”起来的腐败最终会将他的“廉价”优势化解殆尽,并将它 的发展势头遏制在一个腐败政权所能控制所能容忍的圈圈之内。这种很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小 农经济思想实是中国工商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 小农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产物,在遏制中国工商业健康发展方面,小农思想和整套的儒家思想相比, 就小巫见大巫了。

商业的行业实质是流通,商业的精神实质是平等,而流通和平等正是儒教静止的财富观和等级礼制的 天敌,因此,儒教对商业和商人有着先天的、刻骨的敌视和仇恨,商人在儒生眼中是百分之百“喻于利” 的小人、奸人;商业在儒教的眼中则是百分之百的末业、贱业。儒教是戕害中国商业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儒教对商业的仇视,在《盐铁论》中,表现得很充分。 公元前148-87年,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强盛的时期。为了有力打击西北的 匈奴,汉武帝加强了财政中央集权,任命桑弘羊担任大司农、治粟都尉等要职,实行盐铁官营,把煮盐、 冶铁、铸铁大权收归朝廷,酒类实行专卖,并实行了均输、平准等“计划经济”政策。均输,就是朝廷在 各郡国设均输官,主管征收当地所产商品,并负责直接把这些商品运输到需要的地方去,以杜绝商人从中 牟利。平准,就是国家在首都设立平准官,收购各地货物,丰年收买,荒年出卖,以平抑物价,防止商人 投机倒把。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中央财政,为抗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汉武帝死后,即位的汉昭帝年仅八岁,大权掌握在反对武帝经济政策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手中,公 元前81年,霍光在全国召集挑选了儒生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盐铁会议,和执行武帝政 策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行论战,辩论盐铁政策的对与错。 在盐铁会议上,儒生们和桑弘羊辩论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盐、铁,而是涉及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 等诸多方面,这是一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全面碰撞。论战的内容后被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 理成书,这就是《盐铁论》。 在《盐铁论》中,儒生们明确表示了从本抑末(商)、歧视商业的思想。 “治理人民的方法,应该是防止产生享乐纵欲的根源,发扬人们固有的道德因素,抑制工商业,推广 仁义,不要引导他们追求财利,这样教化才能振兴,风俗才能改变。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 酒类专卖和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破坏了忠厚朴实的风气,形成了贪得无厌的习气。因此老百姓干农业 的少了,热衷工商业的多了。外表华丽,就使本质衰败;工商业兴盛,就会使农业衰落。工商业发展,则 人民贪图财力;农业发展,则人民诚实简朴。人民诚朴,生活就会富足,人民奢侈,饥饿就会产省。希望 废除盐铁官应、酒类专卖和均输等政策,以便促使农业。限制工商业,有利于农业发展,这才安全。” “所以天子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诸侯不谈论利和害,大夫不谈论得和失。” “用道德教导百姓,老百姓就会变醇厚;用财力来引诱他们,风俗就会变得轻薄。风俗轻薄,就会使 人背弃仁义而热衷财力,热衷财力,老百姓就会为财力往来奔走于商场上。《老子》上说:‘贫穷的国家好 像财富有余,其实,并不是财富真的多,而是因为百姓的欲望多,急于求利罢了。’ (“贫国若有余。非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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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嗜欲众而民躁也。”今本《老子》无此语。)因此,高明的统治者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用仁义防止 老百姓的贪欲,以增长粮食和财货。” “国家有肥沃的土地,而百姓吃不饱,是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 老百姓没钱花,是由于不致力于制作老百姓所需的物品,而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缘故。就好像河川 的水装不满渗漏的酒器,高山大海填不满溪水冲刷的山谷一样。商王盘庚迁移国都,舜把黄金藏在深山里, 高祖(刘邦)不准商人做官,为的是遏制贪鄙的习俗,培养诚朴的风气。排斥、困辱商人,阻塞求利的门 路,尚且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带头牟利呢?《春秋》上说‘如果诸侯好利,大夫就品质鄙劣;大夫 品质鄙劣,士就要贪财;士贪财,老百姓就要偷盗。’盐铁官营私开了谋利的门路,给老百姓设下了犯罪的 阶梯。”《盐铁论•本议》 “天下混乱,商人才趁机发财。很古的时候,国家管理的最好,那是百姓都很纯朴,重视农业,安居 乐业,没有什么要求。那时路上的行人很少,公众聚会的地方都长了草……虽然那时也有聚集的机会,但 即使有陶朱、宛孔氏(两位古代著名的商人•笔者注)的经商手段,也无法投机取巧。”(49) “古时候,商场上不用钱币,都用自己有的东西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汉朝初期继承了秦朝的许 多弊病而不改变,积蓄财力,改变货币,这样想搞好农业,就好像用热油去救火,用火去制止沸腾的水一 样。朝廷重视礼仪,老百姓就不敢放纵修饰,上边重视财务,下边就会拼命追求财利。”(50) …… 儒生们和桑弘羊的辩论由盐铁是否官营开始,后扩展到尚俭还是尚欲,求义还是求利,法治还是礼治, 要发展还是要稳定,对匈奴是战还是和……最后直到人身攻击,相互咒骂。儒生们骂商鞅、吴起、李斯等 法家人物,桑弘羊则攻击孔丘、孟轲两位儒教的祖师爷。盐铁会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法、儒面对面 的、尖锐的、广泛的斗争。 儒生们在会议上攻击商鞅这个大法家时,也许他们忘记了,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事本 (农)而禁末(商)”的人,是中国专制社会“重本禁末”传统的开创者。 重农抑商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使商人不得买粮,使农民不得卖粮。农民不得卖粮,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买 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购买低价粮,在荒年牟取厚利。没有厚利,商人就会害怕;商人害怕了,就想 去务农。”(51) “民众的国内事务.没有什么比务农更艰苦的了,所以轻微宽松的政治措施是不能用来驱使他们去务 农的。什么叫做轻微宽松的政治措施呢?那就是指农民贫穷而商人富裕--因为那粮食便宜了钱币就贵重 了.粮食便宜了农民就贫穷.钱币贵重了商人就富裕;奢侈品等不重要的生产不受到禁止.因而做手艺的 人能得利,而到处游荡混饭吃的人很多。所以农民用力劳苦,而获得的利益却很少.不及商贩、做手艺的 人。如果能够使商贩、做手艺的人不增多.那就是要国家不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要想靠农业来使 自己的国家富起来.那么国内的粮食价格必须昂贵,而对不务农的人所征的惩役必须增多.对市场利润的 税收必须加重。这样,那么民众就不得不种田.不种田的人就不得不购买粮食。粮食昂贵.那么种田的人 就有利,种田的人有利,那么去从事农耕的人就会多起来。粮食昂贵,购买粮食不合算.而又加上沉重的 赋税徭役投.那么民众就不得不抛弃那经商、卖手艺的行当而去从事农业生产了。这样,民众的力量就会 全花在农业生产上了。”(52) …… 商鞅不仅用提高粮食价格、增加赋税甚至停止粮食交易来迫使工商人士务农,并且还运用法律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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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商人: “致力于耕织,且粮食、布匹多者,可以成为自由人,经商,或者懒惰而贫穷者,要罚做奴隶。” (53) 不仅只是商鞅,所有的法家人物都是主张重本抑末的。李悝主张:治国必须“重本而禁技巧”,荀况提 出“务本禁末”,他的“末”不仅指商业,并且还包括工业。他的弟子韩非则干脆把商工之民归为“五蠹” (蠹:蛀虫)之一,视他们为社会蛀虫……。 奉行法家思想的秦国,把商业是为贱也,把商人视为罪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八年, “发诸尝逋亡人、 赘婿、贾人、略取陆两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贾人”就是商人,”“以適遣戍”就是充军 发配,当边卒。 (54) 秦始皇本纪》)继承秦制的刘邦于高祖九年颁布贱商令,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不得 携带武器,不得乘马、乘车。汉惠帝、吕后时,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当儒生们还只是在道德上歧视商人,在口头上诅咒”“无奸不商”“义不掌财”时,法家早就开始动手 运用皇权来打击商人了。儒和法在对待商人、商业上本是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争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 形而上与形而下之争而已,属于“貉狸兄弟内部”矛盾。 在《盐铁论》中,桑弘羊说了不少商人和商业的好话,比如: “燕地的涿、蓟,赵地的邯郸,魏地的温、轵,韩的的荥阳,齐地的磷脂,楚地的宛、称,郑地的阳 翟,还有处在三川之滨的洛阳和巩县,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天下有名的都城。这些地方富裕,并不是 靠耕田种地,而是因为它们都处在五六都之间,邻近交通要道。所以物产丰富的地方百姓富裕,靠近市场 的人家就有钱。富裕在于会做生意,不在于体力劳动;获利在于处在好的地理位置,不在于努力耕作。” (55)

“农业和商业之间进行交换,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那些穷山深泽、荒凉贫穷的地方,得以流通财物, 互通有无。这样就可以使财物多的地方不独自富裕,财物少的地方不至于缺乏。如果都是各自住在自己的 地方,吃自己出产的东西,那么桔子、柚子就没有人卖,北方的池盐就运不出来,审场上不会有毡子和毯 子,吴、唐地区的竹子和木材就用不上了。”(56) “所以,分到同样多的土地,贤能的人能保持住;分到同样多的钱财,聪明的人能安排使用。白圭因 为善于经商而富裕起来,子贡经商谋利,财产达到千金,难道必须要取之于百姓吗?不过靠运用心计,盘 算盈亏,利用物价贵贱谋取利润而已!”(57) “谋利的道路到处都有,财富布满大地,聪明的人利用这些变得富足,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些所以贫困。 子贡因积蓄财产多而在诸侯中出名,范蠡因经商致富而受当世人尊重。和富人能交往,对穷人则给以帮助。 因此,从人君到百姓都得到他们的好处,称颂他们‘仁义’”。(58) ………… 难道,在汉武帝时期,皇帝、法家对待商人、商业的态度,真的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吗?不是的, 桑弘羊对商业、商人的褒扬,仅仅只是为了证明官营盐铁、政府经商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反驳儒生们对政 府经商的诋毁,并不是对真正的自由的商人的赞扬。事实上,在汉武帝时期,有桑弘羊实行的盐铁官营、 酒榷、均输、平准等“计划经济”措施,是对民间商业的一次致命打击。除了这些经济手段,同时期,汉 武帝实行的还有算缗、告缗等政策。算缗,就是对商人按财产收税;告缗,就是命令商人自报财产,按财 产多少纳税,对不报、少报财产者,要没收全部财产,一半收回国有,一半奖给告发人。这些政策对商人 的打击比儒教的道德歧视更严厉、更直接。 人是有欲望的,社会是离不开商业的。尽管有先秦法家的权力贱商和儒家的道德贱商,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商人们总是悄悄地富裕起来。就如汉代晁错所言:“今法律贱商,而商人已富贵矣”。(59)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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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对这种现实,法家们不单单在法律上遏制商人,并且还从政策上入手,采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 济手段,釜底抽薪,敲了许多个体商人的饭碗。人家法家已经“与时俱进”了,而儒生们还停留在“重本 抑末”这个法家已经玩儿剩下了得、过时的理论层次上,并且竟然还对法家的“改革”妄加诋毁,真是食 古不化。 汉朝的这些对工商业进行政府垄断的经济政策,后被中国历代专制政府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在不 同的朝代里,几乎所有的厚利产业、商业都被专制政府所垄断,只有那些小的、分散的、服务性质的、利 润小的、政府管不了的、也不想管的行业,才对广大老百姓开放。这些个体工商业和官营工商业相比,所 占的经济比例很小,但是从业人数却有极多。众多的个体商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长期 的相互拼杀,磨练、培养了中国商人超强的营利欲和生存能力。 中国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历史悠久,这也是中国社会容易接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中国 传统的“公有制” “计划经济”只抓大、不抓小,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过分。农民养头猪、栽棵树都被马 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残忍地割去,其实他们哪里是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们是在割人性的尾 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走错了路、拜错了神,对中国专制政府来讲并没有什 麽大不了的,政府只要略施小计,通过一“抓大放小”,就能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能平安无事的“软着陆” 到传统经济的平台上。 “三个代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大批的个体户来讲是个丧钟。“发展是硬道理”的“遗旨” 仍在,但今日政府真正信奉的却是“稳定才是硬道理”;改革的旗帜仍在飘扬,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已经 关上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成为历史。80年代“过分”开放的市场,政府又通过中央集权将他 收了回去。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个被共产党亲自打倒的“三座大山”又被“三个代表” 请回来了,中国的个体户们在专制权力的逼迫下,在官僚资本、国外资本的冲击挤压下,市场阵地愈来愈 小,生意愈做愈难,毛泽东所预言的“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那么,是不是反对政府经商的儒家思想就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呢? 的确,儒教这种对商业单纯的道德藐视而在政策上放任自由的做法,与法家的做法相比,在客观上是 有利于民营个体商业发展的。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商业的繁荣总是与歧视商业的儒教的兴盛合拍的原因,比 如南宋时期,比如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儒教有利于商业发展。 盐铁会议召开时,儒生们就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参加会议的。在会中,他们指责桑弘羊的政府 经商行为是“与民争利”,要求“罢盐铁,退权利”。其实儒生们所讲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 曾经拥有煮盐、冶铁、铸钱等权利的大小贵族们。 儒教的财富理想是财富等级分配,正像儒生们在盐铁会议上所言: 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 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 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 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 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 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 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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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等级财富观念和法家的平均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腐败暗规则,而商业则是这个 暗规则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催化剂,和暗规则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在中国,商业最终成了儒 教实现自己等级财富理想不可缺少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歧视商业、和商业是天生对头的儒教在平均主义的中央面前,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和商业 站在了一起,官僚们也总是和官商们勾结在一处。就如当年在毛泽东这个集权的、平均主义的“帝王”面 前,周恩来这个“当代周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和刘少奇这个“走资派”站在一起;就如今天有关近代大 儒曾国藩和有关近代官商胡雪岩的书本同时相伴出现在中国的书市上,并且在社会中有了“当官必读曾国 藩,经商必读胡雪岩。”的流行语;就如今天一位名叫李真、受贿一千多万的某省国税局局长对一位老板所 说的肺腑之言: “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 越做越大,你钱越赚越多”。(61) 中国这种与儒教同呼吸共命运、相互纠缠不清的传统商业,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那种健康的商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及道德上的支持,中国传统商业只是一种无独立人格的、 病态的商业。这种商业永远是专制权力的一个奴颜婢膝的通房丫头,永远是中国官场腐败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这种病态的商业永远也诞生不了资本主义,对权力恐惧、依赖成型的软弱商人们永远也成为不了一 个独立的资产阶级--不论他们人数有多少,财力有多么雄厚。 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对商业太苛刻,因此它是短命的,中国法家只抓大,不抓小,因而它的寿命就 长许多,儒教对商业的歧视性放纵使得中国传统商业成了儒教这个病毒生存繁衍的一个永远的肥厚的“培 养基”。正因为有儒教这个病毒的寄生,使得中国传统商业无论发展多长时间,也诞生不了资产阶级革命; 使得中国传统商业无论有多么繁荣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这种病态商业的繁荣只是它所依存的社会有 机体死亡的先兆,是亡国之兆。比如南宋的经济繁荣只是中国汉人亡国的先兆;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繁荣只 是国民党亡国的先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面临的就是经济的崩溃和一穷二白。传统商业不仅没有使中 国富强起来,反而在不自觉之中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崩溃的催化剂。 表面上,和法家相比,儒教对商业宽容得多,有利于民营个体商业的生存发展,但事实上,这种寄生 着儒教病毒的病态的商业是健康商业的最大的敌人。马克思主义使民营个体商业成为空白,这还为健康商 业的未来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但是在一个有病态商业所占领的社会中要想建立建立健康商业,那就 难上加难,简直是遥遥无期了--可怕的儒教,可怕的病毒。

和中国财富周期性毁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国家财富的稳定积累和增长。 大凡到过欧洲的人都会被欧洲那浓郁的文化气息所感染,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游客来说,欧洲文明中 对人感染力最强、也是最直观的就是欧洲的那些古老的建筑:教堂、城堡、宫殿、博物馆、古建筑遗址等。 这些动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建筑,就如一本本古老书籍,也如一个个古老的化石,向人们诉说着 历史,展现着昔日的辉煌。中国文明的历史比欧洲要悠久的多,但是很遗憾,中国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 却少得可怜,除了长城和故宫之外,其他的大型古代建筑仅仅只存在于古书之中,真实的他们早就和他们 的主人一起随风而去,消失在历史的红尘之中了。造成这种差别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欧洲和中国的古代建 筑所使用的材料不同。欧洲的古代建筑所使用材料是石头,中国建筑所使用的材料是木头,两者相比,石 头具有防火、防水、防蛀、防腐等优点,这使得石头建筑得以长久保存。而木头建筑不仅自身寿命就短, 并且即易受到人为的破坏,绵延三百里的阿房宫,只要一把火,也就灰飞烟灭了。难道中国没有石头吗? 难道中国人就不知道石头比木头更持久吗?都不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木头而不是石头来作为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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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木头建筑的施工工期短,并且中国人并不要求建筑寿命更长久。这是儒道教使中国人不追求来世只 追求现世享受的必然结果。统治者大兴土木,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自己的肉体享受,其中超出肉体享受范 围的精神追求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选择石头做材料,其漫长的工期将会超出自己的寿命范围,这样的建 筑对中国人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欧洲由基督教国家组成的,基督教教义使得欧洲基督徒仇视、否定尘世而 向往、追求天国,欧洲人对天国的向往在欧洲那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尖顶教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如中国 祭天的宗教建筑--天坛那没有屋顶的“圆丘”表达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对尘世的留恋、对来世的否定。欧 洲基督徒对天国的向往,使得欧洲人具有了超越肉体的精神追求,精神追求和肉体追求相比具有理性、稳 定性和连续性的优点,一如石头之比木头。欧洲基督徒的那种超肉体、超时空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不仅使 欧洲拥有了工期动辄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牢固的建筑,并且使得欧洲社会具有了稳定和延续性,伴随着 欧洲巨大、坚固建筑一起崛起的还有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中国人没有彼岸的理想追求,只有现世肉体的及 时行乐,这不仅使中国没有坚固的建筑,并且使得中国社会缺乏理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就像一个放荡的 淫妇。伴随着中国建筑周期性毁灭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周期性毁灭。中国岁数比欧洲大得多,但中 国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公司也没有,而在欧美国家,上百年历史的公司多了去了。中国历史中也曾经 有过晋商、徽商的辉煌,今天,他们在那里?他们为何踪迹皆无?晋商是白手起家,但是成熟之后,被专 制权力看上了,最终难逃权利的魔掌,被权力强奸了;徽商本身就就是权力的同房丫鬟出身,具有官倒背 景。既然被人家睡了,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成了一家人。一个王朝毁灭了,他们的主子完蛋了,他们自然也 就跟着完蛋了。今天,由于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建筑日趋一致,中国改用钢筋混凝土来建筑高楼大厦了, 但是中国人的及时行乐、追求短期效应的思想仍是根深蒂固,这在中国的市政建设上表现得很充分:古代 皇帝大兴土木是以自己的寿命为建设周期的,该建筑能被自己享受是建设的最终原则;今天的官僚们搞城 市建设是以自己的任期为建设周期的,建设目标成为自己的政绩、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实惠是最终原则。在 中国,一个官员为城市着想,真的以百年为大计,那么自己的勤苦工作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政治和经济实 惠,并且很容易因此背上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等罪名,最终自己努力的恶果都被自己吃了,自己工作的成 绩却被他的后任者享有了,并且对他还不领情,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行为在中国官场是愚蠢的行为, 是失败者的行为。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实惠,中国官僚们都在想尽办法乘别人的“凉”,同时又尽力避免自 己被别人所乘,结果就人人都搞短期效应,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为了自己的形象工程而不惜采取焚林而猎、 涸泽而渔的极端措施,自己政绩卓著了,升官了,留下了的烂摊子丢给下一任官员来收拾。这种做法叫作 “前人吃肉,后人付钱”,他的下任也不是傻子,他同样会如法炮制,从而就渐渐形成了积重难返恶性循环, 直到一个王朝因此毁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并且对整个社会的财富是一种极大的 浪费和毁坏。今天,张三上任了,为了政绩和利益,开始修路、挖沟,明天,李四上任了,也同样如此。 表面上中国人天天在修路,天天在挖沟,天天在抗旱,天天在防涝,个个满脸的灰尘,一身的泥浆,一幅 勤劳的模样。其实这种勤劳的背后是官僚的腐败和整个民族的愚蠢。这种勤劳又有什麽值得讴歌的呢?

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没有理想追求的中国人,只追求肉体享乐、得过且过的中国人,世代与贫穷为伍、混 迹于尘土之中、“曳尾于涂中”(在泥中摆尾巴)是你们唯一的、最终的结局。 和中国商人的依赖成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商人的独立性。 欧洲中世纪,古罗马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他们或成为军事据点,或成为诸侯和天主教的驻地,在经 济方面与农村没有什麽区别。到了10、11世纪,由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的逐步活跃,欧洲 才开始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人们为了满足工商业的需要而自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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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政府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城市本是在教会和封建主的领地上产生的,最早的 城市居民要受到封建主的司法和行政的管辖,由于封建主的管辖最后阻碍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市民 们便起来进行斗争,或用金钱向领主购买自治权,或依靠武装斗争来获得独立与自治。自治后的城市拥有 自己的市议会和法院,商人和工匠们组织了行会,用以自卫、互助。市民们在城市中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 约。城市的这种自治权利受到了皇家的认可,并通常会获得国王的特许状,这使得城市成为了欧洲中世纪 “封建沙漠”之中的点点“资本主义绿洲”。--这和中国城市恰恰是专制帝国的行政、军事中心的情况正 好相反。这些欧洲中世纪的点点“绿洲”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 统一体--联盟,来进行自卫和争取更大的权益。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国王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 布雷西亚、帕尔马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 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国王的战争。由于教会的帮助和自己的奋斗,这些城市保证了自己的独立和自治。 欧洲中世纪商人的独立和地位之高,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商人不仅有钱,并且还有社会地位 及政治权力,他们可以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 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的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正是这些有实力的资产阶级后来埋葬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孔丘认为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是中国商业最活跃,中国商人地位 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时期。 范蠡(陶朱公)、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名载史册的富比王侯的大商人,当时,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高的: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币以聘亨诸侯,所致,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62)他们 对政治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郑国的商人悬高、奚施在行商的途中遭遇秦国偷袭郑国的军队,两位商人便 假冒郑国的使者,上前迎接,用珠宝、牛羊犒劳秦国的军队,使得秦国打消了偷袭郑国的念头。两位商人 用自己的智慧和财力成功地阻挡了敌军对自己国家的侵犯;阳翟的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经商时遇见了被 赵国扣押为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子楚,以为奇货可居,于是便于用自己的财力和智慧,使子楚成功地返回秦 国并当了国君,他自己也因此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更让人惊奇的是,后来消灭六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 影响的秦始皇嬴政,竟然是吕不韦的亲生骨肉。 (63)……。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其能力何其大也。如果 真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那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就应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为什麽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们没能像欧洲的商人那样搞城市自治,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呢?为何偏偏又是执行重本抑末、贱商抑商政策的秦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终建立大一统呢? 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人治、专制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否则,人们永远是一群涣散的乌合之众。 开明的专制是无神论国家人民的最高政治要求,人们只有在开明的专制的统治下才可能齐心协力、众志成 城的去完成一个使命。而商业与专制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贱商抑商的秦国最终成为最为开明最为成功 的专制国家并用刀剪剪除六国一统天下,这其实是一场无神论的悲剧,也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们所以没能像欧洲中世纪商人那样独立,搞城市自治,一是因为中国的商人 们缺乏团结,二是因为中国的商人们缺乏基层民众的支持。 “生意好做,伙计难阁”是今天仍流行的俗语,在中国宗法儒教的背景下,家族之外的人“阁伙计” 就是是一件困难的事,更别提相互团结一致对外,为一个长远的利益而奋斗了。中国商人的生意做得再大, 也难跳出家族的圈圈,就是为了互助,团结了起来,那也是地缘性质、乡亲关系的,比如在中国近代出现 的太原会馆、绍兴会馆等地方会馆。要跳出家族血缘、乡土地缘的圈圈,以行业为纽带团结在一起,形成 象中世纪欧洲那样的行会、商会,在中国的今天也是办不成的事情,更不用说春秋战国时代了。行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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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都难以成立,更不用说一个城市上下同心,几个城市结成联盟了。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 些,是因为基督的超血缘、跨地域的爱的熏陶,使得他们相互团结、信任变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由于儒教的毒害,中国手工业则往往将商人视为剥削者,下层民众更是认为“无奸不商” “为富不仁”。 这种道德背景使得中国商人们永远处于被孤立的处境,永远都缺乏群众的支持。被孤立的商人们除了依附 权势之外别无选择,拿起武器搞自治,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发疯,是自杀。 欧洲的商人是有福的,欧洲的民众对财富的看法与中国人迥异,因为上帝是厌恶贫穷的: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6:9)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10:3)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10:15)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箴13:4) 不劳而得资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13:11) 贫穷人连他的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14:20) 殷勤策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21:5) 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箴26:14) 诚实的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箴28:20) ………… 孔丘所标榜的“一箪食,一瓢饮” “曲肱而枕之”安贫乐道的楷模,颜回,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圣贤,但 在基督徒的眼中,却是个懒惰的家伙,贫穷?--活该! 尽管上帝厌恶贫穷,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但中世纪的基督徒们认为,财富毕竟是属于肉体的,他只是 现世生的存不可缺少条件而已,财富“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被纳入教会法规,圣•托马斯则把营利欲称为 “卑贱”,这些使得中世纪基督徒将营利视为一种不光彩、最起码是不神圣的行为。 然而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这些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 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不认同尘世活动虽被上帝允许,但毕竟属于肉体,它只是信仰不可缺少的 自然条件,它本身和饮食一样,在道德上没有意义的教义,他“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 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天职” 的教义要求信徒们勤勤恳恳地投身于世俗的工作中,勤勉于自己的职业,完成上帝赋予他们在世俗世界的 责任,以增加上帝的荣耀。 这种“天职”概念,成了宗教改革后的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这些新教教派又不同程度地将这一 教义深化了,并将传统的禁欲主义引入了尘世生活,其中,加尔文教派最突出,最具影响力。 天主教对人们的尘世活动是否定的,但也是宽容的,犯了罪的信徒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做些善行去偿 赎某些罪孽,去改善他获救的机会。“因信称义”的路德教认为最高的宗教经验是与上帝的“神秘联接”, 是一种与上帝实际同在的情感。这种纯粹内向的情感虔诚,最终阻挡了路德教对尘世活动进一步的的积极 评价。 加尔文教不同,他的教义是外向的。他认为“只有当上帝通过选民产生“作用”,并且选民意识到这种 情况时,他们才能与上帝成为一体,才能领悟这种一体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起源于上帝恩典产生的 信仰,这种信仰本身转而又通过那种行动的性质而证明他是上帝所赐” “宗教信徒可以通过感到他是圣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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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或则是神意的工具来确认自己的蒙恩状态” “信仰必须是一种‘有效的信仰’” “信仰必须要用他的客观 结果加以证明。” 为了“用一种增加上帝荣誉的基督徒行为”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有效信仰,加尔文要求信徒的不是个 别的善行,而是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系的善行生活。 “只有在每一时刻,每一行动中的全部生活意义发生了某 种根本性的变化,才能证明恩典具有使每一个人从‘自然状态’变为‘蒙恩状态’的作用”。 “‘一切均为增 加上帝的荣耀’这句箴言从来没有被人如此严肃地看待过。只有靠永久不变的,经常不断地思索指导生活, 才能战胜自然状态”。新教的这种生活态度,使得禁欲主义从封闭的修道院走向了广阔的尘世,“这种生活 客观上把修道士培养成了为天国服务的劳动者,并且有从主观上保证了他的灵魂获得拯救。”在这里,劳动 本身被当成了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圣•保罗的箴言:“不劳动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每一个人,包括穷 人也包括富人,不愿劳动是没有获得恩典的象征。劳动本身被视为禁欲手段,尤其是被清教徒视为抵御肮 脏生活名义下的各种诱惑的一种特别手段。这种世俗禁欲主义教义,使得信徒的生活变得理性且紧张有序, 并最终塑造了英美绅士的冷静、克制的典范特征。 新教这种通过世俗的行为来证明上帝的教义,使得财富成为从事一项职业劳动的果实,象征着上帝的 赐福;使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希望贫穷无异于希望不健康,贫穷 并不能为善行增添光彩,它是对上的荣耀的贬损。”“只有财富诱使人们游手好闲,贪图享受时,它才是一 种不良之物;只有当取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生活惬意、无忧无虑时,它才是一件坏事”。追求财富的经 营活动同样被视为荣耀上帝的劳动和天职,但是如果为了财富本身而去追求财富,或者为满足冲动地获取 欲而追求财富则被视为贪婪、拜金主义。 “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责,资产阶 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 量还为他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 在工作着的劳动者”。

并且,“这个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在教徒心 目中, “人仅仅是由上帝恩宠赐予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像《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 他的便是入帐,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人自己的享受而非上帝的荣耀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 危险的。即便在今天,只要睁大眼睛,谁都可以碰到持这种观点的人。一个人要对其财产负责,为此他要 使自己屈尊为一个顺从的仆人,或者甚至成为一台盈利机器,这种思想是他生活中的冰冷的重负。假如对 生活的禁欲态度经得起考验,则财产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上帝的荣耀保持不是财产减少,并通过不懈 的努力使其增多。” “一旦限制消费欲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在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 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是财富增加。可惜,这种影响力有多 大,不能准确地用统计数字表示。在新英格兰,那种关系非常明显,以至于没有逃脱多伊尔(Doyle) 这个极敏锐的历史学家的眼睛。然而不如在受严格加尔文教实际统治仅仅七年的荷兰,由于热诚的宗教人 士的生活相当简朴价值拥有大量财富,因此导致了一种格外强劲的积累倾向。” “宗教认为不停歇的、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之也是活的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 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 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64) 有了如此的“资本主义精神”,欧洲的资产阶级不仅挣钱挣得理直气壮,并且还最终革了封建制度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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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先河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由信奉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们完成的。 有了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就有了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又有了18世纪欧洲大陆的 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欧洲基督教自身发展进步的结果。拿这个社 会进步模式去衡量、裁定其他宗教背景下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们不仅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随着社会财 富的雪球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愈滚愈大,新教徒们的宗教信仰在商业中除了表现为拼命挣钱、谨慎存 钱之外,又多出了一项:社会捐献。 捐献本是基督徒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捐献是这种宗教捐献的延伸。社会捐献是基督徒们表示 自己爱心的一种简洁有力方式,也是对自己工作挣钱动机纯正的最好的一种证明。 欧美,尤其是美国,社会捐献以成为一种文化,一种风气,许多富豪并没有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用 于奢侈和炫耀,也没有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是捐献给了社会,这些数额巨大的捐献通过对文化、艺术、 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赞助又转化为社会性生产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从而使巨大的社会资金形成了 一种良性的循环,为美国经济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是没有捐献“习惯”的,中国商人的偶像富豪胡雪岩在其事业顶峰之时,也没有对社会捐献过, 只是在破产的时候,将自己的姨太太慷慨送了人。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注意到:中国人赚了钱 之后,只有两件事好做,一是购地买房,一是娶老婆、养女人。 捐献,在现代中国也有,但绝大部分属于假捐献,是一种行政命令,是政府的一种变相搜刮、剥削行 为。真正的捐献,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是无神论的必然。不信上帝的中国人百分之百的实际,除 了现世享受之外,根本没有什麽更高的精神追求,更没有赎罪意识。在无神论中国,有了钱的中国人,证 明自己价值的唯一手段就是高人一等的消费,不求最好,只求最贵。除此之外,这些暴发户们再也没有其 他途径来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了。这些“贵族”们的竞相攀比,使得并不真正富裕的中国消费市场变 得狂躁、绚丽、畸形、变态,吃住行玩,处处是生猛鲜活,花样迭出,争奇斗艳,妖魔鬼怪……愈是禁止 吃的愈是吃的猛,愈是禁止玩的愈是玩得欢。暴发户们在这些夸张、畸形的消费中,所暴露的并不是什麽 贵族本色,而只是“放羊娃”身上还没洗净的“羊屎味”,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灵魂无依无 靠的可怜相。这种浮躁、淫荡、变态的消费,虽然总能给人以繁荣的假象,但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刺激 经济的健康成长,也不能使中国的财富稳步积累,更不能将社会财富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中,相反,他对 社会道德、社会安定的杀伤力,趋势巨大的、潜在的,他的最终结果就是引发中国特有的周期性动乱。这 种畸形、变态的消费,其实是中国社会恶性循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将辛勤工作、努力挣钱、谨慎攒钱视为天职并积极回报社会的民族,不富裕才怪;一个有了俩钱 就纳妾、生孩子、纵欲、大吃大喝、贪得无厌的民族,不贫穷才怪。 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信仰更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民族走 向何方,是走向天国,还是走向地狱,完全取决于他的信仰。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惊讶地发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是那样的富裕,原来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的并不是所谓的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无产阶级,而恰恰是自己,于是,所有中国人都将眼睛盯住 了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经济不仅决定了社会的政治制度, 并且决定了人们的道德水准和思维意识。一时间,经济成了万能的阿拉丁神灯,成了阿里巴巴打开宝藏的 神奇钥匙,西方经济学也一下子成了热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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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只是经济现象和经济技巧,他研究的是“果”而不是“因”,它并不能告诉人们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贫富的真正原因。中国人想在西方经济学中寻找到西方经济发达的秘诀,是鼠目寸光、愚蠢的表 现。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两个最基本的,不言而喻的哲学前提上:一,每 个人都是在给定的条件下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也就是说,人是自私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的 选择自由,只能平等的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人是平等的。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只学习西方的“毛”,这“毛”能存活吗? 中国的经济问题远在经济学之外,想靠经济学使中国富强,是徒劳的,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中国人只有灵魂依返上帝了,思想端正了,体制理顺了,才可能真的走上富强之路,除此之外,别无 他途。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发展经济也就只是个加减乘除的问题了。 财富的实质是需要,人类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人类欲望和能力发展的结果。 人类社会是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人类自从被逐出了伊甸园之后,就不得不开始了艰辛 的征程。理性是人类征途中披荆斩棘的宝剑,而财富则是人类前进的车轮。人类正是靠着理性和财富一步 步走向自己未来真正的归宿--天国。

谈到财富,中国人常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拉!你算是麽东西!” (65),似 乎古代中国很富有,古代中国的商业很发达,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很富裕。 提到先前,让我们自豪的就是强汉盛唐了。的确,中国汉代时,世上只有西方的罗马帝国可以和中国 相媲美;唐代,世上只有阿拉伯帝国可以与中国一争高下,汉唐时,中国是强的,也是富的。 中国文化的早熟,使得中国很早就成为了一个成熟、稳定、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专制国家, 这使得中国古代即富且强;但中国文化的静止性,又使得中国社会自汉代以降,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本质 的变化,经济只在原地打圈圈,根本没有发展、进步。当欧洲诸多基督教小国家一步步前进,终于后来居 上时,中国相比之下成了穷国了,并且差距越拉越大。本来贫富就是个相对概念,只有对比,它才存在。 这样一看,似乎阿Q的话也颇有道理,但阿Q的话太容易让人误解了,因为国家富有和人民富有在中 国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中国汉唐盛世的富有是建立在人口众多和中央集权的优势之上的。在汉唐时中国的人口就位居世界首 位,远非其他小国家可以相提并论,人口众多的优势使得中国的财富在总量上具有了优势,若真的按“人 均国民产值”来算,中国在汉唐盛世也未必能居世界上游;其次,中国自汉代以降历代都是权力高度集中 的专制国家,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是财富的高度集中,这就更容易给别人一个富有的假象。 基督教将勤劳和节俭合而为一,造就了广大的拥有洁净的稳固的家庭安逸的中产阶级。而中国龙文化 与之正相反。儒教将中庸作为个人、社会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最终实践结果却与所谓的中庸正相反:法 家主张人性恶,儒家主张人性善,二者的合流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当婊子立牌坊的极端虚伪和人格两极分 裂;法家主张纵欲,儒家主张节欲,二者的合流造就了中国特有的统治者穷奢极欲与广大民众极端贫困的 财富两极分化。没有中产阶级的中国社会,不是“过”,就是“不及”。中国权贵们的奢侈淫逸在中国的一 些古典小说如《红楼梦》 《金瓶梅》中有具体详细的描述,但他们的奢侈并不能证明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富 裕,相反,他们的奢侈恰恰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贫穷与节俭之上的。 中国的商业也曾经辉煌过,比如《马克•波罗游记》中所倍加称颂的中国南宋末期,就是中国古代商业 最繁荣的时期。 在热那亚人的监狱里,马克•波罗遇见了善于舞文弄墨的破落贵族鲁思梯谦,向他口述了自己的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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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鲁思梯谦整理,就是后来的《马克•波罗游记》。这个以欧洲人惯用的传奇手法出现的《游记》,当时是被 欧洲人视为“吹牛大王”的。经现代学者研究,他的真实性也被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除了《游记》中 几处与历史明显相悖的叙述之外,令人不解的是,马克•波罗如果真的像他所属的在中国生活了17年,为 什麽他很少提到汉人,甚至连几个汉语地名和蒙古语的命都不会说;他对中国地名的称呼都来自于波斯语, 比如将黄河称为karamoran,……。因此有学者怀疑《游记》是一位女人在某一本波斯语的东方 导游手册的基础上改写杜撰的。 《马克•波罗游记》中对中国商业夸张性的描绘,不管是亲眼所见也好,还是道听途说也好,中国南宋 时期的商业繁荣的确实存在的。这种繁荣之所以能给“马克•波罗”们造成某种刺激,是和南宋时贸易货物 的数量庞大直接相关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南中国众多、密集的人口优势。但就是这种人口优势所 强化的繁荣里面仍有许多“水分”。据日本电视片《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披露,南宋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达 200万担白银,其中相当于150万担的白银、丝绸需要朝贡给金国。这等于是说,南宋的商业繁荣起 码有四分之三的水分,是“虚假”的繁荣,和南宋人民的生活、福利毫无关系。

中国人口的众多,财富的高度集中,商业的虚假繁荣,一小撮权贵的奢侈,的确能给外人一个富有的印象, 不仅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是如此。一位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通,对一位中国朋友坚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理 由是他们总统在这里享受的待遇和发达国家一样,而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这个实力。他的中国朋友解释道: 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哪里是在充胖子,别说一个庞大的专制国家了,就是中国的少数权贵们的奢侈 也丝毫不逊于发达国家的富豪们,他们的奢侈是超越中国普通百姓的想象力和心理承受力的,单凭这一点, 新闻封锁对中国专制政府来讲就十分的必要。

英国人的问候语“你好”是how

do

you

do!意思是“干得怎样”,中国人的问候语“你

好”是“吃了吗?”。 “民以食为天”,吃就是中国人的“天”,就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最高生活追求。 “天上 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跑的,火车不吃;水里游的,轮船不吃。”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不敢吃的,没有不 会吃的,只要是个活物,你就难逃中国人的饕餮大口,从头到脚,从外皮到内脏,中国人能将你吃得干干 净净。多么恶心的东西,中国人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什麽鼠、猫、蛇,尾、鞭、大肠、猪蹄、口调、外腰…… 都是中国人的美食。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动物们真是倒大霉了。 “ 一日三餐,鼠、狗、蜗牛与蚰蜒, 砂 锅里面把戏玩,就怪那令人作呕的给养员:中国佬。” (66) 中国的烹调术很发达,但吃饭的家伙竟永远是 两根小木棍……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时代饥荒的后遗症。 基督徒的嘴是“主贵”的,动物的头和足不吃,动物的内脏不吃,动物的血液不吃,无鳞、无鳍的鱼 不吃,雕、鼠、蛇、蜥蜴等都不吃。这一方面是由于《圣经》的禁忌,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从来没有闹过 人食人的大饥荒。 改革大师邓小平南巡时,在深圳面对着媒体的镜头向全国人民一字一句地说:中国已经穷了几千年了, 再也不能穷下去了。 站在人民的角度看待历史,勇于自我批评,敢于积极进取,才是中国领导人应该具备,应该保持的姿 态。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通过对中国2000年度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7、8%的经济增长率是伪造的。其后,美国《中国经济》的主编斯塔德威尔将中国经济比喻为“一 座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 《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中国为什麽造假帐!》的文章,指出中国“已被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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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的数字淹没”,再后,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正在崩 溃。--这就是2002年流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中国政府造假,这不稀奇,造假是一个专制政府长治久安的一大法宝。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经济崩 溃,因为中国有着一个数目庞大的,承受能力超人想象的基层民众群体。中国历代的磨难和儒教“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的教导,早已经将中国民众磨炼成了世界上生存能力、抗压迫能力最强的群体。有了这样 一个群体,中国政府可以将种种经济把戏带来的经济黑洞、赤字,层层转嫁到基层群众身上,并且还能神 不知鬼不觉。这个庞大的、耐高压的群体,犹如一个巨大的保险网,它使得专制政府这个经济小丑,不管 把戏的技术多么低劣、多么丑陋,都不会有一失足造成千古恨的危险。 专制政府愿意骗,老百姓们愿意被骗,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崩溃?还早得很呐! 按照中国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邓江时代也算得上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了,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又 如何呢?有多少人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艰难度日呢?又有多少人连最低生活保障也得不到呢?学者们不知 道,但人民群众自己知道!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出。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67) 中国历史有兴有衰,但百姓却始终如一--苦! “民族复兴”?复兴什麽?这不是成心想让老百姓“吃二回苦,受二茬罪”吗?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6:35)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 (约翰10:7) 阿门。 —————————————— ⑴(《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⑵(《汉书•食货志》) ⑶(《论语•季氏》) ⑷(《论语•述而》) ⑸(《论语•雍也》) ⑹(《论语•先进》) ⑺(《论语•里仁》) ⑻(《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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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老子•第三章》) ⑽(《老子•第十九章》) (11)(《老子•第五十七章》) (12)(《老子•八十章》) (13)(《孟子•公孙丑上》) (14)(《孟子•梁惠王上》) (15)(〈孟子•梁惠王上〉) (16)(《孟子•梁惠王》) (17)(《商君书•农战》) (18)(《礼记•礼运》) (19)(《庄子•盗跖》) (20)(《盐铁论•水旱》) (21)(《史记•货殖列传》) (22)(《史记•货殖列传》) (23)(《淮南子•天文训》) (24)(《盐铁论•水旱》) (25)(1974年5月29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他于4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 (26)(《陆宣公奏议全集•均节赋税恤百姓》) (27)(《宋史•食货志》) (28)(《汉书•食货志》) (29)(《汉书•食货志》) (30)(《汉书•食货志》) (31)(《汉书•王莽传》) (32)(《后汉书•刘盆子传》) (33)(《汉书•食货志》) (34)(《后汉书•吕布传》) (35)(《后汉书•献帝记》) (36)(《三国志•武帝纪》) (37)(《后汉书•袁术传》 ) (38)(《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 ) (39)(《晋书•食货志》) (40)(《晋书•食货志》) (41)(《晋书•天文志》) (42)(《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 (43)(《旧唐书•昭宗本纪》) (44)(庄季裕《鸡肋篇》) (45)(刘因《静修先生文集》) (46)(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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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孟子•尽心上》) (48)(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49)(《盐铁论•力耕》) (50)《盐铁论•错币》 (51)(《商君书•垦令》) (52)《商君书•外内》 (53)(《史记•商君列传》) (54)(《史记•秦始皇本纪》) (55)(《盐铁论•通有》) (56)(《盐铁论•通有》) (57)(《盐铁论•贫富》) (58)(《盐铁论•贫富》) (59)(《史记•货殖列传》) (60)(《盐铁论•疾贪》) (61)(《读者》2002、19、P47) (62)(《史记•货殖列传》) (63)(《史记》) (6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65)(《阿Q正传》) (66)(《中国变色龙》刊登在英国《笨拙》杂志1858年4月10号上的一艘“为广州写的歌”) (67)(张养浩《潼关怀古》)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二 儒教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 全文完 二十三 儒教是亡国之术

公元前81年,中国汉代昭帝时期,朝廷举行了盐铁会议。在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同儒生们展 开了广泛的辩论。其中包括对西北匈奴是战还是和的辩论。 让我们旁听一下双方的论战: 桑弘羊说:“……所以君主治理天下,就象一家之长一样,有一个人得不到安置,心里就感到不安。 百姓处于困境不去解救,不是好的君主。国家遇到灾难而不忧虑,不是忠臣。坚守节操,为国殉难,这是 做臣子的职责,给受饥挨冻的人衣食,这是做慈父的人应该做的。现在士兵们劳累在遥远的边境,国君日 夜不安,大臣们也尽力谋划,提出对策,增加国家用费。所以皇上和私府的官吏,请求建立酒类专卖,以 增加边防用费,供给守边战士,拯救灾难中的百姓。作为百姓的父兄,怎么能提议罢掉盐铁官营等政策呢?” 儒生说:“……现在九州连戊一片,天下统一,皇上可以在高大的宫廷之中闲游,看看群臣的奏章, 在皇宫中谈论《雅》、《颂》,出宫车铃鸣响,皇上仁德光辉灿烂,可以与唐尧、虞舜齐名,功劳成就流 芳后世。对于南方、北方的落后民族,那些寸草不长的地方,皇上又何必忧虑出现战乱的局面呢?如果陛 下不想抛弃他们,只要对他们施行仁德,给一些恩惠,北方落后民族必然人心向汉,自己敲开边境的城门, 归顺汉朝的统治。然后他们保持自己的体制而作为汉朝的藩臣,这样他们永远也不会对于归顺中原的行为 有历反悔了。”⑴ 183


桑弘羊说:“……边疆的百姓居住在寒冷艰苦的地方,有抵御强敌匈奴的战争,烽火一起,就有丧 命的遭遇。所以,有边疆百姓与敌人作战,才能使内地安宁,这是因为有边郡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啊!《诗 经》上说:‘都是国家的事情,为何我独劳苦’,就是讽刺这种劳逸不均的现象。因此,圣明的皇上关心 四方边境地区百姓的苦难,出兵打退胡、越的侵扰,赶走敌寇,平息战乱,并将内地丰富的物资支援边境 地区。边境强大了,内地就会安全。内地安全了,整个国家也就安然无事,这样做,你们还布什么可说而 不闭住嘴巴呢?” 儒生说:“古时候,天子在天下的中央建立国家, 范围也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也不到不能耕种的 地方,《禹贡》上记载也只有五千里;百姓各自供养他们的君主,诸侯也各自保卫他们的国家,因此,百 姓的负担平均,摇役也不劳苦。现在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攻打匈奴和越人,道路遥远荒僻,士兵疲劳。 所以边境百姓有杀头之祸,而国家也有灭亡的忧患,这就是百姓议论纷纷而不沉默的原因。治理国家的办 法,是由内到外,从近的开始。近的归顺了,然后再招来远的;内地百姓衣食足,然后安抚边境地区。……。 桑弘羊说:“俗话说:‘贤人不容侮辱’。以世俗习惯说,在偏僻的乡村里有了凶暴的歹徒,都要 受到制裁。如今圣明的皇上在位,匈奴竟敢公然为寇,侵扰边疆,野菜也被他们采了(指国家受侵扰),这 是对仁义的侵犯。从前,北方的戎狄攻打过周大王的封地,匡地的人拘禁过孔子,所以不仁的人,是仁义 的敌人。因此,朝廷加强军事训练以讨伐不义的人,设置兵械以防备不仁的人。” 儒生说:“匈奴地处沙漠之小,生活在不长庄稼的地方,是老天爷鄙视他们,把他们抛弃了。他们 没有房屋居住,没有男女之间的区别,以空旷的原野为材庄,用简陋的毡帐作住房.他们穿兽皮,羌兽毛, 吃的是兽肉,喝的是兽血,遇到集市交易就行串,放牧时就胡乱居住,和内地的麋鹿一样。但朝廷里那些 爱惹事的大臣却要求他们讲仁义,守礼节,结果使国家的战事至今没有停息,万里边疆到处设防。这正是 《诗经•免宜》上所讽刺的事情。” 桑扯羊说:“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四方的百姓,按照道理说来,没有不愿当天子的臣子和仆人 的。然而仍要修筑城墙,设立关卡,训练军队,护卫宫廷,日的是为了打败远方的敌人,防备四方敌人的 侵扰。现在匈奴还没有降服称臣,虽然暂时无事,但是(你们)既要解除防备,那怎么能行呢?” 儒生说:“吴王所以被越人俘虏,是因为他忽略了眼前的敌人而去攻打远方随国家。秦朝所以灭亡, 是因为它只顾防备外面的朋人、越人,国内丧失了德政。对外使用武力,内部政治腐败,战备造成后患, 反而增加了皇上的忧虑。如果皇上崇尚仁义,那么远近的人都会暗中跑来归顺,周文王时就是这样;若不 施行仁义,那么连人臣、仆人都要为寇作乱,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仁义衰败了,战争就会多起来;德政 兴起来,战备就可以减少。” 桑弘羊说:“过去,四方的民族都很强,他们一起危害我们的边境。朝鲜越过边境,掠劫辽东一带; 东越越过东海,占领浙江南部;南越侵入内地,打到长沙以南;氏、蚊、冉、验、唐、南、昆明等藩王, 也经常扰乱甘肃和四川一带。现在东、南、西三面边境已经平定,只有北方还不安宁。只要匈奴一出动, 我们内外就会感到震惊,现在放弃战备怎么能行呢?” 贤良说:“古时候,圣明的君主推行仁政,提倡仁义,以此来安抚百姓,所以近处的人变得更好, 远处的人部来归顺。……所以,只要施行德政,不仅可以击败敌人,避免他们的侵害,而且还能够获得原 来并不想得到的成果。”⑵ 桑弘羊说:“汉朝建国以来,就对匈奴讲友好,搞和亲,派使者给单于送去很多礼物。然而他并不 因为得到重要的人质和优厚的礼物而改变侵略的本性,反而越来越厉害地残暴骚扰汉朝边境。武帝看到对 匈奴只能用武力打败而不能以‘仁德’去感化,所以广用将帅,招募勇士,以便讨伐匈奴的罪恶。武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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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灿烂解蝗,名扬四海,载入史册。这怎么能说是‘丢掉十个得到一个’呢?苟且偷安会有危险的后果, 眼光短浅必有灾祸来临。” 儒生说:“以前,与匈奴搞和亲,周围的少数民族都向汉朝缴纳贡品,君臣之间,内地和外族之间 互相信任,没有胡、越骚扰的忧息。那时候,朝廷向人民要求财物少而容易满足,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 兵灾祸事。人们种田吃饭,养蚕种麻穿衣。家家都有多年的积蓄,朝廷财物充足有余,乡间老年人,都能 得到皇上的恩惠。从这以后,废除了仁义,使用武力,让军队和百姓倍受劳苦,去掠夺毫无用处的亡地。 把郡县设立在沙漠乱石之中,边民不能自卫,于是屯田戊边,运送大量物资供应边防。我们只看到抗击匈 奴政策的失败,而没有看到它的成功。” 桑弘羊说:“匈奴以讲和好的虚名哄骗我们,而实际上不讲信用,国家屡次被蛮、貊所欺骗,而你 们对此不感到愤怒是什么原因呢?高皇帝持剑安定九州,现在我们有九州大的地盘, 对匈奴却不起作用。 乡里臣姓之间还有贫贱的分别,何况我们统治万里的皇上与一个小国匈奴呢?如果我们以全国强大的力量 去对付,有什么敌人不可以摧毁?以全国军队的力量去对待,有什么敌人不可以征服呢?现在,我们皇上 有帝王的名望,但威力却不能到达长城以外,相反,给匈奴送财物,助长了他们的狂妄自大,这是五帝所 不能容忍,三王所必然要愤怒的。” 文学说:“成汤先做夏的臣子而终于征服了夏,周(文、武)曾为殷朝的诸侯而终于灭了殷。所以大 国安抚小国就能成就王业,以自己的强盛欺负弱小的国家必然灭亡。圣人不因为扩大疆域而使他的百姓困 乏,驾驭车子的能手不因为加快赶路而使马疲惫。所以造父驾车不慌不乱,圣人治理国家不违背仁德。秦 朝用锋利的马嚼子驾驭国家,挥动长鞭抽打八方,驾车的辕马、骏马已经疲惫不堪了,还越来越厉害地鞭 打它,所以才有车毁鞭丢(国家灭亡)的事故发生。不是军民不众,也不是力量不强,但人心都背离朝廷, 归附反叛势力,没有人为它出力。这就是高皇帝持剑取得天下的原因。如果我们皇上与匈奴单干和好,互 相往来,天下安宁无事,世世代代没有战争的祸患,这样,军民还有什么战事,三王还有什麽愤怒的呢?” ⑶ 桑弘羊说:汉朝有匈奴这样的敌人,就好像树木有蛀虫,人身上有病不医治就会愈来愈重。所以有 谋赂的大臣认为应该抗击匈奴,使其陷入困境。你们却说要用仁德去感化他们,这只能是嘴上说说,实际 上根本行不通。你们那一套远不象三王,近不象秦始皇,(这样)能让官吏推荐你们治理国家,安定百姓、 保卫边疆吗?” 文学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古代三王是怎么昌盛的,研究近代秦国是怎样灭亡的,分析两 者之间齐桓公是怎样兴起的,(我们就应该)不用武力,实行礼义,废除暴力,崇尚仁德,撤除关卡,拆去 边报防御工事,用仁义去开导匈奴,那么北面边境就会没有被侵扰的忧患,国家也就会没有战事了。” 桑弘本说:“事先不做好堆备,就不能应付突然事变。国内如果没有战争淮备,就不能抵御敌人的 袭击。《诗经》上说:‘告戒百姓,要严守法度,防备意外。’所以有文治也必须有武力准备。从的宋袭 公过分信任楚国,和楚王会盟而不加成备,以致遭到奇耻大辱,自身被囚,连国家也几乎灭亡。所以,虽 然有诚信之心,但不知道随机应变,就是走向危险和灭亡的道路。……匈奴象狼那样贫得无厌,等待时机 发动进攻,象狂风闪电般的袭击。而你们却想用诚信之心,用金银绸缎去安抚,相信他们毫无信义的诈骗, 就好象亲近趾、跻那样的强盗,扶助吃人的猛虎一样啊。” 文学说:“《春秋》上说过:‘实行王道的人是无敌的,,就是说他的仁义深厚,道德纯美,天下 人都服从,没有人敢和他较量交锋。他的德行影响到国外,凡是车、船所经过和人的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 没有不蒙受他的恩泽的。就是蛮、貊那些风俗不同的民族,也通过几重翻译,自动前来进行朝拜。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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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太平,君臣同德,彼此互相信任,上下和睦。虽有军队也用不着它,武器收藏起来不使用。老子说: ‘犀牛没地方用它的角,螫虫没地方放它的毒。'所以国君要是讲仁,就没有不讲仁的;国君要讲义,就没 有不讲义的。世上哪里还会有像趾、跻那样的人让我们去亲近的呢?” 桑弘羊说:“……现在,心怀叵测,阴险诡诈,他们见利就想上前掠夺,抓住方便机会就发动进攻, 经常偷偷地到我们边界窥测,偷袭我们没有防备的地方。如果听信你们的话而毫无设防,那就像把宝贵的 东西放在路旁而不去看守一样,想要它不丢失,那怎么可能呢?” 文学说:“如果至诚的信义著称天下,纯朴的德行传布四海,那么近处的人就会用歌曲来颂扬他, 远处的人就会带来珍禽宝物来朝拜他。古时候,统治近处的人不靠成势,招来远处的人归附不用武力,而 是靠实行仁义道德和任用贤良的人。这样老百姓对于做事情,就会不贪图安逸而乐于勤劳,对于财物,不 要多而求少。上下相互谦让,路上行人像大雁飞行一样有秩序。那个时候,人们不希罕财物而崇尚道德, 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奖赏他东西他都不要,还有什么宝物需要看守的呢?”⑷

桑弘羊说:“老虎犀牛所以能够捕捉熊罴、 制服各种野兽,是因为它们爪牙锐利便于捕捉。秦国的势力所 以越过各个诸侯国,吞并天下,统一中国,是由于占有险要坚固的地形,而且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由 于乌龟和玳瑁有硬壳,狐貉就不能擒捉它们;蝮蛇有毒牙,人就害怕而且不敢轻易伤害它。所以,有防备 就能制服敌人,没有防备就被敌人所制服。仲山甫纠正周宣王的过失,蒙恬修筑坚固的长城,都是为了防 备侵犯抵御敌人于万里之外。如今不加强边防,耍想安定国内,就如同住家人没有修好院墙一样,夜间一 有事被狗叫惊醒,必然糊里糊涂地不知所措。” 文学说: “……防备敌人关键在于施行仁德,而不在于边塞的坚固。如果真正把实行仁义作为险阻,以 道德为要塞,贤人为兵力,由圣人来防守,就没有人能够攻破。这样,内地就不会有狗叫的警扰,边境也 不会有惊慌不安的忧虑了。那么,人们还会手忙脚乱干什么呢?”⑸ ………… 儒生们真是假得可爱。 显而易见,法家与儒家战争观的冲突,其实是人性恶与人性善观念冲突的延伸。 儒生们对战争的态度是和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一脉相承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也?”(必不得 已去掉一个,三个当中首先是哪个呢?)曰:“去兵”。⑹(《论语•颜渊》) 卫灵公问孔丘排兵布阵的事,孔丘回答说: “关于礼仪、祭奠方面的事,我尚有所闻;至于行军打仗方 面的事,那是没有学过的。”第二天,他就离开卫国走了。⑺(《论语•卫灵公》) 孔丘给人的印象是整日四处奔波,一生抑郁不得志。其实,他也曾得过志,就在他认为已知天命的五 十岁时,鲁定公任命孔丘作了中都宰的官,后又升迁为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喜形于色的孔丘一上任就 干了几件事:第一件是撕下仁爱面纱,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第二件就是让男女走路分开,大路 朝天,各走半边;还有一件就是鲁国连着打了三次败仗,孔丘问一个士兵打仗时逃跑的原因,士兵说: “我 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人养活我父亲了”。孔丘认为他很孝,不但不责备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仲 尼赏而鲁民易降北”……。(孔丘奖赏了逃兵,鲁国人就更容易打败仗了)。⑻ 难怪韩非说儒术乃“亡国之言”,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 法家一针见血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所证实:被孔丘所周游过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国, 并没有像孟轲这个江湖术士向六国国王所许诺的“仁者无敌”,而是先后亡了国。 “孔子西行不到秦”⑼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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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到儒家思想毒害、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国,最终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击败、吞并了六国,创建了东至 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北至河套、辽东,南至岭南,辽阔的大一统帝国。 继承秦制的汉帝国,军事更加强悍,疆土更加辽阔。汉武帝期间,汉人对西北的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 军事进攻,给了匈奴人以致命的打击。然而,就在汉人的军事鼎盛时期,儒教又重被尊崇,从此埋下了汉 人亡国的祸根。 汉人亡国的征兆,在汉朝之后的晋朝既已显现。 西晋惠帝时,爆发了“八王之乱”,这时,在汉朝时投降汉人的南匈奴们认为反叛汉人、复兴祖业的时 机到了,于是五万多匈奴人公推刘渊(因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先祖冒顿相约为兄弟,南匈奴降汉后,匈奴 贵族皆改姓刘)为大单于,公开反晋。公元311年,匈奴人攻陷西晋都曾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公 元316年,匈奴人又攻陷西晋临时都城长安,俘获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灭亡。 从此以后,在长达26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中原黄河流域,一直被匈奴、 鲜卑、羯、氐、羌等五胡所占领。 继承鲜卑人北周政权的隋朝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五胡乱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是个短命的王朝, 兴起于山西太原的唐很快就取代了他。唐的开国皇帝李渊,自称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后,并将老子李耳当成 自己的先祖,并为此对道教倍加推崇。经学者陈寅恪考证,李渊实际上是鲜卑人,是西魏弘农太守、鲜卑 大野氏人李初古拔的后代。宋代大儒朱熹也说: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⑽ 难怪唐 代宗李世民一边是汉人的皇帝,另一边还是胡人的“天可汗”,难怪唐代胡气氤氲,胸襟开放。 唐之后,在中国的中原先后建立了五个王朝,同时其周边地区先后存在着十个割据政权,史学家将这 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在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皆由沙陀族人所建。 53年的五代十国被宋朝终结。宋朝是一个汉人建立的统一的王朝。 汉人建立的宋朝,是儒家思想最为鼎盛的一个朝代,这不仅表现在宋朝大儒云集,宋朝理学兴起,还 表现在法家人物王安石变法所遇到的阻力和失败上。 鉴于北宋国力贫瘠的现状,王安石发动了以理财、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以求加强中央财政和军事 力量,但是变法因遭到了儒家保守派的坚决反对而最终以失败告终。王安石本人也受到了司马光、程颐、 程颢、苏轼、苏辙等大儒们的诋毁和诬蔑。 在中国这个儒教最兴盛的朝代,儒教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官僚机构臃肿,政治腐败,军事衰弱等也最 明显。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为软弱的一个朝代。他先败于北方的契丹人辽国,再败于西边的党项人西夏, 后被北方的女真人金国攻破都城开封,皇帝被女真人掠走。龟缩于江南的南宋,最后再败于蒙古人,最终 连半壁江山也失去了。公元1279年2月,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广东新会县南海中)被元军攻破, 大臣陆秀夫抱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汉人全面王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为一个宗教单元。虽然有法家思想在支撑门面,但终不抵亡国儒教的蔓延 浸润,汉人从汉代尊儒到南宋亡国,也就一千余年的时间。 蒙古人的元帝国灭亡后,汉人建立明帝国。经过近百年胡人的血腥统治,汉人也沾染了许多骠悍之气, 明的统治者将法家思想极度发挥,中央集权专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军事也较强硬。但是,这并不能阻 止儒教的浸润,最终明朝由于土地兼并剧烈、贫富分化严重、吏治腐败、人民负担过重而爆发了窝里斗, 没有生计的农民揭竿而起,攻陷了明的都城北京。鹬蚌相争,鱼翁得利,东北的女真人趁虚而入,汉人再 度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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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对汉人的统治很成功,然而时运不济,西来的欧洲人将大清国重创,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汉 人趁势打倒了清帝国,建立了汉人国家--中华民国。时间不久,国共两党窝里斗,使得日本人效仿女真 人趁机渔利,并将东半部中国占为己有。女真人亡明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但是,时代不同了,地球变小 了,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冒犯了美、苏两个大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在他们的打击下,日本人灭亡中国的 野心未能得逞。 日本投降后,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国民党政府因一贯尊儒而导致了政治腐败、军事衰弱,其军队人数 虽多,装备虽精,但终因内部缺乏团结、相互扯淡而最终被反儒的共产党军队击溃。失去大陆的国民党龟 缩于小岛台湾,匍匐在美国的羽翼之下,苟且度日。 反儒的共产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军事上是强硬的,建国伊始,便与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在朝鲜半 岛大打一仗,结果战成平局。文革期间,又因珍宝岛一个弹丸之地与世界上第二号强国苏联大打出手,结 果军事上也没吃亏。共产党中国是自秦汉之后,近两千年来,汉人建立的军事上最强硬的国家,共产党确 确实实让汉人一扫一千多年来的晦气。但是, “好景”不长,毛泽东死后不到三十年,第三代共产党人再度 尊儒,中国的军事衰弱又开始了……。 儒教是地地道道的亡国之术。

儒教这个病毒诱惑着每一个政权来尊奉他,之后儒教又让他们一个个都亡了国。中国历代的政权无意 之中都成了儒教的牺牲品。那尊奉他时间最久,最为虔诚的汉民族的命运又如何呢?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儒教的载体,他的名称来源于独尊儒术,又与外族战争频繁的大一统汉 朝。 伴随着历代的亡国,汉族人民也屡遭劫难: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由于内乱,原本富庶的汉族居住地中原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破 败景象,十室九空,汉族居民大量死亡,人口急剧减少。东汉全盛时,国家户籍上登记的人口有4915 万,而西晋统一后,包括内迁的少数民族在内,人口只有2000多万。 汉末、三国时,中原的荒无人烟,使得西、北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曹操远征辽东,将聚居于今辽宁 一带的乌桓族人迁到中原,并将它们组成一支精锐的骑兵。平定关陇后,又将大量的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 而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迁居到当时称为关中的今陕西渭河平原上。氐、羌内 迁的人口多达四十二、三万之多,当时关中地区汉人和外族人各占一半。西汉时降汉的匈奴人也逐渐南迁 至今山西汾河河谷及秦长城以南地区。从魏至晋,相继内迁的匈奴人达三十五万以上。其中有一个叫“羯” 的民族杂处于匈奴之中,他们自称是匈奴人的一枝,但他们的相貌于蒙古人种明显不同:高鼻子、深眼窝、 满脸胡须,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中亚,或者是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后代。兴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 人也逐渐南移至辽东、辽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的,鲜卑人内迁的人口有五十余万。这一时期内迁的少 数民族总数超过二百万。 正是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西晋“八王之乱”时,将汉族政权逐出中原,并对汉人大肆屠杀。 匈奴人刘曜率匈奴军攻破西晋都城洛阳后,杀晋王公贵族3万余人,将捕获的西晋官员尽加杀戮,并 将洛阳焚为灰烬。 羯族人石勒率军在今河南郸城县东将西晋逃窜的10多万官员及士兵团团围住,全部射杀,死尸堆积 如山。 继石勒之后统治后赵政权的羯族人石虎,每攻下一个汉人据守的城池、堡垒,便将其中的人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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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石虎对汉族的女人并不忌讳,他掠夺中原地区年龄在13--20岁的汉族美貌女子3万多人充实自己 的后宫,其他羯族贵族各自夺取的又有近万人,就连结过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过。 西晋灭亡后,胡人相继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近20个民族政权,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得汉人不得不抛弃 自己的家园向东、向南逃亡,江淮地区是汉人逃亡前夕的主要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逐渐南移。江 苏、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浙江、江西、福建、广东都有大批汉族流民移居。就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黄河流域向江淮流亡的汉族人口在100--200万之间,这是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规模最 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南迁。

结束南北朝胡汉分江而治局面的隋朝的统治者杨坚,是鲜卑人政权北周皇室的外戚,其民族身份模糊。他 废除了自己的外孙北周皇帝宇文阐,篡夺了北周的政权,改国号为隋。后,通过武力征服了汉人的南朝, 一统天下。29年后又被唐朝所取代。 唐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在这个朝代中,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敕勒等居住在黄河流域的 少数民族都变成了汉人;南方长江流域的诸蛮、珠江流域的诸俚,也变成了汉人;甚至许多来唐经商、避 难的波斯人也变成了汉人。唐朝时的汉族已经逐渐失去种族血缘意义,仅仅具有文化意义了。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及唐末的黄巢起义,使得中原人再度南迁,中原再次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的景象。 北宋末年,女真人攻陷宋都汴梁(今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宋王室南迁,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祸,再度 南迁,从北宋被女真人所灭,到南宋被蒙古人所灭的一百余年中,形成了中原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 蒙古人比契丹、女真人更野蛮,“城拔必屠”史称“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关中在兵火之 余,八十二县“户不满万”。许多蒙古贵族主张杀尽汉人,如别迭就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 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最终是更适合农耕、不适合放牧的地理环境救了汉人一命,忽必烈保留了 汉人,为其耕种土地。 南宋灭亡后,当了亡国奴的汉人,受到了蒙古人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蒙古人将国内的人分为四等: 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就是由色眼睛的人,指的是从西域、中亚、西亚、欧洲而 来的30多个民族,他们是蒙古统治者的助手,充当元帝国的重要官吏。汉人指的是北方、中原的契丹、 女真其一部分汉人。南人指的是南方的汉人。汉人是蒙古元朝中地位最低下的人,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 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也不判死罪,只要交上一些罚款便可,汉人伤及蒙古人却要判死罪。汉人不能 从政,不准携带武器等等。 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汉人逃离大陆,避难南洋,成为第一批出洋的中国人。 元是中国的又一个民族大熔炉,元灭明兴后,活动在中国大陆的诸多少数民族,几乎都成了清一色的 汉人。 汉人建立的明朝被满人消灭后,汉人的悲剧再度上演。也许是有了蒙古人的前车之鉴,满人入关后, 并不像蒙古人那样残酷,也没有想要将大陆变成牧场。统兵的多尔衮接受了投降的汉人范文程、洪承畴等 人的建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期开门归降,及为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汉奸们“善 良”的建议使得清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征服了汉人。 宋朝灭亡,表面上还只是力不如人,明朝灭亡,汉人的主动迎合之姿就尽现了。 不愿当亡国奴的汉人无路可逃,只得再度逃亡海外,或避难台湾,或流亡南洋,这是中国人第二次海 外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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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满人认为这样温柔地对待汉人,是太便宜他们了。满人在军事上完全取得胜利后,便开始实施 一个苛刻的,旨在征服汉族人心斗志的种族政策:剃头、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易服,汉人 容易接受,但是剃头,就让汉人为难了,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圣人”教导就是“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 伤”。三国时,曹操的割发可以代替斩首,剃发,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杀头事小,剃发事大”,为了捍卫自己的传统,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江南的汉人纷纷组织起来进行 反剃发斗争。江阴汉人聚众拒绝剃发,并将城池占据,抵抗清兵。结果全城17万汉人全部被屠,无一人 生还。位于江阴东南的嘉定汉人也组织起来抵抗剃发,遭到了清兵的三次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 阴之难”“嘉定三屠”。 这个滴着汉人的鲜血,用屠刀剃成的头,时间久了,竟成了美。那根象征着汉人亡国,标志着民族耻 辱的辫子,到了清末,汉人竟像保护命根子一样,不肯剪去。 今天的清宫戏更是热火朝天,汉人们争相仿模着、欣赏着琢磨着、把玩着满族统治者的发型、服饰以 及阿玛、阿哥、格格等鸟语,早就将祖先的亡国之痛忘得一干二净了。 中国人真是一群没记性,最没心肝的人。 满人是一伙精明的、励精图治的统治者,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一味地压迫汉人,而是以汉制汉,允许 汉人参与政治,将半数的官职让汉人担任。满人很会揣摩汉人的心思,更明白儒教对于自己统治的作用, 他们攻进北京后,先是礼葬了明崇祯皇帝,后即“遣官祭先师孔子”,再后来又抬高国子监的孔子神位为“大 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尊孔重儒是满人历代皇帝都严格遵守的政策,他们极力将自己扮演成为道统的继 承者,孔“圣人”的好学生。但是他们内心里却对儒教心存疑忌、警惕,坚持保留自己满族的姓氏,以及 游猎尚武的民族传统,并且从内心里歧视汉人,不允许满人和汉人通婚,就连汉族中漂亮的女人也不染指, 竭力保护自己民族血统的纯正。 满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汉人所需要的,奴性十足的汉人在灵魂深处所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慈祥的、 能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严厉的、并在血缘上与自己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统治者。满人就是 汉人内心渴望的统治者,如果不是欧洲人的到来,满人不知道还要统治中国几百年。后来的英国人也是中 国人所真正渴望的统治者,在香港被英国人统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的一群中 国人。 摆脱满人统治后的中国人,不久又差一点再度被日本人沦为亡国奴。 将日本人与满人相提并论,会有许多中国人不同意,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一员,过去的民族冲突也是家庭内部矛盾,这怎么能和中日间的民族冲突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机械、 狭隘的历史观,是女人般的思维。如果日本不受国际干预,真的灭亡了中国,中国人岂不是和日本人也成 了一家人?!不都成了“大东亚共荣”大家庭的成员了吗?! ………… 儒教何止只是亡国之术,说它是亡种之术也不过分。 儒教宗法最讲究血统,但实际上,中国人的血统最混乱。儒道教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混沌的“乾坤袋”, 什麽东西都能被装进去,并被消化掉,最终成为混沌的一部分。由国外进入中国的具有纯正血统的动物, 过不了三代,其血统就会被杂交欲望特强的中国人将杂交掉。同样,由国外进入中国的人,也不例外。犹 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它的特殊性之一就是该民族超强的生存能力。犹太人自从公元1-2世纪的罗 马统治时期就被赶出了巴勒斯坦地区,失去家园的犹太人从此散居在欧洲各地。由于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遭到了欧洲基督徒们的报复、虐待、甚至屠杀,虽然饱经苦难和流离,但犹太民族一直靠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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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信仰顽强的生存者,始终没有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所融合。但就这样生存能力极强的民族,到了中 国以后,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淹没在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自唐代以降,所谓的汉族就只具有文化意义,已经失去了血统含义,自己被别人征服了,还恬不知耻 地说同化了别人,所谓的汉族,真正的称呼应为“儒族”、 “龙族”。中国人自己编的家谱动辄上溯到周公时 代,并且还都是周公的亲戚,这哪里是什麽“家谱”,简直就是“儒谱”、“龙谱”。中国人妄称自己是什麽 炎黄子孙,搞什麽祖先崇拜,其实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吗?你们拜的并不是什麽祖先,而是--龙。 龙早就使你们忘记了真正的祖先,然后取代、假冒了你们的祖先。你们将龙--这个丑八怪作为自己的祖 先,其实是在认贼作父,你们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称什麽龙的传人!。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亡国的历史,也是一部种族屈辱失败的历史,但却是儒教胜利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伴随着非儒异族入侵的是儒教中国疆域的扩大:秦的疆土比周几乎大一倍,那是非儒 的秦人入侵的功劳;唐朝比汉人汉朝的疆域大近六分之一,那是胡人的功劳;汉人宋朝的疆域就又比唐朝 的疆域缩小许多,只有唐疆域的二分之一不到;元朝的疆域最大,西藏、台湾第一次被划入中国版图,至 少是宋朝的五倍,但那是蒙古人入侵的功劳;汉人明朝的疆域再度缩小,不到元朝疆土的一半;清朝的版 图再度扩大,巩固了蒙古元朝的疆域,比明朝的疆土大一倍,那是满人入侵的功劳;汉人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又比满人的清朝小三分之一,相比较,满清政府末年割的那一点地算得了什麽?……。 而每次疆土的扩大,即是儒教势力范围的扩大。 伴随着中国历代王朝覆灭和民族耻辱的是儒教的节节胜利。 有谁是靠着自己肉体被攻陷的手段来达到征服别人的目的的呢? 那就是女人。 汉朝初起,汉人与匈奴人作战,被困于平城白登山,汉人靠对匈奴单于行贿,才侥幸脱险。后来为了 避免匈奴的打击,汉朝皇帝刘邦又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此后,吕后、惠帝、景帝都给匈奴送公主。 唐朝时,唐人与吐蕃族和亲,将公主嫁给吐蕃人。 后来,送女人和亲的方法不灵了,那就送钱。 北宋初,宋人和西夏党项人开战,党项人不支,向宋人求和,结果宋人每年要“赐”给西夏白银7、 2万两,绢15、3万匹,茶叶3万斤。 公元1004年,宋人与辽国契丹人开战于檀州(今河南濮阳),辽大将萧达览中箭身亡,辽军向宋军 求和,结果宋人要每年“赠”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还要称辽国萧太后为叔母! 打了胜仗,还要给敌人送钱,多贱!这是在御敌,还是在引诱?! 1042年,辽国再度侵宋,宋子豪岁增白银、绢各10万两、绢10万匹,并将“赠”改为了“纳”。 1139年,宋人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岳飞抗金取得巨大胜利,则时,宋人“见好就收”和金国女真 人议和,向金国称臣,年贡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41年,就在岳飞节节胜利,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之时,宋朝廷杀死岳飞,再与晋国议和,签订“绍 兴和议”,向金国割地赔款。 --唉,宋人可真是孔二的好学生。 清朝,中国人与欧洲人开战,拥有四亿人的泱泱大国,经不起万里迢迢而来的几千名英国士兵的一击, 割地赔款又开始了……。 不是“和之以亲”就是“施之以德”;不是牺牲色相就是奉送金钱--真是女人的伎俩! 表面上是“和为贵”实际上是“诱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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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曾指责儒生说: “军队和装备是国家有用的力量,城池和堡垒是安全的保障;现 在你们却想把这些统统取消,这是撤销边防,暴露内地,就象把心脏和腹肠呈现在匈奴面前。”(11)

桑弘羊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儒教裸露的哪是什麽心腹呀,她裸露的是外生殖器。

还是道教坦白: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12)(《老子•二十八章》) (有一个东西混染而成,她出现在天地之前。她无声无影,独立存在永不改变,循环运动永不停止,他就 是天下万物之母。)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13)(《老子•二十章》) (众人都有用,只有我冥顽无能,我所以和大家不同,是因为我以女性的方式生存。)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14) (《老子•十一章》) (抟粘土制造器皿,正是因为有了空洞,才有了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修建房屋,正是由于有了空间,才 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说器物给人带来的便利,全在于因为它具有空间。)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5)(《老子•六章》) (空间的作用,永远不死,因为他是一个玄妙的母体。而这个母体的生殖器官,就是万物的根源。它永远 存在着,用之不尽。)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16)(《老子•二十八章》) (知道什麽是雄性,但却固守雌性,甘做天下的沟溪。)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 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如两者各得其欲。大 者宜为下。”(17)(《老子•六十一章》) --等一等,这《道德经》 (《老子》又名《道德经》)在教人做什麽?几千年了怎么没人指控她在散播 黄毒? 不是还有法家思想吗?是的,不过法家思想所打造的那低矮的长城和那不堪一击的军队,不是保护她 肉体的盔甲,而只是她身上的一抹肚兜。生殖器并不美,但经肚兜一遮掩,那就“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勾 引了。 儒道教中国的小名叫倩娜。她人口众多,民众温顺,财富集中,军队软弱。她就像一个珠光宝气、丰 腴、裸体、只披一丝肚兜的妖娆淫荡女子,在她的诱惑下,凡与她接触过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个头高 低,只要有种,都可以上她。等精力被耗干后,倩娜就会无情地将老朽一脚踢开,再去勾引更年轻更强壮 的野男人。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她却愈战愈勇,愈活愈滋润--整个一部中国对外战争史,就是倩娜 的性关系史:先是与野男人眉来眼去,然后是勾引挑逗,再后是半推半就,最后是一泻到底“两者各得其 欲”……。 有时候,倩娜的遮羞布很硬,倩娜的神情很高傲,这不免让周边的野小子们自惭形秽,望而却步。但 不用担心,时间一久,她自己就会发骚。什麽表现?--就是窝里斗! 儒道教中国的社会就像太极图所表现的那样:一个封闭的圈里,黑白两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勾 心斗角,纠扯缠斗,永无止息。外表上看,他总是溜光圆滑,团结一致,上下同心,但真的走进内部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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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龃龉羁绊让人有苦难言。不明真相的局外人,总是错误地将它当成一个光滑坚硬的石头,明白真相 的局内人,知道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外光里拉茬”的驴粪蛋。 中国龙文化是一种内斗文化,道教的阴阳、五行是内斗文化的根源。这一点在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 础的中国占卜、算命术中表现得很充分。 十字架是两极的平衡,太极图是一元的分裂。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阴阳学说是中国人逆来顺受铤而 走险、表面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等人格分裂的根源,是社会权力、财富两极严重分化的根源,同时也是 中国人内斗的根源。 阴阳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也是“矛盾论” “辩证法”的祖宗。阴(--)阳(-)是八卦的基本构成要 素,也是中国人思维的基本元素。 “一阴一阳为之道”(18)(《周易•易传》),世界万物万事皆可根据其内部 属性特征被中国人划分为阳和阴两大类,比如天地、日月、君臣、父子、夫妻、昼夜、明暗、动静、内外、 雌雄、男女、刚柔等等。阴阳是中国社会天尊地卑、君尊臣卑、三纲五常的哲学根源。 五行:金木水火土,被中国人认为是构成万物的五个基本构成元素。五行之间是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的。五行有分别代表五个不同的方位:土居中央、木居东、火居南、水居北、金居西,五个不同的方位组 成了一个封闭的圆。五行是一个封闭的专门研究五行内部关系的理论。 阴阳、五行又分别与历法中的十天干、十二地支一一对应,比如:甲丙戊庚壬五天干、子寅辰午申戌 六地支属阳;甲乙两天干、寅卯辰三地支属木等。这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天干地支为基本 运算单位的中国算命术就形成了。 阴阳彻底地抹煞了平等的观念,有了它在作祟,中国人凡事非要分出个高低、尊卑、阴阳来。五行又 是一个封闭的圈子,这就使得中国的算命术(批八字)其实成了“内部关系发生预测术”,或者叫做“内部 关系斗争预测术”。这种算命术除了推算一个人的流年之吉凶之外,就是推算一个人与自己周围身边的人如 父母、兄弟、上下级、同事、邻居关系的。由五行、天干地支所决定的人际基本关系是:相生、相克、相 和、相从、相害、相刑,其中,克、冲、害、刑等恶性的、贬义的关系竟占了一多半。 当算卦仙儿一句“子克母”的话进入了一位妇女的耳中,这句话就会在她心里扎根,从此便会成为此 母子后半生不和的祸根:在没有算卦之前,儿子即使与自己的母亲顶撞、甚至大吵大闹,都会被视为母子 间的正常现象而不放在心上,但自从有了算卦仙儿的话后,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异常敏感,儿 子与母亲一点点的摩擦就具有了宿命、宗教的意义,便会引起此妇女剧烈的感情波动甚至极端行为来,这 必然会导致双方关系的迅速恶化,甚至发生悲剧,而这又正好使得算卦仙儿的话得以应验。即使此为母亲 对算卦仙儿的话不虔信,不作出剧烈的反应,但卦仙儿的话仍会不自觉地支配着她,使她对儿子时时防范, 一生耿耿于怀,至死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当儿子的不管尽多大的努力去孝敬自己的母亲也终是白搭。 同样,当一位风水仙说某一人家的种种不幸是由邻家的风水相克所致,此家人便会陡生对邻居的刻骨 仇恨。即使风水仙们通常在“泄漏天机”之后,还具有“破除天机”的法术,指点此人家何处需要筑个影 壁墙,何处需要挂个照妖镜以来破除化解邻人房屋风水对自己的冲刑。但是,当风水仙吃饱喝足揣着钱走 了之后,邻居间的仇恨却从此留了下来,这仇恨会使得双方因一点芝麻小事而大打出手,你死我活。 出了家门,在工作中同样如此。中国占卜术(包括相面、爻卦、风水、批八字、拆字、扶乩等)的信 徒众多,其中不仅仅只是农民和家庭妇女,里面还包括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一个有名气的算卦仙儿 的家门口会经常停着来自四面八方干部们的小轿车。在今天的共产党干部中,尤其是单位的一把手、决策 者,很多都是中国占卜术的信徒,不少还是虔信者。厂矿的效益不好,那是因为厂矿的风水不好,需要在 厂门口放两个石狮子镇邪才行,需要在大门里造个假山挡邪才行;领导五行缺水,单位院内必须造个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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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才行;自己仕途受阻,原来是与领导犯克;自己最近邪事多,原来是有小人作祟……毛泽东,五行缺 水,起名使用“泽” “润之”来补水,居住地皆为中南海、丰泽园等聚水之处,以及8341卫戍部队的神 秘番号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大人物的神秘占卜故事在干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当然,这些有些知识 的干部们也会“辩证地”看待算卦仙们的话,但那些话是具有魔力的,它仍会让你心生狐疑,使你不自觉 地将良性的合作关系变成恶性的谋算,将良性的竞争变成鱼死网破的恶性对杀。 当然,在中国,除了一小部分认为一切皆有定数的坚信者和一大部分认为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的半信者 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坚决不信者。这些不信者将这些占卜术视为骗术,将算卦仙儿视为骗子。他们的观点 也对,但过于轻视中国占卜术了。中国占卜术比中国的文明史还要悠久得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单 纯的骗术,岂能行骗数千年,至今仍有众多的信徒?中国的占卜术和中国中医是同源同理的,它和中医一 样,说它一点作用没有,这不符合客观事实,但说它是真理吧,它干的却又都是骗人的买卖,--这不是 普通的骗术,而是魔鬼的骗术,是巫术! “未知”是上帝奥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破解这个上帝给人留下的悬念,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源。 而抵挡人类进步的撒但总是千方百计地将谜底泄露给人类,来满足人的邪恶的懒惰,来泯灭人类探索的欲 望,以拆上帝的台。上帝的智慧何等深奥,撒但其能参透?!,她猜对了一点的同时,早就猜错了十点。但 就凭着这一点,它就可以行骗数千年,并一直骗下去。 中国人是一个勇于内斗的民族。中国人在内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投入、智慧,与中国人在对外战争 中表现出来的懦弱、麻木、愚蠢反差很大,判若两人。局外人对此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内斗就是 中国人的宗教战争。 为食物、为女人而战斗,动物都会,宗教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但是儒道教这两个无神的“反宗教”, 却将中国人的宗教战争压缩到了动物或者说是氏族的水平上,使得中国人只看得见眼前蝇头小利并为之和 自己的邻居玩儿命,而对长远的、公众的利益则认为事不关己而相互推诿扯皮,直到被外敌各个击破,或 被屠杀、或沦为亡国奴。 有了道教这个内斗的发动机,也就有了儒教的“安内”诸术。 儒教的“安内”思想,儒生们在盐铁会议上说得很明白: 桑弘羊说: “武帝稍除了东、南、西三方面的灾难,安抚了周围国家,使它们作为汉朝的屏障,又通达 西域各国,以便讨伐匈奴。匈奴被打得地盘只有兽困那样大,孤弱无援,这正是他们困难重重将要灭亡的 时候。如果剩下那些逃到很远地方去的匈奴不消灭,就会使他们重新得到喘息的机会,兵马得到休整,还 会欺负西域。西域离匈奴很近,受到他们的离间,人心涣散,内部瓦解,这必然会造成大祸。” 儒生说: “国家土地广阔,如果不实行德政就有危险,兵力强大,如果欺凌敌国自己就会灭亡。猛虎和 犀牛斗得相持不下,蝼蛄和妈蚁就会乘机得到好处。两敌相斗,百姓就会乘机作乱。因此,圣明的君主, 看到利益时要想到害处,看到远处时也耍照顾近处。现在为朝廷着想,最好的办法不如停战体兵,用厚礼 去讲和,亲自施行仁德。”(19)

法家针对的是外敌,而儒生防范的是自己百姓。百姓在儒生的眼中不过只是蝼蛄和蚂蚁而已。老虎与犀牛 相斗是会有危险的,如果犀牛给老虎送点儿礼,行点贿,就会高枕无忧了。反正送礼、行贿花的也不是犀 牛自己的钱,而是从蝼蛄、蚂蚁身上搜刮来的钱,遭到搜刮后的蝼蛄和蚂蚁们的力量会更加弱小,犀牛则 会更加安全,你看儒生们为犀牛考虑得多周到。 桑弘羊说: “所以贤明的皇上开辟疆域,不是为了私利,打仗也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怒,目的是为了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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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为百姓长远打算。” 儒生说: “秦国打败南方强大的越人,击退北方强大的胡人,用尽国家的人力物力去与四夷作战,人民 疲惫不堪而君主也不体恤,国内已面临崩溃而君主还不知道。因此,一个人倡导反叛而天下的人郡响应, 军队被陈胜打败,土地被诸侯夺去,秦的后人还有什么利益可以享受呢?”(20) 桑弘羊说: “周天子讲究礼义,以德政治理国家,然而使国家削弱,以至不能存在下去,东面害怕六国, 西面畏惧泰国,最后君主被放逐,国家遇到灭亡。后来承蒙武帝的恩惠,才使周的后代又兴盛起来,封姬 嘉于颖川,号为‘周子男君。。秦统一天下后,东过沛水,并灭了朝鲜,南边攻取了陆粱地区,北方击退了 胡、狄的进犯,西边征服了氏族和羌族,立了皇帝的称号使四方的民族都来朝贡。凡是车船所能通过、入 所能走到的地方,人们没有不来归附的。这并不是人们信服秦朝的什么德政,而是害怕它的武力。所以力 量强,别人就会来朝拜,力量弱,就得去朝拜别人。” 儒生说: “周朝用德政治理国家,虽然衰落了,但周的后代还处于诸侯之列,至今没有断绝。秦朝用暴 力治理国家,不但亡了国,连子孙部死光了,还怎么谈得上去朝拜别人呢?” (21) 桑弘羊考虑的是国家公事,儒生们考虑的是皇家私事,难怪皇帝们爱听。尤其是儒生们口口声声所说 的秦朝皇室的子孙断绝,无疑更是给皇帝们敲了个警钟,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度里,断子绝孙,香火断 绝,就意味着下地狱,至少也会成为一个孤魂野鬼,你说可怕不可怕?难怪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就被杀 了头。 有了儒教的教化,于是“安内虚外”“攘外必先安内”“外寇为癣疥之患,内贼为心腹之患”甚至“宁 于友邦,不于家奴”等等便成了中国历代尊奉儒教政府的一贯政策。 让我们来看看近代中国人的表现。 1927年,中国军阀混战刚结束,国共两党内讧又起,日本人称虚而入。蒋介石坚奉“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一方面加紧剿共,一方面对日本人妥协退让,将抗日的希望完全放在国际势力和美国身上。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无疑是救了中国人一命,听到消息后的蒋介石兴高采烈,马上 于当日宣布:对日宣战--日本人已经侵略中国十年了,双方正式开打也有四年了,中国人才向人家宣战, 真是个战争史上的笑话。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 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就在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布: “对日寇最后一战”--中 国人为何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中国人太精了。 二战初,开罗会议时,蒋介石作为反法西斯四强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二战结束时,雅尔塔会议时, 中国的领导却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战后利益竟由美苏的首脑说了算,这是霸道?不是,这是公平。你付出 的和你得到的总是相等的。 日本投降时,大难临头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镇静、团结、遵守纪律和胜利者--国民党接收大员们 的腐败、军队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反差。当一位民国的记者看到日本人投降后,日本的孩子们在北平 等候撤离大陆的间隙空闲,仍像平日一样被老师召集起来,在公园布置的临时课堂上上课时,不禁惊呼: 可怕的日本人。 日本人打进家门时,国民党先是不抵抗,后是消极防御,共产党则是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实力。 彭德怀对日本人发动了百团大战,还在党内受到了批评。日本人在美苏的打击下,投降了,走了,你看国 共两党的丑样吧:先是大骂对方下山摘了自己的桃子,不久就毫无保留的、亡命赌徒似的大打出手,鱼死 网破,你死我活,“宜将剩勇追穷寇”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两党在内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智慧、 豪气,被后来的中国人一代一代学习者,欣赏者。直到今天,许多人一谈起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来,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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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色舞,吐沫横飞,而对抗日战争则兴意阑珊或避而不谈,中国人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那件令人不愉快的, 但曾经差点让中国人亡国的大事。当年自愿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在和平时期,来到中国故地 重游。中国人对他的冷漠、淡忘和对日本商人的热情,不仅让陈纳德大为感叹:健忘的中国人! 是的,中国人是健忘的,尤其是对死人。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度里,人一死,真的就如灯灭,什麽 都完了。所以活着的人都在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花钱,以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谁有时间去想 什麽死人,就是为民族而牺牲的人,也不例外。 日本是个有神论国家,日本人的记性很好。在二战中为自己民族牺牲的日本士兵是没有遗憾的,他们 的亡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被当作神灵受着全体日本人的敬拜。单纯从民族的角度看,那些士兵死 得其所,如果日本再遇战争,还会有更多的日本青年效仿他们的前辈去为民族献身的。面对日本首相参拜 靖国神社事件,健忘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 是的,中国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但这个纪念碑纪念的都是那些英雄呢?让我们来看看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对外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们,只属于“三流”的人民英雄。 纪念碑还有八块浮雕,内容依次为: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 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江。在其中六块战争浮雕中,有四块皆属民族内斗,只有鸦片战争和抗日游击 战争两块属于对外民族战争,并且抗日战争的主题,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尚不包括在内。 同胞们,那些为民族而牺牲的英雄们,你还记得吗?你能说出几个为民族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呢?他们 真的永垂不朽吗? 中国的内斗文化,中国专制政府一贯的“安内虚外”政策,使得中国军队的主要职责就是镇压自己人 民。那些用破铜烂铁武装起来的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还是绰绰有余的,是名副其实的铁老虎,但一 遇外敌,他马上就会眼睛一闭,仰身一趟、两腿一叉,变成一只母老虎了。 今日的中国专制政府正如民谣所言:对人民向泰森,对敌人向和珅;在台上学的是孔繁森,在台下做 的是王宝森。 中国文化的女性特征,使得中国军队的战略思想、武器装备都是防御性质的。但真正能防卫自己的, 并不是那些虚弱的、防御性质的军队,而是人民的肉体。就如国民党政府,日本人一来,就弃大片国土、 人民于不顾,自己一路小跑躲到深山沟里去了,让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日本人的刺刀。1959 年,中共和苏共翻脸后,针对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谈到了战争。毛展开地图说: “你看这个世界, 大国强国不少哇”。周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绝招”,毛说:“你说说看,我们的绝招是什麽?”“人民战争, 谁来都得陷进去,是个泥坑。”周恩来回答说。(《谁杀了林彪》) 的确,对于战争,中国的唯一优势就是人多。 中国的人民其实最可怜,和平岁月里,当牛做马,供养着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官老爷们, 打起仗来,又被政府弃置不顾,被当成抵挡敌人枪炮的肉体盾牌,自己的口中尚且念念有词: “用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女人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肉体。 中国威胁论?实在是抬举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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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国,除了向外输出廉价的打工仔和sars病毒能对别人造成威胁之外,还能威胁别人什麽? 主动出击历史中也有,清朝时,李鸿章曾命令亚洲当时最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耀武扬威于日本海,但这 算不上真正的“出击”,而只是对野男人的挑逗勾引而已。 还有一次是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但这也不是真正的出击,而只是女人的卖弄风骚而已。 1405年-1433年,郑和七次远航,航程远达非洲东海岸。郑和的第一则舰队由62艘舰船组 成,共载28000人。一般的船,宽150呎,长370呎,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 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舰队只有三艘船,其旗舰“圣玛丽亚号”仅仅宽25呎,长120呎。 哥伦布的航行要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其舰队规模也远远不能和郑和舰队相比较,但是,航行所取得 的成果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郑和又远远不能和哥伦布相提并论。 一些学者对二者悬殊的差别也作了种种探讨,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哥伦布是一 个满脸胡须的男人,而郑和是个不长胡子的阴阳人。

提到日本人,中国人常存在这样一个误区:日本人没有自己的文化。其古代传统文化是完全向中国唐 人学习得到的,现代文化则完全是向欧美人学习得到的。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儒教国家,当有人批评 儒家思想时,他们会拿日本来做反证,证明儒家思想是富国强兵的思想。 中国人是一个马马虎虎、不求甚解的民族,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别人。 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独特的,属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日本是个有神论国度,神道是其民族传统 文化的根源。 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国,大和民族是神选定的民族,天照大神(太阳女神)为众神的中 心。天照大神命她的孙子琼琼杵尊统治日本,琼琼杵尊就是日本天皇的祖先。 日本的神道信仰表现在遍布日本全国的7万多座神社上, (据统计资料,截止1985年,日本全国神 社共有79161座),更表现在日本皇室的万世一系上。 从公元前660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琼琼杵尊的重孙)始,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是一脉相 承的。日本天皇的权威不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神道信仰的基础上的,因此,在12世纪- 19世纪近700年幕府掌握实际军政大权的时间里,天皇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日本,天皇的地 位始终是稳固的,无可争议的。

神道是个没有经文的宗教,它拥有的仅仅是《故事记》 《日本书记》中记载的神话故事。天皇的权威就来自 于这些神话故事。 这一点, “精明”的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的,就凭着一个迷信的神话,就能让所有的日本人祖孙万代的崇 拜一个家族? 中国的皇帝们虽然自称是真龙天子,但是无神论的、功利的中国人并不当真,他们真正相信的只是皇 帝手中的刀把子、枪杆子,臣民们对皇帝的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并不是忠诚,而只是武力、利益威逼利 诱下的奴性。 无神论的中国皇帝和他手下的臣民们是一群纯粹的市侩,别看他们挺爱凑热闹,表面上也挺 和睦,其实他们只是一堆相互算计的赌徒:今天你骗了我三块钱,我并不生气,还和你亲密相处,表面上 我是大人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我只是想把昨天输掉的三块钱想办法再捞回来。 在中国,皇帝手 中的刀把子一旦失去,那他的“气数”也就到头了。客气一点的,让你学学尧舜圣人,发扬一下高姿态, 将位子禅让给更有实力的人。如果不识相,那就让你身首异处、命丧黄泉。更多的时候,不用等到皇帝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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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刀把子,就是皇帝的武力受到真正的挑战了,精明的官僚们就开始坐大从中渔利了……。中国人的“精 明”最终给自己带来的是频繁的改朝换代和社会周期性的动乱,真不知道中国人究竟是精还是傻? 当然中 国也有理想主义者,每个朝代都不乏有捍卫儒教教条的愚忠、迂腐、死心眼的人,但它们的愚忠也是有条 件的,那就是皇帝必须严格按“圣人”立的规矩办事,否则,就“臣之视君如寇仇”,杀君如杀一夫亦!皇 帝是人不是神,他们不仅不可能完全着儒教的教条作,相反,儒教人性本善所营造的那种毫无监督制约的 环境,使得皇帝们除了奢侈堕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儒教将皇帝假设吹捧成为完美的神,其实是给皇帝 挖了一个陷阱,诱使皇帝堕落,然后儒教的革命论再丛恿强人去革皇帝的命,让一个更有力量的人取而代 之,以使得儒教的势力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常常身死人手、断子绝孙的中国皇帝们其实也是 儒教的工具和牺牲品。 1923年,一位名叫难波大助的青年狙击裕仁天皇,事件发生后,政府内阁全体辞职,从警视总监 到警备道路的警官等一连串的“责任者”全被免职,犯人的父亲随即辞去众议院议员之职,在门前扎起栅 栏,从此闭门不出。大助的家乡,全村废止了正月的贺典,陷入悲哀之中。大助毕业的小学学校的校长及 班主任也因大助曾经是他们的学生而引咎辞职。 大震灾时,为从火中抢出天皇的肖像,竟使许多学校的校长丧命。 …… 无视神道,等于对日本人一无所知。 无视神道,就不会知道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真正地位;就无法理解为什麽明治维新这个进步的变革却 是以“尊皇攘夷” “尊皇倒幕”为思想先导,以“王政复古” “大政奉还”为形式的;也不会理解在二战时, 为什麽日本会有神风敢死队,为什麽日本士兵在明知失败的情况下还会发动自杀式冲锋,去为天皇战死, 而当天皇诏书投降时,却立刻统统放下武器……。 是的,日本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就如中国本土文化在改造着一切外 来文化一样,中国的儒家思想也被日本人所改造,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儒教是貌似而神离,本质完 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就如中国汉字之与日本文字。比如“忠孝”思想,在中国, “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 尽忠”,忠和孝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并且孝是第一位的,隐藏、包庇犯了王法的父亲,是中国孝道的基 本内容之一。而在日本, “忠孝”思想的核心是忠,为天皇尽忠,孝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忠。中国儒教的忠孝, 到了日本完全变成了神道的补充和延伸。 深受朱熹理学影响的日本新学运动创始人石田梅岩(1685-1744)就曾明确表示: “日本是凌 驾于其他一切国家之上的诸神的国家,其他诸种学说都不过是对神道的辅助”。这位受儒学影响最大的日本 思想者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与中国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他摈弃儒教的“天地” “性” 等概念,而以天照大神取而代之;与儒教的贱商相反,梅岩热烈地为商人阶级辩护,决不容许给商人的利 益蒙上任何特别的污名等等。 在明治维新前的幕府统治时期,由国学派、水户派倡导,日本产生了“尊王” “国体”思想运动,这场 在明治维新前夕得到广泛传播的思想运动之目的,就是要摈除儒、佛外来文化的渗透、恢复神道独尊的地 位与本来面目。 国学派极端排斥儒教及中国的一切: 中国的过去多年间,一直受各个不同王朝的统治,而日本则忠实于万世一系的统治。中国历代王朝均 构筑于反叛和杀君之上。 8世纪,中国的服饰和礼仪被宫廷所采纳。这种外来的壮丽华美之风使男子的精神迅速堕落,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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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与臣民之间的巨大鸿沟。 若帝王仍生活在泥墙木瓦之宅中,着麻布之装,刀配草藤之鞘,照古之习俗带弓去狩猎,决不至于产 生现在的状况。但自中国的习风传入以来,统治者居于威严森森的地方,已堕落到妇人之智的境地。 中国的学说是谬误的、有害的,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日本,其结果只会进一步证明这一 事实。 处于原始古朴中的日本人确实是自然人。中国的影响造成了以后的衰微和现在的一切邪恶。要废除中 国的一切东西,归到极乐单纯的原始时代。 日本的伟大光荣就在于天皇的万世一系。因此,首要的就是恢复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真正关系,消除 中国的影响造成的这一关系的崩溃……。(贺茂真渊语)(22) 儒教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日本人学去的仅仅是张羊皮。

神道在日本具体的、集中的体现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中心价值观。 武士道一词本是用于描述武士阶层的身份伦理,但后来,他渐渐涵盖了广泛的思想:他从近乎神秘的 专注于死,逐步转移到对履行日常生活义务的关心;从基本的军事观逐步转移到基本的市民观。 “专注于死”是武士道的根本特征。 武士道就意味着死的坚决意志。 每日清晨要决议如何去死,每日夕暮要虑死以清心,而且要无休止不断地反复下去。因而,你的心灵 将有所准备。当你的心灵常碰上死亡时,你的路一生中将是正直而单纯的。你将履行你的义务。那么你的 盔甲将不会锈蚀。若你能睁开双眼、心灵不为所惑、正确看到自己的道路,就不会迷入错误之中。你履行 的义务会超越非难,你的声名会纯洁无暇。……武士道即意味死。 吾等不论何时居于何地,隐于深山抑或深埋地下,吾辈之义务乃守卫主君之利益。此乃每个锅岛人之 义务。此为吾等信仰之支柱,永恒不变之真理。 谨言寡语,欲言十句,仅道一句。 当离祝庆欢乐之场时,则应于欲留之间退去。自觉满足之时,则已足之过度。足即为过多。切勿使自 己饱足。 在吾之生涯中,决不将自我之想法置于吾君吾主之上。吾之一生中亦不会如此而为。纵然死,吾亦将 七度生还守卫君主之邸。 吾等立誓做四件事。即: 一、履行自我之义务争先于人。 二、做有用于主君之人。 三、孝敬父母。 四、广施仁爱。(23) ………… 战争时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为最勇猛、最令人可畏的士兵;在和平时期,武士道的拼命三郎精神使 日本人创造出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日本武士道的“专注于死”,和中国的道教的委曲求全、贪生怕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于武士道,日 本人崇尚战争,日本士兵深受国民尊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由于道教、儒教,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讨厌 战争,并蔑视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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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除了在反儒的毛泽东统治时期,“兵”在中国是根本没有什麽社会地位 的。在中国人眼中,他们不过是政府镇压人民的工具和战场上的炮灰。战乱年代,兵、匪在许多中国人眼 里就是一回事。 中国人更是从心眼里厌恶战争。中国描写战争的诗不少,但它们几乎清一色的是描写战争凄苦、远征 悲哀和妻子独守空房艾怨的,毫无男人气概: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乳。 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24)(汉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鼓衰兮力竭,失竭兮弦断,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触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亦哉骨暴沙砾。 (25)(唐李长吉《吊古战场文》)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姑,哭声直上干云霄。 ……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故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26) (唐 杜甫《兵车行》) ……你们知道中国的武术为何那么花哨吗?因为那是武功的女性化;你们知道中国的武侠小说为何对 武功那么夸张吗?因为那完全是一个胆怯的女人对武功的想象。 塞上之翁失其马,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数日,其马忽带一骏马归,人贺之,翁曰,安知非祸。 其子乘之,坠折骨,人有吊之,翁曰,安知非福。后出兵,抽壮丁,多暂时,其子以折骨仅存,故得父母。 (27)(《淮南子•人间训》) 因为骨折而躲过兵役,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福。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记述了当时长安附近新丰的一个折臂老翁的一生。此翁在二十四岁 时,被征兵到云南征战,此翁不愿应征,于是在一天晚上,用一块大石头敲断了自己的右臂,成了残废, 终于被免除了兵役。他回到故乡,活了八十四岁: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至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 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做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为了逃兵役,而不惜自残,这只有中国人能想得通,因为“骨不收” “望乡鬼”是中国人最为害怕的事。 日本武士对中国的儒教礼节尚肯学习,但对道教的委曲求全,则是嗤之以鼻。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韩信 钻胯之图时,狂歌一首: 宁斩挡道人, 不能钻胯下, 这是大和魂! 中国是中国, 日本是日本, 勿要只捡了中国的纸屑, 忘掉了日本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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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是神道日本的宿命。神道已经将日本塑造成为一个谦虚好学的小个子武士。因为谦虚,别人 常错误地认为他没有自己的文化、主心骨;他好学但他只把武功强过自己的当老师,并且他很擅长学习, “实用”是其学习的原则。这个小个子武士形象常出现在日本人的卡通里,如桃太郎、阿童木、奥特曼…… 他们常常凭借自己顽强的斗志,击败比自己身躯大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

但日本的神,并非善神,他的邪恶表现在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的血腥、惨无人道的杀戮上,也表现在日本 人的性变态文化、恐怖文化上。

当嗜血的日本武士与怕死的中国人相遇后会发生什麽呢?这中国人应当最清楚,但事实上,中国人并 不清楚。中国所有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都是描写中国人、八路军怎样胜利的。看过电影的中国观众也会 被这种胜利感染而兴高采烈,一如战胜了小D的阿Q,他们并不去思考,频频得胜的中国人是怎么丢掉半 壁江山的。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的夫人和女儿从北京去重庆投奔老舍。途中,她们坐火车路径潼关。老舍的夫人 和女儿现在回忆说:潼关简直就是个鬼门关,沿途中,许多逃避战争的中国人纷纷爬到火车的顶部,并且 还携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当火车经过潼关的山洞时,车顶上的人就被撞了下来,潼关山洞里充满了未死 人的喊叫声和尸体扑鼻的臭味。 可以想象得出,中国人在逃避战争时的拥挤与疯狂、火车司机的无奈与麻木。 迟浩田曾感慨,抗战时,在他家乡的那个县,七八个日本兵,打着一面太阳旗,扛着一挺机枪和四五 条步枪,就“扫荡”了全县,赶着几万人到处“跑反”。 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回忆,3000多名中国人被赶进一间大货房,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 开着,又都没有捆绑,可是谁也不敢动,最后全部都被杀掉,只他一人逃生。 ……… 今天的中国人将这种屠杀与被屠杀的悲剧仅仅解释为工业生产力、政治制度、明治维新等,这都是表 面的,其实,日本人与中国屠杀与被屠杀的关系,早在明朝时就表现出来了。 在明朝,一股仅有六七十人的倭寇,登上大陆后深入中国腹地,横穿浙江,西入安徽,再北犯明培都 南京,又越无锡奔苏州,其征战三省二十几个县,杀掠数千里,杀死打伤四五千人,如入无人之境,而仅 在南京一地,中国驻军就有12万。 倭寇是什麽人呢?他们不过是些日本的渔民和走私商人而已。 又走了两个时辰,约离城三里之地,忽听得喊声震地。后面百姓们都号哭起来,却是倭寇杀来了。众 人先唬得脚软,奔跑不动。杨八老望见旁边一座林子.向刺斜里便走,也有许多人随他去林丛中躲避。谁 知倭寇有智,惯使四散埋伏。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 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那里来的。 有几个粗莽汉子,平昔间有些手脚的,拼着性命,将手中器械.上前迎敌。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 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众人一齐下跪,口中只叫饶命。 原来矮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 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 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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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痴痢,尚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 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 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却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昔人有诗,单道着倭寇行兵之法, 诗云: 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 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 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 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29)(明 冯梦龙《喻世明言》) 这是明代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中记载的一段发生在元朝至大年间(公元1308年)的故事。 中国同胞们,可从这个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故事中看到抗日战争中的日本鬼子,和汪精卫的伪军? 谈论日本人,中国人是应该脸红的,拿现代公民标准相比较,中国人要比日本差好几个档次,日本人 团结、刻苦、干净、廉洁,中国人……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中国人是不能妄加非议的,一个是德意志民族, 一个是大和民族。因为这两个民族的特征正是中华民族所缺少的。中华民族缺少什麽?缺少德意志民族的 认真、守信,缺少大和民族的团结、舍己。 与太极图的内向、封闭相对立的是十字架的外向、扩张。 公元1世纪,匈奴人被汉人军队击败,一部分投降汉人,另一部分不得不离开中国西北部向西迁移。 公元四世纪,匈奴人开始进入欧洲。在欧洲人眼里,这是一群闻所未闻,外貌可怕,极其恐怖, “几乎站在 马上”的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对这些新来的入侵者闻风丧胆。公元372年,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在 俄罗斯平原迅速击败了日耳曼族中--这个被希特勒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的东哥特人,又逼迫日 耳曼族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378年,这些避难的西哥特人击败了罗马 军队,并杀死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此后,在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不断入侵和大肆破坏下,罗马帝国于公元 5世纪崩溃了。取代罗马帝国的是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欧洲从此进入中世纪。 在此之前,这些北欧的日耳曼人野蛮、愚昧、笨手笨脚、且浑身多毛,由于生活区域的纬度高,缺乏 阳光照射,他们的头发、眼睛、皮肤的颜色很浅,就像中国的白化病人。 然而,这一群愚昧的日耳曼人很有福气,因为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一个比珠宝更为珍贵的宝贝- -基督教。 单纯的日耳曼人很虔诚,他们在建立自己王国的同时,将基督教定为自己的国教,将自己作为上帝的 子民,耶稣拯救的对象,本来在亚洲出生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耶稣也被他们描绘成了金发碧眼的形象。 从此,事情开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起初,落后、人口稀少、软弱的欧洲人被游牧族、异教徒践踏蹂躏的悲剧仍在继续着。公元6世纪, 一群被欧洲人曾为阿瓦尔的游牧民族又从东方的草原而来,他们像匈奴人一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欧 洲人发起冲击,将欧洲人赶的到处流窜,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亚的另一伙游牧民族马扎尔人、来 自北方的海上游牧民族维金人、以及南方的穆斯林将欧洲团团围住,使得欧洲人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 力。 但是从11世纪开始,欧洲人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戏剧性的颠倒过来,经过五百年基督教的营养 滋补,欧洲人由弱变强,由分散变团结,欧洲各国的基督徒在教皇的领导下,向东方的穆斯林发起了进攻。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欧洲基督徒发动了八次东征,东征是在“十字架反对新月” (即基督教反对伊斯 兰教)的口号下进行的,故史称“十字军东征”。各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击退了穆斯林,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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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拜占庭帝国;在德意志,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向奥得河东岸进军,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并建立要塞, 安置移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 基督教是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扩张性宗教,他浸透了普济主义(认为所有的人最终都将得救的 神学教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 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 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 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 世界各地区,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有力的办法。” (30) 15世纪欧洲的海外扩张是陆地扩张的延续,是基督教扩张精神更令世人瞩目的历史实践。 在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圣战中,位于欧洲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与穆斯林的战 斗最激烈最持久, “对于欧洲的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这是个 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 为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 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 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31) 正是由 于长期与异教的斗争,使得伊比利亚基督徒的斗争性、进攻性明显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信徒,这就是葡萄 牙人、西班牙人成为海外扩张先锋的原因。 “当地理大发现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 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讨伐运动扩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 方索•德•亚卜奎在围攻马六甲时,曾用这样一些赞美之词激励手下士兵,他说: ‘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 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 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贝尔纳•的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 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礼, 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能已下到地狱。’” 中世纪时,欧洲广泛地流传着关于约翰牧师的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 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 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却在非洲和南北美洲偶尔碰见 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 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已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 征服考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 ‘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 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 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 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 有的那种财富。’”

将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唯物的”完全“归功”于欧洲人的“金钱欲”是片面的,纯粹的商人是要考虑成本 的,是不愿用生命作赌注的,他们是不可能单独完成地理大发现的伟大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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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欧洲的海外扩张完全归功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也是不对的。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 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 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 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 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 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 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入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 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 表一种只是在 16 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现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于被他同时代的人描 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 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 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 ‘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 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 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甩刀剑征服了 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拿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 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 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 (32) 从15世纪末起,欧洲人一路向东方扩张,1517年,欧洲人开始陆续来到中国,1840年,双 方因为鸦片贸易问题大打出手,结果一小撮欧洲人将中国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打得鼻青脸肿,跪地求饶。 历史真让人感慨:曾经被中国人的手下败将--匈奴人欺负的四处躲藏流窜、无能的欧洲人,经过基督之 水的滋润,变得聪明且健壮,一千多年后,竟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的家门口将中国人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

开放的十字架赋予基督徒的这种好战性,是有原则的,它是受基督教义所管辖的,这使得所向披靡的 基督徒和曾经驰骋于欧亚大陆大草原之上的野蛮的游牧民族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督徒的这种正直的、咄咄 逼人进攻欲曾让中国清朝政府很反感:你们欧洲人认为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经商是上帝允许的,我们中国人 认为闭关自守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观念的冲突双方最终诉诸武力,得胜的基督徒们并没有向中国西北的游 牧民族一样趁势打倒清政府占领中国,而是很好说话,只要赔偿军费、答应通商、允许传教,就可以停止 战争。这让清政府很想不通,英国人为何有如此强的经商欲?想来想去,最终想明白了:原来欧洲人的物 产短缺,并且身体不好,如果离开了中国的茶叶、麝香、丁香、肉桂等香料,他们就会生病。中国的百姓 对基督教传教士们拯救异教徒的热情,更是不能理解:洋教士们免费给中国人办新式学校,那是为了出售 他们的精神鸦片,借此毒害中国青少年。那洋教士们办西式医院免费为中国人治病又是为了那般呢?中国 人不理解,可是不久中国人就知道事情的内幕了:洋人做手术,要求无菌操作,非医务人员不得进入手术 室,这让本来对洋人就不信任的中国人狐疑顿生,忍不住,扒窗缝一看,乖乖,不得了,原来他们一堆洋 人正在对中国人开膛破肚、掏心摘肺哩。一位生了病,在街头奄奄一息的乞丐,被一位传教士扶回住所, 耐心地用药物治疗,并提供住所和食物让其安心养病,神志清醒后的乞丐,百思不得其解,他和我非亲非 故,为什麽要救我,还这样伺候我?后来他听说洋人们专拿中国人的内脏炼银子,并且这个洋人看到了他 头颅中有颗宝石,等把他养肥了再宰,于是,他就赶快偷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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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十字架的扩张性仍然没有停止,它表现在欧美的科技、经济、文化、娱乐对全世界各个角落的、 无孔不入的渗透;基督徒们的进攻性也没有停止,它表现在美英政府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干预上。当然,这 种“己所欲,施于人”的进攻性,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向的、女性化的中国人眼里,就是霸道, 就是“孬”:我们没有向美国动武,美国为何炸我们的大使馆?为什麽美国跑到我们的家门口将我们的飞机 撞下来,我们政府平定天安门“暴乱”,是我们的家事,是内政,美国凭什麽制裁我国?!“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33)(《论语•颜渊》)你不愿专制,就不专制,但不要管别人;你不愿践踏人权,就不践踏人权, 但也不要管别人;你不愿邪恶,就不邪恶,但还是不要管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龙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中国人自我封闭的心理长城。在封闭、 混沌的太极图的周围,还有一圈八卦护卫着,这就是中国都很熟悉的太极八卦图。外观上,它相什麽?像 不像个缩了头、缩了脚的乌龟?乌龟为物者何?曰:爱静、长寿也,而静止、长寿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吗?难怪龟是仅次于蛇的中国吉祥物;难怪伏羲时代,河出图,洛出书,图由龙马背负,书有神龟背负。 中国的武神,北方玄武真君,他的原型就是蛇头龟身的怪物,这个“武神”对付外敌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那既是一缩头,一缩尾,万事大吉。 八卦是中国人的心理长城,是秦始皇所修筑长城的基因,这道心理长城,鲁迅先生分明是感受到了: “我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筑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这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 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34) 基督教是正义的,光明的,也是直的,是硬的,他的扩张是主动的,积极进取的,因此,他总是给别 人留下“霸道”的印象;儒道教是邪恶的,黑暗的,也是曲的,是软的,她的扩张是被动的、“无辜的”, 因此,她总是能将“和平”作为自己的遮羞布、挡箭牌。--唉,狡猾的撒旦。 谁说战争都是坏事,和平都是好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甚喜爱祂命令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 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诗112:1) 阿门。 ———————————————————— ⑴(《盐铁论•忧边》) ⑵(《盐铁论•备胡》) ⑶(《盐铁论•结和》) ⑷(《盐铁论•世务》) ⑸(《盐铁论•险固》) ⑹(《论语•颜渊》) ⑺(《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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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韩非子•五蠹》) ⑼(韩愈《石鼓歌》) ⑽(《陈寅恪文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1)(《盐铁论•和亲》) (12)(《老子•二十八章》) (13)(《老子•二十章》) (14)(《老子•十一章》) (15)(《老子•六章》) (16)(《老子•二十八章》) (17)(《老子•六十一章》) (18)(《周易•易传》) (19)(《盐铁论•击之》) (20)(《盐铁论•结和》) (21)(《盐铁论•诛秦》) (22)(美 罗伯特•N•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 (23)(《叶隐》 是18世纪初,锅道藩所编纂的一部武士道概览。) (24)(汉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25)(唐李长吉《吊古战场文》) (26)(唐 杜甫《兵车行》) (27)(《淮南子•人间训》) (28)(《三只眼看中国》) (29)(明 冯梦龙《喻世明言》) (30)(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31)(《全球通史》) (32)(《全球通史》) (33)(《论语•颜渊》) (34)(鲁迅《华盖集•长城》)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三 儒教是亡国之术 全文完 二十四 (附) 岳飞之死

谈到民族,有位英雄总不能忘怀,他就是南宋时的抗金英雄,岳飞。 公元1103年,岳飞出生在河南汤阴县,家境贫寒。飞少年时即臂力超人,能拉满三百斤张力的 劲弓,使用八百斤张力的腰弩,喜读孙、吴兵法,为人敦厚少言。1122年,从军。军中,飞勇猛超群, 曾单骑退敌,又曾匹马单枪于敌阵中取金人头领首级。升为将帅后,治军有方,赏罚分明,精于韬略,常 以少胜多,百战百胜。成为侵略者金兵的克星。金兵称岳飞为岳爷。 金国元帅兀术惧岳飞,和龙虎大王商议,企图将岳飞军诱入包围圈,以多胜少,围歼岳飞。南宋朝 廷听到消息极为恐慌,皇帝赵构下诏书要岳飞谨慎,保全自己。而岳飞却说:“金人伎穷矣!”不仅不避 敌锋芒,反而主动挑敌骂战,激金人一决。兀术大怒,使出自己的撒手锏--一万五千名精锐骑兵拐子马。 206


拐子马身穿厚铁甲,三人一组,骑兵和马匹用皮绳串起来,曾横行天下。岳飞命令步兵拿麻扎刀冲入敌阵, 只砍马脚,将拐子马杀得大败。兀术痛哭:“我自海上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取胜,今天彻底完了!” 后,于颖昌,飞命岳云带八百骑兵击败金军,杀死兀术女婿,金军副统军。于朱仙镇,飞命一猛将 带五百背嵬骑兵冲击敌阵,大破金军,兀术逃回汴京。 金兵的接连败北,使得黄河以北的民众士气高涨,纷纷响应岳家军。正当岳飞欲趁势收汴京,捣黄 龙,迎二帝之时,南宋朝廷一天十二道金牌催命一般令岳飞停止进攻,班师回朝。岳飞愤极而泣曰:“十 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回朝后,竟被朝廷以“谋反罪”入狱,飞于狱中,受尽屈辱和酷刑折磨,但拒不认罪。后朝廷 竟以“莫须有”(或许有,可能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岳飞死时,年仅39岁。猛将岳云被斩首弃市, 年仅23岁。岳飞家产被抄,全家被遣往岭南。岳飞的部属有六人也牵连定罪。

岳飞之死,是一桩外国人莫名其妙、中国人也稀里糊涂的、中国特产的大冤案。 岳飞为何被杀,岳飞究竟死于何人之手,是中国人避讳、不愿深究的问题,并且中国的“正史”也 早就给出了标准答案:秦桧乃是一名金国的间谍,骗的了皇帝赵构的信任,当上了南宋宰相。秦会密受金 国元帅兀术之命,以妨碍和谈为名,杀害了岳飞。 这个标准答案,有一个前提,即赵构是个白痴,先天愚型。 赵构是个白痴吗? 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十五岁晋封康王,史载其资性聪明颖悟,博学强记,能“日诵千余言”。 体格健壮,能挽弓至一石五斗,即能拉开张力一百六十斤的劲弓。其个人素质,怎么说也属上乘。他的哥 哥宋钦宗与金人和谈时,命他到金营当人质,他“慷慨请行”,在敌营中,赵构“意气闲暇”若无其事, 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 靖康元年(1126年),赵构的父亲兄长--徽宗钦宗二帝及皇室成员被金人俘虏北去,中原一 时出现权力真空。作为北宋皇室仅存的近支,赵构成为当然的继承人。但当北宋的众官员劝进请赵构即位 时,赵构却“逊辞不受”“当更思之”“百官再上表,又不许”如此再三。最后,条件较成熟了,当“百 官再上表”时,他才“许以权听国事”。⑴ 赵构不仅懂得虚让,并且很会把握时机。登基后的赵构奉行的 是和谈逃跑政策。为了躲避金人,他甚至“下海避敌”,和官员们乘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四个月后才回到杭 州。在从扬州南逃时,当地居民因争出城门而被践踏致死者,不可胜数。目睹惨状的卫士们不免口出怨言, 赵构便亲手杀死一名卫士,杀一儆百,以稳定局势。当他下海逃命时,规定每船“载六十卫士,人不得过 两口”,卫士们都有父母妻子,“不知两者如何去留”,便有一百多人挡住上级官员质问:乘船逃到那里 去?赵构知道后,先用欺骗手段稳住了军心,然后密谕宰执:“此辈欲诅大事,朕今夕伏中军甲士五百人 于后苑,卿等翌日率中军入朝,捕为首者诛之”。在赵构的亲自指挥下,那些反对逃跑的人都被杀害了……。 ⑵ 赵构不仅不傻,并且还颇下得去手。 像赵构这样一位精明悍狠的主儿,秦桧怎么能、怎么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耍花枪,将一位战功显赫的 大将杀害呢? 当初,岳飞被朝廷骗至大理寺,被狱卒所困。狱吏用仗击地,呵斥岳飞:“叉手站立!”。身经百 战的岳飞感慨道:我尝统十万军,今日才乃知狱吏之贵也!”。一个为民族身经百战,并为民族取得胜利、 荣誉的英雄,竟受到自己同胞的如此欺凌!面对“检察官”们百般无理的刁难、审讯,岳飞一怒之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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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衣服,露出背部母亲为自己亲手所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主审官何铸是秦桧的门徒,他看了这几 个字后也肃然起敬,并对岳飞谋反产生怀疑,最终,他因缺乏证据而得出结论:岳飞无罪。当他把审讯结 果报告给秦桧时,秦桧竟沉下脸说:“此上意也!”⑶。秦桧显然是将何铸视为心腹,才泄露了如此天机。 可是秦桧没想到何铸挺正直,他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 稷之长计!”听到此话,秦桧一时气得语塞,讲不出话来。很快,秦桧改命万俟禼主审岳飞。而何铸则被 赵构“命之出疆”,到金国作划分国界的使者去了。后来又被指控为“党恶”岳飞,被罢免了官职,流放 到了边疆。 中国人并非都邪恶,但是不邪恶者在中国最终都将会成为失败者。中国的邪恶文化时时都在淘汰则 不顺从自己游戏规则的人。 杀害岳飞的不是别人,正是南宋皇帝赵构,秦会只不过是个“刽子手”而已。 那赵构为何要阴谋杀害岳飞,自毁长城呢?是岳飞反对和谈,金人以杀岳飞做为和谈前提这个原因 吗?小孩子都懂得挟对方所重为谈判的砝码,难道赵构不懂?赵构真的对金人言听计从,那干脆跪在地上 当金人的孙子好了,还用得着打打谈谈,不累吗?是见好就收,利用胜利在谈判桌前敲诈对方?那也不会 在更大的胜利就在眼前的时候,一天十二道金牌来阻止军事进攻呀。收就收吧,自杀大将又是为那般呢? 难道是中国古老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游戏规则在作祟?也不对,“狡兔”还没死,并且很厉害,主子 正是需要“走狗”的时候,怎么会杀“走狗”呢?并且还是在“走狗”将要猎杀“狡兔”的关键时刻?难 道是宋朝赵氏朝廷猜忌武臣的遗风杀害了岳飞?也不对。岳飞在被杀害前,就已经同张俊、韩世忠一起被 朝廷用明升暗降的手段轻易地剥夺了兵权,丝毫对朝廷构不成威胁。就是消除武将兵权,赵构的祖宗赵匡 胤不是已经作出很好的榜样了吗?那赵构为何不遵循“杯酒释兵权”的祖宗传统呢?为何还要违背“不杀 大臣与谏官”太祖誓约,冒留万世恶名之大不韪,而对岳飞痛下毒手呢? 其中定有隐情,并且与岳飞的军事大胜利有直接关系。 赵构登基之后,金人的侵略对他的权力并不能真正地构成威胁。金国的女真人虽然能轻而易举地战 胜宋人,但此时他们尚不会像他们的后代满人一样尊孔崇儒,以汉治汉,只是打了胜仗之后抢掠一番,随 便树个傀儡,便扬长而去。对待野蛮鲁莽的金国人,赵构只要一味的和谈、逃避,便可高枕无忧,保住自 己皇帝宝座。真正对赵构的皇帝宝位构成威胁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他“日夜思念”的,随时都有可能被 金人开恩放回来的“二帝”。 如果赵构想让自己的帝运长久,那他就必须在军事上即不能全胜,也不能全败,在两军的对峙中, 作为人质的“二帝”才会最有价值,这样金人就会将他们长期扣押。事实上,赵构也正是这样做的,仔细 看看南宋的历史,就不难看出,虽然“和”“战”两张牌在赵构的手中像变戏法一样的变来变去,但其最 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金人永久扣押“二帝”。金人对此似乎也心有灵犀,扣着“二帝”不放, 并不停地向赵构讹诈,而赵构也很认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的讹诈与被讹诈的过程中,赵构是最辛 苦的,因为他需要手下的大臣去和金人打仗、谈判,但又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而那些不明白 主子真实意图的大臣们不免有时会把事情搞糟。为了能使金国与南宋的黑暗交易做到心照不宣、默契一致, 必须要有一个明白赵构真实意图并对赵构十分忠诚的人充当双方交易的媒介。就在这时,秦桧出现了。 秦桧随二帝一同被金人所俘虏,在金国被押的四年中,秦会深得金主的赏识,金军南侵的时候,秦 桧曾任命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后来秦桧及老婆王氏被金人莫名其妙地释放了,回到南宋的秦会很快 来到南京,求见高宗赵构。赵构与秦桧一交谈,非常高兴,并对其辅佐大臣说:“桧朴实忠厚超人,朕得 他高兴得夜不能寐。即闻知二帝、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一名德才兼优的士人”。上帝知道秦桧跟他说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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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竟让他兴奋得夜不能寐。 赵构登基第一年,官员曹勋执徽宗的亲笔信自金国归来。曹勋临行前,徽宗对他说:“我梦见四日 同时并出,这是中原争立为帝的象征,不知中原人民还肯拥戴康王(赵构)与否?”并取出御衣捐半臂亲 笔手书:“便可即真(正式登基)来救父母”。赵构见御衣后哭泣,并把御衣向大臣出示。熟悉金国地理 的曹勋建议招募敢死人士从海上到达金国,营救太上皇由海道归来。然朝廷不从其计,并将曹勋下放至外 地。 难怪徽宗亡国,他要比赵构昏庸笨蛋得多,身为俘虏了还将自己当成太阳,并以太上皇自居。赵构 如果真的救了你,那才是真的“四日并出”哩。(当时金人在中原立刘豫为傀儡皇帝) 绍兴十二年,徽宗已死,赵构于金人签订协议,金人将徽宗、郑后、邢后的灵柩即赵构的母亲韦氏 送还南宋,但并不送还活着的钦宗。太后南还时,钦宗卧在车前哭着说:“回去后对九哥与丞相说,我得 以担任太乙宫使,就足可以了,其他不敢指望”。显然,钦宗要比他爹聪明得多。但是,他的话如石沉大 海,他最终还是死在了金国。 在中国的历代朝廷中,宋朝的赵氏家族无疑是最擅长演习的了。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到杯酒释兵权,到赵匡胤之死的“烛形斧声”,直到岳飞之死的“莫须有”……中国宋朝是中国人虚伪阴 险之集大成者。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毒愈渗愈深,宋代,儒学最繁荣,中国人也因此变得最虚伪。不 是赵氏家族使汉人政权变得柔弱,而是日渐腐衰、虚假、爱看戏的社会选择了最擅长演戏的赵氏家族。 赵构不愧为南宋的开国皇帝,他的戏工不次于他的祖先。赵构是精明的,也是成功的。他通过自己 不懈的努力,不仅实现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并且,道德文章做得也很漂亮。他常把 思念二帝的感情戏当着大臣们的面做得很足,并把战事会祸及二帝作为“和谈”的冠冕籍口。他的演技很 高,许多大臣都信以为真,被其感动,岳飞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岳飞的勇武与军事天才却是出乎赵构所料的。岳飞以少胜多的盖世武功一下子打垮了金人的信心, 使得金人闻风丧胆,望风而逃。赵构于金人精心布置的“戏局”一下子让岳飞给搅了,局面开始变得失控, 在岳飞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乱了方寸的金人随时都可能将释放二帝作为抵挡岳飞进攻的手段,这是赵构 这个“导演”始料不及的,尤其是岳飞的战斗口号:“直捣黄龙,迎二帝还朝”一下子 刺中了赵构深藏心 底的、不敢见天日的小鬼儿,于是丧心病狂的赵构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无理由地阻止了岳飞的进攻,并 动了杀机,因为岳飞超人的武功已经超出他这个二流导演的控制能力了。 岳飞死就死在他的忠诚耿直上,死就死在他的英勇超人上,死就死在“迎二帝还朝”的口号上。 公元1142年1月28日,狱卒骗岳飞沐浴,将岳飞活活拉肋致死。 同胞们,你们可听的到岳飞临死前的一声怒吼?! 一位雄才大略,英勇神武,文采卓越,不贪财,不贪色,忠孝双全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精英,在 他风华正茂之时,就这样被他的汉族同胞--一堆杂碎、腌臜菜们给活活地残杀了! 呜呼!岳飞!--魂兮归来! 一个自杀民族英雄的民族,不亡国才怪! 在狱中,面对无理诬陷,酷刑折磨,岳飞愤怒地写下了八个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昭:明亮 的意思) 岳飞阿岳飞,我们的英雄,你可知道中国的天日有多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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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赵构内心小九九,并充当杀害岳飞刽子手的秦桧,由于赵沟深藏幕后,他独自承受着无辜审讯、 陷害岳飞而带来的种种压力,也许是良心未泯,也许是胆量不足,他也发生过动摇,这时,他的老婆王氏 --又是女人--及时提醒秦桧:“老爷为何这般犹豫不决?捉虎易,放虎难也!” 正因为秦桧为赵构充当了杀人凶手,替他背了历史黑锅,赵构对秦桧心存感激。秦会杀害岳飞后, 赵 构给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后又觉还不够,又改封为益国公。还命画师为秦桧绘像,赵构“自为赞” 赐之。而且在物质上除了赏赐大量的银、绢等物凡还赐甲第一区。在秦侩迁居时,亲临其家,并亲笔书写 “一德格天之阁”六个大字。在赵构看来,秦侩对他真是“一德格天”。对秦会的一家,赵构也加于恩宠。 桧妻王氏被封为韩、魏国夫人,儿子秦熺在绍兴十五年就被任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待读, “恩数规 执政”。“秦桧的三个孙子,大的不过只有九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都赐给他们三品服。秦桧的曾祖父、 祖父和父亲,都被追封为秦国公,母亲王氏被封为秦、魏国夫人,赵构还下诏给秦桧盖家庙,命礼乐局为 其家庙造祭器 “将相赐祭器自桧始”。秦桧死后,赵构又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同时,赵构又如释重 负地对大臣杨存中说: “朕自今日起始,免于靴中置刀了!”。赵构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足以给秦桧盖棺 定论了,也足以将自己身上所有的罪孽全扣到秦桧身上了。赵构这儿子真会演戏。⑷ 秦桧果真为赵构背了黑锅,因为杀害岳飞,秦桧成了奸臣的代名词, “遗臭万年”也成了秦桧专用词汇。 到了明朝,人们铸了秦桧、王氏、万俟龌、张俊三男一女四个人的铁相,让他们永远跪在岳飞的墓前,受 万人唾骂。只骂奸臣不骂皇上,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之一,毛泽东死后,重新掌权的走资派将文革的所有罪 过都一盆子屎扣在了另一个三男一女的组合--四人帮的头上,就是这种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

精明的赵构,是心理变态?还是走火入魔?竟然作出如此自残下策,难道就没有其他选择?比如通过 和谈将父兄赎回来,将皇帝宝座重新还给自己的哥哥。这种选择对赵构的要求高了点,赵构作不到,绝大 多数人都做不到。再说,真的让迂腐的钦宗再做皇帝,恐怕连江南半壁江山都保不住。那么赵构就不能将 父兄、母亲赎回来,让他们安享富贵,自己继续当皇帝,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种选择在其他国家可以, 但在中国却是绝对行不通的 无独有偶,就在岳飞被害的三百年后,中国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1449年,蒙古人向明朝进攻, 太监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8月,明军在土木堡(河北怀来县东南)被蒙古人击败,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 虏。史称“土木之变”。 蒙古人没有杀害英宗,而是扣押着他向明朝索要巨额赎金,当明人准备好赎金后,蒙古人又拒绝了交 易,仍扣押着英宗,以图得到更大的利益。 明皇太后果断命令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主理朝政。土木堡明军的惨败,使明首都北京受到了威胁, 朝廷中的主和派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坚守北京,并以宋朝南迁最终造成亡国的历史相 告诫。朱祁钰最后主张抗战,并于英宗被俘的三个星期后正式登基,为景帝。景帝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 担负保卫京师的重任。 景帝的果断即位,使得英宗的人质价值大为贬值。蒙古人不甘心,押着英宗,继续进攻明朝。在大同 城门前,蒙古人声称要扶英宗重新上台,要求大同守军支持蒙古军队。大同守军断然拒绝了蒙古人的要求, 蒙古人只得采取军事强攻。当蒙古人攻至北京城下时,仍抱着幻想企图利用英宗以“外交”的方式解决冲 突,但又遭到了明人的拒绝。蒙古人施计不成只得强攻,但在于谦的领导下,北京军民奋起反击,多次打 退蒙古人的进攻,蒙古人害怕后路被断,只得押着英宗从原路返回。 此后蒙古人屡次试图与明朝廷谈判,想利用英宗捞点油水,但明朝廷都置之不理,见无利可图,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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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于1450年8月,主动将英宗送回了明朝。 英宗在被蒙古人扣押期间曾通过来蒙古访问的明使向景帝写信求救,表示了对以前所执行政策的悔恨, 并保证回国后不对皇位提出任何要求。英宗回到北京后,被景帝安排到南宫居住,三天后,太庙公布了英 宗回归的消息并颁布了确定景帝为皇帝的诏书。 然而,在1457年,即英宗回国后的第七年,拥护英宗的将领们趁着景帝重病时,发动了政变,英 宗被簇拥着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英宗复辟后,勒死了景帝,杀了于谦及支持景帝的人。史称“夺门之 变”。 相同的际遇,不同的结局。从朱祁钰的悲剧中,可以反衬出赵构的“英明”。绍兴十二年,赵构的母亲 被金人放回来时,赵构的哥哥钦宗对韦氏的哭求,赵构肯定是听到了,但他却不敢这样做,他清醒地知道, 如果真的将钦宗救回来了,将钦宗安排个什麽位置,就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也不是钦宗说了算的,因为还 有个比他俩权力更大的势力存在,那就是儒教的伦理。钦宗一旦回国,赵构除了让位,别无选择,否则, 他就违背了支撑整个王朝、整个皇权的伦理道德基础。这种伦理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宋朝。如 果赵构敢违背,他就会众叛亲离,身死人手。 在儒教中国,在儒教鼎盛的宋朝,杀害岳飞是精明的赵构的唯一选择。真正杀害岳飞的不是别人,正 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贯以软刀子杀人的儒教!就是孔老二! 正因为此,中国人--龙的传人们,要么是满足于秦会杀害岳飞这个肤浅虚假的答案,要么就为尊者 隐,为尊者讳,不愿深究,不敢深究。 岳飞之死,是个载体,它承载了中国龙文化几乎所有的卑鄙、下流、龌龊、肮脏,它最能暴露儒教的 杀人本质和龙的丑陋凶恶嘴脸。 岳飞、赵构、秦会,他们只是浮出水面的典型,除了他们,中国社会中尚存在大量的准岳飞、准赵构、 准秦桧,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由准飞、准构和准桧构成的,中国的历史就是由准会和尊构相互勾结谋害 准飞而演绎成的。中国社会永远离不了岳飞式的只会干活不会玩心眼的耿直之人,但它们永远都是准构和 准桧们寄生和侵害的对象,他们永远都是中国社会中的失败者、牺牲品,是中国这座人肉筵席上的一道可 口菜。 龙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中国这个有机体中的直的、硬的、雄性的因子。 除了岳飞、赵构和秦桧,中国社会中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洞察一切,对本民族彻底绝望的人,尽管他 们数量极少。 金太祖的第四子,金兵的统帅兀术大败于朱仙镇后,丧魂失魄,准备夜弃汴京北逃,这时有一位书生 勒住兀术的战马,谏阻道:“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感到奇怪,忙问:“岳少保 以 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为可守?”书生所: “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立 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⑸ 兀术听从了书生的话,于是暂留不动。不久, 岳飞果然退兵。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而这位书生竟能凭一番话挽狂澜于即倒,阻止了金人北逃,使他们继续留在汴 京,想必书生对兀术所说的话并非这么简单的一句。最终事实很快验证了他的话,说明此书生定是个洞悉 赵构、秦会勾当的人。 既然是书生,一定是位汴京的汉人,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力劝侵略者不要离开,这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 题。史书对此书生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他的姓名,在宋朝这个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色 了,但,他的出场却是整个宋史的画龙点睛之笔:在正在溃逃的光头留辫子的蛮族军队的千军万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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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弱 、清秀的书生,正拉着蛮族元帅战马的缰绳,苦苦劝说侵略者不要走。他的手是用力的,他的眼 神是急切的……这个画面穿越时光隧道,一下子定格在笔者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这位书生无疑是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和岳飞一样。同胞们,如果时光倒转回宋朝,你是做岳飞呢? 还是作此书生呢? 此书生的行为无疑属于汉奸行为,但并没有人这样指责他,不仅仅是他,在中国宋朝时,投靠西夏、 辽国、金国、蒙古的汉人单史书中记载的就有很多,但它们都没有背上汉奸的罪名。在明朝末期,投降满 人的汉人也很多,但它们也没有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为什麽呢?因为在他们之后,所有的汉人都投降了 敌人,成了亡国奴,哪里有什麽资格说别人是汉奸?相反,那些先行一步的人,倒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的汉奸,只有投降匈奴的汉人和投向日本人的汪精卫集团,他们为什麽就成了汉 奸了呢?这是因为他们所投靠的敌人最终都失败了。此所谓成则俊杰败则汉奸也。被人家睡了,变成了一 家人,你就是淑女;被人家睡了,又被抛弃了,你就是破鞋。所谓汉奸,如是而已。 —————————————————— ⑴(《宋史•高宗一》)

⑵(《系年要录》卷30 建炎三年十二月壬午) ⑶(《宋史•何铸传》) ⑷(〖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⑸(《金陀粹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四 (附) 岳飞之死 全文完 二十五 儒教是道德杀手

中国人一提到道德,所指的就是儒教道德,仿佛道德属孔家专卖,此外别无分店。这是个认识上的 误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形形色色的道德,每一种宗教都是一套完整独立的道德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并 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真善美,于是世界上便有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战争。 道德包括的内容很广泛,比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诚实与欺诈等等,其中有些 内容以上诸节已经提过,这里,咱们就从诚信、公德、奸淫、残忍四个方面来看看孔家店里出售的“道德” 到底是个什麽玩意儿。 儒教是一种无神论宗教,是一种反宗教宗教,是一种“反话”宗教,因为他所标榜的,与它最终所 导致的结果正好相反:它标榜忠,结果中国人最不忠;它标榜孝,结果中国人最不孝;它标榜诚信,结果 中国人最狡诈。 中国人的狡诈是举世闻名的。 在欧洲人将中国视为乌托邦而大肆鼓吹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就不客气地 指出: “在拉希代孟,偷盗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在中国)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死人偿命,缺死人不偿命”。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确实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 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他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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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 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 ⑴ 今天中国的消费者都熟悉第二种秤,即卖出时的轻秤。 黑格尔为中国人的欺诈找了原因:中国人没有荣誉感,残酷的体罚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父亲对儿子, 皇帝对大臣,官吏对百姓,甚至官吏对官吏。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自卑,所以导致道德败坏,欺诈成风。”⑵ 中国人小的时候尚有荣誉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天生的荣誉感就被家长、警察的打骂训斥和 群众的嘲笑一点一点给抹煞了。 英国思想家罗素对中国是友好的,1920年他到中国访问,曾称赞了中国的民风、文教与艺术, 但私下在给情人的信中他却说: “中国非常压抑,他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 “中国人没心肠、懒惰、不诚实。”⑶ 到底是思想家,中国人没心肠,也看得出来。 一位英国教授吉德(Kidd

1799-1843)曾说:

“倘若选择一种可作为中国人特性的美德,使它不仅在实践中会遭到排拒,而且从理论上讲,与现 实的虚伪处世态度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那么选择“信用”就是再恰当不过了,中国人的公私道德往往与 真正的诚挚守信如此截然对立,以至于任何敌对一方都完全可以选取中国人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作为嘲 讽他们的生动材料。” “虚伪、欺骗、不守信用、趋炎附势才是中国人最为突出、鲜明的特征。”⑷ 一针见血。 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则说: “中国人缺乏信用最典型的一方面便是体现在他们对待孩子的行为上。他们不时告诫自己的孩子, 不要讲求信用,不过,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 “一位中国教师,被雇请抄写和注释中国的格言,在写下古人一句绝妙的格言后,便为之进行注释 道:即使在别人粗鲁地向你求助时,也绝不应拒绝,相反,应在表面上答应下来,虽然内心毫无相助之义, 先拖到明天,再拖到后天,他解释说,这样,你就心安了。据我们所知,这一方法,正是有债款要还的中 国人在别人讨债时通常所采用的,没有人会奢求他在一提出偿还要求时,便能收回自己的债款,因此没能 收回时,他也绝不失望。不过,欠债人一般会最肯定的告诉他,下一次一定还给他,要不就下下次,下下 下次再还给他。” “假分量、假尺码、假钱钞、假货物、这些在中国都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在挂有醒目的大招牌“货 真价实”“言不二价”的远近有名的大字号,也是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里面的东西与他所 标榜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社会,只要有信任便会有足够钱财拿出来开发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他的实业。中国地大物 博,资源丰富,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可惜一直未加以利用,因为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相互信任、 诚实、守信的作风,人们都将自己积敛起来的财富妥善、秘密地藏了起来。这样就导致了社会资金的分流 与不集中。试想,在如此虚伪、欺诈的社会氛围之下,谁又肯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钱拿出来给公家 使用呢?对当前的中国,拥有什麽,缺少什麽,必须要有充分的了解。她完全有足够的知识、学问来满足 它的各种需要,在每一方面,也都不缺少人才,但是,彼此间缺乏建立在真挚基础上的相互信任,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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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切均不足以复兴帝国。” 本来还认为,中国人的骗术很高,很有人情味,没想到人家欧美人是火眼金睛,比中国人自己看得 更透彻。 清朝、民国、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如此一致,竟如克隆一般,当然,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 那就是造价的技术更高了,范围更广了,行骗的手段更多了。 张三造假酒骗李四,李四造假烟骗王五,王五造假药骗赵六,赵刘给猪喂瘦肉精、给猪肉注水再骗 张三、李四、王五,如此循环不已……。中国人也知道这种互骗游戏规则的最终结果是大家均成为受害者, 但是谁也改变不了他,只能适应它。那些有权力、有责任改变他的执法者,也不能、不想改变它,因为他 们是这个互骗游戏规则的最大受益者。人人都遵纪守法,他们除了工资之外就不会有任何油水,人人造假 作弊,他们就可处处揩油。这油水最终出在消费者身上,造假行骗者无意间都成了官爷们的“税收员”, 官爷们怎么可能动真格的查处他们,自断财路呢? 这个互骗的游戏规则是缺乏诚信、道德败坏的产物,反过来,他又加剧了道德败坏。人人都给猪肉 注水了,你也必须给猪肉注水,否则,你将会被淘汰出局。人人都给猪肉注水了,只有注得多的人才会有 利润可赚。适者生存,在中国,只有心狠手黑的人才会成为最终的成功者。 那些将美国成功人士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的中国年轻人无疑是天真的、幼稚的。 对此丑陋的规则,难道中国人就不感到恶心,就不想去改变它?中国人也感到恶心,也想去改变它, 但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因为他是中国传统专制帝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渊源正是中国人崇拜的儒教。 儒教不是教人诚信的吗?相互欺诈怎能归罪于他?还是来让我们来看看儒教是怎样教人的诚信的 吧。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处世谨慎而诚实守信)泛爱众,而秦人;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⑸(《论语•学而》)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⑹《论语•学而》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座仁义忠信诚实为主)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 改”。⑺(《论语•学而》)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将如何立身处世。)⑻(《论 语•为政》) …… 孔丘师徒讲诚信,言之凿凿,如果我们人人都按“圣人”的话去做,岂不是就可以杜绝欺诈了吗? 怎能将欺诈归罪于儒教呢? 先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让我们把他们师徒的话听完。 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说:“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不辱君命,就 可以算士了。”子贡说:“请问那次一等的呢?”孔丘说:“宗族里称赞他孝顺,乡亲们称赞他敬爱兄长。” 子贡说;“请问那再次一等的呢?”孔丘说:“说话一定守信用,行为一定有结果,这是倔强固执的小人 那!不过也可以算是那次一等的了。”(原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硁 硁:认真固执的样子。)⑼(《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⑽(《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高尚的人,说出的话没必要守信,所办 的事没必要有结果,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11)(《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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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谅),恶乎执!”(君子不守信用,认真固执是不好的)(12)(《孟子 •告子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 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 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论 语•子路》)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已为厉己也;……”(14)(《论语•子张》)(君子应 先确立信誉,然后再去劳役人民,不然的话,人民就会认为君子在伤害欺骗自己。) 孔丘师徒不让君子们讲信用,但为了奴役人民,还必须做做样子。这不是明着在教统治者怎样去欺 骗人民的吗? 儒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宗教,他认为人们通过学习就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可以成为君子。 君子,是褒义的,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是贬义的,是指道德败坏的人。人是向善的,都愿意当君子而 不愿当小人,人们坚持不懈学习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个都成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君子。 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诚信,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欺诈教唆犯。 儒教的欺骗性很强,这在“诚信”上表现得最明显。

孔丘和孟轲说君子可以不守信用,是有个冠冕堂皇的条件的,那就是君子行事要符合道义。他们所 说的“道义”是个什麽东西呢?就是道教所追求的那个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的,莫测高深,通融善变的“道”。 认真、固执、信用、操守等“硬”的东西都是与这个“虚”的、“软”的“道”所格格不入的。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5)(《老子•七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于废之,比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 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16)(《老子•三十六章》)

(要向收缩他,必先扩张他;要想削弱他,必先加强它;要想废除它,必先振兴他;要想夺取他,必先给 予他。这叫做先暗后明,柔弱胜刚强。要做成功,就要像鱼不离开深渊,国家利器不能示人一样,真正的 意图不能让对方知道。) 哦,原来如彼。原来张之、强之、兴之、与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歙之、弱之、废之、夺之!原来圣人 的无私是为了成其私!好阴险的“道”啊!这是什麽妖道?她在教人做什麽?难怪她反对人们守信用! 由于道教《道德经》的熏陶教化,使得中国人将本来在孩提时所具有的天生的道德感也丧失殆尽,直 到今天,中国人仍将狡猾和聪明、诚实与愚蠢混淆一谈,就像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中央苏区的德国 军事专家李德的评价: “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他不懂的隐藏自己的长,故意示弱用短,表面看来是拙劣 手笔,但实是高明的策略。他不懂的什麽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 有读《三国演义》,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撞将过来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狡 诈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是个道德问题,而只是个智商问题。真想象不出中国古代那些惯用拖刀计、回马枪 的英雄们在打仗时是什麽一副熊样。 道教的《道德经》表面上是在宣扬道德,其实上它只是一个打着道德招牌进行诈骗的人贩子,中国人 的心灵中的道德感早就让她给拐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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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来倾听上帝的福音吧:

不可随伙布散谣言, 不可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 作见证屈枉正直;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23:1) 你们不可偷盗, 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 神的名。(利19:11) 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 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 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利19:35)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 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升斗。 应当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申25:13) 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诅咒!(申27:16)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诗7:15)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 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诗52:2) 诡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诗52:4)

耶和华啊, 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诗120:2) 耶和华 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祂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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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箴6:16)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 公平的砝码为衪所喜悦。(箴11:1)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箴12:17)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 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12:19) 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 行事诚实的,为祂所喜悦。(箴12:22)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箴14:25)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于耶和华, 囊中一切砝码都为祂所定。(箴16:11) 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箴19:5)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 及至买去,他便自夸。(箴20:14) 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箴20:17)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箴21:6)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箴28:20)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5:37) 耶和华啊, 你是公义的, 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 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119:137)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祂的信实直到万代。(诗99:5)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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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伪的 神, 又公义、又正直。(申32:4) 今天,抛掉马列共产旗号的中国专制政府,又打起了龙旗,祭起了传统文化的招魂幡,大搞什麽“公 民道德实施纲要”,要求人民“明礼诚信”,这明的是什麽“礼”,诚的又是什麽“信”呢?它明的是儒教的 专制等级之礼,诚的是儒教的小人之信!老百姓们都“诚信”了,就更加好愚弄好统治了,专制权力就更 稳固了。--“诚信”?!中国专制政府也配讲吗?一个最不讲诚信的政府有什麽资格号召别人讲诚信?! 政府不讲诚信,为什麽单让我们讲诚信?!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大人” “君子”们可以“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为什麽我们老百姓不可以?! 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和对外交往的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也认识到了“诚信”对于市场经济是必 不可缺的,是长远利益的保障。于是许多商界人士也跟着政府的潮流大谈“诚信”,一些学者也跟着瞎起哄。 经了二十年商的中国人终于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了狡诈的坏处、诚实的好处,但是将诚信建立在“长远利 益”的基础上,诚信能建立起来吗?中国众多的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的商人,根本就没谈“长远利益”的 条件,他们能“奢侈”地讲诚信吗?还有不少就是以诈骗为生的商人,他们能自己敲自己的饭碗,饿着肚 子去讲诚信吗?-- 凭着什麽利益,“诚信”能建立起来吗?“诚信”就这么廉价吗? 欧美国家的诚信所以坚固,那是因为他们的诚信不是建立在什麽“长远利益”“理性逻辑”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的,是建立在无数殉道者的鲜血上的。 能将中国人从相互欺诈泥坑中拯救出来的,只有救世主--耶稣! 中国人要建立真的诚信,必须从信仰十字架开始! 除此之外,一切均为扯淡!

说中国人狡诈、不诚实,很多中国人都不会认同,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并且正是自己不 如别人狡诈,所以自己总是吃亏者。 如果要讲出来一个中国人自己也承认的道德缺陷的话,那就是“公德”的缺乏了。 儒教的价值核心是“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7)“仁”就是对自己亲人的爱。 儒教的“仁”,是一种血缘之爱,是一种动物之爱,儒教所鼓吹的“仁”,动物身上也具备,甚至比人 更强烈。将人和动物混淆一摊,将人沦为动物,正是无神论儒教的目的。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禽兽, 那个为禽兽,其实这只是恶人先告状的无赖伎俩,真正的禽兽,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仁”是小爱,这种爱是局限在自己亲人的圈子内的。 “仁”的社会实践结果就是使家庭成为了一个紧 凑、封闭、坚硬的社会基本单位。孙中山先生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盘散沙,这一盘散沙中的一粒粒沙子, 就是一个个家庭。这种沙粒般的小家庭,内部很紧密、很亲密,但家庭与家庭之间则很冷漠、疏远,“仁” 这种小爱,被封闭与家庭内部,一出家门,它就温度骤降,甚至荡然无存。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 上霜”就是这种中国家庭之间的冷漠关系的生动写照。 出了家门,也有爱,这种爱是血缘仁爱的一种能量极小的辐射,并且它同样是被封闭于一个由个别亲 戚、同学、熟人组成的小圈子内。在这个小圈子里,道德还是有的,人与人尚是羊与羊,出了这个圈子, 就出了道德的势力范围,进入了道德真空区,人与人也就变成了狼与狼,坑蒙拐骗,弱肉强食。食人与被 食,那只是个能力问题,完全不关道德的事儿。 这种维系家庭、熟人小圈子内部团结的道德,和公德相比,是一种私德。这种私德,虽然很小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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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性,但他的“数量”极多,分布在中国社会的任何角落。它的广泛性和牢固性使得公德在中国根本无 立足之地。缺乏公德曾经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所痛心疾首的,今天,它仍是中 国人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一个大敌。建立在儒教血缘仁爱根基之上的私德,不仅使得先前中国失去了诞 生公德的机会,并且更是今后中国追求、建设公德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公德最大的敌人不是无德,而是私德!博爱的最大敌人不是无爱,而是仁爱!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是每个专制王朝 的统治者所牢记的警言,今天的共产党政府也并不隐瞒政府与人民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几乎在每一个村庄 的村头,你都可以看到刷在墙上的醒目的大标语: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标语一下子让人 想到了旧影片中矗立在中国各个村庄关口的日本碉堡,这不是明摆着和人民为敌么? 中国社会中这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使得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中国公德建设更加雪上加霜。 专制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蔑视、不尊重、压迫、巧取豪夺,使得本来就严重缺乏公德意识的中国人对公共事 业不仅不关心反而产生了敌对情绪。 “工农兵学上,一起坑中央” “有便宜不占是傻蛋”,占国家的便宜,盗 窃国家的财物,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件丢脸的事,只要在盗窃时不被政府抓住就行,道德上是不受 丝毫谴责的,相反,那些胆大妄为的成功的盗窃者甚至会成为群众中心目中的英雄和羡慕的对象,一如在 天宫中连偷带抢的孙悟空。如果偷不成,带不走,那就破坏,破坏就不是占便宜了,而是发泄、报复,发 泄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报复政府对自己的压制。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中国公共事业的建设是困难的,许多在欧美国家运作良好的无需监管的公共设 备,到了中国,就会出现许多人为的意外而无法正常运行。 在这样社会氛围中长大的中国人,不自觉地养成了许多坏习惯,他们出国后,也将这些恶习带出了国 门,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逃票、欠电话费、偷吃广场的鸽子,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

耶和华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行、尽意、爱主你的 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22:37)

那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夫子)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 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马太 23:9)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 “看那,你 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 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12: 46) 耶和华上帝是所有人的父,祂对人的爱是跨越血缘、家族、民族、阶级的,是真爱,是大爱,是博爱。 正是上帝的博爱,使得基督徒们不论有无血缘关系,是否相识,都能以爱相待;正是上帝的博爱,使得基 督徒们达成共识,公共事业就是所有人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正是上帝的博爱,造就了基督徒们的公 德。 儒教的等级人伦是以血缘远近来划分的,它的中心就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以自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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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社会基本单位。一个人迈出家门,进入社会,家庭中心主义就会变成自我中心主义,他对周围所有 事物的取舍、评判都最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利己。很多时候,他们明知道自己是在损人利己,是在 损公肥私,但仍不能也不愿克制自己,因为作为一名中国人,你找不到一个克制自私心的理由,并且这种 自私心又是受到儒教的许可和纵容的。 自我中心主义在儒教中国是必然的,因为除了以自己肉体私欲为价值中心,人们找不到一个超越肉体 的、共同的中心。 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上帝,上帝的教训是基督徒们评断、取舍周围一切 事物的唯一准绳。这个中心又因耶稣基督的绝对而变得更加清晰,又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变得更加坚固。 基督教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层层环绕在上帝这个中心而构成的。由于有共同的中心,不同阶层的人 们很容易使各自的“频率”协调一致,发生“共振”,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并向四周辐射出去。基督教 社会的人口不多,地域不广,但能量却十分巨大,此巨大能量来自于上帝这个中心,来自各阶层的“共振”。 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都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由于“振源”太多,使得各自的“频率”无法协 调一致,因而形不成“共振”,也就产生不了什麽能量,更无力向外“辐射”。其实中国的“振源”的能量 总和并不小,但终因“频率”不协调而全部内耗掉了。 中国人要比基督徒精明复杂得多,劳累辛苦得多,但中国人的收获却少得可怜。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伯5:13) 阿门。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中的第一句话,清楚地表达了儒 教的人性观。 关于人性,孔丘没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去探讨它,人性本善的理论是孟轲提出来的。 在儒教经典《孟子》中记载了孟轲与告子关于人性的对话。告子,战国时人,名不害,生平不详,他 是作为孟轲的辩论靶子存在于儒教经典中的。 告子说:”“人性犹如急流的水,在东面开个缺口就向东流,在西边开个缺口就向西流。人性没有善与 不善的分别,犹如水没有东与西的分别。” 孟轲说: “水的确没有东与西的分别,但是没有上下的分别吗?人性的善良,犹如水向低处流。人没有 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他溅起来,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使它倒流,可以引到 山上。这哪里是水的本性呢?是形势造成这样的。人可以使他作不善的事,他的本性的变化也像水一样。”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做本性”。 孟轲说:“天生的就叫做本性,犹如所有的白色都叫做白吗?” 告子说:“是的”。 孟轲说:“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吗?” 告子说:“是的”。 “那么狗的本性,犹如牛的本性,牛的本性,犹如人的本性吗?” “白”是属性概念(抽象概念), “本性”是实体概念(具体概念),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相提并论, 是孟轲惯用的诡辩伎俩,按照他的逻辑,可以否定任何实体概念,比如,白都是白吗?张三的老婆就是李 四的老婆,李四的老婆就王五的老婆吗?等等。 从儒教经典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孟轲那副混淆概念、强词夺理并洋洋自得的泼妇、市侩像。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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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比泼妇市侩要高明些,因为有时他嘴里竟也能吐出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类的“象牙”来,不 知历史上有没有人追问一下为什麽,为什麽人只能“生于忧患”而又必然“死于安乐”?如果有人提问, 孟轲一定会语塞,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正是:人之初,性本恶。这岂不是与孟轲自己所说的人性本善相悖 吗?孟轲也就是半瓶子醋,但就这半瓶子醋竟将中国人酸倒了两千多年。 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液,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轲说:“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 (《孟子•告子上》) 最终,孟轲又用同样“混沌概念法”抨击了告子的“仁内义外”强证了自己的“仁内义内”。但他对“食 色,性也”却只字未题,也没有加以批驳。正因为此,中国许多的学者、新儒们都将这个儒教经典中唯一 论述“色”“性”的一句话作为了儒教对“性”的宽容态度的证明。 这是错误的,孟轲虽然没有直接批驳、否定“食色性也”但是从上下文中他对“仁内义外”“人性恶” 的批驳上看,他是否定“食色,性也”理论的。更重要的是, “食色,性也”显然与孟轲所倡导的“男女授 受不亲”,及孔丘师徒们所制定的种种“男女之大防”是相悖的。 性意识是人类恶的的根源,持人性本善观的孔丘、孟轲之流是根本不敢正视“性”的,世上所有的人 性善观都是不敢正视“性”的。他们所以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本身就是无视性意识存在的。 不正视性,不谈论性,对性讳莫如深的儒教是不是对性就暧昧、放任自由呢?不是,虽然孔丘不谈性, 但性对儒教的等级礼治、静止世界观的冲击,他分明有强烈感受: “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18) 孔丘并不是单单感慨一下就完事了,对待性这个洪水猛兽,他和他的门徒们采取了防堵、截、裹、盖等高 压措施。 儒教的禁欲是别具一格的,和世界其他宗教的禁欲不同,儒教的禁欲不是从人的内在灵魂入手,而是 从人的外在行为入手的,它的禁欲措施就是设立“男女之大防”,将男女进行隔离,防止男女的身体发生接 触。这是否定人灵魂存在的、无神论儒教的必然。 “男女授受不亲。” (男女接递东西,肌肤不得接触)(19)《孟子•离娄上》 “男女不能混杂坐在一起,一副不能挂在同一个衣架上,毛巾、梳子不能混用,不能亲手接递东西。 嫂子、小叔不能互相交谈,不能让母辈洗涤下裳。” “男女之间没有媒人提亲,不能知道对方的名字;女方家没有接受男方家的聘礼,彼此不能交往亲近。” (20)《礼记•曲礼》 “男人不问家内的事,女人不问家外的事;不是祭祀,不是丧葬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相互传接器用; 必须传接时,女人要用竹筐等器具来接;没有竹筐器具时,就都坐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再拿取。” “男人进入内宅,不能呼叫,不能指指点点;夜晚行走要点上灯烛,没有灯烛就停止走动。女子出门, 必须遮蔽脸面,夜晚行走要点上灯烛,没有灯烛就停止走动。在道路上行走,男子走右边,女子走左边。” “礼起始于严谨夫妇关系,所以营造宫室,以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都有阍人、 寺人守护,男子不能入内,女子不能外出。” “男女不能同用一个挂衣架,妻子不敢把衣服挂在丈夫用的竹竿上面,不敢把衣服收藏在丈夫用的箱 内,不敢和丈夫共用浴室洗澡。”(21)《礼记•内侧》 …… 这些还只仅仅只是先秦儒教的礼,自汉以降,随着儒教的独尊,儒教对男女之大防是愈设愈严,愈来 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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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比儒教深刻得多,对“性”思考得很透,态度也很极端,他是彻底杜绝性行为、生殖行为的。 “爱 为秽海,众恶归焉”这条教义充分反映了佛教对性的看法。随着佛教东来的影响, “万恶淫为首”便成了儒 生们的对性的态度,这就更加深了儒教对性的压制,其体现就是宋朝的理学的兴起。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宋朝理学家二程、朱熹之流提出来的。受佛教启发了的儒生们似乎是长了不少的精 气儿,这些长了精气儿的儒生们创造的理学使得儒教有了些形而上的提高,使得儒教的禁欲除了外在的礼 的束缚外,还有了点内在的道德自觉。 但是儒教的这点儿道德自觉也是片面的。理学所谓的“存天理”中的“天理”就是儒教的祖先崇拜, 这使得男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受限制的纳妾,以多生孩子,以广子嗣,以继香火。理学所谓的“灭人欲” 其实是专门针对女人们讲的。男人一夫多妻,难免会冷落一些妻妾,怎样能保证遭受冷落的女人们不红杏 出墙,与人私奔?怎样保证这些妻妾不与野男人通奸将外面的野种种进自己家里呢?尤其是后者,是儒教 宗法最最忌讳的。单单用外在的“礼”束缚女人们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 贞操烈女观来禁锢她们的心,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理学是儒教发展的必需。 理学因为比较深刻,说了两句露骨的话,而成为新文化运动后反儒的中国人的众矢之的,人们纷纷将 儒教对性的压抑,对妇女的迫害等屎盆子都扣在了理学头上,而新儒们则竭力将臭名昭著的理学与先秦儒 教划清界限,以维护儒教的名声,而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孟克对性的沉默,恰好为新儒们提供了可以抵 赖的空间、余地。这样看来,孔丘那经验性的肤浅和孟轲的半瓶子醋并不是弱智的表现,而是老谋深算的 狡猾。 儒教煞费苦心地制定出众多繁琐的礼,是不是能起到效果,能将奸淫扼杀在摇篮之中,使得男女们变 得纯洁高尚呢?不是的,儒教所造出来的纯洁,仅仅只是表面,在中国人男女授受不亲的“纯洁”“正经” 背后,是见不得人的淫乱、男盗女娼。

儒教的礼再繁琐,它能防得住明眸善睐美女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儒教的礼再繁琐,它能网罗覆盖世间 万物?那漏网于繁琐礼制之外的窗帘、叉竿一不留神就会生出一段西门庆、潘金莲主演的“千古奇奸”! 性这个东西,愈盖愈美,愈捂愈香。儒教对性的捂、盖,不仅不能使人们淡化、忘却性,反而使得性 的价值更高。儒教对人内在灵魂的放纵,使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追逐奸淫,儒家所设立的种种外在的禁 忌,又增加了人们追逐奸淫的难度,这使得对奸淫的追逐成为了一个设计精巧、妙趣横生、余味深远的游 戏,让人一旦接触,便会成瘾难舍。“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于废之,比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22)《老子•三十章》表面上儒教是在禁欲,其实他是在放纵奸淫,只是手段更高 明罢了。 儒教将女人囚禁于深宅大院之中,除了让中国的男人们学会了爬墙头、钻狗洞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恶 果:家族内部的乱伦。就如贾府的焦大所骂: “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曾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 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麽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爬灰: 公公与儿媳通奸)又如刘湘莲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那潘金莲也 是在家中勾引小叔武松不成,才去门外招野汉子西门庆的……。 这种外表干净内心腌臜的生活是“外光里拉茬”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 生活还培养出了中国人的特有的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虚伪人格。 是不是儒教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不当才引起了诸多恶果?不是!儒教本身就是淫荡的,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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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一夫多妻制上。 无神论的儒教让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不让人崇拜上帝,人们死后灵魂的唯一寄托就是自己子孙的香火。 祖先崇拜的关键就是使子孙延绵不绝,以确保香火不断。为了使祖先崇拜不朽,生孩子、生男孩变成了儒 教的头等大事,于是,儒教规定了一夫多妻制。 一夫多妻制,使得男人的性欲有了充分的发泄途径,而将女人彻底沦为了生孩子的工具,在中国传统 社会中,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那她就完全丧失了存在的价值。男性是性行为中的主动、积极、进攻性的 因素,本应是性道德的主要对象,但儒教却偏偏让他们漏了网,则是无意呢?还是成心呢? 在儒教的一夫多妻制中,男人的妻妾数目是不受限制的,只要你养得起,不管多少,都是儒教所允许 的。这无疑为有钱的男人们大开了方便之门,有了广子嗣的神圣籍口,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行奸淫了。在 中国,金钱的分配基本上是和权力大小成正比的,皇帝当然是最有钱的了,所以皇帝的女人最多,动辄上 千,甚则上万,大臣官僚依次递减。就像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以官职级别的大小来衡量每个人的学术、 道德水平一样,中国人的奸淫程度也是和官职级别成正比的,官职级别愈高的人,其奸淫的机会和能力就 愈大,由于儒教的一夫多妻制度和等级官本位思想,使得奸淫在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权力、能力、身份 地位的象征。达官贵人做流氓,贫贱百姓做圣人,这究竟是在遏制奸淫还是在纵容奸淫?究竟是在维护道 德,还是在吞噬道德?儒教的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们面对成百上千的女人,精力怎么够用?于是房中术就应运而生了。房中术是道 教的专利,又称为采阴补阳术、御女术,单听其名字就知道中国人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道教的房中术是 地道的淫术,但是道教却毫不知耻地将它吹捧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术。其手段也是极其龌龊下流不堪 入目的,什麽同性恋、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烧茅打鼎、进红铅(服用女人月经)、炼秋石(将 男人的尿熬成药)服妇乳、食淫液、服妇尿液,等等,都是些什麽烂玩意儿--道教是中国人的灵魂,看 看道教的房中术,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灵魂有多肮脏。 打开中国历史书籍,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不仅充满了吃人的血腥味,并且还会有一股混合着脂粉 气的腥臊淫味扑鼻而来。中国的历史,是贫穷的历史,是战乱的历史,更是淫乱的历史。 男和女的出生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的,皇帝、官僚们多占一个女人,民间就会多出一个光棍汉。可以 想象,在统治阶级妻妾成群的中国社会,取不上老婆的光棍会有多少。那么多的光棍们难道就不会因此而 造皇帝的反?不会,因为中国的专制者们给了他们一个医治性压抑的良方:饥饿。使广大人民始终处于半 饥饿状态,让人民整日为下一顿饭而忙碌,不仅是中国专制社会的理想状态,并且也是专制的必需。 儒教所造成的性的两极分化,对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的危害是致命的,那些娶不上老婆的光 棍们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妻妾成群的权贵们,同样是儒教的受害者。中国有句俗话, “妻不如妾,妾不如妓, 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那些曾幻想着其妾成群的男人们,真的有一堆女人等着自己去“幸”的时候, 他会发现性突然间变得索然无味,茫然若失的他们于是求助于房中术、性药、鸦片,以期提高兴奋性,然 而不能。于是他们便去嫖、去偷。中国的皇帝们常常将宫里的数百上千的宫娥闲置不用,而愿兴致勃勃的 微服私访,违背着祖宗遗训和孔孟之道,偷偷地花钱去嫖妓。男人们究竟追求的是什麽?他们是在寻找女 人吗?不是,他们是在寻找禁忌! 伊甸园所以是伊甸园,就是因为那里有上帝的禁忌在。人类曾亲手破了禁忌,如今又去苦苦地追求禁 忌,你说人贱不贱。 没有女人的男人是苦的,妻妾成群的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从小生在女人堆里,那就更糟糕了。 极端的例子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迦毗罗国,国王四十岁才得一子,自然对儿子百般宠爱。该王子名叫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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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多。生在温柔乡里,长在女人堆里的悉达多在生活中遇不到任何阻力、压力,他像一个打不着任何目标, 只能打空气的拳师,渐感百般无聊,万事皆空,美女在他的眼中也全成了臭皮囊。29岁时,他终于忍无 可忍,连夜从臭皮囊堆里逃出,离家出走。离开了女人,悉达多一身轻松,大彻大悟,色即空,空即色, 没有女人的日子真爽。 他是爽了,可是却把他的弟子们害苦了,以至于若干年后,他的一位小弟子什麽都不喜欢,偏偏只喜 欢“吃人的老虎”。

不敢正视性的儒教对性所采取的外禁内纵措施,最终造就了中国人的淫荡与虚伪。如果想矫正这种错 位的人格,是不是像告子一样,坦白承认性,顺其自然,就一切OK了呢? 告子的: “食色,性也”是今天敢于正视性的中国人很认同的观点,自认为有点科学知识的人们谈到性 时,总是以科学的口吻说:性和吃饭一样,并不神秘,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罢了。这种观点是今天科学主 义至上年代最为流行的观点,但这是一种将人与动物混淆一谈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的鼻祖,性学大师弗洛伊德就是这种观点的最伟大的支持者。 “在我看来,对人类先进发展阶段的解释似乎无需不同于对动物所作的解释。” “我们大多数人也可能很难抛弃这一信念:人类具有一种趋向完美的本能,这种本能已经是人类到达 了他们现有的智力成就和道德境界的高水平,它或许还可能将人类的发展导向超人阶段。但是,我并不相 信有这种内在的本能,并且我也无法理解,这种善良的错觉何以须得保存下去。” “至于在极少数人类个体身上表现出的那种趋向更完美境界的坚持不懈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 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宝贵财富的基础。 ”(23) 否认人类具有追求完美的向善本能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是无法理解这种“善良的错觉” “本能的压抑”何 以持续数千年而不断绝,人类的文明何以如此倔强的生存着并不断地壮大着。 吃是为了生命的生存,性是为了生命的延续。性欲和食欲同是一种生理现象,这用在动物身上是恰当 的,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不恰当的,因为性在人身上的表现要比动物复杂得多。在人类的性行为中,除了正 常的和动物一样的用于繁衍后代的性行为之外,尚有许多与繁殖后代无关的性行为,比如:同性恋、恋物 癖、露阴癖、恋儿癖、施虐淫、受虐淫、兽奸、尸奸、甚至排粪淫、排尿淫等等。这些通常被我们称为性 变态、性倒错。他们的存在,今天的人们是不会怀疑的,但它们存在的普遍性却是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的。 弗洛伊德根据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指出: “日常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类变位或多或少总存在于正常人性生活极其隐秘的部分。在适当情况 下,一个正常的人甚至可以长期以之取代正常的性目的,或两者兼容并蓄,互不干扰。没有一个正常人与 其正常的性目的之外,会不再包含某些足以视为性错乱的附属目的……。” “有鉴于性错乱倾向的广泛存在,我们达到这样的结论,认为性错乱的癖性是人类性本能里面根本而 遍在的癖性,而在成熟的过程里,唯有经过机体的变化与精神的压制,性行为才可能正常发展。……某些 力量限于着性本能的方向,有如前此我曾强调过的害羞、厌恶、怜悯、以及社会所建塑的道德律及权威性。” (24) 最后,这位将人等同于动物的大师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类的性本能--既然分析研究已使我们明白,性本能是在包含着种类不一的冲动,我们或不如更 正确地说:人类的多种性本能--已经超越了动物所具有的周期性,而发展的远比大多数高等动物还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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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25) 人和动物是不同的,人的性欲不仅强于动物,并且花样名目繁多。这样看来,人其实不是“衣冠禽兽”, 而是“禽兽不如”--如果没有道德约束的话。 人和动物在性上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性意识,这种性意识来源于人的智慧。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 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 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创世纪3:6-7) 有了性意识,人的欲望便突破了生理的限制而变得没有足够,人的欲望因而成了无底洞--就如当年 强迫唐僧结亲的美艳女妖精的巢穴的名字。在这种无底欲望的奴役驱使下,人于是便陷入永无休止的争斗 之中,直到将自己毁灭为止。让人类毁灭,正是魔鬼撒旦的目的。

人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但上帝并没有将人类抛弃,他派先知,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向人类宣读自己 的诫命,在上帝诫命的压制下,人类的性本能得以转移,被纳入了正途,并最终升华为人类社会的文明- -人类走向天国的漫长的、唯一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诫命: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出20:13-15)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 也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箴6:25-26) 亲近邻居之妻的,也是如此, 凡挨近她的,不免受罚。(箴6:29)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 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网罗, 却不知自丧己命。(箴7:21-23)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她的迷途。 因为被她伤害扑到的不少, 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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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宫。(箴7:25-27) 妓女是深坑, 外女是窄阱。 她埋伏好像强盗, 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箴23:27-28) 耶稣教训道: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 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马太5:28-29)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麽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 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凡休妻领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了。”(马太19:4-9)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使徒15:28-29)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 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那 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 行的用处变为逆行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 的报应。(罗马书1:21-27)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 的器具;到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 上帝。 (罗马书6:12- 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竟妒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 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上帝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 子。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 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她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麽罪,都在 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 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上帝。 (哥 前6:13-19) …… 心灵的病,必须从心灵处医治。上帝并没有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因为那全是让他人看的。 上帝不看人的外表,只监察人的心灵。只要心灵纯洁,男女们不仅可以授受相亲,并且还可以握手、拥抱、 亲吻。只有心灵纯洁,男女们才可能握手、拥抱、亲吻。 上帝洞察可悲的人性,同时又对人充满了怜悯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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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住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 “父子,这妇人是正行 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就直 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们 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她说: “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 “主啊,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 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8:3-11) 我们原晓得律法司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到去做。……我觉得有格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 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 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 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 上帝!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圣保罗语)(罗马书7:14-25)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 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 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 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对这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 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到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 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 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圣保罗语)(哥前7:1-11) ………… 禁忌是人类幸福的保障,没有禁忌,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毁灭。 在今天这个有罪的世界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最健康的,他们富裕、知足、遵守诫命,就像伊甸园中 的亚当、夏娃。贫穷、巨富都是危险的,因为贫穷者和巨富者太容易遭到魔鬼的引诱了。而一旦中了魔鬼 的圈套,其结果就是死亡。 自从基督徒们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的男女们也人模人样地学会了跳交际舞。交际舞本是 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基督教纯洁的见证,但到了中国,灵魂肮脏的中国人却将它变成了一个淫邀艳约的 好媒介。自从中国人建立民国后,也学习基督徒建立了一夫一妻制,但这个外在的制度也并未能使的中国 人的淫荡的灵魂变得干净些。有权的男人可以公开地玩弄身边的女性,有钱的男人可以公开的包养二奶、 三奶,他们不仅不受到道德的谴责,反而受到中国道德的鼓励,就如今天流行的一句俗话所言: “一个老婆 是废物,几个老婆是人物”。拥有“三妻四妾”仍然是“贵人”的标志,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羡慕。许多女人 们也同样,一夫一妻制并没能使她们下贱的灵魂变得高贵,她们仍抱着“宁为将军妾,不为懦夫妻”的信 条,以被大款保养为荣,以和官吏发生性关系为贵。就是和权贵们的生殖器蹭一蹭,也会顿生光彩,就像 和主子睡了一觉的丫头,开始以准夫人的口吻对其他奴才们颐指气使起来……。 “这样涓涓不断的性本能,拥有一个明显的特色,便是当他受阻时(阻力总是很大的),能转移其目标 而无损其强度,因而为“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能源。这样地脱离原先的目标,凭借着强弱不一的心理联系, 攀援符合于其他事物的能力,便叫做升华作用。这种转移的结果,诚然大大有利于文明。”(26) 禁欲,靠“男女授受不亲”是做不到的,它做到的只是虚伪;靠气沉丹田,排除一切杂念也不行,清 醒状态下,要求大脑无任何活动是做不到的,是违反大脑的正常生理的;不食酒肉,也阻止不了荷尔蒙的 分泌,剃光头发,也不可能真的断绝红尘、六根清净。唯一有效的禁欲手段,就是不停地学习、工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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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锻炼,像修道士,像清教徒。 面对性这个滔滔洪水,基督教不仅敢于正视它,并且还将它因势利导,纳入良性的创造轨道,使之成 为文明创造的动力。这使得基督徒们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面对性这个滔滔洪水,儒教不敢正视,不知疏导,只知堵塞,得过且过,结果造就了恶之洪水的周期 性泛滥,一如周期泛滥的黄河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使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无法积 累,总是在一个圆圈内徘徊。 儒教经典曾高度表扬了用疏导治水的大禹,严厉批评了用堵塞之法治水的共工和鲧(传说中的人物): “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安于淫乐,让自己过于骄逸,想堵塞众多 的河流,削低高山来填塞低洼河床,使天下人受害) (27)但在事实上,儒教所作的与它所说的正相反,它 们整日将大禹挂在嘴上,但自己真正干的正是共工、鲧之流“淫失其身” “以害天下”的勾当。儒教的狡猾 由此可见一斑。 对性之洪水,儒教也有“疏导”。儒教在设立男女之大防,将男女进行隔离的同时,却纵容允许人们广 为纳妾,以来保证子嗣香火不断。这就为处处受到礼制压抑的中国人的性欲提供了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发泄的途径:生孩子。儒教对性的堵塞,无疑为中国人多生孩子储存了源源不断、能量巨大的性动力。 人口多,是祖先崇拜的目地。为此目的,儒教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宗教手段。比如儒教的孝道, “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28)《孟子•离娄上》(不孝顺的表现有三种, 其中没有后代,最为严重。舜不请示父母就娶亲,就是因为怕没有后代,所以君子认为这等于向父母请示 过一样。) “孝”是儒教的第一重要教义,其中传宗接代又被儒教作为孝道的第一重要内容。儒教将“孝道” 沦为祖先崇拜的手段被孟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儒教的孝道,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多生孩子的神圣要求。 此外,儒教尚设立了一系列的风俗,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对孩子多的家庭进行“鼓励”和“政策倾斜” 。比 如儒教排斥法制,使得受不到法制保护的中国人像氏族社会的人一样,自己的安全全靠家族、家庭的男丁 们来保障维护。今天中国的农村简直就是氏族社会的活化石:法制空白,谁家的男孩子多,谁家就说了算。 计划生育,一家一个男孩儿,农民们能接受,但是如有一家例外,多生了一两个男孩儿,那他就打破了“政 治平衡”,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农民也想尽办法多生儿子,以维持“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比如,儒教 反对财产私有,这使得中国人的财产产权不清晰,处于混沌状态,这种情况下,谁家的人多,谁家占公共 的财富资源就多,占公共的便宜就多。再比如儒教所设计的一夫多妻制使得没钱的人取不上老婆生不了孩 子,钱多的人就可以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一个人的财富和他所生孩子的数量是成正比的,这样,社会财富 就不自觉地为生孩子做了百分之百的服务,而几乎没有一点浪费。等等。

儒教所导致的人口增长过速,人口众多,对中国社会的公共道德危害是隐蔽的、更是致命的。除了大的战 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的少数情况之外,在中国常态社会中,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总是短缺的,这种残酷 的现实培养出了中国人的一个恶习:争夺、拥挤成性。从一个公交车、火车的座位,到一砖宽的宅基地, 再到二亩三分的农耕地,中国人无处不争夺,无处不拥挤。儒教所标榜的“礼让” “孔融让梨”在这种现实 面前变得迂腐可笑,取代他的、真实实际的态度是:“脸皮厚,叨块肉;脸皮薄,叨不着”。人口众多不仅 使得公共道德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并且他所造成的中国人争夺、占便宜成性的心态,成为了一个巨大的 道德“黑洞”,它能让几乎所有的道德建设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儒教的阴险由此可见一斑。 儒教礼制对性的掩盖、堵塞最终导致了贞节牌坊背后的极度淫荡。而儒教人性本善对恶的掩盖、堵塞 最终导致了仁慈背后的极度残忍。这种残忍不仅表现在中国社会动乱中的血腥杀戮上,更表现在中国的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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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上。 儒教是想象力的天敌,想象力在儒教眼中就是异端。中国人的想象力无处发挥,最后便集中到了一个 被儒教所允许的地方--酷刑。 中国的酷刑是最能展示中国人想象力的东西了。中国人发明的酷刑花样名目繁多,其中常见的有以下 几种: 插针: (插竹签)是将针或竹签插入人的指甲缝中。这是一种保全犯人生命,用来刑讯逼供的常规刑法, 它至少在20世纪中叶,还被中国人广泛使用。 刖刑:或曰是将膝盖以下的腿砍掉,或曰是把膝盖骨削掉。战国时代的孙膑即受此刑。 劓刑:即割掉鼻子。 宫刑:割去男性生殖器。司马迁即受此刑。秦始皇时期,被处宫刑的人多达70余万。 幽闭(幽禁):专用于与男人通奸的妇女。是用木桩子朝女人阴道里敲打,破坏其子宫,然后再“抽去 其筋”将子宫内的筋剥掉,使其丧失生殖功能。 缢首:用弓弦勒住人的脖子,旋转弓,将人勒死。这不同于西方的绞刑,受绞刑的犯人并不是因窒息 而死,而是因颈椎被拉断致死,犯人并无太多痛苦。 棍刑:用棍子从人口中插进去,穿破胃肠,直到犯人死去。 锯割:用锯锯断人的脖颈。此刑并非地狱专用。 灌铅(锡):将熔化的铅或锡灌入人的胃肠之中,将人烫死。 腰斩:用铡刀将人拦腰斩断。受刑人不会马上就死,其上半身会多做临死挣扎。明朝方孝儒即受此刑, 传说方被腰斩后,仍用肘撑地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包拯的铡刀就是用于腰 斩的。 镬烹:将人放进镬中蒸或煮,至死。 肢解:俗称“大卸八块”,即将人肢解成八块。 抽肠:用挠钩从人的肛门插入腹内,将肠子拉出体外,致人死亡。 骑木马:用于行淫的妇女。刑具是一个车子,上面矗立一个尖头的木桩,行刑时将妇人的阴道置于尖 木之上,游行示众。随着车子的颠簸,尖木钻破妇人的内脏,使人致死。 车裂(五马分尸):将人的头与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马拉着向五个不同的方向急奔,将人撕为五块。 战国商鞅即受此刑。 剥皮:这是朱元璋最常使用的刑法。在人活着的时候,由背部脊椎下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 用到分开皮肤与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将全身的皮剥下来。 刷洗:发明者是朱元璋。将人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 刷去他身上的皮肉,直到露出白骨。 凌迟:俗称“杀千刀”。用刀子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取,直到犯人死亡。其中所割刀数是有严格规 定的,通常都在一千刀以上,如果刽子手未能完成,犯人就断了气,那刽子手也要受此刑。明末抗清名将 袁崇焕,因崇祯皇帝中了清人的反间计,判他凌迟,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行示众, 结果北京城的民众冲上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此刑在明清两代被广泛使用。 点天灯:将人的头盖骨揭去一块,将燃烧的灯芯插入人的脑浆中,使人疼痛致死。 ………… 够了,够了,笔者已经不寒而栗了。但这些还仅仅只是中国酷刑之“常规”,尚且不包括人民群众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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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造和即兴发挥。 在一本《老照片》的书中,有一幅由洋人拍摄的发生于清朝末期的执行凌迟的照片: 照片的主人公是正在受凌迟之刑的犯人,他位于照片的中央偏左,面对镜头。犯人是一位面目清秀的 青年,被绑在一个木桩子上,生殖器、胸部肌肉、大腿肌肉已被割去。刽子手位于照片的右边,侧对着镜 头。刽子手是位衣帽整齐的中年人,他正在持刀割犯人左上臂的肌肉。照片的背景是拥挤的旁观者,他们 的表情和娶亲的旁观者并无区别。 我震惊了,震惊于鲜血淋漓的场面,更震惊于受刑者的安详、施刑者的从容、旁观者的麻木。这是笔 者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为恐怖的画面,而制造恐怖的竟是自己的同胞。 少年时第一次看到日寇屠杀中国同胞的照片是,我同样很震惊,但那种强烈的感情很清晰:就是愤怒 和复仇欲。但这幅照片给我造成的强烈情感却让人难以名状:是寒冷?是忧伤?还是--人间的词汇已不 足以来形容这种特殊的情感了。但我已经隐约看到了魔鬼那狰狞的面孔,已经感觉到了魔鬼逼近的飕飕冷 气。 都说日本人残忍,和中国人相比,他们只能算是小儿科。日本的残忍是针对外族人的,尚属于原始、 野蛮的范畴;中国人的残忍却都是针对自己同胞的,并且其手段之奇巧之狠毒远超出外民族的想象力,这 --绝非原始、野蛮所能包涵,它是一种“文明”,一种邪恶的文明! 中国人,何止一个“丑陋”了得。 感谢洋人的照相机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否则,龙的传人们会极力否认这种真实的。 爱论证中国天下第一的中国人,怎么没人去论证一下中国人的残忍是天下第一呢?那些闭着眼睛、弱 智的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怎么不去研究一下,为何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偏偏只发生在中国这个“文明” 古国中?!为何不探讨一下,中国文化那个仁义道德的外皮之下究竟包的是什麽“馅儿”呢? 这些酷刑并不遥远,他们只是几十年前才大体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这还要完全归功于欧美基 督徒。 是的,欧洲古代也有酷刑,比如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的断头台,这种在中国人眼中称不上酷刑的酷刑 还是给欧洲人留下了很恐怖的印象,听说法国人说话时爱耸肩的习惯就是断头台的恐怖后遗症。 中国形形色色的酷刑绝非只是来自于皇帝一人和几个官僚的异想天开和心理变态,它属于社会集体创 作,它是中国人集体的智慧结晶和心理需要。--什麽心理?是仇恨!同胞内部的仇恨!这种仇恨如此剧 烈,以至于让人将不忍用于动物身上的残忍竟用于自己人类身上、自己同胞身上,以至于让人性完全扭曲 变形,变得狰狞恐怖。这种剧烈的仇恨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人性伪善的道德压抑。 所有的中国人,包括皇帝本人都要受到建立在人性本善根基之上的儒教伦理礼制的束缚和压抑。人性 本善,一有不善,即是禽兽,多么可怕。于是中国人都将人性中的恶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放在心灵深处 一个不易被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里,假装好人,冒充圣人,别人冒犯了自己,伤害了自己,也总是打落 牙咽在肚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无私本性善良的模样来。要讲理,也不敢赤裸裸 地提出自己的抗议和不满,而是要费尽心机,委婉的温和的在尽量不得罪对方在尽量不被别人说自己是个 刁民的前提下,绕上七八十几个弯儿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说明白,如果没有这个水平,就要找个中间人方可 把事情说明白,才能把纠纷解决掉。如果还不行,那就只得告官打官司,打官司是中国人最最下策的选择, 而这意味着已经和对方撕破了脸皮结上了冤家,没有什麽深仇大恨,中国人是万万不走这条路的,因为中 国人都知道这条路是艰难的,通常你就是打赢了官司,讨回了所谓的公道,但你回到家时,才发现你早已 经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了。讲理,打官司都是儒教所厌恶、所排斥的东西,儒教的存在使得讲理、打官司 在中国变得困难重重、成本昂贵。在一次次教训面前,面对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中国人不得不选择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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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际的、最廉价的、也是最被儒教道德所鼓励的态度:“忍”。儒教终于通过法制的扼杀和道德的谴责, 使得中国人放弃了讲理、打官司等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得不遵守自己感性、糊涂的信条: “和为贵, 忍为上”。在儒教设计的这个以“和” “忍”为规则的“游戏”中,中国人的竞赛最终变成了忍耐性的竞争, 人们在一团和气的平静中沉默地对峙着,谁缺乏忍耐心,首先失了和气,发了牢骚,那他就成为了这个儒 教游戏中的被动者,失败者。当一个人终于忍受不足,违反了儒教的教条,僵局就被打破了,大家压抑内 敛了几年几十年的劲气、仇恨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可供发泄的地方,这时,非酷刑非残忍就不能满足大家的 发泄欲。 儒教就是一个“恶” “仇恨”压缩机,它将人性中本来的正常存在的恶的发泄途径全部封堵住,把它们 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最终将它们孕育成残忍恶魔,猛地放出来吞噬人类,吞噬道德。 儒教所营造的“和气”是一种伪装的和气,儒教所营造的“平静”是监狱中的平静,儒教所营造的“沉 默”是一种犯人的沉默。别看中国人没有游行没有示威相互谦让相敬如宾外表平静,那并不表示中国人真 的“人性本善”,他们心中的恶、仇恨正在一点一点地积攒着、孕育着,一旦它孕育成熟,它就会以狰狞的 面目冲出来吞噬一切:公正、善良、仁慈、人道……。 酷刑已经和清王朝一起被埋葬了,但中国人的残忍被埋葬了吗?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有两万余人成为美军的俘虏,其中有一部 分人受到了非人的迫害,迫害他们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他们的同胞,中国人。这两万余中国俘虏在美军 的战俘营中分为两个阵营,一派(战后有 1、4 万人去了台湾)是不愿再回到共产党大陆,愿意前往台湾追 随国民党的亲蒋派,他们多是在解放战争中投降共军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及一些被共产党强迫参加 朝鲜战争而对共产党有仇怨的人。另一派(战后有 6673 人返回了大陆)是要求回大陆的亲共派。美军利用 亲蒋派来管制亲共派,亲蒋派有美国人做靠山,于是对亲共的中国战俘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跪石渣、 敲关节、针刺指甲、灌辣椒水、烙肉、倒悬、串指、火油灌口、蒸笼增韧、沸水煮人、活埋、剜心等祖传 的国粹在战俘营中再度发扬光大。其中有个叫李国安的中国人,是个“杰出”的龙的传人,他不仅继承了 祖先的“优秀”传统,并且把握了灵魂,会活学活用,因地制宜,发明创造:他将刮胡刀片绑在牙刷柄上, 谁坚持回大陆,他就割谁身上的肉,并将割下的第一块肉往煤油上一烧,放进自己的嘴里咀嚼,大叫: “要 回家的,把肉给我留下来!”,被割肉的中国战俘有三百多人;他还将消防水龙头插进几个中国战俘的肛门, 将凉水灌进他们的肚子,将他们活活涨死;还有名战俘被他挖去肛门,疼痛而死;有两个返回大陆态度坚 决的被他活活的挖出心脏,李国安用刀挑着心脏四处恐吓炫耀,最后他和几个同伙将这两个心脏剁成肉馅 包成饺子,吃了?!……。(29)

1989 年春夏之交的学生民主运动中,一名共军士兵被愤怒的群众从天桥上抛下来,然后用绳子套着脖子拉 上去,再抛下来,在士兵尚未断气之时,又被浇上汽油焚烧,烧死后的尸体又被人刨腹,流出的肠子再用 绳子系着……。 今天,上网一看,竟有人提议用满清十大酷刑来对付贪官污吏。 …… 今天的独裁者,依仗传统龙文化为靠山,誓将专制进行到底。他们一方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基层干 部对老百姓仁慈一点,哪怕是装装样子;另一方面,又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群众上访,将上访--这 个传统的、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群众自我保护的唯一途径也给堵死了。专制者这是在紧老百姓身上的绳 子,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在紧自己身上的绳子?仇恨又开始积攒,新的一轮恶性循环又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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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5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向观众介绍了一位美国青年,名叫丁大卫。5 年前, 丁大卫一人来到中国,在一所普通的郊区小学教学,他的为人和教学方式深的学校师生们的喜爱,因此, 他当上了该校的校长。后来,他又被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聘为大学教师,月薪 1200 元。当大卫得知自己的工 资比别人高时,就主动要求校方将自己的工资降到 900 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也坚持不让,说:怎么也 不能超过 1000 元。最后,校方给他每月 950 元。 主持人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 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现场观众总有不少人“哇”的一声发出惊叹。是的,大卫如果来自中国的穷山沟,观众门是不会浪费 这一声惊叹的,大卫来自于高消费的美国,中国人便理解不了了。 现场,主持人让丁大卫向大家展示了他个人在中国五年内积累的所有家当:一只不大的帆布袋。在主 持人的要求下,大卫红着脸,将自己的家底一一出示给大家: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一本相册,里 面是他的亲人、朋友、及他教过的小学生的照片;一个用精制像框镶好的全家合影;两套换洗衣服;一双 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几件饭盒、口杯、牙刷、剃徐刀生活必需品;还有一面五星红旗。 崔永元问他为什麽将五星红旗带在身边,大卫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 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崔永元这时想到了一位中国人的好人偶像,于是对大卫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雷 锋!”。面对中国人最高规格的赞扬,大卫没有表现出中国人那种面对夸奖条件反射式的谦虚,而是以欧美 人特有认真想了想说:“还真有点像”,“轰”现场观众们善意地笑了,为他的率真、可爱。----“不过,雷 锋也很平常,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大卫认真 地补充、解释道。-----这时,没有人笑了,崔永远的脸上也露出了小学生的表情。 节目快结束时,现场播放了一组外采镜头:许多大卫的同事、学生、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出现, 他们一一地说着大卫的可敬可爱之处,有的人情到深处时,竟然热泪盈眶。一个女大学生对则镜头说: “丁 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阿,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样子。”最后一个镜头是:丁老师教 过的小学生们,一个个争着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丁老师,我们好像你呀,你回来教我们吧!”(30) 是的,雷锋很平常,他一生所作的那点善事一把手数得过来:帮工人运砖、给老人让座、帮列车员扫 地、给旅客倒水、帮大嫂买车票、雨中送大嫂回家等,这和为了赎罪、得救而终生行善的基督徒们的善行 相比,只是鸡毛蒜皮,更不要比那些为主殉道的圣徒们了。 除了雷锋,中国还有好几个好人偶像,如焦裕禄、徐良、史来贺、孔繁森、吴金印等等,树立榜样是 人性善论、无神论的必然,它本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儒教造假的内容之一,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们 的造假水平显然不如儒生,儒生们所造的榜样都是只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物,如黄帝、尧、 舜、禹等,唯一一个真实人物颜渊,还是个短命的。由于榜样不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所以他们就可以满 足造假者的各种需要,并且永远不会被反对者抓住把柄。共产党的造假工夫就差多了,他们总是为了形势 需要急功近利地树立生活中的真人做榜样,这些真实的人物与所谓的榜样相差甚远,以至于让人一旦有机 会接近原型接近真实,发现所谓的榜样偶像原来是连老百姓都不如的腌臜菜,共产党所标榜的一切价值观 就会因此大打折扣,甚至被人唾弃。 雷锋是虚假的,也是罕见的,而基督徒却是真实的,普遍的; 雷锋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基督徒却是千年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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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在一个宣扬人性本善的国度里,偏偏没有善人?而在宣扬人生而有罪,人人都欠上帝 一笔血债的国度里,善人却普遍存在?! 同胞们,可想得明白? 你们还感觉不到在我们这个世界中,除了肉眼可见的世俗肉体的世界之上,尚存在着一个与之对立的、 相悖的,灵的世界的存在? 世俗肉体世界是假、丑、恶的,灵的世界是真、美、善的。人因为有灵,所以真美善就成了人的永恒 追求。这时,企图毁掉的人类的假神、邪神跳出来,说自己就是真善美,使人们偏离正道,将人们引入歧 途之中。最可怕的是魔鬼撒旦,它知道这种低劣的伎俩迟早会露馅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于是它釜底抽 薪,干脆否定灵的存在,掐断人与上帝的唯一纽带,让人们彻底放弃对彼岸的最求,将本来源自于灵的道 德,偷梁换柱,镶嵌在本来是与灵相悖对立的世俗功利之上,于是一切都颠倒了。 儒教讲人性本善,结果中国人最不善;儒教讲忠,结果中国人最不忠;儒教讲孝,结果中国人最不孝; 儒教讲仁,结果中国人最残忍;儒叫讲诚信,结果中国人最狡诈;儒教讲礼让,结果中国人最爱拥挤;儒 教讲灭人欲,结果中国人最淫乱;儒教讲民为贵,结果中国的人民最低贱;儒教讲人为贵,结果中国人最 不值钱……。 对羊伤害最大的,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真正戕害道德的不是流氓无赖,而是披着 道德外衣的伪道德家。 儒教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儒教是戕害道德的罪魁祸首。 儒教的欺骗性是如此之强,面对儒教所说的与中国的现实正相反这一事实,中了儒毒的中国人,不仅 不去思考为什麽,反而竭力为儒教开脱:经是好的,只是给“和尚们”念歪了; “圣人”的教导是对的,只 是后儒们做错了。甚至将“人心不古” “世道浇凌”等道德败坏现象全归罪于人们违背了儒教教义,从而激 发起道德重整的热情。越是儒教道德重整,社会道德越是败坏,就更激起道德重整的狂热,社会道德就更 加败坏--一个恶性循环,一个迷宫,一个魔圈。三千年了,中国人到今天也未能爬出这个魔圈。当然, 今天的中国人眼界开阔了,又为魔圈增加了新的内容:中国人为何道德败坏?那是因为儒教跑到日本去了, 跑到韩国去了。有人一翻古经,发现孔“圣人”曾经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恍然大悟,原来儒 教早已经漂洋过海跑到欧美国家里了,难怪欧美人是那样的文明人道--此君中毒不浅,已经出现昏迷症 状,开始说胡话了。 儒教的适应性更强,她凭借其混沌思维,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现代新儒们活像一个女人,感情代替 一切,不求甚解,粘糊得很,什么好听的东西都能让他们和儒教粘在一起。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的批判,儒教成了臭狗屎,但这并不妨碍新儒们为儒教脸上贴金,这不是又有人很时髦地将儒教的无神论 与“人本主义”捏在了一起,大谈什么“以人为本”吗? 上帝当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赐给人管理万物的权柄,但人不知道珍惜,违反上帝的诫命偷食了 禁果,结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丧失了上帝曾赐于的权柄,从此陷入苦难之中。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类, 他给人指出了一条赎罪的道路,一条走向天国的道路,一条由人成神和基督一同做王的道路。在此道路中, 上帝根据人的虔诚和能力的增长逐渐的向人类放权,渐渐恢复人本应有的权柄。这条道路是漫长的,人类 权柄的恢复是缓慢的,当然,这其中也有跳跃,那就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所谓的文艺复兴。经过基督的 千年哺育,欧洲基督徒如同长大了的骚动不安的幼儿,已不在满意甚至讨厌父母在摇篮中的呵护,挣扎着 要求自己走路,要求接触新鲜事物。这一时期的思想者开始纷纷指责教会的专横,强调人的能力、人的需 要,这种思潮被称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者反对的是教会,而不是上帝;人本主义并不是无神论,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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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承认神的前提下加重了对人的自身能力承认的砝码。 人是由灵和肉组成的,其中灵是人的实质,只有肉没有灵,那就是动物,而不是人。完全否定神、否 定灵的存在,就不再是什么“人本主义”,而是“兽本主义”“猪本主义”。 猪,本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无灵魂的典型,用来警示人类的,可是被儒道教迷惑的中国人不仅不以猪为 戒,反而向猪学习。 猪是什麽东西?猪与其说是一种动物,不如说是一种植物,或者说是一种会走动的肉。它生的肮脏, 死的窝囊,它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被人屠宰,除此之外毫无价值。它是被屠宰时唯一不值得人怜悯的家 畜。 向猪学习,就会丧失神性,具备猪性。 人一旦具有猪性,会有何表现? 第一,就是脏。干净是被中国文化所敌视的,古时,干净是奸佞、巧伪的表现,现代,干净是“小资 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屈原爱干净,沧浪之水污浊,连自己的脚都不肯洗,“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也不肯“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尘埃”。 结果,他被中国社会给淘 汰了。相反,脏,却是“曳尾于泥中”的敦朴、率真,是“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心胸豁达、 “与 世推移”。 (31)。 “扪虱而谈”是连中国的伟人都模仿的,被中国人视为很酷很帅很洒脱很豪放的肢体动作。 第二,就是不会排队。 第三,就是看不懂红绿灯。 第四,就是口无禁忌,什麽都吃。 第五,就是除了吃、性交、下崽儿,还是吃、性交、下崽儿,除此之外别无精神追求。 当然,中国人也是人,也是上帝所造,也是有灵的。中国人的灵,除了表现在尚具有原始的天生的道 德感之外,更多地是表现就是迷信。说是迷信,其实是迷而不信。在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之前有一个 节日叫“祭灶”,人们在那一天有吃芝麻糖的传统,其原因就是这一天是中国人家家供奉的灶王爷上天向玉 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日子,吃芝麻糖就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说自己的坏话。----中国人连自己所 祭拜的神灵都敢胡弄,何况是世间的凡人?!

中国人所以什麽都迷,是因为他们内心什么都不信;正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信,所以他们什么都迷。 中国人缺什麽?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虔诚。 法制,是道德的衍生物,法制不可能脱离道德母体而单独存在,因此,法制的实质就是神治。他的反面 是人治,人治不需要道德,它只需要服从。 民主,本是一种最脆弱的政体,他既经不起有力的军事打击,又经不起巨大军事胜利的诱惑。但有了 信仰作基础,他又成了最坚强的政体,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孟德斯鸠说: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公民的品德。 因此,民主的实质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专制、人治,它不需要什么品德,它的基础是恐怖。 而自由,则是神的意志的最大限度的发挥,是神的意志的最充分的体现。同时他又是专制、人治的最 大忌讳。 在人世间,除了神治,就是人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人,你选择哪一个呢?如果你选择了神治,那你就是一个人;如果你选择了人治,那你就是头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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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论法的精神》) ⑵(《二千年世界看中国》) ⑶(《罗素与中国》) ⑷(《中国人的特性》) ⑸(《论语•学而》) ⑹《论语•学而》 ⑺(《论语•学而》) ⑻(《论语•为政》) …… ⑼(《论语•子路》) ⑽(《论语•卫灵公》) (11)(《孟子•离娄下》) (12)(《孟子•告子下》) (13)(《论语•子路》) (14)(《论语•子张》) (15)(《老子•七章》) (16)(《老子•三十六章》) (17)(《中庸》) (18)(《论语•魏灵公》) (19)《孟子•离娄上》 (20)《礼记•曲礼》 (21)《礼记•内侧》 (22)《老子•三十章》 (23)《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超越唯乐原则》 (24)(弗洛伊德《性学三论》) (25)(弗洛伊德《“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 (26)(弗洛伊德《“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 (27)(《国语•周语下》) (28)《孟子•离娄上》 (29)(大鹰 《志愿军战俘纪事》) (30)(参考《读者》2000、19《就这样被你感动》) (31)(屈原《渔父》)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五 儒教是道德杀手 全文完 二十六 小 结 体育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把钥匙,一把使人类跨入文明之门的钥匙。他能化恶伪善,化仇恨为友爱, 化战争为和平。 体育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公开,这也是民主的原则,因此,体育只能诞生于民主国家,并在民主 国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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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是产生不了体育的,但自从和民主国家打了几仗,吃了几次亏之后,为了保家为国,中国人 也学会了体育。 由于动机不纯正,以及专制文化与体育精神的相悖,中国体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独属中国的怪现象。 体育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于真空之中,体育的主角是人,而人则会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带入体坛。 由于体育的公开性、公正性、透明性,使得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这一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清晰化、简单化。因 此,将体坛作为观察、研究一个社会的窗口、平台,能让人得到最直观、最简洁的答案。 在今天的中国体坛上,有两大怪现象:第一,是阴盛阳衰;第二,是假球黑哨。 中国体坛的阴盛阳衰,已经被中国的女排姑娘、马家军姑娘、女足姑娘、举重姑娘、摔跤姑娘、游 泳姑娘、曲棍球姑娘们以一次次的举世瞩目的成绩所证明。但中国人却对此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没人去 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阴盛阳衰的原因,首先是阳衰。中国文化的早熟性、静止性、感性化等特征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女 性特征。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教,而儒教正是一把阉割男人精神的软刀子,被它骟过的中国男人们,清一 色地变成了“女人”,具备了明显的女性特征,比如:依赖成性、顺从、虚荣、爱撒谎、斤斤计较、缺乏 理性、不认真、溺爱孩子等等。中国人成熟的过程就是女性化的过程。中国男人的女性化在《红楼梦》上 表现的很充分。《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它的作者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纨绔子弟,他的出身类似 悉达多,但他显然没有悉达多的悟性。《红楼梦》是一部借情言空、借空言情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其具体内容则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贵族大院中的宫帷琐事,但是就这样一部描写一堆女人们耍权使性儿的 小说,竟受到了中国人的最高礼遇,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不懂《红楼梦》被视为“红盲”。《红 楼梦》所以如此受到中国人的如此膜拜,表面上是因为《红楼梦》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实际上深层次的 原因是它满足了中国人的女性化心理的需要。日本人爱学中国,但他扪膜拜的是中国的《三国演义》,而 不是中国的《红楼梦》,这种差别就是中日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别。 中国的男人变成女人后,就开始对真正的女人进行排挤,将她们沦为生孩子的工具,不将她们当人 看待。在古代中国,女人的地位完全是由他所生孩子的地位所决定的,自己没有丝毫独立的社会地位。如 果一个女人不会生育,那她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价值就是零,她的男人可以随意处置她。 几千年非人的待遇和礼教的压迫,使得中国的女人磨练出了超强的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这 种超强的精神,是今日中国女子体育领先世界,是今日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的女性特征,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角落,同样也表现在中国的体育界,如制度的 善变、利益分配的模糊、个人情感取代成文制度等。这些制度、管理上的混沌性、模糊性,对男性运动员 的积极性、拼搏精神的挫伤极大,尽管有时运动员本人并不知觉。而这种制度、管理上的混沌性、模糊性 对中国的女性运动员却不具备什麽杀伤力,相反,中国女性对这种模糊性倒具有先天的亲和力和理解力, 这种亲和力最终转化为了运动的动力。这是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原因之二。 总之,中国文化的女性化是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根本原因,同时,体坛的阴盛阳衰又生动直观地展 现了中国文化的女性化。 1960 年,二战英雄英国人蒙哥马利元帅访华,中国人民热情招待,招待内容之一,是请蒙哥马利 观看中国的军事戏剧《穆桂英挂帅》。观看期间,蒙哥马利忽然拍椅而起,愤然离去。中国的陪同人员忙 追问原由,蒙哥马利怒气冲冲、一字一句地说:“喜欢看女人挂帅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喜欢看女人挂帅的 女人也不是好女人”。工作人员将情况汇报周恩来总理,请示下一个剧目如何安排,周恩来说:下一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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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从军》。 这个故事,是笔者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它所以能见诸于中国的媒体,那是用来表现周恩来 总理的机智幽默和民族自尊心的。但它正好也表现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对待女人态度上的差异。 表面上乍一看,是英国人歧视妇女,中国人尊重妇女,但略一品味,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是中国古代传统剧目,在古代,中国人歧视、虐待妇女堪称世界第 一,可见,凭这两个戏剧不能证明中国人尊重妇女。可是为什麽在歧视妇女的中国古代怎么会产生出炫耀 女人武力的戏剧呢? 《花木兰从军》是戏剧家们根据民间传说、历史传闻改变而成的,《穆桂英挂帅》则纯属杜撰虚构。 除了它们,中国还有《大刀王怀女》《烧火丫头杨排风》《十二寡妇征西》等系列由小说家、戏剧家虚构 的女人们打仗的故事,中国的“女人军事”文学艺术,也堪称世界第一。 女人从军,许多民族都存在,这并不稀罕,但是像中国人这样大肆宣扬、甚至不惜凭空捏造的现象, 则独有中国一家,此外别无分店。 这是为什麽?为什麽在一个歧视迫害妇女堪称世界第一的社会中,女人军事艺术之发达也堪称世界 第一?这两者之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它们不仅不矛盾,并且还是因果关系。中国戏剧、文学中的女人称雄、巾帼不让须眉,其实是现实 社会中中国女人们在受到极端歧视和非人待遇后的心理平衡和精神补偿,就象《花木兰从军》中的一句“刘 大哥讲话里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不知道出了多少代中国女人们的反抗心声。正是中国女人们这种强 烈的心理需要,才使得中国的“女人军事艺术”超常的繁荣。这并不难理解,它和备受专制压迫的中国老 百姓喜爱造反戏《大闹天宫》是一个道理。这种艺术虚构的极端是中国妇女的心理极端的外在表现,而这 种心理极端与现实中的另一种真实的极端共同维护了一种社会心理的平衡。中国“女人称雄”的艺术繁荣, 是中国人人格分裂的一个具体表现。 更让人感到稀罕的是,这些“女人称雄”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出自于女人之手,而是出自于男人之手, 这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平日里,中国男人作贱、压迫妇女,当女人为了证明自己也是人,不惜通过战 争这个血腥残酷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时,中国男人们不但不去劝阻,反而鼓励唆使女人们去干本属于男人们 干的事,去用自己的生命为国增光,为大老爷们儿们争光,自己反倒像女人一样躲在家里相互算计--中 国的男人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由此可见,让女人打仗为国争光,一直是中国男人们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真实的历史中没有实现, 今天,却在另一个“战场”--体坛上实现了!当中国的女人们在体坛上拼搏,为自己国家争得荣誉时, 中国的男人们则在后面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并不感到有丝毫的惭愧和脸红。 屈原曾经感叹“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他不知道这“时不当”竟一下子“不当”了两千二百多年! 屈原如果今天能睁开眼,他还会一头再扎进汨罗江中的。 中国的男人们呐,个个都很精,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男人。中国的男人们呐,你们要么 去做变形手术,将不配有的东西割了;要么有点骨气,跳河死了算了。这样不阴不阳地活着,简直就是在 羞辱造物主。 说“喜欢看女人打仗的男人不是好男人”的人,他国家的女人们有福了。 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国家,女人们遭罪了。 什麽是文化冲突,这就是文化冲突。同一个东西,你看着是丑,他却看着很美;你闻着是臭,他却 闻着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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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女权主义。 中国的老百姓,要么忍受等级专制,要么就搞绝对平等、绝对平均,两种极端,必居其一。中国的 女人同样如此,今天被解放了的、翻了身的中国女人们,也从西方学来了“女权主义”,并且用花木兰从 军的精神来捍卫它,事事要求绝对平等,哪个男人一提男女差异,马上会受到女人们的围攻,在她们眼中, 差异就是不平等。 男女既是不同的两性,差异就必然存在,否则,两性的存在就是多余。两性的外在差异是很显而易 见的,比如说体格、智力等,女人们不能正视这些生理、心理上存在的差异,本身就是理性不够的表现。 比如在体坛,如果女子组的金牌比男子组的金牌体积小、成色差,女权主义者表示抗议,追求平等,这是 对的。但是如果女权主义者不能正视男女的生理差异,非要取消男子组女子组的划分,让女人和男人在同 一组来决一雌雄,以证明男女的“绝对平等”,那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女人连一块小的金牌也无缘拿 到了。对于女人们这种争强好胜的非理性冲动,男人出来阻止,是爱女人;如果男人出来支持纵容,则是 在害女人,就如唆使女人们打仗的中国男人。 耶和华 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 上帝就用那人 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世纪 2:21-23) 上帝早就启示了人们,男人、女人都是上帝所造,是平等的。但这平等之中,又有秩序,因为上帝 是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 生命本质是男性(雄性),男性是第一性。 男人是社会的主体,为家庭、国家、人类而拼搏而奋斗,男人们责无旁贷;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 肉中肉,爱护女人,男人们义不容辞。 两性间的本质差异,是人类还远远不能解读的,因为它里面隐藏着生命起源的秘密;男人、女人之 间的平等与秩序的微妙也是人们把握不住的,能把握它的只有 上帝,造我们的主。 上帝的话,言极简,而意极深;上帝的话,是福音。听上帝的话,是人类所有选择中最为聪明的选 择。

足球是一项男人味十足的体育运动,他所以让人冲动、疯狂,是因为他暗合了男性性节奏。 中国的足球(男子)就象中国的综合国力,踢个友谊赛,耍个花架子,他可以逼平巴西、战胜曼连、 哥伦比亚,总是世界一流,但是真是遇到真刀实枪了,他就洋相百出了:不是勃起困难,就是硬度不够, 关键时刻又总是一射乏力。经“医生”查看,表面上是生理问题,一深究原来是心理问题。生理问题是制 度问题,心理问题是文化问题。

中国的足球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女性本质是与足球这个男性运动格格不入的。 体制尚有改革的希望,文化呢?有改的希望吗? 有一幅体育漫画:一名日本足球队员问上帝,日本队何时可以成为世界冠军,上帝说:还需要五十年。 结果,日本队员哭着走了。一名韩国足球队员去问上帝,上帝说:需要一百年。结果,韩国人也哭着走了。 一名中国足球队员也去问上帝,结果是--上帝哭着走了。 这幅漫画的名字叫做:上帝哭了。 简直是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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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你们可知道中国足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当中国的女子足球队在海外为国增光之时,中国的男子足球队却像女人--不,连女人都不如,而是 像猪一样,在自己院里将本来干干净净的绿茵场糟蹋得臭气熏天,一片狼藉。其龌龊行为的集中表现就是 --假球黑哨。 其实,中国的男足们并不比其他的中国人更坏,他们的黑假行为所以可恨,那是因为绿茵场太透明、 太纯洁的缘故。黑和假决非中国男足的专利,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标识。中国社会远比中国足坛复杂得多。 其黑,黑的发亮,黑的发白,黑的正大光明;其假,假的真实,假的诚恳,假的正义凛然。 单骂中国男足为猪,是义愤,但决不公平。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穿了,也就五个字:黑,假,女性化。 耶稣基督如是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 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 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马太7:15) 通过以上几节对儒教果实的粗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孔丘、孟轲之徒就是假先知、假圣人,就是披 着羊皮的狼。 基督的话是何等的明白,但总是有人把主的话当成耳旁风,总是说:你们看,儒教、基督教都是树, 他们都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树干都是木本的,树叶都是绿色的,其中都有叶绿素、线粒体,都能 进行光合作用,两颗树的大小相仿,就是年轮也不差上下,嗨!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 每种宗教为了结自己的果子,都要通过相同的手段,都要有自己的根、干、叶,他们的根、干、叶在 外观上虽然很相象,但并不相同,他们之间的毫厘之差,最终会使所结的果子有千里之别的。果子在一颗 树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它却是区别树与树不同的关键。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似雷同之处总是多的, 他们的相别之处总是小的,但就是在小小的果实之上的差别,才是区分不同宗教真正的关键所在。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人猛然醒悟:儒教果实的味道虽甜,但是对人有毒有害。于是从洋务运动始,中国 人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改革、维新、革命征途,但不管是洋务、维新还是革命,都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 换药,治标不治本,都没能真正的改变中国。头也断了,血也流了,一百多年后,蓦然回首,中国竟还在 原地打转转!真是可怕。 何以如此?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到旧 皮囊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了,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到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 了。(马太 9:16)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流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没有人 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路加 5:39) 基督的话就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但是中国人“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罗马 11:8)“你们听 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使徒 28:26) 听不到福音,不明白福音的中国人,他们所有的改革、革命都是嫁接式的,刀砍去的仅仅是些枝叶, 嫁接上的也是些枝叶,这样结出的果子,必定是窜味的。其中,共产党的革命最为彻底,他将儒教之树拦 腰斩断,嫁接上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不行,马克思主义枯死后,儒教之树又发芽生枝,重焕青春。 这是为什么?因为儒教的根还在! 那么,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自尊、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做为一个不忍心再让儒教荼毒中国的中国人,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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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早就让先知告诉了我们: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 3:10) 是的,必须连根拔起,丢在火里,否则,它必重生。 那么,儒教的根在哪里呢? (《被欺骗的中国人》 二十六 小 结 全文完

二十七 宗法制度 儒教的直接根源就是周代的宗法制度。 孔丘是儒教的创始人,他对周代的文物制度推崇倍至,一往情深。“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⑴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⑵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教授学生的教材, 《诗》《书》《礼》《易》就是西周人的著作。儒家思想就是孔丘于春秋“乱世”欲扶宗法制度大厦将倾 所作努力的最终成果,虽然他没能终结“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不自觉中,他却将外在的宗法制度升 华为了内在的道德要求。周人将血统扩展为了政统,而孔丘则又将血统、政统推演为了道统。孔丘的儒家 思想是宗法制度的灵魂,它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僵化,具有了非常的适应能力,虽然屡遭磨难但生命力依然 旺盛,至今不衰。 那么,周人的宗法制度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周人本是一个活动于黄河上游、渭水中游,今陕甘地区的一个小部族,后来为躲避西戎的攻击,东 迁至歧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歧山县),故得名曰周。 迁居歧山后,穴居野处的周族在周文王时期实力得到迅速增强,逐渐成为西北诸族的头领,并对中 原的商王朝形成步步进逼之势。周文王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即位后,迁都镐京(今西安西南),将政治军 事中心东移,为伐商做准备。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率本族士兵并纠集一些部族对中原的商人发动进攻, 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击败商纣王的军队,商人王朝灭亡,周人取而代之。 周武王用武力灭掉商王朝后,马上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即昔日西隅的小邦周,怎样统治新 占领的人口众多的东方广大地区。武王为此“自夜不寐”,但他还是没能解决问题。不久,在克商后的第 二年,他就生病死了。武王死后,他的儿子太子诵即位,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行政事。于是治理天 下的重任便落在了周公的肩上。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原,故称周公。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⑶(吊:伤,叔:末世,咸:同) 面对众多的商人后裔,姬旦采取了安抚的政策;而对商人优越的宗教文化,姬旦却没有承袭而是采 取了否定的态度。商人极尽敬神事鬼之能事,但那些鬼神不仅没能保佑他们昌盛,反而使他们牧野惨败, 丢掉了江山。所以姬旦认为,商人正是近鬼神而远人事才导致了惨败于小邦周的悲剧,所以他便广封亲戚, 以屏障周室。亲为同姓本族,戚为异姓姻亲。姬旦摄政期间封国七十一,姬行就占五十三,此所谓“亲亲 建国”。周之同姓子弟其甥舅功臣被封往各地立国建邑,成为诸侯,诸侯再封土于大夫,大夫再赐田于士, 受封者多为领主之本族同姓。 但是怎样才能使受封的亲戚们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保持血缘亲情、宗族团结,保证封建的努力不会 付诸东流呢?为此,在封建亲戚的同时,深谋远虑的姬旦便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旨在巩固封建成果的宗 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内容有三: 第一,是嫡长子继承制。一人死后,他的地位财产由他的儿子继承,他的兄弟、亲戚和血缘以外的 人均无权过问。为防止儿子们争夺而发生内乱,又将儿子们分为嫡子和庶子,正妻所生为嫡子,旁妻所生 为庶子,其中,只有嫡系长子才有继承权,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就是嫡长子 继承制。 第二,是分封制。继承了父亲地位和财富的嫡长子,不能将家产独吞,而必须将家产按血缘的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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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给自己的弟兄们,并承认诸弟兄在封地的统治权和宗主地位。在政治上,这叫“授土授民”,在宗法 上叫做“别子为主”,二者合一便是宗法分封制度。 第三,是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祖先神位,“宗”之原始 意为“尊祖庙也”。⑷一年中,除了特定的和临时的祭祀日期之外,还有四季固定的祭期。祭祀由嫡长子 即宗子主持,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以及祭祀的程序 等都依主祭者的身份、祭祀名目的不同而各有详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祭礼,他是周礼中最重要 的部分。“夫祭有十伦焉:见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 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有秩序焉,见上下之际焉。”⑸宗法祭祀制度是用来 别亲疏,序长幼,尊祖敬宗,维系宗族团结的。 宗法制度使得统治者根据血缘亲疏区分了尊卑贵贱,划分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等社会等级,将 家族内部之“亲亲”推演为国家社会之“尊尊”。在这种制度下,天子为最高祭祀,君主即是宗主,君权 也是宗权,各级君臣关系,也是大宗、小宗与族人的关系,即所谓:“有父子而后有君臣”“父子亲然后 君臣有正”“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⑹, “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⑺ 。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家 天下”“家长制”的开端。 血缘是氏族社会的原则。按照关于国家的一些经典概念,国家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国家的 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地域原则取代血缘原则。 但是周人就例外,就特殊,偏偏用血缘原则建立了国家, 并且成功地将国家政权维持了近八百年之久。不仅如此,宗法制度精神及其所奠定的社会结构定式并没有 被周人带进坟墓,而是成为了中国的传统保存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单单用“成功”一词是不足以形容 周人的神奇的。 宗法制度是氏族血缘的国家化,其精神实质是氏族血缘,其宗教实质是祖先崇拜。 那么,这个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最终分娩出儒教的宗法制度,是野处西北的周人的发明创造呢? 还是像儒经中所说“殷因与夏礼”“周因于殷礼”⑻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⑼是因袭借鉴夏、 商二代文明的结果呢? 先让我们看一看周代的上一个王朝,商朝。 商本是一个有文字的朝代,但商灭亡之后,其王室档案文献或毁于战火,或逐渐失落,到了商灭亡 后六百年的孔丘时代,情况已经是“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 ⑽ 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编纂《史记》时,他能用以记叙商史的文献就非常少,有关商代的篇章只是 一个粗浅的概要,仅有商王室的世系和极少的几个历史事件。 文献资料的缺乏,使得后人认识研究商代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使得商代史的研究得到了突破。清代末期,商王室用于占卜的刻有文字的牛肩 胛骨、龟甲,在古董市场上被学者偶然发现,于是,甲骨便成为了人们研究商代社会的最可靠最丰富的第 一手资料。随着甲骨的大量发掘和学者们对甲骨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商代社会的许多特征渐渐浮出水面。 根据美国学者张光直的研究,商代政权为一个子姓的王族所掌握,王族内部按十天干分为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干群。这些干群是商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他们之间又分为两组 (两派)A组和B组(新派和旧派)。A组(新派、激进派)包括加、乙、戊、己,B组(旧派、保守派) 包括丙、丁、壬,庚辛没有结盟或是形成了一个分立组织,其地位或高于或平行于A、B两组,癸暂时出 现于B组。两组划分的根据是他们在祭祀上,也可以说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A组的祭祀活动特征是简洁、 系统、正规、有朝气;B组的祭祀活动特征则是繁杂、混乱、崇拜对象广泛、占卜内容庞杂。 王位的继承,虽不遵循机械的法则,但是它必须遵守两个原则:第一,王位不能由同一干群的子弟 继承,也就是说王位不能保留在同一干群内;第二,当王位由同组的另一干群的人来继承时,继承人必须 是上任国王的同辈、兄弟辈,当王位由另一组的人继承时,继承人必须是上任国王的下一辈、子辈。 这种王位继承制度所产生出的任何新国王都不会是旧国王的儿子、兄弟,新王一旦选出,他就会被 按继承顺序记录在占卜记录上,而他的血统却被忽略不记。 商代的这种两组十干群间的轮流继承制度,和周代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征的宗法制度有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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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的不同。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说: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制, 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11) 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实质是血缘,宗教实质是祖先崇拜。祖先是周人崇拜的最高对象。 商代也存在有祖先崇拜,但商人崇拜的最高对象始终是超越血缘、主宰宇宙、统领众神的“帝”“上 帝”。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2) 可见,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周代的制度与商代的制度都是相差径庭、截然不同的,周人的宗法制 度不可能是承袭商人的。 那么夏代呢? 说到夏代,就要正视中国的上古史了。 中国有个现成的上古史,那就是中国传统典籍中记载的历史,即三皇五帝夏商周。但中国古籍中所 记载的上古史,是混乱模糊、漏洞百出的,比如所谓的“三皇”,不同的史书就有至少七种不同的说法, “五帝”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如此,但它仍有一个大致的系统,将他整理一下,使之简单化,就 会得出一个如下的史系: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采石补天,伏羲画八卦、始创文化,神农教耕五谷、 尝百草、发明医药,黄帝建国家、为大一统之肇端。黄帝崩,其孙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黄帝之 曾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喾崩,其子放勋立,是为帝尧;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禹建夏朝。夏末帝桀 荒淫无道,诸侯商汤伐之,灭夏建商;商末纣王荒淫无道,诸侯周武王伐之,灭商建周。--这就是所谓 的五千年文明史(从黄帝算起)。 但是这个史系是经不起推敲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新 文化运动之科学精神,运用新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考订、考次中国古史资料,对中国古史资料进行了认真 的梳理和研究。研究结果证明夏代遗留下来的文献都是后儒们伪造的,夏代及夏代以前的古史皆是后儒们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都是后儒们伪造的。 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他的研究破除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四个基本的传统的历 史观念:一,打破了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二,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了古史人化观念; 四,打破了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3) 顾先生的研究,起码可使我们明白两点:一,夏代及夏代以前的历史不可信;二,商人并非是夏朝的诸侯、 臣子,周人也非商朝的诸侯、臣子。 中国古籍中的古史既是伪造的,不可信,那么,我们怎样来判断“夏朝”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又 是个什么样的呢?中国的文明史又究竟何时是开端的呢? 那就必须要从考古入手了。 依据考古学概念,人类社会是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然后进入文明时代的。 文明,尚无统一概念,但它具备一些公认得特征,比如:城市,大型建筑物,文字,青铜器,社会阶 级分化,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如果一个时代不具备这些特征,它就尚没有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的商代无疑已步入文明社会,它几乎拥有文明社会的一切特征:城市,大型宫殿,阶级分化,青 铜器,文字等等。商代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是经安阳殷墟(晚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中商),偃师二里 头(早商)等历史遗址的考古实物证实了得了。经考古证实,商代亡于公元前 1046 年,兴起于公元前 1700 年左右(成汤建都)。 那么,商代以前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在中原地区(今河南省境内,也是传说中夏朝的所在地)商代的 遗址上再往下挖掘, (在考古上,地层愈下,时代愈前)发现依次大致叠压着如下几个文化堆积层:二里头 文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