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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人大釋法的啟示     梁子容 法學士 二年級...........................................................3-4 2047: 香港何去何從? 鍾芷若 法學士 二年級...........................................................5-7 紐倫港的神話:民主真的失敗了? 蔡紹鑫 法學士 一年級...........................................................8-9 政治及法治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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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晴楓 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及法學) 五年級...

Foul language is illegal in Ocea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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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Li BSS(GL) Year 3

校內談港獨 專訪英華本土學社成員 梁子容、鍾芷若....................................................................15 排版:陳伽安 法學士 二年級


人大釋法的啟示    

梁子容 法學士 二年級

十一月七日早上十時,人大常委會舉行新聞發布會公開釋法文本。司法覆核立 法會主席及梁游一案早已進入司法程序,在案件審訊期間進行人大釋法實是史 無前例。釋法無疑貶低了香港法院的地位,向香港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不少憲 法學者在各個媒介紛紛表態,筆者在此再梳理一下反對釋法的理由,以及是次 釋法帶來的啟示。 釋法為名 改法為實 不少法律學者早已表明《基本法》第104條只指明公職人員須依法宣誓,無甚 詮釋空間。普通法法制中,法庭負責解釋及應用條文,該解釋要跟其他條文兼 容。 今次人大「釋法」卻額外加入具體的宣誓要求,詳細至修改香港本地法例《宣 誓及聲明條例》的程度,在此條例之上加入了新的法律要求。人大常委就着《 基本法》第104條相關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解釋顯然地超出該字 眼可解釋的範圍:只有一次宣誓的機會丶真誠莊重的宣誓態度丶監誓人的權力 丶宣誓人政治主張不能違反誓詞內容丶宣誓失敗的後果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第104條,《宣誓及聲明條例》或《議事規則》均沒 有訂明宣誓次數丶態度。反之,《基本法》第79(7)條說明,如立法會議員行為 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後,立法會主席 才能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一位議員的行為是否不檢或違反誓言或涉 及價值判斷,此項項憲法要求保障了民選代議士及選民意志,確保議員資格不 會被貿然褫奪。可是,釋法說明監誓人有權裁定不符合釋法的宣誓為無效,容 許監誓人便可以憑個人主觀感覺,裁定宣誓人不真誠地宣誓,繼而褫奪其擔任 公職人員一職。如此,監誓人一人的權力便能夠僭越各個現存公職人員的委任 機制,甚至選民意志。


「釋法沒有追溯力」 法律的確定性 (Legal Certainty) 是法治重要的一個元素。法律只適用於其生效 以後的行為,不具追溯力(non-retrospective)。一般法治原則是作出行為當時犯 法才算有罪,此要求令普羅市民作出不同行為之前清楚了解可能引致的法律後 果,從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普通法法制下,因為法律條文一直存在,司法 機關釋法內容都具有追溯力。至於人大釋法是否具有追溯力,1999年由「吳嘉 玲案」所引起的第一次人大釋法涉及居港權問題,法庭指出其可追溯自1997年 7月1日。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聲稱因為《基本法》第104條一直存在,今次釋法可 追溯至《基本法》實施時。雖然釋法文本沒有提及追溯力,但上文已提到今次 釋法涉及修改本地法律,具追溯性的「釋法」嚴重削弱了法治要求的法律確定 性,也侵害了《基本法》第39條「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 不得限制 (shall not be restricted unless as prescribed by law.)」。 於筆者而言,是次釋法反映了香港人普遍理解的法治與「中國式法治」的衝 突:在一般普通法地區,釋法權在司法機關手上丶憲政(Constitutionalism)亦 強調以限制政府權力及保障人權為尚;中國的立法機關卻擁有解釋法例的權力 丶中國法治似乎仍流於「有法必依」的層面,法律常作為單純的管治工具。如 前大律師公會石永泰所言,《基本法》第158條讓人大有權釋法的條文的存在 是一個政治妥協:中央既要堅持法律解釋權,又明白保存香港法治精神的重要 性。若中國政府頻頻肆意盡用權力,香港人反噬的決心只會愈趨龐大。 本文章寫於區官頒下判詞前,無論結果為何,任何一方皆有法律理據爭取上 訴。筆者渴望法院在這不安的氛圍中能作出幫助我們思考釋法在普通法法制下 應有效果的判決 。 (後記:懇請諸位讀者謹記,釋法不影響梁游案件裁決並不代表釋法沒有影 響。第一,釋法為長遠情況建立準則,可能影響其他公職人員的資格。第二, 不少人質疑法官不自覺受釋法影響,可見是次釋法已動搖法治基礎——公眾對 司法獨立的信心。)


2047

    香港何去何從?

鍾芷若 法學士 二年級 根據基本法第五條,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將維持五十年不變。 換言之,我們無從在條例中得知2047後的發展方向。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落實之 初,2047年似乎遙不可及,但時光流逝,轉眼之間香港已回歸中國近二十年, 我們不能再逃避此問題。筆者將以法律及政治的角度淺談香港2047年後的去 向。 首先,我們要留意第五條所述的限期只覆蓋「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並 非基本法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從字面上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 詮釋非常廣闊,既可包含基本法第五章所列的經濟政策(財政、金融、貿易和工 商業),以及第六章涵蓋的教育、科學、文化等社會方針,更牽涉第三章的基本 權利及義務。驟眼看,若中央政府有意於基本法落實的五十年後將香港與內地 同化,即於香港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亦不無法律依據。 另外,根據基本法第二條,香港實行高度自治,可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及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一百五十八條卻列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 常委會。1999年的劉港榕案中(居港權問題),終審法院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 並點明此釋法權不限於關於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 的條款。這毋庸置疑縮窄了香港的自治權。若人大常委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並無 實質限制,那麼香港的自治和獨立司法權將受到極大制肘。另外,根據吳嘉玲 案(2),終審法院澄清法庭不會質疑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程序所行使的合法 釋法權。但一個關鍵問題尚未解決: 若人大對香港所通過的議案不符合基本法原 則及程序,香港法庭有沒有司法管轄權去推翻該議案?


但鑑於各種政治考慮因素,基本方針被大幅改變的可能性較低。 第一,香港近年發生大大小小的政治爭議,例如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等。雨傘運動後,香港政治局勢產生新局面,除了有傳統 的建制和民主派,還有受年輕一代支持的本土派。雖然建制派一如以往擁護中 央政府及國家主權,但他們大部分均支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若中央政府違 背港人意願,貿然推動香港現有根本政策的改變,導致制度的崩塌,社會憤怨 會一觸即發,各界群起反抗,屆時政治和社會危機會不斷湧現,情況不堪設 想。 第二,鄧小平曾提及制定五十年不變方針的原因: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符合中國 現代化需求,以及推動與台灣和平的關係。可見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方針著重穩 定發展,而推倒香港的百年基石只會塑造更深層次的矛盾和衝突,不但影響香 港,亦不利於中國整體的發展,始終一個紛亂的香港對中國並無好處。 第三,於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列出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例如保護基 本權利及自由。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中國政府會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於香 港實行。有人指出即使中央政府違反基本法所列之原則,英國政府鑑於中國的 國力,亦不敢作出公然譴責。但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以及中國的國際聲譽和 國際地位或多或少會對中央構成相當的政治壓力。 近年亦有人談及香港獨立,港獨顯而易見違反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亦違反中國憲法。此等方案顯然不能被中 央政府接受,而且亦不可行。但一個發展成熟的公民社會應包容多元聲音,對 政府的批評、指責或其他政治異見不應受無理打壓,否則民主制度和基本權利 會被踐踏,而政府的施政亦不能真正回應社會各界的訴求。筆者絕不支持港 獨,但絕對支持政見的交流和討論。 另一個爭議點是地契問題,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第二條指出,除短期租約及特 殊用途的契約外,已由香港英國政府批出的1997年6月30日以前滿期而沒有續 期權利的土地契約,最長可續期至2047年6月30日,不須補地價,並要每年繳 納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租金。此條例實際適用於香港大部分物業的地契。至 今距離2047年只有大約三十年,有不少業主擔心屆時將喪失業權,而金管局亦 於2012年將按揭年期上限更改為三十年,引起不少有未來業主的關注,擔心按 揭年期上限會進一步收窄、供樓完畢或須補地價或即使獲續期亦需繳付更高地 租。 早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出政府將實施的方針將與九七年回歸時的做法相同, 呼籲港人毋須憂慮。雖然局長向市民派發定心丸,但政府尚未真正確立有關政 策,因此地契問題仍屬未知之數。


人大常委會第五次釋法-逆轉香港命運? 香港回歸不足二十年,人大常委會已第五次就《基本法》釋法,2047年的大限 好像忽然已迫在眉睫。也許沒有人預想到一次宣誓風波竟能牽起重大的憲制危 機。十一月八日早上,人大常委會一致通過有關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主要有下列爭議點:(由於網上有各類詳細解釋,筆者只作簡略說明) (1)有關司法程序尚未完結,法庭還未宣布審判結果。人大先發制人,妨礙司 法程序,向法官施予政治壓力,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2)人大常委會似乎以釋法之名修改基本法,違反第一百五十九條「修訂基本 法」嚴格的程序規定。 (3)人大常委會亦有修改本地條例《宣誓及聲明條例》之嫌,唯人大並沒有修 改本地法律的權力。 是次釋法引起軒然大波,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信心嚴重被削弱,而香 港的百年基石 - 司法獨立、法治等核心價值也遭受致命的一擊。 然而,有人認為宣誓風波的兩位主角鼓吹港獨,在莊嚴的就職典禮公然侮辱中 國,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因此中央唯有透過釋法的手段去宣示以及維護國家 主權。 筆者並不認同兩位的行為,但民選議員的權利不應被粗暴的政治手段剝奪。《 宣誓及聲明條例》中已清楚說明宣誓具法律效力,至於何謂拒絕宣誓應由法庭 就普通法原則及先例詮譯。這個關乎基本政治權利的問題不應受制於黑箱作業 的政治操控 。 究竟這是一國之下無可避免的常態,還是對兩制的衝擊? 雖然文中上半段所述的政治因素可能會促使基本方針的延續,但人大常委會的 釋法權、香港的民主發展等議題一日未解決,港人自治的根基不會穩固,一國 和兩制不能和平共存,政治危機亦因而不斷加劇。 也許核心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和香港制度上的差異。當雙方對法治、三權分立等 有迥然不同的見解,衝突無可避免。但差異本身的存在並非必然絕路,若中央 政府能本著和而不同的心態,並嘗試去理解港人的心聲和訴求,雙方達成共 識,一國兩制才能成功運作,2047也不會再是令人聞之色變的大限。


2016年8月,先有選舉主任拒絕承認梁天琦的參選資格,導致梁天琦入稟法院 要求選舉呈請。及後,由於梁頌恒及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時,說出懷疑與香港獨 立相關的字詞,監誓人指自己無權為兩人監誓,之後亦拒絕為兩人再度監誓。行 政長官梁振英及律師司司長袁國強入稟法院,要求法院裁定梁頌恒及游蕙禎二人 因首次宣誓的行為已構成拒絕宣誓,因而應取消兩人的議員資格。2016年11月 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司法界亦 於2016年11月8日舉行靜默遊行抗議。2016年11月15日,高等法院就梁頌恒 及游蕙禎宣誓一案頒布判詞,判行政長官及律師司勝訴。十月以來,立法會大會 長期因宣誓事件而陷於停滯。除了梁頌恒及游蕙禎兩人的宣誓遭司法覆核,亦陸 續有人入稟挑戰其餘泛民主派議員的宣誓。 無可否認,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同時捲入這次宣誓漩渦。霎那間, 政治與法治的界線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論法院如何判案,亦都會 影響到行政、立法及司法在接下來的日子的關係。更甚者,法院最終 如何詮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亦會影響到司法機關在《基本法》下擁 有的權力及責任。 法院應該何去何從? 三權分立到底是否仍然存在? 法院在現今的社會氛 圍下,放棄三權分立下現有的節制,而主動介入行政及立法之間的糾 紛,以案例及判案支撐香港的法治,或甚應轉向所謂的司法積極主義 (Judicial activism)?

政 法

有說,是次宣誓風波可以視作行政機關企圖濫權干涉立法會。民選議員的去留本 就不可由不民主的行政機關決定。法院認可行政機關是次入稟,行政機關的權力 只會更顯膨脹,加劇立法機關一直以來的弱勢。同時,法院等同拱手相讓回歸後 努力爭取的空間,容許行政機關有權用盡,依法弄權,最後無法達義。

的 界 線

劉兆佳教授在《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指出,公民社 吳 會及法院於回歸初期,行政機關未能樹立威信及主導話語權時趁虛而入,從而奪 晴 去行政機關自殖民地年代的話語權。他又指法院及司法界進一步利用解釋《基本 楓 法》的權力為行政機關設立重重關卡,使一國兩制的實施及原意不能完全實現, 畫虎不成反類犬。因此,在於劉兆佳教授而言,法院不但不應進一步擴充話語 權,反而要理解一國兩制的原意是讓行政機關主導政治及政策,服務國家,而不 是以行政覆核、違憲覆核、基本法詮釋等等令行政機關難堪。 的確,香港在九十年代前仍未有《香港人權法案》,法院在公法的角色顯然受 限,而自《香港人權法案》及《基本法》以來,香港法院於保護人權方面 確實 擴充了不少的權力。不論是以甚麼理論解釋,法院由吳嘉玲案、劉港榕案、楊美 雲案、丘旭龍案、孔允明案等,以至2015年的希慎興業 訴 城規會案,逐步為香 港的公法建立了更完善的制度及理論。由始至終,法院並非由市民以民主制度授 權,卻可在詮釋案例時填補以往公法空白之處,甚或自由發揮,如在解釋《香港 人權法案》時直接引入歐洲人權法庭的相稱性測試。在吳嘉玲案中,終審法院更 史無前例地裁定其有權覆核人大常委會的非法決定,反映出法院如何自覺保護自 身的權力。


不過,即使法院如上擴充權力,亦只能被動地基於已有案例,不能亦不會在沒 有訴訟下主動釋法。若論民主成份,司法機關比行政機關更不民主: 行政長官起 碼也經間接選舉產生;反之上至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下至裁判署特委法官,沒 有一人由選舉產生;除了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需經立法會首肯,大部 分法官都不會受到代議士的監察。在這情況下,法院自身既不民主,以「保護 民主」為由抗衡不民主的行政機關似乎難以服眾。 同時,若法院徹底放棄三權分立,只會違反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中法院基 於三權分立為自己設下的限制。自相矛盾不但乃大忌,而且更會大開法院之 門,讓無盡的行政及立法糾紛湧入法院,消殆真正需要的資源及時間。同時,      也令立法機關失去自身用來調和衝突的功用,對壯大立法機關的功      能無益。

治 治

的 界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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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科 學 學 士 政 治 及 法 學 五 年 級

2015年,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因否決陳文敏為副校長(人力資源) 後,有人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法庭介入及覆核校務委員會的決 定。在去年十月的期刊中,我曾寫道,讓法庭處理、解決政治事 件,是否真的對香港的法治有益?當我還期待法院就校務委員會一 案,嘗試處理政治及法治之間的界線時,一年之後,整個香港也翻 天覆地。

一年之後,我仍然認為法庭不應干預政治運作。法院作為三權下最受尊重的一 權,更應為香港樹立榜樣,政治及法治之間的界線儘管有時未必能劃清,但在 三權分立的原則下,法庭不應干預政治運作,亦更應自覺及節制不應插手干涉 行政及立法機關。普通法的原則已是香港人的基因的一部分,即使行政或立法 濫權,試圖將政治及法治混淆,我相信最後法治仍能維持下去。 後記 下筆之時,高等法院尚未頒布有關梁頌恒及游蕙禎的判詞。判詞頒布後,法院 確認行政機關有權就立法會議員宣誓事宜入稟法院。法院同時亦裁定宣誓這一 行為不屬立法會內部事務,但監誓人亦沒有最終決定權,而法庭是有最終的判 決權。 法院界定宣誓不屬於立法會內部事務,客觀上是一個法律的決定,縱使法院沒 有放棄三權分立的原則,實際上卻開創先例,讓未來行政及立法糾紛可以以決 定是否屬於行政或立法內部事務為名湧入法院。於是,決定內部事務的性質將 會是第一道門檻讓法院解決紛爭。政治與法治的界線,似乎將更難定義。不 過,在行政及立法的威信不足的時候,讓法院解決糾紛,也許是讓香港走出困 境的方法,當然,法院是否從此變成磨心則需拭目以待。


紐倫港的神話:民主真的失敗了?

“直接將釋法扯至民主政制的失敗,而不考慮人民及法院的決定,這才是民主的失敗。”

蔡紹鑫 法學士 一年級

周保松教授在《政治的道德》中提及,自由主義中民主社會的基礎是每個公民, 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這是人作為社會成員最基 本的道德權利。美國選民用選票令政治素人特朗普入主白宮,迎接全球反精英主 義時代。六月的英國退歐公投反映出地區分佈的經濟情況,強烈地表達了英格蘭 民眾對歐洲的懷疑。在香港民主體現方面,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基本法第104條 的解釋後,被泛民主派指超越釋法的範圍,是實屬修改基本法及破壞司法獨立, 第五次釋法觸發法律界人士作出無聲遊行。在風雨飄揚的國際政治氛圍上,這些 事件又是否體現民主的失敗呢? 根據美國在大選作出的票站分析,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在總得票數上較對手多出 20萬票左右,但卻因「選舉人票」比特朗普少了51票,而落敗選舉。但選舉人 團的制度其實正好彰顯了民主精神。 在此,我們必須要深入理解美國總統選舉中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 的制 度。此制度可以被形容為一種間接選舉的民選制度,由各州份的民眾選出代表, 再由這些代表投票選出總統。選舉以州為單位,支持度最高的候選人可以得到全 州的所有選舉人票(Winner-take-all)。美國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國家,有賴於北 美十三州在1781年簽訂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各個州份不 Photo: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e-paper/20161109/large/1478676741_856e.jpg


再只顧及自身的利益,而此條例則成為了及後聯邦政府中選舉人團代表的一大背 景。現在廣受爭議的選舉人團制度,其實正正是促使到美國不同州份協作的偉大 基礎,是維持民主體制的基石。 在過往的選舉中,民主黨在大州會得到更多支持,受惠於比較多少數族裔及移 民居住,在基層民眾的數目較多的地區,也會較傾向支持民主黨。而在中部的 小州,鄉郊地區的保守選民數目最大,因此會傾向支持共和黨。在這次選舉中, 特朗普獲得部分鄉郊地區接近九成五的支持,更在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佛羅里達州(Florida)與俄亥俄州(Ohio)這三大搖擺州獲得六十三張 的選舉人票,反映出美國反精英主義的湧現。在受壓於外地移民的競爭 下,鄉郊地區民眾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他們受夠了專家學者的分析,精英在社會 上的參與。他們要求重奪主權,表達經濟訴求。反精英主義成功讓看似說話不經 大腦,刻意政治不正確的大商家特朗普入主白宮。美國民眾厭倦精英壟斷社會, 用選票將希望寄託於特朗普激進的封鎖政策,雖然消極,但民主體制的精髓卻得 以彰顯。 回顧英國退歐公投,《華盛頓郵報》指出「世代是今次脫歐公投最主要的分歧。 」年輕人與老人在對於未來經濟發展上有着不一樣的見解而造成公投的一大爭 議。年輕人則較看重留於整體傳統歐洲市場的經濟機遇,對移民問題亦較寛容; 反之移民問題令英國陷入文化過多,語言不同的問題,令長者感覺生活已被打 擾,是老年人口較支持脫歐的原因。在地區方面同樣面對著兩極的對立面,蘇格 蘭支持留歐的民眾比脫歐人數多一倍,但威爾斯卻出現著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歐洲民族主義崛起與英國退歐公投被通過後,我們不難發現政治的新時代正在 慢慢發展,各國民眾期待着新政治局面可能帶來新機遇。我們希望被認定為具有 反思實踐能力,道德批判能力的自由人。民主制度之所會失敗,主要來自當權者 濫權或被統治者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認為英國民眾是老人癡呆,妄下判斷,漠 視社會需求時也不妨看清英國就業機會的數據,貧窮人口的比例。在定性民主能 否有效彰顯前,也可以梳理民生情況,尊重民主結果。 在香港民主體現上,在人大釋法會否對香港三權分立造成破壞上,相信各界學者 的連日來的討論已包括了所有可以討論的角度。因此,筆者想將在此討論關於愛 國主義及梁游因果報應論。 《基本法》第一條清楚說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這是無可爭辯的地方。但對於因為愛國主義或純粹討厭議員們,盲目同意釋 法而未有就當中的結果或影響作出思考,實非理想的自由人。在大是大非前,保 持理性思維相信是最困難的事情,即使今天立場互換,基於厭惡中國而反對釋法 的亦如是。宣誓誓詞中「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含意,待任議員是否真誠準確地宣誓 等,皆是法律問題,無關民主的成功與否。決定民主成功與否,人民的理性更重 要。直接將釋法扯至民主政制的失敗,而不考慮人民及法院的決定,這才是民主 的失敗。


Foul language is illegal in Ocean Park?! Bonnie Li BSocSc(Govt&Laws) Year 3 My knee-jerk reaction is to laugh at the bizarre local law which labels the use of obscene language in public areas of Ocean Park as a criminal offence. How and why can foul language be criminalized in Hong Kong, a liberal society that uphold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n daily lives, the mass media,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even Basic Law? Under s.5 “Conduct of public” of the Ocean Park Bylaw (Cap. 388B), offenders may be liable to a fine HK$2,000 and imprisonment of maximum one month. Similarly, on the MTR, it is prohibited to “use any threatening, abusive, obscene or offensive language: Mass Transit Railway By-laws (Cap. 556B) 28H “Abusive language”. The practical impact is that the foul or abusive language is deemed to be able to cause nuisance or annoyance to any visitor to or to any animal in Ocean Park or the MTR. If this is not outlandish enough, the more astonishing feature is that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obscene language” is not given in the ordinances, thus it can potentially cover a wide range of vocabulary. Curse-words are part of our lives! Swearing can be a response to vicissitudes of life. When your phone slipped through your fingers and hit the concrete floor hard, or you just missed the hourly bus by a split-second, “what the fxxk?” may be an entirely normal or even near-reflex reaction for some. Profanity may even be a coping mechanism and a form of anger management. Dropping the f-bomb lets off some steam. Profanity exists in every culture. Whether in literature or pop culture, coarse language helps deliver a jolt and a pinch of realism as well as playful comedy. For example, a common euphemism is 七 (cat1; seven), which sounds the same with 刷 (to brush) and 賊 (thieves). As a result, thieves that are easily caught by the police are often intentionally described as ban cat 笨賊 (stupid thieves) in the newspaper to achieve the humorous effects from the phrase “ban cat”. Photo: http://vignette2.wikia.nocookie.net/evchk/images/7/7e/2c5a854a243304caef75b3044086d1b7.jpg/revision/latest?cb=20121107025703


With careful maneuver, swearing can enhance our sense of humour and promote social bonding. According to Natalie Angier, a science journal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 free flow of foul language among close friends may signal harmony instead of hostility. Freedom vs. Morality So, at issue is whether foul language is a question of right or wrong or a matter of taste? British philosopher Bertrand Russell famously said that “obscenity is whatever happens to shock some elderly and ignorant magistrate”, suggesting it is purely a matter of taste. Undoubtedly, under John Stuart Mill’s Harm Principle, the scope of private liberty should only be limited when the act in question harms others. Nevertheless, the element of human’s natural repulsion should not be disregarded. Is it truly just a string of syllables that can be freely exercised by anyon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true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agina” an anatomy term and “cxxt” as an abominable abuse is purely arbitrary. However, substituting the former by the latter in formal occasions may render most people feeling prudish about it. Instead of curtailing freedom of speech, limitation on foul language may imply civility. For instance, the venerable newspapers New York Times, a bastion of free speech, have adopted an internal profanity policy to preserve “the newspaper’s character” and “civility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Decorum and manners does not contravene honest reporting, instead, it is the path towards responsible journalism. But should “shocking the public conscious” or the pursuit for civility justify the criminalisation of obscene language? The Law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USA, the right to express in foul language is not absolute. Fighting words are unlawful. They are defined as words “which by their very utterance inflict injury or tend to incite an immediate breach of the peace”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5]). However, in Cohen v California[6], Justice John Marshall said that “one man’s vulgarity is another’s lyric”, and ruled that an individual had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wear a jacket bearing the words “Fuck the Draft” into a courthouse. The Supreme Court distinguished the two as “simply public display” as opposed to a direct insult or intent to incite harm. Profanity is also unlawful when it amounts to true threats with serious expression of an intent to commit an act of violence to an individual or groups of individuals (Watts v United States[7]). In the UK, under s.5(1) and (6) of Public Order Act 1986, it is an offence to use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 within the hearing of someone likely to be caused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by them. Disorderly, offensive, threatening, indecent and violent language is also punishable in Australia[8]. The Law on Profanity in Hong Kong Freedom of Speech i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Art. 27) and the Hong Kong Bills of Rights Ordinance (HKBORO). However, it is never an absolute right, and it is subject to


certain restrictions. The only restrictions on free expression permissible by constitutional law are those that are (1) prescribed by law; (2)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in Art. 16 of HKBOR[1], i.e. restrictions must be necessary for (a) respect of the rights or reputation of others or (b)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of public order (ordre public) or (c) of public health or morals. Maintaining a fair balance between public morality and personal liberty of speech is the crux of the debate. It is trite law that the court will apply the rationality test[2]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test[3] in determining whether restrictions on fundamental rights,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e lawful. In 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HKCFA 10, protesters were waving extensively defaced national and regional flags that were cut out, blistered with black ink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shame” (恥). The acts contravened s.7 of the National Flag and National Emblem Ordinance as desecration of the flags took place in the public. Reviewing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is law, it was held that there is a legitimate aim as the national flags are symbols of nationhood and sovereign, which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public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argued that national flag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national unity but the dark and corrupt si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falls out of the protection of Art. 16 of HKBORO. This comprehensive web of legal entrenchments and the expediency of the courts guarantees a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ideals when tension arises. Unfortunate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nuanced approach is water-downed when a political dimension is thrust into the scene. Whether it is the primary school teacher Alpais Lam (林慧思) shouting expletives at police during a street protest in August 2013, or Sixtus Leung and Yau Waiching’s oath taking ceremony in Legco, it is no longer a simple matter betwee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constraints, taboos and decorum. In answering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constitutional to ban all foul language in public places such as the Ocean Park or the MTR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not an absolute right. However, the limitation on thi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should be cut down to its minimal. After all, its value lies in our belief that the best path to truth is a free contestation of idea. [1] incorporated by Art.39(2) of Basic Law [2] the restriction of expression should be rationally connected to a legitimate purpose [3] the restriction of expression should be no more than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legitimate purpose. [4] They are seven English-language words that American comedian George Carlin first listed in 1972 in his monologue “Seven Words You Can Never Say on Television”. The words are: shit, piss, fuck, cunt, cocksucker, motherfucker and tits: James Sullivan: Seven Dirty Words: The Life and Crimes of George Carlin, p. 4 [5] 315 U.S. 568 [6] 403 U.S. 15 (1971) [7] 394 U.S. 705(1969) [8] Queensland (Summary Offences Act 2005 s 6), New South Wales (Summary Offences Act 1988 s 4) and Victoria (Summary Offences Act 1966 s 17) all have laws that cover offensive language in public.


校內談港獨 專訪英華本土學社成員 文/梁子容 法學士 二年級 訪問/梁子容丶鍾芷若 法學士 二年級 八月中,選舉管理委員會拒絕承認「獨派」丶「本土派」候選人 參與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資格。與此同時,多家中學相繼有中 學生及舊生成立本土學社丶國是學會,準備在開學後向全校宣揚 香港獨立理念。面對本土關注組湧現,政府頗為反感,梁振英更 以「講粗口」喻談港獨,雖不犯法,但校規往往比法例嚴格,學 生屢勸不改可能會被趕出校。 究竟同學成立關注組目的為何?學校如何回應同學自發的宣傳? 中學生可以為香港付出甚麼?香港大學學生會法律學會時事委員 會訪問了「英華本土學社」發言人陳沛聰Degas,了解本土學社的 成立,以及往後的宣傳計劃。 大專多宣傳 少組織target中學生 由於大專院校倡議本土或港獨的組織林立,但社會上又缺乏向中學生宣傳本土及港獨理念的 組織,陳同學遂與幾位英華書院舊生丶學弟成立「英華本土學社」。Degas直言本土學社旨 在讓中學生在求學階段多了解香港獨立的理論,「例如香港獨立的可行性或條件,獨立後的 運作等從而鼓勵中學生對香港前途多討論多想像,再自行決定應否支持香港獨立。」 至訪問當日,本土學社曾在校外派發傳單宣揚本土理念,議題包括保留香港獨有本土文化, 阻止「普教中」,同學亦曾派發宣傳港獨的單張。在校園內,成員亦有向同學解釋成立本土 學社的原因。學弟反應正面,更有同學主動加入本土學社。據Degas所言,不少家長都關注 本土學社的成立,但他們普遍仍相信兒子能夠理性丶獨立地思考不同方面的資訊。 各校反應迴異 母校持開放態度 九月開學,不少中學本土關注經同學自發於學校門口派發傳單,當中不少學校(尤其是官立 中學)態度較保守,阻止同學派發港獨單張。「有中學用法律條文大(嚇)學生,要求同學 停止運作本土關注組,幾過分」。可幸的是,英華書院對本土學社態度頗為寬鬆,一方面 不阻止學社宣揚自己理念並倡議港獨,另一方面容許通識科老師跟學生討論港獨,並計劃設 置壁報板,讓師生就港獨議題作涵蓋正反立場的討論。校方希望同學不要只接收單方面的資 訊,而是做到兼聽則明,實踐批判思考。 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認為中學生應專注求學,少理政事,但Degas認為中學生絕對有能力親身 參與政治行動,「之前反國教丶雨傘革命就係好例子,中學生參與係好重要,引起到好多關 注」。 相信本土終成主流 除了中國政府對本港政務的干預,香港人的生活也愈來愈受中國人所影響,每日150個單程 證來港名額丶水貨客肆虐推高物價,令本土意識逐漸醞釀,Degas因此相信本土意識必然會 成為主流。談到往後的發展路向,Degas希望與其他中學本土關注組籌備聯合論壇丶座談會 等,邀請本土派人物作嘉賓,讓更多中學生思考香港未來路向。面對香港二次前途,未年十 幾年將成關鍵,「我地年輕一代有幸接受教育,亦係未來社會棟樑,應肩負社會責任了解各 個可能路向」。他寄語學生應主動帶動有關討論,在僅餘時間思考香港應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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