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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一代通讯(第 1 期)2012 年 5 月 15 日出刊 本期目录: 1、《八九一代通讯》发刊词 2、【时事评论】王东海先生追思会在纽约隆重举行 3、【人物访谈】楚延庆:《陈青林访谈——从六四一代到北京守望者》 4、【思想文摘】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 5、【八九人物】 A、王有才:《怀念王东海》 B、孙宏 6、【八九图片】 《八九一代通讯》发刊词 鉴于“八九一代”的人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陆续进入社会的中坚阶层;而且这一代人经 历过六四的洗礼,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对民主理念有更强烈的追求,普遍在内心中有“六 四”情结。虽然现在还不能有效集结,但是在未来中国大陆发生变局的时刻,一定会是变革 的主力军。 鉴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已经进入高度不稳定,不确定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 使得政府有效管制面临更大挑战;另一方面,当局仍然继续采取保守的政治政策。因此,可 以预期的是,无论民间还是体制内,都需要更多的关于中国走向共识。 因此,如何从现在开始逐渐在这一代中间扩大联系网络,加强沟通,重新凝聚队伍,就 不仅深具意义,而且有现实需要。从目前的初步了解上看,海内外的“八九一代”的朋友对 这样的想法都高度赞同并十分期待。在这方面,我个人以及在海外联络的“八九一代”朋友 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们决定选择在八九民运中绝食开始的纪念日的今天,恢复发行《八九一代通讯》 。 这是一个内部网络交流平台,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的宗旨,就是供八九一代的朋友在 内部交流信息,交换思想,加强联络。我们预计《通讯》将以半月刊的方式发行。因为这是 一份内部刊物,我们希望各位不要将每期内容公布到传统媒体上。 办好这份内部交流刊物,我们需要大家的鼎力帮忙,这包括几个部分: 1、欢迎大家积极投稿。我们的想法是,既然这是一份内部交流感情,不对外公开的刊 物,那么我们欢迎各种主题,各种题材的稿件,形式上尽量不拘一格。可以是政治评论,也 可以是散文随笔,甚至可以是文学作品。我们更欢迎大家提供与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相关的 个人回忆、照片,以及目前现状的介绍。凡是首发稿件,我们将以每篇一千至三千字的文章 以 100 至 150 美元的稿费标准支付稿费。 2 欢迎大家帮忙收集整理《八九一代通讯》的发行名单,请你提供你周围的八九一代, 或是你认为支持八九理念的朋友的 Email 地址,我们会一一加入群发名单,定期发送刊物。 同时也希望你能尽可能地向你认识的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朋友转发本刊。 关于本刊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您联系王丹:wangdan@gmail.com 投稿(略有稿酬)请寄至本刊编辑吴仁华: yenhua2011@gmail.com 王丹 2012 年 5 月 15 日


【时事评论】 王东海先生追思会在纽约隆重举行 2012 年 5 月 12 日下午, 日下午,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部大厅里挤满了人群, 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部大厅里挤满了人群,人们沉痛悼念坚 强的民主战士、 强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先生。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先生。来自各人权民运组织的代表和纽约各 界人士七十余人出席了今天的追思会。 界人士七十余人出席了今天的追思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主持了追思 会。 会场庄严肃穆, 会场庄严肃穆,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美国委员会、北京之春杂志社、 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民主运动联 席会议、 席会议、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共和党筹委会、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民主论坛 《民主论坛》 民主论坛》、胡耀邦赵紫阳基 、胡耀邦赵紫阳基 金会、 金会、中华学人联谊会以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等数十个团体及个人敬献的花圈、 中华学人联谊会以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等数十个团体及个人敬献的花圈、挽联摆 满了会场。 满了会场。 全委会共同主席王有才博士代表全委会致悼词, 全委会共同主席王有才博士代表全委会致悼词,悼词中说: 悼词中说:王东海一生饱受磨难, 王东海一生饱受磨难,正 满怀希望期待黎明的曙光, 满怀希望期待黎明的曙光,却匆匆离去, 却匆匆离去,连一封遗书都没有留下, 连一封遗书都没有留下,但历史将会授予他最荣 耀的桂冠: 中国最黑暗时期的“ 豪侠志士” 杭州孟尝君” 异议人士” 耀的桂冠 :中国最黑暗时期的 “豪侠志士 ”、“杭州孟尝君 ”、“异议人士 ”、“民主党 人”、“民运东南擎天柱” 民运东南擎天柱”!历史将永远记得: 历史将永远记得:在最黑暗的时刻为光明奋斗但却在黎明前 倒下的英雄-- 倒下的英雄--王东海 --王东海! 王东海! 王有才博士还深情回忆与王东海先生共同奋斗的经历, 王有才博士还深情回忆与王东海先生共同奋斗的经历,他俩曾因参与“ 他俩曾因参与“六四” 六四”民主运 动被判刑, 动被判刑,在监狱相识 在监狱相识, 相识,建立起兄弟般的信任和友谊, 建立起兄弟般的信任和友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民主运动 中留下许多共同奋斗的足迹, 年冲击党禁, 催生了中国民主党。 中留下许多共同奋斗的足迹 ,直至 1998 年冲击党禁 ,催生了中国民主党 。王有才博士在发 言中对王东海以及所有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和受到迫害的同仁, 言中对王东海以及所有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和受到迫害的同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沉重 的歉意。 的歉意。 全委会秘书长傅申奇先生代表全委会秘书处发言, 全委会秘书长傅申奇先生代表全委会秘书处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王东海先生的生平 事迹, 事迹,他说: 他说:王东海先生是七九民运的老战士, 王东海先生是七九民运的老战士,浙江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 浙江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民主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 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意外离世不仅对浙江的民运人士, 他的意外离世不仅对浙江的民运人士,民主党人是一件悲痛的事, 民主党人是一件悲痛的事,并且 对海内外所有的民运人士、 对海内外所有的民运人士、民主党人都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民主党人都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向在最黑暗的时刻为光明奋斗 但却在黎明前倒下的英雄王东海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 但却在黎明前倒下的英雄王东海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请浙江的民主党人向他的家人转 达我们的深切慰问。 达我们的深切慰问。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让他参与竖起来的中国民主党的旗帜扎根中 国大地, 继续迎风飘扬, 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 建立宪政民主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 国大地 ,继续迎风飘扬 ,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 ,建立宪政民主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 。 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先生代表民主党全委员执行委员会发言, 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先生代表民主党全委员执行委员会发言,他说: 他说:“正当世人瞩 目的中国政局进入倒计时刻, 目的中国政局进入倒计时刻,却传来了噩耗, 却传来了噩耗,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王东海先生, 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王东海先生,因心脏病 突发与 2012 年 4 月 28 日去世, 日去世,为此悲讯, 为此悲讯,我们无比悲愤, 我们无比悲愤,惋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民主党 重要的有才干的战友 重要的有才干的战友。 的战友。我们在此追思先生: 我们在此追思先生:精神永驻! 精神永驻!” 全委会监委主席刘念春发言, 全委会监委主席刘念春发言,追忆当年王东海去北京探望魏京生的往事, 追忆当年王东海去北京探望魏京生的往事,魏京生先生 也请吕京花女士向王东海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也请吕京花女士向王东海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陈立群女士代表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致悼词,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陈立群女士代表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致悼词,她称王东海先生” 她称王东海先生” 生为人杰、 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死为鬼雄“。 大陆的秦永敏先生在唁电中说“ 大陆的秦永敏先生在唁电中说“冲击党禁的序幕, 冲击党禁的序幕,此举的历史性意义举世皆知, 此举的历史性意义举世皆知,其深 远影响未可估量, 远影响未可估量,然而, 然而,东海先生却突然离去, 东海先生却突然离去,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世沧桑, 人世沧桑,生命短促, 生命短促,但只要活出了自身价值就不枉然。 但只要活出了自身价值就不枉然。” 学运领袖王丹发来唁电: 学运领袖王丹发来唁电:“我认识王东海是 1993 1993 年,那是我出狱后不久, 那是我出狱后不久,就在杭州与 有才一起与东海兄相认识。 有才一起与东海兄相认识。自那以后, 自那以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95 年 5 月我第二次被捕, 月我第二次被捕,东海兄在此展现出大难当头的勇气与风骨, 东海兄在此展现出大难当头的勇气与风骨,依然挺身而出, 依然挺身而出,公 开为我和魏京生呼吁, 开为我和魏京生呼吁,结果他因此而被捕并劳教, 结果他因此而被捕并劳教,这份感情与义气是我终生难忘的。 这份感情与义气是我终生难忘的。“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主席王策博士请韩武先生代为致辞: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主席王策博士请韩武先生代为致辞:缅怀王东海的一生, 缅怀王东海的一生,从七九民


主墙运动到八九天安门民运, 主墙运动到八九天安门民运,继之九八浙江民主党建党运动, 继之九八浙江民主党建党运动,无不投身其中, 无不投身其中,走在前列, 走在前列, 活跃着他光辉的身影。 活跃着他光辉的身影。八九年他打出“ 八九年他打出“不要杀学生! 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 向我开枪!” 与“死为鬼雄” 死为鬼雄”的壮烈 横幅标语, 横幅标语,动人心魄; 动人心魄;九八年和王有才、 九八年和王有才、林辉三人到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浙 江省筹委会的申请书向党禁发起冲击, 江省筹委会的申请书向党禁发起冲击,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卓越贡献, 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卓越贡献,为历史留下绚丽的 一笔。 一笔。 《民主论坛》 民主论坛》总编洪哲胜博士说: 总编洪哲胜博士说:“我投身于台湾民主化事业整整三十年, 我投身于台湾民主化事业整整三十年,台湾实现 民主化后又转身为中国大陆从事民运十五年。 民主化后又转身为中国大陆从事民运十五年。今天, 今天,我代表我身后一大批民主的支持者为 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民运人士而悲痛。 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民运人士而悲痛。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信念, 只要我们坚持信念,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中 国今后一定会走向民主! 国今后一定会走向民主!” 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在悼词中说: 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在悼词中说:"王东海有两个精神将永远鞭策激励我们, 王东海有两个精神将永远鞭策激励我们,一 是持续性, 是持续性,一是开创性。 一是开创性。持续性和开创性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 续性和开创性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如果说王东海这样的民 运人士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脊梁, 运人士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脊梁,那么这两种精神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脊髓。 那么这两种精神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脊髓。" 民主女神像基金会主席、 民主女神像基金会主席、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先生表示: 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先生表示:民主女神像在中国大陆矗立之 基座上一定会镌刻着王东海先生的名字。 时,基座上一定会镌刻着王东海先生的名字 。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唐元隽先生、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唐元隽先生、中华学人联谊会 秘书长金岩先生、 秘书长金岩先生、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先生、 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先生、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主席高光俊 律师、 律师、”六四“ 六四“学运领袖项小吉律师、 学运领袖项小吉律师、”中国妇权“ 中国妇权“主席张菁女士、 主席张菁女士、中国受难者基金会主 席刘路律师、 席刘路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李国涛先生都在追思会上发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李国涛先生都在追思会上发言, 都在追思会上发言,高度评价了王东海不 平凡的一生。 平凡的一生 。 严家其先生、 其先生、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刘青先生、 刘青先生、谢选俊先生、 谢选俊先生、夏明先生、 夏明先生、侯文卓女士、 侯文卓女士、王澄博士、 王澄博士、 李进进律师、 李进进律师、孟玄先生、 孟玄先生、孔灵犀先生打来电话, 孔灵犀先生打来电话,表达他们的哀思和对王东海家属的问候。 表达他们的哀思和对王东海家属的问候。 中国民主党北京地委、 中国民主党北京地委、四川地委、 四川地委、贵州地委、 贵州地委、湖南地委、 湖南地委、山西地委、 山西地委、甘肃地委、 甘肃地委、上海 民主党同仁、 广西民主党同仁、 中国民主党香港地委、 泰国地委、 日本地委、 菲律宾地委、 民主党同仁 、广西民主党同仁 、中国民主党香港地委 、泰国地委 、日本地委 、菲律宾地委 、 纽澳地委、 纽澳地委、荷比卢地委、 荷比卢地委、西班牙地委都发来了悼词。 西班牙地委都发来了悼词。 追思会还宣读了莫少平律师、 追思会还宣读了莫少平律师、王森先生、 王森先生、刘泰先生、 刘泰先生、郑玉麟先生、 郑玉麟先生、沈建明先生的唁电 和悼词。 和悼词。 墙上悬挂着李劼、 墙上悬挂着李劼、黄河清 黄河清、王军涛、 王军涛、熊焱、 熊焱、赵绍铭、 赵绍铭、查建国、 查建国、李海、 李海、宋书元、 宋书元、莫逢杰、 莫逢杰、 陈立群、 陈立群、吕耿松、 吕耿松、林辉、 林辉、吴高兴、 吴高兴、付国涌等人以及纽澳民主党同仁为王东海先生撰写的挽 联。 傅申奇说“ 傅申奇说“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王东海一生扎实地为民主事业做出了贡献, 王东海一生扎实地为民主事业做出了贡献,历 史将为他写下重重的一笔。 史将为他写下重重的一笔。诚如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所说, 诚如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所说,改变中国的路径我们无法确定, 改变中国的路径���们无法确定, 但是开放党禁报禁, 但是开放党禁报禁,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中国民主党肩负历史重任, 中国民主党肩负历史重任,勇于担当历史角色, 勇于担当历史角色, 我们对他的追思也是对他的努力的肯定。 我们对他的追思也是对他的努力的肯定。王东海安息! 王东海安息!请家属节哀! 请家属节哀!” 陈破空先生作诗歌吟道: 陈破空先生作诗歌吟道:“东海日出天台间 / 微光曾照旧山川 / 三度出师勇不减 三度出师勇不减 / 一夕古刹恨长眠 / 感念豪杰同旗帜 / 相知何必曾相识 / 待到自由花满园 / 把酒临风祭 英贤。 英贤。” (施卫江撰稿 徐明 张玉红摄影摄像) 张玉红摄影摄像)


王东海先生追思会会场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有才博士发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秘书长付申奇先生发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宋书元先生发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监察长刘念春先生发言

中国社会民主党刘国凯主席发言


《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博士发言

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先生发言


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律师发言

中华学人联谊会秘书长金岩先生发言


中国民主运动受难者后援会会长刘路律师发言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李国涛先生发言


吕京花女士代表魏京生先生致悼词

沈源先生发言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唐元隽先生发言

韩武先生代表中国共和党王策博士和中国民联薛伟主席致悼词


著名民运人士魏泉宝先生发言

中国妇权主席张菁女士发言


八九学运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律师发言


【人物访谈】 楚延庆:《陈青林访谈——从六四一代到北京守望者》 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即政教关系)是笔者访谈的关注点。 上次访谈胡石根老师,解决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在中国民主化和福音化的关系上获得了 突破,即福音化的重要意义。 历史的困惑是:中国曾经建立了亚洲最早的民主共和国家,为什么就被推翻了?垮台 了?这与福音化有关吗?从 1919 到 1989 的 70 年,“五四”是“六四”劫难的开端。而 70 年也是以色列被虏巴比伦后归回,圣殿被毁和重建的年限。 反思 89 民运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从中梳理出民主与福音的线索。比较性的话题, 例如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也可算是一些浅显的思考。人性的见证,两个天地, 信主耶稣前心中的忧虑和重担,或者说是心中感受到中国的黑暗,与信主耶稣后心中感受到 的盼望,光明进入心中,重生的标志等等。 对于 1989 年以来所熟悉的战友,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而张前进牧师在这个 群体中做了福音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果效,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结尾所总 结的那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 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让我们摘取其中的历史片段,让历史告诉未来,也把历史留给未来。为此,笔者访谈了 蒙古族陈青林先生, 一、学生生涯 钟道: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么多年过来也很不容易,请您介绍一下从上大学,到毕业结 婚生子,这 20 多年来的经历。 陈青林:我是 1987 年到北京气象学院,1991 年毕业,学的专业是天气动力学。在大二 的时候,赶上 89 年民运,本来从心里对社会比较关心,从小受家庭父母的影响,对社会的 公平正义就很关注,所以民运一起来就积极参加进去了,当时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对 胡耀邦逝世的事件,反响很大。我所在学校小,86 届的学生搞了一个学生自治筹委会,我 主要是跟着其他学校的领袖们跑,每天早早就往北大、清华、北师大跑,跟在杨涛、常劲、 王有才、李海、王志新后面做些事。 李海是我一上大学,在 1987 年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正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后 来考上了,上北大读研不久,就学潮了。 受他们的影响,再加上主要还是受我的大学英语老师许培的影响。他是方励之的信徒, 他跟刘刚、吴蓓的关系都特别好。他给我们上完英语课,就讲西方的哲学、自由民主之类的。 咱是学理科的,人文社科类的东西接触的少。所以主要还是通过这些人的只言片语,对民主 自由思想有所了解。主要因素是人,这些人是朋友、认识,他们干的事情就跟着去跑。对民 主政治、社会正义等,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当时可以说还是根本一窍不通。 那时候是很淳朴,主要还是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爱祖国、爱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的。 那时候的口号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我们思维模式里主要还是共产党的那 套教育在起作用。 1989 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在高自联里面,跟着那些人,帮着去干点事。咱也没有 什么发言权,只是去传达一些命令,帮着去搞个纠察,给广场送个信之类的。 二、平静与波澜 钟道:1989 年六四期间,你在高自联里主要是做一些联络的工作吗? 陈青林:主要还是跟着李海,李海是北大搞具体联络和纠察的。但是对于 1989 年,在 我自己内心中,在学生运动初起的时候,就不乐观,从一开始就不乐观。我对于共产党的历 史还是读了不少书的。对于单纯的这种学生运动,一开始就觉得镇压肯定是必然的,流血也


是可能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冷静。 包括刘刚等跟我谈了两次之后,就觉得这大二的学生很冷静。可能因为他们是学文科的, 就很理想化、很浪漫。而我本身因为性格原因也好,知识结构也好,就比较务实。觉得这个 运动不能那么乐观。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看看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理论。就是 从西方,主要还是法国的启蒙主义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等等。而在国内的知识精英里面,因 为我一入校就遇上反自由化,就关注刘宾雁、王若望等。慢慢的在 89 运动起来之后,发现 好多高校的青年老师学者等,都很有理论。而我那个时候年龄小,只是在寻找。 三、427 大游行之后,全力以赴。 钟道:从 1989 年的 415 到 64,被称为惊心动魄的 50 天,在这 50 天中有几个转折性的 重要事件,你能从这些阶段性的划分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吗? 陈青林:415 胡耀邦一去世,因我平时本身就比较关心时政,当时就心里就觉得是个大 事,所以比较关注时局的变化。最早是 419 北师大聚集到新华门,420 才有大一些的游行, 走到了天安门。那些我都没有参与,我们宿舍其余的学生去了。 一开始我比较低调,甚至于对北师大学生第一次上街的事还不太信。我不信不等于我不 置身事外,第二天我就到各大学校去看。回来后,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小字报是我贴出来的。 我到北大看完之后,回来,见我们学校没有动静。416 早上,我就贴出第一张小字报。到了 下午,学校的大字报就出来了,人也聚集起来了。 420 我们学校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那是 86 级搞的。他们让我参加,我也没有参加, 我的性格本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们组织的面向全校师生的讲演,却把我拉去做第一个讲演。 讲到一半,学校另外一个 86 级的老大哥,是咱们内蒙老乡,阿拉善盟的,把我就给拽下来 了。他那人比较老实、比较本分,不愿参与社会活动,怕我闯祸。他就说:“别人都不说, 你上去说什么呀?”就把我给拽跑了。 “426 社论”出来之后,在 426 的晚上,高自联主席的周勇军他们为了反对“426 社论” 的定性,要搞全市大游行。在当天晚上,通知发到各学校。结果到半夜凌晨,又撤销通知。 北京高自联因为游行的事发生了一些权力变化,我不太清楚。而那天晚上,我就在我们学校 开始组织,做标语口号、旗帜什么的。 早晨的时候北京高自联来人通知,说游行取消了。虽然说是取消了,86 级的说取消了, 但是我们 87 的学生已经聚集起来了。我们班一个叫马时强的学生,扛着大旗就出去了,后 边跟了一些学生。学校老师和党委来阻拦,但是也拦不住了。这样就硬把学生拉出去了。我 们气象学院正好在国家图书馆对面,国家气象局的院子里。我们出来发现大街上还没人,就 在大门口里面那一块等候。 这样我们个别的人就出去看,听说北大的游行队伍快到人大了,就是到老中关村了。这 时是 427 大游行的早晨 5 点钟,一直等到 8、9 点。在 9 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与北外、中央 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就汇合到友谊宾馆那里。与北大、人大的队伍汇合一起,冲破了 警察和武警的第一道人墙,开始了 427 大游行。 这样我就是从早晨沿着二环游行,一直到晚上快 12 点了,才走回到学校。 这当中,晚上 7 点多钟新闻联播,我走到西直门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语气就缓和了, 说“学生是爱国的,……”什么什么的,就跟“426 社论”的调子不一样了。游行的学生就 高呼“我们胜利了。”一片欢呼之声,也开始唱一些不是很悲情的歌,喊口号也不是“爱国 无罪”之类的很严肃的口号了。开始唱一些玩乐的流行歌曲,如“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之 类的。 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悲哀。这就叫胜利了吗?我当时还是自以为很成熟的,就心情默默的 走在学生队伍里面。 第二天,我还给那天表现不错的,一直坚持下来的两个 88 级学生,自己掏钱买了几个


笔记本,写了赠言,签上“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名,给他们奖励了一番,说:“你们表 现不错”。 通过这次的“427 大游行”,我就彻底的全身心的卷进来了。主要是跑到北大的学生自 治联合会,当时主事的是一个叫杨涛的,是 88 级北大物理系(历史系的,与王丹是同班同 学----编者注)的。王丹,刘刚(刘刚没有担任过常委,他是北大物理系 85 级硕士研究生, 当时已毕业离开北大。----编者注)等第一拨的常委都换下去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 了杨涛在主事了,一个小孩。 我是跟着杨涛参与了“五四大游行”,那次的游行非常大,是一次胜利撤退性质的游行。 我坐在杨涛的指挥车里,一直陪着杨涛巡视游行队伍。“五一”之后,赵紫阳一讲话,确实 缓解了很大的紧张气氛。当时媒体也相对放开了,再加上从 4 月底,拖了有 10 来天,学生 也都有些疲了。而“五四大游行”是第一次社会力量介入的大游行,有了新闻媒体等从业人 员的介入。 四、第一个 10 年之一,广场。 钟道:你认为转折点性质的事件有哪些?我指的是对你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 陈青林:“五四”记者参与的大游行是一次转折性质的,又掀起了一个高潮。等到 513, 北师大吾尔开希、柴玲、北大彭荣等发动绝食,一下子就彻底把学潮推向了最高潮。 绝食的时候,北大的赵体国等人,绝食前在广场开“绝食誓师大会”。念 7 条要求,就 像宣誓一样。后来有说是柴玲,但一开始我看到的就是北大王丹、北师大吾尔开希他们。到 了广场后,就绝食开始了,这当中是吾尔开希发动起来的,还是其他的人搞不清了。就是到 广场之后宣布绝食之后,大家就开始全部绝食了,这是一个高潮。 514 那天晚上,陈希同去了一次广场。陈希同去广场的时候,他的保卫人员也多,挤在 广场的学生也多,我们就是远远的看见。给我的印象就是学生起哄,把他给哄走了!我这种 比较传统的理念的人,不太喜欢不礼貌的行为,不管陈这个人怎么差劲,从秩序的角度讲, 学生不应该那样哄他。我当时对学生的感觉不太好,这样容易激化矛盾,体现不出一种宽容 精神。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好好的把话讲完?或者是采用其他方式什么的? 一直到戈尔巴乔夫访华,柴玲他们就在广场天天开会讨论:撤?还是不撤?我也参加了 他们的会。那时候戴晴和严家祺、王军涛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就介入了,学者希望学生和平 撤退,给体制内改革派一个面子。但是那个时候,学生表面上是有组织,实际上是毫无组织, 谁也说服不了谁,情势完全被学生里面的激进派控制了,吾尔开希、李禄、柴玲就是所谓的 激进派。谁最左,也就是说,谁跟政府的态度最顶牛,谁就控制住了话语权。所以,我也觉 得是很悲哀的。 到 5 月 18 号,中央召开对话会。实际上他们是开了好几起对话会的,跟知识分子,跟 大学生,跟高自联的领袖。而那天下午,我觉得广场上这个组织,那个组织,这个主席,那 个主席,我就觉得太乱。当时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号码你能找到邓小 平。”这很神秘呀!我也很高兴!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就说:“我有事,想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反映。我是 一个大学生,属于学生绝食的一员,代表的是我们学生的心声。”他说:“那你就来吧。你 骑车怎么怎么走。” 走来走去,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后门。谁接待我的呢?是王刚。这王刚就是后来的中办主 任的王刚。当时他是国务院信访局的办公室主任,局长叫郑幼梅。当时王刚的态度确实很好, 就把我从后门接应进去了,就来了一个郑幼梅这样的人物。王刚说:“这是我们国务院信访 局的局长,郑局长。”于是,我就提了两点:“现在学生爱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代表大多 数学生的主流的,希望中央切实给个明确的态度,要承认我们学生的爱国。第二就是,我们 确实对于广场的失控,和这种乱七八糟的现状表示担忧,解决的方法就是希望中央开圆桌会


议,赵紫阳、李鹏跟学生能够达成共识。”他说:“你的意见已经接受了,正在开对话会议。” 这是 518 发生的事,但是到 519 晚上就宣布戒严了。在我所经历过的标志性事件中,对 柴玲和吾尔开希这些人的印象都不太好,对王丹印象非常好,对封从德、刘刚、常劲那些实 干的印象好,就是对那些咋咋呼呼的人印象都不太好。觉得他们这样怎么能叫搞民主?一次 我忍耐不住气愤就对柴玲说:“你这种人比共产党还专制!你这种人怎么这么胡来呢?”把 她气得在广场上直翻白眼,我就是属于这么样的一个人。 519 戒严之后 15 天就镇压了。当时镇压的那天晚上(6 月 3 号的晚上),我就在广场, 12 点以前在广场,后来有人说:“西单那边,木樨地打起来了。”这样我就来到了西单。 在西单的时候,一个女孩,北师大的女孩,被打死了。反正那天部队往里推进,不管是流弹, 还是射杀,她是动脉出血,我抱着她脑袋,另外两个学生抬着她脚。(为此,我写过一篇文 章,我的博客里可能还有。)从西单的一个胡同,一直抬了大概有 50 多米。我一直在找医 院,那时一切都乱套了。后来一看,她真是没气了,放在那了。我又往广场那个方向跑。但 是���人民大会堂那里,广场已经封锁了,进不去了。那时已经快天亮了,我们很疲惫就回学 校了。 在回学校的路上,根据我在西单的亲身体验,和部队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推进的判断, 是死了数百人的。我在西单的亲身经历,这个方向上应该是死了二百多人。根据概率,咱们 都是学理科的,因为我是从木樨地一直退到西单的,如果是四个方向都进军的话,应该是死 七八百人。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当晚 9 点时候我就觉得广场人数不过一万人了,估算他们 当中牺牲几百人,回到学校接受外电采访时,我说:“可能死八九百人吧!”我这样刚说完, 旁边的人一会说一千,一会说一万,一会说两万,一会说十万。后来在北大就传说:死了十 万人,血流成河。他们这样往外边说,我觉得跟自己在现场的体验不一样,心里也是很纠结。 当然,死多少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也不应该死。 广场镇压完后,我回到了学校。学校学生都散了,放假了。 当我回到内蒙家里,我哥就问我:“你有事没有?你要是有事就逃吧!我给你点钱。” 我就说:“也许有事,也许没事。” 实际上,当时我到北大,在常劲跑之前,我说:“要不,我跟你走吧!”他说:“你没 事,你不用走。”常劲给了我三百块钱。拿着三百块钱,虽然我没出名,但是很多事情呀, 会议呀,都是参与了的。也搞不清当局会镇压到什么程度?自己是不是被录像之类的? 回家(赤峰)以后,往东北那边转了转。到东北的同学家,海拉尔呀!满洲里呀!再后 来,到了七月份。一看没啥事,就又回北京了。 其中经历过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从游行,到绝食,再到镇压广场和清洗广场,包括到 9 月份学校的洗脑和人人过关。 五、第一个 10 年之二,监狱。 钟道:六四事件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在后来的岁月中,特别是你经历的那次亲历枪林弹 雨中的死亡,更加坚定了你对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的信念,你也为此坐牢 3 年,请您谈谈这 方面的经历。 陈青林:人人过关中,我是我们学校没过关的二人之一。一个是参与绝食的,一个是我 这个所谓不悔改的。直接就点名了,全校大会就点了我的名,他的名还没有点。“陈青林至 今不改悔,不承认,还认为是镇压,并说死人是不应该的。”我写的过关报告就是这样的, 我写的还是策略的:“不管是戒严战士,还是大学生,都不应该死,死一个都不行。”还是 这态度,不赞同戒严,坚决过不了关。点名没有过关,可能也塞进我的档案袋里了。 在 89 运动当中,我是比较平和,但是当镇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业不能就此完蛋, 还要继续坚持。 这样在 1989 年底,我就自己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各大高校,按照当时学生运动中自己


潜心留下的各校学生领袖名单,去找这些人。结果大部分人不是进去了,就是抓起来了,或 者失踪逃亡了,也有的在学校,什么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理工大,我先找到李海和 彭荣,主要是李海我们两个人一块,按照当时那些学生积极分子的名单找,当时在学潮当中 互相留下的联络名单。 这样就找到了一大批人,每个高校都找到了那么几个人。有的是进去几个月就出来了的。 到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主要是由康玉春,他当时是中医科学院的研究生,还有李海,89 那年,他实际上是已经比较成熟了。大家共同认为,1989 年镇压,彻底暴露了专制的邪恶, 中国必须走向民主。那时大家自身实际上都是很浪漫的,实际上是模仿早期的共产党,成立 学习小组。 我们的学习小组是康玉春、王怀宾(八大处工疗的大夫)、李海和北大的谢萍(女研究 生)。后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和胡石根他们联络。胡石根也是在镇压完了之后觉醒了,搞组 织,搞党,与王国齐他们等。这两个地下民运组织,后来在 1991 年 4 月初互相就认识了, 但是大家都还是相对在秘密之中。这样的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有北京 11 所高校人员组成的, 开了几个会,组成中华青年进步同盟。胡石根的那个组织叫做中国自由民主党。 我们在 1991 年初,搞了几个传单之类的,1992 年 6 月三周年纪念的时候就出事了,基 本上全抓起来,打散的打散,抓的抓。从 1992 年 6 月到 1995 年 7 月,我在里面待了三年, 北京市高院把我们的案子审结完了,二审完,把我就取保。我虽然关了三年,实际上没判刑, 我们有 5 个人是当庭释放。什么是当庭释放?就是有罪,判决书上也判了,但是没给判执行。 找个理由,年轻之类的,认罪态度好之类的。 我是 1991 年毕业分到天津,现在叫滨海化工集团,那时叫长路盐场,有 900 多年了, 明朝就有,下面有很多化工厂,我是在天津化工厂,刚工作 1 年多就出事了,后来单位领导 还不错,因为我一来就比较低调勤恳工作,他对我印象挺好。 我们 5 个当时当庭释放的,有四川大学的邢宏伟(也有单位),还有北京的两个开饭馆 的,还有一个开出租的,还有王佩中。王佩中是研究生,父母是公安大学的教授,找到高层, 意思是说:“我的儿子要判的话,你们将看到两个老公安战线会站在你们的对立面。”反正 是急了!办案人员也考虑到那么多人要处理,处理谁都是由他们决定的。这样放了王佩中, 我就捡了一个便宜,我一开始是排到第 8 号的,我们拢共是抓了 17、18 个人,判是肯定判, 王佩中排在我前面,如果是放了他,不放我就没道理,这样阴差阳错我沾了同案佩忠的光, 单位就把我接回去了,回去就到单位上班。 上了一年多的班,监视居住半年,住在盐场宾馆里面的宿舍,上下班。我看这样也太没 意思了,干脆 1996 年就不辞而别了。乘着我们台长到南方进雷达的时候,写了一封感谢信, 我就撤了,回北京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回想这么多年,就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这人不是搞政治的料,也没那素养,起因 是所认识的朋友都是搞民主政治的,这是第一个起因;第二个就是觉得民主运动代表着社会 正义的方向,我对社会正义是很在意的,从小就对社会正义很向往,追求社会正义,从小骨 子里就有,看不惯那种不公平的事情。 六、第二个 10 年,延展期。 钟道:以上谈了你 1987 年到北京上学,一直到 1996 年这 10 年间的经历。1997 年之后, 从激情和青年进入到人生的成熟时期,结婚、成家、立业、生子、养家,是很多人都平庸化 的一个过程,请你谈谈这段时期的个人生命的体验。 陈青林:实际上后 10 年,是对年轻时期 10 年的一种延续。从 1997 年到 2007 年受洗前, 表面上是跟着社会走,该成家的成家,该生孩子的生孩子,该挣钱的挣钱,该做买卖的做买 卖,但心里面追求的还是 1989 年所追求的民主,89 情结还是过不去。89 运动的历史价值和 历史含义在我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如果从上大学开始做梦,梦想是追求社会正义,通过 89 运动学潮的参与,觉得这是促 进社会正义的一个小小的过程,到坐牢,到出来,到后来人生的各种事情,还是在梦当中, 自己还是没有走出早期追求民主理想的梦境。 1997-2007 年的 10 年,活着归活着,心里想的还是 89 年的事。那些人,尤其那些死去 的人,那些被迫流亡的人,坐牢的人,妻离子散的人,负伤的人,包括自己 1992 年后来坐 牢这件事,人生可能是一个自我证明(自证)的过程,后边一直是沿着前边的逻辑走,证明 自己当时没走错,现在如果抛弃追求民主理想,何必当初呢?所以干什么都没意思。 七、第三段的人生,自我认识。 钟道: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教会,接触到基督教的?从接触福音到受洗成为基督徒应该 是有一个过程,这段人生请简短的说一下。 陈青林:从 2007 年受洗,到如今又有 5 年了。2004 年到家庭教会去听道,但是断断续 续,不是太坚持。虽然是受洗了,去听道,也有一些特别的感动,对圣灵有一些理解。跟自 己早年的人生经历联系,确实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也“认罪”了,觉得自己深得神 的恩赐,觉得这么多年波波折折的,神一直在危难之处总是伸出祂怜悯的手,总是让我能过 得去。 所以到教会后,通过听福音,听圣经,听牧师讲道以后,初信那几年有一种生命,确实 是在自己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很亏欠,到目前为止,这 5 年多了,还是很软弱!常常感到亏欠。 一方面是深信,有神有神灵,肯定神与世界同在,而神是公义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自己也是有罪的。但另一方面,又确实难以做到,按照神的要求去过一种圣洁的,完全符合 圣经的,或者是牧师的要求。总是在现实中有挣扎,有这样那样的犯罪的地方,做买卖也好, 跟人说话也好,甚至跟家庭闹矛盾也好,总是还是血性的东西,占很大部分,这是个人生命 的成长中的亏欠。 但是这个福音信仰对于中国、对于个人、对于民主的追求,我到觉得是个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就深信一点,只要你相信有神灵、有上帝、有天道,这种俗世的捆绑都要过去,对我 来讲就是莫大的安慰。相对就比原来要喜乐的多,原来是忧愁的很,家庭生活呀?老了怎么 办呀?尤其是原来在事业上,觉得中国的这个民主化遥遥无期,社会正义也是,怎么老是在 黑暗当中?但是现在就比较平和多了,不着急了。这 5 年来的变化,就是自己干好自己应该 干的事,尽自己的本分。 八、寻求和确认未来的异象。 钟道: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你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信心、盼望与安稳的 时期,目前你就处在第三阶段的人生过程中。你对未来有什么负担?或者说是有什么异象 吗? 陈青林:我的生命还很软弱,也谈不上什么负担或者是异象。对于未来,我就是很坦然 的相信——神的公义必然要行在地上。哪怕是功不在我,我这辈子也许看不到中国社会中神 的公义降临,我也不着急。所以,基于这种心情,自己做事情就比较相对轻松。首先是符合 神的公义,符合社会正义,不坑蒙拐骗等等,要把握住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无论是家庭责任、 企业责任、社会责任,在那个层面,都要尽责。 大的方向是这样的,说到具体定位,角色自我选择的话。因为自己也快年近半百了,即 学无所长,也没有什么技能,更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点慈善 和公义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未来还是主要结合社会公义这块,比如说原来做过的法律维权, 社会治理方面等等的。再具体点,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结合中医做一点纯慈善医疗方面的 事情,因为我在中医这方面还是有点爱好、家传和专长的。 这几年,我跟别人开矿,自己也一直没有着急,也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做点什么的问题。


既要符合自己的性情,同时又不辜负自己早年的人生。挣钱也好,去做什么也好,结合着自 己的理想,做一些类似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方面的事情,往这方面多多参与。 九、家庭的责任,四口之家。 钟道:对于家庭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吗?一个孩子上小学 2 年级,另一个 3 岁了,一家 4 口,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我们知道在北京供养孩子上学也是很大的负担,你在这方面有 什么想法没有? 陈青林:这方面我就比较简单,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不管是对于孩子教育的理念, 还是包括对整个家庭的责任,包括对现实生活难处等,我还是要感谢神!这么多年来,对我 还是一直比较恩待,总是让我能过得去。 在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目前孩子还小,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从教育的角度, 我是顺其自然,不过多的人为去设计,不去追求现在流行的达到什么考试水平之类的。 现在流行的教育理念,我没办法跟从,也不跟着人家去模仿,不给孩子增加那么多负担 和期望值。我对孩子就是一些基本的要求,首要就是心理和人格比较健康,身体健康,性格 健康,相对来讲让她的心理、心灵和身体都比较健康。所谓的健康,就是总体的价值观,总 体的行为方式,总体的心理反应,符合普世的标准。 宽容,要孩子学习宽容,学习处理问题的能力,学习独立思考,而不是要掌握多么高深 的知识,我更在意的是她人格的塑造和心灵的塑造。只要她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是建立在 父母的痛苦之上,父母成为孩子挣钱的机器,她是花钱的机器,大家都围着她,不是那样的 快乐,她的快乐要确实是通过劳动带来的快乐,通过尊重别人,通过帮助别人,通过理解别 人。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我从来不愿把家庭这个问题,去当个事去说,何况咱们都是信神的人了,就算不信神的 人,作为这种理想主义的人,就不应该把家庭问题和老婆孩子问题,挂在嘴上,这是我个人 的理解。 家庭不是阻碍你理想和事业的理由,家庭是你必须首先要处理好的,这是你应尽的责任, 不用说,你就应该照顾好老婆孩子,供孩子上大学,这是你该做的事。 我老婆孩子因我搞民主而生活受到影响了,我就到处去要钱去,我是不太赞同那种东西, 到处去示弱,跟共产党也示弱,跟海外支持的也示弱,从来我跟父母也没有示过弱。每次回 家我爸我妈都问:“缺钱吗?”每次都是这话:“怎么活着呢?”但是我都说没事。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支持一些真正有公义之心的人。有很多不错 的人,他真正不是挣钱的人,他就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你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你去挣钱, 你也许能去折腾去,但你脑子里生来就是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人就应该有一些稍微有公益心 的人来支持,这应该是由国家干的事情,政府不但不干,还迫害人家,如果有经济能力,能 给这些人提供一些资助,我希望民间能够形成这样的环境,按照胡石根的话来说:“民间还 应该有经济外交。” 这可能也抬高自己了,神要是给我异象的话,能在这方面给开点路。像大斌弟兄、孟弟 兄、天石,包括赵常青,非常不错的人,多帮帮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写点文章,集中精力 干点自己的 NGO,不为生活所迫,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神的福音的传播,像你现在都是 义务的,要是能够达到正常的聚会,在江登兴那个地方牧会,还一个月给 2000 块钱呢!所 以说,盼望在这方面神能给多开点路。 十、有家庭教会存在,就有政教关系问题。 钟道: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断的成长, 也不断的解决问题,我们把它称为上帝的管教也好,上帝的带领也好,对此你有哪些看法? 家庭教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青林:我个人观点,���个民族最终的福音还是在于人心敬畏感的生成,包括家庭教会


也好,当然三自教会我也不排斥,他们需要改正,因为我跟他们也接触过。咱们重点谈家庭 教会,中国的民间社会,他的祝福,在目前来讲,就是家庭教会,上帝给中国的民间、中国 底层的祝福就是家庭教会。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看法。教会本身的问题,也是耶稣再来之前都会存在的问题,这是 一个大的背景。至于你说教会的治理也好,教会的各种问题也好,大家各有各的见解,信仰 比较好的人,看的可能透一些,像我这样信仰低的人,可能说出的话就是人对人的论断,或 者就是人对事奉者的论断。 但我就是觉得教会就是一个祝福,我对家庭教会还是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的。走向信仰之 路确实是这个民族最终的一个救赎,救恩之道。 问题都是家庭教会共同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对神信心不 足的问题。就说守望教会吧,大家有多种看法,对他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捍卫,有这样说的, 有那样说的,有称道的,也有批评的。但是我觉得,从人对人的层面,从大家都被牧养的层 面,可能每个人的结论都是有限的,但是神给守望教会到底是什么担当?这个东西我们是没 法说清楚的,只能说是你要有怜悯之心,按照神给的原理,看到人家受迫害,你去替人家祷 告,或者是你要有更大的担当,你就去声援。所有的家庭教会受到迫害的,我觉得都应该去 声援,所有的迫害都是不对的。 当然异教本身是背离了神的旨意的,对于自以为是神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钟道:那么在民主化这方面,你有什么负担呢?特别是在民主化和福音化这两个方面。 陈青林:自己作为基督徒和民主宪政关怀者,既是有属神的信仰,同时也是属世的关怀, 怎么把它结合好?自己也在摸索,怎么靠着对神的信心来坚持对中国民主的信心?首先从认 识方面,我现在比较坦然,神就是爱,而不是这个民族 2000 年来的这种仇恨文化,人治的 游戏规则就是恨和毁拆,神给的游戏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治,神给的恩典在亿万个人里面 这是我的信心来源,日本、蒙古、越南当然在没有基督的背景下,也搞民主了。所以我觉得 搞民主和基督信仰本身不冲突。 就像布什,他内心是靠对神的敬畏来规范自己,外在的是靠民主制度来规范自己,人就 需要这两个维度。一个是靠民主制度的律法来遏制你外在的行为之恶,由神来遏制你内在的 心灵之恶。所以恰恰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倒是觉得要好好的信神,信到极点,就 达到一个外在追求和内在信仰都很自由的地步。 十一、宽容和爱的福音化,是民主化的根基。 钟道:你个人对于传福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传过福音吗? 陈青林: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曾经领人到教会里来,邀请朋友来教会聚会, 但是不是太热心。目前主要还是到教会去听道,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是太软弱,道还没有搞明 白呢!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还在灵粮被喂养的阶段,以听道为主,做不了什么事工,自己 确实还是没什么生命状态。 钟道:对于你曾经参加过的“89 民运”和后来组党的那些人中,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 的人,与已经接受基督信仰的人,在你的眼里,他们在实践民主理想时的差别是什么? 陈青林:首先是自己要重生,自己在信主之前搞民运和在信主之后搞民运,有很大的不 同,觉得不是一个层面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说,不信主的民运的心理状态还是以人的意志为主。不管是普世的民主价值,还 是普世的宪政追求,毕竟是所谓的人类文明,是人性层面的认识和一种理性的认识,至多是 一种政治哲学而已,还是有限的东西。只有生命价值才是无限和终极的东西。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我从事宪政民主的人类普世文明事业的根基。为什么宪政民主在 主后 1500 之后,产生于有基督文化背景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基督信仰(特指基督新教)的 地区就没有产生出宪政民主?这是一个反证,证明了野蛮的人性的黑暗之处,包括咱们现在


披着现代化外衣的中国,还是很野蛮和黑暗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异教国家。 所以说,一些以前的其他朋友有的是反感基督教的。如果没有大的敬畏之心,没有神的 逻辑,而是以人的逻辑去追求民主的话,我现在作为旁观者去看的话——并不是说咱们有属 神的骄傲啊,就是觉得会产生出一种怜悯。 觉得那种行为也好,信心也好,其实显明是比较自以为义的东西。当人性弱的东西,有 限的东西,盖过了所谓的对民主的一点点高贵的信仰,就谈不上是信仰了,所以说倒是期望 大家都能有一个信仰的生活,然后再去追求这种政治清明,这样可能根基更正一些。 当然我说的信仰是指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其他的宗教,其他宗教的书我也看过,但是后 来我就把其他宗教都排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信仰都没有直接产生出宪政民主的文 明,我认为宪政民主文明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 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一个契约精神,国家和公民通过宪法达成契约,通过投票选举,我 (公民)交给你(国家)代理权。 包括两个人的合作也是,民事方面的人与人的合作,表面是一种合同关系,但其背后是 一种宽容的精神。民主就是一种宽容的文化和心理,这个宽容就是来自于爱。 我要怎么宽容你?我首先要爱你,我才能宽容你。 民主基于宽容,宽容基于一种爱;你要是仇恨,是产生不了宽容的。 而爱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神那里来,人是产生不了爱出来的。人的爱都是经不住考 验的,天下除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神对人的爱的一种折射以外,其他人之间的爱都是有条件 的。所以我就说,有神的信仰,所信仰的神就是爱,你信神才懂得去爱,爱神爱人。你爱人 才产生宽容,你有宽容才有合作,有合作才有民主。 否则的话,只是简单的制度移植,或者是文化的移植。但是没有理解神的、神学的、属 灵的、生命本质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对爱的要求,这样的人是造不出民主制度来的,也活不 出民主的精神。这就是我的理解。 十二、结语,89 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回顾和展望,让世人看到“89 一代人”生命成长 的轨迹。 1989 年,从 512“广场绝食”,到 64“坦克清场”期间,广场上是万旗招展,来自中 国各地高校声援的师生络陆不绝,形成一片高校旗帜的海洋,笔者曾经在广场上见到一面 “草原之鹰敢死队”的旗帜,对于不畏惧死亡的人,枪杆子是失去效用的,当民不畏死的时 候,如何能够以死来惧之呢? 权力是要分享的,是需要得着授权的,民主是以选票的形式把权力的授权权给了人心的, 《圣经》在《罗马书》13 章中把权柄的来源归结为上帝,而某人却谎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实按照人间的逻辑,该人也是知道权柄的来源是在乎人心向背的,人心又称为心灵或灵魂, 是被灵界的事物所掌控的,而上帝是个灵,祂的存有、智慧、权能、圣洁、公义、恩慈、信 实,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 事实上,恐惧和仇恨是人心最大的死敌,靠对枪杆子的恐惧和仇恨的力量来维系的权柄, 固然也是权力的展现。但是当对权柄的运用,背离了公义和良善的原则时,就是背叛了权柄 的来源。尽管其所佩戴的刀剑是真实的,但赏善罚恶的权柄原则却是不可违背的。 在改革的 1989 年人心思变,而如今的世代人心已变。变得更加恶毒了,还是良善了呢? 掌控权力的人,如果对于善不奖励,对于恶不惩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当权者只是满足 于一己之私,逞一时之能,历史和律法的审判就会迅速的来到,当那时候满足的时候,又有 谁能够违抗得了呢? 整理这篇访谈,仅作个人性质的回顾和展望,并不是想论断谁。在一代人过去,一代人 又来之时,日光下的新事,就是那“十字架的道理”,在基督教会里来自上帝的饶恕之爱。


【思想文摘】 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 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 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 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 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 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 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 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 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 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 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 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 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 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 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 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 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 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 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 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 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 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 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 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 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 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 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 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 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 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 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 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 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 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 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 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 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 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 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


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 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 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 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 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 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 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 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 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 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 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 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 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 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 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 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 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 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 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 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 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 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 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 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 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 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 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 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 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 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 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 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 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 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 21 世纪头十 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 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 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 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 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 世纪后半叶,美国


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 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 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 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 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 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 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 “重 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 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 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 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 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 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 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 3.0 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 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 1.0 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 发展出社会主义 2.0 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 3.0 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 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 3 月 15 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 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 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 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 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 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 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 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 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 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 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 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 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 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 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 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 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 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 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 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 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 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 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 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


‘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 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 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 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 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 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 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 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 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 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 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4-28 | 责任编辑:左小刀)


【八九人物】 1、王东海 王有才:《怀念王东海》 我与东海相识源于 89 民运遭到镇压。 1.四监时空相聚 89 民运被镇压后,王东海先生在浙江被判刑,后来与浙江其他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陈 龙德、方月松、吴高兴、毛国良、杨泽敏、黄志道、叶文相、赵万敏、傅权、叶坚定、王强、 姚华、张伟平、崔建昌、王 星等 40 多人关在浙江省第四监狱(余杭临平)的直属中队。我 在北京被判刑。因为我是浙江人,后来也被转送关到浙江省第四监狱。我当时在四监是单独 关押的。 我被关在浙江第四监狱时很胆小,又很胆大。胆小的是我不敢跟其他坐牢的人交往,由 于单独关押(实际上除了被警察管外,同时又被因其他非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人管),我没有 机会认识关在浙江第四监狱的其他政治囚徒。只有毛国良例外,因为他替直属中队送饭,我 们在监狱里有一次短时见了一面。当然我也想提一下我胆大的是有时在监狱里要与关押我的 警察抗争。因此,在浙江第四监狱,我与浙江被关押的东海有一段时空相聚。 2. 北京电话相连 1991 年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北京后,我于当年十一月被假释,我被限制住在我的家乡 浙江富阳新登。一年后,我才有机会去北京看望我北大的同学、老师以及北京的朋友。当然 有相关人员一路“关照”。去北京只有半个月时间,我要回到浙江杭州工作。在北京,我见 到了一些同学、老师、和朋友。当然也包括参加 89 学运和民运的朋友。这个时候东海也去 北京寻找民运的朋友。通过各种关系,我与东海电话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 机会见面。我们约定我回到杭州后去王东海先生的居家拜访他。 3. 尘封岁月点滴 记不住到底是那一天我去拜访东海的。通过东海的介绍和信息我认识了大多数因政治原 因被关在浙江第四监狱的同道。陈龙德当然我们当天就一起见了面。后来傅国涌也通过各种 方式和我们在杭州相聚在一起(之前,国涌还到远在富阳乡村我的家来找我,可惜当时我不 在家)。其中有四五年我们这些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也跟东海 下围棋和象棋,与龙德下象棋,从国涌那里学博闻强记的知识,主要谈论争论的是中国如何 民主化以及我们怎么发展同人。当时主要由东海、龙德牵头联系,国涌和我参与,发起一些 签名活动,以及组织浙江其他地区的朋友一起聚会。同时东海本人也多次到北京、上海、南 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寻找我们的同道。我在这里不谈警察的跟踪和破坏。因为我有工 作,我是其中最谨小慎微的人。当魏京生、王丹被再次判刑时,在东海、龙德的推动下,在 国内没有其他地方为魏京生、王丹呼吁的情况下,我们发出了强力的呼吁。当时我们感受到 了巨大的压力。我与国涌相继提出暂时避一避。又一次,由龙德兄领衔,东海等朋友又一起 发出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王丹的呼吁信。(龙德当时没有通知我们,我与其他一些朋友的名 字没有签在这份呼吁信上。)为此,龙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在三年的劳教场所受到严酷 的拷打折磨,难以忍受而跳楼,致使终身残疾。东海也为此被判劳教一年。正如王丹所言: “1995 年 5 月我二次被捕,東海兄再次展現危難之際的勇敢與風骨,毅然挺身而出,公開 為我和魏京生呼籲,結果因此而再此被捕判處勞教。這份感情是義氣是我終生難忘的。在萬 籟俱寂的時代,王東海以他的存在,證明了中國人中是不乏勇者的。” 杭州东海、龙德、国涌等人四五年的相聚很短又很长,我现在试图回忆,有太多的回忆, 不知道从哪里写起。还是引用国涌的话作为纪念吧“想起很多年前,胡庆余堂那条小巷中, 在他家熬过的许多长夜,那些铭刻着我们共同记忆的风风雨雨,早已被岁 月的云烟遮蔽。” 4.筹备组党岁月


龙德被劳教。后来,国涌离开杭州,到了山西后被判刑。东海和我的精神生活都是很难 受的。东海和我继续在杭州联系各界朋友、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大事。邓小平去死后,我们真 正决定推动组党。国内各地政治上也逐渐小升温。推动组党参与的人很多,事情比以前更为 复杂,东海在浙江起到的作用比我大多了。他把 79 民主墙的朋友陈立群、朱虞夫、毛庆祥、 王荣清、李锡安、戚惠民等人介绍进来。除了吴义龙、祝正明、王培剑、程凡以及先前参与 过学运的陈树庆、徐光、胡贤焕等参与外,组党运动也把更多的以前没有参与过民间活动经 历的人带动起来。但是都遭到了中共的严厉镇压。东海由于有以前几次的经历经验,再加上 个人家庭方面的原因,与林辉一起躲过了被判重刑。我在此向被判刑特别是被判重刑和多次 被判重刑的中国民主党同人表达我内心的崇高的敬意和沉重的歉意!对东海先生,我还是引 用毛国良先生的文字来表达我的同感:““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九八”组党,是 王东海先生人生中的三大亮点,他不仅积极参加了,而且每次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王东 海先生始终不后悔,他坚信专制一定会在中国大陆灭亡,民主一定会在中国大陆实现!” 5.东海走好 后来,我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和流放。来到美国后,我在海外虽然也参与一些民 运方面的事情,也关注中国的走向和变化,但是我主要是应付学业以及忙于生计。在此期间, 我与东海也通过很多很多电话。讨论中国民运的事情,特别是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情况。然而, 突然在 2012 年 4 月 28 日我看到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 年 4 月 28 日消息:据浙江异议人士陈 树庆消息,浙江民主运动杰出领袖,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王东海先生今天早晨 8: 30 左右,在访友途中于浙江天台国庆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 我于是给陈树庆、毛庆祥、吕耿松、陈龙德、吴高兴等人、特别是东海家属打电话,从 这些朋友和东海家属那里了解东海的情况和东海的后事安排,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当下,东 海的仙逝也会给东海的家属及其朋友带来困境。我也���可奈何。我试图打有关方面负责人的 电话,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接电话。我事先也知道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打通这样的 电话的,我只是例行做一下来安抚我无奈的心情。 今天我在这里零零散散地记叙一些与东海有关的事情。我与东海的关系用我的文字水平 是表达不出来的。东海与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为了中国能够走向民主自由,东海 做出了许多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在这里还想表达的是,虽然非常艰难,我们追求自 由而活着的人,为东海和我们的理想—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在中国实现也还会继续努力探 索,不断前行,完成东海未竟的梦想! 东海走好! (2012 年 5 月 12 日)

2、孙宏 孙宏先生出生于 1971 年 1 月 14 日。1989 年 6 月 11 日,孙宏被北京双井派出所及戒 严部队从家中拘捕,当夜被二三十个手持警棍、铁棍、枪托子、木棍的警察及士兵围殴,被 打掉两颗门牙;1990 年 5 月 4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对其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2007 年 7 月 7 日刑满释放。孙宏的电话:13801094961 (编者注:愿意帮助这些长期坐牢的六四抗暴者,可联系孙立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 援会。澳大利亚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电邮信箱:liyongsun8964@hotmail.com 通 信地址:P.O BOX 219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八九图片】

北大校园三角地 1989 年 4 月 16 日出现各式大字报,学生驻足观看。

1989 年 4 月 16 日以后,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演讲、朗诵和张贴诗抄。


1989 年 4 月 17 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民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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