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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繁花 海外臺灣文論選譯 上 李奭學 主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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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處東亞地區優勢的地理位置,在歷史浪潮的推進過程 中,吸收了多種文化帶來的衝擊,並開始整理和反省這些衝擊留 下的軌跡。在國內學者專家的努力下,對歷史脈絡、發展沿革或 文化系譜加以研究與解讀,適切地將本地經驗整理成在地知識, 並將研究成果公諸於世,而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實在令 人可喜! 尤其是近年,深耕本土教育的課題陸續受到各界關切與重 視,而這份重視也延伸到臺灣文史藝術教學與研究上。為了展現 臺灣的這份特色,教育部於九十六至九十九年度推動「全球化下 的臺灣文史與藝術中程綱要計畫」,為臺灣文史藝術教育開啟全 新的與多樣的面貌。該計畫除著重於深化臺灣文史藝術課程的內 涵,彙整蒐集臺灣文史藝術資料,推廣相關的教學及學術活動, 增進中小學教師職能,以及拓展優秀青年學生國際視野等工作 外,特將該領域的論文做中文和外文相互翻譯的工作。目的除了 可以豐富臺灣文史藝術的中文與外文研究資料外,還能夠讓中外 的青年學子更容易閱讀和吸收相關的知識,以期在未來,我國的 人文學術發展能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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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中譯方面,此次完成了「鏡像.臺灣:臺灣文史研究 譯叢」八冊,並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包括:國立政治 大學薛化元教授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文集》及 《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文集》、吳佩珍教授主編《中 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上) (中)(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李奭學教授主編《異地繁花: 海外臺灣文論選譯》(上)(下),以及國立中正大學邱子修教 授主編《跨文化的想像主體性:臺灣後殖民/女性研究論述》。 渠等教授學養深厚,經年孜孜於臺灣文史藝術相關研究領域的耕 耘,使臺灣多元文化的寶貴資產得以活化再現。本套叢書的出版, 意義自顯非凡!在此,本人除希望這套叢書能提供文史藝術學者 們豐富的研究資料,精進其教學品質與提升學術水準,也深切期 待,這套叢書能引領更多青年學子探究臺灣文史藝術的殿堂,傳 承及弘揚文史藝術的精髓。

教育部部長

蔣偉寧 謹誌 中華民國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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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 蔣偉寧

導論 李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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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7 25

哈玫麗著/梁文華譯 

貳 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

55

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異的認識論 荊子馨著/蔡永琪譯

參 性別與現代性:

87

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 阮斐娜著/陳美靜譯

肆 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

133

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 張誦聖著/鄭惠雯譯

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

167

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林麗君著/陳宏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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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

199

王德威著/余淑慧譯

柒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別定位  259 陸敬思著/梁文華譯

捌 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289

陳綾琪著/卓加真、蔡永琪譯

玖 女同性戀的自傳性書寫

333

桑梓蘭著/李延輝、林俊宏譯

  附錄: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367

  桑梓蘭著/林俊宏譯

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

417

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 蔡秀粧著/李延輝譯

拾壹 從超寫實主義到自然詩學:

449

 臺灣散文詩研究  奚密著/卓加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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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近年來,臺灣文學成為臺灣各大學文學研究的主流之一。這 種情況絕非「自然形成」,而是有人勞苦功高,在汗水和淚水下 沖刷造就。「汗水」是作家和研究者前仆後繼,以朝聖般的心情 累積流下;「淚水」是因為他們不畏不懼,在各種社會變革中奉 獻淌下。如今遠望來時路,我們其實坐享其成。因為如此,我難 免有忐忑之感,而適逢教育部顧問室有意編譯海外學者的臺灣文 學研究心血,所以我邀請一批年輕朋友,希望能以兩年為期,將 這些海外學者的英文論述譯成中文,方便此間研究者推展工作。 和臺灣本地豐沛的研究成果比較起來,英語世界當然遜色不 少。一因臺灣身處政治弱勢,而「西瓜偎大邊」的效應強,每每 難敵西方東亞學界的中國與日本情結。二則日文以外,臺灣文學 的外譯工作時常止於現代文學,而且每以小說研究為大宗,發展 上頗不平衡,在沒有英譯就沒有外國人研究的西方學術通則下, 自然吃癟,所以本書選譯的「純洋人」之作有限。儘管如此,以 美國為例,我們幸而仍有不少臺灣出身的學者在用功,因此英語 世界的臺灣論述並不少見。這些學者如王德威與張誦聖,我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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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耳熟能詳。他們能操流利的中文,有些本身就是用中文書寫的 臺灣頂尖批評家,不遺餘力地鑽研臺灣文學。今日臺灣文學之所 以能夠變成學科或專門學門,他們的貢獻功不可沒。

繁花盛開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臺灣文學此一繁花盛開的美麗園地,不僅在國內 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在異地也得到廣大的迴響,得以生根 茁壯,結實纍纍。本書因而定名為「異地繁花」,分上、下兩冊 出版,上冊選譯了十二篇海外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 哈玫麗、荊子馨、阮斐娜、張誦聖、林麗君、王德威、陸敬思、 陳綾琪、桑梓蘭、蔡秀粧、奚密十一位學者的文章,主題涵蓋殖 民、國族、認同、性別、同志、飲食與生態,論述文類跨越小說、 電影與散文詩,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風貌。 四百年前,沈光文從浙江移居臺灣,吟詩作詞,為臺灣詩文 奠定不可或缺的古典基礎。我要強調︰探本求源,正如英國之於 美國文學,臺灣文學也不能自外於為之開頭引源的中國文學;中 國的古典遺澤尤其是臺灣先賢的文學資本,唯有從此下手,有志 於臺灣文學者才能整理出一條臺灣獨特的文學大道。縱使非屬古 典,中國近代對臺灣「新」文學的形塑也有推波助瀾之力,不可 輕忽。 1919 年前後,中國歷經了文言白話的語言爭執,也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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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9

遭逢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學者作家則轉向 「新文學」等大眾文化運動,近者希望改革書寫工具,遠則要求 社會進步,為國家民族湔雪前恥。種種思想變革之中,胡適與陳 獨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作用最大,立功不少。是以我們選譯的篇 章,一開頭就是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所寫的〈臺灣新 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哈玫麗是前述少數純粹西方 背景的研究者,目前任教於紐西蘭瑪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 語言研究系。從博士論文開始,她處理的就是臺灣的鄉土文學, 此後研究上幾乎也都以臺灣或中國的同類作品為主,1996 年還刊 行了所編所譯的《牛車︰ 1934 迄 1977 年的臺灣鄉土小說》(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1 不過在〈臺灣新文學和《臺 灣民報》的發展過程〉一文中,哈玫麗卻走回臺灣日治時代的前 半期,以 1923 年在東京創立的《臺灣民報》為中介,討論了後來 攸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形成的兩條發展線脈︰一是張我軍引發的 臺灣白話文論戰,另一條也相關,乃臺灣白話文論戰後《臺灣民 報》上發表的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所造成的衝擊。哈玫麗的結論 是當時的臺灣作家一如中國作家,深深受到魯迅等人中譯的西方 小說和詩作――尤其是在《臺灣民報》上重刊者――的影響。哈 玫麗繼而在反殖民的主題和臺灣的認同問題上深耕,展現《臺灣 民報》在當時的啟蒙地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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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mary M. Haddon, trans., ed., and introd., 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 (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6). Also cf., her, “Nativist Fic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A Thematic Surve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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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的臺灣文學與臺灣的日文文學 對多數清末民初的臺灣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而言,日本殖民 本身是個令人既愛又恨的事實。日本是先進國家,雖然是殖民, 而且還是軍事統治,對臺灣仍然有啟發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 當時的民族感情中,前朝記憶與唐山意識仍然強烈無比。在舉 世華人國家中,臺灣――不論是世居其地的舊住民或原住民―― 和日本的軍事衝突規模也最大,而且層出不窮,在日本治臺的前 十五年尤常使其部隊疲於奔命。我們為此特別中譯了杜克大學荊 子馨教授的〈難以置信的霧社叛亂:殖民性、原住民性與殖民差 異的認識論〉,2 讓歷史在某個意義上回歸歷史。話說回來,日本 殖民依舊是不可消抹的史實,日本作家訪臺與或曾經居臺也是事 實。這些人在常人眼中不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但是我認為 《馬關條約》之後,從臺灣曾為日本「領土」的角度看,他們確 實是「臺灣人」,至少可稱「日裔」的臺灣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 這些人不是自己買棹北返,就是讓國民政府遣送回日,「臺灣經 驗」已化身潛伏進日文的文學作品中,3 在小說裡尤其可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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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T. S. Ching, “The Musha Rebellion as Unthinkable: Coloniality, Aboriginality,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olonial Difference,” in J. Craig Jenkins and Esther E. Gottlieb, eds., Identity Conflicts: Can Violence be Regulat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p.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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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上田哲二︰〈櫻花與木棉花︰ 1920 年代臺灣日語短歌初探〉, 2008 年 12 月 24 日演講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另參見陳黎、 上田哲二譯︰《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 化,2008 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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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研究者一向不敢輕忽臺灣本地人的「日文文學」,獨獨遺 漏了日本人的「臺灣文學」,說來奇怪。近年來大阪大學的垂水 千惠與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探首移向這部分的作品,我們幸而更 有科羅拉多大學的阮斐娜教授潛心研究這有待拓墾的處女地。她 所作〈性別與現代性:日本臺灣文學中的殖民身體〉在後現代的 意識中觀察,不僅有新意,抑且是開山之作,自有篳路藍縷之功。 阮文處理了林芙美子(1903-1951)、真杉靜枝(1901-1955)與坂 口䙥子(1914-)等三位日本女作家,討論她們描述臺灣及日本其

他南方殖民地的小說。「這三位女作家固然背景不同,但她們在 追求自我想盼的實現與現代性時,都橫渡了阻隔臺灣與日本的大 海。」換句話說,她們跨接了兩個文化區,在戰後甚至銜接了兩 個國家或兩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文學史有時也頗浪漫。 這些日籍的女性臺灣作家的對立面,乃一群早已冠上「皇民 作家」頭銜的小說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多已揚名立萬。晚節 不保或不得不保,在在訴說的是他們面對大東亞戰爭末期在文化 上所顯現的窘況。其時日本為擴充兵源,也為鞏固自身的利益, 開始要求臺灣人拋棄漢姓漢名,褪下唐衫,穿戴起和服,把自己 「變成日本人」。4 這個過程,和戰後國民黨喝令原住民放棄祖先 名姓,改用漢姓漢名異曲同工。宋楚瑜身任國府新聞局長前後, 又三申五令,不許學生在校講「方言」,也限制電視上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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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 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 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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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亦屬殊途同歸。總之,國民黨治臺的方案就是把臺灣人「變 成中國人」。5 張誦聖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平生以臺灣文學的 研究為職志,著作以 1960 年代為基準,上下開攻,涉及了 1970 年代迄今的臺灣文學。在這同時,她也拓展到了日本時代的小說, 她的〈文化與國族認同之外:臺灣日治時期皇民文學重估〉便以 日本占領臺灣最後一個階段的小說命旨。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 要求臺灣各類住民改變名姓,做個天皇的好子民。在這約莫三年 的時間中,一部分作家見風轉舵,確實學做天皇的好子民,大寫 以日本為尊的小說,大聲吟頌讚美天皇的詩歌。呂赫若、陳火泉、 王昶雄,以及周金波、葉石濤等人都曾如此,一時間出現了不少 「皇民練成運動」的小說。在時勢壓力下,連楊逵這種臺灣強硬 派的左翼分子,也不得不對日本天皇――還有日本皇軍――歌功 頌德一番,詩文中極盡「諂媚」之能事。張誦聖的這篇論文倒不 直接以「皇民小說」為論述對象,展開的反而是某種後設批評, 對研究這類小說的評論再加評論。她的結論精確至極︰「本土臺 灣文學論述經常由臺灣國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就如本土文 學論述受到簡化的左翼思想壟斷一般。」不過我也要指出︰本土 臺灣文學論述也常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所主導,道理彷 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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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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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暴力與傷痕文學 臺灣人普遍都有「唐山意識」,日治時代更是如此。但是這 種意識形態,我總覺得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簡化的「中國民族主義」 不可混為一談。6 這一點論證起來十分複雜,簡單講就是日治時代 的臺灣人未曾有過「中華民國經驗」;有之,則為「前朝記憶」 或儒門意識形態所促成的「追遠之思」。祖先經驗我們當然要記 取,認同移居之處也和「數典忘祖」無關。1945 年以前,臺灣從 來沒讓中華民國統治過,日治時期怎可能有國府後來宣導的「中 華民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甭談 1949 年後才出現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那一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不久,舊住民中的閩南與客 家兩族都和國民政府及所謂外省族群的「新住民」有過嫌隙,甚 至兵戎相見,這是遠因。至於近故,則得拉回到 1947 年的二二八 事件。這是近代臺灣史上的大事,事發又有遠因和近故。後者早 已真相大白,乃臺北市販售私菸的婦人遭軍警擊斃而引起。至於 前者,那又複雜了,主要問題在接收大員的態度與治臺的表現, 而其受難者本省與外省族群都有。二二八事件本遭到消音已久, 解嚴後才又新啟反思,史學界尤多。 表現在文學上,二二八事件形成鍾肇政的《怒濤》等等小說。 這些作品雖非創作於事發當時,然而寫來激昂澎湃,每每也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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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李奭學���〈我們如何當上「中國人」?──評黃英哲《「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文訊》 第 270 期(2008 年 4 月),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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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來動容,從文學評論的角度立論者亦多。此其中,林麗君的〈一 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白色恐怖〉堪稱佳作。所謂「一個 故事」,指的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一生。他們都是臺灣人,都曾 在日本時代遠赴中國,參與抗日的戰爭。戰後回臺,他們所見是 二二八的亂局,隨之即遭警逮捕,巧立名目一槍決,一留人間, 苟延殘喘。解嚴前後,他們的生命雙雙化成藍博洲的短篇小說〈幌 馬車之歌〉的主題,也轉為侯孝賢導演的臺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好男好女》。小說與電影共享主題,一一探索再現暴行的方式, 而林麗君所寫,便在檢視這兩種藝術媒介處理「過去」的策略及 其面對的問題。在電影中,侯孝賢「刻意把觀眾和銀幕上演出的 事件……距離拉開」,而藍博洲則「採用新聞紀實的敘事策略, 製造出多重聲部,而所有聲音又從不同角度論及同一人,因而創 造出圓桌座談的氣氛」。林麗君文筆明快,見解甚為精湛。 走過了二二八事件,臺灣史來到了 1950 年代。比起紛擾多事 的 1940 年代,這個年代安靜多了。大體而言,臺灣當時幾乎只有 一種聲音,只有 1940 年代末播遷來臺的國府的「反共抗俄」論述, 而在這個「國策」倡導與指導下,「反共文學」時興起來了。論 者多以為此一文類乃政治產物,從而貶低其重要性與文學史上的 意義,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獨排眾議,在《歷史與怪獸:歷史, 暴力,敘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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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英文版參見 David Der-wei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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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闢專章討論其中的小說類,和齊邦媛教授的〈千年之淚︰反 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一文前後輝映。8 本書特別收入王 著該書中的一章〈傷痕記憶,國家文學〉,以饗讀者。9 〈傷痕記憶,國家文學〉認為 1950 年代的反共小說可以和 1980 年代中國風起雲湧的「傷痕文學」相提並論,乃「臺海兩岸 在文學類型上的互動」,因為這些文學類型都在見證「中國的苦 難」,傾吐對彼此的不滿,乃「中國自家人鬥爭」的虛構性記實。 「傷痕文學」不是本書旨趣;在臺灣文學這方面,王德威則分析 了潘人木與陳紀瀅等人,外加一個「國籍」較具爭議性的張愛玲。 潘人木的《蓮漪表妹》、潘壘的《紅河三部曲》與陳紀瀅的《荻 村傳》都是「反共小說」中的佼佼者,寫的不外乎理想主義青年 由左傾到最後的覺醒等政治傷痕,和海外張愛玲的《秧歌》、《赤 地之戀》互成聯璧,因此可用本屬中國文革之後的揭露小說並比, 稱之為「傷痕小說」亦無不可。〈傷痕記憶,國家文學〉真正強 調的是此一文類當時在海峽兩岸同時並存的史實,反映出右翼反 共與左派反臺的小說史奇景。王德威的貢獻不僅在洞察文學史中 的諷刺,還展示了文學史家應有的「史膽」,把一個世人忽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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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千年之淚︰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見齊著︰ 《千年之淚:當代臺灣小說論集》(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 年), 頁 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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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上冊〈傷痕記憶,國家文學〉,下冊〈「頭」的故事〉二文, 原為《歷史與怪獸》一書英文版中的兩章,在該書中譯本第一版中 原未收入,在第二版已補進,見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 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 年),頁 243-292 及頁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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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文類帶到歷史的前景,使之具備合法的文學地位,而且形成 中國五四寫實傳統的二度登「臺」,衝擊到臺灣本土文學中的浪 漫主義,意義自是非凡。

國族寓言與文化認同 從 1950 年代中期到整個 1960 年代,在臺灣文學史上最具影 響力的事件之一,無疑是夏濟安和白先勇夥同朋輩,分別創辦了 《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兩種刊物。白先勇嶄露頭角的時間 是 1960 年代。從斯以還,他的影響深遠,迄今猶存。談到白先勇, 除了《紐約客》與《孽子》外,我們奔到腦海的當然是《臺北人》。 這部自成系列的小說集不寫臺北,人所共知。白先勇所述,其實 大唱反共文學的反調,兵敗中國的東渡諸公不但無力反攻,也無 心反共,個個幾乎只能存活於記憶之中。這個記憶變成了解嚴前 中華民國真正的國家記憶,難怪在本世紀初,李歐梵會以「同情 式的反諷」形容之,而且認為是臺灣現代性的組成要素之一。10 西方學者的《臺北人》論頗有一些,我獨敬華盛頓州立大學陸敬 思(Christopher Lupke)的〈白先勇《遊園驚夢》的國族形成與性 別定位〉,不僅因為他是少數以臺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純種美國 學者,也因為他慧眼獨具,看出《臺北人》中真正的上品乃係〈遊

10 李歐梵:〈回望文學少年──白先勇與現代文學創作〉,《中外文學》 第 30 卷第 2 期(2001 年 7 月),頁 175。另請參見李奭學︰《三看 白先勇》(臺北︰允晨文化,2008 年),頁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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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驚夢〉,從而為其中國系譜剖析闡釋。 陸 敬 思 的 這 篇 文 章 幾 乎 以「 批 評 」 開 筆: 他 批 評 詹 明 信 (Fredric Jameson)的名文〈多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11 對其中提出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一詞不是稱之標舉 過浮,就是指出學界將詞用得過泛。然而接下所論,卻讓我們覺 得白先勇透過〈遊園驚夢〉的「虛」,將文學想像孕育於中國國 族主體意識之「實」上面,「將這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融於 一體」。《臺北人》最為人稱道的「意識流」,陸敬思反而認為 應稱「無意識流」(stream of unconsciousness)。白先勇用這種 高度現代主義的手法傳達東渡諸公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擺蕩,連國 族未來也都因之而托喻化了,「就隱藏在女主角錢夫人因離散而 產生的那種可怕的沉默背後」。不過在借用 1960 年代及前此西方 盛極一時的技巧時,諷刺的是白先勇又引中國之經,據中國之典, 用所謂「以戲點題」的方式托出〈遊園驚夢〉或整部《臺北人》 真正的命意,而且焊接得既合情,又合理。1960 年代是西潮在臺 灣開始鼓動的時代,白先勇可謂此時最前衛的弄潮兒,也是此時 臺灣文壇的復古派。 從白先勇的時代開始,臺灣已逐漸步入今天不可避免的政治 與文化僵局︰大中國主義與臺灣主體的對立。從那個時代以來, 尤其是到了 1970 年代的前半段,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或反共文 11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Fall 1986): 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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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生齟齬。論戰當時,雙方不必是如今壁壘分明的統獨兩派, 各主其事的彭歌與王拓等人也沒有一個敢於以行動實踐急獨或急 統;在白先勇等小說現代派之外,其時聲名最著的黃春明與陳映 真更不曾直接承認自己的大中國主義與臺灣意識。陳映真在媒體 公開自己毛派的共產或社會主義者之身,已經是解嚴以後的事 了。在這之前,他頂多承認自己小知識分子出身的工農兵傾向, 王拓其實也是如此。陳映真與黃春明在 1960 年代就已成氣候,黃 春明尤然,至於王拓就得待 1970 年代才攻上文壇。撕下政治標籤, 三人地位之廣獲肯定,更要遲至 1970 年代。 時序進入 1980 年代,臺灣新一代的小說好手又紛紛出現。 從張大春開始的這輩作家,1980 年代中期就已嶄露頭角。從寫實 主義,他們發展到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他們一個個走出眷 村,卻又懷念起父兄蟄伏的那些封閉的社區,而冥冥中似有天意, 「眷村文學」居然闖出了一個名號,納入了朱天文、朱天心姊 妹。以朱家為主的「三三作家群」對臺灣文壇貢獻頗巨。討論朱 天心的學者或評論家甚多,我覺得論之最深者乃聖路易華盛頓大 學陳綾琪教授的《書寫華文︰重塑中華文化的身分認同》(Writing Chinese: Reshap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12 裡的相關專章,我們毫不 遲疑便予以中譯,題為〈重塑文化正統性︰臺灣〉。 陳綾琪說得是,臺灣從 1980 年代開始,社會「從各鄉鎮到

12 Lingchei Letty Chen, Writing Chinese: Reshap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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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的核心,都經歷了一連串社會、文化上的改變,在政 治上也大規模的『臺灣化』」了。首先,1987 年臺灣解除戒嚴, 而在這之前的幾年中,蔣經國政府同意有條件與中國接觸,然而 隨著兩岸人民活動日趨頻繁,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卻也開始磨合 了,「產生一股強烈的臺灣認同感」。臺灣作家進出原生祖國的 次數愈多,他們和原生祖國的聯繫就愈淡,從而促使他們重新思 考自己在「大中華」文學傳統下的定位。 陳綾琪受業於王德威教授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之際;名師 出高徒,她的小說慧眼確實令人刮目相看。由於政黨開放之故, 1980 年代以後,臺灣確實由「單一歷史」走向「多重歷史」的混 聲局面。「到底誰才是中國正統?」我們可以用「唐堯舜禹文武 周公孔子」那套「道統」扶正之?還是地大人多便可謂「正統」? 1970 年代期間,文壇上這種「我是否為中國正統」的迷失徬徨,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似乎就沒人在意,問題很快解決了。「為了解 除認同危機,朱天心採用的方法之一即是後現代的敘事技巧:拼 湊(pastiche)。」陳綾琪又指出︰「對朱天心而言,拼湊所激發 的倒不是歷史的懷舊情愫,而是文本的糅雜特性,為臺灣獨特的 後殖民經驗創造出一個協商空間。」《古都》一書,同時「拼湊」 了上天下地舉世一切皆可拼可湊的耳聞目睹,包括朱氏本人那細 瑣不辭的個人觀感。朱天心寫出《古都》,希望能夠「了解自己 文化認同危機的核心問題,並探討其未來的發展」。《古都》的 中文評論不算少,我覺得最精闢的仍推陳綾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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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現身 1970 和 1980 年代其實難分難解,1980 和 1990 年代也是一根 腸子通到底。這一刻,我們看到臺灣主體已告確立,各種不同的 社會族群也紛紛起而效之,建立自己的身分。女權運動或男女平 權問題早已不成問題。1990 年代文學社會最重要的現象是同志文 學興起,而最有意義的是「酷兒」(queer)文化與過去一直「羞」 於啟口的女同志文學。這段期間內,傳統的「姊妹淘」變成了新 時代的「女性情誼」(women’s bonding),而寫手與研究者依次 出現,出櫃之舉常聞,我們早就見怪不怪了。 在西方世界,時間上如此貼身的研究還不多見,而目前任 教於奧勒崗大學的桑梓蘭乃其中的佼佼者,著有《現身中的女同 志︰現代中國的女性間的愛慾》(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13,〈中介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志運動〉 就是其中的一章。不過這篇文章社會學的傾向較重,本書收為附 錄,方便讀者了解背景。就文學而論,繼之的〈女同性戀的自傳 性書寫〉一文,就是正中靶心的好箭了! 桑文由 1970 年代玄小佛的《圓之外》及郭良蕙《兩種以外的》 談起,繼而堂皇進入 1990 年代之初︰凌煙所著《失聲畫眉》、邱 妙津自殺前完成的作品如 1994 年的《鱷魚手記》和隔年的《蒙馬 特遺書》,以及此後陳雪的《惡女書》及《夢遊 1994》或洪凌、 13 Tze-lan Deborah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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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麗娟、杜修蘭等新銳所作,桑梓蘭多曾力加檢視,讓社會學轉 成文學。上述女性作家中,多位本身就是女同志,所寫的「女女 之慾」自傳色彩強,桑梓蘭乃援就此一色彩,解析了各家所著。 桑氏下筆細緻,眼光獨到,令人讚嘆,可稱臺灣女同志的知音; 說她是善解全球女同志情況的學者,我覺得亦無不可。同志運動 不分男女,本身就是二十世紀的國際現象,各地來者常見互動。

電影與散文詩 本來電影並不在我計劃的篇目之中,不過從 1980 年代以來, 電影和文學關係日趨密切,臺灣的世界級名導也一一出現,成名 作家如白先勇、朱天文等人更常跨刀為電影撰寫劇本,使之變成 研究臺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環,至少是某種形式的互涉文本。此 所以本書先前採用了林麗君的〈一個故事,兩個文本:再現臺灣 白色恐怖〉,其後特別又加譯了蔡秀粧的文章〈臺灣新認同的食 譜?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的食物、空間與性〉,以見 其然。 蔡秀粧目前任教於美國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對電 影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卓有心得。臺灣政治認同的問題複雜,她 的鴻文深入此一問題,探討問題在電影及文學方面的再現,也比 較了三位當代創作者的作品:李安、蔡明亮與朱天文。這些名導 或作家,紛紛以「第二波」與「新世代」運動,以世界公民的姿 態特別關心臺灣的未來。李安的《飲食男女》、蔡明亮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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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以及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例子, 顯示出他們如何將食物、空間及性化為重要隱喻,探索並解讀了 1990 年代臺灣的文化、政治與性別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細探, 再加析論。 本書最後一篇是加州大學的奚密所寫,題名為〈從超寫實主 義到自然詩學:臺灣散文詩研究〉。單就篇題,讀者即可了解我 何以選用此文壓軸。中文世界從魯迅在 1927 年出版《野草》以來, 真正繼承散文詩這個傳統的是臺灣,幾乎重要詩人都寫有――或 可稱之為――「散文詩」的小品。1933 年 3 月,臺灣風車詩社成 立,有意無意間開啟了散文詩的創作,法國象徵主義的影子清晰 可見。此後散文詩陸續登臺,分布於上文簡述的多數時期中。重 要詩社如藍星、創世紀與笠詩社都有人寫散文詩,重要詩人從覃 子豪、紀弦、楊牧、瘂弦、余光中到楊澤、蘇紹連與劉克襄都迭 有新著,賡續不絕。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近代文學史上罕見。 其次,我們在討論新詩時,其實罕見以散文詩當專題,留下不少 學案上的罅隙,十分可惜。在美國,奚密研究臺灣詩最勤,所著 廣受稱道,用她的���論來結尾,承先又啟後,再好也不過。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過去了,理論上是到了應該整理 上個世紀的遺產的時間了。教育部顧問室啟動海外臺灣研究論文 的翻譯計畫,我們也不揣簡陋,斗膽承擔其中臺灣文學部分的中 譯工作,不勝惶恐。「譯」者「易」也,但學術文章的翻譯一點 也不容「易」或「譯」,我多年翻譯,深知其中甘苦。所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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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幫忙,方克有成。他們深入所譯學者專攻的作家或作品之中, 在網站或在圖書館蒐尋原典,夙夜匪懈,好像――其實是「確實」 ――自己都變成了所譯領域的專家。他們都是我的學生,現在分 別在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和臺灣 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攻讀博士,也有人負笈西方,遠在瑞典,有 的或已畢業離校,任教於各大學外文系所。各篇譯文附有他們的 簡歷,茲不贅述。師大翻譯所博士班的許恬寧和已畢業離校的胡 雲惠乃計畫所聘的助理,蔡淑菁小姐出身同一研究所,原為我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助理,後來也曾參與計畫,逐 句比對原文,外加其他行政工作的處理。虧得她們,我才能在研 究教書兩忙而身體又狀況連連之際負責此一計畫。 一書之成,何其艱難,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本書中譯的對象 也幸而多數出身臺灣,我大多認識,而且時常請益,十分敬重, 因此每蒙首肯,慷慨授權中譯。王德威兄不但親自校訂譯稿,而 且與陸敬思教授在美國聯絡出版商,協助處理版權上的難題,謹 表感謝。上述教授學者的簡歷,我一併放在書中,所以這裡亦不 重複。教育部顧問室「臺灣文史藝術論文中(外)文翻譯計畫」 的總負責人是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范銘如教授,幸虧有她 和她的助理廖東杉先生通融容忍,又鼎力在幕後操盤協助,我才 能克服諸多行政問題,抑且能在宿疾不適中從容編書。兩位―― 尤其是銘如――可謂本書的催生者,我得再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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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文學和 《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作者 w 哈玫麗 譯者 w 梁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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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哈玫麗(Rosemary M. Haddon),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 現任紐西蘭馬瑟大學(Massey University)東亞系副教授,著有 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 (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6) 及 N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Home: Mapping Taiwan through Narrative (under review) 等 書,專門研究臺灣文學。

【譯者簡介】 梁文華,淡江大學英文系學士,中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現就讀 於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班,並任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 外語科講師,著有 Sexuality and Maternity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碩士論文,1999 年),譯有《幹嘛那麼拚!向成功勵志學說不!》 (臺北:性林文化,2006 年)等書。

【原文出處】 Haddon, Rosemary. “T’ai-wan hsin wen-hsüeh and the Evolution of a Journal: T’ai-wan min-pao,” in Tamkang Review 25. 2 (Winter 199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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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新文學和《臺灣民報》的發展過程  27

臺灣與中國的新文學一樣,都源自中國的古典文學的傳統。 三百多年來,一百多家詩社成了臺灣知識分子發揮創意的主要管 道。當時的臺灣文人,指的就是受過古典文學訓練的學者。這些 文人始終遵循古詩傳統創作,直到日治時代的第二期方訖。當時 知識分子失去階級地位,古典傳統也因而終止。到了 1920 年代中 期,文人的影響力減低,白話文逐漸推廣為多數人所使用;加上 大眾文化的發展,臺灣古典時期不得不結束,轉變為白話文時期。 前此幾年,中國在胡適的大力倡導下,白話文方才起步。當 時有個救亡圖存和爭取個人解放的大規模知識分子運動,而白話 文運動也在其中。中國的傳統和傳統文化的角色,與此一運動密 切相關。五四知識分子早已把中國一蹶不振的主因,歸咎為上述 兩者。魯迅棄醫從文、大肆抨擊傳統,也深信文學能解救千瘡百 孔的中國。1 魯迅和其他五四知識分子追尋的兩個目標,乃解救中 國和建設新中國,這兩者也是五四運動反傳統精神的主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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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 6。據林 毓生指出,魯迅和五四時期的另外二位知識分子胡適和陳獨秀,擁 護以「全面」理性的方式處理中國的思想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傳 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所以主張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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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第一次大戰造成混亂,其他許多亞洲國家正在戰後的混 亂中掙扎,想為各自的文化和政治尋求解藥。這些國家中,高漲 的反帝國主義恰與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相互契合,都擬尋求新的政 體。舉例來說,臺灣當時之所以經歷多項政治改革,就是因為大 正時代(1912-1926)的氣氛相對而言較為自由所致。第一項改革 就是派一位文職總督到這個新殖民地,也因此舒緩了臺灣當時緊 張的政治和社會氣氛。2 在此之前,臺灣這塊殖民地一直都由日本 軍方統治。 臺灣當時與中國一樣,到處瀰漫著一股自由嶄新的氣氛,孕 育出許多讓雜誌蓬勃發展的環境。除了散布新思想之外,這些雜 誌還打算促成日本殖民統治的改革。《臺灣民報》是當時最卓越 的文學報刊,3 其首期指出「所有偶像已被歐洲戰爭所摧毀」,4 冀望喚起臺灣閱讀大眾留意政治和文化的環境。報刊傳播了臺灣 留日學生帶回的威爾遜式民族自決、民主和社會主義思想,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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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於 1895 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 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919 年,田健治郎派任至臺灣,是臺灣 第一位文職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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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臺灣民報》以外,當時臺灣發行的雜誌還有《新青年》、《臺 灣青年》、《臺灣》(此為《臺灣青年》的續刊)、《臺灣新民報》(此 為《臺灣民報》的續刊)、《南音》、《臺灣文學》、《臺灣文藝》、 《福爾摩沙》(此一刊物後來和《臺灣文藝》合併)、《先發部隊》、 《第一線》(《先發部隊》的續刊)、《臺灣新文學》、《文學評論》、 《臺灣時報》和《文藝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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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報》,1923 年 4 月 15 日,頁 2。(譯註:《臺灣民報》此 期第 2 頁上,並未有如作者所引用的這句話,在此列出原文:“all idols were destroyed by the Europea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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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故事,兩個文本 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1

作者 w 林麗君 譯者 w 陳宏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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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淡江大學英文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聖母大學副教授,著有 Representing Atrocity in Taiwan: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in Fiction and Fil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並且合譯有 Retribution : The Jiling Chronicles(《吉陵春秋》)等三本臺灣小說集。

【譯者簡介】 陳宏淑,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現任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 士班助理教授。著有〈論譯之義〉,《東吳外語學報》30(2010):1-18; 〈譯者的操縱:從 Cuore 到《馨兒就學記》〉,《編譯論叢》3.1(2010): 41-68;以及〈身世之謎:《苦兒流浪記》翻譯始末〉,《編譯論叢》5.1 (2012):165-188 等論文數篇。譯有《飢餓的基因》(臺北:正中書局, 2004 年)與多本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品。

【原文出處】 Lin, Sylvia Li-chun. “Two Texts to a Story: Representing White Terror in Taiwa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6. 1 (Spring 2004):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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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一個故事,兩個文本  169

再現臺灣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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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一個故事」,講的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一生。他們 出生於日治時代的臺灣,也在臺灣受教育。1940 年,二人偕同 三位好友赴中國參加抗日戰爭,到了廣東卻被懷疑是日本間諜而 遭到逮捕,直至處決前夕才獲釋。此後五年他們留在中國東南地 區,直到戰後才回臺,不久臺灣便陷入二二八事件的混亂局面 (1947)。1950 年初,國民黨警察將兩人逮捕,最後鍾浩東慘遭 槍決,蔣碧玉則重獲自由。 所謂「兩個文本」,一個是藍博洲的短篇小說〈幌馬車之 歌〉,另一個是侯孝賢臺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好男好女》。2 鍾 浩東和蔣碧玉捲入臺灣與中國現代歷史的動亂洪流中,他們的一 生是兩個文本共同的主題。侯孝賢的電影有部分內容取材於這個 故事,不過影片再現與書寫文本之間差異頗大,而藍博洲與侯孝 賢亦採取相當不同的觀點處理這個故事。即便如此,小說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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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心村 (Nicole Huang),以及本文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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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最初刊登在《人間雜誌》第 35 期與第 36 期 (1988 年 9 月與 10 月),後來才出版成書。本文使用的版本取自詹 宏志主編的《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89 年)。 電影《好男好女》的導演為侯孝賢(侯孝賢電影社 1995 年出品); 本文亦談及的另一個文本是編劇朱天文編著的《好男好女:侯孝賢 拍片筆記,分場、分鏡劇本》(臺北:麥田出版,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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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讓我們警覺到歷史事件再現所可能涉及的各種問題。 近 年 來, 學 界 普 遍 認 為 所 有 歷 史 書 寫 都 是 不 完 整 的, 幾 位 哲 學 家 與 史 學 家 在 著 作 中 多 已 論 及, 例 如 班 雅 明(Walter Benjamin)、 海 登 ‧ 懷 特(Hayden White) 與 杜 贊 奇(Prasenjit Duara)。3 本文無意對此闡釋精闢的議題多加贅述,而是要探索 暴行再現的方式。鍾浩東與蔣碧玉是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眾多受害 者中的兩位,在此探討這個故事如何以兩種媒介呈現,並非為了 比較文類,而是為了檢視兩種媒介處理「過去」使用的策略及其 面對的問題。這個「過去」成為臺灣人的禁忌長達四十年之久, 討論起來甚難,但本文擬關注的是:如何開始討論白色恐怖時期 及其受害者?簡言之,亦即如何重啟沉默已久的聲音,並重新打 開壓抑多年的記憶?我們在此有兩個不同媒介的文本:書面敘述 與電影,而兩者都企圖處理上述議題。藍博洲的小說焦點是鍾浩 東,顯示作者刻意把個人放到歷史舞臺最前方。此舉引發幾個問 題,也指出敘述的困境:國家歷史通常由掌權者所寫,如果作者 有意強調「人」的位置高於這種無以名狀的「國家歷史」,那麼 該留多少篇幅給歷史事件,多少篇幅給個人?再者,是否真的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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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雅明的論述為例:「過去的 真 實面貌一閃即逝,只有透過剎那 間出現的影像才可能抓住,在那瞬間,過去依稀可見卻從此不再出 現。」此論述強調歷史書寫的片斷不全。參閱 Walter Benjamin, Harry Zohn trans., Illumination: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9), p. 255. 杜贊奇則批評中國史學寫作主要採取的線性進化史觀,特別指出 現代中國早期敘事只有單一口徑。參閱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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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認同的食譜? 論李安、蔡明亮和朱天文作品中 的食物、空間與性

作者 w 蔡秀粧 譯者 w 李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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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蔡秀粧(Hsiu-chuang Deppmann),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現任美國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東亞系副教授,常在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Jouvert: A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及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等刊物發表多篇 學術論文。

【譯者簡介】 李延輝,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筆譯 組碩士,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約聘助理教授,譯有《第二語教學最高指導原則》(臺北:東華,2007 年)(合譯)、《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臺北: 時英,2008 年)(合譯)、《文化研究取徑:新舊方法論的探索》(臺 北:韋伯文化,2008 年)等書。

【原文出處】 Deppmann, Hsiu-chuang. “Recipes for a New Taiwanese Identity? Food, Space, and Sex in the Works of Ang Lee, Ming-liang Tsai, and T’ien-wen Chu,” in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8.2 (Oct 2001): 14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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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臺灣新認同的食譜?  419

本論文探討了臺灣複雜的認同政治在電影及文學方面的再 現,並比較了三位當代創作者的作品:知名導演李安、蔡明亮, 以及深受歡迎的作家朱天文。這些藝術家及其「第二波」與「新 世代」的運動,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對臺灣的未來表現出特別的關 懷。李安的《飲食男女》(1994)、蔡明亮的《愛情萬歲》(1994) 及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1990)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例子, 顯現出這三位創作者如何利用食物、空間及性作為重要隱喻,探 索並解釋 1990 年代臺灣的文化、政治及性別議題。

勾勒背景 1990 年代的臺灣電影有「最有趣的電影之一」1 的美稱。此時 臺灣電影的成功,引發了對臺灣「認同政治」的討論。在舉世評 論家的眼中,此時出現了三位特別出類拔萃的人物:李安、蔡明 亮與朱天文,分別代表兩項 1987 年解嚴之後的重要運動。李安和 蔡明亮出身知名的臺灣新電影「第二波」,2 而朱天文則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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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常指現在已卓然有成的電影導演,例如侯孝賢及楊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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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作家群之一。王德威稱朱天文的風格可謂「新狎邪體小說」。3 這兩項運動改造了臺灣電影與小說的面貌,影響深遠。解嚴 提供了這些電影創作者及作家,較從前寬鬆許多的政治與道德環 境。過去五十年,臺灣知識分子在文化上頻有爭執,解嚴結束也 促使上述創作者自覺地逃離這樣的紛爭。4 正因如此,他們的作品 明顯擺脫桎梏,免於政治正確的民族主義壓力,也不用遙想神州 大陸或大力推行本土的民粹之風。5 他們放下過去政治及文化爭論 的不平之音,反而專心探討千禧年將屆之際,臺灣的世界公民身 分。他們的視野更形開闊,突出了新的方向,同時也探討了臺灣 社會如何在經濟、教育及產業方面國際化,調整 1990 年代時的各 種變遷。

「這些導演以新寫實主義的方式,探索臺灣認同,獲得了國際認同。」 參閱 “Love, Life, Lies: the Films of Tsai Ming-Lia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Taiwanese Cinema” (http://www.cse.unsw.edu.au/~peteg/tot/tsai. htm)。 3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6,編按: 中譯參見《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 2003 年),頁 4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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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可參見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 北:聯經出版,1998 年),編按:其他臺灣文學史研究書目可參考 王德威編:《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2011 年)等。 進 一 步 的 參 考 資 料 可 參 閱 Sung-sheng Yvonne Chang( 張 誦 聖 ),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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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繁花:海外臺灣文論選譯(上)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Vol.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