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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電子報】 第九期 的關鍵地位。由於獨裁體制的過去和長期國際孤立,國內人權知識一直局限於戰前的標準。我們樂意看到 終於有一個總統參選人主張「全面引介國際先進人權標準」 ,並有配套的制度化建議。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任何改革要能實現,都必須經過一場牽涉政府、政黨和民間互相激勵的「折扣 戰」 。希望朝野都能共同來關心,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黑金、黨產和國大這些台灣獨有的民主憲政問題 固然亟待解決,民主真要優質化,終究還是要建基於人權和不違反人權原則的法治。

2. 論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作者/黃 默(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

在威權體制崩解以前,台灣的人權狀況十分惡劣,政府對政治犯及持異見人士的嚴厲制裁,尤為國 際社會所詬病。近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逐步民主化,反對黨以及從國民黨內部分裂出來的反對力量日漸成 長,政治版圖重組,言論自由日趨開放,民主鞏固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我們立即 發現,台灣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政局的發展,仍然涉及許多變數。譬如說,黑金勢力對政府行政、立法部 門、及政黨的影響,嚴重地阻撓政治的革新。又如司法改革遲遲不能邁出大步,法官、檢察官貪污案件時 有所聞。再以教育制度來說,百年樹人的大計也趨於僵化,改革面臨很大的阻力,難以應付二十一世紀的 新局面。與此同時,環保跟經濟成長的衝突,仍然存在。而島內族群緊張關係在政爭和選舉時候也容易爆 發。展望未來,台灣要成為一個更為開放、創新與正義的社會,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一、 平心而論,近年來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保障,確實也有一些改善。諸如憲法的修訂、立法院對人權法 案的制訂、以及大法官的釋憲,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些影響。譬如說,歷次修憲對婦女人格與地位的提昇, 對殘障者以及原住民地位與政治參與給予保障,可見對特定族群的權利與自由,有了進一步的重視。再就 立法而言,近年來也通過一系列對婦女與兒童權益保障的法律,如性犯罪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 條例等。大法官會議釋憲,如釋字第四五二號,認為妻從夫居的民法規定違憲;又如釋字第四四五對集會 遊行的解釋,限制主管機關審查人民的政治言論內涵,對言論自由保障也推進了一步。 雖是如此,從上述修憲、立法與釋憲的過程與成效來看,有幾個面向值得我們注意。 (一)十年來幾 度修憲,短暫政治利益的考量多於基本原則、方向的討論,難以得到社會的共識。修憲的文字表達也過於 草率、簡陋,有害社會對根本大法的尊重。 (二)立法程序緩慢,且容易受到各種利益的干預,弱勢族群的 訴求難以充分表達出來。 (三)雖有法律的規定,但事關弱勢族群的權益,在執行上阻力很大,不容易貫徹。 (四)大法官釋憲雖能解決某些問題,保障特定的權利與自由,但這個方式畢竟不是正規的辦法,不能以 之替代立法的功能。 (五)民間人權組織日漸成長,並發揮不少功用,這在以上所說的幾項法案修訂過程當 中可見端倪。展望未來,民間人權組織的影響勢必日增,可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保障帶來助力。

二、 在戒嚴時期,外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包括國際民間組織,對台灣政府的批評與壓力,雖不能說發揮 了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卻也或多或少給予受迫害的人士相當的幫助。當年美麗島事件,政府受到國際社會 的壓力,對黨外人士的判刑不得不有所節制,即為一例。當今台灣社會政治局勢與早年已大不相同,但我 認為採用國際社會的規範,並與國際社會密切互動,將對台灣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保障帶來新的活力。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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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電子報】 第九期 來講可分為兩部分,首先,台灣應該積極籌設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自從 1991 年巴黎會議以來,聯合國極 力推動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其他形式的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如監察使制度。在過去幾年中,就以亞洲 地區來講,已經有澳大利亞、紐西蘭、泰國、斯里蘭卡、印尼、印度等國設立國家人權機構,南韓跟日本 也在籌備中。根據巴黎原則,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人權機構,最少可以有以下若干功能:第一,對任何有 關人權的問題或情況舉辦聽證會並對政府提出建言與報告;第二,協助政府修訂既有的法規或是制定新的 法規,以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第三,促進與國際機構,包括非政府組織的合作;第四,規劃並推廣人權教 育,包括在學校以及社會上非正式的人權教育。為了使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人權機構有效運作,巴黎原則 也建議該機構應該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並給予充分授權,其任務與功能也應該盡量明確,成員必須包括 社會上各個階層與團體,經費也應該充裕,唯有如此才能集思廣益並發揮預期的功效。巴黎原則以及其他 國家的經驗可以做為台灣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借鏡。 再者,台灣應該積極爭取參與國際人權事務,與國際人權機構及國外民間人權組織合作,在條件許 可之下,盡量協助其他國家推動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與保障,包括物質與技術上的援助。又台灣可以試 探加入那些不需以聯合國成員身份才能加入、簽署的國際公約,如 1979 年的「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國 際公約」 、1984 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及 1989 年的「兒童 權利公約」 。當然,如果台灣提出加入上述的國際公約,十分可能受到中國方面的反對,但既使不能達到目 的,這樣的努力也明確表達台灣際人權的承諾,且對台灣人民具有教育的作用。

三、 從以上所說,我的關懷所在是如何應用國際社會人權標準,並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的互動,來促 進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保障。這一、二十年來,台灣政局的演變已如上述,況且我國的傳統文化與思想, 對人權與自由的觀念或多或少有些抗拒。在這個情況之下,引進國際社會的規範不可或缺。另外,近幾年 政府與民間社會急欲參加國際組織的呼聲日漸高漲,希望提高台灣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並在國際社會上佔 有一席之地。如果台灣設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並藉此積極地跟國際社會互動,或許將對台灣在國際地位 的提升有所幫助,但這應是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次要目的。

3. 從綠島人權碑向前看 作者/黃 文 雄(台權會會長)

明天是國際人權日,也是美麗島事件二十週年。這天綠島的人權碑(原名「垂淚碑」 ) ,由一位老政 治犯倡導興建完成,將由李總統揭幕,這將是台灣人權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同時,國內政治版圖正面臨重 組,民主化過程也波折重重。這個新世紀交接的時刻,似乎正是針對人權和民主同時稍作回顧與前瞻,並 提出具體建言的時機。 台灣人民的人權在戰後四十年受盡踐踏後,終於在過去十年有了相當的進展。弔詭的是,這一進展 主要是民主化的結果,而非原因。國民黨為了繼續執政,被迫開放政權。政黨競爭必須以某些人身權、公 民權(例如言論出版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的權利)和政治權(投票參選)為條件,這些人權因此有了相對穩 固的基礎。這個政治妥協的餘蔭所及,帶來了其他的進步,最主要的是公民社會得到成長的空間。透過民 間的壓力,政黨和政府不得對人民的權利要求有所「零售式」的回應;例如屬於社會權的健保、某些保護 婦女和殘障者權利的立法修法、大法官某些比較進步的釋憲,當然也包括二二八及最近白色恐怖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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